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4月3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讲座上，回应与会者提问时表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共识是，用攻击中国来团结美国，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华立场也一致。同样的，中国也因为美国这个外在威胁而团结起来。王缉思还说，中美关系恶化的症结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再多的对话都难推动两国关系改善，中国也已不对改善中美关系抱任何期望。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是，中美关系处不好是因为中国崛起、美国衰退，中国迟早会在大国竞赛中胜出，因此无需再韬光养晦，但他不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回看冷战时期，王缉思分析指出，上世纪70年代初，苏联和美国国力也是一升一降，但两国关系却获改善。以此推论，中美关系不必然因为国力一升一降而恶化，症结其实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他说，中国对国内安全的关注大于外部安全，但美国却试图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他们谴责中国，有他们的政治正确性，我们谴责美国也有我们的政治正确定性。”王缉思说，美国对华政策几十年来的立足点，始终是要改变中国，让中国变得“少点共产主义、多点资本主义”。美国以为可以从中国内部推动改变，当更多中国青年学子到国外留学，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中国就会改变。“美国人现在明白了”，“中国的改变不符合美国人的预期。”同样的，王缉思说，中国也一度以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只对金钱感兴趣，只要牺牲一点利益满足对方，中美关系就会好转，这是对美国缺乏全面了解的结论。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不仅看重经济利益，它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希望国家团结，解决种族之间的问题等。因为国内政治的关系，中美双方要改变彼此的态度都很困难。王缉思悲观认为，再多对话也难推动中美关系改善。他也表示很有把握地说，中国已不对改善中美关系抱任何期望。“我和一些决策者谈过，他们说，对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改善关系？”74岁的王缉思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也曾在2008年到2016年兼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在多所美国知名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他的谈话和观点，被视为是了解中国政策的窗口。中国的外交作风又与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息息相关。在二十大报告中，“国家安全”被置于显要位置，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章节独立撰写。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已扩大到“16种安全”，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涉及多种领域。王缉思在演讲中说，领导人让“国家安全”成了治理中国的关键范式，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维护国家安全，是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看法所致。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包括西方阵营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对中国的围堵，以及美国对华技术遏制。推荐阅读：“对民营企业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陷入舆论风波，意外也不意外新加坡率先总结三年疫情：不是秋后算账，有必要未雨绸缪武大教授吕德文：又在折腾基层！逼村干部种田，逼群众砍茶树，深山老林开荒喂野猪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总有人在“不止不休”追寻公平正义“两高”的挑战在报告之外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为了全力拼经济，调整防疫政策之后的中国真的很拼。从中央到地方，优化营商环境一再被强调，支持与鼓励民营企业一再被重申。前有总书记在两会期间专门对民营企业派的定心丸——“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后有新任总理在首场记者会和首场地方座谈会上的反复承诺——“‘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我们将在新起点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此外，新任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中国立场。丁薛祥3月26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并且是国家发展的基本需要，像人类要吃饭、喝水、呼吸和睡眠一样，并承诺持续扩大市场准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何立峰3月28日在参加广州举行的“投资中国年”招商引资活动启动仪式时发表讲话，表示中国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落实支持在华外资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和保障体系，持续打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伴随着高层的接连喊话，国家网信办计划今年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

2月16日，本号发了一篇文章《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希望在疫情三年后的今天，我们能不放过反思和总结的契机。当时新加坡已经宣布要推出《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并呈交国会辩论。其后，笔者一直很关注我们在反思与总结疫情三年方面的作为，以及新加坡冠病白皮书的情况。在此分享《联合早报》3月22日发表的社论，原题为《危机应对能力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以作为反观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该社论写道，“政府发布白皮书，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为了总结学习经验，为未来的疫情做更充足的准备。”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前天在国会动议辩论《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时，总结我国在抗疫三年所吸取的经验。这包括加强医疗体系的韧性、提高前瞻规划能力以及储备重要物质与快速调动资源的能力。在疫情期间，黄循财是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联合主席。他在国会指出，过去三年里，政府必须不断地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做出艰难的抉择，它既没有参考手册，也没有静观其变的余裕时间。冠病肆虐在全球夺走了不少人命，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生计，被形容为“世代大危机”。不过，我国在保生命与保生计两方面，都做得比许多国家好。我国的疫苗接种率较高，冠病相关的死亡率也较低。此外，我国是最早选择与冠病共存的国家之一，因此经济复苏步伐也比较快。政府抗疫的努力，获得大多数国人的支持与认可。黄循财引述两项国际机构的调查指出，新加坡人在疫情后更为团结，这在全球是较罕见的。此外，调查也发现，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国会辩论白皮书时也反映了不利用危机来破坏社会团结，以及公开透明来提高政治互信的重要性。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在国会指出，面对疫情等危机，确保全国一心抗疫比政治竞争更为重要，因此工人党在疫情期间不公开批评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以免破坏国家的整体努力。不过，他认为，政府应该公布完整的检讨报告，让议员和民众更好地了解所收集到的观点、数据和事实。在回应时，黄循财指出，除了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商业秘密之外，白皮书几乎涵盖了检讨报告的所有内容。黄循财坦承，政府的抗疫工作并非完美无缺，也有不足之处。政府发布白皮书，不是秋后算账，而是为了总结学习经验，为未来的疫情做更充足的准备。疫情来袭，适逢我国第四代领导层正在组成。他们在抗疫累积的历史经验与制度记忆，将能引领国人更有信心地应对今后的危机。在纷纷扰扰的国际环境中，我国面对的潜在危机不仅仅是瘟疫，也可能来自其他方面，包括极端气候、粮食短缺、网络或恐怖袭击和领土主权受侵犯等。这些危机在其他地方已经历历在目。就如疫情一样，新加坡难以幸免。同样的，就如抗疫一样，我国有必要未雨绸缪，对潜在的危机做好准备。在应对危机方面，历史经验和集体记忆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危机处理的一个痛点是，这些经验和记忆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2003年的沙斯疫情与2020年的冠病疫情相隔长达17年，而新加坡沦陷距今80多年。这些历史经验的传承，总比不上身历其境的感受那么深刻。其次，前瞻的准备可减缓危机的冲击，但是它也涉及成本效益的问题。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国会指出，疫情初期，各款疫苗是否有效还不明确，供应链也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新加坡采购过量的疫苗，以确保我国有足够疫苗应对疫情。我国订购的冠病疫苗有15%已经过期，总值1亿4000万元。他形容，这是必须支付的“保险费”，以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影响和更多死亡病例。由于我国面对多方面的潜在危机，有些是已知的，有些是未知的黑天鹅事件，因此提高整体的危机应对能力至关重要。这可降低危机应对所需的资源，以提高成本效益。在这方面，黄循财总结冠病疫情所吸取的经验，有助于应对其他形式的危机，尤其是前瞻规划以及储备与调动重要物质的能力。全球目前处于高度不安的环境，新加坡小岛国的生存并非理所当然。我国有必要对不同形式的潜在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并进行严谨的情景分析，以拟定最具成本效益的应对方案。推荐阅读：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总有人在“不止不休”追寻公平正义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两高”的挑战在报告之外沙特与伊朗复交，为何要在中国跑完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为何这么难？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实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人们讲政治的结果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但浪费了行政资源，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民心，这个账得好好算算。又在折腾基层！逼村干部种田，逼群众砍茶树，深山老林开荒喂野猪……文/吕德文（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新乡土最近，全国各地都在整改“进出平衡”问题。过去几年被占用的非粮化的耕地，各地得想办法1：1补回来。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守住粮食安全。这个大道理，干部群众都理解。但基层干部群众不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种什么，怎么种，农民说了算。农民根本就不知道哪块地是基本农田，哪块地不是，他们耕作，完全是权衡自然条件、市场需求和劳动力配置的理性结果。在某西部大山区，当地农民连石头缝里的土地都要刨出来种油菜和包谷，这是因为，当地农民还保留有自然经济的消费习惯，包谷要喂猪，油菜要自己吃，管它市场价格怎么波动。但很多大城市郊区农村，那么好的土地，也抛荒。这是因为，当地群众的粮食早就高度商品化了，劳动力也是有市场价格的，与其去种地，还不如去打工。很多年前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是适应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比如，当时农村劳动力充沛，农村的建设也比较少，哪怕自然条件很不好的耕地，也定为基本农田。现如今，退耕还林已经二十多年了，很多山区的生态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山地根本就不适合耕作，机械不方便，野猪又泛滥，树荫多了光照也不足，且现在劳动力严重老化了，只能抛荒。有些田地的确是自然而然退耕还林了，结果上级部门突然发一个图斑，划一个圈圈，非要基层去把耕地种起来。基层干部都调侃，当年是退耕还林，现在是退林还耕。南方某村，去年被上级硬逼着开荒，村里只能花了几万块钱开荒。没成想，今年任务更多。村干部说，再这么下去，村里就要破产了。关键是，开垦出来后，农民也不可能去种啊。没办法，只能干部去种，结果干部都成了承包大户了。而干部之所以种，前提也是因为村委会必须有补贴，种子不要钱，粮食不要钱，干活有贫困户。当然，村干部也没指望收成，反正是让喂野猪的，只要上级检查核验通过就行了。很多地方非要把种了经济作物的土地腾出来，群众很是不理解。在一些山区，由于人口都搬迁了，土地荒芜了很多年。地方政府鼓励农民发展果园，还把国土整治等项目放进去，种植户也把身家性命都投进去了。结果，好不容易收成了，现在却要人家砍树！这是什么道理？西部某地，茶叶是很多地方的“养老经济”，现在都是“机采”，平时管理也简单，老年人每年靠几亩茶叶有个一两万收入，非常舒服。结果，现在也要人家把茶树砍了，这真是要老年人的命啊！基层了解情况，知道强制执行会坏了大事。没办法，只能想法设法进行。比如，高产茶园还是要尽力避免，先搞低产茶园。并且，每亩还要给农户一定数量的补偿，还得连续补偿多年，补到农民觉得合适了才行。这些补偿，有些地方是县政府统一政策，财政出钱，乡村两级还好做一点。有些地方，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和政治压力要求村干部去干，也不给有关的政策支持，村干部只能硬着头皮上。基层干部和群众完全不理解卫星图斑是怎么回事。往往是，一整块地里，只有中间一小点符合“进出平衡”政策，旁边都不符合。基层要把中间小块地整成耕地，就非得同时整周围的地不可。群众就不理解了，怎么只有中间一块有补偿，旁边的都没有呢？基层干部就得使劲解释做工作，但群众怎么可能理解呢？搞不好，明年旁边这块地也被圈到了，要整改。基层真是怕了卫星，怕了图斑，这玩意儿只要下来，只有整改的份，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有关部门的工作真是轻松，把卫星图片的业务包给第三方，自己只管督查就完了。第三方也简单，反正是一个技术手段而言，又不费事费力。但基层可就遭殃了，图斑一发过来，就得限期整改，没得商量。有关部门动不动就拿“红线”“底线”施压，其杀手锏是，如果进出平衡不搞定，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等关系地方发展要素的政策，就无法执行。基层出于“政治任务”的需要，也出于实际利益要求，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但大家似乎都忘了，实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人们讲政治的结果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但浪费了行政资源，脱离了群众，失去了民心，这个账得好好算算。笔者建议，有关部门还是不要太依赖于技术了。技术用好了，是提高效率；用坏了，就是制造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进出平衡”这个政策，有关部门还是要结合各地实际重新反思，不能闭门造车。尤其是在山区，明显不符合实际，怎么就不自我反思呢？笔者强烈建议有关部门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亲自调查一下耕地的“进出平衡”执行中的问题，重新拿出一个适合基层实际的方案出来。推荐阅读：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总有人在“不止不休”追寻公平正义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两高”的挑战在报告之外沙特与伊朗复交，为何要在中国跑完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为何这么难？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时隔两年半，再次在大银幕上看完《不止不休》。当片尾字幕缓缓升起，我仍然和两年半前坐在平遥小城之春厅时一样心潮澎湃。只是这一次，又多了很多感慨。想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四年前看到《不止不休》先导预告片时的好奇。想到两年半前如何历经坎坷终于在平遥影展看到了《不止不休》亚洲首映的激动心情，当时影片放映结束后，影厅内数百人热烈的掌声至今仍然回响在耳旁。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有机会能和此片的编剧黄苇、导演王晶和陌陌影业的伙伴们聊上几句，表达我对影片的喜爱。我为他们能做出这样一部良心的电影而感到骄傲和敬佩。三年来，我一直期待着《不止不休》的公映。也多次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如今，影片终于即将登上全国影院的大银幕。我不知道其他观众看完影片想到了什么。我想到的是曾经买过的那些《南方周末》报、最近这些年头的所见所闻，以及最近阅读的书籍《我要活下去》。在2020年平遥影展第一次看《不止不休》时，我最喜欢的是主角韩东和记者黄江奔赴山西暗访矿难事故的戏份。曾几何时，我们经常能在《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电视新闻节目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纸媒上看到对违法乱纪案件的深入调查，记者冒着风险奔赴事件发生一线进行暗访、调查，将黑暗和罪恶曝光于天下。那是早已逝去的纸媒的黄金年代。感谢《不止不休》，让我做了一场梦，仿佛回到了曾经每周必买《南方周末》的日子。带领我们重回那个尽管艰难，仍有良心媒体、勇敢记者践行并坚守着舆论监督的年代。但在两年后的二刷，我对影片的观感有了变化。我更关注到影片中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歧视状况的深刻表达与批判。电影《不止不休》的剧情由2003年的报道《中国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改编而成。没有削减现实力度的喜剧元素，也没有用力过猛的煽情。只有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的真实歧视状况，以及记者为报道真相而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背景年代设定于2003年的《不止不休》拍摄于2019年底。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悲苦，也看到了太多不公。影片中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就业、婚姻、教育等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歧视悲剧，屡屡重演。影片主创巧妙地用类似纪录片的手法，将一个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访谈穿插在片中，克制住同类影片容易犯的煽情做作的毛病。在这些年里，我们也见到很多不幸的人，和影片中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一样，身上被贴上了各种残忍的“标签”，一些居心歹毒的人对着从不知何处泄露的信息，肆意地讨论、造谣感染者的私生活。这个女人跟多少多少男人见过面，那个男人去过多少多少娱乐场所，那个女人一看就是从事不良工作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这个角度上，《不止不休》的内涵还和最近上映的《保你平安》有了互文。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感想不是新闻，事实才是新闻。”记者不能被同情心牵制。那么，建立在事实与人文关怀之上的报道，难道就不是新闻了吗？社会需要正义，公众需要良知。如果舆论不正呢？如果部分规章错了呢？小小的记者在这样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报道真相、为民请命的职责，为这些受到不公对待的人群扛起反歧视的大旗。这样的报道不仅是新闻，更是优秀的新闻！从私人角度来讲，身为一个近十年的北漂，我对影片主角的北漂生活和心态很有共鸣。片中男主租住的楼房布局和我所居住的老小区如出一辙。男主角被带进的“北太平庄派出所”正巧也是管辖我这一片区域的。男主屈身于群租房厨房旁边方寸大小的狭窄空间里，而我来北京的第一年，也是住在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中。对影片布景的细节，我深有同感。此前，我没怎么看过白客主演的影视作品。知道他是因喜剧而火。他参演的《被光抓走的人》是我认为那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但对他的表演仍然没有什么印象。在《不止不休》里，他的表演并不算突出，但可说是扎实稳健的，是能立住角色不“塌方”的。这部实打实的佳作或许能成为他证明演技、摆脱单一的“喜剧”标签的起点，在演员之路上收获更多关注和认可。影片的配角也更令人难忘。说起影片的“最佳表演者”，那非张颂文老师莫属。我已经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电影里看到了张颂文老师炉火纯青的演技，在《不止不休》中他更是举重若轻。他饰演的资深记者“黄江”出场的首个戏份便是灰头土脸的邋遢造型，风尘仆仆地赶回报社编辑部，但又不失记者的专业性与由内而外透露出的风采。面对同事拉他出来做会议矛盾的“挡箭牌”，他应接不暇的样子还有些窘迫。一下子把黄江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老油条”记者形象立了起来。电影中，黄江能慧眼识珠，发现男主韩东的才华。在办公室，敢于向领导拍桌子要头版，要报道机会。在矿难事故的暗访现场，黄江做事细心，故意把买来的衣服弄脏弄破。跟着矿难受害者家属走进宾馆旋转门，瞬间入戏抹起眼泪，同时指示韩东找机会寻找相关证据。几个连贯的动作在张颂文的演绎下一气呵成，演技令人钦佩。不过，影片中最让我感动的角色并不是韩东或黄江，而是配角“彪哥”和“姚医生”。他们刚出场时，作为男主角韩东暗访的、实施“不法勾当”的调查对象，似乎是负面角色。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的形象逐渐立体而生动。彪哥冒着风险帮助他人在乙肝体检报告上作假，让乙肝病毒携带者看到了生活、就业的希望。姚医生并非利益熏心，而是不忍心看到彪哥的女儿“七喜”因感染乙肝病毒而不能上幼儿园，才伸出援手。只收彪哥的鸡不收彪哥的钱。片中姚医生在车内向韩东自白的那场戏，演员那段带有哽咽的念白让我眼睛一红，差点潸然泪下。即使是二刷，还是能被影片传递的这种底层小人物的关怀而深深打动。二刷《不止不休》后，我不由得想起最近我阅读的韩国作家金琸桓写的纪实小说《我要活下去：韩国MERS风暴里的人们》。这部作品也是站在病毒感染者的立场，心疼地为他们撕下一个个贴在身上的标签，愤怒地为他们发出反对歧视的呐喊。主题和《不止不休》异曲同工。影片里为记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发声的精神内涵很像此前公映的、获得高口碑和票房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我希望《不止不休》能够获得与其质量匹配的，更高的舆论关注和票房成绩。希望影片的公映能让人回想起纸媒黄金时代的同时，也引起对现实更多的反思。（本文经授权转发，作者系资深影评人）推荐阅读：一个非典型美国人如何“把中国作为方法”“两高”的挑战在报告之外沙特与伊朗复交，为何要在中国跑完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为何这么难？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一百多年前，欧战、西班牙大流感、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整个欧洲被阴霾笼罩，人们惶惶然如惊弓之鸟。值此之际，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昨天最高法、最高检已经完成换届。换届之前的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工作报告。因为适逢换届之年，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的报告与政府工作报告类似，都需要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总结。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最高法、最高检报告整体结构基本一致，第一部分都是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展开，第二部分都是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围绕各自体制改革、队伍建设、如何维护司法公正等问题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维护国安部分，最高检首先提到了新疆反恐，紧随其次的便是香港国安法。同样依循于惯例，最高法、最高检报告都提到了存在的问题。周强总结了五个方面：一是司法能力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相比还有差距，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还需下更大气力。二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存在不平衡不到位问题，审判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还存在短板。三是有的案件审判执行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存在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题。四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彻底铲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还任重道远，少数干警司法作风不正甚至发生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五是部分中级、基层法院办案压力大，一些审判领域专业化人才短缺。张军同样总结了五点：一是学思践悟法治思想还需持续走深做实，一些检察理念、政策、措施落得还不实。二是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针对性不够，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等现象仍然存在。三是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不敢、不愿、不善监督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基层检察工作仍然薄弱。四是统筹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不够。五是检察队伍教育、管理和监督需持续强化，专业化人才短缺，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为了助力全力拼经济的总目标，同时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最高法、最高检报告也以总结的形式对民营企业做出保证。最高法报告表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发布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并连用了“三个坚决”——“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制止侵害企业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坚决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权益”，“对侵犯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案件，加大监督指导力度，对错案一经发现、坚决予以纠正。”最高检报告在这一部分内容略少，只言“做实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等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把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外界在关注这两份报告时，往往会集中于最高法、最高检点名了哪些人、哪些案件等话题，比如最高法点名了赵正永、孙立军、王立科、傅政华、刘彦平、赖小民、沈德咏，最高检提到了昆山反杀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网上散布他人不雅照案等。此外，最高法对死刑的坚持——“对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严重危害群众和社会安全的罪行决不姑息，论罪当判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最高检对冤错案件的反思——“每一起冤错案件，检察机关都难辞其咎”、“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亦是人们转发关注的焦点。过去五年，疫情三年占据了很大比重，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都不容小觑，但最高法报告基本没有涉及，最高检有一个段落提及如何依法有力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并表示“突出惩治严重危害疫情防控秩序、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起诉借疫情诈骗、哄抬物价犯罪从2020年5176人降至2022年197人，起诉制售伪劣口罩等防疫物资、不符合标准医用器材、假药劣药犯罪从954人降至192人”，“对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致病毒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起诉542人；情节轻微的，不起诉167人，重在教育疏导，社会效果更好。”事实上，经过疫情三年的全方位考验，对最高法、最高检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报告里，而在于如何在疫后重建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以及如何及时回应社会面对于具体个案的追问与不解。中国调整了防疫政策后，社会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一方面人们普遍对法治忧心忡忡，因为过去三年尤其是上海疫情开始，确实发生了很多人跌破人们常识和法律底线的事件，在与内地法学界和律师群体谈到这个话题时，也明显能感觉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人们的法制意识空前高涨，这也是为何今年两会不少与法相关的提案能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的大背景。比如由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第三次提议的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再如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征夫连续15年呼吁的取消寻衅滋事罪，以及由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的关于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废除有关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有过被刑事处罚等处分而影响考生或被政审人政审的规定。不管是《反网络暴力法》还是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以及取消犯罪子女考公限制，这都不是今年才有的问题，前两项也不是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为何今年可以引发广泛讨论，并接连上热搜？最大的原因在于，疫情三年尤其是后期确实起到了“全民普法”的实效，民众层面法制意识的提升经由今年的两会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这一点，确实如周强所说，“司法能力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相比还有差距。”基于此，对最高法、最高检来说，换届之后需要面对的“需求侧”已经与以往不同，所以“供给侧”真正的挑战也并不局限于报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最高法、最高检报告每年都会做出的承诺，也将在接下来更加直接地以民众愈发强烈的实际感受为标准予以检验。推荐阅读：沙特与伊朗复交，为何要在中国跑完最后一公里？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为何这么难？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3月10日，伊朗及沙特阿拉伯在北京取得谈判突破，宣布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及互相重开大使馆，引发全球惊诧。据中国外交部表示，在中方支持下，沙特和伊朗于3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对话，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Musaad

“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这是总书记3月6日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对民营企业的喊话与寄望，也是中国放开疫情防控政策之后全力拼经济的又一次总动员。也是在这一场合，总书记延续以往的讲话，着力给民营企业派定心丸，“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此前一天，即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在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在重视和支持部分，总理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并强调要“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破除各种隐性壁垒，一视同仁给予政策支持，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弘扬企业家精神。”在存在的问题部分，总理直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全球通胀仍处于高位，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难，稳就业任务艰巨。”事实上，不管是派定心丸，还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的“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导向。问题在于，为何一边是持续不断的定心丸和支持，另一边却是民营企业愈发加剧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预期与信心不稳？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看来，问题实际上出在执行层面。“举个例子，我们地方政府有点官员为了免责或者说为了避责，在发放政府采购项目订单的时候，就倾向于发给国有企业。现在包括我们军事工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贷款利率也有不平等待遇的情况，银行倾向于贷款给国有企业，这是老问题。”“民营企业最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引进国有资本寻求政策保护。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是双向的。一方面民营资本在进入国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希望引入国营资本，戴上“红帽子”，这值得深思。”姚洋进而总结道，“这种现象不是说我们制度变化了，党中央文件一直在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就感觉不到温暖？就是因为执行层面对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没有落实。”“过去几年，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突发政策比较多。比方说从2020下半年开始，针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的‘三道红线’，以及对教培行业的治理，都是‘用药过猛’的政策。怎么来统筹调节经济与保持经济活力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也是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去年5月，上海疫情之际，财经作家吴晓波发长文叩问“我们这是怎么了”，而叩问的方式是“用数据说话”和“以史为鉴”。在“用数据说话”方面，吴晓波列出了两张对比图：一张是“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对比图”，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2018年，美国51家反超中国的42家，不过差距并不大。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2020年，美国73家，中国14家，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一张是“中国科技与网络公司市值两年变化”，在2020年4月，苹果公司的市值是1.2381万亿美元，中国的阿里、腾讯、美团、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之和约1.2573万亿美元，相比多了192亿美元。可是，到2022年的4月，苹果的市值增长到2.6581万亿美元，中国上述五家公司的市值之和减少到8,877亿美元。即便把其他44家中国的科技和网络上市公司的市值全部加上，跟苹果一家相比，仍然差了1.2565万亿美元。在“以史为鉴”方面，吴晓波提到了改革开放的两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一次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初。它们都在经济跌入深深低谷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发动，它们的共同问题都是：‘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无比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答案，并因而引发了两次激荡人心的制度变革和民间活力的宏大释放。”但到了今天，虽然也迫切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已经呈现出来：某些全民共识的丧失；思想市场的断层；“马某”们的心意阑珊。可见的后果是，创业创新的热情迅速消失，当今中国商业世界的“精气神”不见了。所以，如何才能真正让民营企业“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恐怕关键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摆脱对“秩序”的绝对化追求，决定着民营企业和社会面究竟最终能有多少“活力”。推荐阅读：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总理任内最后一份工作报告已经出炉，作为外界观测中国经济发展与走向的重要文件，此一工作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将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定在了５％左右，这一目标不仅低于外界预期，也低于中国31个省（区、市）此前陆续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平均值。为何会将目标定在5%左右？国家发改委在《关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给出了三点考量：一是“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二是“体现了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要求，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提振信心，引导预期，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在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三是“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资源要素条件可支撑”。刚刚过去的2022年，中国经济全年仅增长3%，远低于官方原本设定的5.5%目标。而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压力有增无减。其二是对疫情三年的表述。李总理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花了很大篇幅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而疫情无疑在过去五年中占有极大比重和分量。在谈到疫情时，报告更多是从如何针对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纾困支持力度，以及针对部分民众生活困难增多强化基本民生保障等展开，并坦言“在极不平凡的抗疫历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各行各业共克时艰，广大医务人员不畏艰辛，特别是亿万人民克服多重困难、付出和奉献，都十分不易，大家共同抵御疫情重大挑战，面对尚未结束的疫情，仍在不断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2月16日，最高层召开会议，听取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这也是中国调整防疫政策后围绕疫情首次召开的最高层级会议。在该次会议上，对于过去三年疫情的表述是“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其三是对工作的不足之处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依循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惯例，在总结完过去五年发展成就之后，报告也提到了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理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不少困难，稳就业任务艰巨，一些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房地产市场风险隐患较多，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有的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单打一，存在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漠视群众合法权益等问题。”此外，报告中也提到了政府施政的总原则——“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仔细倾听群众呼声，深入了解群众冷暖，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坚决反对空谈浮夸、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甚至盲目蛮干；以改革的办法、锲而不舍的精神解难题、激活力，激励敢于担当，对庸政懒政者问责。”2月23日，总理考察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反覆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发展改革委担负发展与改革职责，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根本动力，要继续做发展的实干家、改革的攻坚者。”同时也对即将出炉的报告做了“预告”——“实事求是总结工作，科学安排重点任务，依法接受人民监督。”从实际结果来看，他显然兑现了承诺，因为这确实是一份实事求是的工作报告。推荐阅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讲三个民生小故事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5年。当时《人民日报》一则评论《为何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引发广泛关注，总理专门对此事做了批示，并称此事很典型，一些类似的荒唐事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下力气减掉不必要的公章，打破不合理的规矩。事实上，在2013年第一次记者会上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经常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说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而在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也表示，“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有1,000多项行政许可被下放或取消，非行政许可退出历史舞台。过去办企业拿执照要几十天的时间，多时上百天。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平均4天，最少的地方1天。现在大约9成的政务服务是网上办、掌上办、异地办、不见面办。”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当电影照进现实，遂引发人们对癌症等重病患者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进口“救命药”的持续关注。对此，总理不仅做了批示，还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并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研究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多措并举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加价。他说，“抗癌药是救命药，不能税降了价不降。”“必须多措并举打通中间环节，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切实获得感。”次年召开的记者会上，他主动提到了“抗癌药贵”的问题，并坦言，“我们通过减税等多种办法，让17种抗癌药降价50%以上，而且纳入医保，这让癌症患者特别是困难群众大大减轻了负担。这方面的事情，我们能做的都应该去做。今年我们还要做两件这方面的事，并且要尽力。一是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门诊用药，纳入医保，给予50%的报销，这将惠及我国4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我到基层去调研，有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得了这类慢性病，每天都不能断药，负担很重，有的把养老金相当一部分用来买药，我们要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故事发生在2020年。随着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在武汉爆发，中国依托于“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很快稳控住疫情，当疫情进入到下半场，其他国家大规模爆发疫情且造成大范围感染和死亡后，中国舆论场不乏“连作业不会抄”、“厉害了我的国”的声音。在当年推迟召开的两会上，总理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也通过鼓励地摊经济，给受疫情冲击的人们提供了一条维持基本生计的出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6月1日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在一家个体户的熟食摊面前再度公开表态支持地摊经济、小店经济。他说：“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对民众来说，评价每届政府的标准说到底只有一条，那就是能不能让民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这不仅是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落实“民生是最大政治”的现实路径。推荐阅读：全球超前部署台湾，灾难远超今日乌克兰？这三项两会提案，共同暴露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97896204502592022年7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随着两会临近，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提案和议案陆续经由媒体传播开来，有三项提案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共同暴露出一个当下中国很急迫的现实问题。第一项提案是关于出台《反网络暴力法》的，由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提出，这也是他第三次提出相关建议，2021年他建议加大网络诽谤的治理和惩罚力度，2022年建议国家针对网络暴力专门立法。李东生说，出台《反网络暴力法》是治理网络暴力的良方，当前在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力缺乏精确定义，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这导致在实际诉讼过程中，法官裁判规则无法统一，自由裁量权较大。此外，治理网络暴力还存在违法行为和主体认定难、违法证据取证难、治理周期长的问题。网络暴力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需要逐步从运动式整治转向常态化治理。对此李东生建议:一是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二是构建网暴技术识别模型，持续强化监督发现保护机制，建立快速举报通道，从源头上加强对网暴当事人的保护，同时降低取证难度；三是建立网络暴力黑名单机制与监察执法体系，将涉及网暴行为的个人或机构列入黑名单，对其采取更长处罚期的限流、禁言、关闭账号等处理措施。第二项提案是关于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废除有关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有过被刑事处罚等处分而影响考生或被政审人政审的规定，该提案由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在周世虹看来，政审应当以被政审人的现实表现为主，注重以实证证据予以证明。周世虹委员终于把之前民间传得沸沸扬扬，但一直没有明确宣示规则的“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问题，摆放在了全国两会这个国家议事平台之上。事实上，中国参军、公考、考编的政审规则，其实一直没有公开的宣示，而且公职岗位千差万别，不同单位掌握的政审标准也不尽一致。第三项提案是关于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的，该提案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征夫提出。朱征夫2008到2022年期间曾两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一直呼吁取消该罪。他今年年初在广东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发出呼吁。在朱征夫看来，这项罪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有一定惩戒价值；但该罪名种种弊端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他在接受《财新》采访时坦言，“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网络发言者也被按此罪名定罪，严重侵蚀了言论自由的边界，且各地执行标准很不统一，定性严重缺乏严肃性，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减损人民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就像开头说的，这三项提案看似彼此孤立，但却共同暴露出一个当下中国很急迫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法治。关于网络暴力，不久前才发生了粉色头发女孩不堪网暴自杀、旅行博主因不堪忍受网暴喝农药自杀的悲剧，这几天又有湖南高中女生热血演讲遭网暴的事情。关于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中国政法大学罗翔老师针对此发文表示，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法律的平等应该是一种规则的平等。也即法律的规则对所有人同等适用，在法律设定规则中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富人穷人，尊贵卑弱，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各种为人的基本权利。关于寻衅滋事，前两天在《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中已经说的很详细了。昨天看到于建嵘老师在朋友圈做了这样的总结——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条文粗疏，其中有关追逐、拦截、随意、任意等规定过于模糊，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界定，这给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提供了可能性。而事实上，该罪名已经常被滥用，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手段。过去三年，在非正常状态下，我们目睹了太多突破法律底线的言行，在接下来的疫后社会重建过程中，法治的重建尤其重要。而以上这些代表们的提案，既指出了问题，也敲响了法治的警钟。而这样的问题和警钟，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直面。推荐阅读：再次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只是一场庸俗的“自我表演”？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2023全国两会在即，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有怎样的提案，每年都会引发不同程度和层面的讨论。昨天看到财新网的一则报道——2008年至2022年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征夫，曾多次呼吁在《刑法》中取消寻衅滋事罪。他在2023年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再次向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罪。必须给这位人大代表点赞，因为过去几年，寻衅滋事罪不断因定罪模糊、背离罪刑相当原则等问题引发沸腾民怨。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因穿和服而被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带回派出所询问的苏州女孩的遭遇。但点赞之余，也感到些许无奈，因为寻衅滋事的存废问题争议了这么多年，学界和代表们也呼吁废除了这么多年，却丝毫不见实际进展。《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对于寻衅滋事行为这样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此项固定，对应的是《刑法》第293条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寻衅滋事罪”是从“流氓罪”分化而来，流氓罪是

昨天微博有一条热搜，讲的是三位北大女生与日本女性主义先驱上野千鹤子女士的对谈。在这条视频成为热搜之前，看了她们的对谈，也很机缘巧合的，在春节期间刚看了北大几个女生反复谈及的那本《始于极限》。后来因为成了热搜，很多人骂北大女生，说她们消费名校标签、没做好功课，使得一场本来可以成为中日女性主义现状和未来友好探讨，结果沦为庸俗的、浅显的“自我表演”。后来有不少朋友在群里讨论，所以又认真看了一遍对谈，想谈几点自己的想法。1、先抛开这一期对谈，我非常喜欢她们的栏目名——保持对话。这对于疫情三年之后的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且必要。保持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也不是为了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而是以这种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去了解乃至传递不同群体人的所思所想所感，这样才不至于陷入到自己的信息茧房中。疫情三年，我们经历了太多观点的撕裂，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撕裂，疫后社会重建、人与人关系的重建，保持对话意义重大。2、很多人批评北大女生，认为她们在消费名校标签，没做好功课，提问差劲，如果从一个专业访谈的角度来看，提问者的确没有做好功课，比如“不结婚是不是因为被男人伤害过”、“结婚了是不是有瑕疵的女性主义”等，其实但凡认真看过《始于极限》或是上野千鹤子公开课的人，都应该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但观看视频的人显然对创作者要求过于严苛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为流量服务的视频，问题设置本身也是，反复强化“北大”这个名校标签也是，没什么奇怪的。就像早前刷屏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一样，不管“二舅”有没有只好“我”的精神内耗，但至少“我”成了B站百大UP主。3、很多批评北大女生的人认为，好不容易访谈到上野千鹤子，这场对谈本来可以成为中日女性主义现状和未来友好探讨，结果被浪费掉了，沦为庸俗的、浅显的“自我表演”。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对于该视频引发的争论和讨论仅仅停留在“批评北大女生”的维度，才是真正的浪费。在访谈中，北大女生的提问也好，把自己的经历对象化也好，其实间接将中国当前女权群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暴露了出来。用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女性主义应该如同民主一样，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在中国当前不少自称女性主义的人身上，女性主义只是工具，就像不少人对民主的认识只是停留在“选票”这样的表层一样。而上野千鹤子则以“过来人”的优雅姿态，直接戳破了本就虚幻的泡泡，并反复告诫北大女生及广大女性主义者——不要糊弄自己，不要走向原教旨主义。4、作为一个喜欢“保持对话”的人，结合我自己访谈的经历，访谈开始确实需要尽可能具体、聚焦，避免抽象和过于宏大，但如果整个访谈都停留在“就事论事”，而无法将具体问题普遍化，透过具体问题抵达更深层次的对于制度、体系的探讨，则未免有点狭隘。在一开始，其实上野千鹤子就提到了“制度”，但却被一晃而过，后来上野千鹤子也有提及，但访谈者却始终没有就此展开追问。而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讨论，是视频后半部分的重点，却也被庸俗化为“大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对决落伍母亲”、“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反倒是最后，UP主有提到自己的婆婆希望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不只是给子女带孩子，而是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这让我想到了20年前《半边天》采访的陕西关中平原上的农村妇女刘小样，彼时身着红色上衣的她，坐在荒芜的土地上说出的那句“我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至今振聋发聩。想想看，20年前我们探讨的“女性”问题是多么广博的议题，而今却只是沦为“结婚”、“婆媳”……可能如前面所说，我们对内容为流量服务的这则对谈的要求过于严苛了。5、虽然我不喜欢不少女权主义或是女性主义的自我认定与话语方式，但上野千鹤子的表达却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比如她对于恋爱的看法，“恋爱的出发点，是对对方的好奇心，我想要更加了解你，深入对方的自我。如果还伴随一些性方面的交流，这种不断接近的关系，多快乐啊。”再比如对于女性主义，上野千鹤子说，“女性主义者里面，有结婚的，有不结婚的，有生孩子的，有不生孩子的，并不是说，不结婚的女性主义就更伟大，有坚持不化妆的女性主义者，或者坚持不带胸罩，仿佛女性主义有三六九等之分，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我认为这是一种教条主义。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对待自己，在每个方面扪心自问，这里能让，那里绝对不能让，问到最后肯定都能搞清楚，关键是不能糊弄自己。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是追求自由的思想，只要自由自在地活着，怎么样都可以。”大概这才是我所憧憬的恋爱关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女性主义吧，想想看，深入对方的自我，不掺杂任何的利益算计和粗浅博弈，彼此拥有自由的思想和灵魂，这是怎样动人的关系。透过这样的关系，我们大概才能把自己作为方法，看到更多彩和广袤的人生和世界吧。推荐阅读：邓小平逝世26周年｜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6周年。过去几年，每到邓小平周年纪念日，民间舆论场总会掀起一股纪念潮，人们重温着邓公早年对于中国问题和道路的洞见，试图从中看清今日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向何处去也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但任尔东西南北风，就像邓公说的，“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在此分享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金冲及所写《邓小平和20世纪的中国》，原文刊载于《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邓小平出生在20世纪的第4年，去世的时候离进入21世纪只有3年多。他的一生几乎和20世纪的中国共始终。邓小平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要了解邓小平，必须了解20世纪中国那种特殊的处境、它面对的无数棘手的问题、它经历的种种艰难和欢乐。邓小平一生奋斗的根，始终深深地扎在20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中。同样，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的整个奋斗，也必须了解邓小平，了解他走过的路，了解他的思想和贡献。一、革命当中国人迎接20世纪到来的时候，只有悲愤，没有欢乐，仿佛看不到有多少光明的前景。放在人们面前的严酷事实是：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武装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为时达一年之久，并且扬言要瓜分中国。9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说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个事件给中国人刺激之深！牢记这些历史，有如邓小平所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会忍受永远做奴隶的命运。中国的状况必须改变。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摆脱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惨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能够用和平的渐进的手段来达到，当然再好不过。要是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去投身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先进分子几乎都经历过一番痛苦的选择。20世纪中国另外两位伟大历史人物孙中山、毛泽东最初都曾尝试寻求和平变革的道路，只是当事实证明这条路无法走通时才下决心革命。青年时代的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在刚满16岁的时候从故乡四川到法国勤工俭学，最初的想法依然是当时流行的“工业救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从16岁到22岁，他在欧洲生活了整整六年。其中，五年在法国，一年在苏联。那时，法国已经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邓小平在法国的大钢铁厂里做过工，做过实地观察，了解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这样的经验和没有这样的经验是大不相同的。这对邓小平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长期观察中，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阴暗面给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创痛，他不希望中国将来走这样一条路。国内传来的消息，又使他认定：在帝国主义列强控制和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于是，原来的“工业救国”幻想变成泡影。这驱使他在1922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冬转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后来对子女说：“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从爱国，到革命，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是当时众多中国先进分子走过的道路。回国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领导过广西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党内“左”倾错误统治时被批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参加过长征；同刘伯承同志一起先后领导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上立下赫赫战功。在这个经历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说：一、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敌后抗战在1941年后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重点转到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加上连年灾荒，抗日根据地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当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等回延安参加整风后，邓小平在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重任，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工作，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统揽全局、果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二、当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的转折关头时，他和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率领12万大军，以突然行动强渡黄河天险。接着，又出人意料地迅速南进。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过宽达30多里、遍地积水和淤泥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以20多天行程，从优势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并且站稳了脚跟。邓小平后来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在短时间内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常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成功地做到了。从这里，充分显示出邓小平那种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和处变不惊、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而能战胜这些困难的政治智慧。三、解放战争决战时期，邓小平先后担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邓小平后来在1988年5月25日对一位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说：“我的真正专业是军事，打了22年的仗，组织了不少战斗和战役。”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样的人才确实难得。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是以弱胜强，充满着智慧和意志的较量。邓小平是新中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他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所以能成为邓小平的前期轨迹。一个杰出历史人物，通常都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在异常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经受千锤百炼，才能造就出来。不了解这些经历，很难真正了解邓小平。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恰好在20世纪的中国过去一半的时候。如果说20世纪中国的前一半的主题是“革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扫除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那么，20世纪中国的后一半的主题便是“建设”，是要在中国这块辽阔而古老的土地上一面摸索，一面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极其壮丽伟大的事业，也是一次在充满惊涛骇浪而又没有预先设好航标的大洋中进行的艰难航行。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主持大西南的工作，包括参加领导西藏和平解放，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长达10年。他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调整政策纠正失误、提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新中国这17年工作的评价，邓小平明确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那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对发生错误的原因，邓小平在1985年8月29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还有一段概括的分析：“总的来说是‘左’。我们都想把事情搞好，想搞快一点，心情太急了。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心情过急。心情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心一急，出的主意就容易违反客观规律。”在实践中遭受严重挫折后，邓小平的头脑是比较冷静而注重实际的。1962年，农村中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做法。对这些做法，中央领导层中意见有分歧。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借用刘伯承常讲的一句话作为比喻：“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同他以后推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受到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但也给了他一次冷静地重新思考新中国前进道路的机会。当他复出并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断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试验。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这种坚强的决心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深得人心。全面整顿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使人们看到新的希望。虽然邓小平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但全国人民正是从这次整顿中进一步认识了邓小平，赞同他的主张，景仰他的品格，强烈地期待他复出。这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冲破重重阻力、全面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改革“四人帮”的粉碎，使中国从危难中得到拯救。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果太严重了，整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堆积如山，人们思想异常混乱。中国该怎么办，发展的出路在哪里，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要摆脱困境，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实在极不容易。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人们解放思想设置下严重障碍。中国依然在徘徊中前进。新的时期，新的任务，需要有新的领导人物。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唤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央领导职务。73岁的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深情地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有条不紊地从混乱中打开一条新的出路。他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划时代的讲话，提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转折。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敏锐地察觉并坚决反对那股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对中国的前进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组织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胜利发展。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将近七年的工作扼要地概括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终于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端混乱和困难局面中摆脱出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全面改革必需的前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作为新时期主要标志的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起步了。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任何本本可依，也没有现成经验可搬，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取得成功后又推向城市。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早在1979年11月，他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又将上层建筑的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上日程，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要在改革中闯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来，决非轻而易举，而是充满着风险。它的艰难程度并不亚于革命时期。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坦率地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上全面改革的道路是义无反顾的，在前进过程中坚决地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干扰和阻力，没有这样的胆略和魄力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同时，他又极为审慎，把步子走稳，因为正在做的这些事涉及亿万人民的利益和命运。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否则人民会遭殃的。”他又说：“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事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就乱了。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他一再要求要及时总结经验，做对了的就坚持，做得不足的就补足，做得不对的就改。如果问中国改革的成功有什么秘诀，那么，这就是一条重要秘诀。邓小平有着宽阔的世界眼光。他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观察到世界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又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勇敢地作出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把它确定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说：“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先是在个别省如广东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然后设置深圳等四个特区，在取得成功后又作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等重大决策。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是由低到高，由少到多，先搞来料加工，继而搞补偿贸易，再进而搞合资企业，直到允许办外国独资企业，最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初，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88岁的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对看到的一切十分兴奋，沿途发表谈话。他讲到：“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些话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使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迈出加速发展的新步伐。他再一次讲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讲话，进一步厘清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长期存在的混乱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思想，到十三大前后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再到十四大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推荐阅读：全面检讨三年表现，新加坡走在了最前面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前几天，中疾控再次公布了疫情死亡数据，但好像关注的人并不多。根据中疾控的数据，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2月9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机构累计在院冠病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83150例，且2023年以来，中国报告阳性人数及死亡人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在中国公布最新死亡数据的同时，新加坡宣布自2月13日起，将疫情应对级别从黄色下调到绿色，其余防疫措施也将解除，如搭乘公共交通时无须戴口罩。所有未完成冠病疫情接种的入境者，无须再提交阴性检测证明；未完成接种的短期访客也无须购买冠病旅游保险。成立三年多的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将解散，交由卫生部管理冠病疫情。狮城解除其余抗疫措施，建立把冠病视为地方流行病（endemic）的新常态。换句话说，新冠病毒对狮城社区的威胁大大减弱，如同其它流感。解除防疫措施之外，新加坡还做了一件事情——联合领导小组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透露，政府正在全面检讨过去三年的抗疫表现，检讨报告不久后将公布，并会提呈国会辩论。不知道新加坡最终会提交怎样的检讨报告，但这一行为本身确实值得点赞。因为过去三年，不管是对国家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值得好好总结与反思的。就中国而言，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具体可感，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心理的，这些影响最终会在个体层面、国家层面导向怎样的后果，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且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但可惜的是，我们似乎正在浪费掉从这场危机中反思的契机，而更愿意延续一贯的“胜利”叙事。之前看香港特首在两地通关之际的表态，也基本上与内地态度无异——李家超說，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港府过去3年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春节前采访项飙老师，他提到了我们的一个惯性——“去记忆”。具体来说，从长段的历史看，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后一个朝代会写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清朝写明史，明朝写元史，相当于改朝换代之后的一个总结和书写。但对于短时段的事件，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去记忆”，“去记忆”的意思，不是忘记，而是刻意的不去记住。事情过去之后人们会说“已经这样了，再说有什么用”，然后急切地祝愿明天更美好，简单化地面向未来。在项飙看来，这样的“去记忆”，实际上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就是不能很好的汲取教训，犯过的错误可能会重犯。其次就是个人心理会很纠结，因为没有把事情理清楚，理性层面想要“去记忆”，但身体还会记住，情感上也还有痕迹。如果不总结与反思，理清楚来龙去脉，身体和情感上的记忆可能会变成病症，会变成对生活过度敏感、恐惧的心理。所以疫情三年后的今天，比告别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过去三年进行系统总结与反思。走在前面的新加坡，能否给我们提一个醒呢？推荐阅读：华盛顿决策击落气球时间线，一场全面的外交危机正在上演？中美距离战争还有多远？一只“流浪气球”引发的外交事故《流浪地球2》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重要且必要？一周跨南北四城的感触：一个流动的中国正在加速回归当我们告别疫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我们“走出疫情”了吗？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

上周二，五角大厦警告总统，一个气球进入了爱达荷州附近的美国大陆领空，此后总统一直在与五角大厦讨论军事选择。到周三，气球进入蒙大拿州上空盘旋，一场全面的外交危机正在上演。气球进入美国领土并长时间停留促使美国高级官员向中方发出强烈谴责，并取消了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计划。以下是气球每日飞行轨迹和华盛顿决策过程的时间线：1月28日，周六这个气球有控制地飘进美国领土，进入阿留申群岛附近的阿拉斯加领空。起初，美国北方司令部的追踪者认为它只是中国的又一枚轻型探测器出现在美国防御边界的边缘。1月30日，周一官员们说，气球当天已经离开美国领土并飞至加拿大，它携带着提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摄像头和监视设备。1月31日，周二气球在爱达荷州上空再次进入美国，令北方司令部和五角大厦的官员感到惊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向拜登总统发出警报。总统要求提供军事选择，其中包括立即摧毁气球。拜登还下令，在气球行经之处不得进行任何活动或传递敏感内容的未加密通信。2月1日，周三气球飞向蒙大拿州比林斯上空，这惊动了五角大厦官员，因为第341导弹联队驻扎在该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这是美国三个运营和维护洲际弹道导弹的空军基地之一。五角大厦的一位官员称气球事件为一次明目张胆、隐蔽不力的侦查活动。当时身在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按照拜登的命令召集高级军事和国防官员开会，审查行动方案。米利将军和奥斯汀建议不要在气球位于陆地上空时将其击落，因为气球的起落架大约有三辆公交车那么大，碎片可能会伤害平民和基础设施。美国官员多次向中国官员传达美军可能击落气球的消息。布林肯晚上在华盛顿对一位中国外交官说，美国政府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2月2日，周四在气球的消息传开后，共和党议员和政界人士开始批评拜登没有对气球和中国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一些人要求布林肯取消行程。有报导称，另有一颗中国气球飞越中美洲，正在向南美洲飞去。2月3日，周五中国外交部表示，该设备是一个民用气象气球，它偏离航线很远——非常远，意外进入了美国领空。但布林肯称其为「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的明显侵犯」。布林肯在给中国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的电话中重申了他给中国官员的信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拜登听取了空军计划周六摧毁气球的简报。2月4日，周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暂时暂停北卡罗莱纳州威尔明顿、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比奇和查尔斯顿的机场的飞机起降，该机构称这是为了「支持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工作」。来自兰利空军基地的两架F-22战斗机中的一架发射了一枚响尾蛇空对空飞弹，击落了在1.8万米至2万米高空飞行的气球。军方随后开始回收残骸。周六，这个中国气球在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比奇海岸外被击落，此时该气球已经穿越了美国，吸引美国人来到自家院子观测天空。它导致外交访问被取消，并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这一事件将如何结束，以及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追踪。推荐阅读：中美距离战争还有多远？一只“流浪气球”引发的外交事故《流浪地球2》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重要且必要？一周跨南北四城的感触：一个流动的中国正在加速回归当我们告别疫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我们“走出疫情”了吗？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

“流浪地球”没到，“流浪气球”先到了！中国“流浪气球”飘到美国的事情在继续发酵，已经从一个一般新闻事件变成了一个重大国际新闻和国际政治事件。美国媒体现在对这个气球的追踪报道铺天盖地，其它国际媒体开始跟进，原本于本周末启动中国之旅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电中方推迟了此次访问，中方也做出了相关回应。我昨天调侃了美国人过于夸张的想象，硬是把一个普通气象气球描述成“疑似间谍气球”（suspected

前天跟同事一起去看了流浪地球2，电影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于文明的思考，很有刘慈欣一贯的气质和调性。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当面对战争、瘟疫、极端气候这样的现实危机时，我们尚且无法凝聚成命运共同体，就算未来更大的危机到来，我们真的可以团结起来吗？春节前，通过电话采访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采访主题是疫情的总结与反思，但其中也重点谈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重要且必要，在此予以分享。香港01：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我采访您的时候，您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方面做了很细致的分析，结合过去三年疫情的实际情况，您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怎样新的思考？如果要对过去三年做一个总结，您怎么总结？吴启讷：经过这一次疫情，更能凸显资本主义在利润与生命价值这两个因素之间所做的选择，这里的利润包含经济的利润和政治的利益，面对这一选题的时候，资本主义一定会选择利润，把经济利润和政治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而把生命价值放在第二位。在疫情之前，这一点并没有被明显地凸显出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它的自我修复功能、人道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社会福利等抱有很高的期望。可疫情到来后，资本主义又被打回原形，回到了二战之前甚至是一战前的状态。整体而言，在利润跟生命价值这一对关系中，资本主义发展出来一套系统化的体系，使得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逐渐习以为常，习惯了制度的缺失，被一个很精细的体系绑住，丧失反抗能力，因为反抗不会有什么希望。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非常精细的一面，它把人变成了资本主义巨大机器里的一个零件，让多数人觉得自己很舒适地生活在这个制度之下，并且自诩为“公民”，而不单单是百姓。相较之下，中国的制度还是将生命的价值放在利润之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我觉得中国非常大比例的人，并不完全适应一个由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规则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作是系统化的。中国人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有着从传统社会带来的习惯，并没有完全变成一个由西方塑造、西方定义的“现代社会”里面的“公民”。也正因为跟现代世界体系之间有这样的鸿沟，所以中国能够相对维护生命价值。关于全球化，我想过去三年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证实了我在三年前提到的逆全球化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的缺失，还有疫情之下的失控，使得资本主义去掉了原本所戴的公平的、人道主义的面具，重新回到了丛林法则里面，“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里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丛林法则，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关于民族主义，我想三年疫情，对中国人进一步理解民族主义有非常大的帮助。虽然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其实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也完全没有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天下的角度出发，整个的政治体系都是按照天下的角度去组织的，并没有此疆彼界，而是多元并蓄。但为什么到了现代又必须去接受民族的概念？原因在于中国的范围是由侵略中国的列强由外向内划定的，这时如果不采用西方的办法，推动这个范围之内文化与政治的一体化，那么中国的利益就会碎片化，被剥削的程度就会加剧，直到国将不国；西方的民族主义对其自身来说是本质的需求，但对中国来说只是阶段性的需求，只是现代中国用于对抗西方剥削与压迫的工具，这个工具在用完之后，需要“得鱼忘筌”。当然，只要西方那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存在，这个“筌”就不得不握在手里，不然就等于束手就擒。关于自由主义，疫情再次证实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价值。我之前也讲过，自由主义有理想的一面，可是当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它把人本身的主体性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透过疫情我们看到，事实上每个人还是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没有办法独立存在。这听起来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习惯于自由主义的论述的话，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感受自己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背后有一个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新教强调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直接沟通，不需要在意祖先、亲属，血缘关系完全不能够跟一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本质连结相比。但如果跳脱出新教的价值，回到到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时，会看到另外一种情形，而这种情形在三年的疫情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顾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疫情就会失控。具体到对三年疫情的总结与思考，我的感觉是它颠覆了现代人习惯的西式史观──按照西式的进步史观，人类社会一定是在持续进步，这是一种线性的思考模式，它需要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限开发的基础上，这是发展生产力，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前提。这次疫情让进步史观受到根本的挑战，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幸福了？答案是否定的。三年以来，所有的人在病毒面前都曾感受到恐慌、无助，都面临着诸多的无奈，这种无助、无奈是现有的所有的技术手段都不能解决的。如果按照科学的统计，依照相同人口规模的估算，中国大概比世界其他区域多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在保证低死亡率的前提下，中国还维持了相对正常的经济和生活秩序，这意味着中国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点，这是从中国传统和革命传统中汲取资源之后做到的，校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缺失。香港01：之前的访谈中，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您分析了当时的逆全球化现象，并认为在这次全球化的后半段，动能最高的国家是中国，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拥有西欧型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潜力和动力，它有可能在疫情过后发展出一个新型态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跟之前全球化的差异在于，首先，它不再是由西欧、北美主导的，而是由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其次，这个全球化可能无法复制之前全球化的成长速度和经济奇迹，因为它无法再像之前的西欧、北美那样，对于资源与人力做大规模、无节制的压榨，它可能会变得比较温和、缓慢，但是它将长期维持持续性的成长。疫情三年之后的今天，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您对于中国主导的新型态的全球化有什么新的思考？吴启讷：关于全球化的思考，我想总结几点：第一，就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基于长期的历史经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模式。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相比，中国非常强调检视过去的历史经验，并依据这样的历史经验去设计现代化的模式、思考现代化的议题。第二，中国主导的全球化是非对立性的、非恶性竞争的、非资源掠夺的、非市场倾销的全球化，如果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来看，这样的全球化不是单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追求一种可持续性。第三是追求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非掠夺的共生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要给自然留下生存空间。第四，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反衬出冷战政治思维的荒谬，如果将疫情放在政治层面来看，很大程度上也是冷战的一个结果，疫情期间爆发的俄乌冲突，也是冷战的延续。第五，我们看到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完全不同。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一个起点就是美国从阿富汗的撤退。美国为什么要离开，而且是仓皇的离开？根源在于美国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和价值从来不感兴趣，认为那只是一个落后且没有价值的异文化、他者，所以伊斯兰世界究竟需要什么，美国人也不在意，而只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美国人虽然撤走了，但还是在伊斯兰世界留下了很大影响，我想中国进入伊斯兰世界也不是想去填补真空，而是看到了美国人的缺失，在尊重当地传统的前提下，中国考虑的焦点是如何满足双方的需求。综上所述，这种新形态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尽管经济成长的速度可能没办法像以往那么快。香港01：当时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您提到，这次新冠疫情，西方仍用「民主」/「专制」、「现代」/「落后」的后殖民和东方主义框架看待并不受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制约的病毒，相当于直接套用西方主导的人群之间的竞争模式来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简化，不会出问题吗？回看过去三年，其实民族主义贯穿始终，甚至到了后期，不少国家批评中国走向了“疫苗民族主义”，以及以中国信息不透明为由对中国进行入境管控等。而在谈到这一话题的时候，台湾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和样本，因为在疫情初期，台湾就标榜要“民主抗疫”，以区别于大陆的防疫模式，再加上台湾本身也深受后殖民影响，以台湾作为方法，您怎么看？吴启讷：疫情爆发的时候，看起来当时东亚地区在应对疫情时比整个西欧、北美要成功，后来台湾一些研究也在不断强调民主制度下的防疫模式优于大陆的“威权”乃至

过去一周多时间，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连跨了四座城市，北京、西安、成都、哈尔滨，真切的感受到，经过一波大规模感染潮之后，一个流动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正在加速回归。不管是北京的火车站，还是西安的不夜城，以及成都凌晨五点的机场，还是零下34度的哈尔滨，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潮。说实在的，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感到“人多”的欣慰。以前，我们总是抱怨哪里都是人，景区挤满了人，餐馆排不到号，高速路上大堵车。经过三年疫情，“冷清”、“没人”、“关门”好像渐渐成了生活的常态，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烟火气和人声鼎沸。调整防疫政策后，虽然还有不少地方正在承受感染的重压，很多人的春节也过得并不轻松，但一路上看着涌动的人潮，看到被疫情撕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慢慢恢复，还是应该对未来保有信心。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逻辑和规律，只要守住法治的底线，回归常识，每一次大的艰难考验，最终都将化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过去几天，很久没见的同学朋友难得聚会，对过去三年，每个人都有很多话可以说，对于每个阶段的政策转向，大家也有很多不解和困惑，我想保持这种不解与困惑本身，尤其是保持对自己和对“附近”的思考与追问，也是疫情提供给我们的难得契机，让我们都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周遭，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也只有这样，当疫情的潮水褪去，我们才可以说，过去三年并没有白白经历和遭受这一切。2023年已经到来，祝大家新年好！推荐阅读：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时下中国正在承受疫情接近季节性流感前避不开的“疫情大海啸”，因各地情况不同，所以此轮大海啸的剧烈程度和阵痛期都不尽相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范小红团队近期发表的研究判断，中国此轮Omicron疫情感染于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至于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估计农村和中小城镇地区的感染峰值将于1月中下旬出现。时值春节，预计中国还将再次面临大规模感染潮。虽然疫情海啸的剧烈程度和阵痛期不尽相同，但人们对于“走出疫情”的期待和诉求却是一致的。但中国走出疫情的关键究竟是什么？是等待疫情接近季节性流感吗？是实现群体免疫吗？是彻底告别口罩吗？是回到疫情前的生活常态吗？这些只是医学意义上的“走出疫情”，要想真正走出疫情，最关键的还是要对我们共同经历的这场疫情进行总结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武汉疫情之际接受笔者专访时就提出，“地方也好，我们的体系、政策、法律也好，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需要共同研究的问题，要达成共识，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疫情过后，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因为“这是对历史和人类负责的态度，否则的话就吸取不了经验教训。”过去三年，疫情对各方面的冲击激烈且持久。尤其是2021年3月底开始至6月，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静默、封控，这一次的长时间封控，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和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让民众对如何走出疫情产生巨大诘问。封控期间和解封之后，身居上海的两位本地学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分别写文章谈了自己的思考，虽然两人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同时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海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与心理创伤，远远被低估了，而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恐怕会持续很长时间。萧功秦在题为《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文中说，“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希望疫情过后，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同时，通过与一个网络上的极端者对话，萧功秦也发出警醒：“在困境来临时，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一旦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出现，各种‘阴谋论’思维、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厉害国’观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都会被重新激活，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并且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自1980年代开始就专注于中国社会启蒙的许纪霖，则在《上海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也给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上了一课》中坦言，“这次静默给2400万上海人上了一课，这一课远远超过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启蒙。”因为“上海静默，不仅对上海，对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大事件——历史的转变往往都是由一些大事件构成的，它们成为一种枢纽性的现象。我觉得这次静默带来的转折性意义，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一般人只谈到经济冲击，经济冲击是其中一部份，但更大的是另外一些冲击。人是靠某种期望、对某些前景的信心活着的，群体中彼此之间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存在于公民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现在这些纽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甚至引发了某种危机感。这种冲击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到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心理意义上，都是一个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点将会看得更明显。”从武汉疫情到上海疫情，再到整个中国，疫情对每个人的影响都具体可感，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心理的，这些影响最终会在个体层面、国家层面导向怎样的后果，就像萧功秦和许纪霖说的，现在还远远看不出来，且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从这个层面来看，当我们告别有形疫情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我们“走出疫情”了吗？推荐阅读：北京疫情五问五答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进入12月，各地迅速调整维持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开始实质性地“与病毒共存”。继“20条措施”之后，12月7日官方再推“新十条”，另据钟南山12月15日在“全国高校抗疫大讲堂”上透露，第十版新冠诊疗方案与防控方案即将出台。走向全面放开，这一大方向是明确的，但过程之快速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结合北京放开前后和第一波感染高峰，以及各方消息，提出五问五答。一问：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面对放开之后的抢购药品、发热门诊大排长龙、染疫后应对指南滞后、医务工作者大批感染、快递运力不足等问题，人们很容易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而这些可见的问题之外，随着感染高峰进一步扩大，养老院以及医疗条件薄弱的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或将暴露出更多“准备不足”的问题。12月15日，《经济观察报》发文《五位养老院院长自述：抢不到抗原药品、拨不通急救电话、缺乏医疗应急预案》，将目光锁定养老院，并通过采访五位院长，反映了更为真实的情况：“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要提前储备药品、抗原检测试纸等物资”，这是受访者反复提到的问题；“最希望的是能够尽快建立养老院与医院点对点的绿色接诊通道，最大限度保证、挽救老人的生命安全”，这是受访者给出的最紧迫且现实的建议。需要承认，面对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从严防严控模式转入全面放开，在中国这样的超大人口国家，的确很难做到“万全准备”，实际情况往往要比模型推演复杂得多，最终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平衡防疫、发展、安全、稳定，在此一阶段是高难度动作。最终平衡成效如何，还得依靠时间和实践检验。二问：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吗？虽然放开之后，各地不同程度进入感染高峰，但其中尤以北京疫情引人关注，而从全国范围来看，自带关注度的北京并非此轮“与病毒共存”的先行者。早在11月30日，当广州多区宣布解除所有临时管控区之际，京畿重地河北保定已经正在遭遇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了。医院承受阵痛——阳性居民自愿静默——慢慢恢复日常——关注特殊群体尤其是老年群体，这是保定走过的路，北京等地现在正在沿着同一条道路往前走。所以北京第一波感染高峰到了吗？虽然北京推出了“京抗原”小程序用以民众上报检测信息，但多数民众并未落实，而只是采取自我居家隔离模式度过难关，故此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数据作为依据。国家卫健委也已于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就我在北京实际感受，随着日常的回归，比如商场恢复部分人流等，以及一些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人数的实际下降，可以大致判断北京第一波高峰已过，第一批感染者正在成为社会面活动的主要群体。12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7日在《财经》年会上对全国疫情做出研判：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将是第一波疫情，第一波以城市为主，逐渐会上升起来；第二波是1月下旬到2月中旬，春节前的人员流动造成第二波疫情上升。第三波是2月下旬到3月中旬，春节后返岗返工。这三波疫情构成了今冬的新冠流行峰，持续大概三个月左右。就此来看，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三问：骑手支援北京治本了吗？随着感染人数的激增，加之不少快递骑手自身感染，故此北京出现大量快递滞留的局面，而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将药品送达至有需要的群体手中，骑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应对骑手紧缺的局面，北京一方面发出号召，呼吁有条件的民众加入到骑手行列，一方面菜鸟等从河北、天津、重庆等地紧急征调骑手支援。于是，就有了“在飞机上，在大兴机场、在首都机场，到处都是进京的快递小哥”这样的新闻。但骑手支援北京，真的治本了吗？在这一波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各地都面临着骑手紧缺的情况，从其他地方征调骑手，确实解了北京的燃眉之急，但却是以变相牺牲其他地方的实际运力作为代价的。更有效的办法是，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力量，除了号召有条件的人加入骑手行列外，北京多个社区已通过建立互助群等方式，来自行打通“最后一公里”，将多余的药品共享出来，送抵更有需要的人手中。同样的场景，在十年前的北京“7·23”暴雨中也有突出体现，彼时不少私家车组建爱心车队，接送受暴雨所困的人抵达安全地，成为灾难中的积极社会力量。对官方来说，也需要从中看到社会治理的另种可能，这对于“走出疫情”后如何推动治理现代化和社会重建，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四问：因新冠去世的人数到底有多少？过去数日，不时有媒体或社交平台曝出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病例，但官方一直到19日才通报了最新的死亡病例，这也是时隔两周之后再有死亡病例的通报。根据国家卫健委消息，18日新增两例冠病死亡病例，均为本土病例，在北京。同时，重症病例也较前一日增加11例。而《财新网》早前报道所提及的两位资深媒体人染疫去世，并未在官方通报之列。据报道，《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12月8日去世，享年77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周志春近日在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北京医院医护人员12月6日上门再次抽样，社区7日晚通知复核阳性，需要隔离，医用监测手表显示他的心脏于8日1点23分骤停。另一位媒体人是《人民日报》前著名记者杨良化，此次北京疫情中，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抗原测试为阳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ICU抢救两日后逝世，不过目前有关他的报道已经下架。所以因新冠去世的实际人数究竟有多少，官方和民间的两个版本或将在一定时期内平行存在。唯一可确定的是，随着感染人数激增，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群体接续染疫，更多的死亡病例将是大概率事件，如何在这样的关头最大限度抢救生命，践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考验着官方的领导力和行动力。五问：“动态清零”错了吗？此轮放开之后，很多人不免疑惑之前的“动态清零”政策。央视官方公众号“玉渊潭天”15日推出《三年：三问三答》，回应了很多人的共同疑惑，三问包括：既然可能有很多人都会经历感染，为什么要严防三年？既然结果是放开，那付出经济代价的封控还值不值？既然病毒无法消灭，那众志成城的三年抗议是为了什么？给出的答案也很间接明了：我们为更多的人最大限度争取了时间、我们保住了人也等于保住了生产力、抗议三年我们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就像该文在一开始说的，“一个人吃饭，当吃第三碗饭吃饱时，能说前两碗饭没有用，只吃第三碗饭就能饱吗？看待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疫情的发展不是片段式的、跳跃式的，我们的防控也一直是持续的、系统的。”从官方层面来看，维持“动态清零”的初衷也是为民众好，虽然各地执行层面出现了一刀切、层层加码等乱象，以及核酸检测机构的造假等，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政府施政的初衷。放在疫情爆发至今三年的时间周期里，尤其不能否认中国在早期确实取得了防疫的成效，也保证了低死亡率。而今，眼见放开之后感染数字的极速飙升，更应该意识到此前“动态清零”的实际难度有多大，因为当守护健康的责任权交给个人，人们才真切感受到了责任的重担，每个人的身后，都有老人、小孩。而要给14亿人兜底的政府，责任重担可想而知。“动态清零”不可持续不等于整个过程完全错了，这应该成为我们回看过去三年抗疫时最基本的共识。现任中宣部长李书磊在早年文章中写道，“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历史中的革命与革命文化，如果我们不能平心静气以公正之心去面对它们，那我们就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即使对那些已被判定为恶的东西，我们也要努力战胜一己情绪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与复杂性，去理解它的因缘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缘，否则我们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阴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会是严正的，幽灵你只有说透它才会真正的驱散它。”对于我们共同经历的这场疫情，时下“宣判”还为时太早，而如何“走出阴影”，唯有“说透它”，才能真正“驱散它”。这也是国家和个体层面在反思与总结这场疫情时，该有的基本态度。推荐阅读：最难熬的三天过去了，正常生活还会远吗？“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

周三抗原检测阳性之后，一直到今天早上，可以说是最难熬的三天，因为是双重感染（感冒+新冠），所以各种症状都要更大一些，周三到周五，凌晨开始发高烧，嗓子疼、咳嗽到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开始头疼，只能紧急吃点早饭再吃布洛芬，个人感觉连花清瘟并没有什么效果，且各种止咳药也基本不管用，直到吃了蒲地蓝口服液，才稍微好转一些。听先阳的朋友说，最难熬的三天之后，就距离转阴不远了。不知道有几分道理，就我个人而言，今天咳嗽和嗓子疼的症状一如既往，而且咳嗽的频次比前几天还要高。这些天除了北京之外，很多地方也都开始进入感染者数量高发期倒计时，结合北京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几点个人感受：1、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忽视的群体，依然是城市低位正常运行的支撑者。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纷纷感慨快递小哥、环卫工人、超市工作人员如何支撑起一座静默中的城市的日常运转，待到三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与病毒共存之后，还是他们在支撑起这一切。这几天，看到不少人接力转发阳了之后丢垃圾要如何如何，避免清理垃圾的老人被感染，还看到海淀和丰台区在召集有条件的人加入到快递队伍中，以弥补运力严重不足的情况，这都是积极的举措。与此同时，菜鸟从天津、河北、重庆等地调集了几批次快递员支援北京。在这个阶段，估计各大城市的快递员都很紧缺，但还是需要优先北京，这也是讲政治的延伸。希望我们告别疫情的时候，人们还能“看见”这些在紧急状态下保持城市正常运转的人们，他们的辛劳与付出不该被忘记，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也应对他们给予更多的照顾与保障。2、虽然北京近期没有公布新冠死亡病例，但还是看到一些人染疫后死亡的报道，其中有两人是资深媒体人。因为同为新闻工作者，所以会更留意同行的情况。据财新网报道，《中国青年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12月8日去世，享年77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周志春近日在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北京医院医护人员12月6日上门再次抽样，社区7日晚通知复核阳性，需要隔离，医用监测手表显示他的心脏于8日1点23分骤停。另一位媒体人是《人民日报》前著名记者杨良化，此次北京疫情中，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抗原测试为阳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ICU抢救两日后逝世，不过目前有关他的报道已经下架。不知道因感染新冠去世的总量有多大，不过吴尊友今天在出席财经年会时做了这样的测算：如果按照全球奥密克戎流行引起的死亡数推算，假如“新十条”提前到今年1月3号，中国会造成25万人死亡。如果按照美国奥密克戎死亡人数推算，中国会有103.8万人死亡。如果以香港算，提前到今年年初，中国内地会多死亡200多万人。如果以中国台湾作为参照，提前到今年年初，大陆会多死亡86.6万人。虽然这样的测算也无法消除人们对实际死亡人数的警惕，但至少可以少这么多，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在过去一年里争取来的宝贵时间窗口期。3、此轮政策调整之前，我们看到了太多突破底线的恶性事件，不少人开始担心后疫情时代如何重建社会和人们的心理。这几天看到北京不少小区的互帮互助，以及更早之前社区组织起来与居委会对话要求解封的情形，让人又重拾了一些信心。因为后者，才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我们走出疫情至关重要的自发性群体力量。对官方来说，亦应该从中看到社会治理的另种可能，因为说到底，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而且应该有充分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活力、创造力，有了活力和创造力，预期自然就稳了，经济自然也就有希望了。昨天翻看李约瑟早年文集，看到他1960年发表于《百年评论》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中国的“统一性”问题，李约瑟这样写道，“西方有许多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们往往有一种固执的想法，觉得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似乎有一种强制的‘统一性’。他做出一种可怕的想象，好像中国的男男女女都是住在集中营里，像机器人一般做出一模一样的反应。我认为这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这和我在中国亲眼目睹的现代工人的生活和居住情况丝毫没有共同之处。我所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过去一年才能吃一次肉的人现在每星期可以吃一次肉了，毫不奇怪，他们的反应都是一致的；过去那些人们世世代代痛苦呻吟地在高山坡上推车，在山江激流中背纤，现在他们第一次看到机器来拯救他们脱离苦海，自然他们的反应也是一致的；过去那些科学家们得不到实践的机会，浪费了他们的大好年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人民的热情鼓励，自然他们欢欣鼓舞的热情也是一致的。这一些就是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最深刻的‘统一性’。”李约瑟所理解的而中国的“统一性”，也是中国最朴素、最本质的力量所在，也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连同整个国家，才能不断往前走。4、回看过去三年，曾经有几次都接近心态崩溃的边缘，因为很多之前坚守的信念和东西，好像一夕之间被彻底抽空，“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成了属于一整代人在特定时期的集体迷思和追问。而今遥望着即将到来的正常生活，我们迫不及待告别健康宝、行程卡、大白……那些曾经让我们或失望或迷惘或愤怒的人与事，有些被淡忘了，有些却已经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不知道历史和时代最终会如何记录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三年，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人类而言，这是一场代价惨重的教训，而且足够深刻。在病中很适合沉思，我们每个人不妨也都想想过去三年的种种，做个复盘和总结，也算是对过去三年的一个阶段性告别。5、最难熬的阶段过去了，正常生活应该不远了。希望我们都能挺过这一关。推荐阅读：“阳”了前后的几点想法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

跟很多在北京的亲朋和同胞一样，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奥密克戎，在与病毒抗争了五天之后，抗原检测还是两道杠了。最先只是嗓子疼、乏力、低烧，后来嗓子疼加重，伴有咳嗽，再到昨天，开始高烧，头疼。从最早的症状来看，应该是已经感染了，但抗原检测一直是阴性，今早在高烧的情况下，才算最终落定。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从疫情最早在武汉爆发，再到过去三年里的种种，都在跟进做一些报道和解读，这几天在家一边与病毒抗争，实实在在感受着身体每一处的变化，一边也在复盘过去三年，想一些问题。在此跟大家做个分享（因为发烧和头疼中，所以表达可能有点混乱，请谅解）1、过去一周，身边不少人都阳了，大家在谈论阳没阳的问题时，并没有很大的心理负担，而是更愿意将其看做是人生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因此还催生了不少让人会心一笑的段子。这样的面对具体问题和淡然处之的态度，在此轮放开管控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想想看，武汉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还有那么多人在歧视武汉人、湖北人，甚至看见鄂牌车都避之唯恐不及。到了中期，虽然人们对病毒有了基本的认识，但“阳”过的人，就像是被贴上了某种标签，甚至有用人单位在招聘信息中明确写着“不要阳过的人”。再到上海疫情以来，人们对阳不阳的恐惧开始褪去，反倒开始担心因“阳”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拉去方舱隔离、大巴转运、入户消杀等等。现在想想，感觉我们人类有时候真的是愚蠢和无知啊！好在还是在慢慢进步，“知无知”是进步的第一步。2、这几天，官方还在按部就班公布每日的新增感染人数，根据卫健委最新消息，12月1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291例，本土病例2249例，其中北京476例。其他省份的情况我不知道，单就北京来说，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应该远不止476例。国家卫健委同时宣布，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人数，那大概可以理解为：北京每天爆发式增长的确诊者，都归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其实从北京爆发式增长开始，人们就在质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合理性，很多人也在呼吁不应该再继续公布这样的脱离人们真实感受的数据，但大的国家机器还是需要缓慢转变。同样的逻辑，大概也适用于我们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今早看新闻看到孙副总理调研北京防疫，在通稿最后说，“我们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一定能平稳渡过疫情高峰”。在今天一方面突出“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一方面强调“举国体制的优势”，两者的关系如何平衡把握，最终达到平稳渡过疫情高峰的总目标，着实是一个问题，也对我们“走出疫情”后的日常状态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3、这一波防疫政策调整后，有人把专家们早些的说法和最新的说法翻出来，调侃说一夜之间专家们都变异了，很多一线医学专家仿若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失去了公信力。讲真看到这样的冷嘲热讽真的感到很悲哀，因为我们多数人接下来都要面临感染，面临与病毒抗争的难关，一些有基础病的老人大概率要因此重症乃至离世，但即便如此，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搞“清算”了。在三年的防疫攻坚战中，我们每个人不论什么职位，什么阶层，都在共同经历这一切，医学专家们也不例外。但屁股决定脑袋，每个人因为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问题也自然不一样。昨晚躺在沙发上听了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参加的一个线上活动，从他的讲话不难看出，他对于接下来如何保障老人群体的深切忧虑，他还特别提到应该给予大家积极讨论问题的空间。前几天翻看前外长李肇星的《说不尽的外交》，想起他谈到自己接到外交部发言人任命时请教季羡林的场景，李肇星说当时季羡林送给了自己“九字箴言”——“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我想对各领域专家来说，政治大环境之外，也应秉持这样的基本道义、良知。而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说，如何共同营造积极健康的公共讨论环境，是远比冷嘲热讽专家们是不是变异了更重要的。4、疫情爆发以来，病毒已经经过了几次变异，最近还传出又有了新的变异毒株“地狱犬”，中疾控的最新解释是，所谓的“地狱犬”是奥密克戎BA.5在人群流行传播过程中，通过病毒的变异变迁产生的第六代亚分支，这些进化分支对人的致病力明显减弱，致重症和死亡比例明显低于早期流行的毒株和变异株。不过从目前身边人确诊的速度和反应来看，也不得不承认此前“动态清零”的难度有多大。在此之前，我们往往会单向度地批评，认为“动态清零”是讲政治压倒了讲科学，但当守护健康的责任权交给个人，我们才真切感受到了责任的重担，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老人、小孩。而要给14亿人兜底的政府，责任重担可想而知。不过从整个大趋势来看，这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了阵痛期，回归正常生活，也是政府和个人经过三年抗疫共同努力的方向。5、青春才几年，疫情占三年，人生才几年，疫情占三年。我始终认为，过去三年不管是对国家还是个体，都是需要好好总结和反思的。国家层面，我们的应急响应体制，我们的公共卫生预防管理，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如何守住法治底线，官民之间的互动模式等，都是需要与时俱进的。个体层面，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在静默时如何处理与自身的关系，我们的公共关怀等，也都是每个人可以身体力行总结和反思的。不要浪费从任何一场危机中反思的契机，这场疫情的确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理应成为我们集体反思的开始。6、最后，还是希望身体能尽快好转，也希望五湖四海的你们，能过好每一天。推荐阅读：什么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看见”是一种力量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受疫情所困的人们就会去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既悼念李文亮医生，也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当疫情满三年，当我们经过艰难努力终于放宽防疫政策，同样的情形再次发生。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发表于2020年2月1日，写着“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目前这条微博转发量为30.3万次，评论量100万+，点赞448万次。发表于此前一天的微博，也跟疫情相关，讲述了自己在同学群里发布提醒消息、收到训诫书以及感染的过程，并写道，“在病房里，我也看到很多网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心情也会轻松一些，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此我想特别澄清，我没有被吊销执照，请大家放心，我一定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出院！”该条微博转发量32.8万次，评论量27万，点赞量198万次。其余的微博，虽然与疫情无关，也有不少网友留言与转发。在李文亮医生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来自各地的网友诉说着自己的心情，或者只是简单道一声“谢谢”。比如来自山西的网友写道，“李医生，疫情三年了，还是没消失，但是现在不管控了，放开了。保佑我们都能平安健康的度过难关。”来自四川的网友写道，“李医生，三年了，也许我们胜利了，也许我们没有胜利，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来自北京的网友写道，“如果你还在，该有多好。”来自内蒙古的网友写道，“三年了，虽然疫情没有结束，但是能从以前的重症变成现在的和感冒一样的轻症，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谢谢你李医生第一个吹哨人。”每当这样的集体悼念活动发生，海外媒体总喜欢将李文亮医生的微博称作“哭墙”，讲真我是不喜欢这个说法的，因为现实世界的“哭墙”背后，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斗争历史是残酷的，民族仇恨至今还未能褪去，“文明的冲突”一触即发。就像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的，“文明是基于食物的供应。教堂与神殿，博物馆与歌剧院，图书馆与学校，这些都是文明这栋建筑物辉煌的正面，而在其背后都是屠宰场。”我们需要看到历史的正反面，而不是停留在单一的面向。形式上的嫁接很容易，但最关键的还是内容与本质。记得疫情一周年的时候，我和同事一起去武汉做采访调研，当时在武汉大学采访了秦前红老师，作为法学家，他始终在强调防疫过程中的法治问题。而在提到李文亮医生时，他建议应该建立吹哨人制度，“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尽管我们政府有一套系统触摸社会，去了解或掌握社会状况，但还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失效，还是应该考虑建立吹哨人制度，有一套规范的预警系统，能够在遇到事情时把信息发出来，然后政府和大众能据此去做一些必要的及时的反应，这有什么不好呢？”SARS之后，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套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应对流程，组织专业人手、资源与装备的后勤补给、相应的行政措施、领导决策、司法支持等在内的防疫机制。同样是在非典之后，我们开始筹建生物安全领域的顶级实验室P4实验室，并最终于2015年1月宣布建成。传染病监控系统也于2004年得以重建，中疾控还建立了一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计算器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硬件都已经齐备，关键是谁来“吹哨”。我想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悼念，就是推动吹哨人制度的建立，在这一点上，国家和个体层面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李文亮医生，谢谢你。推荐阅读：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从武汉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开始算起，世界各国共同经历的这场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过去整整三年时间。过去一段时间，随着一直以来坚持严格“动态清零”政策的中国迈出“与病毒共存”的实质性一步，舆论纷纷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节点，进而对过去三年进行回望。不管是对国家而言还是每个个体而言，过去三年都是难忘的。国家层面，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切实考验了各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让人们第一次褪去意识形态来思考国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类即便在共同的危难面前，构建真正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是何其艰难；个体层面，有的人永远离开，很多个家庭因此破碎，逃过一劫的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之下勉强度日，“不确定性”成了人们共同的感受，“活着”亦成了最简单的大众诉求。过去三年，一定是需要好好总结与反思的。这不只是因为这场疫情造成了重大伤亡，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也因为很多人接下来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疫情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印象远不是人们看到的这些。最新数据显示，三年疫情已造成超600万人死亡。因疫情导致的各类疾病，也在持续增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疫情使全球增加了1.6亿抑郁症及焦虑症患者，在中国，近三分之一居家隔离者出现抑郁、焦虑、失眠症状。而且被迫中断的线下教学的各地中小学生、大学生，疫情对他们未来综合能力的影响还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基于此，不管是已经“与病毒共存”的国家和地区，还是刚在不久前放松管控的中国，持续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很难说是一场胜利，因为说到底，并不是人类战胜了病毒，而只是病毒的暂时退却。迄今为止，人类真正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99.99%病毒都无法被消灭，但它们最后会演化成一种普通疾病，与人类长期共存，新冠病毒一样。所以，为了避免下一次病毒来袭时再次被打的措手不及，今次将其当做一次教训就显得尤为重要。12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在坚持中赢得战略主动——近三年来我国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述评》的文章，因该文发表于中国调整防控政策之际，且时间周期又是三年，故被看做带有象征意义。从内容来看，经历过上海疫情以来的种种风险考验，中国已经降低了对于防疫成绩的调门，早期的“大国战役”、“厉害了我的国”的高亢情绪退场，代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表达，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疫情三年教给人们的。但文章最后还是未能跳脱出“胜利”的大框架，比如文章写道，“在应对世纪疫情的风浪里，14亿多中国人民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不断提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我们就会取得应对世纪疫情的全面胜利。”从武汉解封到上海解封，再到今次的防疫政策调整，不管放在哪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很难说是一场“胜利”，后续地，即便病毒致病率进一步减弱，人类和平地“与病毒共存”，也不会是一场“胜利”，更谈不上“全面胜利”，这应该是认识这场人类共同遭遇的百年不遇疫情的基本共识，也是人们反思与总结教训进而更好进步的必要前提。因为究竟是“教训”还是“胜利”，看似只是表述的差异，但背后的心态、认识的深度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全然不同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中这样写道，“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在《三体》中，人类之外的力量来自迥异于人类文明的三体文明，回到现实世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亦可作为人类之外的力量，倒逼着我们停下来重新审视自身。这场我们付出巨大代价的危机，虽然看上去要成为过去时，人们也迫不及待告别核酸、健康码、行程卡、大白，但作为人类的我们，不应该轻易错过这一反思的契机，因为未来若干年，我们都将生活在疫情的延长线上，新冠“后遗症”将以另一种形式广泛存在。推荐阅读：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今天“浙江宣传”推出一篇题为《媒体监督：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文章，很多人在朋友圈转发。因为这篇推文的配图上写着很大的两个字——看见，所以第一时间就吸引了我。在这篇推文中，“浙江宣传”以湖州舆论监督栏目《看见》为范例，来强调时下舆论监督的普遍缺失和重要性。比如文章列举了今天媒体监督普遍没有“市场”的三种深层逻辑：一种是“家丑不外扬”心态作祟。一些领导干部怀抱狭隘的政绩观，认为舆论监督就是单方面找茬挑刺。在他们看来，“家丑”曝光后可能会影响政绩，因此不配合、不支持，甚至还会出现对媒体的敌视心理。一种是习惯听号令。有些新闻媒体有要求就做，没要求就不做；有些媒体习惯唱赞歌，不想监督、不敢监督，导致能力丧失，对舆论监督报道“敬而远之”；还有些媒体尽管也监督，曝光现象也多，但因为准备工作不足，对问题分析不够，出现光打雷不下雨现象，更谈不上什么效果。一种是“三分钟”热度。有些栏目舆论监督时冷时热、时有时无、时多时少的状况，广泛存在。说白了，很多地方其实是把舆论监督作为“备稿”，也有为了应付之嫌。久而久之，舆论监督就会处于尴尬境地，“监督难”“难监督”现象始终伴随。不得不说，“浙江宣传”还是敢于直面问题和矛盾的。因为以上这三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官方媒体所代表的主流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仿若两个平行时空，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热点事件，民间舆论场已经沸反盈天，而主流舆论场却还是充耳不闻，或者更准确说，是闭目塞听。长期以往，政府公信力和官民互信，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段时间陆续发生了很多事情，身边不少朋友都陷入巨大的不安中，后来的变化和政策调整似乎又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很多人隐晦地表达着对年轻人和勇敢者的感谢，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民众层面的不满和愤懑是有被“看见”的，且这样的“看见”，已经成为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推动更多的变化发生。作为媒体人，我一直很喜欢“看见”这两个字，所以今年七月出版的第一本访谈录就用了《看见香港》作为书名。为什么要用“看见香港”？仅仅“看见香港”就够了吗？这也是我的老板在写序的时候问我的问题，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之所以要“看见香港”，其实是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从“占中”到修例，尤其是修例，香港好像真的被全世界看见了，不断上头条，但其实人们只看见了香港的一部分，或者只愿意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寄望，希望香港真的能被看见。之前也有被看见，但多少人真的好好理解和认识过香港？以为回归就万事大吉的大有人在，看见的，不应该只是街头肉眼可见的暴力，还有深层次的问题：为何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更广泛和深刻的思考是什么？虽然“看见”显得不够深刻，但也因为它的基础性，才更具力量感，也只有更多的“看见”，才有可能打破自己的认知边界，才能更真切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就像作家方方在武汉日记中写的，“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同样地，“看见”是有限中的无限。面对改变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疫情，也许情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回归常识，“看见”更多可能性，很多复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推荐阅读：他的自信从容，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2022年11月30日，注定会成为一个被很多中国人铭记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的12时13分，江泽民因病在上海逝世。新华社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对其一生予以高度评价，晚间新闻联播也播出了其生前的若干经典画面。与此同时，民众层面的缅怀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一边转发着他的短视频和纪念文，一边怀念着那个“谈笑风生”、激情燃烧的时代。每一位领导人的逝世，都有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当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的消息传来，中国社会陷入巨大的迷茫和不确定性中，以为“中国的天塌了”，彼时虽然在先辈的努力下，中国实现了主权独立，提出了四化建设，但中国人一直苦苦追索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还处在艰难的探索期。待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1997年2月19日逝世之际，中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在各种风险和考验下稳步推进，人们悲痛于邓公最终未能了其夙愿，等到香港回归祖国，感慨其如何通过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和每个人中国人的命运，这种悲痛与感慨，也最终化为力量，因为人们深知，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就是对邓公最好的告慰和纪念。时钟拨回到当下，当人们在缅怀江泽民时，究竟在怀念什么？人们既怀念他如何在内外剧变之际临危受命，以动荡和疑虑开始，结果成就了中国的一段卓越时期，也怀念他褪去伟人光环之后的平易近人、自信从容。透过他兴之所至的唱歌、弹奏、演讲，领导人与政治不仅是有温度的，也是具体可感的。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这样写道，“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为人处世带有伟人的光环，既有新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风格，也有中国儒家传统的痕迹。江泽民则不同，他更像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家人，热情而不拘礼节。”“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为了拉近关系，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放声大笑，讲些轶闻趣事，感染谈话对象。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时而为此兴高采烈。”基辛格总结说，“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王国气派的人物。”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说，可能并不详细知晓他如何改变了中国，以及在任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险考验，人们对他的记忆由一个个事件和符号构成：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1995年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应对第三次台海危机；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抗洪救灾和禁止军队经商；1999年澳门回归、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李登辉“两国论”；2000年西部大开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国足出线、“9·11”事件当机立断、推动党的现代化；2002年“三个代表”写入党章……所有这些大事变，浓缩在了13年时间里，而今回头看，人们只能感慨“当时只道是寻常”。退出政治舞台后，他虽然不再活跃于镜头前，但民间始终流传着他的传说，并受年轻人喜爱。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19年建国70周年大会上，彼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眺望着远方。美国传记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江泽民传》的最后这样写道，“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库恩也许是对的，但时间、人心最终会检验一切，正如他的书名所言，“他改变了中国”。因为透过这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人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开放包容、有着无限可能的中国，看到了真正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样的中国，虽然不易得到理解，但最终结果一定是鼓舞人心的。这大概也是人们今天怀念他的最大因由吧。推荐阅读：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最近我身边的亲人、朋友都很迷茫，陷入到了巨大的怀疑和不安中，有的人已经决定要远走他国。因为过去几天的发生的事情，以及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转变，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情绪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好在这几天不仅看到了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比如社区居民通过维权要求居委会解封低风险小区，以及出现阳性的楼栋业主集体决定确诊者居家隔离，而且28日的清华座谈会上，学生们既围绕学生这个共同体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对自身之外的事项给予了密切关注，比如学校后勤保障人员和社工的身心健康怎么保证，以及清华医学领域专家及人大代表等是否在为国家积极建言献策等。讲真，细致看完清华座谈会的对话记录，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关涉学生共同体利益的提问并不意外，也属意料之中，比如有学生提到，“关于离校返乡的同学，返乡专线时间能否延长？另外有部分研究生同学想回家，但可能迫于导师施加的‘软强制’压力不得不留校，各个院系有没有沟通过这种情况的解决方式？”也有学生提到，“有部分兄弟高校计划在学校内建设方舱，请问我们学校是否收到上级相关通知？如果建设方舱那么里面会是什么条件，生活保障如何？如果不建设方舱能否承诺校内的学生不会被转运至校外甚至京外的地区？”还有学生提到对相关政策的建议，比如：建议目前学校的三个核酸监测点能否转移到宿舍片区驻扎等。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之外，清华学生们还特别对校内社工给予了关注，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前段时间发生在深圳大学的悲剧。学生提到，“非常关心校内工友的情况。我们校内除了受雇于学校官方（例如饮食中心）的保障人员之外，还有一些校内经营场所，例如咖啡厅，他们的工作人员是否收到了学校的保障？他们的保障和校内官方工友的有何区别？另外今年五月的时候出现过学生关心工友但被劝阻或拒绝的情况，学校能否对学生和工友的沟通渠道进行畅通性保障？”此外，还有学生提到是否有必要面向社会组织科普系列讲座的建议，因为这对于大家提升对病毒的认知很有帮助，也是对于相关的公共管理、疫情防控法治化等问题的一个引导交流，给大家提供一个科学民主接地气的讨论方式，避免被网上舆情牵着鼻子走。亦有学生询问，“清华做传染病相关的老师中有多少人参与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制定，他们能否为新阶段防疫建言献策？邱勇作为20大代表明年两会是否能提出我们学校遇到的困难，以清华为例为政策优化建言献策？”这些，不只关涉清华自身，也是当下社会面极为迫切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看座谈会全文。最后还是想说，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现实困难，但只要能实事求是，从老百姓的具体困难出发，办法总比问题多。就像清华这场疫情座谈会一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因为学子们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并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后勤人员这样边缘人群，以及希冀对社会对国家出一份自己的力。这和无数大众正在努力的方向一样，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推荐阅读：“浙江宣传”又刷屏了，与老百姓的对话方式真的很重要与小区居委会对话之后的几点想法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今天，“浙江宣传”一篇题为《“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的文章刷屏了，这可能跟大家目前面对的现实和困局有关，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该文直面了大众困惑和问题。比如该文开头写道，“从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算来，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时间。随着疫情防控时间拉长，不少人的心理承受和忍耐程度倍受考验，甚至正一点一点在流失。正如有的网友说：如果第一年是恐慌，带着一点窃喜，能在家好好歇会儿；第二年开始迷茫，盼着疫情快点结束；第三年则是有些抱怨，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疫情防控是为了防住病毒，不是为了防住人；从来只有‘人民至上’，没有所谓的‘防疫至上’。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措施，都应该是为了让社会能够早日回归正常，让生活尽快回到正轨。所有的选项，都是我们通往这个目标的‘桥’和‘船’，而不是简单地把人防住，不计成本盲动蛮干。”在此分享之前围绕“浙江宣传”写的一篇文章，详细介绍“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也希望官方能找到与老百姓沟通对话的有效方式，因为不管怎么样，虽然现在面对很大困难，但大家的核心目标都是一致的，都希望尽快回归正常生活，都不希望中国乱。9月5日，“浙江宣传”公众号发布题为《“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的文章，不仅很快10万+，而且引发内外舆论普遍关注。该文提到的“低级红”、“高级黑”包括：夸大其词、无脑吹捧的“浮夸风”；用力过猛、任意拔高的“脸谱化”；自我美化、弄巧成拙的“唱高调”；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扣帽子”。且文中列举的实例，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引发舆论争议的事件，故此极易引发共鸣。因为此文，很多人开始关注“浙江宣传”。该公众号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于今年5月30日才启动，并在首篇文章中介绍了为何要办这个公众号、怎么办好以及有怎样的愿景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办这个公众号？基于外部环境之变和自身需求；怎么办好？主动发声、直击热点、解剖难点，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遵循互联网传播规律，不绕弯子、不卖关子；有怎样的愿景？更深入读懂浙江，带动全省宣传战线识变、应变、求变。其后，“浙江宣传”确实做到了主动发声、直击热点、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与中共文宣系统以往的做法明显不同，并推出了不少爆款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还有《别把小事拖大拖炸了》、《孤勇者为什么大小通吃？》、《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危险信号》、《“董宇辉们”走红的背后》、《为什么“别人生病自己吃药”》、《让年轻人爱上主旋律剧》、《致二舅们“平凡的世界”》、《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变化的时代，宣传如何变？》、《教材问题，还有比问责更重要的》、《脱口秀如何“圈”了年轻派》、《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在开通账号满百天之际，该公众号总结道，“100天，我们从无到有，发布了209篇文章，生产了204篇原创文章。其中，116篇文章阅读量超过10万+，占全部的55.5%。”并自问自答——在微信公众号浩如烟海、头部平台流量垄断、主流话语难以直抵人心的当下，宣传舆论工作靠什么撕开流量入场的口子、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浙江宣传”并没有什么流量密码。100天来，我们所坚守的无非是“9个字”：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具体来说，说人话，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不搞长篇大论、不做官样文章、尽量不说“正确的废话”。切热点，就是直面热点、解剖难点，不回避问题、不避重就轻，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聚拢眼球。有态度，就是立场鲜明、亮出观点，第一时间发出理性声音、产生共情共鸣。该文亦坦言，“只要敢于自我逼迫、自我颠覆、自我重塑，只要坚持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我们不仅能在移动传播时代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互联网上有能量的舆论引导者。”“话语权不会从天而降，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要“打一场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的翻身仗。”那么问题来了：“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以“浙江宣传”自推出以来发布的文章作为例子并进行归纳总结，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其一，敢于直面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8月16日，“浙江宣传”在《变化的时代，宣传如何变？》一文中写道，“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不少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难以直抵人心。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已发展出一套和自己高度相关的话语体系，主流媒体却缺乏主动认识和积极共情。”“必须看到，原有那种单向灌输与简单阐释的话语表达，网民已经不买账了。网民喜欢直接不绕的表达和有观点有思考的内容。要想构建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必须要有‘用户意识’，学会多说人话，说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话，用让人舒服的方式去对话与沟通。”9月3日，在《电视频道该“瘦身+转身”了》一文中，“浙江宣传”将矛头对准了日渐躺平的传统媒体。问题包括：频道虽然多，但播出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神剧”日间晚间反复播出，扯着嗓子叫卖的电视购物节目、所谓“专家”讲解的养生节目等充斥着黄金时段荧屏，仍守在电视机前的老年群体，成了这些节目仅有的观众。许多频道已经没有市场，但仍舍不得关停并转，渐渐就异化成了为“养活自己”而存在的机构。为什么明明维持艰难，却迟迟不肯关停并转？在“浙江宣传”看来，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从主观看主要有两种心态：一方面，一些电视从业者仍沉醉于往日辉煌，幻想着能够继续支撑维持下去，不愿意冲到互联网上搏击，实际上已经“躺平”。另一方面，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愿冒风险改革得罪人，于是假装看不见，宁愿拖着，直到把包袱甩给下一任。这两种心态，本质上都属于不担当不作为。其二，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并主动“蹭”各种热点，为我所用。比如在“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当中国新闻社主管的《中国新闻周刊》因“小镇做题家”陷入舆论旋涡之后，“浙江宣传”7月16日发文《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危险信号》，直言“小镇做题家”不应该被嘲讽，且此言论释放出的信号很危险。“这种嘲讽，不是蠢，就是坏”，“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说小了，这就是真正的‘指责型人格’；说大了，很有制造争议话题、搞社会撕裂的嫌疑。”再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贸然访台之后，“浙江宣传”在内地舆论从群情激奋到失望之际，发文《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既详细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也结合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实际成效，以告诉人们如何“风物长宜放眼量”。因为“佩洛西窜访是一颗‘棋子’，中美大国博弈是一盘‘棋局’。中国既不会落入圈套成为棋子，也不会为了一颗棋子掀翻整个棋盘。”“解决台湾问题，从实质上来说，是怎么有利于我们就怎么干，而不是怎么解气就怎么干。我们期待早日统一，期待见证历史，但不是简单期待战争。”待到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浙江宣传”也没有缺席，适时推出《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坦言“苏联解体有内外部多重原因，不能全怪戈尔巴乔夫，但作为国家和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包括：否定历史，就没有未来；好的改革应该让群众评判；意识形态阵地绝不能失守；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显然，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载体，“浙江宣传”的醉翁之意是“蹭”热点来告诉人们，为什么中国要坚定走自己的路。其三，不摆架子，用平等的姿态，主动与民众互动。“浙江宣传”所发文章不仅浏览量常有爆款，点赞量、在看量以及留言数量也数量众多。且难能可贵的是，该公众号还不时与读者互动，语言贴地平实，没有官话、套话，确实做到了其开篇所说的“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遵循互联网传播规律”。比如在9月5日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截止发稿前，点赞数8,550、在看数4,767，留言点赞最高的一条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宣传部同志应该也下了很大决心吧”，在回应读者留言“浙江宣传，名称有点‘高大上’，贴文却甚‘接地气’”时调侃道，“是不是反差有点萌”，当读者留言“浙江宣传，是我唯一主动关注的官宣号”，该号回复“品味很在线”。这一类的回复，与以往官方文宣系统的官话、套话明显不同。以上三点，既是“浙江宣传”打翻身仗的关键，也不失为进行相关领域改革的参考。从这个层面来看，“浙江宣传”或许是一个试点，大的变革即将随之铺展开来。推荐阅读：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昨天北京不少封控中的小区业主，通过合理合法正当的方式，要求小区居委会落实“20条措施”和“九不准”，不少小区因此获得解封，人们纷纷在朋友圈转发着各种视频。我所在的小区，虽然是低风险区，但仍限制自由进出。经过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对话一个多小时后，有几点个人想法：1、面对“小区是低风险为何还要封控”的追问，居委会很清楚这与国务院“九不准”、“20条措施”相违背，所以回应的时候，往往会另起炉灶，跳过中央文件，强调这是居委会自治组织决定的，而当你询问文件原件，以及作为非行政组织居委会没有权力决定小区是否该封控时，居委会则会开始搬出一些新词，比如目前采取的是临时的“限制性流动”，还会对你进行道德绑架，比如会反问你：“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小孩、老人，一旦放开要死多少人？”2、作为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也深知这样的防疫模式出了问题，但只能将压力和矛盾向下传导，而不敢也没有想法将问题向上反馈。为了更顺畅将压力向下传导，居委会只能不断渲染一旦放开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后果，以及居委会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区居民好，这对于老百姓科学理性认识病毒本身有百害无一利。尤其是在一些三四线和农村地区，这样的渲染不仅无助于精准防疫本身，也为后续进一步放开埋下了隐患。3、对话的双方，居民和居委会，一方不断在将问题具体化，比如确认领导是谁，名字是什么，具体做法和措施的法律依据何在，依循的是什么文件，另一方则不断将问题模糊化、抽象化、道德化，当这样的具体与抽象对撞，拨打110由警察出面中和矛盾，成了唯一可行的做法。警察一到，居委会有了台阶，故很快卸下负担放行，因为一旦警察介入，出了问题，居委会自觉就不再是唯一责任人。此前所谓文件和“一旦放开死很多人”，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4、北京不少小区通过合理合法的诉求获得解封，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承担着防疫最直接压力的基层，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他们也在普遍疑虑和怀疑，也在等待政策变化，但已经没有动力和积极性去做出改变，只能路径依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提出问题的“我”，要么道德绑架，要么施以小惠（给开个出门条）。北京昌平区“拘三天”的视频想必大家都看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任重道远。5、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防疫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果能及时充分汲取教训，进行反思与总结，会成为我们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助推力。民众层面一直是高度配合的，但疫情三年，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不可承受之重，现在不少居委会在“刺激——反应”的模式下被动反应，这远远不够，我们需要从全局上针对疫情防控究竟怎么走进行科学研判，一切都还来得及，请不要辜负了这么良善的人民，多听听他们的呼声，为人民服务。6、最后想说一句：拒绝道德绑架，请用法律说话，用数据说话。推荐阅读：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疫情下的追问与反思：越爱整个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一直很喜欢的钱理群老师说过，越是在生命和思想的困境下，越需要鲁迅。“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危机、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空前活跃，也空前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关心时事，喜欢思考的人，都充满了焦虑，困惑和迷茫。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怎样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即‘中国何处去’，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办？’这都成了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限于空谈，也不能一味发牢骚，在这个时代，就特别需要对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思想理论资源。”在此分享一篇鲁迅写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论睁了眼看》，时下受疫情所困的我们，应该有睁眼看各方面的勇气。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条道走到黑。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中，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猛进》十九期)。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但现在我所想到的是别一方面——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来的新说，还不知道究竟是如何。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再说费话，就有“不合时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学教授的纠正了。呸!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总算并没有遇到暗或光，虽然已经是绝不相同的现实。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宏大命题，包括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对“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不断诘问。不知道你听到会是什么感觉和反应，最近听到诸如此的宏大命题，总会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并自我反思：难道真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越爱全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世界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些追问也不断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用以彰显我们的大国情怀、胸襟、视野及忧患意识，这固然没错，但与此同时，在疫情三年的今天，在各地次生灾害不断的今天，在具体的人的困难面前，追问世界、追问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落回到“我们怎么办”的本源上，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是具体的，困难也是具体的，不是单靠情怀和大概念就能维系和解决的。从抽象到具体，从人类到个人，这无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提出“附近的消失”而被很多人所知的人类学家项飙老师一直比较关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对过于宏大的叙事、过于自信亢奋的表达保持警惕和距离。前几天给项飙老师发邮件，想围绕“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重建”做访问，他回复电邮说希望就更具体的问题深入谈谈。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讲真我是有点惭愧的，因为顿感再一次不自觉地掉进了“宏大叙事”的陷阱中。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很突出的问题，人人一张口都可以谈很宏大的事情，比如中美冲突、俄乌战争，但对发生在自家之外“附近”的事情要么没有多少热情，要么简单粗暴澎湃一番热情很快就退却。《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这样解释中国当下的境况，“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一旦简单化、统一化，便只能借由宏大的叙事和表达。凡是具体的，一定是复杂的，表达起来也一定是琐碎的。而项飙所说的去定义而不是去观察，就是我们熟悉的扣帽子、抡棍子，以为自己掌握某种真理的自信，总是让人生疑。就像罗翔老师一直在自我提醒的，“要从书本走向现实。”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以及他们背后鲜活的故事。今天，在疫情这样的非常态下，眼看着一桩桩突破法律、道德底线的事件接续发生，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不能统一化地用“以抗疫大局为重”这样的宏大表达蒙混过关，因为每一起事件中，都是很具体的人，都是很具体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责任。让民众在每一起事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承诺，也必然需要透过每一起事件中的具体的人来检验。推荐阅读：静下来、慢下来容易，“活起来”难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20条措施发出后，人们仿佛看到了防疫政策之变的曙光，但这几天看下来，似乎调整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有一些地方，包括我的老家榆林，已经静默、封控了十天，农村一些地方甚至开始采取疫情初期的简单粗暴做法，比如封路、堵路等。我所在的北京，也开始更严厉的防控，对核酸检测的时限要求，也从72小时变为48小时。面对卡塔尔世界杯几万人不戴口罩的聚集，人们有理由发出追问，但每一次的追问，似乎都石沉大海。有人总结了当下社会的几个特征：社会最基层的权力突然被放大，一句话一个字条，有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主流群体退缩，尤其受教育程度高、平时自视清高者突然无所适从，变成非常被动的一个群体，只在内心里悲悯或呼救；平常被忽视甚至感觉不到存在的一个隐形群体迅速崛起并聚集目光；法理、伦理退后，起作用太慢了，被弃之，简单、粗暴、甚至野蛮开始蔓延并不受控制，行进中难以追责也无人追责，积叠成总账；不确定性迅速增大，危机四伏；人们的欲望迅速变小，宏大追求远大目标统统被搁置，只是最最基本的需求已令你精疲力尽；人人变得自私；死寂。这几条总结可能不全对，也可能是以阶段性、个别性作为长期性、普遍性，却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身处的社会出问题了！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面对本土疫情时往往会强调“慢下来”、“静下来”，但往往“静下来”容易，有时候只需要路径依赖的静默、封城，但要想让整个社会“活起来”，却是一道难题。而后者，才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更为久远的“人民至上”。经过疫情这三年，次生灾害不断，很多人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破产者、失业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成为很多人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些具体的问题，不能被算总账消解掉，希望有关部门多听听民众的呼声，尊重科学，回归常识理性。尽快让中国“活起来”！推荐阅读：作为一座四线城市，榆林此轮疫情真正的考验是什么？群情不安，梁漱溟为我们敲响的警钟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这周开始，我的老家榆林因本土病例激增，一直在进行某种程度的静默、封控，有的小区门口还被贴上了封条，前几天榆阳区还组织大家凌晨全员核酸。11月19日0-24时，榆林新增519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9例（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3例为临时管控筛查发现、1例为高风险区筛查发现、1例为集中隔离发现），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10例（454例为临时管控筛查发现、47例为集中隔离发现、5例为高风险区筛查发现、4例为社区筛查发现），涉及榆阳、神木、横山等8个县市区。如果和广州等地相比，榆林的病例并不算多，且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但对于这样一座自疫情以来几乎没有被疫情袭扰过的四线城市来说，已经是一场攻坚战。但这场攻坚战的考验，除了防疫本身，最关键的是能不能避免次生灾害，能不能借由此次攻坚战让人们建立对新冠的认识。先说次生灾害。事实上，面对病毒的不断变异，尤其是传播力的增强，任何一座城市要想实现“清零”，都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问题，不管是第五波疫情时的香港，还是后来的上海，以及西安、海南、新疆等地无一例外。因为说到底，一座城市的各类设施保证的是正常状态下的运行，在病毒的侵扰下，已经是一种“非常态”甚至一些地方层层加码之后的“战时状态”，出现各种问题与矛盾在预料之中。对榆林来说，医疗资源有限，治理水平也有限，在长时期的封控之下，如何避免次生灾害成为重中之重。今早看到榆林官方微信号“上郡”发了一篇文章，强调要高度谨防次生灾害影响，这篇文章很是及时和必要。且该文还罗列了次生灾害的几种情形，包括：比如门口贴了封条，这数量庞大的隔离群体或者居家群体，生病了，药物能不能及时供上？遇到急性病或者孕妇生子，能否第一时间打开封条？医院能否对这些隔离者甚至感染着第一时间治疗？榆林的物资我相信是充足的，但是这些物资能否第一时间到达被贴了封条的门户？其他需要应急的场景之下，能否第一时间传送，以备这些人应急之需？此外还出现一些情况，就是在他地的亲戚或亲人过世，这些人能否第一时间出去？还有诸多突发事件，这些被隔离的群体必须要出去手续程序简单吗？能否准确确认他们的事实，然后第一时间放行？就像该文最后总结的，在今天庞大的榆林被管控的群体中，一旦这些问题频发，他们带来的灾害也超过奥秘克隆新冠病毒本身。虽然榆林过去两年来，经过了很多轮的封控演练。但忽然面对数百感染者以及超过上万人被隔离这种情况，恐怕是始料不及的。再说对新冠的认识。这几天和家人频繁通话，不断在给上了年纪的父母普及基础知识，最大限度让他们不至于恐慌。从与父母和榆林同龄朋友的交流中发现，他们还是对新冠很惧怕，对新冠的认识停留在武汉疫情时期，但在不断引导之下，已经慢慢开始转变态度。这说明，官方在防疫过程中，急需要同步与民众做好沟通，引导民众理性客观认识新冠，这既是此轮攻坚战精准防疫的必要认识前提，也是下一步落实20条措施以及走向开放的必要民意基础。一个事实是：病毒的毒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它和我们之前武汉的原始毒株，还有后面的德尔塔、奥密克戎初始病毒，已经完全不同。我在《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中也写过，作为内地疫情最为严峻的地方，广州连续12日单日新增破千例，11月14日开始，单日感染者数量突破5000例，16日突破8000例。根据官方对截止14日的33166例感染者的样本分析，其中无症状感染者占比达97%，所有感染者情况均稳定，无一重型、危重型病例。与此同时，北京、重庆、郑州等地亦公布了重症情况，其中，北京1187例感染者中重型2例，重庆超8000例感染者中重型3例，河南郑州在本轮疫情中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病例。榆林最新的数据也说明，虽然新增519例，但绝大多数都是无症状感染者。这也就是说，虽然核酸检测为阳性，但基本没有任何身体反应，甚至连普通感冒都算不上。这几天不少医学专家站出来说话，也都传递了同一个信息：奥密克戎成为主流毒株后，一直在不断变异，它的致病力减弱，但传染性增强，奥密克戎难以彻底消灭，但越变毒性越低。这几天很多地方都在给市民写信，表达感谢，也有不少地方在强调每个人应该成为自己的第一责任人，话说的都没错，但负责任的前提是知情，比感谢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引导大家理性认识病毒，并真正落实20条措施，优化防疫手法，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这也是榆林真正的考验所在。希望榆林能防患于未然，尽快度过难关。推荐阅读：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梁漱溟先生在一篇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方面不同的文章中，曾提出16字箴言——“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每次看到一些地方因防疫问题而引发的舆情沸腾的事件，这16个字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发生在广州海珠区的女子被反绑事件，是最新的一个案例。18日晚，广州海珠警方已经对此事做了通报：17日上午11时许，2名女子王某、李某（均23岁，黑龙江人）不遵守疫情防控管控区域的规定，企图强行进出海珠区仑头村防疫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佩戴口罩，2人健康码均为黄码且10月30日以来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期间，现场防疫工作人员上前多次劝导，王某、李某拒不配合，辱骂工作人员并扰乱现场秩序，后被工作人员和群众约束控制。公安机关接报警后，将涉事人员带回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根据调查事实，公安机关目前已对王某、李某2人依法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后已达成谅解。结合视频等信息，两名女生确实涉嫌公然侮辱他人和扰乱公共秩序，但防疫人员公然将两人用反捆手脚的方式进行“约束控制”，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种行为也涉嫌滥用私刑、故意伤害、人格侮辱等。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10月12日凌晨3时许，满洲里市公安局道北派出所民警在巡逻工作中发现一女子正在辖区某小区门口的垃圾箱内捡拾废弃垃圾。经查，该女子在明知满洲里市关于严格废品管理规定的情况下，仍私自捡拾废品。依法对其处罚20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满洲里当地媒体报道中称，年初以来，满洲里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处置过程中出现了多例捡拾废品及相关联人员阳性感染者。经综合研判，废品捡拾、回收等过程存在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确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连日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相关部门开展废品管理综合整治行动。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可能任谁也不会选择在凌晨3点出门去捡垃圾，我们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可面对这样的弱势群体，本该有的结合却顿失了该有的温度。此外，还有一起发生在辽宁丹东的事件。6月21日，辽宁丹东，女子带社区证明驾车带父亲去看病，因健康码显示为黄码被拦与民警发生冲突，22号晚丹东市公安局通报出来了:该女子因阻碍执行公务被行政拘留10天，其父因涉嫌袭警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疫情是对我们的一次大考，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极大影响和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守住法治的底线是最基础的，否则个案的影响就会普遍化，造成梁漱溟所说的“群情不安”。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法治建设遭遇过不少坎坷、挫折，走到今天并不容易，请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只有这样，当走出疫情之后，我们的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才能更进一步，而不是走向反面。推荐阅读：探索第三条防疫道路，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20条措施公布后，社会层面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那就是这一次真的要变了。就像昨天文章中说的，现在的关键不是共存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存的问题。虽然主流媒体针对20条措施在不断做一些解读，但这个阶段不妨让医学专家从科学角度多说说话，这样才能尽快引导民众进入新常态，避免因不断增长的本土病例而恐慌。11月17日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表示，奥密克戎成为主流毒株后，一直在不断变异，它的致病力减弱，但传染性增强。他认为，奥密克戎难以彻底消灭，但希望越变毒性越低。2022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14日下午在上海开幕。在圆桌讨论中，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主持话题讨论时说，最近随着中国防疫“二十条”的发布，很多人对未来中国走出疫情有更多的期待，“我们内心非常清楚，最终走出疫情看的肯定是科技，但现在生物医药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是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支撑？我们相信中国是有能力来支撑我们整个抗疫，走出疫情。”不管是张伯礼的“奥密克戎难以彻底消灭”，还是张文宏的“走出疫情”，其实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病毒共存，这也是中国走出疫情必须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和适应期。事实上，人们可能忘了，早在今年年初，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曾在个人微博上发布两千余字长文，详细解析了“与病毒共存”与“动态清零”两种对策，并坦言中国的“动态清零”不会永远不变，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作为中国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发布这样的长文，释放了很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中国，已经在探索可能的“第三条路”。而且曾光的文章也明确了几个事实：首先，中西方虽然防疫对策不同，但分歧之外有着相当的科学共识。具体来说：都承认Omicron变异株的传播力增强，防不胜防，迅速席卷全球，成为各国的主要流行株的事实；基于科学研究和真实世界防控的结果，都主张提高疫苗接种率，作为防控新冠Omicron变异株的有效手段；都认为新型抗新冠病毒药物能挽救大部分危重患者的生命，分别开启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制，并批准了新药上市。其次，“动态清零”不会永远不变，但目前仍不会盲目“与病毒共存”。原因有三：人类对新冠病毒演变的规律尚不完全清楚，既往大约4至6个月出现一个强大的变异株，在Omicron之后出现新的变异株有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国家低千百倍，是完全靠疫苗接种建立免疫屏障，自然感染率低，就需要以加强疫苗接种来补充，目前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种率还不够高，第三针加强针的接种率还明显偏低，序贯免疫接种也需要加紧推广；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因长期防疫新冠不利，而面临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最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国家率先迈出了与病毒共存的实践探索步伐，风险很大，勇气可嘉，中国当以冷静和虚心的态度去观察、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以为我用。“（各国）各自走过的防疫之路不同，面临的疫情形势不同，所承受的社会经济压力也不同……我们乐见其探索的成功，谋定而后动，更符合14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曾光之前，张文宏曾于2021年7月29日在微博发表长文，内容是基于对南京疫情爆发和大范围扩散的思考，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南京疫情会不会失控或者继续恶化？疫苗有没有效果？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与病毒共存？张文宏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疫情不会短期结束，可能长期也结束不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我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世界如何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中国曾经给出一张漂亮的答卷，南京疫情之后，我们一定会学习到更多。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已经赢过新冠病毒一次，未来我们一定会找到长久的制胜之道。”但与曾光今次发表长文后平静的舆论反响不同，张文宏此前的言论遭遇了空前的舆论争论与撕裂，以至于网络舆论场还进行了一场颇为浩大的“保卫张文宏”运动。今天看来，张文宏当时的提醒告诫与今天曾光的长文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作为中国流行病学专家，他们都在为“中国式共存”路线探索可能，只不过时机选择、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如果说张文宏在2021年7月之际表达“与病毒共存”的观点，还无法被很多人接受，毕竟当时还没有Omicron出现，更别说传播力更强的BA2株，那么待到今次医学专家们表达“中国式共存路线”的今天，不少人都开始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不断变异中的病毒并不会永久消失，中国也不可能永远大门紧闭，隔绝于世界之外。归根结底，防疫还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转变点，不妨多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吧。推荐阅读：不要低估香港、广州、石家庄的样本意义调整防疫措施后，三个方面的问题需重视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隐入尘烟》揭示的这两个命题值得深思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20条防疫新政公布前后，各地本土病例持续累加，其中尤以广州引人关注。虽然在本土病例增加的情况下落实20条措施有一定难度，毕竟各地已经习惯了以往以结果为目标的“清零”，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存之路是大势所趋，决不能因一时的阵痛期重走回头路。现在的关键，不是共存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存的问题。在如何共存的问题上，香港、广州、石家庄事实上都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提供了样本。先看香港。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之际，社会层面对于究竟是向内地看齐“动态清零”，还是向国际看齐“与病毒共存”产生巨大分歧与拉锯，最后香港挣扎一番过后，看上去还是以“与病毒共存”的方式结束，但不同于欧美等国的躺平式“与病毒共存”，香港的共存方式更多是“半躺平”的，因为在“与病毒共存”的同时，考虑到老年群体众多，且多数并未接种疫苗，故香港同样在最大限度保证“与弱者共生”。而这，也是中国式共存之路的底层逻辑。进入11月，虽然香港日增病例数千，但仍接连举办多场国际盛会，包括香港金融科技周、香港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国际七人榄球赛，政策引导上亦渐次放宽防疫标准。11月10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曹雪涛特别提到，“香港基于科学精准原则，因时因势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统筹接轨世界与连通内地”，并同时表示卫健委将根据香港需要一如既往提供一切必要技术支持，冀与香港共同努力平衡经济民生，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从这个层面来看，中央不仅对香港防疫给予了肯定，且正在将香港防疫经验作为内地探索共存之路的实践样本。再看广州。作为内地疫情最为严峻的地方，广州连续12日单日新增破千例，11月14日开始，单日感染者数量突破5000例，16日突破8000例。根据官方对截止14日的33166例感染者的样本分析，其中无症状感染者占比达97%，所有感染者情况均稳定，无一重型、危重型病例。目前，广州分梯队启用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实施分类收治，主要用于接收无症状感染者隔离观察。与此同时，北京、重庆、郑州等地亦公布了重症情况，其中，北京1187例感染者中重型2例，重庆超8000例感染者中重型3例，河南郑州在本轮疫情中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病例。一个基本事实是，广州等地要想实现以往意义上的“清零”几乎不可能，除非重走上海疫情期间的静默、封城的老路，但这样的老路，显然与走向放开的大方向背道而驰。广州疫情将会如何结束，在20条措施的公布之后，在不得不因时因势探索中国式共存之路之际，无疑有着很强的样本意义。最后看石家庄。20条措施公布后，石家庄因打响第一枪从而成为最为引人关注的地方。11月14日，石家庄宣布自即日起取消常态化核酸点，地铁和公交方面自15日起不再查验核酸有效期，除重点场所外不再查验72小时核酸证明、同时复工、复产、复课。此前一天，

自官方公布防疫20条措施之后，各地开始紧锣密鼓响应、跟进与调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防疫政策之变是必要且重要的，但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摁下葫芦浮起瓢”，尤其是防疫政策之变牵一发动全身，从严防严控到适度放开，不可避免会出现新的问题与矛盾。从20条措施公布后引发的反响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视：其一，防疫政策调整的过程中，需加大对民众的引导，避免恐慌。在20条措施的“加强优化调整工作的组织保障”部分，特别提到，“引导客观认识我国防控政策措施的优化调整是基于病毒变异的特点，既是科学的更是必要的，争取广大群众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支持，筑牢群防群控基础。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事实上，这里的“引导”应该不只是局限于“争取广大群众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理解和支持”，更应该包括引导民众对病毒本身的认识，这既是当前精准防疫的必要认知前提，也是后续进一步放开的必要民意基础。郑州富士康事件、石家庄民众囤积连花清瘟等，都说明中国很多地方的民众对病毒本身的认识没有跟上政策调整的步骤，有些仍停留在武汉疫情阶段。其二，“既要还要”的两难还在，怎么平衡，接下来一段时间对各地都是很大的挑战。在20条措施重申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总要求，也提到“既要避免疫情外溢，也不得加码管控”，“整治防控不力和过度防疫问题”。自上海疫情以来各地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说明，要避免疫情外溢，往往就必须通过“加码管控”才能实现，这不是一个唯意志论的问题，而是由病毒本身的传染性决定的，虽然官方一再强调要整治“过度防疫”问题，但在惩罚力度上却远远弱于整治“防控不力”。所以“既要还要”最终落实在行动上，看似明确了防疫的总要求和大方向，但注定很难两全。这也是为什么20条措施出台后，人们会纷纷感慨“各地防疫更难了”的原因所在。其三，在各地在落实20条措施时，已经开始出现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如20条措施之第六条明确规定，“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数不清时开展。制定规范核酸检测的具体实施办法，重申和细化有关要求，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做法。”但事实上，在常态化防疫之下，再加上近期各地本土病例激增，不少地方要求民众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提供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这样就等于民众还是不得不定期检测。这个矛盾究竟怎么解？是政策安排上迫切需要协调的。基于以上情况，官方或应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推出防疫白皮书，既是对三年来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中国式共存之路”究竟怎么走的总说明。阶段性总结，着重聚焦于经验和问题的总结，这样才有助于切实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说明应该基于科学研判，病毒变异至今，传染性如何，重症率如何，致死率如何，疫苗接种率如何，感染后如何应对，如何避免医疗挤兑，老年群体免疫屏障怎么建立等等。如此，才能避免在清零和放开之间来回反复，也才能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共存之路。推荐阅读：讲三个跟香港有关的小故事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从“两个凡是”到“郎顾之争”，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中国向何处去？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交锋痛批低级红、高级黑，“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隐入尘烟》揭示的这两个命题值得深思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看见香港》访谈录出版后，三联书店的责编一直催促我，拍一条短片来介绍一下创作的过程，以及过去八年时间里值得说一说的故事。因为一直是文字记者，对于镜头本身很不适应，所以一直拖延至今，实在是抱歉，等国庆假期结束后一定补上。新書推介點擊圖片即可購買《看見香港訪談錄》作者：吳婷ISBN

之前收听梁文道主持的“八分”节目，在回答读者留言部分谈到了莫言和他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有一位读者转述了一些人的观点，借此表达对今天人们无法包容不同声音的担忧，转述的大概意思是：为什么诺奖要颁给批评中国的人？是不是不批评中国的作家就没办法获得诺奖？梁文道给出了相对理性和中庸的回答：当年莫言获得诺奖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在意莫言是不是批评中国。紧接着，梁文道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莫言批评中国的争议，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一直不间断追着看的《十三邀》，有两期印象深刻，一期的嘉宾是历史学家许倬云，另一期的嘉宾是人类学家项飙。在许倬云那一期里，主要谈的是中国文化重建和知识分子话题。先说说许倬云，1930年出生的他，现年已经是92岁高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他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与胡适的渊源，而且他还是王小波的老师。王小波在写完代表作《黄金时代》后，曾给许倬云写过一封信。之前买《黄金时代》的时候，出版社还随书赠送了这封信。在《十三邀》中提到曾经帮自己申请奖学金的胡适时，许倬云除了表达敬佩之外，也很温和地对胡适进行了批判，因为在许倬云看来，五四运动期间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德先生、赛先生，被过于简化了，自由和民主背后的复杂性被忽略了，包括胡适在内，也不可避免带着局限性，被历史嘲弄了一番，最终走入了盲区。而在提到抗战时的往事时，许倬云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含着泪说出的一句话是“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这份自信从哪里来？不是相对抽象的、总是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绵延不绝的文化，而是那些生生不息、扎根黄土地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正是许倬云口中的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得以真正站立起来的最大底层和支柱。对于中国文化今天的局面，许倬云是有惋惜的，里面有一段话印象很深——“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但是，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出这种人来了，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是过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个导演导出来的文化，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这个问题。”许倬云说，他的历史观是，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对于已经92岁高龄的许倬云来说，他最终看到了人之“短”，文化和自然之“长”。再看项飙那一期，也有不少收获和刺激，尤其是其中提到的“附近的消失”，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因为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周遭，其实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结构性变化。项飙是牛津人类学教授，早年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因为对北京“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这部著作也成为他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作为人类学家，他对具体事物的观察的确细致入微，每看到一个“说法”，看到一个商铺的招牌，第一反应便是，它为什么是这样，背后是什么，同类现象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一样存在，又有什么异同，等等。

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主题有过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市场化改革主题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始于200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新一轮争论。回顾这三次争论，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叶介甫：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文/《红岩春秋》2014年第04期

早在2014年，一场关于改革、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硝烟弥漫”，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文章《我到底和杨小凯、张维迎在争论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林毅夫、张维迎，同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联合创始人、同为这里的经济学教授，却“英雄所见不同”，其学术观点上的剑拔弩张，再次让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改革思潮的前沿阵地。而杨小凯，也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渊源颇深，林毅夫、周其仁无不与其有过深入而精彩的学术思想碰撞。在新冠肺炎疫情将近三年的今天，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人们的集体追问。值此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林毅夫与杨小凯、张维迎的学术交锋，并借此来更好理解中国的当下与未来。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场朴素的追思会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酒店举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着双手站在一片开阔草坪上，温和微笑。他是杨小凯。尽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视为当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之一。追思会当天，戏称自己为“小凯粉丝”的张维迎早早就坐在台下，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参会，因故无法到场的张五常则通过视频实时接入会场发言。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衬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林的到来让年轻学者张居衍感到“有些意外”。他是杨小凯去世前带过的最后几名博士生之一，而他的硕士导师则是林毅夫，“没想到林老师也来了。”这样的反应让人想起本世纪初的一场学术论战。2001年年底，杨小凯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一场主题演讲。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一方面，经济增长在此前3年持续遇冷，另一方面，又在申奥与入世这两件大事上获得成功。杨的演讲针对当时学界中较为乐观一方的判断展开，即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且不需要走其弯路，是为“后发优势”。杨小凯认为，恰恰是因为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利用技术模仿发展经济，因此缺乏动力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制度变革，长此以往，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会付出极大代价，“后发优势”将成为“后发劣势”。不久后，林毅夫撰写了一篇题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反驳文章。林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相反，制度是内生的，且与其发展阶段有重要关系。他的主张是，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这个话题被迅速放大为热门的经济学事件，学者们分别进入不同阵营展开论争。时至今日，杨小凯与他的对手林毅夫，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他们各自支持者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些论争本身，也构成中国改革的思想光谱，成为这个转型时代独特的国家风景。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特地带来一份长达一万两千字的未发表文稿，题目叫《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到底争论什么》。5天后，他又发来一个修改后的版本。“我觉得现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他解释道。在此之前，杨小凯去世10周年当天，有财经媒体重发一篇题为《纪念杨小凯》的旧文，作者是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周其仁。许多人将周的这篇文章视为“理解杨小凯的一把钥匙”。在文中，周其仁讲述了自己与杨小凯相交的几个片段。他1984年去蛇口考察时第一次遇到杨，然后是1987年，他接杨小凯回国做学术讲座，在路上，杨批评了北京当时能够参与决策研究的一些年轻学者知识不够，但因为靠近权力中心，显得自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天则所，听杨讲“后发劣势”。在那次演讲里，杨小凯提到自己参观浦东的加工出口区，结果发现85%的企业里国有公司都占了一半以上的股份，连一些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都是政府在办。“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杨小凯的理论框架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必然带来大量垄断，而这种制度环境将带来严重的腐败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公。杨的讲述让周其仁觉得“有说服力”，“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我想说，小凯可能是很难安息的，因为他的工作、他探索的问题都不容易让他安息。”2014年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继续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腐败与贫富差距也日益成为这个国家必须正视的病症。许多人将这些现象与杨小凯有关“国家机会主义”的论述联系起来。张维迎认为，杨小凯在十几年以前的说法和思想之所以到现在仍被讨论，“或许就是因为他当年所担心的问题如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周其仁在回复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中写道，自己仍然保留着2004年《纪念杨小凯》一文中的判断，没有新的话要再说，“很多看法，要经受的检验期是很长的，多说也帮不了多少忙。”几天后，他又回复了另一封邮件，“其实，2013年后重提深改（深化改革），就是对你们关心问题的回答。”显然，林毅夫注意到了这些学者对杨小凯观点的支持。采访中，他专注地听记者提问，身体前倾而不是靠在沙发背上。“我不认为以现在出现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就能论证小凯所主张观点的正确性。”他以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作为反例，“他们就是模仿了制度，但今天回头去看，腐败也好，贫富差距也好，我们存在的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更严重，但我们的快速发展他们没有啊。”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很多人说我只要发展经济不提制度改革，这是又一个误解。我从来没有说过不改革，我只是强调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审时度势地改革。因为改革政策的对和错是要看时机的。”这个回答很容易让人想起周其仁的一次演讲——周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满打满算也就20年的时间，但是改革这个计划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却已经30多年了”。记者就此问林毅夫：“很多人认为改革往往是先改容易的，再改难的，如果一直拖下去，改革难道不会产生惰性吗？会不会想改也改不动了呢？”“你觉得，8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现在的国企改革相比，哪一个更难？”他直接反问，“你不能说后面的改革就难，前面的就容易。1978年时从一机部到八机部有8个部长代表国有企业，改起来会比现在容易吗？1978年的农村改革容易吗？所有公社社长都是‘土皇帝’啊！所以，改革不是阻力大小问题，而是判断利弊的问题，当改革利大于弊的时候不就改了吗？”“但是谁来衡量这个利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是贻误时机？”记者追问。“首先，学者对时机的把握就一定正确吗？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怎么能持续35年9.8%的高速增长？瞎猫碰死耗子，也只能碰一次吧。”林毅夫的回答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的经济奇迹，始终是他理论框架里最为重要的论据之一。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与杨小凯最根本的分歧所在。“小凯当然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可以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无须完全靠自己，所以经济上有很多后起之秀，追的速度可以很快。小凯看到了这一点，但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所以对制度方面的改革掉以轻心，认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甚至还认为自创了新的人类文明。由于问题被掩盖，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最后等到发作的时候，来不及了。”周其仁曾专门解释过杨小凯的观点。接受采访前，林毅夫正在参加一个闭门研讨会，主题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这一问题曾先后在日本、美国和现在的南欧国家爆发，如今它也是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挑战。“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似乎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所以我没有回答你提到的关于输赢的问题。”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林正谊到林毅夫杨小凯与林毅夫之间关于中国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论争，曾经被这样描述：“这个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这场具有标本意义的辩论因改革前途的分歧而生，而两人人生轨迹的交叉，则源自中国改革的起步。1979年的长沙，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的杨小凯正日夜加紧复习，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千里之外的台湾，在金门当兵的林毅夫已经做好横渡海峡的准备，他最终成功偷渡到大陆，并在不久后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在此之前，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都堪称传奇。林毅夫年少时就崇拜修都江堰的李冰，有“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抱负。他后来成为被蒋经国称为青年榜样的明星军官，心中宏愿并未消失，“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不能平静”。年长林毅夫4岁的杨小凯也有着同样的雄心。那时候他还叫杨曦光，少年老成，曾效仿毛泽东横渡湘江，只身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毛主席汇报这个国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文革”中，20岁的杨小凯写下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存在新的特权阶级，要建成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必须再来一次新的暴力革命。这张大字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康生和江青震怒于这种完全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大胆观点。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入狱10年。某种意义上，革命的无常与监狱10年重塑了杨小凯。“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他曾这样回忆道。他的朋友黄有光、朱学勤都认为，杨小凯经济学思想中对于政府之手的怀疑和警惕，与他在“文革”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林毅夫到达百废待兴的大陆后，最早希望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却因“背景复杂”被拒绝。后来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董文俊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说话很有分寸、认真严谨，是个想搞事业的人，不像有什么特殊目的。”董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对林的印象。进入北大后，这位没有经历过“文革”与“上山下乡”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很快显露出天赋，在同学中脱颖而出。他将自己的名字林正谊改为林毅夫，取自《论语》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差不多同一时候，长沙的杨曦光也放弃了旧名，改用自己的乳名“小凯”。公信力要用自己的职业来建立，用自己专业领域里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追思会后的晚宴上，历史学家朱学勤端起酒杯，讲了一个发生在1997年的故事。那一年，他与正在澳大利亚教书的杨小凯同在哈佛访学。偶然的机会，他们遇到一位在“文革”期间因写大字报而入狱的风云人物。见到杨小凯后，此人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凯啊，我喜欢你‘文革’当中的文章，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文章，现在的文章是温吞水，没有战斗力。”杨小凯笑了笑，没有反驳。他后来与朱学勤到查尔斯河边散步，叹了一口气说：“‘文革’当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多少人，大多数都冻结在那个时代了，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化石，很少人能够走出来。”那个时候的杨小凯已经醉心学术，经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连逛一次超级市场也被他视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与学生见面打招呼时，他总是说，“模型怎么样呀？模型乖不乖啊？”有一次，杨向朱学勤感慨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之艰苦，“要比坐10年牢还难”。朱便问他，以他的经历，为什么出国后不像其他一些人一样，投身公共领域，成为一个政论家或者社会活动者。杨小凯的回答让朱学勤在多年后仍难以忘怀：“他说，我反对那种灭了所有的职业，只剩下自己一种职业的社会活动者。我们应该用能在社会里站住脚的经历去建立公信力，再去争取民主法治。怎么建立公信力？就是用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专业来建立，哪怕你是一个牙医、一个记者，甚至是一个鞋匠，都要用你自己专业领域里面的建树来说服人。否则的话，这历史有什么进步？”“可以说，小凯很早就有了对专业主义的认识，完成了革命者的转型，这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这么远。”朱学勤说。但另一方面，如学者汪丁丁所指出的，杨小凯还始终保有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特征——其心理结构的塑型期，恰与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重合。他们习惯于“反潮流”，但对脚下这片土地情深意切。与杨在美国共同学习过的一位老友曾经以为，杨小凯已经决定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杨的学生张永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摆放着和杨小凯的黑白合影。张永生说，每一次和老师谈话，“他都会提到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杨小凯专门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做学生的院外导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布坎南的学说致力于解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间的关系，而杨认为这对于解释中国问题颇具参考价值。重病入院前，他曾发信向系主任请假，并在邮件中请教了有关英国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的两个相关法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又试图将中国土地问题纳入经济史的框架去研究和解释。“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张永生说。或许正因如此，杨小凯多年来总是试图在专业主义与公共关怀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1985年，他与当时同在美国读书的钱颖一等人筹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并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杨小凯结识了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的林毅夫。后来被视为“论敌”的两人，其实相当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过人天资。1990年，后来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韦森赴澳读博时曾到杨小凯办公室做客。他清楚地记得，杨小凯专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装订好的博士论文，作者正是林毅夫，“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事实上，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追思会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林是少数几位从头到尾完整参加而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之一。这两人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改革的具体进程中。出国前夕，杨小凯加入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并曾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他们会见邹至庄等见证台湾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起点同样是农村改革。他1987年归国，进入中国改革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杨小凯2001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来屡屡被人提及。当时在现场的财经作家苏小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杨小凯的经济学家，“瘦弱，有些苍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谈论‘后发优势’的时代，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这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有可能失败。”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杨小凯引用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一个概念，“Curse

9月5日，“浙江宣传”公众号发布题为《“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的文章，不仅很快10万+，而且引发内外舆论普遍关注。该文提到的“低级红”、“高级黑”包括：夸大其词、无脑吹捧的“浮夸风”；用力过猛、任意拔高的“脸谱化”；自我美化、弄巧成拙的“唱高调”；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扣帽子”。且文中列举的实例，都是过去一段时间引发舆论争议的事件，故此极易引发共鸣。因为此文，很多人开始关注“浙江宣传”。该公众号由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于今年5月30日才启动，并在首篇文章中介绍了为何要办这个公众号、怎么办好以及有怎样的愿景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办这个公众号？基于外部环境之变和自身需求；怎么办好？主动发声、直击热点、解剖难点，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遵循互联网传播规律，不绕弯子、不卖关子；有怎样的愿景？更深入读懂浙江，带动全省宣传战线识变、应变、求变。其后，“浙江宣传”确实做到了主动发声、直击热点、不绕弯子、不卖关子，与中共文宣系统以往的做法明显不同，并推出了不少爆款文章，除了前面提到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还有《别把小事拖大拖炸了》、《孤勇者为什么大小通吃？》、《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危险信号》、《“董宇辉们”走红的背后》、《为什么“别人生病自己吃药”》、《让年轻人爱上主旋律剧》、《致二舅们“平凡的世界”》、《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变化的时代，宣传如何变？》、《教材问题，还有比问责更重要的》、《脱口秀如何“圈”了年轻派》、《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在开通账号满百天之际，该公众号总结道，“100天，我们从无到有，发布了209篇文章，生产了204篇原创文章。其中，116篇文章阅读量超过10万+，占全部的55.5%。”并自问自答——在微信公众号浩如烟海、头部平台流量垄断、主流话语难以直抵人心的当下，宣传舆论工作靠什么撕开流量入场的口子、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浙江宣传”并没有什么流量密码。100天来，我们所坚守的无非是“9个字”：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具体来说，说人话，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不搞长篇大论、不做官样文章、尽量不说“正确的废话”。切热点，就是直面热点、解剖难点，不回避问题、不避重就轻，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聚拢眼球。有态度，就是立场鲜明、亮出观点，第一时间发出理性声音、产生共情共鸣。该文亦坦言，“只要敢于自我逼迫、自我颠覆、自我重塑，只要坚持说人话、切热点、有态度，我们不仅能在移动传播时代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完全可以成为互联网上有能量的舆论引导者。”“话语权不会从天而降，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要“打一场互联网时代媒体转型的翻身仗。”那么问题来了：“浙江宣传”是如何打翻身仗的？以“浙江宣传”自推出以来发布的文章作为例子并进行归纳总结，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其一，敢于直面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8月16日，“浙江宣传”在《变化的时代，宣传如何变？》一文中写道，“在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不少主流媒体发出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难以直抵人心。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已发展出一套和自己高度相关的话语体系，主流媒体却缺乏主动认识和积极共情。”“必须看到，原有那种单向灌输与简单阐释的话语表达，网民已经不买账了。网民喜欢直接不绕的表达和有观点有思考的内容。要想构建官方和民间舆论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必须要有‘用户意识’，学会多说人话，说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话，用让人舒服的方式去对话与沟通。”9月3日，在《电视频道该“瘦身+转身”了》一文中，“浙江宣传”将矛头对准了日渐躺平的传统媒体。问题包括：频道虽然多，但播出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神剧”日间晚间反复播出，扯着嗓子叫卖的电视购物节目、所谓“专家”讲解的养生节目等充斥着黄金时段荧屏，仍守在电视机前的老年群体，成了这些节目仅有的观众。许多频道已经没有市场，但仍舍不得关停并转，渐渐就异化成了为“养活自己”而存在的机构。为什么明明维持艰难，却迟迟不肯关停并转？在“浙江宣传”看来，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从主观看主要有两种心态：一方面，一些电视从业者仍沉醉于往日辉煌，幻想着能够继续支撑维持下去，不愿意冲到互联网上搏击，实际上已经“躺平”。另一方面，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不愿冒风险改革得罪人，于是假装看不见，宁愿拖着，直到把包袱甩给下一任。这两种心态，本质上都属于不担当不作为。其二，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并主动“蹭”各种热点，为我所用。比如在“易烊千玺考编事件”中，当中国新闻社主管的《中国新闻周刊》因“小镇做题家”陷入舆论旋涡之后，“浙江宣传”7月16日发文《嘲讽“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危险信号》，直言“小镇做题家”不应该被嘲讽，且此言论释放出的信号很危险。“这种嘲讽，不是蠢，就是坏”，“真正令人不齿的，反而是那些用一句轻飘飘的‘小镇做题家’，就抹杀别人多年的努力，却总以为自己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们。说小了，这就是真正的‘指责型人格’；说大了，很有制造争议话题、搞社会撕裂的嫌疑。”再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对贸然访台之后，“浙江宣传”在内地舆论从群情激奋到失望之际，发文《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既详细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也结合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的实际成效，以告诉人们如何“风物长宜放眼量”。因为“佩洛西窜访是一颗‘棋子’，中美大国博弈是一盘‘棋局’。中国既不会落入圈套成为棋子，也不会为了一颗棋子掀翻整个棋盘。”“解决台湾问题，从实质上来说，是怎么有利于我们就怎么干，而不是怎么解气就怎么干。我们期待早日统一，期待见证历史，但不是简单期待战争。”待到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世之后，“浙江宣传”也没有缺席，适时推出《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坦言“苏联解体有内外部多重原因，不能全怪戈尔巴乔夫，但作为国家和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四点启示包括：否定历史，就没有未来；好的改革应该让群众评判；意识形态阵地绝不能失守；我们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显然，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载体，“浙江宣传”的醉翁之意是“蹭”热点来告诉人们，为什么中国要坚定走自己的路。其三，不摆架子，用平等的姿态，主动与民众互动。“浙江宣传”所发文章不仅浏览量常有爆款，点赞量、在看量以及留言数量也数量众多。且难能可贵的是，该公众号还不时与读者互动，语言贴地平实，没有官话、套话，确实做到了其开篇所说的“在表现形式和风格上遵循互联网传播规律”。比如在9月5日的《“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截止发稿前，点赞数8,550、在看数4,767，留言点赞最高的一条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宣传部同志应该也下了很大决心吧”，在回应读者留言“浙江宣传，名称有点‘高大上’，贴文却甚‘接地气’”时调侃道，“是不是反差有点萌”，当读者留言“浙江宣传，是我唯一主动关注的官宣号”，该号回复“品味很在线”。这一类的回复，与以往官方文宣系统的官话、套话明显不同。以上三点，既是“浙江宣传”打翻身仗的关键，也不失为进行相关领域改革的参考。从这个层面来看，“浙江宣传”或许是一个试点，大的变革即将随之铺展开来。推荐阅读：《红楼梦》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隐入尘烟》揭示的这两个命题值得深思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专访时殷弘︱对台不对美不可能，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仗，中国也不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中美未到摊牌时刻，但台海现状一去不复返专访巫永平︱军事行动有效但应可控，佩洛西访台能否坏事变好事《看见香港》新书序｜于品海：从“看见”出发

今天是中秋节，先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虽然受疫情影响，阖家团圆成了奢侈，但还是想道一声祝福。今天，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大话红楼”——用最平实的语言，利用碎片时间来分享读《红楼梦》的心得体会，并尝试将这本“天书”嵌套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去进一步消化《红楼梦》，也进一步消化生活本身。你可能会好奇，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原因有三：首先，读《红楼梦》就是在读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红楼梦》塑造了数百个人物，有的有名有姓，有的籍籍无名，不论如何，总有若干生命形态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且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与境界，以儒道释三种并行不悖的底层文化作为支撑，一一呈现。白先勇在《细读红楼梦》里曾说过，“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入世哲学，儒家那一套，要求功名利禄。到了中年，大概受了些挫折，于是道家就来了，点你一下，有所醒悟。到了最后，要超脱人生境界的时候，佛家就来了。所以过去的中国人，从儒道释，大致都经历这么三个阶段，有意思的是这三个阶段并不冲突。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样哲学都有。所以中国人既出世又入世的态度，常常造成整个文化的一种紧张。”这样的紧张，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其次，读《红楼梦》能让我们学会包容，成为不狭隘的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每天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人们看似可以接收到海量信息，但我们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偏激和狭隘，只能看见或是只愿意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那部分信息，越来越不愿意花时间尝试理解他人，信息茧房问题愈发突出。《红楼梦》却引领我们去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贵的、卑贱的、残酷的、富有的、贫穷的、美的、丑的。比如贾政这样的“大家长”身上，既有儒家传统追求秩序的教条，也有哀叹下一代命运走向的动情时刻；比如刘姥姥身上，既有为了活下去讨好贾府上上下下的市侩，也有扎根于土地之上的无穷韧性与内在生命力量；比如不起眼的赵姨娘身上，既有出身低贱作为妾的卑微，也有女不认儿上不得台面的无可奈何。当这些所有的生命形态走到生命终点时，并没有什么区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留下的，只是看过生命不同受苦的形式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与原谅。最后，《红楼梦》是治好我们精神内耗的良药。前段时间，《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刷屏，但一番热闹过后，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这几天《隐入尘烟》引发观影热潮，又有人说“马老四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同样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二舅”治不好我们的精神内耗，《隐入尘烟》里如尘埃般不足挂齿的马有铁和曹贵英，对人们的精神抚慰也是稍瞬即逝的。因为说到底，人人致敬“二舅”，人人感动于有铁和贵英的土味爱情，却并没有人想真正成为他们。《红楼梦》对人们的精神抚慰却是持久的，不会稍纵即逝，更不会流于表面。因为不管你是谁，总能在其中找到投影。它将血淋淋的现实撕开来给人们看，“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同时也让我们在林黛玉身上看到另一种超凡脱俗，不盲从、不屈服，坚守本心，让我们在贾宝玉身上看到一花一木自有其生命的形态，它们像人一样，会在春去秋来的四季轮回中绽放与凋零。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我们眼见的万物，都值得被看见、被欣赏、被赋予某种意义。疫情之下，我们能做的、能改变的很有限，不妨做点力所能及的，比如一起“大话红楼”。推荐阅读：安倍、戈尔巴乔夫、英女王接连去世，中国舆论不同调《隐入尘烟》揭示的这两个命题值得深思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专访时殷弘︱对台不对美不可能，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仗，中国也不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中美未到摊牌时刻，但台海现状一去不复返专访巫永平︱军事行动有效但应可控，佩洛西访台能否坏事变好事《看见香港》新书序｜于品海：从“看见”出发

英国白金汉宫宣布，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逝世，享年96岁。在白金汉宫宣布英女王去世的消息后，查尔斯王储立即继位成为英国国王，卡米拉成为英国王后。在英女王去世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陆续去世。从安倍到戈尔巴乔夫，再到今次的英女王，中国舆论场均有所感，但关注热度并不同调。安倍在当街被刺杀后，在中国网络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有极端者甚至表示要“庆贺”，毫不掩饰“幸灾乐祸”之感；同样不出意外的是，这样的“中国网民声音”很快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溢出新闻”，乃至有媒体在当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将问题抛给发言人赵立坚，换来“不予置评”的回应。之所以安倍去世能引发轩然大波，一方面在于其戏剧性的死亡方式，另一方面则源于中日之间不可调和的历史问题，以及安倍在中国议题上的姿态。紧随其后去世的戈尔巴乔夫，作为前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评论两极的人物，故此来自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关注热度虽然稍逊色于安倍，但严肃的讨论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更大的背景在于，苏联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经常被人们用以比照差不多同一时间开启的邓小平改革，所以中国关注戈尔巴乔夫去世，实则在关注中国自身，并试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再次追问：中国接下来要怎么改革开放，才能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再回到今次英女王去世，中国舆论场的关注多集中在花边，比如英女王当年访问中国参访故宫、长城的场景还原等等，且热度明显不如安倍、戈尔巴乔夫。巧合的是，9月9日恰逢毛泽东逝世46周年，包括《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在追思毛泽东，亦有一些网民表示“比起哀悼英女王，更该追思毛主席”，所以可以预料，英女王去世很难在内地掀起太大关注度，热度也很快即会消退。总体而言，不管是安倍还是戈尔巴乔夫，亦或是英女王，虽然放在一定的历史长度和方位，他们都无疑是带有符号意义的人物，但对旁观者而言，他们都只是载体。用中国人更熟悉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来对照，英女王像极了“贾母”，位高权重、受人尊敬、和蔼可亲，是“大家族”的符号人物，见证了“大家族”的起兴与及其死后家族不可避免走向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在《红楼梦》中，贾母去世之后，贾府很快由盛而衰，贾府背后的清王朝也在经历康乾盛世后走向衰弱。从这个层面来看，英女王去世，一个小时代确实结束了，只是大时代还在继续，就像清王朝之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周期一样。推荐阅读：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专访时殷弘︱对台不对美不可能，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仗，中国也不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中美未到摊牌时刻，但台海现状一去不复返专访巫永平︱军事行动有效但应可控，佩洛西访台能否坏事变好事《看见香港》新书序｜于品海：从“看见”出发

前两天看了近期火爆的《隐入尘烟》，这个故事发生在甘肃，和我的老家陕西榆林同属大西北，看的时候，一开始的确是不舒服的，因为直观感觉是“这又是一个讲述衰败乡村”的套路故事，但看到后面，才发现故事背后，揭示了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重大命题。比如人与动物的关系。故事男主人公马有铁一贫如洗，寄居在村里被弃置的房子里，只有一头毛驴和他相依为命。对马有铁来说，这头毛驴既是他的亲人，也是他自己。所以不管是对毛驴，还是对其他动物，比如后来养的鸡、房梁筑巢的麻雀、蝌蚪，在马有铁眼中，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存在。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风靡一时的《人类简史》的第一章，重点解释了为何人类只是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在他看来，在过去3万年间，智人已经太习惯自己是唯一的人类物种，很难接受其他可能性。对智人来说，没有其他同属人类的物种，就很容易让人自以为是造物的极致，以为自己和其他整个动物界仿佛隔着一条护城河。很多人看过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后，会感叹这是一部颠覆认知的奇书，其实他只是选择站在了人类的对面，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来思考人类而已。所以放在超长历史周期中，他看到的人类，不过是若干个同属人类的物种中幸存下来的一个物种，不过是“会讲故事”进而完成了大规模的团体协作而已。的确，人也只是一种动物，动物也和我们一样。这也是《隐入尘烟》试图提醒我们的。再如人与土地的关系。在电影中，有很多种地的场景，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女主人公曹贵英坐在犁地的农具上，马有铁在前面拉着毛驴。耕作的时候，马有铁和曹贵英有一段对话，马有铁说，“人长着脚，可以走来走去的，总比种在地里的庄稼和菜强多了，粮食种在地里就哪儿都去不成了，风吹日晒的，生生死死的，只能在地里干挨着，话说回来，我们长了脚又能跑到哪里去呢，还不是牢牢着栓到地上了，哪里也去不成，你说，农民离开了地咋活呢？”对毫无风险抵抗能力的马有铁、曹贵英这样的边缘人来说，虽然长着脚，但却哪里也去不了，长这么大，也县城也没有去过，他们的脚就像被种在了地里，动弹不得。后来虽然安排了扶贫分房的情节，在最后还给了一个很光明的尾巴——2011年冬，老四马有铁在政府和热心村民的帮助下，乔迁新居，过上了新生活。但其实人们都明白，放走了毛驴、卖光了粮食、还完了欠的债的马有铁，早已追随溺亡的曹贵英而去，一起隐如尘烟。除了哀叹他们的困难与命运外，马有铁那句“农民离开了地咋活呢”连带着后来的扶贫分房，却又揭示了人与土地这一命题背后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扶贫对象的“马有铁们”，就算住进了扶贫房，可离开了土地的他们，接下来咋活呢？“目中无人”的农村现代化，真的现代化了吗？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在《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一文中曾写道，无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应当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任何将农民排除在外、驱赶进城的乡村振兴，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错误的。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青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及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目中无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排斥农民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决制止。一个也许不是很现代却对弱势农民友好的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大幸。以上两点，便是我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触，至于很多人提到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是否在刻意迎合西方对中国人愚昧落后的刻板印象等等，其实只要自己去农村走一走、看一看，每一个村落基本都会有这样的边缘人，这与今天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不矛盾。他们是边缘人，但并不等于不存在。既要“看见”他们，也要“看见”以他们为载体揭示出的更为广泛的命题。推荐阅读：从深圳到北京，变化正在发生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专访时殷弘︱对台不对美不可能，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仗，中国也不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中美未到摊牌时刻，但台海现状一去不复返专访巫永平︱军事行动有效但应可控，佩洛西访台能否坏事变好事《看见香港》新书序｜于品海：从“看见”出发

自8月27日经由深圳湾从香港入境深圳之后，今天结束了7+3的隔离，结合深圳隔离经历，谈几点个人想法：1、目前香港入境深圳统一是“7+3”的隔离政策，“7”是酒店集中隔离，在入境时可以选择三个价位、不同等级的酒店，入境比较晚的话，往往无法选到便宜的酒店，笔者选择了中档酒店，在南山区，每天住宿费680元，餐费100元，讲真，并不便宜；“3”是居家隔离，如果目的地在深圳，酒店会安排车辆闭环转运至居家隔离点，如果目的地不在深圳，在深圳没有疫情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民宿等，但因这次刚好碰上深圳疫情，所以这里的“3”也只能顺延“7”的酒店，笔者打电话预约民宿及酒店，都表示无法接收未满10天的住客，最后等于集中隔离10天，费用也要相应增补。2、今年3月，正值香港第五波疫情最为严峻之际，笔者曾从香港入境北京，期间集中隔离了21天，对比上一次在北京的隔离经历，今次深圳隔离明显能感觉到防疫人员和隔离群体已经开始以平常心对待。当然，除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深圳不同之外，人们心态转变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当时还未发生上海疫情以及后来的种种。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在疫情两年多后的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更加理性平和地对待病毒。3、笔者的目的地是北京，那么问题来了：深圳结束隔离之后，怎么回北京？这个时间点很不讨好，一方面深圳有疫情，另一方面大会召开在即。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后果就是，不管是从深圳直飞北京的机票，还是转机的航班，随时都可能被取消。笔者连续预定了几趟航班，隔天都被通知取消，并提供全额退票。最后为了避免临时航班取消带来的不确定性，故买了高铁票进京。经由这次经历，也很能理解为何人们都不愿意出门了，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的确是不可承受之重。而这样的不愿意流动背后，是预期不稳、信心不足，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进一步下行。道理很简单，没有足够的流动，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提振经济的可能。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防疫政策提供流动的源头活水，这才是稳预期、稳信心的关键所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与病毒变异同步不断在发生着的，是人们对病毒的认识以及应对的心态。回看过去两年多我们共同遭遇的这场大流疫，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作为最早爆发疫情的国家可以很快稳控疫情，也没有想到拥有先进医疗条件和资源的欧美等发达国家会造成百万人死亡，更没有想到中国会在疫情下半场遭遇巨大挑战。接下来，病毒会如何变异，疫情会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料。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经由这场疫情，我们，人类，需要看到自身的有限性，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敬畏生命。疫情之外，极端天气、地震等灾难还在不断发生，如果经由百年不遇的大流疫，我们还自命不凡，以为人定胜天，不断从自然中攫取而非努力寻求和谐相处的模式，那当下一次灾难来临，我们又会被打得措手不及，没有意外。推荐阅读：涉疫城市103座创最高纪录，小城市的艰难应该被看见我们已经从物质上的普遍不满足，进入到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香港深圳通关手记：不要低估老人的“数字鸿沟”国防大学公方彬：摆脱仇恨教育和历史悲情已成无法绕过的重大命题我们的生活出问题了苏州三问专访时殷弘︱对台不对美不可能，中美新冷战比美苏冷战更危险不打赌气仗不打消耗仗，中国也不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中美未到摊牌时刻，但台海现状一去不复返专访巫永平︱军事行动有效但应可控，佩洛西访台能否坏事变好事《看见香港》新书序｜于品海：从“看见”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