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近20年以前，笔者第一次考公务员面试的时候，面试第二题为：作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如果您的近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夫触犯了法律，你会怎么做？“笔者思考过后，做出的如下回答：“各位考官，我知道有许多人在此时此刻会选择回答大义灭亲，我也愿意相信他们说的是肺腑之言，但如果是我的近亲属、师长、同事好友触犯了法律，我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我是做不到大义灭亲的，我最多只能做到申请回避，但我会积极选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帮助他们。”

上一篇《长篇纪实：这些年我们为什么离开公检法》（点击公众号查看过往文章）中聊到了体制内生存文化的一些方面，没想到也取得了公检法之外体制内不少朋友的关注，也有很多读者私聊我想探讨的更多一点，本篇文章就从这个角度聊一聊体制内外生存文化的相同之处。

前面讲最近半个月以来在群聊里，聊起了很多公检法人员辞职的事，很多在体制内的读者也对这些辞职党这些年为什么辞职而感兴趣，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几年前辞职的时候，我从没有写过什么感想，因为在没有真正投身大海的怀抱的时候，对大海的赞美和憧憬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当八年时间过往，历经了岁月沧桑，磨灭了忧伤，没有了无病呻吟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可以风轻云淡，回首那些过往。

七八年前开始的一段时间，体制内公检法机关的一些公务员朋友，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大潮中选择辞职下海。前有先驱，后必循之，一些人按捺不住向往自由的冲动，一时间趋之若鹜。十年过去了，也许当有此问：现在外面的环境还适合辞职吗？作为近些年来社会发展变迁和辞职转行的亲历者，笔者在此愿意分别从外部大环境和具体层面，来聊聊当前的环境为什么不适合辞职。首先笔者提出两个判断是否适合辞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宏观看政策、中观看经济，微观看机遇；第二个概念是：凡是取得大的发展，时代的红利、资本的红利、平台的红利，三者必占其一。事先声明，本人在此并不负责概念的论证，如果你非要跟我杠，那就是你全对。当然这两个概念请其他领域不要强行对号入座，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者决策依据，否则笔者概不认账。一、外部大环境（一）宏观政策与时代红利。说到宏观看政策，就不得不回顾一下十年前的政策环境情况，可谓是一波时代的红利。那时候，国家在经济发展层面，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互联网+”。相对来说当时政策的环境无疑是宽松的，由此激发出来的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还是高涨的。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没有背景的普通人也有机会平等的参与到竞争中去，以致于出现了“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而现在，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大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或者突破性的政策尚未见到。在十年间的国际环境方面，前五年中美贸易战尚未开打，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后五年贸易战伊始，但实质性影响与传导有限，且国内经济家底尚有战略纵深。而现在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险峻，俄乌战争导致阵营对立加剧，前几年台海关系中你来我往的口水仗并不值得担忧，目前无声的形势紧张才更令人窒息。现在谁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哪一个方面会成为导火索，而时代的火星，落在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炼狱。（二）中观经济与资本红利。七八年前，房地产行业毕竟还在持续走高，国家大力倡导“互联网+”，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短视频为代表的经济风口不断。各路资本不断跑马圈地，烧钱补贴抢占市场，企业规模急剧扩张，由此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和商业机遇。因此那些年辞职出来的人实际是直接踩中了资本的红利。或许当时每个打工者都怀揣着一个创业梦，每个创业者都怀揣一个上市梦。成功的企业家们是多少人仰慕的金主“爸爸”，企业家的社会价值得到了得到了充分肯定，人格受到了足够的尊重。反观近几年，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疫情，三年的封控让一切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中。经历了三年的消耗，多少企业难以为继。人与人之间习以为常的信任破灭，原先的常识失灵、三观尽碎甚至信仰崩塌。民粹高涨，反智主义大行其道，对企业家的攻击黑化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信心雪上加霜。资本具有厌恶风险的天性，所以现在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重要，要想方设法给企业家、给社会大众吃定心丸。至于经济层面的三驾马车，国家在不断出台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提振信心；搞内外双循环，背后是外贸增长乏力；各地抗疫入不敷出财政吃紧，导致投资增长缺乏后劲；房地产领域还在“保交楼”、“防暴雷”边缘求生；因“资本无序扩张”被打压的行业尚未显著回暖。因此现在的形势下，宜保守不宜冒进，明智的选择是挺过周期，再作打算。（三）微观机遇与平台红利。十年前，国家持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催生了一大批的就业岗位和机会。2014年左右，许多大型房地产、金融、互联网等民营企业，纷纷效仿开展企业反腐败工作，并把目光投向了具有调查专业经验的公安民警、检察反贪人员等。后来扫黑除恶的广泛开展，以及民间借贷案件的集中爆发，P2P平台陆续暴雷等，又产生了大量的诉讼，使律师一度可以躺着收案。而十年前就业竞争不如今天白热化，一边是企业大量裁员，一边是千万大学毕业生嗷嗷待哺。当年的特定条件下，大量的机遇被创造出来，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旺盛。大量的企业处于不断的招聘状态，对于辞职的干警随便都可以开出3-5倍甚至10倍的薪资。当年体制内的工资收入也相对较低，辞职的沉没成本就低。现在经过十年间数轮涨薪，虽然有时略有回调，但收入水平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中巨大的不确定性后，体制内所能提供的旱涝保收的安全感就更加优势明显。并且，体制内外两种收入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体制内的收入实际上比体制外的收入更“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