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陵兵马俑正式发掘五十周年。不过对笔者而言，与其说兵马俑的存在是一种历史骄傲，不如说这个庞大的地下军团适足以证实秦政之严酷与秦民之悲惨。本文原刊于《时尚城市研究院》。文

今天是金庸诞辰100周年。发一篇2018年金庸去世时写的旧文，做了点增删，注释从略。一、从军风波1944年11月，20岁的查良镛，被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扫地出门，转去中央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事情与国民政府为维持抗日而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招兵运动有关。他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老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余兆文的说法可在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里得到印证。军统局当年奉命调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社会反响，其报告里有一段文字重点提及中央政治学校：“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蒋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长。蒋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中央政校自然要紧跟步伐响应，这是“全校从军”的由来。但校方的决定，并未征求全体学生的同意，于是有了“志愿与不愿者”之间的武力冲突。需要注意的是，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一所党办大学，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该校不但免除学费，还向学生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在该校，军训乃是日常课程，且设有训导，专门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也拥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体制优势，如行政系者多去地方政府做科长县长，外交系则多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学生一进校门，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这种学校自然容不得“不愿者”，于是就有了余兆文所说的“另请高就，滚出学校”，尚未成为金庸的查良镛便是其中之一。查良镛的选择其实不是个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一度拒绝征召青年学子入伍，制定了“战时应做平时看”政策，理由是中国的知识群体太少，必须好好爱护，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事业尚需依赖这些青年学子。但全面抗战旷日持久，入伍的青壮年死伤惨重，至第七个年头时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国民政府也开始欢迎并鼓励学生群体加入军队参与抗战。可是，军统局的调查却显示，受“战时应做平时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学子，多数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冷淡处之。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学“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复旦大学“初仅几人，现在已有英语专修科9人，华侨先修班2人，会计室1人，连训导长在内已得13人，较中大（中央大学）、重大（重庆大学）略胜一筹而已”；江苏医学院“学生报名从军者，迄今尚未见1人”，朝阳学院“迄今仅有2人报名”……毕竟，上前线是要死人的。那些战胜了死亡恐惧而报名参军的少数青年学子，常会于激情澎湃中伴随恣意放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留有一段观察记录：“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作家王鼎钧当时还是个高中生，也曾报名响应青年从军运动，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获录取。他也见识过同龄人的这种放纵，在回忆录中说那“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犹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饭店跑堂上菜、过鞋店索穿新鞋之类的“特权”。据国民政府战后的不完整统计，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伤亡365万人之多，在日军进逼至贵州独山的1944年末从军，青年们确实很容易生出“赴死”心理。以上种种放纵皆无关人品，乃是“赴死”心理下在向社会索要补偿。中央政校里出现了志愿者与不愿者的武斗，也是类似心态的产物。晚年的查良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对拒绝参军一节缄口不言，对离校原因则无固定说辞。或谓“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访）二、李自成1952年，香港《新晚报》的办公室里，查良镛与陈文统（即后来的梁羽生）常聊起他们少年时代痴迷过的武侠小说。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系列，规模宏大、想象奇绝，是他们共同推崇的对象。远在苏州的李寿民，此时早已中止了《蜀山剑侠后传》的撰写。朋友贾植芳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新小说《独手丐》遂以张献忠为题材，尝试将阶级斗争观念融入其中。卷首前言里，这位武侠名家公开检讨，否定了自己过去二十余年的写作：“早在数月以前，我已将销行二十年，在旧小说中销路最广、读者最多、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能够顾我全家生活的《蜀山》《倾城》等带有神怪性质的武侠小说，在当局并未禁止的环境下，毅然停止续作。……今后，我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独手丐》一书末尾，群侠浩浩荡荡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还珠楼主亦亲自上阵，为张献忠的残暴做了一番辩护：“后人都说这班起义英雄是流寇，却不想那公私记载的作者是何阶级。……假使张献忠果如一班公私记载所说那么残忍凶杀，这班无甚纪律的义军恐早逃光了吧？如何还有数十万人生死相随呢？”稍后，陈文统与查良镛相继成了还珠楼主的同行。1954年1月，太极拳宗师吴公仪与白鹤拳名家陈克夫在擂台上公开比武，引起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议（尽管打斗现场无异于乡野村夫乱挥王八拳）。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获得启发，建议在左派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来扩大销量、增加影响力。该主张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得到罗孚、廖一原等人的支持，并确定拿《新晚报》来做试点。1954年1月20日，在罗孚的动员下，陈文统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次年2月，也是在罗孚的动员下，查良镛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1956年，查良镛又在左翼媒体《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留在大陆的还珠楼主丧失了续写《蜀山剑侠传》的环境，身在香港的陈文统与查良镛崛起成为武侠小说的新生代巨擘，看似相反的人生路径背后，其实有着同一股政治推力。只不过前者的影响一目了然，而后者的存在若隐若现。多年以后，陈文统也坦然承认了这股政治推力的存在，承认《龙虎斗京华》这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查良镛没有公开承认过这种影响。但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时，他全盘推翻了原书中的某些历史观。如原书处处以“义军”称呼李自成的部队，修订版里全部改为“闯军”；原书处处可见“自成如何如何”的亲切表述，修订版里全部改为“李自成如何如何”；原书中李自成军“都穿着黄衣黄甲，数十万人犹如黄云蔽野”，修订版里变成了“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原书里李自成心怀天下苍生重情重义，修订版里的李自成及其部下成了一群目光短浅的好权好财好色之徒。修订版甚至借路边老妇人之口，大骂闯军口号喊得漂亮，做起来却只剩祸民害众：“李公子（指小说中的李岩），你这大骗子，你说什么‘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却来强奸我媳妇，杀了我儿子孙儿！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李公子，你来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1975年版的《碧血剑》，相较1956年版已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1975年的查良镛，也正被他的批判者骂做“豺狼镛”。三、秦始皇1986年7月，在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查良镛与首次来港的台湾作家柏杨，发生了激烈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秦始皇很好；查良镛则认为，秦始皇是个独裁者，好战，焚书坑儒，“坏到透顶”，责备柏杨被人洗脑。此时距离查良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完稿，已过去了17年之久。《笑傲江湖》对秦始皇殊无好感。书中借甫脱地牢的任我行之口挖苦：“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其实，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到左冷禅，个个都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个个都想要做秦始皇。王学泰先生在八十年代迷恋过查良镛的小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笑傲江湖》。他后来总结道：“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与《碧血剑》近乎回炉重造不同，查良镛对《笑傲江湖》的修订极少，且修订笔触从不涉及小说主旨，这是他的一种定见。有时他还会因担忧读者不能理解这种定见，而前言后语里做些夫子自道。比如在三联版《笑傲江湖·后记》（1994年）里，他如此回忆《笑傲江湖》的创作情形立意所在：“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2008年，在广州花城版《笑傲江湖·后记》里，他又将“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一句，变更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当然，查良镛最重要的夫子自道，是他一再自称是个人主义者，且如此解释：“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基于这样的价值观，查良镛当然不可能认同柏杨对秦始皇的褒赞。四、批胡适及其他1959年12月10日，查良镛在《明报》上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起因是胡适在台北发表发表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的演讲。胡适鼓励“未来的新闻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且希望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该演讲之所以惹怒查良镛，是其中有句话提到了武侠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得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查良镛随后在《明报》上刊文痛骂胡适政治品德下流，说胡适既然认为《水浒传》是“诲盗之作”，认为京剧内容无聊，认为中国人性格上懒惰肮脏，那他为什么还要待在中国？还要待在台湾？甚至讽刺“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傅国涌先生在《金庸传》中说，这篇文章“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次年9月6日，查良镛在《明报》上刊登社评《卖国投靠,捉之可也》。起因是雷震等人因在媒体上发表时评言论并筹组党派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即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著名的“雷震案”。9月4日，雷震等人被捕。两天后《明报》即刊登社论，以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为由，支持台湾当局逮捕重判雷震。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与查良镛谈话时，曾主动谈起查枢卿之死，说“团结起来向前看”，查良镛回应“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查枢卿是查良镛的父亲，被枪毙于1951年。1985年6月，查良镛成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浙江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134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枢卿无罪”。同年6月，文化部下达通知，强调新武侠小说的出版必须严厉控制：“未经批准的在制品，一律停排、停印、停装；已成书发往书店但尚未发行者一律封存。”11月底召开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又宣布禁令：“新武侠小说，根据新武侠小说、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近两、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1991年，三联书店获准正式引进查良镛武侠小说的版权。据沈昌文先生披露，此事能够成功与统战有关：“用什么来统战呢？我们又想出一个词：文化。后来把这词扩而大之，广泛使用。……如出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尽管那时查禁武侠小说甚严，我们的方案还是被批准了。”2005年，金庸小说进入高中语文教材。2009年，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担任名誉副主席。吴思先生的名著《血酬定律》中，有一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内中说，“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的改良皇帝梦”，金庸固然对秦始皇这类皇帝极为反感，但他自己构筑的武侠世界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主角）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简言之，“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我觉得吴思先生的理解很有道理。在查良镛的武侠世界里，主角会不会动用那强大的伤害能力，江湖会不会变成人间地狱，完全依赖人物的自我道德约束，没有别的制衡方式。那不是真实世界，却又是真实世界的忠实投射。—END—▼笔者的几本小书

前两天与张守涛兄在雍和书庭聊“鲁迅与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这里先祝贺守涛兄新著《我的沉默震耳欲聋》出版，当当与京东皆有售）。对“国民性”这个词，我大体持如下观点：一、“国民性”这个词不好。理由很简单，先得有国民，才谈得上国民性。自秦汉而下至于明清，天下从来就不曾成为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国民地位，普通民众承担的角色始终是被控制、被压榨的对象。“民贵君轻”之说只存在于先贤的语录之中，从未有过片刻的切实落地。民众既然不是国民，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道德特征与认知水准，也就不能称作“国民性”。那么，这两千年间普通民众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与道德特征，该用什么词来表述比较好？我觉得可以借用一下“奴性”，这个“奴”作被奴役者解释。或者可以干脆叫做“韭性”，于今时今日更通俗易懂。俗语云名正方能言顺，反思与批判尤其如此。如果揪着秦汉至明清这两千余年的历史来“批判国民性”，因名实不副，板子极容易狠狠打在普通民众的屁股上，继而认定他们的道德操守与认知水准实在太糟糕，实在需要被好好改造一番。实则唐太宗、朱洪武之流便是这样干的——唐帝国屡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百姓们不愿去辽东送死而自残手脚，李世民便下诏斥责百姓受了隋朝余毒的影响，到了新时代仍未改邪归正，且威胁说诏书下发后再有主动砍手砍脚者，非但辽东之役不能免，还会有额外的严惩。洪武时代同样因朱元璋的暴政而民不聊生，朱元璋也与李世民一样不思自我反省，反在《大诰》里一再痛斥明帝国的百姓觉悟太低，说他们受了元朝的污染，实在配不上伟大的洪武时代，而唯一提升觉悟的办法，便是听朱元璋的话不打任何折扣，家家户户诵读朱元璋亲笔撰写的四编《大诰》。换言之，若是将“国民性”这个词生搬硬套进中国古代史，则恰于无意中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朱洪武这些肉食者的愚民策略，在话术上形成了同调。“韭性”一词则不然。没人甘愿成为韭菜，也没人甘愿主动沾染韭性，即“韭性”这个词会天然提醒使用者——那“韭性”不是被统治者主动生成，而是统治者通过各种控制与汲取手段强加在被统治者身上。甚而言之，所谓“韭性”实际上就是被统治者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控制与汲取，而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天性。司马光当年上奏赵官家，说自己行于村落之中，见到百姓们生活贫苦而懒惰不事劳作，遂询问缘故。百姓们说，朝廷的衙前差役专门摊派给富人，官权力不受制约，被摊上就要破户亡家，于是众人只好争做穷人，不敢攀富只肯比穷。宋民身上的这种懒惰，便是一种为逃避官权力伤害而生成的“韭性”。清人的自我审查——如写诗作文主动弃用“发”字，官员上奏不敢用“陛下”一词（雍正曾因奏折里的“陛”写得有些像“狴”而大开杀戒）等——也是一种“韭性”。“韭性”不好，可以批评。但“韭性”是果非因，要想消灭“韭性”，仅仅痛骂韭菜是无济于事的，须有重大的时代转型。具体而言就是要从皇权时代转型进入民权时代。只有消灭了那些控制与汲取之术，“韭性”才会消失。二、“改造国民性”的想法很危险。国民性这个词，非鲁迅所发明，而是自日本引进。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文化界有一股反思日本国民性的风潮。鲁迅受其影响，也开始写文章反思中国人的国民性。不过，鲁迅所反思的国民性，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国民性，而是韭性。其文章里那些围观志士被杀拍手叫好且喜吃人血馒头者，并不是真正的国民，阿Q当然也不是。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道德特征与认知水准，其实都是肉食者长年累月灌输给他们的，他们脑子里从未觉醒国民意识，也从未获得过国民待遇。鲁迅处在新旧时代大转型的混沌期，其目之所见，正是韭性深重、而国民性又远未成型，鲁迅起来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也是对时代现状的一种良性回应。只是韭性的问题，终究不能靠向韭菜身上打板子而得到解决。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反思国民性”而最后走入困境的主因。只有时代真进入到了民权阶段，一般民众真从被统治者变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国民，针对国民性的反思才是一个真问题。遗憾的是，在民权阶段真正到来之前，反思国民性很容易演变成灾难，当这类反思将板子打在普通民众的屁股上时，便是在为“改造国民性”张目，为之提供道德高地和舆论支撑。而改造是危险的，它意味着必须赋予某些机构乃至具体的个人以巨大权力，使之可以堂而皇之干涉普通民众的大脑、规训普通民众的思想乃至思维方式。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起点，也是人类自由最后的防线，允许某种权力来“改造国民性”，允许权力侵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意味着这最后的防线也要失守。而在真正的民权社会，对国民性的反思应该、也只会发生在自由的思想市场当中。与自由的经济市场一样，自由的思想市场也会自发淘汰掉那些不符合人性、人道的主张，保留下那些符合人性、人道的认知。自由的思想市场从不需要官权力来监管和规训。亦即，在非民权时代反思韭性，反思韭性应将板子打在塑造韭性的肉食者屁股上；在真正的民权时代反思国民性，而反思国民性靠的从来就不是官权力，而是自由的思想市场。而无论在什么时代，切不可呼吁“改造国民性”。—END—两篇关于鲁迅的旧文：不尴不尬的盟主，进退失据的文豪鲁迅诞辰140周年：何谓「鲁迅是我们的人」？

分享个小书单，祝大家新年快乐。大体来说，这个书单主要基于我个人的阅读偏好，其主题始终围绕着“转型”二字，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里的我们，主要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我们。自晚清被迫融入世界、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转型问题已困扰此域百余年，迄今仍满布迷思。如果将时代视为一艘夜航之船，那么历史不过是一条条身后的旧水道，自是远不足以给夜航船指明前行的路径。但，阅读历史毕竟有助于廓清来路（至少有助于廓清哪类水道不通），有助于让夜航船更准确地界定其当下所在的坐标，也有助于重塑关于路径选择的方法论。反思过去才能期许未来。————1.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许宏）抛开传世文献，抛开后世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话语，不再纠结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都这类问题，仅由审慎的考古学来展示早期中国。2.战国歧途（刘勃）嗯，歧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3.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刘三解）吾友刘三解极善于从制度史切入，去重构历史的真实运作逻辑。4.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李开元）5.两汉思想史（徐复观）我有个偏见：喜欢儒学的朋友可以多读点徐复观先生的著作，少读点钱穆。徐先生对传统的解析与批判有助于我们走出洼地，钱穆先生的东西却很容易被权力拿去为不合理的现实做历史文化层面的背书。6.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张向荣）王莽不止出现了一次，而是出现了无数次。7.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阎步克）有助于理解周秦之变，有助于读懂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阐明了隋唐的制度血脉来自北朝而非南朝，即“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通俗点来说就是：秦制更深重的北朝战胜了秦制不那么深重的南朝，然后将这套制度又传承给了隋唐两宋。8.宋代城市研究（包伟民）9.明季党社考（小野和子）“朋党误国论”可以休矣。10.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姚念慈）11.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帝王乃天下之大害。自命雄才大略且以勤政自诩的帝王尤其有害。12.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王汎森）专制权力对社会的最大伤害不是那些血淋淋的杀戮与冤狱，而是对人的异化。比如让民众普遍陷入条件反射式的自我审查，乃至主动遗忘乃至美化暴政。这些异化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准。13.太平天国史（罗尔纲）没有新的思想资源输入，没有新的外部环境出现，历史的路径依赖会一遍又一遍反复发生。14.天朝的崩溃（茅海建）1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茅海建）16.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茅先生是学习研究晚清史绕不开的重镇。这三本书里，《天朝的崩溃》最好都，我最喜欢的则是《康有为〈我史〉鉴注》。对关心晚清史，尤其是关心晚清改革史的朋友来说，阅读《鉴注》有助于摆脱旧说的深重污染，触摸到晚清政治改革的真实脉搏。17.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李细珠）18.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19.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彭剑）20.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21.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朋园）22.洪宪帝制外交（唐启华）2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李剑农）24.宋案重审（尚小明）25.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理解清末新政及民初政治的几本好书，其中《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尤其好。另外，如果要推荐一本针对历史疑案展开考据、以挫败种种坊间阴谋论的代表作，《宋案重审》是我的首选。其令人赞叹之处有三。一是广泛占有资料，史料收集之充分令人咋舌。二是针对史料的讨论与证明极为克制得体，结论极中肯，使人信服。三是视野不局限于刺杀案，而是以翔实材料还原了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及相关遭遇，重构了一幅以宋教仁为核心的民初政治图景。本书虽以考据宋教仁之死的真相为核心，实际上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民国初年的政治转型。26.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27.革命与反革命（王奇生）28.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黄道炫）29.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齐小林）30.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杨奎松）31.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一些关于国、共问题的好书。其中的《张力与界限》，在我看来是了解中央苏区的历史史，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何运作，了解苏区百姓生活状况及苏区革命成因，乃至于理解长征与一九四九后诸多历史的必读之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则跳出传统叙述，将中共的行为放置在世界大环境下重新审视，尤其是放置在苏俄革命、二战以及战后国际博弈的背景下，去重新理解中共何以能够夺取政权。32.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刘维开）3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杨天石）34.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时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齐锡生）35.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邓野）一些主要围绕抗战这个主题、以国民政府为侧重展开研究和叙述的好书。36.中国关税沿革史（莱特）关税制度影响中国近代转型甚巨，莱特此书虽然出版很早，但仍是理解近代中国的必读书，没有替代品。37.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沈志华）38.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张素华）39.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一篇旧文。个人见解，不一定对。说一说蜀汉政权“国不置史”的问题。此说见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末尾的评语。陈寿说，诸葛亮治蜀有方，但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备章武三年去世，刘禅即位，当年就改元建兴，这不符合“逾年改元”的礼数。另一个例子就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句话的后半段容易理解，意思是蜀汉政权历史人物的许多行为事迹都遗失了，与蜀汉政权有关的许多灾异天象也没有记录下来。需要揣摩的是前半句“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八个字，究竟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还是在说蜀汉政权没有修史、没有留下档案材料？答案恐怕是后者。《后主传》的正文里，陈寿便写有一句“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可见蜀汉政权是设有史官的。此外，《晋书》中说，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观阁令史”，《华阳国志》也说，陈寿做过蜀汉政权的“东观秘书郎”，这两个官职都可以视为史官（东汉曾将典籍档案汇聚于东观，选派学者著成史书《东观汉记》）。既然陈寿明确提到了蜀汉有史官，他自己也做过史官，“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八字，便只能解释为“蜀汉政权没有修史”，而非蜀汉政权无史官。同时代的魏国，曹丕曾命卫觊、缪袭等撰修史书，历时多年后在王沈等人手上编成《魏书》四十四卷。同时代的吴国，孙权也曾命丁孚、项峻等撰修史书，历时多年后在韦昭等人手上编成《吴书》五十五卷。这两部官修史书，皆是陈寿撰写《三国志·魏书》与《三国志·吴书》的核心材料。陈寿遗憾蜀汉政权“国不置史”，导致他在编写《三国志·蜀书》时，面临严重的资料匮乏问题；导致蜀汉政权的开国文武功臣事迹简略，《三国志·蜀书》的文字体量也远小于《三国志·魏书》与《三国志·吴书》。如此种种，皆是以魏、吴两国有官方组织的修史活动为对比。“注记无官”也有所指。注记又名著记。《汉书·艺文志》里提到，西汉共有“著记百九十卷”。东汉明帝时，曾命马严、班固、杜抚、贾逵等人修撰《建武注记》，建武是光武帝的年号，可知这部注记所载乃是光武帝刘秀时代的历史。东汉安帝时，刘毅又上奏说，汉代的制度是“世有注记”，每一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注记。需要注意的是，汉代还有一种史料叫做起居注，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相当于一种档案。“注记”与之不同，它是一种经过史官整理的材料，一般认为它是“编年纪事而且详于灾异”。两汉政治重视天人感应，常将灾异与施政联系在一起。其中又以东汉尤为盛行，因光武帝本人便是以谶纬起家。所以，当时的“注记”除了记载史实，也承担起了将这种联系记录下来的职责。如此，我们再去看“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句话，便能发现陈寿的话说得很严谨，对应也很工整。简言之就是：因为“国不置史”，所以“行事多遗”。因为“注记无官”，所以“灾异靡书”。附带一提：有学者将“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八字理解成“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然后依据《后主传》里明明出现了“史官”字样等材料，来责备陈寿，说他是在污蔑诸葛亮。这类看法应是对陈寿原意的误读。与陈寿同时代的魏晋名流如夏侯湛、张华等皆对陈寿的史品赞誉有加。给《三国志》做注的裴松之（南朝宋人）虽经常不同意陈寿的意见，也未曾对“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句话提出异议。我想，当是因为他们了解魏、吴两国的“置史”情况，也了解“注记”是一种怎样常规而重要的史料。他们知道蜀汉政权确实没有这些东西。正如民国史家缪越所言：“蜀汉有没有官修史书，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时许多人都是知道的，陈寿不至于为此事说假话以‘厚污诸葛’。”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诸葛亮治下的蜀汉政权既“不置史”，也不组织史官编写“注记”？陈寿在《三国志》里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答案当然也见仁见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修史往往与不同政治派别在现实中的政治地位紧密相关。魏国启动修史是在曹丕时代，孙吴启动修史是在孙权晚年，集团内部派别的位置皆已大体固定——即便如此，两国后续的政治变动仍然影响到了修史工作。反观蜀汉政权，在刘备去世时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荆州空降势力、益州本土势力和由三辅流亡者组成的东州势力之间，仍矛盾重重。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冲突，便是这类矛盾的一次大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启动修史，无异于主动激化矛盾。此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执掌国政，也是修史的一重障碍。曹魏启动修《魏书》，是曹丕想要贯彻意志，孙吴启动修《吴书》，是孙权想要贯彻意志。蜀汉启动修史，究竟该贯彻诸葛亮的意志，还是贯彻刘禅的意志，会成为一个问题。《出师表》里，北伐前的诸葛亮谆谆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要刘禅重用自己列名的官员，遇到政务要与他们商量，乃至直接交给他们去做，实有防范皇宫（刘禅）与丞相府（诸葛亮）之间发生权力斗争的用意。启动修史，难免也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在蜀汉不组织史官编写“注记”的诸多原因中，笔者以为最紧要者，是诸葛亮本人的施政实在谈不上宽仁。陈寿所编《诸葛亮集》中，载有刘备临终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除了要刘禅多读《商君书》外，遗诏还提到：“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知刘备与诸葛亮皆是法家信徒。诸葛亮作为帝师，试图传授给刘禅的治国之术，乃是先秦法家申不害、韩非子一脉的“刑名法术”之学，具体而言就是轻仁政重权术、轻道义重管控的那一套（今人只要略读《韩非子》，便不难感受到这一点）。以申韩之术传授刘禅的诸葛亮，自己治理蜀汉时使用的自然也是申韩之术。《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也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如裴注引王隐《蜀记》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刑法峻急与刻剥百姓，正是申韩之术的典型特征——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总结过申韩之术的特征，他说：“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由严刑峻法构成的法律体系“蜀科”，也是申韩之术的产物。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曾建议诸葛亮对蜀地百姓“缓刑弛禁”，理由是刘备集团刚刚反客为主，以武力占据此地，应对本土百姓施以恩惠，来获得他们的支持。诸葛亮的回复却是：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多年，长期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没有搞过严刑峻法，对益州人来说相当于有着“累世之恩”。所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有刘璋父子的宽仁在前，再拿官职、爵位与财富来赏赐益州人，显不出什么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於斯而著。”拿严刑峻法来威吓他们，他们被严刑峻法修理过之后，才会知道什么是“恩典”；严格限制爵位的赏赐，他们费尽力气获得爵位之后，才会明白什么是“荣耀”。这样搞下来，蜀汉政权才能做到人人听话，秩序井然。显而易见，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申韩之术。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华阳国志》，内中说，“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有人当面批评诸葛亮严刑峻法搞得太狠，极少赦免百姓。诸葛亮的回复是：先帝在世时就反对赦免百姓，自己也一样，“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像刘表、刘璋这样的人，年年发布命令赦免百姓，其实是坏榜样。此外，陈寿在《诸葛亮传》中，也记载了诸葛亮刑峻惜赦这个事实。这些申韩之术会造成两项结果。一项是蜀汉政权可以得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去参与战争。二是蜀汉民众的生存状况会急速恶化。《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内中称，诸葛亮连年出兵，“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地方郡县的兵役劳役征发速度，赶不上前线人力的消耗速度，补救不过来。时任巴西太守的吕乂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政绩，就是征发了五千名男丁送给前线的诸葛亮，居然没人逃跑，“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慰喻是安抚劝慰的意思，检制是约束控制的意思。可惜，史料没记载吕乂到底是怎么控制这些男丁不跑的。因为有这种控制百姓的本事，吕乂得到了诸葛亮的重用，改任“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成了极受倚重的后勤官。《吕乂传》还记载，“亮卒之后，士伍亡命”，诸葛亮死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逃亡风潮。于是，吕乂在蜀郡太守任上，再次发挥自己控制百姓的本事，“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短短数年间，便挖出上万逃亡人口——考虑到蜀汉灭亡时在籍口数只有90余万，一郡之地挖出万余逃亡人口，已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说明当时的蜀汉百姓有很强烈的逃离编户齐民的欲望。后主刘禅景耀年间，吴国使者薛珝来到成都求马。回国后，吴国皇帝孙休问薛珝蜀汉情况如何。薛的回答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数年后蜀国灭亡，曹魏派来的巴郡太守王濬发现，蜀吴交界处的巴郡，已只剩下区区数千户百姓，这些百姓“生男多不养”，已苦到不愿养育亲生之子的地步。既然“注记”是一种编年体史料，灾异又是其中的重点记载内容，而记载灾异的目的乃是以天人感应之说来监督施政，信奉申韩之术而“刻剥百姓”、追求蜀汉政权上下内外“俱为一体”的诸葛亮，自是不能容忍异议与监督的存在。于是乎，蜀汉政权就成了一个“不置史”的国家。

《商君书》里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想要制霸天下必须先制服其统治区域内的百姓。那要如何制服这些百姓？汉末群雄们提供了一种“人质要挟”的办法，即将士卒的妻子儿女集中控制起来，以逼迫士卒战时流血平时流汗。若有人胆敢逃跑，其妻子儿女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或被诛杀，或被强制分配给他人为妻为奴。曹魏政权的“士家制度”便是上述办法的典型代表。曹魏政权有屯田政策（曹魏屯田制度的残酷情形，可参见笔者所著《秦制两千年》一书），士就是屯田兵，其子孙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与农奴。士病死了或者战死了，他的妻子不能守寡，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必须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以减少所谓的生育资源浪费，进而增加曹魏集团的人力资源（除非这名士生前立下了战功获得了爵位）。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因为士的生存境遇很悲惨，为防止在边境地带屯田的士逃跑，其妻子儿女会被官府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有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逃跑，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但因做曹魏的屯田兵太苦了，逃亡现象仍不断发生，史载“太祖患犹不息”

要想让民营企业活过来并发展起来，干两件事即可：权力将手从企业缩回去；落实法治，政府与企业都在法下。这两件事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6.

◆本文节选自郭建龙兄的新作《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当代中国出版社2023年出版）。这是一本专注于讲述欧美之外的世界如何向民主转型、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的著作。当一个国家世俗化没有完成时，其余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变味儿，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即便想实现民主，依然有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宗教，而导致利用民主规则将宗教强加给社会。这一点，就像当初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上台，希特勒虽然完全敌视共和国，但他却是利用共和国合法的宪法规则而上台的，是德国人民最终在他的蛊惑下，通过选举让他上了台。只是上台之后，他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了共和国体系，从而建立了极权国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保守势力都试图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利用合法规则上台，再利用权力摧毁这个规则本身，达到长期控制国家的目的。2014年5月，埃及人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个军人塞西（Abdel

这本《晚清改革五十年》能够正式出版，殊为不易。认真说起来，本书的写作其实始于2010年4月的一个下午。在苏州街的银科大厦，一位媒体前辈问前去毛遂自荐做历史频道的我：你认为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回应说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搞历史者别的做不了，疑今察古鉴往知来总是可以做的。这批旨在总结晚清改革教训的稿子，便是从彼时开始撰写。当年对未来的乐观而今看来已是笑谈，当年对晚清改革的理解，也随着阅读渐广、年岁渐长及现实的反复教育而有了许多变化。最终结集而成的，便是这部超过了五十万字的《晚清改革五十年》。下文是本书的前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一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到宣统三年的改革往事。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多只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懂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的未开化的畜生，说他们穿的“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国的湖丝就无法织造，说他们用的“花边鬼银”缺了清帝国的纹银白铅就无法铸成，说他们离不了天朝的茶叶、大黄与各样药材，这些“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少有人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道光二十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送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将祖宗们留下来的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2]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亲眼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对着紫禁城。[3]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也记载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记中说，洋兵进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时分，大概有五六百人，进城时“我兵跪迎，观者如市”——或许是觉得保留这段史实不妥，他写下这八个字后又将之点掉了。洋兵在安定门城头五虎杆[4]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东边城墙上安置了四尊小炮，在城楼下方居中之处安置了两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䜣惊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6]同一天，三十岁的江西士子、会试落榜者陈宝箴也见到了圆明园的冲天火焰，他“登酒楼望之，抚膺大痛”[7]。咸丰十年，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种种，皇帝出逃、京城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不但士大夫们在私人著述里这样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官方档案也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按干支纪年为庚子年）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变”。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汇，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朝野自己如此认为。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入关建政二百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独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广泛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二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所有事件皆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晚清改革持续了五十一年，书中共论述了五十一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纵向上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横向上方便观察每一桩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五十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型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变化。在甲申易枢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具体的推动者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体制中人根深蒂固的愚昧，这也是改革推进速度缓慢的主因。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庚申之变前，咸丰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与主战派人士，对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皆持高压与强硬立场。咸丰皇帝死后，清帝国进入由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同治”的新时代，随即对内取消了高压反腐，对外变主战立场为主和立场。改革的长期目的，则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达成抗衡列强乃至制服列强的目的。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8]之说，本身便清晰点明了这场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了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了近代关税制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蛋糕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译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的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派知识分子，都支持上述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清帝国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一场“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在经历了二十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足够的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这个藩属国，当有足够的能力让庚申之变的耻辱不会再重演。于是，在这场“大考”中，地方督抚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遭到了慈禧太后的严责，朝廷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恭亲王奕䜣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是被集体逐出了决策中枢。此战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甚至还以“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9]这种文字游戏宣布保藩成功的方式结束。这种结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朝野对二十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让他们觉得清帝国确实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数千洋兵纵横驰骋的弱者——至少慈禧太后本人是这样认为的。甲申易枢之后，王与后“同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恭亲王奕䜣被逐出中枢，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唯一的强力决策者。太后安坐深宫，既无法像前线将领那般直观感受到清军与法军在海、陆两线上的巨大差距，也无从体察法国愿意签订不赔款不割地和约的真实逻辑。朝野内外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于是，中法战争后的清帝国上下普遍笼罩在了一种虚骄的氛围之下，之前的洋务自强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深化至体制层面，反而开始减速。能直观体现这种虚骄心态与改革减速的一项史实就是：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同年，洋务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费巨资，开启了三海重修工程[10]。太后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改革减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为了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海军也受限于经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曾经的明星企业轮船招商局由兴盛急骤转向衰落，中枢全力扶植创办的汉阳铁厂也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轨。教育改革更是毫无动静。当改革已然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很快就发生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悲剧的开幕，1900年的庚子之变才是悲剧的高潮——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辱，最后又回到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四十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个改革减速的过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不断发生着分化重组。许多以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也在经历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的积极分子。这场分化重组，扼要而言如下：1890年代以前，改革派们全部团结在朝廷周围，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甲午年之后，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零星出现，但均未成型，能将自强改革与民权转型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改革派仍与朝廷紧密团结在一起。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音量大增，开始在朝野不断发出向民权时代转型的呼吁。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许多立宪派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了。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需改革掉的对象。1880年代之后的各种现实教训，让改革者们渐渐意识到，“船坚炮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合理的中枢决策机制同样必不可少。技术与装备再先进，置身于僵化乃至异化的体制中也是无法发挥效用的。中法战争期间，中枢的朝令夕改与不负责任已让身在前线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颇为不满，促使他于临终之际上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会”[11]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以避免中枢决策沦为权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惨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中枢决策机制有问题，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人的权斗影响太深。而最让体制内改革派痛心者，莫过于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对世界宣战，再次酿成京城沦陷的苦果，《辛丑条约》中还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额度。这一惨痛结局让许多体制内官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中枢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两广总督陶模在庚子之变后上奏，明确请求开设议院，提出“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的构想，便是希望以“议院”这个新机构为新的决策中枢，来取代慈禧太后的独断。[12]再往后，慈禧太后启动所谓的“清末新政”，追求以《钦定宪法大纲》来收回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权、人事权和兵权，以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地方改革派督抚和民间改革派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等措施，让国家转型进入民权时代，让自己的权利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绝让清帝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对者，成了被改革的对象。这条倒U型改革曲线，正是晚清五十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三最后分享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生出的几点感想。第一点感想是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康熙皇帝当年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且胁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集体参与论证，导致后世许多清代知识分子信以为真视为真理。当恭亲王奕䜣决定向洋人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时，这些被漫长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见识与逻辑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跳了出来，有人抬棺死谏，有人正面互怼，让亲眼见识过洋人坚船利炮的恭亲王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庙堂之上这类人很多，导致许多改革无法由总理衙门这个中枢机构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先将生米（改革）煮成熟饭。江湖之中这类人也很多，导致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却拿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对领头者施以“被精神病”的处置。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得正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知识圈与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畬的命运如此，郭嵩焘的命运也如此。正因为整个社会敢于正眼看世界的人太少，敢于将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诚实说出来的人太少，才会发生冯桂芬将改革主张深埋起来的事情，才会出现刘锡鸿这种内心认知与公开发言完全相悖的两面人，才会有报纸媒体为了取媚用户不惜扭曲甲午战争的胜负真相，将清军描述成战无不胜之师。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五十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文明拥抱的心态太少。诚然，这场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危机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的驱动力。没有庚申之变，就没有洋务自强改革；没有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清廷也未必会在1876年对外派驻公使；没有《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清廷也未必会允许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外部环境的刺激，必然引起清廷对列强的不满，必然让清廷中枢生出“雪耻”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就一场改革而言，其终极目的绝不应该只是为了“雪耻”，绝不应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还应该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拥抱那些先进的技术文明，拥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将之纳为己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晚清漫长的五十年改革中，在清廷中枢里几乎见不到这种意识。1884年之前，每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高层集体讨论，无论是恭亲王的奏折，还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抚的呈文，总是以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拥抱先进的技术文明（如枪炮轮船）与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退化成了实现雪耻这一目标的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发展成了1900年的“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13]。五十年改革史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远不止此。如满洲本位意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的要求其实远远大过权术；如坐而论道的批评者一旦直接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其实是为了回答“我们向何处去”。希望本书在这方面，能够为有所关心的朋友稍稍提供一点助益。—END—注释：[1]

随感两则。一众所周知，秦始皇赵正是一个特别勤政的人，每天要阅读批示海量的公文。《史记》记载赵正每天至少要处理“一石”简牍。先秦史学者王子今先生据此推论认为，“（赵正）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

文

▼最近运气欠佳，滑了一跤竟然将胸椎摔骨折，不得不住院手术，迄今仍在卧床恢复中。公号也因此很久没有更新，望朋友们见谅。本文是港版《秦制两千年》（香港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新增的一篇后记。▲后记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本是为公众号而写，能够正式出版是个意外之喜。因没想着要将之变为纸书，行文也就常凭兴之所至，未做严谨的结构安排。好在所有文章皆与“秦制”有关，结构虽然有些松散，以《秦制两千年》为书名也还不算离题。《秦制两千年》这个书名，来自谭嗣同先生的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谭先生将两千年之政斥为秦政，斥为大盗之政，有人觉得是愤激之言，我却以为相当中肯。谭先生早年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拥趸，一度坚信所谓的“中国圣人之道”领先世界，坚信大清要实现强国梦只须引入西洋先进技术即可[2]。后来，谭先生得到广泛接触西学的机会，又深受甲午之战的刺激，思想才渐趋大变，意识到清帝国在技术、制度与文化各层面皆远落后于世界。他痛心现实、期许未来、反思来路，终于不惜否定旧日之我，得出两千年之政皆为秦制、皆为大盗之政这般痛彻心扉的结论。这段深邃的心路历程，非是由某种愤激情绪轻率支配，而是中外彼此对照、古今互相激荡的产物。“百代皆行秦政制”，本书所谈其实只是常识。之所以还能有点出版的价值，大概是因为常识有时候并非易得之物。扼要而言，书中内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秦制是什么？（2）秦制政权的兴亡逻辑是什么？（3）秦制之下，百姓如何辗转腾挪？一、何谓秦制所谓秦制，大体可以理解为以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构筑起来的统治模式。商鞅信奉民愚、民贫则易治，主张尽可能让百姓保持愚昧，尽可能将百姓控制在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韩非子坚信民智对君王而言不可用，主张按愚昧程度对天下百姓实施引导、控制与清洗。在今人看来，这些都是极赤裸的反人类反文明的主张，但秦王们偏偏就采纳了商鞅之道与韩非之术，偏偏就依靠将它们发挥到极致而消灭了东方六国，成为战国时代最后的胜利者。本书不揣浅陋，为秦制勉强总结过两条基本特征。第一条是秦制政权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第二条是秦制政权以维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为主要施政诉求，并极乐意开发或引进新技术来提升汲取强度。围绕这两条特征，这里再多说几句。先说第一条特征。秦制政权之所以要消灭封建贵族，改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是因为秦制帝王们追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们希望自己的权力无远弗届，生产资料要全部属于他，劳动力也要全部属于他。封建意指封土建国，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天然妨碍秦制帝王们的这种追求。封建体制下，贵族对封地与百姓拥有所有权和统治权，他们虽奉君王为主，但他们土地与百姓不是君王的土地与百姓。君王不能越过贵族随意向封地征收赋税，也不能越过贵族随意向封地百姓征法劳役。官僚集团则不然，他们只是君王的权力代理人，对所辖范围内的土地与百姓有治理责任而无所有权。他们只是君王意志的延伸，只是在替君王经营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以秦灭六国为重点的周秦之变，其核心内容正是封建消亡、秦制崛起。此后，自秦汉至明清，虽因特殊历史原因被通称为“封建时代”[3]，但除少数时段外，多数时段不过是

修订一篇旧稿一在明代市井之中，沈万三有很高的知名度。《金瓶梅》借潘金莲之口，不止一次提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明史》里也有好几处提到沈万三。其中一处是马皇后的传记，里面白纸黑字写道：吴兴富民沈秀，也就是沈万三，帮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南京城，又请求出资犒劳军队。朱元璋勃然大怒：“匹夫犒劳天子军队，乱民该杀！”马皇后一再劝说，才让朱元璋稍稍消了些怒气，将沈万三流放去了云南。正史如此说，自然许多人信。但民众不喜欢正史里这个悲惨的结局，就编造故事说沈万三在云南得道成仙。康熙年间，还有人跑出来吹牛说在云南碰到了已得长生的沈万三。可惜传说当不得真，正史的记载也不一定正确——所谓正史，不过意味着它是官府主持修撰，并不等于它就是真史。《明史》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就形同玩笑：真实的沈万三其实是个元朝人，没做过朱元璋的子民。他不可能帮助朱元璋修城墙，也不会被朱元璋发配至云南。明史学者顾诚先生的名作《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载于《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对此事已有极为详尽的考据。其中有两个证据相当有力。第一个证据是乾隆年间编纂的《吴江县志》。内中说张士诚据吴之时，沈万三已死。其子沈茂、沈旺曾秘密走海路运输米粮至燕京。县志交待其史料来源是明代人莫旦所著《吴江志》。莫家与沈家是姻亲，莫旦的话可信度很高。按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时间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十一年之后朱元璋才攻陷苏州，并于次年（1368年）在南京称帝。意即朱元璋做皇帝时，沈万三已经去世十余年了。死人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修城墙，也无法被抄家流放。第二个证据是除了沈茂与沈旺之外，沈万三还有个儿子叫做沈荣，沈荣有个儿子叫做沈森，它们的生卒年是确定的，可用来反推沈万三的年龄。元末明初人王行为沈荣父子撰写有墓志铭，这份墓志铭保存了下来，内中提到沈荣死于明洪武九年（1376）秋八月，享年71岁；沈森也死于同年，享年48岁。据此可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称帝时，沈荣已经62岁，沈森已经39岁，此时沈万三如果还活着，以二十岁得子保守估算，年龄当在80岁上下。沈万三当然有可能活到80岁，但《明史》里还说朱元璋将他流放去了云南，而云南被明军攻克纳入版图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即便朱元璋是在明军平定云南的同年便将沈万三流放过去，那时的沈万三也已差不多是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这种可能性无疑极低——没有任何史料提及沈万三高寿至此；在忠孝同构的时代也很少发生流放百岁老人的暴行，即便是朱元璋控制的洪武时代也极为鲜见。简言之，若以沈万三在二十岁左右得子估算，他约生于1286年前后，死于元朝灭亡前夕，享年约六七十岁。他从未做过朱元璋的子民。二沈万三与朱元璋没有交集。民间流传沈万三与朱元璋的故事，既因为这故事代表了洪武时代富户们的共同遭遇，也因为富甲一方的沈家确实是因朱元璋的打击而没落。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制造了所谓的“蓝玉谋反案”，噩运随即降临到沈万三的后代头上。蓝玉案的动机，与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的早死有极大关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继承人，担心孙子年轻，既无威望又缺经验，不足以压制朝中豪杰。为防范权臣趁势而起，蓝玉案应运而生。朱元璋大开杀戒，将朝野内外有可能妨害朱明王朝存续的潜在势力，通通冠以谋反大罪，实施肉体铲除。沈家很不幸，被人告发与蓝玉有交往，成了“蓝党”，资产被抄没，族人遭到凌迟。其实，即便没有所谓的“蓝玉案”，沈家在洪武时代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洪武十九年，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和沈庄，先后被官府抓捕到至南京，兄弟二人在监狱相见抱头痛哭，沈庄出狱后未及归家便死在了京城。同年，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也倒了大霉，被牵连进胡惟庸案满门抄斩。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可以见到陆仲和的名字。朱元璋说：这位富甲吴中的大富翁，原来是个可恶的“胡党”，如今东窗事发身亡家破，全家被我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孙儿。你们其他人要引以为戒。残存的沈家人不敢不引以为戒。洪武二十一年，苏州府奉命举荐了一批人才入京做官，其中有沈家的后代沈玠（沈万四之孙，沈万四乃沈万三之弟）。授官之日，沈玠战战兢兢对朱元璋说：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自国初到今，屡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尊官之，荣逮妻子，何敢更受禄哉？沈玠说的是真话，沈家此时之所以仍然残存，一是沈家人尽全力夹起尾巴做人，毫无折扣地响应朱元璋的各种号召，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

▍修订一篇旧稿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奇异存在，舆论对他似乎总是不忍责备。1993年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了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这一暴行，当年的中文媒体少有苛责，以至于谢烨之母心绪难平，发出悲鸣：“那么多写文章的人，那么多都是很有名气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会写的，神志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顾城那样的，怎么都写了这么一些绕来拐去地为凶手的犯罪行为开脱、辩护甚至还有滋有味地说三道四的文章呢？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1]时过境迁数十年后回看，谢烨母亲的控诉仍未过时。无论当年还是今天，总有些人对那些所谓“艺术天才”犯下的罪行不忍责备。某位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便曾撰文感叹道：“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所谓“更诗人”，正是舆论多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2]这种表述，看似带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实则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的现实生活极度冷漠，对抽象的精神世界则异常狂热。他奢谈自己的艺术要与抽象的“人类”共存，却将具体的现实生活视为艺术追求的对立面。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3]由这两段回忆，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在抽象的理想世界里承担角色。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这种冲突，时时刻刻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4]顾城曾经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一位“大鱼”。谢烨曾主动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曾被当年媒体爆炒，其内在逻辑则始终模糊不清。唯有一点是清晰的：谢烨满足不聊诗人分裂的需求，无法既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诗人的保姆，又在理想世界中扮演诗人所喜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写道：“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注：顾城夫妇的孩子），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5]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主动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还曾做过说客，尝试使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极有可能是对的——她“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缘故，夫妻二人常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顾城也曾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到过。只有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才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于是，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情景：“顾城最后和谢烨每天写孩子。写到最后，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觉得伤心得受不了。然后他就说他再也不写了，就停止了，就不写这个东西了。……就是顾城说，谢烨给他打字（电脑打字）。……他就想呵，离婚，他说办离婚，离婚之后，他就觉得谢烨就离开他了。……然后，这样星期五上午，他说他好了。然后他就说他要学驾驶。然后他不是已经开始学驾驶了吗？他说学驾驶，等到离婚以后，他就可以不见谢烨，自己开车去接孩子。过去他都不做这些事，全是谢烨给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事他都不做。……然后星期五上午他就读交通规则，……那天下午，就出事了。”[6]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但终于，失控的诗人，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说法：“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7]反省顾城之死，当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勾勒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当诗人因岳母劝妻子去上学，而把一碗面条兜头泼到岳母头上，那时刻，这个家庭已显出了悲剧收场的端倪，只是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收场会如此惨烈。这场惨剧里，真正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一个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在诗歌中孜孜于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的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当噩耗传来，顾彬很疑惑：“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8]顾彬的疑惑有点不完整。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大都给了自己营造的抽象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里，有无数自命伟大的历史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这样的矛盾理念，招致万民涂炭；顾城不是手操天下权的伟人，造不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的噩梦。他把太多的爱灌注在自己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海子自杀后，王家新曾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9]，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大约也可以如此理解。作为反抗“暴力美学”“政治文学”的先锋，朦胧诗一代在美与爱这个层面，有着与上一代迥异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写过文章《两代人》，其中就沉痛谈及了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但世间事往往恰是如此吊诡：许多反叛者在立场上虽与旧时代全然相反，思维逻辑却仍惊人地一致。这一点，在1976年之后的历史脉络中已有相当充分的展示，不必赘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便只不过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并没有解放获取结论的思维逻辑。朦胧诗一代、先锋一代中的许多人也大致如此。宏大词汇看似已从他们诗作的意象中消失，但那些由新意象构筑起来的诗作，仍是具体现实生活的对立物。故此，在抽象的诗歌世界里，顾城是爱与美的传道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却成了别人的暴君与噩梦。他摆脱了宏大词汇，却没有摆脱由宏大词汇构筑的思维逻辑，他依然是一个“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之人”的爱无能患者。当抽象的信仰与具体的生活无法兼容时，他举起了斧头。注释

1876-1878年，清帝国北方遭遇了一场罕见旱灾。灾区覆盖山西、直隶、河南、陕西、山东五省。灾民估计达一亿六千万至二亿左右，死于饥荒与疫病者超过了一千万人，自重灾区外逃求生的灾民超过了两千万人。因灾情最严重的1877年与1878年分别是旧历丁丑年与戊寅年，故这场惨剧在历史上被称做“丁戊奇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深入灾区，用日记如实记录下了这场饥荒的惨况。这里仅摘引其中两段：（1）1878年2月1日，李提摩太身在山西太原以南450里的某地，他写道：“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2）1878年2月2日，李提摩太身在太原以南530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饥荒与疫病严重至此，早已远远超出了清廷的救济能力。好在清廷此时已与世界有颇多密切接触，灾情的消息通过在华传教士和欧美政商界人士，很快传至世界各地，各种援助也随之而来。如“巫来由国王”（巫来由即马来西亚）捐银一千元；英国驻香港总督捐银五千元；香港及南洋等地华侨捐银三万余两；新加坡与小吕宋等处华商捐银三万余元；英国驻天津领事统计称欧美各国人士集资捐银五万余两；日本商民以竹添进一为代表捐出大米4540余石、小麦1700余石、大钱1000串；……然而，面对这些援助，河南学政瞿鸿禨却在1878年春给清廷呈递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内中说，洋人如此这般慷慨出资救济清帝国的灾民，看似善举，实则居心叵测，是想要与大清争夺民心，是想要趁机窥探大清的虚实：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按瞿鸿禨的意见，清廷应该设法拒绝洋人的捐助；有些洋人携带着银两和物资已前往河南、山西等地灾区，应命令地方政府密切关注其行踪并设法制止其赈灾行为。清廷接到瞿鸿禨的奏疏后非常重视，随即下达上谕，给总理衙门和地方督抚，要他们密切注意洋人的赈灾行动。上谕提到，日本使臣森有礼曾前往总理衙门，说“日本人有捐助赈粮者”，被总理衙门王大臣委婉拒绝，“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阻”。上谕还对洋人的捐助做了定性：“外国捐助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要山西巡抚曾国荃、河南巡抚涂宗瀛密切追踪李提摩太这些试图赈灾的洋人，“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上谕背后的决策逻辑是：（1）相比救济更多的灾民，朝廷更忧虑洋人借赈灾“怀柔远人”，而这本是清帝国才有资格做的事情。（2）相比救济更多的灾民，朝廷更忧虑洋人借赈灾改变其在清帝国民众当中的形象。在清帝国的官方宣传话语里，洋人是邪恶的，洋务自强运动的终极目的是要洗雪“庚申之变”（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的巨大耻辱。即便与欧美各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清廷中枢隐秘的政治立场仍视各国为仇敌。于是，当试图在山西开展赈灾活动的李提摩太前往山西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稳定因素：“他（曾国荃）的一个秘书——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不过，因为山西的灾情实在太惨太重，曾国荃最终没有遵从朝廷旨意将李提摩太拒之门外。在给总理衙门的汇报中，曾国荃赞扬李提摩太，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后，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先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诸称平顺”，没闹出任何事端；后来又前往灾情尤其严重的山西南部，在平阳府等地放银赈灾，事情也都办得很妥帖。曾国荃对李提摩太赈灾行为的“宽容”，也没有引发民心集体倒向洋人。虽然平阳府的灾民问李提摩太要了相片，要将他供奉在庙宇里，平阳府官绅学子集资镌刻的《平阳记灾碑文》里，也如实记载了李提摩太“前后共放过实银五万”，但在山西绅民眼里，之所以会有李提摩太这些洋人前来赈灾，主因还是“圣朝德泽涵濡之深且久而能感召若是”——过滤掉其中的颂圣成分，其实不过是在说政府开明则得道多助。与山西的情况类似，日本商民捐赠的粮食，也因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开明，最终发放到了饥民手中。略为遗憾的是，这批粮食本拟送往灾情最严重的山西，但总理衙门既然已拿出路途遥远为由婉拒，李鸿章也不好与总理衙门对着干，只能就近在天津一带搭建粥棚，将这些粮食用于赈济直隶地区的灾民，各粥厂共计收纳流民七万余人。李鸿章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接受洋人的救助是在踏入洋人的“收拾人心之计”，他不但全盘收下了日本商民的粮食，还写了奏折，请求朝廷对这些提供援助的洋人予以褒奖，以酬谢他们的美意——对“巫来由国王”，李鸿章建议回赠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对英国伦敦商民的捐赠，李鸿章建议由驻英公使郭嵩焘前往致谢，并由总理衙门王大臣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表达感激之意。遗憾的是，在灾情同样深重的河南，因为缺少李鸿章、曾国荃这类开明官僚，而是瞿鸿禨之流得势，外部世界的援助遭到了极为彻底的排斥。传教士花国香

因为阳了且症状较重的缘故，公号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更新了。这几天感觉好了一些，嗅觉与味觉也回来了。发一篇书摘。孔尚任《桃花扇》篇末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

说两则历史故事。一、20世纪初的越南河内，正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来自欧洲的征服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文明与文化。他们努力按照欧洲现代都市的标准配置，来改造河内这座典型的东方城市。他们引进了硬化马路、引进了路灯，引进了公园、引进了公共厕所，尤其重点引进了城市下水道系统——如此，白人住宅区才可以使用便利的自来水系统与有尊严的抽水马桶。法国殖民当局希望河内变得更卫生、更宜居，变成他们在东方的代表性殖民城市，正如同时代的德国人在山东青岛所做的那样。随着河内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鼠疫也随轮船袭来。1902年，河内的越南人居住区与白人住宅区都出现了因感染鼠疫死亡的病例。白人住宅区还频繁报告称目击到老鼠自卫生间入侵住宅，与卫生间相连的下水道成了鼠群繁衍壮大的基地。为应对鼠疫危机，河内市政当局决定消灭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先是雇佣越南人，组成捕鼠队进入下水道暴力灭鼠。但下水道内令人作呕的恶劣环境让捕鼠队望而却步，灭鼠效果很不理想，捕鼠队还组织了罢工——工人们显然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不愿与下水道的老鼠做亲密接触。与此同时，白人住宅区也在抗议，认为由越南人组成的捕鼠队威胁到了白人住宅区的安全与健康。如此，河内市政当局只好改弦更张，转以悬赏的方式发动河内市民参与捕鼠。市民们可拿着死老鼠前往市政厅指定的警局领取赏金，每只死老鼠赏金四美分。后因警局无法忍受鼠尸堆积如山，改为验收老鼠尾巴。这项措施在初期似乎取得了很大成功。自1902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最初的六天里警局收到了7985条老鼠尾巴。到5月中旬，每天收到的老鼠尾巴已激增至超过4000条，此后每天都在增加。6月12日的档案记载，当天收到了20114条老鼠尾巴。但很快，人们开始在城里频繁见到没尾巴的活老鼠；7月份，有官员在河内郊区发现了老鼠养殖场。跟进调查显示，河内及周边地区养老鼠的人很多。相比抓老鼠割尾巴，有些人更愿意养老鼠，视之为更高效更安全的赚赏金方式。在养殖场里，割了尾巴的老鼠还可以留着用于繁殖。此外，调查还发现有人在做老鼠走私生意，去外地成千上万收购老鼠然后秘密带入河内。无奈之下，法国殖民政府只得放弃捕鼠悬赏计划，回到公共卫生手段上来，以现代医学知识来应对鼠疫。上面这段历史，见于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范恩（Michael

修订一篇十年前的旧文，比较长，约1.5万字。十年前写这篇长文，是觉得无论是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还是作为电影脚本的刘震云原著，都与史实存在不小的差距，未能还原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复杂面貌。一、媒体报道1943年2月3日，重庆《大公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被停刊三天，确是实情。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的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职，他说问题出在“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应属可信。当时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很多。重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内容与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大公报》被停刊之前——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已有至少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篇目标题及刊发日记见下表：据笔者不完整统计，《大公报》遭受处罚后至1943年6月，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皆有档案可查，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由此推测，重庆国民政府当日的媒体管控尺度应该是允许报道灾荒，但不许抨击政府。当然了，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得出该结论，说服力或许还不太够。好在，《大公报》自1942年9月至12月间，也刊登有许多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下表是笔者梳理的一份不完整统计：这些报道中，《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不逊于后来那篇惹来监管的《豫灾实录》（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就是为此文配发的）。《豫省灾荒目睹记》里，记载了许多饥民死亡的惨烈案例。比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豫省灾荒目睹记》配发了社论，题为《天寒岁末念灾黎》。停刊事件结束后，大公报仍在持续刊登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据笔者有限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了该年的6月20日。这天刊发的报道来自灾情前线记者张高峰，标题是《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一篇旧稿。1993年，对中国电影行业而言，是个转折点式的年份。该年，新的电影发行政策出台，国产故事片将不再享受“统购统销”待遇。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将在电影行业里坍塌。此前，中国的整个电影产业被分为三大块：1.制片业；2.发行业；3.放映业。具体运作模式是：电影制片厂生产出来的影片，交给“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影院从全部放映收入中留下50%，余者作为“发行收入”上交至中影公司，按“3∶3∶3∶1”的比例，依次分配给制片厂、拷贝洗印厂、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中影公司（后更改为按每个故事片拷贝10500元向制片厂支付版权费）。①时代破冰初期，社会爆发出的对精神食粮的巨大渴求，曾带给国产电影短暂的辉煌期——1979年，全国观影人次达到了293亿的高峰，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当中看了近30部电影。但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多数影片质量不高，与观众需求脱节。电视里的港台剧和录像厅里的港台影片，让民众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于是，甫进入80年代，国产影片的观影人数就迅速出现了萎缩。1985年，中影公司在一份材料中无奈写道：“今年3月25~31日一个星期内，武汉市共有三个电视频道（包括转播中央台）播放六个港、外连续剧。如星期六晚上播出《射雕英雄传》四集时，该市上座较高的新华电影院晚场只有四名观众；又如今年2月在沈阳播映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时，有些影院晚场因观众极少只好停演，也有的影院当映《上海滩》播放时间时观众纷纷退场。类似情况在各城市都有。”②1990年，中国至少存在5万多家在册的录像厅，里面流转的多是无法登上荧幕的香港和欧美电影。同期，国产电影的观影人次已进入雪崩状态。1991年，全国观影人次只有144亿，较之1979年可谓腰斩；1992年下滑至105亿人次，1993年只剩下42亿人次。观众用脚投票，已快将国产电影投死。表格引自：司若，《中国电影大片路》，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第55页。对于这种奄奄一息的局面，1992年的《电影经济》杂志刊文如此剖析道：“电影观众已经把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和享受，他们绝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元钱甚至几元钱去买一堂政治教育课来上的。……电影市场之所以急剧滑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和观众兴趣、电影市场的需要不对口、不对路。”③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田聪明，也有相似的判断。他如此解释为什么要在1993年取消对国产电影的“统购统销”：“我……深深感到问题的症结就在‘统购统销’上，由此而形成经济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创作上远离生活，远离观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统购统销）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它的弊病，严重地束缚着电影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电影市场的繁荣，特别认为这种状况同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不顺，长久下去肯定不行。”④曾于1991年拍出经典国产影片《双旗镇刀客》的导演何平，发自内心欢迎这种变革：“我们的电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不研究观众，不研究市场，现在该是研究市场的时候了。”《双旗镇刀客》海报紧接其后被引入中国市场的，是与国人绝缘已久的“好莱坞大片”。长期以来，中国荧幕上播放的进口影片，都是由中影公司向外商一次性买断发行放映权，平均价格约为每部两万美元。这个价格，基本只能买到海外的老片和烂片。1994年，政策首次允许中影公司每年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引进国外“大片”，在中国电影行业内部引发了全面恐慌。1994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数百名学生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抵制好莱坞”。2月20日，《戏剧电影报》刊发文章《大陆电影面临致命威胁》，公开将引进外国大片视为大陆电影的首要威胁。4月8日，部分省级电影发行公司聚在天津，联名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几个问题的紧急呼吁》，反对引进国外大片。稍后，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又致函中央某部长，控诉引进外国大片“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不利于稳定全国市场”。信中还上纲上线说道：“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请问，这样做的人（或公司单位）算不算新生的外国买办？”。⑤北京电影公司在影片播映方面也拒不合作。无奈之下，中影公司只好绕过北京市电影公司，与区一级的海淀电影公司在1994年10月签订了“首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的代理合同。1994年《亡命天涯》大陆海报《亡命天涯》在北京的发行很不顺利。北京电影公司通过市文化局和海淀区政府，要求海淀区电影公司退出《亡命天涯》的发行。这种施压，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也就是《亡命天涯》上映的前一天——当夜，市文化局的领导找到时任海淀区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韩茂瑞，以“组织命令”要求其停止发行《亡命天涯》，并提出要看电影拷贝。韩谎称拷贝尚未拿到，待对方离开后，即返回公司仓库，取出全部拷贝，放入车中，自己开车在北京街头四处晃荡。韩后来回忆说：“其实我也是被逼的，代理发行合同已经公证了，毁约要支付高额赔偿款，于是就横下一条心，逼得自己‘亡命天涯’了。……我就像地下工作者保护着秘密材料一般，心里直打鼓。”

随便写一点感想，不是与任何人商榷，也不一定对。一、“闭关锁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很难考据明白。印象里，严复在晚清翻译《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已在译者按语里用过这个词。严复使用该词的语境，是要批评“中国近世士大夫”。他说，这些人普遍认定国家财政赋税的基础是农业，普遍主张兴农，他们见到各省遍布荒地，到处都是流民，就大声疾呼要搞移民实地。这种呼吁虽然没错，可他们只见果不见因，看不到土地荒芜、百姓陷入贫困背后的经济与制度成因。而且，这些人“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全是些闭关锁国论的忠实拥趸，高度排斥电报与铁路这些现代事物，高度反对在商业上与世界接轨。让这类人去为国求富，无异于让庸医去给人治病，疯狂开药却找不对病因，还把病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渠道给堵塞起来，“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只会将病人给治死。就严复的措辞来看，“闭关锁国”实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基本认知。相比批评“闭关锁国”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爱新觉罗皇权，严复更忧心清帝国的士大夫已被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脑子给搞坏了。这些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受害者，反在积极主动地维护该政策。严复如此这般忧虑，是因为他见多了“闭关锁国”状态下清帝国知识分子的丑态。试举几例。二、1867年6月，一位患有口吃之症的小官员杨廷熙，让家人给自己置办了一具棺材，然后将一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呈递给了朝廷，痛批当时执政的恭亲王奕䜣不该设立同文馆，不该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还请洋人来执教。杨廷熙在奏折里说，他不反对同文馆让学生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朝廷开高薪资聘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和天文知识。他还说，自己思前想后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十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一说。十大不解内容繁杂，不做一一介绍，只说其中的第二条大不解。杨廷熙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在“幽深微妙”方面，西学里的那些轮船机器，与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恐怕也是比不过的。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我大清帝国人才济济，怎么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呢？朝廷花大价钱去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天文知识，是在“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如此这般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在清帝国的官场，杨廷熙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大旱而例行公事下诏让天下官员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手里。为个人前途计，他向朝廷呈递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毕竟，开设同文馆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共同作出的决策。尤其严重的是，他这篇奏折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时人欧阳昱读了杨的奏折后如此总结其内容主旨：“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打击面如此之广，措辞如此不留余地，显见杨廷熙此番上奏不是投机，而是发自真心实意。这也是杨在呈递奏折之前，要先给自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清帝国闭关锁国已久，杨廷熙饱读古老的四书五经，却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只能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也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那些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引进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发自肺腑地认为向洋人求教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丧权辱国的大事。他是漫长的“闭关锁国”政策造就出来的一个真诚的无知者。杨廷熙给自己预备的棺材，最后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太后见到奏折后大怒，欲下旨将之逮捕诛杀，却被慈安太后劝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他本就不怕死，你杀了他等于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于是，朝廷只在杨廷熙的奏折上批复“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等字。杀杨廷熙之所以能成就他的美名，是因为同时代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与杨廷熙一样是“闭关锁国”政策的造物，他们深信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深信天朝上国之外皆是犬羊之辈，文明与文化皆无足观。杨廷熙的无知，恰可与他们的无知发生呼应，形成共鸣。事实也确然如此——杨廷熙的五千字雄文不但在京城士大夫圈子里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都知晓了他的大名，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是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三、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闭关锁国必定会造就两个结果：一是愚昧，二是自大。反过来，愚昧与自大又会成为支撑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力量。在晚清，这种愚昧与自大，不但见于杨廷熙这种朝廷官员，也见于民间知识分子。1873年，各国驻华公使首次获允以近代礼仪，也就是鞠躬礼，直接觐见同治皇帝。大致的觐见过程如下：同治皇帝坐在紫光阁“大内坛之座”上。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面向宝座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行至宝座下方时第三次鞠躬。然后由俄国公使作为代表致辞。致辞完毕，各国公使将国书放在桌子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同治皇帝脚边，负责传递皇帝的“细语”。皇帝说国书已经收下，恭亲王便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转述，完毕后再回到皇帝脚边跪下；皇帝说问候各国君主，恭亲王遂又再次起身下台阶转述。觐见仪式结束后，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这本是一次很平静的外交活动。但对在“闭关锁国”状态下自大了上百年的清帝国民间知识分子而言，洋人们不对同治皇帝三跪九叩，实在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当时的“京报”（一大批同类报刊的统称，专门转载宫门抄、上谕和朝臣奏章的民营报纸）上，洋人觐见同治皇帝的情形，被演绎成了一场丑剧：“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我大清同治皇帝的天威，这些原本不肯跪拜的外国使节全都吓尿了。他们浑身战栗、国书拿不住，问话答不出，脚步也迈不动，汗流浃背浑身脱力，至连宴会也无法参加，只能仓皇离去。还被我大清的恭亲王嘲笑为上不了台面的“草鸡毛”。“京报”这篇消息迎合了锁国状态下知识分子的愚昧与自大，于是传播甚广。知名读书人李慈铭也见到了这篇报道，他在日记里很开心地写道：听说这些洋人“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洋人们还说他们自此以后再也不敢觐见我大清皇帝。究其原因，实是因为这些洋人皆属犬羊之辈，不懂君臣大道，从来没见过“汉官威仪”。如今亲眼目睹了天威，便只能“伏地恐后”，吓到瘫软。四、士大夫或谓读书人普遍的愚昧与自大，造成了清帝国“国家智商”的全面退化。薛福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90年初，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自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不久后去世。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清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智商，如何得到重铸与恢复。薛福成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器重薛，薛也佩服曾。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明显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曾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9年，薛福成得到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清廷朝野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质疑郭的言论，“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太过夸张。这种怀疑，直到薛亲身来到欧洲后，才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这声再见，本该两个月前说，本该在更适合的公号里说。只是人要吃喝拉撒，很多事没办法全然遂心。所以延迟了两个月，在“史料搬运工”里写几句吧。很多短史记的读友可能看不到，很抱歉。在中文互联网上，《短史记》是个很小的栏目。栏目编辑加作者，最多时不过三人而已，多数时期是两人，最后的两年里是一人。但《短史记》也是个很长寿的栏目。它始于PC时代，最早叫做《今日话题·历史版》。后来移动互联网兴起了，它就更名为《短史记》，迄今已超过了十个年头。本来想着没了就没了吧，但十年真的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十年里写/发了很多文章，也因为文章认识了很多朋友，不说几句话做个告别，总觉得欠了点尊重。欠读友，也欠自己。记得是2010年五一假期前夕的某天，苏州街银科大厦。我去毛遂自荐，一位前辈提了个问题：“你觉得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你想做点什么？”（大意如此。本文未征求这位我很尊重的前辈们的意见，容我略去他的名姓）。那时我才初步告别SB状态，正是狂妄无知、潜意识里还藏着自卑的年纪，于是回答说“不知道会怎样，但肯定会比现在好”，“不知道能做什么，但肯定要做点什么”。当时有些紧张，原话大概并不如此，惟大意应该不会错。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很愚蠢，作为一个历史编辑，还远未自历史中窥见真正的经验与教训。《短史记》这个小栏目，是从蒙昧中开始的。我一直很怀念它叫做《今日话题·历史版》的那段时光。这种怀念，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出现在首页正中的位置，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出现在弹窗里，还因为在我自己也从《今日话题》里得到了许多启蒙。小栏目能够成为《今日话题》里的“历史版”，于我而言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后来，《今日话题》悄然消失了，我最大的遗憾，是它没有正式告别。再后来，小栏目转移至另一档很著名的大栏目之下，也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疫情爆发那年春节前后，大栏目也消失了，同样没有正式告别。2021年《短史记》曾结集出版，也是唯一一次。我在书的前言里说，“互联网是个流动性极高的行当。一个小栏目能做如此之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异数。”其实，我早已忘记《今日话题·历史版》更名为《短史记》后的第一篇稿子写的是什么了——小栏目最早一周七期，后来一周五期，再后来一周三期，前前后后算下来，该有两三千篇稿子，留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一。许多文章像黑夜里同行的友人，走着走着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老读友们其实也会有印象，小栏目这些年的讨论主题，已越来越古老。我在书的前言里还说，“网络历史编辑的日常之一，是判断各类文章的可信度，亦即辨别真伪。这也是短史记栏目创设的主因。中文知识界流传着不少与史实存在颇多差距的历史常识。这些伪常识，或来自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变异，或始于好事者的刻意编造，或基于对不可靠史料的轻信，或引自猎奇类作品，或缘于缺乏史料依据的‘我愿意相信’。长期而频繁地与这些伪常识打交道，促使我们决定做一个‘揭破伪历史之短’的栏目。于是，就有了短史记。”其实，前言里略去了一些东西没有讲——致力于辟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小栏目最早的定位，是想要讲一些“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故事。栏目2010年的一篇稿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的此刻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那些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但愚蠢如我，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定位太不现实。于是，短史记成了一个以辟谣为主要内容的小栏目，就像书的前言里说的，“我们相信，惟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以有益的启发，惟有去伪存真才能鉴往知来。”只是很遗憾，许多我们自认为有价值的辟谣文章，最终没能收录到《短史记》的小集子里。更遗憾的是，许多有价值的可辟之谣，在小栏目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已经无法成为选题。自2019年夏天的四个不眠之夜开始，我无数次设想过小栏目的最终命运。作为编辑加作者，作为看过每一条后台留言的人，我最了解它的日渐孱弱。当许多读友们开始怀念起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它的时候，小栏目的结局其实已经写定。得到消息的那天我很平静，小栏目的出现与消亡，皆不过是在与时代的节奏共振。这两个月里，许多读友以发消息的形式来“史料搬运工”的后台，询问小栏目的命运。有些询问不便回答也无法回答，实在抱歉。感谢所有关注“短史记”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感谢你们的留言、点赞与转发，感谢你们的义务校对，将这个小栏目支撑了十年之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是和它说再见的时候了。

▌发一篇书摘，来自郭建龙兄的新书《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已获授权。本文颇有助于理解贞观之治与唐朝官、民的生存境况。唐朝的财政系统继承自隋代，而隋代的财政系统又部分来自之前的西魏和北周。在这份传承的遗产中，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是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段持续的财政制度周期。第一次从秦汉开始，延续到三国、两晋，并结束于南朝。到了南朝逐渐衰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将军事劫掠式财政过渡到了定居式财政，并在北魏时由于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而得以固定下来，之后传给了东、西魏，再由隋唐所继承。在这第二段大周期中，以土地公有制和松散的财政为主要特征。北魏最初是从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占领中原时，中原由于连年的战乱，无主土地非常多。而新兴王朝在建立新制度时，往往是从古代的典籍里寻找依据，根据儒家传统，认为春秋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所以北魏在进行财政固化时，发明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土地分配方法，叫作均田制。北魏、北周、隋唐的所谓均田制，是指人民出生之后，就可以从政府获得一份土地，由他们一辈子进行耕种，并上缴税收。他们死后，政府回收土地，以便能够把土地分给新出生的人。由于土地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就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来向这些土地收税。到了隋唐时期，财政制度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了所谓的租庸调制度。唐代的税制从账面上看显得非常公平，它分别以土地、人头和家庭三个统计项为单位，进行三个项目的征税。但是，在世界税收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税制不能过于复杂，一旦税制复杂了，那么征收效率会非常低，不仅无法达到公平，甚至根本收不上来。而所谓的租庸调制就过于复杂。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租：按照土地进行征缴的税收。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土地里，其中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是由户主继承的，也就是属于私人田地，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进入分配池，重新分配给别人，这一部分就是公有田地。作为义务，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调：家庭手工业税。居住在各地的人们，根据地方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二丈绫绢，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三斤麻。所以“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庸：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需缴纳代役钱，每天为三尺丝绢。如果政府今年有事，需要多征几天力役，那么多征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征三十天则租和调都要免除。每年最多使用力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由此，“庸”是以人头为单位的。

1840年英军叩关，两江总督裕谦负责镇海防务。在给道光皇帝呈递的奏报里，裕谦对击败洋人一事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基本常识：“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洋人都是些无法弯腰屈腿的蛮夷，上了岸就没战斗力了。裕谦还兴致勃勃地告诉皇帝，洋人在镇海上岸后，曾被大清兵民打得落花流水，生擒了“白黑夷匪”各一人。这二人皆被裕谦剥皮处死。具体的剥皮方式，也写进了奏折里。白人俘虏被绑出营门后，“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将俘虏的两手伸展开来，再横着将两只手臂与肩背之处的皮给剥下来，这根长长的人皮，被做成了裕谦大人的马缰绳。黑人俘虏似乎死得痛快些，“戮取首级，剥皮枭示”，可能是砍了头之后才剥的皮。裕谦的自信，也是清帝国朝野的自信。大理寺少卿金应麟认为，洋人的战斗力主要来自甲胄，弱点是“两腿软弱，一击便倒”。关心时局、致力于搜集夷务资料的知识分子叶钟进（著有《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与汪仲洋（当时在浙江余姚为官），也认定洋人的双腿是致命弱点。叶钟进说，洋人“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上了岸就走不动，拿大杖攻击腿脚，洋人就完了。汪仲洋说，洋人腿长“不能跨越腾跑”，加上眼睛碧绿害怕阳光，在中午时份根本不敢睁眼，要击败他们很容易。定海失陷后，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也传递了相同的讯息。他建议朝廷将定海周边民众发动起来杀尽洋人。林说，洋人上了岸就不可怕，他们有个致命弱点，就是腿脚僵硬，倒下后爬不起来。定海周边二百余里，有不下十万之众的村民，将这些人发动起来，很容易将上岸的洋人杀干净。下面这段引文，即来自林则徐的奏折：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该县（定海）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类似的文字，还见于稍早一些时候，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他们说：夷兵除枪炮外别无所长，他们“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上了岸便无能为力，实不足为虑。这类认知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却被举国上下视为常识，视为真知灼见。追溯起来，伪知识成为人人信以为真的常识，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也就是英军叩关的半个世纪之前。使团本为建立通商关系而来，清廷上下为了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却致力于将之弄成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甚至还上奏谎称使团的船舱中恭敬供奉着乾隆的画像。既然是朝贡，自然得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来访者与接待者不可避免发生了冲突。徵瑞们定要马戛尔尼等人三跪九叩，马戛尔尼等人坚持不肯，还说如果清帝国非要他们三跪九叩，那么清帝国也得派一名地位相当的使节向英王的肖像三跪九叩。冲突期间，乾隆给一线接待者下达过一份谕旨。谕旨的大意是：上次送来的奏折说英吉利使臣见了朕的圣旨，只行脱帽之礼；这回送来的奏折却说他们行的是叩头之礼。前后矛盾，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所以他们国家没有叩头这种礼节，只会脱帽鞠躬点头。大概是你们没弄明白这个事，所以把“免冠鞠躬点首”错认成了叩头。英吉利使臣真叩头也就罢了，要是只肯脱帽点头，你们就要好好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来天朝进贡者，不但使臣要三跪九叩，国王亲自来也一样。到了天朝就要尊天朝的法度。虽然他们的腿“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在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也是可以暂且将绑腿布解开的嘛。三跪九叩结束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再把绑腿布捆回去也是可以的。总之，你们在接待时，要如朕这般好好开导他们。（《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128-129页）其实，在乾隆下达该谕旨之前，致力于说服马戛尔尼使团三跪九叩的徵瑞们，从未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说过事。毕竟，徵瑞们天天与洋人们待在一起，能见到他们的绑腿是什么样，也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否能够打弯。但在乾隆时代，皇帝的谕旨是绝对不可能错的。不管爱新觉罗·弘历是从哪里道听途说，认定洋人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有绑腿的风俗，徵瑞们都不能、也不敢在回奏中纠正皇帝的认知。皇帝必须永远正确，必须永远让下面的臣子们茅塞顿开五体拜服。于是，徵瑞在回奏说道：诚如圣上所言，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故此他们的风俗中没有叩首之礼。奴才我与地方督抚两次向他们宣读圣上的恩旨，他们都是脱帽低头。奴才我仔细观察，使团随从之人的绑腿用的是布，“十分箍紧”；贡使用的是绸缎，稍微松一点，还可以屈膝。于是我把天朝的礼仪规矩告诉他们，嘱咐他们好好学习三跪九叩，该使臣“欣然愿学”。奴才还遵从圣上的教导，“于无意中”提醒他们，若学不会三跪九叩，便会被其他藩国耻笑愚笨，该使臣深感惭愧。据奴才这几天的观察，该使臣已渐渐能够跪拜叩头了，只是“善于遗忘”，还需要奴才随时教导提点。（《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374页）徵瑞奏折里的这些话，自然全是胡编乱造。绑腿不会破坏英国人的膝盖功能；马戛尔尼也从未松口说愿意三跪九叩，更不可能因为不会三跪九叩就感到惭愧。徵瑞胡编乱造这类情节，只是为了迎合取悦乾隆皇帝，只是因为他觉得乾隆皇帝会愿意看到这类情节发生。当然，徵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给自己留了后路，那就是马戛尔尼等人“善于遗忘”。于是乎皆大欢喜。黄一农考证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所行之礼，既非三跪九叩，也非脱帽鞠躬，而是“单膝下跪”，“当周遭之人九次叩头时，他们则九次俯首向地”。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变形的三跪九叩；对马戛尔尼来说，则是一种变形的脱帽鞠躬。双方都能勉强接受。最重要的是，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面子——洋人还是愿意三跪九叩的，只是他们常年“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腿部构造已经变形，已经没法像清帝国的臣民们那样做出完美的三跪九叩。有了这层粉饰，清帝国的史官们就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就马戛尔尼使团“朝贡”一事，堂堂正正写入“行礼如仪”四字。乾隆皇帝钦定的解释，自然不容挑战。于是，粉饰面子的谎言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人信以为真、也只能信以为真的常识。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双方在跪拜问题上重演了一番乾隆时代的纠纷。嘉庆皇帝想起父亲的钦定解释，于是下旨降下天恩，只要使团在行礼时能挂靠三跪九叩，也可以允许洋人“起跪之间稍觉生疏”。但阿美士德使团不愿配合演出朝贡戏码，双方终于不欢而散。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臣孙玉庭却告诉他：臣我以前做广东巡抚时，召见过英夷的使臣司当冬（注：即斯当东）。差役把他领进大堂后，他就摘下帽子“弓身俯伏”。据臣观察，他当时“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只能行“弓身俯伏”之礼。这次到京城来的使臣，也是这个司当冬。他以前在广东对臣很恭敬，不至于到了京城就对皇上桀骜不驯。（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孙玉庭的说辞给嘉庆皇帝找回了面子，也进一步巩固了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一谎言，使之成为清帝国官场与知识界无人敢于说破的伪常识。直到1840年英军叩关，朝野上下仍深信洋人的腿是弯不下去的，只要上了岸就没了战斗力。在镇江搞剥皮酷刑的裕谦，甚至以该伪常识为依据攻击山东巡抚托浑布，说托浑布的奏折里有“夷人欢呼罗拜”字样，根本是在欺瞒皇帝，英夷分明都是些“腰劲腿直”无法下跪之流，对自己的国王都无法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年间英夷朝贡失败的事情也是明证，托浑布居然撒谎说“夷人欢呼罗拜”，简直可恶。（梁廷柟《夷氛闻記》卷二）裕谦是真的相信洋人的腿有问题，相信他们下不了跪也上不了岸。可惜现实无情。1841年，英军登陆镇海，洋兵们上岸后不但行走跑跳无碍，战术素养更是远胜清军。裕谦无力抵御，兵败后选择了跳入泮池自杀，被救出后死于撤往余姚的途中。五十年举国上下心照不宣，如养蛊般让伪常识深入人心，终于结出恶果，砸了清帝国自己的脚。▼笔者的两本小书，点击链接可以购买，谢谢支持

一篇两年前的旧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诗的作者，是日本长屋王。《全唐诗》说，“长屋，日本相国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公元684年-729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唐玄宗执政初期，长屋王曾织造一批袈裟赠送中国高僧，袈裟之上绣有一诗，共十六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此诗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是让高僧鉴真对日本产生了极友好的观感。公元742年，来唐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在扬州拜谒鉴真，请求鉴真向日本派遣戒行优秀的子弟，鉴真回复道：“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这段记载，见于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长屋王施赠袈裟的善意，强化了鉴真接受邀请、东渡日本的决心。他询问弟子中有无愿意响应“远请”前往日本传法者，众弟子皆沉默无语——在当时的唐人眼中，日本乃地处僻远、野蛮不化之地，弟子祥彦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即是此意。渡海的风险太高，故“众僧咸默无对”。见此情状，鉴真对荣叡、普照二人回复道：“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荣叡、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是在执行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来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阳、长安等地四处探访、邀请高僧，始终没有成果，直到遇上鉴真。日本政府派人来唐朝聘请高僧，有两个原因。其一，佛教传至日本后，长期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故元兴寺上奏请求向外国聘请有授戒资格的高僧，得到天皇许可。其二，在当时的日本，为逃避租税、劳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征发。聘请有资格的授戒师来建立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有助于改变私自剃度风行这一社会现象。唐玄宗天宝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鉴真与21名自愿随行者第一次东渡。同行者还有荣叡等人邀请的道航（权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与如海（高丽僧）。道航自视颇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学”为由反对如海东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当地衙门告发道航，说他造船入海是为与海贼勾结，欲引“五百海贼入城来”。地方衙门逮捕了荣叡、普照、道航等人。经四个月之长的调查后，如海因诬告被杖刑六十，道航等人等人获释，但海船被没收为官产。同年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东渡。同行僧人、工匠、画师等共计80余人。出发后不久，航船遭风浪击破，众人无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毕，启动第三次东渡，驶至舟山海面触礁，众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宁波一带）的阿育王寺暂住。期间有“越州僧”向官府告发，说荣叡等人引诱中国僧人前往日本，荣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师，途径杭州时诈死逃走。天宝三载，众人准备第四次东渡，前往福州购买粮食、置办航船。弟子灵佑等不愿鉴真冒险，前往官府告发。众人在黄岩县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天宝七载，荣叡、普照再次前往扬州谒见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众人于六月份自扬州启程，后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至海南岛。在海南，鉴真等人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宝九年才经雷州半岛绕道广西，经广东、江西北归。北归途中，鉴真遇到一名自称能治疗眼疾的胡人，该庸医将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鉴真治成了完全失明。荣叡也在北归途中去世。这些变故也给了普照很大的打击，他不忍继续鼓舞年已六十三岁、体弱多病、最倚重的弟子祥彦等皆已去世的鉴真继续东渡，遂于中途与鉴真告别。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前往扬州拜访鉴真。藤原等人告诉鉴真，他们已知晓鉴真五次东渡，使团在京师时曾试图自唐玄宗处获得高僧东渡的许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将道士去”，希望使团带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藤原让鉴真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偷渡的风险，第六次前往日本。鉴真做了肯定的答复。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随使团悄悄离开扬州，十二月十日，终于抵达日本。这六次东渡，前后历时十二年。公元754年，鉴真入平城京，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鉴真的功绩，赐予其“大和上”的称号，赠亲王旧宅为鉴真的专修道场，即日后著名的唐招提寺。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间的具体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学界研究存在一些分歧。汪向荣的《鉴真》一书认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异，鉴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与“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支撑此说的一项重要证据，是淳仁天皇于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鉴真的大僧都之职。王金林认为，“鉴真在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被免去大僧都之职“是鉴真自己的要求”。支撑此说的证据是《元亨释书》中有记载称“此日授（大和上）号鉴真。初为大僧正，真患纲务烦杂，故有此释”，可见“如果鉴真自己不提出来，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职”。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是这两种意见之一。日本朝廷对外聘请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层面的目的，在政治层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对乃情理中事。鉴真东渡日本，旨在传播与交流文化，非为追求政治地位；但对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对待鉴真却不止是单纯的文化问题。纵观鉴真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有两点值得注意：（1）鉴真的文化地位与生活待遇受到尊崇，未曾稍减；（2）政治性职务存在调整，调整方式仍尊重鉴真。淳仁天皇的诏书里，免去鉴真大僧都的理由是“政事躁烦，不敢劳老”，考虑到鉴真该年已满70岁且双目失明，其精力与身体状况确实不宜纠缠在具体政务当中。免职大僧都的同时，淳仁天皇向鉴真赐住宅、赐水田旱地、赐宫中殿宇为传戒讲堂等，也可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公元763年，鉴真在异乡去世。这位76岁的老人历经艰难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后半生，回应了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一种朴素的“以善意回应善意”。▼给自己的小书放个广告。《秦制两千年》大体算是基本坐标，《活在洪武时代》则是微观剖析。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千万注意当当网有100减50活动，随便凑一凑比直接下单划算）。

本文节选自笔者的新书《活在洪武时代》，当当网与京东有售。本书前言：《我想将温情与敬意，给予那些「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一、朕来给你们讲讲道理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一个叫彭玉琳的和尚，与他的七十余名信徒，被从江西新淦县押送至南京，由朱元璋亲笔批示处死。按明帝国的官方说法，彭玉琳是福建将乐县阳门庵的僧人，原名全无用。他行脚到江西新淦县，在这里自称“弥勒佛祖师”，以烧香聚会的形式建立起“白莲会”，当地民众杨文曾与僧人尚敬等成了他的信徒。然后，这个彭玉琳还不满足，又“称晋王，伪置官属，建元天定”，做起了皇帝梦。结果被地方官“率民兵掩捕之”，带着一群地方治安人员，便把彭玉琳和他的信徒七十余人全抓了起来。[1]彭玉琳是不是真的在做皇帝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组织的“白莲会”让朱元璋感到了不安。朱元璋亲眼见识过白莲教如何将一个个原子化的元代底层百姓聚合在一起，成为反抗元朝廷统治的中坚力量。他自己也曾荫庇在白莲教的旗帜之下，是这力量的一部分[2]。所以，尽管彭玉琳仅发展了七十余名信徒（考虑到此案存在扩大化，七十余名信徒这个数据是含有水分的），朱元璋仍高度重视此案，亲自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要给全体大明百姓讲讲道理。这篇文章发表在《大诰三编》之中。文章以“呜呼”开篇。朱元璋说：自汉隋唐宋以来直到大明朝，总有许多愚民配不上他们所处的太平时代。这些愚民“厌居太平好乱”“累为造祸之源”，活在太平时代却不好好珍惜，总想着作乱，总成为破坏太平的祸源。结果如何呢？这些家伙“一一身死，姓氏俱灭”，不但自己死掉，连姓氏家族也完了。可惜的是，“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愚民总是不醒悟，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又一批批地冒出来破坏太平，成为时代的乱源。这番感叹结束，朱元璋便开始给大明百姓“摆事实讲道理”。他说：“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田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3]大意是：就说元朝吧，它的政治出了问题，天命要发生转移了。那些喜欢作乱的愚民，便都趁机冒了出来。最开始不过几个人，然后其他愚民跟风会合一起作乱。这类人与他们的家庭，我是亲眼目睹过的。元代太平时日，他们拥有田园与房宅，拥有桑枣与榆槐，拥有六畜与衣粮，什么都不缺。老人膝下有孝顺的子孙，壮年人继承了父辈积攒下来的好交情，只要与邻居和亲友搞好关系，大家和和睦睦，便没有需要忧愁的事情。即便是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尽其所有，穷也有穷的乐趣。虽然吃不饱穿不暖，遇上气候反常水旱蝗灾、蝗灾，还会被饿死，但终究不是死于兵刃。看看那些被军队追逼着仓皇投崖跳水自焚而死的人，再看看这些没饭吃没衣穿而死的人，两相对比，后者简直可以说是“优游自尽者”。“优游”是舒服闲适的意思，“自尽”即自然死亡。朱元璋的意思是：相比在乱世被人用兵刃砍死，在太平时代饿死冻死其实已经是一种福气，是一种更舒服的死法。据此，朱元璋向大明百姓发出了灵魂之问：为什么要去做好乱的愚民呢？安安分分做太平百姓不好吗？接着，朱元璋又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愚民们具体分析了一番参与作乱的风险与收益：“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乱已倡行，众已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减者甚多矣。”[4]大意是：富豪、中产与贫民纷纷追随作乱者，让“乱雄”有了力量，他们就会树立名号，或称王或称帅，效仿朝廷设置官僚机构。这些人虽是乱雄，但用人时，武肯定重用勇者，文肯定是重用智者，贤肯定重用有德行之人。只有这些人能占据高位，剩下尔等寻常人，不过是普通愚民，要么当兵要么种地，仍得受他们的奴役。在乱世里当兵也好，种地也罢，要承担的赋税与差役，必然要比太平时日更重。朕我当年便亲眼看到许多富人、中产与贫民，开开心心跟着别人去作乱，当兵后抛弃了房宅与土地，失去桑枣与榆槐，全家老幼跟着军队在野外四处游荡。早上父子兄弟一同出去与官军作战，晚上归来四人已死掉二三，眷属们在寒风暴雪中瑟瑟发抖吃不上饭，哭哭啼啼只想回乡。许多家庭在短短一年半载的时间里，便死光了成年男子，有些连幼儿与老父母也都死了。风险与收益分析完毕，朱元璋反问大明朝百姓：“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历史上这样的惨剧实在太多了，还不够你们吸取教训吗？朱元璋参与作乱多年，可谓“资深愚民”。他这番现身说法，也颇有些道理。绝大多数普通人确实只是时代变局中的炮灰——在元末的乱世里，朱元璋与人“共谋倡乱”时，想必也担忧过自己会变成炮灰。总之，他希望大明朝的百姓好好掂量一下自己，好好想清楚自己算不算勇者、智者和贤者。如果都算不上，那跑去参与作乱便只会成为炮灰，没有丝毫前途。当然，朱元璋也没有放弃“挽救”那些带头的“乱雄”和辅佐“乱雄”的勇者、智者与贤者。他如此警告他们：“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5]意思是：看看陈胜、吴广、杨玄感、王仙芝这些人吧。历史已经证明，带头作乱之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带头者让天下陷入战火，损伤人命甚多，苍天不会将天下交给他们。天命变迁的真正规律是“殃归首乱，福在殿兴”，带头作乱者肯定遭殃，捡便宜的一定是后起者。当然，朱元璋没有承认自己夺取天下是捡了前人刘福通、徐寿辉与韩林儿等人的便宜，他的话术是“天不与首乱者”（天意不护佑带头作乱之人）。但明眼人皆能明白，他其实是在警告那些潜在的首乱者：你们会是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冒出来做首乱者，不过是让殿兴者捡便宜。道理全部讲完，朱元璋在文章的末尾，又对明帝国百姓实施了一番恐吓。他说：彭玉琳这个和尚其实是北遁的元朝派来的奸细（此说并无证据），他这次在江西新淦县搞事，连累了许多良民，有些百姓全家都被杀光了。但朝廷也是没办法，因为“难于分豁者多矣”，那些跟彭玉琳来往的人，哪些想作乱哪些不想，朝廷区分不了，只好一并全杀。百姓们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便必须谨记，“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6]，今后见到“南无弥勒尊佛”这白莲教的“六字真言”，须赶紧烧掉，不可碰触。前白莲教徒[7]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严禁明帝国的百姓们接触白莲教。二、遍地暴动的洪武时代朱元璋之所以要借“彭玉琳案”，向明帝国百姓灌输“宁为太平犬冻饿而死，也不做乱世人被兵刃所杀”的大道理，是因为洪武时代乃是一个百姓武力反抗此起彼伏的时代。南炳文与汤纲所著《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等材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比如：（1）在广东，“东从潮州起，中经惠州、广州、肇庆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琼州和崖州”，几乎相当于整个广东，在洪武时期均爆发过民众的武力抗争。（2）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洪武二十八年的黄世铁起义规模极大，明军在镇压过程中杀死了壮丁一万八千余人及家属八千二百余人，暴动发生区域仅剩下六百四十八户百姓[8]。（3）在福建，洪武三年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9]上述三省情况如此，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些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10]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三、民生凋敝的洪武时代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可以视为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欲求助于迷信活动，下诏“求晓历数者”。周敬心趁机上疏批评，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政的厚薄，与历数无关，朱元璋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搞迷信活动，而是效仿两汉唐宋实施“宽大忠厚”之政：“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11]这段批评简要明快，揭破了洪武时代的“盛世”幻象：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且不断发起震荡朝野的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明史》说，周敬心这份“言辞激切”的奏章“报闻”给了朱元璋。至于朱元璋是何反应，周敬心的后续命运如何，无只字记载。周敬心不会无事生非写奏章去恶意诋毁朱元璋的治绩。他对洪武时代“力役过烦，赋敛过厚”的批评，在《大诰续编》中也能找到佐证。该编第三十三条里，朱元璋便提到：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在洪武时代的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出税来，河泊所甚至做到了将“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拿”的地步，连百姓捕鱼的吃饭家伙都没没收了。[12]朱元璋认为，出现抢夺百姓“取采虾鱼器具”这种恶劣事件，主要原因是河泊所里混入了大量的“奸邪小人”。解决这些小人的办法，便是发动百姓，若有河泊所官吏胆敢再抢夺百姓抓捕鱼虾的器具，“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13]。实则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汲取民财，洪武时代设置了大量的河泊所（洪武十五年的数据是252处），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一般折算为钞）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14]。另据《大明会典》，明朝政府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共计689道，“皆以河字为号”，“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这意味着明朝政府设置的河泊最盛时多达近700处，每一处河泊所都设定了纳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15]。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更有甚者，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大诰初编》的第五十条，便记载了这样一桩案子：扬州的“瓜埠河泊所”欠朝廷“鱼课钞四万张”，湖官（也就是负责征鱼税的基层官员）已经跑了。户部派人去扬州追讨，地方政府的做法是：（1）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2）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的江西布政司追讨。江西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16]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洪武时代四处揭竿而起”这一现象的，还有解缙呈递给朱元璋的万言书。时为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以“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为饵，要解缙知无不言给自己提意见。解缙于是向朱元璋描述了他眼中的洪武时代：“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菓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宻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䘮，逃亡弃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里胥不为呈，州县不为理。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17]大意是：土地有肥瘠的变化，物产有丰歉的不同，朝廷的商税却全按定额摊派。盈利了官吏会去盘剥百姓，让他们超额纳税；歉收了官吏也会去压榨百姓，让他们补足差额。已经有统一的夏税，茶椒仍要纳粮，果丝仍要缴税。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如此，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里长胥吏不上报，州县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商税”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而是“行赍居鬻，所过所止皆有税，……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18]——出门带的东西，居家卖的货物，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只有农具、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洪武时代的商税税率，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实际操作中，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不搞定额制度，朝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便需要建立一套监察系统去监督每个征税点，使他们不敢偷税漏税，不敢侵吞税收。建立这种监察系统，既需要人力成本，也需要财政成本，运作起来还有时间成本。反观定额摊派，只须简单粗暴地以是否达成定额来考核税收点的官吏，便能保证朝廷的税收。虽然会因此造成的税负不公之类的伤害，但承受者不是朝廷，而是底层民众[19]。解缙提供给朱元璋的改革办法是：“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或令百姓各人户上先行补纳官收税钱，至冬均给还之。则众轻易举，官民俱利，百姓无巡拦之困矣。”[20]——应该让各处税收机关按照实际情况征收，或者让百姓们先把钱交上来，到了冬天再按实际情况返还。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巡拦之困”——巡拦即具体负责征税的基层胥吏。其实，解缙说的这些，朱元璋全都明白。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的主簿成乐任职期满，其上司衙门给他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朱元璋见到该评语后，便命人去将成乐抓起来审讯，理由是土地的出产有常数，官府的税收有制度，所谓善于征收商税，定是“剥削于民”[21]。成乐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洪武二十年，户部上奏说，洪武十九年“天下税课司河泊所”征到的税比往年要少，“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为定额”，应该以洪武十八年的数据为法定额度，来考核各征税机关。朱元璋反驳说：税收本就该每年不同，如果拿往年的数据搞成定额，征不足的时候岂不是就要去搜刮百姓？还是应该“随其多寡从实征之”[22]。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惩罚善于征税的官员、驳回户部的定额建议，从来就不是洪武时代商税征收的主流政策。所以，在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仍视“税有定额”为亟需改革的大暴政。四、告密风潮逼反底层百姓《大诰》里，朱元璋也于无意间提供了一些可用来佐证周敬心与解缙之言不虚的案例。比如《大诰三编》里讲述了一桩“底层征税人员害民案”，便是“税有定额”制度在基层造成的典型结果。案子发生在歙县。当地有百姓名叫吴庆夫，通过贿赂的方式做了本县的“巡阑”胥吏。“巡阑”即巡拦，是负责具体征税的基层工作人员。当上巡拦后，吴庆夫便开始作恶：“将乡民程保家买到牛二只农田，著要税钱二十六贯。民程保不敢与抗，遂与之。本家盖房，木料俱系是本处山场土产，其吴庆夫逼要税钱八十贯。贩干鱼客人至于本乡，著要税钱，准干鱼三十斤。”[23]朱元璋说：呜呼！我的天啊！住在万山之中的百姓盖个房子，用的树木是自家山场种植的，吴庆夫居然要去收他们木料税八十贯。百姓的两头耕牛，是从客商处买来，当时已经“入官文契”，也就是由客商交过税了，吴庆夫居然又跑去找农夫征税二十六贯。那些卖干鱼的小商贩，力气大的每次挑百十斤，力气中等的挑八十斤，力气小的挑六十斤。吴庆夫居然要收他们干鱼三十斤抵税。而且，“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乡村住户不管有没开门店做生意，竟一概都要征收“门摊税”[24]——该税原本的征税对象，是那些在城里临街摆摊卖东西的小商人。这些小商人本钱有限，无力购置固定店铺，只好在街边找块空地，早上摆摊晚上收摊。吴庆夫则是下到乡里，挨家挨户去收“门摊税”。吴庆夫被押回原籍凌迟处死，一同协助他作恶的兄弟与儿子也被枭首示众。朱元璋还宣布，自此以后，凌迟处死便是巡拦害民的判罚标准。巡栏是官府摊派给百姓的免费劳役。朱元璋的政策是“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25]，官府摊派巡拦时，只能选城镇里的富民。这是洪武时代打击富民的常规手段。富民做巡拦没有俸禄，完不成征税任务便要受罚，便须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补足欠额。而且，因为巡栏是体制内最底层的办事人员，他们还会普遍遭受上级官吏的压榨。《大诰续编》里便提到一位叫做时子清的巡栏，被他的上级（应天府宣课司的大使、副使、司吏、攒典等）压榨，须每天向这些人分别提供少则一斤，多至三斤的肉食（巡栏征税可以收实物，这些肉食自然源于对底层肉贩的榨取）[26]。吴庆夫愿意主动花钱买巡拦来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坏人”，可以从底层百姓身上榨取到足够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在满足上级官吏的索求后还可以有盈余。他做上巡拦之后非常积极，往乡下往山里到处跑，不放过任何征收商税的机会，核心驱使力便在这里。没有制度的约束，个人的德行是靠不住。如果制度还鼓励人去作恶，不肯作恶便要由自己来承受制度之害（比如拿自己的家产去填补税收缺额），那么吴庆夫必然成为多数。由吴庆夫们的做法来看，洪武时代商税恶政的严重程度，实已远超出了解缙的描述。解缙说的是“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实际情况是吴庆夫们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盈”或者“歉”；解缙说的是“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实际情况是除此之外，吴庆夫们还会就同一件商品，先向卖家征税，再向买家征税。回到本文开篇的彭玉琳案。朱元璋没有讲江西新淦县的百姓为何愿意信奉彭玉琳，仅简单粗暴地将彭玉琳等定性为“愚民好作乱者”。但在《大诰三编》的第三十七条里，朱元璋谈及另一桩案子时，再次提到了彭玉琳这个名字。据朱元璋讲，该案的大致情节如下：金坛县有一名叫做潘行的人，是监生出身，做了江西乐安县的知县。乐安县有一名叫做周公焕的人，也是监生出身，做了太平府的同知。这两人做监生的时候是“同堂生员”，相当于同学。周公焕还有一个叔叔叫周德泰，做过旌德县的县丞，后来因事被刺面罢官，回了家乡。周公焕丁忧回到乐安县老家，便与叔叔周德泰、老同学潘行经常往来。这期间，乐安县有个百姓叫做陈添用，前往县衙举报另一名百姓罗本中是“胡惟庸行财之人”。这位罗本中之前已经被告发过一次，后来用钱搞定了。这一次再被告发，觉得自己可能躲不过去，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将财谷散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自后宰杀牲口，与各人夤夜商议，前往福建杨门庵，请给彭玉琳和尚旗号回归。抢掠本都民人杨恩等家钱谷，意在积粮，接应彭玉琳作乱。及见官军剿捕，彭玉琳被获，方才止息。”[27]“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彭玉琳案发生于洪武十九年。也就是说，胡惟庸被夷灭三族已经六年了，朱元璋掀起的全民大告密运动仍未止息，底层民间仍有人在举报别人是“胡惟庸党羽”。这种恐怖的告密活动，终于将罗本中和同乡“叶志和等五十八人”逼到了绝境，想要加入到彭玉琳主持的白莲教里去寻求庇护。“胡惟庸案”本是政治案件，并非经济案件。朱元璋制造该案的动机，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在洪武六年推行的“察举制”有一种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察举取士的本质是关系网政治，处在官僚系统最顶端的丞相胡惟庸，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成为察举关系网的核心。进而，整个官僚系统便会围绕着胡惟庸，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详见本书前文《郭桓案》一章）。朱元璋在宣传上将胡惟庸案弄成谋反案和贪腐案，是因为权斗层面的动机不便对外公开。故此，那些被举报为“胡惟庸同党”的经济犯，大多名不副实——贪污腐败乃是官僚系统的常态（并不是说这种常态是对的），未必与胡惟庸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彭玉琳及其信众在江西新淦县被镇压，让罗本中等人的孤注一掷失去了依托。无奈之下，只好回过头来寻求地方官府的帮助。据朱元璋的叙述，后续的发展是这样的：（1）罗本中让儿子罗伯彰前往县衙举报陈添用，说他存在“强占有夫妇人”等不法行径。（2）知县潘行接受了“周公焕叔侄并礼生耆宿曾原鼎”等人的嘱托（“礼生”指的是主持丧仪祭祀之类工作之人），拿了罗本中的钱，站在了罗本中这边。（3）县衙“着落里长体勘”，让里长去查陈添用究竟有没有强占有夫之妇，结果里长回报说没有。（4）周公焕叔侄与知县潘行没办法，只好将陈添用当做“积年民害”抓起来押送京城。陈添用说正好可以拿着《大诰》进京告状。潘行没办法，只好让皂隶在押送途中将陈添用给放了。（5）陈添用被释放后，仍进京举报知县潘行。潘行于是将之前负责押送陈添用的弓兵找来，让他们举报陈添用是押送途中逃跑的“积年民害”。[28]没有任何调查，朱元璋选择了支持陈添用的举报。这种支持显然与“彭玉琳案”有很直接的关系。白莲教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彭玉琳在洪武时代到处传播白莲教，不管他有没有造反的心思，朱元璋都会镇压他。罗本中有过联络白莲教的想法，自然也是必须镇压的对象。陈添用究竟有没有诬告，罗本中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究竟是不是胡惟庸案的余党，知县潘行等人究竟是拿了钱贪赃枉法，还是本就不认可陈添用的举报，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案中，罗本中和所有支持过他的人，皆被朱元璋下令“凌迟示众”。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记录此案，目的是警告那些“监生进士居官者”不要朋比为奸，他关注的焦点是知县潘行与周公焕叔侄来往密切，他不喜欢这种密切。朱元璋没有意识到，他留下的是一桩底层百姓被大告密运动逼至造反边缘的真实案例。这桩案子，泄露了洪武时代的恐怖底色。注释[1]

公元763年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平定。杜甫在蜀中闻知消息，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还在诗题中加了自注：“余田园在东京”。马鸣谦在《唐诗洛阳记》中解读此诗说，“苦忍了多年的思乡之情此时喷薄而出，正如奔涌出峡的长江水浪一般。杜甫归乡心切，已在想象自己归返洛阳的路线。这首诗没有用典，没有雕琢，全凭一腔热烈情感写出，是压抑太久后信笔而成的一曲欢乐颂。”可惜，欢乐的时光短暂，回乡的路途却很遥远。这一年，杜甫五十一岁，人生已只剩下七年时光。公元770年，他病逝于自潭州前往岳阳的舟中。要再过四十余年，也就是公元813年，他的遗骸才能如愿回到洛阳，葬于首阳山下。《唐诗洛阳记》用了一整章，来叙述杜甫的归洛之思。他原是自幼长于洛阳仁风坊的意气少年，七岁“咏凤凰”，九岁“书大字”，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所结交者皆是洛阳文坛有名有姓的人物。壮年离洛漫游四方，同行者多是李白、高适之辈。那时节的他天辽地阔，似乎并不以洛阳为故乡。在《赠李白》中，他说的是“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他视自己为洛阳之“客”，将梦想与主场放在了长安。那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之所在，是天下读书人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之所在。须待在仕途上饱受磋磨、在安史之乱里迭经颠沛流离之后，洛阳才会慢慢变成杜甫诗中念念不忘的归处。杜甫对洛阳的归思，也许并不止是地理层面的涵义。在洛阳生活的那段岁月，正值开元全盛之日，于杜甫而言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黄金时光，未来充满了希望，仿佛有着无限的可能。颠沛流离中的他念念不忘回到洛阳，既是在怀念家乡的风物与人情，也是在追忆往昔的宁静与美好。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洛阳回不去了，时间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唐帝国正以无可阻遏之势急速下坠。大下行时代里，没有什么东西稳定而确切。对杜甫来说，唯一能够把握住的，也许只剩下诗作——书写未必能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记录世道的堕落与残酷。遗憾的是，杜甫的写作似乎并不能引起时代的共鸣。公元769年春天，他于湖湘奔波中写下一首《南征》，内中有一句凄凉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此时距离杜甫去世，仅剩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相当于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那些东西，《新安吏》《潼关吏》与《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与《无家别》，《春望》《兵车行》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赞誉，没有知音。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非自怨，而是一个沉重的事实。杜甫喜好交游，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多有往来，这些往来见于他的诗作。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鲜少评价杜诗。好友李白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时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原因是作诗太苦。至于杜诗本身，李白无一字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仅三人，他们是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和身份不明的任华，皆是文坛边缘人物。“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杜甫遭遇的却不止是无视——他关怀现实的写作取向与时代旨趣不合，曾给自己招来攻击。今人已见不到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同为唐代人的韩愈却见过，他写诗替杜甫鸣不平，嘲笑那些攻击者是愚昧的“群儿”，说他们的攻击行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大概也听过这类攻击，所以写了《戏为六绝句》来“寓言以自况”。他在诗里拿庾信与初唐四子的典故借题发挥，委婉回应说：庾信上了年纪后写的诗赋更老练，反倒是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先贤也要怕了这些活着的后辈；又说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可惜“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挑刺者的肉体与姓名都要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却会万古流传。无视也好，攻击也罢，究其实质，皆是时代对杜甫的刻意过滤。樊晃是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期间编纂有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指笔墨游戏里那些让人读了感觉爽的东西。《饮中八仙歌》里的段子，如“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便是典型的“戏题剧论”。樊晃这段文字，透露了时代过滤杜甫的玄机——不是杜甫没名气，导致他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根本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流传他那些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自安史之乱中幸存下来的唐王朝，要的是文人们以诗词歌赋点缀升平，要的是饮宴聚会时有“戏题剧论”可为谈资。斯文已坠，肉食者不愿听到关怀现实的声音。于是乎，杜甫在唐代人编选的唐诗集中也失去了存在感。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四种选有李白之诗，五种选有王维之诗，五种选有王昌龄之诗，五种选有钱起之诗。这些诗人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一种集子，选有七首杜甫的寻常诗。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里，就没有杜诗。高仲武在序言中，就选诗标准说了很多漂亮话。他说，自己选诗的时间范围是“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也就是诗作须写于唐肃宗至德初年（756）到唐代宗大历末年（779）这段时间。他又说，自己“博访词林”“述者数千”，已尽力搜罗。他还说，入选诗作须主旨健康，最好“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决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若真按这些漂亮话来选诗，那杜甫是绝不该被忽略的存在——就时间段而言，此时杜甫的创作力极旺盛，760-770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写了千余首诗作。就名声而言，杜甫绝非毫无存在感的之人。就诗作主旨而言，杜诗也常见对“王政”“国风”的反思与批判。然而，高仲武选了二十六名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其中没有杜甫。为什么不选杜甫？答案其实就藏在高仲武的序言里。他说：唐王朝立国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之久。此前的叛乱让文人们中断了写作，好在先帝肃宗平定中原，皇上即位后又“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让世道清平，让创作复兴。所以我高仲武“不揆菲陋”，要编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与皇上的功绩。言下之意，颂圣才是真正的选诗红线，余者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漂亮话。三吏三别里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兵车行》里的“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满满皆是“负能量”，自然没资格、绝不能出现在《中兴间气集》中。杜甫的遗骸漂泊了四十余年，才归葬洛阳。杜甫的诗作，也尘埋了半个世纪，才被后人重新发现其伟大。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正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再等两年才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们心中，杜甫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白居易说：我写了贺雨诗劝皇帝改善民生，众人听了认为不合时宜。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众人听了全都不开心。我写了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听了脸上都有痛恨的表情。我写了一首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寄给你，当朝的执政者听了已愤然扼腕。我写了描述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听了咬牙切齿……在如今这个时代，我诗作中最受欢迎的，只是杂律诗与《长恨歌》这种东西。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却不喜欢。再后来，唐末五代的战乱与流离，也让部分读书人想起了杜甫，想起了他曾遭遇过的战乱与流离，想起了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对时代的记录与忧思，“诗史”的称号渐渐得到公认。再后来，经历“熙丰新政”乱局的苏轼也在杜甫的诗中找到了共鸣，他赞扬李白与杜甫同为“凌跨百代”的绝世之人，又说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当中该以“杜子美为首”，毕竟，杜甫关怀现实、忧虑民生，而李白从来就不是“济世之人”。再后来，文天祥也在狱中感慨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我想对这个糟糕世道说的话，杜甫早已替我说完了。可惜，韩愈、白居易、苏轼与文天祥们的赞誉，杜甫没有机会听到。他回不去地理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精神层面的洛阳。他的诗作不受欢迎，他的忧思无人倾听。他是一个不受时代欢迎的批评者，那病态的时代，反要以他为批判对象。

给自己的新书做个广告。很高兴出版社设计了一款很有意思的封面——朱元璋确实是一个长期致力于粉饰政治面孔，也丢失了生理面孔的人。本书正文十三章，大体可以还原其政治面孔。书末所附《朱元璋“丢脸考”》，则旨在揭示其生理面孔是如何失踪的。下文是本书的《前言》。前言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与奸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初编》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1]，不懂得感恩君王报答君王。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2]。《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3]。《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4]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按朱元璋四编《大诰》的说法，这些“愚顽”全都是些不可救药之人，他们被罚去做工役、充军流放乃至枭首凌迟株连全家，皆是罪有应得。但须注意的是，勒令明帝国百姓户户皆有、人人诵读的《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5]，并对明帝国百姓实施思想控制[6]与行为控制[7]。所有的宣传品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或者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大诰》自然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初编》第五十八条的内容，是朱元璋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乡饮酒礼”[8]——这是一种古老的聚餐活动。据《仪礼》记载，这种活动原本在“乡校”（地方官办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与乡先生拟定宾客名单，再邀请宾客至乡校中堂，奏乐敬酒以示尊重[9]。活动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宾贤能”，也就是招待贤者（唐代演变为宴请科举中榜者）；二是“尚齿”，即对年老者表达敬意。自两汉至唐宋，乡饮酒礼的主要操办者乃是地方官府。唐太宗曾在贞观六年下诏，命令各州长官负责恢复该礼；唐玄宗也曾在开元六年下诏，命令地方官府在每年十二月必须举行乡饮酒礼[10]。乡饮酒礼的这种传统形象，便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与前代重在表彰与致敬不同，朱元璋版本的乡饮酒礼增入了“别奸顽异罪人”的内容。他在《初编》里说得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呜呼！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11]按朱元璋的规划：（1）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策宣讲和律例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早在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便已下诏勒令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乡饮酒礼，“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12]，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2）整个宴会分“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顽之席）两大区块。“年高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奸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这种区分，是此前任何朝代举办乡饮酒礼时，都未曾有过的举措[13]。很显然，朱元璋的意图是以传统的乡饮酒礼为壳，来推行一种以集体聚餐的方式对“曾违条犯法之人”实施当众羞辱的治理政策。目的是让这些已被官府贴上“顽民”标签的明帝国百姓，在已遭受了律法的惩处之后（大诰的量刑尺度本就远超《大明律》，多是法外之刑），仍须永久性地陷在“社会性死亡”的泥潭之中。为了将该政策落到实处，朱元璋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有“奸顽罪人”入座了善良之席，不但主持聚餐者会被治以重罪，乱席者本人也会被全家流放边疆。为了提升该政策的威慑力，朱元璋还强化了乡饮酒礼的频率。唐宋两代不过由州府每年举办一次（许多年份甚至不举办），朱元璋则规定府州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举办一次；县以下的里社，则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换言之，一个被烙上了“顽民”标签的底层百姓，每年至少要被拉出去示众羞辱四次。这种让人一辈子社死的法外之刑是极为可怕的东西。朱元璋却可以用“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之类的文辞，将这种可怕的法外之刑打扮得理所当然。再如，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实施了严酷的知丁法，认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且逼迫民众互相举报，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14]。这种暴政只能造就一个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高压社会、特务社会。许多的所谓“逸民”便因为邻居亲戚的举报遭受了工役流放乃至诛杀的酷刑。朱元璋自己在《大诰续编》中也承认，“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15]。为了粉饰这种残酷，《大诰》中所有与消灭逸民有关的内容，都被精心包装了起来。包装的基本手段，便是渲染逸民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敲诈勒索，如何为非作歹。《大诰续编》里，朱元璋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列举：松江当地的逸民如何与官府勾结，“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16]；嘉兴当地的逸民，如何私刻催粮官的印章，假装成朝廷的催粮官，一路骗吃骗喝敲诈民众[17]……这种不厌其烦的列举，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了“全是为了民众好”。其实，只要稍具逻辑，便并不难看穿这当中的玄机：（1）无论是勾结官府迫害民众，还是私刻官印敲诈民众，问题的根源都在官府。惟有官府失职，逸民才会有包揽词讼之类的机会。（2）部分逸民犯罪，不代表所有逸民皆有罪。罗列一桩又一桩逸民犯罪的案例，来证明所有逸民都是社会的害虫，来证明民众没有在士农工商之外另寻生计的权利，来证明邻里间有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必要性，来证明没有“路引”便不许离开村镇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如此种种，都是说不通的。综而言之，《大诰初编》七十四条，《续编》八十七条，《三编》四十三条，《武臣》三十二条，朱元璋共计讲述了约两百桩案子。作为宣传品的一部分，这些讲述是不能当做信史直接采纳的。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名“洪武愚顽”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大诰》里的每一桩案子都是冤案，朱元璋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大诰》是一种宣传品，也是一种史料，一种需要细作甄别的史料。事实上，《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这也导致本书对案件的重审，往往只能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最终获得重构的，也往往止于“某一类愚顽”在洪武时代的生存境况。钱穆有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18]身为小民的笔者，只能将这温情与敬意给予洪武时代同属小民的“愚顽”们，同情他们的辗转腾挪，致敬他们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致敬他们能够熬过洪武时代。注释[1]

一篇五六年前的旧文。谈的是当时的“新教材”和“旧教材”。当下的教材已有不少修订，与笔者的引文会有差异。读了读新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发现较之旧教材①内容有很多变化。试以关于汉武帝的描述为例。统编本《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2课，标题是《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具体内容分三个小节：“推恩令”的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专卖。这些内容，在旧版教科书（人教社）中，占据两个小节，分散置于第12课、13课之中。②也就是说，统编本在内容总量有所减少的前提下，将分散的两个小节扩充为三个小节，且整合成了独立的一课。下面主要说一说新教材与旧教材在具体内容上的措词变化。一、关于“推恩令”统编本的说法是：

在当代北中国的民间，仍残存着一种排斥生肖属羊者的迷信风气。该风气认为属羊者命不好，“十羊九不全”；甚至歧视属羊的女性，觉得她们会克夫。迷信当然是荒诞的。但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迷信，本质上都意味着一段连漫长时光也无法抹灭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变成荒诞的迷信，则只是因为历史记忆没有得到合适的梳理与正确的书写。对属羊者的歧视正是如此。在秦汉时代，羊本是瑞兽。《说文》里对“羊”的解释是“祥也”[1]；董仲舒也说过，“羊，祥也，故吉礼用之”[2]；《春秋繁露》里还说，羊吃母乳时“必跪，类知礼者”[3]。四羊方尊等传世青铜器，是羊本瑞兽的明证；两汉知识分子推崇羊，是因为他们将羊视为懂得“跪乳之礼”的瑞兽。

许多为秦始皇辩护者，无论古今，常会纠缠一个问题：秦始皇坑的明明是方士，为何要说“焚书坑儒”？他们认为，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先是负责给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卢生与侯生逃跑，引起秦始皇的愤怒，然后秦始皇开始清算旧账，说自己不惜重金召集方士求长生之药，结果却是“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有人拿到钱就没了消息，有人不断要钱却毫无成果，还有人得了赏赐却诽谤自己，所以才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以警告天下。总而言之，“秦始皇坑的其实是方士，这些方士整天装神弄鬼骗秦始皇，秦始皇一生气，就把他们给坑杀了。”这类辩护，实是在选择性裁剪史料。同样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内中还有这样几段记载：（1）秦始皇痛斥卢生与侯生时，曾提到“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意思是，秦始皇知晓卢生与侯生“诽谤”自己并逃跑后，便让人去调查咸阳城内“诸生”的言论，发现其中流传着相似的“妖言”。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诸生”不限于在皇帝身边装神弄鬼的术士，而是咸阳城内登记在册的所有读书人。所谓“妖言以乱黔首”，指的是针对现实环境的批评。卢生与侯生的“诽谤”便是这种性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得很明白，卢生与侯生虽是陪秦始皇玩“求仙药”游戏的方士，但他们的“诽谤”内容却主要是在批评秦始皇，说他太将自己当回事了，“以为自古莫及己”，觉得古往今来没人比自己更伟大；说他不用“博士”专用“狱吏”，征召了七十名“博士”（秦朝官职，负责记录史事及管理典籍）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说他独断所有政务，丞相和大臣“皆受成事”，没资格参与决策，只负责执行命令；说他喜好刑杀，弄得上上下下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且极为贪恋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如此种种皆与装神弄鬼无关，却能破坏秦始皇在民间的形象，“乱黔首”便是此意。（2）怒斥完卢生与侯生后，秦始皇下达命令，“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传相”是轮流递换的意思，“告引”是举报揭发的意思。这整句话的大意是：秦始皇让御史衙门负责，将全咸阳城的“诸生”都控制起来，挨个实施审讯，逼迫这些读书人互相举报互相揭发，结果筛查出460余人说过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下令将这些人公开坑杀于咸阳城，以杀鸡儆猴，警告天下之人。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秦始皇选择坑杀对象的标准，与是不是术士无关，只和有没有所谓的“诽谤”言论有关。（3）坑杀诸生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有不同意见，他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诸生皆诵法孔子”一句，足以证明被秦始皇所坑的“诸生”，并不是什么装神弄鬼的术士。《史记》关于坑儒的记载今人之所以纠缠于“坑儒生”还是“坑术士”这个问题，主因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杂用了“方术士”“方士”与“诸生”的称呼。欲为秦始皇辩护者觉得在这里发现了司马迁的漏洞，于是选择性聚焦于“术士”与“方士”这两个称呼，而无视“诸生皆诵法孔子”这样的记载——李开元先生干脆宣布“诸生皆诵法孔子”这段记载是伪造的，“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但他这样说的理由却只是个人揣测（见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司马迁杂用“方术士”“方士”与“诸生”，是一个叙述漏洞吗？当然不是。熟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者应该知道，该列传中不但收录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与荀子的传记，也附有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的传记。邹衍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按理应该归入术士一派。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将之与孟子、荀子放在一起，是因为邹衍本是儒家信徒。在邹衍之前的孔子与孟子，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邹衍目睹统治者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试图用天意来节制王权。操作方式是：先用“天运”（五德始终说的雏形）来诱惑王权，给他们增加合法性；待君王们接受了知识人对“天运”的解释权，知识人便能通过解释“天意”来约束王权。故此，在司马迁的评价体系里，邹衍表面上是方士，实则“方士其表，儒生其里”，乃是儒生一脉的变体，故而可以与孟子、荀子同传。后世的思想史学者也都体察到了这一点，如李山评价说，邹衍的方士化“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徐复观也说，“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批评秦始皇统治无道的侯生与卢生，正是这类“方士其表，儒生其里”之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陪秦始皇玩“求仙药”游戏，思想倾向却与邹衍同调。他们在批评秦始皇时，有一句话值得引起特别重视——“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侯生与卢生说：秦始皇压制批评意见，导致朝中有编制的三百名“候星气者”只能赞颂秦始皇，而不敢借天象来批评秦始皇的过错。侯生与卢生是术士，这些“候星气者”也是术士。侯生与卢生不敢当面批评秦始皇，选择了逃跑；三百名“候星气者”也不敢批评秦始皇，选择了阿谀奉承。侯生与卢生还说，这些“候星气者”本来都是“良士”，可惜了。这些话，是两位欲做邹衍式儒生而可不得者，对另一群欲做邹衍式儒生也不可得者的同病相怜。如此，再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用词，便能明白司马迁的叙述实有深意。该本纪中，只有两处使用了“方士”或“方术士”。一处是司马迁称呼徐福，写的是“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后文紧接着叙述徐福耗费巨资求仙药无果害怕被秦始皇惩罚而另行诈骗之事。一处是司马迁引用秦始皇之言。秦始皇说自己“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他地方，包括侯、卢二人，包括被御史衙门管控审讯的对象，包括最后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司马迁一律使用了“生”与“诸生”。这些用词里含有价值判断。在秦始皇眼里，征召来的“士”无非两类，一类负责歌颂太平，叫做“文学士”；一类负责给他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叫做“方术士”。除此以外，任何关怀现实的批评者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惟司马迁以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价值观区分了“方士”与“诸生”。徐福的所作所为没有现实关怀，玩阴阳方术只求个人富贵，所以司马迁称呼他为“方士”。侯、卢与那些被查出来曾对秦始皇发出批评之声的读书人，怀有对现实政治的浓重忧思，所以司马迁始终称他们为“生”或“诸生”。太史公像其实，坑儒乃是焚书的必然后续。焚书的直接导火索，是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宴会，七十位博士奉命敬献颂词。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进言，援引历史资料，建议以皇族子弟为主体实施分封制。丞相李斯起来反驳，叱骂淳于越乃是“愚儒”，讽刺他的智商理解不了始皇帝建立的“万世之功”。末了，李斯建议实施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按李斯的主张，除了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皆要焚毁。除了博士官职务用书外，天下人皆不许收藏《诗》《书》与百家典籍，原来收藏有此类书籍者，须将之交给地方官府焚毁。若有人胆敢引用《诗》《书》来批评当下（辛德勇先生认为，“偶语”即“寓语”，指借《诗》《书》来说事儿，笔者极为认同），要被处以弃市之死刑；若有人胆敢借古代之事来批评当下，要被处以族诛之刑。官吏知情人不举报与之同罪。焚书令下达后三十天内不执行者，要在脸上刺字罚去做四年劳役。民间只许存留医药、占卜、种树之书。秦始皇完全同意李斯的建议，宣布就按这套办法去做。《诗》《书》是儒家经典。禁止民间收藏《诗》《书》，禁止读书人援引《诗》《书》中的典故与观点来谈论现实问题，否则就要抓起来杀头，咸阳城内的“诸生”自然只能噤声。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发生的事情。次年，卢生与侯生自咸阳逃跑、秦始皇全面清查咸阳城内“诸生”的言行，并实施了“坑儒”的暴行。两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相继发生，显见一脉相承——卢生与侯生要跑，是因为“焚书”带给了他们巨大的刺激；秦始皇要“坑儒”，是因为他发现光焚书还不够，还不足以消灭所谓的“诽谤”。在秦始皇的本纪中载入“焚书坑儒”这一暴行，是司马迁对此域文明的一次大贡献。自此以后，历代君王们虽常效仿秦始皇以血腥杀戮来钳人之口，却再无人胆敢如秦始皇般“理直气壮”。残暴如乾隆，在下诏实施文字狱时，也仍要在诏书开篇写上一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绝不肯承认自己在搞焚书坑儒。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不肯承认，透露了他知道焚书坑儒不对，知道干这种事情会遗臭万年。抬升此域的文明底线，让残暴如乾隆之辈知耻，正是无权无势的太史公想要做到、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今人谈论二战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常会不自觉使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质涵义，是对战争责任实施两分，也就是将“大多数普通民众”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其实，日本于1945年战败后成立的东久迩内阁，是拒绝这种“两分法”的。东久迩内阁的主张是实施“一亿总忏悔”，来反思日本的战败责任——注意，是“战败责任”，而非“战争责任”。所谓“一亿总忏悔”，指的是日本的战败责任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军人，也包括普通民众，都有反省的必要。具体该反省些什么？东久迩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段发言，颇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毁坏，……加之,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以及苏联的参战，也构成了战败的原因。此外，过多的法律规则肆意泛溢，还有许多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虽然不能说全部，仅在某些部门实行，就已经彻底捆绑住了国民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所作为，我觉得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且，我认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军人们自己在不知下觉之中，把这次战争引向了失败的方向呢？……进而，我认为，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也就是说，军人、官吏半公开地、普通民众则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国民道义的荒废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仟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78~79页。）按东久迩的逻辑，政府官员、军人与普通民众，都是日本这架战争机器上的零件。战争输掉了，所有的零件都有责任。政府的决策需要反省，军人守不住阵地需要反省，百姓们道德低下违背国法参与黑市交易（多是为生计所迫）也需要反省。在美国的干预下，东久迩内阁只维持了不足两月。新成立的币原内阁于1945年11月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这种说辞，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一脉相承——《诏书》815个字，未提及“投降”，也未承认“战败”，且将战争（指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说成为谋求日本“自存”与东亚“安宁”的不得已之举。谈及被侵略国的抗日行为时，还使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等字眼。较之东久迩内阁，币原内阁的一大变化是没有再提“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这也是美国干预的结果。美军进驻日本后，致力于压制那些美化侵略的声音，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便被美国认为有“美化圣战”的意味，将改词禁用。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口号，旨在呼唤全体日本国民一起来为“日本战败”忏悔，一起来扪心自问应对“日本战败”负有怎样的责任。这种忏悔，不是在否定侵略战争，而是在反思侵略战争为何会失败。任由这种“一亿总忏悔”发酵下去，必会再度激发出激烈的仇外仇美的情绪，必会对驻日美军构成威胁。币原内阁不提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仇外仇美情绪已不存在。1945

发一篇书摘。本文节选自《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沙希利·浦洛基著，万有引力

之前写过几篇与胡适先生相关的文章，一并附在下面：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于乾卦之九五，飞龙在天，当时的维新诸功臣多是以圣贤之学为根本，多样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凭着纵横的才智转国运之大难为大庆，此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法家是什么？吕思勉有一个解释，非常通俗。法家就是讲法和术。法是用来干嘛的？法是朝廷制定的规章制度与律法，它是用来治老百姓的。术是用来干嘛的，术主要用来管控统治集团内部那些协助君王治老百姓的人。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邹衍没有办法用常规手段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阴阳五行”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也体察到了他的这种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邹衍与孟子、荀子归为一类。

按《辞海》的说法，知识分子指的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个中性解释。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来就没有人以这种涵义使用过“知识分子”一词。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1]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1]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转引自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余从旁窃听，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顾盼自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侍郎喋喋不休。文忠厉声曰：‘我尚有事，不必再谈！’掉头回北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所以，所有靠海为生者也都要向朝廷交“海租”。耿寿昌觉得，百姓们依靠朝廷的海洋过日子，交的海租太少，应该再提升三倍才对。

崇祯十五年四月底，李自成包围了开封。这座中原最富庶的城市，此时正控制在周王朱恭枵的手上。据担任过开封推官的黄澍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他“以保甲为名”进行人口统计，得到的数据是开封城有“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若再考虑到那些为躲避兵灾而入城者，城内民众应该超过了四十万——《汴围湿衿录》里说，“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万余户”，按每户四人计，当有八万余人。再加上守城军队，城内军民共计约在五十万左右。李自成此前已两次攻击开封，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决定改变策略，将“城内军民众多”这一对明政府极有利之事（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力可供汲取），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这策略就是：“围而勿攻”，“匝围软困，督同各贼割四野之麦，一穗靡遗，为久困计”。将开封城团团包围起来，不急着进攻。致力于断绝城内补给，将城外粮食全部收割，一粒麦穗都不留。断绝补给后，城内的数十万民众，便不再是明政府的优势。五月份（旧历），城内的缺粮问题开始凸显，“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为缓解缺粮压力，周王及城中官吏一度允许民众出城打草、挖野菜。民众则试图趁机逃出城去。一位叫孙忠的铁匠自造了一堆箭镞，一位叫霍婆子的民妇带着周王府的情报，前去投奔李自成军。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向“天兵老爷”（孙忠手折中对李自成军的称呼）换取自由。但“天兵老爷”更愿意将他们送回城里——霍婆子便被勒令回城，要她将周王府的宫女诱出，以提供更多情报。城内的守军很快也意识到了放纵民众出城绝非好事。他们抓住了身怀降书的孙忠和携带金银归来的霍婆子。六月份，守军将各处出城关口封闭，利用荆棘与恶犬，“昼夜严防”民众出城。开封人王紫绶，后来写了一首诗，叫做《大梁宫人行》，如此描述这段惨事：五月开门放人出，六月闭门防人逸。将军密计抚军颌，肥瘠皆堪充军食。所谓“肥瘠皆堪充军食”，指的便是吃人肉。与其放纵民众出城投奔李自成军，不如将他们关在城内充当军粮。六、七月份，城内民众“十室九空，饿死者十之三”。官府开设粥棚之处，每日里有数百人死于拥挤践踏。八月份，城中“巡兵”终于开始吃人。他们利用巡城的职务之便，秘密杀戮普通民众，留下躯体食用，首级或拿去周王府领赏，或以“三、四金”的高价将人头卖给民众为粮。周王与河南巡抚觉得事态怪异，下令要求“擒活贼”，遂再无献首级领功者，但杀人吃人依旧。民国时期残存的开封周王府建筑同期，官府为了搜粮已在开封城内掘地三尺。为逼出粮来，搜粮队“每至一家，以大针数百钻稚子肤，锤炼之方极其哀惨”，拿钢针往小孩子身上狠扎，用孩子的惨叫逼迫父母交粮。多数情况是，再如何扎孩子，父母也交不出粮来，因为他们没有粮。普遍性的吃人，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八月下旬，城中民众已将皮袄、靴子、箱子、马鞍、草、虫、胶泥、马粪全部吃光。八月末，“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亲相食”的情况，在城内已非常普遍。时人称，白骨遍地，“不可问矣”。甚至连吃法，也从熟食退化为生食。前文提到的那位开封推官黄澍，他的夫人当时正在坐月子，于吃肉包时吃出一根人的手指，遂“惊悸而毙”。九月初，开封城已成人间炼狱。开封人周在浚在《大梁守城记》里描述当日情形：“城中胔骼山积，断发满路，天日为昏，存者十之一二，枯垢如鬼，河墙下敲掇人骨，吸其髓。自曹门至北门，兵丁日饿死三、四百人。”李自成期望中的胜利——破城，似乎已指日可待。但他最终没能如愿。因为有人比他更狠。他为了夺取开封，可以不惜饿死城中数十万民众；城中的周王及明朝官吏，同样可以为了能够逃生并推卸“陷藩”的责任，不惜以城内数十万民众的性命为代价——他们孤注一掷，掘开了比开封城墙还要高的黄河大堤。九月十六日，黄河水汹涌扑向开封城。城外的李自成军迅速转移至高地，围城状态被破。城内士兵尝试堵塞城门，但河水“乘风鼓浪，声如雷，水头高丈余”，瓦解了他们的螳臂当车。十七日，开封城整个沦为泽国。周王朱恭枵率宫妃及诸王，与城内核心官僚一起，共计数百人，在大水进城之前，便已登上了王府最高的城楼。十八日，他们被河北来的明军用船接走。幸存民众攀援在城头、屋顶和树尖上，目送朱恭枵一行安然离去。只有大约两万人，熬过了李自成制造的吃人地狱，逃过了明朝政府（据黄澍披露，决堤之事曾向崇祯报备，获得认可）制造的无边汪洋，在这场残酷的围城中存活下来。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需要想象力。因为，它会不断突破现代人的想象力。崇祯十五年的“开封围城”，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例。

“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shiliaobanyungong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41]

可见，以“塞翁失马”做自我安慰，不过是一种给旁人看、迎合旁人的姿态。不愿借阅邸报，也是不想勾起内心对时局的焦虑。隐居中的徐继畬，失去了谏言渠道，空有一堆超越时代的见识，心境中全是“死不瞑目”四字。

好在，经过赫德与包腊的努力安排，斌椿一行在英国仍然参观了一些近代文明的标志性事物。比如访问议会、外交部，参观牛津大学、邮政总局、公共图书馆、参观煤矿厂（甚至下了煤窑）等，而且还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