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以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这个判断当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对于欧美国家完成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以及完成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转型，无疑起到了理论蒸汽机的作用。尽管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看起来扮演着历史决定者的角色，其实他们的行为是在经济学家的导演下发生的。最典型的例证是，在“斯密效应”之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革命”的产物，而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的“里根—撒切尔主义”不过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如果凯恩斯的上述判断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同样有效，那就意味着在总结和评价中国四十年改革的历史经验时，必须充分估量经济学家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罗纳德·科斯曾把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一场“边缘革命”，即由四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革命：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这个看法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及其政治人物，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科斯在充分估量了“边缘力量”的重要性时，显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的经济学家为论证“边缘力量”的合法性（如为“傻子瓜子”辩护）所做的理论工作，以及持续地为促成“边缘革命”引发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而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使“边缘革命”的效应日趋衰竭时，如何根据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以形成关于改革的系统性理论，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内在部分，经济学家的集体在场和他们的理论探索，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吴敬琏作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卓越代表，既是改革理论的阐释者和参与者，也是中国改革历史的重要见证者和书写者。他于2018年撰写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全方位、全过程地总结中国改革四十年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改革的问题所在，展望改革的未来前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承担起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其心昭昭，日月可鉴。2023年，中国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之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国内经济下行，企业预期普遍低落，按照吴敬琏的概括，经济远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关切：中国改革将何去何从？在此关键时刻，吴敬琏决定再版这本“旧著”，是基于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应该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他在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过往的历史经验，为了恢复和加强市场主体的信心，给企业家们吃‘定心丸’和对他们进行抚慰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对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松绑放权，为企业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因此，在当下重新阅读本书，意义非同寻常。二本书是对中国四十年改革进程（1978-2018年）的全程记录，其中贯穿着一个核心问题：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自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让中国迅速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显著绩效充分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党的决议，似乎都表明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已无可置疑，其进程已不可阻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按照吴敬琏的概括，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理论界经历了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包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之后，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反而是愈演愈烈，“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绩效的前提下，为何从党内到社会还有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化改革的声音，是需要经济学家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这究竟是市场化改革的“原罪”所致？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沿着法治化和民主化轨道进一步发展所致？吴敬琏并不认为市场化改革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所有问题，相反，他认为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如腐败蔓延、寻租严重、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失衡，等等，恰恰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需要同时与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配套进行。市场化离开了法治化和民主化，经济体制必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质，造成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机制，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缺失法治化和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必定沦为最坏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其核心和实质在于确立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彻底摒弃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过渡体制向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方向发展。要完成这个目标，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国改革的实质：“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更多的国家干预。”要深度理解吴敬琏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把它和张五常于2008年为总结中国改革三十周年专门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作比较。张五常在他这本自诩可以“传世”的著作中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上资本主义（市场）之路，科斯主张的权利要清晰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化终于从深邃的黑洞中走出来了”。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他把这个“制度优势”归结为中国从九十年代之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县际竞争”模式，按照他的解释，各自负有承包责任的地区成为互相竞争的主体，首当其冲者当为县级政权。中国最大的经济权力不在省市和村镇，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里，因为县有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均赶不上以县为核心的地区之间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而土地的有效使用是决定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县际竞争”的分析框架旨在表明，政府和市场主体是可以得到完美的组合，这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根据所在。张五常的这个看法并非只是他的一己之见，而是代表着当时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认识。2008年以来在国内掀起的“中国模式”论，以及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浪潮，直至近几年里不断有人出来发表攻击私营企业（私营经济离场论）的言论，鼓吹消灭私有制，主张实行新的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核心的观点就是要抛弃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重新恢复国家全能主义经济模式，由政府主导和决定社会所有资源的配置。针对张五常提出的“最好的经济制度”论，吴敬琏在2008年与张五常同场的一次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学术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常不健全，不仅市场没有发育好，更重要的是，资源大多数还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由于权力和市场之间没有阻隔，权力缺乏制约，造成官商交易和腐败盛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由此可见，张五常显然缺少像吴敬琏那样的批判性视野，流于现象的观察而不能深入到体制的本质。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绝非如张五常所阐述的那样，因为同时具备了市场和政府的两个巨轮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他只是看到了各级政府在“地区竞争”中所焕发出来的巨大动能，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发展模式最终会演变成一个国家全能主义的控制模式，一个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的国家机器最终将会吞噬社会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开拓出来的生存空间。三吴敬琏坦承，本书在最后部分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进全面改革落地生根作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旧问题是在最近10年里不断涌现，而在2008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置，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和各种矛盾被经济发展所掩盖，以至于像张五常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出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的结论也就毫不奇怪。有人针对吴敬琏对张五常的批评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体制很糟糕，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在此中增长这么快？这个问题的确需要正视，经济绩效历来是评价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标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正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吗？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长期持续下去？按照吴敬琏的理解，需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很显然，吴敬琏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四十年改革之后，直至今天，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的幻影中走出来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增长方式和体制的问题不解决，经济高速发展难以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国家（政府）对于经济过程的干预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普遍存在，但国家干预是有边界的。凯恩斯认为，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状况，唯一的办法是由社会从总体上控制投资，借助这些办法，国家当局可以和私人的主动性结合起来，除此之外，他认为没有非常明显的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将社会大部分经济生活纳入其轨道。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是在承认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有效的前提下展开的，他特别强调私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决定生产什么、用什么方法生产、最终产品的价值如何在生产要素间进行分配，是无可厚非的。简言之，国家干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和保护私人产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问题，以前是，现在仍然是，国家干预超越了市场和私人产权边界，国家在1980年代逐步“退出”了社会经济领域，到1990年代逐步“重新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到2010年之后又“全面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改革进程呈现出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态势，与此伴随着吴敬琏所概括的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五次大争论，而经济发展因为政策的重大转向和理论上的反复多变出现周期性震荡现象，其中的经验教训，本书作了深刻的总结：“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植根于市场基础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基于上述事实判断，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从20世纪末期形成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含有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它既有可能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可能退回到统制经济的旧轨道。如果后一种可能成为现实，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走向最坏的局面：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并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他提醒人们，一旦形成这种路径依赖并被锁定，就会像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大的动荡，否则就很难退出。四从上世纪20-30年代起，由奥斯卡·兰格与冯·米塞斯所掀起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持续了约半个世纪。兰格认为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可以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由自由价格机制所达成的资源合理配置，而且计划配置的方式比市场化配置更有效、更公平。米塞斯则认为，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排除了对这些财产旨在计算成本的理性估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可能，就在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对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经济计算或经济核算，因为计划经济既没有价格激励，也不必承担企业亏损和破产的后果。从理论上看，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假设比米塞斯的自由市场理论拥有更多的“理性”和“道德性”，尤其是拥有来自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因此让计划派在这场世纪之争中长期占据着上风。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亦是受到了兰格的影响，“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副”，曾是改革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随着苏东体制的全面崩溃，兰格经济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经济学家也终于从东欧国家的改革模式中走了出来，普遍认识到了市场根本无法模拟，市场只能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中国的改革较之于苏东国家的改革更为长久，绩效也似乎更为显著，原因或许就在于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从改革刚刚起步时就明确意识到了市场化配置资源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记载，1985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建议》中，接受了“在《建议（草案）》的讨论中经济学家提出的修改建议”，指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1）使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生产者和经营者”；（2）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开辟和发展资金市场、技术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3）“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家为政府所提供的改革方案，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东欧改革模式，走在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前列。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中国改革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后来居上。苏东巨变之后，中国能够独善其身，与中国重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紧密相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出了新的改革动员令：谁不改革谁下台。随后在党内高层迅速得到呼应，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外开放也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了良性互动，改革的中国日益取得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信任，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1月正式获准加入WTO。吴敬琏认为：“加入WTO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与全球经贸规则接轨，倒逼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朝着更加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演进。这就为本世纪初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经济在内的我国非公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的两翼。本世纪头10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使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大大加强，吴敬琏对此概括为：第一，市场制度的建立为平民创业开拓了空间；第二，改革开放使发展经济学所说的“库兹涅茨过程”（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大大加速；第三，开放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持。正是借助于改革和开放的巨大动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提高到2003年的15%，从而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在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改革取得了完全成功，旧体制的遗产还在许多领域顽强地存在，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国家全能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观念始终没有退出，相反，随着国有经济总量的日趋庞大和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呼唤“国家”和“计划”的声音越来越响。2017年，马云提出了“新计划经济”论，认为人类借助于大数据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化管理。鉴于马云的个人影响力，他的这个说法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吴敬琏在第一时间出来批驳这种说法，他从兰格与米塞斯之争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三个基本看法：第一，市场上海量的瞬息万变的信息根本无法计算；第二，计划经济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的激励问题；第三，人的需求不断改变，这个信息数据库根本不可能预知并将其装进去。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马云的“高论”或许只是起于一时之兴的信口开河，并无严密的学术论证，吴敬琏和其他经济学家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个“舆论”事件，就在于当时的理论氛围已经严重恶化，“民营经济退场”论，“消灭私有制”论，“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论，纷纷出笼，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再度遭遇严重挑战，改革面临着全面倒退的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吴敬琏撰写《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并在5年后再版，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重大理论回应。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最需要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放弃。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为中国改革著史，全面阐述市场化改革的艰难历程；为中国改革立言，全面阐述市场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为中国改革立法，全面阐述法治化和民主化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功在当下，意义深远。

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节，亦是关于中国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国新左派看上去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阐述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帝国理论、天下理论、革命理论和普遍性理论，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动机，试图把中国的特殊叙事塑造为关于世界的普遍叙事。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证明，中国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他们的政治归宿是沦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本文27000余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目录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二、儒家视野中的“民族主义问题”三、“后帝国”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四、从普世主义走向民族主义五、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工人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对无产阶级作出的一个普遍性身份认证。在他们看来，尽管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进一步加快民族的消亡，“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因此，无产阶级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按照雷蒙·阿隆的理解，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先知，赋予了这个阶级以“天选阶级”的身份——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终要彻底消灭阶级、民族和国家，用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实现人类的终极解放。在马克思所描绘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中，“阶级主义”话语是无产阶级唯一需要掌握的斗争语言，而“民族主义”话语因为涵盖或抹消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始终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置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之中。对于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向他们宣扬一种不分阶级的民族意识，无异于在宣扬一种超阶级意识，这是有碍于他们阶级意识的生长。马克思始终是把“民族问题”置于阶级关系中进行研究，把“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视为是民族的最后阶段，世界各国在资本主义开拓出来的工业和贸易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民族。【2】无产阶级成了民族的统一代表，它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政府”取消了祖国，同时也就取消了民族。马克思在理论上宣布取消了“民族问题”，但实际上“民族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裂变的两大问题。“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奥托·鲍威尔在1907年撰写和发表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首次将“民族问题”置于“阶级问题”之上，他认为在“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时代”，科学需要对民族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民族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应该同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民族自决则应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诉求。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不是为了取消民族而是承认民族存在的合法性：“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人的改变必然导致人类划分为民族共同体。国际分工必然导致民族共同体统一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有民族都为共同驾驭自然界而联合起来，但整体又被划分成有资格独立发展和自由享受本民族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3】把民族原则确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视为民族的消亡而是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实现，鲍威尔由此重新规划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要求把奥地利建设成一个“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每个团体的立法和行政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民族议院管理；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组成为公法团体，这些团体完全按自治原则来进行管理。【4】可见，鲍威尔致力于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解决的“民族问题”，既是要解决民族自决问题，也是要解决民族自治问题，“民族”和“民主”成为高度相关的问题。鲍威尔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突破，在第二国际内部代表着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他实际上是步伯恩斯坦后尘，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发起挑战，这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而不能容忍。斯大林发表于于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被列宁誉为是党内“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就是鲍威尔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认为“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而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重大使命，就是“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5】正是基于阶级斗争史观，斯大林承认民族的存在，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但他始终认为工人运动不能按照“民族”的原则而只能按照“阶级”的原则来进行：“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7】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为了把工人阶级塑造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整体”，进而将这个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必须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而“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实质是以阶级观来反对民族观，强调各民族之间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霍布斯鲍姆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认为，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民族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两者水火不相容，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立刻就证明了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国际主义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在1918年的战后和会上，‘民族原则’又再度大获全胜。”【8】列宁显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意识到必须及时调整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他发表于该年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提出了远比罗莎·卢森堡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认为独立的民族国家造成了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民族自决权”的实质，“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义。”【9】不仅如此，列宁还进一步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是承认民族的“分离权”，他为此规定了俄国无产阶级应该完成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10】列宁的上述言论是试图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前提下将日趋流行的民族主义话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这是国际形势发展迫使他作出的话语策略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第二国际”的解体，欧洲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路线宣告破产。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在与列宁发生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争论时，还沉醉在国际主义的神话中，当她目睹战争爆发后欧洲参战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纷纷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时，她体验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这是第一次在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需要同各国人民自由和民族存在的利益之间出现鸿沟，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迫切要求操各种不同语言的无产者互相残杀和互相灭绝。以前我们一直确信，各民族的利益同无产者的阶级利益是和谐一致的，是同一的，互相不可能发生对立。这曾经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鼓动的灵魂。……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11】如果以卢森堡的观点来看列宁的“民族自决”论，后者似乎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所确立的国际主义路线，不仅赞成反对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且赞成所有弱小民族均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力和建国的权力。但是，实际上列宁并没有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退半步，他所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前提是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治统治。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看法又有了重大变化，此时他不再认为“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分离权”，也不再认为苏维埃统治下的各民族具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他强调的是“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不能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样，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纯粹宣言式的承认民族平等”，认为“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把无产阶级、然后把全体劳动群众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制度，才能实际上给各民族以平等。”【12】共产国际规划的新的国际主义路线，是动员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投身于保卫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统一战线。苏维埃主义成了国际主义的代名词，而民族主义再度成为“民族机会主义”的同义语。【13】苏维埃十月革命的胜利，究竟是国际主义的胜利还是民族主义的胜利？其实这是国家主义的胜利！列宁和斯大林所研究的“民族问题”从来都不是为了俄罗斯各民族的自决或独立，而是为了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浪潮来尽快夺取国家政权并垄断一切权力。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说，19世纪的“民族原则”大获全胜，自中欧到东欧，多民族大帝国陆续崩溃倒台，“除了俄国之外，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进行重建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这块拼图几乎全都是由民族国家拼凑而成，而且这些国家全都拥有某种资产阶级式的国会民主。”【14】但是，惟独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既不容许民族自决，也不容许民族自治，他们主张的国际主义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动员国际上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力量来为苏维埃政权的长期存在服务。列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俄国工人阶级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历史，已经使它们具备了一切条件来采取‘国际主义的’、即真正革命的和彻底革命的策略。”【15】因此，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16】是一个重大误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国家，民族主义的各种喧嚣绝不会是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的先声，它们最后必定会被融入到国家主义主导的大合唱之中。二、儒家视野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它一方面因应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又是因应于旧的王朝制度的覆灭。到了1922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王朝先后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以民族国家为模式的建国运动。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欧洲现代社会的起源，绝非是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工业主义各自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丛结”的过程，尤其是一个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的过程。【17】或者如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所理解得那样，民族国家是16世纪以来欧洲历史进化所达到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18】霍布斯鲍姆对19世纪以来欧洲风起云涌的民族建国运动做了精辟的概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可说是19世纪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尤其是在‘民族原则’以极戏剧化的方式重划欧洲地图的时期，亦即1830年到1880年，在这五十年间，就算他们百般不愿，也不得不去面对由民族原则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先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搅乱了欧洲列强苦心维系的均势局面；紧接着，奥匈帝国也基于民族原则宣告分裂（在签定1867年的妥协方案之后）；随后是西欧的比利时与东南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后分裂成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纷纷要求基于民族原则建立主权国家；同时，波兰境内也发生两次暴动，要求依民族原则重新划分领土，以便建立民族国家。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无人能抵挡的历史大势。无怪乎白芝皓会认为：‘民族创建’是19世纪历史发展的核心关键。”【19】在欧洲掀起的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中，中国作为“民族囚牢”（pri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