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期间，俄罗斯游客在柏林特雷普托公园的苏联战争纪念馆来源：Martin

victory），获得了下议院将近三分之二的议席数量，巩固了“新工党”政策顺利实施的议会支持。在组阁过程中，布莱尔求同存异，并没有拒斥党内中左翼进入内阁（例如罗宾·库克（Robin

撰文：梁明德《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1前文讲到，铁托和大部分南共领导人，出于对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的集权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作用，从一开始就表示出反对中央集权、鼓励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的倾向。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开始把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手上，而为了加快比较贫困的共和国的发展，联邦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较富庶的共和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份额，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有的共和国的人民产生积怨。但中央的投资与地方需要往往是错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出口原材料，中央对科索沃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比如煤矿，但这些产业聘用的人极为有限。科索沃的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占八成的农业人口陷于经济停滞之中。屋漏兼逢连夜雨，196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党政精英开始公开反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并争取进一步分权，要求获得控制外汇资产的权利，并反对南斯拉夫使用统一的货币。1970年的萨格勒布

“最佳配合”。然而，实行社会所有制的真相是，在1949-52年间，南斯拉夫同时面临外贸危机和熟手工人的短缺。在劳动力短缺、工人有条件要求增加薪酬的时候，当局决定高举工业民主旗帜，把企业的管理权

）。1840年代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是法国贵族、产业革命思想家圣西门（Henri

Cumberland）影响甚厚，而坎伯兰本人的作品是直接批驳霍布斯的。拉斯莱特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复并认为，洛克的主要论敌应当是菲尔麦爵士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托利党人而非霍布斯。马克·戈尔迪（Mark

nature)；普遍的政治科学在马基雅维利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此样朝向现实的处境知识自身也早已内在化了一份能够与此符应的力量—伦理观以及一套普遍的历史理论。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李在明（左）和尹锡悦（右）

刘岘《孔乙己》插图文

“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约瑟夫·斯大林（1924-195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1918年十月革命后曾担任苏维埃政权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Hooker）的权威”，但审慎而故意地摘取了胡克尔的教导【5】。施特劳斯猜测洛克为革命辩护的书写意图是其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财产学说的写作基础，然而革命后的英格兰并没有承认无限获取财产的合法性

Mission）。联军依旧在阿富汗有军事存在，但是总兵力大大下降，作用也从进行治安战变为辅助阿富汗国民军（Afghanis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