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比较难回答。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在中国,音乐评论家还没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在今天,无论去哪里应聘,都会比较麻烦。让我们直奔本质吧: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煞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老干部这个词早已风光不再,充其量给有怀旧癖的人几丝怜悯的回想而已。不过,也正因为冒充老干部已完全无利可图,我才敢大胆地承认这一事实。其次,辛丰年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度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定为十五级。官职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长(因为是军职,所以比现在的副科长可能稍微值钱一点)。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辛丰年又是一个老军人。小时候我曾经对这一点充满了自豪,但是很快就幻灭了:辛丰年虽然1945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因为他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也不过是演演《李闯王》(好像是阿英写的吧)中的顾君恩这类的小角色,据说上场的时候还忘了摘手表。我后来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打枪,但他说他曾经用机枪扫射过——当然是打靶。从前家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战役纪念章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三等军功的奖状。不过,任何一个当兵的,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玩意吧。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60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因为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来也不至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区区的)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江苏省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后来下车间,做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器里。知道吗,光有泥土是烧不成砖瓦的。这是很累的力气活,结果是到现在胳膊上还留下了健美的疙瘩肉。后来,不知怎地就受了优待,让他做另一道工序:把已经到了传送带上的混合土中的草根之类的东西捡出来。其实,那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生活坏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实也是农民)和干部对他还是不错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饭(晚饭者,食堂里打来五分钱的青菜和饭混合起来,添一点自己熬的猪油和油渣,在家里用煤油炉加工而成的咸泡饭是也,极其美味。但总不是太够。8岁的儿子每次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还会舔舔嘴唇,看着父亲的那一份发呆。还要吗?于是,再从自己的那一份里挖出一些来),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最经常唱的是沈亚威的《刺枪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