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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回首香港旧书店:“神州”也已成追忆

​昨晚写完公号,将欧阳文利《贩书追忆》放回“青山乱叠”的书堆之上,忽然有个很奇妙的感觉:神州书店的老板在追忆香港旧书业,而我,也应该追忆“神州”了。2003年9月,香港的古剑兄让我写写香港邀书故事。那时他在香港编一份《文学世纪》杂志,因我们都在“闲闲书话”闲混,所以熟了。那时我给他写了一篇《香港淘书记:很香的港,很旧的书》,其中很大篇幅讲到神州书店。今天想起这些,就借搜索神器把那篇稿子翻了出来。这真是名副其实的“追忆”了。关于这篇稿子的想法,我2003年9月3日在主贴开写前给他留了几句话:给古剑兄:近来慵懒成性,不愿敲字。眼看交稿日期逼近,不得不冷水浇头,做振奋精神状。人一懒散,写起文章来也拉拉杂杂,群龙无首,开了头却结不了尾。我一点一点地贴在这里,您大驾光临之后,就大砍大删吧。有用的你拿走,无趣的我留下。行不?【下面讲述的和神州书店的相遇,发生在20年前,讲述时间,是2003年。如今一切果然都成追忆】很香的港,很旧的书——香港淘书记(节选)……宴席将散,我突然想起旧书店的事,就问了董先生一句。“旧书店,哈,衰落了!没什么东西了。”董先生说。“附近就有一家,跟我走,我带你们去。”董先生大步流星,前头带路,直奔士丹力街。过了那家曾经发生过杀人血案的“陆羽茶楼”,董先生手一指:“到了。”董先生说:“我以前常来这里看看,最近不怎么来了,你们去转转,我就不去了。”这家旧书店,我姑且叫它“神州旧书店”,因为它的正式名称是“神州图书文玩有限公司”。我对很多的地方都称作公司总不能习惯,刚来深圳时,看到机场的候机楼也叫“候机楼有限公司”,觉得很怪,看不顺眼,读不顺口。当然现在不觉得了,到处都是公司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也正把帝王政治当作公司研究,说唐太宗是董事长,魏征是CEO。苍天!我们历史上的这些“公司”赢利状况可不怎么好啊!动不动就破产一个,说新注册就新注册一个,集资很多,分红少得可怜,怎么回事也么哥!哪天我给我书房起名时也在后面挂个“公司”,岂不比“斋”啊“轩”的气派时尚?神州店有两层,一层是文玩,二楼是旧书。一层的文玩当得起一个“杂”字,琳琅满屋,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文革文物”占了半壁江山,什么“语录”、“像章”、“年画”、瓷器、样板戏海报、传单,等等,真不知道老板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宝贝”。我的眼睛在这个年代横扫一过,大有当年老人家广场上检阅红卫兵的感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二楼。走楼梯。走楼梯上二楼的感觉就已经和其他二楼书店不同了:楼梯旁的空白墙壁上,挂着很多透明胶袋,袋中装的,大都是民国年间的旧版书。拾阶而上,你随时可以停住脚步,顺手抽出一本旧旧的旧书翻翻。就这样一边看,一边更上一层楼,感觉好极了。我站在二楼楼梯口,向里望去,乖乖,这正是我想要的旧书的世界。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靠两边墙上两排书架,中间又横两列书架,窗台上摞的是书,地版上排的是书,桌案上堆的是书——全是旧书。昏黄一片。连空气和味道似乎都是昏黄的。没几个人,没什么声音,安静得古怪,安静得觉得空气也比别的地方流通得慢些。如果你大声咳嗽一声,这昏黄的空气都有可能像昏黄的书页,很容易就给震碎了。我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我这儿摸摸,那儿翻翻,眼神总不能定在一本书上,手里拿一本,眼睛却看着另一本。直到同去的国岚惊呼说“我找到了周作人”,我才如梦方醒。我得开始静下心来慢慢淘书了。从现代文学开始。我看着看着,突然摸到一点门径。现代文学的书大体是按作家姓氏字母顺序排列的。于是,我先把ABCD开头的一大堆作家放过,直奔周作人。等一会再说周作人,等一会再说我买了什么书。说说老板。夜幕还没降临,老板说他们要打烊了。他看我挑了一大堆书,眉开眼笑,说最近确实有些好书,因为一个藏书家死了,书散了出来,库房里还有一些,只是今天得关门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又递了一根烟。我说书店不能抽烟啊。他伸伸手,“我也抽的”。他给我一张名片,问了问我来自何方。他说深圳来香港很容易,哪天请我喝茶。他说现在旧书不好做,打折可以,但也没有办法打很多折,“你以后常来,我会给你优惠的。”他又说了一句和前面提到的那位书店老板一样的话:“你找什么书,留下书名,我替你找。”我说我想找周作人和董桥和张爱玲和钱锺书等人的初版本。他笑了,但没有声音,他总是笑得很灿烂很真诚却没有声音。笑得像一本旧书,安安静静,需要“小心轻放”。“你要的书,”他笑笑说,“不好找了;倒也见过,都卖给了四川的一位先生了。那位先生说凡是董桥的港台版散文集都给他留着。”我也笑了:“那位四川先生是不是叫龚明德?”“你认识?”欧阳老板问。我说我不认识,但我猜得出。“那陈子善你认识不认识?”我问。“认识认识,”老板说,“子善先生常来,他也买董桥的书。”这位老板复姓欧阳。五十多岁了吧,个子不高,鼻架眼镜,鬓已染霜,说话不愠不火,行止大有几分儒雅。看店的还有一位女士,一个年轻人,像是一家人。家族式的旧书店越来越少了。后来有一天我给子善兄说起这位欧阳老板,子善兄说:“欧阳老板很会做生意,价格不好谈的。他说给你打折,可是他可能把书价提高了。”这一点我是信的。我找到一本可能是七十年代香港翻印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很破了,没了封底,也没写价格,我拿给老板问价格,他接过书顺手就在上面写了“30元”,“价格很平的啦,不好打折啦。”然后就是笑。不过,这样的老板我还是很喜欢。能如愿买到想要的新书,靠信息灵通,能意外到手喜欢的旧书,就要靠运气了。欧阳老板说最近一个藏书家的书散了出来,所以我才有所收获,这让我感到幸运之余,又多了几分惆怅。人生聚散无常,书也如影随之。你今天买到了一位藏书家的书,因为他死了,来日你死了,你的书又会流往何方?会不会又有人为你的死感到“幸运”?那位藏书家的书到了你手中,说是你的幸运,可以;说是那位已不在人世的爱书人的幸运,也可以,毕竟他的书又有了一个新“家”。书之为物,源远流长,书之与人,聚散不定。活者,爱书人希望好书为己所有;撒手而去的时候,他对书能做的事情,惟有希望而已:希望书有个好的去处,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新书只是产品,而旧书,因了传承流播的因缘,就多了与生命有关的气息。唉!这旧书的魅力啊,何止价格贵贱、品相完好或残缺那么简单。新书是带着时尚的香水来的,旧书却是承载着岁月的烟尘而来——它们都是有呼吸的!不过,打住,不能再往下想了,我怎么好象听到旧书堆里传来了呼哧呼哧的呼吸声音?在神州旧书店,我并未遇到什么书中神品,可是在我搜访旧书的旅程中,“神州”这一站还是大有可圈可点之处。零散的小册子就不说了,感到满意的“艳遇”倒也值得记录在案。下面这些是其中一部分:《书话》,晦庵著,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初版,硬面精装。唐弢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对书话文体的写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影响至今不衰。他说他竭力想把书话写成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晦庵书话》,唐弢著,北京三联1980年9月初版。我曾巧取豪夺将朋友的这本书据为己有,现在可以此书赠他以了旧债了。《猎书小记》,黄俊东著,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12月初版。此书出版年头不算长,可是已颇不易得。黄精于搜访书籍,是书话高手,现已迁居新加坡。《小说汇要》,徐訏编著,正中书局1969年12月台北初版。小说家编述中国古典小说,眼光独到,可作登堂入室的指南。《中国图书史资料集》,刘家璧编订,龙门书局1974年1月初版,精装。就是这本书让我对香港的旧书店生出向往之意,谁知初闯香港旧书店,即有此捷。《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周遐寿著,香港中流出版社1976年10月版。该是香港翻印本。《秉烛谈》,周作人著,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1月版,据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初版本翻印。《苦竹杂记》,周作人著,香港实用书局1972年1月版,据上海良友1936年初版本翻印。《过去的工作》,周作人著,大地出版社1973年5月版。《周作人论文集》,黄志清编,汇文阁书店1972年9月版。此书有平精两种,精装用道林纸印,平装则为白报纸本。可惜我这本是平装。香港七十年代出书依然讲究得很。《懋庸小品文选》,曹聚仁编,天马书店1935年7月初版。这本小册子有些好玩,版权页注明“奉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给审字一七四五审查证”,可见当时言禁风气。目录中有一篇目被毛笔抹掉,正文中果然也从36页直接跳到了41页。抽走的是哪一篇?犯的又是什么禁?不得而知,日后当留心查访。《蒋百里评传》,曹聚仁著,香港三育1963年8月版。《西流集》,徐訏著,夜窗书屋1947年6月版。《吉布赛的诱惑》,徐訏著,亚洲出版社1960年5月香港版。《清明集》,周黎庵著,宇宙风社1939年9月初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精装上下两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9年10月北京初版。《心史丛刊》,孟森著,精装,中国古籍珍本供应社1963年4月香港版。《明代史》,孟森著,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未注明出版年月,估计为六七十年代台湾版。《吕留良年谱》,包贲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初版。版权页上注有“本书校对者”四人。记得前几年某出版社称自己首创版权页上载明校对者以证态度严谨云云,洵为无知,抑或狂妄。《拿破仑本纪》,洛加德著,林纾、魏易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2月简编版,一套四册。《注史斋丛稿》,牟润孙著,钱穆题签,新亚研究所1959年版。《俞曲园尺牍》,大达图书供应社1923年5月再版,点校铅印本。《世载堂杂忆》,刘禺生著,中华书局1960年12月初版。《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孙楷第著,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北京初版。《吟风阁杂剧》,杨观潮著,胡士莹校注,中华书局1963年4月初版。《绘画鲁迅小说》,丰子恺绘,无出版者与出版年月,估计为香港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翻印本。《陈老莲版画选集》,尔雅社1977年7月香港版。……读书当然有乐趣,不过读书的乐趣和聚书、藏书、猎书的乐趣并不一样。读书仿佛是和一个女子厮守一夜或一生,图的是抵死缠绵最终有个结果;猎书却是在欢乐场中东寻西找,想的是过眼烟云散后能有惊艳的喜悦。读书的人未必喜欢藏书,猎书的人也有不读书的,可见这两类人“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很多路段上都是在各自的窗内座位上擦肩而过。当然也有“脚踏两只船的”,那需要财力和才气和运气。这次在神州旧书店见到黄俊东《猎书小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初版),因当时身边有出版社的朋友在,我没敢声张,只好偷着乐。从藏书印迹可以推测此书已经过两人之手,两人的名字我都闻所未闻。子善兄曾说此书在香港并不难找,他曾在一家旧书店看见过一排。那是他的幸运;我在董桥的文章里知道有这本书,几年来一直想着有缘看看这位书界知名猎书人的文字风流与坊间奇遇,可惜机缘不巧,遍寻不着;这此轻易得手,值得额手称庆。黄俊东在序中谈“猎书”一词的来历,说西洋的爱书人最喜欢以打猎或钓鱼设譬,比喻买书的境界,说成“猎书”或“渔书”,中国的古人似乎从来不这么叫,近代才把这个说法从西洋借了过来。我想这其实和不同文化对书的观念异同大有关联。中国古时的读书人把读书看成济世安邦的大业,姿势须正襟危坐,正经得不得了,哪里敢用“猎”“渔”这样轻飘飘的字眼儿。我们把藏书的人叫藏书家,还有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训诂学家、文献学家等等,似乎一跟经史子集打上交道,人人都必须成为“圣人”。黄俊东说,西洋的习惯,不仅藏书家、书志学家可以称为“猎书家”,经营古书或珍本的商人也都视为猎书家。西洋书志学家或藏书家写的“关于书的书”不少都以“猎书”名之,黄俊东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巴顿著的《猎书家》。这本书我恰好在伦敦查令十字路一家旧书店买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毛边本,中间夹一张版画,说是作者的书房。黄俊东还提到纽顿的《猎书乐》,北京三联翻译的书名是《聚书的乐趣》,我本来觉得“聚书”一词已经很不错,哪知道和“猎书”一比,还是差了些。黄俊东此书的序文中也把“猎书”和“访书”做了区分,大有道理:“在别人的文章中,偶然提到一部自己未经眼的好书,有时在人家的谈话中,也常听说起某一部书如何好,看了和听了之后不免紧记在脑海里,希望有一天在书摊中、在旧书店里、或在藏书家的书架上,能够发现自己想看一看的书,这就促成了猎书的念头。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大抵都有这种体验,凡是未能经眼的好书总想一睹为快,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猎书。不断地猎书,总是有多少收获的,有了收获又会增加猎书的乐趣和信心,久而久之,猎书便变成生活里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可说是生活里的一种乐趣。到旧书店去猎书,它与藏书家为藏书而访书又有所不同,访书者是先行打听得到对象才去看书,猎书者则纯粹是抱着可有可无的目的去觅书,找得一部心爱的好书固然可喜,毫无所得也不会失望,而猎书的过程却有其本身的无穷的趣味,这是我多年喜欢猎书的缘故。”我很看重在神州旧书店买的那本《清明集》,倒不是因为书是1939年的初版本。虽说民国平装本现在也成了藏书家的新宠,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怀疑专藏某一类别书籍的意义了,起码是对我自己而言,意义有限,财礼精力当然也很欠缺。买书一道,我已经泥足深陷,自拔不能,再要转入“专藏”一途,那就苦海无边,回头无岸了。我买新书旧籍,标准只是自己的感觉,比如说喜欢,比如说好玩,比如说也许有用,或者,书里书外有故事。关于那本《清明集》,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书上署名周黎庵,我孤陋寡闻,当时并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圣。读了书前的题记,就很喜欢文章的风格。我突然想起一位研究者的话,说他在报章上看到一位周姓作者的散文,觉得大有周作人风格,想必是周的后人。我就想,莫非这位周黎庵就是周作人的后人?可是周的后人岁数也太大了些吧。回来后问子善兄,才知道周黎庵原来就是周劭。上海的文化老人,经子善、陆灏等人引介,我拜访过黄赏、柯灵、王元化诸先生,与邓云乡先生更是有几番交往,但是没有机会拜见周劭,只是经常听朋友提起他,说他爱喝洋酒,爱抽雪茄,曾受过“汉奸”之苦。姜威兄曾给周劭先生寄过一根上好的雪茄,周老先生马上回信说:这个牌子的雪茄起码值价若干,实在贵重,以后不宜再破费。姜威感叹说这位老爷子竟然是“真懂雪茄的”,“我没给他说价钱,他一下就看出来了。”就在我写这篇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香港淘书记”时,读到了陆灏的一篇短文,才知道周劭先生前不久(8月31日)去世了。陆灏说,周公出道早,年纪很轻时就协助林语堂等编辑《宇宙风》、《西风》等杂志。抗战爆发后,他与柯灵等承继鲁迅的战斗精神,写作风格也受鲁迅影响,成为名噪一时的“鲁迅风”杂文代表作家。可是,上海沦陷后,周公接受陈公博女婿朱朴的邀请,担任了《古今》杂志主编。这本杂志的内容不过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一路文字,但是由于其背景复杂,又常登载陈公博、梁鸿志、周佛海等大汉奸的文章,人们自然就把《古今》看成了汉奸杂志,周劭为此也吃了几十年的苦头。好在他连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也挺了过来,可谓大难不死。有一天,陆灏对周劭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回答;当年你参与写《边鼓集》、《横眉集》时,何等慷慨地谴责汉奸行径,但后来为什么会参加《古今》的编辑?”周劭回答:“没什么不可以回答的,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除《清明集》外,周劭四十年代还出过《华发集》、《吴钩集》、《葑门集》等。我手上的这本《清明集》,该是他出任《古今》主编之前的集子,在“题记”中,周劭说,他写这些文字,其用意是“用间接的方法来写抗战”,还说中国动乱时代,忠臣、志士、汉奸等等的作为,相去一定不会很远,所以他就写些明清之际的人和事,“给现代人看看也是好的”。有这样见识的周邵当时一定不会想到他的下半生竟然在“汉奸”笼罩下生活了几十年,造化弄人,夫复何言!《清明集》收入的文章,当初大都是发在《宇宙风》杂志的,刊载时有个“专栏名称”——“明清之际读史偶记”。其实,周劭说他写这些文字时,根本没有在读什么史。他大概是凭记忆所及,信笔写来。陆灏也说,周劭记忆力极好,写文章从来不查书,当然就难免有错。“前两年被别人批评一下,就此意兴阑珊,搁笔不写了。我怎么劝也没用。”陆灏说。周劭晚年的集子我买过几种,顺手找出来的一本是《向晚漫笔》(上海古籍2000年11月版)。周公真是越老气魄越大了。他的“小序”中,先说书名难起,很有讲究,“中国古往今来,文人学士所写的书不知多少,也就有了恒河沙数的集名,我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又说写序也难,“古今中外替别人作序或自行写序的可谓多矣,但我看很少有写得好的”,连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也嫌太噜苏。如此横扫古今,端的是《古今》主编的派头。附:当年朋友的回帖,存在这里,做“追忆”的注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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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这十几本书,我决定带回深圳

几天下来,书店逛了不少,与师友聚会聊天的快乐,大于买书得书的喜悦。我无力搜求古籍善本,只想遇见些欲见未见之旧书,偶得几种久寻不获的文献图册。当然,所获不多,我亦释然:今时此地,如愿以偿,难矣哉!
2021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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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日记|沈昌文先生的最后一天

信上说得已经很明白:三联出版海外名家的书,虽然有选择,有删节,但已经是最tolerrance的了。“学识日少,而这类分寸感却日多”,此语一则自嘲调侃,一则正体现出沈公知难而上的韧性与进取精神。
202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