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两则历史故事。一、20世纪初的越南河内，正处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来自欧洲的征服者相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文明与文化。他们努力按照欧洲现代都市的标准配置，来改造河内这座典型的东方城市。他们引进了硬化马路、引进了路灯，引进了公园、引进了公共厕所，尤其重点引进了城市下水道系统——如此，白人住宅区才可以使用便利的自来水系统与有尊严的抽水马桶。法国殖民当局希望河内变得更卫生、更宜居，变成他们在东方的代表性殖民城市，正如同时代的德国人在山东青岛所做的那样。随着河内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鼠疫也随轮船袭来。1902年，河内的越南人居住区与白人住宅区都出现了因感染鼠疫死亡的病例。白人住宅区还频繁报告称目击到老鼠自卫生间入侵住宅，与卫生间相连的下水道成了鼠群繁衍壮大的基地。为应对鼠疫危机，河内市政当局决定消灭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先是雇佣越南人，组成捕鼠队进入下水道暴力灭鼠。但下水道内令人作呕的恶劣环境让捕鼠队望而却步，灭鼠效果很不理想，捕鼠队还组织了罢工——工人们显然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不愿与下水道的老鼠做亲密接触。与此同时，白人住宅区也在抗议，认为由越南人组成的捕鼠队威胁到了白人住宅区的安全与健康。如此，河内市政当局只好改弦更张，转以悬赏的方式发动河内市民参与捕鼠。市民们可拿着死老鼠前往市政厅指定的警局领取赏金，每只死老鼠赏金四美分。后因警局无法忍受鼠尸堆积如山，改为验收老鼠尾巴。这项措施在初期似乎取得了很大成功。自1902年4月26日至5月1日，最初的六天里警局收到了7985条老鼠尾巴。到5月中旬，每天收到的老鼠尾巴已激增至超过4000条，此后每天都在增加。6月12日的档案记载，当天收到了20114条老鼠尾巴。但很快，人们开始在城里频繁见到没尾巴的活老鼠；7月份，有官员在河内郊区发现了老鼠养殖场。跟进调查显示，河内及周边地区养老鼠的人很多。相比抓老鼠割尾巴，有些人更愿意养老鼠，视之为更高效更安全的赚赏金方式。在养殖场里，割了尾巴的老鼠还可以留着用于繁殖。此外，调查还发现有人在做老鼠走私生意，去外地成千上万收购老鼠然后秘密带入河内。无奈之下，法国殖民政府只得放弃捕鼠悬赏计划，回到公共卫生手段上来，以现代医学知识来应对鼠疫。上面这段历史，见于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范恩（Michael

一篇旧稿。1993年，对中国电影行业而言，是个转折点式的年份。该年，新的电影发行政策出台，国产故事片将不再享受“统购统销”待遇。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将在电影行业里坍塌。此前，中国的整个电影产业被分为三大块：1.制片业；2.发行业；3.放映业。具体运作模式是：电影制片厂生产出来的影片，交给“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简称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影院从全部放映收入中留下50%，余者作为“发行收入”上交至中影公司，按“3∶3∶3∶1”的比例，依次分配给制片厂、拷贝洗印厂、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中影公司（后更改为按每个故事片拷贝10500元向制片厂支付版权费）。①时代破冰初期，社会爆发出的对精神食粮的巨大渴求，曾带给国产电影短暂的辉煌期——1979年，全国观影人次达到了293亿的高峰，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当中看了近30部电影。但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多数影片质量不高，与观众需求脱节。电视里的港台剧和录像厅里的港台影片，让民众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于是，甫进入80年代，国产影片的观影人数就迅速出现了萎缩。1985年，中影公司在一份材料中无奈写道：“今年3月25~31日一个星期内，武汉市共有三个电视频道（包括转播中央台）播放六个港、外连续剧。如星期六晚上播出《射雕英雄传》四集时，该市上座较高的新华电影院晚场只有四名观众；又如今年2月在沈阳播映香港电视剧《上海滩》时，有些影院晚场因观众极少只好停演，也有的影院当映《上海滩》播放时间时观众纷纷退场。类似情况在各城市都有。”②1990年，中国至少存在5万多家在册的录像厅，里面流转的多是无法登上荧幕的香港和欧美电影。同期，国产电影的观影人次已进入雪崩状态。1991年，全国观影人次只有144亿，较之1979年可谓腰斩；1992年下滑至105亿人次，1993年只剩下42亿人次。观众用脚投票，已快将国产电影投死。表格引自：司若，《中国电影大片路》，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第55页。对于这种奄奄一息的局面，1992年的《电影经济》杂志刊文如此剖析道：“电影观众已经把看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和享受，他们绝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元钱甚至几元钱去买一堂政治教育课来上的。……电影市场之所以急剧滑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和观众兴趣、电影市场的需要不对口、不对路。”③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田聪明，也有相似的判断。他如此解释为什么要在1993年取消对国产电影的“统购统销”：“我……深深感到问题的症结就在‘统购统销’上，由此而形成经济分配上平均主义、‘大锅饭’，创作上远离生活，远离观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统购统销）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它的弊病，严重地束缚着电影艺术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着电影市场的繁荣，特别认为这种状况同目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不顺，长久下去肯定不行。”④曾于1991年拍出经典国产影片《双旗镇刀客》的导演何平，发自内心欢迎这种变革：“我们的电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不研究观众，不研究市场，现在该是研究市场的时候了。”《双旗镇刀客》海报紧接其后被引入中国市场的，是与国人绝缘已久的“好莱坞大片”。长期以来，中国荧幕上播放的进口影片，都是由中影公司向外商一次性买断发行放映权，平均价格约为每部两万美元。这个价格，基本只能买到海外的老片和烂片。1994年，政策首次允许中影公司每年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引进国外“大片”，在中国电影行业内部引发了全面恐慌。1994年初，北京电影学院数百名学生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抵制好莱坞”。2月20日，《戏剧电影报》刊发文章《大陆电影面临致命威胁》，公开将引进外国大片视为大陆电影的首要威胁。4月8日，部分省级电影发行公司聚在天津，联名签署了一份《关于当前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几个问题的紧急呼吁》，反对引进国外大片。稍后，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又致函中央某部长，控诉引进外国大片“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不利于稳定全国市场”。信中还上纲上线说道：“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请问，这样做的人（或公司单位）算不算新生的外国买办？”。⑤北京电影公司在影片播映方面也拒不合作。无奈之下，中影公司只好绕过北京市电影公司，与区一级的海淀电影公司在1994年10月签订了“首部进口大片”《亡命天涯》的代理合同。1994年《亡命天涯》大陆海报《亡命天涯》在北京的发行很不顺利。北京电影公司通过市文化局和海淀区政府，要求海淀区电影公司退出《亡命天涯》的发行。这种施压，一直持续到11月11日，也就是《亡命天涯》上映的前一天——当夜，市文化局的领导找到时任海淀区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韩茂瑞，以“组织命令”要求其停止发行《亡命天涯》，并提出要看电影拷贝。韩谎称拷贝尚未拿到，待对方离开后，即返回公司仓库，取出全部拷贝，放入车中，自己开车在北京街头四处晃荡。韩后来回忆说：“其实我也是被逼的，代理发行合同已经公证了，毁约要支付高额赔偿款，于是就横下一条心，逼得自己‘亡命天涯’了。……我就像地下工作者保护着秘密材料一般，心里直打鼓。”

随便写一点感想，不是与任何人商榷，也不一定对。一、“闭关锁国”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很难考据明白。印象里，严复在晚清翻译《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已在译者按语里用过这个词。严复使用该词的语境，是要批评“中国近世士大夫”。他说，这些人普遍认定国家财政赋税的基础是农业，普遍主张兴农，他们见到各省遍布荒地，到处都是流民，就大声疾呼要搞移民实地。这种呼吁虽然没错，可他们只见果不见因，看不到土地荒芜、百姓陷入贫困背后的经济与制度成因。而且，这些人“又为闭关锁国之说，又于一切电报、铁轨、通商之事，皆深恶而痛绝之”，全是些闭关锁国论的忠实拥趸，高度排斥电报与铁路这些现代事物，高度反对在商业上与世界接轨。让这类人去为国求富，无异于让庸医去给人治病，疯狂开药却找不对病因，还把病人正常的新陈代谢渠道给堵塞起来，“如是而不杀人，未之有也”，只会将病人给治死。就严复的措辞来看，“闭关锁国”实是晚清改良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一种基本认知。相比批评“闭关锁国”政策的制定者——也就是爱新觉罗皇权，严复更忧心清帝国的士大夫已被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把脑子给搞坏了。这些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是“闭关锁国”政策的受害者，反在积极主动地维护该政策。严复如此这般忧虑，是因为他见多了“闭关锁国”状态下清帝国知识分子的丑态。试举几例。二、1867年6月，一位患有口吃之症的小官员杨廷熙，让家人给自己置办了一具棺材，然后将一份多达五千字的超长奏折呈递给了朝廷，痛批当时执政的恭亲王奕䜣不该设立同文馆，不该在同文馆内开设算学和天文学课程，还请洋人来执教。杨廷熙在奏折里说，他不反对同文馆让学生去学点英文、法文，但他无法接受朝廷开高薪资聘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和天文知识。他还说，自己思前想后一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十大不解之处，要和皇帝、两宫太后与众大臣说一说。十大不解内容繁杂，不做一一介绍，只说其中的第二条大不解。杨廷熙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在“幽深微妙”方面，西学里的那些轮船机器，与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恐怕也是比不过的。而且，“中国为人材渊薮，岂无一二知天文、明数学之士足以驾西人而上之者哉？”——我大清帝国人才济济，怎么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学者、数学专家呢？朝廷花大价钱去请洋人来同文馆教授数学、天文知识，是在“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如此这般屈尊降贵跑去跟洋人求学，我实在不能理解。在清帝国的官场，杨廷熙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大旱而例行公事下诏让天下官员提意见，他这个小小的“候补直隶知州”未必有机会将奏折送到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手里。为个人前途计，他向朝廷呈递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为，毕竟，开设同文馆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共同作出的决策。尤其严重的是，他这篇奏折中还有许多针对当朝权贵的犀利指责。时人欧阳昱读了杨的奏折后如此总结其内容主旨：“痛言两宫太后过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泄泄沓沓，一以和为主。低首犬羊，绝不顾国家大体，罪皆可杀。”打击面如此之广，措辞如此不留余地，显见杨廷熙此番上奏不是投机，而是发自真心实意。这也是杨在呈递奏折之前，要先给自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中的缘故。清帝国闭关锁国已久，杨廷熙饱读古老的四书五经，却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学为何物，只能想当然地将之等同于中国传统的“星宿学”；也完全不懂近代数学为何物，反认定千余年前那些关于数学的基础认知更加“幽深微妙”。他是发自肺腑地认为清廷不需要引进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发自肺腑地认为向洋人求教近代数学和近代天文学，是一件丧权辱国的大事。他是漫长的“闭关锁国”政策造就出来的一个真诚的无知者。杨廷熙给自己预备的棺材，最后没有能够用上。据说，慈禧太后见到奏折后大怒，欲下旨将之逮捕诛杀，却被慈安太后劝阻，理由是“杀之适成其直名，而我恶名遂为千秋万世所指摘”——他本就不怕死，你杀了他等于成全了他犯颜直谏的美名，也让我们的恶名流传千秋万代。于是，朝廷只在杨廷熙的奏折上批复“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等字。杀杨廷熙之所以能成就他的美名，是因为同时代的读书人，绝大部分与杨廷熙一样是“闭关锁国”政策的造物，他们深信天朝上国无所不有，深信天朝上国之外皆是犬羊之辈，文明与文化皆无足观。杨廷熙的无知，恰可与他们的无知发生呼应，形成共鸣。事实也确然如此——杨廷熙的五千字雄文不但在京城士大夫圈子里广为流传，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都知晓了他的大名，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是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三、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闭关锁国必定会造就两个结果：一是愚昧，二是自大。反过来，愚昧与自大又会成为支撑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力量。在晚清，这种愚昧与自大，不但见于杨廷熙这种朝廷官员，也见于民间知识分子。1873年，各国驻华公使首次获允以近代礼仪，也就是鞠躬礼，直接觐见同治皇帝。大致的觐见过程如下：同治皇帝坐在紫光阁“大内坛之座”上。各国公使从左门入殿，面向宝座向同治皇帝鞠躬一次；前进数步再鞠躬一次；行至宝座下方时第三次鞠躬。然后由俄国公使作为代表致辞。致辞完毕，各国公使将国书放在桌子上，再鞠躬一次。同治皇帝微微欠身，以示接受国书。恭亲王跪在同治皇帝脚边，负责传递皇帝的“细语”。皇帝说国书已经收下，恭亲王便起身走下台阶来到各国公使面前转述，完毕后再回到皇帝脚边跪下；皇帝说问候各国君主，恭亲王遂又再次起身下台阶转述。觐见仪式结束后，各国公使再鞠躬，然后退出。这本是一次很平静的外交活动。但对在“闭关锁国”状态下自大了上百年的清帝国民间知识分子而言，洋人们不对同治皇帝三跪九叩，实在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当时的“京报”（一大批同类报刊的统称，专门转载宫门抄、上谕和朝臣奏章的民营报纸）上，洋人觐见同治皇帝的情形，被演绎成了一场丑剧：“居首者读至数句，即浑身发战，不能卒读。皇上问国王好，亦不能答。皇上又问，屡次求见，有何话说，亦不能答。其次者则奉书屡次坠地，而不能开声。经恭亲王当众嘲笑‘草鸡毛’，令人掖之下阶；不能动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摇头私语，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不能赴，仓皇散出。恭王云：‘说是大皇帝不可轻见，你们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国叫此为草鸡毛!’举国以为笑谈。”总而言之一句话：面对我大清同治皇帝的天威，这些原本不肯跪拜的外国使节全都吓尿了。他们浑身战栗、国书拿不住，问话答不出，脚步也迈不动，汗流浃背浑身脱力，至连宴会也无法参加，只能仓皇离去。还被我大清的恭亲王嘲笑为上不了台面的“草鸡毛”。“京报”这篇消息迎合了锁国状态下知识分子的愚昧与自大，于是传播甚广。知名读书人李慈铭也见到了这篇报道，他在日记里很开心地写道：听说这些洋人“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洋人们还说他们自此以后再也不敢觐见我大清皇帝。究其原因，实是因为这些洋人皆属犬羊之辈，不懂君臣大道，从来没见过“汉官威仪”。如今亲眼目睹了天威，便只能“伏地恐后”，吓到瘫软。四、士大夫或谓读书人普遍的愚昧与自大，造成了清帝国“国家智商”的全面退化。薛福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890年初，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自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不久后去世。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这些日记，清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智商，如何得到重铸与恢复。薛福成早年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器重薛，薛也佩服曾。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明显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曾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9年，薛福成得到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清廷朝野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质疑郭的言论，“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郭的话太过夸张。这种怀疑，直到薛亲身来到欧洲后，才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这声再见，本该两个月前说，本该在更适合的公号里说。只是人要吃喝拉撒，很多事没办法全然遂心。所以延迟了两个月，在“史料搬运工”里写几句吧。很多短史记的读友可能看不到，很抱歉。在中文互联网上，《短史记》是个很小的栏目。栏目编辑加作者，最多时不过三人而已，多数时期是两人，最后的两年里是一人。但《短史记》也是个很长寿的栏目。它始于PC时代，最早叫做《今日话题·历史版》。后来移动互联网兴起了，它就更名为《短史记》，迄今已超过了十个年头。本来想着没了就没了吧，但十年真的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十年里写/发了很多文章，也因为文章认识了很多朋友，不说几句话做个告别，总觉得欠了点尊重。欠读友，也欠自己。记得是2010年五一假期前夕的某天，苏州街银科大厦。我去毛遂自荐，一位前辈提了个问题：“你觉得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你想做点什么？”（大意如此。本文未征求这位我很尊重的前辈们的意见，容我略去他的名姓）。那时我才初步告别SB状态，正是狂妄无知、潜意识里还藏着自卑的年纪，于是回答说“不知道会怎样，但肯定会比现在好”，“不知道能做什么，但肯定要做点什么”。当时有些紧张，原话大概并不如此，惟大意应该不会错。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我很愚蠢，作为一个历史编辑，还远未自历史中窥见真正的经验与教训。《短史记》这个小栏目，是从蒙昧中开始的。我一直很怀念它叫做《今日话题·历史版》的那段时光。这种怀念，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出现在首页正中的位置，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出现在弹窗里，还因为在我自己也从《今日话题》里得到了许多启蒙。小栏目能够成为《今日话题》里的“历史版”，于我而言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后来，《今日话题》悄然消失了，我最大的遗憾，是它没有正式告别。再后来，小栏目转移至另一档很著名的大栏目之下，也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疫情爆发那年春节前后，大栏目也消失了，同样没有正式告别。2021年《短史记》曾结集出版，也是唯一一次。我在书的前言里说，“互联网是个流动性极高的行当。一个小栏目能做如此之久，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异数。”其实，我早已忘记《今日话题·历史版》更名为《短史记》后的第一篇稿子写的是什么了——小栏目最早一周七期，后来一周五期，再后来一周三期，前前后后算下来，该有两三千篇稿子，留存下来的不过十分之一。许多文章像黑夜里同行的友人，走着走着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老读友们其实也会有印象，小栏目这些年的讨论主题，已越来越古老。我在书的前言里还说，“网络历史编辑的日常之一，是判断各类文章的可信度，亦即辨别真伪。这也是短史记栏目创设的主因。中文知识界流传着不少与史实存在颇多差距的历史常识。这些伪常识，或来自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变异，或始于好事者的刻意编造，或基于对不可靠史料的轻信，或引自猎奇类作品，或缘于缺乏史料依据的‘我愿意相信’。长期而频繁地与这些伪常识打交道，促使我们决定做一个‘揭破伪历史之短’的栏目。于是，就有了短史记。”其实，前言里略去了一些东西没有讲——致力于辟谣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小栏目最早的定位，是想要讲一些“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故事。栏目2010年的一篇稿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所有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都只是想为当下的此刻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那些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迷失，统统来自对‘此刻何在，是何模样’的困惑。”但愚蠢如我，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定位太不现实。于是，短史记成了一个以辟谣为主要内容的小栏目，就像书的前言里说的，“我们相信，惟有真实的历史才能给人以有益的启发，惟有去伪存真才能鉴往知来。”只是很遗憾，许多我们自认为有价值的辟谣文章，最终没能收录到《短史记》的小集子里。更遗憾的是，许多有价值的可辟之谣，在小栏目苟延残喘的最后几年，已经无法成为选题。自2019年夏天的四个不眠之夜开始，我无数次设想过小栏目的最终命运。作为编辑加作者，作为看过每一条后台留言的人，我最了解它的日渐孱弱。当许多读友们开始怀念起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它的时候，小栏目的结局其实已经写定。得到消息的那天我很平静，小栏目的出现与消亡，皆不过是在与时代的节奏共振。这两个月里，许多读友以发消息的形式来“史料搬运工”的后台，询问小栏目的命运。有些询问不便回答也无法回答，实在抱歉。感谢所有关注“短史记”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感谢你们的留言、点赞与转发，感谢你们的义务校对，将这个小栏目支撑了十年之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是和它说再见的时候了。

▌发一篇书摘，来自郭建龙兄的新书《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已获授权。本文颇有助于理解贞观之治与唐朝官、民的生存境况。唐朝的财政系统继承自隋代，而隋代的财政系统又部分来自之前的西魏和北周。在这份传承的遗产中，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是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段持续的财政制度周期。第一次从秦汉开始，延续到三国、两晋，并结束于南朝。到了南朝逐渐衰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将军事劫掠式财政过渡到了定居式财政，并在北魏时由于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而得以固定下来，之后传给了东、西魏，再由隋唐所继承。在这第二段大周期中，以土地公有制和松散的财政为主要特征。北魏最初是从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占领中原时，中原由于连年的战乱，无主土地非常多。而新兴王朝在建立新制度时，往往是从古代的典籍里寻找依据，根据儒家传统，认为春秋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所以北魏在进行财政固化时，发明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土地分配方法，叫作均田制。北魏、北周、隋唐的所谓均田制，是指人民出生之后，就可以从政府获得一份土地，由他们一辈子进行耕种，并上缴税收。他们死后，政府回收土地，以便能够把土地分给新出生的人。由于土地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就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来向这些土地收税。到了隋唐时期，财政制度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了所谓的租庸调制度。唐代的税制从账面上看显得非常公平，它分别以土地、人头和家庭三个统计项为单位，进行三个项目的征税。但是，在世界税收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税制不能过于复杂，一旦税制复杂了，那么征收效率会非常低，不仅无法达到公平，甚至根本收不上来。而所谓的租庸调制就过于复杂。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租：按照土地进行征缴的税收。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土地里，其中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是由户主继承的，也就是属于私人田地，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进入分配池，重新分配给别人，这一部分就是公有田地。作为义务，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调：家庭手工业税。居住在各地的人们，根据地方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二丈绫绢，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三斤麻。所以“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庸：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需缴纳代役钱，每天为三尺丝绢。如果政府今年有事，需要多征几天力役，那么多征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征三十天则租和调都要免除。每年最多使用力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由此，“庸”是以人头为单位的。

1840年英军叩关，两江总督裕谦负责镇海防务。在给道光皇帝呈递的奏报里，裕谦对击败洋人一事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他的自信来自于一个基本常识：“夷人腰硬腿直，一击便倒”，洋人都是些无法弯腰屈腿的蛮夷，上了岸就没战斗力了。裕谦还兴致勃勃地告诉皇帝，洋人在镇海上岸后，曾被大清兵民打得落花流水，生擒了“白黑夷匪”各一人。这二人皆被裕谦剥皮处死。具体的剥皮方式，也写进了奏折里。白人俘虏被绑出营门后，“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缰，再行凌迟枭示”——将俘虏的两手伸展开来，再横着将两只手臂与肩背之处的皮给剥下来，这根长长的人皮，被做成了裕谦大人的马缰绳。黑人俘虏似乎死得痛快些，“戮取首级，剥皮枭示”，可能是砍了头之后才剥的皮。裕谦的自信，也是清帝国朝野的自信。大理寺少卿金应麟认为，洋人的战斗力主要来自甲胄，弱点是“两腿软弱，一击便倒”。关心时局、致力于搜集夷务资料的知识分子叶钟进（著有《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与汪仲洋（当时在浙江余姚为官），也认定洋人的双腿是致命弱点。叶钟进说，洋人“上岸至陆地，则不能行”，上了岸就走不动，拿大杖攻击腿脚，洋人就完了。汪仲洋说，洋人腿长“不能跨越腾跑”，加上眼睛碧绿害怕阳光，在中午时份根本不敢睁眼，要击败他们很容易。定海失陷后，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也传递了相同的讯息。他建议朝廷将定海周边民众发动起来杀尽洋人。林说，洋人上了岸就不可怕，他们有个致命弱点，就是腿脚僵硬，倒下后爬不起来。定海周边二百余里，有不下十万之众的村民，将这些人发动起来，很容易将上岸的洋人杀干净。下面这段引文，即来自林则徐的奏折：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该县（定海）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类似的文字，还见于稍早一些时候，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他们说：夷兵除枪炮外别无所长，他们“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上了岸便无能为力，实不足为虑。这类认知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却被举国上下视为常识，视为真知灼见。追溯起来，伪知识成为人人信以为真的常识，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也就是英军叩关的半个世纪之前。使团本为建立通商关系而来，清廷上下为了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却致力于将之弄成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贡。负责接待的钦差大臣徵瑞，甚至还上奏谎称使团的船舱中恭敬供奉着乾隆的画像。既然是朝贡，自然得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来访者与接待者不可避免发生了冲突。徵瑞们定要马戛尔尼等人三跪九叩，马戛尔尼等人坚持不肯，还说如果清帝国非要他们三跪九叩，那么清帝国也得派一名地位相当的使节向英王的肖像三跪九叩。冲突期间，乾隆给一线接待者下达过一份谕旨。谕旨的大意是：上次送来的奏折说英吉利使臣见了朕的圣旨，只行脱帽之礼；这回送来的奏折却说他们行的是叩头之礼。前后矛盾，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所以他们国家没有叩头这种礼节，只会脱帽鞠躬点头。大概是你们没弄明白这个事，所以把“免冠鞠躬点首”错认成了叩头。英吉利使臣真叩头也就罢了，要是只肯脱帽点头，你们就要好好开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来天朝进贡者，不但使臣要三跪九叩，国王亲自来也一样。到了天朝就要尊天朝的法度。虽然他们的腿“俱用布扎缚不能拜跪”，但在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也是可以暂且将绑腿布解开的嘛。三跪九叩结束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再把绑腿布捆回去也是可以的。总之，你们在接待时，要如朕这般好好开导他们。（《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128-129页）其实，在乾隆下达该谕旨之前，致力于说服马戛尔尼使团三跪九叩的徵瑞们，从未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说过事。毕竟，徵瑞们天天与洋人们待在一起，能见到他们的绑腿是什么样，也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否能够打弯。但在乾隆时代，皇帝的谕旨是绝对不可能错的。不管爱新觉罗·弘历是从哪里道听途说，认定洋人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有绑腿的风俗，徵瑞们都不能、也不敢在回奏中纠正皇帝的认知。皇帝必须永远正确，必须永远让下面的臣子们茅塞顿开五体拜服。于是，徵瑞在回奏说道：诚如圣上所言，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故此他们的风俗中没有叩首之礼。奴才我与地方督抚两次向他们宣读圣上的恩旨，他们都是脱帽低头。奴才我仔细观察，使团随从之人的绑腿用的是布，“十分箍紧”；贡使用的是绸缎，稍微松一点，还可以屈膝。于是我把天朝的礼仪规矩告诉他们，嘱咐他们好好学习三跪九叩，该使臣“欣然愿学”。奴才还遵从圣上的教导，“于无意中”提醒他们，若学不会三跪九叩，便会被其他藩国耻笑愚笨，该使臣深感惭愧。据奴才这几天的观察，该使臣已渐渐能够跪拜叩头了，只是“善于遗忘”，还需要奴才随时教导提点。（《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第374页）徵瑞奏折里的这些话，自然全是胡编乱造。绑腿不会破坏英国人的膝盖功能；马戛尔尼也从未松口说愿意三跪九叩，更不可能因为不会三跪九叩就感到惭愧。徵瑞胡编乱造这类情节，只是为了迎合取悦乾隆皇帝，只是因为他觉得乾隆皇帝会愿意看到这类情节发生。当然，徵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给自己留了后路，那就是马戛尔尼等人“善于遗忘”。于是乎皆大欢喜。黄一农考证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觐见乾隆所行之礼，既非三跪九叩，也非脱帽鞠躬，而是“单膝下跪”，“当周遭之人九次叩头时，他们则九次俯首向地”。对乾隆而言，这是一种变形的三跪九叩；对马戛尔尼来说，则是一种变形的脱帽鞠躬。双方都能勉强接受。最重要的是，皇帝得到了他想要的面子——洋人还是愿意三跪九叩的，只是他们常年“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腿部构造已经变形，已经没法像清帝国的臣民们那样做出完美的三跪九叩。有了这层粉饰，清帝国的史官们就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就马戛尔尼使团“朝贡”一事，堂堂正正写入“行礼如仪”四字。乾隆皇帝钦定的解释，自然不容挑战。于是，粉饰面子的谎言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理所当然地成了人人信以为真、也只能信以为真的常识。1816年，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双方在跪拜问题上重演了一番乾隆时代的纠纷。嘉庆皇帝想起父亲的钦定解释，于是下旨降下天恩，只要使团在行礼时能挂靠三跪九叩，也可以允许洋人“起跪之间稍觉生疏”。但阿美士德使团不愿配合演出朝贡戏码，双方终于不欢而散。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臣孙玉庭却告诉他：臣我以前做广东巡抚时，召见过英夷的使臣司当冬（注：即斯当东）。差役把他领进大堂后，他就摘下帽子“弓身俯伏”。据臣观察，他当时“两腿裤袜绷紧直立而不能曲”，只能行“弓身俯伏”之礼。这次到京城来的使臣，也是这个司当冬。他以前在广东对臣很恭敬，不至于到了京城就对皇上桀骜不驯。（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孙玉庭的说辞给嘉庆皇帝找回了面子，也进一步巩固了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这一谎言，使之成为清帝国官场与知识界无人敢于说破的伪常识。直到1840年英军叩关，朝野上下仍深信洋人的腿是弯不下去的，只要上了岸就没了战斗力。在镇江搞剥皮酷刑的裕谦，甚至以该伪常识为依据攻击山东巡抚托浑布，说托浑布的奏折里有“夷人欢呼罗拜”字样，根本是在欺瞒皇帝，英夷分明都是些“腰劲腿直”无法下跪之流，对自己的国王都无法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年间英夷朝贡失败的事情也是明证，托浑布居然撒谎说“夷人欢呼罗拜”，简直可恶。（梁廷柟《夷氛闻記》卷二）裕谦是真的相信洋人的腿有问题，相信他们下不了跪也上不了岸。可惜现实无情。1841年，英军登陆镇海，洋兵们上岸后不但行走跑跳无碍，战术素养更是远胜清军。裕谦无力抵御，兵败后选择了跳入泮池自杀，被救出后死于撤往余姚的途中。五十年举国上下心照不宣，如养蛊般让伪常识深入人心，终于结出恶果，砸了清帝国自己的脚。▼笔者的两本小书，点击链接可以购买，谢谢支持

一篇两年前的旧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诗的作者，是日本长屋王。《全唐诗》说，“长屋，日本相国也”。其人乃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第一子，生卒年公元684年-729年，是当时日本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唐玄宗执政初期，长屋王曾织造一批袈裟赠送中国高僧，袈裟之上绣有一诗，共十六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此诗在历史上的最大影响，是让高僧鉴真对日本产生了极友好的观感。公元742年，来唐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在扬州拜谒鉴真，请求鉴真向日本派遣戒行优秀的子弟，鉴真回复道：“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这段记载，见于日本僧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长屋王施赠袈裟的善意，强化了鉴真接受邀请、东渡日本的决心。他询问弟子中有无愿意响应“远请”前往日本传法者，众弟子皆沉默无语——在当时的唐人眼中，日本乃地处僻远、野蛮不化之地，弟子祥彦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即是此意。渡海的风险太高，故“众僧咸默无对”。见此情状，鉴真对荣叡、普照二人回复道：“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荣叡、普照邀请鉴真东渡，是在执行日本政府交代的使命。自公元733年来到唐朝，二人即在洛阳、长安等地四处探访、邀请高僧，始终没有成果，直到遇上鉴真。日本政府派人来唐朝聘请高僧，有两个原因。其一，佛教传至日本后，长期未能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故元兴寺上奏请求向外国聘请有授戒资格的高僧，得到天皇许可。其二，在当时的日本，为逃避租税、劳役而私自剃度出家者甚多，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力征发。聘请有资格的授戒师来建立完备的考试、受戒、度缘、公验制度，有助于改变私自剃度风行这一社会现象。唐玄宗天宝二年，也就是公元743年，鉴真与21名自愿随行者第一次东渡。同行者还有荣叡等人邀请的道航（权臣李林甫之兄的“家僧”）与如海（高丽僧）。道航自视颇高，看不起如海，以“少学”为由反对如海东渡。被激怒的如海前往当地衙门告发道航，说他造船入海是为与海贼勾结，欲引“五百海贼入城来”。地方衙门逮捕了荣叡、普照、道航等人。经四个月之长的调查后，如海因诬告被杖刑六十，道航等人等人获释，但海船被没收为官产。同年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东渡。同行僧人、工匠、画师等共计80余人。出发后不久，航船遭风浪击破，众人无奈登岸修理航船。航船修毕，启动第三次东渡，驶至舟山海面触礁，众人不得不再次上岸，前往明州（州治在今宁波一带）的阿育王寺暂住。期间有“越州僧”向官府告发，说荣叡等人引诱中国僧人前往日本，荣叡被地方逮捕送往京师，途径杭州时诈死逃走。天宝三载，众人准备第四次东渡，前往福州购买粮食、置办航船。弟子灵佑等不愿鉴真冒险，前往官府告发。众人在黄岩县被官府追及，押送回籍。天宝七载，荣叡、普照再次前往扬州谒见鉴真，筹划第五次东渡。众人于六月份自扬州启程，后遭遇飓风，在海上漂流十余日至海南岛。在海南，鉴真等人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天宝九年才经雷州半岛绕道广西，经广东、江西北归。北归途中，鉴真遇到一名自称能治疗眼疾的胡人，该庸医将原只是“眼光暗昧”的鉴真治成了完全失明。荣叡也在北归途中去世。这些变故也给了普照很大的打击，他不忍继续鼓舞年已六十三岁、体弱多病、最倚重的弟子祥彦等皆已去世的鉴真继续东渡，遂于中途与鉴真告别。天宝十二载（753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前往扬州拜访鉴真。藤原等人告诉鉴真，他们已知晓鉴真五次东渡，使团在京师时曾试图自唐玄宗处获得高僧东渡的许可。但唐玄宗的旨意是“令将道士去”，希望使团带回日本的是道士而非僧人。藤原让鉴真自己决定，是否要冒着偷渡的风险，第六次前往日本。鉴真做了肯定的答复。十月十九日，鉴真一行随使团悄悄离开扬州，十二月十日，终于抵达日本。这六次东渡，前后历时十二年。公元754年，鉴真入平城京，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太上皇圣武天皇、孝谦天皇及僧俗400余人授戒。公元758年，日本朝廷表彰鉴真的功绩，赐予其“大和上”的称号，赠亲王旧宅为鉴真的专修道场，即日后著名的唐招提寺。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这十年间的具体境遇（主要是政治境遇），学界研究存在一些分歧。汪向荣的《鉴真》一书认为，因思想理念方面的差异，鉴真曾遭到日本朝廷的冷落与“奈良旧教团”的排挤。支撑此说的一项重要证据，是淳仁天皇于公元758年登基的同日，免去了鉴真的大僧都之职。王金林认为，“鉴真在日本是受支持、受崇敬的”，他被免去大僧都之职“是鉴真自己的要求”。支撑此说的证据是《元亨释书》中有记载称“此日授（大和上）号鉴真。初为大僧正，真患纲务烦杂，故有此释”，可见“如果鉴真自己不提出来，朝廷也不一定免他的大僧都职”。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形未必是这两种意见之一。日本朝廷对外聘请高僧一事，本就存有世俗政治层面的目的，在政治层面引起某些力量的反对乃情理中事。鉴真东渡日本，旨在传播与交流文化，非为追求政治地位；但对日本朝廷而言，如何对待鉴真却不止是单纯的文化问题。纵观鉴真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有两点值得注意：（1）鉴真的文化地位与生活待遇受到尊崇，未曾稍减；（2）政治性职务存在调整，调整方式仍尊重鉴真。淳仁天皇的诏书里，免去鉴真大僧都的理由是“政事躁烦，不敢劳老”，考虑到鉴真该年已满70岁且双目失明，其精力与身体状况确实不宜纠缠在具体政务当中。免职大僧都的同时，淳仁天皇向鉴真赐住宅、赐水田旱地、赐宫中殿宇为传戒讲堂等，也可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公元763年，鉴真在异乡去世。这位76岁的老人历经艰难困苦，怒海出航，用自己的后半生，回应了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一种朴素的“以善意回应善意”。▼给自己的小书放个广告。《秦制两千年》大体算是基本坐标，《活在洪武时代》则是微观剖析。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千万注意当当网有100减50活动，随便凑一凑比直接下单划算）。

本文节选自笔者的新书《活在洪武时代》，当当网与京东有售。本书前言：《我想将温情与敬意，给予那些「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一、朕来给你们讲讲道理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一个叫彭玉琳的和尚，与他的七十余名信徒，被从江西新淦县押送至南京，由朱元璋亲笔批示处死。按明帝国的官方说法，彭玉琳是福建将乐县阳门庵的僧人，原名全无用。他行脚到江西新淦县，在这里自称“弥勒佛祖师”，以烧香聚会的形式建立起“白莲会”，当地民众杨文曾与僧人尚敬等成了他的信徒。然后，这个彭玉琳还不满足，又“称晋王，伪置官属，建元天定”，做起了皇帝梦。结果被地方官“率民兵掩捕之”，带着一群地方治安人员，便把彭玉琳和他的信徒七十余人全抓了起来。[1]彭玉琳是不是真的在做皇帝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组织的“白莲会”让朱元璋感到了不安。朱元璋亲眼见识过白莲教如何将一个个原子化的元代底层百姓聚合在一起，成为反抗元朝廷统治的中坚力量。他自己也曾荫庇在白莲教的旗帜之下，是这力量的一部分[2]。所以，尽管彭玉琳仅发展了七十余名信徒（考虑到此案存在扩大化，七十余名信徒这个数据是含有水分的），朱元璋仍高度重视此案，亲自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文章，要给全体大明百姓讲讲道理。这篇文章发表在《大诰三编》之中。文章以“呜呼”开篇。朱元璋说：自汉隋唐宋以来直到大明朝，总有许多愚民配不上他们所处的太平时代。这些愚民“厌居太平好乱”“累为造祸之源”，活在太平时代却不好好珍惜，总想着作乱，总成为破坏太平的祸源。结果如何呢？这些家伙“一一身死，姓氏俱灭”，不但自己死掉，连姓氏家族也完了。可惜的是，“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愚民总是不醒悟，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又一批批地冒出来破坏太平，成为时代的乱源。这番感叹结束，朱元璋便开始给大明百姓“摆事实讲道理”。他说：“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田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3]大意是：就说元朝吧，它的政治出了问题，天命要发生转移了。那些喜欢作乱的愚民，便都趁机冒了出来。最开始不过几个人，然后其他愚民跟风会合一起作乱。这类人与他们的家庭，我是亲眼目睹过的。元代太平时日，他们拥有田园与房宅，拥有桑枣与榆槐，拥有六畜与衣粮，什么都不缺。老人膝下有孝顺的子孙，壮年人继承了父辈积攒下来的好交情，只要与邻居和亲友搞好关系，大家和和睦睦，便没有需要忧愁的事情。即便是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尽其所有，穷也有穷的乐趣。虽然吃不饱穿不暖，遇上气候反常水旱蝗灾、蝗灾，还会被饿死，但终究不是死于兵刃。看看那些被军队追逼着仓皇投崖跳水自焚而死的人，再看看这些没饭吃没衣穿而死的人，两相对比，后者简直可以说是“优游自尽者”。“优游”是舒服闲适的意思，“自尽”即自然死亡。朱元璋的意思是：相比在乱世被人用兵刃砍死，在太平时代饿死冻死其实已经是一种福气，是一种更舒服的死法。据此，朱元璋向大明百姓发出了灵魂之问：为什么要去做好乱的愚民呢？安安分分做太平百姓不好吗？接着，朱元璋又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愚民们具体分析了一番参与作乱的风险与收益：“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乱已倡行，众已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减者甚多矣。”[4]大意是：富豪、中产与贫民纷纷追随作乱者，让“乱雄”有了力量，他们就会树立名号，或称王或称帅，效仿朝廷设置官僚机构。这些人虽是乱雄，但用人时，武肯定重用勇者，文肯定是重用智者，贤肯定重用有德行之人。只有这些人能占据高位，剩下尔等寻常人，不过是普通愚民，要么当兵要么种地，仍得受他们的奴役。在乱世里当兵也好，种地也罢，要承担的赋税与差役，必然要比太平时日更重。朕我当年便亲眼看到许多富人、中产与贫民，开开心心跟着别人去作乱，当兵后抛弃了房宅与土地，失去桑枣与榆槐，全家老幼跟着军队在野外四处游荡。早上父子兄弟一同出去与官军作战，晚上归来四人已死掉二三，眷属们在寒风暴雪中瑟瑟发抖吃不上饭，哭哭啼啼只想回乡。许多家庭在短短一年半载的时间里，便死光了成年男子，有些连幼儿与老父母也都死了。风险与收益分析完毕，朱元璋反问大明朝百姓：“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历史上这样的惨剧实在太多了，还不够你们吸取教训吗？朱元璋参与作乱多年，可谓“资深愚民”。他这番现身说法，也颇有些道理。绝大多数普通人确实只是时代变局中的炮灰——在元末的乱世里，朱元璋与人“共谋倡乱”时，想必也担忧过自己会变成炮灰。总之，他希望大明朝的百姓好好掂量一下自己，好好想清楚自己算不算勇者、智者和贤者。如果都算不上，那跑去参与作乱便只会成为炮灰，没有丝毫前途。当然，朱元璋也没有放弃“挽救”那些带头的“乱雄”和辅佐“乱雄”的勇者、智者与贤者。他如此警告他们：“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5]意思是：看看陈胜、吴广、杨玄感、王仙芝这些人吧。历史已经证明，带头作乱之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带头者让天下陷入战火，损伤人命甚多，苍天不会将天下交给他们。天命变迁的真正规律是“殃归首乱，福在殿兴”，带头作乱者肯定遭殃，捡便宜的一定是后起者。当然，朱元璋没有承认自己夺取天下是捡了前人刘福通、徐寿辉与韩林儿等人的便宜，他的话术是“天不与首乱者”（天意不护佑带头作乱之人）。但明眼人皆能明白，他其实是在警告那些潜在的首乱者：你们会是朝廷重点打击的对象，冒出来做首乱者，不过是让殿兴者捡便宜。道理全部讲完，朱元璋在文章的末尾，又对明帝国百姓实施了一番恐吓。他说：彭玉琳这个和尚其实是北遁的元朝派来的奸细（此说并无证据），他这次在江西新淦县搞事，连累了许多良民，有些百姓全家都被杀光了。但朝廷也是没办法，因为“难于分豁者多矣”，那些跟彭玉琳来往的人，哪些想作乱哪些不想，朝廷区分不了，只好一并全杀。百姓们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便必须谨记，“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6]，今后见到“南无弥勒尊佛”这白莲教的“六字真言”，须赶紧烧掉，不可碰触。前白莲教徒[7]充分吸取了历史教训，严禁明帝国的百姓们接触白莲教。二、遍地暴动的洪武时代朱元璋之所以要借“彭玉琳案”，向明帝国百姓灌输“宁为太平犬冻饿而死，也不做乱世人被兵刃所杀”的大道理，是因为洪武时代乃是一个百姓武力反抗此起彼伏的时代。南炳文与汤纲所著《明史》依据《明太祖实录》等材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和总结。比如：（1）在广东，“东从潮州起，中经惠州、广州、肇庆和韶州，西至高州和雷州，包括琼州和崖州”，几乎相当于整个广东，在洪武时期均爆发过民众的武力抗争。（2）在广西，洪武三年有阳山县百姓聚众起义，洪武五年有南宁卫激反当地百姓，三千余人揭竿而起，洪武八年有柳州卫辖区内的百姓起义，洪武二十八年的黄世铁起义规模极大，明军在镇压过程中杀死了壮丁一万八千余人及家属八千二百余人，暴动发生区域仅剩下六百四十八户百姓[8]。（3）在福建，洪武三年有惠安县百姓武力暴动，洪武五年有同安县百姓攻占县城，洪武十年有泉州百姓攻入安溪县抢走县印，洪武十二年有龙岩县百姓数千人落草雷公狮子岭，洪武十四年有福安县百姓八千余人揭竿而起、龙岩县百姓再次暴动。[9]上述三省情况如此，其他地区也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在明初六七十年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这些起义遍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十来个省份，规模大的有几十万人。一个王朝的初期，农民起义竟如此频繁，地域如此广泛，这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少见的。”[10]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三、民生凋敝的洪武时代洪武二十五年，太学生周敬心有一段冒死上奏，可以视为解释。当时，朱元璋为了明帝国的千秋万代，欲求助于迷信活动，下诏“求晓历数者”。周敬心趁机上疏批评，说国运的长短在于德政的厚薄，与历数无关，朱元璋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搞迷信活动，而是效仿两汉唐宋实施“宽大忠厚”之政：“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11]这段批评简要明快，揭破了洪武时代的“盛世”幻象：百姓们被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的教化渗透到基层，但没有百姓喜欢；朝廷的法律极其严苛，百姓也不愿服从。朝廷追求国富兵强，追求高深的城池和壮丽的宫殿，追求更广的领土和更多的编户齐民。所以不断征兵、不断汲取民财，对外征战不休，对内大兴土木。且不断发起震荡朝野的政治整肃运动，其中洪武四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便大搞了四次，大批官员百姓没做甄别调查便被诛杀。这些被杀者当中，许多人其实是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明史》说，周敬心这份“言辞激切”的奏章“报闻”给了朱元璋。至于朱元璋是何反应，周敬心的后续命运如何，无只字记载。周敬心不会无事生非写奏章去恶意诋毁朱元璋的治绩。他对洪武时代“力役过烦，赋敛过厚”的批评，在《大诰续编》中也能找到佐证。该编第三十三条里，朱元璋便提到：前代不必纳税的“小沟、小港、山涧去处”，已经“照地起科”纳过一次税的“灌溉塘池、民间自养鱼鲜池泽”等，在洪武时代的征税机构河泊所的管控下，竟然一概都要缴纳鱼课。为了从民众身上榨出税来，河泊所甚至做到了将“取鱼罾网、罩笼之类一概搜拿”的地步，连百姓捕鱼的吃饭家伙都没没收了。[12]朱元璋认为，出现抢夺百姓“取采虾鱼器具”这种恶劣事件，主要原因是河泊所里混入了大量的“奸邪小人”。解决这些小人的办法，便是发动百姓，若有河泊所官吏胆敢再抢夺百姓抓捕鱼虾的器具，“许民人拿赴有司，有司不理，拿赴京来议罪枭令，以快吾良民之心”[13]。实则真正的原因是：为了汲取民财，洪武时代设置了大量的河泊所（洪武十五年的数据是252处），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一般折算为钞）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14]。另据《大明会典》，明朝政府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共计689道，“皆以河字为号”，“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这意味着明朝政府设置的河泊最盛时多达近700处，每一处河泊所都设定了纳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15]。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更有甚者，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大诰初编》的第五十条，便记载了这样一桩案子：扬州的“瓜埠河泊所”欠朝廷“鱼课钞四万张”，湖官（也就是负责征鱼税的基层官员）已经跑了。户部派人去扬州追讨，地方政府的做法是：（1）在本辖区内“不令网业户及湖官陪偿，却乃行下富户追陪”，不去找渔民的麻烦（这些人已经榨不出钱来了），也不去搜捕湖官（成本很高），而是逼着扬州当地的有钱人出这笔税钱；（2）派人拿着公文，去“湖官”原籍所在的江西布政司追讨。江西布政司见到公文后，也懒得去搜捕逃走的湖官，“将平民一概科陪”，找了个名义让当地百姓来出这笔税钱（这种做法比去搜捕湖官容易多了）。据朱元璋讲，这套组合拳打下去的效果，是欠税四万，征回来八万，反而“盈利”了。[16]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洪武时代四处揭竿而起”这一现象的，还有解缙呈递给朱元璋的万言书。时为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以“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为饵，要解缙知无不言给自己提意见。解缙于是向朱元璋描述了他眼中的洪武时代：“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菓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宻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或疾病死䘮，逃亡弃失。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里胥不为呈，州县不为理。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17]大意是：土地有肥瘠的变化，物产有丰歉的不同，朝廷的商税却全按定额摊派。盈利了官吏会去盘剥百姓，让他们超额纳税；歉收了官吏也会去压榨百姓，让他们补足差额。已经有统一的夏税，茶椒仍要纳粮，果丝仍要缴税。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如此，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里长胥吏不上报，州县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需要注意的是，明代的“商税”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而是“行赍居鬻，所过所止皆有税，……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18]——出门带的东西，居家卖的货物，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只有农具、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洪武时代的商税税率，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实际操作中，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不搞定额制度，朝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便需要建立一套监察系统去监督每个征税点，使他们不敢偷税漏税，不敢侵吞税收。建立这种监察系统，既需要人力成本，也需要财政成本，运作起来还有时间成本。反观定额摊派，只须简单粗暴地以是否达成定额来考核税收点的官吏，便能保证朝廷的税收。虽然会因此造成的税负不公之类的伤害，但承受者不是朝廷，而是底层民众[19]。解缙提供给朱元璋的改革办法是：“宜令各处税课，随时多少从实征收。或令百姓各人户上先行补纳官收税钱，至冬均给还之。则众轻易举，官民俱利，百姓无巡拦之困矣。”[20]——应该让各处税收机关按照实际情况征收，或者让百姓们先把钱交上来，到了冬天再按实际情况返还。这样百姓就不会遭受“巡拦之困”——巡拦即具体负责征税的基层胥吏。其实，解缙说的这些，朱元璋全都明白。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的主簿成乐任职期满，其上司衙门给他的评语是“能恢办商税”。朱元璋见到该评语后，便命人去将成乐抓起来审讯，理由是土地的出产有常数，官府的税收有制度，所谓善于征收商税，定是“剥削于民”[21]。成乐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洪武二十年，户部上奏说，洪武十九年“天下税课司河泊所”征到的税比往年要少，“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为定额”，应该以洪武十八年的数据为法定额度，来考核各征税机关。朱元璋反驳说：税收本就该每年不同，如果拿往年的数据搞成定额，征不足的时候岂不是就要去搜刮百姓？还是应该“随其多寡从实征之”[22]。但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愿不愿意按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惩罚善于征税的官员、驳回户部的定额建议，从来就不是洪武时代商税征收的主流政策。所以，在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仍视“税有定额”为亟需改革的大暴政。四、告密风潮逼反底层百姓《大诰》里，朱元璋也于无意间提供了一些可用来佐证周敬心与解缙之言不虚的案例。比如《大诰三编》里讲述了一桩“底层征税人员害民案”，便是“税有定额”制度在基层造成的典型结果。案子发生在歙县。当地有百姓名叫吴庆夫，通过贿赂的方式做了本县的“巡阑”胥吏。“巡阑”即巡拦，是负责具体征税的基层工作人员。当上巡拦后，吴庆夫便开始作恶：“将乡民程保家买到牛二只农田，著要税钱二十六贯。民程保不敢与抗，遂与之。本家盖房，木料俱系是本处山场土产，其吴庆夫逼要税钱八十贯。贩干鱼客人至于本乡，著要税钱，准干鱼三十斤。”[23]朱元璋说：呜呼！我的天啊！住在万山之中的百姓盖个房子，用的树木是自家山场种植的，吴庆夫居然要去收他们木料税八十贯。百姓的两头耕牛，是从客商处买来，当时已经“入官文契”，也就是由客商交过税了，吴庆夫居然又跑去找农夫征税二十六贯。那些卖干鱼的小商贩，力气大的每次挑百十斤，力气中等的挑八十斤，力气小的挑六十斤。吴庆夫居然要收他们干鱼三十斤抵税。而且，“遍处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乡村住户不管有没开门店做生意，竟一概都要征收“门摊税”[24]——该税原本的征税对象，是那些在城里临街摆摊卖东西的小商人。这些小商人本钱有限，无力购置固定店铺，只好在街边找块空地，早上摆摊晚上收摊。吴庆夫则是下到乡里，挨家挨户去收“门摊税”。吴庆夫被押回原籍凌迟处死，一同协助他作恶的兄弟与儿子也被枭首示众。朱元璋还宣布，自此以后，凌迟处死便是巡拦害民的判罚标准。巡栏是官府摊派给百姓的免费劳役。朱元璋的政策是“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25]，官府摊派巡拦时，只能选城镇里的富民。这是洪武时代打击富民的常规手段。富民做巡拦没有俸禄，完不成征税任务便要受罚，便须拿出自己的财产来补足欠额。而且，因为巡栏是体制内最底层的办事人员，他们还会普遍遭受上级官吏的压榨。《大诰续编》里便提到一位叫做时子清的巡栏，被他的上级（应天府宣课司的大使、副使、司吏、攒典等）压榨，须每天向这些人分别提供少则一斤，多至三斤的肉食（巡栏征税可以收实物，这些肉食自然源于对底层肉贩的榨取）[26]。吴庆夫愿意主动花钱买巡拦来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合格的坏人”，可以从底层百姓身上榨取到足够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在满足上级官吏的索求后还可以有盈余。他做上巡拦之后非常积极，往乡下往山里到处跑，不放过任何征收商税的机会，核心驱使力便在这里。没有制度的约束，个人的德行是靠不住。如果制度还鼓励人去作恶，不肯作恶便要由自己来承受制度之害（比如拿自己的家产去填补税收缺额），那么吴庆夫必然成为多数。由吴庆夫们的做法来看，洪武时代商税恶政的严重程度，实已远超出了解缙的描述。解缙说的是“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实际情况是吴庆夫们根本不会考虑什么“盈”或者“歉”；解缙说的是“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实际情况是除此之外，吴庆夫们还会就同一件商品，先向卖家征税，再向买家征税。回到本文开篇的彭玉琳案。朱元璋没有讲江西新淦县的百姓为何愿意信奉彭玉琳，仅简单粗暴地将彭玉琳等定性为“愚民好作乱者”。但在《大诰三编》的第三十七条里，朱元璋谈及另一桩案子时，再次提到了彭玉琳这个名字。据朱元璋讲，该案的大致情节如下：金坛县有一名叫做潘行的人，是监生出身，做了江西乐安县的知县。乐安县有一名叫做周公焕的人，也是监生出身，做了太平府的同知。这两人做监生的时候是“同堂生员”，相当于同学。周公焕还有一个叔叔叫周德泰，做过旌德县的县丞，后来因事被刺面罢官，回了家乡。周公焕丁忧回到乐安县老家，便与叔叔周德泰、老同学潘行经常往来。这期间，乐安县有个百姓叫做陈添用，前往县衙举报另一名百姓罗本中是“胡惟庸行财之人”。这位罗本中之前已经被告发过一次，后来用钱搞定了。这一次再被告发，觉得自己可能躲不过去，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将财谷散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自后宰杀牲口，与各人夤夜商议，前往福建杨门庵，请给彭玉琳和尚旗号回归。抢掠本都民人杨恩等家钱谷，意在积粮，接应彭玉琳作乱。及见官军剿捕，彭玉琳被获，方才止息。”[27]“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彭玉琳案发生于洪武十九年。也就是说，胡惟庸被夷灭三族已经六年了，朱元璋掀起的全民大告密运动仍未止息，底层民间仍有人在举报别人是“胡惟庸党羽”。这种恐怖的告密活动，终于将罗本中和同乡“叶志和等五十八人”逼到了绝境，想要加入到彭玉琳主持的白莲教里去寻求庇护。“胡惟庸案”本是政治案件，并非经济案件。朱元璋制造该案的动机，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在洪武六年推行的“察举制”有一种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察举取士的本质是关系网政治，处在官僚系统最顶端的丞相胡惟庸，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成为察举关系网的核心。进而，整个官僚系统便会围绕着胡惟庸，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详见本书前文《郭桓案》一章）。朱元璋在宣传上将胡惟庸案弄成谋反案和贪腐案，是因为权斗层面的动机不便对外公开。故此，那些被举报为“胡惟庸同党”的经济犯，大多名不副实——贪污腐败乃是官僚系统的常态（并不是说这种常态是对的），未必与胡惟庸有什么实质性关系。彭玉琳及其信众在江西新淦县被镇压，让罗本中等人的孤注一掷失去了依托。无奈之下，只好回过头来寻求地方官府的帮助。据朱元璋的叙述，后续的发展是这样的：（1）罗本中让儿子罗伯彰前往县衙举报陈添用，说他存在“强占有夫妇人”等不法行径。（2）知县潘行接受了“周公焕叔侄并礼生耆宿曾原鼎”等人的嘱托（“礼生”指的是主持丧仪祭祀之类工作之人），拿了罗本中的钱，站在了罗本中这边。（3）县衙“着落里长体勘”，让里长去查陈添用究竟有没有强占有夫之妇，结果里长回报说没有。（4）周公焕叔侄与知县潘行没办法，只好将陈添用当做“积年民害”抓起来押送京城。陈添用说正好可以拿着《大诰》进京告状。潘行没办法，只好让皂隶在押送途中将陈添用给放了。（5）陈添用被释放后，仍进京举报知县潘行。潘行于是将之前负责押送陈添用的弓兵找来，让他们举报陈添用是押送途中逃跑的“积年民害”。[28]没有任何调查，朱元璋选择了支持陈添用的举报。这种支持显然与“彭玉琳案”有很直接的关系。白莲教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彭玉琳在洪武时代到处传播白莲教，不管他有没有造反的心思，朱元璋都会镇压他。罗本中有过联络白莲教的想法，自然也是必须镇压的对象。陈添用究竟有没有诬告，罗本中与“叶志和等五十八人”究竟是不是胡惟庸案的余党，知县潘行等人究竟是拿了钱贪赃枉法，还是本就不认可陈添用的举报，都已经不再重要。此案中，罗本中和所有支持过他的人，皆被朱元璋下令“凌迟示众”。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记录此案，目的是警告那些“监生进士居官者”不要朋比为奸，他关注的焦点是知县潘行与周公焕叔侄来往密切，他不喜欢这种密切。朱元璋没有意识到，他留下的是一桩底层百姓被大告密运动逼至造反边缘的真实案例。这桩案子，泄露了洪武时代的恐怖底色。注释[1]

公元763年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平定。杜甫在蜀中闻知消息，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他还在诗题中加了自注：“余田园在东京”。马鸣谦在《唐诗洛阳记》中解读此诗说，“苦忍了多年的思乡之情此时喷薄而出，正如奔涌出峡的长江水浪一般。杜甫归乡心切，已在想象自己归返洛阳的路线。这首诗没有用典，没有雕琢，全凭一腔热烈情感写出，是压抑太久后信笔而成的一曲欢乐颂。”可惜，欢乐的时光短暂，回乡的路途却很遥远。这一年，杜甫五十一岁，人生已只剩下七年时光。公元770年，他病逝于自潭州前往岳阳的舟中。要再过四十余年，也就是公元813年，他的遗骸才能如愿回到洛阳，葬于首阳山下。《唐诗洛阳记》用了一整章，来叙述杜甫的归洛之思。他原是自幼长于洛阳仁风坊的意气少年，七岁“咏凤凰”，九岁“书大字”，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所结交者皆是洛阳文坛有名有姓的人物。壮年离洛漫游四方，同行者多是李白、高适之辈。那时节的他天辽地阔，似乎并不以洛阳为故乡。在《赠李白》中，他说的是“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他视自己为洛阳之“客”，将梦想与主场放在了长安。那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之所在，是天下读书人施展才能、实现抱负之所在。须待在仕途上饱受磋磨、在安史之乱里迭经颠沛流离之后，洛阳才会慢慢变成杜甫诗中念念不忘的归处。杜甫对洛阳的归思，也许并不止是地理层面的涵义。在洛阳生活的那段岁月，正值开元全盛之日，于杜甫而言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黄金时光，未来充满了希望，仿佛有着无限的可能。颠沛流离中的他念念不忘回到洛阳，既是在怀念家乡的风物与人情，也是在追忆往昔的宁静与美好。只是，空间意义上的洛阳回不去了，时间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唐帝国正以无可阻遏之势急速下坠。大下行时代里，没有什么东西稳定而确切。对杜甫来说，唯一能够把握住的，也许只剩下诗作——书写未必能改变世界，但至少可以记录世道的堕落与残酷。遗憾的是，杜甫的写作似乎并不能引起时代的共鸣。公元769年春天，他于湖湘奔波中写下一首《南征》，内中有一句凄凉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此时距离杜甫去世，仅剩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相当于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那些东西，《新安吏》《潼关吏》与《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与《无家别》，《春望》《兵车行》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赞誉，没有知音。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非自怨，而是一个沉重的事实。杜甫喜好交游，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多有往来，这些往来见于他的诗作。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鲜少评价杜诗。好友李白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时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原因是作诗太苦。至于杜诗本身，李白无一字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仅三人，他们是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和身份不明的任华，皆是文坛边缘人物。“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杜甫遭遇的却不止是无视——他关怀现实的写作取向与时代旨趣不合，曾给自己招来攻击。今人已见不到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同为唐代人的韩愈却见过，他写诗替杜甫鸣不平，嘲笑那些攻击者是愚昧的“群儿”，说他们的攻击行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大概也听过这类攻击，所以写了《戏为六绝句》来“寓言以自况”。他在诗里拿庾信与初唐四子的典故借题发挥，委婉回应说：庾信上了年纪后写的诗赋更老练，反倒是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先贤也要怕了这些活着的后辈；又说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可惜“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挑刺者的肉体与姓名都要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却会万古流传。无视也好，攻击也罢，究其实质，皆是时代对杜甫的刻意过滤。樊晃是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期间编纂有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指笔墨游戏里那些让人读了感觉爽的东西。《饮中八仙歌》里的段子，如“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便是典型的“戏题剧论”。樊晃这段文字，透露了时代过滤杜甫的玄机——不是杜甫没名气，导致他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根本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流传他那些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自安史之乱中幸存下来的唐王朝，要的是文人们以诗词歌赋点缀升平，要的是饮宴聚会时有“戏题剧论”可为谈资。斯文已坠，肉食者不愿听到关怀现实的声音。于是乎，杜甫在唐代人编选的唐诗集中也失去了存在感。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四种选有李白之诗，五种选有王维之诗，五种选有王昌龄之诗，五种选有钱起之诗。这些诗人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一种集子，选有七首杜甫的寻常诗。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里，就没有杜诗。高仲武在序言中，就选诗标准说了很多漂亮话。他说，自己选诗的时间范围是“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也就是诗作须写于唐肃宗至德初年（756）到唐代宗大历末年（779）这段时间。他又说，自己“博访词林”“述者数千”，已尽力搜罗。他还说，入选诗作须主旨健康，最好“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决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若真按这些漂亮话来选诗，那杜甫是绝不该被忽略的存在——就时间段而言，此时杜甫的创作力极旺盛，760-770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写了千余首诗作。就名声而言，杜甫绝非毫无存在感的之人。就诗作主旨而言，杜诗也常见对“王政”“国风”的反思与批判。然而，高仲武选了二十六名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其中没有杜甫。为什么不选杜甫？答案其实就藏在高仲武的序言里。他说：唐王朝立国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之久。此前的叛乱让文人们中断了写作，好在先帝肃宗平定中原，皇上即位后又“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让世道清平，让创作复兴。所以我高仲武“不揆菲陋”，要编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与皇上的功绩。言下之意，颂圣才是真正的选诗红线，余者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漂亮话。三吏三别里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兵车行》里的“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满满皆是“负能量”，自然没资格、绝不能出现在《中兴间气集》中。杜甫的遗骸漂泊了四十余年，才归葬洛阳。杜甫的诗作，也尘埋了半个世纪，才被后人重新发现其伟大。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正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再等两年才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们心中，杜甫是一位真正的诗人。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白居易说：我写了贺雨诗劝皇帝改善民生，众人听了认为不合时宜。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众人听了全都不开心。我写了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听了脸上都有痛恨的表情。我写了一首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寄给你，当朝的执政者听了已愤然扼腕。我写了描述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听了咬牙切齿……在如今这个时代，我诗作中最受欢迎的，只是杂律诗与《长恨歌》这种东西。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却不喜欢。再后来，唐末五代的战乱与流离，也让部分读书人想起了杜甫，想起了他曾遭遇过的战乱与流离，想起了他在战乱与流离中对时代的记录与忧思，“诗史”的称号渐渐得到公认。再后来，经历“熙丰新政”乱局的苏轼也在杜甫的诗中找到了共鸣，他赞扬李白与杜甫同为“凌跨百代”的绝世之人，又说在古往今来的诗人当中该以“杜子美为首”，毕竟，杜甫关怀现实、忧虑民生，而李白从来就不是“济世之人”。再后来，文天祥也在狱中感慨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我想对这个糟糕世道说的话，杜甫早已替我说完了。可惜，韩愈、白居易、苏轼与文天祥们的赞誉，杜甫没有机会听到。他回不去地理意义上的洛阳，也回不去精神层面的洛阳。他的诗作不受欢迎，他的忧思无人倾听。他是一个不受时代欢迎的批评者，那病态的时代，反要以他为批判对象。

给自己的新书做个广告。很高兴出版社设计了一款很有意思的封面——朱元璋确实是一个长期致力于粉饰政治面孔，也丢失了生理面孔的人。本书正文十三章，大体可以还原其政治面孔。书末所附《朱元璋“丢脸考”》，则旨在揭示其生理面孔是如何失踪的。下文是本书的《前言》。前言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与奸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初编》里，朱元璋骂洪武时代的百姓，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知其报”的“顽民”[1]，不懂得感恩君王报答君王。对句容县百姓实施了大屠杀后，朱也不忘感慨“若此顽愚，将何治耶！”[2]。《三编》里，朱元璋回顾颁布《续编》的动机，也说是为了“警省愚顽”[3]。《大诰武臣》里，朱元璋又说，军中将官全是些“愚顽贪财不怕死的，说了干无事。似这等难教难化，将了怎地好？”[4]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本书讲述的，便是这些人的故事。按朱元璋四编《大诰》的说法，这些“愚顽”全都是些不可救药之人，他们被罚去做工役、充军流放乃至枭首凌迟株连全家，皆是罪有应得。但须注意的是，勒令明帝国百姓户户皆有、人人诵读的《大诰》，究其本质乃是一种宣传品。朱元璋颁布这些宣传品的核心目的，是想要树立自己仁德爱民的政治形象[5]，并对明帝国百姓实施思想控制[6]与行为控制[7]。所有的宣传品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会将其真实目的或者可怕的那一面，用各种漂亮的外衣层层包裹起来。《大诰》自然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初编》第五十八条的内容，是朱元璋要在明帝国全境实施“乡饮酒礼”[8]——这是一种古老的聚餐活动。据《仪礼》记载，这种活动原本在“乡校”（地方官办学校）举行，由乡大夫与乡先生拟定宾客名单，再邀请宾客至乡校中堂，奏乐敬酒以示尊重[9]。活动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宾贤能”，也就是招待贤者（唐代演变为宴请科举中榜者）；二是“尚齿”，即对年老者表达敬意。自两汉至唐宋，乡饮酒礼的主要操办者乃是地方官府。唐太宗曾在贞观六年下诏，命令各州长官负责恢复该礼；唐玄宗也曾在开元六年下诏，命令地方官府在每年十二月必须举行乡饮酒礼[10]。乡饮酒礼的这种传统形象，便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与前代重在表彰与致敬不同，朱元璋版本的乡饮酒礼增入了“别奸顽异罪人”的内容。他在《初编》里说得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呜呼！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里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吾今特申明之，从者昌，否者亡。”[11]按朱元璋的规划：（1）乡饮酒礼进入吃喝环节之前，会有漫长的政策宣讲和律例诵读，地方上所有百姓都要参加——早在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便已下诏勒令有违法犯罪前科者必须出席乡饮酒礼，“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自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12]，胆敢不参加者便是“顽民”，会被强制流放至偏远地区。（2）整个宴会分“正席”（善良之席）和“外座”（奸顽之席）两大区块。“年高有德者”与“高年淳笃者”坐在善良之席的上首，余者按年龄顺序入座。“违条犯法之人”只能集体入座奸顽之席。若有人不守规矩，或主持者纵容他人不守规矩，都要被流放。这种区分，是此前任何朝代举办乡饮酒礼时，都未曾有过的举措[13]。很显然，朱元璋的意图是以传统的乡饮酒礼为壳，来推行一种以集体聚餐的方式对“曾违条犯法之人”实施当众羞辱的治理政策。目的是让这些已被官府贴上“顽民”标签的明帝国百姓，在已遭受了律法的惩处之后（大诰的量刑尺度本就远超《大明律》，多是法外之刑），仍须永久性地陷在“社会性死亡”的泥潭之中。为了将该政策落到实处，朱元璋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若有“奸顽罪人”入座了善良之席，不但主持聚餐者会被治以重罪，乱席者本人也会被全家流放边疆。为了提升该政策的威慑力，朱元璋还强化了乡饮酒礼的频率。唐宋两代不过由州府每年举办一次（许多年份甚至不举办），朱元璋则规定府州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举办一次；县以下的里社，则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次。换言之，一个被烙上了“顽民”标签的底层百姓，每年至少要被拉出去示众羞辱四次。这种让人一辈子社死的法外之刑是极为可怕的东西。朱元璋却可以用“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之类的文辞，将这种可怕的法外之刑打扮得理所当然。再如，为了消灭“逸民”，朱元璋实施了严酷的知丁法，认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的害虫。为了消灭这些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且逼迫民众互相举报，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这个“逸夫”犯了事被官府拿住，“逸夫”本人处死，邻居、亲戚与里甲连坐，要被流放到不毛之地[14]。这种暴政只能造就一个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高压社会、特务社会。许多的所谓“逸民”便因为邻居亲戚的举报遭受了工役流放乃至诛杀的酷刑。朱元璋自己在《大诰续编》中也承认，“蒸民之中有等顽民，其顽也如是，其奸也如是，其愚也如是。呜呼!……今朕不能申古先哲王之道，所以奸顽受刑者多”[15]。为了粉饰这种残酷，《大诰》中所有与消灭逸民有关的内容，都被精心包装了起来。包装的基本手段，便是渲染逸民如何包揽词讼，如何敲诈勒索，如何为非作歹。《大诰续编》里，朱元璋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列举：松江当地的逸民如何与官府勾结，“纷然于城市乡村扰害吾民”[16]；嘉兴当地的逸民，如何私刻催粮官的印章，假装成朝廷的催粮官，一路骗吃骗喝敲诈民众[17]……这种不厌其烦的列举，将残酷害民的知丁法，打扮成了“全是为了民众好”。其实，只要稍具逻辑，便并不难看穿这当中的玄机：（1）无论是勾结官府迫害民众，还是私刻官印敲诈民众，问题的根源都在官府。惟有官府失职，逸民才会有包揽词讼之类的机会。（2）部分逸民犯罪，不代表所有逸民皆有罪。罗列一桩又一桩逸民犯罪的案例，来证明所有逸民都是社会的害虫，来证明民众没有在士农工商之外另寻生计的权利，来证明邻里间有互相举报互相告密的必要性，来证明没有“路引”便不许离开村镇的政策具有合理性……如此种种，都是说不通的。综而言之，《大诰初编》七十四条，《续编》八十七条，《三编》四十三条，《武臣》三十二条，朱元璋共计讲述了约两百桩案子。作为宣传品的一部分，这些讲述是不能当做信史直接采纳的。每一桩案子的发生逻辑、每一名“洪武愚顽”的命运脉络，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大诰》里的每一桩案子都是冤案，朱元璋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大诰》是一种宣传品，也是一种史料，一种需要细作甄别的史料。事实上，《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这也导致本书对案件的重审，往往只能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最终获得重构的，也往往止于“某一类愚顽”在洪武时代的生存境况。钱穆有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18]身为小民的笔者，只能将这温情与敬意给予洪武时代同属小民的“愚顽”们，同情他们的辗转腾挪，致敬他们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致敬他们能够熬过洪武时代。注释[1]

一篇五六年前的旧文。谈的是当时的“新教材”和“旧教材”。当下的教材已有不少修订，与笔者的引文会有差异。读了读新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发现较之旧教材①内容有很多变化。试以关于汉武帝的描述为例。统编本《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2课，标题是《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具体内容分三个小节：“推恩令”的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专卖。这些内容，在旧版教科书（人教社）中，占据两个小节，分散置于第12课、13课之中。②也就是说，统编本在内容总量有所减少的前提下，将分散的两个小节扩充为三个小节，且整合成了独立的一课。下面主要说一说新教材与旧教材在具体内容上的措词变化。一、关于“推恩令”统编本的说法是：

在当代北中国的民间，仍残存着一种排斥生肖属羊者的迷信风气。该风气认为属羊者命不好，“十羊九不全”；甚至歧视属羊的女性，觉得她们会克夫。迷信当然是荒诞的。但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迷信，本质上都意味着一段连漫长时光也无法抹灭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变成荒诞的迷信，则只是因为历史记忆没有得到合适的梳理与正确的书写。对属羊者的歧视正是如此。在秦汉时代，羊本是瑞兽。《说文》里对“羊”的解释是“祥也”[1]；董仲舒也说过，“羊，祥也，故吉礼用之”[2]；《春秋繁露》里还说，羊吃母乳时“必跪，类知礼者”[3]。四羊方尊等传世青铜器，是羊本瑞兽的明证；两汉知识分子推崇羊，是因为他们将羊视为懂得“跪乳之礼”的瑞兽。

许多为秦始皇辩护者，无论古今，常会纠缠一个问题：秦始皇坑的明明是方士，为何要说“焚书坑儒”？他们认为，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先是负责给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卢生与侯生逃跑，引起秦始皇的愤怒，然后秦始皇开始清算旧账，说自己不惜重金召集方士求长生之药，结果却是“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有人拿到钱就没了消息，有人不断要钱却毫无成果，还有人得了赏赐却诽谤自己，所以才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以警告天下。总而言之，“秦始皇坑的其实是方士，这些方士整天装神弄鬼骗秦始皇，秦始皇一生气，就把他们给坑杀了。”这类辩护，实是在选择性裁剪史料。同样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内中还有这样几段记载：（1）秦始皇痛斥卢生与侯生时，曾提到“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意思是，秦始皇知晓卢生与侯生“诽谤”自己并逃跑后，便让人去调查咸阳城内“诸生”的言论，发现其中流传着相似的“妖言”。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诸生”不限于在皇帝身边装神弄鬼的术士，而是咸阳城内登记在册的所有读书人。所谓“妖言以乱黔首”，指的是针对现实环境的批评。卢生与侯生的“诽谤”便是这种性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得很明白，卢生与侯生虽是陪秦始皇玩“求仙药”游戏的方士，但他们的“诽谤”内容却主要是在批评秦始皇，说他太将自己当回事了，“以为自古莫及己”，觉得古往今来没人比自己更伟大；说他不用“博士”专用“狱吏”，征召了七十名“博士”（秦朝官职，负责记录史事及管理典籍）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说他独断所有政务，丞相和大臣“皆受成事”，没资格参与决策，只负责执行命令；说他喜好刑杀，弄得上上下下无人敢提不同意见，且极为贪恋权势，“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如此种种皆与装神弄鬼无关，却能破坏秦始皇在民间的形象，“乱黔首”便是此意。（2）怒斥完卢生与侯生后，秦始皇下达命令，“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传相”是轮流递换的意思，“告引”是举报揭发的意思。这整句话的大意是：秦始皇让御史衙门负责，将全咸阳城的“诸生”都控制起来，挨个实施审讯，逼迫这些读书人互相举报互相揭发，结果筛查出460余人说过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下令将这些人公开坑杀于咸阳城，以杀鸡儆猴，警告天下之人。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秦始皇选择坑杀对象的标准，与是不是术士无关，只和有没有所谓的“诽谤”言论有关。（3）坑杀诸生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记载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有不同意见，他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诸生皆诵法孔子”一句，足以证明被秦始皇所坑的“诸生”，并不是什么装神弄鬼的术士。《史记》关于坑儒的记载今人之所以纠缠于“坑儒生”还是“坑术士”这个问题，主因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杂用了“方术士”“方士”与“诸生”的称呼。欲为秦始皇辩护者觉得在这里发现了司马迁的漏洞，于是选择性聚焦于“术士”与“方士”这两个称呼，而无视“诸生皆诵法孔子”这样的记载——李开元先生干脆宣布“诸生皆诵法孔子”这段记载是伪造的，“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但他这样说的理由却只是个人揣测（见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司马迁杂用“方术士”“方士”与“诸生”，是一个叙述漏洞吗？当然不是。熟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者应该知道，该列传中不但收录了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与荀子的传记，也附有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的传记。邹衍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按理应该归入术士一派。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将之与孟子、荀子放在一起，是因为邹衍本是儒家信徒。在邹衍之前的孔子与孟子，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邹衍目睹统治者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又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试图用天意来节制王权。操作方式是：先用“天运”（五德始终说的雏形）来诱惑王权，给他们增加合法性；待君王们接受了知识人对“天运”的解释权，知识人便能通过解释“天意”来约束王权。故此，在司马迁的评价体系里，邹衍表面上是方士，实则“方士其表，儒生其里”，乃是儒生一脉的变体，故而可以与孟子、荀子同传。后世的思想史学者也都体察到了这一点，如李山评价说，邹衍的方士化“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徐复观也说，“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批评秦始皇统治无道的侯生与卢生，正是这类“方士其表，儒生其里”之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陪秦始皇玩“求仙药”游戏，思想倾向却与邹衍同调。他们在批评秦始皇时，有一句话值得引起特别重视——“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侯生与卢生说：秦始皇压制批评意见，导致朝中有编制的三百名“候星气者”只能赞颂秦始皇，而不敢借天象来批评秦始皇的过错。侯生与卢生是术士，这些“候星气者”也是术士。侯生与卢生不敢当面批评秦始皇，选择了逃跑；三百名“候星气者”也不敢批评秦始皇，选择了阿谀奉承。侯生与卢生还说，这些“候星气者”本来都是“良士”，可惜了。这些话，是两位欲做邹衍式儒生而可不得者，对另一群欲做邹衍式儒生也不可得者的同病相怜。如此，再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用词，便能明白司马迁的叙述实有深意。该本纪中，只有两处使用了“方士”或“方术士”。一处是司马迁称呼徐福，写的是“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后文紧接着叙述徐福耗费巨资求仙药无果害怕被秦始皇惩罚而另行诈骗之事。一处是司马迁引用秦始皇之言。秦始皇说自己“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他地方，包括侯、卢二人，包括被御史衙门管控审讯的对象，包括最后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司马迁一律使用了“生”与“诸生”。这些用词里含有价值判断。在秦始皇眼里，征召来的“士”无非两类，一类负责歌颂太平，叫做“文学士”；一类负责给他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叫做“方术士”。除此以外，任何关怀现实的批评者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惟司马迁以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价值观区分了“方士”与“诸生”。徐福的所作所为没有现实关怀，玩阴阳方术只求个人富贵，所以司马迁称呼他为“方士”。侯、卢与那些被查出来曾对秦始皇发出批评之声的读书人，怀有对现实政治的浓重忧思，所以司马迁始终称他们为“生”或“诸生”。太史公像其实，坑儒乃是焚书的必然后续。焚书的直接导火索，是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宴会，七十位博士奉命敬献颂词。来自齐地的博士淳于越进言，援引历史资料，建议以皇族子弟为主体实施分封制。丞相李斯起来反驳，叱骂淳于越乃是“愚儒”，讽刺他的智商理解不了始皇帝建立的“万世之功”。末了，李斯建议实施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按李斯的主张，除了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皆要焚毁。除了博士官职务用书外，天下人皆不许收藏《诗》《书》与百家典籍，原来收藏有此类书籍者，须将之交给地方官府焚毁。若有人胆敢引用《诗》《书》来批评当下（辛德勇先生认为，“偶语”即“寓语”，指借《诗》《书》来说事儿，笔者极为认同），要被处以弃市之死刑；若有人胆敢借古代之事来批评当下，要被处以族诛之刑。官吏知情人不举报与之同罪。焚书令下达后三十天内不执行者，要在脸上刺字罚去做四年劳役。民间只许存留医药、占卜、种树之书。秦始皇完全同意李斯的建议，宣布就按这套办法去做。《诗》《书》是儒家经典。禁止民间收藏《诗》《书》，禁止读书人援引《诗》《书》中的典故与观点来谈论现实问题，否则就要抓起来杀头，咸阳城内的“诸生”自然只能噤声。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发生的事情。次年，卢生与侯生自咸阳逃跑、秦始皇全面清查咸阳城内“诸生”的言行，并实施了“坑儒”的暴行。两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相继发生，显见一脉相承——卢生与侯生要跑，是因为“焚书”带给了他们巨大的刺激；秦始皇要“坑儒”，是因为他发现光焚书还不够，还不足以消灭所谓的“诽谤”。在秦始皇的本纪中载入“焚书坑儒”这一暴行，是司马迁对此域文明的一次大贡献。自此以后，历代君王们虽常效仿秦始皇以血腥杀戮来钳人之口，却再无人胆敢如秦始皇般“理直气壮”。残暴如乾隆，在下诏实施文字狱时，也仍要在诏书开篇写上一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绝不肯承认自己在搞焚书坑儒。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不肯承认，透露了他知道焚书坑儒不对，知道干这种事情会遗臭万年。抬升此域的文明底线，让残暴如乾隆之辈知耻，正是无权无势的太史公想要做到、也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今人谈论二战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常会不自觉使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之类的说法。这种说法的实质涵义，是对战争责任实施两分，也就是将“大多数普通民众”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其实，日本于1945年战败后成立的东久迩内阁，是拒绝这种“两分法”的。东久迩内阁的主张是实施“一亿总忏悔”，来反思日本的战败责任——注意，是“战败责任”，而非“战争责任”。所谓“一亿总忏悔”，指的是日本的战败责任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军人，也包括普通民众，都有反省的必要。具体该反省些什么？东久迩在1945年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一段发言，颇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毁坏，……加之,惨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事件以及苏联的参战，也构成了战败的原因。此外，过多的法律规则肆意泛溢，还有许多不适合我国国情的统治体制，虽然不能说全部，仅在某些部门实行，就已经彻底捆绑住了国民们的手脚，使得他们无所作为，我觉得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并且，我认为是不是政府、官吏以及军人们自己在不知下觉之中，把这次战争引向了失败的方向呢？……进而，我认为，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也就是说，军人、官吏半公开地、普通民众则是秘密地介入黑市。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不行。但是，国民道义的荒废也是其原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仟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78~79页。）按东久迩的逻辑，政府官员、军人与普通民众，都是日本这架战争机器上的零件。战争输掉了，所有的零件都有责任。政府的决策需要反省，军人守不住阵地需要反省，百姓们道德低下违背国法参与黑市交易（多是为生计所迫）也需要反省。在美国的干预下，东久迩内阁只维持了不足两月。新成立的币原内阁于1945年11月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内称：“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这种说辞，与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一脉相承——《诏书》815个字，未提及“投降”，也未承认“战败”，且将战争（指1941年开始的“已阅四载”的与英美间的战争）说成为谋求日本“自存”与东亚“安宁”的不得已之举。谈及被侵略国的抗日行为时，还使用了“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等字眼。较之东久迩内阁，币原内阁的一大变化是没有再提“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这也是美国干预的结果。美军进驻日本后，致力于压制那些美化侵略的声音，币原内阁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便被美国认为有“美化圣战”的意味，将改词禁用。东久迩内阁的“一亿总忏悔”口号，旨在呼唤全体日本国民一起来为“日本战败”忏悔，一起来扪心自问应对“日本战败”负有怎样的责任。这种忏悔，不是在否定侵略战争，而是在反思侵略战争为何会失败。任由这种“一亿总忏悔”发酵下去，必会再度激发出激烈的仇外仇美的情绪，必会对驻日美军构成威胁。币原内阁不提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并不意味着仇外仇美情绪已不存在。1945

之前写过几篇与胡适先生相关的文章，一并附在下面：

“日本的明治天皇合于乾卦之九五，飞龙在天，当时的维新诸功臣多是以圣贤之学为根本，多样地多角度地理解道德，凭着纵横的才智转国运之大难为大庆，此诚得力于《易经》之教。”

法家是什么？吕思勉有一个解释，非常通俗。法家就是讲法和术。法是用来干嘛的？法是朝廷制定的规章制度与律法，它是用来治老百姓的。术是用来干嘛的，术主要用来管控统治集团内部那些协助君王治老百姓的人。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邹衍没有办法用常规手段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阴阳五行”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也体察到了他的这种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邹衍与孟子、荀子归为一类。

按《辞海》的说法，知识分子指的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个中性解释。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来就没有人以这种涵义使用过“知识分子”一词。

沮授劝袁绍派部队攻击曹操的游击部队，以保护粮草运输，袁绍“复不从”。[1]这八条一路捋下来，直观感觉就是：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七年（公元202

[1]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转引自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余从旁窃听，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顾盼自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侍郎喋喋不休。文忠厉声曰：‘我尚有事，不必再谈！’掉头回北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所有耕地都要向朝廷交“田租”。普天之下也莫非王海，所以，所有靠海为生者也都要向朝廷交“海租”。耿寿昌觉得，百姓们依靠朝廷的海洋过日子，交的海租太少，应该再提升三倍才对。

崇祯十五年四月底，李自成包围了开封。这座中原最富庶的城市，此时正控制在周王朱恭枵的手上。据担任过开封推官的黄澍给崇祯皇帝的奏疏，他“以保甲为名”进行人口统计，得到的数据是开封城有“实在人丁三十七万八千有零”。若再考虑到那些为躲避兵灾而入城者，城内民众应该超过了四十万——《汴围湿衿录》里说，“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万余户”，按每户四人计，当有八万余人。再加上守城军队，城内军民共计约在五十万左右。李自成此前已两次攻击开封，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他决定改变策略，将“城内军民众多”这一对明政府极有利之事（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力可供汲取），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因素。这策略就是：“围而勿攻”，“匝围软困，督同各贼割四野之麦，一穗靡遗，为久困计”。将开封城团团包围起来，不急着进攻。致力于断绝城内补给，将城外粮食全部收割，一粒麦穗都不留。断绝补给后，城内的数十万民众，便不再是明政府的优势。五月份（旧历），城内的缺粮问题开始凸显，“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为缓解缺粮压力，周王及城中官吏一度允许民众出城打草、挖野菜。民众则试图趁机逃出城去。一位叫孙忠的铁匠自造了一堆箭镞，一位叫霍婆子的民妇带着周王府的情报，前去投奔李自成军。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向“天兵老爷”（孙忠手折中对李自成军的称呼）换取自由。但“天兵老爷”更愿意将他们送回城里——霍婆子便被勒令回城，要她将周王府的宫女诱出，以提供更多情报。城内的守军很快也意识到了放纵民众出城绝非好事。他们抓住了身怀降书的孙忠和携带金银归来的霍婆子。六月份，守军将各处出城关口封闭，利用荆棘与恶犬，“昼夜严防”民众出城。开封人王紫绶，后来写了一首诗，叫做《大梁宫人行》，如此描述这段惨事：五月开门放人出，六月闭门防人逸。将军密计抚军颌，肥瘠皆堪充军食。所谓“肥瘠皆堪充军食”，指的便是吃人肉。与其放纵民众出城投奔李自成军，不如将他们关在城内充当军粮。六、七月份，城内民众“十室九空，饿死者十之三”。官府开设粥棚之处，每日里有数百人死于拥挤践踏。八月份，城中“巡兵”终于开始吃人。他们利用巡城的职务之便，秘密杀戮普通民众，留下躯体食用，首级或拿去周王府领赏，或以“三、四金”的高价将人头卖给民众为粮。周王与河南巡抚觉得事态怪异，下令要求“擒活贼”，遂再无献首级领功者，但杀人吃人依旧。民国时期残存的开封周王府建筑同期，官府为了搜粮已在开封城内掘地三尺。为逼出粮来，搜粮队“每至一家，以大针数百钻稚子肤，锤炼之方极其哀惨”，拿钢针往小孩子身上狠扎，用孩子的惨叫逼迫父母交粮。多数情况是，再如何扎孩子，父母也交不出粮来，因为他们没有粮。普遍性的吃人，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八月下旬，城中民众已将皮袄、靴子、箱子、马鞍、草、虫、胶泥、马粪全部吃光。八月末，“父食子、妻食夫、兄食弟、姻亲相食”的情况，在城内已非常普遍。时人称，白骨遍地，“不可问矣”。甚至连吃法，也从熟食退化为生食。前文提到的那位开封推官黄澍，他的夫人当时正在坐月子，于吃肉包时吃出一根人的手指，遂“惊悸而毙”。九月初，开封城已成人间炼狱。开封人周在浚在《大梁守城记》里描述当日情形：“城中胔骼山积，断发满路，天日为昏，存者十之一二，枯垢如鬼，河墙下敲掇人骨，吸其髓。自曹门至北门，兵丁日饿死三、四百人。”李自成期望中的胜利——破城，似乎已指日可待。但他最终没能如愿。因为有人比他更狠。他为了夺取开封，可以不惜饿死城中数十万民众；城中的周王及明朝官吏，同样可以为了能够逃生并推卸“陷藩”的责任，不惜以城内数十万民众的性命为代价——他们孤注一掷，掘开了比开封城墙还要高的黄河大堤。九月十六日，黄河水汹涌扑向开封城。城外的李自成军迅速转移至高地，围城状态被破。城内士兵尝试堵塞城门，但河水“乘风鼓浪，声如雷，水头高丈余”，瓦解了他们的螳臂当车。十七日，开封城整个沦为泽国。周王朱恭枵率宫妃及诸王，与城内核心官僚一起，共计数百人，在大水进城之前，便已登上了王府最高的城楼。十八日，他们被河北来的明军用船接走。幸存民众攀援在城头、屋顶和树尖上，目送朱恭枵一行安然离去。只有大约两万人，熬过了李自成制造的吃人地狱，逃过了明朝政府（据黄澍披露，决堤之事曾向崇祯报备，获得认可）制造的无边汪洋，在这场残酷的围城中存活下来。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需要想象力。因为，它会不断突破现代人的想象力。崇祯十五年的“开封围城”，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例。

“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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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古人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虽道家言，固不诬也。盖机心为道家所最忌，而造机器者恶乎知之？虽知而不已，谓机器成而享其利也。若无命，而家资之罄且不能偿，而利于何有？悲夫！”[41]

可见，以“塞翁失马”做自我安慰，不过是一种给旁人看、迎合旁人的姿态。不愿借阅邸报，也是不想勾起内心对时局的焦虑。隐居中的徐继畬，失去了谏言渠道，空有一堆超越时代的见识，心境中全是“死不瞑目”四字。

好在，经过赫德与包腊的努力安排，斌椿一行在英国仍然参观了一些近代文明的标志性事物。比如访问议会、外交部，参观牛津大学、邮政总局、公共图书馆、参观煤矿厂（甚至下了煤窑）等，而且还谒见了维多利亚女王。

“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码）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而饱。”[20]

“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除此六人（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外，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其各因食相随，此是真实言也。”[11]

[1]高中华：《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黎泽济：《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洋人们不再执着于觐见咸丰。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夷”字带有侮辱性涵义，已不再愿意与“抚夷局”之类的机构交涉。负责办理善后事宜的奕䜣等人，只好上奏请求另设新机构来处理这些事。

所谓“更诗人”，大约正是舆论20余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不过，顾城自己有一番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带着这种对“君民兼主国政”制度的欣赏，郭嵩焘兴致盎然地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与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之间，就国家政务展开的种种公开辩论[6]。他还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具体如何运作。

无力（也无意）进行上述制度建设以外，清廷在近代海关的创设过程中，还面临另一项巨大的困难，那就是没有人才、也没有能力将征收关税一事落到实处（这也是关税长期没有成为清廷核心财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2年6月，梅兰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此时，距离清帝下诏退位已过去了4个月；距离民国政府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了3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其他人，却已可算前卫。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兰芳回忆道：“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梅兰芳身边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清帝退位了，革命军政府发起的剪辫运动带有强制意味，但知识分子、乡绅和老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其实很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暴力抗争的现象。个中缘由，深究起来实令人唏嘘。一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因军队强制剪辫也引发了民众恐慌，甚至发生了血案。次级城市及基层乡村，没有了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在云南腾越，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无人响应云南军政府限期5天的“剪辫令”。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1912年前后，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毕竟，自清军入关，强迫民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酿成诸多血案后，辫子的有无即变得相当敏感，成为清廷衡量汉人是否归顺的重要标志。不过，下面这些事实，就很难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了。在安徽，民国成立两年了，绩溪周边乡村的留辫者仍极多。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的书信，其中写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在上海，《申报》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讽本地风俗：“上海地面却有三样东西出产的顶多。是别处少有的。……那就是车子（人力车）、辫子、婊子。”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用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但直到1928年，北京仍尚有4689条辫子未剪。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付，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算大致剪完。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中华全国风俗志》，对各地民众留辫情况颇多介绍。如河北保定，留辫未剪者“十居五六”；天津开埠虽早，但“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以上事实，也很难被归因为“生活习惯”。众所周知，“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乃是留辫之人日常生活中极大的痛苦。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非常开心，缘由正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但梁的“二舅爹爹还忍不住泫然流涕”，这眼泪显然非是为“生活习惯”所流。图：1912年《时报画集》刊登图画新闻《剪辫酿命》二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是“遗忘”与“美化”。对清初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按清廷之“定论”，明亡于流贼，清代明而起，消灭流贼，乃是为明报仇。清初贰臣们纂修史料，全部围绕着这个“定论”展开，对明亡于流贼的史实并不避讳，却往往止于甲申国变，对之后清军进入中原及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活动只字不提。至于明朝遗民所留史料，则成为清廷文字狱扫荡的重点对象。如彭家屏乃康熙六十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即父子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最为敏感。故“发”字在清代的使用，也一直处于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令人产生联想，进而被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似乎是对发政策的不满”，清人是极力回避使用的。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说，清人花八十余年所修纂的《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仅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字犹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至晚清时，在一般无知识的普通人脑中，自先秦以来汉民族束发的习俗已少有人知，倒是剃发留辫屡屡被当成本民族固有的习俗而加以维护——清初不愿剃发者喊出的口号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清末抗拒剪辫者竟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另据溥仪的洋教师庄士敦讲，有些满人也已忘了自己的祖先曾强迫汉人“剃发留辫”，反认为剃发留辫本就是汉人习俗。故辛亥时，有满人割了辫子，以示对“革命”的抗议。庄士敦之言难辨真假，但一般旗人在晚清时，对满人早期历史已不甚了解，却是实情。乾隆朝的禁书运动中，“女真”、“建州卫”一类足以引起对满清早期历史联想的字眼，全在抠、删之列。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自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章太炎在晚清阅读通行本《日知录》，曾惊讶发现其中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直到“原抄本”出现，才明白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民间私人之删改比官方还彻底，倘“原抄本”佚失，则删改内容连带删改之举，皆将被彻底遗忘。钱穆生于清末，也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乃是满人，直到遇上革命党人钱伯圭做自己的塾师：“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图：《良友》杂志1928年还在刊登宣传照片号召民众剪辫子三也不是所有人都遗忘了辫子的由来。清廷文字狱再严酷，也不可能杜绝民间所有禁书。嘉庆之后，文网渐宽，很多康雍乾时代足以导致杀头族诛的禁书，获得了重刻的机会。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重刊过王夫之的著作。李慈铭这样的大学者，也有机会通读《扬州十日记》。及至晚清，革命党重新发掘清军入关暴行，将之广为传播，以激发“种族意识”，使得辫子所承载的屈辱史，更容易进入读书看报的知识分子耳目。知识分子对剪辫这件事的热情并不高。不但王国维、梁鼎芬、辜鸿铭这样的名士在共和时代继续留辫，一般地方士绅甚至为保住自己的辫子不惜与新政权武力相向。如1912年7月，在清帝退位半年之后，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在县衙门口举行的宣讲会上，宣传员公开剪掉了当地两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这种暴烈反抗的背后，显然有着某种对“辫子”的强烈认同在其中。这种认同，实是一种认知的异化。康雍乾文网密布达百余年之久，知识分子也于战战兢兢中用了百余年来学习如何自我审查。《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历史地理工具书，对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却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是学者的自我审查。内廷剧目绝对不碰现实题材，专演虚无缥缈的“神怪幽灵牛鬼蛇神”，这是演艺界的自我审查。乾隆做皇子时，其史论写作集中于汉唐宋，而从不涉明清，这是皇室子弟的自我审查。庄廷《明史》案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刻板，紧急将“明史”二字挖去，这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孔尚任《桃花扇》里用流寇代替清军，李渔《巧团圆》里把掠夺妇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军，这是文学界的自我审查。如此种种，可谓无处不在。自我审查久了，即不免虐待里发现快感，奴役中寻出美来。修改“内心的道德律”，来和外界的高压政治达成“和解”，成了诸多知识分子的解脱之道。乾隆时代，曾静以“理气之分”来抨击清廷，认为汉人生于中土，禀气较纯，故生而为人；夷狄生于边陲，禀气不纯，故生而为禽兽。基于这种理念，曾静对清廷的理解是：中国自明亡之后，实际上八十余年无君，乃“地塌天荒八十余年”。他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明末士人没有把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这件事情讲清楚，以至于异族入侵时抵抗不力。但到了清末，“理气之分”反成了知识分子用来维护清廷、对抗西方文明的武器——郭嵩焘出使英伦，考察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体，表达了赞赏之意，却遭同乡大儒王闿运的激烈批判。王依据“理气之分”理论，断言洋人连“人”都算不上，只能算“物”，怎么可能有超出清廷的政治文明：“人者万物之灵，其巧弊百出，中国以之一治一乱。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使臣(指郭)以目见而面谀之，殊非事实。”理论未变（当然也不高明），清廷未变，王闿运和曾静的立场却已迥异。可见苟且足以达成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平衡。唯郭嵩焘尚有坚持。清初，孔府以执行孔庙礼仪所需，曾请准特许蓄发，以用先王之衣冠。结果大受谴责，仅因系孔子后裔而免一死。自此，儒家传统之冠礼，即因剃发而不复存在。郭嵩焘却仍在光绪九年，邀集宾客，大张旗鼓为其子举行了冠礼。相较抽象的“华夷之辨”，血淋淋的“薙发令”粉饰起来要困难得多。不过，知识分子还是能够找到转变立场的台阶。把辫子推为“国粹”的辜鸿铭，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明知辫子承载着黑暗的历史，却仍选择了认同和保留：“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我其剪发短衣矣！”太平天国对“辫子”的恨，成就了辜鸿铭对“辫子”的爱；太平天国“丑陋的长毛”，让辜鸿铭不惜美化脑后的“辫子”；后一段黑历史，洗白了前一段黑历史。以黑洗黑不是正道，事实也证明了以历史攻击现况，并不能鼓动多数民众抛弃辫子。唯有见识到真文明，形成对比，方能起到幡然醒悟之效。1911年4月，大清“海圻”号军舰奉命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庆典，管带程璧光召集舰上三百余名官兵训话，集体剪去了辫子，理由正是：“长发污衣藏垢，既不卫生，又有碍动作，尤以误害海军形象为甚”。溥仪在1919年剪掉辫子，也是因为洋教师庄士敦让他明白了这条辫子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文明。至少，他没有办法拖着一条脏乎乎的辫子，出现在英王的宴会上。原刊于《凤凰周刊》第590期（2016年9月）参考资料：《梅兰芳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中华书局。沈航，《辛亥革命后的剪辫与留辫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阎锡山，《呈大总统筹补山西人民生计，先办六政，特设考核处暨办理情形文》，1918年5月25日。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气象出版社。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师友杂忆》，东大图书。《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王霞亭，《忆昌邑县“五·一八”惨案》，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年秋。时任组织之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吴黎平当时在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他回忆说：

徐骏被剥夺了官职，雍正又派人搜查了徐家，从中找到“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诗句，给徐骏扣了一顶“反清复明”的大帽子。徐骏被杀时，另有至少三百余人遭到株连。

1103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政。由赵佶授意、蔡京亲笔正写，将以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为首的三百余人列入“奸党”名单。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日夜以搜刮民财为要务，违背了“藏富于民”之义，且阻碍赵佶与蔡京选择性恢复新法。赵佶与蔡京还“敕令诸州据以刊石”，命令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奸党碑”，立遍全国。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长安城有一位石匠，叫做安民。他接到朝廷派下来的刻碑任务后，跑去见负责落实此事的地方官。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我安民是个愚蠢的底层人，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大家都称赞他很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是个奸邪，我不敢相信，也不忍将他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地方官闻言勃然大怒，要抓了安民去治罪。安民只好泣诉：“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朝廷既然把任务派到我头上，我一个小小的石匠，自然不敢不干。但请不要将我的名字留在碑上，我不想让后世之人知道这块石碑是我安民刻的。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石匠，但我也想做个人，不想成为一只伥。这则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作者邵伯温主要活跃于两宋之交；后来被收录在了《宋史.司马光传》之中。邵伯温说，自己之所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是因为：“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故余以表出之。”他安民只是一个小小的石匠，尚且知道分辨是非对错，尚且知道不作恶，比许多人模人样的狗东西强多了。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有史料可查、署名由他镌刻的石碑，至少包括《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等。安民不是唯一一个公开表达不愿作恶的石匠。江西九江的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也被1103年的刻碑浪潮卷了进去。与安民一样，他跑去见了地方官，拒绝将好人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不过，他的话说得比安民委婉：“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小人我以前很穷，后来靠刻碑获得饱暖，刻的主要是苏轼、黄庭坚这些人的文章。如今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我实在不忍下手。李仲宁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该书作者王明清是南宋初年之人。据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请他吃了一顿酒，满足了他不肯作恶、想做一个人、不愿做一只伥的愿望。当然，赵佶并不在乎小小的两个石匠是否愿意替他作恶。在他一手打造的时代里，愿意为他作恶者，已是数不胜数。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都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赵佶的时代自然也不例外。他以绘画、足球与园艺而知名，但他最厉害的专业，其实是权术与敛财。在漫长的皇帝生涯中，赵佶御下有术，不断催产奸臣，造出“六贼”、“十恶”，利好归己，恶名归彼，将所有奸臣玩弄于股掌之中。26年间他更换宰相达13人之多，任期最短者仅有数月，唯一较为信赖者只有蔡京——从1102年到1125年，蔡京任相时间为14年，且大部分时间是独相；但蔡京在他面前也形同玩物，他不但以张商英、郑居中等蔡京政敌作为制约，还指使张康国、候蒙等人充当密探“密伺京所为”，反掌之间就可以让蔡京四起四落。《宋史.蔡京传》里说，“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奴颜婢膝之态尽显。他还让蔡京、王黼、梁师成、童贯、李邦彦这些人互相撕咬，让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己居中操控占尽主动。蔡京在相位时间最久，赵佶甚至策反了他的儿子蔡攸，让他们父子因为争权而反目。赵佶长期重用蔡京为相，是因为他看中了蔡京的敛财能力。他想要满足自己在花鸟禽兽园林方面的爱好，更想要在自己的治下实现大宋朝“丰亨豫大”的宏伟复兴，这些都需要敛财系统的鼎力支持。赵佶早就看中了熙丰新政这一现成的敛财系统，蔡京则被他选中来负责让这套敛财系统流畅运转，蔡当政期间，“推方田于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为市，尽更盐钞法”，以诸多平民百姓家破人亡为代价，超额满足了徽宗在金钱上的庞大需求。深谙权术之道的赵佶，并不希望自己的“经济命脉”由蔡京一人垄断，所以他又先后起用了太监杨戬与李彦。较之蔡京，杨戬的敛财手段更为简单粗暴——在土地准许自由买卖的时代，百姓甲手里的田契自然是由……→丁→丙→乙→甲这么一路传承过来，杨戬如考古般反向追究，一旦追究到“……”，出现年代久远说不清楚的环节，对不起，田契作废土地归公，百姓甲自动由自耕农变成佃户，老老实实向朝廷缴租。杨戬1121年去世，李彦继任。李彦的手段更加暴力，“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他嫌杨戬的手段太过烦琐，不如直接烧掉老百姓的田契来得干脆有效。在这样的时代里，还能有两位小小的石匠站出来，说自己不愿作恶，不愿做伥，只想做一个人。实在是太难得了。留言点这里

“人道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仁爱与宽容，它确实不完美，但它也确实比“永久幸福”更为令人信服。狄更斯去世44年后，也就是1914年，发生的“圣诞停战”，正是这种不完美中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

毕竟，胡适在日常生活中虽也常翘二郎腿与友人交谈，但在院长就职典礼这样的场合，有包括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在场，若非有特殊的用意要向社会传达，就常理而言，翘二郎腿合影实属不妥。

那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所抒发也只是单纯的对离开北京和家庭的不舍，并不存在揭露上山下乡运动中“欺和瞒背后的事实真相”、“以良知的带血的针线穿透了时代的虚假面纱”这类主旨。郭路生曾自述写作初衷：

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踢了出去。

（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知识分子出来为民请命。张居正时代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就集中在“矿税”。

据外媒9月6日的报道，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已在新加坡去世，终年95岁。自1980年担任总理起，至2017年辞去总统职务，穆加贝执掌津巴布韦长达37年。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津巴布韦2008年大饥荒”曾任中国驻津巴布韦特命全权大使的袁南生，发表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他所亲历的这场饥荒。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废除东汉帝国的三公制度，改以丞相与御史大夫总揽朝政。然后，曹操自任丞相。八月份，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全家。丞相军祭酒路粹，奉命撰写了一份文件，给孔融罗织了一系列罪行。文件如此写道：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靖，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称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总结起来，共计四条大罪：（1）有不臣之心。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以孔子后裔自居，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刘）”。（2）对朝廷不满。当着孙权派来的使者，说朝廷的坏话。（3）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身为九卿重臣，“秃巾”（带巾不加帻）出入宫廷。（4）散播反动言论。说什么父亲对于子女没有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对于子女也没有恩惠，母亲生育子女，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两人还互相吹捧，祢衡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誉祢衡是“颜回复生”。这四条罪状，运用了四种指鹿为马的手段。第一种，颠倒黑白。曹操指使路粹，说孔融在北海相任上有不臣之心，经常念叨“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天下未必要姓刘），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东汉末年，曾出现过两个以匡扶汉室、讨伐董卓（及其余党）为宗旨的“关东同盟”。一次发生在初平元年，以袁绍为首，可称作“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让袁绍、曹操、袁术等人，成为了最大的得利者，借助“同盟”的名义，他们顺利实现了其割据政权在理论上的合法性。随之，这些人开始致力于互相攻伐，力求在关东消灭异己（也就是不服从者）。出于对“第一次伐董统一战线”已然变质的不满，初平四年，以徐州刺史陶谦为发起人，另一批关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和知名士大夫，决定组织成立一个新的同盟，起兵西迎汉献帝还都洛阳。这个新同盟，可以称作“第二次伐董（董的余党李傕、郭汜等）统一战线”。这个同盟的具体参与者，如下表，孔融亦在其中。这个新同盟的出现，严重挑战了旧同盟成员们的利益，尤其挑战了袁绍“盟主”的政治地位。所以，在袁绍的指使下，掌控兖州的曹操，出兵徐州，摧毁了这个旨在“勤王”的新同盟。破坏勤王行动者，指责勤王者有不臣之心，是为颠倒黑白。第二种，偷换概念。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扣了一顶“谤讪朝廷”的罪名。实际上，孔融所批判（也就是所谓的“谤讪”）的对象，乃是曹操，而非朝廷。建安元年，孔融响应朝廷的征召，前往许都出任将作大匠一职。作为一个“爱汉室”之人，此时的孔融，对迎回汉献帝的曹操颇有好感，在诗里写下了“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这样的句子。曹操成了伟岸、正直和忠义的化身，成了汉室复兴的希望所在。但这种好感未能持续太久。自建安元年开始，孔融不断举荐与自己的“爱汉室”政治立场相近之人进入许昌，但大多被曹操变相弃用，或遣往其他割据势力（如盛宪），或赋予无足轻重的虚职（如谢该）。建安四年，孔融所举荐的名士边让，竟被曹操杀害，他与曹操的关系，就此走向破裂。从这一年开始，孔融成了曹操政治上的反对者。比如，曹操提交奏疏，要求以“修贡职，多行僭伪”的罪名，将荆州牧刘表定性为叛逆，孔融也提交奏疏，明确反对曹操的主张，理由是“前些时候朝廷刚刚颁布诏书，申明袁术篡逆的罪恶，现在马上又宣布刘表篡逆，恐怕不但起不到遏制僭伪的目的，还会给天下人造成一种天下已经大乱、帝位人人可争的坏印象”（《崇国防疏》）；曹操与袁绍决裂，孔融也会在许都散布袁绍集团难以战胜的论调。建安九年，曹军攻破邺城，曹操去到袁绍墓前洒酒祭奠“哭之流涕”，曹丕去到袁绍家中抢夺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闻知这桩丑闻后，给曹操去了一封信，内中讽刺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典故出自何处，孔融回复：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推论从前罢了。当然，最让曹操切齿痛恨的，是孔融一再站在“爱汉室”的立场，阻挠曹操集团的扩张。平定冀州之后，曹操由兖州牧改任冀州牧，占据了汉帝国资源最富庶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曹操见崔琰时曾言：“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同时，为了让“冀州”所辖区域尽可能变大，曹操又指示人提议变更汉帝国现行的行政区划，恢复所谓的“古九州制”——按照“古九州制”，古冀州除了现冀州所辖地域之外，还要并入现幽州、并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以及兖州、青州的一部分。其面积相当于日后曹魏帝国疆域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冀州牧曹操如此热心“古九州制”，如此这般扩张冀州的辖域，其用心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了。“爱汉室”的孔融做出了反击。他以与“古九州制”相呼应、想配套为由，紧跟着抛出了一份恢复“古王畿制”的提案。这份提案以《周礼》为依据，主张“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即：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周围方圆千里之内，是属于皇帝的直辖区，不能用来分封诸侯。如此算来，以许都为中心，周边的兖州、豫州的全部，司隶州的东半部，荆州的北半部，就必须全部直属中央，归皇帝直接管辖。孔融当然不是真的想要恢复“古王畿制”，曹操也不可能把兖州、豫州的地盘从嘴里吐出来。他的目的，只是要阻击曹操的“古九州制”（因孔融等人的反对，“古九州制”延缓至建安十八年才被付诸实施，彼时，孔融早已被曹操所杀）。建安十三年前后的孔融“与孙权使语”，具体内容为何，史书中无任何记载。孙权在建安十三年有“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之语；作为一个“爱汉室”者，孔融与来许都的孙权使者谈话，他所“谤讪”的，当然只会是他所反对的曹操，而不是他一心想要维护的汉室朝廷。将“谤讪曹操”等同于“谤讪汉室”，是为概念偷换。图：影视剧中的孔融，被塑造成了一种猥琐的形象第三种，割裂、隐瞒情境。曹操指使路粹，指控孔融衣冠不整不尊重皇帝（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年。这年春，袁术称帝，给了曹操一个解决杨彪的机会——杨彪家族“四世太尉”，与“四世五公”（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的袁氏家族齐名，是汉献帝时代朝堂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建安元年，献帝新到许都，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杨）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病如厕，因出还营”，见到杨彪不高兴，就担心他会在朝堂上伏兵诛杀自己，可见曹操对杨彪这种有影响力的上一代政治人物的忌惮心理。以与袁术存在姻亲关系为由，杨彪被曹操扔进监狱严刑拷打，欲将其坐实为袁术的同党。听闻消息的孔融，“不及朝服，往见太祖”（《续汉书》），朝服都没来得及穿，都跑去朝堂见曹操。这次“不及朝服”，就是所谓的“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见到曹操之后，孔融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孔融说：“杨家四代人有德行，为海内之人敬仰，《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因为袁氏而归罪杨家？”曹操无言以对，只好说“国家之意也”，拿“国家”为自己的私心打掩护。孔融很不客气地回应：“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别胡扯了，那周成王要杀召公，周公难道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周公辅政周成王，是实际的权力掌握者）。此番风波，虽然未能如愿诛杀杨彪，但杨彪被逐出了许都中央。杨彪失势，围绕在杨家周围的门生故旧，也随之解体。曹操达到了消除许都朝堂有影响力者的核心目的。将事情发生的具体背景略去，然后对人进行标签化审判，是为割裂、隐瞒情境。第四种，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曹操指使路粹，给孔融安了一项“主张不孝”的罪名，理由是孔融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亲生下子女不能算恩惠，子女只是父亲情欲宣泄的副产品；母亲生下子女也不能算恩惠，只是如同将器物从瓦罐里倒出来。）孔融究竟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知晓的有两点：（1）孔融本人践行“孝道”。《后汉书.孔融传》里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一个有“孝名”的人。（2）曹操当年为孔融罗织罪名时，并没有能够从孔融的书信文章中找到载有此类含意的词句。所以，当他因杀害孔融而引起知识圈舆论的谴责时，只好如此自辩：“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宣示孔融罪状令》，载《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大意是：我杀了孔融之后，很多人不满，觉得我杀错了好人。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全被孔融这个人的外表蒙蔽了，不知道他是个“乱俗”之人。本州的人讲，平原的祢衡受了孔融的影响，到处讲父母生孩子对孩子不算恩情，孩子在母亲腹中相当于物品放在瓶子里，还说若逢饥荒年份，与其把粮食给那无情无义的父亲吃，不如拿来养活旁人。这种人，如今公开诛杀在集市上，我还嫌太晚。我现在把这些事公布出来，你们不要再被孔融这种人迷惑了。这是一篇非常“愚蠢”的解释（当然，曹操也是面临了不小的压力才会写这种文宣来解释），它透露了三点重要信息：（1）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并未流传所谓的孔融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所以曹操才在文宣里说知识圈“不复察其乱俗”，才要特意“以此事列上”。（2）曹操未能从孔融处找到“反动言论”，否则就直接在解释文宣里说了。（3）扣在孔融头上的关于“孝道”的“反动言论”，实际上出自祢衡之口。且不论以言论文字杀人是否正当——中国古代的文字狱大拿乾隆，也知道文字狱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知道在自己的谕旨里假惺惺地强调“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也不论祢衡的话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遭到了曲解。单就上述资料所透露的逻辑而言：祢衡说过某些话+祢衡与孔融交好、受过孔融的影响=这些话是孔融说的。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是为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再来批判“你的意见”，再来杀你。以上种种，形象地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常识：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无可制约的绝对权力，他想要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是多么地容易。也形象地对后人提醒着一个常识：如果被批斗者没有任何机会发出辩解的声音（如孔融），那么，那些加于其身的罪名（如曹操指使路粹所撰写的文件），往往也是不可信任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