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 湖湘简牍书法研究
汉简湖南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竹木简》、《沅陵虎溪山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和《长沙五一广场一号井东汉简牍》，它们前后历时三四百年，时间很长，字体书风的变化也很大。（一）《马王堆汉墓竹木简》共900馀枚，其中图五是三号汉墓出土的《十问》，写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之前，横画排列整齐，起笔和收笔处略有蚕头雁尾的波磔，结体平正，竖画向左右两边斜出，又粗又长，有修饰味。图六是三号汉墓的《遣策》，写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字形比《十问》更加强调和夸张左右斜出的波磔之笔。图七是一号汉墓的《遣策》，可能写于文景之交，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一七五年至公元前一四五年之间，书风与三号墓的《遣策》相比，稍微规整一些，字形纵长，还保留了篆书特征。但是笔画形式开始变化，横画落笔重按，行笔爽辣，收笔上翘，微有波磔，这是蚕头雁尾的端倪。竖画左右开张，上细下粗，长而夸张，已孳生出撇和捺的雏形。总之，笔画已不满足于篆书的等粗形式，开始修饰，表现出向分书演变的趋势。（二）《沅陵虎溪山汉简》共1336枚残简，墓主人卒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说明这批简牍的书写年代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前一六二年，是紧接着《马王堆汉简》的。从字体书风来看，结体逐渐方正，点画更加强调波磔，撇和捺又粗又大，风格端庄宽博，雍容大度，图八和图九的风格与汉碑《西狭颂》相近，因为是书写的，所以更加流畅飘逸。（三）《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共2000馀枚，书写年代为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是紧接着《沅陵汉简》的，字体书风也紧接着进一步从篆书向分书演变，具体表现为字形偏扁，笔画形式更加丰富，撇和捺都很夸张，尤其是捺画从细到粗，反差极大。横画落笔重按，中段行笔轻提，收笔又是重按以后挑出，已具备蚕头雁尾和一波三折的特点。这说明到汉武帝时期，分书在简牍草体中已粗具规模。图十的风格与《礼器碑》相近，用笔轻提重按，线条粗细分明，非常华丽，风格特征为清劲雄健。《虎溪山汉简牍》和《走马楼西汉简》的点画和结体都已具备分书特征，风格与汉碑相近，因此，这些作品对汉碑学习帮助很大，清代冯班的《钝吟书要》说：“八分书只汉碑可学，更无古人真迹，近日学分书者，乃云碑刻不足据，不知学何物。”他是主张学汉碑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学习汉碑的用笔方法，因此只能说：“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认为学汉碑主要看它的结体造型，至于点画用笔，仍然要模仿法帖。现在有了这类简牍书法，汉代人写分书的用笔方法也一清二楚了，如果能将这种用笔方法及其表现出来的微妙变化融入到汉碑学习中，一定会丰富细节，增加魅力。对此，郑孝胥早在《海藏书法抉微》中就汉简书法的借鉴作用说：“由是汉人隶法之秘尽泄于世，不复受墨本之弊，昔人穷毕生之力而无所获者，至是则洞若观火……学书者能悟乎此，其成就之易，已无俟详论。”（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共426枚，有墨迹者206枚，书于东汉灵帝时代（168～189年）。分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在简牍草体中逐渐萌芽发展，到武帝时代已经初具规模，两三百年之后，到桓帝和灵帝时代，经过整饬，取代篆书，成为流行的正体字，使用于碑刻和石经等最重要的场合。由此可见，草体的发展远远走在正体的前面，推动着正体的新旧更替。这是前面简牍所昭示的书法历史。而《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又进一步告诉我们，简牍草体在桓灵时代，被整饬为正体而盛极一时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继续因革损益，从分书向楷书转变了。分书的横画起笔重按，形成蚕头，收笔重按后向右上挑出，形成雁尾。撇画的收笔重按后回锋，捺画的收笔重按后挑出，左右两边形同飞翼。这样的修饰丰富了笔画形式，加强了艺术表现力。但是，它们都偏重造型，忽视连贯，一笔是一笔，“笔笔断，断而后起”，书写太慢，效率不高，有悖于汉字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实用功能。分书点画不能兼顾艺术和实用两方面要求，算不上一种完美的字体，因此还得进一步发展，发展的方向就是在造型的基础上解决上下笔画的笔势连贯。一般来说，横画在收笔之后，下一笔的起笔都在它的左边或者下边，因此不能往右上挑出，必须往下按顿，向左回收。撇画如果要和下面的笔画连贯，收笔时不能按顿，必须顺势挑出，成为上粗下细的形态。横画竖画有时为了强化书写的连贯性，应当孳生出勾、挑、趯等形态。分书点画要加强笔势的连贯性，只能如此，而结果则导致楷书的发生和发展。分书的一横左右两端粗细大致相等，撇和捺都是上细下粗，所有笔画左右两半的笔墨分量基本均等，因此，结体比较简单，只要横平竖直，就能保证分间布白的均衡和匀称，如“大”字写作“大”。楷书由于撇的收笔变按为提，上粗下细，而捺仍然是上细下粗，结果造成“大”字下半部分左疏右密，左轻右重，比例失调。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必须增加右下捺画周围的布白，写成“大”的形式，也就是将一横变为左低右高的斜横，以左低来压缩左下的空间，以右高来增加右下的空间，损有馀而补不足。并且将撇稍微向左挪动一下，使整个字的中心从原来的正中改到稍微偏高偏左的地方，结果产生出所谓“上紧下松、左紧右松”的结体特征。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有两个特征：一是点画连绵书写；二是结体左低右高和左紧右松，《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为了追求连贯书写，横画顺势露锋起笔，收笔不再往右上挑出，而是往下按顿回收，与下面笔画相连，撇细捺粗，左轻右重，横画不得不左低右高，打破分书横平竖直和左右对称的结体方式。而且因为强调了上下连贯，上一笔的收笔就是下一笔的开始，笔笔要“回收”。下一笔的开始是上一笔的继续，笔笔要“逆入”，逆入和回收约束了点画的横向打开，使横画变短，使结体变长。图十一和图十二的行书，图十三和图十四的草书都是典型例子，分书的影响不多，点画和结体都明显具有楷书的特征。由此，我们知道分书向楷书、隶书向行书、章草向今草的转变是从东汉后期开始的。魏晋简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在字体上完成了从分书到楷书、从隶书到行书、从章草到今草的转变，结束了书法的字体演变，开始强调书法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在书体上酝酿出以二王为代表的清朗俊逸的风格面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书法的基本范式。这一变化是划时代的。因此，唐以后的书法家一般都以此作为书法史的起点。孙过庭《书谱》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又说“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他认为书法的历史就是从汉末（张芝）和魏（锺繇）晋（二王）时代开始的。传世魏晋时代的书法作品，主要是碑版墓志，都是正体。当时的草体是怎么样的？传世作品太少，除了甘肃出土的一些残简残纸之外，最丰富、最翔实的资料就是下面两种湖南出土的简牍。（一）《走马楼吴简》共十万馀枚，书写年代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220年）至孙吴嘉禾六年（237年）。《郴州苏仙桥三国吴简》共140枚，书写年代在孙吴赤乌二年至赤乌六年（239～243年）这两批简年代相近，字体书风基本相同，与前面东汉晚年的简牍一脉相承，继续在往楷化方向发展。无论行书简牍，如图十五和图十六，还是草书简牍，如图十七，都写得很简捷，波磔挑法基本不存在了，连捺画都写得比较简练。笔画两端虽然没有明显的牵丝映带，但笔势大多是上下连贯的。这样的行书和草书作品经过整饬，加以规范化和工整化，就是楷书，图十八已接近楷书，图十九和图二十更加成熟，横竖撇捺点的写法已纯然楷式，只是在结体方扁和横向笔画还比较舒展上，残留着一点分书痕迹。这种楷书与三国时锺繇的传世作品《宣示表》和《贺捷表》相似，而锺繇的只是刻本，体现不出书写节奏，学不好容易呆板，米芾《海岳名言》强调：“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帖学书法家一般都这么认为。因此学习锺繇书法，如果参考这类简牍，无疑会写得更加生动和精致。（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共909枚，书写年代为300年前后。基本上全是楷书，尤其是图二十一的诏书，图二十二的祝文，内容牵涉皇上和神明，因此书写特别规整，已是标准的楷书。其中图二十三用笔疏朗洒脱，遒劲秀逸，结体收放开合，变化多端，写得特别精彩。从这批简牍来看，楷书、行书和草书到晋代都已成熟，确认这一历史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解决书法史研究上的许多问题，以《兰亭》辩论为例。否定的人认为《兰亭序》没有一点波磔挑法，不合“王羲之善隶书”的文献记载，不合当时有些墓志作品还残留着波磔挑法的实际情况，是一件赝品。肯定的人则竭力从作品中去寻找波磔挑法的蛛丝马迹，以应对否定派的责难。其实他们如果看到湖南出土的这些简牍，了解了晋代楷书的成熟程度，就不会拘泥于波磔挑法的分书痕迹了。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隶书是篆书正体的快写草体，草体的发展走在正体前面，不能以墓志正体来判断草体的发展程度。而且，也会明白秦隶经过四百年发展，已经孳生出楷书的点画和结体形式，演变为行书了，文献中的“善隶书”应当解读为“善行书”。因此，这些简牍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先讲对正体字创作的借鉴意义。正体字书法有两大难点，一是过分规整，写不好容易呆板，《书谱》说：“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楷书如果不掺入草意，会失去“尺牍书”的灵动，要想写好楷书，就应当学习行书。同样道理，篆书和分书也是正体字，要想写好，也应当学习篆书的草体和分书的草体。二是正体字容易写得程式化，篆书成熟于秦，衰亡于汉，分书成熟于汉，楷书发展到唐代也已登峰造极。唐以后，篆书、分书和楷书都成为“不可移易”的经典，这就会产生程式化，怎么克服？唐以后楷书的发展依靠了两种办法，一是取法草体字的灵动活泼，如宋代苏东坡、元代赵孟螰、明代董其昌的楷书都带有行书意味。二是借鉴楷书未成熟定型时的作品，如清代碑学兴起之后，邓石如和赵之谦等人的楷书直追六朝，写得生涩凝重、浑厚朴拙。灵动和拙朴是楷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同样也可以作为篆书和分书克服程式化的方法。然而怎样才能写得灵动和拙朴？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因为灵动和拙朴正是简牍书法的特点。简牍书法主要是篆书和分书的草体，点画形式不拘一格，变化多端，有藏锋、露锋、侧锋，结体造型也没有固定模式，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有收有放，字体书风都很灵动。而且，简牍书法从战国到魏晋，字体经历了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分书，又从分书到楷书的演变过程，在每个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点画和结体不成熟，没有条条框框，充满了天真烂漫的拙朴之趣。简牍书法的灵动和拙朴是学习篆书和分书的重要借鉴。再讲对草体字创作的借鉴。今草之前传世的章草作品除了陆机《平复帖》之外，都是刻本，走样失真，元明时代的章草完全楷书化了，逢捺必挑，习气很重，因此要学习章草，最好的借鉴就是简牍书法。而且简牍草体不同于魏晋以后的行草书，运笔纵横挥洒，点画向左右两边挑出，结体注重横势，特别开张，通篇上下笔画与上下字之间很少牵丝连接，字字独立。这些特点使它不像魏晋以后的行草书那么华丽富赡和惊心动魄，也缺少那种在上下连绵中通过提按顿挫、轻重快慢和离合断续变化所营造出来的节奏感，但是，开张的结体所表现出来的雍容恢弘是今草书法所没有的，字字独立所强调的每个字的造型表现也超过了今草书法，而且纵横舒展的笔画和变化多端的造型为章法的空间组合提供各种方便，具有很大的发展馀地。简牍草体与今草书法在表现方法和风格面貌上各有特色，如果能够兼容起来，一定会为草书艺术开出空前艳丽的奇葩。总而言之，简牍是中国书法的珍贵遗产，充分继承和开掘这笔尚未很好利用的遗产，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当代书法家的使命。我相信充分发现它的研究价值和利用它的借鉴意义，一定会极大地推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北汉简一百年悬泉汉简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两千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汉代官文书简册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书写材料。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在亚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其中收藏的70多万件卷轴书籍就是用纸草写成的。当时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曾来这里读书、研究、讲学，成就了他们科学事业的辉煌。而亚历山大图书馆和那些用纸草制作的书籍，就成了代世界智慧的宝藏和文明的灯塔。现在战火烽飞，硝烟弥漫的两河流域，在古代却有着无与伦比的灿烂和辉煌。从公元前3200年起，先后出现过苏美尔王国、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巴比伦王朝、亚述帝国等等。他们发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载体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晒干或烧干。这种文字看上去像木头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正式宣布贝希斯敦铭文释读成功为标志，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释读开启了“亚述学”的大门，古波斯文的释读叩响了伊朗学的大门。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6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砖，承载了两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是用梵文写在贝叶上的。贝叶是一种叫贝多罗树的树叶。这种树属棕榈科乔木，盛产于印度、缅甸、锡兰、马来群岛及热带非洲。树叶呈扇状，叶面平滑坚实，可书写经文。人称贝叶或贝多罗叶。《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的记载。用贝叶书写的佛经在我国和世界各大寺庙和图书馆都不难见到。贝叶经总之，文字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形态，而文字的载体则各民族各地区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华夏族选择了竹木简牍，它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甲渠候官复原图从疯狂盗挖到科学考察，西北简牍的发现与保存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最早的楼兰、尼雅魏晋文书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后来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已经觉醒的情况下，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1935年历时八年进行了科学考察，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发现的。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法国学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此进行研究，先发表在1905的《亚洲人杂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乌里克、尼雅与安迪尔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斯坦因将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阗考》一书之后。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掘获120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他将这批出土文献委托德国人卡尔·希姆莱进行研究，希姆莱去世后，又转交另一位德国汉学家奥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这批文献。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也记述了楼兰简的发现发掘过程。1906
8月5日 下午 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