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其实也都可以没有。狱中把一个人折磨成精神异常，大小便失禁，行刑时口里塞布，脖子上勒铁丝，甚至割断喉管，不但让你颜面尽失，而且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这些，都不难做，这些，都有人做。

明白了这个，我老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怕狗还招狗，与此异曲同工。狗来了老远就看，走近了边躲边看，走过了回头还看——你设身处狗地想想，狗能不好奇？

我们曾把革命当成是最辉煌的事业，那些革命者当然也成了我们推崇的英雄豪杰。且不说刘邦、朱元璋等草民变天子之流，就说这革命的英雄豪杰，他们有没有流氓气？当然有，在历史的故纸堆中随意就可以扒出一二来晒晒。

Rasputin即拉斯普廷，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一个传奇式的“大神儿”。因装神弄鬼、荒淫无道，引起公愤，最终被杀。高凌风填词的《我的心上人》，激情浪漫，当年不知让多少人心潮澎湃。而Boney

我参观时，负责讲解的是当地研究纳粹大屠杀问题的学者，一位白发苍苍的犹太女士。她神情严肃，语言动情，在介绍了这幅照片之后，眼睛盯着我们，停顿了一会，一个字一个字地问道：他为什么会笑？他为什么会笑？

所以，我写杂文，就是希望追求现实环境下个人表达自由的最大化。而这种表达，又会令某些“主流”人士，“主要”人士，“主旋律”人士恼火，被他们认为不是好人。

大家团结在一起就是最安全的？和多数人一致就是最正确的？不见得，绝不见得。某些特殊时期的某一问题上，比如外敌入侵时在共同抵御这点上，可以万众一心。其余的时候万众一心，结局恐怕不会美妙。

以上图片都是近年在校园散步或发呆时的手机随手拍，现整理于此，分享留念。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米兰达警告中那句“你有权保持沉默”从范畴到地域都和咱不挨边儿，而且平时常听人说要争取发言权，没怎么听说要争取沉默权。尤其是，这沉默权即便有，恐怕也难以实现。

大学的“脾气”有多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许多大学的“脾气”那可是相当的大。

当你为一种力量的崛起而赞叹，乃至热血沸腾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覆灭而悲情，感到愤怒屈辱的时候；当你为一种力量的肆虐而欢呼，感觉事不关己，幸灾乐祸的时候，最好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有人疑虑，按需分配，就是需要啥给你啥，有人想多吃多占，不需要也说需要咋办？这时会有明白人胸有成竹地回答，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哪还有这种自私自利思想，需要一个决不会说俩。

10.美国政治真够恶心，选个总统，公开相互揭丑泼粪，人民还得捂着鼻子从中选择一个不那么臭的。我更喜欢政治家暗里斗，人民省心，等结果出来表示坚决拥护就行了。

爱国嘛，爱就爱他个腾云驾雾，爱就爱他个天翻地覆。对比之下，我对中国国歌的拘谨很是感慨。不敢随意唱，不敢尽情唱，不敢变风格，更不敢变调。也不仅是不敢，而是大多数人想都没想过干这种“离经叛道”的事。

再看看后来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领导人，差不多个个信心满满的样子，国民也及其认同。比如斯大林，敢称英明领袖、伟大导师、天才统帅、军队缔造者、全人类进步的旗帜……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人，任职时少挨骂就算不错。

还说这四平战役，年代并不久远，但亡者大部分尸骨无存，连姓氏名谁都不知道。四平烈士陵园纪念墙上，只有1万零几十个名字，不到实际数字的三分之一，陵墓更是寥寥无几，这还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就是病人少生意差，有充分时间沟通，不治急病。我老婆西医，同时抢救一个心脏停跳的老奶奶，一个煤气中毒的小伙子，3个酒精中毒的病人。这五个送中医哪儿都治不了，大家肯定都不考虑中医，直接送西医。

一是把所有社会意识问题都还原为经济问题，把世间万物归结为经济因素，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曲解为经济决定一切。二是把达尔文的演化曲解为进化，把生物学做社会学解读，混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差异。

19世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有首诗叫《歌》，就是后来被徐志摩翻译过来又被罗大佑谱上曲子那个，开头是这样的：我死了的时候，亲爱的，别为我唱悲伤的歌；我坟上不必安插蔷薇，也无须浓郁的柏树……

说山说水，只是大学校歌的陷入魔咒的表现之一，其余还有很多。比如，挺正常一个人，一写校歌，就好像不会正经说话了，仿佛穿越回过去，半文半白的。一口一个吾校，吾校一般还都宏都大，吾校一般还都矗立在中央。

仅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社会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民众百依百顺，听政府话跟领袖走，后果是要么变得奴性十足，说谎成性；要么崩溃，酿成恶性后果。政府呢，专制蛮横愈演愈烈不自知，还一肚子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