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前两天，我写了一篇讨论杭州和武汉未来发展前景的文章，评论区很热闹。在这样的讨论里，很多人喜欢把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出个高低来。这些年来，关于杭州制造业“空心化”，脱实向虚的批评历来不少，我在近三年前写过《杭州没有走弯路》，其中的观点已经很清楚，当下仍然适用，这篇文章就不重复了。我今天想讨论的是，在当下的宏观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其实，在中国，重生产，轻流通，有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古代统治者认为，作为生产环节的农业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而商人不过是低买高卖的投机者，“士农工商”四民之分，商人的社会地位敬陪末座。到了现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决策层最重视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是“工农业总产值”，工业和农业这样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部门最受重视，而商业和服务业并不重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于内，庞大的商业网络能够最大限度聚合海量需求；于外，中外的贸易交往使中国得以获得巨大的外需红利。人们对商业，对服务业也逐渐有了不同的认识。综观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从全国到地方，一度都把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比重作为政策目标。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产值也高居世界第一。但是，在十几年前，社会主流舆论并不会认为，因为制造业重要，服务业就不重要。然而这些年，舆论场上一些人对服务业的质疑、批判和鄙视却越来越多。服务业，本质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活性服务业，第二类是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是餐饮、住宿、旅游等和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其实，大众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正当性，并没有太多质疑。生活性服务业代表着“烟火气”，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方面。疫情结束之后，淄博、哈尔滨、天水，一个个“网红城市”的出圈，特种兵旅行的大行其道，就连官方都是乐见其成的态度。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同了。生产性服务业，概括起来，就是不直接和居民消费相关，主要服务于其他企业的服务业，各类“高端服务业”都属于此列，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金融、财会、审计、法律、咨询等各个领域。长期以来，高端服务业是产生高薪就业岗位的主要领域，许多地方都重视高端服务业，把高端服务业视为产业升级的标志。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当下仍然在鼓励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高端服务业都被视为都市最核心的产业功能。但在民间，却有很多声音认为高端服务业并不重要。“工业党”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工业高”，核心论据主要有几点：其一，相较生活性服务业，工业技术含量更高，有更重大的战略价值，关乎国家间竞争的大局。其二，相较生产性服务业，工业才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很多“高端服务业”本质上只是投机。其三，工业才能支撑起一个地方的GDP，没有工业一个地方的经济就会塌陷，房市就会崩盘。然而，这几个观点究竟是否成立呢？先来看工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比较。比起餐饮娱乐文化旅游，工业当然技术含量更高，但它也有局限性。第一，工业消费的天花板更低，一个人能买几辆车，能买几台电脑，几部手机呢？任何的工业消费，都会有物理上的极限。然而，在不考虑预算约束的情况下，一个从一周下一次馆子，到一周下三次馆子，从一年旅行一次，到一个季度旅行一次，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换言之，从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增量来看，大部分的新增量只能出现在服务消费领域，而不是工业实物消费。第二，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在当代社会，工业其实是就业吸纳能力很低的产业，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业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自动化乃至未来AI的应用，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创造单位财富，工业能够吸纳的就业人口会越来越少。2022年，在全国大约7.3亿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蓝领只有2.1亿，然而包括服务业蓝领和白领在内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却高达3.4亿。在2.96亿全国农民工里，从事第二产业的1.41亿，从事第三产业的1.53亿，服务业蓝领已经超过了制造业蓝领。由是观之，制造业当然关乎国家大计，而服务业在稳就业和扩内需上的战略价值同样重要。再来看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较。这些年，关于高端服务业的批判已经很多，我不赘述。但高端服务业真的不重要吗？我们不需要金融，不需要互联网，不需要咨询，不需要律师了吗？发展这些产业就是“脱实向虚”吗？我不想再掰扯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不是实体经济这样的概念。但我们应该回归常识，高端服务业当然很重要，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显然是不可替代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实体企业，也需要资金融通，也需要交易平台，也需要营销渠道，也需要专业服务。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服务，实体企业能够单打独斗地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吗？很多人把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对立起来，仿佛一个地方必须在这二者中“二选一”。当然，中国有北京这样的不太发展制造业的城市，但对绝大多数城市而言，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是正相关，而非负相关。制造业企业越多，越强，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就会越高。上海、深圳都是工业和高端服务业都强的城市，杭州这些年为什么也发展起来很多高端服务业，最重要的底气还是杭州有大量的上市公司总部，更有浙江省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腹地。最后再来看看GDP。GDP是增加值概念，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工业，尤其是汽车、电子等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最能够支撑GDP。所以，这些年，不管是通过招商引资，还是扶持本土企业，只要是在相关领域有较大产能的城市，GDP表现都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一个城市的工业产能比较低，就说明工业能力差吗，这显然是两回事。比起GDP数值，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制造业总部，掌握哪些制造业技术，要关键得多。有的人把城市的房价变动，和工业表现直接关联起来，更是毫无逻辑。一个城市的房价表现如何，是多因性的，本文不展开说，但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城市的房价和这个城市的工业GDP之间，几乎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有的城市工业很强，比如长沙、重庆，但房价一直很低。但上海、深圳工业也很强，房价却一直高企。城市的房价受人口流动、土地供应、高薪岗位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和工业GDP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在太远。最近一些文章分析杭州房价调整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杭州不重视工业导致经济跛脚，实在是谬以千里。首先，今天能够在杭州买房的人，最主要的群体当然还是从事服务业的白领和金领，本来就没蓝领工人太多的事；其次，如果说是杭州工业不行导致的房价下行，那看看那些工业很牛逼的城市，谁又没有进入房地产的下行期呢？所以，“工业党”对工业和服务业关系的种种偏颇认识，其实是站不住脚的。经济运行是个复杂系统，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凭空设计。在当下，我们更应该对不同产业的地位、作用有冷静、客观的认知。中国经济正在面临挑战，经历阵痛。什么是正确的应对之道？看国内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产能过剩。如果不是上游产业链上的极度内卷，怎会有拼多多这样完全无条件站消费者而压榨上游商家的商业模式成立？看国际市场，全球需求整体并不高涨，地缘政治冲击随时可能给中国外贸带来新的影响。中国当然需要制造业的升级和关键技术的突破，但绝不需要制造业产能的大规模扩张。中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长期低位徘徊，过剩和通缩的阴影已经笼罩，我们还要搞“唯工业论”吗？那只能加剧国民经济的整体失衡。现在中国经济最急迫的短期任务，还是扩内需，还是稳就业。服务业是什么？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服务我，我服务你，电影院售票员下餐馆，餐馆服务员看电影，最终通过消费内容和频次的增加，大家都挣得更多，花得更多，形成正向循环。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房地产引擎已经熄火。谁能替代房地产？以中国经济此前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之高，无论是服务业还是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制造业，都可能填补房地产的真空。但我们还是要有认知和判断，更大的需求增量只会来自消费端，如果国内消费起不来，收入起不来，任何海外市场都消化不了中国巨大的工业产能。有人会说，全球产业链已经在外移了，外资已经在撤离了，还需要担心中国产能过剩吗？当然。中国当然需要外资，尤其是需要相对高端的产业链布局，对于这些产业中国当然要“能留则留”“应留尽留”，但如果中国本土的市场需求不能保持旺盛，中国又有什么挽留外资的筹码呢？同时，外资的以“去风险化”为由重构产能分布减少在华投资，和中国大量行业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的无效内卷并不矛盾，这两件事同时都在发生。在过剩时代，服务业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只有服务业，才能撑起更多的城镇就业，才能挑起扩内需的大梁，才能为制造业提供下游的出路。城市要扩张，要聚人气，要靠服务业。国家要发展，要有活力，也得靠服务业。一说到不能只关心工业，也要重视服务业，还有人会举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后导致经济空心化的例子来反驳。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说，中国的服务业才发展到哪到哪？中国到底是消费不足呢，还是消费过度呢？别人的问题是瘦子厌食，你的问题是胖子贪吃，你还没减肥成功呢就开始担心体重过轻了，那实在是为时过早。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工业和服务业无疑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而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下，它需要被一再重申。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2024年各地的GDP初步核算数，在年初就出了。在总量前十的城市中，杭州和武汉的排名再次易位。杭州以20059亿元略微领先武汉的20011.65亿元，重回城市GDP第八位。我当时没有分析这个变动，因为只看快报数，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各个城市2023年的统计公报陆续公布，人口数据也相应出炉，就可以做深度分析了。单就2023年而言，杭州和武汉两座城市的实际增速分别是5.6%和5.7%，基本差不多，杭州比武汉还低0.1个百分点。杭州之所以反超武汉，很可能只是因为价格因素。两市GDP的差值也只有48亿，差距也很小。总体来看，两市的经济总量仍在伯仲之间。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武汉和杭州两座城市的GDP总量一直咬得很紧。2013年，武汉超过杭州。2016年，杭州反超武汉。2018年，武汉再次超过杭州。2020年，杭州再次反超武汉。2022年，武汉第三次超过杭州，2023年，杭州第三次反超武汉。我个人并不太关心各个城市每一年的单年份经济表现，我更关注城市发展的长期势能。杭州和武汉的总量之争一直很激烈，我关注的是，这场竞争何时能分出胜负。2023年的数字，当然不意味着杭汉之争的胜负已见分晓。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杭州在和武汉PK经济总量时的优势，已经逐渐显现。具体原因，后文详述。GDP是怎么算出来的什么是GDP？简单地说，它是一个增加值概念，衡量的是一个阶段全社会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总量。对于一个城市而言，GDP最主要的构成因子其实包括四个——工业、投资（地产和基建）、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活性服务业，就是餐饮、零售等和居民消费直接相关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产业提供支撑的，各类高端服务业，譬如金融、互联网、会计、法律服务、咨询等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国民经济核算是个很专业的事，本文不详细展开。但是可以简单介绍一个结论，对于工业品而言，衡量增加值会比较容易，但对服务业来说，增加值的统计会更困难一些，尤其是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会低估的。很多人直观的感受是，杭州比武汉发达得多。的确，杭州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指标，如资金总量、上市公司家数和总市值、人均收入、龙头企业等，都远强于武汉。但为什么杭州GDP对武汉并没有明显优势呢？因为杭州的服务业占比，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要比武汉高得多。相应地，杭州的工业占比低于武汉。2023年，武汉第二产业增加值6800.91亿，占全市GDP的比重是34%。而杭州的二产增加值是5667亿，比武汉少了1000多亿，占全市GDP的比重是28.3%。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工业产能在GDP上的体现会更加直观。2022年，武汉生产了1566万吨的钢材，而杭州的产量是226万吨；武汉生产了135万辆汽车，而杭州的产量只有23万辆；武汉生产了2083万台计算机，而杭州的产量是135万台；武汉生产了5254万台手机，而杭州几乎不产手机。所以事实很清楚。武汉和杭州虽然GDP总量接近，但两市的经济结构还是有明显区别，武汉工业更强，强大的工业产能在GDP数值上弥补了武汉和杭州在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上的明显差距。经济格局如何演变？展望未来，杭州和武汉GDP总量之争，还是应该分解到四个具体因子来看。我特别关注人口指标，因为人口和GDP其实是相关的。工业，这个指标和总人口关系不大，因为在大多数城市，工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都不高，工业能力的强弱主要更多看资本和技术投入，以及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地产基建，其中基建部分和人口关系不直接，更多地是看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和负债水平，但地产部分和人口还是强关联的，地产的增量基本上是人口增量的函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消费，这其实和总人口关系非常直接。一个人只要住在一个城市，哪怕是老人小孩等非就业人口，也要花钱，也要消费，也要吃喝拉撒睡。所以生活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总人口的函数。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和人口总数的关系也比较弱。在大多数城市，高端服务业的从业人口总数都不会太多，但是高端服务业的存在，对生活性服务业也可以形成拉动，高端服务业发达的地区，人均消费能力会大于其他地区。我们再来分析，在未来，GDP的上述四个因子，会有什么样的此消彼长关系。工业，是高层重点鼓励的行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各个城市的工业占GDP的比例应该会整体保持稳定。但搞工业，不是没有挑战，很多行业仍然存在产能过剩，一些传统行业面临新产业的冲击，外部贸易环境也难言乐观。地产引擎已经熄火，自不必说。反过来看，过去中国经济对地产基建依赖程度极高，居民消费对经济没那么重要。而未来，居民消费在GDP中的贡献将显著超过房地产，居民总量和居民消费力，就变得格外重要。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长快，乃至于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口多，消费力强，都会是对经济构成支撑的关键因素。高端服务业，虽然在各城市的GDP中占比都不高，但是拉长我们的视线，这仍然是城市竞争的关键领域。一方面，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传统的高端服务业仍然重要。另一方面，时代的变革会带来新兴服务业的机会。人工智能如果在产业领域得到应用，意味着有更高级、更智能的系统能够统筹生产环节。相较于生产环节，控制环节更重要，数据在哪里，算法在哪里，人工智能在哪里，最多的附加值就会在哪里。互联网的广泛渗透，都市人对短视频和游戏的喜爱，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内容消费、虚拟消费在消费大盘中的占比提升，文化、娱乐、直播带货等都是高端服务业，具有逆势增长的空间。为什么看好杭州？这些年，杭州高歌猛进的势头似乎有所削弱。一方面，长期作为杭州产业最大代表的阿里巴巴，的确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杭州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势头也在削弱，高库存压力下的市场已经开始调整。唱衰杭州的声音自然也开始出现，核心逻辑是，互联网和房地产这两个杭州的引擎都已经熄火了。但杭州能不能坐稳GDP第八的位置，并不只是看杭州自身的纵向表现，还是要看杭州和武汉的横向对比。这样来看，杭州的基本面还是相对好的。还是按照前面的四因子分析。杭州的工业产能虽然不如武汉，但杭州拥有比武汉更多的工业上市公司，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总部位于杭州的吉利汽车，已经算拿到了新能源汽车的船票，整体业务势能在往上走，虽然大部分汽车并不在杭州生产，对杭州GDP贡献没那么大，但仍然会给杭州创造不少财富。反观武汉，虽然长期以来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镇，但东风汽车近年来的表现的确非常疲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武汉更有掉队的风险。地产正在面临全国性退潮。杭州当然在调整，但武汉的情况也不好。武汉的库存也很高，去化压力非常大。消费主要看人口规模和消费力，就不展开说了。在生产性服务业这个领域，杭州对武汉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杭州的总部经济、上市公司很发达，阿里和蚂蚁仍然是互联网巨头，无论营收还是利润表现都很稳健，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牌桌上的玩家。说得更直白一点，阿里的市值波动并不太影响GDP，只要业务大盘稳定，阿里系对杭州GDP的支撑就还在。另一方面，杭州的服务业生态非常发达。杭州成为“电商之都”，客观上带动了很多周边产业的发展，比如产业链金融，跨境资金结算，电商代运营等等。现在，杭州已经成为中国流量运营相关产业的中心，有众多不同类型的MCN，形成了庞大的达人群体和直播生态。今天，无论企业在哪个平台做生意，都可以利用杭州丰富的商业和内容生态。杭州过去享受了电商红利，现在也在享受短视频红利。相较于互联网巨头，这些生态里的公司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却创造了很多相对高质量的就业，让杭州有更强的人口吸纳和承载能力。正是这样的商业环境和就业环境，才让杭州继续保持人口的六位数增长。很多人说杭州人口表现颓了，但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环境下，杭州的答卷，仍然是相当不错的。结语：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期，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在这样的势头下，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高歌猛进，杭州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杭州的人口表现颓了，这是和自己纵向比。但横向来看，杭州的人口增长表现，仍然是十分亮眼的。2023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长了14.6万人，仍高居副省级省会城市之首，超过成都、广州。但武汉2023年常住人口只增长了3.5万人，不到杭州的零头。经历疫情冲击之后的武汉，之所以很快又重新在GDP上紧咬杭州，关键动因就在于人口。2021年末，武汉常住人口比2020年末暴涨了120万，这是当时武汉城市势能恢复的直观表现。然而，这种态势在2022年以后却没有延续下来。2023年年底，武汉人口只比2021年年底增加了12.5万，而同期杭州的人口增量是31.8万，接近武汉的三倍。虽然武汉全市人口仍有1377万，比杭州（1252万）多出上百万，但如果照现在的趋势延续下去，两市人口总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得人口者赢。我认为武汉的GDP要再反超杭州，并不太容易，很大程度是因为武汉人口增长的势能，比杭州弱。工业固然重要，但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有限的。要想容纳更多的人口，就必须有更发达的服务业生态。显然，杭州的生产性服务业要比武汉发达得多，也吸纳了更多的就业者。如果杭州在“抢人”这件事上继续赢过武汉，坐稳GDP第八的交椅，就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本文是“当代经济地理”系列“省份篇”的总序，欢迎关注“元淦恭说”并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每年一季度，各地的GDP数据陆续公布。3月全国“两会”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也会提及区域发展问题。社会对不同地域经济表现的讨论，也会更热闹一些。在这些关于省份和城市经济表现的讨论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永远是排名——总量的排名、增速的排名、人均的排名等等。围绕这些数据，还可以衍生出很多讨论，譬如不同省份的“万亿城市”数量多少，不同省份的发展“均衡”程度。这些讨论视角，固然最吸引眼球，最能引起不同地域围观者的强烈“胜负欲”。但要深度分析每个省份的经济表现，光是这些维度扁平的数据，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从本质上说，不同城市之间虽然有功能属性上的差异，但归根结底都是进行高强度工商业开发的地区，所以可以按所谓“线级”来做统一的分层（虽然“线级”不只由GDP决定），但不同省份之间，即使发展水平相近，功能定位都可能有很大的区别。我就从粤苏之争说起。广东从1989年开始GDP总量就超过了江苏。近年来，江苏的整体增速快于广东。2010年，江苏GDP相当于广东的90%，到2023年，这一比例已经来到95%，但江苏和广东GDP的绝对值差距仍然有7500亿。2023年，常州GDP超过万亿，江苏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5个“万亿城市”的省份。关于“苏大强”实力的讨论又多了起来，江苏会不会重新超越广东，又一次成为网上的热点话题。广东有广东的优势。广东最直观的优势，就是山峰很高，有头部城市。深圳、广州至今仍是在京沪之外公认的“一线城市”，广东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一线城市”的“省”。而且广东也聚集了大量头部企业，尤其是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在所在领域都是风头无两。但外界喜欢诟病广东的，就是所谓的“发展不均衡”，珠三角很强，但粤东西北很穷。而江苏当然也有江苏的优势。江苏和广东恰恰相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均衡”。江苏十三个市，都是全国“百强市”，即使是所谓的“苏北”，至少在总量上的表现在全国都算能打。而且，江苏的人均GDP高于广东，科教资源也更为丰沛，传统上的文脉积淀也很深。然而，广东的优势却恰恰是江苏的弱点，无论是头部城市还是头部企业，江苏都远不能和广东相比。广东和江苏在发展均衡性上的区别，我多年前就撰文分析过。广东是山区省，江苏是平原省，加之珠江流域实际上是扇形水系，使得粤西、粤东即使靠海的城市也很难成为枢纽型港口，反观江苏经济的主动脉是横贯全省的长江黄金水道，长江南北的8个城市都从中受益。但广东和江苏的差别，并不仅仅是地理因素导致的，更重要的区别，还是两个省份的定位不同，也就导致了两个省份产业结构和发展特点上的差异。还是先来看一些数据。2022年，江苏工业增加值4.86万亿，广东4.77万亿，江苏已经超过广东。但同时，广东的第三产业增加值7.09万亿，江苏6.2万亿，广东明显高于江苏。其中，仅金融业增加值一项，广东就以1.18万亿超过江苏的9690亿，差距超过2000亿。而2023年年末，广东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5.09万亿，而江苏只有24.59万亿，广东是江苏的1.43倍。来看涉外经济。2022年，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是2.41万亿美元，而江苏是1.49万亿，相差接近1万亿。广东的出口总额是7991亿美元，进口4465亿美元，出超3525亿美元；而江苏的出口总额是5193亿美元，进口2950亿美元，出超2243亿美元。很明显，广东领先江苏也是一个身位。再来看就业人口，2022年广东省城镇就业人口5389万，而江苏省只有3509万。广东、江苏的GDP差距虽然很小，但非农就业人口规模却比江苏多54%。这几组数据背后，其实就勾勒出广东和江苏的不同。江苏的工业很强，但江苏的服务业、金融业包括财富聚集能力明显不如广东。江苏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上也显著弱于广东。同时，由于江苏更倚重工业，而且重化工业更发达，单位GDP对应的城镇就业是比较低的，这又进一步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江苏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弱于广东，江苏2022年人口比2020年增长了37.7万，而广东同期增长了55万。生活服务业，只要有人的地方自然就会有。发达省份之所以发达，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达。广东就是工业和高端服务业都发达的省份，而江苏相较广东，就是工业比较发达，高端服务业比较弱势的省。这种区别，来源于这两个省功能定位的差异。从功能属性来看，广东是唯一一个能够在高端资源上实现省内“自闭环”的“省”。深圳是中国改革的前沿，是一系列制度探索的策源地，又拥有大量中央给予的重大战略性资源，是京沪之外的唯一全国性金融中心。而广州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华南地区的对外交往中心，也曾是中国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城市。相形之下，南京、苏州这些江苏城市是不具备这些高端功能的，江苏的高端功能基本上需要“外包”给上海来实现。所以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省内部分地区和港澳的合作，因为这11个城市就足以形成包括高端服务业和工业在内的闭环。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是三省一市，因为即使强如江苏、浙江，也不具备很多高端功能，许多资源必须和上海共享。所以回到江苏和广东的总量之争，江苏最大的差距还是在头部城市和高端功能上。深圳的“大象起舞”，使广东始终对其他省份保持显著优势。2010年，深圳的GDP为1.01万亿，苏州GDP约9300亿，深圳只比苏州高800亿，苏州GDP相当于深圳的九成以上。到了2023年，深圳GDP为3.46万亿，苏州只有2.47万亿，差距已经接近万亿，深圳和苏州之间已经几乎差出来了一个常州。事实上，过去十多年，江苏（不含苏州）的增速是显著快于广东（不含深圳）的，2010年广东（不含深圳）的GDP是3.58万亿，而江苏（不含苏州）是3.22万亿，到了2023年，广东（不含深圳）GDP为10.11万亿，而江苏（不含苏州）是10.35万亿，江苏（不含苏州）实际上已经反超了广东（不含深圳）。有没有“一线城市”，对省份之间经济表现的影响就是如此之大。江苏之所以很难超越广东，从根本上就是因为广东拥有“改革开放前沿”的特殊省份定位，深圳拥有任何江苏城市不可比拟的政治、经济和金融资源。所以所谓“粤苏之争”，并不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竞争。我的“当代经济地理·省份篇”，就是要从不同省份定位的角度，来剖析不同省份发展路径的由来。在网络舆论场上，人们很习惯用简单的二分法来区别不同省份，譬如沿海OR内陆、发达OR落后，南方OR北方。其实，这种二分法是非常粗糙的。从全国视角来看，各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从功能定位上主要有以下几大类：枢纽/高端服务——具有全国影响力、辐射力的服务业枢纽和总部经济中心工业——强大的工业能力资源——丰沛的自然资源农业——粮食和农产品主产省地缘政治——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关系国家安全生态——生态环境对全国有重要影响事实上，一个省份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省份定位决定的。那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个省份的定位呢？一些人会认为那是中央的意志。当然，中央的意志对不同省份的战略定位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高端服务业布局上，这种意志几乎是决定性的。前面分析广东和江苏的差异，的确中央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是，抛开最高端的服务业，通常意义上，各省的产业定位，最大的决定性影响因子，还是“比较优势”。为什么沿海省份普遍都是工业省，为什么内陆省份多数就不是工业强省，那就是因为沿海是发展工业最大的地缘优势嘛，这并不只是所谓“两个大局”要优先发展沿海的产物。相反，当初提出“两个大局”也是因为沿海有比较优势，因此要通过政策去放大这种优势，而非凭空设计。所以，在我看来，省份和省份之间不适合只简单比较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然后贴上发达和落后的二元化标签，更不能简单把省份分为做贡献的省和要补助的省，这本账本来就是算不清的。（关于转移支付，我后续会有专文分析）我的这个省份系列，不仅会分析每个省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更会着重探讨不同省份在全国版图中的地位。事实上，根据省份不同的功能定位，全国的省份又可以比较粗略地划分成三个大类，一类是优先发展省，最主要的功能是工业，有的还有高端服务业；一类是战略腹地省，最核心的功能是工业和资源，有的省还兼顾农业；还有一类是战略保障省，最主要的是为全国提供安全和生态屏障，有明确的地缘政治和生态功能，有的省还可能兼有农业和资源的优势。优先发展省主要包括京津、辽宁、山东、长三角、福建、广东。战略腹地省主要是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而其他省份则基本属于战略保障省。不同的省份，归根结底答的是不同的试卷。经济数字和排名只是结果，我这个系列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过程。“当代经济地理·省份篇”将讨论全国27个省、自治区的发展情况，更新顺序是行政区划代码倒序（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华北）。当代经济地理·城市篇总序参见《观察城市，我为什么不只看GDP？》。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六盘水女商人讨债引起的案件，把贵州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个依靠天量投资实现“逆袭”的省份，到了为过去的狂飙买单的时刻。贵州，承载着许多当代中国的“神话”。从红军长征到三线建设，从茅台到老干妈，贵州虽然是一个长期贫穷的中等省份，但却一直不缺少故事。而关于贵州最近的神话，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贵州的人均GDP从1992年起，在全国各省份中垫底。在2000年前后，贵州的人均GDP大致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000年时，贵州的经济总量排到全国第27名，仅仅高于四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小省份（海南、宁夏、青海、西藏），但贵州当时的人口超过3500万。贵州的GDP总量比甘肃还要低，人均GDP只有甘肃的71%。当时的贵州，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穷省”。它和其他省份差距巨大，甚至连甘肃的尾灯都看不到。从2000年到2010年，贵州经济增速开始提了上来。这十年间，贵州经济名义增长347%，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在第18位，虽然处在中游，但已显著超过了甘肃。到2010年，贵州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甘肃，而人均GDP也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44%。从2010年开始，贵州经济一路“开挂”，迎来了“黄金十年”。贵州连续十年GDP增速排名全国前三，其中四年GDP增速全国第一。2020年，贵州GDP总量一度排名全国第二十。虽然因煤炭价格上涨，山西和内蒙古的经济总量此后重新超越贵州，但贵州目前的GDP仍排名全国二十二位，比2000年提升了5个位次。以2020年水平和2000年比较，贵州是全国GDP名义增长最多的省份。以2023年水平和2000年比较，贵州GDP名义增长1930%，也仅仅略低于西藏（1931%）。贵州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比例超过了60%，在全国省份中排在第28位，不仅不再垫底，还超过了邻近的广西。2013年，中国决定发起全国脱贫攻坚时，按当时标准，贵州的绝对贫困人口有923万，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66个贫困县的摘帽，更是中国脱贫战役中最关键的一笔。贵州翻天覆地的变化，肉眼可见。作为一个完全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在西部率先实现了高速公路县县通，高速公路里程达到8784公里，高居全国第五。贵阳一跃成为全国十大高铁枢纽。交通从贵州的短板变成“长板”。茅台的势头在白酒行业一骑绝尘，白酒产业不仅是贵州的经济支柱，更被贵州财政视为可以兜底的压舱石。数字经济成为贵州的“新名片”。贵州布局了大量云计算的设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增速曾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贵州旅游的招牌被擦得锃亮。2023年，贵州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高居全国第一，甚至超过了周边的传统旅游大省四川、云南和广西。不仅传统景点的热度很旺，贵州甚至还能无中生有出“村超”这样的新网红。但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贵州的“B面”。贵州的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极高。2017年是国家统计局最后一年公布各省的支出法GDP数据。这一年，贵州的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和净流出率分别是55.4%、69.1%和-24.5%，而全国分别是55.1%、43.2%和1.7%。贵州的最终消费率和全国水平差不多，但资本形成率比全国高20多个百分点。“净流出率”对全国而言，是净出口。但对贵州而言，“净流出率”主要取决于它和其他省份的国内贸易。除了茅台和老干妈，贵州能向全国输出的产品很少，相反贵州的大多数工业品和消费品，甚至相当部分的农产品，都得从其他省买。所以，贵州向其他省“出口”少，从其他省“进口”多，“净流出率”就是负值。大规模的投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贵州的产业结构。2022年，贵州第二产业占比是35.3%，显著低于全国水平（39.9%）。除了白酒产业之外，当代贵州的工业基础大多是“三线建设”时期打下的，当时这些布局的主要目的是战备。现在，虽然贵州的交通基建已十分发达，但山区的地形，远离海港和长江干流的水运条件，都使得它不可能成为受欢迎的工业投资目的地。贵州面临的更大隐忧，则是天量投资背后的天量债务。根据贵州省方面披露的数据，2023年贵州全省的政府债务余额15124.69亿元，这还不包括和政府债务水平相当的城投债。换言之，贵州的债务至少是三万亿以上，每年的利息规模都以千亿计。贵州省一年的一般预算收入不过两千亿，显然无力偿付这样的天量债务。很多人以为，贵州的大规模基建是“转移支付”的结果。要是基建主要靠“转移支付”，那还只是发达地区对贵州的某种补贴，但到2022年，贵州拿到的“转移支付”也不过3000多亿（而且转移支付的用途主要是民生而非基建），但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一年间，贵州平均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超过万亿，“转移支付”规模有时还不到投资规模的零头。贵州的超常规发展，主要不是靠发达地区通过“转移支付”的支持，而是靠大规模举债的“寅吃卯粮”。当大规模投资和负债不可持续，贵州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从2022年起，贵州GDP增速已经连续两年低于全国。过去的投资，需要靠未来的收益来收回。显然，贵州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必要限度。高速公路当然是好东西，但需要那么多吗？虽然在山区建高速征地成本比较低，但贵州的地形和地质条件决定了，总造价是不可能低的。贵州高速公路里程数全国第五，在云南、四川和广西之后，但由于贵州面积小，所以贵州的高速公路密度更高。贵州的高速公路密度达到了每万平方公里499公里，甚至超过了地处中原的河南，也超过了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几乎是云南的两倍、四川的2.5倍。那些令人震撼的“超级工程”，恐怕效率堪忧。更有甚者，官方披露过原六盘水市委书记李再勇主政时上马23个旅游项目闲置了16个，而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也早就闻名遐迩。钢筋混凝土是真实的，大兴土木是真实的，债务也是真实的，GDP也是真实的，但昔日的负债，换不来未来的现金流。“神话”般的数字背后，是过度投资，甚至无效投资。客观看待今天的贵州，它仍然是一个富有潜力的省份。数字经济的需求还在扩张，贵州的高原气候的优势仍然显著。告别了地产拜物教的国人会增加旅游消费，贵州无疑是广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在酒类、食品和农业领域，贵州的独特优势还在放大。作为传统的能源基地，贵州还是“双循环”时代的战略后方。然而，当我们理性看待贵州的优势和劣势，就可以发现，激发贵州的这些潜力，未必需要像之前那么多的投资。或许，不用十几万亿，只需要用三万亿、五万亿的投资，就可以撬动贵州的数字产业、旅游产业和农业升级，而贵州的负债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比现在健康得多。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贵州的发展神话，并不仅仅属于贵州。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中国“改天换地”的一个缩影。那么，当贵州在还债时力不从心，恐怕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买单。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元宵节一过，“年”就算彻底过完了。每逢过年，回乡见闻总是热门文体。我在大城市奋斗，你在小县城享受；大城市靠能力，小地方拼关系……诸如这样的论述，在网络上仍然屡见不鲜。但今年的气氛好像有点不一样。过去，人们讨论大城市和小地方的差异，最后的落脚点一定程度上还在于——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今年的这类“回乡见闻”，感觉比往年要丧一点——大城市的卷，相比县城毫无性价比。事实果真这样吗？从宏观数据上来看，县城的状况并不算好。2023年，36个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合计的名义经济增速是5.2%，而其他城市的平均名义增速只有3.5%。省会及以上城市占全国GDP的比例从2022年的38.4%提高到38.8%，而相应的其他城市的占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再来看人口。多数地区还没有公布2023年的人口数据。我们用2022年的人口数据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作比较。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这两年间人口增长了522万，增幅是1.4%，而全国总人口下降了3万。省会以下城市在这两年中人口减少了525万，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也从73.6%下降到了73.2%。官方的统计数据明白地显示了一个事实——大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远远优于县域地区。单就2023年来说，县域地区的名义增速只有省会以上城市的七成。而人口从县域乡村向打都市流动的趋势，也从未停止。如果县城真的那么香，为什么人们仍然在用脚投票离开县城呢？显然，县城并没有许多“返乡见闻”里写的那么光鲜。抛开都市博主对家乡的种种基于情感的滤镜，关于县城变“香”了的讨论，大致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样本偏差。事实上，现在从县城考学到大城市的人，大多数在上学的时候都是“学霸”。一个县城通常只有一所县中，顶多有几所比较好的高中。其实这些高中的学生，本身就不代表县城的大多数人。能够考进县中的人，要么是成绩很出众，要么家庭条件在当地不会差。很多时候，成绩好且没背景的人最终选择了大城市，而在县城有背景有资源的人则可能选择了留下。所以，所谓“回乡见闻”的很多写作者在回到县城时，接触的自己周围的所谓“同学朋友”，表面上似乎是随机抽样，但实质上本身就是在县城的上流阶层里抽样的。而且，大过年的，要是过得不好的县城人，也不太会有和大城市返乡青年社交的欲望，所以都市人看到的县城人都过得不错，就是更自然的一件事。这本质上并不是大城市VS县城，而是大城市的普通人VS县城的上流社会，是“田忌赛马”。县域里真正没资源、也进不了体制内的人，大多流向大城市去干体力活了。第二，县城就业结构，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滞后。县城的就业结构，比大城市简单得多。多重原因下，大多数内陆省份的县城工业都不发达，规范就业以公务员、教师、医生和银行、邮政等国企为主，这些规范就业群体支撑了商超、餐饮、娱乐等生活服务业，这就构成了县城就业的砥柱中流。这些年经济形势出现了变化，与其说是很多人意识到县城好像更有“性价比”，不如说是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体制内”。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周期的波动，都会掀起一轮“体制内”热，因为体制内工作相对是“抗周期”的。当下的环境也是如此。无论是地产熄火，还是外贸疲软，在大城市的从业者不仅立即就会降薪，而且很可能遭遇裁员。但对于小地方的体制内从业者而言，经济下行——财政过紧日子——收入下降的链条很长，而且如果遇到调整，波动的曲线还是比体制外平滑。更重要的是，体制外的从业者遇到经济不景气，可能直接丢工作，而他们在体制内，还有少发绩效、减少福利等等很多缓冲手段。有人会乐观地想，如果县城里的体制内从业者熬过了某个“周期”，到了景气区间，日子就又好过起来了。相较在大城市体制外就业可能遭遇的大起大落，县城体制内精英的工作似乎能够熨平周期。但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已经不同。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意味着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变成了存量博弈，人口向高线级地区的集中态势意味着县域的持续空心化。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高线级地区能够反哺县城的财政和经济资源都会日益紧张。对于县城而言，恐怕不再是熬过周期的问题，而是要走入“漫长的季节”的问题。更何况，“体制内”工作虽然稳定，但也从来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铁饭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过的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虽然不一定会重现，但在县城的体制内岗位数量不会扩张，而会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外流逐渐减少，一定是大概率事件。对于多数人来说，回县城进体制内只会越来越难。漂在大城市的县城子弟，与其说是做了性价比不高的选择，还不如说是压根没得选，因为县城的好工作，你更进不去。第三，县城居民和大城市居民的储蓄负债状况不同。其实，县城的物价从来未必比大城市低，因为大城市在物流枢纽上，而县城在物流网络的末端，但县城的房价便宜，地价便宜，连带着许多服务的价格都很便宜。所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在大城市挣得多花得也多，所以存不下钱，在县城虽然挣得不多花得也少，反而存得多——所以县城有的人出手阔绰可以买豪车，买名包。这种观点当然没啥大问题，但其实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大城市居民的普遍特点是，负债高，储蓄低。而县城居民的普遍特点是，负债低，储蓄高。表面上，一两句话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大城市房价高，所以大家负债买房当然就高债务高杠杆了，县城房价低当然就反之了。但是这背后其实有个周期问题。大城市居民为什么要负债买房？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房产的增值预期。在经济景气的阶段，大城市会有非常剧烈的顺周期的债务扩张，谁敢加杠杆，谁就赚得多，所以形成了大量负债，每个月发了工资全还房贷了，现金流自然非常紧张。但在县城，房产的增值预期要低得多。县城的房价当然也经历过飙涨，尤其是在2015年那一波涨价去库存前后，但大部分县城的房价，从2017年前后开始就涨不动了，所以在县城的大规模加杠杆早就结束了。县城和大城市之间的区别，不只是房价的区别，而是人群行为的区别，不只是县城的房子便宜，而是县城里的“买房热”比大城市早几年就终结了。可以说，在县城，房产的下行甚至先于经济下行，导致经济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居民的储蓄水平反而比较高，加之很多居民本来又从事体制内工作，所以既有消费能力又没有太大后顾之忧。大城市恰恰相反。其实，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都在缓慢地下台阶，2018年中美出现龃龉之后，经济挑战更大，但是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高点却出现在2021年。换句话说，在经济基本面已经开始走弱之后，大城市资产价格一度是继续上行的，这就导致了居民加杠杆行为和宏观经济周期的错配。这两年的经济波动，使得大城市的人不得不骤然降低杠杆、增加储蓄以应对风险，所以自然没有县城的上流人群敢花钱。所以，任何选择都有它的代价。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并不只是生活方式的差异。过去这些年，呆在大城市可能拥有资产增值的巨大机会，但代价是可能有高负债。而呆在小县城当然可能无债一身轻，但也毕竟牺牲了很多生活的可能性。这才是摘下滤镜之后，生活的真相。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选择，甚至更多的时候，多数人是别无选择。所以，那些“回乡见闻”里的感慨，保鲜期也就十天半个月。年过完了，人还是只能回到自己既往的轨道上。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本文无剧透。《繁花》，无疑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王家卫作为电影导演，“下凡”拍电视剧，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电视剧质感。对《繁花》的剧情，以及它对原著的改动，外界的看法见仁见智。而在我看来，《繁花》其实带有强烈的电影乃至话剧的气质，更还原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背景。《繁花》是年代剧吗？它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年代剧。它的确完美地复刻了上海九十年代的黄河路街景，但它呈现的整个都市气质，显然带有王家卫作为导演的强烈个人色彩。那并不是九十年代的上海，那更像是上世纪后半叶香港和上海的某种神奇的叠加。《繁花》里的诸多时间线，当然契合大时代的背景，甚至有许多具体的情节，也能找到在当时对应的原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架空。如同金庸绝大多数的武侠小说，也贴合对应朝代的大势，但谁也不会把那些故事，当成真实的历史。王家卫籍贯浙江定海，出生在上海，五岁时移居香港。不同的人到香港的年龄或有不同，时间或有早晚，但他的这一人生轨迹，无疑在香港极具典型性。20世纪的中国商业史，宁波、上海和香港的轮转，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种轮转，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今天的上海和香港。上海和香港是一对双子城，这是《繁花》原著和电视剧都共有的大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之后，香港的繁荣里保留了太多上流移民的上海记忆。而当九十年代上海重新敞开大门之后，这座城市自然又和香港有最天然的亲近。1979年，广东成为开放的前沿，港商由此全面重回内地。香港的商业繁荣、文化潮流，广东的改革闯劲，让“南风”吹得无比强劲。吃广东菜、唱广东歌，学广东话，成为席卷全国的大潮。而上海，也成为这股潮流的追随者。《繁花》中，至真园的主打，就是高端港式粤菜。事实上，这也的确是当时黄河路高端餐厅的主打路线。1992年11月，记者陈季冰就在《经济日报》上写过一篇报道《上海的“广东现象”》，生动地描写了上海“招牌粤化”、“广货盛行”的场景。在《繁花》里，我们看到一种沪港交融的迷离幻象，但回到真实的九十年代，上海和广东在彼时舆论场中的地位全然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正值鼎盛期，而广州和广东的相对地位也来到了历史上的巅峰。多少人看过TVB的剧，多少人会唱港星的粤语歌。然而，上海在舆论场里可并没有那么高光。那时候，全国到处都流行说广东话，但不少外地人却把“上海人讲上海话”，视作排外。上海早已成为中央最忠实的直辖市，是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重要的堡垒，上海本土文化不可能像香港文化那样登堂入室，外地人对上海方言、上海饮食、上海风情，其实并没有太多概念。彼时，外地人对上海的主要认知有三。其一，上海是工业重镇，上海制造是品质保证。其二，上海人“小气”，遇事斤斤计较，而且排外。其三，上海人热衷赚钱，全民炒股，潘虹主演的《股疯》被视为上海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外地人对上海的这种刻板印象，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散。2022年春天，一些关于上海的口水仗，仍能看到这些印象的影子。时至今日，还有上海人会觉得，上海人的身份，放在全国舆论场里，仍有一种“格格不入”式的“原罪”。上海向来是实用主义的。上海至今仍然是国资系统最为发达，国有企业最为强大的城市，但这并不妨碍上海人拥抱商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国企改革、工人下岗、股市潮起、浦东开发、外资涌入，若干条故事线平行推进，时间和空间都在这座城市被浓缩。终于，她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几年，上海溢出了巨大的“文化自信”，这是她经历经济社会深刻变迁之后的产物。从《爱情神话》到《繁花》，上海话对白在影视作品里频繁出现，展现出上海更强的文化主体性。B站、小红书、喜马拉雅、米哈游等新兴公司在上海的崛起，重新擦亮上海文娱的招牌。更多元化的传播形态，也让更多上海话的视频、播客内容得到空间。九十年代，全中国都在学广东话。而现在，虽然上海话在本地面临种种危机和挑战，但它在全国媒体中的能见度，却达到了史上最高的水平。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旧上海”，CityWalk也成为了外来游客的标配。近代上海的摩登被重新发现，上海对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被更多人理解。上海的价值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工业产值，更在于她是许多进步观念的桥头堡。许多人也由此改变了对上海人的印象。上海是中国最早沐浴欧风美雨的城市，上海人的某种边界感、疏离感，背后是他们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繁花》展现的这个“上海”，未必足够真实，但她体现了上海乃至香港最本质的属性——潮汐永不停，金钱永不眠。有的人不喜欢这种感觉，他们批判《繁花》，说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唱的是一曲腐朽落寞的靡靡之音。然而，在我看来，《繁花》营造的“上海”气氛，却格外值得珍视。尊重个体，让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权利、致富的权利，是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我们如何看待《繁花》里的“上海”，背后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上海已经足够自信。今天的上海，在更多地展示着她的个性，她对常识的理解，她和世界的连接。人性总是共通的。当代上海的人文底色，是中国现代化的侧影。如果现代化是时代的大潮，无疑会有更多人理解上海，欣赏上海，并尊重她的现代性和开放性。上海开埠已经一百八十多年。这段历史一直在启示我们——只有面朝大海，才会繁花盛开。相关阅读：北上广深，彼此不同最近又有不少宏观和行业的信息，欢迎加入“元淦恭说”知识星球与我一起讨论。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自哈尔滨在网络上突然爆红，各地文旅局都开始“花式整活”。又是跳科目三，又是猛男肌肉秀，不少文旅局长甚至亲自上阵拍视频，都想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然而，这种愿望，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注定要落空。时值冬季，大多数地方天气寒冷，植被凋零，并不适合出游。东北或者岭南，可以借此时机开拓冰雪游和避寒游，但全国其他地区在这时候强行凑热闹，恐怕也很难唤起游客钻出被窝说走就走的热情。哈尔滨的确接到了“泼天的富贵”，但这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经历了过去几年，国人重新发现国内之美的热情的确被激发，但在当下这个特殊时点，最出圈的是哈尔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哈尔滨拥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冰雪资源，没有“冰雪热”，就不可能有“尔滨红”。哈尔滨对游客的所谓“热情”，那只是个加分项。哈尔滨独特的资源，是1，营销策划和花式卷服务是0，没有这个1，再多的0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窝蜂想要分享这“泼天的富贵”的城市，都选择在营销上发力。但是任何营销，背后都需要“产品”的支撑。没有过硬的产品，营销的效果必然有限，即使一时透过营销获得了爆火，糟糕的产品体验也必然导致口碑的反噬。短视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旅游营销产品的形态。以前各地的预算往往投入电视广告，而现在大量预算用在短视频平台。但营销的本质并没有变。当下的营销本质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事件营销”，核心是通过事件提高产品的曝光度，依靠巨大的流量分母来实现一定比例的转换。另一种则是“产品种草”，本质上是细水长流，持续性地进行用户心智的渗透，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基于用户口碑的UGC传播。在商业场里，大多数企业都在削减“事件营销”的预算，把更多资源投向产品上。为什么，因为“事件营销”带来的一次性流量虽然大，但未必能够带来消费者的心智认知。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消费者“冲动消费”的行为本来就在减少，更理性的消费观，意味着消费者必定会更加关注产品本身。反观今年这一波大规模的文旅营销，基本全都走的是“事件策划”的路数。各地的“花式整活”，往往都是“大尺度”“豁出去”的猎奇出位之举，和当地的旅游的产品（观光景点、生活体验、硬件设施、软件服务）无甚关联。这种脱离产品属性的营销，价值注定是有限的。以前，中国的旅游城市是很少的，三亚、桂林、黄山、张家界，这些初代的旅游城市，核心特点都是拥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景点资源。但最近几年来，一些在传统上并非一线旅游目的地的城市，成为了顶流的“网红”。譬如成都。其实成都市区在传统上是缺少旅游价值的，除了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文殊院这几个面积较小的景点，就没什么可逛的了。相较之下，重庆、南京、杭州这些城市，那也是大山大水，但从观光价值来看，无疑要比成都高很多。二十年前，当时成都媒体最热衷讨论的话题是，成都为什么留不住游客？彼时，因为市区没有什么景点，成都的过夜游客都不多，过夜游客能呆一晚上就不错了，大家都是冲着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或者是九寨沟、黄龙到了四川，成都那就顶多是个中转站。现在，成都显然已经是主流的旅游目的地了。许多人会周末专程飞一趟成都，不为了去四川其他地方，也不为了逛任何景点，就单纯在成都逛吃逛吃两天。许多游客去成都这样的城市闲逛，当然是社交媒体“种草”的结果。如果这样的城市不是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火了，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游客。这一波许多地方文旅部门，也不顾本地是不是好的旅游目的地，都一窝蜂地搞旅游营销。无非也是这个逻辑——只要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红了，游客自然就来了。但关键问题是，你要想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红，尤其是还要红很久，不得考虑自己的客观条件吗？如果你这里本身就没有什么旅游吸引力，你靠事件营销就能霸占社交媒体吗？在我看来，一大批新的“网红城市”的诞生，固然离不开当地在文旅和对外传播上的主动设计和投入，但根本上是源于国人旅游观念的变化。在很漫长的时间里，中国旅游的主要形态就是“观光游”。“观光游”的特点就是“下车拍照，上车睡觉”，重点一定是被作为对象观察或者说“凝视”的景点。甚至于有老一辈人出游，还在车上带饼干和泡面，尽量不在外面吃饭，因为出去玩是为了逛景点，不是为了吃。在“观光游”的年代，谁能成为旅游城市？那一定是风光最独特或者最壮丽的城市，才是旅游城市。老一辈人往往会觉得北京很值得旅游——因为有故宫、长城、颐和园，每个景点都可以逛一天，但是上海就没啥意思——除了去黄浦江边走走看看外滩看看高楼，啥景点都没有。毫无疑问，现在“观光游”的市场仍然很大，但“体验游”已经后来居上。“体验游”和“观光游”完全不同，主打的是沉浸到目的地的生活。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以是去海滩的酒店漫无目的地对着大海发两天呆，可以是在黄河路进贤路武康路CityWalk，也可以是在鹤鸣茶社像成都人一样泡一杯茶坐一下午。从本质上说，新一波“网红旅游目的地”的出现，本质上是中国出现了许多顶级的“体验游目的地”。传统的“观光游”，主要依赖传统媒体手段做传播。上电视，上新闻，上教科书，都可以是让人知道这个地方有顶级风光的手段。但到了“体验游”的时代，社交媒体就成了主要的传播形态，很多人在抖音快手上发夜景vlog，在小红书上发美美的小吃图片和探店攻略，一个地方就火起来了。但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搞反了。是好的“体验游目的地”，才能在社交媒体上火起来，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火起来了，就能成为“体验游目的地”。再举两例——延吉和乐山。现在这两个城市肯定是同等级别城市里的“网红”，在不年不节的平常日子里，肯定是比淄博红得多的。延吉和乐山有什么特别爆红的营销事件吗？没有，就是因为的确有特别的风情、特别的美食，就是能在网上形成口碑传播。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有它独特之处，都值得体验。好像到了“体验游”时代，就不是“观光游”时代桂林张家界赢者通吃了，谁都会有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观光游”的逻辑，有人去5A级也可以有人去3A级呢，有人去联合国世界遗产，也可以有人去县级文保单位呢，但为什么“观光游”时代也只有拥有顶级景区的城市火呢？理论上说，不同的地方，无论美食还是生活方式，肯定都有它独特之处，但一定也有一些地方的食物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地方比另外一些地方更好玩，更有烟火气。本质上，还是这些城市作为“体验游目的地”，产品能打。有了好的产品，才能在社交媒体上一直火下去。淄博的爆红，为什么昙花一现？从根本上，还是因为淄博作为一个体验游目的地，它的产品力（主打就一个淄博烧烤）也确实太一般。当下的经济环境，很多地方都想要把旅游作为新的增长点，相应的，文旅部门也变得更卷了。然而，在“体验游”的时代，文旅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更有限了。如果游客只是“观光游”，文旅部门倒是可以在景区的问题上花式卷卷。但一个地方要成为好的“体验游”目的地，需要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体验游”需要好产品（好吃好玩），还需要好硬件（好的酒店、交通），好软件（服务）。说得更直接一点，“体验游”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向游客来暴露一个城市“素颜”的一面，“素颜”不好看，是没法长久吸引游客的。其实，经济相对萎靡的地方，旅游爆红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必然更显著，因为经济大盘的基数小嘛。但遗憾的是，在“体验游”的时代，经济基础更扎实的城市，反而更有优势。当然，经济没那么好的地方，也可能好吃好玩，有烟火气；但从大面上看，经济相对好的地方，本地消费会更旺，酒店和交通的条件才会好，服务业的水平才会更高。如果一个地方本地人都没啥好吃好玩的，本地消费也不旺，外地游客来你这里体验啥呢？当然，许多爆红的“体验游”城市，当地政府都少不了在传播上的投入。成都、重庆、长沙、西安，这些城市在传播上所耗费的心力，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回归常识，像上述这类真正的“长红”的城市，都符合两个基本逻辑。第一，“产品为王”。产品是1，所有的营销，目的都是为了把游客可体验的产品心智推出去。第二，细水长流。不过度追求事件营销带来的爆火效应，而要持续连贯、去中心式的“种草”。没有产品力支撑，那些脱离本地独特性玩花活的营销，不要说红不长，大概率压根就红不起来。旅游这碗饭，真的也得看老天有没有赏饭吃。不是谁想端，就能端。如果实在没这个客观条件，有这个闲心搞事件策划，不如好好搞搞民生，搞搞基建，就别无谓地卷了。最近又有不少宏观和行业的信息，欢迎加入“元淦恭说”知识星球与我一起讨论。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2024年，第一个成为“网红”的城市是哈尔滨。这一热度已维持了二十来天，仍然没有退潮。这些年来，已经很久没有什么和东北相关的事物，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相对正面的姿态，占领舆论场了。哈尔滨当然有“火”的资本。相较于2023年中骤然爆红的淄博，哈尔滨无疑有更深的城市厚度。对于南方人而言，哈尔滨兼有“冰雪”和“西洋”双重概念。这里既有冰雪大世界和亚布力滑雪场，提供和南方迥异的冬季体验；又保留了相对完整的俄式建筑群，城市风貌和生活方式都有浓厚的异域色彩。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尔滨其实代表着关内对东北的一种经典想象。在东北四大城市里，哈尔滨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相较于大连、沈阳和长春，哈尔滨受日本影响很小，受俄国影响很大。关内的人们，曾经对东北和苏联的关系比较了解，而哈尔滨无疑最代表东北受俄罗斯和苏联影响的元素。在东北的四大城市里，哈尔滨也是一个相对纯粹的商业都会。哈尔滨的兴起是因为中长铁路的建设，但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并不是行政中心，沈阳曾经是整个东北的行政中心，长春曾经是伪满国的“新京”，大连也曾有作为军港的传统，唯有哈尔滨从一建城开始，就更多扮演了商业、贸易和交通枢纽的角色。从沙俄到苏俄，哈尔滨都深受北方邻国的影响，沙俄灭亡后流亡至此的白俄人，更让哈尔滨在世界史上扮演独特角色，她甚至因此成为东亚和上海齐名的犹太人聚居地。中央大街上的街头乐队因为哈尔滨曾经在商业上的繁荣，哈尔滨的生活方式也颇为“洋气”。红肠和大列巴是哈尔滨的特产，啤酒和格瓦斯在这里备受欢迎，中央大街老建筑的阳台上，总有人拉小提琴，哈尔滨也被誉为东方的“音乐之都”。哈尔滨的时髦和快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写进一首名为《太阳岛上》的歌曲，而太阳岛，甚至成为许多人心目中最经典的东北意象。然而，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上一代人关于哈尔滨的旧日记忆似乎早已退却。经历了漫长的季节，关内对东北的印象里，已经少有哈尔滨的明媚。当代中国流行文化里的东北，已充满了“辽宁化”的色彩，人们提到东北，要么会想到铁西区，想到钢的琴，想到老工业基地的日渐破落，那是与铁锈伴生的东北文艺复兴；或者会想到“大城市”铁岭和《乡村爱情》，想到快手上的老铁们，那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席卷全国的东北乡土文化。哈尔滨火了，许多人才注意到，东北不仅是老工业基地，也有世界上距离最长的商业步行街；东北也不仅有二人转，还有阳台上的交响乐。人们在重新发现哈尔滨，也在透过哈尔滨重新发现东北。哈尔滨也的确需要这把“火”。昔日的哈尔滨，曾经风光无限，这造就了她独特的风貌和性格。但回到现实，哈尔滨是个经济萎靡的省会，即使和长春、沈阳、大连相比，哈尔滨也充满落寞。哈尔滨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中全国唯一一个人口较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减少的省会城市。外流的不只是人口，还有产业。哈尔滨市域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海南，除了中心城区以外，基本都是农业县。哈尔滨的农业极为发达，下辖的五常是中国最顶级的大米产地，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22年）高达12.2%，但工业基地的雄风已经不再。2022年，哈尔滨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只有1285亿元，在GDP的占比只有23.4%。哈尔滨的二产产值属于什么水平呢？江苏“十三太保”中经济总量最低的连云港，同期的二产产值是1814亿，2023年爆红的山东淄博，二产产值是2194亿。换言之，哈尔滨的工业产值放到江苏，是全省垫底，即使放到山东，也不如很多普通的地级市。2022年，哈尔滨二产和三产产值之和，只有4818亿，只比同一年的淄博（4214亿）高600亿。这个数字放到南方，只相当于很多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零头。经济越发达，产业越集聚，城市对旅游业的依赖度就越低。成都、重庆、西安、长沙等当下公认的全年“长红”式的“网红”城市，虽然旅游业兴旺蓬勃，但这些城市的主政者也很清楚，以它们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旅游发展得好固然好，但旅游不可能撑起整个城市。但哈尔滨今天的经济体量已经相当小了。对现在这个“小哈尔滨”来说，旅游业能不能“支棱”起来，就可能是影响这个城市命运的关键变量。对于南方的强省会而言，旅游收入高一点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哈尔滨而言，旅游收入可能就是影响城市命运的关键变量。哈尔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不过，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的旅游业，要从“一时红”，走向“长红”，难度还是很大的。首先，对于中国最有购买力的人群来说，东北作为冬季旅游目的地，在气候上有强劲的对手。日本青森和北海道的降雪量，远远大于黑龙江，但札幌的冬季平均气温比哈尔滨高15摄氏度，青森能比哈尔滨高出20摄氏度。物理常识告诉我们，只要气温低于零摄氏度，就可以降雪，降雪量大小在这个阈值之下，主要受水汽含量的影响，并不会因为气温越低就下雪越多。札幌和哈尔滨相较，札幌是天暖雪多，哈尔滨是天冷雪少，东北的气候对于冬季旅游来说，也不算是“老天爷赏饭吃”。第二，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大影响了东北旅游的性价比。东北僻处一隅，对于除华北以外的关内居民而言，去东北太远了，耗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很大，对于南方游客而言，去一趟东北的交通成本不亚于去西藏和新疆，而东北无论从自然风光还是人文风情上，显然又不太能和新疆西藏打。关内的许多“网红城市”，譬如长沙，游客往往都是周末坐高铁去打个卡，并不需要下很大决心，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东北显然不太可能成为这样的“目的地”。东北的行程，需要稍长一点才有吸引力。因为东北对多数游客来说，不可能成为一年打卡若干次的地方，而只能是一两年偶尔去一次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需要探索的是，怎样做好休闲游、体验游，讲得更直白点，就是如何设计出更多高端的高客单价的产品和服务。东北注定不可能成为以“烟火气”为主打的特种兵“穷游”目的地，但它在高端旅游上，无论软件还是硬件，要补的课都还很多。松花江的夏日黄昏中国整体上是一个冬夏长、春秋短的国家，大多数地方适宜出游的季节都很短暂，基本上只集中在3-5月，9-10月两个区间。东北要在这两个区间和关内的旅游目的地抢游客，非常难。东北只能做好夏季避暑和冬季冰雪两个时间段的大文章。其实，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夏日，非常宜人，如果在冰雪季之后，能够把“哈尔滨之夏”的品牌和声势打出来，哈尔滨离“长红”就近了很多。要盖高端酒店，要做高端旅游，不可能只做一季。只做一季，价格必然离谱，服务也未必靠谱。只有相对熨平波峰波谷，旅游业才能算是成了一个城市的支柱。哈尔滨的旅游业能否真的起势，夏天是下一个重要的观察节点。相关阅读：百年东北启示录，经济沉浮，规律主宰本文的不少讨论，源自我和程衍樑、宋金波录制的节目，欢迎点击收听播客｜东三省再发现：哈尔滨、柳条边与“盲肠”地带的未来。更多关于中国区域话题的内容，可加入“知识星球”与我互动交流。​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2023年12月5日晚，青岛李沧发生一起保安持刀杀害外卖员的案件。日前，《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再次把这个案件推向舆论场中央，引发广泛讨论。此前几天，舆论场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不少都基于一个基本逻辑，即这一事件是“底层互害”。简而言之，外卖员和保安都是“社会底层”，外卖员受限于“算法”要赶时间，保安宥于“规定”要严格执法，外卖员和保安产生冲突，都是被“资本”和“机制”所驱使，所以这是“大环境导致的悲剧”。舆论场上，还有一部分人聚焦到了外卖员本身的背景。他们的逻辑是，之所以产生和保安的冲突，那是因为“送外卖”这个行为，不送外卖就不会遇到这个事情。三联报道说这个外卖员是留学澳大利亚的心理学专业“海归”，不少舆论就转向讨论“海归为何沦为外卖员”（留学的“性价比”问题），这样的讨论当然不乏流量，但和案件本身实在是离题万里。在这些讨论中，有三个最主要的逻辑谬误：1、以利害判断代替是非判断当下许多公共讨论，往往以利害判断代替是非判断。虽然青岛案件的事实信息还远不够清晰，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脑补说“外卖员比较轴”，外卖员一根筋，要是外卖员懂得“变通”，能给保安点支烟，就如何如何。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脑补”是否成立，在这个案件中最为关键的事实只有一点：保安为何带刀，为何砍人？就这一事件来说，外卖员遭遇天降横祸，保安一方毫无疑问负有100%的责任。因为外卖员不掌握暴力，而保安掌握暴力并且使用了暴力。当然，“不要招惹情绪不稳的人”，“不要和保安过不去”，都是生存智慧。这些生存智慧可能是实用的，可能是能够让人“趋利避害”的，但利害判断不能代替是非判断。即使外卖员缺少某种变通的“生活智慧”，那说破天了，也只是一种个人的“过失”而已，甚至连“过失”都谈不上。这可以被视为“不明智”，但没有错，更没有罪。而杀人的保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凶者，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这很明显是保安对外卖员的单方面侵害，何来“互害”一说，何来“都不容易，都有难处”的和稀泥？当代舆论场上，流行一种非常庸俗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最喜欢说的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XX一方也有问题”。双方发生冲突，那一定其来有自，再弱势的受害方，也“有自己的原因”。然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受害者”？如果受害者不是毫无瑕疵，施害者和受害者，就成了“双方都有原因、双方都有责任”？这显然是荒谬的。有无生存智慧，这是利害判断；厘清双方责任，这是是非判断。在公共讨论里，大是大非不容模糊。对一件事是非的讨论，不应该和当事人的策略是否最优搅和到一起，无责任的一方因为自己的“策略不够好”就变成“也有责任”，这种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2、以阶层话语代替权利话语在青岛案件中，大部分讨论都在使用阶层话语。但这件事和阶层真没什么关系。在这一案件中，保安是拥有暴力并且使用暴力的人，外卖员是不拥有暴力、被施暴的人。这个问题是外卖员作为保安的相对方其人身权利的保护问题，保安和外卖员的经济收入高低、社会阶层高低，和这一案件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君不见，2022年在广州还出现过保安刺死私家车车主的事情呢。你说外卖员是“社会底层”，私家车车主那相比保安肯定不是“社会底层”了吧？在拥有暴力的保安面前，任何其他不掌握暴力的人都是弱者。今天保安可以因为阻止外卖员骑电动车进小区和外卖员起冲突，明天也可以为了外来访客登记、外来车辆入内等事项和其他访客起冲突。在这一案件中，所有围观者应该代入的身份，都应该是自己可能成为被保安侵害的对象。但很多讨论者把事情当成所谓的“底层互害”，成了看保安和外卖员两类“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这是很奇怪的。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就是要讲“权利”。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篇小文不展开讨论了，但等级观念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根深蒂固，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总有各种不同的鄙视链，用权力、财富来区分阶层，然后用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一切，你强就不会受人欺负，你弱你就要被人欺负。当然，我不能断言这套逻辑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成立，但至少这一套逻辑不能用来解释一切吧。在当今社会，所有权利受到侵害的人，都一定是社会的最底层吗？显然不是吧。一个人是不是努力往上爬，就能免于权利受损，这也不是吧？那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坚定地站在“权利视角”来进行公共讨论吗？不同的人当然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处境，但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享受普遍的法治和安全公共产品，不是吗？在青岛案件中引入阶层逻辑，这完全是不成立的。3、对社会阶层的错误认知退一万步说，回到保安和外卖员本身的社会阶层，上来断言一个“底层互害”，也是对中国社会缺乏起码认知。有一些数字经常引起人们的讨论，比如6亿人平均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9亿多人平均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很多人觉得中国人收入真的这么低吗？我们来看看这种数字的算法。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一家人挣钱的挣的钱是分子，一家有多少人口是分母。根据人社部2022年的数据，全国就业人口7.3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1.3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标准太低，在此忽略）。也就是说，全中国能够获得收入的人8.6亿，占总人口的60%。所以，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数字乘以1.67，大致就是这个家庭中有收入的人的平均收入。6亿居民对应的就业人口是3.6亿，3.6亿就业人口每月月收入不超过1700元，考虑到中国有两亿多农民，而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产效率并不高，这个数字就显然不算离谱。同理，9亿多人月入不到2000，也可以换算成，有5亿多就业人口月入不超过3400元，这个数字也很实在。这就是中国，而且就是官方统计数字里的中国。2022年，青岛的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64349元（税前），平均每个月5362元，扣掉五险一金和个税，就是低于5000。外卖员在青岛，月收入整体显然是高于此数的，在统计意义上，无论如何与“社会底层”沾不上边。关于外卖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各种讨论已经太多。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去下断言说外卖员是“社会底层”，更不要对外卖员释放居高临下的廉价同情。很多人都说，外卖员不交“五险一金”，（这里不讨论“五险一金”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平台剥削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今天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如果不是在外卖平台“灵活就业”，有一个固定工作，是不是就一定交“五险一金”呢？难道所有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就一定比外卖骑手更有保障？说得难听点，不过是很多人天天日常打交道的体力劳动者就是外卖员，对更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毫无体感罢了。外卖员当然风里来雨里去，当然也是被“算法”驱使，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送外卖？原因很简单，因为即使到现在，外卖员的收入在体力劳动者里都算高的，考虑到外卖员工作的峰谷效应，他们的实际时薪比起流水线工人就更高了。而且，即使外卖员所在平台没给他交五险一金，他自己按某种标准去交，交完了之后的税后收入，仍然显著高于一般的流水线工人。事实就是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外卖员，就是用脚投票选择了这个职业。中国不是个富裕国家，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仍然比较低，这是个客观现实。但舆论场上对外卖员待遇的讨论有些过度了，也歪楼了。因为一旦谈起外卖员，人们就可以找到平台、资本、算法等各种参照物，来论证外卖员可能受到的种种“压迫”，但其他产业工人，比如流水线工人背后没有“资本”，没有“制度”吗？外卖员，只是中国体力劳动者的一种而已，他们的收入状况和劳动强度，是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各个参与方形成的均衡。这个均衡状态很不完美，但这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个富国。一味地对平台、资本或者算法开展道德谴责，同样偏离了问题的实质。要之，公共讨论要讲是非，而不是只讲利害；要讲普遍权利，而不是放大阶层对立。别再轻言“底层互害”了，把公共事件和共同讨论转化为群体对立冲突，这是许多人最惯常的逻辑，但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这种逻辑，往往和事实本身相去甚远。在青岛案讨论中，有一些涉及到出国留学的性价比问题，这一问题和本文的论述关系不大，后续我可能另写一篇谈谈。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当代经济地理”系列，我计划分为“城市篇”和“省份篇”分别更新。此前已更新的成都、天津均作为城市篇的组成篇目，但本文作为“城市篇”的总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我们应该如何观察城市？我从一个自问自答说起。如果要问当今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十个城市，我怎么排序？我的顺序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南京、苏州、重庆。很有意思的是，这就是我这个小小的公众号后台关注人数的排序。当然，我这么排，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读者分布。这个排序，反映的是我心目中这十个城市的真实地位和全国影响力，这和十大城市GDP的排位顺序不同，因为GDP并不能反映城市的一切。为什么GDP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实力？为什么GDP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城市的真实实力？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市”这个概念太特殊，导致不同的“市”的经济数据之间可比性不强。我早就说过，比较不同的城市，本质上还是比较这个城市的都会区（或者说建成区），也就是比较A城和B城，而不是A市和B市。奉节的GDP和重庆城没有关系，淳安的GDP和杭州城也没有关系，但它们都被计入所在的“市”。不同的城市都会区和管辖县域、人口的结构完全不同，比如广州，广州城几乎就是广州市；但在重庆，重庆城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重庆城之外还有二十多个基本上各自独立发展的县域。重庆直辖市历史上是由四个地级以上行政区划组合而成，即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市、万县市和黔江地区，如果看重庆直辖市的GDP，现在已经稳居全国第四，但如果剔除涪陵、万县和黔江，只看原四川省重庆市范围，GDP不仅和广州差得远（原四川重庆2.04亿VS广州2.81亿），甚至还低于苏州和成都。第二，GDP数据本身不是原始数据。GDP本质上是经过核算形成的增加值数据，虽然现在实行统一核算，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反映经济运行的原始数据。比如，在反映一个城市资源聚集程度时，存款总额、贷款余额就比较精确；在反映一个城市工业变动时，用电量数据更精确；在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含金量时，税收数据更准确；在反映城市的民富水平时，个人所得税的数据可能更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相较于GDP数据，税收、存贷款等数据本身更不容易失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对天津的判断，如果观察天津经济的时候我们更多使用原始数据，而不是使用当年公布的GDP数据，那在天津GDP挤水分之前就能看出天津的诸多原始数据指标并不如南方的许多省会城市，而事后来看，那就是彼时天津的真实水平。第三，GDP高低受经济结构影响。简而言之，在现行的GDP核算机制下，不同行业的增加值被计入GDP的程度不一样。概而言之，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能在GDP中得到更多体现，而第三产业的价值在GDP核算中往往被低估。为什么北京的GDP始终不如上海，为什么重庆、苏州的GDP表现一直好于杭州、南京，和GDP的核算方式本身也有关。现在，有一种论调说，还是要发展工业才能让GDP更好，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倒果为因，因为GDP数字天然就和工业的关联度更强，但这个GDP数字好，并不能直接代表经济好。因为反过来说，GDP对一个城市经济运行信息的反映，本来就不够完整。我们为何关注城市？我们为何在网络上讨论城市？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互联网上最热闹的话题之一。事实上，为什么人们会关注这个话题，除了讨论参与者个人朴素的家乡或所在地情结以外，也的确有很多人据此考虑商业或者个人的决策。商业决策看什么？其实在商业决策中，最重要的无非是两点，一来是城市本身的资源聚集性，这里的资源，可以是人口，可以是人才，也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完整的产业链。这里不仅要看它资源聚集的现状，更要看当地资源变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能级有多高，辐射力有多强。有的地方看起来GDP总量大，但未必在区域内有足够大的辐射力。第二点则是，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好的地方可以去，营商环境不好的地方就不要去冒险。个人决策看什么？个人决策其实也就看两点，一是机会的多寡，在这个城市，就业的机会、获得高薪的机会，创业的机会到底怎么样。第二是性价比，这个城市的薪酬，与它的房价、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到底是否匹配，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性如何。所以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我在分析城市时，相对不太关心GDP的总量，和分行业的增加值，我更关注一个城市有多大的经济和人口腹地，有多少全国性和区域性的资源集聚（包括头部企业），有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很多区域类媒体非常喜欢分析不同城市每一年，甚至每个季度的GDP竞赛，这当然很有话题性，但我的当代经济地理观察，不太会做这么短期的研究。事实上，决定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很少有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陡然变化的（除非是深圳特区这样的顶级的改革试点政策或者骤然出现的大产业趋势或资源发现，如陕北和鄂尔多斯的煤矿勃兴）。人们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其实对城市观察同样如此，看当下，完全可以预判三年后、七年后甚至十年后一个城市的大体坐标。在此后的过程中，这个城市的表现可能浮浮沉沉上下波动，但并不太可能超出回归的均值。决定城市地位的是什么？我们时常讨论城市的线级，城市地位的高低，其实决定城市地位的金标准，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不单是吸引常住人口的能力，还包括吸引非常住人口的能力。一个牛逼的城市，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要搬过去，而是有足够多的人需要去这个城市获取资源，进行消费，办一些只有在这个城市才能办成的事。不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去纽约，但你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融资，纽约就是最好的选择。全世界最顶级的城市，纽约、湾区、伦敦、巴黎、东京，就是很多事情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去那里办。为什么北京、上海和深圳在今天中国的城市格局中最为重要，从根本上是因为这三个城市拥有最多的全国性资源，无论是权力、资金还是信息，所以它们是真正高维的城市。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城市也是副省级，甚至重庆、天津还是直辖市，但它们没有足够多的全国性资源，那就和一个典型的“一线城市”差点意思。那么，一个城市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在我看来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以下几点：权力高度。你是首都，当然在权力场上最高维，你是省会，也就比非省会高维。资源聚集度。其实资源聚集有很多维度，这里我们用一个狭义一点的标准，就是依靠权力分配的资源聚集的程度，比如有没有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有没有大型国有企业总部，有没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这些在中国国情下主要都是由权力分配的，得到越多相应资源的城市，城市能量就越高。产业聚集度。产业其实也是一种资源，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更狭义的资源定义，这里的产业就更偏市场导向一点。产业聚集度其实也分很多层，如果我们这里不讨论商业的话，至少也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总部经济的聚集度，这个城市聚集了多少头部企业、或者头部企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分支机构，这是决定这个城市到底能提供多少高薪、高成长就业机会的关键因素。另一个则是一个产业内部产业链供应链的聚集程度，这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工业投资价值和工业能力，也决定了城市工业人口的规模。商业影响力。其实商业影响力也不容忽视，一个城市有好的顶级商场，和没有，那就是两个概念，有LV的城市和没有LV的城市，天然就处在不同的线级。因为其实，商业也是影响人们流动的因素，一个地方商业足够强，就会有人专门去那里购物和消费，这也是一种“非要到特定目的地去做的事”，同时商业还会衍生消费品、文创、会展等一系列其他产业，而这些产业不同于工业或者高端服务业，这些产业不仅可以有大公司，而且是个体创业者、自由职业者重要的机会之源。腹地范围。同样是省会，大省省会和小省省会就不一样，因为大省省会的经济和人口腹地天然更大。同样是大省省会，周边的省强弱程度不同，那影响力辐射力也不一样，武汉、长沙、郑州、南京、合肥，都算得上大省省会，两两之间比较近，就比较容易产生相斥的效应，谁也不会做得太大，但成都在西部那就是一枝独秀，没有任何别的大省，那也就不会有其他城市能够挑战它。我为什么如此排序？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我对十大城市的排序为何是京沪深穗杭蓉汉宁苏渝？这本质上，是根据城市的属性来做的定位。顶级城市，本质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型中心，一类是产业型中心（或者说工业中心）。综合型中心的特征是政治、经济、社会、文教乃至涉外功能齐备，而产业型中心往往有比较强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工业），但服务业（尤其是有强资源外溢、强网络效应的高端服务业）不够发达。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显著区别是，服务业有极强的网络效应、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譬如商贸、金融、互联网等行业，一旦形成中心，影响范围可以很广；但制造业中心只是聚集产业链和产业工人，很难形成更广泛的辐射力和影响力。道理很简单——一个地方有个顶级商场，可能全省的有钱人都经常去那里逛，但一个地方有个超级工厂，实际上只和这个工厂和这个行业的人有关，和其他人关系不大。北京、上海、深圳——全国性综合型中心城市。除了深圳的商业文教医疗民生较弱以外，这几个城市在政治、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全国影响力、辐射力。广州、杭州、成都——全国性产业型中心城市+区域综合型中心城市。在部分产业上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如广州的汽车工业、贸易、快消和部分互联网领域，杭州的电商、移动支付、云计算、直播、服饰快消、电子硬件，成都的线下商业、食品饮料、文娱游戏等，但总体上来说，这三个城市都难以称为全国性的综合型中心，只能说在某些产业单项上可以聚集乃至吸引全国资源。在这三个城市里，广州是华南区域的综合型中心，成都是整个西部的综合型中心，而杭州的区域性中心地位弱一点，基本上只是浙江一省的综合型中心，但由于杭州在产业单项上具全国影响力的领域和头部企业远远强于成都，所以杭州还是在成都之前的。武汉、南京——区域综合型中心城市。武汉和南京在省会城市中各项指标未必都次于广州、杭州、成都，但城市功能定位相对弱于前三者。这两个城市很难说在有网络效应的重要行业中，具有全国中心城市的地位，但这两个城市胜在城市功能的综合性，这两个城市产业基础好、文教资源多，综合实力相较于GDP第十名之后的省会城市仍然是断崖式领先，并且在自身的辐射范围内仍有很强的中心效应。但武汉对湖北省腹地的吸引力整体稳固，虽然面临郑州和长沙的挑战，但对河南和湖南仍有一定影响力，仍能算得上华中区域中心，腹地条件好于南京。而南京腹地相对较小，虽然对安徽有一定辐射力，但受合肥冲击，在江苏省内首位度也偏低，因此南京虽然人均产值、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质量整体优于武汉，但我还是把南京放在武汉之后。苏州、重庆——区域产业型（工业）中心城市。苏州和重庆都是重要的工业城市，它们的工业能力和工业产值不仅放在南方，甚至放在全国都极具竞争力。但苏州和重庆总体来说，经济的综合性都不强，商业和服务业相对不发达，金融资源、科技资源、文教资源分别显著逊于南京和成都，所以这两个城市虽然经济总量大，在一些产业链上颇有基础，但影响力和辐射力弱于穗杭蓉汉宁。“当代经济地理”系列，“城市篇”未来将选取每个省份最重要的城市，按照行政区划代码顺序更新（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直辖市均纳入城市篇而非省份篇，除此前已更新的成都、天津外，后续更新中也会先跳过本号讨论较多的京沪深穗杭（这五个城市会在最后更新）。“省份篇”则将讨论全国27个省、自治区，顺序是行政区划代码倒序（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华北）。相关阅读：城市竞争的中国局（1978—2018）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星球与我取得联系。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亮亮丽君的故事，再度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他们能够引发人们广泛的共情，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普通，他们几乎就是中国都市青年的中位数，而且还是比较上进的不躺平的那一拨。我不想再多谈这个故事，我来谈谈这个故事的背景地——郑州，乃至郑州身后的河南省。从某种程度上说，河南省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颇有相似之处。悠久的文明和历史，但又饱经苦难，尤其是黄泛区之苦。人口众多，但资源并不丰富。作为一个中部省份，河南除了在地理上居于“天下之中”，很难说是抓到了一手好牌。但平心而论，河南的条件在全国其实也算不上坏。在北方省份里，河南相对靠南，光热水土条件其实相对宜居；平原占比超过半数，当黄河得以治理过后也是较理想的农耕区；众多的人口提供了劳动力的基础，而较好的交通枢纽性，也是发展经济的便利条件。从流域来说，河南地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实际上是个介乎南北之间的省份。它的“中”，不只是地理上的，也是发展水平上的。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里，郑州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城市。2000年，郑州GDP分别只相当于石家庄的76%和济南的77%。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郑州GDP已经是济南的1.08倍，是石家庄的1.82倍。郑州GDP在过去22年增长了16.76倍，在中部省会里仅次于合肥和长沙，甚至超过了武汉（增长14.67倍）。河南省举全省之力做大郑州，实际上也带动了全省的增速。河南的增速在全国省份中，其实算得上中上水平。河南过去22年GDP增长了11.21倍，高于山东的9.56倍。河南和山东的差距显著缩小，河南GDP从山东的61%上升到山东的70%。郑州和河南的崛起，原因很简单。从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兴起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河南省很早把高速公路里程修到了全国第一。以新城新区为代表的大规模城市化。郑东新区是全国最成功的城市新区之一。大力度的招商引资。仅一个富士康，一度创造了超过30万的就业岗位，也成为推动全省城市化的重要引擎。这几件事，其实在全中国都颇为流行。而河南和郑州，在这几件事上是做得比较极致的，所以一度有了很好的经济表现。而像亮亮丽君这样的河南省内居民，持续加速涌入郑州，也出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然而，这两年的郑州，负面频仍。这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郑州抓住了城市化、大基建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在风口上被吹了起来。然而，这个城市的法治水平、治理能力、契约精神，都远远不能和现代化契合。这座城市在硬件上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在软件上还有很多的课要补。同时，那些昔日的增长动能，正在熄火。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让城市化进程放缓；大规模基建已到很高水平，投资和房地产的拉动作用也已经有限；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兴起和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也导致产业有外流的压力。对于后发国家或者后发地域而言，增长是一切问题的解药。有增长，就可以负债；有增长，人们对未来就有信心。当增长停滞，就像是一辆自行车放慢了速度，自行车一旦能够跑起来，自然能保持平衡，但一旦停下来，就很难不倒。郑州当下所经历的，正是这个时代的注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郑州是踩着顺周期的风实现逆袭的——北方少有的万亿级城市，唯一的不是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的国家中心城市，它甚至成为一亿河南人看得见的那个身边的灯塔。丽君的眼神里没有了光，而这座属于一亿人的灯塔还会不会继续发亮？当周期结束，当海水退潮，郑州不是一座孤岛。这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全中国一起思考答案。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获取专属资讯并与我交流。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按：本文是反映东北经济全景的万字长文。如读者只关心结论，可只读各章节标题和蓝色加粗字体部分。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文），标志着振兴东北正式成为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东北振兴二十年，为何不如预期。我不止分析当下，更观察历史，以百年视角，看东北命运。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清朝长期在东北实行“禁关令”，汉族民众不能进入东北。1860年，咸丰朝首次开放“禁关”，1904年，清政府全面废除所有对进入东北的限制。这之后，东北在全国人口和经济版图上，才真正重要。某种程度上，现代东北经济史可以1904年为开端，而1904年以来的两个甲子，正是本文的讨论范畴。一、图说东北经济史这是1952年以来东北人口、GDP、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国的比例变动图，直观反映了东北经济和人口的许多信息。先来看人口，1952年到2022年，东北人口占比这条线，在前面这张图上是相对最平滑的。但我们把时间轴拉长到120年，选取若干个关键节点，就能更清晰地看出东北人口占全国比例的变动趋势。1860年，清廷首次开放“禁关”之前，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1903年，即东北全面放垦的前一年，东北人口120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3.73%；1911年清朝灭亡前，4.87%；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6.51%；1949年新中国成立，7.11%。1958年，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首次超过8%，达到8.02%，1964年，东北人口占比首次超过9%，达到9.05%。1965年，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7%，是东北人口占比的最高峰。此后十多年里，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高位稳定在9%左右。1982年，东北人口占比为8.98%，此后人口占比总体缓慢下降，2012年跌破8%，为7.94%，2020年跌破7%，为6.9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人口变动的特点，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陡峭的增长曲线，人口增幅远远大于关内。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东北人口占比就逐渐下降，但下降幅度其实比当年的上升幅度缓慢得多。从1931年到1965年的35年里，东北人口占比提升了2.56%。但从1986年到2020年的35年里，东北人口占比只下降了1.8%。我们再来看经济。1949年之前，全国缺少准确的经济统计。根据学者的研究，1949年东北经济占全国的14%左右。这个数字可能和许多人的概念有所出入，因为东北的重工业产值尤其是钢产量等远大于这个比例。究其原因是，虽然东北的重工业产值在全国的占比很高，但当时重工业的绝对值很低，中国经济总量中农业、手工业、轻工业、商贸等占比非常大，所以有重工业优势的东北，在GDP上的统计优势不大。但纵然如此，东北当时的人均GDP也是全国的两倍多。从1952年到1960年，东北GDP占全国比例从12.36%一路提升到19.14%。而19.14%,也是东北GDP全国占比的峰值。事实上，东北GDP占全国比例超过15%的年份也只有三年，1958年（15.11%）、1959年（17.09%）、1960年（19.14%），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较大规模的投资，和东北在经济困难状态下受影响较关内小。从1961年开始，东北GDP占全国比例回到12%到14%的区间，整体小幅波动。1984年之后，东北GDP占比逐步下台阶——1985年跌破12%，为11.65%；1992年10.73%（跌破11%），1995年9.41%（跌破10%）；2004年8.71%（跌破9%）；2009年，7.31%（跌破8%）；2010年，6.94（跌破7%）；2016年5.72%（跌破6%）；2021年4.87%（跌破5%）。GDP占比，最能直观反映东北经济增速和全国经济增速的关系。总体来看，这一数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缓慢下降，而在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之后，下行曲线更为陡峭。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在22%以上，且整体呈上升态势，同样在1960年达到峰值（31.29%，也是史上唯一一年超过30%）。从1961年到1969年，整体在20%到23%之间（1967年低于20%，为19.65%），但进入七十年代之后，除1976年（占比20.4%）外，东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都在20%以下，从1977年开始，这一数值从箱体波动转而进入缓慢下行通道。1988年，东北工业占全国比重跌破15%，2003年跌破10%，到2017年跌破5%。建筑业方面，增加值占全国比例大体和GDP占比趋势一致。区别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比高于GDP占比，反映这一阶段东北基建和投资力度大。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筑业增加值占比的下行比其他指标更陡峭。1993年，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就跌破了10%，比工业占比跌破10%早十年；从2009年开始，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就低于6%（仅2012年为6.05%），比工业占比跌破6%早7年。三产增加值，变动趋势和GDP也近似。但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三产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始终低于GDP占比。东北三产比重占全国比例最高的一年（1962年），也只占12.44%，1992年三产占全国比重就跌破了10%，甚至比建筑业占比跌破10%还要早一年。最后来看农业。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和其他指标占比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整体比较稳定，1949年以后一直保持在占全国8%到12%之间波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东北其他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东北农业增加值的全国比重反而整体呈现温和上升态势。最近十年，东北农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虽有小幅下降，但基本上稳定在9%到10%之间。这和东北GDP和工业比重接连下台阶的态势，形成鲜明对比。更有趣的数字，是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从1949年到2003年，东北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一直在10%到15%之间波动。（还有部分年份低于10%）。但从2004年开始，东北粮食产量超过全国的15%，2011年，东北粮食产量超过全国的20%，此后一直稳定在20%以上。2022年，东北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17%，但农业增加值接近全国的9%。我们可以用三个数字来看东北农业现状——以6%的农村人口，创造了全国9%的农业产值，生产了全国超过20%的粮食。上图，是东北人均GDP与全国的比值，整体趋势和东北GDP占全国的比例是吻合的。其实，从1961年开始，东北人均GDP在一段时间里徘徊在全国水平的1.5倍左右，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渐下行，直至2009年，东北人均GDP开始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七成。二、和东北经济有关的五个关键事实在上一段中，我们通过几张折线图，对东北经济变动史有大致的概念。这一部分，我们来详细分析和东北经济有关的五个关键事实。1、东北经济增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慢于全国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当代东北经济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03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是东北人口和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在全国占比陡然升高，“一走上全国舞台，就风华正茂”的阶段。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0年前后），即东北计划经济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东北经济在全国横向比较中“走上巅峰”。第三阶段（1960年前后到1980年前后），东北计划经济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东北经济在全国的比重整体处在高位，但已有波动下行的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仍远好于关内。第四阶段（1980年前后到2000年前后），东北经济转轨期，出现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剧烈痛苦，东北人均GDP从高于全国逐渐趋向全国平均水平。第五阶段（新世纪以来），经济继续调整期，增速放缓、人口外流，和关内经济差距拉大，成为全国后进地区。如何看待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期”？东北之所以作为“共和国长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东北的工业化率、城镇化率曾经远远高于关内，但其实在东北相对关内在工业化、城镇化维度领先优势最大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北自身仍然是农业人口多于工业人口，农业产值占比很高的地区，所以当时东北的人均产出虽然远高于关内，但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夸张。东北经济增速是什么时候开始跑输全国的？其实这个时间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北是国企改革导致阵痛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国范围内下岗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这当然是事实。但其实，东北经济增速慢于全国，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有苗头，在七十年代趋势已经形成，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很显著了。东北在中国经济大盘中地位下降漫长季节（超链接）的开端，远在大规模国企改制之前。2、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失衡我们从文章开始的那一张表就可以看出，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失衡。（这种失衡和寒冷的气候高度相关，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在工业内部，东北一直呈现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状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相较关内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天津，东北就缺少拿得出手的轻工业产品。在第二产业内部，东北一直是工业重，建筑业轻。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东北在1949年以前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发达，在新政权建立时拥有全国半数铁路，基建的基数极高，相较关内大搞基建的空间相对就有限。另一方面，寒冷的天气对基建本身造成很大制约，极寒天气导致人口外流又进一步拉低了建设需求。二产和三产相较，三产一直不发达。东北第三产业占全国的比重，长期低于东北经济总量（更远低于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这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来东北的计划体制比关内更完善，更体系化，企业办社会的程度更深，从一开始就天然抑制了三产需求。二来，极端寒冷的气候，对冬半年的三产活动构成很大制约。三来，多种原因影响之下，东北缺少头部城市，甚至连强二线城市（或一些人习称的“新一线城市”）都很少，对高端服务业没有吸引力。3、东北内部差异大“东北”，整体上地缘相亲，文化相近，而且在历史时期省界频繁变动，目前的省界稳定下来不过六十多年。所以人们往往用“东北”统称这一地区。但单就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东北的内部差异极大，辽宁和吉林黑龙江存在明显分化。2022年，辽宁人均GDP为6.88万元，显著高于吉林（5.57万）和黑龙江（5.09万）。辽宁人均GDP的排位是全国第19名，属于中游水平，而吉林、黑龙江分别是27名和30名，属于全国末流。辽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1万元，排名全国第9，在北方省（市/区）中仅次于京津鲁，仍排在全国前列。而黑龙江（2.82万）、吉林（2.8万）分别排在22位和25位，排名全国后列。4、东北中心城市弱东北地区是中国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这使得东北的发展比关内省份整体上更“均衡”。东北省份内部，往往有若干个工业化城市，从而使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并不突出。相较内陆省份，可以集中在省会城市布置汽车、电子等新兴的大型工业，从而引导人口和经济资源向省会集中。东北既有产业格局相对固化，中心城市相较关内同类城市招商引资吸引力低，导致中心城市偏弱。除了吉林省有比较明显的长春“一城独大”以外，辽宁、黑龙江中心城市的GDP占比和同类省份相较都不算突出。如果我们把东北视为一个整体，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个城市2022年的GDP占东北的比例仅为48.9%。这个比例看起来不低，但和关内的省份相比，就能看出差距来。我们来看关内部分省份GDP总量前四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广东65.9%，浙江64.1%，江苏54.6%，四川54%，山东50.1%，都超过五成。5、东北城乡差距小众所周知，东北地广人稀，同时东北的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东北耕地多，但农民在人口中的占比反而低，因此东北的农民人均耕地更多，日子更好过。从1949年到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资源调查时点），全国耕地从14.68亿亩增加到19.18亿亩，增长30.6%。而东北耕地从2.25亿亩增加到4.48亿亩，增幅达99.3%，几乎翻番。70年来，全国耕地增加了4.49亿亩，而东北耕地就增加了2.23亿亩。东北农村人口只占全国的不到7%，但东北新增耕地相当于全国的一半。在八十年代以前，东北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大体稳定在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关内的2.8倍。但到2019年，东北农村居民人均耕地14.11亩，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3.76亩）的3.75倍，关内平均水平（3.08亩）的4.58倍。我们把关内两个典型的人口大省和东北相比。河南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2.54亩，四川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2.17亩，分别只相当于东北的18%和15%。而东北的耕地大都是平坦肥沃、适合机械化的黑土地，河南的耕地远不如东北肥沃，四川的耕地更大多分布在丘陵地带，比起东北不仅人均耕地量少，耕地质量也差。现在，关内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很多已经不是务农，而是各种副业（即使不跨省打工，也会做本地农民工）。但在东北，许多农民仅靠种地，也能过得不错。我们在统计数据中看到，东三省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位，都显著高于其城镇居民。辽宁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15，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9；黑龙江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31（倒数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20；吉林城镇居民收入排名全国第30（倒数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全国第22。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城乡收入比（城乡收入比越低意味着城乡差距越小）分别是2.21、1.89和1.96，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4）。黑龙江的城乡收入比仅高于天津（1.83），全国第二低，吉林仅高于天津、黑龙江和浙江（1.9），全国第四低。全国城乡收入比低于2的省份一共只有四个，吉林和黑龙江就占了俩。三、东北经济兴衰原因概要分析1、东北经济因何而兴东北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实际上是“火箭蹿升”。从上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东北从一片几乎未开发的处女地，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爆发式增长的轨迹，堪比深圳，但深圳只是一个城市，而东北是一个庞大的地域。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巴蜀、江南、湖广等地都经历过逐渐开发并成长成经济重镇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都是很漫长的，没有哪一个地区是在短短几十年里“毕其功于一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的崛起，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东北经济的兴起，主要原因有四。（1）适合发展工业的资源禀赋，东北有煤、铁之利，这些资源在工业革命之后极具战略价值，工业化是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风口，而这个风口与东北天然的资源储备结合了起来。（2）肥沃的土地带来巨大的人口承载力。东北是一个典型的冬冷夏热地区，因为夏季热量条件极佳，成为全球唯一的冬季极为寒冷却能够支撑庞大粮食产出的地区，从而形成了长时间、持续性的农业开发，也吸引了外来移民。（3）极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东北地处日、俄两大列强之间，成为日、俄争夺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日、俄的殖民据点、铁路建设和商贸据点，不仅成为东北近代化的重要起点，还使东北一度成为东北亚重要的商贸枢纽。同时，为抵御外部压力，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反而更自主图强，张氏还亲自下场做大豆等大宗贸易，增强了东北的实力。而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策，使背靠苏联的东北，在五十年代成为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进一步巩固了东北的地位。（4）稀缺的政治稳定环境。民国时期，全国多数地区战乱频仍，但东北一直是相对和平的地区。从奉系统治时期，到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内部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这客观上也是导致当时人口从关内移向东北的原因。广东较其他地区早开放十年，就有巨大的发展优势，东北以30年的和平VS关内30年的战争，在发展差距上甩开关内更势在必然。2、东北经济因何而“衰”？在谈东北经济因何而“衰”时，先多说两句。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一件事的外在表现当成原因，这其实是倒果为因。譬如直接把东北和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然后得出东北经济不好是因为“民营经济不发达”、“大企业少”等等。这种归因对不对呢，不能说错，但其实它本质上是在分解“东北经济不好”这个事实，并不是在找它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比如A考试没考好，B考试考得好，你说A是因为数学不如B，英语不如B，物理不如B。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要讨论A考试没考好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要搞清楚A为什么数学没学好，英语没学好，物理没学好，而不是说原因就是因为“这几门课都没考好”。东北经济颓势有很多表现，比如服务业不发达，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发达，民营经济不发达等等。但这些不发达的背后，是什么深层次原因？我们分析过东北是如何崛起，其实也可以对照着分析东北为何开始走下坡路。在我看来，东北经济表现从远远好于关内，到远远跑输关内，主要原因是东北历史上崛起优势条件的全面逆转。（1）工业禀赋优势的减退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东北工业禀赋的优势开始减退。首先，东北在煤、铁等矿产资源上的优势削弱。一部分资源趋于枯竭，东北出现了阜新、鹤岗等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北先开发，矿就先挖完了。第二，工业供应链出现变化，当代工业从以利用本地资源为主，走向调度全球资源为主，以往是哪里有铁矿石哪里就有钢铁厂，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炼油厂；现在没有铁矿石，没有原油，都可以海外进口，哪里靠港口，哪里就可以建钢铁厂、炼油厂。东北本土资源富集的优势削弱，而东北距离大部分进口工业战略资源的航运距离又是全国最远，且除辽宁以外东北其他地区都是内陆地区，在原材料运输成本上的劣势明显。第三，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兴起。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构成。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低收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由于东北城乡差距小，农村人口少，人均耕地多农村生活水平较高，东北天然缺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吸引力。（2）产业结构劣势被放大前文已经提到，东北服务业占全国的比重，始终低于东北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原因也已作了分析。过去，第三产业在经济大盘中的占比并不高，第三产业的劣势对经济总量的拖累不大。而随着第三产业普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GDP中最重要的构成，第三产业的劣势就成为东北和关内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因素。建筑业的情况也比较类似。从改革开放开始，关内的固定投资和建设，一直显著高于东北。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中西部后发地区投资规模持续扩张，而东北因发展较早基建相对饱和，投资率反而低于关内不少地区，这就使东北在统计GDP这个增量指标时也处于劣势。（3）地缘政治优势的丧失在20世纪上半叶，东北客观上是具备地缘政治优势的地区。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北地缘已经从优势逐渐转为劣势。东北亚形势的变化，使东北不再是东北亚的枢纽，而陷入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苏交恶之后，东北地缘形势恶化，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期间，东北甚至从原来的重点建设区变成了工厂迁出地。改革开放后，辽中南地区出现距离日本、韩国相对较近的新优势，但与山东、长三角等其他关内可比地区相较，优势不明显，不能弥补其地缘政治劣势。（4）特殊政治环境不复存在东北在上世纪上半叶的超常规崛起，源于极强的“避险效应”。这一点在很多对东北经济的分析中被忽视了。而1949年以后，东北和关内都处在和平、稳定环境下，东北就不可能再有关内战乱带来的“避险红利”。在没有“避险红利”之后，东北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僻处一隅、极端寒冷的冬季气候等等不利因素，就被放大，关内对资源和人口的吸引力相对东北增强，关内发展速度自然重新反超东北。四、理性看待当前东北经济发展水平前面，我们分析了东北经济增速跑输关内，整体从先进地区成为后进地区的主要原因。那么，怎么理性看待当下东北经济发展水平？东北是全国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地区（机械增长、自然增长均为负）。所以，今天的东北可能是对未来关内经济和人口态势的某种意义上的提前模拟。也就是很多段子说的，东北的今天可能就是关内的明天。在我看来，东北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差。东北趁着过去的好年景，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积累。东北的工业虽然面临老化问题，但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工业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相当不错的家底。时至今日，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辽宁城镇化率全国第7，黑龙江和吉林分别是全国第12、第17。而因为城镇化率较高，且农村居民收入较高，东三省的居民收入排名，也显著高于其人均GDP排名。反观一些近年来GDP增长表现明显好于东北的地区，西北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实际产业结构是“中东化”的；云贵等地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造血能力不足。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增长都比东北好，但光鲜的数据掩饰了深层次矛盾。这些地方如果走到人口负增长的那一天，能不能像东北一样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留下可以“吃老本”的家底，还是问题。东北经济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如市场活力不足，法治意识淡漠，营商环境恶劣，市场规制混乱，乃至政府债务率偏高等。但其实东北这些问题，在关内除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一些营商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以外，多多少少不同程度都存在。东北经济呈现颓势，更多还是因为禀赋优势丧失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极端的寒冷）所致，而不完全是来自政府或民众侧策略偏差或不思进取的主观原因。五、东北振兴下一步今年是东北振兴战略提出20周年，高层也已谋划东北振兴下阶段的工作。但我们必须理性地看到：东北要发展，关内也要发展，水往地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不可能摁住关内不发展，更不可能让关内，让东南沿海跑慢些，来等等赶不上趟的东北。在可预见的将来，东北都很难实现比关内更高的经济增长，东北在全国经济大盘中的占比还可能继续降低。所以，明确“东北振兴”的目标至关重要。在我看来，人是所有发展的目的。东北振兴的目标，是为了让留在东北和走出东北的人都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让东北的总量指标好看。由此，我认为，东北振兴的合理目标，应该是使东北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较快提升，逐渐接近乃至重回全国平均线上。在我看来，东北最重要的是要做以下几点。（1）尊重客观规律，承认人口外流的现实东北的寒冷是世界级的，全世界范围内，比东北寒冷的地区，人口总量加起来都不如东北，东北人流向更温暖、更宜居的南方，本身就是大势所趋。目前，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仍然接近7%，这一比例显然是偏高的。这一比例基本上仍然相当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那时候是什么情况？关内处于严重战乱而东北相对稳定；农业社会大部分人务农，东北土地广阔而肥沃可吸纳更多人口；工业必须布局在临矿地区，东北有煤铁之利；空调没有发明抗生素没有广泛应用使得热带地区不宜居且人口承载力低下。当时，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导向人口向东北聚集，东北人口也就占全国的不到7%。而现在，当时所有导向人口向东北聚集的条件全部逆转了，东北人口仍然占全国将近7%。前文已经提及，东北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是爆炸式的、极为陡峭的增长曲线，现在东北人口下行的曲线虽然和其他省份比显得很剧烈，但和东北自己的增长曲线比，却算得上十分平滑。显然，这条曲线还可以再陡一些。东北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如能降到5%以下，可能就比较合理。长期以来，东北老龄化、少子化严重，在当地鼓励生育是有必要的。但追求把所有人留下来，这样的目标显然过了，也实现不了。（2）做大核心地区，做大中心城市东北的核心地区，就是辽宁，尤其是辽中南地区。前面已经提到，辽宁和吉黑两省在东北内部是有分化的。辽宁在2011年人口达峰后，到2022年人口只下降了4.2%。而吉林、黑龙江两省在2010年均人口达峰，到2022年人口分别下降了14.5%和19.1%。所以，辽吉黑三省人口向关内迁移，和吉黑两省人口向辽宁迁移，两件事同时存在。辽宁是东北城镇化率最高、工业化水平最高的省份。同时，辽宁也是东北气候最温和的地区，尤其是辽宁南部的大连，冬季实际体感和华北地区相似，相对而言比较宜居。我们分析过，内陆省份如果不做大做强省会，省内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会直接外流到沿海。辽中南地区在东北其实就扮演着这个角色，辽中南如果发展得好，东北其他地方包括吉黑两省的人口，可以集中到辽宁，从而不会一股脑都涌向关内。如果辽中南不能作为一个吸纳东北人口的节点，东北人口外流只会更加严重。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当然是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这四大城市也必须成为发展重点。但就这四个城市而言，沈、大的条件也显著优于长、哈。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0年“六普”相较，沈阳人口增加92万，增幅12%；大连人口增加46万，增幅6.5%；长春人口增加30万，增幅3.4%，而哈尔滨人口净减少了60万。从人口数据来看，沈阳和大连仍然是东北最有潜力的两个城市。但目前，沈阳和大连的GDP仍然还在烟台、唐山等城市之后，大连锚定烟台，沈阳锚定唐山，这并不是要赶超南方发达城市的好高骛远，而是完全有现实可行性的。东北振兴的药方，无非几点，巩固现有的工业优势，利用好东北人力资源（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科研院所分布密度）优势拓展高端产业，通过人口集中降低基建和采暖成本。长春在吉林省的一枝独秀已经较难再往上拔了，东北要振兴，关键还是看沈大。东北不能再撒胡椒面了，还是必须下定决心，像一些内陆省份那样，集中优势力量，搞好中心城市。对于今天的东北而言，非常之时可能要有非常之策，新增资源投入就得优先在大城市，招商引资也得优先考虑大城市，甚至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外埠资源向大城市集中。谈大道理有点奢侈，干就完了。（3）控制投资冲动，避免债务风险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东北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例已经很低，东北的民间投资整体是比较低迷的。由于民间投资不足，东北的地方政府反而通过举债的方式加大投资，试图给增长托底。结果是，东三省目前的债务率在全国都属于偏高的水平。辽宁债务率高达全国第二，吉林债务率也排在全国前十。负债——基建——地产，这是地方政府常用的循环。这个循环机制现在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机，而东北地区基建起步早，基建整体过剩；人口负增长，地产基建缺乏需求支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负债搞投资，不仅是寅吃卯粮，而且很难持续，最后只能找中央兜底。除了沈大长，东北所有城市人口都将长期处于负增长态势，这已经是不可逆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资源投入必须集约，必须立足于强化核心城市的产业造血能力，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通过生育奖励、消费券等方式刺激总需求，而不能像一些关内地区一样，过度依赖举债和投资。六、结语东北经济变迁，是中国现当代经济史的缩影。理解东北经济兴衰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看清大势。经济的波动，人口的迁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源禀赋，是比较优势，是经济规律，更是人性。东北经济的崛起，在一开始就是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而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因为这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共和国长子”，并在“一五”时期得到了最多的投资。东北经济出现调整，当然也是诸多客观因素导致其比较优势丧失的结果。政策引导也好，顶层设计也罢，都不可能和客观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对抗。“政策万能论””资源投入万能论”，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改变经济地理格局，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并让债务等问题长期化。放大我们的视界，应该看到，在全中国范围内，真正适合发展经济、经济效率最高的地区，并不多，就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内陆的关键中心城市。在每个省份、每个区域内部，也都符合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有一种选择，让人口和经济向最适合发展经济的地区集中，并通过聚集释放最大的效率；而让那些不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人口减少，只保留特色产业从而实现相对更高的人均GDP，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均衡发展。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限制资源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的集中，不断将财政资源投向三四线城市甚至更低线的地区。低线地区没有造血能力，就转移支付，用发达城市、发达地区持续反哺低线地区。从长期来看，前一种选择无疑更符合经济规律，也更有成功的可能。这可能是这一百二十年来东北沉浮史，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获取专属资讯并与我交流。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日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关于这个会议本身，这篇文章不讨论了。这次会议有一个新提法，第一次提出要建设“金融强国”。不同的人，对于“金融强国”，有不同的理解和设想，但有一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是在当下所谓的中美博弈和竞争的大背景下，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投资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去年年底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轮AI技术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与AI相关的半导体硬件，尤其是显卡，更受到广泛追捧，英伟达的股价一年内一度上涨三倍多。平心而论，这一轮技术变革的出现，也再次让人们看到美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绝对实力，美国仍然是新科技变革的主导者。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全球技术的变革最初是欧洲引领的。19世纪下半叶之后，美国逐渐兴起，成为和欧洲并列的技术升级中心之一。而进入二十世纪，苏联一度崛起，并在一系列航空航天、军工等一些技术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二战之后欧洲的创新力和美国相较出现相对下降，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冷战后期）之后，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的技术差距也全面拉开。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美国在新兴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进一步确立，直至近年来才开始面临中国在一部分领域的竞争，但美国相较中国在整体上的优势仍然十分显著。美国何以稳坐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地位？原因很多，譬如，美国整体上受二战影响比较小；美国一直在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苏联相较，美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为更多新兴技术找到出路（而苏联的军用技术只能政府买单）；和欧洲相较，美国是更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尤其是一个单一语言市场，天然更适合互联网及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且在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的监管上也不那么严苛。这些原因，今天不一一展开。今天只着重谈一点，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投融资市场，也是让它得以始终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的关键原因，这是美国重要的体制优势。现代科技，本质上是非常烧钱的，而且科研的过程，风险是很高的。要发展高科技，就必须要建立对科技创新企业友好的投融资体制。早在19世纪，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发现，股份制可以把社会上分散的资本投入到特定产业，是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得以实现的关键力量。股份制的产生孕育了资本市场。而后来，依托资本市场，现代投融资体系进一步发展起来，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众所周知，科技创新企业一般都是轻资产企业，这些企业缺少抵押物，天然就不是债权融资的好标的，但它们很适合VC资本。VC即风险投资，一个投资组合可以覆盖许多早期企业，虽然大多数企业创业可能失败，但只要有一两家获得百倍收益，基金整体就可以赚钱。没有VC的早期投资，当代科技企业是很难冷启动的。从VC阶段开始，一家科技企业还可能经历PE（私募股权投资）、IPO、MA（并购）和再融资等多个阶段的融资。基本逻辑很简单，企业可以引入外部资本来实现加速发展，外部资本也可以通过企业的加速发展获得超额的回报。当然，要形成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和科技创新企业的正循环，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健康、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只有融资功能完善、投资者能够充分认可优秀公司（无论是蓝筹还是成长股）价值的资本市场，才能让前期投入科技企业的（无论是PEVC等财务投资者还是产业投资者）资本得到红利，也才能使这些科技企业创始人和享受期权激励的员工享受到公司发展带来的收益。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就不可能有众多的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也不会有足够多的人才进入科技创新企业。事实上，美国科技企业的成长史，正印证了前面的道理。苹果、特斯拉、英伟达，这些企业都曾经拿过私募投资，也在相对较早的阶段就完成了IPO。今年炙手可热的Open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前两天，任大刚兄写了一篇《川菜，死于火锅》。这篇文章援引一系列数据说，川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式微，在“辣”系菜品中遭遇到湘菜的强烈挑战。川菜在中式正餐界的地位下降，和火锅过度风行有关，因为四川（含重庆）过度流行火锅，反而川菜水平骤降。这里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川菜和湘菜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此消彼长”。第二个问题，中式正餐川菜的发展，和川渝火锅（我个人是不太接受“川渝火锅”的提法的，参见《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是什么关系》，本文为表述准确并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暂用“川渝火锅”的提法）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湘菜能挑战川菜吗？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湘菜是否已经对川菜构成挑战。我在许多文章里都看到了一个数据，任文中也有提及，这一数据是，红餐大数据截至2023年6月的数据显示，湘菜是中式正餐赛道中，门店数最多的菜系，占正餐门店总数的18.5%；其次才是川菜，门店数占比为17.5%。我在网络上搜了这段话，发现绝大多数引用这个数据的场合，大多都是唱红湘菜的。我专门去查了红餐大数据的小程序，根据这个小程序实时展示的今年4月的数据，当月全国中式正餐门店为145.59万家，其中川菜馆172157家，湘菜馆100050家。川渝地区之外的川菜馆，共138929家，湖南省之外的湘菜馆共75711家。今年4月，全国川菜馆尚比湘菜馆多出7万多家，到了6月湘菜馆数量就反超川菜馆，在今年的宏观形势下，实在是没什么可能性。遑论，四川省和重庆市相加，人口规模达到1.2亿，远超过湖南省的6600万，截至今年4月，川渝中餐馆总数为85623家，远多于湖南的56559家，单就人口基数来看，湘菜的基础就远弱于川菜。如果湘菜馆的数量果真已超过川菜，湘菜馆和川菜馆在省外的流行程度会有肉眼可见的明显差距，湘菜馆要比川菜馆流行很多，才可能在统计意义上出现这个结果。由是观之，湘菜挑战川菜，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同样根据红餐大数据的小程序，最近一年川菜新开门店23420家，关闭门店3996家，净增19424家，湘菜新增门店10419家，关闭门店2529家，净增7890家，川菜馆无论新增门店数、净增门店数和增幅，都显著高于湘菜。川菜的真正隐忧何在？虽然川菜增速仍然高于湘菜，但湘菜近年来的攻城略地，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很多人感觉湘菜在快速崛起，这和湘菜兴起了一系列快速扩张的头部品牌，不无关系。典型的如费大厨、农耕记，在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湘菜旋风，反而在川菜中餐（不含火锅）领域，似乎少有这样的品牌。费大厨以辣椒炒肉著称（图据网络）统计数据显示，湘菜连锁化的程度的确高于川菜。在所有湘菜品牌中，有1.2%的有超过10家门店，门店数超过50家的占0.11%。而在川菜品牌中，拥有超过10家门店的占比只有0.72%，门店超过50家的只占0.07%。连锁化的本质就是标准化。川菜讲求“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各有千秋。但湘菜的味型差异相对较小，核心的单品数远少于川菜。事实上，几乎所有头部的湘菜馆，都把“辣椒炒肉”作为头牌，但能把川菜中具有相似地位的回锅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等做好的川菜馆，却并不多。头部湘菜餐馆的兴起，并不是因为湘菜取代了川菜成为了人们吃辣的“首选”，而是因为基于爆款逻辑甚至叠加中央厨房配送的工业化机制，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并且保证了不同门店出品的相对稳定。这样的湘菜馆，从味型上来说当然是偏辣的，但其崛起的性质，和外婆家、绿茶等所谓杭帮菜并无二致，它们的本质其实也是一种“快时尚菜”。事实上，川菜的真正隐忧，并不来自于湘菜可能对其市场份额构成的挑战。恰恰相反，川菜走向标准化和连锁化的趋势也在加速，先启半步颠在短时间内极为快速地崛起，就是一例。如果再多一些这样的川菜馆，川菜在中式正餐市场上的份额是不愁的。鲜椒兔·先启半步颠杭州西溪印象城店川菜的真正隐忧，是中间层的塌陷。抛开火锅烧烤小吃不说，在正餐领域，至少有大体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顶级的精致餐饮，即所谓的Fine

很多外地人会问，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有什么区别？其实，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没什么区别。重庆火锅的出现比较晚近，传说缘起于码头上的工人用红汤煮下水。但一个很清晰的事实是，重庆火锅出现的时候，重庆还隶属于四川。所以在当时，重庆火锅也可以用更大的地名指称为“四川火锅”。1997年川渝分治，“四川”和“重庆”在行政区划上变成了平行概念，但在自然和人文地理上，四川省和重庆市仍然同属一个单元。“四川火锅”的本质意义是“起源于重庆，流行于整个四川盆地的火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火锅就是四川火锅，四川火锅就是重庆火锅。重庆是四川火锅的唯一起源地，四川火锅没有重庆之外的源流。成都从来没有吃火锅的传统，火锅在成都流行，本质上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受到重庆的影响。有人说，重庆火锅是牛油火锅，成都火锅是清油火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成都火锅既然是由重庆传入的外来餐饮，自然主流必然是牛油火锅。时至今日，牛油火锅在成都火锅市场上的占比在96%以上。成都虽有个别以清油为特色的火锅店，但这只是对重庆牛油火锅的一种“改良”，而不是另起炉灶成了一种可以和“重庆火锅”并列的新品类。重庆的川菜也是川菜，那么重庆的火锅也完全可以称为“四川火锅”。那种把“重庆火锅”和“四川火锅”并列起来的称呼方式，如同把“港菜”和“粤菜”并列一样蹩脚。

本文是本账号“当代经济地理”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后续，本账号将以连载的方式，分析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和重要城市的发展态势。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天津最近骤然爆红，因为狮子林桥的跳水baibai。短视频时代以来，许多城市都成了所谓“网红城市”，但天津过去似乎从来没有赶上趟。狮子林“跳水”潮兴起，颇有偶然性和戏剧性，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在四大直辖市中，天津的“哏都”气质和天津人的乐天性格，确是人们极为直观的印象。狮子林桥跳水火遍全网天津是天津人的天津虽然同为直辖市，但天津和北京、上海除了行政级别，在其他方面早已不具可比性。天津已经从重要的全国性都会，变成环渤海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天津的外地人，比其他大城市少得多。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京沪两市常住人口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移民占比分别是37%和38%，但天津这个比例只有24.5%。而这占比24.5%的外来常住人口里，相当大部分都是邻近的河北人。从其他省份移居天津的人，着实不多。从1990年到2020年的三十年间，天津常住人口只增长了57%。而同期，广州人口增长了217%，成都和苏州人口增长了126%，北京人口增长了102%，上海人口增长了87%。由此，天津常住人口从北京的66%下降到56%，从相当于上海的81%降到相当上海的63%，从相当于广州的1.49倍，下降到广州的74%。大部分主要城市近年来都保持人口增长的趋势，尤其是杭州、成都、南京、合肥等南方“强二线城市”，到2022年仍然保持人口正增长。而天津常住人口早在2016年就达到了1443万的峰值。2022年，天津常住人口为1363万，比6年前净减少80万。很多北京人、上海人会抱怨本地涌入了太多外地人，且不评价这种情绪有无道理，但这件事在天津，不存在的。如今的天津，就是天津人的天津。“津味”文化在天津，自然比其他城市的本土文化更加浓厚。近代中国的“宠儿”天津曾经是近代中国的“宠儿”。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天津从直隶省的一个普通城市，火速蹿升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直至1949年，天津经济总量较北京仍然遥遥领先。可以说，上海和天津，就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两个城市。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1858年《天津条约》增开九个通商口岸。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是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算是第三批开埠的。天津开埠之所以晚，主因是因它离北京近。清廷总是不那么愿意让外国人大规模地到这么近的地方来。但是形势比人强，天津一经开埠，它距离北京近，就成为了最大的发展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天津在晚清的快速崛起，是清廷“疏散非首都功能”的结果。北京本身是个传统农业帝国的首都，按道理讲，随着近代化的进程，它应该新增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元素。偏偏慈禧又是个保守的人，她显然不愿意北京被近代商贸、近代工业所搅扰。在清朝体制下，并没有“直辖市”，北京、天津都同属“直隶省”。直隶总督是封疆大吏，在洋务运动发生后又兼任“北洋大臣”。再怎么说，直隶总督也得搞搞政绩，北京这地方搞不了洋务，最好的选择自然是天津。到了清末，直隶总督开始在保定和天津之间轮驻，天津事实上成了直隶的省会。俯瞰天津“五大道”，这里曾是天津的租界区外国客商也想和这个老大帝国打交道。北京虽然有个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但毕竟使馆区地方有限，只能作为政治沟通所用。要搞贸易和经济，还是想要大点的地盘，能给列强这么大空间、离北京又近的城市，自然也只有天津。所以在近代，天津是时代的宠儿。外资来了，洋务派的官办企业开起来了，近代工商业的生态有了，民族工业也搞起来了。到了1928年，天津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就超过了2100家。繁荣的工业，还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在民国时期，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金融中心，天津的“金街”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当北京专心致志地只做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天津的上限就被打开，她成了整个北方工业、贸易和金融的中心。整个直隶（京津冀）乃至北方更多地区的资源都自然汇集到了这里。共和国“工业重镇”1954年大区行政机构撤销之后，天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京沪之外仅有的直辖市。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围绕天津是否划回河北经历过反复，天津甚至还一度短暂重新担当过河北省会，但最终天津的直辖市地位仍然维持下来。天津和上海一样，也经历了功能的转型。在1949年之前，这两座城市都有发达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业，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它们都转型成相对纯粹的工业城市。1949年，天津工业产值在经济总量的占比是36%，而到七十年代中期，天津工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超过七成。天津的工业门类更多了，并且创下了许多“新中国第一”。新中国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照相机、第一台电视机，都是在天津生产的。“飞鸽”“海鸥”等，都曾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国民品牌”。不过，天津的经济和工业地位，仍然开始出现下降。原因很简单，长期不搞经济的北京，从政治文化中心，走向全能型城市。1953年，北京工农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天津。1978年，北京经济总量已是天津的1.32倍。而到了本世纪初的2000年，北京GDP已经是天津的1.86倍。虽然天津的经济增速明显慢于北京，事实上已不再是北方的经济中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初二十年里，天津的经济表现在全国范围内仍算优等生。天津的轿车工业起步得早，夏利一度是全国最流行的出租车品牌。而天津搞招商引资，在北方也算得上很积极的，康师傅总部在九十年代就落户天津，便是一例。命运的转折本世纪前十年，天津曾获得了一波重大的政策红利。滨海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定位成整个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于家堡金融城鳞次栉比，中新天津生态城项目落地，空中客车在欧洲之外设置了第一条A320的总装线，滨海新区所获得的资源投入不可谓不多。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峰会（夏季达沃斯）也在天津和大连轮办，天津也算是赚足了面子。天津的GDP增速骤然提升，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超过了广州、深圳、苏州等南方的明星城市。2001年，天津GDP第一次被苏州超过，但到了2011年，天津GDP居然成功反超了苏州。滨海新区高楼鳞次栉比似乎，天津经济焕发了第二春。有一段时间，滨海新区官方公布的GDP就超过1万亿，超过浦东成为了“全国第一区”。然而，这一切在2016年GDP“挤水分”之后彻底改变，当年滨海新区GDP就调降了30%以上，直至2022年，滨海新区GDP也只有6900亿。从2020年起，天津GDP在全国的排名，已经掉到第11位，和第12名宁波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天津GDP从全国第二滑落到全国第五，大概经过了50年。但从全国第五掉出全国前十，只用了5年。本世纪初的一波政策红利，一度托住了天津经济的“底”，让天津事实上经历了一段城市地位的横盘期。但客观来说，比起它在南方的那些竞争对手，天津的基本面的确有许多硬伤。中国进入到服务业快速成长的时期。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成为顶级城市高手过招的关键“胜负手”。但金融、商贸、咨询、IT等高端服务业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产业，北京就像是个黑洞，不断地吸引着全国最顶尖的高端服务业资源。天津虽然一度得到很多政策支持，但毕竟没有证券交易所这类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资源，发展高端服务业完全一厢情愿，只能是在北京的阴影下“灯下黑”。制造业也在经历转型。汽车和电子，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制造业门类，在许多城市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广州、武汉、重庆等城市完成了汽车工业的升级，成都甚至是从无到有形成了汽车工业；苏州、南京、成都等城市在电子工业领域高歌猛进，重庆、郑州、合肥等城市更是实现了电子工业的跨越。甚至，就连北京这个相对排斥工业的城市，在汽车和电子工业上都不逊于天津，北汽集团有很强的高端车制造能力，而京东方等IT硬件企业总部也在北京。而天津在这两个最近十多年里最关键的工业领域，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其工业影响力自然下降。天津为什么会错过这一轮工业变革，和它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也有关系。以电子工业为例，它本质上很大程度已经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它需要庞大的人口腹地，所以天然适合人口大省的省会。但天津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福利待遇过高，在现有条件下不可能打破高高的户籍藩篱，天然不适合劳动力的跨省流动。所以天津没有出现南方很多城市那样的消费电子组装企业，也没有因为这些企业吸引更多的外来劳动者。此外，天津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和招商引资依赖程度高，民营经济表现一直比较弱。天津现在只有69家A股上市公司，排在全国十四五名的样子，比它的GDP排名还要低。缺少民营经济龙头，经济活力自然也不够。结语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天津，它最好的对照组其实是苏州。苏州是深谙错位发展之道的，它行政级别低，城市能级低，所以必须和上海结成“前店后厂”的关系。苏州这些年的发展，如果简单概括它的经验，无非几点，用园区吸引高端资源，以县域形成集群效应，以“前店后厂”模式绑定长三角尤其是上海的产业链，提前布局电子工程、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其实，苏州成功的这几点经验，除了县域经济、乡镇企业不适合天津的情况以外，大多都是天津可以参考的。北京的高端服务业，天津抢是抢不来的，在技术层面也没有外溢到天津的可能。天津的机会，只能在制造业上，一是做大规模，二是调优结构，三是尽可能寻求自身制造业产业链和北京资源的结合。因为北京注定是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甚至商贸中心，那么天津能选择的定位也只剩下北方工业中心。归根结底，天津的命运不是自己决定的。天津开埠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历史，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北京不搞什么，天津就能搞得起来什么，北京要搞什么，天津在这个领域就没机会，如果北京什么都搞，天津的生存空间就逼仄。这是这座城市的终极命运，毕竟它从六百年前诞生，就是个“天津卫”——拱卫的就是天子所在的北京。昨天晚上，天津大爷说不在狮子林桥跳水了。再过段时间，海河还是会从喧嚣回归宁静，如同天津市民的生活。天津的经济慢了下来，这座城市的生活更慢，站在发展主义的眼光，这座城市是少了些后劲，但天津市民的生活，其实还是挺值得羡慕的。生存一分钟，快乐六十秒，在慢下来的时代里，这种心态也挺好。新的“元淦恭说”知识星球已经上线，欢迎加入获取专属资讯并与我交流。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张雪峰“报新闻专业打断腿”言论引发的舆论涟漪，延宕时间远远超过预期。越来越多张雪峰关于志愿填报的言论被立体检视。批评张雪峰的人认为，他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过于功利和短视，他给所谓普通家庭、普通学生规划的道路也过于偏狭。但张的拥趸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张是“设身处地”站在普通人背景下以现实就业导向提出建议，他的不少说法虽然武断，但对懵懂的家长和考生仍有实用价值，那些批评张雪峰的人过于理想主义或是不接地气，在当下环境，对多数考生谈“兴趣”或是更多样化的职业规划，属于“何不食肉糜”。平心而论，这两种观点都没错。张雪峰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他是走红也罢，还是被抹黑也罢，考生面临的大环境并不会改变。在这个环境和土壤之下，没有张雪峰，也有赵雪峰、王雪峰。张雪峰最让普通人感觉“受用”的建议，集中在所谓选专业的“避坑”上。他对选专业的负面清单其实并不仅限于新闻，还有很多别的专业，听他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这也不要报，那也不要报”。其实，知乎等平台上关于“天坑专业”的讨论这些年越来越多，“天坑专业”的名单也越来越长，从文史哲到生化环材，从土木工程到工商管理，看了这些建议“慎报”的专业，感觉压根都没啥专业可学了。如果孤立地谈专业选择，“热门专业”似乎是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二十年前热门的专业今天可以变冷门，二十年前冷门的专业现在可以变热门。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纵向观察这些年来各个专业的就业形势，“热门专业”是越来越少，“天坑专业”是越来越多。问题并不出在专业设置上，而是出在经济大环境上。中国经济曾经历了连续数十年的7%以上的高增长，高增长意味着千行百业都有机会。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是市场营销的机会，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是土木工程的机会，大规模的数字化是IT专业的机会，大规模的金融扩张是经管和法律专业的机会……对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而言，不同的专业毕业之后的收入或有差别，但就业率都是杠杠的。而且，当时大城市的房价还没有起飞，几乎任何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获得比较体面的生活都不难，小张进了外企做管培生，小王去了设计院画图纸，小赵去了地产公司做销售，小林去了银行做柜员，小何进了报社当记者，但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因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都能在大城市，买上一平米的房子。在那个年代，阶层跃迁的大门是敞开的。不管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坐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电梯。而现在，情况变了。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外贸、投资、地产和金融的大规模扩张阶段趋于结束。宏观经济的高增长，会带来各行各业的高增长，只有高增长的行业才能容纳足够多的新增就业，而各行各业都进入转型调整期，就意味着大部分行业的就业都趋于饱和。另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暴涨。绝大多数行业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年轻人在核心城市凭借自身努力置业，甚至掏空“六个钱包”要买房都十分困难。要在大城市得到稍体面一点的生活，也几乎只有加入少数热门行业这一途。阶层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保持高增长，又有较高收入的行业实在太少，所有人都想往这些领域挤。如果这些高增长行业也挤不进去，那就只有考公、考编了。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家长和考生的焦虑，从来不是张雪峰们人为制造的，而是社会大环境使然。经济大环境是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和中国经济结构之间的不相适应，进一步放大了就业矛盾。中国就业人口粗略地可以分为五个板块：一产就业（农民）二产就业（制造业、建筑业、矿业等产业工人）生活服务业（餐饮、商贸、物流等一般服务业，含个体工商户）体制内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教师、医护人员）体制外白领（外企、大型民营企业从业人员）下图是2004年的中国的就业人口结构。在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总数约7.5亿，非农就业4亿，农民3.5亿，体制内白领5000万，占比不到7%，体制外白领2000万，占比不到3%。白领在全国就业人数的总占比是9%出头。而在这一年，本科、专科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都是5.2%，大专以上毕业生在同龄人中的占比只有10.4%。这个比例和当时白领就业岗位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基本相当。所以，本科生毕业几乎一定可以获得白领工作，绝大多数专科生毕业都可以当白领。到了2022年，中国的就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农民减少到约1.8亿，比2004年下降了近一半。产业工人较2004年增加了4000万，服务业蓝领增加了约3000万，体制内白领增长了3000万，体制外白领增加了5000万。白领工作机会，比2004年增长了1.4倍，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提高到了20%—21%。然而，大学扩招的速度远远快于白领岗位增长的速度。2023年，大学毕业生比2004年增长了2.8倍。在1995年前后出生的人中，本科生占比达到25%，本专科生总计占比达到53%。同龄人中本科生的占比，都显著高于全社会白领岗位的占比，至少20%的本科生都找不到白领工作；同时，如果80%的本科生能找到白领工作，那么大专生几乎100%不能找到白领工作。这就是个统计意义上的事实。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高速的线性发展。由于普遍的计划生育，中国家长普遍愿意在教育上投入，这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远高于中国，“白领”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自然也比较高，大学毕业生找“白领”工作本身就相对容易。而且，蓝领和白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来也比较小，大学毕业当不了白领做个蓝领，大家也都可以接受。然而，中国的客观事实是，体脑劳动差别仍然很大。而家长和学生都普遍有毕业之后做“白领”的预期。但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白领工作岗位。中国白领的占比虽然低，只占城镇就业的三分之一，总就业的五分之一，但白领的绝对数已经很大——中国是世界上唯二白领人数过亿的国家，另一个是美国。而且，1.5亿白领已经比日本的总人口还多了。大学（含大专）毕业生占比已远远高于白领工作在全市场的占比。大学毕业也很可能当不了白领，对个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对于个体而言，在志愿填报上越来越谨慎，甚至越来越依赖外脑，也确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当所有人都在志愿填报上“卷”起来，全社会并不能获得帕累托改进。要解决问题，管理学生和家长的预期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地在就业岗位上“开源”，在教育结构上优化。社会可以做以下几点。第一，更大程度释放经济活力。过去18年，体制外白领岗位增长了大约2.5倍，而同期体制内白领岗位只增加了60%。体制内白领岗位仍然多于体制外白领，这是客观事实，个体选择考公考编的行为自然很难苛责，但就全社会而言，更多的新增白领工作机会只能由体制外创造，没有全社会的经济活力，就不可能有更高质量的就业。第二，提升制造业、服务业就业的质量，并有效控制大城市生活成本。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阶段，中国绝大多数就业岗位只能是蓝领岗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没法改变的。那就只能让蓝领岗位收入更高，更有尊严，这需要技术驱动、品牌驱动。中国是个超大国家，不是“小国寡民”，体脑劳动差别不可能消灭，要把蓝领的收入拉高到“高级白领”的水平是不现实的，那就要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类似新加坡组屋的方式能不能推，租购同权能不能推？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极少数行业的人能够安家立业，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够健康的。第三，实事求是地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国既然是以制造业立国，以实体经济立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就应该与这个基本国情相适应，盲目追求“大干快上”，提高毛入学率尤其是本科毛入学率，虽然在高考端解决了“更多人上大学”的问题，不过是把更大的矛盾积累到就业阶段。或许，相当部分的院校、专业，最终还是得与大学毕业生最后从事制造业、服务业蓝领的工作相衔接。当然，这不意味着就把大学办成职业学校，而是要在专业设置、人才素质训练上有效匹配，并管理好就业预期。否则，高等教育就会持续陷入资源错配，而很多人上了一个似乎将来可以“当白领”的大学，最后不过是虚假希望和虚幻泡沫，到了毕业的时候，总是会破。结语：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选择职业和专业。如果人们做选择的时候优先考虑的都是“避坑”和“避险”，是社会活力衰减的表现。志愿填报指导成为显学，是阶段性的产物，一个更好的社会，一定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天坑专业”越来越少，“热门专业”重新变得越来越多，这才应该是全社会的真正期待。注：人口就业结构数据参考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公报》，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经测算后四舍五入到1000万级。关于考生填报志愿的具体建议，参见《高考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高考志愿填报，如何适应时代变局》。

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请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以免错过更新又到一年高考季。高考陆续进入出分时间，填志愿又成为所有考生和家长面临的一道重要性不亚于考试本身的大题。2017年，我写过《高考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2019年修订）（下称《选》文），大致谈了高考后选择学校和专业的基本原则。总的来看，这些原则仍然适用，但宏观经济形势、产业格局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也给未来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形态带来新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来谈一谈相关的新变化。三个大趋势最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面临三个重要的新趋势。这对学校和专业选择的影响很显著。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第一，高等教育整体过剩的现象更趋严重。客观地说，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社会新增白领岗位的速度在降低，但大学毕业生数量仍然连年增加，大学生供应不仅整体过剩，而且开始从部分专业过剩转向绝大多数专业都过剩。现在几乎所有的“体面职位”的学历要求都在不断升高，不仅长期以来高度看重学历的金融等行业学历内卷不断加剧，甚至传统上相对只看专业不太看学历层次的一些专业（如计算机），招聘门槛也水涨船高。不管“好专业”，还是“差专业”，就业率都越来越低。这意味着，无论是所谓的“好专业”，还是“差专业”，都只有“好学生”才有会找到好工作。好专业的差学生也能找到好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二，就业岗位形态发生变化。在《选》文中，我把所有的工作大体分为I类（主要靠技术/IQ）、Ⅱ类（兼顾技术/IQ和人际关系/EQ）、Ⅲ类，主要靠人际关系/EQ)。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使一些中低技术门槛的脑力劳动职位（如简单文秘、财会、法律助理乃至一部分基础编程等工作）被替代，也就是说，I类、Ⅱ类工作机会未来会减少，尤其是Ⅱ类工作（由于这类工作兼有一部分带有数理、逻辑性质的脑力劳动和一部分和人打交道的事，往往其纯脑力劳动部分的门槛并不高，更容易被AI所替代或部分替代）会受到更大冲击。第三，职业对口性进一步降低。目前中国高校的分专业教育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仍然是工业时代的，和信息时代、AI时代本来就不相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新职业、新机会，这些职业往往出现在新兴领域、交叉领域。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网红、直播与相关MCN，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光是一个杭州市，保守估计就有数十万人以此为生，比全中国持证记者的总数还多得多。但是网红、操盘手这些新职业，是没有对应的大学专业的。从长期来看，这些新职业会日新月异，不断迭代，并不会像工业时代的职业一样在一段时间内就稳定和定型。大学专业设置的相对稳定和社会职业迭代的持续加速，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不会出现在专业目录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要干和自己大学专业无关或弱相关的工作。这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三个新策略上述3个新趋势，实际上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学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减弱，这不仅体现为学历的贬值——“上了大学就有好工作”的迷思不可兑现，也体现为大学专业和未来就业越来越明显的解耦。与之相应地，考生也应该有三个策略。复旦大学2018年毕业墙第一，在选择因子上，更加坚持“城市>学校>专业”的逻辑。未来就业市场的竞争，会更多成为个人基础素质和通用能力的竞争，而不是在一个狭窄领域的专业能力竞争，说得更直白一点，未来竞争中，“格局”比“技能”更重要。在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学校，一个人必然视野更大，格局更大，看到的新赛道、新机会也更多。第二，志愿填报要更多考虑个人特点。现在就业竞争更激烈了，那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不是就更要去热门专业扎堆呢？非也。在填志愿的时候不考虑就业，这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是不现实的，但是考生在填志愿的时候考虑就业，绝不等于哪个专业就业率高、起薪高，就扎堆去报，这样也是行不通的。在大学生总体过剩的时代，没有哪个专业可以保证人人都有好工作，所以反而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考生还是要尽量选择和自己兴趣、自己学科基础适应的专业，把一个冷门专业学好，不见得比在热门专业吊车尾差。同时，一定要考虑个人的性格特点，毕业后做一个工作做得好不好，性格和职业属性的匹配很重要，你让一个内向的人做销售那很难做好，你要让一个交际花天天宅着写代码，也得把TA憋死。所以，我在《选》文中I类、Ⅱ类、Ⅲ类的分析框架，值得考生参考。第三，基础学科会越来越香。大学应该选择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新形势下，基础学科的优势会越来越凸显。一方面，是基础学科的知识更通用，也更恒久，应用学科知识更易碎，更易被迭代；另一方面，未来工作对逻辑能力、提问能力、框架能力的要求会更高，而对一些具体操作技术的要求会降低（很多会被AI替代），基础学科能更好地培养这种能力。再多说一句，西方高等教育的本科教育大部分都是以基础学科为主的通识教育，这是有道理的。无论文科还是工科，很多应用层面的学科是不是应该设置本科专业？过去就有很大争议，从面向未来的视角来看，像美国那样把法律、新闻等应用学科的学历教育主要放在研究生及以上阶段的做法，很可能是大势所趋。三个新机遇就业市场，向来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学专业的冷热交替，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轮。金融和房地产，都曾是炙手可热的行业。但这些年地产已然疲软，金融业的风光也不复当年。即以金融业为例，无论是对学历的要求，还是对资源、对人脉的要求，都只会越来越卷。对大多数考生（尤其是没有资源的考生）而言，这会是一个性价比越来越低的选择。计算机，曾一时风头无两，但这几年同样遭遇挑战。互联网行业还香吗？传统优势专业之外，就业的新机遇在哪？在中国超大市场下，互联网行业仍然有巨大的规模经济、市场红利，也会有比其他产业更高的人效比，这是互联网行业高收入的来源。一个人毕业能进互联网，仍可超过社会的平均水平，但这个行业的机会客观来说在减少。典型意义上的码农、运营等互联网岗位，伴随移动互联网浪潮，曾出现剧烈扩张。但现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已经基本饱和，超过10亿人已经被圈进来，用户规模见顶；几乎所有领域、所有场景都已被覆盖，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诞生过新的MAU（月度活跃用户）过亿的App新物种了。过去这些年，大厂从业人员的快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做新App和App在用户侧大规模拉新的需求。这些需求逐渐减少，大厂工作岗位的数量，也整体见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数字经济领域，没有新的就业机会。行业结构的调整和重塑，带来两个比较明确的机会点。清华大学二校门第一是硬件。大厂在用户和营收规模上，逐渐开始面临天花板，那怎么形成新的利润来源和增长曲线？就是要向硬件、向技术要效益。一方面，要考虑怎样能够节省IT硬件的投入，降低算力的成本，尤其是做大模型就更要考虑这个，否则完全不经济。相对美国，这也是中国现在的技术短板，未来在这方面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AI、量子计算、自动驾驶等等新技术，本身效率也很高，如果搞好了，也不排除能够成为大厂在C端业务之外新的业务增量。21世纪的硬件技术，最关键的就是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无论是互联网，消费电子、还是新能源汽车，都离不开这个。和电子、半导体有关的专业，乃至和它们有相关性的基础学科，如物理、数学，都是客观上行的专业。第二是消费和创意。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是产生了一系列超级平台，而未来是生态的机会。平台有了，在平台上能够长出什么物种？很多人都关注到消费降级，这当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消费会分层，会更个性化，会更IP化，谁能做出独特的、有个性的、有创意的产品，谁就有可能打造一个新的品牌。尤其是AI助手、3D打印等技术的应用，会使得消费品创业、文创产品生产的门槛进一步降低，越来越多的人会以小企业甚至个体户的形态在平台上经营，成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这种趋势需要什么人？需要善于发现社会需求的人，需要有逻辑能力、提问能力，高效率驾驭AI的人，还需要有好奇心、有创意的人。有些人是用右脑工作的，在AI时代，右脑思维者会有更多新机会。越是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储备，越是在创意领域，

又到一年高考季，围绕着张雪峰关于不要报新闻专业的言论，讨论一波又一波。多年前，我就写过《高考后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下称《选》文），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是有个结论的，“新闻系，最好还是不要报了”，但是我没有详细展开。今天这篇文章，谈谈我的分析框架。首先，明确一个前提，给高考生填报志愿提供一般性的建议，以就业为导向是无可厚非的。谈某个专业的就业，很多时候人们喜欢用“就业好”、“就业不好”这样的笼统说法，这种笼统说法会简单地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专业好不好，第一是就业率，第二是平均起薪。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专业就业率和平均起薪就是低，有些专业就业率和平均起薪就是高，这就是客观事实，新闻系肯定是属于“双低”专业，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我在《选》文里面是明确说了，一个不喜欢数学的文科生（历史选科考生）是可以学文史哲的，但不建议学新闻。文史哲专业当然同样是“双低”专业，但为什么我会相对建议文史哲，而不建议学新闻呢？这里其实就涉及到我们怎么把“就业”这件事做更细的分解。其实衡量一个专业就业好不好，实际上有三个维度：（1）对口就业率

前段时间终于看完了《漫长的季节》。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东北的，一代人阶层跌落的故事。在当下时空条件下，更引人深思。今天，当人们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东北。从《钢的琴》到《漫长的季节》，几乎所有和下岗有关的文艺作品，东北都是首选的背景板。黑龙江哈尔滨，夏日黄昏的晚霞然而，当我们翻看当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就能还原当时下岗潮的真相。它席卷全国，并不是东北的地方叙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早开始大规模减员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实是国营广州无线电厂，那是1993年，许多人是从这一家厂才第一次知道“下岗”的概念。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买断工龄”安置政策，其实也是广州无线电厂首创的。广州得风气之先，是当时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城市，但这里同样有人经历国企改革带来的巨大阵痛。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全国究竟影响了多少人，并没有完全准确的统计。不过，我们可以查阅当时的一些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分析其规模。鉴于下岗潮主要影响的，是当时面临转型、改制乃至破产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因此分析下岗潮可资参考的数据，就是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下称“职工总数”）的变化。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数的减少数（下称“职工减员”或“减员数”），虽然不完全等同于下岗失业人数，但总体是和下岗失业人员总数较为接近的数据。1996年以前，中国职工总数一直保持在1.4亿以上，基本保持稳定。但1997年，职工减员333万，1998年一年又断崖式减员2906万。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全国减员数达到3239万，相当于1996年职工总数的22.7%。从1998年到2002年，下岗潮还在持续。到2002年，职工总数比1998年又少了2736万，降幅是24.8%。从1996年到2002年，短短六年间，职工总数减少了5975万，较1996年水平净减少41.9%。透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的统计年鉴，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全国各地“下岗潮”的面目。网站上的年鉴最早收录到1999年，因此我能查到的最早的分省职工数据只到1998年。观察1998年到2002年四年分省职工减员数，会有一些超出传统认知的发现。四年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职工减少472.3万人，减少比例为30.4%。这比全国平均的24.8%要高，但并没有高出太多。东北职工减员人数占全国减员总数的比例也只有17%。从数据来看，关内的下岗失业情况，并不比东三省好多少。京沪粤鲁苏浙的职工减员率都超过20%。浙江、江苏两省甚至高达36%，和辽宁的职工减员率相若。上海的职工减员率超过吉林，北京的职工减员率超过黑龙江。事实上，江苏、浙江、上海三地在那四年的职工减员同样达到了444万，只比东三省少不到30万。但关内比东北幸运。因为在关内，国有、集体企业萎缩了，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了起来。上表中的九个省份，国有、集体企业都出现了下岗潮。但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四个省份的城镇就业人口数却不减反增。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企业新创造的岗位，完全填补了国企破产改制带来的岗位消失，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增量。但有的省份，城镇就业人口数和职工人数同时下降。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城镇就业人口减幅都在14%以上，所以黑龙江和吉林的下岗职工虽然比例未必高于关内，但他们找工作却难上加难。黑龙江新增的非公有制经济岗位只有24.2万个，但职工减员多达145.6万，从理论上说，6个下岗工人最多只有一个能在本省找到工作。吉林也差不多，4个下岗工人，能找到工作的只有一个。彼时有一首反映下岗工人命运的歌，叫做《从头再来》，但是对于身处其中的很多人而言，压根没有这样的机会。2021年，沈阳街头的彩票站，《漫长的季节》里，秦昊饰演的龚彪有买彩票的习惯即使在关内，下岗工人再就业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1998年到2002年，北京增加了267.5万非公经济岗位，上海128.9万，广东229.7万，浙江218.4万，这四个城镇就业人口正增长的省市，也只增加了844.5万非公经济的从业机会。显然，在这844.5万获得工作机会的人里，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职工很少。刚刚进入中国的外企，最青睐的是彼时刚刚扩招的那一波大学生。而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工厂，主要雇佣的是从内陆涌入的农民工。在关内，虽然还是有很多下岗的工人并没有走出自己“漫长的季节”。但对于许多地方的经济史叙事而言，下岗潮的伤痛的确被新生的力量，新生的事物稀释了。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创业，“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70后”大学生普遍的阶层跃迁……那时候关内有太多精彩的故事，无数人因为这些精彩的故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那一波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受益的人，数以亿计，这要比当年下岗的职工多得多。在许多城市空间里，那些旧日的记忆伤疤也似乎愈合，许多昔日的工业区，被改造成高端住宅和文创园区，再难找到转型阵痛期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病树前头万木春”。但是东北，却似乎再也走不出来了。2000年，东三省常住人口总数为1.06亿，到2020年，减少到9851万，净减少804万。而同期，全国常住人口（不含港澳台）增加了1.46亿。东北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8.42%，下降到6.98%。这二十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2.20亿，但东三省的城镇就业人口仅增加了1107.9万，东北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只占全国的5%，远低于东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统计数据指向的直接事实是：东北城镇就业岗位的增速，远远慢于关内。而东北同时，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外流和远超关内的老龄化。正如前文所说，在关内那些曾有下岗潮的大城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的涌入，都稀释了旧日的伤痛记忆。而这在东北，并没有发生。那些下岗工人一辈子留在这里，但却没有什么人新来。东北自身的民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也没有太多外资企业和关内企业到寒冷的东北投资。（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而言，东北除了体制内实在没什么像样的工作机会，想赚钱的都去了关内。外来投资少，也没有太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东北也无法像东南沿海一样，吸引海量的外省农民工。事实上，由于东北工业化太早，东北农村长期地广人稀且农业机械化率极高，东北农民的绝对数本就少，他们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差距也小，外来投资客到成都、重庆、郑州这样的城市，可以轻易地找到数以十万计的本省农民工，但到东北投资，就连大规模吸纳本省的农民工，也断无可能。所以，就连并不高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东北也找不到合适的契合点。东北文艺影响全国，周末傍晚的沈阳刘老根大舞台没有了新人，没有了新产业，东北便走不出漫长的冬季。现在的东北，固然也有日新月异的高楼，飞驰电掣的高铁，但那些属于旧时代的厂房和记忆，仍然比关内顽固太多。对于东北的许多人而言，时间凝固了，而东北的许多空间，也变成了来自那个年代的化石。在大时代面前，个体的命运从来是渺小的。当下，许多人有焦虑，有彷徨，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在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四十年里，那些下岗工人走不出的“漫长季节”，似乎只是一个插曲。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关内能走出“漫长的季节”，那是因为那些活跃的、新生的力量蓬勃的生长。没有新枝，老树就必然变成枯树。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人们需要那些活跃的、新生的力量，因为有它们，才有希望。相关阅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4月，中国调查失业率为6.1%，创下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值，也是中国官方开始公布调查失业率以来的第二高值。而同期发布的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达到18.2%，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6.7%，都是历史高位。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然而截至目前的就业落实率还相当低，许多人都不得不体尝“毕业即失业”的苦涩滋味。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网上对“资本家”，对过去成长起来的世代，对于让他们感受到“剥夺感”的既得利益者没有好话。中年人理性地讨论起体制改革的筚路蓝缕、市场经济的来之不易、民营经济的重要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陈腐的说教，他们总能用一套“工人爷爷”的话语来冲塔，即使他们其实可能压根不会做工，也绝不想进入工厂。我当然不赞成那些年轻人的观点，但我对他们更多的还是理解和同情。我是“90后”，我毕业是在10年前，我自己也清楚我们这个世代比此前的世代辛苦很多却更难上车（如果家里的家底不殷实的话），那时候的我们同样愤愤不平，更年轻的世代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把自身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归因到既得利益者身上，的确也是他们寻求内心自洽不得已的一条路。1“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末、本世纪之初，那时的中国还不公布官方的调查失业率。然而，当时路透、彭博等外媒报道的中国实际失业率，甚至超过10%，当时的《参考消息》也会直接摘引这样的数字。为什么彼时的失业率如此之高？原因无它，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的国企改革，导致了大量工人下岗，据官方统计，在1998年到2003年，累计下岗失业人员就接近3000万。那些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2000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只有95万，但到了2003年，就增长到了212万，增长了一倍多。那时候的舆论也会讨论“大学生就业难”，但事后来看，那时候的大学生一点都不难。即使是2003年的212万人，其实也只相当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五分之一。那时候大学生总体还是“供不应求”。彼时本科生甚至大专生进银行也是很正常的事，现在随便一个有编制的岗位，都可能卷到博士。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机会，在高增长时代进入就业市场的这帮“70后”和“80初”，吃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根甘蔗最甘美的一段。那时的中国和现在的格局恰恰相反，年龄大一些的人成了“改革的代价”，而年轻人却春风得意。甚至，农民工也要比以“4050人员”为主的下岗工人幸福，他们更年轻，也不需要单位制的保障，是更多企业“价廉物美”的选择。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的退出不仅意味着市场主体的大洗牌，也客观上使农民工取代了城市职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这些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中国“世界工厂”所依凭的重要“人口红利”，虽然难言过得很好，但比起下岗职工，起码是有一口饭吃，那时的城市贫民甚至会说，他们再不济也可以退回农村，至少还有地。

自沪上疫情以来，关于“上海何以至此”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上海本地的情况之复杂严峻，本文不再赘述，但不少把上海与北京、广州、深圳比较的文章，却多多少少有其偏颇之处。作为中国内地公认的四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固然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它们的管治特征、社会氛围和都市文化，却是大相径庭。北京：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都会。人们都经常会说起的段子，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指点海里的江山。但是，北京高度“政治化”的属性，并不意味着北京本身是一个“左”的城市。相反，同处北京城内的中央——地方双层权力，和极高密度的人才聚集，使北京具有极为独特的社会性格。北京集中了所有类型的全国性资源，譬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央企业、全国性媒体等。站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立场上，驻京机构固然是其重要的管理范畴，但它们并不可能把全部精力用来把驻京直属机构管死，毕竟它们的主要职责还是全国性事务。另一方面，北京地方政府其实对在京的全国性机构也没有管理权限，这些全国性机构的存在，反而使北京聚集了一大批有一定独立性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名义上也属于“体制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有着较大的自主活动的空间。人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在四大一线城市里，北京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是最多的，相应的文化活动是最丰富、最繁荣的，北京有很多的讲座、沙龙、读书会和书店。从本世纪以来，北京也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重镇，新京报、财经、财新都出现在北京，在一段时期里北京事实上取代了广州，成为舆论场上最活跃的都市。北京的地方政府，也有其独特性。对北京市而言，市一级权力最重要的功能是维护首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北京有相当强的基层治理能力，“朝阳大妈”名声在外，正是因为这关乎到北京市最核心的KPI——安全和稳定。不同于沪穗深，北京地方政府在很多年里，在明面上并不承担太重的经济发展职能。从2019年起，北京才陆续有了服贸会、自贸区和北交所等带有显著发展经济色彩的顶层设计，之前，决策层对北京市的关键要求，是控制规模，疏散人口以及避免发展制造业。图：北京CBD远眺北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相对较弱，反而为北京的民营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北京民企受到外企和市属国企的挤压反而较少，而央企大部分又处在非竞争性行业。根据2020年的数据，北京虽然GDP总量在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二位，但北京民营经济增加值却高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北京、深圳、广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都在四成左右，但因为北京经济总量大，北京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基本上是深圳、广州的1.4倍左右。北京民营经济占比也远高于上海，2020年，上海民营经济增加值大约1.1万亿，比北京少三千亿，占比仅为28.7%，比北京市的41.4%低了整整12.7个百分点。北京是央企最大的聚集地，在这一前提下北京如此庞大的民营经济体量和如此高的民营经济占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但事实的确如此，最近十多年来，以互联网、高新技术、PE/VC、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的新兴第三产业，以及与这些行业相伴生的大量民营企业，事实上巩固了北京服务业中心的地位，并帮助北京不断缩小和上海经济总量的差距。北京另一个常被人诟病的点，则是其市政管理上的短板，北京不够整洁，不够有秩序，也不够洋化，它就是一派乱糟糟的样子。北京这座城市向来大开大阖，这座城市的居民，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移民，天然就不是“精致”的。对于北京市政当局而言，满城便利店的那种标准化和便利，从来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东西，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最在乎的也不是这种精致和便利。要之，纵然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仍然从不掩饰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北京当然是个政治都会，但许多人给北京贴的标签并不准确。总的而言，北京仍然是中国内地最自由、多元、开放，集聚了最有意思的人和事，并且创造了最多财富机会的城市，没有之一。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集中在这一座城市里。

最近微信打乱公号推送顺序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欢迎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昨晚，决策者正式宣布，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以新三板（全国股转中心）精选层为基础设立，未来仍和股转中心同一套人马。证监会也明确指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并不改变现有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就定位上来看，北交所和上交所、深交所的错位明显，北交所的成立，也的确不意味着沪深两个交易所地位的动摇。然而，在我看来，北交所成立最大的价值，是在于释出对北京城市定位的清晰信号，彻底破除外界对“非首都功能疏散”的误读。2013年，决策层提出“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一些人就此解读为，“首都功能就是政治功能，非首都功能就是经济功能”。进而认为，北京开始战略收缩，北京的经济功能会逐步分流到其他城市。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北京要疏散的“非首都功能”，的确包括一部分非必要的经济功能，但绝不是全部的经济功能。中国作为一个中央政府拥有广泛权力的大国，首都北京成为一个类似华盛顿的纯政治城市，断无可能。我曾多次分析过，北京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实际地位：以省份计，北京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区）（高于上海）。2020年，北京GDP达到上海的93.29%，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京沪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日渐缩小。北京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最高的城市，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在A股、港股、美股累计上市的公司最多的城市，全中国存款余额（资金规模）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北京是全国脑力劳动岗位最多的城市……这些数据都表明，北京就是中国的服务业中心和创新中心。两年多以前，我曾写到：虽然近年来北京的金融业增加值已被上海略微反超，但拥有的金融机构总部数量仍然远超上海。在中国的政经体制下，中国的金融决策中枢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首都的格局不可能出现松动，这让北京的金融中心地位无可撼动。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无疑是给北京金融中心地位的官方“盖章”。近年来，接连出现多个强化北京经济功能的信号。2019年，原本简称“京交会”的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改名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也随之改为“服贸会”，成为与广交会、进博会并称的国内三大展会。这表明，决策层将北京发展为服务贸易中心的决心。2020年，北京自贸区获批。北京参加自贸区这样的国家级试验，十分罕见，但也表明：偌大的中国北方，缺不了北京这个经济引擎，北京的“减量发展”不仅要“瘦身”，还要“健体”，而北京自贸区方案所提及的服务贸易、金融开放、数字经济、文化、医疗健康、航空和国家交往等领域，正是中央政府给北京的一条产业发展路线图。再到20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诞生，这是一条清晰、完整的链路。也让我们更理解“疏散首都功能”的全貌。北京要疏散那些不必要的、低附加值的、甚至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功能，但并不会疏散那些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核心经济功能。北京仍是“巨国巨都”，发展导向的政策，要让北京王者归来。

杭州的“逆袭”程度，绝不亚于深圳、成都、合肥和长沙。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一直很笃定。它知道自己最大的发展底气是什么，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并且把这样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最近微信打乱公号推送顺序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欢迎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经济的大棋局里，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切国家战略中，它们都是金字塔顶端唯二的存在，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没有竞争。京沪之间，从来暗流涌动。

最近微信打乱公号推送顺序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欢迎将“元淦恭说”设为星标🌟这些年，杭州是京沪深穗之外风头最劲的城市，更在不少人才吸引力榜单上高居榜首。“年轻人，到杭州去”，一时间蔚然成风。我也是其中一员。人们时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历来也有一张“宜居”的标签。但杭州的食物，实在是不敢恭维。哪怕是从北京、深圳这种也常常被戏谑为“美食荒漠”的地方来的人，也对杭州的餐饮深感绝望。北京或许没啥好吃的本地菜，但至少全国各地在北京开的地方菜大多算得上比较正宗，也没有几个外地人真的在北京天天吃卤煮喝豆汁。但杭州这座城市，不仅本地食物很是平平，外省菜的水平也和北京差得太远。其实，杭州也不是没有美食，就是没啥适合普通市民吃的。现代餐饮外食，不过三大类型，精致餐饮，平民正餐、市井小吃。所谓精致餐饮，并非中文概念，它源出英文词“Fine

但回头来看，这种认识也未必准确。浙江对于和上海的关系，一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当然紧邻上海是资源，但不能过度依赖上海的产业外溢。如果一个城市只承接外溢，就容易成为上海的附属，从而限制了自身的能级。

经济观察、城市地理、美食美景、谈天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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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城市地理、美食美景、谈天说地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由此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据。从此，这一天不仅成为深圳特区的生日，更被视为这座城市的生日。深圳湾夜色不同于其他三个特区，“深圳”这个城市名，就是为特区所准备的。珠海、汕头和厦门，无论设特区之前是县还是市，它们设特区都没有改名字。但在1979年建市之前，深圳只是宝安县所属的一个镇，当这个镇的名字成为新设地级市的名字，“深圳”才在中国地图上第一次正式登场，这片1997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这是最特殊的一个特区。因为毗邻香港，它曾经是“逃港潮”最严重的地方。也因为毗邻香港，这里又在最短的时间里吸纳了香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模式，成为了中国内地的开放前哨。这也是最成功的一个特区。它始终在四大特区中领跑，特区十年，跻身全国十五强；十五年，跻身全国十强；二十年，跻身全国四强；三十七年，跻身全国三甲。这样的火线蹿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中国城市里，在逢十的年份举行盛大的“生日庆典”，也是深圳的专属。这座城市会在逢十年份的下半年某一天举行正式的“生日庆典”，今年的庆典就在今天。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会在这一天来到深圳，因为这座城市的庆典并不只属于这座城市，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宣示和注脚。今年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在街谈巷议，40岁的“生日”会不会得到一个大礼包？中央会不会给什么新的大“政策”？或者干脆为这个土地资源最紧张的城市“扩容”？最后的答案揭盅，其实是没有，决策者是来谈要求，讲期待的，不是“送礼”的。平心而论，深圳的政策面和宏观面早已是“顶配”，要再有多大的突破空间本就有限，前几天公布的2020年到2025年的改革方案，其实也不算“大礼包”，不过是对去年的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的细化。其实，在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庆典上，领导人都没有当场公布过给深圳的“大礼包”。深圳特区三十周年时“特区”范围从“关内”拓展到整个深圳市，也并不是在庆祝大会上宣布的，而且在“特区不特”的背景下，那一个措施也远远算不上“礼包”。前海合作区规划获批复，同样也是在当时的庆祝大会之前。归根结底，以最高规格庆祝这个特区、这座城市的生日，从来不是要给这座城市什么新的政策和资源，而是期待着这座城市能够继续为这个国家探路和打样。更何况，庆祝活动的主题本来就是覆盖“深圳等”各个经济特区，本来也不是为深圳定制的。其实，中央给一个地方的支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策放开”，另一类是“资源投入”。所谓“政策放开”，就是一些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你这个地方可以大胆闯，大胆试。别的地方还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深圳可以招商引资；别的地方都还在统一划拨土地的时候，深圳可以搞招拍挂；别的地方还在严格执行级别工资的时候，深圳可以拉开薪酬差距。八十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就是这样“特”的，正是政策上的放开，让先行者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深圳拥有了当时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经济活力，也吸纳了当时其他城市不可能得到的境外资金。深圳证券交易所新楼所谓“资源投入”，是指中央政府给一个区域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可能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形态其实有很多种。比如一个地方的财政可以不上交或者少上交，实际上就是中央多投入；比如在一个地方布局一个大型央企，也是中央的投入；在上海、深圳设置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同样也是资源投入。回溯深圳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它既得到了政策，又得到了资源。在过去那个去深圳还要“边防证”的年代，“特区”是真“特”。无论是来自香港和海外的投资客，还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或打工仔，这里都是“梦想之城”。“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一句风行大江南北的民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华润到招商，大量“中字”背景的机构南下深圳，至今仍是深圳重要的产业支撑。深圳证券交易所最终的成长，更让这座城市成为和京沪比肩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平心而论，中央政府不仅给了深圳政策，也实实在在给了许多其他城市都羡慕不来的稀缺资源。可以说，上世纪后二十年深圳所得到的这一切，本来就是除了京沪之外的任何城市都无法想象的。那不是一个个“大礼包”，那是支撑了这座城市一路飞奔四十年仍然可以随时拆开的“锦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终于深入人心，对外开放也拓展到全国。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的探索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国性范本。那时候的深圳，开始了关于“特区不特”的讨论。然而，当我们回溯经济特区设置的初心，当它变得越来越不“特”的时候，那就是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更大推开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不那么“特”的特区，正好表明了它实践的成功和可复制，这本就不是这座城市的失落，而是这座城市的光荣。2019年，深圳成为“先行示范区”，信号很清晰，“特区”还要继续“特”。但应当看到的是，今天的“特”不可能是八十年代的“特”。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想象一件事深圳可以干、上海不能干，珠三角可以干、长三角不能干，更不可能想象深圳和其他城市在核心经济制度上存在市场和计划这样的“代差”。深圳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国第三、亚洲第五，它已经从一株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今天的深圳也不能再坐等上峰新的资源投入，它要做的是怎样把现有的海量资源进一步盘活，让整座城市的效率再上层楼。今天的深圳不需要“礼包”。它需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具体的事，让这座城市过去四十年的积累成为迈向未来的坚定基石。这座城市的基础足够厚实，怎样用这些资源打开新的增长，补齐既有短板，应该依靠的不是什么“礼包”，而是更好的制度环境和产业生态，这需要继续探路的勇气和细致缜密的谋划。这座城市需要还要更踏实，更冷静，很多“利好”在这里早已成了炒作房价的理由，但这座城市不能被这样的预期绑架。深圳当然缺很多东西，缺土地，缺学校，缺医院……这座高速增长的城市仍然满足不了许多人的期待。但缺什么就指望送什么，这并不现实。中央要深圳探索集约利用土地的新办法，要深圳尝试重构公共服务的新机制，给深圳空间，相信这座城市有克服困难的智慧。无论如何，“深圳经验”对今日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开放搞活。深圳之“特”，就在于它四十年前在基础制度上获得的永久性“礼包”，让其可以不依赖于具体的“政策礼包”，却能够一直飞奔向前。如果连深圳都把自身的发展寄希望于“礼包”，它将面临变得不再独“特”趋向平庸的真正风险。今天是深圳的生日庆典。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这个庆典更承载着国人的情感。深圳的“生日”并不仅仅属于它的市民，更是国人对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恢复高考、包产到户、特区创建，国人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事件感知到时代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的命运正是国运的侧影，当人们在讨论这座城市的时候，关心的并不只是这座城市本身，而是它身后的整个国家。深圳不需要“礼包”，它要更勇敢地走未来的路。对于这个国家而言，也不会有从天而降的“礼包”。人们总在庆典时刻憧憬更好的未来，但要走过并不平坦的道路，注定仍然只能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香港的今天，会不会是深圳的明天？》

今天，北京、湖南、安徽和浙江自贸区扩展区域同时挂牌。三天前的9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对这四个自贸区的设立批复及建设方案。坊间有一张“环江西自贸区”的传得很火，的确江西周围的所有省份都拥有了自贸试验区。然而，这次自贸区的扩容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北京和杭州两个城市的入围。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到现在，自贸区试验已经历经七年。截至2019年，拥有自贸试验区的省份已经达到16个，超过内地31个省区市的半数，设有自贸区的城市已达到42个。但是，北京和杭州不在此列。*决定设立年份可能早于实际挂牌年份，标红者为2019年全国GDP前十城市随着北京和杭州两个城市的自贸区揭牌，自贸区终于成了GDP排名前十的城市的“标配”。

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户籍指标都是由公务员系统和国企体系获得，宇宙行几乎连年都是进京指标最多的单位。北清人师都有学生每年为了当工商银行的柜员挤破头，原因无他，就是为了落户北京的这一张纸。

2018年，中国进行了第四次经济普查，这次经济普查的节点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全国普查公报在2019年11月发布，但比全国普查公报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分省分城市的公报。和每年进行的GDP核算不同，经济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核心的普查内容是市场主体、从业人员的数量，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情况。虽然数据维度看似不多，但经济普查查的是“家底”。看GDP只能看到在过去一年里这个城市的价值增值，但看普查数据，才能看出这个城市GDP数字背后的真实实力。2019年，按GDP排序的中国城市、省份排名都出现了大洗牌。一些省份核增，一些省份核减，这些数字的变动，最重要的依据都是2018年的经济普查，重新摸清家底，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王者，谁有巨大的泡沫。京沪穗深四大城市的经济普查公报都已陆续公布，在这四个城市的普查公报里，印证着许多从GDP数字难以直接看出的日常感受，也透露出许多可能被忽视的经济细节。这篇文章，就来剖析四大城市普查数据里的那些有趣的趋势。

前几天有个新闻，引发了颇多的讨论。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新晋为新加坡的首富，人啊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简阳人，居然就成了新加坡的首富，也让人重新检视，火锅这个生意到底有多大。作为四川人，我是很少去吃海底捞的。相较于四川街头的火锅店，海底捞的味道难说出众，甚至可以说并不“正宗”。为了适应外省人的口味，海底捞做了大量本地化的改造，从而弱化了它作为川渝火锅的色彩。而今，许多海底捞的忠实拥趸，最喜欢的味型，并不是麻辣锅，而是番茄锅。海底捞的麻辣、菌汤拼番茄锅底去年两次从成都自驾到杭州，一路上直到皖南徽州地界，打开大众点评，人气最旺的店还是火锅店。美团、口碑等几乎所有的主流餐饮软件的统计都显示，火锅在全国都是人气遥遥领先的餐饮品类，纵然北京涮羊肉、广东打边炉、四川麻辣锅、潮汕牛肉锅、海南椰子鸡，从食材到味型全然不同，但这些泛火锅品类“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餐饮业增长大盘中表现亮眼，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火锅店这么火？这其实是餐饮从业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默契。火锅最突出的特点有几个，一来是它不容易在家做（家用火锅底料和外面的火锅底料味道通常有差距）而且在家做也很麻烦（比如在家做火锅味道散不出去在外面吃火锅大不了回家洗衣服）；二来是它的综合人力成本低（只需要墩子基本不需要厨子）；三来是标准化程度极高（无论锅底还是食材），SKU也非常可控。这些特点在海底捞这家公司的财报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成本控制能力，而在餐饮领域，要实现这样的成本控制，唯有少SKU、高度标准化和规模经济的结合，才能实现。然而，火锅并非这些年唯一高歌猛进的菜色。另一种颇受欢迎的餐饮模式，则是餐饮业的“快时尚”菜。如果说火锅的兴起，重要的诱发点，还是重麻重辣的川湘饮食风潮向全国的渗透，那么“快时尚”菜，则展现的是东部地区工业化潮流对饮食的改造。“快时尚”餐厅的翘楚，无疑是以外婆家、绿茶等为代表的杭派餐饮。当然，后起的新白鹿，甚至并非江南清淡味型的西贝莜面庄等风靡全国的连锁餐饮，亦可归入“快时尚”菜一类。现在，“快时尚”菜的味型甚至向麻辣口味延展，“太二”酸菜鱼虽然经营的是川菜，亦奉行快时尚菜的经营模式。杭州西湖天地外婆家门店的排队指示牌，高翻台率和排队相伴相生但无论快时尚菜的主打味型如何，都有不少的共通点。第一，SKU相对少，控制菜单长度，尽可能确保出品的标准化；第二，味型相对多样，一家快时尚餐厅即使有主打菜系，也提供其他菜系的选择，如外婆家绿茶也有川湘辣味菜肴，相对弱化菜系属性，适应更多人群；第三，性价比较高，快时尚餐厅不以客单价取胜，而以薄利多销和高翻台率为经营要旨，在黄金地段的快时尚餐厅，午餐和晚餐都可翻台，一天翻台次数达到4—6次，从而最大限度摊销了房租、人力等成本；第四，主打小群体餐饮，大多数快时尚餐厅以2人座、4人座、6人座为主，大桌比例低，小桌比例高，适合小家庭聚餐。而这样的餐饮形态，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店内饮酒，从而让快时尚餐厅符合“快”的要旨，食客用餐快了，店的翻台率自然就高了，一般而言，很少听说有人把酒局约在绿茶或者外婆家，就是这个道理。西有海底捞，东有外婆家。火锅与快时尚菜，看似是两个不相干的品类，却几乎在同样的时段走红。美食老饕对这样的现象，实在不免失望，全中国的餐饮业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雷同，然而这样的雷同背后，是不可避免的商业规律——餐饮业不再是手工作坊，它正在被工业化的流水线深刻改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一天终究已经来到。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店非排不能吃也》

元淦恭按：今年各地高考分数已陆续公布，再次修订此文，供填报志愿的考生参考。

为什么同样有好的沿海港口，广东却没有像山东一样“港港开花”呢？如果粤西、粤东的港口城市自己都独立发展成青岛、烟台的水平，那时速350公里的高规格高铁不是水到渠成的吗？

小长假接近尾声。而今的假日，排队人潮汹涌的，早已不只是热门景区，更有那些“网红”的餐饮店铺。譬如在成都如日中天的“谭鸭血”，昨天（3日）下午四点整的排队人流，是这样的。谭鸭血成都太古里店5月3日下午4点排位人群现在，不要说在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即使在重庆和成都，好一点的火锅店都要大排长龙。今年大年初六的深夜，和一个从上海回成都的同学在一家宜宾烧烤店撸串，他说“这次过年回家还没有吃四川火锅，因为排队太厉害了。”这些年，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甚至到顺德这样的三线以下城市，餐饮排队都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说，排队的出现，源于大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下馆子”的人越来越多。但这不足以解释所有问题，因为“下馆子”的人次的增长，和餐饮业整体供给的增长是成正比的，要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下餐饮业竞争仍很激烈，餐饮生意仍然并不好做。在我看来，现在餐饮排队之风的盛行，更重要的在于交通条件和信息流通的改变。在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私家车普及率较低；就餐饮消费和打车花费的比值而言，大多数人打车去吃饭也显得很不经济；加之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地铁，即使有地铁的京沪穗，地铁网也很不发达。这意味着人们选择吃饭地点存在相当大的局限，只能在离家较近的范围内选择，周末聚餐等活动大都在离家三公里甚至更小的半径之内。然而，随着城市交通条件的相对改善，私家车普及了，打车相对便宜了（和居民收入和餐饮价格相比），地铁等公共交通可以让人们快速实现远距离位移，这大大拓展了当代人寻找餐饮点的空间。现在，在成都这样的城市，家住东二环或者北二环，到南一环或者西二环去吃一家餐厅，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放在20年前，住在东边的人要是没什么特别的事去西边，甚至不知道西门的街道长什么样。这意味着餐饮业的一个重大变化，所谓“顶级”的餐饮店，从区域性（方圆一定半径之内）获客变成全城性获客。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则源于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口碑、大众点评等本地服务软件的兴起，让消费者能够轻易地了解一个城市、一个行政区内的TOP店，而社交网络的口碑效应，也让许多餐饮店能够突破方圆几公里的圈层壁，更快地触达全城消费者。以前，住在东门的人往往不知道西门哪家店好吃，现在西门哪家店火了东门上的人分分钟就知道了。5月4日11点50长沙文和友海信广场店实时排位情况，该店11点才开始营业。5月2日，该店创下过排队超7000桌的记录，店家特别在公号致歉。本地生活服务软件的流行，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对于许多游客而言，手机地图和口碑、大众点评上的评价，就是自己认知一个城市餐饮店铺好坏的关键标准，在一城、一区刷到评价榜前列的店铺，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排队。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对排队的刺激效应还不止于此。一来，现在许多餐馆都设置在线排队功能，即使没有，也往往有现场拿号，拿号后可以扫码关注实时进度的功能，让排队变得更加方便。加之，越来越多的餐饮店设在商业综合体之内，许多人拿号扫码之后又可以到商场里边逛边等，就更无惧排队压力了。二来，即使餐馆发放那种没有联网的纸质号码牌，且周围也没有商店可逛，等位的食客也只需坐在店家门口，刷一会儿淘宝或微信朋友圈，打几局农药，就可打发无聊时光。在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对等位时间的忍耐程度，也远没有现在高。要之，从交通条件到手机、网络，一切的社会条件都在让人们更加喜欢排队，更加愿意排队。既然下定决心要去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开外吃饭，排队再厉害也要排，反正“来都来了”。这甚至改变了餐饮业的经营时间，尤其是对四川火锅这样的形态而言。外婆家、绿茶等“快时尚”餐厅固然排队很严重，但现在仍谨守午餐、晚餐的经营时段。以大排长队而著称的海底捞，早就搞了24小时经营。大排长龙的头部店铺，到了节假日动辄饭点排队两三小时，只有在下午三四点这样前后不靠的时间才相对清静，很多不愿排队的食客反而选择这样的“闲时”前往，对店家而言，忙时和闲时上座率和翻台率的鸿沟几乎弭平，区别不过是忙时和闲时的排位等待时间罢了。用互联网的话语而言，这些头部店铺不仅获取了饭点的海量流量，还挖掘除了下午3点这样的非饭点的全新流量。头部餐馆和普通店家之间的马太效应变得更加显著。谭鸭血太古里店旁边的大龙燚，下午4点同样大排长龙。大龙燚很大程度上承接谭鸭血外溢的流量，而在这两家店之外，同一栋楼还有若干家火锅店承接这两家店的外溢流量这也推动了餐饮业内部以及餐饮和商业互动关系的变化。头部门店的排队现象，实际上为其所在的商圈提供了排位等待期的剩余流量，这些流量可以被其他商店和服务设施再利用，这是商业综合体需要大力吸引头部餐厅的动力。头部餐馆附近还经常扎堆同类型的其他餐馆，总有人实在不想排队，如果在10分的店旁边有个8分的店，也就勉强从了。今天推送的二条为本人2013年所写的《火锅杂记》。

一小时候是很少吃火锅的。我记事以后，第一次吃火锅应该是1995年，那时我家刚刚装上天然气，告别了烧蜂窝煤的日子。当时为了“庆祝”这件小小的喜事，一大家子都聚到我家来吃火锅。方法也很是粗暴，直接把有两个孔的天然气灶从厨房挪到客厅，天然气胶管倒也足够长。那时候一般人家还没有电磁炉之类，至于电火锅更几乎没听说，要在自家屋里吃火锅，的确是件大费周章的事。当年一般人家的收入也不高，很少能下馆子，在外面吃火锅也算是件奢侈的事。所以我记忆里，第一次到火锅店吃火锅，已经是1996年的夏天，介于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当时，堂兄和表姐高考完，各自进了一所大专，大伯父为此请全家人出去吃火锅，火锅店的味道如何我已不怎么记得了，但那种到火锅店的新奇和兴奋，至今难忘。二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现在稀松平常的事物，还算是相当高档的。那时候一瓶1.25升的可乐，要卖到5块钱，而当时一般市民的工资不过几百元而已，现在想来，那时候雪碧可乐换到今天的收入水准，也差不多相当于好几十元钱了。所以那时候喝碳酸饮料，也不像现在这样随时都可以，那都得是逢年过节才有的享受。至于那时候的麦当劳、肯德基，也只被一些家庭作为小孩考试拿了名次的犒赏，不像现在已成了一线城市里，填饱肚子的便宜之选。我对火锅最初的印象同样如此，因为吃火锅的机会少，每次吃火锅本身，就跟过节一样。四川火锅那红红的油，以及油锅里沸腾的滋滋声，更烘托出一种红火热闹的气氛，在挑动你感官的同时，也拨动你心底对生活的热情。三卡梅伦去成都吃火锅，火锅作为四川美食的代表，更是名扬天下了。然而，有许多外地人可能并不会想到，相当部分世居成都的“老成都”人，并非火锅的拥趸。我家里吃火锅少，也与此有关。父亲非常不喜欢吃火锅，他那一代人中像他那样的并非绝少数，他不嗜火锅的原因之一，是他觉得吃火锅吃不饱，每次去火锅店他也一定要点上一碗白米饭，才能果腹。只有米饭才能饱腹，既是经历过饥饿的世代与我们不一样的一种情结，也的确是不少南方人长久形成的生活习惯。父亲对米饭的痴迷和他对火锅无爱一样，都是他对自己过往生活方式的一种执着和坚持。因为，火锅原本并不存在于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中。四在四川，人们不流行听评书。一种由评书演化而来的新的艺术形式，颇得人心，名为“散打”。“散打”和评书区别在哪里？“散打”并不一定讲的是完整的故事，更不用分章回，谈天说地无所不包。最为川人熟知的“散打”明星，是李伯清。李伯清曾说过，火锅最早还是从重庆那边过来的，成都本地是没有的。火锅从川东传入成都平原，基本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此言不虚，《舌尖上的中国》拍火锅的画面，选择重庆，至少也反映出主创者对四川火锅起源的熟悉。川菜历来分上河帮、下河帮及小河帮，分别以成都、重庆和自贡为代表。不同的烹饪技法，形成了不同的代表菜品。成都川菜中最为重要的典型，是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而重庆川菜则以水煮牛肉、酸菜鱼、毛血旺、山城辣子鸡等。成都川菜精致，麻辣程度也适中；重庆川菜则大开大阖，豪放粗犷，其辣度也远远超过成都。其实四川火锅无论是味道，还是烹饪技法，都更接近于下河帮菜。所谓“水煮”的水，其实就是干辣椒和花椒配合豆豉豆瓣炒出的油汤，与火锅料颇多相似。“老成都”对火锅的冷感，其实也是对于下河帮菜在整体上不感冒的反映。

【1】这个月开始的时候，智谷趋势出了一篇重磅文章《北京在喊穷，上海在膨胀，广深在拆墙，中国超级城市的新变局》，流传甚广。文章延续了旺角黄局长一贯的看法，北京正在“减量”，上海正在膨胀，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北京对标华盛顿，上海对标东京，广深对标大旧金山。有人问我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我表示并不认同。

今年的全国“两会”，苏州市市长提出，恳请支持规划建设苏州机场，一时成为舆论热点。作为常住人口1200万，GDP总量18000亿的大都会，苏州没有自己的民航机场，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心病。

现在，人们赞叹着这个不足40周岁的城市的奇迹。谁又知道十年后，她是补齐了所有短板的宜居之都？还是一个像香港一样的城市——少数企业很牛X，少数人挣得很多，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彻底丧失了吸引力。

日前，四川江油人郑褚的一篇回乡见闻流传颇广，他的结论明确而清晰，在统一市场条件下，中国已经不需要内陆的制造业，内陆经济只能成为政府依附型经济。这的确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州最大的优势，也是它自己最大的瓶颈，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路径依赖”。今天的广州面对的终极问题是，对于许多有事业心的人而言，它越来越成为跳板，而不是终点。

本文是《城市竞争的中国局》的完整版。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也随之快速崛起。改革之初，中国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现在，经常居住在农村（不包括常住城市但未脱离农村户籍者）的居民已不足五成。对外开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激烈变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格局我们选取1980年作为一个断面。1980年，国务院换了新主人，农村改革大体全面铺开，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几乎还未起步，总的来看，这时候中国的城市格局仍然保持了毛泽东时代末期的状态。此时，各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大体反映了毛泽东时代的资源挹注。上海是当仁不让的全国经济中心，彼时第三产业极不发达，所谓经济中心，实质就是国营工业的重心。1980年，上海GDP为311.89亿元，是北京的2.24倍，天津的3.01倍，广州的5.42倍。北京、天津、重庆这三个在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分列全国第二、第三、第四的城市，其经济总量之和也只相当于上海的96.5%。北京市、天津市GDP分别为139.1亿元和103.53亿元，是除了上海之外仅有的两个GDP总量在100亿以上的城市。彼时，全国只有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在计划经济时代，直辖市特殊的权力架构和政治资源，给它们带来的资源优势，甚至远胜今日。京津沪以下，重庆、广州、沈阳、武汉、青岛、大连、成都、哈尔滨、南京、苏州、杭州的GDP都在40亿到60亿之间。（注：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庆，均指提及该市时当时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实际范围，1997年以前的重庆，均指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不含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整个重庆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指现四川省及重庆市，提及1997年之后时指现四川省）这些城市之间的差距非常小。重庆虽然在当时只是四川省省辖市（尚未实施计划单列也没有明确为副省级），但其GDP总量高达58.44亿元，仅次于京津沪位列全国第四，甚至超过广州。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交会是中国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因而广州是彼时全国少有的有一定商贸基础的城市，但其总量仍未超过重庆（而且是不含万涪黔三市的老重庆），足见彼时以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庆，在全国范围内的特殊地位。除了京津沪，经济总量最大的十个城市只有7席，除广州、武汉、青岛外，剩余四席为四川省、辽宁省两个省份各占去两席，重庆、成都分列第四、第十，沈阳、大连分列第六、第九。而四川省的经济总量达到319.99亿元，超过江苏、上海和辽宁，位居当时全国第一，是四川和重庆在全国相对经济地位辉煌的顶点。1980年四川省一度成为全国经济总量第一，有中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四川省是“三线建设”最大的受益者，是毛泽东时代后期新增工业投资最多的省份。而从当时短期角度来看，1975年四川省调整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成为经济秩序恢复、农村改革的先进省份，后来更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早的试验田，1980年，正是时任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离任到京上任之年，他在四川省的执政成绩也体现在了经济数据上。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城市格局，在地理意义上显得比较均衡。重庆、沈阳、武汉、成都、哈尔滨等东北或内陆城市，排在全国城市的前列，总量高于南京、苏州、杭州等。在全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市中，北京、天津、沈阳、青岛、大连占到半壁江山（现在仅剩下京津两个）。这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地理的大趋势，除了上海以外，官方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入很低（尤其是闽浙等省），资源集聚在华北、东北和所谓“三线建设”地区。因而彼时中国的城市经济地理，相对现在，具有明显的“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的特征。八十年代城市格局变迁的动力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而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迁，也和中国经济格局的演变直接相关。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回看八十年代全国各大城市的排序变化，并不简单地是从“北重南轻”、“内陆重沿海轻”转向其反面。因为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城市竞争格局的因素是多重的，在不同城市起支配作用的又是不同的因素。从1978年改革进程启动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农村改革已逐渐推开，但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巩固计划经济体制，核心是从毛时代混乱的“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经济，转向相对典型的苏式计划经济，带有市场化色彩的口子仅限于广东和福建，特别是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春，国务院决定沿海14个城市实施对外开放，当年秋，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才开始全国性地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的变化，政府的资源配置，尤其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安排，仍然是决定城市经济格局极为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战备状态的解除，政府投资的投向更为均衡，“三线建设”时期高度集中在内陆的投资流向出现变化，这是八十年代中东部城市和内陆城市相对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其二，对外开放开始成为影响城市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典型地，广州GDP1981年超过重庆，1989年超过天津，深圳1990年GDP已排进全国前十五，和武汉、南京达到同样的数量级，1990年佛山、东莞经济总量之和已接近当时排全国第五的沈阳，而在1980年，佛山和东莞的经济总量加起来，还只有沈阳的四成。其三，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开始扮演积极角色，典型的是苏州。苏州在1980年GDP总量排在全国第十三，在南京之后，而到1985年，苏州就超过南京、杭州排到了第八，1990年，苏州已经排到全国第七（实际上这也是苏州现在的位次，当时排在它前面的6个城市也只换了一个，深圳取代了沈阳），在整个南方已仅次于上海、广州、重庆，把成都、武汉都抛在了后面。苏州在八十年代的鹊起，主要得益于苏南县域经济在县域竞争中的快速崛起，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苏州后来的大工业进程，其实是后话。其四，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经济活力，对经济位次变化的影响极大。前面已经提到，在1980年的起点，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较小的，由于当时各个城市经济绝对体量远小于现在，而经济的增长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远大于现在，所以城市格局短时变动更大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是东三省的三个省会，沈阳总体是稳中有进，一直保持全国第六，到1990年前后甚至还超过重庆排到第五；哈尔滨整体在12名、13名徘徊，也没有太大变动；长春从1980年的第19位，到1985年的第20位，再到1990年第25位，一路走下坡路。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两个条件相似的城市，为何产生这样的分化？这可能和彼时沈阳市整体的气氛有关。1986年，沈阳有两件在全国范围都颇有影响的事件，其一是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开张（虽然交易的品种是债券而非股票，但仍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其二是沈阳防爆机械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破产的企业（也是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仅以这两件例证，也足见八十年代的沈阳，在许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还是先锋，而非后进者。到南方去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城市格局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剧变。“南方”，这个词在中国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魔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南方”一词很大程度上并不代指秦岭——淮河线以南，而更多特指作为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在上世纪90年代，广东尤其是广州在中国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了辉煌的定点。1995年，广州GDP达到1259.2亿，已超出当时排在全国第四的天津300多亿，领先幅度达到30%以上。八十年代初期和广州经济总量属同一数量级的沈阳、武汉，此时的经济总量只有广州的一半。广州和北京的相对地位变化，更可见一斑。1980年，广州的GDP只有北京的41%，而到1995年，广州的GDP已经相当于北京的84%。当时，香港的GDP相当于全中国的六分之一，广州——深圳——香港一线是中国经济的绝对高地。广东的兴旺有多重原因。广东毗邻香港，大量港资引领了在广东投资设厂的风潮，外贸趋于热络，深圳尤其典型，1993年外贸出口即高居全国城市之首，这一地位到2017年已保持25年。而深圳的经济总量也在九十年代末期即排到全国第四，仅次于京沪穗三地。而作为广东省城的广州，彼时的资源比深圳更为丰沛。绝大多数欧美大企业，彼时在亚太地区的营运往往以香港为中枢，作为距离香港最近且文化、语言相通的大城市，广州在吸引外资上得风气之先。以宝洁为代表，早期外资进入中国皆以广州为桥头堡。彼时，外资企业的收入和中资企业，有数量级上的差异，而聚集了大量外资企业中国区总部的广州，自然成为令“北方”（广东人将广东以北通通视为“北方”）钦羡的淘金热土。而在文化上，广州也成为令全国瞩目的中心。以《广州日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传媒机构自不必说，在唱片业等娱乐领域，广州的地位也不遑多让。广东是内地最早的流行音乐策源地，李海鹰等广州音乐人，也一时间叱咤风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广州唱片业达到其辉煌的顶点，彼时南国乐坛的“金童玉女”毛宁、杨钰莹即是典型，红遍大江南北。

每次到深圳，必吃的是椰子鸡。尤其是润园四季，清甜的椰青，配上鲜嫩的清远鸡，饱足地享受鸡肉之后，再配上特制的煲仔饭，真是这个城市让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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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是“一线城市”出现了更多大企业，在“一线城市”或者是杭州这样的盛产上市公司的“准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创业团队通过上市变现实现了“财务自由”。

Die”，任何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基础，其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可能差到哪里去。更何况广州还是率先开放的先发优势，并拥有在这类城市中相对领先的科技创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