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诗〈太行路〉。它说明诗人早已认识到，世界上最复杂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的内心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也说过：「人们头脑中和人们心中的秘密比海底的秘密更不可捉摸，更不易揭露。」[1]我国古代的小说艺术，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侧重于写故事，到侧重于写人物；从着力于写人物的行动，到注重于向人物的内心深处开掘，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个历史性的进展中，《金瓶梅》起了重大的转折作用。它的作者笑笑生清醒地认识到：「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第32回）「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第81

三、性格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和传神性真实，是人物形象的生命。但是，这种真实绝不是简单的肤浅的实录，而是要摹形传神，「真写至骨」，20「真令其心肺皆出」，21「骨相俱出」。[22]因此，这就不仅要写出人物性格特点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要发现并写出各个人物所特有的曲折的、传神的表达方式。「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23]这是我国诗歌创作的宝贵艺术传统。它说明艺术需要通过曲折的和传神的表达方式，来充分调动读者的思考力和想象力。这是符合人们对艺术审美鉴赏的客观规律的。《金瓶梅》作者创造性地吸取我国诗歌创作等传统的艺术经验，把我国小说人物性格的刻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张竹坡的批语所指出的：「凡人用笔曲处，一曲两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24]这种曲折性，就使他的人物性格的表达方式不是直截了当的，赤裸裸外露的，而是富有各自个性特色的，曲折的，传神的，人们读了不是一览无余，而是必须参加到作者的艺术创造中去，「思而得之」。具体地说，《金瓶梅》中人物性格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和传神性，大致有如下几种写法：此与彼

《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向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在它刚问世的时候，就有人说它「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1]后来的评点家更热烈赞赏它「摹。神肖形，追魂取魄」，[2]「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3]「写得肺肝如见」，[4]「活相逼人」，「真是生龙活虎，非耍木偶人者」。[5]当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也认为，「《金瓶梅》在写人技巧上，得到高度的成就」，「超过了他的前辈」。[6]即使批判它是「自然主义的标本」的《金瓶梅》研究家，也承认「《金瓶梅》的确比以前的小说更善于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人的一颦一笑，捕捉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它的若干主要人物形象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现实主义成就。」[7]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达到高度现实主义成就」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功的艺术经验究竟何在？

《金瓶梅》具有讽刺艺术的特色，这是前人早已说过的。如明代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前面廿公写的〈跋〉中，说它「曲尽人间丑态」，「盖有所刺也」。鲁迅也说它「幽伏而含讥」。[1]香港有的研究者称：《金瓶梅》的讽刺艺术为「《儒林外史》的先河」。[2]可惜，他们皆语焉不详。《金瓶梅》的讽刺笔法究竟表现在哪里？它有哪些特色？具有哪些优点和缺陷？认清《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它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又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一、《金瓶梅》讽刺笔法的具体表现《金瓶梅》的讽刺笔法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一)前后映照。如西门庆听说潘金莲与奴仆琴童有奸情，便怒气冲冲地「取了一根马鞭子拿在手里，喝令：『淫妇脱了衣裳跪着！』那妇人自知理亏，不敢不跪，倒是真个脱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声儿。」作者说这是「潘金莲私仆受辱。」（第

三、划清细节描写的本质精确性与现象精确性的界限，认识《金瓶梅》的写实性重视日常生活中细节的真实描写，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世界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巴尔札克说：「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优点。」[41]达文在巴尔札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说：「在他以前从来还没有过小说家这样深入地观察过细节和琐碎的事情，而这些，解释和选择得恰到好处，用老剪嵌工的艺术和卓越的耐心加以组织，就构成一个统一的、有创造性的和新的整体。」[42]在为巴尔札克写的《哲学研究》导言中，达文又强调地指出：「他所写的真实乍看起来甚为卑微，但这一点无关紧要，只要作品的整体构成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就行了。」[43]

《金瓶梅》的创作方法究竟是自然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有人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1]「自然主义的倾向贯穿于全书，并非次要的方面。」[2]有人则肯定：「《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3]「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4]「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5]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金瓶梅》历史地位的正确评价，而且对于我们划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正确地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克服自然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有着现实的意义。一、划清客观描写与客观主义的界限，认识《金瓶梅》的倾向性「《金瓶梅》自然主义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它的客观主义，即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6]这是「标本论」的首要论据。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用高尔基的话来说，就是「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7]因此，它很注重客观性。俄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强调地指出：「客观性是诗的条件，没有客观性就没有诗；没有客观性，一切作品无论怎样美，都会有死亡的萌芽。」[8]「诗人所创造的一切人物形象对于他应该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他的对象，作者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对象表现得尽可能地忠实，和它一致，这就叫做客观的描写。」[9]但是，这种「客观的描写」，绝不能流于客观主义。别林斯基画像还是这个别林斯基，他又指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死魂灵》里到处渗透着他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显示出艺术家是一个具有热烈心肠，同情心和精神性格的独特性的人，─它不容许艺术家以冷漠无情的态度去对他所描写的外在世界，逼使他把外在世界现象引导到他自己的活的心灵里走一过，从而把这活的心灵灌注到那些现象里去。」[10]他要求现实主义的作家，要有「植根于占优势的时代精神中的强烈的主观动机」，[11]要有「热烈的充满着爱和恨的思想」，[12]并认为这是「一切真正诗的生命」。[13]因此，我们有必要划清现实主义「客观的描写」和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的界限。而划清这个界限的关键，看来就在于作品的「客观的描写」之中，有没有渗透着当时「占优势的时代精神」，有没有体现出作家「热烈的充满着爱和恨的思想」，也就是说，《金瓶梅》究竟是不是「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拿对西门庆与王招宣府林太太通奸的描写来说，如果作者只是一味地渲染他们的奸淫活动，那可谓是客观主义；而实际上作者却是先客观地写出他俩会面如何彬彬有礼，林太太要求西门庆惩办日逐引诱她儿子王三官在外嫖妓饮酒的奸诈之徒，说：「几次欲待要往公门诉状，争奈妾身未曾出闺门，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今日敢请大人至寒家诉其衷曲，就如递状一般。望乞大人千万留情，把这干人怎生处断开了，使小儿改过自新，专习功名，以承先业，实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浅，自当重谢。」西门庆也一本正经地答道：「老太太怎生这般说，言谢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缨，先朝将相，何等人家！令郎既入武学，正当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听信游食所哄，留连花酒，实出少年所为。太太既分付，学生到衙门里，实时把这干人处分惩治；亦可戒谕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辙；庶可杜绝将来。」这些话说得是多么言之有理、冠冕堂皇啊！可是作者紧接着却写他们「说话之间，彼此言来语去，眉目顾盼留情。」不久那林太太即主动「自掩房门」，跟西门庆「相挨玉体，抱搂酥胸。」（第

回）而含愤自缢的，可是作者却写她是「含羞自缢」。其父宋仁为「女儿死的不明」，「进本告状」，本属理所当然。然而作者却写宋仁「口称西门庆因倚强奸要他，我家女儿贞节不从，威逼身死。」（第26

三、既是作品的严重缺陷，也是作者的最大不幸人们说，读了《金瓶梅》，渴望「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我认为这只是作品的客观效果之一，并不是《金瓶梅》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金瓶梅》的艺术构思，也不能不受到作者封建的立场、观点的局限。首先，作者的基本立场绝不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从维护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的，明显地带有封建阶级内部自我批判的性质。如西门庆霸占伙计来旺的妻子宋蕙莲，这本是对西门庆罪恶本质的揭露，可是作者的构想却是要借此劝戒：「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歹不可制！」（第22

着眼于揭露世情～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0]鲁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31]如同花卉离不开土壤一样，人也绝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而生活。着眼于揭露世情，而不只是揭露个别坏人，把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这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又一基本特点。政治性强，以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刻画非凡的英雄群像和展现广阔的历史场景，这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我国古典小说所开创的优良传统。《金瓶梅》对我国古典小说的这个传统作了重大的突破。它是以市井商人西门庆的日常家庭生活琐事为题材，所描写的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甚至「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32]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金瓶梅》可以说确实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小说艺术天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但是，我们既不能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传统，来贬低或否定《金瓶梅》，也不应以《金瓶梅》的艺术创新，来贬低在它以前产生的优秀作品。因为事实上，《金瓶梅》的艺术创新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传统并不是对立的，不仅《金瓶梅》的题材本身就是直接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因袭过来的，而且它也继承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政治性强的优良传统。不同的只不过它不是直接以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不是着眼于揭露某些奸臣、贪官的罪孽，而是把描写日常家庭生活琐事与揭露封建道德的沦丧、政治的腐败、世情的险恶结合起来，既使文笔更加细腻入微，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又使整个作品具有更加冷峻、严酷，更加广泛、深邃的政治倾向性。《金瓶梅词话》《金瓶梅》这种对我国小说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重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水浒传》中武松与西门庆的故事作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处理，即增加了个李外传为替死鬼，让西门庆从武松的铁拳下死里逃生。文龙说：「《水浒传》已死之西门庆，而《金瓶梅》活之；不但活之，而且富之贵之，有财以肆其淫，有势以助其淫，有色以供其淫，虽非令终，却是乐死；虽生前丧子，却死后有儿。作者岂有爱于西门庆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33]不是看重于惩罚西门庆这一个坏人，而是着眼于「嫉世病俗」，使人们从西门庆的兴衰史中「有所激，有所触」，并进而「知盛衰消长之机」，[34]使之足以「为世戒」。[35]这确实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又一个独特创造。《金瓶梅》作者让李外传代替西门庆被武松打死，这个关键性情节的改变，反映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有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首先，艺术构思是从作家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让武松把西门庆一拳打死，既使武松能够报仇雪恨，又使坏人迅即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当然是最符合理想的艺术处理。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规。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是好人欲报仇雪恨不得，遭到无辜的打击和陷害，受尽无穷的苦难和折磨，而坏人尽管作恶多端，却依然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金瓶梅》作者以这种严格忠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构思，来改变武松和西门庆的命运，既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现实化和真实化了，又使其所反映的社会典型意义也更加丰富化和深刻化了，从现实出发，严格忠于现实生活，这便是《金瓶梅》整个艺术构思的基本走向。其次，艺术构思是着眼于惩治个别坏人，还是着眼于揭露整个社会？《水浒传》中武松在报仇杀人之后，作者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并主动在上报的文书上减轻他的罪名；东平府尹陈文昭也「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如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第27回）仿佛这些官吏都不是站在西门庆一边，而是统统为武松这个「有义的烈汉」所感化了。这不仅把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范畴的「义」加以理想化了，而且使西门庆成为孤立的个别坏人，仿佛只要打死一个西门庆，就真的能报仇雪恨了。《金瓶梅》连环画《金瓶梅》把西门庆写成事先就得到县衙皂隶李外传的通风报信，使他得以逃脱武松的惩罚。由于「知县受了西门庆贿赂」，对待武松便「一夜把脸翻了」，「喝令左右：『与我加起刑来！』」（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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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往期推荐张进德《金瓶梅》《红楼梦》对读（一）张进德《金瓶梅》《红楼梦》对读（二）张进德

《金瓶梅》被称为「第一奇书」[1]它既不是奇在故事情节的紧张曲折、荒诞离奇上，也不是奇在艺术形象为英雄豪杰、神魔鬼怪上，而是奇在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奇在它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写出了以新兴市民为主体的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金瓶梅》不愧为我国小说史上杰出的艺术创新之作。古人说：「行成于思。」[2]这种艺术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作家的艺术构思能敏锐地顺应当时时代的呼唤，实现观念的更新。一、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现实作如实的客观的审视「每一部有才能而且能很好地展开的小说，永远是、而且只能是从对世界某种环境的观察中获得自己的构思。」[3]《金瓶梅》作者正是以急剧变异的社会生活本身为原动力，突破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桎梏，从现实生活的底层去吸取新思想，不是停留于人物外在的行动,而是向人物内在的灵魂深处发掘，写出具有某种新思想的新人物。这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一个独特的创造。从《金瓶梅》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兰陵笑笑生的思想如同温度表一样，是很敏感的。他及时地发现了生活中正在滋长着的市井细民的新思想，已经在日益严重地侵蚀和动摇着封建主义的统治。尽管他对这种新思想还很不理解，尽管这种新思想本身还处于朦胧的萌芽的状态，打上了严重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胎记，但是他毕竟及时地抓住，并作了客观的审视和如实的描写。文学作为一种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它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是受作家的价值观念支配的。《金瓶梅》在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结构、语言等等方面所作的新开拓和新创造，都是跟作者的艺术构思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吸取了新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皋鹤堂本政治价值。《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几乎无不以「忠」和「奸」作为政治上褒贬的最高标准。《三国演义》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分，就是以「忠」和「奸」划线的。其社会效果，正如前人所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4]《水浒传》的题材虽然是描写水浒义军的形成、发展和最后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但是作者却偏要把皇帝说成是「至圣至明」的，把武装造反的革命英雄写成不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而是怀着忠于天子的思想「替天行道」。所谓「乱自上作」「逼上梁山」，其矛头所指，只不过是「蒙蔽圣聪」，为非作歹的高俅、蔡京、童贯等少数几个奸臣。因此，水浒英雄被描绘成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是忠义的化身，所以书名也叫《忠义水浒传》。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艺术构思，是要把历史上宋江农民起义的题材加以改造，力图纳入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忠奸斗争的轨道。水浒英雄之所以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之下，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陷入参与镇压敢于称王的方腊等农民义军的罪恶深渊，其内因正是由于以封建忠君思想为最高的价值观念所致。在《金瓶梅》中，忠君的价值观念不仅等于零，而且成了人们随意嘲讽的对象。宋徽宗皇帝的形象，不再像《水浒传》作者所描写的那样成为「至圣至明」的偶像，而是被描绘成「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71回）至于徽宗皇帝究竟如何「朝欢暮乐」「爱色贪杯」，书中虽然未作具体描写，只是着重描绘了一个由「朝欢暮乐」「爱色贪杯」到自我毁灭的典型人物西门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几次在书中把西门庆骂作「恁没道理的昏君行货」（第25回），「恁贼没廉耻的昏君强盗！」（第34回）这些比喻，如果不是都反映了作者有意识地要使读者由西门庆而联想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那么至少也说明忠君的思想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指桑说槐地骂皇帝。贪赃枉法的奸臣蔡京，因为善于在皇帝面前吹牛拍马，便被徽宗皇帝褒扬为「贤卿献颂，益见忠诚，朕心嘉悦。」（第71回）蔡京为答谢西门庆的厚礼，而回赠给他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就是用的「朝廷钦赐」给蔡京的「几张空名告身札付」（第30回）。皇帝和奸臣岂不是一丘之貉？既然他们皆能把官职当作礼物送人，西门庆自然也能够用礼物买到官职。这说明封建的官职已经商品化，商品交换的原则已经渗透进封建的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怎么能不由对封建君王的崇拜，对皇帝的效忠，转化为商品拜物教呢？如果《金瓶梅》作者仍然死抱住封建传统的忠君的价值观念，他怎么可能作出这种艺术构思呢？又怎么可能在他的笔下把代表「天子」主宰人类命运的神圣的封建皇帝如此加以亵渎和唾骂呢？不是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从忠君的价值观念出发，把人们的幸福寄托在圣君贤相、忠臣义士身上，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正视封建统治已经腐朽、衰落的社会现实，赤裸裸地撕下了圣君贤相的假面具，还其丑恶、卑劣的真面目，这正是《金瓶梅》作者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新特点和新贡献。道德价值。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所谓「百行以德为首」。「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在道德价值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6]这就是说，义和利是评价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准。孟子尚义轻利，更甚于孔子。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王子垫问「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8]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9]简直把义看成是至尊至贵的最高准则。墨子虽重利，但他也认为：「万事莫贵于义。」[10]把义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在《金瓶梅》以前的我国古典小说中，正是按照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来构思情节、描绘人物的。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以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是该书从第一回起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李贽的批语所指出的：「三分事业实基于此。」[11]《水浒传》尽管在「义」的具体内涵上跟《三国演义》中的「义」有所不同，但是以「义」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其贯穿于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李贽在《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所说：「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二十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12]《水浒传》《金瓶梅》作者也写了西门庆与应伯爵、花子虚等十人结义为兄弟。可是他们既不像《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那样，以姓刘的皇族刘备为兄长，也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以众望所归、人称「呼保义」的宋江为大哥，而是「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第11回）谁有钱钞，谁才有资格做大哥，这就是《金瓶梅》所表现的新的价值观。至于「义」，那只不过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幌子罢了。西门庆便利用他与花子虚为结义兄弟的关系，而「安心设计，图谋」他的妻子李瓶儿，「屡屡安下应伯爵、谢希大这伙人，把子虚挂住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家」，将李瓶儿勾引为他的外室，使「花子虚因气丧身」。这样的兄弟朋友之义，如同文龙所评论的：「友则要我命而致我死，劫我财又将占我妻。子虚身死，而心能死乎？」[13]西门庆在世时，应伯爵与西门庆视如手足，竭尽谄媚、奉迎、凑趣、讨欢之能事；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立即投靠张二官，帮助他霸占了西门庆的妾李娇儿，又图谋帮他娶潘金莲为妾。应伯爵「本为酒食而胁肩，原因财物而谄笑，此小人之常也。如果所求不遂，所愿未偿，反而噬脐，转为翻脸，此犹小人之常也，均不足为怪。若西门庆之待伯爵，糊其口，果其腹，饱暖其身，安顿其家，亦可谓至矣尽矣。不知感恩，亦何至负义；不知报德，亦何至成仇，今观送上李娇儿，又谋及潘金莲，直若与西门庆义不同生，仇结隔世者，此非小人之常，实小人之变矣。」[14]无论是西门庆或应伯爵的形象，都可谓是对封建传统的「义」的价值观念的背叛，是《金瓶梅》作者的独特创造。不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作者那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封建伦理道德的「义」来加以理想化，而是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揭露「义」的神圣理想已被践踏在利己主义的污泥浊水之中。不仅西门庆与花子虚、应伯爵等结义兄弟的关系是如此，西门庆拜蔡京为义父，认李桂姐为义女、王三官为义子，亦毫无例外。义者，利也。「义」，不过成了掩盖人伦颠倒、唯利是图的遮羞布。义的神圣价值已为利的实用价值所取代。这正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构思。它极为敏锐而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封建的伦理道德已经隳败，新兴市民的道德观念正在崛起！妇女价值。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5]封建社会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蔑视，首先在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三国演义》作者写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夜袭徐州，使刘备失了城池，又陷了夫人；张飞「惶恐无地，掣剑遂欲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第15回）不把妇女当人看待，妻子的价值只能等同于衣服，这就是封建的妇女价值观念的反映。《金瓶梅》作者虽然仍抱有「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观念，但他毕竟已把众多的妇女置于作品主人公的地位。《金瓶梅》的书名以书中三个女主人公─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简化而成，便是作者特别重视妇女形象的铁证。在对众多妇女形象的描绘上，作者也不只是一味地写出她们贪淫的一面，而是同时写出了她们对妇女自身价值的觉醒和追求。如潘金莲之所以对她与武大的封建包办婚姻不满，就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鸾凰」「真金子」「羊脂玉体」「灵芝」，而武大不过是「乌鸦」「高号铜」「顽石」「粪土」（第1回），两个人的自身价值不相等。这跟封建妇女强调门当户对的门第价值，显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嫁给西门庆为妾之后，她也从不遵守「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德。如当她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奸情之后，作者写她「跳起来坐着，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到明日你前脚儿但过那边去了，后脚我这边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你安下人摽住他汉子在院里过夜，却这里要他老婆。我教你吃不了包着走！……』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慌的妆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第13回）请看，「一手撮着他耳朵」痛骂的潘金莲，岂不是在放肆地追求自身的价值么？「跪在地下」的西门庆，岂不是封建夫权的威风扫地么？如果作者不具有新的妇女价值观念，能够构思并写出潘金莲这样泼辣的妇女形象来么？戴敦邦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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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金瓶梅》改为：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恶西门庆与嫂潘氏通奸，踢中心窝；王婆主谋，陷害性命；何九朦胧入殓，烧毁尸伤。见今西门庆霸占嫂在家为妾。见有这个小厮郓哥是证见，望相公做主则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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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节、场面描写细节描写与场面描写是小说塑造人物、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所谓细节描写，是指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的细微神态动作的细致描写。它包括人物的肖像、语言、心理、动作等诸多方面，以及与人物活动有密切关联的生活琐事。所谓场面描写，是指对一定时间和地点的人物及其所处环境的综合画面的描写。它们都服务于表现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开掘作品的主题意蕴。一部成功的小说作品，必然包蕴着大量成功的细节描写与场面描写。正由于《金瓶梅》与《红楼梦》都取材于一个家庭的日常故事，加上《红楼梦》对《金瓶梅》有意识的借鉴，所以二者有诸多相似的细节描写与场面描写。这里举其大要，有以下数端：

（二）情节编织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真实而典型的情节设置，不仅有助于塑造栩栩如生、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而且对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深化作品的主题意蕴乃至于强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瓶梅》与《红楼梦》尽管描写的主要内容有世俗生活和贵族生活的差异，艺术风格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不同，但他们都注重情节的真实性、典型性，在情节的编织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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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中全文移植及作者创作的散曲达到一百余首，多用于各色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咏唱。透过这些描写我们看出，散曲艺术在明代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攀高结贵的手段，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还可以用它来褒贬人物，彰显好恶。散曲在《金瓶梅词话》中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功能：成功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幽隐，推动情节的发展，暗寓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以及烘托气氛等等。《金瓶梅词话》对散曲的大量移植，不仅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可读性，而且大大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与民俗价值。（一）对《金瓶梅词话》中散曲的整体考察

一、毛泽东与《金瓶梅》世人多知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论《金瓶梅》出语惊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①]但人们却未必知道早在毛泽东之前，二十世纪中国之怪杰陈独秀就对《金瓶梅》发表过高论。他说，《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毛说与之极为相似，表述方式却更俚俗。而《金瓶梅》与《红楼梦》孰高孰低，他俩观点则正好相反，不过陈是着眼艺术，毛则着眼内容，视角有异而已。至于毛说《金瓶梅》没有传开，则有悖史实。而且他关于《金瓶梅》发行的意见，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他曾在1957年说：

摘要：《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居重要地位，众多评论者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式给予全方位的解读。在评论中存在着大量将其与其他各类作品作比较的现象，其范围涉及诗赋、史传、戏曲以及小说等等，通过比较论述论者表达了自己对《金瓶梅》的阅读体验及价值评判。这些对比论述不乏中肯的评价，但也存在溢美或贬抑等有失客观的情况。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前人对于《金瓶梅》的审美感悟，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关键词：《金瓶梅》；评论；比较；地位作为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享有盛誉的世情小说，《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评论随之拉开了序幕。从初始阶段的评点到后来的专论，评论文献洋洋大观。“小说评点长久以来深得读者之喜爱，而其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并不在于理论上的逻辑论证，更重要的是评点者独特的审美感悟和艺术情趣，尤其是运用生动灵活和富于情感的语言将这种感悟和情感传递给读者，对读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实际上，这种“审美感悟”和“艺术情趣”存在于所有的评论文字中。笔者注意到，历代的评论者常常通过将《金瓶梅》与其他作品比较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金瓶梅》的价值评判。由于学界对此罕有关注，本文拟以此作为切入点，审视金学中这一独特的评论视角，以期对《金瓶梅》的丰富蕴涵与文学地位有更加深刻全面的把握。一经过仔细梳理我们发现，历代论者在评价《金瓶梅》时，用来作比较的作品涉及面很广，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诗赋：《诗经》《离骚》《七发》。此类作品都有褒善贬恶的内涵，因而论者将《金瓶梅》与它们作比较时，常常是为了强调《金瓶梅》的劝世作用，甚至是为了洗清《金瓶梅》“淫书”之恶谥。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箨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2］20。用《离骚》《七发》与《金瓶梅》作比较是因为论者认为笑笑生与司马迁、枚乘的创作初衷相同，即发愤著书。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2］112。《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289。《中国小说评点研究》undefined（2）史传：《史记》《左传》。小说与史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史传文学主要以历史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其刻画人物的手段与叙事方式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典范。论者将《金瓶梅》与史传文学相比较，也正是注意到了此点。《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此为神妙之笔［2］36-37。……世之说部者动曰：“慌尔，慌尔。”彼所谓“慌者”，谎矣，彼所谓“真者”，果能尽书而读之否？左丘明即千秋慌祖也……愿善读说部者宜急取《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三书读之，彼皆慌到家之文字也，谓之大山水大奇书不亦宜乎［4］。（3）戏剧：《西厢记》《杀狗记》。作为叙事文学，戏剧与小说有诸多相通之处，因而不少论者常常将《金瓶梅》与戏剧作品相比较。戏剧的受众有文人与市民之分，如《西厢记》文辞典雅，迎合了封建文人的爱好；《杀狗记》表现的则是普通市民生活，更多地起到了对民众的劝诫作用。论者正是基于“语言”和“立意”这两个不同的着眼点，将《金瓶梅》与这两部作品作比较。《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2］45。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经济无兄弟可想［2］50。（4）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类型丰富，逐步走向多元化：神魔、历史演义、英雄传奇、艳情、世情等等。作为此期具有开创意义的《金瓶梅》，也就经常被论者用来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小说作比较。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极幻矣……《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他如《玉娇梨》，《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5］卷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二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有效途径之一。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往往根据一定标准，将彼此有某种联系、具有可比性的事物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找到它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使事物的个性得到彰显。比较既可在异类对象中进行，也可在同类对象中展开。那么，金学史上人们将《金瓶梅》与其他作品作比，自然是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共性或某种联系，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人物塑造作为虚拟的艺术，小说要求作者努力从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并进行更高一步的艺术提炼，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须眉毕现。有了极具个性化与真实性的人物，小说才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水浒传》《红楼梦》在此方面成就突出，《金瓶梅》的评论者基于此点，将二者加以比较来肯定《金瓶梅》刻画市井人物方面的成就。如静庵在《金屋梦识语》中说：《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6］18金圣叹在感叹《水浒传》成功地塑造出一百零八好汉形象时说:“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这正说明了作者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力。《红楼梦》则更胜一筹，文中多用“特犯不犯”的笔法描摹相似的人物或者相似的情节，但其巧妙之处却在同中之异的细微差别，使得相似的人物各显风采。不少论者也在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时注意到了二者在刻画人物方面的不同之处，如曼殊所谓的“倒影”之论：“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6］315西门庆一家虽说也是富贵之家，但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暴发户的庸俗气，截然不同于贾府诗书簪缨之族的大家气象。哪怕贾府已然走向没落，但仍然保持着礼乐大家风范。相比而言，《金瓶梅》中的人物虽然装束、供给皆与贵族相似，但其下等本质却由内而外自然散发，这无不证明《金瓶梅》刻画人物的技巧娴熟。曼殊的“倒影”之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反差”，张竹坡则将《金瓶梅》与《诗经》作比，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金瓶梅》在刻画人物方面所达到的“反差”效果。……月娘前后文，其贪人财，乘人短，种种不堪，乃此夜忽然“怨而不怒”，且居然《麟趾》、《关雎》，说得太好，反不像也［2］319。在此，我们暂且不论《诗经》中《麟趾》与《关雎》是否都真如张竹坡所说的“怨而不怒”，可以明确看到的是张竹坡把《诗经》作为《金瓶梅》的比较对象是为了将“怨而不怒”与月娘烧香祷祝行为的表象作比较，借以点明月娘挟制西门庆的真实意图，揭示出笑笑生运用皮里阳秋的讽刺手法塑造人物所达到的特殊效果。《竹坡闲话》书影undefined（二）叙事艺术在谈及《金瓶梅》的叙事艺术时，论者常用四部作品与《金瓶梅》作比较，分别为《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如张竹坡多次将《金瓶梅》与《史记》相比，认为《金瓶梅》全得《史记》壸奥，对《金瓶梅》的整体叙事架构给予充分的肯定。《史记》中的“本纪”部分以年代顺序为纲，贯穿历代帝王的重要事件，而“表”的部分又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加以表格化。《金瓶梅》的叙事也有明显的时间脉络贯穿：西门庆二十七岁时出场，二十九岁让吴神仙相面，三十三岁死亡退场；官哥政和四年丙申出场，到政和五年丁酉死亡退场等等。因此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叙事方式类似于《史记》中的年表形式。而文龙在将《金瓶梅》与《三国演义》作比较时，则提出前者在叙事上的不足。挨光一回，有夸为绝妙文章者，余不觉哑然失笑。文字忌直，须用曲笔，文字忌率，须用活笔。挨光一层，早被王婆子全已说破，此一回不过就题敷衍，略者详之，虚者实之，两回仍是一回也［7］413。故《三国志》中，每设一计，只用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使人急于要看下文，方知如此如此，原来如此如此也。若事前合盘托出，则下文仍是如此如此，又安得谓为绝妙文章哉［7］413！《三国演义》以战争描写见长，采用限知视角设置悬念迭起的战争情节，节奏富于变化，张弛有度，给人以神秘之感。文龙指出《金瓶梅》第三回的行文明显劣于《三国演义》，因为前者用直笔提前交代了后面即将展开的情节，使得后文的描写文字显得缺少悬念，平淡无味，故不得谓“绝妙文章”。哈斯宝在将《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较时也指出前者的不足。我读《金瓶梅》，读到给众人相面，鉴定终生的那一回，总是赞赏不已。现在一读本回（第九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才知道那种赞赏委实过分了。《金瓶梅》中预言结局，是一个历数众人，而《红楼梦》中则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结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说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8］。《金瓶梅》通过吴神仙给众人相面道出了西门府几个主要人物一生的遭际，这个情节在《金瓶梅》的叙事中起到预言作用，给叙事安排好了既定的方向。然而哈斯宝认为此方法虽然巧妙，与《红楼梦》相比则未免略逊一筹。《红楼梦》中的预言多由当事人自己说出，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人物自身的命运更具震撼性。除“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以外，《红楼梦》贯穿着多种形式的谶，包括谶图、谶诗等等，因此相对而言《金瓶梅》中的谶语虽在作品的整体架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终有肤浅之失。但从小说发展的链条来看，如果没有《金瓶梅》的稚嫩，何来《红楼梦》的成熟呢？一般认为，《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发脉于《水浒传》，鉴于此种特殊关系，论者常从叙事角度对二者加以比较。首先是人物的出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必须在原故事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人物命运，完成事件的转换衔接，才能使《金瓶梅》的叙事顺畅进行。如张竹坡云。文字生色之妙，全在两边掩映。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与《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止用一“倒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不碍手。妙绝，妙绝［2］143。从《水浒传》的西门庆到《金瓶梅》的西门庆这个转化中，需要重新安排此人的出场与退场方式。《水浒传》中西门庆在出场不久就死于武松之手，《金瓶梅》的作者巧妙杜撰出李外传替死这一情节，从而使后面的情节得以顺理成章地展开。其次是关于人物的退场：文龙将《金瓶梅》和《水浒传》中关于西门庆之死的写法作了比较，认为相对于《金瓶梅》中西门庆自送其命，《水浒传》中西门庆死于武松之手更为大快人心。我们认为就两种死法而言，孰优孰劣取决于作品塑造人物时的既定目的。《水浒传》中武松处于主位，作者安排西门庆死于其手是为了凸显武松的英雄之气；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之死则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起到警戒世人的作用，同一个人物死亡的不同安排也正说明了《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不同创作意旨。《金瓶梅资料汇编》undefined（三）主旨立意从作家的角度而言，尽管一部作品的创作意旨有其恒定性，但在不同的接受者那里，往往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论者在论述《金瓶梅》的主旨立意时，也常将《金瓶梅》与其他不同的作品相比较。首先，认为《金瓶梅》立意在于“劝善惩恶”的论者，多用《诗经》《易》《书》等作为《金瓶梅》的比较对象。有论者认为《诗经》的主旨是“思无邪”，可以起到净化读者心灵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张竹坡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将《诗经》诸诗细为模仿的观点，认为虽然《金瓶梅》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淫亵，但是其立意并不在于宣淫，而旨在警戒世人。例如《隔帘花影·序》云：《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金瓶梅》一书，虽系空言，但观西门平生所为，淫荡无节，豪横已极，宜乎及身即受惨变，乃享厚福以终，至其报复，亦不过妻散财亡，家门零落而止，似乎天道悠远，所报不足以蔽其辜……”［9］序从《易》《书》的观念出发，认为《金瓶梅》中作恶多端的西门庆虽然遭到果报，但其“惨变”程度似乎远远不足以大快人心。其次，认为《金瓶梅》的立意在于倡导“孝悌”的论者，则多用四大南戏之一的《杀狗记》作比附。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敬济无兄弟可想［2］50。《杀狗记》是南戏四大传奇之一，以家庭伦理为题材，以“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为信条。张竹坡以此作比，显然是为了强调《金瓶梅》的“孝悌”内涵。而在《金瓶梅》中，作者也曾引用《杀狗记》来讽刺应伯爵等人的丑恶嘴脸，指出西门庆生前所谓的“兄弟”完全是《杀狗记》中柳龙卿、胡子传一类蹭吃蹭喝、见利忘义之徒。最后，认为《金瓶梅》的立意在于作者“浇胸中之块垒”的论者，则常将《离骚》《七发》《水浒》等作为比较对象。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2］112。中国文学史上的“发愤著书说”发端于司马迁，他认为作家大多在自己理想或主张无法实现时，转而采用著书方式，抒泻胸中块垒。“发愤著书说”后来也常被用来观照《金瓶梅》的创作，认为《金瓶梅》正是作者胸中块垒的发泄。如平子在《小说丛话》中将《金瓶梅》和《水浒传》的立意进行了详细比较。《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10］。指出《水浒》和《金瓶梅》二者虽然有“正笔”和“侧笔”、“明写”和“暗写”、“快语”和“痛语”、“明白畅快”和“隐抑凄恻”、“奇愤”和“奇冤”的不同，但是两者立意一样，都是对黑暗社会情状的暴露，鸣作者胸中之不平。袁宏道对《金瓶梅》的立意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289《七发》对贵公子养尊处优的生活进行了力透纸背的讽刺，袁宏道将《金瓶梅》与之相比较，正是看到了《金瓶梅》对当时社会多层次的批判，提出其批判力度远胜于《七发》。undefined三从宏观上考察《金瓶梅》评论中的作品比较现象，不难发现其很大程度上突显了小说评论者的主体意识和主观目的性，融合了论者对文本赏读的独特感悟及其理论批判。由于评论者的人生阅历、艺术修养和批判目的不尽相同，导致了他们评判的千差万别。他们这些比较文字，既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所在，也存在有失公允的地方。比如，张竹坡在评论中屡次将《金瓶梅》与《史记》并提，认为“《金瓶梅》全得《史记》之妙也”，“谓之太史公之文哉”，“纯是一部史公文字”等等。《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史学和文学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史学史、文学史上是一座丰碑。张竹坡将《金瓶梅》与之相比较，正是看到了二者客观上确实存在有共通之处。从积极的一面理解，可以说《史记》和《金瓶梅》分别代表了各自领域的最高成就，但不可否认，张竹坡在某种程度上借《史记》表达了他对《金瓶梅》的溢美倾向。再如，文龙曾将《金瓶梅》与《诗经》作比较，认为《金瓶梅》中对淫的描写与《诗经》不删淫奔之诗同出一理，这种观点未免牵强。虽然《金瓶梅》的淫秽笔墨受到了纵欲世风的影响，甚至出于人物形象塑造和表达意旨的需要，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对其全盘肯定的理由。李卓吾曾将《金瓶梅》与《西厢》《水浒》并举为“天下奇书”，而徐谦针对此点提出反对意见：“不知（《金瓶梅》《西厢》《水浒》）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鸩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11］徐谦对这三部作品的价值视而不见，而以封建卫道者的眼光，给予“倡盗诲淫”的恶谥。这种极端荒谬的以偏概全，必然难“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总之，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来肯定作品的成就或指出其不足，在《金瓶梅》的评论中比较突出。这种比较评论的文字，广泛涉及人物塑造、叙事艺术、主旨立意等方面的问题。尽管在比较时往往受制于论者本人对被用来作比较的作品的理解，但这种评论方式的直观性和通俗性，则是其他评论方式无法取代的。无论对于《金瓶梅》内容、艺术的深刻理解，还是对于《金瓶梅》的传播接受，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小说丛话》参考文献：［1］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导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03．［2］张竹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87．［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李百川．绿野仙踪［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339．［5］张无咎．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四辑·新平妖传·卷首［M］．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6］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7］文龙．金瓶梅回评［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8］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70．［9］四桥居士．隔帘花影·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10］平子．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3（8）：169-170．［11］徐谦．桂宫梯［M］//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271．undefined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章刊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转发清注明出处。

内容提要：《金瓶梅》中的武大郎是市井社会底层小经纪人的代表，小说叙述了武大郎的市民生活，具体包括炊饼买卖、清河房价、亲子关系、市民葬礼等方面。文学视角下的市民生活，儒家的伦理法则在这里变得很粗暴，不讲亲子关系、艰难维持生计。其叙述在小说中被边缘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时代的关注。

摘要：《金瓶梅》崇祯本评语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小人物的辛酸和血泪、财主的敛财和挥霍、妓女的生存和人性、侍妾的争宠和冲突、官员的受贿和枉法等五个方面，对书中描写的小人物、财主、妓女、侍妾、官员等作了精彩而深入的评论，肯定了《金瓶梅》是一部揭示明代社会“世情画卷”的现实主义杰作。关键词：金瓶梅；崇桢本；世情画卷

(德)卡尔·考茨基著.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二册.《哲学研究》编辑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7]

“潘金莲琵琶，写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风雨凄凄”。我则认为这首失恋者之歌，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写得哀婉动人，岂是“怨恨”二字所能表达。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虽千姿百态，大抵有两大类：

教授undefined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张进德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往期推荐张进德：《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张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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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红楼梦》之祖，没有金瓶梅就产生不了红楼梦。《金瓶梅》是晚明的真实历史形象的再现，是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超越传统的艺术革新精神，让当今的作家为之赞叹、为之震惊。《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是传统文化历史转型期集大成之巨著，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经过近三十年来的深入研究，这一评价已为中国学界所共识，也为全世界所认定。美国学者海托华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走进经典名著《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可以从中学写作方法，从中了解历史、了解传统文化，从中感受古代人的情爱人性，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以有助于自己的文化素养，有助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万历本《金瓶梅词话》《金瓶梅》文化艺术价值的三次历史性发现《金瓶梅》揭露腐败，直斥时事，悲悯人性，探索人生，在明清时期受到有新观念的作家文人的肯定赞扬。同时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禁毁打压，也受到读者的曲解误读。《金瓶梅》像一位遭受冤假错案的艺术家，数百年受冤枉受委屈。虽然有禁毁、有误读，但没有摧毁消灭它。更有独具慧眼的天才人物发现《金瓶梅》的艺术美，有三次历史性的发现。第一次，晚明作家谢肇淛（1567—1624），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篇《金瓶梅跋》。此跋评价《金瓶梅》直面人生、描绘世态人情的写实成就，称赞作品是“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塑造人物具有肖貌传神，形神兼备特点，艺术成就超过《水浒传》，因为《水浒传》写人物走的是老路，人物情节前后有重复之处，而《金瓶梅》写人物则各有各的面貌，“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谢肇淛珍藏《金瓶梅》抄本，潜心细读，多年把玩。他很可能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的评改者。评改本的评语和《金瓶梅跋》是互补的，似应出自一人之手。评语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不是淫书。作者“针工匠斧”，写人物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同情潘金莲，欣赏潘金莲，认为金莲有诸多可爱之处。对《金瓶梅》人物形象的艺术美，多有新发现。谢肇淛是最早写专篇论文评价《金瓶梅》的作家。第二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金瓶梅》为世情书，“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金瓶梅》作者能文”“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继承明清批评家的观点，进一步发现《金瓶梅》艺术独创特点，肯定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对现代《金瓶梅》研究起了开创作用。第三次，1957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1961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又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毛泽东特别关注作者对晚明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逄先知《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程冠军《共和国思想者》）《金瓶梅》写商业活动，反映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红楼梦》中没有或少有的。毛泽东发现了《金瓶梅》对解读晚明商业资本的历史价值。《中国小说史略》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

“心学”为王阳明所创，因此也称“王学”。“心即理”的人性学，“致良知”的修养学和“知行合一”的实践论，构成了“心学”体系的基本构架。王阳明曾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他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申明“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心之用，知善知恶者良知，为善去恶者格物”的“宗旨”。王氏广收门徒，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阳明学派。在他身后，“心学”左派——泰州学派经王艮到李贽，发展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心学也一度成为当时的主流哲学。我国首部世情(人情)小说《金瓶梅》的成书和早期传播皆处于“心学”盛行的背景之下，《金瓶梅》和心学之间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近年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一般多从主旨、内容及人物形象各方面考察《金瓶梅》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关联。这当然很有意义，但不免主观比附之嫌。笔者以为，要确切地理解《金瓶梅》与心学的关系，在时代、作者等问题尚待坐实、主题又显多歧的情况下，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考察仍然不失为一种客观而有效的途径。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圈点，有眉批和夹批，其批语中使用了大量的心学词汇，带有浓厚的心学思想观念。笔者从中了解到，心学的盛行不仅影响到《金瓶梅》的成书，还导致世情小说类型的诞生。《王阳明心学全书》

洪：《金瓶梅》人物三论许振东：欲的双向呈示——论《金瓶梅》两个世界的深层意蕴和文化内涵周中明：评《金瓶梅》“崇尚现世享乐”说谢尔金指

那日午间，又是本县知县李拱极、县丞钱斯成、主簿任良贵、典史夏恭基，又有阳谷县知县狄斯彬，共五员官，都斗了分，穿孝服来上纸帛吊问。西门庆备席在捲棚内管待，请了吴大舅与温秀才相陪，三个小优儿弹唱。

辉：《如意君传》的刊刻年代及其与《金瓶梅》之关系胡衍南：《金瓶梅词话》与明朝万历年间艳情小说性描写比较研究周钧韬：《金瓶梅》淫书乎？非淫书乎？——400年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谢尔金指

文章作者的单位：复旦大学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成都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后收入《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关于《金瓶梅》当下影视创意的深度思考高淮生：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从《红学学案》到《金学学案》朱

一九八五年春，刘辉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一部在兹堂本张评《金瓶梅》时，发现上有文龙手写六万余言的眉批、旁批、回评，即来函告诉我。我当时因被误诊肠癌，在医院有“存亡未卜”之忧，希望他将此补入我尚未付印的《金瓶梅资料汇编》中。他慨然应允，即将其辑录亲自送至中华书局，使我感激不尽。后他将辑录文字分别披露于《文献》杂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期，并附撰了《文龙及其评本》一文（1985年第4期），对文龙其人及其批点作了全面的探究，为后来的研究者铺平了道路。据《南陵县志》《南陵小志》及书中批语所知，文龙（1816-1886）[1]，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附贡生。他在光绪年间曾任南陵、芜湖等地知县，勤政爱民，逝世后开吊日，“除文武各官亲诣吊奠外，百姓亦皆携纸捧香而至”，《申报》报导者不由得感叹其“贤宰官之善政其入人者深矣”[2]。有《萍踪絮语》一书，曾被谭献赞为“殊可采撷”[3]。《谭献日记》他的《金瓶梅》批语是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分别在南陵县署的“以约小屋”或芜湖县署的“对我小房”中批就的。这时，他已年逾花甲，有相当的阅历。他为官较为规矩，也能勤政，批语中常带及审理缉捕之事。他生活优裕，有闲时能从容读书批点。这与负才不遇，忧贫叹愁、牢骚满腹的青年才俊张竹坡批书时的境况大不相同。而文龙用以评点的底本正是与他的生活条件、处世经历、精神世界很不一样的张竹坡所批的“第一奇书”。因此，文龙一边评小说，一边看张批，越看越不顺眼；于是就变成了一边评《金瓶梅》，一边批张竹坡；甚至可以说，他的批语与其说是在评《金瓶梅》，还不如说是在批张竹坡。这是他的批语的特点之一。如今，假如将他的批语与张竹坡的评点相比较，可见张评是才气横溢，颇多借酒浇愁，自抒怀抱之辞；而文批则是老成持重，下笔严正，犹似在衙门作判语，两者是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不过，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他在“不作人云亦云”（第六十七回批语）的追求下，也自有其特色与发明。

摘要：“红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就没有方向；当然，“金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同样没有方向。“红学史”著述已见规模，“金学史”著述有待跟进。红学史常见的写法基本上是或“通史”写法，或“专题史”写法，尚未看到这种“以学人为主线，逐一立案考述”为旨趣的红学史著。于是，《红学学案》的撰述则立意出新，试图写出“似旧而新”的“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以“学人”为主线建构红学史著述新体例、新格局。庶几可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金学学案》可谓《红学学案》写作模式的全方位地移植，即《红学学案》的学术理念、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以及整体构想等都对《金学学案》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捷：从《游仙窟》到《金瓶梅》——观照《金瓶梅》一个闪光点徐朔方：《金瓶梅》和《红楼梦》卢兴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寻找小说史的一段轨迹马瑞芳：床·琴棋书画·俗曲·魇胜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二期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朱星先生《考证》的第一部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文章的重心似乎是想考证：“《金瓶梅》原稿初刻本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我们今天把它考证明白，把这些污点洗删了，也就可以公开阅读研究了。”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作者的用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论据显然是不足的。关于《金瓶梅》的所谓“庚戌初刻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首先提出：“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并明明白白地交代了他的根据是“《野获编》二十五”。朱先生虽然也承认“鲁迅先生首先提出《金瓶梅》有万历庚戌年吴中初刻本”，却又说鲁迅先生还“未说明”，只有经过他“遍查有关群书”，化了一番功夫的“悟”和“推断”之后，才从《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找到根据”，得到了“收获”。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朱先生竟进一步从《野获编》中得出了“初刻本确无淫秽语”的结论来。大家知道，沈德符的《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关于《金瓶梅》的一段记载，写于万历己酉（1609）至万历已末（1619）之间，虽然称不上如朱先生所说的是“研究‘金瓶梅’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宝贵材料”，但确不失为一条较早的有价值的材料。清刻本

本文原载《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后收入《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人物研究一直是“金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人物形象与塑造艺术的剖析便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现代以降，郑振铎、赵景深等对此均有所关注；近年来，《金瓶梅》人物研究依然“热度”不减，相关论著也不断涌现，[①]并形成了广泛的学术讨论，[1]涉及人物原型考证、思想内涵、艺术特性和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然而在此“繁华”背后，也透露着《金瓶梅》人物研究的“窘境”，即大多数研究仍着重于人物性情、命运的考察，而缺乏对人物所蕴含的时代文化精神的发掘，这在根本上限制了人物研究的深度。早在世纪之初，就有学者提出《金瓶梅》的研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2]，但在人物研究方面，相关成果凤毛麟角。[②]《文学评论》2003“恋物”“玩物”是晚明之生活时尚，对士人的文化人格产生深刻影响；“物”与“物欲”及其背后的日常生活问题是晚明思想界的核心话题；[3](P19)在明清之际的文化反思中，“玩物丧志”又构成了士大夫言论中的重要话题，从中可知，围绕“物”的实践与思考是晚明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晚明士人恋物成痴、成癖，从儒家文化角度而言，是伦理主体人格的“物化”；而《金瓶梅》正是晚明士人“恋物”文化精神的“市井化”表现形态，小说人物“痴执”的人格特质则折射着他们文化人格上的痴、癖。儒家文化是从伦理主体对外物的沉溺这一角度来理解“物化”的，《礼记·乐记》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4](P471-472)在《乐记》看来，对外物无节制的好、恶，会导致“人化物”；至宋儒程颐将人的这种发展倾向凝练为“物化”这一概念：“人之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5](P589)程子的“物化”论得到朱熹、张栻、吕柟和王阳明、吕坤等宋明儒家的积极回应，形成了儒学的“物化”论传统。[3](P67-70)儒家的“物化”意味着作为伦理主体的人沉溺“物欲”，丧失礼仪道德，不复明辨是非善恶；也意味着主体自省能力的丧失，“知诱于外，不能反躬”[4](P471)。《金瓶梅》中，西门庆等执着财色欲望，抛卸伦常，至死方休，带有明显的“物化”倾向，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如有学者从城市书写的角度提出《金瓶梅》表现了个体在城市中的物化，而西门庆是不折不扣的“拜物教的信徒”[6]；也有学者认为《金瓶梅》妾妇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妇女从“封建伦理型”向“金钱物化型”的嬗变，是奴性深化的表征。[7]这些研究颇有启发，但却并未发掘出人物“物化”背后的人格特质及其与晚明思想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而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一、“物欲”市井：《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物化空间《金瓶梅》中的人物活跃于市井之间，这里充斥着令人目眩的美色、美食、服饰和器玩，它是诱人欲望的“物”之世界，并以“物”为纽带构建起的了“财色”化的社会关系，它也是“物质性在人的日常生存、情感、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凸显”[3](P93)的“物化”空间。《金瓶梅》的市井世界首先是情色化的。《金瓶梅》常被人视为“淫书”，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的“色情”描写，杜贵晨认为《金瓶梅》以“色情”描写为中心，是“伟大的色情小说”[8]。对小说人物而言，《金瓶梅》的“色情”不只是“性交”，还在于它所营造的无所不在的美色“诱惑”的欲望氛围，几乎笼罩了主人公西门庆的生活。在外，是妓女、姘妇组成的市井美色；在内，是妻妾与众多丫鬟、仆妇聚集的庭院美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主人公西门庆“色诱”空间。清河县城是个繁华的小城镇，近在咫尺的临清码头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9](P1923)，县城也妓院众多，文中提及名姓的就有李、郑和吴等十二家，而鲁家妓院所在的蝴蝶巷更有十数家妓院，仅此合计，这里的妓院也在二十家以上，此外还有不少“私窠子”。众多妓院营造了清河市井社会情色诱惑的空间，所以西门庆自幼便得以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9](P118)。小说家多次叙及西门庆留恋妓院的场景，如五十九回写他访嫖郑月儿的情景，“但见瑶床绣幕，锦褥华裀，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9](P1164)，谈话间郑月儿言语伶俐，善解人意，视其体态则见“肌肤纤细，牝净无毛，犹如白面蒸饼一般，柔嫩可爱。抱了把腰肢，未盈一掬，诚为软玉温香，千金难买”，而性事之中，“愈觉销魂”，“不胜欢娱”。[9](P1166)绘画

undefined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九辑，2009，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平：论《金瓶梅》的情节构成付善明：通俗美：《金瓶梅》的文本审视谢尔金指

《金瓶梅》是一部难下定语的书。早在明清两代，仅以读者的直感而言，从明·袁宏道的“第睹数卷，甚奇快”[[i]]，和谢肇淛的“穷极境象，駴意快心”[[ii]]到清·张潮的“《金瓶梅》是一部哀书”[[iii]]，和张竹坡的“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iv]]，反响已有质的不同。当然，面对一部内涵丰富且情感复杂的作品，诸多读者自会有诸多的直感。而反过来说，以上，两类不同质的直感，正说明《金瓶梅》本身也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的两极又在不同的时代里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回声。笔者以为，《金瓶梅》的内在矛盾性首先直观于它所构造并毁弃的西门氏家族社会。本文试图重现西门氏家族社会之模式的结构意义，以求对《金瓶梅》的存在价值作出历史与文学的相应评价。

这个题目令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我也觉得很奇怪。金瓶梅的成书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是从文本所写的事件入手，二是从抄本的流传时间入手。从文本所写的事件入手者，有郑振铎、吴晗、魏子云等大家。从抄本的流传时间入手者，即敝人也。《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的线索似有好几条。王宇泰可能在“万历二十年春，请告归里”前，在北京可能得到了《金瓶梅》抄本二帙。但得之于谁，又传之于谁，不明。文在兹可能在万历二十九年前后在北京得到《金瓶梅》不全之抄本，后传之于薛冈。但文在兹得之于谁，薛冈又传之于谁，又不明。与上述两条线索相比较，似乎袁中郎的一条线索较为清晰。袁中郎所得之《金瓶梅》来源于董思白。在中郎致董思白书中，中郎问董思白：“《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可见袁氏从董氏处得到的《金瓶梅》只是上半部（或称“数卷”）。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于万历二十三年。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即万历二十三年《金瓶梅》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但只有上半部（或称“数卷”）。董思白的《金瓶梅》又在什么时间，得之于何人之手？答曰：不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书影万历三十七年，中郎在北京与沈德符谈起《金瓶梅》时说：“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徐文贞即嘉靖时宰相徐阶，松江华亭人，董思白与其同乡。故董思白的《金瓶梅》有可能来于徐阶。万历二十三年中郎向董思白提出“《金瓶梅》从何得来”的问题。十四年以后，他当然已有所闻，故对沈德符说了这样一段话，从而使我们可以推断出董思白的书来源于徐阶这样一个重要信息。时间最晩是万历三十七年。中郎的《金瓶梅》又传之于何人？首先传给了袁小修。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207条云：“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第979条又云：“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金瓶梅》——笔者注）之半”，足见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袁小修见到了中郎的半部《金瓶梅》。后来，中郎又将这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谢字在杭，长乐人，万历壬辰进士，善诗文，与中郎过从甚密，相交至厚。《袁中郎全集》中有《与谢在杭》书云：“……《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是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安家乡。万历二十七年，中郎兄弟在北京发起“结社城西之崇国寺，名曰蒲桃社”，是京师名士“相聚论学”之社团。当时谢在杭卸湖州推官，至北京候调，有袁中郎诗：《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子修剧饮》为证（袁中郎：《瓶花斋集》）。可见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七年在北京，或其后，将半部《金瓶梅》借给了谢肇浙。到万历三十四年谢氏还未归还。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一文中云：“此书（《金瓶梅》）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厥所未备，以俟他日。”（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由此可见，谢肇浙确实从中郎处借到了《金瓶梅》抄本的部分，从而使他能够写成《金瓶梅跋》。这是目前所知的《金瓶梅》传世后最早的一篇研究专文，于研究明人对《金瓶梅》的看法具有重大价值。《小草斋集》综上所述，袁中郎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一条重要线索为：徐阶——董思白——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袁中郎又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全本抄本的信息。袁中郎、袁小修、谢肇浙所见之《金瓶梅》抄本均只有半部（或称数卷）。文在兹、薛冈，王宇泰、王百谷所见亦仅为部分。当时《金瓶梅》是否有全抄本?出现在什么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袁中郎又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所知，透露《金瓶梅》有全抄本信息者有袁中郎、屠本畯、谢肇浙。屠本畯《山林经济籍》《经部》卷八《燕史固书第十二》有《金瓶梅》跋语曰：“……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刘辉先生考说：“他（屠本畯）为《金瓶梅》所写跋语的时间，最早不能超过万历三十四年，最晚不得迟于万历三十六年，很有可能就是万历三十五年。”（刘辉：《北图馆藏〈山林经济籍〉与〈金瓶梅〉》，载《文献》1985年第2期）由此可知屠本畯所透露的全本信息约在万历三十五年，持有者为王世贞。谢肇浙在《金瓶梅跋》中曰：“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马泰来先生考云：“谢肇浙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这两年内，在北京自其工部同僚丘志充处借得《金瓶梅》抄本，并撰写《金瓶梅跋》。”（《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这就是说，谢肇浙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间，持有者仍为王世贞。袁中郎则透露了全本的另一个信息，时间均比屠本畯、谢肇浙为早。沈德符《野获编》云：“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袁中郎所透露的全本信息在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持有者为华亭徐阶及曾孙婿麻城刘承禧。袁中郎的信息的价值在于：一、时间为最早——万历三十四年；二、为《金瓶梅》初刻本底本的来源提供了线索。沈德符在《野获编》中，引了袁中郎说的“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后，就说：“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万历三十四年，袁中郎知刘承禧有全本，三年后（1609）其弟小修就携有其书。这无疑是告诉我们，袁小修的全本来源于刘承禧。后来袁小修的全本被沈德符借抄带到了苏州，冯梦龙怂恿书坊购刻。沈德符说此书“坏人心术”，“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沈德符：《野获编》）寻本溯源，《金瓶梅》初刻底本很可能就是抄自徐阶的刘承禧家藏本。虽然，这仅是推测，但袁中郎所透露的刘承禧家有全本的信息，与《金瓶梅》初刻底本的关系，确是值得深究的。《万历野获编》以上，我们已花了很大劲，考出了《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时间节点，如万历二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四十四年等等，其中只有万历三十五年有些价值，但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从持有全抄本的人那里找答案。据现有史料考知，持有全抄本者为王世贞、徐阶、丘志充、刘承禧、谢肇浙。谢肇浙的抄本来源于丘志充，刘承禧的抄本来源于徐阶。丘志充的抄本来源现无法考知，我们只能从王世贞、徐阶那里找答案。王世贞与徐阶乃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清无名氏《玉娇梨•缘起》指出：《玉娇梨》与《金瓶梅》，相传并出弇州门客笔，而弇州集大成者也。……客有述其祖曾从弇州游，实得其详。

人们常说，《红楼梦》是我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一部世界性文学巨著。它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却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规模与性质。其实，同样值得我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还在《红楼梦》诞生之前一个半世纪，我国即已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这部巨著不仅给予了《红楼梦》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同样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特点。而它的出现，却要比近代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早两个多世纪，比另一个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的作品更要早近三个世纪！在我国以至世界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的出现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而小说本身堪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奇书”。皋鹤堂本当这部“奇书”刚一问世，便立即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和社会。人们争竞阅读它、谈论它，爱之者“极口赞之”，奉为“外典”，恨之者诋毁咒骂，斥为“海淫”，阅过者称“奇”称“快”，既“惊”且“喜”，未阅者“恨未得见”，以为憾事。同时，由于它的内容的丰富，作者的不明，更引起人们探索其奥秘的兴趣——猜测它的作者、探求它的“寓意”、索隐它的本事。但是，正确看待《金瓶梅》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却为数不多，所以《金瓶梅》的问题还需要重新评说。一、一部暴露晚明社会黑暗的书《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是正德以后到万历中期，其中特别是嘉靖年间的历史现实。这一时期，正是明王朝急剧地走向衰落，社会风气日益浸薄的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激化，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其中特别是武宗的荒淫，世宗的昏愦，神宗的怠荒，遂使朝政陷于不可收拾之局。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金瓶梅》，正如同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的时代；并以其全部的艺术力量，深刻地暴露了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丑行。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首先是土地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民田被大量而急剧地侵夺，土地兼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这种土地兼并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大量“皇庄”的建立和不断扩大。明代皇庄的起源，始于洪熙时仁宗的“仁寿宫庄”、“未央宫庄”的建立。到成化时，明宪宗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地亩，做为宫中庄田，定名为“皇庄”。其后，皇庄便不断地增多和扩大。弘治二年，北京附近有皇庄五所，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而正德时武宗即位的第一个月内就新建了七处，其后增加二十余处，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余顷；后来更暴增至三百余处，仅京畿附近的庄田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土地集中之剧烈，真是令人瞠目！而“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目，每处动至三四十人”，他们“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卒致辇觳之上，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到首，道路嗟怨，邑里萧条。”（夏言：《奉敕勘报皇庄及功臣犀威田土》疏）。从这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皇庄对当时农村经济所起的破坏作用。除了“皇庄”以及诸王亲国戚“官庄”的兼并，明代各地的地主豪绅兼并土地亦异常激烈。如南京附近“权豪之人……俊侵军民，强夺田亩”，所占民地达六万二千三百余顷；扬州有个地主叫赵穆，一次就“逼取民田三千余亩为已业”（以上均见《明正统实录》，再如北方“大同、宣府等地膏腴土田，无虑数十万顷，悉为豪强古种”（《明成化实录》）；不难想见，这些地主豪绅大量抢占民田，使“失业之民控诉无所”，同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金瓶梅》虽然并没有正面描写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但它在描写市民生活时已涉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并给我们透露了当时土地兼并和农村经济衰颓的消息。小说写及清河一地，就有一个专管皇庄的薛太监，这个薛太监和管砖厂的刘太监一起，与当地豪绅西门庆互相勾结，往来密切；且在当地声势煊赫，宴会时座次都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同时，小说写山东清河地方也建有皇庄，这正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皇庄不断增多和扩大的真实情形。此外，小说第三十回还写及西门庆家坟地隔壁赵寡妇家，庄子连地要卖，价钱三百两银子，但西门庆只还他二百五十两银子，就强买了；第三十五回还说及没落贵族向皇亲家“向五被人告争土地，告在屯田兵备道打官司”一事，这些在小说中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笔交代，但它同样是当时社会上“权豪之人”“逼取民田”的真实反映。与土地兼并的程度成正比，构成晚明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封建政治的黑暗与腐朽。这又突出地表现在宦官专权和吏治腐败等两个方面。明代太监的得势用事，主要始于成祖时，因其夺权时曾得内监为内应。其后，英宗时的王振、曹吉祥，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刘瑾，神宗时的冯保，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窃权误国的太监。除了某些例外，宦官专权，实为明代黑暗政治的一大特色，而和明代社会相始终。《金瓶梅》中有许多关于宦官的叙述和描写。例如上面已提到的管皇庄的薛太监和管砖厂的刘太监，他俩的地位都在当地地方军政长官之上。这正如小说中的周守备所说：“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第三十一回）。由此可见当时内宦之权势！除此之外小说所写的一个叫六黄太尉的钦差大臣，此人也是位“老公公”，你看他路经山东，何等威风！以巡按、巡抚为首的山东一省官员，全都围着他颠倒奉行（第六十五回）。还有被称为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之一的童太尉，也是太监出身，他不仅本人被“加封王爵”，而且“子孙皆服蟒腰玉”，真是“何所不至”（第六十四回）！另外，小说还写到内府匠作何太监，因内工完毕，被皇上恩典，将侄男何永寿升授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分在山东提刑所与西门庆为同僚（第七十回）。这些描写都真实地反映了明代黑暗政治现实的一个侧面。吏治腐败是明代黑暗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拿《金瓶梅》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之一的嘉靖朝来说，其间严嵩专权凡二十一年，“俨然以丞相自居……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明史》）当时官吏“入官视事，循例取索”，一般官吏“假公用而科任情敛……文书非贿吏不行”；而司法机关则“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宝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嘉靖实录》）。在《金瓶梅》里，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深刻地暴露了这一方面的黑暗情形。《明史》书影《金瓶侮》第三十回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那时……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脏官污吏，遍满天下。”这段话，可说是对晚明社会的一个很好总结。请看小说中的实际描写：当朝宰相蔡京，仅仅因为其生辰时西门庆“累次”送来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礼物”，便随即拿了朝廷钦赐的几张空名诰身扎付，按西门庆在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使西门庆一下子从“一介乡民”而挤身于“官”列。以后，他又认了西门庆做干儿子，并提升他为掌刑正千户。这还不算，连西门庆的伙计吴恩典、奴仆来保，也因为“解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被分别安置为清河县驿丞和郓王府校尉（第三十回）。上行自然下效，山东巡按宋乔年，因为任职期间常受西门庆经济上的接济，差满时举劾地方官员，要西门庆推荐人才；西门庆便乘机推举了送过二百两银子给他的荆都监和自己的妻兄吴镗。于是宋巡按奏本中称荆都监“年力精强，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儒将”，又吹噓充其量不过是清客帮闲的吴大舅是所谓“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什么“驱兵以捣中坚，靡攻不克；储食以资粮饷，无人不饱”，简直叫人捧腹！但吏、兵二部居然认为宋之所奏“出于公论，询访得实”，于是两人均“特加超擢”，以“鼓舞臣僚”（第七十六回、第七十七回）。这真是：“富贵必因好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在这里，贤名无须真才作内涵，升迁全靠金银把路开。官场之腐败。由此可窥一斑！司法机关同样也是“权门之利益如响，富宝之贿赂通神”，贪脏卖法、徇情枉法，这已成了整个封建国家机器从上到下最司空见惯的事。朝中奸臣杨戬坏事，要办的亲党名单中原有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闻知后立即派人赶往东京，设法通过蔡京之子的关系找至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府上。李见是“蔡大爷分上”，又“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第十七回）。就这样，一场朝廷直接授理的案子顿时一笔勾消，所谓“国法”又哪抵得上金钱和人情的魔力！类似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西门庆为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致使武松为报兄仇而误伤了人命。西门庆为要官府“体轻勘了武二”，便“馈送了知县一付金银酒器，五十两雪花银，上下吏典也使了许多钱"（第十回）；杀人犯苗青，为图谋财产杀害了主人性命。案发后被告到清河县提刑院，西门庆“贪脏卖法”，为贪污一千两贿银，私放了苗青（第四十七回）；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转托蔡太师“人情”以求释放；西门庆乘送生辰礼之机送上揭帖，“把礼物收进去，交付明白”，蔡太师即“吩咐”：不日写书，马上把王四峰等一十二名寄监者“尽行释放”（第二十五回）；西门庆偷奸李瓶儿，暗中盗拐了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的大量金银细软，花子虚的叔伯兄弟分家产打官司告了花子虚。西门庆为谋取花家的全部家产，又差人上东京交割杨提督书札，转求蔡太师柬帖，下与开封府杨府尹。这杨府尹因蔡太师“是他旧时座主，杨戬又是当道时臣，如何不做分上？”于是只将花太监的少量家产估价变卖分给那些叔伯兄弟（第十四回）；……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正如小说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在这里，金钱是法律的主人，公道是人情的奴隶。整个封建的国家机器，从上到下，唯有金钱和人情是其运转的润滑剂！在一些细节描写上，小说同样也具备了惊人的真实性。如小说多次写到官员之间的贿赂丑行，其中揭帖礼单上写的都是白米XX石。小说第十八回，西门庆为杨戬坏事，走门路找至东京，其送给当朝右相的揭帖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小说第六十七回，黄四为丈人卷入一场官司，求西门庆说情，自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儿递与西门庆，小说第七十六回，写荆都监求西门庆在宋巡按处美言提拔，袖中取出的礼物单上也是写着白米二百石。据小说本身交代，这些所谓白米XX石实际就是指的XX两白银。而这一细节描写同样是明代官场习俗的真实反映。据《明史》记载：孝宗时太监李广，死后被抄家，得赂籍以进，其中多写着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由此可见《金瓶梅》暴露明代社会黑暗的真实程度！政治上的黑暗腐朽，必然同时伴随着一代社会风气的浸薄颓败。而统治阶级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又为其荒淫无耻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晚明时代，我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处于这一时代的封建阶级，除去靠剥削农民过活外，还依靠了商业投机和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即使是在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中，传统的实物地租也减少了，货币地租在逐渐发展着。于是，大量的钱财日益流入少数人手中，引起了他们各种欲念的横流，促成了晚明时代社会风气的浸薄和颓败。当时的地方县志中就记载着：……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博平县志》）在《金瓶梅》中所大量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互尚荒佚”的社会风气和糜烂生活。象小说中的西门庆及其会中朋友，整日就是花天酒地，沉溺于犬马之好，逐欢于酒色之中，特别是西门庆，奢侈挥霍，大宴三六九，小宴天天有，仅请宋御史一席酒“就费够千两银子”，他还纵欲无度，家中妻妾成群，在外还要奸人妻女，包占娼妓……。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正是明代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的统治阶级腐化生活的缩影。通过小说为我们展示的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社会、这个阶级的极端丑恶和腐朽，而且看到了它们除去灭亡，不会有也不配再有更好的命运！戴敦邦绘

《话本小说中的婚俗叙事研究》梅东伟

此为散套，以下还有《懒画眉》、《挂梧桐》、《余音》等等。这说明《挂真儿》在嘉靖年间还依然流行，这正是《金瓶梅》所描写的时代。因此《挂真儿》在《金瓶梅》中出现，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