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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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戈爾藝術

沃兴华 | 湖湘简牍书法研究

汉简湖南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竹木简》、《沅陵虎溪山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和《长沙五一广场一号井东汉简牍》,它们前后历时三四百年,时间很长,字体书风的变化也很大。(一)《马王堆汉墓竹木简》共900馀枚,其中图五是三号汉墓出土的《十问》,写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前,横画排列整齐,起笔和收笔处略有蚕头雁尾的波磔,结体平正,竖画向左右两边斜出,又粗又长,有修饰味。图六是三号汉墓的《遣策》,写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字形比《十问》更加强调和夸张左右斜出的波磔之笔。图七是一号汉墓的《遣策》,可能写于文景之交,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一七五年至公元前一四五年之间,书风与三号墓的《遣策》相比,稍微规整一些,字形纵长,还保留了篆书特征。但是笔画形式开始变化,横画落笔重按,行笔爽辣,收笔上翘,微有波磔,这是蚕头雁尾的端倪。竖画左右开张,上细下粗,长而夸张,已孳生出撇和捺的雏形。总之,笔画已不满足于篆书的等粗形式,开始修饰,表现出向分书演变的趋势。(二)《沅陵虎溪山汉简》共1336枚残简,墓主人卒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说明这批简牍的书写年代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一六二年,是紧接着《马王堆汉简》的。从字体书风来看,结体逐渐方正,点画更加强调波磔,撇和捺又粗又大,风格端庄宽博,雍容大度,图八和图九的风格与汉碑《西狭颂》相近,因为是书写的,所以更加流畅飘逸。(三)《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共2000馀枚,书写年代为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是紧接着《沅陵汉简》的,字体书风也紧接着进一步从篆书向分书演变,具体表现为字形偏扁,笔画形式更加丰富,撇和捺都很夸张,尤其是捺画从细到粗,反差极大。横画落笔重按,中段行笔轻提,收笔又是重按以后挑出,已具备蚕头雁尾和一波三折的特点。这说明到汉武帝时期,分书在简牍草体中已粗具规模。图十的风格与《礼器碑》相近,用笔轻提重按,线条粗细分明,非常华丽,风格特征为清劲雄健。《虎溪山汉简牍》和《走马楼西汉简》的点画和结体都已具备分书特征,风格与汉碑相近,因此,这些作品对汉碑学习帮助很大,清代冯班的《钝吟书要》说:“八分书只汉碑可学,更无古人真迹,近日学分书者,乃云碑刻不足据,不知学何物。”他是主张学汉碑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学习汉碑的用笔方法,因此只能说:“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认为学汉碑主要看它的结体造型,至于点画用笔,仍然要模仿法帖。现在有了这类简牍书法,汉代人写分书的用笔方法也一清二楚了,如果能将这种用笔方法及其表现出来的微妙变化融入到汉碑学习中,一定会丰富细节,增加魅力。对此,郑孝胥早在《海藏书法抉微》中就汉简书法的借鉴作用说:“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弊,昔人穷毕生之力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若观火……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共426枚,有墨迹者206枚,书于东汉灵帝时代(168~189年)。分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在简牍草体中逐渐萌芽发展,到武帝时代已经初具规模,两三百年之后,到桓帝和灵帝时代,经过整饬,取代篆书,成为流行的正体字,使用于碑刻和石经等最重要的场合。由此可见,草体的发展远远走在正体的前面,推动着正体的新旧更替。这是前面简牍所昭示的书法历史。而《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简牍草体在桓灵时代,被整饬为正体而盛极一时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继续因革损益,从分书向楷书转变了。分书的横画起笔重按,形成蚕头,收笔重按后向右上挑出,形成雁尾。撇画的收笔重按后回锋,捺画的收笔重按后挑出,左右两边形同飞翼。这样的修饰丰富了笔画形式,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但是,它们都偏重造型,忽视连贯,一笔是一笔,“笔笔断,断而后起”,书写太慢,效率不高,有悖于汉字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实用功能。分书点画不能兼顾艺术和实用两方面要求,算不上一种完美的字体,因此还得进一步发展,发展的方向就是在造型的基础上解决上下笔画的笔势连贯。一般来说,横画在收笔之后,下一笔的起笔都在它的左边或者下边,因此不能往右上挑出,必须往下按顿,向左回收。撇画如果要和下面的笔画连贯,收笔时不能按顿,必须顺势挑出,成为上粗下细的形态。横画竖画有时为了强化书写的连贯性,应当孳生出勾、挑、趯等形态。分书点画要加强笔势的连贯性,只能如此,而结果则导致楷书的发生和发展。分书的一横左右两端粗细大致相等,撇和捺都是上细下粗,所有笔画左右两半的笔墨分量基本均等,因此,结体比较简单,只要横平竖直,就能保证分间布白的均衡和匀称,如“大”字写作“大”。楷书由于撇的收笔变按为提,上粗下细,而捺仍然是上细下粗,结果造成“大”字下半部分左疏右密,左轻右重,比例失调。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必须增加右下捺画周围的布白,写成“大”的形式,也就是将一横变为左低右高的斜横,以左低来压缩左下的空间,以右高来增加右下的空间,损有馀而补不足。并且将撇稍微向左挪动一下,使整个字的中心从原来的正中改到稍微偏高偏左的地方,结果产生出所谓“上紧下松、左紧右松”的结体特征。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有两个特征:一是点画连绵书写;二是结体左低右高和左紧右松,《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为了追求连贯书写,横画顺势露锋起笔,收笔不再往右上挑出,而是往下按顿回收,与下面笔画相连,撇细捺粗,左轻右重,横画不得不左低右高,打破分书横平竖直和左右对称的结体方式。而且因为强调了上下连贯,上一笔的收笔就是下一笔的开始,笔笔要“回收”。下一笔的开始是上一笔的继续,笔笔要“逆入”,逆入和回收约束了点画的横向打开,使横画变短,使结体变长。图十一和图十二的行书,图十三和图十四的草书都是典型例子,分书的影响不多,点画和结体都明显具有楷书的特征。由此,我们知道分书向楷书、隶书向行书、章草向今草的转变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的。魏晋简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字体上完成了从分书到楷书、从隶书到行书、从章草到今草的转变,结束了书法的字体演变,开始强调书法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书体上酝酿出以二王为代表的清朗俊逸的风格面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书法的基本范式。这一变化是划时代的。因此,唐以后的书法家一般都以此作为书法史的起点。孙过庭《书谱》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说“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他认为书法的历史就是从汉末(张芝)和魏(锺繇)晋(二王)时代开始的。传世魏晋时代的书法作品,主要是碑版墓志,都是正体。当时的草体是怎么样的?传世作品太少,除了甘肃出土的一些残简残纸之外,最丰富、最翔实的资料就是下面两种湖南出土的简牍。(一)《走马楼吴简》共十万馀枚,书写年代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220年)至孙吴嘉禾六年(237年)。《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共140枚,书写年代在孙吴赤乌二年至赤乌六年(239~243年)这两批简年代相近,字体书风基本相同,与前面东汉晚年的简牍一脉相承,继续在往楷化方向发展。无论行书简牍,如图十五和图十六,还是草书简牍,如图十七,都写得很简捷,波磔挑法基本不存在了,连捺画都写得比较简练。笔画两端虽然没有明显的牵丝映带,但笔势大多是上下连贯的。这样的行书和草书作品经过整饬,加以规范化和工整化,就是楷书,图十八已接近楷书,图十九和图二十更加成熟,横竖撇捺点的写法已纯然楷式,只是在结体方扁和横向笔画还比较舒展上,残留着一点分书痕迹。这种楷书与三国时锺繇的传世作品《宣示表》和《贺捷表》相似,而锺繇的只是刻本,体现不出书写节奏,学不好容易呆板,米芾《海岳名言》强调:“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帖学书法家一般都这么认为。因此学习锺繇书法,如果参考这类简牍,无疑会写得更加生动和精致。(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共909枚,书写年代为300年前后。基本上全是楷书,尤其是图二十一的诏书,图二十二的祝文,内容牵涉皇上和神明,因此书写特别规整,已是标准的楷书。其中图二十三用笔疏朗洒脱,遒劲秀逸,结体收放开合,变化多端,写得特别精彩。从这批简牍来看,楷书、行书和草书到晋代都已成熟,确认这一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解决书法史研究上的许多问题,以《兰亭》辩论为例。否定的人认为《兰亭序》没有一点波磔挑法,不合“王羲之善隶书”的文献记载,不合当时有些墓志作品还残留着波磔挑法的实际情况,是一件赝品。肯定的人则竭力从作品中去寻找波磔挑法的蛛丝马迹,以应对否定派的责难。其实他们如果看到湖南出土的这些简牍,了解了晋代楷书的成熟程度,就不会拘泥于波磔挑法的分书痕迹了。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隶书是篆书正体的快写草体,草体的发展走在正体前面,不能以墓志正体来判断草体的发展程度。而且,也会明白秦隶经过四百年发展,已经孳生出楷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演变为行书了,文献中的“善隶书”应当解读为“善行书”。因此,这些简牍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先讲对正体字创作的借鉴意义。正体字书法有两大难点,一是过分规整,写不好容易呆板,《书谱》说:“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楷书如果不掺入草意,会失去“尺牍书”的灵动,要想写好楷书,就应当学习行书。同样道理,篆书和分书也是正体字,要想写好,也应当学习篆书的草体和分书的草体。二是正体字容易写得程式化,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分书成熟于汉,楷书发展到唐代也已登峰造极。唐以后,篆书、分书和楷书都成为“不可移易”的经典,这就会产生程式化,怎么克服?唐以后楷书的发展依靠了两种办法,一是取法草体字的灵动活泼,如宋代苏东坡、元代赵孟螰、明代董其昌的楷书都带有行书意味。二是借鉴楷书未成熟定型时的作品,如清代碑学兴起之后,邓石如和赵之谦等人的楷书直追六朝,写得生涩凝重、浑厚朴拙。灵动和拙朴是楷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同样也可以作为篆书和分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然而怎样才能写得灵动和拙朴?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因为灵动和拙朴正是简牍书法的特点。简牍书法主要是篆书和分书的草体,点画形式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有藏锋、露锋、侧锋,结体造型也没有固定模式,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有收有放,字体书风都很灵动。而且,简牍书法从战国到魏晋,字体经历了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分书,又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在每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点画和结体不成熟,没有条条框框,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拙朴之趣。简牍书法的灵动和拙朴是学习篆书和分书的重要借鉴。再讲对草体字创作的借鉴。今草之前传世的章草作品除了陆机《平复帖》之外,都是刻本,走样失真,元明时代的章草完全楷书化了,逢捺必挑,习气很重,因此要学习章草,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而且简牍草体不同于魏晋以后的行草书,运笔纵横挥洒,点画向左右两边挑出,结体注重横势,特别开张,通篇上下笔画与上下字之间很少牵丝连接,字字独立。这些特点使它不像魏晋以后的行草书那么华丽富赡和惊心动魄,也缺少那种在上下连绵中通过提按顿挫、轻重快慢和离合断续变化所营造出来的节奏感,但是,开张的结体所表现出来的雍容恢弘是今草书法所没有的,字字独立所强调的每个字的造型表现也超过了今草书法,而且纵横舒展的笔画和变化多端的造型为章法的空间组合提供各种方便,具有很大的发展馀地。简牍草体与今草书法在表现方法和风格面貌上各有特色,如果能够兼容起来,一定会为草书艺术开出空前艳丽的奇葩。总而言之,简牍是中国书法的珍贵遗产,充分继承和开掘这笔尚未很好利用的遗产,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当代书法家的使命。我相信充分发现它的研究价值和利用它的借鉴意义,一定会极大地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北汉简一百年悬泉汉简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两千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汉代官文书简册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贝叶经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甲渠候官复原图从疯狂盗挖到科学考察,西北简牍的发现与保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1906
8月5日 下午 6:00

石雪万|连云港地区出土的汉代“文房四宝”

這三個墓葬出土的毛筆,其筆毫都為兔毛。從考古材料中可知,早在戰國時兔毫已被用來製筆,戰國左家公山木挪墓出土的毛筆,其毫已定為兔箭毛所製的了。漢時兔毫筆不但選料精,而且做工也非常精緻。選大料做小筆
8月4日 下午 6:00

王晓光|新出土郴州吴简墨书及其书史价值

本文在概述近年新出土湖南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对该批吴简墨书(隶、楷、行、今草等书体以及习字简)进行了分析,再对同地域、时间相距不远的郴州吴简与郴州西晋简加以比较,继而将锺繇书法与近期简牍墨迹进行比较,以期从新发现简牍墨书等资料审视汉末三国西晋时期手书体书法之发展情形。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概况湖南省郴州地处岭南北麓,战国晚期楚国的势力已达此地,秦末项羽逐义帝于郴,汉初该地置桂阳郡,西汉至两晋郴州为桂阳郡郡治所在地。2003年年底,湖南郴州文物考古队在郴州市苏仙桥发现汉代至宋元时期古井11口,其中,在四号井(J4)中清理出三国吴简140枚(含残片),被称为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纪年月范围在三国吴孙权赤乌二年至赤乌六年(239—243),这批吴简应为此期墨迹。郴州吴简完整者不多,整简长23—25cm、宽1.4—2.1cm,简多残断,简形不很规整,削衣碎片几占一半,一些简被火烧过。郴州苏仙桥吴简的文书接收者为“李某”,这批简牍应为李某的私人之物;李某很可能是孙吴时桂阳郡府的属吏。郴州晋简
7月5日 下午 6:00

陈伟 | 秦简牍与秦人法

现在秦律令方面的简牍资料应该说非常丰富,也非常有趣。这种丰富和有趣在未来几年还可能大大扩展。岳麓秦简法律类文献将陆续出版。里耶秦简以行政文书为主,也有大量律令及其被执行的记录,现在只发表一万七千枚中的两千多枚,今后还将继续发表。睡虎地汉律也将刊布。这些资料的发表,将大大推进秦和汉代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研究。
7月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走马楼三国吴简遗址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境内。走马楼在今五一西路与黄兴中路的交汇处,它原本是明代吉王府中的一座楼台,后来楼废了,留下这处街名,民国以来,这里成了闹市,许多旺铺如甘长顺面馆、银苑茶座、银星电影院都开设在这一带。1996年10月17日凌晨,走马楼西侧的“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内二十二号古井里,出土了一大批简牍。这批简牍均为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总数约十四万余片,其数量超过以往中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这是二十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发现之后,中国文献档案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被评为中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今平和堂商厦地下室内辟有二十二号古井遗址陈列室。当今世界各类博物馆多得不可胜数,可长沙有一家却是海内外独一无二的,它就是遐迩闻名的简牍博物馆。简牍是我国古代的文书,它用竹片或木片制作,以小刀或毛笔将文字刻录、书写在上面,竹片制作的称“简”,木片制作的称“牍”。在造纸术尚未普及之前,它是古代文字的主要载体。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地方一次性地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堪称世纪性的考古发现。这一批出土的简牍,其长短宽窄是很不一致的。长的三尺有余,短的四到五寸。有的上书四五十字,有的则只写几个字。这一批三国吴纪年简牍,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从目前整理出来的部分简牍来看,其内容主要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涉及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各个方面,是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内同一时间段内多种性质的文字,所以可能据此进行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其次,这一批简牍上的文字,为我国书法史也提供了大量形象生动的宝贵资料。三国时代的纸张已经出现,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故这一批简牍上的文字正好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特殊时期。二十世纪以后,经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数量是最多的,其形体也多种多样,包括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这些文字的书写虽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可也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书写风格和水平。这些文字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后世临摹的手迹,更加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版权说明:本平台以传播书法知识为宗旨,文章源自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若所转载文章中的文字内容、美术、摄影等作品涉及您的版权问题,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转载内容!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北京大学苍颉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同年3月,北京大学由历史、考古、中文各学科的专家组建成立出土文献研究所主持完成了对这批竹简的清理、测量、拍照和初步保护工作。5月,又依据照片对全部竹简文字进行了通读,并根据竹简的形制、字体进行了分类分篇,全面开展整理和研究工作。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一—三)这批竹简入藏北京大学时,按长度散置于9个大小不等的塑料容器内,浸泡在乙二醛溶液中,并混杂有少量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经整理清点,共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约1600枚,残断简1700余枚,估计原有整简数在2300枚以上。竹简表面一般呈黄褐色或暗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晰,墨色厚重。部分竹简上用朱砂写画的红色栏格、图表和文字,颜色仍鲜艳如新。竹简简端均修治平齐,多数刻有契口并保存有编绳痕迹,个别竹简上还黏附有小段编绳或片状丝织品。竹简文字大多书写于竹黄面,少量竹简背面上端被刮去一段竹青,在其上书写有篇题。竹简保存状况极佳,加之文字抄写工整,书法精美,在出土简牍中实属罕见。全部竹简按长度大致可分为三种规格。长简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三道编绳。中简长约29.5—32.5厘米,约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三道编绳,不同内容的篇卷之简长与契口位置均有差异。短简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两道编绳,无契口。所有短简均为医药书。关于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综合分析推测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四—六)此批竹简全部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等官府文书档案,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因此可称之为“西汉竹书”。竹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含有近20种古代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是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类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中有:一、《苍颉篇》:现存86枚竹简,约1300多字,是迄今所见存字最多,保存状况最好的西汉《苍颉篇》传本,而且较多地保留着秦本原貌;二、《赵正书》:现存竹简51枚,约15字,该书围绕秦始皇死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记述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的言行;三、《老子》:现存竹简280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缺文仅占全书篇幅的1%;四、《周驯》:现存竹简220余枚,约5000字,主要记载战国后期东周昭文公对西周共太子的训诫;五、《妄稽》:现存竹简107枚,2700字,讲述了西汉时代一个士人家庭中,男主人“周春”与其妻“妄稽”及其妾“虞士”之间发生的故事;六、其他子书:现存竹简约31枚,含形制和书体不尽相同的多个篇章,内容包括齐桓公与管子、梁君与孔子的问答,以及时令灾异占候等,从性质上说,大致是属于儒家和阴阳家的子书;七、《反淫》:现存竹简59枚,1200余字,所列七事涉及射御、游观、宴饮游戏及孔老等要言妙道等内容;八、数术书:现存数术类竹简共约1600枚,大致包含《日书》约700枚、《日忌》410余枚、《日约》180余枚、《椹舆》(即《堪舆》)约77枚、《雨书》约65枚、《六博》约49枚、《荆决》约39枚、《节》约65枚,包含八节时令和阴阳、刑德运行等内容,还有一部分属于兵阴阳家,这些竹简,从字体和竹简形制上看应属一卷,似为多种与数术有关古书的合抄;九、医书:约存竹简710多枚,包含180余种古代医方,记载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和儿科等多个科目疾病的治疗方法,内容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剂量、炮制方法、服用方法和禁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七、七六、七七)总体而言,这批竹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往发现的汉代简牍主要集中在西汉早期和晚期,而北大藏西汉竹书的抄写约在西汉中期,恰好弥补了这一年代上的缺环。它以道家和数术、方技类文献为主,与马王堆帛书相近。这一点,对认识西汉中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学术风气很有启发意义。第二,综合多种因素分析,北大西汉竹书的原主人应与阜阳双古堆汉简、定州八角廊汉简的原主人同属于王侯一级。这批竹书的内容构成,反映出西汉中期社会上层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味,大大有助于增进对西汉思想史、学术史的了解。第三,西汉中期是隶书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北大藏西汉竹书正处于这个阶段,对研究隶书的演变和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批竹书文字的书法水平,堪称精妙绝伦,且书风多样,各具特色,或古朴,或刚劲,或凝重,或飘逸,均为汉简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第四,这批竹简数量大,保存质量好,为研究古代简册的用材、修治、编连、尺寸、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悬泉置汉简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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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肩水金关汉简》

《肩水金关汉简》(下文简称《金关简》)主要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甘肃肩水金关遗址的汉代简牍,是新近结集出版的重要文献资料,其简牍数量庞大约一万一千枚)、语料价值丰富。这批简牍大约书写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简上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书写面貌,是研究当时汉字使用情况和『隶变』后汉字形态的『活化石』,在文字学和书法学研究上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从书法学的角度对这批简牍中的书体进行穷尽性分类统计,并对这些书体进行描写。这里的『书体』指篆、隶、草、楷、行等『大类别、总风格』概括,包括笔画、结构、章法等区别特征。《金关简》因简牍文献性质、书写条件、书写态度、字体发展以及书手众多,使得这批简文书体较为复杂,包含了篆书、隶书、隶草、草书、楷书、行书六大类书体,下面分类描述《金关简》中各类书体的使用情况。篆书《金关简》中篆书简十七枚,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清华简专辑》

清华简专辑(一)《中国书法报》279期清华简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其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重现众多已经失传的古代典籍,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广泛且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永元器物簿》

《永元器物簿》书于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公元93—95),历时两年完成。是隶草向规范的章草突变的标志性作品。1930-1931年,出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以细麻绳编联成册,出土后,因麻绳腐烂断绝,原有册书尽成散简断片。“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仍保持原状,由77枚简编联而成,其中2简无字,乃首批发现居延汉简一万余枚中完整册书仅存两种之其一(其二为“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由3枚简编联而成),为整理其它简册提供了依据。《永元器物簿》全册长91厘米,是发现保存编联最长的简册。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永元器物簿东汉永元五年(93)六月至永元七年(95)六月纵25.0厘米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孔家坡汉简》

《孔家坡汉简》2000年1月出土于湖北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有785枚。其中数术筒703枚,内容基同于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可以互相比勘;历谱简78枚;木犊4枚,其1枚写字,可能是告地策。李学勤在会上当即提交《随州孔家坡8号墓的年学问题》一文,根据木犊“二年正月王子朔”的记载,论定墓葬时间应为淮南王刘长二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孔家坡8号墓出土简牍计有一册《日书》、一册《历日》和一方《告地书》。《日书》出土状况良好,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图文并茂,层次分明。《告地书》是为安置死者而比照生活中实际通行公文的一种虚拟文书。该墓出土的《告地书》文字清晰,从中得知墓主名“辟”,是“桃侯国”的库啬夫。《告地书》载“桃侯国丞万告地下丞”,这个地下丞的管辖范围应不出地上桃侯国的境域。因此有关专家得出结论,墓主葬地也应在当时的桃侯国境内,也就是现在随州一带。西汉汉景帝后期应有一桃侯国存在。但传世文献无此记载,尚需相关史料进一步印证。版权说明:本平台以传播书法知识为宗旨,文章源自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若所转载文章中的文字内容、美术、摄影等作品涉及您的版权问题,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转载内容!
6月12日 下午 6:00

秦·法帖 | 佚名《里耶秦简》

里耶秦简发现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井,共36000多枚。主要内容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包括祠先农简、地名里程简、户籍简等。对于里耶秦代简牍发现的意义,学界认为它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研究成果将大大填补史料的缺佚。
6月12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

《日书》中的占产子图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同年3月,北京大学由历史、考古、中文各学科的专家组建成立出土文献研究所(挂靠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持完成了对这批竹简的清理、测量、拍照和初步保护工作。5月,又依据照片对全部竹简文字进行了通读,并根据竹简的形制、字体进行了分类分篇,然后由本所组织所内同仁及邀请专家依竹书内涵作了分工,全面开展整理和研究。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工作,目前已完成大部分竹简的编连与初步释读,瞭解了其基本内容和性质,正在进行系统的释文与注释工作。现将这批竹简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介绍。这批竹简入藏北京大学时,
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三国吴东牌楼汉简》

“长沙东牌楼汉简”,2004年出土于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窖中,属于东汉后期的简犊。这批简犊计426余枚,其中218写有文字,内容大体是日常的文书;就书体而言,篆、隶、草、行、正书各具形态。有些简片上草书,虽还留有章草横势的影子,但绝去波碟己俨然是今草笔法。由此可见,东汉后期今草在日常书写中已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从这批汉简还可了解,行书和楷书在这一时期已初具面貌,不过就其规范性而言,不及今草成熟。“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犊”是目前第一次发现的东汉晚期资料,也是最接近魏晋时代的汉简,这样就将以往发现的西汉汉简、东汉前期汉简帛书与《长沙走马楼吴简》及其他魏晋简、残纸等勾联成一个汉代至魏晋的书体发展链。版权说明:本平台以传播书法知识为宗旨,文章源自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若所转载文章中的文字内容、美术、摄影等作品涉及您的版权问题,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转载内容!
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杖诏令册》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简高约23.3cm~23.7cm,简宽0.9cm~1.1cm。现遗存26简,每简容字4~35个,现存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杀伤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女子年六上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复人有养谨者扶持,明著令。兰台令第卌二●孤、独、盲、珠孺(朱需),不属律人,吏毋得擅征召,狱讼毋得殴。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夫妻俱毋子男为独寡,田毋租,市毋赋,与归义同;沽酒醪列肆。尚书令臣咸再拜受诏。建始元年九月甲辰下。●汝南太守谳廷尉,吏有殴辱受王杖主者,罪名明白。制曰:谳何,应论弃市。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坐殴泄受王杖主,使治道。男子王汤告之,即弃市。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殴詈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第,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比山东复。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广知陛下神零(灵),复(覆)盖万民,哀怜老小,受王杖,承诏。臣广未常有罪耐司寇以上。广对乡吏趣未辨,广对质,衣疆吏前。乡吏…………下,不敬父母所致也,郡国易(亦)然。臣广愿归王杖,没入为官奴。臣广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制曰:问何乡吏,论弃市,毋须时;广受王杖如故。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令兰台第卌三。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桀黠,击鸠杖主,折伤其杖。弃市。南郡亭长司马护,坐擅召鸠杖主,击留,弃市。长安东乡啬夫田宣,坐殴鸠杖主,男子金里告之,弃市。陇西男子张汤,坐桀黠、殴击王杖主,折伤其杖,弃市。亭长二人,乡啬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殴辱王杖功,弃市。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卌三选自《汉简研究文集》出处:《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附录三简帛文选版权说明:本平台以传播书法知识为宗旨,文章源自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若所转载文章中的文字内容、美术、摄影等作品涉及您的版权问题,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转载内容!
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儀禮簡》

1957年7月,甘肃武威汉墓群出土了480枚木简,令人叹为观止,其中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外,其余469枚均为《仪礼》简。它不是散乱的残简令札,而是完整的书册,是西汉经书的样本,保存最完整、墨迹如初、稍有残损。像这样样完整的《仪礼》简,是迄今出土汉简中空前的发现,不愧称为天下第一简。喜爱隶书的朋友,可以多多汲取其中的高古气息。版权说明:本平台以传播书法知识为宗旨,文章源自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若所转载文章中的文字内容、美术、摄影等作品涉及您的版权问题,请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转载内容!
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银雀山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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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中國人民大學甘肃地湾漢簡特辑》

地湾,听起来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地名,却以出土大量汉简而闻名于世。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贝格曼在居延地区的近30个地点掘获汉简10800多枚。其中甲渠侯官遗址(俗称破城子)出简4422枚,地湾出简2383枚,地湾出简的数量仅次于破城子。当年的发掘结束后,1万多枚汉简分装12个木箱由驼队运往北京,并由马衡等人开始整理。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居延汉简随后的保护、整理、出版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颠沛流离,从北京至香港再至美国国会图书馆,直到1965年运抵台北的“中研院史语所”。最近居延汉简被重新扫描、详加订正后重新出版,预计今年五卷本都会出齐,当年的地湾汉简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得以呈现。而此次出版的《地湾汉简》主要是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的收获。
6月11日 下午 6:00

汉·法帖 | 佚名《馬王堆漢簡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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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 下午 6:00

赵立伟|汉熹平石经历代著录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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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下午 6:00

冯时|古文字阐释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

尽管我们所说的古文字主要是指秦以前先民使用的古体汉字,然而从中华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考察,由于在文字初创的新石器时代尚未形成一统的格局,而呈现为夷夏东西的形势,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古文字本应包括与古体汉字同时代甚至更早的民族古文字。这种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时必须具有的观念。古文字的书契载体多种多样。史前先民可以将其刻写在龟甲或陶器、石器之上;商周时代已有典册,同时人们在甲骨、青铜器、石器、陶器上铸刻或书写文字仍然很普遍;战国时代的简牍、帛书、石刻、盟书、玺印、封泥、钱币、陶器等文字资料数量巨大,文字的用途也已非常广泛。因此,作为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体系,古文字材料所积累的史料相当丰富,这无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遗产。中国传统文化将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涵的知识体系,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人类得以规划空间和时间的天文学体系的建立,其二则是用于人神沟通媒介的文字的创造。天文与文字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渊薮,也是古代先民智慧之渊薮。文字之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其所具有的宗教与神权意义,同时作为经义之本,王政之始,更是政治与文化彰著的基础。因此,古文字事实上从本质上阐释了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于古今社会具有普遍的意义。有关问题,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分析理解。第一,文字的创造是文明诞生的标志。
6月10日 下午 6:00

白谦慎|枫江书屋藏《簠斋封泥》见证吴大澂和陈介祺的金石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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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下午 12:00

巷阡|纸之小史及古纸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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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下午 6:00

李守奎|汉代的文献整理与文字研究——《说文》产生的背景与特点

【内容提要】本文从汉代文化建设与对先秦文献整理的角度考察汉字文字研究的特点,提出汉字学产生于释读古文字的现实需求,但《说文解字》是阐释汉字深层结构的学术著作,具有不依附经学的独立性的观点。汉代的文化建立在“文献复兴”的基础之上。古文文献自西汉末年开始受到重视并加以整理。由于识读古文字的需求而归纳出文字的分析与识读条例——六书理论。许慎运用这样的理论对其所见文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说文》具有不朽的理论价值与数据价值。受时代材料和理论的限制,《说文》的不足是系统性的不足。汉字学的发展需要充分继承古代学术优秀成果,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明确学科位置,规范其学科体系。【关
5月8日 上午 12:00

楚帛书专辑

子弹库楚墓位于长沙旧城东南郊,子弹库是这个地点的旧名。这座楚墓1942年9月被盗,曾出土过一批文物,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批帛书,通常叫“楚帛书”。这批帛书,除商承祚先生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枚残片和一幅帛书残片的照片外,1946年6月均已从上海流失海外,现在都保存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帛书全篇共900多字,分甲、乙、丙三篇。甲、乙两篇在帛书中间,互相颠倒,只有文字,没有图。一般把长篇叫甲篇,短篇叫乙篇。丙篇在外,附有两套图。一套是彩绘的十二月神图,十二月神居四边,每边三个;一套是四木图,四木居四隅,用不同颜色绘成:春为青木,夏为赤木,秋为白木,冬为黑木。图和文字是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Part1楚帛书的故事发掘关于1942年盗掘共有4种不同记载:一、盗墓者说1942年盗掘此墓的主要有4人:任全生、漆孝忠、李光远、胡德兴。1958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成立后,他们是考古部的技工。1973年重启此墓,就是在他们的指引下才找到,他们对此墓被盗前的情况有所回忆。虽然这些回忆出于盗墓者之口,他们的观察未必可靠,他们的记忆或有失实,但对比“蔡季襄说”“商承祚说”和1973年的发掘,还是可以反映整个发现的大致轮廓和主要细节。盗墓现场任全生等人说,当年盗掘此墓,所见文物皆出于头箱和边箱。头箱内的文物包括:芦苇席(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木寓龙(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提到此器,未附器形,未记尺寸。“木寓龙”是蔡氏比附文献而定名);竹笥,内盛未经烧制由青膏泥制作的泥金版数百块;缯书(这里所谓的缯书,或称“帛书”。“缯书”是蔡季襄的定名,20世纪50年代多称“缯书”。1953年,陈槃撰《先秦两汉帛书考》,则把此物列入“帛书”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帛书”的叫法更流行)。以买卖黄泥为生并从事盗墓的“土夫子”边箱内的文物包括:漆耳杯(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漆耳杯);木梳、木戈;皮带;陶鼎、陶敦、陶壶、陶勺、陶匜;漆盘(此盘为蔡氏所得,后流失海外);木俑(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木俑,或被取出);铜戈、铜矛、铜剑(铜剑为蔡氏所得。铜戈、铜矛,1973年重启此墓,并未发现,或已取出,下落不明)。
5月8日 上午 12:00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书法的繁荣

二〇一二年五月,在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张德芳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联络简牍研究专家和书法家近五十人,沿丝绸之路对西北地区进行了名为『简牍之旅』的考察活动。我们从兰州出发,途径武威、酒泉、额济纳旗、嘉峪关、敦煌,历时十天,行程近四千公里。其中重点考察的地方是额济纳旗和敦煌,尤其对额济纳旗简牍出土地的考察最为全面详实,对居延汉简的前世今生做了全面的了解。实际考察遗迹包括地湾城、肩水金关、卅井候官(博罗松治)、甲渠侯官(破城子)、甲渠第四燧等。在简牍出土之前,我们所能看见的汉代书写,基本是碑刻文字形式。我们要理解汉代的书写,只能通过碑刻的刀锋去理解当时的笔锋。这种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种石刻文字有一部分是先书后刻,有些则是直接刀刻。书写者的书写水平、刻工水平、石刻地点、石刻材料等都会影响到后来的文字表现形式。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风化残蚀等自然损坏,通过刀锋已经很难找到汉人的书写风格。由于石刻文字有上述局限,所以想要真实还原汉代文字书写和字体演变,必须借助于汉代文字的正常书写载体——简牍。幸运的是,二十世纪以来,汉简的神秘面纱已经被完全揭开。一百多年来,汉简大量出土,其数量庞大、种类丰富、书写形式千变万化、书手多元、书体多样,是当之无愧的书法艺术瑰宝。汉简皆为原始墨迹,对探索文字和书体字体演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自汉简出土,两千多年后的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汉代的毛笔书写,还原了当时的书风,了解了古人的用笔特点。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大量出土的居延汉简,更是成了书法艺术之宝库。额济纳居延签牌
5月4日 上午 12:00

汉简与帛书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
5月1日 上午 12:00

孙慰祖|封泥与汉官私印泥封考略

吴式芬、陈介祺藏辑的《封泥考略》(下简称“《考略》”)是中国古代封泥研究中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它首开利用封泥文字证史、补史的范例,其后的《齐鲁封泥集存》《续封泥考略》等封泥著录都因循此书的编例。然而这部书是在藏辑者去世几十年后才印行的,有一个现象也很特殊,即它既无序跋,题署亦未见书者具款,这与晚清金石考据大家的著书成例不大相符,也使得一段时期内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成书过程存在颇多谜团。何以如此,疑惑久久。
4月30日 上午 12:00

上海博物馆藏200方精品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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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 上午 12:00

李宗焜 | 宋拓《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知見

一、概說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下簡稱“款識”),二十卷。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紹興年間(1131-1162)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款識》全書收有夏器二、商器二百又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漢器四十二,凡五百十一器。其中以商、周二代鼎器最多,計九十七器。惟周代磬、鼓為石製,周琥、秦璽為玉器,餘均銅器。《四庫全書提要》稱本書: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本,而蒐輯較廣,實多出於兩書之外。……未免真偽雜糅,然大致可稱博洽。……箋釋名義,考據尤精。……其立說並有依據。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譌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款識》是宋代金石著述中輯錄銅器銘文最豐富的一部書,自是十分重要,尤其所著錄的鐘鼎彝器多已不傳,獨見於此書,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款識》二十卷,紹興間曾有刻石,可知初為石刻本。宋亡以後,石刻散佚,現僅存若干宋拓本。石本之外,後世另有木刻與傳寫本。二、通行本現在流傳的主要是木刻本和若干傳寫本。其重要者簡述如下:(一)明萬曆十六年(1588)萬岳山人刊硃印本此本卷前有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序曰:《款識》一集,有抄本無刻本。予深憫其傳之不博也,意欲梓焉。謀諸數年,因艱于摹寫之手而竟不果然;梓行之興,遂自索然。邇年偶遇松石姜君,亦博物之士,能兼諸家書法,又工篆隸。予以是集而謀諸姜君,彼固唯然,試一為之。予觀其摹寫之際,運筆精熟,若素所習者,不半月而就,于是遂得而梓焉,初願始畢。其間多錯亂缺文者,悉皆校讎釐正,則魯魚亥豕之訛,庶乎其免矣。故刻之以與四方同志者共焉。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六年萬岳山人刊硃印本此本因萬岳山人序後有“宣公後裔”印,故又稱“陸刻”。黃丕烈說:“此書自以宋刻為最佳,精抄次之。明刻有二:一為硃印本,此陸刻是也;一為墨印本,余所收朱刻是也。在明刻本,朱又勝於陸矣。余故校朱本於此鈔本上,而陸本之不如各本,已遜此鈔本,又何論朱本耶?”1可謂評價極低。容庚亦評其“考證刪節不全,每遇略長之考證,輒刪去其末段,或並刪其前段,且多誤字,幾於文義不通。”2此硃印本雖自稱“其間多錯亂缺文者,悉皆校讎釐正,則魯魚亥豕之訛,庶乎其免矣。”事實則並非如此。(二)明崇禎六年(1633)朱謀垔校刊本是書崇禎六年朱謀垔序,述其所據底本及刊刻經過云:南宋薛尚功集《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鐘鼎韵》七卷。《韵》有刻本,傳世《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秘藏。神物流傳,不專一氏,庚午(1630)夏月,客有持以視余,余喜出殊異,不惜重貲購之,而不欲私為己寶也,爰授梓人,公諸同好。……篆文一卷至八卷,臨川帥志摹;九卷至廿卷,則族侄統鉫繼之;小楷家侄統□書。書成,搜其亥豕之譌,則有族侄寶符、統鑽。至於命意運指,不失古人遺法,自柔翰以至銕史,皆不佞垔一一指授,願為薛氏忠臣者。國家圖書館藏崇禎六年朱謀垔校刊本黃丕烈稱“約略定之,朱為勝矣。……既無石刻,則朱本可據。”3容庚說:“朱氏所得是吳江史氏本,是否薛氏手書未可必,其於原石本則未見也。”1935年于省吾曾將朱本印行,現在《款識》的各種出版品,主要就是于省吾印的這個本子,流傳最廣。4(三)清嘉慶二年(1797)阮元刻本阮元序稱其刊刻經過云:薛尚功《鐘鼎款識》宋時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萬歷間,硃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禎間朱謀垔所刻尚功原本較為可據。然板本并佚,傳寫滋誤。今據吳門袁氏廷檮影鈔舊本,及元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似可還薛氏舊觀。錢塘吳氏文健明于小學,審定文字,以付梓人;陳氏豫鍾精篆刻,為摹款識;高氏塏善書,為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國家圖書館藏嘉慶二年阮元刻本容庚評此本“刻本無石本‘錢唐薛尚功編次並釋音’一行,則其自藏必非舊鈔宋時石刻本。文瀾閣寫本從朱氏刻本出,阮氏就文瀾閣寫本補正,則其未見朱刻可知。”5此書北京國圖有多部藏本,或有跋語。近年曾出版。6(四)清嘉慶十二年(1807)平津館臨宋寫本孫星衍序此書云:曩客中州時,見薛氏《鐘鼎款識》石刻本於歸河丞朝煦處,未及細閱。後至京師,得明刻佳本,旋為友人取去。阮中丞開府浙中,既以宋刻板本校梓行世,視舊本精善。及余再官東省,得見舊寫本,多元、明人印章,或題為繭紙薛尚功手書者,未知是非,然紙色舊而篆文極工,核之阮氏刻本及近時本篆體,審正釋文,字句增多,可以訂別本誤改篆文及脫落釋文共若干處。記所見法帖本式樣,正與此相似,雖不敢定為薛氏手蹟,其為宋寫本無疑矣。亟屬嚴孝廉可均影臨古篆,蔣茂才嗣曾寫附釋文,或有原書筆誤,皆仍其舊,仍付剞劂,以廣流傳。嘉慶十二年平津館臨宋寫本此序寫於嘉慶十二年,據孫序則此本根據宋寫本傳寫,可惜並未刊刻以廣流傳,直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才由貴池劉世珩校刊於武昌。平津館臨宋寫本後為繆荃孫所得,7今藏台北“國家圖書館”,民國六十一年(1972)廣文書局曾將之出版。(五)繆荃孫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陸亮友桐氏據汲古閣本抄校本此書後有陸亮後記云:吾虞湖南毛氏素稱藏書家,此寫本《鐘鼎款識》廿卷,前後皆有汲古閣及黼季印章,其為毛氏家藏本無疑。客持以售,索價甚昂,余貧不能致,復愛甚不忍捨去,因與暉山姪篝燈抄錄,凡十晝夜而成帙。惟是亥豕魯魚,句多舛缺,且無敘識款題,不知何人輯錄。繙閱之下,每用慨然。己亥(1719)秋,館於石城清河公第,得交髯翁田志山先生,見其案有焚餘舊本,為先生填補而成者,因乞假較勘。先生學深貌古,性誠愨爽朗,絕無幾微吝色。復與暉山姪校其譌謬,并錄敘跋,始知為南宋薛尚功所集,而是書竟成完璧矣。康熙五十八年陸友桐本此記既言“與暉山侄篝燈抄錄”,又言“復與暉山侄校其譌謬”,但今所見之本出於一手,且無校改痕跡,容庚定其“乃後人傳抄本,其非陸氏叔姪手寫可知”。《藝風藏書記》記此書“摹寫極精。康熙己亥陸友桐手寫本,有跋。收藏有‘巢氏七研齋印’朱文方印”。此外錄田林、陸友桐序跋,並無其他。唯此本卷末有“藝風校”、“癸丑(1913)十一月又校,小珊”。民國初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此書時卷前附有“參校書目”,參校書有“陸校三種”、“繆校六種”,但《藝風藏書記》無一語及此。“參校書目”後又說:康熙己亥陸友桐手寫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為藝風老人銘心絕品,藝風所藏此書,凡兩本。晚年以平津館鈔本售去,此本則珍為秘笈,不輕示人。去歲敝處購得繆氏藏書,始知藝風嘗徧假南北各藏書家舊鈔精刻之本,以彚校此本,實為畢生精力之所寄。友桐鈔之於前,藝風校之於後,允推此書第一善本。今特景印流布,並將二公參校諸本列目如右,庶幾讀此書者,有以知二公用力之勤,亦以見景印之不容緩也。此書既非陸氏手抄,所校語,也只在第十七卷“岐陽石鼓”校注與石鼓文拓本異同,且此“校注”極大可能是書估從阮元本過錄,8不能確認是繆氏手筆。此外再無其它,所謂“陸校三種”、
3月21日 上午 12:00

400年来名人所书真草隶篆对联,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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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 上午 8:38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苍颉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的3300余枚西汉竹简,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其中的《苍颉篇》是这部久佚古书保存字数最多的一个文本,且保存状况完整,字迹清晰,墨色如新,无论是对《苍颉篇》佚书的研究,还是对于汉代社会文化、书法的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书法报》特策划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苍颉篇》专题,刊登朱凤瀚、韩巍、陈侃理、杨二斌、冉令江等研究文章,从文献学、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探析北大藏西汉竹书《苍颉篇》的学术价值,以期推动当代简牍书法的发展。北大藏西汉竹书概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同年3月,北京大学由历史、考古、中文各学科的专家组建成立出土文献研究所主持完成了对这批竹简的清理、测量、拍照和初步保护工作。5月,又依据照片对全部竹简文字进行了通读,并根据竹简的形制、字体进行了分类分篇,全面开展整理和研究工作。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一—三)这批竹简入藏北京大学时,按长度散置于9个大小不等的塑料容器内,浸泡在乙二醛溶液中,并混杂有少量红、黑色漆器残片和竹制算筹。经整理清点,共编号3346个。其中完整简约1600枚,残断简1700余枚,估计原有整简数在2300枚以上。竹简表面一般呈黄褐色或暗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晰,墨色厚重。部分竹简上用朱砂写画的红色栏格、图表和文字,颜色仍鲜艳如新。竹简简端均修治平齐,多数刻有契口并保存有编绳痕迹,个别竹简上还黏附有小段编绳或片状丝织品。竹简文字大多书写于竹黄面,少量竹简背面上端被刮去一段竹青,在其上书写有篇题。竹简保存状况极佳,加之文字抄写工整,书法精美,在出土简牍中实属罕见。全部竹简按长度大致可分为三种规格。长简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三道编绳。中简长约29.5—32.5厘米,约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三道编绳,不同内容的篇卷之简长与契口位置均有差异。短简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两道编绳,无契口。所有短简均为医药书。关于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综合分析推测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四—六)此批竹简全部属于古代书籍,不见簿籍、律令等官府文书档案,也不见遣策、书信等私人文书,因此可称之为“西汉竹书”。竹书的内容极为丰富,含有近20种古代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是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秦汉古书类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中有:一、《苍颉篇》:现存86枚竹简,约1300多字,是迄今所见存字最多,保存状况最好的西汉《苍颉篇》传本,而且较多地保留着秦本原貌;二、《赵正书》:现存竹简51枚,约15字,该书围绕秦始皇死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记述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的言行;三、《老子》:现存竹简280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缺文仅占全书篇幅的1%;四、《周驯》:现存竹简220余枚,约5000字,主要记载战国后期东周昭文公对西周共太子的训诫;五、《妄稽》:现存竹简107枚,2700字,讲述了西汉时代一个士人家庭中,男主人“周春”与其妻“妄稽”及其妾“虞士”之间发生的故事;六、其他子书:现存竹简约31枚,含形制和书体不尽相同的多个篇章,内容包括齐桓公与管子、梁君与孔子的问答,以及时令灾异占候等,从性质上说,大致是属于儒家和阴阳家的子书;七、《反淫》:现存竹简59枚,1200余字,所列七事涉及射御、游观、宴饮游戏及孔老等要言妙道等内容;八、数术书:现存数术类竹简共约1600枚,大致包含《日书》约700枚、《日忌》410余枚、《日约》180余枚、《椹舆》(即《堪舆》)约77枚、《雨书》约65枚、《六博》约49枚、《荆决》约39枚、《节》约65枚,包含八节时令和阴阳、刑德运行等内容,还有一部分属于兵阴阳家,这些竹简,从字体和竹简形制上看应属一卷,似为多种与数术有关古书的合抄;九、医书:约存竹简710多枚,包含180余种古代医方,记载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和儿科等多个科目疾病的治疗方法,内容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剂量、炮制方法、服用方法和禁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苍颉篇》(七、七六、七七)总体而言,这批竹书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往发现的汉代简牍主要集中在西汉早期和晚期,而北大藏西汉竹书的抄写约在西汉中期,恰好弥补了这一年代上的缺环。它以道家和数术、方技类文献为主,与马王堆帛书相近。这一点,对认识西汉中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学术风气很有启发意义。第二,综合多种因素分析,北大西汉竹书的原主人应与阜阳双古堆汉简、定州八角廊汉简的原主人同属于王侯一级。这批竹书的内容构成,反映出西汉中期社会上层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味,大大有助于增进对西汉思想史、学术史的了解。第三,西汉中期是隶书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北大藏西汉竹书正处于这个阶段,对研究隶书的演变和汉字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这批竹书文字的书法水平,堪称精妙绝伦,且书风多样,各具特色,或古朴,或刚劲,或凝重,或飘逸,均为汉简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第四,这批竹简数量大,保存质量好,为研究古代简册的用材、修治、编连、尺寸、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3月2日 上午 12:00

鲜于枢 楷书《老子道德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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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 上午 12:00

战国三晋玺印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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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战国玉印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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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战国齐系古玺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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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古戈尔艺术季|传统古法连四纸/连史纸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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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1日

楼兰残纸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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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

新品!古戈尔艺术携手百年中华老字号墨汁品牌企业推出玄香最高级古墨液500ml, 88元一瓶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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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日

甲骨文专辑

一是在培养研究生时加强全面教育,为甲骨文研究提供充足后备军。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文字研究生为例,因为师资力量比较全面,学生必须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简牍、说文研究各方面都受过专业教育。
2021年11月9日

楚帛书专辑

从文字书写的用笔来看,楚帛书中的文字书写都提按分明,节奏明快,中锋用笔,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很多笔画化曲为直,改垂引为斜出,波、磔类的笔画间有出现,特别是其文字形体的扁平取势,已颇具几分隶书的意味。
2021年11月9日

清华简专辑

这些少部分“草化”楚篆文字在日常书写中常会与秦简中的文字融会,如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可以看到楚简的影子,这是很有意思的发现。我们不仅看到了两种字体融合的表面现象,而且看到秦文化背景下楚文化渗透的本质。
2021年11月8日

悬泉置汉简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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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8日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苍颉篇》

此外,简牍的形制,依据内容、用途和材质的不同而异。古人根据简牍的形制分为:简(牒或札)、两行、方、觚、檄、笺、削衣、椠等。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检、册、符、楬、棨等。北大西汉竹书基本全部为竹简的形制。
2021年11月8日

古戈尔艺术季|传统古法连四纸/连史纸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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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7日

东汉章草隶体木简《误死马驹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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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9日

朱凤瀚 李零 刘力源|北大汉简反映了汉初大量搜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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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3日

杨坤|《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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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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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2日

张天弓|楚金文、楚简“集”字考释——简论集合论函数运算黄金分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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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