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曲柄睿养生与治国一理战国时期，出现了将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的说法，并强调治国始于治身。这种观点在齐国特为流行，成为黄老学说的思想渊源之一。与其他学说的主张不同，黄老之道强调统治者首先要学会协调自己的身体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才可能掌握统御天下的力量。相关论调虽看似迂曲，但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其内在的逻辑又相当自洽，转而影响到了《吕氏春秋》和陆贾《新语》的撰述，并成为秦汉政治中最主要的思想资源。《战国策》中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为人熟知。邹忌受到周围人的蒙蔽，自以为容貌远胜过城北徐公。但当他见到城北徐公后，明白了己貌远不如彼。邹忌受此启发，建议齐威王不要轻信左右。此事表现了邹忌善于进谏，齐威王闻善则改，君臣相得、齐国大治的历史情境。事件中引人注意的是邹忌纳谏的切入点——人之形貌，齐国似乎有推崇男子外貌的风气。邹忌之外，齐国另有美男子城北徐公。邹忌左右之人，都不以邹忌与徐公比美为怪；齐威王听闻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之事也不诧异。邹忌夸耀形貌，在当时并非特例。《吕氏春秋》中关于齐威王以下三代齐君的记录远不止此。记齐威王有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事。淳于髡嫌国礼太轻，举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希望“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一事予以讽刺。记齐宣王则有左右蒙蔽他可引九石之弓，实际上他终生只能用三石之弓事。记齐湣王则有亡国居卫，听不出旁人讽刺他“辞天下而无恨色”，尚且以“带益三副”沾沾自喜事。这些材料很明显是战国的“语”类文献，也就是故事。能不能当成信史来看，还要再作思量。然而上述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齐国君臣，故事的发生地都在滨海地域，却给出了一种共同的指向：齐国的政治风格和社会风俗都体现出一种随意的态度。这与齐国民风舒缓阔达有关，齐人愿意通过譬喻、迂曲的方式解释世界。司马迁评价他们“足智”，可能就是由此得来的印象。这种地域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态度，乃至语言习惯和心理认同，构成了黄老学说生成的基础。黄老应拆成两部分来看，老指的是无为之道，而黄则是因循天时、尊重规律的有为之术。两者相合，便构成了无为而无不为在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结合。田骈游说齐王时，曾说过一段颇有深意的话：“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吕氏春秋》解释道：“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意即治国要把握物之“性”，方法可能还要回到“为国之本，在于为身”上来。所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的叙述顺序，也表明养生长寿才是国家大治的前提。这段话着实令人费解。为何身体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得好？梳理战国文献，类似的记载不绝于书。比如形成于战国中期的《黄帝四经》，明确提出了治国始于治身的观点。《十大经·五正》：“黄帝问阉冉曰：‘吾欲布施五正，焉止焉始？’对曰：‘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乃正于事之所成。’”于是黄帝辞国三年以自求，终有所成。《庄子·在宥》也假托黄帝与广成子之口，叙述了善治身者可以治国的道理。黄帝问“至精之道”，目的是“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广成子告知黄帝所问为万物的本质，希望统治的又是万物的弃余，不如顺其自然。黄帝受此教诲，隐身闲居三月，体会至道。复问广成子“治身奈何可以长久”，亦将治身当作治国的前提。以上种种可以归纳为，黄老学说将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形”放在一起讨论，沟通二者的是“道”。由身体经验的启发，“道”的力量可以由个人发散至整个国家，乃至宇宙。于是有“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圣人裁物，不为物使”，有“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的论断，（《管子·心术下》）亦即“心是谓中”，（清华简《心是谓中》）“以中制外，百事不废，中能得之，则外能牧之”。（《文子·道原》）不过这套道理毕竟还是有些迂曲了，在治国上有没有实例呢？有，最为典型的就是始皇帝的例子。始皇帝：黄老治国第一人传统的学术研究和民间传说中，一般将秦始皇视作专制的化身。关于秦始皇的求仙活动，学界往往将其视作在燕齐方士影响下的个人行为。基于这些研究，如果联系《吕氏春秋》的黄老色彩，以及其对秦政的影响，或许可以发现秦始皇的求仙活动，并非完全接受自燕齐方士，很可能也受到了《吕氏春秋》论述养生与国政关系并倡导虚君政治的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听从卢生建议：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材料中有两方面的信息值得注意。其一是卢生和秦始皇效法的仙人也称作“真人”；其二是人主需要隐藏行迹，真人才会与人主相遇。这套说法乍看之下有些古怪，比如“真人”的名目从何而来呢？如果只是方士随口说说，恐怕以始皇帝之明，也未必全盘接受。实则“真人”是黄老说中常见的用语，而黄老凭借《吕氏春秋》，早已成为秦国迎接天下一统而确立的统治理念了。《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被归于“杂家”。胡适论述《吕氏春秋》的特点说道：“这种‘病万变，药亦万变’的思想，正是司马谈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道家要旨。”他认为《吕氏春秋》“是《汉书》时代所谓‘杂家’，这便是《史记》时代所谓‘道家’”。（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1页）此说极富前瞻性。如果进一步讨论，《吕氏春秋》其实是“黄老道家”。《吕氏春秋》遵循时令治国，其中时令与国政紧密联系，国政之轻重缓急随时令变换而各随其谊。黄老学说重视养生与国政相连，用养生譬喻治国，这一特点同样存在于《吕氏春秋》之中。《吕氏春秋》中的三春纪，最能体现养生与国政之间的联系。《仲春纪·情欲》称“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明白地将治身和治国联系。同卷《贵生》载：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材料同时包含了“养性”和“贵身”两重意涵。而“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的主张，又是肯定善养生者善治国的论调了。类似的论述反复出现，实质上将结论指向《审分览》开篇之义：“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设计的政治蓝图中，身体和国政，可以说是核心内容之一。诚如《序意》所论“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本书意在效法黄帝治术，沟通天地人，顺时则之序，成人事之功。《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载商汤问伊尹欲取天下何者为先之事，假托伊尹之口陈说养生与治国的关系。伊尹口中善养生者唤作“真人”，与方士卢生口中的仙人同名。仙人的初级阶段，可能就是“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的长寿之辈。卢生所谓的“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或许是仙人的高级表现，与《吕氏春秋》所载为同一事物的两个层次。秦始皇能够接受卢生的建议，与他具备相关知识背景有关。卢生的真人和《吕氏春秋》的真人称呼相同，秦始皇自然不会怀疑。人主为见真人需要隐匿行迹，秦始皇为此大修宫室，甚至反复出游，也可以在同样的背景下理解。《吕氏春秋》用了一些篇幅描述隐匿行迹的妙处。《审分览·勿躬》描述的圣王之德，有“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之谓。“莫见其形”之际就是“精通鬼神”之时。秦始皇对此不会陌生，接受卢生让他隐蔽的建议也没有多少障碍。不过，《勿躬》随后提到的“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立足点在于善养生而国政成。虽然人主养生隐形，有“百邪自正”的功效，却远非卢生所谓“辟恶鬼”可比。而且，卢生建议秦始皇隐匿行迹，最初似乎是从专一精神减少欲望的角度谈的。《管子·心术上》有清楚的记载，如在前文引用的“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之后，又提到“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扫除的“舍”是心，而不是真正的宫室。心可以比喻成“舍”“馆”“宫”是黄老学说的常识，根本的意思都是建议人应该减少欲望。卢生和秦始皇都将“宫”理解为实际的宫室，导致了在实践黄老之术上出现了偏差。进一步说，《吕氏春秋》和燕齐方士都意识到了养生的重要性，并在宣传“真人”般的生活方式上提出了类似的见解，是因为二者均生发于黄老学说，同源同根。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方士们强调的是求仙之用，关注于模拟真人的生活方式谋求长生，侧重于技术层面；《吕氏春秋》则强调通过模拟真人，将养身体生命，获得对治国的高层次见解，强调的是养生之体，侧重于理论层面。理论与技术体用有别，如果特别倾向于技术层面，就会将《吕氏春秋》代表的黄老学说对养生的考虑庸俗化。养生变成单纯的生命追求，养生之后带来的善治国政，善抚黔首的宏大关怀完全被消解了。秦始皇的求仙活动既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影响，又是对《吕氏春秋》的反动。《吕氏春秋》倡导虚君政治，主张君主专一精神，并由此体悟国政要道。虚君政治的运行，需要君主选择贤能人才奉法而治。秦始皇以后的政治，在两个方面都有所实践。他本人热衷于求仙养生之道，即位之初便“委国事大臣”；长期巡行天下的过程中，政府的日常事务，可能也是委托留守于咸阳的丞相完成的。不过，秦始皇既不能虚己节欲，又不能放权臣下。在前者，他将《吕氏春秋》倡导的养生，理解为长生。或者说，黄老学说描摹的养生与国政之间的关系太过微妙，不如单纯地追求长生更易于把握。于是秦始皇将养形治国的“真人”，混同为长生不死的“仙人”。在后者，秦始皇也将君主控制臣下之术，理解为求仙隐形之术，忽略了君主隐形要道在于减少欲望，而非完全潜藏身影。而且他个人贪恋权势，无法做到真正的委政于下，使虚君政治名实两亏。汉初君臣对美好外在的认可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奉行与民休息的国策。曹参继萧何为相，将他在齐国学到的黄老之术推广至汉廷。此后文帝、窦皇后等汉初君臣都好黄老之学。刘邦和萧何恢复生产、与民休息的国策，是黄老之术的具体体现。但是对于汉初是否延续了黄老学说中将养生与治国互重的观点，学界似乎没有明确指出。这时，李零先生的意见就值得重视了。他认为，“汉初，虽然黄老主要是刑名法术，但当时也包含其他两类内容。如整个西汉，抽象的道论和神仙方术都很发达。当时学黄老者差不多都有两面。”（李零：《说“黄老”》，《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刘邦军功集团的元老们，对于养生与国政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但是他们或许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对身体状况和命运的关系有所信仰。近些年来出的秦汉简牍帛书中，有大量关于养形炼气的记录，也有相面相骨的记载。配合传世文献，可以发现秦汉时期的普通民众拥有相当丰富的精神世界。《史记》中记录了大量汉初人物外貌丰美，形体长大的事实，而且这些人物往往有黄老背景。他们对于生命长度和质量的直观期待，虽然未必与政治相关联，也一定是务实的。养生与国政的关联能够被刘邦等人顺利接纳，与他们长期沾染此类风俗有关系。《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长美色”，他的岳父就认定“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民间对于外貌和命运的联系由此可见一斑。陈平曾提过“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所谓“不阴谋”的道家言，见于《十大经·行守》之“阴谋不羊（祥）”和《十大经·顺道》之“不阴谋”。看来陈平本人，就是黄老学说的践行者。周勃、灌婴在统一战争时向刘邦诋毁陈平所谓“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从侧面表明刘邦也同样看重陈平之貌，相信他有治国之能。将形貌与才能联系，应该是对黄老道家将养生与国政联系的粗浅回应。以客从攻南阳的张苍，一度坐法当斩，解衣伏质时，因为“身长大，肥白如瓠”，王陵见而怪其美士，建议刘邦勿斩。汉初军功集团对于美好外貌的尊重、向往甚至迷信由此可见。刘邦晚年，欲换太子，张良建议吕后延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据说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侍立于太子左右，令刘邦心生“羽翼已成”之感。至于张良本人，辟谷求仙，欲从赤松子游，本就是黄老道家的信奉者。特别是《留侯世家》最后，司马迁提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同样可以认为是养生之功效。至于司马迁本人深受黄老道家影响，对张良的形貌，怕是有直观的体会和向往。文帝时直不疑，好黄老言，称为长者，同样貌美，直至有人诽谤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汉初用人，亦颇重视男子相貌身形，这与黄老治国理念的关系恐怕不无关系。张苍本人也擅长养生，据说他年老时，“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余岁而卒”，与黄老家的追求吻合。汉武帝尊奉儒术，但是他毕竟也曾学习黄老学说，并在深受黄老之风浸染的家庭环境里成长。甚至他在位期间多次求仙的举动，同样可以看作秦始皇求仙的余绪。深得黄老真传的汲黯批评他“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论引得武帝勃然大怒，恐怕不仅仅因为汲黯批评他内外不一，更是触及了他们共同分享的知识背景中的更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不能节欲，便不能成为真人，非但不会长生久视，治国也会失败。对这些问题的恐惧，应该是武帝愤怒的根本原因。尽管儒学在汉武帝朝兴起，黄老不再是王朝标榜的治国方策。不过从汉代以后的政治情况看，黄老学说虽然隐居幕后，但却从未退场。它是庙堂上限制各方势力，节制君主权力的准绳；也是宫廷中追求个人欲望，探索生命与治道关联的护符。因“道”之名，黄老学说为种种悖反的行径提供解释。在它的庇佑之下，个体生命有了群体关怀的意义，国家命运也维系于统治者的精神境界和身体状况。中国古代政治的那些幽隐、荫蔽、吞吞吐吐又欲说还休的关窍，或许都与黄老学说介入早期政治文化的这段历史密不可分。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曲柄睿战国时的秦国，尚无后代“官”和“吏”的区分。今天所有我们称之为“官员”的人，彼时统统可以叫做“吏”。“吏”就是处理各种行政事务的人，担任“公务员”的行为叫做“为吏”。还有一个常见的词汇叫做“吏民”，放到今天就可以称作“干部群众”。至于“官”这个字，在当时更多的指代机构。秦国的行政工作统统由吏负责，故而吏的责任非常重大。《为吏之道》“为吏”有一套规范手册，用以说明做官的种种需要注意的事项。当然，主要是从行为准则的角度而言，讨论的是一些相对宏大的问题。最早被发现的秦国“公务员规范手册”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为吏之道”这个名字是整理者给这套文书起的名字，其由来有据。文书的开篇就是“凡为吏之道……”，说明秦人本身也将为吏的规范称之为“道”，这表明秦人对“为吏”非常重视，并将之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老子说，天地之间有四大，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也有说王亦大的）。无论如何，“道”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为吏有道，则行事有据，在日常行政中自然多了几分裕如与从容。▲睡虎地秦墓竹简在秦国做公务员，有哪些规范需要遵守，又有哪些规矩需要注意呢？诚如前面所说，《为吏之道》陈述的都是一些担任公务员的基本准则，也就是特别宏大的道理。这些标准定得非常高，而且混杂着各种美德，已经大大超出了日常行政所需，甚至接近或达到了圣人之道的程度。《为吏之道》一上来便提出了担任公务员需要“精洁正直、慎谨坚固”，这是对道德品行提出的要求，乍看之下，这两条标准尚且不难做到。接着《为吏之道》提出，公务员需要“审悉无私、微密纤察”，说的是在执法或者行政过程中，要做到心明眼亮，大公无私——要求等级陡然提升了。再然后要“安静毋苛，审当赏罚”，说的是公务员不能太苛刻，审判要公正。反过来说，在秦国做公务员，要是想苛刻或者在审判中做点手脚，那真是太容易了。紧接着的要“严刚毋暴，廉而无刖”，是要行事正直还不伤人。在上一条要求中，《为吏之道》刚提出公务员得做到“安静”，下一条就要求他们“严刚”，对同一个人要求两种相对矛盾的脾性，真是有些苛刻了。这其中微妙的法度，的确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摸索。单看前面说的这几条规则，就能感觉到秦国公务员的要求不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高。在秦国做公务员不仅需要满足上面那些针对工作的要求，在日常的生活中，精神面貌方面也得相当过人。比如下面这几句：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这几句是对公务员本身的要求，让他们得做到生气的时候能笑起来，快乐的时候能悲伤下去，聪明的时候能理解笨人，强壮的时候也能衰弱下来，勇猛的时候要能屈服，刚猛的时候得能温柔，仁慈的时候要能忍耐。这么看，公务员本身不仅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更要能在各种精神状态中随意切换、能屈能伸。我们一般的社会经验是，类似的规定性的文本越高级，其内容在实践中往往越缺乏弹性，也就越没有执行的可能。我们常说秦法严苛、秦国对百姓不是很宽容。如果看看他们怎么对自己的公务员队伍，或许我们觉得，他们的确做到了一视同仁。在秦国做公务员有这样一些具体要求。《为吏之道》上提出，秦国官吏对孤贫老弱的人要经常抚恤，对乡里的豪强要勇敢打击，对农田水利要及时维护，对官府的门锁要随时检查，对道路台阶桥梁渡口要随时平整，收发文书要及时妥当，政府的各种公物包括财物、器物、粮食、甲兵、印信等等要随时检查，关注管辖范围内的各种园囿，注意积肥，还得经常参与老百姓的生活，看他们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变化，等等。这还不包括遇到盗贼或者战争等突发状况，公务员还要相机而动、临时处置。做到这么多，秦国公务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这些都是秦国公务员分内之事，只有照章办事罢了。不过《为吏之道》也明确指出了秦国公务员的赏罚之道，何种情况下当赏，何种情况下该罚，在文本中也记录得清清楚楚。公务员做的好，有五种表现，被称作“吏有五善”。分别是“忠信敬上”“精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几条要求都很具体，做到了就能得到“大赏”，也就是好的奖励。做的不好，被称作“吏有五失”。说是五种，其实是十五种。看来禁条远比奖励更为丰富、细致。其内容大致包括奢侈超过限度，骄纵自满，不请示领导擅自裁决，以下犯上，不尊重人而重视钱财。还有，见到老百姓很倨傲，不认真“打卡上班”，工作时只给自己捞好处不干别的，接受长官分配的任务也不恭敬，只顾自己家里不顾公务。再者，就是不清楚自己该团结谁，该如何管理，做事没有条理，说得多做得少，经常议论领导。要是反了这几条禁令，早晚会受到严惩。总结起来，做的好的表现，无非就是对长官要恭敬；做的不好的表现，核心就是不尊敬长官。虽然《为吏之道》提供了很多规定，只要把握住一条核心——和领导搞好关系，就能有好处（起码没有坏处）。用简文中的话说，即“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上下各安其位，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统治秩序，就是大治的保证了。《为吏治官及黔首》类似的官场规则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宣帝时有个叫陈万年的人，靠着对汉宣帝的外戚们殷勤巴结，大把花钱，在丞相丙吉病重之际，去探望照顾得到了赏识。等到皇帝来询问丙吉，身后之事可托付谁的时候，丙吉就推荐了陈万年。陈万年后来也生病了，担心自己快不行了，把儿子叫到床前，翻来覆去地嘱咐，一直说到后半夜。儿子瞌睡了，头撞到屏风上，自己吓醒了，陈万年也生气了。他强撑着病体要揍儿子，大骂道，父亲教导你，你不听，反而睡着了，是什么道理？儿子叩头道歉说，我已经听懂父亲大人的意思了，就是教我谄媚啊。听了这话，陈万年就不吭气了。——一个“谄”字，真是说透了秦汉做官的要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秦简中还有一套《为吏治官及黔首》，这篇的篇题是简背自题，确定是古人拟定的片名。这段材料很明显能和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对应起来。在《为吏治官及黔首》中同样能看到“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的记录，和《为吏之道》的记载基本一致。这么看来，秦国对自己的公务员形成了一套统一的标准。无论其所用篇目的名称是什么，大致的规范基本是稳定的。这反映出秦国的行政体系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标准化管理模式。除了此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进入公务员队伍需要接受法律和文书方面的训练外，他们还需要接受统一的“宦学”训练，也就是要在思想层面上实现趋同乃至统一。秦国公务员的规范手册还体现出了两个明确的指向，其一是训练公务员队伍，其二是训练民众。前面说的都是训练公务员的内容，至于训练民众，在上述两个文本中也有迹可循。比如《为吏之道》提到，“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此论建议公务员以身作则，不是管理民众，而是引导民众。类似的句子还有，比如“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安而行之，使民望之”。《为吏治官及黔首》还说过“欲人爱之必先爱人”“欲人敬之必先敬人”，做到这些方面，就能实现“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忧，从政之经”的境界了。实际效果秦国要求公务员为民表率的情形，和史书中记载的情况不太相符。究竟哪种情况是真的，恐怕不是现在应该执着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为什么秦国有着明确的安抚百姓的条例要求，但是在后来统一战争中新并入秦国的百姓并不是那么认同秦国。有两条材料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其一见于《荀子·议兵》。荀子到过秦国，他对秦国百姓的生活做了如下评价：“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国的土地很狭小，而刑罚又很严峻，百姓的生计很是艰难。胁迫百姓当兵打仗，让他们潜伏在秦国独特的地势中寻找战机，用赏赐引诱他们，用刑罚威胁他们。这样的士兵，回去种地没有好处，只有作战一条出路。所以秦人是天然的士兵。荀子说，“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这话是包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评价。普遍来说，百姓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从君主那里获得好处。专门而言，这一点在秦国体现得特为明显。所以秦国“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按照荀子的说法，秦国老百姓自商鞅变法以后被规训得习惯了，已经适应了军功爵这一套办法。秦国再怎么用严刑峻法管理他们，他们也能接受。这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一种积极的状态。另一种材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解巨鹿之围，大破秦军之后，曾经俘虏了二十余万秦国士兵。楚军和这些秦国俘虏互相不对付。司马迁描述其状况是“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看来诸如《为吏之道》一类的文献虽然规定了秦国公务员要爱护百姓，为民表率，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把东方新占领地区的百姓看作自己人。这么一来，秦吏便将秦法中苛刻的部分变本加厉地使用在东方戍卒身上。本来东方人来关中，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和体面的对待，他们对于秦的认同会逐渐加深的。无奈大量的秦国公务员目光短浅，做不到“安之行之，使民望之”，如此也就达不到“百事既成，民心既宁”的状态了。后代这种专门教人做官的书被称作“官箴”，随着各个时代行政事务的分类不同，内容也愈加细致繁杂。其作用不光在于教导公务员办成事，也在教导公务员不要惹上事。比如在秦朝曾经担任过基层官吏的萧何，尽职尽责，但是也被公务员的规范束缚住了。后来天下反秦，沛县要推举人挑头。萧何担心，起义失败了以后被追究，所以推举刘邦主事。这倒是能看出来，听话太久了，自己就没有什么独立负责的精神了。既想得好处，又想不粘锅，恐怕是《为吏之道》之类文献教育带来的副产品吧。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曲柄睿考编与考公，是今人生活中一种非常具有稳定性的追求，古人亦是如此。“世卿世禄”到“以吏为师”古代社会人分四类，士农工商，排在第一位的是士人，也就是读书或者做官的人。虽然说学而优则仕，然而在历史早期，做官倒不一定凭借考试。春秋时期有所谓“世卿世禄”一说——一个人能不能做官以及做什么官，并不依赖自己的能力，而是依赖血统。简单来说，你爷爷做什么官，你爸爸就做什么官，你爸爸做什么官，你就做什么官。《公羊传》曾经记载“世卿非礼”，看起来是对世卿世禄现象的一种批评。而批评世卿世禄，恰恰说明春秋时期世卿世禄的情况太普遍了，几乎成为所有诸侯国人才更迭的基本模式。世卿享受世禄，虽说其中并非都是草包，但是照这样子“近亲繁殖”，有本事的卿士大夫肯定越来越少。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是用人陈陈相因，没什么新鲜血液加入；另一方面，有些不能做官的人，却接受了教育，在生活中锻炼出了能力与才干，他们又迫切地想要加入到官僚队伍中来。人才和职务不匹配的矛盾愈演愈烈，简直到了不容水火的地步。要想解决这种矛盾，单靠人才努力是不够的。历史趋势的大变革与大转折，彻底带动了人才任用的新局面，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到来。战国时代是诸侯力政的时代。因为战争的需要，人成了宝贝。毕竟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消耗，无论是统帅还是士兵，都在迅速新陈代谢。战国时期的几个主要国家，诸如魏国、赵国、秦国，都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其中统一意志最坚决的秦国，对人才的渴求最大。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军功爵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种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秩序，建立起了一种人才进取的新途径。史书中讲述的多数人物，都是在军功爵体系中获得一份出身的人。不过秦国大量的公务员，也就是当时惯常称作“文法吏”的那批人，他们如何进入官僚队伍，如何获得晋升，要掌握哪些知识，需要依靠史书和出土材料的相互印证才能予以呈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斯。李斯本来是楚国人，做一名郡小吏。他在厕所看到老鼠偷食，见到人来了连忙吓得躲起来；而他去仓库的时候，发现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肥贼大胖，见到人来了，一点也不怕，胜似闲庭信步。李斯恍然大悟，原来人不就和老鼠一样吗？本事都差不多，全看所处环境如何。于是他马上就去向当时最大的学问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告诉荀子，天下的机会在秦国。我要是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真就不是有本事的人了。李斯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做“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个话可以看作很多人加入官僚队伍的基本情绪。▲《大秦赋》中的李斯后来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将各种非法家学派的书籍都收缴了，人们要是想学习知识，就到官府来，找官吏来学习。这叫做“以吏为师”。以吏为师就牵扯出秦国自身培养官吏的基本方式。并不是李斯到了秦国之后，秦国才知道以吏为师，而是秦国本身的公务员培养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人想担任官吏，就得向官吏来学习如何担任官吏。法律知识在秦国担任官吏，基本学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法律知识，还有一个是文书行政知识。在秦代，这套知识就是在官府工作的过程中学习来的，以吏为师就是一方面学法律，一方面学文书。法律知识可以说是囊括生活中绝大多数方面。1975年，湖北云梦发掘了一批秦国墓葬，其中编号为M11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内容都是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等。十八种秦律十分详细，有规定农业生产的《田律》，规定仓库储存的《仓律》，规定货币流通的《金布律》，规定官营手工业运作的《工律》《均工》和《工人程》等等。M11墓主人喜的身份就是基层文吏，他将这些法律文书随葬，说明他很可能生前使用过这些法律。和今人不一样的是，今人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大量了解法律知识。即便是公务员，也只是对本行当的知识有所了解。喜则不同，一方面他对几乎所有社会生活触及到的行当的相关法律，都有所涉猎；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以非常精美的文字抄录，说明他很珍视这些法律。这种情况就值得玩味了。过去常说，秦国以及秦朝都是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所以招致了民间的不满，这种情况当然是实情。不过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出发，他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热爱又是发自内心的。抑或可以由此推知，整个秦国的公务员培养中，“以法为教”并不是空话，反映出当时公务员分职尚处于萌芽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秦及汉初的乡官一般叫做“乡有秩”和“乡啬夫”。有秩指的是官员从政府收取俸禄，啬夫则是上级派驻机构的长官名称。换句话说，秦汉之际的基层官吏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职务分工，大致处于一种无所不统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基层公务员需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种法律文书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北京大学的陈苏镇教授指出，“汉承秦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文法吏制。具体来说，汉朝既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也继承了执行法律的官僚体系。出土的张家山247号墓汉简中有一套《二年律令》，这套材料被判定为可能是汉初吕后时期的法律。纵观《二年律令》可以发现，汉初法律完全继承自秦律，几乎没有改动。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好理解：刘邦以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多数都没什么文化，让他们自己建立起一套法律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萧何这批汉初的文官制度建立者们，本身都在秦朝做过官吏，他们对秦律很熟悉，所以就拿来照搬了。《汉书·刑法志》称作“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文书行政知识法律需要用文书予以执行，秦汉国家运作的核心就是文书行政。这是公务员必须掌握的知识了。文书行政的知识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文书的撰写，诸如用固定的格式书写，用标准的字体书写，另一个是文书的传递和收发。今天的公务员工作中，这两部分都有专门的课本加以讲授，在古代应该也不例外。《二年律令》中有个《史律》。“史”虽然是历史的史，但指的却不是历史的意思，在古代，“史”指的是撰写文书的人，故而“史”可以看作所有古代公务员的本职工作，亦即处理文书。《史律》讲的是如果要具备撰写、制作文书的能力，需要受到哪些训练，做点什么准备。这个准备工作令人望洋兴叹。跟随官吏学习的学生叫做“史学童”，他们得认识五千个字，才能成为“史”。这五千个字，不是只认识当时通行的小篆一种字体，而是要认识八种字体。这八种字体按照《说文·叙》的记载，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算下来，相当于需要认识四万个字了。光是认识字还不行，隔几年他们还要参加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高低推荐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史律》，说萧何最开始规定了汉朝公务员学员的基本条例，要求每个史学童得认识九千个字，每个字要掌握六种古今字体，分别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如果按照这个版本的记录，在当时想成为一名初级公务员，就得认识五万四千个字了。当然，古籍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比如“五”和“九”这两个字就可能抄写讹误。所以不妨给他们减减负，就当在秦汉时代担任公务员，起码认识五千个字。据说现代人只要掌握三千个汉字，就能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了。当然要往前数几十年，如果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文盲了。和秦朝公务员比较起来，今人的识字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史”是秦汉最基层官吏的基本称谓，几乎所有人为吏的进身之路都是从“史”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朱腾教授指出，在秦国的中央和郡县各个层面中，大量的史官存在是其官僚体系的常态。秦国的公务员之所以如此重视识字，与它以文书行政规范所有的行政事务的上传下达有关系。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收录的《内史杂》中记载了这样一条法律：“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规定很清楚，所有的行政事务都要落实在文字层面，口头传达死无对证，后面追究责任没有凭据。秦国重视文书，目的在于将人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保证命令的有效传达和落实。另一个原因是，秦朝虽然已经实现了“书同文”，不过毕竟文字应用的场合不同，所需字体也不一样，而且秦的官吏还要处理前代遗留下的文书，不认识此前的六国文字也说不过去。这些情况都要求秦吏必须既掌握大量的文字，还要掌握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懂法律，会写字，是不是就能担任一名合格的公务员了呢？也不完全是。因为公务员还得熟悉一套文书行政的规矩。比如说，中央下发的文书，传到郡里，某月某日传到的，收到文书的人要登记，然后他抄录一份继续向县里传递。同时，他还要写一份回执发回中央，注明本郡已经收到了这份文书，而且向下传达了。县接到郡传来的文书时，还要重复上述流程。整个秦国以及秦朝的行政机构被一个文书网络编连起来。里耶秦简中有几条关于任命典和邮人的文书材料，可以用作类似文书传递方式的例证：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伍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J1⑧157正面）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又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欣发。壬手。（J1⑧157背面）这段材料大致的意思是，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甲午日，启陵乡的乡啬夫行文给迁陵县，请示能否任命成里的匄和成两个人担任成里典和邮人。正月丁酉日，迁陵丞昌批复启陵乡啬夫，启陵乡的成里已经有里典了，不能再设立一个，所以安排匄、成两个人同时担任启陵邮人。除了启陵乡啬夫、迁陵县丞和成、匄四位主角之外，材料中还有气、冉、欣、壬几个边缘角色。他们是什么人呢？这时就要考虑下简牍的形制了。这条简的正面是启陵乡的请求内容，是上行文书；背面则是迁陵县的批示意见，是下行文书。如果从县里的下行文书已经发出来，怎么又会在同一条简上出现呢？所以可以判断，这一条简是保存在县廷的文书抄写副本。具体的流传是：启陵乡发出的文书在正月丁酉日早上食时送达县廷，传送人是隶妾冉。县廷的某史欣启封这封文书，交由书手壬登记，以示签收，并将文书原本送给县丞昌处理。县丞昌处理完毕，令人于当天日中将批示原本送回启陵乡，送回之前又让书手气继续抄录了自己的批示副本，以示工作流程完毕。一份简单的关于人事任命的文书，牵动起县乡两级数人共同参与。足见秦国的基层行政规模和行政效率。当我们观察秦代地图时，看到的是郡县和交通线。实际上在物质形态的交通网背后，还有一个同步存在的、同样繁盛热闹的文书交通网。不仅如此，秦汉公务员头脑中也要有一个文书交通网，明了自己发出的文书到了哪里，自己收到的文书是从哪里来的。一旦轻忽，罪责不浅。可以想象的是，秦朝的驿道上每天都奔走着传递文书的邮人。各种文书根据不同的等级和急迫程度，还会选择不同的传递方式。比如最“刺激”的传递军情的文书，送这种文书的人叫作“奔命”。对比古希腊马拉松诞生的传说，就能很直观理解奔命的意思了。如果对秦国公务员的基本修养做个小结，可以说学法、识字、通文书，是他们要掌握的基本工作内容。无论是最基层的官吏，还是最高层的相国，日常行政中处理的公务大致不外乎这些内容。工作责任不仅重大，其形式和细节又堪称繁琐。秦国公务员的晋升空间也谈不上有多么宽敞。想来，他们也很艰难，应该也是在自己的日常行政之路上奔命吧。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柴念东写一篇关于启功先生的文章，是我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那时第一手材料少。近些年在整理柴德赓的资料时，积累了一点与《启功口述历史》（以下简称“《口述》”）相关的材料。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一直不敢动笔，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写。启功先生确实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老人去世时，新华社通电：“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这里五个学问家，一个亲密朋友，六个社会职务，档案所在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写过文章，讲启功先生是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教授，他有政协常委的头衔，和北师大校长平起平坐。启功先生的这些名誉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一般人有其中一个都终身受益。启功先生有很多学问，通晓、精深的学问太多了，以致高高在上，无人敢去触摸。几年前北师大的一位知名教授跟我讲：“启先生的一些话，对柴先生很不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圈外的人不知道。我们不好写出来。”言外之意，你柴念东是否可以写写。我想我没有影响力，有护短的嫌疑，还会招来那些“在我心中，只有启功”粉丝们的攻击，因此我想还是不写。但是有些事情不写，就永远地留在大家的惯性思维当中。我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把评价启功先生和评价他的文章分开。我不是学者，准确地讲不是“启学”的研究者，启先生的学问会有专门人研究。启功先生的为人，和他接触过的都盛赞不已，我想也一定没有错。我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是将《口述》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部分列举出一些我找到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一我是什么时候初次见到启功先生，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事我记得很清楚。1964年12月31日，那天柴德赓（我祖父）带我去小乘巷甲21号，这是一个独门独院，大门朝东，一个很小的木门，一排北屋，南屋三小间，这就是启功先生的家。我们进南屋，屋子里生着火，一张书桌，大床靠西墙，南墙有几个木书架。柴德赓和启功先生两人长谈，说笑，又是翻书，又是写字，谈论得相当热烈，而我坐在炉子旁烤火取暖，翻看画报，什么内容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呆了很久。出门往北是南草场胡同，一直走到马相胡同电车站，站牌上淡黄下浅蓝，和电车车身颜色相同，马相胡同站有7路和11路电车可乘。给我很深记忆的是，这里是西直门内大街，那时西直门还有城门，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自西往东开过来一辆7路电车，车前面有7路的车牌，晚上灯箱亮着，下面还有两行字“本车末班，招手上车”，告诉市民现在很晚了，再往后就没有车了，这个车是末班车，只要在路边挥手就可以停下，方便上车（北京公交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11点），不一定在车站等车。柴德赓和我就站在路边等着，挥了一下手，电车果然会停下，我们上去，五站到东官房。这个时间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是因为那天是1964年的最后一天，我来北京后的第一年末。到家后，我们等收音机里面的新年钟声“滴滴滴滴嘟”。这是我第一知道“熬夜”这个词，那就是嘟声一响，进入了1965年。等我再去启功先生家，就是1975年。那年受我祖母陈璧子之托，请启功先生为柴德赓写一个墓碑。启先生照办了（此碑文墨迹保存至今），写好寄到水碓子的陈璧子住所，并附一信。信文如下：尊敬的陈先生：忍着眼泪写了青峰兄的墓碑，也不管好坏，总也算个纪念吧！写了两个样式，请选择，如全不合适，请示下再写。还有什么客气吗？纸特意用薄纸，刻石时可以贴上即刻，不必再钩了过到石上。承十分关注，我的病。不能用什么感谢字样，只有“心裹分”了！（这是北京土话）弟近时血压高起，却有降下之势，只太慢而已。恍惚的厉害，不去管它！您每天下楼锻炼，足见健康增近，十分可喜！深夜了，不多写，余容续呈。即致敬礼！小弟功谨上卅日启功先生的信写于1975年，大致月份是五六月。陈璧子收到启先生所书墓碑后，前往苏州，安排刻石立碑事宜。此处插一句：柴德赓1970年去世后，因未“解放”，仍属于“三反分子”，公墓不准安葬，于是将其骨灰安葬于王丽英（陈璧子的学生）家的自留地里，而一直未敢立碑纪念。1975年夏天陈璧子南下，首先要和江苏师院交涉柴德赓的政治结论附带抚恤金问题，请舒芜代写了申诉材料。当时舒芜刚从湖北咸宁干校释放回京，二话不说，写好与陈璧子商量后的定稿。陈璧子到苏州也想给柴德赓坟头立碑，下葬五年仍无立碑，这是陈璧子的一个心愿。陈璧子从南方回来后，带回碧螺春一包，遣我给启功先生送去，面谢写碑之劳。我去的那天，正遇黄苗子在座，启功先生相互介绍，“这是，那是”。黄苗子给启功先生刻了一方图章，启先生很是喜欢，把玩不舍。借此登门机会，我向启功先生请教了书法入门问题，启先生取出一本颜真卿《多宝塔碑》，当场让我拿毛笔临写一个“多”字。天呐，这个字太难了，笔画都是斜的，写得歪歪扭扭。启功先生说，说：“回去照着字帖写，一个月后再来交作业。”我只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上过大字课，当时的老师是杨炳吟，特级教师，在北京的中小学里面有特级教师称号的不过42人，小学不过几人，而第一实验小学就有两人，一个是柴德赓的同学王启贤，另一个就是杨老师。后来遇到“十年”，所有的学习中断，我的毛笔字水平就是小学描红模子的底子，写了一个月没有敢去交作业。正好陈璧子从南方带回一本《灵飞经》（线装本），临写这本，觉得容易掌握，不料误入歧途。真可惜，耽误一个跟大师入门习字的最佳机会。1978年以后，大家都忙了，失去读书机会的开始上大学，干校劳动的长辈都回到学校继续任教，我们家和启功先生的来往渐疏。此时，启功先生地位逐步上升，不但失去的迅速补上，且职务增多，如日中天，启功书法，横贯京城，再想求启功先生写字已经难上加难，但启先生给挚友柴德赓家后代还留有面子。举两个例子：1982年北师大80周年校庆，启功先生为校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校庆期间，各届旧生登门问候，顺便求字一幅，合情合理。但师大校办做出规定，登门者一律不可言求墨宝，以保证启功先生的作息。柴令文（柴德赓之女）为北师大地理系1958届毕业生，参加校庆活动时，到小红楼6号问安“启伯伯”，当面提出求书法之求。启功先生说：“现在不让写，你明天早上早点来。”第二天柴令文8点就去敲门，启功先生早已写好，地上放了四幅，均无上款，启先生说：“你说，都写给谁吧。”不一会儿写毕，钤印。我得到一幅，上款为：“念东同志留念”。内容：“白日依山，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柴令文请回四张条幅，其余三张上款是：令文、邦衡（柴德赓次子）、金平。▲启功书法柴君衡（柴德赓三子）未得到启先生的字，他更有高招：“学校不让写，我把启先生请到家里写，校办就管不着了。”乃用车接启功先生到永安里。摆好写字案，准备纸笔，磨好墨，启先生举着笔说：“先写谁的？”柴君衡念道：“耀平（柴德赓长子）、董予舒、柴小青、姜兆春。”启功先生挥笔一就，那天我做了家常菜，留启先生便饭，后送先生回师大。这两件事，说明启功先生对柴家人网开一面，特别关照。柴家第二代是启功先生从出生就看到大学毕业、组织家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有“启伯伯”身影。因此，他对于柴家人是有求必应，无视学校的那些硬性规定。在柴家，唯一敢和启功先生开玩笑的是柴君衡，两人见面，无论什么场合（哪怕是在会议上），都要行旗人抱见礼，并且还要一手垂下，单腿前屈，启先生也是如此认真地回礼，在场的人都会大笑不止。另外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柴君衡去看望启功先生，门口挂一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柴君衡摘下字条，贴在自己前额，推门进去。启功先生正在午睡，柴君衡上去刮启先生的鼻子，他睁开双眼：“小毛（柴君衡的家名）拿下来吧，那是写给别人看的，你例外，快坐。”1986年陈璧子因病去世，1987年柴德赓与陈璧子合葬于八宝山公墓，启功写了墓碑及墓志。1988年柴德赓诞辰80周年，启功为《柴德赓教授纪念册》题写书签及题记。到了九十年代，家里人和启功先生见面机会较少。只有柴邦衡每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会和启先生见面。启功先生是常委，坐在主席台上，散会后，柴邦衡会登台与之合影。启功总会叹息地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要不然他也应当在台上就座。”我最后一次见到启功先生是在刘乃和先生的告别仪式上（1998年）。放眼望去，挽联、挽幛都是“启体”，那时北师大会写“启字”的已经很多。告别仪式开始前，启功先生在第一休息厅。我们进去，一一与启先生握手（这是正式场合）。轮到我的时候，先生问了一句：“柴小青怎么没有来？”我说：“他在美国，没有回来。”启先生风趣地说：“奥，美国，克林顿不是来了吗？”启功先生是双关语，现在往来美国已经很容易了，不是吗？2000年我也去了美国。2004年听说《启功口述历史》一书面世，很轰动，其中有不少关于柴德赓的叙述。2008年回国后，我买了一本，认真地拜读，对启功先生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我只了解启功先生生活的一面，他甚至到过水碓子，参加陈璧子的告别式，是书法大家，注释过《红楼梦》，是我膜拜的对象，没有想到启功先生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我的好友俞宁教授与启功先生接触最多，在我的同龄人中应该无人能及。我曾跟他说，你可以写启功先生的传记。他说：“启大爷的传记不好写，不如写柴老先生。柴老一生有跌宕起伏，而启大爷连北京都没有出过。”这个特点，我以前没有想到，确实，启老先生北京土生土长，一口旗人特有的京腔，不是那种胡同土话。二2004年《口述》出版以后，名声大作，流传深远。治当代学术史和文化艺术者，不是人手一册，也都通读过，也是我这些年常要翻阅的书，放在书架的中央，回身就可以取出。《口述》不是我能评论的著作、名篇，要由专门治学术史、文化史的专家学者来做此事。一般的学者都会从《口述》里摘录历史信息，作为取证，以致《口述》成为《启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的底本，编《年谱》的同志照方抓药，这样《口述》成为工具书之母。曾有人根据《口述》改写成《史记》文体的“启功传”，有功力，但忘记了，史书的传是需要考证的。《口述》中提及柴德赓的名字27次，在此主要就《口述》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和第四章《我与师大》中关于柴德赓的评述做一些商榷、讨论，澄清一些事情。第三章第一节《三进辅仁》第一次出现柴德赓的名字是，启功被张怀从辅仁美术专科教师中刷下。按照《口述》的时序，应该是1937年夏季，记录于此：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世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口述》里面提供的信息是，启功此时已经和柴德赓很熟悉。先回顾一下，柴德赓进入辅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柴德赓还是北平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因没有生活来源，需要糊口。陈垣校长偏爱这个浙江籍学生，看他学习刻苦，生活无门，决定适时安排到辅大附中代课。1929年台静农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并兼附中国文课，1931夏，陈垣校长请假回新会，由沈兼士代理校长之职，同时安排台静农当校长秘书，附中的课正好有一个教师的空缺。陈垣校长便安排柴德赓接替台静农的课时，柴德赓代课两年，直到大学毕业。按照《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所列辅大附中《职教员姓名表》，《校史》仅有民国二十四年记录，有张鸿翔、柴德赓、牟传楷。《离校教职员表》台静农离校时间为民二十三年九月；启功离校时间民二十三年九月。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培育人才的方法，先教中学，再教大学，都要有这个试验阶段。《校史》美术学系主要授课教师中，启功任美术系讲师，讲授课程为山水、书画题跋、书学概论、书法实习。启功先生正式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是1938年，《校史》和启先生1958年自填《教师调查表》记录一致。启功在辅仁的几个时间段，《口述》与《校史》相吻合，即，1933-1934年在辅大附中，1935-1936年在辅仁艺术专科，1938年以后在国文系。1933年7月，柴德赓北平师大毕业，去了安庆一中教中学国文。当年12月25日，感到安庆不是做学问之地，写信给陈垣校长表达待家事处理毕，将皈依师门，跟随“援庵夫子”做学问。陈垣先生十分喜爱这个青年，这通四页纸的信札一直保留（现为我的好友王鹏所得）。因此，启功先生1933年入辅大附中，正好和柴德赓擦肩而过，所以启功一再说，在辅仁最初认识的是牟润孙和台静农。1936年，柴德赓、牟传楷入校本部史学系。按照《口述》所言，1937年陈垣校长通过柴德赓找到启功征求意见，假定事实成立，问题是“正中下怀”，柴德赓有没有可以安插的学生任陈垣校长的秘书？他任教史学系才一年，学生都是一二年级，哪有合适的亲信学生。其实后来成为陈垣校长秘书的是赵光贤，赵光贤1938年考入辅仁历史研究所，兼任校长秘书。柴德赓没有学生可以安插，当然也就不存在“正中下怀”之说。柴德赓的学生成为陈垣校长的秘书是有的，那是刘乃和。刘乃和1943年史学系毕业，她读本科是1939年，柴德赓教过她通史和历史研究法等课。刘先生对柴德赓一直执弟子礼，称“青峰师”，毕恭毕敬；称陈璧子为“师母”，即使后来她成为陈校长的秘书，成为陈门最后的入门弟子，也没有改口称谓。还有一个疑点，既然陈垣校长很器重柴德赓，按照刘乃和说的，师弟二人可以搬小马扎在书房里讨论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在“胡同”里现场翻书，印证。刘家和也讲过：“能和老校长面对面谈学问，只有柴先生有这样的待遇，在老校长的众多弟子中，没有二人。”从以上两个旁证说明，柴德赓不需要通过安插卧底来获悉陈垣校长的情况，掌握动态。如果说《口述》中所指，柴德赓想安插他的内线是刘乃和，未免有些时间对不上。刘乃和1947年历史研究所毕业，与郭预衡同班，二人在廊坊头条设宴谢师，柴德赓得到请柬一张，想必赴席。刘乃和研究所毕业后，担任陈垣校长秘书，后来柴德赓离开北京，通过刘乃和获悉老师的起居倒是有的，那是《口述》中的“安插”之后20年的事情。至于柴德赓是否问过启功先生，陈垣校是否问过启功先生，即使此事为真，不存在“正中下怀”和“安排一个人”的问题。1945年光复后，在刘乃和没有担任陈垣校长的秘书前，周祖谟也当过陈校长的秘书。启功先生两次离开辅仁，空档都是一年时间，这期间启先生一直在辅仁的教师朋友圈里活动，彼此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不应有猜忌和小动作。以上分析，一家之言。第三章第三节《辅仁逸事》中有一段关于“陈门四翰林”的叙述如下：当时文学院的年轻教师有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周祖谟等。这些人年龄差不多，至多不到十岁，之间可谓“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中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余逊比我大七岁、柴德赓比我大四岁，周祖谟比我小两岁。（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0-111页）关于这段，前面都没有问题，关键是“陈门四翰林”的排序之上。启功先生提到：“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3月3日《北京晚报》刊登过周士琦（周公子）的文章《辅仁大学陈门四翰林》，如下记述：旧京的辅仁大学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本世纪40年代在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他们是柴德赓、余逊、周祖谟、启功四位先生。当时的校长是历史学家陈垣先生。陈先生家中的三大间南房为书房兼客厅，而四位先生常常一同造访陈府，向陈先生问学，于是乎时人称之为“南书房行走”，有“四翰林”之美称。这源于清廷掌故，清宫之内有翰林院，饱学之士得以入选为翰林，于御前供奉者即称“南书房行走”，清帝于南书房与他们纵谈经史。柴、余、周、启四位先生为陈先生南书房之座上客，故有“四翰林”之称。周士琦没有写这篇文章前，在北京学者圈里，知道此事或者念叨此事的人已经很少了。《北京晚报》一登，有好事者会向启功先生求证，于是有了启先生的不满，他的不满情绪是梁山泊谁排第一把交椅问题。为此事，我给周士琦写过信，得覆：四翰林之排序，在下是按传统礼节，逝者为大排序的，当时前三位均已仙逝，故按辞世年代之先后为序，拙文中己写有先后辞世字样，即为明证。1999年写此文时唯启老伯健在！当然放于最后，因为逝者为大！回信很清楚，排序是按照先死者为大，柴德赓（1970），余逊（1974），周祖谟（1995），当时启功先生还健在，所以列第四。我想周士琦如果现在再写文章会考虑重新排序。其实，关于“陈门四翰林”的排序问题，陈垣校长有定论。▲辅仁女院开学，余逊与柴德赓在海棠树前1965年陈垣校长将收藏的汪中《临圣教序》手卷命启功、柴德赓、周祖谟各写一篇跋文，当时余逊因患中风，不能握管书写，因此只有三人交老师作业，后由刘乃和代陈垣校长书题：昔柴、启、周、余，人称陈门四翰林。今柴、启、周三人皆有题词，独阙余，盖余逊让之也。援庵吾师为词命书有学者看后，认为老校长用词讲究，“盖余逊让之也”为双关语，可断句为：“盖余逊，让之也”，即“余”谦逊，没有写，礼让了。如直接读成“余逊让之”也可，让之是余逊的表字。现在，这件文物由首都博物馆收藏。可以看到陈垣校长心目中有排序，启功先生应该知道，可能忘却。柴德赓在“十年”期间的材料中有过关于“陈门四翰林”交代，大概是最早落在笔端的此类文字。1936年秋，我进辅仁大学教书，当时余嘉锡是国文系主任，可是全校的普通国文课是校长陈垣自己管的。1937年以后余遜在历史系教课，也兼普通国文，我和余家父子见面就多起来。在抗战时期，辅仁大学新生数量增加，启功、周祖谟（现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来教普通国文，我和余、启、周都常和陈垣见面，沈兼士开玩笑地说我们四人是“四翰林”。关于“陈门四翰林”的称谓及次序以上几个文献能充分说明，因此启功先生不满意的地方不应存在，我估计启功先生没有看《北京晚报》，是听差了，传话者有点害人不浅。接着，《辅仁逸事》中有这样一段：柴德赓为人很乖巧，所以当我们淘气时，他总提醒我们千万别让老师知道。他对陈校长很尊重、很崇拜，也很能博得陈校长的喜欢。陈校长这个人有这样一个特点，特别是到晚年，谁能讨他喜欢，他就喜欢谁，认准谁，也就重用谁，即使这个人工于心计（这里的这个词不带任何贬义），或别人再说什么，他也很难听进去了。由于他能得到陈校长的信任，所以陈校长经常把自己研究的最新情况和最新心得告诉他，他也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介绍陈校长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他是校长的功臣。历史系主任一直由张星烺担任，后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陈校长便让柴德赓接任。后来据历史系人讲，有些人发起会议，当面指责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气得他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斗不过那些人，被排挤出辅仁，到吴江大学（后改为苏州师范学院）去任历史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得到平反而过于激动，不幸死亡。（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4-115页）这一段是对柴德赓人品的评价，“乖巧”即听话，并没有多大问题。1952年思想改造人人过关检查，陈垣校长也不例外。柴德赓保存的检查中有一篇《我和陈校长的关系》，站在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来看封建主义的师生关系。解放后，教育是党的，不再是封建的师徒关系。柴德赓作为一个跟随陈垣校长的学生，能二十多年（指做检查时）矢志不移，是很少有的。一般大学或研究所毕业，出去另闯天地，自立门户，而柴德赓始终把自己的学问放在陈垣校长学术之下，并且是“陈垣学”研究的开创者。如果说“工于心计”也对，他认准这个方向。翻开柴德赓的所有学术文章、著作，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从老师那里引申出来的。1945年始，张星烺患中风，造成偏瘫，史学系缺教授。柴德赓1946年8月回辅仁，任史学系教授，同年提升的还有余逊。史学系是陈垣校长的自留地，亲自参与教学安排，到1949年4月委任柴德赓为代理主任。1949年陈正飞从国家新闻署调入辅仁大学，他是记者出身，去过延安，采访过朱德，有红色春秋。当时全国都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转变运动，有组织地安排对教师的批评、批判。史学系学生提出要换系主任问题，学生一边倒地支持陈正飞。陈垣校长得知此事后，当然支持柴德赓继续担任系主任，说：“陈正飞一篇文章都没有，怎么能做主任。”一下子把学生压下去了。至于《口述》说学生发起会议，那是不可能的，学生是会议的参加者，发起的是谁，即使不说大家也都了解是谁组织的。柴德赓没有被排挤出辅仁。1952年思想改造期间，陈正飞做了检查，说他根本没有要争当系主任。而在批判柴德赓的时候，罪状之一就是“争系主任”。柴德赓系主任的位子是坐稳的，直到1952年院校调整时，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两边都有历史系，合并后的历史系主任还是柴德赓。从这看，《口述》在叙述上有些时空错乱。至于柴德赓去苏州，任教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那是1955年的事情，是另外一个故事。至少，柴德赓在北师大当历史系主任三年整。第四章第三节《“文革”时期》还有一段关于柴德赓的描述。苏州的外调人员到北师大找启功先生，要求交代柴德赓与胡适的关系，都进行了哪些罪恶活动。在柴德赓的交代材料里，有一份《关于听胡适报告》，那时启功先生已经“归队”，而柴德赓尚未“解放”。后来：不久听说柴德赓在苏州也被宣布“解放”了，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但真是物极必反、喜极而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柴德赓在得到平反消息的第二天竟突然死亡了。原来，头天晚上他太激动、太兴奋，和前来向他宣布归队消息的人彻夜长谈，内容可想而知，必定都是些表白、感激的话，勾起他种种往事，竟一夜未眠，当时他正在干校劳动，第二天他不但没休息，反而激动地亲自打着红旗下地劳动，路上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只不过被恢复到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竟如此的激动，只能说明在被剥夺了一般人的身份与地位后他是多么的痛苦，又多么渴望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柴德赓是很得陈校长喜欢的，他死时陈校长年事已很高，身体又很不好，更何况当时又处在人人自危的时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敢告诉他，直到他不久也去世，始终不知道柴德赓已先他而去了。（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42页）关于这一段历史，更加具体描述柴德赓之死的经过是同在苏州尹山湖农场现场的张梦白。他在1992年写过一篇详细经过，刊载于《青峰学志》。该书出版后，柴邦衡呈送启功先生，因为用了启先生的讲话录音整理稿，大概启先生未及翻看，所以启的记忆仍然停留坊间传说。张梦白写的场景与《口述》不同。至于，“彻夜长谈”“宣布解放”，张梦白这样写下当天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他回场后兴致很高，讲了不少有关京剧的掌故，还按照队部布置写了批判另一位同志的大字报，很迟才休息。翌日（1月23日）清晨，柴参加扛旗队伍远道送走工宣队。刚回农场，广播里又通知：砻糠船只已到，老虎灶等用，轮到历史系到河边运送。柴不顾疲劳，亲自挡车送运，有一趟因掌握不住车速而撞上一棵大树。不久他心脏病发作，躺在宿舍里休息。他素来身体较健，大家都没听说他犯过心脏病。事后才获知，他被借调赴京期间，因工作繁重，单独生活很不正规，曾发过两次。在“文革”期间，他受到的冲击是全校最厉害的一个，但他都经受住了，所以他到农场劳动，并未把硝酸甘油带在身边。当时在田间劳动的同志中，有二三位随身带着这种急救药片，但农场并未广播征询。（张梦白：《缅怀柴德赓教授》，《青峰学记》，第211-212页）柴德赓死于1970年1月23日，他死前并没有得到“解放”“平反”，现在找到他1月15日写给刘乃和的信（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通）中说，“问题已了结，但欠一宣布耳。”但是柴德赓误会了“归队”“解放”的含义，问题还是问题，至多有个“结论”，而这个结论要大会公示。9月份，江苏师院党核心组给家属一份柴德赓的结论，这样写的：柴德赓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后有三反言行，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包庇，五七年漏划右派，教学上极力推行封、资、修的东西。柴德赓本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离心离德，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批判，触及了自己的灵魂，劳动改造中表现不错，有很大转变是好的。他在一次会上表示，过去做了很多错事、坏事，放了许多毒，今后愿意紧跟毛主席，晚年要为党、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根据他的认识及表现，院革委会研究，经全院革命群众讨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算是问题解决，还是挂起来，随时可“清队”，揪出来，戴帽子。如果柴德赓在死前得到的消息，等待宣布的就是这个内容，应当不算“平反”吧。柴德赓不是“激动”而亡，他死于体力劳动，推独轮车失控，撞在树上，一蹶不起。“十年”期间，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在受难，彼此有同情心是正常的。如果有看热闹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厚道。至于“吴江大学”“苏州师范学院”云云，只能说明《口述》整理同志没有去核实很容易查证的名称。第三章《辅仁逸事》中另有一段：他在调任苏州后，曾写诗相寄，我读后不禁感慨万千，追忆当年友情，写下一首《次韵清峰吴门见怀之作》：回环锦札夜三更，元白交情孰与京。觉后今吾真大涤，抛残结习尚多情。编叨选政文无害，业羡名山老更成。何日灵岩陪蜡屐，枫江春水鉴鸥盟。“编选”一句是说自己现在只能参加一些编写文选的工作，可以选一些虽非有益，但亦无害的作品，因此特别羡慕柴德赓那些可以藏之名山的著作。确实，柴德赓在历史学研究上卓有建树，令人钦佩。这里存在一个小小争议：陈校长曾有一部历史讲稿，用油印出过一份，柴德赓就根据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举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但这也不好过于追究责备，如古代的《大戴礼记》和贾谊的《新书》，有很多重的地方，也很难说谁抄谁的，可能都是把老师的讲稿放进去造成的。（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5页）启功先生的诗为和柴德赓而作，时间为1963年10月，当时柴德赓在北京审阅历史教材及讲学一年，回苏州不久，清理旧物，看到启功于1948年书诗札一纸，见物思人，赋诗一首，寄往北京。几日后启功先生复信，并和诗一首，看来《口述》略有修改。▲柴德赓保存启功诗札柴剑虹是启功先生“十年”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在《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一书中也曾引用此诗句，他书中言：有些人看了《口述历史》中关于柴德赓先生回忆文字的读者，感觉字里行间仿佛流露出启先生对德赓先生的有微词的贬义。这恐怕是因记录整理的误差造成的误解。……启先生也曾在《次韵青峰吴门见怀之作》一诗中将自己和青峰的关系比作唐代的元（禛）、白（居易），并称道柴的著作可藏之名山，期盼“何日灵岩陪腊屐，枫江春水鉴鸥盟。”这是先生难忘师恩，珍重同门友情最好的证明。（柴剑虹：《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5-76页）柴剑虹跟随启功先生过年，耳濡目染，观察仔细，上述言论符合逻辑。关于人品的认知问题，启功先生与柴德赓应该是相同的，按现在的说法叫作“三观一致”，同是陈垣校长的得意门生，不会存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看到启功先生1963年和柴德赓的诗，二人互相欣赏，同为陈老门下而自豪。但过了40年，到《口述》出版时，确实让读者感到有“同门争宠、文人相轻”的感觉。（舒芜语）第三节《辅仁逸事》中对柴德赓最不利，也是评述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启功先生称之为的“小小争议”，关于《史籍举要》一书出版的抄袭、剽窃问题。《口述》里是这样写叙述：陈校长曾有一部历史讲稿，用油印出过一份，柴德赓就根据这份材料加工成自己的《史籍举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与陈校长内容相同的部分，但这也不好过于追究责备。（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第115页）这句话的最原始出处在1988年，8月21日启功先生参加民进中央举办的《柴德赓同志纪念座谈会》，会上启先生发言：我觉得柴先生的这本《史籍举要》，刚才刘先生讲原原本本是陈先生传授的，这书在柴先生身后出版，要是柴先生自己活着时出版，前面一定还有他原原本本的序，说老师如何耳提面命地教导他这门课程的经历。（启功：《尊师重友真诚待人》，《青峰学记》，第22页）当天，启功先生讲完话，先行离场，会议继续。可以听出，启功先生对这《史籍举要》一书出版的微词源出自刘乃和，“刚才刘先生讲原原本本是陈先生传授的”。陈垣校长《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这门课从1925年开始，在北大、燕京、师大和辅仁都讲过，陈老校长有个提纲，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选择不同的方面讲席，并没有现成的讲义，至少陈智超说，没有找到爷爷的讲课油印本。本来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口述》出版后一年，启功先生去世，也不可能请他举证了，这件公案变成“谁反驳，谁举证”。这些年，我着重寻找陈垣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讲稿（记录稿）的线索，有如下几种：一、来新夏在辅仁听课记录本（稿本），陈智超整理，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台静农在北大听课记录本（稿本），陈垣在北大授课的听课记录，仅有《史记》部分，现由台湾大学图书馆收藏。三、余逊、柴德赓批注，陈垣在北大授课的听课记录（誊录本），是目前看到最全的本子，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经北师大邱居里整理，柴念东编辑，202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北师大某学生听课笔记誊抄本（1935年），现由私人收藏。五、刘乃和辅仁大学听课笔记（上），仅前四史部分，现由私人收藏。六、辅仁大学学生整理听课笔记（油印本），柴德赓在扉页有记：此本辅仁大学学生所记，鹿君健实印出两本。然记错甚多，为未定本，恐好事者得之，以为此即援师阅定之书，易致疑惑，特志数语于此。民国三十年三月廿四夜，青峰记。此本现由私人收藏。辅仁大学学生所记，当时就读生物系的鹿健实油印了两本（可见对此课感兴趣者有理科生，这份笔记是否也是理科生所记？）由于其中整理错误不少，柴德赓在1941年指出此本不可用。不过这是所见到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唯一的“油印本”，大概就是启功先生说的那“一份”。以上为听课记录部分，下面是柴德赓加工部分：七、柴德赓在北师大讲稿（稿本），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202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手稿影印本，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一册。八、柴德赓在江苏师院讲稿（油印本），整理《史籍举要》的底本，目前已经不全，私人还应该有收藏。九、柴德赓在江苏师院讲稿（稿本），是江苏师院油印本的底本，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三册。十、柴德赓在北京大学讲稿（稿本），整理《史籍举要》的参考本，现由苏州大学博物馆收藏。列在《柴德赓手稿集》第三册。从上面可以看到，六种听课笔记唯独没有柴德赓的，他要是有一份听课笔记保存下来，后面写讲义、教材、出书就事半功倍。柴德赓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讲稿写过三次（七、八、九），都是按照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结构框架所写，唯独没有“原原本本”照抄的本子在手头。柴德赓《史籍举要》一书，原来准备出版（与中华书局签合同）的名称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第一次开这门课是1954年，教育部将这门课列为历史专业必修课，柴德赓负责介绍部分，刘乃和承担选读部分。1955年，柴德赓离开北师大，课程尚未结束，介绍部分由赵光贤、牛继斌代，但是效果明显不好。柴德赓走了，把这陈门独技带到苏州。当时教育部发文，要师大组织力量出版此书，后来任务书转至江苏师院，柴德赓开始编写“要籍介绍”。1957年，刘乃和三次在信中催问柴德赓，“要籍介绍”已动手否？1958年起中华书局姚绍华一直跟踪柴德赓的进度。直到1960年，柴德赓写出江苏师院讲稿（七）并经油印（八），寄往北京，呈陈垣校长审阅。刘乃和在4月7日信中写道：“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收到70页，老师看着废事，纸太黄，我看到则只是学习的问题，意见提不出了。全书拟分几章，全貌如何？我想这书不甚好作，因每书都要以新观点评价，优点、缺点，要确切恰当，至今尚无这方面较完善的书，而教课又都很重要，所以您能努一把力，完成此书，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现在进行得如何？已写了多少？到京开会推迟，对写此书要有帮助吧！从这通信可以看到，柴德赓绝非全盘抄袭，而是专门写的新讲稿。1960年经济困难，所用的纸张都是土黄色再生纸，经过油印，字迹不清，因此陈垣校长看起来吃力。我们设想一下，学生抄袭了老师的著作，准备发表，还会请老师再看一遍，告知一下？陈垣校长对待自己的学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哪里会容得下学生在学术上的造假。同一年3月，柴德赓将部分讲稿寄给中华书局编辑部，征求意见。编辑部恢复了意见，现在看到一份网拍的柴德赓致编辑部信，如下：关于历史要籍介绍意见，很对，我近来亦正考虑如何提高一步，离开旧目录学的框框，使成为新的体例，新的内容。这说明，柴德赓后来的稿件，在脱离旧目录学的框框上会下功夫。其实，柴德赓离开北师大以后，启功先生也在留意“要籍介绍”的一书出版情况，他知道柴德赓正在撰写，在1955年12月26日（柴离开不久）的信中提及：最近见书店中某人（忘其名）所出之《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小册，未细看，略翻之，与兄之大作性质相类（不知是否援师

文丨王凡珂、王启元武大校长张平文院士最近提到武汉大学“特别像北京大学”，一时引发了人们对两所高校“莞莞类卿”、尤其是武大人的高度关注。喧哗之余，也有专家学者发声为张校长“弭谤”：武大与北大在历史上便渊源颇深，两校间教职、校务人员往来极为频繁。更直观的，当然还有两校的近代建筑群，一定程度颇有其相似之处；相似地坐落于湖山掩映之间，相似的中式大屋顶的钢筋水泥建筑。这样看来，张校长的这番话不仅无可厚非，还颇有其独到的态度。宏观地来看，高等教育史上的近代知名高校学府之间，普遍存在不小的相似性与关联度，不论是从校园风格、师生来源还是科系设置，早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上的武大可以与早期许多知名学府建立起特别“相似”的关联，比如校园布局便与早期福建协和大学与厦门大学相似，抑或理学院主楼穹顶与早期清华“四大建筑”之一的穹顶大礼堂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比如，武大与复旦大学也有“普遍意义”上的联系，力主把武大从狭小的市区迁到郊区湖山之间的人是叶雅各，而把复旦从徐家汇李公祠带到江湾今址的则是李登辉，两位开疆拓土、定鼎一方的校史功臣，都是耶鲁的高材生。鸿基共筑回到一开始的“莞莞类卿”话题，很大程度上出自张院士对武大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即武大历史建筑群像带来的冲击，也是全体武大人最引以为傲的共同记忆。近日，武汉大学档案馆组织所编《珞珈黉宫——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武汉出版社，2023），为武大建校史和早期历史建筑档案资料之集大成。是集将武大校园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校门牌坊、男生寄宿舍、老图书馆、半山庐等15处校舍以及水塔、石拱桥、农学院等建筑和建筑群逐一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图集着重关注武大早期创校的历史，在校舍建筑的形制、结构、功能等方面考究详尽，对发生在这些建筑中的故事更是如数家珍，让读者仿佛回到那个华屋竞起的年代。▲《珞珈黉宫——武汉大学历史建筑群》说到武大校园建筑的风格，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设计师，及其所处的建筑设计时代。在1929年接受李四光邀请成为武大建筑总工程师前，开尔斯（F.

文丨王振忠（一）将近四十年前，在歙县新安江畔的芳坑，曾发现大批珍稀文书。这批文书属于江氏家族，该家族自明代中后期起就开始外出经商，及至清乾隆时代，还曾赴辽东运销茶叶，此后长年贩茶入粤，转销外洋。太平天国兵燹战乱之后，转运茶叶至上海。直到晚清民初，随着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渐失优势，江氏茶商才日趋衰落。八十年代中叶的此次发现，是徽州民间文献发掘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当年极为轰动。在我看来，直到当下，这批原始文献仍是迄今所见学术质量最高的一批文书。大概也正是经由此一事件，芳坑以及附近的对外港埠——薛坑口，才渐渐为世人所熟知。▲安徽歙县薛坑口及周遭形势图，李甜绘制记得在2000年初夏，一个风日晴和的日子，我曾跟随徽州的一位老者前往芳坑，拜访著名的江氏茶商后裔，希望对那批文书有进一步的了解。当时，由薛潭乘坐渡船抵达对岸，再由旧薛坑口徒步前往芳坑之江氏旧宅——芳溪草堂。根据当时的了解，1950年代浙西淳安、遂安一带水库的兴建，使得整个新安江流域沧桑变幻、陵谷迁移，而薛坑口一带的市镇环境亦顿然改观。虽然时过境迁，传统时代的茅店鸡声大多已迹绝影息，但沿途所见的山水潆回以及残留的码头、旧式店屋等，仍然给人以颇为深刻的印象。▲薛坑口附近的传统建筑▲薛坑口附近的传统建筑那次对芳坑的走访，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收获。不过，从此以后，我对薛坑口一带的民情风俗便多了几分留意。此后的二十多年，在黄山白岳之间的频繁行走，我陆续收集到为数可观的徽州文书。个中的部分资料，反映了传统时代有不少人是从薛坑口出发，走出万山之中的徽州，走入长江三角洲，并随之走向全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沐雨栉风，客外经商，竞逐什一之利。与此同时，清代、民国时期的薛坑口，也曾一度室庐栉比、街市殷阗。▲清代徽州商业书《江湖十二则》，歙县芳坑江氏文书▲1786年薛坑口的店屋卖契▲1871年与薛坑口相关的“奉宪船契”在众多与之相关的文书中，抄本《新旧碎锦杂录》二种，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书中零纨碎墨杂然纷陈，既有伤逝思旧、眷怀前贤的宾朋简札，又有箸析居分、花萼相辉的日用翰墨。这些抄本，涉及皖南山乡的诸多生事葬祭、酬应吊庆，以及农桑礼乐、雨旸应对。为此，十多年前我就与指导的博士生陶明选合作撰文，初步比较过这两种民间日用类书抄本之异同。在此基础上，还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我看来，此一流行于歙县水南一带的民间日用类书，除了满足一般民众冠婚丧祭之需，更带有颇为浓厚的商业色彩。虽然我们可能无缘找到《新旧碎锦杂录》的原本，也不清楚其最原始的文本究竟呈何样貌，但“方校本”与“葛校本”之出现，显然反映了民间日用类书编纂的开放性及其动态过程——各位抄录者在誊抄旧文本时，不断地加入个人的生活经验记录，这使得各类活套的内容愈益丰富。当然，此类情形并不仅见于“碎锦”这样的民间日用类书，而且，在村落文书、尺牍范本等其他文本中也同样存在。（二）2009年以后，我因编纂《歙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与芳坑江氏后人多所接触，并于不久后获读歙县档案馆等处所藏的大批数码档案，对芳坑江氏文书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近年来，我又开始对其中数量庞大的书信资料做较为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在这批书信中，不经意间发现《新旧碎锦杂录》葛校本的主人葛韵清之相关资料，这为《新旧碎锦杂录》二种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反映薛坑口葛源记商号的信封▲葛韵清致芳坑著名茶商江耀华信函2017年，我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获读皖南民间收藏家提供的诸多珍贵文书，其中，徽州名医毕体仁所撰《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一书，与《新旧碎锦杂录》反映的地域和年代相近。在书中，作者追忆身世之所历、所感，尽情摹写了新安江畔商业与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其间，中小商人为养身赡家之苦心擘画，商贾榷算中的行情涨跌，凶年饥岁间的俗情变诈，围绕着闾阎亲族利益的鹅鸭之争，以及太平天国战乱期间的兵刃反侧、患难死生等，都有鲜活如生的展示。毕体仁与葛韵清之父葛渭川过从甚密，书中的一些内容，亦可与《新旧碎锦杂录》比照而观。▲【清】毕体仁《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附体避乱实迹，兼叙平生碎事）》，抄本2019年后，我负责撰写《新安江流域城镇》一书，对这条徽州母亲河上下游的诸多城镇作逐一的细致梳理，在此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与《新旧碎锦杂录》相关的史料，深感薛坑口商业与社会生活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与常见的村落日用类书不同，《新旧碎锦杂录》反映了新安江畔一个市镇的社会生活，颇为罕见而别致。有鉴于此，我决定将《新旧碎锦杂录》二种详加整理，并附以抄本《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的部分内容，以期多侧面地展示传统时代新安江畔一个市镇的喧嚣与繁荣……（三）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亦称徽港，为钱塘江干流之一段，因流经旧新安郡境而得名。新安江干流随地异名，上源率水出自皖、赣交界怀玉山脉率山主峰——休宁县六股尖东坡，自发源地至休宁县鹤城，称为冯村河。此后，鹤城至休宁县流口称大源河，流口至屯溪称率水，而由屯溪至歙县浦口则称渐江，浦口以下始称为新安江。穿行于皖南与浙西间的新安江，沿途多滩，湍险汛急，特别是在其上游的徽州，素有“一滩高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之俗谚，这是形容传统时代新安江水路交通之艰险。民间宗教科仪抄本《泰山召帅科文》中，就详细论及新安江沿线的滩名，其中包括佘景滩、森村滩、余岸滩、叶干滩、梅口滩、松村滩、义程［成］滩、朱家村、梅口滩、南源口、麦滩、金滩、姚村滩、薛坑口、张[漳]潭滩、绵潭滩、深渡和九沙滩等。个中的“薛坑口”，是新安江上游的一处交通要冲。▲1924年新安江水路程中的薛坑口▲王振忠著：《新安江》，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关于薛坑口，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歙县瀹潭人方承训在其所著的《复初集》中，就曾提及周遭的阳源人庄伯鲸，买舟前往武林（今杭州），当时他路过一处叫“薛川”的地方，向附近的庙神祈祷。此一“薛川”，显系外出的渡口，应即薛坑口一带（从徽州地名演化的惯例来看，“薛川”当即薛坑口之雅化地名）。作为新安江上的枢纽之一，薛坑口在不少徽州商编路程中皆有记载。从中可见，从徽州府城出发，经梁下（渔梁坝）搭船顺流而下，便可前往钱塘江滨的杭州，其间需途经薛坑口。换言之，早在明代，薛坑口一带就是新安江畔的重要码头之一。转输贸易是此一市镇的重要特点。当时，从长江三角洲运粮前往徽州的米船，有一些便在沿途的严州、街口和薛坑口等处就地售卖。这些由外地输入的粮食，主要供给以薛坑口为中心的水南各地乡村之生计需求。关于这一点，薛坑口一带的《议单式》中，就提及当地开设的“粮食杂货店”，并谈到这些小店与“各乡店户”之账目来往，这显然反映了薛坑口与周遭乡村的经济关系。除了粮食、杂货之外，薛坑口一带还是新安江上游茶叶贸易的中心之一。当年薛坑口一带的茶叶曾源源不断地沿着新安江运往义桥，然而转输到宁波等地。▲反映茶叶贸易的挂找票1950年代末因浙西淳安、遂安一带的水库建设，薛坑口被列入新安江水库区的拆迁范围，为此，镇址后被搬迁至大源村，仍以原先的坑口为镇名。（四）▲《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二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笔者在皖南先后收集到《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其一内中题作“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仲夏月朔后三日/方达本校订”，亦即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方达本校订本（以下简称“方校本”），全书约12000千字上下；其二题作“大清光绪十六年岁次己丑仲春月葛韵清校订”，亦即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葛韵清校订本（以下简称“葛校本”），字数略多于前者。虽然两种抄本的校订时间相隔仅两年，但在内容上却颇多出入。大致说来，方校本与葛校本之相同部分主要为前一部分的74首诗歌和两封书信，两种抄本中的这些诗文在字词上偶有出入，但其主要内容则并无二致。而两种抄本的不同之处主要反映在后一部分：方校本的后面部分内容接近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二，主要涉及阄书四封、继书三篇、开店合同、议据、租批、关书三则、清明簿序、祖宗谱序、助契序、造屋合同和会书等。而葛校本后面部分内容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三，内容主要有：挽诗、联匾、巧对、设祭式、点主式、坑口开光祭文二篇和孝子祭文四篇等。另外，还有未见于目录的“光绪十四年菩萨开光，胡慧翁作诗五首”（实则十三首），书末另有民国元年（1912年）的一篇祭文和挽联。而就《新旧碎锦杂录》的两种不同抄本而言，除了相同部分之外，方校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阄书、继书、合同、议单、会书、关书等内容上，而葛校本的史料价值则主要反映在各种联匾、设祭式、点主式和坑口开光祭文等，其中折射出的新安江畔市镇之商业与社会生活，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目前所见，《新旧碎锦杂录》一书究竟是由谁人编纂并不清楚，但它一定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现存的两种校订本，方校本应更接近原貌，而葛校本的前一部分与方校本相同，其后一部分推测是与他个人经历有关的日用应酬文字。有关方校本的校订者方达本之相关资料较少，而葛校本之作者葛韵清，则是薛坑口附近的一位开有茶号的儒商，薛坑口为新安江上游的重要市镇之一，历来五方杂处，故有一些绩溪人前来此处居廛列肆，计觅锱铢，甚至由侨寓而为土著。葛韵清出自徽商世家，亦当来自绩溪。有关他的资料相对较多一些。例如，在著名的歙县芳坑江氏文书中，就有葛韵清写给江耀华的数封信函。从中可见，葛韵清及其有生意往来的茶商，有一些前往北乡石门一带寻找货源，他们将采购而来的毛茶，运到屯溪进一步加工，然后再输往上海等地。他还与江耀华等生意同好联会。葛韵清的商号名称应即“葛源记”，该店位于薛坑口，一些外来的信件寄至该店，再由葛源记转交坑口江家。从徽州乡土文献来看，在晚清时期，“葛源记”在地方公共事件中也颇为活跃。▲反映江耀华、葛韵清等人联会的书信（五）“碎锦”一词由来已久。西晋潘岳《射雉赋》即有“毛体摧落，霍若碎锦”的说法。北周庾信《奉和赵王游仙诗》亦有：“石纹如碎锦，藤苗似乱丝。”由此可见，“碎锦”原义为细碎之锦，本来是用以比喻鸟羽、彩石等的色彩和纹路。后来作为文本之名，究其实际，“碎锦”也就是一种杂抄（有的亦称为“杂锦”）——在民间日用类书中，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将随时所见的应酬文字抄录下来，汇录成册，往往就称作“碎锦”或“杂锦”。在这些书中，被记录下来的内容一般说来较为随意。由于其内容五花八门，故此，各类“碎锦”或“杂锦”反映了徽州民间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明清时代的徽州歙县，四乡风气迥异，其中，以西乡最为富庶，“人才贵富，四居其三”，现存的方志（包括乡镇志）所述，以对西乡的描摹最为详尽。相比之下，对于南乡的情况，除了少数文集（如《复初集》）以及一些谱牒资料外，可资引证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反映歙县南乡的《新旧碎锦杂录》抄本两种便显得格外珍贵。▲王振忠著：《晚清徽州一个市镇的商业与社会生活——〈新旧碎锦杂录〉校订本二种》，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版我一直认为，学术研究当随缘自适、花开果结，而不应囿于各类考核之匆忙应对。眼前的这一小册之所以能够成书，端赖于三十多年来的一些因缘牵合。从最初将眼光投向水遥山隔的水南一隅，到迄至当下的史料汇整、编撰成书，转瞬之间已过了三十余载。追思前事，如在眼前。在我想来，学术积累当如细水长流，方能源源不竭行稳致远。此一小册子，既是本人前此学术积累的一个小结，同时也是另一项研究新的开始。“小结”是指完成了对手头这两种抄本的整理与分析，而“开始”则是为下一步针对数量庞大的芳坑江氏文书之研究作前期的必要准备。另外，这也是为我将来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对民间日用类书与风俗地理研究做先期的铺垫。在这方面，我已收集到长江中下游各地相当不少的丰富资料，希望藉由民间日用类书之整理与研究，探讨文本与仪式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周松芳民国时期，由于生产力包括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人员流动的增加，加之抗战等特殊情形下的人口播迁，跨区域饮食市场逐渐形成；我曾经写过《粤菜北渐记》和《川菜东征记》两本书讨论这两大菜系的向外传播的情形。其实闽菜也一度流行各地，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一度领先川菜和粤菜，我已撰有《忠信堂引领的老北京的闽菜馆》和《小有天闽菜馆开创的上海餐饮新时代》。这里只考察京沪之外的各地闽菜馆。相对粤菜和川菜，闽菜向外发展的声势稍逊，但如星星之火，点缀不少城市，仔细梳理，或者可燎今日之原；闽菜向外发展，先北京后上海，那我们就先从北京边上的天津说起。北京的闽菜馆始于小有天，兴于忠信堂，天津亦大抵如是；综述性的报道即如是说：福建派各地的闽菜馆，都是以“福州派”为主。现在北京还有几家闽菜馆，无论他是否纯粹“福州派”，总算名义上还存在。至于天津，简直说不到闽菜馆了。日租界从前有一家“小有天”标名闽菜馆。不幸，早已停业了。后来又有一家“忠信堂”，是蹈袭北京“忠信堂”的名称，亦以闽菜号召，不过，却已大部分与山东派同化，“忠信堂”闭歇不久，原址改为“鹿鸣春”，虽未明白宣示是闽菜馆，所造的菜以山东派为主，但还能存留几样福建菜的名称，亦可使福建朋友过屠门而大嚼。我们也只有权且认他是天津唯一的福建馆了。闽菜以制海鲜以及甜食为主，尤其以制蛤蜊最拿手，风味极佳。其他菜肴，种类亦甚多，有几样富于地方色彩的，非闽人也是吃不来。“鹿鸣春”所制福建名称的菜，完全山东化。所有的厨师，一个福建人也没有。因为厨师都是山东人，几样福建菜是辗转习学而来，也难怪他没有真正福建风味呢。（王受生《天津食谱：关于吃的种种》之三十三，《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2月22日第15版）上面所述未必精确，但大体给了我们一个闽菜在天津的发展线索，可资沿波讨源，当然也会有更准确、更精彩的发现。往前追溯一年，1934年的《天津市概要》载录餐馆共47户，其中福建馆1户，即鹿鸣春（日租界花园街）。（刘建章

文丨大卫·格拉夫围困王世充与王世充的求救620年8月初，李世民率五万大军直趋王世充盘踞的洛阳。8月底，李世民据邙山各峰，立连营坚垒，扼制洛阳城内外交通。同时，其麾下各路唐军进一步攻占洛阳南北的地盘。初秋，唐军攻取洛阳城东约四十公里的战略要地嵩山辕关。唐军连连告捷，一大批先前依附于王世充的地方首领纷纷叛投唐营。到年底，河南中部的地方豪强、统兵将领和绿林首领基本全部转奔唐营。王世充不仅是东面的粮道被有效切断，而且基本失去了全部根据地，只剩下襄阳和徐州两座当时完全孤立的遥远据点。▲李世民像王世充在洛阳城外与李世民数次交战，均被击败。外有唐军围城，王世充坐困洛阳迟早死路一条。到621年春天，洛阳城居民饱受煎熬，局面甚至比李密围城时还要糟糕：“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620年底，窦建德听从谋士刘彬之言，答应了王世充的出师援救之请。刘彬指出：李世民进兵洛阳之前，唐得关中、郑得河南、窦夏政权得河北，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现如今唐强郑弱，一旦郑亡，夏恐怕难以独存。621年4月，窦建德才出兵洛阳，史载兵力十万人。夏军沿黄河南岸西进，船只满载粮草一路相随。随着窦建德大军逼近洛阳，李世民拒绝了放弃围城、退回关中的建议。相反，他留下唐军主力继续围城，自己则亲率一路轻骑赶赴洛阳以东约一百公里的战略要地虎牢关，阻挡窦建德。4月22日进驻汜水城和关口上方的高丘之后，李世民便拒绝率军出城与夏军大战。占据地利，这便决定了战与不战的主动权掌握在李世民手中。而李世民没有理由冒险当即作出决断，因为每过去一天，饥肠辘辘的洛阳守军就离投降更近一步。虎牢关之战窦建德大军在虎牢关以东约十六公里的平原上扎营。夏军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窦建德没有试图或北或南绕过虎牢关，也许是因为如此用兵会让军队远离粮船和水道。5月底，唐军统帅李世民一步一步引窦建德到虎牢关前决战。他派骑兵突袭夏军粮道，同时将军队摆在虎牢关，制造出此地守御不严的假象。史料并未言及，李世民为何选择在这一特定时机诱窦建德来战。可能是他认为窦建德部下已士气涣散，更有可能是他不想让送上门来的夏军在洛阳城陷后退回河北。在河南与窦建德一战定乾坤，可以免去唐军日后平定河北的麻烦。我们可以肯定，李世民心中一清二楚：虎牢关前的地形正是夏军潜在的死亡陷阱。▲青骓（毛色苍白)，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在虎牢关与窦建德作战时所乘且不管李世民发动此战的原因为何，对手最终如他所愿地咬住了他放出的诱饵。5月28日凌晨，窦建德令夏军大部经平原开赴虎牢关。窦建德大军兵分数路进抵汜水谷地，沿汜水东岸列阵。夏军的战阵北到黄河，南至鹊山（汜水东岸陡崖之高点），长约两到三公里。夏军面前对岸便是汜水城，该城据守着通往虎牢关的狭长山径入口。夏军定然已由此发现，汜水城和城后陡峻高山守御森严，远超此前之所料。唐军统帅李世民并未立即在汜水对岸与窦建德针锋相对地列阵，而是先坚守阵地。他登上一处高丘观察夏军，然后向诸将解释自己的用兵之策：唐军取守势，按兵不动。敌军列阵久等多时而徒劳无功，饥饿疲惫之下自然开始后退。唐军抓住时机，果断出击，向士气低落、阵列不整的夏军发起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言：“必破之矣。”僵局从早上七八点钟夏军首度列阵完毕一直持续到中午，中间双方不时有小股骑兵交锋。夏军将士饥渴倦怠，争相饮水。大批士卒索性在阵列中坐了下来，或者在一片混乱中辗转迟疑。李世民察觉到敌阵散乱不整，于是令三百骑兵沿敌阵疾驰而过，以试探敌军的反应。夏军动摇后退，李世民下令部分骑兵向南机动，再折向东，扑向敌军左翼。左翼暴露在外，威胁不断逼近，窦建德试图将大军从狭窄的汜水谷地撤回到汜水东岸陡崖上的易守难攻之处。但这一举动破坏了夏军的阵列行伍，从而为李世民的第二步进攻提供了战机。李世民亲率一路强大的轻骑，冲过汜水，切入撤退的夏军。唐军主力紧随其后，一波波杀来。混战之中，眼见李世民的堂弟李道玄竟从夏军战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从阵前直杀到阵后，又从同一条路杀了回来，几番进出。厮杀到尾声时，只见李道玄的甲胄上扎满了箭矢，使他看起来恍如刺猬。大部分传世文献称，李世民率一小队骑兵冲上汜水东岸的陡崖之巅，展开唐军旌旗昭示四方，夏军最终崩溃。唐军侧翼一路从南边赶到，应助了一臂之力。夏军彻底崩溃。窦建德的三千将士或战死沙场，或命丧追击。据史书记载，另有五万夏军被俘。夏军大部必然沦为唐军的阶下囚，因为逃生之路为汜水东岸的悬崖峭壁所阻。窦建德本人也落入唐军之手。他在战斗中被长矛刺伤，欲借道黄河中一小洲逃命，被两名唐军将领截获。唐军追出十六公里，一直追到夏军营垒。6月3日，窦建德和其他于虎牢关被俘的高官大将一起被押到洛阳城下游行。王世充意识到自己的胜利无望，第二天便投降了。李世民的用兵方略李世民在虎牢关取得胜利，其用兵方略与此前战胜薛仁杲、刘武周基本相同。三场大战，李世民都是占据防御要地或立下坚壁营垒，同时遣偏师骚扰敌军或袭敌粮道，避免决战。只有在敌军颓势已显，或敌军因开始后退而暴露弱点之时，他才会动用主力发动猛攻。李世民的目标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击败对手，更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政权。他的做法是用骑兵穷追不舍，直至大功告成。他亲自排兵布阵的大战，多以此种模式为特点。可以说，此乃李世民的招牌谋略。敌军长途跋涉，与李世民对阵时粮道漫长而脆弱，这往往助了李世民一臂之力。虽然唐代史书并未明言李世民年少时曾学习古代兵法，但他的用兵风格非合《孙子兵法》的原则。《孙子兵法》的作者似乎深知，拖延和避免一战决胜负，往往是免于顷刻落败的最佳手段，如此便保住了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谋略的第二步，是观察机会，等待敌人疲惫懈怠或出现失误，抓住敌人最虚弱的时机，猛烈进攻。“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胜而后求战。”当然，有意示怯示弱，是希冀诱使敌人放松警惕，从而为决定性的一击创造机会：“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众多军事家都熟稔这些教导，但李世民（假设他真的熟悉）在将这些相当抽象的教条转化为具体的用兵谋略方面，做得比大多数人好得多。李世民的军事艺术实践，除了精心确保大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条件下进行之外，还有特色鲜明的战术模式。他通常先用步兵或骑兵去攻击和牵制敌人的战阵各部，为总攻铺平道路。总攻即发动骑兵冲锋，从相对狭窄的前沿插入敌军阵列，再从敌阵背后攻击，从而让敌阵彻底崩溃。虎牢关一战，正如我们所见，李世民首先派骑兵南下威胁夏军左翼，然后才率主力大举进攻。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很少变化。在李世民的用兵谋略中，有两个要素值得注意。其一，是李世民本人在战场上的角色。虽然李世民用兵极为谨慎，但他在战斗中的个人表现截然相反。626年即皇帝位（并开启治国理政的新气象）之前，李世民每一次身临沙场，都亲率骑兵发动最后的决胜冲锋，并在短兵相接的肉搏厮杀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虎牢关一战，李世民率轻骑冲向窦建德动摇不定的本阵，然后率领一小队骑兵直接冲过重重敌阵，在敌阵之后的山顶上展开唐军旌旗。李世民晚年称，自己戎马一生，亲手杀敌千余人。李世民在这方面或许有些狂放不羁，但绝非独一无二。李密就曾两度中箭负伤。另有史书记载，义军首领杜伏威曾冲入敌阵，擒获刚刚用箭射中自己的人。窦建德也在虎牢关之战中被长矛刺伤。而613年起兵反叛隋炀帝的高官杨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这一时期的军队统帅都精习箭矢刀矛，一旦亲临沙场，往往身先士卒，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扮演“激励”而不是“协调”的角色。军队统帅若行事不当，则有可能失去部下的忠心。其二，是骑兵在李世民统兵作战中的作用。在农耕文明的中国，马匹和熟练的骑兵往往供不应求。在大多数隋唐时期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明显偏少。虽然骑兵数量相对较少，但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战场上，骑兵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骑兵优越的机动性使之能够机动攻击敌军侧翼或后方，或者快速把握敌军阵列中出现的任何机会。骑兵在高度上有优势，很容易恐吓对方的步兵。骑兵突然一个冲锋就能将对方的步兵吓得惊慌失措，掉头就跑。骑兵更可以冲进密集的步兵方阵，直接穿阵而过。交战之前，需要骑兵实施侦察，袭击敌人的粮草辎重。战斗结束后，骑兵更是有效追击敌人的关键力量。李世民一生所亲历的全部大战，决定性的打击基本都是由骑兵实施的。他亲率一千皂衣玄甲的精锐骑兵，冲锋陷阵时一马当先。与隋朝和更早时期的重甲骑兵相比，李世民和其他唐军将领指挥的骑兵一般被描述为“轻骑”——这意味着骑手仍有甲胄，而战马则无。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唐军的前身是隋朝的边军，曾与具有高度机动性的东突厥轻骑兵作战。早在投身于群雄争霸之前，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从部下骑兵中精选两千人，衣甲战具效法突厥样式，教之以突厥人的方式作战。无论轻骑兵的历史渊源如何，李世民的突袭和追击屡屡得手，都可归功于唐军轻骑兵出色的速度和机动性。（本文摘自大卫·格拉夫著《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

remark！）的赞叹！[28]最后，梅兰芳尽管离开了美国，但人走茶未凉，舞台上的“明朝王子”形象，依然在诗人艺术的篇章中传颂。1930年12月15日，美国电影巨头之妻、著名女画家、诗人Bessie

Leclerc）领导的远征军。1802年6月7日，杜桑被诱捕后，圣多明各暂时又归法国控制。10月，当看到法国在瓜德罗普恢复奴隶制后，让-雅克·德萨林和亚历山大·佩蒂翁（Alexandre

文丨蒲仪军1843年11月17日，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开始了曲折而辉煌的都市化历程。在上海都市化18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将陆续推出专题文章，从城市空间、物质文化、语言演进、经济产业、政治变迁等多个角度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卫生设备包含在建筑设备中，今天主要指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洗涤等卫生要求以及收集排除生活、生产中产生污水的设施设备的统称，包括水龙头、洗涤盆、马桶、小便斗、洗脸盆、浴缸、给排水附件等，是近现代城市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功能设施。卫生设备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中文“卫生设备”一词也是从日文间接转译过来。上海开埠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市政建设，与此同时，建筑设备特别是卫生设备的引入和发展，助推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建筑业中形成领先的地位，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示范城市。建筑设备虽小，在上海都市发展、文明演进中容易被研究忽略，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的城市供水开埠之前的上海，与其他江南众多的城市一样，是传统的农耕社会生活模式，人们从江河及井渠取水。开埠后，随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产出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城市河流受到严重污染。特别是上海县城里的河道，因居民密集、秽物堆积而腐浊不清，取用河水虽用明矾澄清，仍腥臭难闻，城市环境卫生日趋恶化。一些因外侨喝不惯带海水咸味的黄浦江或苏州河水，只好在租界内开凿深井取用水。随着租界城市的扩张及居住人数的急剧增长，商用、市政、消防用水不断增加，但同时水体污染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主要生活取水源的黄浦江变成了上海城区最大的秽物排泄处。到1870年代，上海水体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鉴此，租界西人不断呼吁兴建自来水厂，改善居民用水状况。1883年6月29日，上海自来水公司在杨树浦水厂举行开闸仪式，李鸿章出席并应邀为水厂打开水闸。这宣告了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系统首先在上海启用（图1）。之后，1898年，法租界公董局也在董家渡动工兴建自来水厂。1902年董家渡水厂正式向法租界供水。上海租界市政建设给城市所带来的变化也刺激了华界地区以租界为榜样的市政近代化进程。华界在1897年，开办内地自来水厂，到了1902年完工，陆续向江南制造局、外马路及城厢供水。而租界北面的闸北水电公司于1911年建成供水，初供水时，每日出水量为9090立方米，可满足10万居民的用水需求。▲图1

文丨黄国信、温春来、杨培娜、叶锦花、陈肖寒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今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在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有着与中原——传统国家核心地区——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明清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开发的深入，沿海地区的社会在与国家的统合中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就出现了以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地域所划分出来的人群。然而，关于人群的划分，某种程度上多少是我们脑海中主动做出的、无须经过验证的“想象”。因为有些事物虽然表面上客观存在，但事实上可能出自虚构。比如，“我们”在讨论和“他们”领地的界限、身份的边界时，往往不需要得到“他们”的确认，只要在“我们”的头脑中做出这一区分就够了，“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区域社会本身无足轻重，而我们对区域社会的知识就是区域社会？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在场，恰恰是由于区域社会本身的缺席？鸣沙嘉年华第二场活动的主题是“活着——明清沿海人群生活中的热闹与平静”，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类人的日常生活为例，探索这里人群分类的依据、他们的自我表达，进而讨论区域社会史书写的理论和意义。参与本场讨论的有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温春来教授、厦门大学张侃教授，以及北师大珠海校区叶锦花教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陈肖寒主持。本文系活动的文字稿。▲活动现场陈肖寒：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其实有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词语。第一个词语叫做人群，就是明清沿海人群。怎么来划分人群，谁和谁是一拨人？始终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最重要的一点，人群的划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是客观的，但其实是虚构的。同时，人群是流动的，也是跨界的。一个人的身份虽然是外部强加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按照符号学上的说法叫“能指”，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不代表它是唯一的。其实包括两种情况，第一，他的身份有可能在几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几种不同的定义下，在不停地转换；第二，我们要把一个人要按标准严格地划分出来，在绝大多数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们人的身份、活动，总会重叠，总是会有交叉。第二个词语是生活，明清沿海地区人群的生活。那么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从政治学上来讲是安全，那么从经济学上来讲是利益，因为人都是趋利的。今天邀请的几位老师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请张侃老师来第一个发言，来讲讲他对题目的理解，还有一些研究的心得。张侃：我对沿海人群产生兴趣是具体的实践过程。我来自于温州永嘉场。永嘉场即明清时期温州府永嘉县盐场。由地名即可知，我的人生与盐场有天然的联系。不过，从小不清楚自己的海洋身份和盐场特点。到厦门大学求学工作之后，厦门是个海岛，海洋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我由浙而闽，感受不同海域的文化差异，在生活中也寻找海洋性饮食起居、行为方式、思维观念的区分和认知。当然，将认知转化为学理要有历史机缘。2003年，我参加了历史人类学第一期研习班，后来赴蔚县开展田野考察。在此过程中与科大卫老师的交谈讨论，对我后续的学术认识影响较多。当时，科老师得知我来自温州，并且与张璁同一家族，很感兴趣。科老师以大礼议为讨论珠江三角洲的地域社会结构变迁，而张璁与霍韬、方献夫关系密切，同为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的核心人物，特别希望观察大礼议与温州滨海地域关系，于是鼓励我开展相关研究。▲张侃2005年我和吴滔、谢湜一起组织了江南的田野考察活动，地点之一就是温州永嘉场。参加的有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赵世瑜、刘志伟、郑振满、程美宝老师等，后来鲁西奇老师也参加了。我带着他们看祠堂、读族谱、走访乡老。在此过程中，我慢慢有了点感觉，慢慢了解明代中叶的王朝政治根基在于民间，思想意识结构与沿海地域历史进程有着极为密切关系。此后，我带着学生或协同学友一起开展闽浙沿海的山地、平原和海岛的多次田野考察，在市镇、港口、卫所、盐场收集历史文献，观察民间风俗，参与地方仪式，从田野和文献的互读中理解沿海人群的日常生活或生计，以及他们的活态历史。正是借助这些学术实践，我对沿海地域人群的流行性和能动性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理解。与此同时，围绕着永嘉场也写了几篇论文。黄国信老师团队围绕着盐场、盐业、盐区、盐民等问题展开研究，多年来是我的学习对象。他们的论著帮助我理解永嘉盐的历史过程很重要。他们将我的视野拉长拓宽，将地方性资料从支离破碎的状态整合到更大的区域比较研究中来。另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传统历史以中央看地方，或大陆看海洋居多，这种视野容易忽视海洋对陆地的能动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杨国桢老师主张海洋史研究，不仅主张海陆统筹，而且提倡跳到海里去看沿海社会，我觉得这对理解海洋人群和生活很重要。比如，陆地社会体制或者王朝国家研究沿海人群：往往会追求什么时候设置行政机构？什么时候设立军事管辖？什么时候进行编户齐民？……但是，如果跳到海里看沿海人群，就发现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要素不是最重要的。海洋人群的流动性不断解构和重构的制度和社会。明清时期厦门港船民/渔民可以随着季风、洋流而转换身份，可以随着渔汛而成为东海渔场的特殊技能移民。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知也是富有弹性，可以受王朝感召而入籍，也会沿着海岸线南下，成为被斥之为“化外”之民的社会群体。其实，西南边陲、西北戈壁、内陆山地边缘、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及珠江三角洲都有这样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沿海社会制度、沿海人群生活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只不过是在大一统和核心化的历史书写把他们边缘化了。其实，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考察，边缘性人群对历史的动力作用也许更为重要。陈肖寒：温老师原来一直关注明清时期，特别是宋以后有关贵州的民族问题。现在他的新课题是有关矿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请温老师来分享一下。温春来：几位老师要么是海边、盐场长大的，要么就是研究盐的，都是跟海洋打了好几十年的交道。而我是一个山里人，一直在贵州的大山里生活，上了大学跑到广州来，才有机会看到大海。我的研究一直都以西南民族为对象，跟山有关。现在研究矿其实也主要在山里，所以，我是完全不懂海。我们过去讲的中国，主要是一个陆地中国，加上海洋的维度之后，认识的中国与过去主流认识的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肖寒讲我们做历史的不可能穿越回去检查，前人留下来的东西永远是文献，或者是实物，史学研究者就只能通过这些间接的东西去研究过去，所以我们历史学的研究是间接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历史学，整个人类的认识，对世界的认知都主要是间接的。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不是研究自己的生命史，而是研究一个很广阔的社会、广阔的地域，他的观察必定是间接的。这个看法不是我最先提出来的，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大师马克·布洛赫就讲到这个问题。比如说发生了一场战争，你是军队的主帅，你要让下面的人汇报战场的情况，是你亲自去观察的吗？不是，是你手下的人给你汇报。再比如，经济学家利用经济数据研究，那些数据是经济学家亲自去统计的吗？当然不是。坦率讲，这些数据很可能是错误的，跟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上的数据性质很相似，经济学家去一个一个核实了吗？他没这个条件也没这个时间去核实，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连去核实的意识都没有。所以他们同历史学家一样，都是透过他人提供的资料去间接做研究，跟我们研究过去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所以间接认识是必然的。肖寒老师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对人群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划分人群，那这个划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吗？还是说是研究者自己界定的？这些界定符合当事人自己的看法吗？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事人的看法是五花八门的，并不统一。我们跳到一个更哲学的层面来看，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人类认识的又一个不可逾越的困境。我们认识世界一定是用语言和概念，一旦你用了语言、概念，你就一定改变了世界，世界本来是这样的，你用语言去认识它，用概念去认识它，你就改变了它。要么你不认识它，一旦认识它，你一定就改变了它。比如说我桌上摆了一个瓶子，我用概念叫瓶子，你们许多人面前也摆了瓶子，这些瓶子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们关注这些无限的差异，世界就是一团混沌不可认知的，我们为了认知这个一团混沌的世界，发明了一个概念叫瓶子，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有差异的东西都统一叫瓶子，其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瓶子。我们发明了概念之后，就会把世界上很复杂的一团混沌不可认知的东西简化了，于是就可以认知了，你一旦认知了它，你就简化了它。简化了，不再复杂了，就可以被认知了。这就是我们人类认知的性质。我们认识社会也必然要做简化，你自然就用了无数的词、无数的概念、无数的划分，例如阶级、民族、族群、绅士、宗族等等。有了基于哲学的认识理念，我们再来看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怎么发生的。所有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一个简化的结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要对其简化，首先得有一个概念叫统一，有一个概念叫国家，这就是简化。那以前的人对中国历史做叙述和认知的时候会讲什么？他们的整个目光聚焦在哪里？他们是聚焦在中国的陆地部分，他们把海洋简化掉了。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可以批评他们坐井观天，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最本质的一个部分，所以他的目光就聚集在这里，所以他们描述中国一定是一个大陆的中国，好像缺乏海洋出现的中国。这就是一个高度概括和简化的结果。问题是，一旦高度概括和简化必然会带来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这个是本质的，其他部分我不重要，就被我简化掉了。但是你未必这么认为，我简化掉的部分，可能你认为很重要，甚至那是你认为是本质的部分。你就发现，对同一个事物，我抓住它不同的部分，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认识，这些不同认识给我们呈现了事物的不同面相，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的丰富、复杂、多元。回到刚才的话题，简化掉海洋的面相，你认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不能说你错，你肯定有你的根据。问题是学术总是要不断超越、不断发展的。超越和发展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学术本身的动力，当你用一个视角看某个对象看久了，必然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你会发现这个视角简化、遮蔽了很多东西，就想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发现那些被简化掉的部分其实很有价值。当你一直讲中国是大陆国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想，难道它没有海洋吗？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被前人忽略了吧？这是一个好学者的思维本能。你只要有正常的思维能力与正常审美趣味，受过学术训练后，你自然而然就会这么想问题的。还有一个动力就是现实的需要，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走向海洋了嘛，而且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从晚清以后，是从海洋上来的。接下来讲经验的层面，就是历史上的海洋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两位老师也讲到了，即海洋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所以说我们一旦想到海洋属性，很容易就消解掉一些僵化的地理区域概念，如国家。沿海人群是流动的，其实区域的流动，本质上就是人的流动。所以我听陈老师说闽南话涵盖一个很广阔的范围，从福建一直往南到潮州，一直到海南，这么大的沿海范围内，大家的语言居然有共通之处。这就说明这些人是流动的。其次，我想谈谈国家对海洋的管理以及海洋人群的应对。传统时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有一种观念，认为静止的东西比较好管理，流动的东西不好管理。在明代，朱元璋就试图把人固定在土地上不要流动了，不只是在地理空间上不要流动，甚至在身份上也不要流动。你是农民就世世代代当农民，灶户就世世代代当灶户。但沿海的人群，他们天然是流动的，自然而然与国家制度之间有很多不适。站在国家的角度，就很容易持一种歧视性的、警惕性的眼光去看他们，认为他们是野蛮的、化外的，不好管理的，就想方设法把他们固定化。但沿海人群却想出了好多办法应对这套僵化制度，就有像锦花老师讲的那些复杂的沿海人群的情况。第三，我讲一个自己的沿海体验以及我们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带着学术目的去跑沿海就是去淮南的盐场，江苏东台。这是我们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在广东财经大学当老师的徐靖捷研究的地方，她带着我和黄国信老师还有其他几位学生一起去了东台。我们到了东台，先是在宾馆读历史文献，一下子就觉得很惊讶，史料上动不动说盐场距海180里，距海200里。或者说盐场东西180里、100里。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要回到实际的生活场景里去设想。大家想想，作为一个产盐工人，我工作的盐场是不是应该靠近海？如果海离场100里、200里了，还要把海水引进来煎盐，这怎么可能呢？成本太大了！所以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有了矛盾就要解决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所谓“海距场180里”指的是那个盐场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实际煎盐的地方。但是接着就有新的问题产生，盐场的管理机构，本来就是为了去管理沿海的人，那距离那么远，如何管理呢？当时在宾馆读材料时，我们根据宋代、明初、清代对盐场的介绍，推断海岸线在东移。你们可能会说，那么煎盐的人难道会停在原来的地方吗？对，海岸线往东移，他们顺着盐场往东走靠近海去煎盐，但盐场的管理机构大体上在原来的位置，没变，为什么？因为过去为了防海潮，在这里修了一个堤，官府机构一定是用堤保护起来的，这条堤叫范公堤。这官府机构没有变，但煎盐的人就往东迁了。那天晚上我们读了材料就想出了这些。所以所谓海距场100里，指的是官方机构而不是煎盐的场所。这是我们读文献读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们去做田野，先去了那条堤，“海距本场80里”，很清楚就是指那条堤了，明清盐场官府机构也在这上面。而海岸线现在也还在往东移，受访人指着一些地方告诉我们，这里以前还不是陆地，还是海。总之，田野印证了我们的想法。田野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印证，还有更丰富更重要的东西。到了那个堤上面，我们惊讶地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世界。你可以看到明清的街道还遗留在那里，两旁有很多商铺、有商业街，还有很多高大的门楼。这个地方也出了很多读书人，比如说王阳明非常有名的弟子王艮就是灶户，从小生活在堤上的。你站在那个堤上，你不会晓得这里是一个盐的世界，我们去问堤上生活的这些人，你们爷爷煎盐吗？他们说不煎，那你听说你们祖祖辈辈谁煎盐吗？不煎，都是种地的。虽然他们生活在盐场，但是他们不是煎盐的。他们祖上是灶户身份，但是不煎盐，不要被文献欺骗，认为灶户就一定以煎盐为业，他们可能是种地的。我们就想那煎盐的人去哪里了呢？我们决定往东走，继续问问田野里遇到的老人家。我们第二天往东走，在堤跟海之间的中间地带遇到一些人。跟堤上的世界不同，这里村落里面没有很好的房子，没有繁华的商业街道，一看就比较贫困，这些人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读书人，后来问这些人煎不煎盐，他们也不煎。再问那你知道谁煎盐吗？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他的外婆家是煎盐的，然后我们问他外婆家在哪里？他说东面，海那边。看到这里，其实我们马上就明白这些人的身份了。问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逃荒来的。田野与文献结合让我们马上就明白盐场的世界，一帮生活在堤上的人是做农业的、不煎盐的，他们相对来讲比较富裕，有权势，但他们是灶户，以灶户的身份在官府那里登记煎盐，占了不少地，包括能耕种的土地和不能耕种但可以提供燃料的荡地；往东面有一批人没有地可耕，因为中间部分很多就是盐碱地，这些人并不生活在海边，也不煎盐，他们是祖上逃荒跑到这里来的。这些人很可怜，又不煎盐，又没耕地。那天我们就猜，再往东面走，可能就会遇到煎盐的了。那天晚上我跟黄老师先回了广州，建议学生继续往东面看，可能有煎盐的。第二天、第三天学生们就告诉我们，在东面靠近海边村落做访谈，果然他们祖上是煎盐的。所以，盐场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最富贵的住在堤上，不煎盐、只搞农业，他们读书，考科举，当然这里的人也有佃耕的。然后最东边的那些人煎盐，他们可能是受雇佣的。中间的盐碱地带就生活着一批逃荒人，是最穷困的一批人。我们看到了东台盐场的三个层次。如果我们只是坐在书斋里面，一定发现不了。我们通过田野访谈，看实际的环境变迁，再跟历史文献相结合，就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历史，这是你读任何文献不可能读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中国之外，还有日本、美国的历史学者研究中国的盐，但没有一个学者发现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去做田野，所以他们没有发现。从这里我们看见，将文献、现场、口述、环境结合，会得到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富有立体感的历史。当然我也承认，这同样是我们历史学者对世界概括与抽象简化的结果，不过比起过去的那种单一的视角要更加复杂了，更加有助于我们来认识这个社会、认识社会的人。▲《煮海成聚》陈肖寒：张老师和温老师的发言都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流动。沿海的人群是在不断流动。黄老师和叶老师都是专门研究沿海地区，尤其是盐的问题，就请具体来谈一谈盐的问题。黄国信：我就讲讲我们为什么会做海边生产盐的这些人群的研究，以及我们做这个研究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至于我们的研究结论，交给锦花老师讲。我在书的后记里讲得很清楚，这本书是四个人写的。实际上，作者主要就他们三个，我写的是前言跟结论。本来我是山里人，应该回到我家乡去做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内容就跟我家乡有关。但是做学术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每个学者都希望对某些研究有所推动。所以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做海洋史，对海洋人群的研究也很多，但他们不大关心产盐的那群人。我当时在做盐的研究，那你们不做，我来做吧。所以，我们就跑到滨海地区，我们不研究疍户、渔民和远洋航海的人群，我们研究产盐的人群。这群人，国家制度里叫做灶户，当然产盐的人不一定是灶户，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原来我们想象的那些海边灶户是制度上规定的。明初，朱元璋编户齐民，把一批人登记为民户，把一批人登记为军户，再把另一批人登记为灶户。但是，这个灶户跟我们在滨海地区了解到的灶户差别很大。温老师刚刚说，两淮盐场，住在范公堤两岸的那些人，他们身份可能是灶户，但是他们根本不产盐，住在海边产盐的那些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可能是盗匪，也可能是商人，还有可能是士大夫，但他们在产盐或者组织别人产盐。所以，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史书里边写的、我们坐在教室里边听到的、在图书馆看的东西，跟实际生活中间的历史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灶户研究。结果呢，我们发现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区域从原来华南学者做的珠江三角洲和莆田平原以及华北，延伸到一个大家以前不做的、海边生产盐的人群里面去了。▲黄国信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煮海成聚》一开始就讲，我们是从民间文献出发去研究滨海人群，其实这是结项成果的写法，文题对应，所以结论也是讲民间文献跟盐场研究的关系。实际上，我们进行盐场滨海人群的研究时，民间文献只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内容，大部分内容是我们在滨海地区的调查，没有这些调查，那些民间文献我们读不懂的。民间文献很难读，当然，正史也难读。但是正史你还可以查词典，民间文献查词典都查不到。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去做调查，做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民间文献，也关心当地的口述资料，通过文献与口述的结合，理解当地的环境变迁、当地的人群和组织、他们的经济生活形态、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整个历史的变迁，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放进我们的整个视野里面。我们得出的经验是，我们要做一个地方的历史，调查的视野要广。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后，怎么解释沿海这些人群，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如何活着，并最终解释他们的历史呢？最后，我们发现有几个很关键的东西。第一，国家。虽说沿海的人群是流动的人群，国家很难控制他们。但生产盐的这一批人，他们的流动性比那些海上漂的人群相对小一点，国家还是努力想控制这些人。近代化以前，中国历史的核心之一就是国家对人群的控制，以及人群怎么应对国家的控制。所以我们到滨海的人群里面，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国家怎么控制这些人，他们又怎么用国家的制度来寻找自己最大的利益。比如，在明初的时候，国家严格把他们控制起来，要把他们身份固定为灶户。但他们会努力做自己的选择，让家族成员具有不同的身份，最好民户、军户和灶户三种身份都有，这样可以根据他们的利益诉求和需要来配置或转换，比如一个家族三种户籍齐备，或者不同时候选择不同户籍。这些人在沿海生产生活的时候，会利用他们的优势进行经营。比如说明朝初年，灶户被要求交纳实物盐作为贡赋，到明中叶商业繁荣、大量白银进来之后，国家改变盐课征收内容，让灶户从交实物盐变成交白银。结果是，国家对这些人群的控制也不那么重视，因为只要找到人交白银就行，至于你本来是产盐的人，还是去做生意赚到钱，反正交白银给国家就可以了。所以灶户就开始从事多种行业的经营，比如对外贸易、比如土地经营等等。这里的故事说明，整个中国古代，理解国家与社会的钥匙，还是国家的制度以及民众的应对。抓住了这两个东西，大概就比较能够理解古代的国家跟社会。第二个，环境的变迁。环境的变迁对沿海产盐的人群影响非常大，产盐的地方环境都变掉了，灶户住在范公堤上，跑到200公里外去产盐，当然不可能当天来回。这时灶户如果要去产盐，肯定是在合适的天气与柴草供应的时候去的，所以是季节性的。更多的情况是，灶户跑去产盐的成本可能变得太高，自己就不去产盐了，找人家替他产盐，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可见环境变迁对滨海人群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海岸线变化都很大，锦花老师要讲的福建盐场，海岸线变化就比较小。而长芦盐场，我前两天去南开大学时发现，今天南开大学津南校区，那个地方历史上就是盐场，说明长芦盐场的海岸线变化也比较大。这些变化对盐场人群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所以环境变迁，对我们的研究同样是一个关键要素。第三个，民间自组织。国家在地方上建立盐场，设置官员去管理灶户，但实际上一个盐场有很多灶户，国家只设一个不入流或者正八品的场大使，是没办法真正管得很好的。所以他一定要利用当地的精英，或者叫做权势人群。这些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灶户。场大使利用这些人就可以把灶户管起来。所以国家在管理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利用当地原来的、民间已有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中的权势人群，我们把这些组织简称为自组织。不过，明朝的这些自组织，也许是元朝组织的遗留，也许是宋朝组织的遗留，但对于明朝、清朝来讲，它就是一个自组织。这也是我们去理解整个灶户和滨海人群在这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第四个关键是商业化。沿海一直跟商业化连接在一起，商业化对沿海人群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详细展开了，这方面锦花老师会详细讲。陈肖寒：黄老师讲关于户籍身份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代赋役制度上最重要变化就是货币化，货币化之后，人的身份就不再是某一种固定的身份，他可能名义上是灶户，实际上干别的事情。另外一个问题是自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民间之间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以前我们经常称之为士绅阶层，说他们在履行一些可能从现代政治学上看属于政府的责任，刚才听黄老师讲沿海产盐的人群，就一下子感受到了。最后我们请叶锦花老师具体谈一谈研究团队最新的一些结论。叶锦花：我来谈谈我的研究以及《煮海成聚》的一些结论。我开始关注沿海人群始于做本科毕业论文，因为特别喜欢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所以找了黄老师指导我写论文。黄老师建议我研究福建盐场。做盐场研究，必然要找出生产盐的人。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生产盐的人叫灶户，于是我看了很多关于灶户的研究，这些研究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们都被王朝国家控制，都必须生产盐，所生产的盐都必须交给国家，没有权利控制产品，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贫困。这是当时的研究成果给我的印象。除了看研究成果，我也开始看明清时期留下的盐法志这一类史料。翻开史料，发现确实有很多关于灶户贫困的描述，但还有其他一些记载，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灶户贫困。那么，明清时期的灶户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当时想要解答的问题。在历史人类学方法指引之下，我借助当时的福建地图与明清时期的福建盐法志，找到了明清时期福建盐场所在地，并跑去当地田野考察。田野地点一开始是离我家比较近的地方，就是福建漳州诏安，后面又陆续去了漳州漳浦县、晋江市、石狮市等地方，在这些地方都找了一些材料，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最好玩的是在晋江和石狮。其实不管在哪里，我都努力寻找曾经的灶户的后代，问当地人：“你们的祖上，比如你们的父亲、爷爷有没有生产盐”这一类问题。在晋江和石狮，很多人告诉我：“有啊，我的父亲、爷爷，他们都是生产盐的。”我很高兴能找到灶户后代，同时又想进一步了解是不是当地所有人都生产盐。由于在田野中我发现当地有很多祠堂，因此我常问问：“那你们族其他房的人也生产盐吗？”一些采访对象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们说：“没有。我爷爷是盐工，我爷爷的兄弟是农民。”这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冲击。先前研究及原始文献给我的印象，民户就是民户，灶户就是灶户，军户就是军户，民户、灶户和军户是不同的人群，他们跟国家的关系、国家对他们的管理是非常隔绝的。但上述回答让我意识到一个宗族的不同房派之间，甚至是兄弟之间，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户籍。▲叶锦花田野考察的时候，我一方面找当地人访谈，另一方面搜集民间文献，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运气比较好，我搜集到很多盐场族谱。翻开族谱我就发现，有些家族在族谱中宣称他们的祖先在明初分别登记了灶、民、军等各种不同户籍。可以肯定一个宗族里面有民、灶、军好几种户籍，是明代就有的事情。此外，我当时对灶户还有一个认识，那就是灶户就是生产盐的，盐场地区的经济结构以盐业为主。然而，我在福建看到的是，盐场所在地经济结构很复杂。除了生产盐，还有农垦、海产养殖、手工业，这都是盐场地区人群的生计。在福建，我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空间隔绝。田野之后，我认真阅读文献，发现其实明中后期以来就如此，民户、灶户、军户住在一起，他们共同构成沿海人群，一同经营各种产业。田野考察的这些具有冲击性的印象，引发我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盐场如此复杂，盐场人群的户籍、盐场地区的经济和组织是怎样的，为什么到明中后期泉州盐场地区出现多籍宗族。这些思考部分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博士论文写的就是福建一个盐场的社会变迁。《煮海成聚》这本书的作者除了黄老师和我之外，还有李晓龙、徐靖捷。李晓龙关注的是两广地区的盐场，徐靖捷关注的是两淮盐场，我们几位虽然关注的区域不同，但是我们一起读书，一起跑田野，时常讨论。我们讨论过后，对明清时期盐场地区的变迁有一些共同的理解，就是我们都认为盐场的秩序、盐场的社会组织由两股力量合力形成。一股力量是国家，为什么？因为盐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很重视管理盐，很早就设置了机构管理，所以国家的管理、国家的力量一直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盐场人群。盐场人群也很重视盐，生产食盐是他们的生计方式之一，也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盐场人群会在国家管理的框架之下，根据自身的利益进行选择，做事情。国家跟盐场人群之间的合力形塑盐场的组织、秩序。二者之间合力的变化，也促进盐场组织、秩序的变动。盐场人群根据自身利益选择突破制度规定，还充分体现在改进制盐技术上。海边制盐一开始都采用煎盐法，煎盐法需要比较高的成本，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后来在国家管控稍微弱一点的地方，比如福建、广东地区，从明初开始就逐渐改煎为晒，两淮地区改得晚一点，它受到国家的管控比较强。总之，盐场人群在国家的管控之下，会根据自身利益加以选择，设法经营，而他们的选择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会影响到国家。国家设置盐官管理盐场的主要目的是征收盐课，明初国家征收本色盐课，然而，随着灶户活动的开展，有些盐场收不到盐，有些收了以后食盐积压盐仓。食盐积压盐仓与开中法的运作有关，这里就不展开。这里要指出的是，盐课积压盐仓，就发挥不了财政作用，影响国家利益，也影响盐官的考核。因此，盐官需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最后，在灶户跟官员的互动下，开始将盐课改折，原本灶户缴纳盐课就是缴纳食盐，折米后则交米，折银后则交白银。盐课改折以后，场官管理的重点发生变化。原本盐场官员管盐场的重点是控制灶户，让他们生产盐，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盐。盐课改折后就不再把灶户控制在盐场上，不再要求他们生产盐了，因为即便这样做，灶户没有米粮、白银，也无法完成盐课任务。因此，盐课改折以后，场官管理盐场的重点转向了米粮、白银的征收，而放松对灶户的人身控制，也关心食盐的生产。盐场管理模式转变对灶户的影响比较大，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在制度上不产盐就能够完成盐课任务，活动空间更大。灶户的活动空间包括多个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们除了生产盐，还进行海产养殖。比如，明中后期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种蛏子、养蚝。另外，盐场人群垦殖濒海滩涂，大规模种植经济植物，包括龙眼、荔枝、橘子。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其实明初就有，但中后期更频繁。盐场人群很多经商，海上贸易是其中重要的构成。海上贸易其实跟盐有点关系。明初推行海禁政策，规定片甲不得下海。但为什么沿海地区一直有船只下海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部分海盐的运输需要走海路。明代在滨海地区生产的海盐一般都运往山区销售。运盐一般先从盐场下海，海运到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再河运到山区。所以海盐的运销有一段是海运，洪武年间就有官员上奏朱元璋说国家要求片甲不得下海，但是盐商运盐需要走海路，怎么办？朱元璋说，我们禁的是私人船只，运官盐的船只不在禁止范围内。所以，从明初开始官盐运销就给海禁打开一个缺口。盐课改折后，福建食盐由灶户自产自销。于是，灶户借着运销食盐的名义下海，实际上船上装其他货物官员管不了，出海以后，船只是航行至另外一个港口，还是直接出海通番，也很难管。所以盐场人群的海上活动非常频繁。明朝国家推行海禁政策，没有为海上航行提供安全，所以民间海上航行一般都会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般情况下，他们经商，但是遇到危险，或者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他们就成为海盗。至嘉靖、万历年间，国家加强打击倭寇，又发现盐场人群习水性、懂架船，而且有船，是很好的抵抗倭寇的人选，于是，灶户又被组织起来，成为抗倭的“灶勇”。可见，盐场人群的身份一直在变，他们可以是在盐场上生产盐的人，也可以是食盐的运销者，他们从事很多经济活动，是海商，也是海盗，又在某些时候成为抵抗倭盗的主力。灶户的多种经营，特别是经商，促进盐场地区财富积累。富有的灶户开始培养子弟读书，考取科举功名。因此，明中后期盐场地区的文风特别好，江浙地区、福建地区的科举特别成功，取得科举功名的人特别多，取得科举功名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灶籍。与嘉靖年间国家意识形态变化相结合，灶户士绅开始建立盐场宗族，所建立的宗族，在福建往往是多籍宗族。多籍宗族的建立背后是户籍赋役的策略，比较复杂。大概而言，盐场人群为了应对赋役制度，为了减轻赋役负担，同时为了更好控制滨海资源，方便海上贸易，建立宗族，宣称祖先在明初登记了民户、灶户、军户等三种户籍，承担民灶军三种役。宗族成为闽粤盐场地区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沿海人群甚至宗族跟国家讨价还价。以清初迁界为例。史料记载迁界线是距海30里、50里不等，但是在实践层面30里、50里怎么划？实际上，迁界线的划定是执行官员与地方势力互动的结果。在泉州，就有一个宗族，铺锦黄氏，那个宗族有灶籍，他们跟官员商量，把迁界线就划在他们宗族居住地的外围。因此，族谱记载迁界时族人“托处界边”。这是他们利用宗族的力量与国家讨价还价的结果。从国家的管理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灶户管理体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明初国家为更好管理食盐的产运销，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盐政。灶户既被盐场管理，也被州县管辖，属于二元管理体制。随着盐法改革，场官职能不断地简化，不再管食盐生产和运销相关事宜，而仅负责征收白银形式的盐课。灶户觉得既在州县承担赋役，又在盐场交课很麻烦，于是要求改革，一度促成场官的废除，盐课由州县兼征。灶户的管理也由原本的州县、盐场二元管理，演变为由州县一元管理。不过，两淮地区还不太一样，两淮与国家税课关系特别紧密，盐利也特别大。盐课改折后，因为商人进入盐场，通过预付资本等方式控制生产，场官不得不依赖场商管理生产，向灶户收税。总之，明初的灶户有制盐纳课的要求，且被盐场、州县双重管理，而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特别是盐课折银以后，灶户与其他户籍人群之间在职业、赋税、管理上的区别和界限逐渐模糊。当然，户籍名目上的区别仍有用，灶户和其他户籍人群需要缴纳的赋税项目仍有不同。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微信编辑：辛玉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史濛辉▲1929年，上海的语文老师用本地方言给学生上课，教孩子们唱歌谣《铁匠和农人》。(01:06)引子清道光二十二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842年8月29日，南京下关江面，拥有60门大炮的英军军舰“汗华丽”号（Gornwallis）上，大清特派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爱新觉罗·耆英神情严肃，反复翻阅着这份名为《南京条约》的文件。这份条约的第二条赫然写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他可能没想到，这五处港口的最后一处——上海——当时隶属松江府的小县城，在180年后的今天成了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自然也包括语言。上海开埠是上海方言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开埠前对上海方言集群影响最大的是地理与行政因素，而开埠后则是移民与经济因素。如今所谓的“上海方言”，狭义上仅指“上海市区方言”，主要指上海市中心区范围内通行的话。根据八十年代的行政区划，至少包括十个行政区：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闸北、静安、虹口、杨浦、普陀。“上海市区方言”一定程度上是开埠后逐渐形成的。广义上讲，“上海方言”也指整个上海境内的方言，还包十个“郊县”：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川沙县、南汇县、奉贤县、松江县、金山县、青浦县、崇明县（许宝华、汤珍珠，1988：2）。目前学界一般将上海地区的方言分为五片：市区片、崇明片、嘉定片、松江片、练塘片（陈忠敏，1992；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1993）。▲1963年的滑稽戏电影《如此爹娘》。视频截取报幕员介绍演员的片段以及开场演员唱歌的片段，均为上海方言。鸣谢阅江楼主提供视频资源。(01:59)地理与行政在上海地区方言形成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地理界限是吴淞江（古称松江，为《禹贡》三江之一），松江片与嘉定片的分界跟河流走向基本吻合。两片最明显的区别是声调的个数：松江方言有8个声调，而嘉定方言只有6个。嘉定“懂”“冻”，“动”“洞”分别同音，而松江各不同音。此外松江有内爆音（implosive），如“报”和“丹”的声母。发音时声带振动喉部下沉，但气流并非从肺部呼出，而是口腔气流向内吸入，因此也称“吸气音”。松江的入声韵母也比嘉定多，如“渴”“刻”，“壳”“哭”分别不同音，但嘉定都同音。为什么上海地区方言分区的第一界限是吴淞江，而不是如今河面更宽、更广、直入大海的黄浦江呢？这里涉及一段“黄浦夺淞”的河道变迁史（李敏、段绍伯，1996）。明人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中讲：“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宋时阔九里、后渐减至五里、三里、一里。”今市区河宽仅50至70米，从中便可看出吴淞江唐宋至今的巨大变迁。吴淞江边青龙镇（原址在今青浦华新镇一带）的兴衰正见证了这段吴淞江不断雍塞的历史（邹逸麟，2007）。青龙镇的工匠们接到吴帝孙权的命令，正在江边赶制一艘名为“青龙”的巨舰（朱伯原《续吴郡图经》）。不久后，这艘“青龙”巨舰就将沿着吴淞江驶入大海，实现吴帝的野望。青龙镇一带，北临吴淞江，东濒大海，从上海到苏州、松江的海船都经此江出入。因其优越的内河航运地理位置，青龙镇成为商贸重镇。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的《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云：“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这说明至北宋元丰年间，青龙镇海上贸易已十分发达，时人甚至誉之为“小杭州”。但至迟在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吴淞江已开始淤塞。苏轼在《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里说：“（松江）上游泄水艰噎不快……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中多水患”。其实早在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昆山人韩正彦就开挖了吴淞江下游的“白鹤汇”，把弯曲的河道拉直，吴淞江主流逐渐开始甩开青龙镇（张修桂，2007）。到了南宋，吴淞江淤塞进一步加剧，航运贸易中心移至今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元代，青龙镇完全失去港口的功能，成了赵孟頫《谒青龙文庙》中记载的“前朝有胜迹，遗碣在荒茅。民识青龙舰，树倾黄鹤巢。”明初夏元吉治水时,放弃对吴淞江本身的治理，导淀山湖水通过黄浦江至吴淞口直接出海,吴淞江彻底成为黄浦江支流,黄浦江水系形成（傅林祥，1998）。吴淞江作为一条天然的地理界限，也反映在两个方言片的行政归属上。吴淞江北岸今嘉定片方言的范围唐时属苏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分昆山县东境置嘉定县，属两浙西路平江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分县境东部置宝山县，当时嘉定县、宝山县皆隶属江苏布政司苏州府太仓州。南岸的松江片方言范围，唐以前为昆山县地，唐天宝十年（751年）始置华亭县。华亭县北宋时属两浙路秀州，南宋时为两浙西路嘉兴府管辖。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县置华亭府，后改为松江府，即为江浙行省北部松江府。松江片方言覆盖的面积最大，可按声调调类的归并及调值特点再分三小片：松江小片、上海小片、浦东小片。松江小片的特点是8个调；上海小片的特点是7个调，“动”“洞”同音读一个升调；浦东小片也是7个调,“动”“洞”同音但读一个平调。可见，对上海方言片区的划分不能以黄浦江为界先简单区分浦东和浦西方言。此外，上海西部有淀山湖阻隔，使得青浦西南的练塘、小蒸、蒸淀、西岑、金泽、商榻等地的练塘片方言又有很大不同。最典型的是存在“送气分调”现象，如“早”和“草”声调不同。崇明则“孤悬海外”，方言更接近启东、海门。如崇明片称呼祖父为“公公”，祖母为“婆阿”或“亲婆”；嘉定片多叫“大爹”和“亲妈”；松江片多叫“大大”和“阿奶”。移民与经济接着重点来讲市区片，也就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上海话”，学界一般称前文提及的“上海市区方言”。1843年开埠后，大量移民涌入上海。这是上海方言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主要是人口数量及人口构成。下表据邹依仁（邹依仁，1980：90—91）的材料整理了1852年至1949年上海地区的人口变化。▲此处总人口统计范围包括：1843年开埠，英国殖民者霸占外滩以西一带土地，设立英租界；1848年美国殖民者霸占虹口一带土地，设立美租界；1849年法国殖民者霸占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一带土地，设立法租界；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1863年至1945年，上海是由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除租借以外的南市、闸北、浦东和附近郊区的“华界”等三个部分组成的。（邹依仁，1980：1）从上表可知，在1852—1949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上海地区的人口净增加了490多万。移民来源统计进一步显示，上海人口的增长主要靠的是外来移民，而不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邹依仁，1980：114—117)。1947年和1949年上海的非本地籍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79％和85％，大约有400余万人是移民或移民后裔。而外来人口中，江苏、浙江人口占多数，如1936年在“华界”的200万人口中，其中本地籍人口仅为51万，江苏籍却为86万，浙江籍为41万，江浙两省的人口数约占到了“华界”总人口数的63.5%。上海市区方言的底层原是松江片的特征，但伴随着大量移民，上海方言开始受到周边吴语的大量渗透发生特征混杂，逐渐脱离了原本的松江话底层（陈忠敏，1995）。最主要的是来自苏州和宁波两者的特征。早在1917年，姚公鹤（1917：19）就说：“上海五方杂处，语言庞杂，不可究诘。”他还将当时上海的语言分为五类：广东话、宁波话、苏帮话（他称为“地主也”)、北方话和本地话，又说：“上海土语，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所有上海白者，大抵均宁波、苏州混合之语言，已非通商前之旧矣。”影山巍（1928：702—703）还认为，上海话里，苏州系的语音占75%，宁波系的语音占10%，广东系统语音占0.5%，其他语音占14.5%。（以上姚公鹤及影山巍引文转引自石汝杰，2012）这里足见苏州、宁波对上海之影响（石汝杰，2012；平悦铃，2023）。具体举例来说，如赵元任（1928/1956：82）在吴语研究的开山之作《现代吴语的研究》中讲上海方言有新旧派之别，新派分类近似苏州，旧派近似浦东。如旧派“王”和“房”混同，而新派则分，前者是松江片的特征，后者则是苏州方言的特征。又如在代表开埠前的上海方言——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文丨朱林浩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俄罗斯的亚洲性往往会被忽略，或者说，亚洲部分的历史在俄国历史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怎样形塑俄国的近现代历史，仍不甚清晰……西伯利亚蜷缩在历史的边角，跟它1300万平方公里的巨大体量相比更显“尴尬”。即使我们将视野放到世界史当中，西伯利亚依旧是一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作为亚欧大陆东北的庞然大物，西伯利亚有着和其体量成反比的存在感。这里没有古典的文明，没有足够规模的土著部落，没有合适的气候，甚至当现代技术进入后也凭借自身的条件拒斥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有在索尔仁尼琴、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文学家手中，被当做现代悲剧的一环得到了重视。在塔塔尔语中，西伯利亚意为“沉睡之地”，那么埃里克·厄利的《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用80万字唤醒的是现代视角下的西伯利亚历史。▲《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瑞士]埃里克·厄利著，夏昱华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极北之地》不是一部西伯利亚的元叙事，而是一部试图尝试在文明中发现西伯利亚的“现代”史。在这里作为西方他者视角的审视并不是问题，西伯利亚庞大的体量消弭了作为主体视角的可能，无论是楚科奇人、尤卡吉尔人这样的原始群体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对1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宣称一种“代表”。这里是黑色的，不仅仅是由于资源，也是因为它只能被别人表述，它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这里是童话的，一块边疆之地从未如此程度地介入一个国家的历史，形塑了这个国家的当代样貌，让这个国家的中心成为边缘的“附庸”。黑色与童话的双重面向，也成为了近现代俄国苦难历史的底色。西伯利亚的“历史”从莫斯科大公国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开发乌拉尔山两侧作为起点，在一开始，伊凡雷帝就成为“手握闪电之人”，掌控着开发者的命脉，商业家族的政治献金换来对商业开发的许可，绝对忠诚的保证换来皇权代理人的特权，这为之后400年的西伯利亚“发现史”奠定了基调：闪电般的黑色基调。由于俄国没有自己完善的货币体系，长期以来对外贸易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动物毛皮起到了货币的作用：欧洲由于美洲的发现带来贵金属的涌入，掀起了对奢侈品的浓厚兴趣，毛皮作为贵重商品既可以换来贵金属货币，又可以以物易物换来急需的商品。对毛皮的渴望推动了以商业为表象的东向探索，来为皇室积蓄财富。散落于西伯利亚的诸多部落，对于俄国来说更是征收毛皮的对象。这里不像美国西部平原有聚集的、强大的部落来反对国家力量，俄国也愿意用一些法令保护土著的生存，换取他们的“牙萨克”（即每年的毛皮贡物）。自1582年叶尔马克东征西伯利亚汗国开始，到1639年伊万·莫斯科廷维奇抵达鄂霍次克海，当北美洲的清教徒还不曾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俄国人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越过了六千公里到达了太平洋的岸边。他们每十年向东跃进一千公里，这是一千公里的追寻，一千公里的捕猎、一千公里的渴望，一千公里的“鄂霍特”（俄语意为“捕猎、渴望”，这也是鄂霍次克海名字的由来）。而在北方海洋上，对于亚洲与美洲之间是否有陆地连接，或者从北方海洋能否到达勘察加半岛，开辟比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陆路运输更方便的航路仍是亟待证明的问题。1648年9月，谢苗·杰日尼奥夫到达了日后被称为“杰日尼奥夫角”的大石岬角，南边就是白令海峡；1732年8月，测绘员格沃兹德夫从勘察加向东北登陆了阿拉斯加，成为第一个从西岸登陆美洲的西方人，即使这一功绩长久被掩埋在历史之下；1741年7月14日，维图斯·白令与奇里科夫船队抵达阿拉斯加。这一部分的探险史，代表了西伯利亚早期带有强烈知识性色彩的行动，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占据了极其重要的舞台，尤其是伴随白令探险西伯利亚和海上的德国人斯特勒，他对于科学的热衷，对于生物痴迷般的喜爱和纯粹，任何一个读者都无法放下他的故事。但到此为止，西伯利亚在俄国眼中绝非知识的宝库，探险西伯利亚也绝非为了充实国家的博物收藏和编写博物志、地理志。毛皮-牢笼-化石能源：西伯利亚发现中的三条线索对于俄国政府而言，这些探索西伯利亚及其周边海洋的动力来源于对毛皮的渴求，这种动力正如作者所言：就像紫貂是征服西伯利亚大陆的动力一样，海獭也将成为人们先后征服北太平洋、科曼多尔群岛、阿留申群岛、白令海峡的普里比洛夫群岛、阿拉斯加海岸和北美的动力。（267页）如同伊比利亚对于拉美黄金与白银的需求，对东方香料的需求一样，资源构成了地理探索的第一重特性。出售西伯利亚毛皮的收入，长期占据了俄国年财政收入的20%左右，甚至在高峰时达到了30%。吊诡的是，这些收入并没有促成俄国经济的原始积累，而是进入了沙皇的金库。西伯利亚冬天极其漫长，地理条件恶劣，鄂毕河、勒拿河与叶尼塞河三条排名世界前十的大河及其流域却缺乏通航条件，毛皮的获取只能通过森林猎人和荒原猎人艰难的狩猎获得，缺乏一种爆发式的、快速的财富积累，尤其在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动物生态还极其脆弱的环境下，不可能成为财富高效积累的手段；在欧洲完成大西洋西岸地区的探索之后，大西洋作为高效且供应量巨大的毛皮产地不仅压低了俄国毛皮的价格，也取代了俄国毛皮贸易中心的地位。毛皮贸易对于俄国而言只是提供了不断进行扩张战争的资金，以及巩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商贸体制，甚至无法填补由于探险开发西伯利亚带来的成本支出。若非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两位影响整个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坚持保有西伯利亚，后世君主很有可能放弃西伯利亚的开发。与西伯利亚命运不同的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名正言顺的殖民地俄属美洲，自1783年建立到1867年贱卖阿拉斯加，80余年的时间里由于地理原因连食物都无法自给，成为了俄国的负担，从乌拉尔山运物资到堪察加半岛或俄属美洲首府新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间，甚至比英国绕过好望角或麦哲伦海峡到达这里的时间都长，这样的状况与西伯利亚何其相似。无独有偶，在西伯利亚的现代历史上，化石能源的大量发现也仿佛重演的毛皮发现后的历史，只不过相较于以毛皮为驱动的西伯利亚开发入不敷出相比，油气和金属矿藏资源的发现为中央政府带来了大量的收入。在苏联时代，西伯利亚成了石油与天然气之海，向东的动力变为了化石燃料和金属矿藏。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石油勘探的成功让苏联的年石油出口量大到1.1亿到1.8亿吨，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石油禁运带来的油价高企使苏联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而1945年苏联石油的年产量才2000万吨。指数级的增长原本为苏联后期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却反而让苏联患上了进口依赖症。石油红利助长了不思进取，集体农庄的改革和轻工业体系的建设被搁置，大量的进口产品填补了内部需求，柯西金为首的改革派最终被石油红利所击倒。石油和毛皮，就像是两个不同维度的西伯利亚诅咒，让俄国患上了荷兰病，直到现在这一模式仍未改变，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出口国，奉行着自莫斯科大公国以来的发展模式，历史的变化无非是从毛皮到石油、天然气，从粮食到再到更多种类的粮食。如果说毛皮和化石能源是理解西伯利亚的两个线索，那么第三个线索就是牢笼。一个冰天雪地、环境恶劣、与世隔绝的西伯利亚，天然就是法外之地，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牢笼。俄国在西伯利亚的东进并没有在政治上塑造一个可被治理的空间，也不像美国的西进运动那样扩大了民主的空间，推动奴隶制度的解决，反而推动了农奴制的巩固：自由派的官员和异见者有了合适的安排方式。历史以悲喜剧的形式作为开场：第一个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是1591年中部城市乌格里奇教堂的一口钟，由于它曾经鸣响以告诉人们，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被囚禁于此的皇储德米特里于不久前被沙皇部下杀害。这口钟遭遇了和太子支持者们一样的刑罚——割断舌头，即拆除钟心锤，放逐托博尔斯克。这里容纳过十二月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军……越到近代，放逐的逻辑也越从“你是国家的强制劳动力，因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倒转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因为国家需要强制劳动力”，小到偷鸡摸狗、私砍树木，大到发表不当言论，都会让人成为古拉格的一份子，成为开发西伯利亚的奴工。殖民地还是俄国东陲：一场西伯利亚性质的讨论从上述三个线索看西伯利亚，会自然而然认为西伯利亚在性质上更像是俄国的殖民地，因为这样的模式完全符合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尤其是开发的运作模式上这里也与西方殖民运动的发展如出一辙：先是给予特许权给商人进行探索开发甚至代理统治、资助探险队或船队进行地理探索，最后由帝国出面进入西伯利亚直接统治和开发。但我们细究西伯利亚的历史，会发现这里与殖民地的诸多不相称之处。历史上没有哪个殖民地是长期需要母国输血的，而西伯利亚正是这样的存在。毛皮的收入无法抵消维系俄国政府存在的支出，对西伯利亚探险的投资也是一个无底洞，维图斯·白令在1733年开始对西伯利亚北部航路及美洲的探险就花掉了俄国财政预算的六分之一，且在后续不断追加，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个世纪。条件恶劣、人口稀少，让开发西伯利亚变得无比艰难，以至于尼古拉一世时期一度不顾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定下的原则，讨论放弃西伯利亚：“让亚洲和太平洋见鬼去吧！”为了极力压缩成本，西伯利亚的监狱化就成了开发和维系西伯利亚开发和统治的制度化工具，上文所述“你是国家的强制劳动力，因为你被国家逮捕了”到“你被国家逮捕了，因为国家需要强制劳动力”的逻辑倒转，就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前现代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供应，西伯利亚在经济上阻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又让俄国政治环境有了更加保守和反动的空间，这在任何殖民地与母国的互动关系中，都是一道奇特的景观。美国边疆学家拉铁摩尔在对亚洲的考察中提出了著名的“内殖民化”概念，由于缺乏殖民地，亚洲国家近代化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往往会通过内部方式进行解决，农业的剪刀差代表的商品内部倾销或者通过强制劳动力的制度性保障以低廉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这个角度看西伯利亚，无疑更加符合拉铁摩尔的论断，即使这样的方式在俄国并不成功，只有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得到了较为有效的运转。如果我们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1300万平方米的巨大边疆，能否正确理解西伯利亚的性质？借用德勒兹对于国家的看法，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他所统治的空间纹理化，或者说均质化，从而让统治完成对于不同地理空间的捕获。西伯利亚的历史是海洋与陆地空间纹理化的双重失败，北极航道无法被开辟，路上铁路的建造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初南西伯利亚才有了一条简陋的铁路线路，长期只能用畜力运输，导致整个西伯利亚无法高效的进行网格化管理。即使创造出古拉格这样类似的局域性的可治理空间，但并不能代表陆地与海洋的平滑空间。一方面，俄国没有亚洲国家的国家装置对于山地和草原极强的纹理化能力，另一方面又受困于北冰洋的环境，缺乏西方将北方海洋和地中海技术耦合起来归并大西洋的能力。这里是政治无法通达之地。在国家能力方面，西伯利亚完美诠释了俄国的欧亚主义：既无法像欧洲，又无法像亚洲。整个西伯利亚就处在这样吊诡的环境中，它没有历史，又无法定义，既不是殖民地也无法视之为边疆。它是地理上的极北之地，在观念上依旧是一块极北之地，离莫斯科太远，离太平洋太近。拒绝现代：技术在西伯利亚的异化当我们审视近代以来西伯利亚，会奇怪地发现，现代技术似乎并没有改变西伯利亚太多，或者说并没有完全推进整个俄国的现代化转型。技术对世界巨大的改造能力，对旧有观念爆炸性的摧毁能力，我们很难在这片大陆发现。早在伊凡雷帝时期，为了保护西伯利亚的“纯洁”，禁止西方国家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贸易，

文丨洪纬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不会这样想了。如果你读过美国经典名著《飘》，或者看过美国经典电影《乱世佳人》，那么你也一定不会忘记思嘉的风情万种，不会忘记她对艾希礼的痴情，不会忘记瑞德为之付出的一片真心和关爱，也不会忘记媚兰的温婉大方和对她的守护。▲电影《乱世佳人》剧照故事发生在1861到1873年之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的佐治亚州。战争时期，南方种植园农场主遭受了重创，失去了一切，金钱、土地、奴隶，还有体面。战争结束后，南方开始重建，他们又面临着传统和新生的冲突。面对相同的困境，媚兰和艾希礼夫妇自始至终守护着传统的体面，被视为传统南方的代表。同样出身富裕人家的思嘉和瑞德夫妇为了金钱和欲望却无视传统，抓住时机赚得盆满钵满，被视为新生南方的写照。新旧之间的葛藤牵绊和时常爆发的激烈冲突，塑造了思嘉的叛逆和坚韧，造就了人物之间的复杂情感纠葛，令人津津乐道。这对敢于突破自我和向往美好爱情的年轻读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小说里还有一样东西贯穿全线。它才是思嘉的挚爱，是她的庇护所，是抚平她创伤的良药，可以让她表现出“明天又是另一天”的豁达，那就是塔拉农庄。“她一想起塔拉就仿佛有一只轻柔而冷静的手在悄悄地抚摩她的心似的。”（《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戴侃，李野光，庄绎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055页。）一、塔拉与米切尔塔拉农庄位于佐治亚州北部克莱顿县的一个叫做琼斯博罗的小镇。它的原型被公认为是位于琼斯博罗东南五英里处的Fitzgerald

文丨郭晔旻与同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相比，大阪似乎显得更加现代化与都市化。好在，在大阪历史博物馆里，还是能够看到这座城市的往昔岁月。跨越国境的大阪史若是说大阪历史博物馆的格局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参观次序大约是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进入底层入口后，游客需要乘坐电梯直达10楼，再逐层向下参观各个展厅。这样做的好处，大约是让游客可以在第一时间，眺望不远处的大阪城（堡），包括那座在日本“时代剧（古装剧）”中无数次现身的“天守阁”——虽然博物馆里的文字注解显示，这座几乎成为古代大阪象征的巍峨“天守”，其实是在1931年才根据十六世纪的样式，以钢筋混凝土重建而成，距今不足百年。▲图1

文丨王晴、汪堃街舞源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非裔、拉丁裔群体的文化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起向亚洲散布，被不同地域、身份和阶层的人群所接受和喜爱。中国街舞既是全球舞蹈史的一部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舞蹈史、社会史的重要组成。2023年6月《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Revolutionary

文丨刘启振西瓜是夏季的主要消暑水果，被称为“夏令瓜果之王”。中国长期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也是最大的西瓜消费国。西瓜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是一种广受赞誉的大众水果。西瓜是如此的甘甜美味、消暑解渴，甚至有人笑称没有西瓜陪伴的夏天是没有灵魂的，是不完整的。假设没有西瓜，真的难以想象古人何以度过炎炎盛夏。我们不禁发问：西瓜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吗？它是怎样逐步融入我们的生活的？古人是怎样利用西瓜的……带着这些疑惑，我们一起来聊聊西瓜的历史文化故事。追根溯源：西瓜的非洲起源和全球传播西瓜起源于非洲，其初生起源中心在东北非的苏丹、埃及境内，对于中国来讲，西瓜属于实实在在的舶来品。非洲是多种西瓜属植物的起源地。现代甜味西瓜在非洲东北部起源并首次得到驯化，苏丹境内的野生西瓜种群是甜味西瓜野生祖先的活标本。野生西瓜被驯化为栽培西瓜是古代埃及人的功劳。公元前2000年或者更早时候，西瓜和药西瓜就已出现在尼罗河流域，在第十八王朝第12位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约前1341—前1323）的墓葬中曾发现这两种西瓜属植物的种子。但是当时主要食用的是种子，而非瓜瓤。西瓜种植在距今3000年前出现在古希腊。公元前后，西瓜传入古罗马。地中海沿岸各国陆续将西瓜作为食用瓜果广泛推广栽培。此后，西瓜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变得缓慢起来。公元711年，北非摩尔人（Moors）入侵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其后将西瓜带入今西班牙境内，并逐步推广：961年，科尔多瓦出现西瓜种植；1158年，西瓜在塞维利亚种植。西瓜经由南欧继续向北扩展，但是效果非常有限。直至1600年以前，西瓜才开始出现在欧洲的草药书中。1625年，西瓜已经作为一种次等园艺作物在欧洲广泛种植。1597年，西瓜首次出现在英国的文献记载中。在欧洲很多国家的语言中，西瓜的拼写和发音都非常相似。▲古埃及墓葬中的球状条纹果实

文丨王振忠（一）二十年前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燕京学社，刚到波士顿，就听在那教英文的吉姆先生说他曾到过上海，归国时在浦东国际机场问讯处碰到一位女士，寒暄中，后者听说他来自波士顿，就兴奋地告诉吉姆说，自己家的一幢老房子被搬到了波士顿附近……对此，吉姆颇感诧异，表示完全无法理解。回家后一打听，才知道搬往美国的那幢老房子，就是位于塞勒姆(Salem)的“荫余堂”。▲安徽省休宁县黄村村景▲黄村的民居建筑▲斑驳的墙面与残损之窗棂以“荫余堂”为名的建筑在中国并不罕见。譬如，苏州拙政园内就有一块“荫余堂”的匾额，园主藉此上慰祖灵下垂世泽；而同里退思园之前宅部分，也有一处号称“荫余堂”的。从字面上理解，“荫余”的意思为“荫余后裔”，也就是希望先祖之积德累仁荫及子孙。而碧波地之荫余堂，原先坐落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据说始建于盛清时代的康熙年间，为砖木结构的徽派民居建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因屋主成员分散各处，老屋逐渐遭废弃。1996年黄氏家人再度相聚，商议荫余堂之命运。平心而论，在皖南，荫余堂是极为普通的一处徽州老房子，近数十年来，无数类似的建筑皆因缺乏保护而在凄风苦雨中任其倒塌、毁拆殆尽。有鉴于此，慧眼独具的有心人经与当地政府沟通，荫余堂被整体拆迁至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最终成了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文丨田方萌1982年夏，我随父母到杭州游玩，自然少不了逛西湖。在岳王庙内见到几个铁人，我问父亲为什么他们为何跪着。“秦桧等人陷害岳飞，说他犯了‘莫须有’的罪”，父亲解释说，“后人祭奠岳飞，就铸了几个铁人，让他们跪着替秦桧受过。”那时我就好奇“莫须有”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叛国罪还是谋反罪？一本近年出版的儿童历史读物这么讲：“秦桧派人用绳子将岳飞、岳云勒死了，罪名是‘莫须有’。”很多小朋友看了恐怕也同我一样好奇。长大后我才知道，“莫须有”其实不是罪，而是一个形容词，意指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不过，这是后来的引申义，并非本义。《宋史·岳飞传》记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秦）桧诘其实。桧曰：‘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秦桧罗织谋反罪名让岳飞下狱，他口中的“莫须有”显然不是无中生有，那么这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大多数解释都说莫须有意指“也许有”或“恐怕有”。民国时期的文献学家余嘉锡在《读已见书斋随笔》中明确写道：“……莫须有者，即恐当有之义也。”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语文杂记》一书中也指出：“莫须就是现在的恐怕或别是之意。”由于这两位学者是汉语研究的权威人物，当代的辞书都沿用了他们的解释。第五版《辞源》“莫须有”条称“犹言或许有”；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称“意思是‘也许有吧’”，第六版《辞海》亦称：“犹言恐怕有、或许有。”《文学典故词典》和《汉语大辞典》等辞书也沿用了《辞海》的解释。今天江苏徐州和浙江温州等地的方言还保留着一些唐宋时期的古语，当地人说“莫须”的意思正是“估摸着”，表示揣测之意。然而，这一解释放在原文中，却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秦桧若说“也许有”，口气便不肯定，等于承认了“也许没有”，不符合“狱之将上也”的情形，也不能抵挡韩世忠的诘问。我们可以推测，秦桧的答复应该很肯定，希望说服韩氏。可他并未给出具体罪名，韩世忠才会再反问“何以服天下”。有些文史学者猜测，秦桧本来讲“必须有”，被误写为“莫须有”。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宋宰辅编年录》都写作“必须有”。《宋史-刑法志》记载：“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可见当时谋反罪名已定。清代学者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中推测说：“桧以险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书有据，决不以模棱语了事也。似宜从‘必须有’为是。”清人毕沅和徐乾学也持此说。然而，莫须有三字出现在多本宋代史籍中，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记》和《宋史》，它们不可能都抄错了。抄工也可能从“莫须有”抄成了“必须有”，两句或许互为异文。抄工觉得语义相近，可以替换，多半是错抄的原因。这也为秦桧回答的肯定性提供了旁证，不过我们仍须分辨莫须有的确切含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关于莫须有的争议不时出现，我从知网上就搜索出二十多篇或长或短的考证文章。其中自称“新解”“别解”或“他解”的文章，大都援引了清代学者俞正燮的说法。俞氏在《癸巳存稿》一书中论称，“莫须有”应断句为“其事体莫，须有”。“莫”表示秦桧停顿，“须有”推断岳飞有罪，这是关于“莫须有”的第一种肯定性解释。俞正燮举出古书上的几处例证，说明古语有时以“莫”为语气词，相当于今天的“嘛”，如《左传》中的“阳不克莫，将积聚也。”1936年出版的《辞海》即采此说。根据上面的推断，秦桧答复的口气是肯定的，俞氏的解释符合这点，却带来另一个疑点。俞正燮解释说：“盖桧骄蹇，反诘世忠，谓其事体莫，示若迟疑审度之，而复自决言须有。故世忠不服，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言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并非听不懂秦桧的话，为何要将前后两句的三个字“牵连为一句”，而不言“须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俞氏此说实在牵强，吕叔湘就讥他“可笑”，“还要恭维韩世忠会做截搭题”。已故的台湾作家李敖也认为俞正燮的解释不确。2010年8月，他在杭州参观岳庙时提出另一种说法：“我专门查过20多篇宋朝人写的文章，上面的‘莫须有’三个字都不是连着的，而是‘莫须-有’。‘莫须’就是等一等，‘有’就是会有的。”彭奇凡的《“莫须有”新解》一文认为“莫须有”应解释为“终归有”，接近这一解释。我虽未见李敖就此公案写过文章，因为他的粉丝众多，这一说法流传甚广。不过，就在2009年凤凰台播放的一期谈话节目中，李敖却将“莫须有”解释为“难道没有吗”。他自己的解释虽不一致，却为答案增加了两个选项。前一个是他的独创，后一个早有人提出了。文史学者王曾瑜曾校注岳飞孙子岳珂编写的《鄂国金佗稡编》一书，即指出“莫须有”是宋代常用语，意思是“岂不须有”。历史学者罗炳良也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把‘莫须有’训释为‘岂不当有’更切合岳飞冤狱的实际情况。”此外，还有人提出了第四种肯定性的解释。1996年，《书屋》杂志刊登了《千古疑案“莫须有”》一文。作者署名“万里”，认为“莫须有”的解释必为“一定是有”。作者将“莫”字解作“一定”，“须”字解作“是”，并举出了一些宋代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莫”字的语例。2012年，文史学者艾俊川出版文集《文中象外》，其中收入《“莫须有”新解补证》一文，完全肯定了万里的解释，还给出了数条例证，说明“莫须”的意思是“一定”或“必定”。那到底哪一个对呢？我们先看看莫须二字的演变史。据语言学者周晓彦考证，“莫”字最早在否定意义上作为副词使用，通常含有劝阻之义，如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唐宋时期，“莫”字由否定副词转为揣测副词，再转为反诘副词。同一时期其他否定副词“不”“非”和“无”也出现了类似的转义用法。转为揣测副词后，“莫”字与其他字组成了“莫非”“莫是”“莫须”“莫不”等一系列双音节揣测副词，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莫非”。“莫须”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唐代文献。《敦煌变文-汉将王陵变》有句：“王陵在后莫须忧，必拜王陵封万户。”吕岩的《渔父词—十八首·瑞鼎》亦有句：“会合都从戊巳家，金铅水汞莫须夸。”这两句中的“莫须”都在否定意义上表示“不须”。此词后作为揣测副词常出现在宋人的疑问句中，如《朱子语类·卷五十六》中有句：“敬之问：‘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思诚，莫须是明善否？”这里的“莫须”就表示“或许”的推测之意。“莫须”在宋代衍生出反诘之意，表示“难道不”或“岂不当”之义。例如，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卷二记载，宋徽宗问下属梁师成：“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这里的“莫须”应为“难道不”之义，解释为“等一等”就不通，因为皇帝不必等待大臣回答。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云：“曾普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王安石）参告否?’”此句中的“莫须”也应解作“难道不”，若是“等一等”之意，就与后面的“待”重复了。因此李敖解释为“等一等”不确，可能他在杭州一时糊涂，犯了口误。此类“莫须”与“否”的反问句在宋书中常见。不过，在宋代古文的陈述句中，“莫须”二字更宜解作“一定”或“必然”等表示肯定语气的副词，这一语义很可能是从反诘副词进一步衍生的转义。公元1123年，宋徽宗派遣赵良嗣等人与金国谈判，涉及重划符家口边界的问题。赵良嗣建议说：“符家口系属南界，有新仓、永济两盐场在内。朝廷岁增百万贯，正为此盐场在其中，莫须改正。（《三朝北盟汇编》卷十五）”因为符家口有盐场，宋朝政府必争，“莫须改正”即“一定改正”的意思，此时“莫须”的意思已经从唐初的“不须”完全反转。当年秦桧构陷岳飞，韩世忠不平，前去质问。秦桧答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综合上述分析，如果这句话是反问句，译为白话就是“谋反之事难道没有吗？”如果这句是陈述句，可以译为“谋反之事一定是有的。”考虑到此句一般被标点为陈述句，宋代史书还有“必须有”的异文，“莫须有”当作后一种解释。“必须有”在宋时并不是指“一定要有”，而是指“肯定有的”，这一点艾俊川也考证过。受语言学家的权威解读影响，今人错将“莫须有”解释为“也许有”。余嘉锡在讨论“莫须有”的含义时引用了上述蔡絛和朱弁书中的语例，但他认为“莫”属于“商量之词”，忽略了它后来由揣测副词转为反诘副词，再转为表示肯定的副词。余氏如此解说当时的场景：“盖因世忠问桧以飞谋反实据，桧无词以对，不能言其事之必有，而曰恐当有此事云尔。只此一语，可见飞无反状……若作必须，则是断言确有此事，不合当时证据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余嘉锡还是太书生气了，他讲“只此一语，可见飞无反状”，恰恰说明秦桧不可能回答“也许有”，那样会被韩世忠抓住话柄。同样，吕叔湘也仅指出“莫”字用作“否定疑问之词”，而未叙及其反诘和肯定之义。这不能不说是两位大学者的失察。本来行文至此就可以打住了，我在写作过程中还看到一个相关的问题：秦桧真的说过“莫须有”吗？据文史学者顾吉辰考证，宋人熊克的《中兴小记》最早记载了秦韩二人的对话，书中注明“此据《野史》”。这本《野史》由无名文人编写，今已不存，不能作为确证。顾吉辰猜测，出于抗金派打击秦桧的政治需要，有人匿名编造了莫须有的段子。后人辗转抄录，以讹传讹，莫须有的故事才是“莫须有”。《三朝北盟会编》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史书在记载岳飞被杀时，并没有记叙秦桧说过“莫须有”之事，可以作为顾氏结论的旁证。也有宋史学者根据韩世忠逝世后赵雄撰写的《韩忠武王碑》等史料，认为韩世忠确实诘问过秦桧。就像今人仍在争论岳飞是否写过《满江红》，秦桧是否说过“莫须有”恐怕也难以定案。虽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秦桧和宋高宗构陷杀害了岳飞父子，后人即使在细节上加油添醋，增加一些戏剧化的情节，也无伤大体。只是，“莫须有”从此被赋予了“无中生有”的含义，“莫须”的古代用法也逐渐不为人知。作为汉语历史上被探究最多的短语之一，“莫须有”的谜题今天可以结案了。（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邹贺北宋元符三年（1100）隆冬岁尾，辽朝（辽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1066，改国号契丹为辽）首都上京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笼罩在一片雪雾之中。城内馆驿里，北宋使臣陆佃送走了辽朝接待官员，披着厚皮袄，坐回交椅休息。年初的时候，宋哲宗去世，皇弟端王赵佶继位。辽朝作为北宋兄弟之国，循例派出使臣祭奠宋哲宗，恭祝宋徽宗。北宋当然要遣使答谢，这正是陆佃此行的目的。不过，辽道宗耶律洪基身染重病，无法举行宴会，各项礼仪从简。陆佃乐得省去繁文缛节，只待差事一了，动身还朝。此时，馆驿中的契丹侍者端来一杯浓茶，给陆佃醒酒。这个侍者会说汉话，做事也殷勤，与陆佃相处颇融洽。陆佃喝口茶，从桌上抓起两个夹子，一个自己吃，一个递给侍者。这是使团随行厨师为招待辽朝官员，专门做的一种北宋面食。侍者双手捧着，却不吃。陆佃问他为什么不吃？侍者说：“这是南朝食物，我要带回去给父母尝尝。”陆佃很高兴，干脆把桌上剩余的夹子都拿给了他，又问：“知道这叫什么吗？”侍者回答：“听人说叫‘石榴’。”陆佃没听懂，未及细说，侍者已退出去忙别的事了。回到开封后，陆佃与家人们谈论起出使见闻，提到了契丹侍者孝顺父母，却把夹子叫做石榴的轶事。家人们也不明白，只听一个孙儿朗声答道：“我猜侍者说的是‘食馏’，意思是蒸制成的食物。”陆佃和全家人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这个孙儿就是陆游，后来他将这件事写入《家世旧闻》一书中。其实，像契丹侍者弄不清夹子一样，今天的人在面对肉夹馍时同样困惑：显而易见的馍里夹肉，为什么不叫馍夹肉、夹肉馍？偏要叫肉夹馍？▲“肉夹馍”由此引出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馍夹肉、夹肉馍等称呼更为合理准确，肉夹馍这个名称“不符合语法”，（田惠刚《“肉夹馍”小议》）只是约定俗成，将错就错了；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宾语前置的“肉食、肉用鸽”等词，意思是食肉、用肉的鸽子，所以肉夹就是夹肉，合起来肉夹馍就是夹肉的馍，“是相当合理的”。（刘继超《“肉夹馍”——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时至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认可“肉夹馍”这个称呼，不是错误。于是开始琢磨如何解释？比如有人解释为源自“肉夹于馍”，省略介词“于”，也有人解释为“肉被夹在馍里”“把肉夹在馍里”，省略“被/把……在……里”，还有人解释为“肉/夹馍”，夹馍就是有夹层的馍。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又都有疑问。比如“肉夹于馍”及“肉被夹在馍里”“把肉夹在馍里”太啰嗦，日常生活中谁会故意舍简取繁？再有“肉/夹馍”，虽然提出“夹馍”是从肉夹馍这个词“凝固化”而来的成分，（徐赟《小议“肉夹馍”》）但只是解释了“夹馍”一词的由来，却找不出历史和现实中有“夹馍”这种食物。所以肉夹馍从何而来？依旧是一笔糊涂账。肉夹馍是陕西重要的地方小吃，本地人自然关注其名称含义的谜案。像饮食文化学者宿育海先生询问樊家肉夹馍第三代传人，“他也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又提到听人说“馍夹肉”谐音“没夹肉”，为了突出食材，把肉前置。（宿育海《西安的肉夹馍及其文化》）还有历史学者贾志刚先生认为：肉夹馍起源于唐太宗时，朝臣宇文士及把肉末涂抹在饼上的吃法。（贾志刚《为西安肉夹馍正本清源——以饼夹肉食用法始于唐朝新论》）这些说法都在强调肉和馍/饼，而忽略了“夹”。比如“没夹肉”，假设最开始商家喊的是“馍（没）有肉”，是不是今天的肉夹馍，就该改叫“肉有馍”了？至于宇文士及吃的肉末饼，更没有夹，而且，饼等同于馍吗？其实，解释肉夹馍的含义，无须把肉、夹、馍三字拆开组合，颠来倒去，大费周章。只须想想“肉包子”一词，就直接切题了：肉不是重点，包子是关键。同理，肉夹馍的核心就是“夹子”和“馍馍”。什么是“夹子”？夹子也叫夹儿，与唐宋时期的包子（包儿）、角儿（角子，清代饺子的前身）等词的结构类似，子、儿是词缀，无实际意义，不需要拆成夹、子或夹、儿来解释。夹子的词根是，典型的形声字，左形符“飠”+右声符“夹”，表示这是以面夹裹馅料捏成的食物。在宋代，夹子非常普及，属于“从食”，即主食之外的小吃、零食，上至官宦、下到平民，都喜欢吃。像北宋范镇《东斋记事》、两宋之际方勺《泊宅编》等书中，都提到过夹子，甚至还传到了辽朝。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荤素从食店》记载有鹅眉夹儿、笋肉夹儿、江鱼夹儿等种类，指鹅眉豆、笋片和肉、鱼肉等荤素馅料，还有细馅夹儿，当指个头小的食材做馅，像北宋王禹锡《海陵三仙传》提到“枸杞夹子”，便属于细馅夹子。根据夹子个头大小、馅料多少，可以蒸煮，也可以煎炸。如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有煎夹子，《梦梁录》有油炸夹儿等，又称为油夹儿。宋代浦江吴氏《中馈录》载有“油夹儿方”，就是制作油夹儿的方法：“面搜剂，包馅，作夹儿，油煎熟。馅同肉饼法。”简单来说分四步：和面、擀皮、包馅、油煎。注意：面粉没有发酵。必然是因为皮薄、馅少，过油即熟。如果是大个夹子，还是需要发酵，与馒头、包子一样。北宋诗人苏舜钦说：“食中不设蒸馒饼夹。”意思是蒸的馒头、蒸饼、夹子是从食，不是正餐主食。蒸饼也是馒头，见于明代周祈《名义考》：“即今切面蒸而食者曰蒸饼，又曰笼饼……即今馒头。”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蒸作从食》将诸色夹子、诸色包子、诸色角儿等并列，意味着夹子与包子、角儿等同样是“蒸作”而成。再加上原本馒头有馅，像《东京梦华录》中记有羊肉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种类。可见馒头、夹子和包子的差别，主要在于面皮捏合的形式不同，馒头是在底部封口，包子在顶部封口，夹子则是两片面皮拼合。像《梦梁录》中有一种金铤夹儿，肯定不可能是以金箔制作的夹子，是指其形状如金锭，推测是底部平直、顶部弯曲。所以宋人往往会把馒头和夹子并称，不再特指具体食品，而是做为美食代称。比如北宋名相王旦说：“此地不是与人理会馒头夹子处。”（北宋张耒《明道杂志》）还有南宋诗人徐俯说：“今人饭客饮食中最美者无如馒头夹子。”（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有人说馒头夹子（儿），当然也会有人说夹子（儿）馒头。再添上一个“肉”字前缀，比如《东京梦华录》中有白肉夹面子。如此一来，肉夹子（儿）、肉馒头很容易在口语中缩略为肉夹子（儿）馒头。而馒头就是馍，或馍馍，正如明代谢肇淛《五杂俎》记述馒头：“非饼也，京师谓之馍馍。”自辽、金到元朝，北方经过长期民族融合，语音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比如唐诗中的入声字消失。这一过程中，出现很多新读音，像“自家”一词被连读为“咱”。而馍，很可能产生于馒的声母、头的韵母连读。这样，肉夹子（儿）馒头，就变成了肉夹子（儿）馍馍，最终被省略为肉夹馍。从名称、制法可以看出，夹子和馒头不是今天所谓的饼。在历史上饼有两个词义，广义的饼，见于东汉刘熙《释名》的解释：“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这里的“溲”意思是水调面粉，就是说，把面粉合在一起叫饼，因此所有面食都可以称为饼。比如唐代的笼饼是馒头，宋代的汤饼是面条；狭义的饼，是胡饼。在西汉时，随着“丝绸之路”开通，西域地区众多“胡食”传入中原，其中有“馕”，是把面饼贴到炉壁上，加热烘烤而成。这是胡人做的面食，当然叫“胡饼”，或者叫“炉饼”，也就是今天的饼。史载东汉末年，汉灵帝喜欢吃胡饼。到了唐代早已深入民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走到咸阳时至中午，饥肠辘辘，杨国忠便去市集买来胡饼献给唐玄宗。胡饼可以加芝麻，也可以加油，还可以加馅，就是今天的馅饼。北宋初年陶穀的《清异录》一书，记载有“曼陀样夹饼公厅炉”，意思是公厅炉烤制的有曼陀罗花纹的夹层胡饼。把饼分出夹层，自然是为了加馅。在宋代有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等种类。实际上，扁平的胡饼不烘烤，也可煎炸做熟，再加上馅料，就与油夹子区别不大了。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提到“肉饼”，用羊肉及配料“捻饼，入小油煠”。所谓“捻”就是捏，与油夹子的做法一样。所以到明代，馒头也就是馍，还有包子，与胡饼外形差异大，还可以区分，但是夹子却消失了。像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通雅》只能猜测：“夹子者，殆今之合饼乎？”宋代盛行一时的夹子，最终被馅饼同化了，只保留下与馍结合使用的肉夹馍的名称。肉夹馍的原名肉夹子（儿）馍馍，在今天还能找到一些方言遗存，就是甘肃凉州（武威）方言，肉夹馍就叫肉夹子。（王继中《凉州方言词语汇释》）总而言之，肉夹馍的夹，本字是，非动词包夹或名词夹层，其源头是魏晋时期的肉馅馒头，通过改变面皮捏合方式，在唐代发展出角儿，在宋代发展出包子、夹子等品种。宋代被通称为馒头夹子，而馒头在元明时改称为馍或馍馍，由此诞生了肉夹子（儿）馍馍、肉夹馍的称呼。并且，在实际生活中，宋代的夹子与馅饼混同，致使今天无法区分肉夹馍一词的真实含义。（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刘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概都知道周一良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叫《乞活考》。该文广征博引，详细考察了活跃在两晋之际、黄河南北的武装流民团体“乞活”。根据周先生的研究，西晋永嘉之乱后，各胡人政权割据北方，与东晋形成对峙。以并州（今山西大部、内蒙古一部）为地域联结的汉人难民流徙中原各地，形成团结一致之武装部众“乞活”，虽常为东晋司马氏羁縻，又时或妥协于羯胡石氏，自成一派而叛服无常。并州“乞活”于西晋光熙、永嘉间出现，

Arts）。他们在木匠厅首次举办了关于“美国制造商”的展览。该组织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名字是（相当简洁的）“富兰克林研究所”。在伦敦，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生态系统包括阿德莱德展览馆（Adelaide

文丨刘平向海潜（1888-1974），字松坡，号树汉，湖北大冶县城关人。五岁入私塾读书，15岁时乘船至武汉，投入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当兵，17岁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18岁加入洪门大洪山，拜徐朗西为大哥（徐也是峪云山山主，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派遣回国专事联络帮会）。向之为人，豪侠仗义，敢做敢当，以会党身份与各地会党交游，武昌起义前广泛结纳反清志士。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大事件，向海潜投身其事，并从此走上一条追随孙中山、以洪门力量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本文勾勒其生平，自清末至其离开大陆为止。▲向海潜（1888-1974）（一）辛亥元勋，革命志士武汉三镇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昌是湖广总督衙门所在地，也是清末编练湖北新军的重地，武昌还设有很多新式学堂，新军、学兵与具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归国留学生）聚集一地，形成革命暗流。1907年初，革命团体日知会遭到破坏，但会众四散，分立团体，多达二十余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种族研究会、将校研究团、黄冈讲习所、武德自治社（后改名文学研究社）、义谱社、铁血军、德育会和向海潜为首的群英会。这些团体大多秘密建立于军营，主要以陆军学堂学兵和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彼等名称虽殊，潜谋革命则一”。同年，同盟会外围团体共进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尊孙中山为领袖，主其事者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日知会会员孙武。1909年初，共进会成员大都奉派回国，在两湖地区活动，武昌新军之革命氛围迅速加剧，各团体成员（包括群英会）逐渐汇聚于共进会、文学社之中。按，文学社由1908年建立的群治学社（后改名振武学社）演变而来。向海潜的群英会，取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聚义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该会主要成员有李绍白、刘国祥、秦培鑫、吕尹雄、杨庆山等，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之称的熊秉坤亦为该会主要成员。向海潜具有新军与洪门会党的双重身份，既以军队组织管理会党，又以会党方式团结军队。群英会内包含有不同组织的革命同志、会党分子和普通官兵。清末会党在华南主要是三合会系统，在长江流域以及西南西北地区主要是哥老会系统，素以反清为职志。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起义时率众冲出营房，计划护送炮队入城，再前往楚望台领取枪械，不巧被某旗籍军官砍伤左眉，幸得马队孙继权救治，裹伤再战。起义军进攻督署时遇到顽抗，所幸炮队在保安门与蛇山架炮轰击，义军攻陷督署。之后，向海潜又率民军攻打汉口，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战功，湖北军政府成立时，向海潜被任为参谋，旋被任为武昌卫戍司令。其间，向海潜继续与两湖会党联络，阳夏之战时，他以参谋名义赴湖南，联络会党武装援鄂。民国初立，孙武私欲膨胀，在谋求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不成后，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报》，与临时政府对抗，甚至改变革命立场，联络袁世凯。向海潜对此十分不满，遂联络同乡、第二协统领黄申芗（1884—1942，共进会主要领导之一）等人密谋倒孙。1912年2月17日倒孙事件发生，向海潜及其群英会起主要作用，并由向开第一枪，此次事变迫使孙武辞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之职。事后，向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临时政府叙功，授向海潜为陆军中将。按，1909年春，孙武从日本归来，邀约黄申芗在汉口某酒楼见面，动员黄申芗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因为当时武汉各团体与海外革命党人不通声气，遂欣然同意，并利用他所联络的各团体负责人，商量并入共进会，向海潜率先响应。由于各团体的加入，共进会声势大振，成为武昌起义时期最著名的革命团体。焦达峰（1886-1911），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1902年加入洪福会（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武昌起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于10月22日在长沙领导新军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焦被推为都督，旋被立宪派策反的叛军杀害。（二）反袁勇将，奔走联络1913年3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引发二次革命。7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临时总司令为何海鸣、参谋长为王宪章），率军一部镇守江阴。袁军攻打江阴城，讨袁军处于劣势，伤亡惨重，有部下建议他弃城保存实力，向海潜说：“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即使我被打得只剩一兵一卒，也绝不弃城逃走！”孙中山闻讯，电令向率部撤退，并对随从说：“我宁失江阴一城，绝不可失向海潜这员猛将！”二次革命失败，向海潜流亡日本，1913年12月1日与黄申芗等人拜见孙中山，7日与吴铁城、蒋中正、吴忠信、杨啸天（杨虎）、黄申芗等人加入中华革命党，亲书誓约，听从孙中山关于开展国内反袁斗争的安排。孙中山虽比向海潜年长许多，每次见面，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因为孙中山早年曾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受封“洪棍”（三等职位），而向海潜先为群英会首领，辛亥革命及民初系两湖地区“海湖会”大哥（一等）。1915年，向海潜回国，多次参加反对段芝贵、王占元对湖北实施军阀统治的行动，并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向海潜在武汉及周边地区拥有深厚的会党关系，所以在反对段、王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据辛亥老人卢智泉回忆：“同志们举熊先生（熊晋槐）为讨袁军总司令，以谋继起。同志们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跟他们干。革命同志把反动派的走狗往租界上拉，他们把革命同志往华界拖。就这样，侦缉老爷们被党人弄死了不少：熊先生家里就弄死了三个；卢志泉勒死了陈捷三；向海潜、马骥云、吕丹书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工程营发难有功的程正瀛，堕落成为王占元的特务，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被党人拉到租界，装入麻布袋沉之长江的。经过党人这种坚决的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至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释放政治犯，反袁斗争始告一段落。”1916年，向海潜往来大冶、武汉、上海等地，筹谋反对王占元之事，上海《民国日报》《申报》等多有报道。1917年，孙中山反对段祺瑞倒行逆施，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大元帅，誓师北伐。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并相继任命向海潜为大元帅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长、湘鄂联军总指挥、鄂省自治军左翼总指挥等职。从辛亥革命到北京政府时期，向海潜主要活动于两湖地区，以“湖北民军司令”著称。大约自1923年开始，向海潜主要居住于上海。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他在鄂北、安徽组织武装，与北洋军队作战。南京政府成立后，向海潜应江苏省主席钮永健之邀，任溧水县公安司令、省水路公安管理处副处长、溧水-溧阳联防区区长等职，负责剿灭当地匪患，至1930年，当地匪患肃清，百姓赠以“万民伞”。此后，向海潜自请解甲归田，息影沪滨，在上海期间主要从事社会事业，如创立五圣山（见下），如创办五伦女子职业学校以及民治、民有两所小学。（三）开山立基，团结抗日严格说来，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以反清为职志的洪门会党已经失去在社会上立足发展的可能，但由于洪门网络密布，人数众多，触角四伸，在民国时期的城乡、军民、黑白两道中，普遍活跃着其身影。北京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民间帮会是有约束的，在“军政”中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训政”目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洪门会党的管制力度，以致洪门在“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层面上具有进步性，而在南京政府时期，因为国民党以“训政”手段治理社会的加强，形成洪门组织涣散、社会影响减弱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向海潜广泛联络，开山立基，在民国洪门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1932年3月21日，向海潜在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五圣山之名，一是为了纪念洪门五祖（殷盛洪、傅青主、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二是尊崇儒家五伦八德，三是五人结义，山分五堂：向海潜以总山主兼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为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为义衡堂堂主、明德为礼德堂堂主、张子廉为信廉堂堂主。按，1933年，浦东同乡会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都路口开建同乡会会所浦东大楼（也叫浦东大厦），1936年落成，共八层，会长杜月笙与常务理事黄炎培、穆藕初等举行盛大落成典礼，市长吴铁城等政要出席。本年，五圣山会址入住该楼三层，不久洪兴协会成立，其事务所及下属战时工作委员会亦附设于此，“八一三”抗战前后，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集中于该楼，包括向海潜担任主席团成员的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及上海救济委员会总办事处、学生战时服务团、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其机关报《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夏衍、樊仲云为总编辑）等。建国后，该大楼被收归国有，1990年代中期，因建设延安东路高架桥而拆除。向海潜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借着全国抗日热潮，为洪门发展打开新局面。但是，近代上海素为青帮巢穴，举凡军政警巡、商贾店员与工人苦力，帮众密布，势力强盛。五圣山开山之初，发展并不顺利，而几位堂主也各有志趣，分散各地，如仁文堂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交好，主要活动于广东。向海潜并不气馁，努力突破，在上海与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以及军政界商震、钱大钧、杨虎、李济深等人建立友谊（向曾在二次革命时在日本与吴铁城、杨虎等人结拜兄弟），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经济援助，力主反蒋的李济深后来出任五圣山会办。全面抗战爆发前，五圣山势力逐步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与华南的不少地方。在上海活动反蒋的李西屏（向海潜的辛亥战友）在1934年1月致胡汉民信云：“至于洪门，推行正猛，新近又加入向海潜、蓝绍亭。两同志在洪门极有力量，尤有深长之革命历史。蓝君即蓝天蔚之叔，辛亥贵州起义，曾任民政长。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在）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按，1931年10月，被蒋介石软禁的胡汉民获释，由上海至广州，以抗日、反蒋为号召，招兵买马。1930年代，上海洪门团体有五圣山、五行山、民兴社、峪云山、大洪山、太华山、楚荆山、侠谊社、终南山、十龙山、江湖联合会、天寿山、长白山、正诚社、新胜和体育会、聚胜和体育会、五祖祠、福寿山、鑫华山、大龙山、兴中山（杨虎）、民国山、复兴公、琅琊山、复明山等40个左右，山头林立，各行其是，五圣山山主向海潜遂与五行山山主兼民兴社社长汪禹丞等人商议，准备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组织。经过酝酿，1936年夏，各路洪门大哥齐聚上海老西门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江浙沪一般称洪门为洪帮，在当时上海洪帮中，向海潜势力最大，而汪禹丞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协会理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会所，每月召开理事会，联络各山兄弟感情，共同行动。▲今日上海老西门大境路关帝庙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会众投身抗日斗争。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工人中的洪帮兄弟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号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纱厂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日。按，汪禹丞（1870—1941），安徽婺源县人（今属江西），系上海青帮大字辈，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警卫队长。“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禹丞与沪上爱国帮会人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冬，上海青洪两帮徐逸民、范文照、杨宝璜、邱汉平、韦敬周、崔锡麟等人筹建洪门五行山（其山堂香水名为“五行山、卫国堂、团结香、保家水”，

文丨吴铮强▲宁波南宋石刻公园（一）东钱湖史氏家族墓群南宋明州（今浙江宁波）丞相世家史氏的家族墓葬群，构成了今天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史氏墓道石像生）的主体部分。东钱湖附近的史家墓葬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今天南宋石刻公园附近的横街村、大慈山一带，史浩、史弥远宰相父子的陵墓都在这里；二是东钱湖东畔、南宋石刻公园东北三五公里的下水村一带，这里是史家发迹前的祖墓，包括史家科举开端人物、徽宗朝以“八行”登科的四世祖史诏及其母亲叶氏的陵墓；三是东钱湖东北10公里之外的东吴镇宝华山、五乡镇省岙一带。至于第三代丞相史嵩之，他葬在更加遥远的慈溪县石台乡车厩（今浙江余姚车厩村）。今天散落各处尚未破坏殆尽的史氏墓道石像生多迁至南宋石刻公园集中保存、展示，虽然打破了原来墓葬分布的格局，但从文物保护和展示的角度讲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下水村祖墓的石像多未迁移，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其实是史诏及其母叶夫人的墓前石刻。史氏始迁祖史惟于五代后晋时迁入明州城内，三世祖史简始业儒，娶慈溪学者叶世儒之孙女。史诏是叶夫人的遗腹子，叶氏刻苦培养史诏，而史诏以孝母闻名。“八行”是指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优秀品德，徽宗朝实行“八行取士”，史诏因此受召而不赴，隐居东钱湖奉养叶氏，徽宗赐“八行高士”称号。重和元年（1118），史诏之子史才登进士第，南宋时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史诏墓在绿野村响铃山，至今墓道仍存石椅、文相、武勋、立马、蹲虎、跪羊等，相对其他史家墓葬已属十分完整，唯体量较小、雕刻质量一般。不过史诏墓有一件罕见的文物，即墓道石像起首尚存的一把石椅，这既是宋代坐椅普及化的实物证据，也是地上文物中唯一一把宋椅。不过现在墓地所见是复制品，原物放在不远处史家祠堂的玻璃罩中保管，并且号称“天下第一椅”。史诏母亲叶夫人的墓道不仅留下了石虎、石羊，还有罕见的一对石笋状神道柱，笋在江南有多子多孙的寓意。坐落在下水村长乐里山的叶氏墓已于2005年重修，“宋冀国夫人叶氏太君墓”的墓碑则是民国年间（1935）重修时所立。横街村、大慈山一带可以理解为史浩、史弥远的家族墓。史诏之子、史浩生父史师仲的墓也在这里，不过陵墓几乎毫无保留，只是发现了一块“累赠太师越国公希道府君、累封越国夫人洪大君墓”的墓碑，“希道”是史师仲的字。史浩是宋孝宗继位前的老师、继位后的宰相，他的墓冢封土已是竹海一片，墓道石像也仅剩荒草中的破碎残件。2002年，横街村出土巨大的史浩神道碑残件与碑座赑屃，残件上还有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碑额中“纯”“元老”等字。史浩的长子史弥大、次子史弥正葬在两侧，周边还有史浩孙辈的墓葬，墓道石像多散落在四处。宁宗、理宗两朝的宰相史弥远是史浩的第三子，他与母亲周氏葬于附近的大慈岙。周氏出身绍兴渔家，墓道石刻已移于石刻公园，其中一对卧羊造型尤为优美，武勋石刻高340厘米，体型挺拔而雕刻精细。至于史弥远墓，还能见到封土、重新修补的墓前享殿以及墓道上的两株银杏。据说20世纪50年代墓道建筑等还比较完整，此后墓地改建茶场，大慈寺（功德寺）拆毁，今天墓道上的一组石像则是复制品。不过我去享殿内除了收集散落的建筑构件之外，门板上还有今天的好事者以粉笔题写的《谒史大丞相墓》：八百风雨沧桑路，丞相墓前柏半枯。诛韩议和进身阶，辅佐两宗功业就。半壁江山难扶起，恢复中原终成空。残垣断壁多少时，今日枯木又逢春。史弥远胞弟史弥坚的墓在东吴镇宝华山，史嵩之的生父史弥忠则葬在五乡镇省岙，这一带的史氏家族墓的墓道石像多已移入石刻公园。至于南宋石刻公园本身坐落在史弥远墓不远处，是以墓道石像保存最为完整的史嵩之祖父史渐墓为基础拓展而成。▲史诏墓石椅（原件与复制件）▲叶氏墓道（石笋）（二）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朝人今天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官网这样介绍南宋石刻公园：东钱湖南宋石刻是2001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由此建成的东钱湖南宋石刻博物馆坐落于东钱湖东岸的黄梅山麓深林绿谷之中，以保存较为完好的南宋丞相史浩堂弟史渐墓道为核心、向周围稍作展开而建成。此地风景秀丽，左为青龙山，右为白虎山，前有一溪谷小平地，上水溪潺潺流过，面对连绵起伏、积翠锁岚的龙口山（案山），非常符合古代中国的“风水堪舆学”原理。博物馆周边不久将兴建植物园、中国森林博物馆及森林度假区等旅游度假设施，串连成东钱湖最为独特亮丽的自然与人文和谐组合的旅游线。博物馆占地面积6.7公顷，由室内陈列和室外陈列两大部分及周边众多石刻分布点组成。主要为南宋史氏望族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和明代少傅兼太子太傅余有丁墓葬神道的地面石刻群体，其中属南宋时期的石刻140余件，由宋太师齐国公史渐墓道、宋卫国忠献王史弥远墓道等4处墓前石刻组成；这些墓道长50米至数百米不等，现存较为完整。其墓道选址运用堪舆学原理，依山临水，两旁按王公礼制，从下而上一般有神道坊、石笋、石鼓、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臣依次相对而立。石刻造型比例适度，线条流畅、精美传神；武将戴盔穿甲，双手握剑，威武肃穆；文臣戴冠穿袍，双手执笏，沉静含蓄；石马披鞍系缰，昂首挺立；石虎蹲伏昂首，竖耳睁目。马鞍等处还饰有缠枝牡丹、海兽波涛等图案，表达美好意象，使石刻作品达到了写实风格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为考证史氏显赫家世和南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属元明时期的石刻40余件，主要为余有丁墓道墓前石刻，整组石刻陈置完整，气势雄伟。尤其是望柱，高10米，顶端蹲伏骏猊，势态威猛，刻画精致，在我国现存发现明墓中较为罕见。地方政府主要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推介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作为历史学者参观南宋石刻公园也会被上百件石像生排列组合的气势所震撼——这绝不是一般的墓道可以媲美的景观，让人更加深刻地回忆起那个“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朝人”时代。事实上宋朝还有另一组同等规模的墓道石刻群景观，那就是散布在巩义田野中的北宋皇陵，绍兴的南宋皇陵则由于元朝的恶意破坏而没有留下任何地面文物。明州史氏三代丞相横亘着从宋高宗到宋理宗四朝历史，史氏退出政治舞台时南宋已行将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讲南宋150年的历史相当程度上是四明史氏的时代。特别是宋理宗前期史弥远当政，出现了“进退人才，兴废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为人之主，而自朝廷达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的局面。史弥远能成为权相，宁宗朝是因为联合杨皇后诛杀前一个权臣韩侂胄，理宗朝更因为皇帝就是史弥远扶立，以至于宋理宗继承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当时最露骨的挑战来自一位四川进士邓若水，他竟直言宋理宗是史弥远擅自废立，为此还杀害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济王赵竑：宁宗皇帝晏驾，济王当继大位者也，废黜不闻于先帝，过失不闻于天下。史弥远不利济王之立，夜矫先帝之命，弃逐济王，并杀皇孙，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济王竟不幸于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夺乎？他还提出了骇人听闻的解决史弥远废立问题的办法：要么理宗退位，要么史弥远罢相，要么干脆诛杀史弥远，“除大奸然后可以息大难”。当然邓若水根本不能撼动史弥远，史弥远至死仍牢牢把控朝政。不过史弥远的权势终究没有达到可以谋权篡位的地步，他与理宗相差40余岁，在理宗继位九年之后病逝，理宗开始亲政。▲史浩神道碑残件▲宁波南宋石刻公园（三）公忠翊运定策元勋之碑史弥远毕竟是宋理宗的定策功勋，理宗亲政后并没有清算史弥远。史弥远病重期间已经加官至太师、鲁国公，并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构成的宰执班子。史弥远去世后更赠官中书令、追封卫王、谥忠献，还把本应归还朝廷的宰相赐第改为史氏家庙。至此，宋理宗与史弥远的君臣关系可谓始终如一。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宋理宗在史弥远去世20年后才为其制造神道碑，就成为一个值得特别讨论的问题。淳佑十二年（1252）六月二十六日，宋理宗突然下诏，说史弥远当年诛杀韩侂胄是“嘉定更化之绩”，扶立他当皇帝是“甲申定策之功”。这样一位“光辅两朝，备殚忠荩”的功勋之臣，竟然死了二十年也没有立神道碑，似乎有违朝廷典制，也引起了皇帝深切的同情，“铭书太常，永有休闻，而薨背越二十年，隧道之碑未立，朕甚悯焉”，所以要按北宋时赵普、韩琦的规格，由皇帝撰写一篇神道碑。赵普的神道碑是宋太宗御撰，韩琦的神道碑是宋神宗御撰，现在宋理宗要为史弥远“亲御翰墨，为制碑铭”，这样的待遇就远远超过了宋宁宗为史浩题写神道碑额首了。问题是史弥远当年扶立的是宋理宗，去世时在位的也是宋理宗，宋理宗怎么就过了二十年才想起来给史弥远立神道碑呢？这是之前压根没想到，还是一直想不好怎么写这神道碑呢？又或者本来不想为史弥远立神道碑，二十年后受了什么刺激，突然之间“朕甚悯焉”想起来要“亲御翰墨，为制碑铭”了呢？史弥远去世二十年，南宋的政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史弥远当政时，因为金朝受到蒙古的进攻，宋金再次开战。史弥远去世后没三个月，南宋就联合蒙古消灭了金朝。紧接着宋蒙开战，淳祐十二年（1252）是蒙哥侵宋的僵持阶段，离开庆元年（1259）蒙哥命丧钓鱼城下还有很多年。或许是忙于与蒙古开战让宋理宗无暇顾及史弥远的神道碑，但淳佑十二年突然想起此事必有缘故。史弥远对外并无战功可言，宋蒙交战多年，显然不会刺激宋理宗“为制碑铭”。然而在内政方面，淳佑十一年（1251）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年初立其侄子为皇子，改名禥，基本上就已确定皇储人选，赵禥就是宋度宗。至十一月，宰相郑清之去世，宋理宗又以谢方叔、吴潜为宰相。郑清之是当年史弥远为行废立而为宋理宗安排的老师，史弥远去世后继任宰相。郑清之去世后，宋理宗一度打算复用史弥远的堂侄史嵩之为宰相，但考虑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样说起来，史弥远的时代应该到郑清之去世才真正结束。宋理宗确定皇储后也想为皇子安排一些老师，而新任宰相吴潜反对据说智力低下的赵禥继承皇位。史书记载吴潜在景定元年（1260）立太子前对宋理宗说过“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这样极不恭敬的话，他对赵禥、史弥远的态度应该是一以贯之，这或许可以为史弥远去世二十年后宋理宗突然为其御制碑铭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追加对史弥远的坚定支持，就是为了清除吴潜质疑赵禥（度宗）与理宗自己继位合法性的不良政治影响。▲史弥远墓（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网野善彦“东国之乱”9世纪到10世纪初叶，日本列岛的东西两端分别出现了动荡的局势，并且其规模逐渐扩大。在东国，宽平元年（889），被称为“东国贼首”“东国强盗之首”的物部氏永等人举兵起事，据说朝廷花了十年光景来镇压。延喜元年（901），大规模的群盗蜂起，“东国之乱”爆发，其严重程度使朝廷不得不向各神社奉献币帛，以求安宁。“僦马之党”的猖獗活动成为问题之时，正值东国处于混乱的昌泰二年（899）。据说受到“群盗”滋扰最为严重的是信浓、上野、甲斐、武藏等国。东国呈现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另外，东北地区如同响应这一形势一般，也再次骚动起来。宽平五年（893），出羽国渡岛的“虾夷”和其腹地的“俘囚”交战；在东国之乱爆发的延喜元年，出羽国也发生了“俘囚”的叛乱。因应这一形势，朝廷实行了被称为“延喜军制改革”的制度变革，大幅放开了国衙的军事动员裁量权限，并以国为单位配置了追捕凶党的专门机构——押领使。但是之后在整个延喜年间，骏河、飞驒、下总、上野、下野、武藏等地要么官衙被烧，要么国府被袭，要么国司被害，“凶党”蜂起一刻不停，没完没了（下向井龍彦「王朝国衙軍制の構造と展開」、『史学研究』151号、1981）。西国的海贼在西国，从朝鲜半岛到日本西部的海域，令人不安的事态也频繁发生。特别是朝鲜半岛上新罗王朝末期的动乱，通过海洋对日本西部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宽平二年（890），有三十五个新罗人漂到隐岐国；宽平五年又有三名新罗僧人来到长门。到了这年五月，新罗的海贼侵犯了肥前国松浦郡，并继而袭击了肥前国饱田郡，烧毁民家。据说翌年，海贼又在对马登陆，“侵寇”“边屿”，可以说新罗海贼在这一片海域横行无忌。对此，朝廷命令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诸国预备武器，加强警戒，同时在东山、东海两道动员“勇士”。通过建立这种非常体制，推进对海贼的征讨，朝廷总算在九月剿灭海贼二百余人，于是解除了前述非常体制，并在十月收到了贼船退走的消息。虽说这样，但据说在宽平七年（895），壹岐岛的官舍被完全烧毁，延喜六年（906）在隐岐岛近海出现了新罗的贼船，延喜十七年（917），贼船袭击了对马。这一时期，记载中没有出现西国海贼的活动，但是只要看看纪贯之的情况——他于承平四年（934）从四国地区的土佐国任满回京，在渡海回到畿内的旅程中不断遭到海贼威胁——就能够窥见西国海贼的问题已经如同慢性病一般了。实际上，从这一年到次年，政府多次向南海道和山阳道诸国的神社供奉币帛，祈祷平定海贼，并确定了海贼追捕使的人选。正如小山靖宪指出的那样，濑户内海是朝畿内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对朝廷来说，切断了这条运输道路的海贼活动可谓是心腹大患（前掲「古代末期の東国と西国」）。不得不说，将这一海贼活动和新罗的海贼联系起来的做法固然有些操之过急，但从以往新罗和西国长期的交流情况来看，自然不能说两者之间完全不存在以海路为媒介的纽带。承平六年（936），情况日趋明了，这股海贼以伊予国的日振岛为根据地，乃拥有千余艘船的大集团。伊予掾藤原纯友原本是接受了追捕海贼的命令，作为伊予国警固使来到当地的。他和当时的伊予守纪淑人实施招安政策，赐投降者衣服、种子，让其耕种田地，试图让海贼归农，因此很多海贼一度归降。但这也只是一时奏效，身为警固使的藤原纯友自己不久便成为海贼首领了（小林昌二「藤原純友の乱の一視点」、『地方史研究』172号、1981。下向井龍彦「警固使藤原純友」、『芸備地方史研究』133号、1982）。“本天皇”与新皇平将门、海贼藤原纯友在东国，从承平五年（935）开始，平将门与其同族几番私斗，武威大振。众所周知，《将门记》记载，平将门“素济佗人而述气，顾无便者而托力”——素来喜好为无家可归和不容于世的人打抱不平。他出手帮助有求于己者，赶走了武藏介源经基；在天庆二年（939）十一月袭击常陆国府，放逐国守；接着占领了下野和上野的国府，在随从的欢呼声中，登上了新皇的位置。根据《将门记》，此时新皇将门定都于下总的石井一带，设置八省百官，刻制“新皇御玺”和朝廷印鉴，任命坂东八国的国守。尽管这里无疑有夸张之处，但不得不说，东国的新国家确确实实在此时初试啼声。不过，这位新皇给“本天皇”（从这时开始，《将门记》将京都的天皇作为“本”，和将门的“新”对置）统治的畿内国家的摄政，即自己少年时代的旧主藤原忠平写了一封措辞礼貌的书信。有人以此为由，声称找到了新皇将门对京都的“本天皇”的附庸姿态，强调将门并无取代天皇的意志。确实，将门大概一点也没有征服日本全国的企图。但是我认为，平将门利用弓强马壮的军事实力控制了东国（坂东），意在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即便只是王朝的迷你版，即便存续时间短暂，他也无疑实现了这一点。从东国“民族”史的脉络来看，将门的国家就是最早成立的东国国家。不过《将门记》称，平将门独独未能设置“历日博士”，这象征性地说明了这个新国家作为国家政权存在重大的缺陷。制定历法和伴随历法的元号制度对此类国家有决定性的意义。能够“支配”天时运行和时间之人，才堪为帝王之资。新皇将门陷入“狐疑”而没能立即采取此举，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国家的弱点。平将门把即位之意旨的书信向“本天皇”的朝廷上奏，这一滑稽可笑抑或可谓实诚之举也可能是出于这一原因（青木和夫『古代豪族』、小学館、1974，吉田孝执笔部分）。但无论如何，畿内天皇对日本列岛的统一，确实在日本东部遭到破坏。而且在这一年年末，有报称西国海贼藤原纯友的兵马在摄津国捉住了备前和播磨的国司，西边的叛军已经把触手伸进了畿内。“本天皇”的朝廷对此大为惊愕。第二年即天庆三年（940），朝廷向诸神社派遣了奉币使，在寺院发起制伏叛贼的祈祷，任命了征夷大将军，并决定招抚藤原纯友，叙其为从五位下。但是东国的叛乱已经蔓延到了骏河国，不仅官符使遭到袭击，关卡被打破，骏河的国分寺也被包围。西国藤原纯友的水军则袭击备中，并攻击淡路岛，夺取了兵器，更以走海路进京为目标。濑户内海的水路经淀川水道可以直通京都，可以说西国的海域落入了藤原纯友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二月十四日，新皇将门亲自跨马前驱，向平贞盛、藤原秀乡发起决战，结果中箭战死。东国国家仅仅维持了三个月便走到了尽头。这对畿内“本天皇”的国家——王朝来说确实是极其幸运的（福田丰彦前揭书）。不过，西国的藤原纯友所部依旧龙精虎猛：八月，以四百余艘船袭击伊予和赞岐，烧毁备前国和备后国的兵船；并且在十月打败大宰府追捕使的讨伐军，烧掉了筑前大宰府；十一月，周防国的铸钱司也被纯友军烧毁，土佐国八多郡也在海贼的寇掠后被“烧毁”。虽然说船只具有快速机动性和集中破坏力，但面对已在陆地上拥有强固基础的“本天皇”的国家——王朝国家，靠海贼水军独立建设有组织的海上国家终究是不可能的。只是这一点，从纯友军的活动本身中没法看到。天庆四年（941）五月，朝廷任命了征西大将军，但在六月，藤原纯友已经被追捕使小野好古和源经基等人诛杀，西国的叛乱就此告终。▲大宰府遗址东国人的两条道路——志在独立在此前的907年，盛极一时的唐帝国灭亡，五代十国的乱世就此开始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发生分裂，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在将门、纯友之乱迎来最高潮的936年，取代新罗统一了半岛。东亚世界在此迎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型期，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上的一系列动乱，不只是单纯一般性的动荡，而且在更深的层次存在关联。恐怕就和此前看到的新罗海贼和濑户内海的海贼那样，它们之间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具体联系。虽然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但不管怎样，这次东国和西国的内乱，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即使从短期来看，律令国家在经过这次动乱之后，变貌甚大。不光是有关军事的权限被大规模地移交给国司，而且朝廷将检田和征税等基本的国务都承包给国司，以确保贡纳物的上缴，并通过太政官的会议和公卿会议来掌握其人事权——如此治国理政的体制，即所谓的“前期王朝国家”，经过10世纪基本走上了正轨。所谓的摄关政治的安定不外乎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通过这次剧烈动乱的体验，贵族和僧侣本来有机会进行一番内省，但对于畿内的大多数贵族来说，内乱大概不过是一场噩梦吧。然而，即便是仅在三个月的短时间内，独立国家在东国诞生，畿内天皇的一统之治也被破坏，其意义无法估量。不管怎样，对于东国人来说，这场动乱是他们首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摆脱畿内统治的独立愿望的尝试，并为以后开辟了明确的道路。不用说，比起这条道路，结托畿内的朝廷，一边屈从于天皇和藤原摄关家，一边在当地蓄养力量的路径——打垮了将门国家的藤原秀乡和平贞盛所选择的道路无疑更为“现实”。虽说如此，但依然出现了敢于抵抗巨大压力，选择与此不同的自立之路的人，并且他们切实取得了成功，尽管时间短暂且成果微小。这一事实决定性地证明了那种服从于西国朝廷的“现实”道路并非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可谓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东国人的前进方向上经常有两条道路——联西路线和自立路线，东国人的领导者和统治者常常为选择哪条道路而烦恼，而且彼此间时有对立。但我们必须要知道，正是这场内乱为他们切实创造了选择的余地。并且，平将门的事迹代代传承，他成了东国人的英雄。不仅出现了像相马氏那样，在编纂家谱时把将门选作自己祖先的家族，而且也出现了关于将门的传说：将门时而身跨白马，时而以一副铁打不坏之身（太阳穴除外）的超人形象显灵，其首级即便悬于狱门也依然保有意识，终为寻回身躯而腾空飞回东国，受到人们的祭祀（福田丰彦前揭书）。这些无疑表明将门成了寻求东国独立的人们的一个精神支柱。而且，东国走向独立的志向也给东北带来很大影响。自古代征讨“虾夷”以来，东北和关东间就结下了宿仇。而且在稍迟于东国开始摸索独立之道的情况下，东北的前途相当复杂，他们需要一直小心留意东国的情况。然而，如果没有这场内乱的话，东北的独立国家也不可能在不久之后就展露身姿。与此相对，尚不清楚藤原纯友是否如将门在东国一般，对西国海贼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这大概和他们不曾创造出有组织的权力机构有关。但是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在西国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海贼们在集结之际，藤原纯友的存在是否多少拥有一些精神象征的意义呢？可以说这是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摘自网野善彦著《日本历史上的东与西》，褚以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杨海亮孙中山（1866-1925）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胡适（1891-1962）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两人的交涉，包括政治的、思想的、学术的种种，学界已多有研究。研究者大多聚焦一个具体问题，小切入，深开掘，独出机杼，别开生面。应该说，这种研究方法无可非议，而且一定程度上更能把问题说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中揭示的胡适与孙中山的关系往往是局部的、割裂的，而不是整体的、连贯的。因此，系统地梳理胡适与孙中山的交涉，更有利于廓清近现代史上两位重要人物的关系。▲1915年9月，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一谈及胡适与孙中山，首先要说的是辛亥革命。此时的胡适，已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年有余。留美期间，胡适在关注美国政治的同时，留意着晚清时局，并在日记中有所记录：“闻武昌革命军起事，瑞澂弃城而逃，新军内应，全城遂为党人所据。”（1911年10月12日）“武昌宣告独立。北京政府震骇失措，乃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1911年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之消息果确，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1911年10月15日）“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1911年10月17日）“闻有兵轮三艘为新军击沉于江中。”（1911年10月18日）“昨日汉口之北部有小战，互有杀伤。下午《神州日报》到，读川乱事，见政府命岑春煊赴川之谕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于任事’之语，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狂笑。”（1911年10月19日）胡适所记，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除了对袁世凯、岑春煊等有明确的贬抑，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明朗。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封建帝制覆灭。这一时期，胡适对辛亥革命及新生的中华民国才有了比较强烈的感情流露。在致同乡胡绍庭的信中，胡适写道：“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已耶！”信中，胡适还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胡适对“新国”有所期许，对政治也渐感兴趣，但主要还是关心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以至于比较孙中山与梁启超之于革命的功劳，胡适认为梁启超的贡献远在孙中山之上：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回国之后，随着对政治的兴趣日渐浓厚——尽管是“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文丨高云翔长久以来，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会被视为“全球化”城市的典范，历史学家们兴奋地从中窥伺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他角落运作的秘密。然而在科英布拉（Coimbra），一座人口不过十一万的葡萄牙小城也隐隐约约投射出帝国的阴影。在丰富而流动的全球语境里，本土精英们依照自己的想象和经验，挪用殖民地的物产、文化符号、知识、植物，部署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策略，在远离海港的小城打造他们心目中的一处处景观：有微缩殖民帝国图景的主题公园，有种植“热带”和“东方”植物的温室花园，还有拣选记忆的博物馆。今天，这些“日常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很少成为旅客的首选，因为它们是相当晚近的发明，远不如幸存下来的名胜古迹富有魅力。但在当时，在一个图像与经验无法以光速在互联网中快速传播的年代，这些场所成为了帝国腹地凝视海外的剧场，来自异域的景观让那些城市深处的人们拥有了一种帝国的幻象。▲《卢济塔尼亚，科英布拉城的景色》，由Frans

文丨王凡珂在武汉人的城市记忆中，武昌风景幽秀、文化底蕴深厚。这座历尽风霜的古城走到今天，风貌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本来面目不免蒙上灰尘，让人不由想要去探寻踪迹。最近读了《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再回想起过去与自己擦肩而过的城市景色，产生了许多新的心得。景观变迁是观察城市历史的重要角度，武昌古城的初建、发展、变革和现代新景在这部书中都有所体现，其中有关武昌城地理城建和近代发展变革的考证非常丰富。作者使用详实的文献和影像史料，展示了大量的地图和建筑照片，对建筑风格式样、文学形象等也多有关注，可见作者将城市文化史、建筑史等多方学问交叉融汇的功力。同时，作者对武昌的多处古今地名、建筑进行了考证和对应，串连起了武昌城的古与今；在迎来新景之前，作者又带领读者“告别城垣”，用充满温情的文字将体味古城变迁的浪漫为读者娓娓道来。畅达的城武昌城垣的兴建与倾颓格外分明地体现着城市的变化。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对元以前的鄂州城和元代定名后的武昌城城池布局进行探析，在展示历朝图志中的城池图的同时，还新绘制了南宋时期鄂州城池布局推测图和明中后期武昌府城、楚藩王城和宫城的平面图，以供读者参考。明代以前的旧城垣屡遭拆毁，到楚王分封武昌后，兴建起的新城存续了数百年。城墙虽然不同于王府、官衙、庙学、贡院等有鲜明文化政治功能的建筑，但作者从其建材、构造、设计等入手，以新颖别致的角度为读者展现了过往这座古城中的生活景象。明清时期的武昌城垣在军事守备、社会治安、治理水患等多方面起到了作用，近代又随着城市的变革被彻底拆除，它的建筑史正能反映出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变迁史。▲民国初年的武昌蛇山东段武昌城垣（左）。▲1930年代，武昌城墙基本全部拆除，武昌起义门（中和门）仅遗城台，1981年复建城楼（右）。对城市的发展来说，交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武昌城漕运发达、陆路便利，惠及城内各方发展。明清两朝在四面城垣上先后设置了十个城门，与西安、南京乃至全国的明城墙相比，这样的城门密度都算是很高的。《城象》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一一介绍了它们的建筑风貌和历史信息，多处援引《天民报图画副刊》、《图画时报》、《新闻报》等报刊图像及游客摄影作品，让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历史的真实细节。这些城门的开辟一方面考虑地理人口的因素，另一方面则能反映出城中往来贸易、接风迎宾、运输货物的情况，而像保安门这样为规避正对南门格局的扭转设计还为研究建筑礼制提供了素材。作者将这些古城门现存的影像资料与乾隆时期的《武昌城垣图》相互对照补充，清晰地还原了城门的建筑形式，还考证了古地图和文献记录，发现多段城垣、瓮城的特殊设计应也是为交通和城防考虑的。这些城门中，有一部分名字至今还保留着，成为了武昌人耳熟能详的“汉阳门”、“小东门”等街道名和地铁站名。汉阳门是武昌沿江的城门中最北的一座，位于整座城的西北角，门内是武昌城最早开发建设的区域。正对城门的汉阳门正街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商铺，还是唐宋鄂州州衙、明清武昌府衙和湖北承宣布政史衙门（今司门口一带）所在之处。同时，作为蛇山北麓唯一一座靠江的城门，汉阳门是来人由长江登岸后进入北城的唯一入口，前往汉阳的主要渡口也设在此处，显然是水陆交通的要津。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汉阳门一段的城垣紧挨长江，江岸非常狭窄，为了给车马进出往来留出足够的空间，汉阳门的瓮城部分不像一般瓮城向城墙外凸出，而是挪入城内一部分。这样的设计在城南的望山门、中和门等城门上也有体现，足见武昌城建设对交通的重视。西南边的文昌门外，捆捆木材、竹排泊放江中，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作者考证发现文昌门明初时原名“竹簰门”，曾经是商贾云集的竹木交易市场，和汉阳门一样，也是进城水路的要道。与汉阳门远远相对的宾阳门也地处繁华市区，门外是通向鄂东南各州县的交通干道，清末张之洞所修的武昌铜币局运矿铁路从这里通过。今天提到武汉的交通，人们总能想到“九省通衢”的名号。武汉地处中国腹地，和北京、上海、广州一起被铁道部确定为中国四大铁路枢纽，输送着全国各地来往的旅客和货物。武汉铁路局现在管辖着39条铁路线路，包括京广、京九铁路两条繁忙干线，其中京广铁路的前身即是清末始建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最北端最初就设在武昌城东的近郊，彼时城内的东南地区还是一片荒芜，张之洞在此增开了一座通湘门，也未能如愿带动当地的开发建设。要从闹市区抵达这座通湘门车站，一路荒冢累累、又有盗贼威胁，旅客通常宁可绕远去徐家棚车站下车，经汉口再去省会，非常不便。后来市政处向上提请迁移车站，经铁道部应准后，将其从通湘门外改到了人口更稠密、道路建设已初具规模的宾阳门一带，并更名“武昌总站”。随着粤汉、川汉铁路的相继规划和建设，武汉势必将要跻身四方铁路干线枢纽行列。但由于长江的阻隔，这些新建铁路只能止步于汉口、武昌，全国的铁路网也在此形成了一个断点。直到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以后，两条铁路才跨越长江合并在一起，真正形成了“茫茫一线穿南北”之势。京广铁路在蛇山北麓、宾阳门处需要转弯与大桥相接，武昌总站也就迁回了通湘门的原址，继续见证新中国的建设。如今宾阳门武昌总站的旧址改头换面成了“老车站路”，餐馆、卖场罗布，充盈着百姓的生活气息。▲康熙《湖广通志》中的武昌城池图。1908年，张之洞在宾阳门和中和门之间增开通湘门。乘长江、汉水交汇之便，武汉的港口在全国航运建设中的地位也尤为突出。武汉港地处长江中游，是水铁联运的主枢纽港之一。1861年汉口设立了江汉关、从此开埠，40年后，张之洞奏请在武昌武胜门外沿江地区划设商埠，从此武汉的航运日益走上正轨。今天的武汉港由武汉港务集团进行统筹管理，在中部地区的货运、客运中均发挥着巨大作用，向外还连接着韩国、日本、美国等国际港口。近代化的弄潮者对坐拥大江大湖的武汉来说，水无疑是推动经济扬帆的动力，然而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前，长江一直是汉口、武昌两岸居民难以跨越的天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上书提议建桥，直到1957年这座“万里长江第一桥”才最终竣工，辗转半个世纪实现了人们南北通衢的设想。本书整理了部分建桥相关的上书文件和大桥迟迟未开工的原因，如地方筹款困难、战争影响等等，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叹惋之情。类似的还有，武昌拆城之初，也曾有思想先进者提出要保留黄鹤楼遗址附近的一段城墙以纪念这座古城的历史，但在饱受围城战争摧残的民众呼声之中终成镜花水月。城市景观的改变建立在砖石积累之上，正如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始终并非一蹴而成的，不过同样也正是因为城市的脚步迈进得如此艰辛，我们才更能体味古今之变，生出无比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第三章“变革的城”和第四章“新景的城”中，张之洞也多次被提起。作为洋务派首领，他在历任总督的两广、湖广、两江等地兴办实业、力持教育改革，对中国近代化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武昌建设了织布、制麻、缫丝、纺纱等轻工业工厂，与在汉阳大力发展的重工业相辅相成，推动着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脚步。张之洞原意在督两广期间在广东设立铁厂，后来调任湖广总督后，原本购置的机炉设备也随之挪去了湖北，最终在汉阳安置。这座规模巨大的钢铁厂主要负责生产制造枪炮、铁轨所用的钢，和枪炮厂、铁路修建形成一条产业链。而在武昌，轻工业的发展也如出一辙。名震一时的“湖北织布官局”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在广东筹划的广东织布局，迁来武昌后就定址在武昌城墙文昌门外皇华馆以南的沿江地区，还紧邻湖广总督府，一面方便通过水路运输原料，一面又便于张之洞进行监督和管理。织布官局经营不久，他注意到棉纱的销量要好于棉布，两年内又在官布局旁建起了南、北官纱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适逢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他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重点发展棉纺织业，将尚未投产的官纱局南厂纱锭折价入股，创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缫丝官局大门。两侧有张之洞题写的对联“珍逾鲛室，利普蚕乡”。张之洞的远见卓识不仅体现在布厂、纱厂的精心筹划上。除了棉纺织业，他来到湖北后，还注意到了本地盛产生丝和苎麻，但受传统的缫丝、制麻技术所限，丝、麻产品销售难成气候。针对这种状况，他派员前去上海、广东等地学习使用新式机器缫丝，仔细考察合适的厂房选址，在望山门、平湖门外分别设立了湖北缫丝官局和湖北制麻官局，自此形成了布、纱、丝、麻四局，拉开了武昌古城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从城市景观的改变来看，这一时期的武昌厂房众多、烟囱林立；前朝留下的城垣东南角还新开了一座“通湘门”，顾名思义，门前的粤汉铁路向南直通湖南、广州，为武昌城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后期这四所官局的发展受清朝官僚体制、落后的管理和入不敷出的经费状况影响，悉数转为官督商办的形式，经营状况仍然时好时坏，最终在战火中部分迁走，余下的尽数被毁、被劫，今天已经不见踪影了。要说市民们闲暇时的好去处，江滩必定榜上有名。在武汉江滩中，最大的汉口江滩面积有上百万平方米，游客络绎不绝，可谓是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到了枯水季节，最低一级的亲水平台也露出水面，层层芦苇在栈桥边上肆意生长。然而，历史上的武昌城一直深受水患侵扰，沿江地带难以发展。城外的水为武昌城筑起了一道天然防线，到了夏季，城垣将高涨的洪水阻拦在城外，保护着城内居民；但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述，“水是这座古城的血脉，但也会不时地给这座城市带来灾难，”此时的武昌城就如水中孤岛，大江大湖将良田浸灌，居民困苦不堪。张之洞意识到要发展这座城市必须要解决水患，因此在武昌、汉口都进行了水利工程建设。在汉口，他主持修筑了张公堤，使汉口与东西湖分隔开来，堤内的后湖地区逐渐露出水面，可供耕种和居住。有了张公堤，汉口水患渐消，城市空间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武昌江畔，张之洞则筑起了上至金口、下至青山的武金、武丰两道堤防，其间设置两道闸口，成为武昌城外水系控制的重要工程。在清末的教育改革大潮中，张之洞兴办了许多注重“西学”、“实学”的新式学堂，武汉随之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前他任湖北提督学政之时曾在三道街创办了经心书院，建成之初就搬去了都司湖畔的星火堂。到了1890年，张之洞成了湖广总督，经心书院也搬回原址，星火堂的校舍则成为两湖书院的奠基处。两湖书院和广东广雅书院被并称为清末两大书院，不过随着时局发展，张之洞认识到传统旧式教育已经不足，对其学制、课程、规则、选拔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除了两湖书院，他还兴办了自强学堂（后改为“方言学堂”）、农业高等学堂、医学堂等新式高等学堂，对湖北的教育系统做了通盘规划。此外，他还办了一所“存古学堂”，意在保存传统科教文化形式。辛亥革命中，这些学堂大多办学中辍、甚至毁于兵燹，存古学堂因离战火中心较远幸存了下来，民国间在这里办起了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古城的教育星火得以继续传承。教育的启蒙明楚王城的贡院前街（今楚材街）上有一牌楼，上书“惟楚有才”“辟门吁俊”。楚王宫今天虽已不存，但重视文教的思想至今泽被这片土地。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三镇发展工业之余，还在武昌兴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作者考察了张之洞在鄂兴学时期所办学府的校址变迁情况，发现最初的校舍多是利用既有房舍改建，之后逐渐才有了新校舍。除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后改为方言学堂）这些官办学堂以外，晚晴来到武昌的外国教会也开始在此创办新式学堂，其中文华书院（The

文丨宋神秘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中国古代的黄道十二宫，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依然在唐宋时期的中华大地广泛流传，南宋抗金名士文天祥，就直白地用黄道宫展示了自己与苏轼和韩愈相似的坎坷命运：“磨蝎之宫星见斗，簸之扬之箕有口。昌黎安身坡立命，谤毁平生无不有。我有斗度限所经，适然天尾来临丑。”他与韩、苏二人一样，将自己的命运与摩羯宫相联，该宫包含斗、箕两宿，这一宫与这两宿有命运颠簸、生平将遭遇诽谤诋毁的星占内涵。黄道十二宫不仅以星占的文化内涵充实文人学士的情感知识库，还以文字和图像传播与今日不同的天象文化。用白话文听说读写的现代人，如果翻阅从南北朝至明代的黄道十二宫古代文献，应该能够辨别出大部分文字中的黄道宫，因为它们与现代名称密切相联，比如狮子宫，古代也叫作狮子，只是有时候会写作“师子”；天秤宫会写作秤、天称、秤量、天枰；射手或人马宫也叫作弓、人马、弓马、射；摩羯宫也称为磨竭、摩竭、磨羯、摩竭鱼、磨蝎；天蝎称为蝎、天竭，另有一个“虬”也被用来命名这一宫；水瓶宫会以瓶、宝瓶、水器命名；双鱼宫又名鱼、天鱼；处女宫还可以称为女、童女、双、双女和天女；白羊宫又会称为羊、天羊、持羊；金牛也会称为牛、天牛、持牛；巨蟹另有一个单名“蟹”。唯有双子宫比较难认，中国古代一般称其为婬、男女、阴阳、仪、双鸟。双子宫译自英文的Gemini，一般认为这是一个男性双胞胎的形象，这一形象在公元2世纪的欧洲可以找到源头，据说这两个人的图像原型为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Hercules

文丨陈宝良概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中古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三国鼎立，相持不下。继后，五胡入华，进而形成南北对峙之势。朝代更迭，如同游戏。入魏之后，最为突出的是政治之转变。在东汉时期，汉人崇尚气节，敦崇伦际，社会上形成一种醇良之气习。但曹操拥有冀州以后，开始崇奖跅弛之士，下令再三，至于一些不仁不孝之人，也能治国用兵，士风大坏。如建安十五年（210）春，他就下令：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又下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显见，魏武帝曹操此举，已完全抛弃东汉时期所实行的崇重儒行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转而采取重才轻德的政策。因此，一些权诈奸逆之士，也是一朝登天，平步青云，政刑随之失平，风俗以之败坏。时人对这种弊端风习又作如下概括，可谓一语中的：“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曹操其实，这也怪不得曹孟德。一是风习转换，固然与他的倡导不无关系，但终究是时势所迫，他是无法负其全部责任的；二是曹孟德自己为人就任侠放荡，颇有些流氓习气。陈寿《三国志》就说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就曹操的行为特征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他“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行为如此轻佻，说明曹操不仅是放荡儿，而且也是轻薄子。当然，在东汉末年与三国鼎立时期，任侠放荡者并非只曹孟德一人，凡是在当时闻名者，或为人豪侠，或行为轻薄，不治操行，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流氓气。不妨试举几例。如袁绍，《三国志》卷6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就说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许禇，勇力绝人，手下养着许多“侠客”，当汉末时，“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这种“少年”，其实就是流氓，而“侠客”云云，其行为也大多与流氓相近。许禇豢养这类人物，其为人也可想而知。在吴国，名为豪杰，而实与“好事少年”、“轻侠少年”、“轻薄少年”这类流氓交往者比比皆是。如《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孙坚虽然少为县吏，但也“性阔达，好奇节”，与一些流氓都有交往。他历佐三县，所在多得声誉，一些“好事少年”纷纷归依门下，孙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184），黄巾军起事，汉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讨伐。朱儁上表，请任孙坚为佐军司马，于是，孙坚手下的“乡里少年”纷纷一同随征。又如鲁肃，裴松之注引《吴书》，就说他“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当时天下将乱，这位鲁子敬就学习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至于吴将甘宁，更是“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到了后来，甘宁更是成了一些“轻薄少年”的首领，“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闻名郡中。北魏时期，史料上虽少流氓活动的记述，但也能找到一些。如当时有大倪、小倪两人，“皆粗险薄行，好为劫盗，侵暴乡里，百姓毒患之”。所为虽是劫盗之事，行为却如流氓一般。又如房法寿，小名“乌头”，弱冠时一度出任州里的主簿，但从其一辈子的行为来看，却与流氓极为相近。他在少年时，就好射猎，“轻率勇果，结群小而为劫盗”，以致成为宗族内的大患。至后，又时常盗杀猪牛，还“招集壮士，常有百数”，成为一个流氓头子。还有一位刘灵助，《魏书·刘灵助传》就说他“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显见，刘灵助初时也是一位流氓。至晋代，关于流氓的记载就比北魏多了许多。《晋书·刑法志》曾就无赖之徒作如下阐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虽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岂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这里所说的“奸凶无赖之徒”，就是“流氓”。《晋书·刑法志》所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一般犯徒罪的，均是一些本性“元恶不轨”之人，一旦发配到山谷作役，就必然流为盗贼。其实，在晋朝，无赖凶徒是广泛存在的。如吴皮、王隐之流，本来都是“无赖凶人”，却被“皆加重爵”，看来在官场上混得相当不错。与此同时，即使是一些官员，也绝无行检可言，行同流氓无赖一般。如周缙，曾经在建康乌衣道中遇见孔氏之婢，当时正好他与同僚同车，但他不顾廉耻，“便令左右捉婢上车”，其强暴无赖，如此张狂。在说及晋代的流氓时，不能不提到周处。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父周鲂，是吴国鄱阳太守，出身倒算是名门，但周处所行，却一如无赖。史载：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沉）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陆机与陆云——引者）。这段记述，其主旨固然是说周处弃恶从善，但从中对周处少时的无赖行径也揭示得淋漓尽致。周处的恶行，可与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称“三害”，可见周处平日里“不修细行，纵情肆欲”云云，实在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际所干的可能会更加横行无忌。南朝刘宋，无赖流氓的活动也极频繁。首先，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就很喜欢“摴蒲之事”，在赌博场上鬼混，很有些流氓习气。《宋书》卷64《郑鲜之传》载此事：“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摴蒲，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悦，良久乃答之。四坐（座）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座）席与人！’”皇帝如此，外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萧思话，是孝懿皇后弟之子。当他十余岁时，未知诗书，整天“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至于一般官员，其少时的流氓活动更是随处可见。如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蒲”；臧质，“少时好鹰犬，善蒲博意钱之戏”，也是轻薄无检。▲刘裕说及刘宋一朝的流氓，不能不提到朱龄石与王僧达两位。朱龄石，字伯儿，沛县人氏。少时就好武事，“颇轻佻，不治崖检”。他的舅舅蒋氏，人才伫劣。龄石就让其舅卧于客厅一头，“剪纸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虽危惧战栗，为畏龄石，终不敢动”。更为可恶的是，其舅头上长有大瘤，龄石乘其舅熟睡之际，偷偷将大瘤割去，以致其舅一命呜呼！王僧达，琅琊临沂人，为太保王弘少子。后娶临川王义庆女为妻，又出任过太子舍人。从出身、婚姻、为官来看，王僧达还是个颇有身份的人，但所行却不加检束，如无赖一般。他先是在杨列桥观鸭斗，被有司纠参，而且“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在南梁，流氓人物与活动也时常见诸史籍。据载，在南梁，戏荡好博之人不断。如裴之横，“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朱异，“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而那位南郡当阳人邓元起，在少时就成了流氓头子。史籍说他“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此外，一些有名的官员，若追查他过去的简历，或轻薄好游，或不持操行，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流氓习气。如王瞻，“幼时轻薄，好逸游，为闾里所患”；张充，少时也“不持操行，好逸游”，《梁书》这样记述他出猎时的行径：“左手臂鹰，右手牵狗。”架鹰牵狗，这本来就是纨绔恶少的本色。关于南梁流氓的活动，最值得一记的是曹景宗、陈伯之两人。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自幼就善骑射，喜好畋猎，很有胆勇，手下有一批无赖少年。后来做了官，当上了侍中、将军以后，仍不能摆脱其原有的流氓习气。他为人自恃尚胜，每次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还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这一仪式，本来不过是嬉戏而已，而他的部下则借此“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部下这种流氓行径，曹景宗实负有其责。陈伯之，济阴睢陵人。幼时就很有膂力。年13岁时，就喜欢带獭皮帽，时常带着刺刀，等到邻里田中的稻熟，就偷偷割稻。有一次，正在割稻之时，被田主发现，伯之就大耍无赖。史籍作如下记载：“尝为田主所见，呵之云：‘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杖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少时的无赖习气，已是跃然纸上。关于南陈时期的流氓活动，史籍的记载也着实不少。陈高祖少年时，就“俶傥有大志，不治生产”，颇有些流氓习气。只是长大以后，喜欢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才成为“成者为王”一类的人物。在南陈，“恶少年”的活动时有所见。如宝安，年十余岁时，就“便习骑射，以贵公子骄蹇游逸，好狗马，乐驰骋，靡衣偷食”，一副贵游公子的派头。后周文育为晋陵郡守，因征讨而无暇顾及郡中政事，就让宝安监知政事。宝安上任后，就“聚恶少年”，专干不法之事，成为地方上的心腹大患。值得指出的是，后陈流氓大多流入军队，危害军队的军纪与战斗力。如当时有一支“自在军”，其中招集的军兵，都是一些无赖流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门客的活动也时见诸史载，同样应给以适当的叙述。在当时，“土豪”一词，通常是指那些先世无高官重名而在当地有财有势，但政治上却没有地位，往往被士族高门轻视的人。如西魏的“豪右”王覆怜因“先世无闻”，故被目为“土豪”。梁末的落难士族子弟王元规，即将“土豪”刘瑱看作“非类”，不愿与他联姻。不过这些土豪“子弟纵横”，为此，“百姓甚患之”。如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后刺史薛道摽率兵讨伐，李波率其宗族迎战，“大破摽军”。因此，李波一家，成了“逋逃之薮”，一些流氓无赖也纷纷归附于他。所以当时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可见，当地百姓对李波一家，惧之如虎狼。这些土豪，手下又养着一大批“宾客”与“门客”。如南齐曹虎，“善于诱纳，日食荒客常数百人”。“荒客”云云，其实就是门客，也是一些无赖流氓。这些宾客，也是似狼如虎，在当地胡作非为，欺压平民百姓。如晋祖逖手下，就有一批“宾客义徒”，都是一些暴桀勇士。这些人平常“多为盗窃，攻剽富室”。一旦被地方官吏所获，祖逖就自己出面救解。所谓“客”，有时又指“剑客”。如北魏阳固，性格俶傥，不拘小节，少时就任侠，“好剑客，弗事生产”。北齐高昂，为人俶傥，胆力过人，专事驰骋，剽掠当地。他“招聚剑客，家资倾尽，乡闾畏之，无敢违迕”。可见，“剑客”之类，与流氓打手无异。魏晋南北朝存在的流氓人物及其活动，也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当时，游手游食之人颇众，为流氓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如晋人傅玄就说晋朝“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晋人束皙对当时城市游食之多，更是作了如下详尽的概括：“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其实，“数过万计”不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有晋一代，实际游食的人数将远过于此。到了东晋，因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也大量随之南奔，称为“侨人”。除“侨人”外，东晋还有很多“浮浪人”。据载，所谓“浮浪人”，就是“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北周时期，从小农中也分离出一批好逸恶劳、不勤事业之人，其实就是一些农村二流子。他们游手怠惰，早归晚出。虽然地方官府将他们单独编为一籍，守令随时对他们加以处罚，但这些二流子仍是有增无减。小农一旦脱离耒耜，流入城市，游手游食，成为无籍贯的浮浪人，其中的大部分固然又会找到新的正当职业，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一部分则成为游手无赖，为害社会。无赖少年与轻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流氓的大量活动，应该从“无赖少年”与“轻侠”中去寻找。关于“少年”，在当时称呼不一，或称“轻薄少年”、“好事少年”与“勇敢少年”，或称“恶少年”、“乡党少年”与“州里少年”，统称“无赖少年”。所谓“轻侠”，虽可归于侠客一类，但有时与恶少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所以又有了“轻侠少年”的称呼。有关轻侠的称呼也多种多样，如“凶侠”、“奸侠”、“游侠”之类即是。“游侠”一称，固然是战国、秦汉时的遗存，而“凶侠”、“奸侠”云云，则已明确道出这些轻侠不仅有一副凶狠的无赖嘴脸，而且所行也均是一些奸恶之事，并非一身凛然侠气。关于“无赖少年”的活动，正史中有不少记述，不妨摘引分类如次：首先，这种无赖少年，在史籍中称之为“少年”，不作任何意义的限定。如东汉末，张绣“招合少年，为邑中豪杰”；曹仁也“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旅淮、泗之间”。其次，在少年之前冠之以“轻薄”、“好事”、“勇敢”等限定性的词。吴将甘宁，少年时就好游侠，于是手下就招集了一批“轻薄少年”。这些少年，有些其实就是亡命之徒，身负杀人命案。北魏时，一些郡国的豪右，大为民蠹。于是，太宗下令，优诏征召豪右，但民间多留恋乡土，一些地方官吏就逼遣豪右。为此，就有一些“轻薄少年”，乘机煽风点火，“所在聚结”，以致“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吴地豪杰孙坚手下，除了乡里知旧以外，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好事少年”。北周陈忻，少年骁勇，有气侠，姿貌魁岸，同类少年对他敬惮三分。魏孝武西迁之后，陈忻“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寇掠东魏，仍密遣使归附”。再次，这种少年，有时则又称“乡里少年”、“乡党少年”，或称“州里少年”。所谓“乡里”、“乡党”、“州里”云云，其实都是一种地域性的限定，意思均指本地少年。如南陈周敷，本为郡中豪族，为人胆力劲果，超出时辈，而且生性豪侠，轻财重士，于是一些“乡党少年任气者咸归之”；又如任忠，少年时孤贫微贱，被乡党邻舍所蔑视。等到长大，就变得为人诡谲，足智多谋，而且膂力过人，尤善骑射，因此“州里少年皆附之”。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年，其种类甚多，他们不但为人轻薄无赖，到处煽风点火，扰乱社会治安，而且还好事凶顽，在乡里为非作歹，是一群为害社会的恶少。这批恶少的存在，对社会治安一直构成巨大的威胁。一旦封建统治秩序败坏，这些少年就会聚集在地方豪侠的门下，或与贼盗合一，或起而谋叛。如侯景之乱时，南昌著姓熊昙朗就聚集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当然，有时候朝廷与地方官府也利用这些少年好勇斗狠的特点，调遣他们镇压叛乱或农民起义。如东汉末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事，朝廷派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儁率兵征讨。孙坚为佐军司马，而随他出征的乡里少年也为数不少。又如梁末，海宁、黟、歙等县及鄱阳、宣城一带，多地方盗贼，近县官府甚感苦恼。当时有一位程灵洗，素为乡里所畏伏，于是地方官府就让他招募少年，“逐捕劫盗”。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侠，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一般意义上的游侠，二是轻侠，三是凶侠与奸侠。分类不同，其性质也有所区别。这里所要叙述的是，这些侠客如何从行侠仗义之侠转化为为非作歹的凶侠与奸侠。先说一般意义上的游侠。如刘宋时期的龙符，为人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年时好游侠，“结客于闾里”。又如晋时石崇，也是“任侠无行检”；还有北周时的韦祐，少年时就好游侠，与他相交游的人，都是一些“轻猾亡命”。关于“轻侠”，其活动也时见诸当时史籍。轻侠，有时就是豪强大族的同义语，他们不但与流氓无赖相通，而且与贼盗勾结，成为控制一方的恶势力。如三国时吴国斯从，为一县吏，“轻侠为奸”。当时贺齐“守剡长”，打算对斯从严加惩治。于是，主簿劝道：“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但贺齐不听劝阻，一心严惩，将斯从立即斩首。不久，斯从的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有时“轻侠”成为豪强的门下之徒，或从事谋反，或起兵反叛。如北魏太宗时，昌黎王慕容伯儿“收合轻侠失志之徒李沈等三百余人谋反”。又如晋代王廞，“即墨绖合众，诛杀异己，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义兴聚兵，轻侠赴者万计”。至于少时轻侠、长时修改，在当时更是习以为常。如北齐高乾，“少时轻侠，数犯公法，长而修改，轻财重义，多所交结”。又如刘海宝，也是“少轻侠，然为州里所爱”。这种轻侠，有时则称“轻果”、“轻险之徒”，与盗贼一般无异。“轻果”云云，是说这些人为人轻率果敢，不计后果；“轻险”者，则在轻率果敢之外，又增加了奸险一意。如北齐时有一位东方老，少年时粗犷无赖，结交“轻险之徒”，共为贼盗，成为乡里大患。轻侠一变而为凶侠，说明其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侠义的一面逐渐减少，而凶残暴戾的成分却渐趋增加。直至奸侠，轻侠流氓化的历程已经彻底完成。什么是“凶侠”？一般说来，凶侠就是指那些大为民蠹的郡国豪右，也即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如北魏太宗时，下诏征召豪右入京，以致盗贼四起。太宗曾问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对凶侠乱民有所释义：“前以凶侠乱民，故征之京师，而守宰失于绥抚，令有逃窜。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诛，朕欲大赦以纾之，卿等以为何如？”所谓“奸侠”，比起凶侠来，就带有更多的流氓气。他们虽为人轻财重气，却也奸险狡猾，是一些十足的地方豪猾。如北齐时有一位薛脩义，少年时为人奸侠，轻财重气，时常招召豪猾，即使“有急难相投奔者，多能容匿之”。又有一位李愍，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到40岁时，仍不仕州郡，“唯招致奸侠，以为徒侣”。可见，诸如轻侠、凶侠、奸侠之辈，他们不仅是一些带有流氓习气的地方豪强，而且时常聚集在豪右门下，成为地方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本文摘自陈宝良著《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著丨[美]马克·范·德·米罗普译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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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魏斌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获奖作品：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作品简介：本书尝试从山林视角观察汉唐之间的历史变化，通过剖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六朝山林个案，探讨其文化空间和景观构成，分析相关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其意义。四世纪开始，在山神祭祀和山中隐居、神仙修道等基础上，随着佛教山寺的兴起和山中修道的宫观化，“山中”文化景观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些地点成为寺院和道馆建筑集中的宗教圣地，影响绵延至今。在具有一定空间逃离性的同时，山中文化人群对于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也有很强的依赖性和融入性，在某种程度上仍属于社会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六朝山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交汇着相当多元化和层次丰富的历史场景。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饶佳荣采访），系《“山中”的六朝史》一书访谈。近日魏斌对访谈文字又做了修订，此番旧文重发，温故知新。您是如何从唐代制度史研究转向六朝山岳历史研究的？魏斌：

文丨周健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获奖作品：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作品简介：中国历朝的田赋都是国家“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清代田赋长期占国家岁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本书依据大量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连接明清史与近代史，结合制度与史事、时代，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作者指出，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本书的一大新意，便在于对“陋规”“积弊”代表的额外财政进行了制度化的深入剖析。正是这一体系的存在，使得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成为可能。而该体系背后的市场力量，则推动着清代财政从贡赋体制向现代财政体制转型。感谢“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让我有机会在《维正之供》出版三年后，重新回头来思考自己是以怎样的思路展开这一研究的。此前曾在后记中对写作经过稍做回顾，也有幸在《上海书评》介绍了本书的内容与取向，本文是一些相关的补白。一般史与专门史之间如果翻看《维正之供》的目录，会发现大多数篇章聚焦于事件、时代，以进入具体制度的讨论。我想这样的构思或许与同类著作稍有不同。我在历史系读书时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而非专门史。但我做的又不太“近代”，从问题到研究时段都接近明清史。博士论文开题时，我已经想清楚的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讨论田赋，研究的上限至少应追溯至雍正朝，这是由问题本身的脉络决定的。当然，这也和赋役财政研究的积累程度有关，从明代到清初的成果实在太丰硕，而雍正以降直至清末，好像还有一些研究的空间。这是因为，明清史研究关注赋役制度，大体至雍正朝的摊丁入地、耗羡归公为止，而近代史研究则很少关注田赋这样的传统财源，关税、厘金、近代工业、洋务企业才是近代经济史的主题。也就是说，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在研究中将两者加以连接。构思博士论文时，我最初关注的是19世纪江苏的田赋问题，从陶澍、林则徐的文集开始读起，首先便读到了“漕弊”，这是嘉道年间最重要的经世议题之一。我便以此为题，完成了本书中最早的一章。这一经验对我的启发是，从特定时代的文献中聚焦的事件、问题入手，探寻制度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试图在政治事件/时代氛围为线索的一般清史、近代史和问题指向更强的制度史、经济史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此后，我延续这一思路，完成了嘉道之际的陋规清查、道咸之际漕粮改行海运、咸丰年间胡林翼在湖北的漕务改革，同治初年江南重赋核减等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既是制度脉络中的重要节点，也常常进入大历史的书写。我因此也意识到，清史、近代史中的重要时间点，比如乾隆中后期、咸同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在赋税财政问题的讨论中依然是重要的，只不过其意义不同于政治史。上述思考指向的问题是，当我们讨论相对社会科学化的史学议题（比如社会经济史、政经制度研究）时，如何在一般历史/断代史的关注点与专门史/社会科学的关注点之间找到平衡，以便更清楚地阐发其意义，让这些“面目可憎”的专门研究稍具可读性。制度如何呈现无论是史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如何理解制度都是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因为从弊政入手，我对制度的经制外部分更感兴趣。这当然也受到研究先进的启发，比如王业键先生的正式/非正式制度、岩井茂树教授的正额/正额外财政、何平教授的“不完全财政”等。我则选取“额”与“定”等代表清代财政管理特征的术语，使用额定/额外财政的概念。从时人的理念来看，弊政无疑是不应存在的，文献中对此有足够多的批判声。但弊政也是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常态化的存在。在赋税财政这一领域，道德正确与制度实践之间，常常存在不小的分歧。如果轻易地和这些响亮的批判声保持一致，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于制度原理的理解。毕竟把简单明快的批判作为结论是容易的（本书中自然也不乏这样的问题），反正那些被批判的官员与政府也无法回应。真正的挑战是去捕捉少数洞见者的声音，他们可能是务实的，警觉的，怀疑的，无奈的。我常常觉得，如果能够利用不同角度的记载，真实地呈现各方的难处与制度的困境，我们对于制度运作何以不得不如是，也许就有了足够的理解之同情。所谓弊政其实是制度的重要组成，这样的认知已然是常识。但从史学的角度来讨论，不仅要指出这一结构性问题，还需将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定位于变迁的进程中。本书的工作如果有所推进的话，便在于重构了田赋中的额外财政系统。我利用几种19世纪中期的田赋收支记录，相对清晰地勾勒出田赋的实际收支和管理方式，尤其是额外财政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分配，它与额定财政又存在怎样的关系。不过这些想法大体是十几年前的，最近若干年的工作让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恐怕还是略显隔膜，有其不足。如果真正从人的行为出发来重建制度，把制度运作的各个环节落到实处，呈现各个层面的丰富细节，那我们也许能跳出两分的概念，不再纠结经制还是额外，对制度的复杂构造给出更具历史感的解释。▲清乾隆漕运图学术写作与思想激发记得第一次和我的老师茅海建教授讨论博士论文时，他就告诫我：不要只盯着档案，凡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史料都不能放过。撰写、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最让人难忘的自然是那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看书的日子。本书最基础的史料搜集工作是在故宫西华门内的“一档”完成的。当时尚不允许携带电脑进馆，每个字都需动手抄写，或不同于今日的工作方式。在许多个结束阅档的傍晚4点，疲惫又兴奋地往西华门外走去，脑子里琢磨的是：今天的收获如何，哪几条材料最有价值，是否能证明自己的设想，或者推进目前的思考。心无旁骛地埋首于史料之中，一点一滴地搭建自己的思路，这种简单纯粹的状态，是当日亦是今日治学最让人愉悦的。最痛苦的过程一定是写作。对我而言，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经历一番煎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一定是过密的。写出能发表的文章与写出能留得住的文章，标准自然不同。如果要让自己的研究多存活几年，甚至经得起更长时间的考验，那么研究与写作必须“过密化”，必须“不计成本”。让我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前在图书馆、自习室里煎熬出的专业论文，一旦结集成专著出版，竟有幸得到许多非专业读者的关注，这真是写作者的幸福。前人常说，文章写完要先放一放，求正于同人师友后，才能定稿。今日这个修改过程多以参加学术会议来完成。本书第一、三、五章是在博士阶段写就的。十几年前，曾有幸在以下场合报告：森时彦先生主持的“长江流域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京都大学：2009）、第六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2010）、第十一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南开大学：201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2011）。在这些著名的论坛上，我获得了学术表达的最初历练，也结识了不少交往至今的畏友。工作几年后，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稍多。对个人而言，收获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刘志伟、吴滔、于薇、谢湜教授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运河田野工作坊（2015、2016、2017）、梁方仲《一条鞭法》出版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6）、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问题论坛（2017、2019）、“脱嵌的母体——传统中国贡赋体制中的食货原理”工作坊（2019）……在这些场合，我得以充分地报告通常鲜有共鸣的政经制度研究，表达自己尚不成熟的见解，并得到社会经济史领域诸多师友的指正与反馈。更令我获益的是，面对明清史为主的同人，我必须走出近代史的舒适区，从贯通更长时段的基本问题来思考、定位自己的议题。每次面对类似“你说的这一现象，明代就有了”的质疑，都是棘手的挑战，却也刺激自己思考，我所讨论的问题究竟如何与明代不同。因此，尽管研究时段未有大的跨越，但视野上的开拓，势必使自己的研究有所不同。记录下上述的会议，是因为那些珍贵的经历已经融入本书的写作，也对个人有着长久的影响。《维正之供》出版于2019年末，不久后大疫袭来，世界变得不同。2020年春夏，赵思渊、申斌两位老友贡献了引人深思的精彩评论。是年10月，我很荣幸地重返“二院”，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以《维正之供》为主题的读书研讨会。在208会议室，刘志伟、何平、孙明、田耕、赵思渊等教授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给予了密集的提点与启发。2021年3月，刘昶、黄宗智教授为本书撰写了视野宏阔的获奖评语。此外，还不时有师友给予指正与反馈。以上种种，使得本书前后左右的风景与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也令我深感鼓舞，谨此向关心本书的师友致谢。本书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构思起笔的，然在博士阶段的大多数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写”博士论文。但那却是迄今为止写作最流畅的一段时光，材料、思考的积累到了，文字便流淌出来。当然，也不乏持续卡壳、难以入眠的沉重时刻。从那时到现在，“怕是以后写不出来了吧”，这样的恐惧感仍不时袭来，不知是否是因为写作时太用力了。我想，如果尽可能以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来对待今后的每一本书，那我们至少不会迷失在这一时代。（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微信编辑：辛玉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彭春凌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获奖作品：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作品简介：赫伯特·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后半叶以“进化”为主题的哲学运动公认的知识领袖，对全球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翻译斯宾塞为嚆矢，章太炎与严复携手推动社会进化学说扣开了中国知识界的大门。站在观察中国传统文明朝向近代观念世界转型的角度，《斯宾塞尔文集》可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本书整理了斯宾塞著作的百年汉译史，并于其中定位章太炎译著的历史价值，首次查明章太炎译著所采用的原作底本，并揭示这一发现的思想史意义。本书分析了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背后所隐藏的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中、日三地及它们所辐射的三种语言圈交叉和互动的历史，指出全球史视域乃是观察这部作品及其后续知识效应时必要的方法论视域。与此同时，本书重译、并用四个版本校订了斯宾塞的英文原著，一一查明译作对应的原作段落，找出译作未尝翻译的原作篇章，并从思想史角度出发为原作、译作都作了详细注释，拉扯出英、中两种著述背后的文化网络，建立起斯宾塞、章太炎所在的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知识图景，也为后续的相关跨国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专家学者以及学界师友、同仁们的推荐和厚爱，让拙著《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能够荣获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当主办方通知我获奖消息时，我感到非常的惊喜和意外。老实讲，虽然我在这本书上花费的心力不亚于自己之前出版的以及即将出版的其他作品，但我预估这本书的阅读者，可能是对章太炎感兴趣以及想了解赫伯特·斯宾塞学说的学者。斯宾塞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全球的思想界风光无两，但今天他的学说已经不太流行，受一些成见的影响还有不少对他的负面评价（尽管阅读过他作品的人可能不太多）。再加上章太炎的研究圈子也不算太大，因此这本书的受众可能很有限。没想到的是，各位专家学者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这本实打实地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作品，还给予它如此高的荣誉。拙著的获奖充分说明“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的遴选宗旨的确不同于“基于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体系”。拙著的获奖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鼓励更多“不趋时流”、“坚韧治学”的青年学者。拙著的标题非常朴实，因为当初本来就没有预计它能在大众阅读市场上“火起来”。这首先是一本为了解决自己研究中的困惑而写的书，是“为己之学”；在方便自己接下来研究的同时，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跨国思想史和全球思想史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回溯章太炎的研究史，如此的做法，不过是沿着前辈先贤走过的路在继续往前走。我在书的《后记》中，曾交代过这本书的缘起，“开端，是我在《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中心（1898-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后，于2015年在哈佛燕京访问期间，下决心从章太炎入手，来讨论中国近代思想与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全球思想史的关系。阅读曾广铨、章太炎1898年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时，为了解译作要表达的内容，自然而然去核查原作。然而核查原作的结果，却让我更加茫然，不算各种重印本，《斯宾塞尔文集》所包含的两篇长论文有内容修改的版本就有四种；并且，经过对照，发现此前学者所使用的原作，都并非曾广铨、章太炎翻译所据的原作底本。不解决底本问题，后续所有从翻译出发所进行的研究，都难以理直气壮地展开。但底本问题又岂是局限于版本就能透彻解析的：斯宾塞其人其学，其思想演变的历程、作品每一次重要修改的动机，斯宾塞著作在全球的传播，在中国的译介，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于斯氏著述的译介史、于太炎本人思想、于中国近代思想各自的价值，《斯宾塞尔文集》原作译作的意义间距何在，如何解读……差不多需要了解整部历史，才能说清楚一条缝隙的来龙去脉、纵深几何；反过来讲，通过一条缝隙，才易顺势而为，拥有一个凿开整部历史的角度。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究，围绕《斯宾塞尔文集》所涉及的翻译史、版本考证、全球史审视，以及通过重译，校订、注释原作译作来全面解码其含义的部分，就构成了眼前的这本书”。鲁迅有一句名言，《訄书》“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章太炎古雅渊深的文字，向来是横亘在他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一堵高墙。我相信，所有严肃认真的章太炎研究者，案头没有不摆放其作品的注释类著作的。除了深深受惠于前辈学者在章太炎文献资料整理，年谱传记编撰上所做的工作外，我还时常翻阅各种注释本。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推出的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就是一个有详细注释的本子，还有像徐复《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梁涛《〈訄书〉评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庞俊、郭诚永疏证，董婧宸校订《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18年）这样积多年之功的大部头作品。近年来，如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马强才《章太炎诗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等著述也在各个领域拓展着我们对章太炎的认识。▲章太炎2009-2010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的资助，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了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尾崎文昭老师提醒我，要关注西顺藏、近藤邦康编译的《章炳麟集》（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该书翻译了章太炎24篇主要论文，并在篇前撰有“解题”，篇后附有注释。这也是目前我所见到的章太炎作品唯一的外文翻译本。如果说注释是语内的翻译，那么翻译就是跨语际的注释。当年我在东大研究室里阅读日文版《章炳麟集》时，真是无比的畅快开心，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学习章太炎的著作，两全其美。读了书后的《解说》才知道，这本书的企划在1982年，本来是由西顺藏、近藤邦康两位先生分担翻译任务，1983年西顺藏先生病重后，把后续工作都委托给了近藤先生。1984年西顺藏病逝，1990年该书出版。可以想见，西顺藏、近藤邦康两位先生为这本书所耗费的心力。而将读懂文本（每一个字都读懂！）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起手式，也成为东京大学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优良传统。2019年春夏，我又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其间我参加了坂元弘子教授、高柳信夫教授组织的《天演论》研究会。参加者正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几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他们在一起，一字一句敲定《天演论》的日文翻译。我感到了一个伟大而庄严的学术传统还在延续。火炬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当然，本书呈现出现在的样貌，还和我对当下学院学术的反思有关。学术论文是当前学术著述的主体，也是学术评价的硬通货。它在文体上的规范性和可习得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术传承的有序化和学术评价的公正性。然而，对于理解跨语际、不同时空的思想，对于感受核心思想问题背后关联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氛围，论文这一述学文体有其局限性。我在《绪论》中曾说过，“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方式，现在习以为常的论说文，在处理历史对象时，姿态往往更加咄咄逼人。为了清晰传达论者的意图，因果逻辑链条明晰的体系化论述，某种程度上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裁剪、梳理、糅合文本的过程，难免会伤及枝叶”。因为，正如本雅明所言，“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作为一名思想史的研究者，我所做的翻译和原译对照是为了建构起两个思想时空进行对话的景观。《绪论》也表述过，《斯宾塞尔文集》中《论进步：其法则和原因》用进化的观念统摄了从宇宙诞生，地球演化，生命出现，到人的起源，社会形成，文明所有的门类——制度、科学、艺术等等由来演变的脉络。章太炎几乎必须调动传统汉语文献中与此相关的重要记述，来整合出一套家族相似、但符号的所指却不尽然相同的叙述。传统文献与语汇，无形中就从宇宙到社会森罗万象的层次上，被一个类似“进化”的思想框架，进行了观念世界的重新归类。而这种新的“物之序”，事实上正是章太炎以及中国知识界正在更革过程中的、新思想时空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曾广铨、章太炎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是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按照段落将斯宾塞的英文原著，我自己的现代汉语翻译和章太炎笔述的译文，一一对应起来、并置在一起。对原作、译作进行详细注释，是希望指明相关观念符码在著者、译者其他论著中弥漫性存在的状况，从而拉扯出他们各自背后的文化网络，让维多利亚英国和清末中国两个思想时空形成对照和对话。而本书的注释则是朝着形成一种述学文体的方向在努力。我在书中也表达过这个意思。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篇指出，论说、记序、碑志、传状都是鸿儒用以表达思想和学问的文体，在它们之外，还有更上等的文体，即经、传、解故、诸子等。作为汉儒注解经文的文体，“解故”包括“疏通其文义”的“故训”与“征引其事实”的“传说”两种体裁。从语词出发疏通汉语古籍之文义、解明其典故事实，都属于广义的“解故”。在详细注释章太炎译文语词的过程中，本书分析了斯宾塞作品引入的近代观念世界，语词在传统经典的原意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章太炎在此前、此后作品中运用这些词的构想和差异，同时期社会中短暂出现的意义。这么一来，词语背后那些款款叠加的层层意义片段，就被一一分解开。作为一种学术表达的文体，解故、或曰注释的目的，正是以“钻孔”的方式来“探察语言和思想的深层”。相比于论说体，其特质在于不给予著者任何趋避躲闪的空间。必须正面交锋、迎难而上；整部作品、每个字词都要掰开揉碎，容不得半点的含糊和蒙混。梳理历史脉络、论析历史关节、翻译斯宾塞繁琐冗长的维多利亚英文、详细注释章太炎佶屈聱牙的古文及其背后的古典今典，处理中西文明关于天体地质、动植生物、宗教法律、文化习俗所有层面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任务艰巨。但这些年真正动手操作，才发现其困难程度远超想象。我真正体验了什么叫殚精竭虑，什么叫困坐愁城。怎么就这么难？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虽然已经尽力去做，但受限于学识，肯定还有翻译不到位、注释不准确的地方。希望学界诸位大家先进不吝赐教，看到一例就告知一例。众人拾柴火焰高，期盼着在大家的帮助下，若干年后能推出一个更完善的修订本。从十八岁考上大学来北京算起，以十年为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十二年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的十一年塑造了今天的我。北京大学中文系既注重培养学生先锋前沿的理论意识，又格外重视扎实的历史文献训练。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编校过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博士阶段陈老师开设“章太炎研究”课程，我提交的作业就是校注《原经》篇的部分小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学风极为醇正，史学大家辈出。“二冷”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作为所魂，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本书主要就完成于我在所工作期间。感谢十几年来所里的领导、老师、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和关照！我为自己曾经是一名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而骄傲。2022年9月我调入有着光荣历史、学风同样醇正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开启作为一名教师的新生活。生命的历程，一切似乎在冥冥中都有着某种预示。当年在燕园求学时读周作人《雨天的书》，就特别喜欢他引用的蔼理斯（Havelock

文丨李文杰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获奖作品：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作品简介：清朝的政务决策，可分为朝会、文书两大要素。朝会与文书处理，不仅涉及皇帝、军机处、各机构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是政务决策形成的全过程。清朝最后五十年，因皇帝皆幼年继位，加之西潮冲击，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剧烈，朝会、文书与政务决策程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本书通过众多的专题研究，补充原有的制度史结构，全面搜集晚清高层的政务文书，对与其运转相关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细致释读；在牢固的细节考据基础上，从朝会议事和文书流转的视角阐释了高层的权力运作及其演变，对咸丰帝晚年的中枢权力结构、对垂帘听政、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对晚清的责任内阁制、士人对议会的理解，都有较新颖的解释；有助于了解20世纪中国决策体制中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中国高层的政治结构。

文丨苗润博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获奖作者所撰写的自述文字，向读者讲述其作品内容及创作思路和过程。获奖作品：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作品简介：元修《辽史》是有关契丹王朝历史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本书的核心工作即在于探索这部重要典籍的文本来源与生成过程，学术旨趣与实质贡献主要有三。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了元修《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开辟了全新的问题空间。既在相当程度上批判乃至颠覆了既有辽史研究的框架，又有望成为新探索的起点和基础。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反思正史的经典性，对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细作具有示范意义。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展示出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新路径。始于《辽史》而不止于《辽史》，是书中一以贯之的追求。《〈辽史〉探源》（以下简称《探源》）出版将近三年了。关于这本小书的核心关切和写作过程，我曾在绪言、结语及后记中有所交代，后来又在《上海书评》的访谈《〈辽史〉与史源学》中做过补充，差不多算得上“题无剩义”了。这次有幸奉到“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组委会的命题作文，再谈此书，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思量再三，决定稍稍跳出拙著，简单聊聊与之相关但又多少有些距离的几点感想。一、“是非”与“源流”《探源》一书的写作，依托于此前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十四史的第一次点校，确立了当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规范，那么2007年启动、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修订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型。在我看来，这一转型或可大致概括为：从是非式校勘到源流式校勘，从是非性考证到源流性考证。传统校勘学多注重轩轾异文，判别正误，做出非此即彼的裁断，或对底本不足处加以改动，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努力恢复尽善尽美、惟一正确的理想文本。随着修订工作的深入，我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诸多看似舛乱、不够“正确”的文字，未必是后世流传之讹误，而很可能指向创作者当时无意间留下的文本缝隙。对于这类问题，不仅不宜贸然校改，还可以此为突破口，窥见相应文本的资料来源与编纂过程。《探源》对于《辽史》各部分的讨论多建立在此类源流式校勘实践的基础上。举一个小例子。《辽史·太祖纪》与《兵卫志》都胪列了阿保机陞任契丹可汗以前的早期战功，记事基本相同而纪年体系迥异。前者称“唐天复元年（901），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继以“明年”复“明年”的形式缕叙战功，直至所谓“太祖元年（907）”；后者则称“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其下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云云。中华书局点校本及修订本均以同书《世表》《仪卫志》曾记耶澜可汗事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断定《兵卫志》系年有误，当以《太祖纪》为是，论者多从其说。不过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问题，而应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加以解释。二者内容大同小异，只是纪年方式不同，一个以耶澜可汗纪年，另一个则以痕德堇可汗纪年，说明在元朝史官所见原始资料中并没有出现可汗纪年的形式，而仅有唐朝年号及干支纪年（如作唐天复元年，岁辛酉……明年……明年……明年……）。也就是说，关于天复元年辛酉岁对应遥辇时代契丹的哪一任可汗，元朝史官实无定见，且因分头纂修，未及统稿，负责《兵卫志》的史官系之于耶澜可汗十年，而主修《太祖纪》者则以其为痕德堇可汗元年，同为编撰之时所增入，恐怕都没有太充分的证据。参考五代时期史籍可知，天复元年契丹可汗确为痕德堇（钦德）而非耶澜，然其任职期限应始自光启年间（885—888）而至于天祐三年（906），约二十年，并非天复元年方才即位。由此看来，《太祖纪》与《兵卫志》的两种系年皆不无问题，单纯的是非校勘显然无法解决。这种矛盾与混乱实际上反映出元朝史官所据史源关于遥辇可汗世系的信息十分匮乏且语焉不详，《辽史》相应记载的可靠性亦有待系统地重检（如上文所称《世表》《仪卫志》关于耶澜可汗时代的记述亦皆为元人新撰，本身就未必可信）。不难看出，源流式校勘与源流性考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源流性考证，除了文献本体的生成过程，还应充分考虑历史叙述的演化过程。在研究一些重大的历史关节时，面对不同文献乃至不同系统之间的记载分歧，如仅着眼于史料的截面或者说现存的终端文本，往往会认定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忽略了历史叙述本身可能存在的前后变化，既往关于契丹开国年代、阿保机即位方式等问题的讨论即是此类典型。如果从动态、生成而非静态、现成的角度加以重审，看似不同的历史叙述未必始终方枘圆凿、难以融通。与此相关联的是，如果在是非性考证的基础上，增加源流性考证的维度，则会有助于从看似确定无疑的单一线性叙述中剥离出原本复杂多元的图景，提出全新的历史学问题，这也是《探源》实现由文本批判进入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说到“源流”，从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到张元济的《校史随笔》，再到陈垣的“史源学实习”，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涉及。不过仔细揣摩就会发现，前贤所述校勘、版本以及史料学方面的源流，重在“源流有别”，即区分文字优劣、版本高下和史料原始与否（如通常所说的一手或二手材料等），落脚点仍然在于价值评判，在于如何利用。现在看来，这样的源流意识显然是不彻底的。《探源》中所称“文献源流”概念的核心在于将文献看作有机的生命体，“文本”首先是文献本身，其背景、来源、纂修、结构、抄刻、流传、被接受、被改造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作为剖析的对象，每一个文献环节背后都牵涉到实际的历史情境，包括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宏观的书籍社会史图景，连贯起来就是文献的生命历程。换言之，文献源流本身在学术意义上是独立的、自足的，并不依附于使用者的价值评判，亦未必需要舍流而从源。二、“史料熟”与“文献熟”“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这是先师刘浦江教授多年前的教诲，曾由笔者记录在《走出辽金史》一文中。近年来，不止一位学友问到，这段话究竟是何义涵，史料熟和文献熟到底有何不同。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增进对此说的理解，《探源·结语》中所强调的“碎片”与“整体”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这一脉络之下的延伸思考。在刘师原本的语境中，史料熟和文献熟最直观的差异在于断代与通代的分野，是外在格局、气象的不同，除此之外，二者内在的核心区别还在于研究本位与路径的不同。所谓“文献熟是一种整体的感觉”，并非要求读遍历代之书，而是要对文献的本质或者说文献本体有一个贯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机制和通例，特别是文献内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及约束性。而“史料”一词本身就隐含着为我所用的取向，由此产生的史料学主要介绍研治某一断代史应该看哪些书，某一部书中有哪些内容可以用来分析具体问题。在此脉络下，“历史（史籍、文献）被作为供史家采摭、筛汰、利用的材料（对象），其中呈现出的逻辑主体是史家而非文献本身，先天就可能隐含着史家主观方面的工具性、功利性诉求。（《探源·结语》）”由于对材料所在文献母体缺乏关照，孤立、零散地利用成为常态，这种漂萍式的碎片感可能会令研究者忽视文献源流本身所具有的规定性，增加文本解释的随意度和自由度。此类情形在传统文史研究领域屡见不一见，譬如近来被重新热议的《满江红》真伪问题，前人的某些具体论断就可以从上述视角加以审视。或以清初沈雄《古今词话》及康熙朝《钦定历代诗余》等书所引陈郁《藏一话腴》论证该词已见宋人记录。按传世诸本《藏一话腴》皆云：“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引者按：以下亦为表文内容，不录）’”从中可以看出，陈郁原书仅分段摘录岳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全然不及其他，而《古今词话》相应条目则作：“《话腴》曰：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指主和议者。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除了原书即已节录的《罢兵表》，还多出有关《小重山》《满江红》二词的评说。有论者以此条全为沈雄引《话腴》之文，故将《满江红》云云视作宋人佚简。这样的论据恐怕是站不住脚的，症结正在于只盯住史料碎片的内容，而对其所在文献本身的大体、通例缺乏关照。通览全书可知，《古今词话》采用引述资料与沈氏评断相结合的形式，惟所引前人论说与作者自家心裁之间常无明显区隔，多有混杂，读者稍不留神就会被其误导。上文所引《话腴》至“故作”前实已截止，内容与今本无异，其后多出的文字实乃沈氏自道，而与陈郁原文无涉。然沈书影响甚大，《钦定历代诗余》等后出之书多以之为据，终致陈陈相因，积非成是。倘若从文献大体着眼，这其实只是一个标点断句的问题。又如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曰：“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引者按：以下全载其辞，不录）’”潘氏此条未标出处，有研究者因开首“最工”以上文字略见罗大经《鹤林玉露》，而推定此条全部出自罗氏书的另一版本，亦可为宋人已见《满江红》之一证。按此说亦属单独拎出孤立史料，而全未顾及《宋稗类钞》及《鹤林玉露》两部文献本体的约束性。翻检《宋稗类钞》不难发现，潘永因抄书并非拘泥于每段记载止录一部文献，而常常会将出处不同但内容相关的资料杂糅、拼接在一起，此亦合古人抄书之通例。同时，《鹤林玉露》原本十八卷具存，《永乐大典》引文皆见今本，知其至少自明初以来即无散佚，又怎会偏偏到作《宋稗类钞》时凭空横生出一段他人未见的文字？《满江红》云云显系潘氏据明后期以来通行文本所补。这一案例生动地反映出，源头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一纵一横，构成了文献源流分析的基本坐标（详细论述见《〈辽史〉与史源学》），其中所蕴藏的实实在在的约束力，规定了学者不能根据研究需要而擅为损益。文献自有义例在，说的正是这种整体的感觉。文献熟的整体感当然需要在不断积累中逐步确立、强化。前贤多以熟读先秦典籍为积累文献根基之要途，诚为确论，不过就个人体会而言，阅读明清以后书似亦十分必要，因为参证资料越多元，细节越复杂，约束性条件就越明显，自我驰骋的限度也就越容易把捉。况且这一时期的很多文献具备深入分析背后历史情境的充分条件，有的甚至尚未被从原生的脉络中抽离出来，此类个案无疑会深化我们对于人书互动关系的体认，携此认识再来反观前代文献就会有更审慎、切实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库全书总目》的确是一个绝佳的训练场，除了历来所称治学津逮、按图索骥的功能外，《总目》本身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其间所用种种精微细致的编纂技艺及宽阔广博的社会历史背景，集中呈现出文献生命历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文献内在的源流脉络。三、个案与方法如果说源流式的校、证实践与贯通性的文献理念，构成了《探源》一书的学术底色，那么个案的典型性与方法的适用性则是在此之上关心的核心问题。我曾尝试从三个层面总结《探源》的研究旨趣：“其一，系统深入地考证元修《辽史》各部分的文本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呈现出《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尤其注重对元朝史官编纂建构的叙述框架加以离析，开辟出全新的问题空间。其二，将《辽史》放置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反思正史的经典性，推动正史史源研究走向精耕细作。其三，透过《辽史》这一典型个案，对传统的史源学研究作方法论层面的反思，探索历史学视野下文本批判的可能路径。（《绪言》）”具体的实现情况，当然由读者来批评，不过“始于《辽史》而不止于《辽史》”，确实是写作此书过程中力图一以贯之的追求。近尝撰文提到，目前分科断代治史的模式和格局，未必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而更可能是学术传统遭遇现实政治挤压后的产物（《“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读书》2022年第11期）。断代研究可以呈现历史的剖面，训练深入史料的技能，但不应成为自我设限的藩篱。研究者的首要着力点当然在于个案的处理，展现真切的历史场景与演变脉络，但透过个案去探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摸索互通性的方法，进而照亮整体历史的面貌，亦是好的个案研究的应有之义。能否真正跨越断代藩篱，尝试通贯的思考，关键之一或许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否足够尖锐，所选择的个案是否足够典型。就探讨正史的文本生成问题而言，《辽史》大概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史料地位足够重要。《辽史》一部书承载了契丹辽史研究九成以上的资料来源，奠定了整个断代领域的基本认知框架，剖析《辽史》本身就是在从根本上冲击既往的研究体系。其次是文本足够粗粝，留下的缝隙足够多。元修《辽史》成书仓促，且素材匮乏，须新作大量的二手文本，拼凑杂糅、捉襟见肘之间破绽百出，为拆解工作留下较大的发覆空间。再次是质证材料相对丰富。唐五代宋金元明乃至高丽文献中均存有与分析《辽史》文本来源直接相关的记载，特别是宋元文献辗转保存的辽人著述如赵至忠《虏廷杂记》、史愿《亡辽录》等书之片段，正构成对判明源流至关重要的枢纽性文本。以上三者，孤立地看，或许亦分别适用于其他正史，但若论集三方面特点于一身，则恐无出《辽史》之右者。这种独特的综合属性正是《探源》所处理个案的典型意义，也是得以对史源学方法有所反思、有所更新的内在依凭。通常认为，中文语境下的“史源学”最初由陈垣先生提出。这在当时只是一种训练学生的手段：清人引了某条材料论证某个史学问题，陈垣就让学生去查证原书，发现清人引材料很不老实，往往会曲解文义。可见史源学的最初功能就是验证对错、不被人诳，并没有变成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后来人逐渐发扬光大、提炼总结，使得史源学似乎具有了某种方法论的色彩，即做研究要用原始材料，二手材料不能随便用，要找到其来源。截至目前，史源学研究的主体路径还是一条一条地追索材料来源。从碎片式的挑错到碎片式的溯源，其中的思维逻辑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史料学的取向，即将史书看作一条一条供史家采摭的材料。从实际效果看，史料学框架下的史源学研究可能存在三方面问题：其一，在可以找到文字类似的参证材料时，往往笼统依照不同文献的时间先后，论定其间存在直接线性的传抄关系，而忽视了同源异流或者存在“中间文本”的可能，原本更为复杂的文献脉络与历史情境由此遭到遮蔽。其二，对于缺乏现成、大段参照文本的情况，孤立的溯源往往会服务于研究者的论证目的，一条材料对论证有利，就使劲往早期的、可信的来源上靠，很少考虑文献编纂时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过这种原始资料；如果不利于论证，就尽量把它的来源引向相反的方向。这种碎片式的史料溯源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因为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研究者手中。以上两点的共性在于，缺少了对文献源流的通体关照，不清楚史书作者当时实际的书籍环境和编纂技艺，研究结果就很难得到有效的验证。其三，如果仅将文献看成一条条史料，做出真伪、正误、价值高低的判断，可能导致对于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和缝隙反而缺乏省思，对整体的逻辑脉络不够敏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经意间为其中隐含的叙述框架所左右。这一点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尤为深广。关于《探源》所摸索的史源学的新路径，《结语》与《〈辽史〉与史源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说，此处仅稍作总括。宏观而言，是从史料取向到文本取向、从碎片到整体的转型，是对文献源流本身与历史权力话语两个层面的拆分；中观而言，是对文本结构、文本单元、文本层次、叙述框架的强调；微观而言，是“同源异流”与“线性传抄”的对举，“中间文本”的突显，“文本缝隙”的发现等等。倘若这些探索可以为正史文本分析乃至史源学、文献学的更新提供某种桥梁或曰对话工具，则幸莫大焉。就我个人而言，上述方法层面的尝试专属于《探源》，亦未打算将此推展到对其他正史乃至其他文献的分析。时常向往这样一种理想的学术状态：研究者每完成一部著作，每处理一桩典型个案，都能首先提出独属于该个案本身的问题与方法，而不是用全新、独立的个案去验证、填充既有的研究范式——窃以为这正是从根源上避免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泥沼”的不二法门。（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微信编辑：辛玉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3月11日，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由北京幽兰文化基金会设立，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组织评审。设立本奖项的主要目的是赓续梁启超先生所倡导之“新史学”精神，表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既拥有史学方法新视野，又深具敏感洞察力，在发掘和解读新史料方面卓有创见的优秀作品；广泛邀请史界同仁参与评选，无需申报，不限专题，不限断代，充分尊重同行评议的权威性，希望在权威学者们独到深刻的眼光审视下，成功甄选出构思精妙，文字雅致却又不趋时流的优秀历史著作，真正对那些学养深厚，充满洞见，同时又能尊崇先贤，坚韧治学的优秀青年学人起到提携褒扬的作用。▲颁奖典礼中的集体讨论首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选活动于2019年举行，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亦在公众层面获得广泛关注。2022年4月，第二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选正式启动，限定参评专著出版时间在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间，候选作品出版时，作者年龄不超过45周岁。筹备委员会向全国30家重要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发出提名邀请，收到回复意见116份，提名著作共计174部。综合提名数量及评审专家意见，按照1:3的比例产生14部候选著作。再由来自不同学术机构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据票数过半原则，评选出五部获奖著作。本届获奖作品有（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李文杰：《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彭春凌：《章太炎译〈斯宾塞尔文集〉研究、重译及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本届获奖者合影，从左至右：周健、彭春凌、李文杰、苗润博，魏斌线上参会。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微信编辑：辛玉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阿诺德·佩西、白馥兰霸主土耳其1450年至1540年间，许多国家都在生产用于大炮的铜炮管；其产量之大、涉及地域之广，使有位历史学家称这段时间为“第二个青铜时代”。不仅是欧洲、奥斯曼帝国、印度和中国在大规模地铸铜，到1650年，朝鲜、日本、暹罗、波斯，以及许多其他地方也在间或生产枪支，特别是西非著名的青铜铸造中心贝宁。而又因为青铜合金即铜与少量锡的合金，这两种金属的开采量也大大增加。日本东部和瑞典西部都在出口铜，马来亚的锡矿开采也发展迅猛。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1288年之前中国制造的小型手持枪，这种枪支先后推动了大型火炮在欧洲（1320年前）、伊斯兰世界（14世纪30年代）和中国本土的发展（1356年）。除此以外，朝鲜高丽在14世纪70年代拥有的枪支也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有据可查的来自中国的技术迁移。在不断受困于日本船只的袭击后，高丽人向开国不久的明朝政府寻求帮助，以期获得武器。起初中国人不愿意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但日本船只也开始攻击他们，他们先提供了少量硝石和其他材料，然后允许一名中国技术人员前往高丽协助制造枪支。第一批高丽火枪安装在船上，用来向进攻的船只发射（而非瞄准射击）火焰箭。无论是发射火焰箭，还是使用更传统的弹药，这些武器都成效显著，而制造这些武器的兵工厂在1404年也得到了扩大。同时，在中国的南部边境，与火器相关的技术对话正在展开。1406年，明朝军队侵入安南（越南）。最初，明朝军队靠装备的大量手持枪和大炮占据上风，但不久之后，安南人就缴获了足够多的火器来进行有效反击，而且很快他们就从明朝边疆省份云南走私进口铜矿，开始制造自己的火器。反过来，明朝人也将安南的一些更优的设计纳入自己的火器制造。在持续不停地争夺领土的过程中，明朝和安南也在一直相互借鉴和改进着对方的技术。很快，安南人就因其卓越的火器技术而闻名各地，而他们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来获取地域霸权——入侵今柬埔寨、缅甸和暹罗的部分地区，甚至到达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港。在这些战争和侵犯的过程中，火器制造向南向西渗透到了整个东南亚。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时，发现马六甲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暹罗大炮，这些大炮是用（可能）源自中国的铸造方法制造的。中国曾尽力确保其火器技术不流入潜在的外部敌人手中。但从1500年左右开始，许多国家通过与葡萄牙人的接触，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枪支或制造枪支的知识。而另一个枪类技术的供应源头是土耳其或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对伊斯兰诸国而言。彼时伊斯兰教正在东南亚崛起，许多穆斯林统治者，包括苏门答腊岛上亚齐苏丹国的苏丹，都与奥斯曼人签订了条约，为他们提供枪支以抵抗葡萄牙人，而作为交换，亚齐苏丹国则可以获得珍贵香料的托运权，奥斯曼帝国也会保证去往麦加的朝圣路线不受侵扰。奥斯曼帝国出口的火器也到达了中亚和非洲部分地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枪支出口贸易，而且其中一些枪支的质量也非常之高。为了弄清楚这种专业技术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得记着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对火药武器的关注和兴趣。从1280年开始，有好几本书都谈到了这类武器，很明显，它们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从中国或欧洲获得的信息，而是不断反映着当地实际经验的更新。例如，尽管火箭弹是在中国发明的，但伊斯兰国家的技术人员却设计出了新的类型，包括一种携带半公斤弹头的火箭，以及另一种可以掠过海面、攻击船只的火箭。到14世纪60年代，埃及和土耳其军队拥有了大炮，并用测距装置进行了实验。如上，伊斯兰诸国在火枪领域有独特的技术来源，并对火枪（以及也有可能对其他武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364年，土耳其人开始制造大炮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那一侧扩张，我们也听闻土耳其军队在1387年和1389年的战役中使用火炮。奥斯曼帝国利用火器取得的最著名的胜利，是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匈牙利火炮创始人奥班协助土耳其人的故事广为流传，但其实在奥班出现之前，奥斯曼帝国早已配备了强力的大炮。不过，奥斯曼人确实一有机会就会招募欧洲火炮专家。此外，随着在东欧的统治地位的上升，他们有了新的机会来利用欧洲的火炮技术，特别是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1526年起由奥斯曼帝国控制），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采矿中心（16世纪40年代并入奥斯曼帝国）。这些所得使奥斯曼帝国能更容易地获得制造大炮所需金属，以及银和金子。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强有力地证明了大炮业已成为一种高效的攻城武器。与此同时，法国正在开发更轻便、机动性更高的野战炮，而奥斯曼帝国以及更西边的国家都在制造改进过的手持枪。早期手持枪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需要用燃烧的木条或火柴在火门上点火。要同时瞄准和点火是非常困难的。到了1450年，人们开发出了各种装置，用于盛放缓慢燃烧的导火线或火柴，并使用扳机来使其与火药接触。重型火绳枪是在1470年左右以这种装置为雏形发展起来的，几乎同时出现在土耳其和西欧。奥斯曼帝国的枪械师们知道欧洲的武器，而他们自己也做出了一些关键性创新，具体说来是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蛇形管的扳机装置。到1500年，奥斯曼步兵部队普遍装备有重型火绳枪，并用它们在波斯和埃及打了许多胜仗。火器的引入对那些长久以来以马匹为中心的军事传统发起了棘手的挑战，马匹在阿拉伯军队中至关重要，在土耳其人的游牧祖先中更是如此。马术在上层社会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各支军队中最负盛名的单位也都是骑兵。相比之下，负责火炮或手持枪的部队士兵往往来自社会的下层，甚至可能是奴隶。在14世纪，枪炮还不具备实际威力的时候，人们有时也会使用枪炮，因其象征着力量，可以通过噪声来恐吓敌人。现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枪炮成为强大的武器后，却会时常受到抵制，因为马背上的战士往往更能象征贵族的英勇和男子气概的美德。奥斯曼王朝统治下的土耳其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困难。他们培养了一支特殊的步兵部队，这支部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标志，并有着非常强力的纪律。这些被称为“耶尼切里”的队伍，最初主要是弓箭部队。部队中的男孩来自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家庭，这种身份强调了他们与伊斯兰统治阶级的区别。从法律上讲，他们是奴隶，但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前景很好，以至于许多家庭乐于让儿子接受严格的纪律训练和伊斯兰信仰——换言之，过一种耶尼切里军团式的生活。就这样，正是靠这些操作火炮、配备火绳枪的部队，16世纪的土耳其军队所向披靡。1514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新崛起的萨法维王朝之间发生了一场关键性的交锋。两个帝国都在积极寻求扩大领土的机会，它们在东安纳托利亚发生了冲突。在查尔迪兰战役中，波斯人的大部分火炮都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使用。持剑和弓的波斯骑兵被土耳其军队的大炮和火枪打得落花流水。1516年和1517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军队同样无法与土耳其的火力相抗衡，结果是埃及和叙利亚都被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火药与社会尽管在这些战争中损失了一部分领土，波斯帝国仍然保有独立主权；不过在1555年最终进入和平年代之前，它还是免不了与土耳其人几度交锋。此后，特别是1587年沙阿（国王）阿拔斯（Shah

文丨王正伦蔡條在《铁围山丛谈》中写道，“大观、政和之间”，“日惟讲礼乐，庆祥瑞。”（蔡條：《铁围山丛谈》，以下称《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28页）北宋徽宗朝祥瑞体系建设，尤其是艮岳作为神宵世界之神降场所，更历来为史家瞩目。（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243页）政和年间，宋徽宗更将礼文符瑞与崇道熔于一炉，通过“元圭自至”，“上帝降格”等极致化的“神应”事件，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对此，美国学者伊沛霞认为，“不应当在徽宗道教信仰的多重方面中只看到一个方面，或是用某一方面来解释其他所有方面。”（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第136页）这一笃论同样适用于徽宗朝的祥瑞现象，由此，“徽宗朝的祥瑞体系建设，并非为了合法性”的论断，（方诚峰：《祥瑞与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另见氏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六章第二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就有待商榷。事实上，徽宗朝祥瑞体系建设及其崇道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北宋晚期政治文化，唯有置于徽宗“再受命”事件的语境中才能得以有效阐释。▲宋徽宗一“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9页）而“天命论”就是中国古代王朝及其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信仰的理论基础。“天命”一词，始于先秦，西周统治者借周人“受命于天”、“顺天革命”，为殷周革命的正当性和西周王朝的合法性创造依据，但与此同时，“天命靡常”、“易姓革命”也成为以上论述的题中之义，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赋予了后世王朝某种警醒和忧患意识，并在君权神授之外，引申出“以德配天”的理性精神。后来，西汉武帝改革郊祀礼，将“王亲祭天”进一步仪式化，借以建构和宣示帝王统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儒生董仲舒则将灾异之变与统治者的正当性结合起来，创立“天人感应说”，将皇权神化的同时，也借助灾异示警对皇权加以约束。两汉之际，经学与谶纬之学日益融合的同时，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共同孕育了“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谶言，迫使汉哀帝借改元之举，实现“再受命”，以挽救刘氏的皇权认同危机，而北宋大观、政和之际的徽宗，也和汉哀帝一样，面临着殊途同归的焦虑和窘境。“孟翊有古学而精于《易》。鲁公（即蔡京）重之，用为学官。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言）。大观三年夏五月（乙巳），天子视朔于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群班中出一轴，所画卦象赤白，解释如平时言，以笏张图内，唐突以献。上亦不乐，编管远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时事稍稍更易。当是时，人疑翊之言颇验。其后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兴事。”（《丛谈》，卷3，第41页。）此处，“寒盟”借指导致北宋亡国的“靖康之变”，“中兴事”指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成为南宋开国之君。蔡條将二者和“再受命”并置，意在说明孟翊其说的灵验。侍御史毛注在弹劾蔡京的奏疏中指斥，“孟翊妖奸，以天文惑众。”（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称《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第961页）同期，石公弼、张克公、刘安上等论蔡京“受孟翊之诬言”。足见“再受命”之说确有其事，且流布广泛，此后星变给予徽宗更大的心理压力，“上意恐甚，逐蔡京于杭州。”（《拾补》，第1012页）蔡條所言“彗星出，改元政和”，发生于大观四年五月，改元起因于星变，“‘大观四年彗星逆行……仿佛汉中平末也。’……问其期，曰：‘壬寅。’时辛丑春也。”“及壬寅不验，则曰：‘当在乙巳。’后乙巳遂验云。”（《丛谈》，卷二，第39页）“中平末”具体指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星变事，详见《后汉书·天文志》，辛丑即徽宗宣和三年（1121），壬寅为宣和四年（1122），乙巳则宣和七年（1125），这一年，金军南侵，徽宗内禅，钦宗继位，改次年靖康，“靖康之变”于焉上演。二所谓“再受命”之说，显系阴阳家言，徽宗却不可能无动于衷，等闲视之。后来，果如孟翊、蔡條所言，徽宗一度“更年号、官名”，“时事稍稍更易”，即可视为明证。大观四年五月九日，“彗星出”，二十日，徽宗便发布《星变赦天下制》，（《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64册，第248页）十一月三日，发布改元赦书，曰：“惇崇元祀，属熙事之涓成；申宥眚灾，宜湛恩之诞布。”（《全宋文》，第164册，第275页）明言应星变而改元。但大观四年初至政和元年七月，徽宗生过一场大病，期间，另有崇恩太后欲垂帘事，这些势必加深徽宗的忧惧心理及其应对的急迫性，只是随之而来的张商英与蔡京之间的党争，暂时延缓了徽宗的行动。直至“政和元年九月，更定官名”。政和二年九月，徽宗大肆更改宰执、武选官及三京、河南府、余州县官名，变动之剧，堪比其父神宗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政和三年闰四月，徽宗再改公主为帝姬。但是，“更年号、官名”似乎并不足以消除“再受命”谶言的影响，流言依旧此起彼伏。大观三年五月二日，孟翊献言第二天，徽宗发布《诫士人恪守名节诏》，“凡尔在位”，“尊君亲上”。（《宋大诏令集》，以下称《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1版，卷196，第722页）接下来的两年里，徽宗相继发布至少十二道“御批”、“御笔手诏”等，严禁“以星文谴告”，而“撰造浮言”、“蛊惑邪说”，“动摇国是”。（详见《诏令集》，卷196、197，及《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二、五三、五六）诏书大都关涉“动摇国是”，这和孟翊所言“一变时事”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不乏元祐与熙丰、绍圣之间新、旧党争的因素。“国是”指徽宗即位以来的“继志述事”，也就是继承和延续父神宗、兄哲宗以来的变法事业，这也是徽宗皇权嬗替的合法性来源，因为语多隐讳，“浮言”、“伪诏”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与“星变”及“再受命”等符谶有关，亦毫不意外，尤其是“星变”之后，徽宗如此频密地就“浮言”、“术数”、“伪诏”等发布诏书，严饬官员传播，可见徽宗对于种种“浮言”层出不穷的警惕、焦虑，甚至惶恐不安。宋初，民间就流传有“太祖之后，将再有天下”的谶言，徽宗父亲神宗熙宁年间赵世居不轨案，便与此不无关系。（王明清：《挥尘后录余话》，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08页）徽宗即位以来，接连发生赵谂、吴氏（储、侔）兄弟以及王寀、刘昺等三起重大谋反案，这些谋反案无不有符谶的影子，以致于政和八年，距赵谂案12年之后，徽宗仍耿耿于怀，困惑不已，并在《赐李邦彦诏》中痛斥，“如赵谂、储、侔、王寀、刘昺之徒，或贤科异等，勋阀世胄，或出入禁闼，侍从之领袖”，而“怀僭乱之异谋”，“其故何也？”赵谂，哲宗绍圣元年进士第二名，民间素有“榜眼”之美誉，吴侔的外祖父王安石、祖父吴充，俱为神宗朝宰相，堂兄吴储是名臣范镇外孙。王寀，王韶幼子，徽宗崇宁二年进士，北宋后期知名词人。王韶官至枢密副使，与长子王厚是神宗以来朝廷经略青唐的核心人物，“自（徽宗）崇宁元年用王厚之议，再收复湟、鄯，至是唃斯罗之地悉为郡县矣。”（《拾补》，第1127页）此堪称徽宗之绝世“武功”，王厚亦因此超拜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正四品。王寀外兄刘昺时为户部尚书，从二品，位亚执政。这些谋反者俱为“搢绅士大夫”，是徽宗统治所依赖的精英阶层。当然，吴储、吴侔兄弟，以及王寀、刘昺谋反案，背景复杂，需要专文讨论。卷入的官员、士大夫众多，包括吕惠卿和安惇之子以及张商英婿，另外，王安石的女婿，也是蔡京之弟蔡卞也牵连其中，吕惠卿、蔡卞、安惇、张商英或为宰相，或为执政，俱曾官高位显，由此，对徽宗的打击尤为深重，遂下令诛杀赵谂、王寀等人，吴储、吴侔更遭“凌迟处斩”。考虑到徽宗被俘后，曾专门托人传言高宗，“艺祖（即太祖）有誓约”，“不得杀士大夫”，这样的处理结果，更显出徽宗对士大夫们谋反事件极度痛恨，不惜违反“祖宗法度”。三但大观、政和之际，徽宗“再受命”语境下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整个赵宋王朝，尤其是徽宗所代表的濮王系的合法性危机，其次才是徽宗本人在皇权嬗替谱系中的正当性问题，后者自徽宗即位以来便如影随形，徽宗解决之道就体现在《即位赦》中，“恭念元丰诒谋，绍圣遗训，具在天下，可举而行。”（《诏令集》，卷一，第3页）换言之，“继志述事”，延续由其父神宗开创，再由其兄哲宗继承的的熙丰政事。其中，元丰、绍圣，分别是神宗和哲宗年号，代指神宗和哲宗。绍述熙丰政事逐渐被徽宗和蔡京君臣奉为绝对不可动摇的“国是”，是徽宗朝始终一以贯之的政治总路线。崇宁以来，徽宗“回向三代”的制礼作乐以及政和间一系列“自我作古”的新制礼器，便是熙丰改革的延续，但与此同时，徽宗更借此作为父、兄以来，乃至于自英宗以来祖孙三代四位帝王作为小宗承祧的濮王系重应天命之举。古代继任皇帝的合法性，是以与先帝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仁宗幼子夭折，养堂兄濮王之子在宫中，赐名宗实，后来仁宗驾崩，宗实即位，宗实即徽宗祖父英宗皇帝，但仁宗至死不肯立宗实为皇太子，而且，仁宗死后留有遗腹子的传闻不绝于书，这些都让英宗至徽宗为代表的濮王系的皇权合法性备受质疑。但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开创的熙丰变法以及哲宗以来的“绍圣”事业为徽宗解决“再受命”危机提供了思路，即和东汉永平制礼如出一辙，复刻汉明帝开创的“光武受命中兴”的天命观和历史叙事，（王尔：《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将神宗塑造为兼具“受命”、“中兴”之主，而元圭“适时”问世，为徽宗实现该历史叙事创造了契机。“元圭”，即上古时期的玄圭，宋真宗将赵玄朗尊为赵宋“圣祖”，宋人为避讳，改称元圭。“禹赐玄圭，告厥成功”的典故出自《尚书·禹贡》，玄圭便被后世视为“天命”之符瑞，既是“天命所归和王权更替的正当性与典范性”的象征，同时兼具“对德能具备的圣王治世——黄金时代的认同与期待”。（唐启翠：《创世神话与神话历史：以大禹治水-禹赐玄圭为中心》，《百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为此，徽宗君臣便将“授以至宝（即玄圭）”视为“天所复命”的象征。（《拾补》，第1041页）元圭事件起于政和二年冬十一月，始作俑者是徽宗心腹内臣谭稹，由此推断，应为徽宗授意而为，台前的操作者却是蔡京，“蔡京见之，谓此为玄圭，即天赐禹者。”（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707页）蔡京还是哲宗朝元符受玺事件的操作者，当时，蔡京认定咸阳民所献为秦“传国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8，中华书局，1992年3月第1版，第4651页）不管传国玺真伪如何，它毕竟出于暴秦之手，为秦始皇与李斯所制，这和熙丰以来“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而元圭出自上古“三代”，为圣王帝尧所作，因此，被徽宗视为“珍祥”、“神物”，且“历考前王，莫之能继”。（《太师蔡京三上表乞涓日受元圭允批答》，《诏令集》，卷149，第554页）于是，“受元圭于大庆殿，赦天下。”（《徽宗本纪》，《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1版，卷21，第390页）在《元圭赦》中，徽宗便将元圭现身视为“荷皇穹之纯祐”。皇穹，代指昊天上帝，是儒学传统中地位最高的天神，即天命的赋予者。最后，徽宗将天授玄圭归功于父、兄以来的新政，“二帝之勋，告厥成功。”（《诏令集》，卷149，第554页）之后，以元圭为契机，徽宗开始追崇父兄。政和三年正月十一日，在《神宗谥加四字哲宗改上旧谥御笔手诏》中，徽宗进一步写道，“神宗稽古建立法度”，“哲宗尊制扬功”，自己“荷天之休，诸福之物毕至。锡以元圭，告厥成功。”（《诏令集》，卷142，第515页）二月二十五日，《以太平告成奏告永裕陵/永泰陵册文》重申神宗“宪天稽古”，至此，“天告厥成，锡之大宝（即元圭）。”（《辑稿》，礼十四之七三，第623页）事实上进一步强化了神宗“受命”，哲宗“绍圣”，至徽宗“告厥成功”，濮王系重应“天命”的历史叙事。徽宗还将元圭进一步神话，政和三年郊祀，“天神降”，徽宗御制《天真降临示现记》，“以其日为天应节，用端命于上帝”，“即其地建迎真宫”。（《拾补》，第1067-1068页）郊祀礼，是“王亲祭天”的最高规格，也是中国古代帝王与昊天上帝沟通，从而，宣告统治合法性的最主要仪式，至此，徽宗终于借“天真降临示现”，实现宣告“天命在我”的政治意图。蔡條等宋人论及徽宗“再受命”事件，常与两汉“再受命”相提并论，东汉明帝“永平制礼”更是绕不开的话题，政和二年，议礼局讨论礼制时，就直指后汉明帝永平二年，而“永平制礼”里的重要举措是宗祀明堂，对此，徽宗也亦步亦趋。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明堂礼制最鼎盛的时期，宋徽宗所建明堂更是中国古代最合乎儒家经典的明堂形制。（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河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殊不知，此形制恰是徽宗本人考求载籍而亲自设计的，但宋人大都视为“窃虚名，饰美观”而已，（《宋史全文》，卷十四，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第802页）今日学者也鲜有人论及，徽宗还是两宋唯一将明堂礼提升至与郊天礼同等重要位置的皇帝。北宋明堂礼始于仁宗皇祐二年，明堂建设却始于徽宗政和五年，政和七年建成。关于修建明堂的初衷，徽宗在《修建明堂御笔手诏》写道，“今三岁一郊，佑我烈祖，而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寓于寝殿，礼盖云缺。”（《诏令集》，卷124，第427页）早在政和二年礼部试中，徽宗就将其作为试特奏名进士策题，为修造明堂制造舆论。（《辑稿》，选举七，第4372页）徽宗是两宋最重视明堂礼的皇帝，这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徽宗亲自考求载籍，确立明堂形制；其次，任命重臣太师、鲁国公蔡京为修建明堂使，开封尹盛章、王革弹压兵匠，并御制明堂上梁文；再次，政和七年明堂建成伊始，直至宣和七年被迫退位，徽宗岁岁亲祀明堂，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而祭祀规格则视同郊祀。此外，徽宗更是两宋唯一将“明堂颁常视朔负扆听朝”，即颁朔布政付诸实施的皇帝，这些同样意在自我宣示。最重要的是徽宗确立的明堂配享对象及其阐释，有关明堂配享对象，初见于《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但宋初以来，对于明堂配享对象，一直存在“祖宗配天”与“严父配天”之争，司马光持“祖宗配天”之说，认为“自非建邦启土，造有曲夏者，皆无配天之文”，（《宋史》，卷101，礼四，第2469页）认为只有“创业之主”、开国皇帝，才有资格配天，但徽宗借“天、帝一也”，（《拾补》，第970页）并以“严父配天”，将明堂礼抬升至和郊天礼等量齐观的同时，也将“严父”与“尊祖”等量齐观，意在将神宗“再受命”与太祖初受命等量齐观。最后，在《季秋宗祀明堂御札》中，徽宗更将修建明堂与符瑞联系起来，进一步宣示“天命”。（《诏令集》，卷124，第430页）四有关徽宗朝政、宣之际的崇道现象，国内外学者均有关注，既往研究多着墨该事件或现象的梳理与评价，而有关徽宗崇道的源流、发展及其背后原因和内在逻辑还有待发掘。“初，刘、虞、二王先生皆为上礼，然有神怪事多出自方士也。及灵素至，乃以其事归之於上，而曰己独佐之。”“是时上兴道教将十年，独思未有一厌服群者，数以语近倖。于是神降事起矣。”（《拾补》，第1042页）自政和七年上推至大观三年孟翊献言“再受命”之际，恰好九年，这和引文中“上兴道教将十年”之期，若合符节。且“（蔡）京尝具饭招虞（仙姑）”而“二王先生（王老志、王仔昔）”入京之后，皆“馆于鲁公（即蔡京）赐第”，故此，蔡條所言，应为笃论，徽宗“兴道教”或与“再受命”事件有关。考虑到大观末、政和初宰相蔡京、张商英均佞佛，张商英还被视为“北宋最得力的外护居士”，（罗凌：《无尽居士张商英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且此前，徽宗虽有崇祀行为，但对佛、道并无明显倾向，徽宗骤然崇道必有缘故。当然，蔡京和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的关系始于更早的崇宁元年（1102）。《茅山志》保存了徽宗写给刘混康的信件达40多封，但大部分都像常见的文人士大夫情怀一样，表达自己对刘混康山野林泉生活极尽向往，“想尔山居，清凉高爽”，“燕居练养”，“自安怡于泉石”。（《全宋文》，第164册，第332、340、382页）还有一些征求刘混康对灾异的建言，“有所闻见灾福，但详细密奏”。（《全宋文》，第164册，第51页）更多的是向刘混康求取“伤风符镇心压惊”，“所进术丹灵方，夙授仙饵今存，虽神鼎金丹之妙，无以加诸”。或“镇心神符子告求数十道”，“诸符子告求数十道。”（《全宋文》，第164册，第61、84、85、112页）另有“朕患安息疮，诸药不能愈，真君有药否？”（《全宋文》，第164册，第357页）所谓符子，即道教符咒。仅从“镇心”、“安息”等字面推断，徽宗可能长期遭受焦虑或失眠症困扰，渴望从刘混康处获得医治或解脱。这一点，也在《刘混康赠太中大夫诰》中盖棺论定，“（刘混康）前知休咎，能警群迷；或托咒符，克愈众疾。”（《全宋文》，第164册，第153页）但政和三年九月，王老志敦遣赴阙之后，徽宗对道教的态度与利用关系为之一变。政和三年十一月郊天礼，出现徽宗朝第一次“天神降”事件，“议者谓老志所为也。道教之盛，则自此始。”（《拾补》，第908页）“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也。”（《拾补》，第1084页）“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徽宗）令踵老志事。”（《拾补》，第1102页）王老志卒于政和四年十月，是年底，晏州夷贼叛乱，直至政和五年十二月，宋廷才平定叛乱。期间，女真人叛辽，与北宋接壤的辽南京道（今北京及周边地区）震动，徽宗急命童贯宣抚陕西、河北以备敌，其崇道节奏不得不暂缓，接替王老志的王仔昔未来得及施展，便被林灵素取而代之。徽宗“独思未有一厌服群者”，所以有王老志及“神降事”，但徽宗欲“厌服”的想必并非“群者”对其“兴道”的非议，而是“再受命”危机下的各种“浮言”，而徽宗借以“厌服”“群者”的便是“神降事”。先是王老志、王仔昔靠自身法力实现“天神降”，林灵素则直接宣称徽宗本人是“天神”，“乃谓上为长生大帝君。”（《拾补》，第1123页）时为政和六年二月，政和七年二月，林灵素宣谕，“仰惟教主道君皇帝（即徽宗），以神霄玉清之尊降神出明，应帝王之兴起。”毋庸置疑，借神宵运动宣示天命，是徽宗崇道的终极目标，终至于政和七年四月，徽宗以御笔形式诏告天下，“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拾补》，第1142页）徽宗借神宵运动宣示天命，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便是“受定命宝”。定命宝和其他八宝，合称“九宝”，即皇帝印玺。九宝“以定命宝为首”，（《拾补》，第1152页）在徽宗看来，“（受命宝）乃我受命者也”，（《丛谈》，卷1，第8页）并将其归功于神宵，“受定命之符（指定命宝）于神霄”，（《拾补》，第1156页）至此，徽宗终于完成了自我造神，并向臣民们宣告“再受命”危机解除，“浮言”可以息矣。后来，宋人也的确将“定命宝”视为“天命所归”之象征，“其后京城之难（即靖康之难），诸宝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宝与定命宝独存，盖天意也。”（《拾补》，第1156）考诸史料，神宵运动始作俑者，正是徽宗本人，源于徽宗“若辛卯岁之梦兆，癸巳岁之示见”，林灵素不过玉汝以成而已。“癸巳岁之示见”，即政和三年南郊，“天神降格”。（《拾补》，第1067页）辛卯为政和元年，所谓“辛卯岁之梦兆”，据蔡條《国史补·道家者流篇》，“政和初”，“一夕，梦有人召”，“谕上曰：‘汝以宿命，当兴吾教。’”（《拾补》，第940页）由此可见，徽宗先有神宵之“梦”，后命人按图索骥，找到林灵素，随后，林灵素附会徽宗，遂有“神宵事迹”。至于徽宗所梦似乎受当时流传的《高上神宵宗师受经式》中“神宵玉清王当降世间，以为人主”的启发。（李政阳：《徽宗崇道成因新考——以宋本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5期）神宵运动明显出自徽宗的个人意志，“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宵事迹。”（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卷一，第4页）如果说此前元圭及明堂事件还停留在宣告濮王系的正统性，神宵运动就更进一步，旨在彰显徽宗本人的皇权合法性，但徽宗借神话自我，宣示天命，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厌服”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徽宗因崇道而抑佛，引起对佛教更有好感的蔡京及皇太子抵触，而王寀逆反事件就发生在紧跟上述事件之后的政和八年。不久，宣和元年五月“大水犯都城，西北有赤气亘天”，起居郎李纲在奏议中将其视为“大异”，徽宗不得不亲自下诏辩解，“即非灾异”，但并不能杜绝士民非议。最后，这场突如其来的罕见灾异，像压垮骆驼的稻草，戳穿并击碎徽宗与林灵素精心虚构的神宵神话，后世甚至将此次大水视为北宋亡国的征兆。（《宋史全文》，第967页）宣和元年五月，大水犯都城，“上遣林灵素禳之不验”，九月，“放林灵素归温州。”（《宋史全文》，第969页）林灵素及其附会并主导的神宵运动黯然退场，北伐之意却应声再起。宣和二年二月，徽宗派赵良嗣使金国，并与金国达成“海上之盟”，以收复燕云，完成北宋自太祖以来觊觎已久的统一大业，“夹攻之约，盖始乎此”。（《宋史全文》，第970页）毕竟，自欧阳修以来，宋人便有将“天下一统”视为王朝或其政权“正统性”首要之义的政治传统。（欧阳修：《正统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而徽宗转而欲借联金灭辽、实行统一来重塑合法性，这也被视为北宋亡国的原因之一。（陶晋生：《宋代外交史》，重庆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第209页）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徐秀丽2022年春节在三亚，随身带了几本宋史著作。一方面，近年来宋史研究卓有建树，有不少可读之书；另一方面，海南是宋代贬官最远之所。三亚更在海南的最南端，此处是宋代的崖州、吉阳军，“投荒”崖州，刺配“吉阳军”、“送海南吉阳军编管”，是对流官的最重处分。发配到此处，就意味着九死一生了，即使能够到达，也难作返回中原之想。查《崖州志》（成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62年经郭沫若点校重印），宋代流配到此地的官员如下：卢多逊、丁谓、盛梁、齐化基、陈衍、张伯麟、赵鼎、胡铨、曹泳，翁应龙，其中不乏名相。我们所住的地方，属于“吉阳区”。在此读宋史，别有感触。这几天读虞云国教授的《南宋行暮》。其实去年就读过一次。这本书写得极好。首先，作者史识卓越。这本叙事体的帝王传记，细节丰富，但未陷于细节，作者不时插入议论，深中肯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对传统政治“家天下”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时至今日，仍有人将宋代皇权在太祖太宗两支内流转——就南宋而言，即孝宗和理宗的入承皇位——视为“皇权开放”的证据，作者对此断然否定：“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转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光宗继位两年后，因受惊吓而精神失常（宋朝皇室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成为“疯皇”，自然“政治日昏”。作者指出，这一历史责任当然不能由一个病人来承担，“病人治国”的历史责任“不能不追溯到世袭的君主制上。正是这一制度使一个精神病患者能久踞皇位、君临天下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其实，对于宋代是否“皇权开放”并不难判断，但总有人对历史怀有太多的温情，或者寄托着太高的理想。其次，本书的细节非常丰满。宋光宗宋宁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谱系中属于庸碌之辈，前者在位期间还得了精神病，他们既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和盖世丰采，也无什么奇闻异事或野史传说可供演绎引申，作者多方寻求资料，将这两个平庸皇帝写得细节生动，好些部分栩栩如生，展示了作者在“叙事”这一历史学基本要求方面的扎实功夫。作者专门写了一节“过宫风波”，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读者的心情却步步趋紧，对光宗朝的治理危机感同身受。南宋前三代皇帝都由“禅让”而退出帝位，即提前将皇权交给下一代。禅位后，父子别宫而居，新皇居“大内”，太上皇居“北内”，皇帝每隔一段时间过宫向太上皇请安问好，以示孝养。这一制度在孝宗朝实行得很好。光宗接位当月，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北内），孝宗则仿效高宗例谢绝，让其有更多时间治国理政。次月起，光宗改为每月四期朝拜北内。但自从其发病后，猜疑和被迫害妄想症越来越严重，“在一月四朝重华宫的问题上，光宗固执己见地延宕、推脱、拒绝；而群臣则敦促、讽谏、谴责。君臣互相争胜，过宫风波愈演愈烈，成为绍熙政治史上一出大戏”。说定过宫的日子，“侍臣立庭，卫士在列，有关机构随时待命，清道军兵，次第排列。终日守候，翘首以待，却从朝到暮，杳无诏命，等到殿门将闭，方才各自散归，致使‘军民藉藉，妄生谤议’。”朝臣苦谏，甚至拉拉扯扯，把皇帝的衣服都拉破，还差点违制进入后宫。但光宗面闻其劝而感动，一入后宫即变卦，全临安都为之叹息忧虑，满城风雨，太学生二百多人赴登闻鼓院投匦上书，并准备策动更快捷的伏阙上书。及致太上皇生病、病重、去世，光宗也不曾探望和治丧，引起内外动荡、民变在即的危局。这一段细节叙述，把一个皇朝的荒谬、无奈、危殆展示得淋漓尽致，也呼应了“行暮”的书名。所以，还有一点好不得不说，就是这本书有个好书名。作者自己显然也很满意，特意在“自序”中做了一番解释。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光宗宁宗时代为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从这两朝出发，南宋皇朝“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那种不由自主，那种无可奈何，让读者深深共鸣。作者指出，高宗“绍兴和议”前，宋和金之间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尚在建构之中，南宋若能利用岳飞抗金的破竹之势，重建类似澶渊之盟后那种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并非绝无可能。及至“绍兴和议”成立之后，宋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已然确立，双方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这种平衡，故而孝宗初年的“隆兴北伐”终致无功。因此，孝宗朝的大部分时间、光宗朝，以及宁宗朝“开禧北伐”之前的四十余年，宋金关系缓和，而宋蒙尚未开战，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有“恢复之君”和“恢复之臣”，未尝不可以“中兴”，可惜，光宗宁宗俱是平庸之君，朝堂之上则权相谋私，台谏失职，正人君子无法立足，终于把一个朝代拖入到了暮色苍茫之中。这个书名把这个意思和这种情绪都表达到位了。接着又读了《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和《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这两本书展示了南宋上层人物群像，深有感触，尤其是后书中写宋末状元宰相文天祥的三文（《文天祥﹤哭妻文﹥的前前后后》《文天祥的妻子儿女》《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王炎午两祭文天祥》），读来令人血脉贲张又肝肠寸断，心绪久久难以平复。文天祥的出仕在南宋灭亡前夕，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事功着眼，他没有建立值得夸耀的功绩，他所留下的，是无畏不屈的精神，是对纲常伦理的绝对忠诚，是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追求，是对死亡意义的刻意建构和无限放大。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文天祥以右丞相身份与元军统帅谈判。不久，他被拘押北上，中途冒死逃脱，追随南宋流亡小朝廷间关南下。次年五年，他率兵进入故乡江西，收复失地，但元军随即大举反攻，文天祥在空坑（今江西永丰南）战败，欧阳夫人和儿女们被俘，他因义士替身受捕，才幸免于难。其后，文天祥收拾残部继续抗战，1278年12月，在广东海丰五坡岭不幸被俘。文天祥拒绝了元军让他向厓山宋军招降的要求，被押往大都（今北京）。一过大庾岭，自南安军（今江西大余）沿赣江水路北上时，文天祥开始绝食，意欲死在故乡：“闭篷绝粒始南州，我过青山欲首丘”。传说人七天不食即死，但文天祥绝食八天仍“若无事然”。他想，死在故乡庐陵尚可谓死得其所，既然不能实现初志，便不能不清不白地死，若“委身荒江，谁知之者，盍少须臾以就义乎！复饮食如初”。他对自己“为万世立纲纪”的死亡意义有清晰的认知。死是必然的结局，但不能“立节不白”，所以他选择了比自杀更难的赴死之路。到达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表示，只要文天祥愿意效忠新朝，仍让他做宰相。文天祥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他说：“我是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当活！”他被关入低矮潮湿的土室，饱受各种折磨，始终坚贞不屈。1283年1月，文天祥在柴市从容就义。元代史家揭傒斯揭示了文天祥在饱经折磨之后慷慨赴死对死亡意义的升华：“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杀宋忠臣。”在被杀近一年前，文天祥就写好了一篇附有序言的《自赞》，缝入随身的衣带之中，作为自己的绝笔诗。欧阳夫人在收敛遗体时发现了这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可谓“求仁得仁”，他以自己的死，“与人间留好样”“为万世立纲常”，成为中华民族的一股浩然英气，万古不绝。论者认为文天祥体现了“宋三百年养士之功”。的确，宋代是中国古代君主对臣下最为宽仁的朝代，也是士大夫参政议政热情最为高涨的朝代，作为谏官的包拯甚至犯颜强项到把唾沫溅到仁宗脸上，后者虽为不快，却不敢不服从公论。“不杀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宋室“祖宗家法”，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亦由此产生强烈的“以天下为已任”、与赵家“共治天下”的观念。与此同时，新儒学的政治观逐渐根植于官僚士大夫群体之中，忠节观念成为超越性价值受到尊崇，即使南宋后期君主暗弱，权相专政，但无论韩侂胄、史弥远，还是贾似道，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而代之”，这与宋之前动辄“黄袍加身”“取而代之”的情形有巨大的反差。以前的忠烈之士，忠于的或是“主公”，或是一姓皇室，到了宋代，忠于的对象在皇室之上尚有抽象的纲常名节。效忠对象的超越性，使士节随之产生了超越性，死亡的象征意义更为重大。文天祥知道自己注定赴死，他怕的是“士节不白”；他的朋友在他被俘后撰写并在其北上沿途张贴感天动地的“生祭文丞相文”，促其赴死，恐其不死，都体现了对儒家超越性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南宋时期，皇权专制加剧，权相当道，言路被架空或堵塞，文字狱初现利齿，士气大受摧折，但即使如此，士风依然刚烈，体现在对外战争中即是爱国精神的坚不可摧。南宋之后当然也有劲节烈士，但民“风”士“气”逐渐孱弱也很显明。这是否与元、清两朝易代之际实行无差别屠杀、文网密到几乎所有“文字”均可成“狱”有关系？鲁迅先生好像也曾这样怀疑过。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2月26日晚，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在西北大学做了一场讲座，题为“贺兰山招谁惹谁了？——从所谓岳飞《满江红》说起”，本文系讲座讲稿。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这是疫情大流行之后，我离开北京到外地做的第一场线下讲座，同时也是我在西北大学做的第一场讲座。感谢李军院长，感谢老朋友罗丰老师，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和我做这次交流。不过在兴奋之余也有些为难——这就是这次行程安排得有些紧张，我顾不上准备一篇像样的讲稿，和大家深入交流具体的研究题目。请大家谅解，今天在这里，我只能勉强谈谈自己在治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这样的体会并不是一般性的治学方法。在座的各位朋友，若是有人对我了解得稍微多一些，就会明白，我很不善于做这种学术方法的论述。实际上我也很不喜欢做这样的论述；甚至很不喜欢做这种思考。在我看来，我所从事的历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点，往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治学特点，在治学方法上也未必人人相同。另一方面，普遍的治学方法，看起来似乎具有强烈的普遍性意义，但也唯其如此，实际上往往毫无用处。这是因为我研究历史问题，是为阐释千差万别的具体史事，而不是想概括出一条抽象的普遍规律。千差万别的史事，决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特殊性。在这种特殊性面前，那种公理性的治学方法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下面我想围绕着近期热议的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的讨论，同大家讲讲我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中华书局本《鄂国金陀粹编》环衬上的《满江红》词拓本单纯就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问题而言，我早就在“私家小院”非常简要地公布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有些朋友或许已经看到。今天我只是想以这个问题作为事例，向各位朋友说明我对治学方法的认识。我想这样讲会生动一些，更好理解、也更好把握一些。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曾有过针锋相对的两种不同看法，而且直到今天，这两种看法依然严重对立，互不相让——一种看法可以称之为“伪造说”，与之对立的看法则可以称之为“真品说”。时下由于同名电影的放映，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不管是当年论辩的双方，还是现在纷杂的表态，都牵涉到对史事的认识方法和研究路径问题。我希望自己的认识，能够给各位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同学们提供一点儿有益的参考。一、余嘉锡先生指出《满江红》词为后世伪造所谓岳飞《满江红》词，自从问世以来，一直没有遭到质疑，并且逐渐风行于世。最初指明其出于伪撰的学者，是余嘉锡先生；与后来那些持同一观点的学者相比，余嘉锡先生的看法分量最重，并且直接触及认识路径上的基本问题。因而余嘉锡先生也可以说是持“伪造说”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谈到余嘉锡先生这一研究，必须首先指出他的研究成果是刊布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一书当中的。这一点，对我们合理认识余嘉锡先生的观点，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涉及一个重要的治学方法问题。所以，今天我的话就从这里说起。▲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四库提要辨证》这部书，既是一部极高水平的顶尖学术研究成果，在今天，它也可以说是每一位走向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人都应人手一册的入门书籍。这首先倒不是因为余嘉锡先生水平高，而是他依托的起点高。所谓“四库提要”是给《四库全书》做的提要，也就是对《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籍所做的解题性说明。这个“提要”就写在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里。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书籍，一打开都会看到一个“目录”，标记的是每一章节的页码。最早的古书并没有这个，而古人所说“目录”的本义也不是这样。简单地说，“目”是指篇目，也就是书名，也可能还带有书中所含篇卷数量，还有作者姓名；而“录”就是给这部书撰写的提要。这些提要原本是附在每一部书的前面，随原书一同写录的，现在大家读影印的《四库全书》都可以看到（这也是自古以来的老办法，当年刘向、歆父子给大汉整理宫廷藏书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四库全书》就是把这些书前的提要编在《四库全书总目》里（其中一部分内容有所调整）。给《四库全书》里收录的每一部书籍都写出提要，这是个浩大的工程，清朝也是从全国各地选取一批优秀学者完成的。要想写出一篇高水平的提要，需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具有通贯的眼光：一是对这部书所在的类别要有通透的了解，这样才能看得明白、也写得清楚这部书在具体类别当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对这部本身要前前后后都读得通透，这样才能精准地认定其性质和价值。简而言之一句话，是执笔者得先把书读得通，读得透，提要才能写得好。今天我们若是以严谨的学术眼光来审查，当然可以看出《四库全书》中很多书的提要也有严重问题，甚至是相当低级的错误，但就其总体质量而言，毕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所以在《四库提要》公之于世之后，便受到学者高度重视，而且这种重视还相当普遍，以至读《四库提要》竟成了文史学者在进入书山学海时必备的梯航——既是高级入门书，也是终其一生都需要反反覆覆来回翻阅的基本参考书。其情形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正因为《四库全书》的“提要”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学者们在称谓《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的时候，往往径称之为《四库提要》。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就是针对《四库提要》的错讹，纠谬正误，凡四百九十篇。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论述，是写在对明朝嘉靖年间人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这部书的辨证之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虽然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这部书中指出《四库提要》诸多严重疏误，但他同时也高度称赞说：“《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为什么“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它就重要，这是因为：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刘向，不足以辨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刘向做的这种工作，清朝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的序言中将其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余嘉锡所言，这样的工作，非博通如刘向者不办，而如上所述，这样的著述，既是入门的向导，同时也给每一位真正有志于学的文史研究者标示出治学正轨。昔大禹治水，“随山刊木”，做的就是这样的标识。正是由于余嘉锡先生深明这种所谓“流略之学”的真谛所在和难点所在，他对《四库提要》所做“辨证”，根本的着眼点也正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点上。请大家注意，时下我们已经见过多种订补《四库提要》疏误的著述，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能够达到余嘉锡先生这种认识高度的还别无他人，亦即其他那些著述不过都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已。我讲了这么多好像是废话的话，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余嘉锡先生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考辨。这道理讲明白了虽然很简单，可我看在实际讨论中绝大部分人却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余嘉锡先生是怎样得出他的结论来的。余嘉锡论述这一问题，得出《满江红》词出自后人赝作的结论，其逻辑程序，系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针对《四库提要》“《直斋书录解题》载《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传”的说法，指明这个十卷本《岳武穆集》，是武穆嫡孙岳珂在南宋宁宗嘉泰三年十一月辑录成书的《岳武穆文集》，后于宁宗嘉定十一年刻入岳珂汇编的《金陀粹编》（即今通称《鄂国金陀粹编》者），题作《鄂王家集》。其后，岳珂在理宗绍定元年和端平元年十二月又先后两次增编重刻《金陀粹编》，以成今本。这是余嘉锡先生全部论证的基础。做学问就是这样，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从根儿上做起，所做论证才能扎实可靠。当然，这都需要花费时间，需要耗费精力，但做学问就是需要付出诚实的努力，不能不劳而获。那些我们景仰的前辈学者，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术巅峰的。大家不要只看到他们超人的天分，看不到他们超越常人的付出；至少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大师是仅仅靠自己的灵性就能取得成功的。第二步，是对比岳珂编《鄂王家集》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这两种岳飞文集的差异：《鄂王家集》：文分表、跋、奏议、公牍、檄、题记六类，凡一百六十四篇，律诗二篇〔《题翠巖寺》、《寄浮图慧海》〕，词一篇〔《小重山》〕。《岳武穆遗文》：文仅二十八篇，诗四篇〔《送紫巖张先生北伐》、《寄浮图慧海》、《池州翠微亭》、《题新淦萧寺壁》〕，词二篇〔《满江红》、《小重山》〕。——与《鄂王家集》相比，《岳武穆遗文》“文不足五分之一，而诗词溢出至一倍，又皆不着出处”。对比二者的结果，是余嘉锡先生以为据徐阶序文，知其应是在业已获读《鄂国金陀粹编》本岳飞集的情况下，肆意删改岳集，“夫后人所作之诗文，嫌其议论不轨于正，删之可也，今于飞自作之文任意删去百数十篇，几致零落不可收拾，无知妄作，莫此为甚”。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步，这也是一个基本史学方法问题。昔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学方法导论》，开宗明义就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不明就里的人看学术大师讲的这些话，好像有些很不着调，实际上我看历史学研究就是这样，可真正要能做好这“比较不同史料”的工作，需要具备很好的历史文献学基础，需要长年累月持续积累大量相关的知识材能做好，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第三步，指出岳珂在编录《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时，搜访遗稿，不遗余力；且岳珂平生富收藏，精鉴赏，若得岳飞手泽，必定会著录在他的《宝真斋法书赞》中，而我们现在在《宝真斋法书赞》中也没有见到徐阶所增诸如《满江红》词之类的作品。面对这种情况，余嘉锡以为：自嘉定三年十一月作序之后，直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粹编》时，凡历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此三万余言，未尝增益一篇，然则飞之笔墨散落者盖亦无几矣。当然，南宋虽仅剩有半壁江山，地域还是相当广阔，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极个别诗文未被岳珂搜得，但即使如此，也会另有记载。对此，余嘉锡先生述之曰：如其有之，而为珂所不及见，亦当先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恶有沈霾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乎？前面我提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句话，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不太理解，不大清楚这两句话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想很具体地告诉大家，这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从“学术源流”角度做出判断：既不见于岳珂编录《岳武穆文集》、又不见于其他宋元人记载的岳飞诗文，基本上都应出自后人伪冒其名，而不会是真正的岳飞作品。在“恶有沈霾数百年，突出于明中叶以后乎？”这句反诘背后，依托的就是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第四步，举述具体的例证，来说明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中那些既“为珂所不及见”又绝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的诗词，确属伪作，当然在这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阕《满江红》。在这方面，余嘉锡先生举出的例证，是《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紫岩”是指“紫岩居士”张浚，乃两宋间名臣。这首诗好像比所谓岳飞《满江红》词镌刻上石的还要多，除了汤阴岳庙和杭州岳坟之外，在济南府之前，还有一块石碑。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编》就已指出该诗必属伪作，余嘉锡先生进一步论定了这一点。由于赃证昭彰，现在稍具学术常识者都不会再信此诗为岳飞所作，故已无庸赘言。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余嘉锡先生在这里只是举述这首《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作为例证来说明包括《满江红》在内的那些仅见于徐阶《岳武穆遗文》的诗词都应出自后人伪造。这也是一个研究方法和认识路径的问题，道理是作假不一定都会留下惹眼的“假象”。过去我在和某人讨论雒阳武库锺铭文时谈到过其间的道理，这就是作伪者的主观意图是想把赝品做得同真品很像，完全一模一样最好，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会有所差距，做得好的，就不容易看出明显的破绽，做得差的则会露出好长好粗一只马脚。另外，有的赝品必定会带有容易露馅的地方，有的赝品则没有这样的地方，因而辨伪时也就不大容易从其自身的瑕疵入手，余嘉锡先生即谓所谓岳飞《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故“疑亦明人所伪托”。古语云“每下愈况”，就是讲用最显著的例证能够更加清楚地说明想要表达的观点。《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以外包括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在内其他那些看似“等而上之”的情况，其是真是伪，也就不言自明了——余嘉锡先生论证的逻辑就是如此。二、邓广铭先生所谓反驳近期随着电影《满江红》上映而展开的对《满江红》词真伪的讨论中，颇有一些人重提邓广铭旧作。邓广铭先生是众所公认的当代宋史研究学术泰斗，因而推崇邓说者有些人是因敬重他的学术造诣而信从其说，还有一些人则是想搬出这个学术泰斗的招牌来压服“伪造说”一派。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邓广铭先生是怎样反驳余嘉锡先生的。关于这一问题，邓广铭先生先后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发表在《文史知识》1981年第1期；另一篇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文史哲》1982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现在都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的《邓广铭全集》第八册，这也是本文依据的版本。覆按邓文可知，在这一问题上，前述两文中的后文并没有较前文有实质性的增进，因而我在这里就综合两文的论述，一并予以说明。首先是关于岳珂编定《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是不是尽心尽力的问题。邓广铭先生列举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中载有一首岳飞的七言绝句：“雄气堂堂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按照赵与时记述的情况，这首诗是岳飞在前往江西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的路上写的，刻在一所佛寺的墙壁上。这也就是前述《岳武穆遗文》中增多出来的那篇题作《题新淦萧寺壁》的诗，邓广铭先生以为，采录这首诗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么，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这说明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后，并没有再悉心搜集岳飞的佚文。其次，在邓广铭先生看来，既然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后并没有再悉心搜集岳飞的佚文，那么，载录上述那首七言绝句的《宾退录》若是失传了，“诗是被明朝人抄录、流传下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就可以对这首诗产生疑问呢”？对这一问题，邓广铭先生自己回答说：“我想是不行的。既然有岳霖父子（德勇案：岳霖乃岳飞之子、岳珂之父）遗漏的实证，就不能排除《满江红》是他们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在他看来，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在宋元人的某一著作中也可能已经收录了，而这一著作又遗失了，才造成今天的疑案”。这样的反驳，难道真的能够破解余嘉锡先生对《满江红》词作者的质疑么？我认为不能，而且完全不能。从治学方法角度讲，这里有个出发的大前提问题。在过去和时下有关这篇《满江红》词真伪问题的讨论中，不管是认同“伪造说”的人，还是坚持“真品说”的一派，都没有谈到这个大前提。在我看来，对于首倡“伪造说”的余嘉锡先生来说，这个大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毋庸赘言；而对于固持“真品说”的代表性学者邓广铭先生来说，这个大前提更像是他不想面对或是无法面对的事实。这个大前提就是作为著名民族英雄的岳飞不同于其他那些寻常之辈，这阕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更不同于其他那些普通文人墨客舞文弄墨的篇章。这阕词到底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儿，但作为体现岳飞志向和心声的一代名篇（从艺术角度看这阕词到底写得好不好另当别论，下文我会具体叙述，这只是遵循邓广铭先生论证的逻辑和一般人的看法来这样讲），会不会经历宋、元两朝都一向未见记载是另一回事儿。若是泛泛而言，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固然无误，但若是把这事儿具体落实到岳飞身上，他的说法就毫无道理了。我们研究每一件史事，都需要“知人论事”，而且往往需要“先知人”，“后论事儿”。因为看似性质相同的一类事件，具体到不同的人身上，往往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貌。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这么难以捉摸，并没有像数学公式或物理学定则那样可以普遍应用的法则。关于这一点，我们每一位有志于历史学研究的年轻朋友，一定要静下心来，也耐下心来，努力学习，尽可能多了解、多掌握一些具体的历史知识。随着这些知识的增多，你就也就逐渐掌握了分析和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方法，到一定程度，也就得心应手了。一句话，功到自然成，急不得。现在我们面对的《满江红》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岳飞的名气实在太大了，特别是他的冤死，引发了社会公众更为强烈的关注；同时，把《满江红》词式的词句套在他的身上对社会公众也太有影响力了。在这种情况下，邓广铭先生讲的那种文献流传的一般规律，也就根本不适用了——即岳飞若是真的写有这样一篇《满江红》，必将在当时就广为流传，留下大量文字记载；江南的纸再贵，也一定有人要写，况且这已经不是“洛阳纸贵”的年代了，纸张早已普遍用于文籍的书写，没人会再那么吝惜它。其实不仅私下用纸写录《满江红》词轻而易举，赵宋一朝还普遍行用了雕版印刷，有充分的条件将相关情况公诸于世，并永久留存于历史。随着雕版印刷的普遍通行，宋元时人留下了大量的野史笔记以及诗集文集，而在如此众多的宋元人著述中对这篇《满江红》词竟无一丝一毫的记载，没有提及只言片语，这只能用世上本无其事来解释，不然的话，是怎么讲也说不通的。以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造诣，我想，这样的道理他不会不懂。因而若是没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他恐怕不会这样固持“真品说”不放而强词夺理。那么，大家一定想知道，邓广铭先生坚持这样做的外在原因是什么呢？我推测，不外乎下列两项原因。一是护前，也就是硬要回护以前的错误认识。众所周知，邓广铭先生写过一本《岳飞传》。其初版本出版于1944年（名《岳飞》），再版本是写定于十年之后的1954年。这两个版本的《岳飞传》虽然还没看过，但我敢保证，书中一定都会对《满江红》词大书特书——从邓先生对岳飞一贯的情感来看，必然如此。在撰著这两版《岳飞传》的时候，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还没有出版（虽然此前印行过部分初稿，但那只是史部和子部的稿子，没有集部），全书是在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印行于世的。因而在此之前邓广铭先生也从来没有想到这《满江红》竟然会跟岳武穆没半毛钱关系，也丝毫不会想到这会是出自骗子的手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联书店版邓广铭《岳飞传》（封面背景的“还我河山”四字为民国初年人伪造）为更好地说明问题，下面，我就不惮词繁，抄录一段收在《邓广铭全集》最后一个版本、也就是1982年版《岳飞传》里的相关叙述：岳家军的大部分虽又回到鄂州屯驻，经常萦绕在岳飞心头的，却还是如何更紧密地连结河朔，渡河深进去打击敌人的事。他的脑海里总在翻腾着：全军的战斗情绪这般昂扬，却总是时时处处受到牵制，使其不能勇往直前！深入虢、洛之役，可算出奇制胜了，结果却仍是不免“以钱粮不继而抽回干事军马，未能成功”。一切努力几乎又等于虚掷！真正是壮志难伸！想到这些，岳飞的满腔热血便沸腾起来，通过自己的矢忠矢勇，自强不懈，风尘仆仆转战于南北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战场上，固然在三十二、三的年岁上已经获得了节度使的荣名和少保的官位，然而目前所已经完成的功业，与自己平素坚定执持的恢复失地、报仇雪恨的那一壮志宏图相比，却还有极为遥远的距离。这就要求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淬厉奋发，用自己的战斗实践，使这一伟大事业能够完成。这样地思念着，一个无限美好的远景又展现在他的遐想当中，使他益发信心百倍。在一个雨天之后，他凭栏远眺，怀着这样的遐想，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唱出了一首成为千古绝唱的爱国歌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词，是岳飞对自己的既往的一番回顾，更是对自己今后要负荷的职责的一道誓词。既是生命的誓词，又是千古绝唱，还是爱国之歌，这要是遵从余嘉锡先生的看法将《满江红》词视作赝品，《岳飞传》这书还怎么写？我非常敬重邓广铭先生，但好学者并不等于他就是圣人，人性是有弱点的，护前就是学者很难避免的一项弱点。今天我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讲的不一定对，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同学，能够了解这一情况，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前辈学者的观点。二是情怀，也就是他在内心深处想要极力维护并努力推升岳飞的爱国将领形象，《满江红》词则是这一形象必配的荣耀饰品。在邓广铭先生看来，摘下去它，无疑会使岳飞的形象失去光彩。这不是我随便瞎想，做诛心之论。邓广铭先生亲口讲，人们若想审辨《满江红》词的真伪，首先必须了解“岳飞和《满江红》在今天已经不可分了，提到岳飞必然想到《满江红》，他作为一个武将，当时的四大名将之一，代表作就是《满江红》。贸然加以否定，有些煞风景”（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这就是邓广铭先生始终坚持认定《满江红》为岳飞作品的思想基础。这样的意识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动不得，也碰不得。然而，至少在我看来，这绝不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态度。在这方面，余嘉锡先生则认为：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梅赜之《伪古文尚书》，千余年以来奉为正宗，前贤发挥之者至矣，岂复有所大悖于理，然自朱子始创疑之，至梅鷟、阎若璩等遂成定论，卒之伪古文仍不可废，梅、阎之说亦终不废也。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这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态度。不然的话，才真是“煞风景”。我认为学者做学问，就是探求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决不能预设“立场”。谈到这一问题，我想和同学们谈一下我对历史学研究三个层次的看法：第一层次，是对既往事实的认定；第二层次，是对形成某一史事的原因及其影响的解析和阐释；第三个层次，是对史事的价值判断和评价。这三个层次，越往前，客观性越强；越往后，主观色彩越浓。客观的事物是可证实的，对于具有相应史学素养的学人来说，相互之间也是可以讨论的；与此相反的是，主观性最强的价值判断，则是无须论证、同时也无从认证的事儿，爱就由他爱，恨就由他恨好了。因此，我建议同学们若是有兴趣从事历史研究，最好还是着力揭示史事存在的真实状况，在充分做好揭示史事真相这一工作的基础之上，再根据自己已经具备的条件，尽可能有根有据地对客观存在的史事做出解释。但能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能不能做好对既有史实的解释，我认为更多地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掌握了足够的古代历史知识，而不是什么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至少首先是取决于这一点。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办法很简单：念书，老老实实、安安静静、长年累月地念书而已。余嘉锡先生为什么能够在简单对比岳珂编《鄂王家集》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这两种岳飞文集的差异之后就清楚指出《满江红》词以及其他几首诗篇应出自后人赝造，就是因为他书读得比别人多，花过常人没花的苦功夫。余嘉锡先生自述其撰著《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经过说，1900年，他年仅十七岁，始读《四库提要》，“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所疑，辄发箧陈书考证之”，即随时记录读书心得，主要是与《提要》不同的看法（请大家注意，是在阅读大量其他著述之后，他才能够“时有所疑”）。从这时起，到正式写定《辨证》书稿的1954年，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始终边读边思索，边考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首《序录》），书稿写定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真的是凝聚了余嘉锡先生一生的心血。功夫花到了，书读多了，读得通透了，才具备常人所难得企及的境界和眼力。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史实来看一下邓广铭先生的论证是如何站不住脚的。首先，邓广铭先生以为记述《题新淦萧寺壁》诗的《宾退录》在嘉定末年（1224年）或宝庆初年（1225年）即已印行，这样岳珂在绍定元年（1228年）、特别是端平元年（1234年）前后两次重编再印《岳武穆文集》时就理应把这首诗补入其中，而现在我们在《岳武穆文集》、

文丨贾珺马克·布洛赫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作为著名的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著述颇丰，拥趸无数。这位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作为战士的布洛赫，他28岁时初上战场的经历并不为人熟知。近期，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战争回忆录：1914-1915》，记下了他在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这段时间的战争经历。本文选摘自“中文版导读”，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一布洛赫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生前身后，《国王神迹》《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奇怪的战败》《历史学家的技艺》等著述为学界瞩目，总体史观直到今天仍有拥趸无数。布洛赫还是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士。人们熟知并且敬仰其在二战中的抗争与牺牲，但并不大清楚这位58岁时倒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老兵，在28岁时初上战场的经历。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我想有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本书的价值也正源于此。第一，这是一本法国陆军步兵中士的战争回忆录。有关一战的回忆录并不鲜见，尤以军政精英们的更为出名，如英国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文丨江明明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学任教。这一段时间，既是姚雪垠最后一段大学正式任教生涯，也是院系调整前的大夏大学的最后一段历史。此后姚雪垠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大夏大学则与其他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期间先后担任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社会教育系主任等职务，切实参与大夏大学的教学行政工作。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并无专题研究，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他人为姚雪垠所作传记，对姚雪垠在大夏的这段生活，叙述重点皆是突出他于此时下决心告别教学生涯，专心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于姚雪垠在大夏大学的具体史实则一笔带过。笔者拟通过检阅史料，描绘出姚雪垠在大夏大学任教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经过。姚雪垠何以进入大夏大学？抗战胜利后，姚雪垠于1947年1月抵达上海，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担任兼职教授。1947年姚雪垠来到上海后，认识了“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刘氏对姚雪垠的文才和作品极为佩服，拟为其出版《雪垠创作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姚雪垠一直住在怀正文化社，为出版《雪垠创作集》工作。“怀正文化社”一名中的“怀正”二字，原是刘以鬯兄弟为纪念其父而命名的。但由于当时姚雪垠已经与“胡风派”结怨，“胡风派”的阿垅便发表文章暗示“怀正”乃是怀念蒋中正（即蒋介石），姚雪垠住在这种地方进行创作，身份可疑。再加上此前就有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他的处境一下子尴尬起来。很快怀正文化社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停顿，姚雪垠只能离开，于1948年迁居浦东。经人介绍，姚雪垠进入位于浦东高行镇的市立农业职业学校任教。而正是在高行农校任教期间，姚雪垠因急于洗刷所谓国民党特务的流言，证明自己的革命与进步，遂热切参加了张松和、石小平等人领导的地下活动，积极为接收上海做暗中准备工作。但等到上海解放，姚雪垠才得知他参加的这个地下组织乃是革命青年的自发行动，并未真正受到中共上级组织领导。尽管事后党组织进行审查时判定他们的地下活动是革命行为，承认姚雪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应予肯定”。但由于他们在地下活动时滥用党的名义，再加上姚雪垠的特务流言，一时之间难以审查清楚，因此他的相关问题被暂时“挂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挂起来”，使得相关党组织一时间无法为姚雪垠安排合适的工作。姚雪垠一方面通过夏衍向党组织请求安排工作，一方面也自己努力寻找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进入大夏大学的契机。刘以鬯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办过一份《幸福》杂志，作家沈寂复员后在上海也创办了一份《幸福》杂志。二人因为杂志重名差点打官司，却也因此结交为好友。沈寂去怀正文化社拜访刘以鬯时，结识了正住在此处的姚雪垠。后来姚雪垠便和沈寂等人一起创办《报告》周刊，作者中就有大夏大学的教授吴泽。不仅如此，在沈寂和刘以鬯负责的《春秋》杂志上，姚雪垠和吴泽也曾在同一期发表文章。正是因为和沈寂、刘以鬯的关系，姚雪垠得以认识在大夏大学任教的吴泽。吴泽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45年8月入职尚在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由于吴泽与大夏校长欧元怀私谊较好，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方面派其对欧元怀进行统战工作。正是在吴泽的劝说下，欧元怀没有选择赴台，而是和全校师生一起留下来迎接“解放”。也正因如此，在大夏大学解放后，吴泽和欧元怀一起作为学校代表出席军管会高教处谈话会。由于吴泽的党员身份和组织关系，他成为解放后大夏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吴泽于1949年9月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史社系主任，1949年冬担任教务长。▲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泽吴泽积极计划开展院务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师资聘请，为此“经过了多方面的慎重物色”。而与吴泽相识的姚雪垠此时也正因“历史问题”而在自己找工作，进入私立大学工作对其自然也是较好选择。笔者认为，应是通过吴泽的关系，姚雪垠于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在吴泽的多方物色下，进入大夏大学文学院的除姚雪垠外，还有李平心、许杰、董秋斯、董每戡、冯契等，都是知名的左派知识人。这表明在新政权成立后，以吴泽为代表的大夏校方，注重聘请进步学人。而姚雪垠能名列其中一起受聘，也反过来说明尽管姚雪垠的问题悬而未决，但其实已经被认为并无大的问题，在政治定位中依然是“进步作家”。为何姚雪垠最开始只是兼任教授呢？正如上文所言，由于“政治包袱”，姚雪垠是一边在等党组织安排工作，一边也在自己寻找工作，双管齐下。不料，这边通过吴泽寻求大夏大学教职正有头绪之时，另外一边，在夏衍的帮助下，他被党组织通过上海市总工会派驻到申新一厂工作。如此一来，在入职大夏大学之时，他已经在申新一厂有了正式工作，因此在大夏只能是兼职。巧合的是，此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正在申新一厂举办工人夜校。笔者由此推想，姚雪垠在申新一厂工作期间，很有可能和大夏的学生有过接触，并通过学生将其处境反馈给大夏校方，并由此获聘进入大夏。这一推想虽无实据，但却有先例。著名儿童教育家沈百英只有中师学历，但大夏学生在参观其担任校长的小学后，对其治学与治教都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后就亲往听课，最终不拘学历聘沈百英为大夏教授。当然，姚雪垠要想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获聘与否，都需要经过吴泽的同意，这也可能是姚雪垠结识吴泽的另一条途径。其实早在1947年5月，姚雪垠就曾与大夏大学有过接触。当时姚雪垠受大夏学生邀请前往演讲，题目为“一个小说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大夏周报》对姚雪垠的此次演讲有所报道。姚雪垠在大夏大学姚雪垠进入大夏大学以后，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文学院的文史研究室主持筹备出版文史月刊。大夏大学文学院在战前即设有史地社会学研究室，抗战时期更名为文史研究室。抗战复员以后，虽然牌子还挂着，但因为“备受战事影响的破坏”，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吴泽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即与欧元怀校长积极谋划将其“复兴”。并“敦请”姚雪垠等人主持筹备文史月刊。限于史料，目前难以确知该文史月刊是否出版。但从1950年姚雪垠的渑池之行，不难看出其对大夏文史研究室工作的热心。▲1950年在大夏大学任教时的姚雪垠1950年秋，姚雪垠赴河南渑池考察，在为文学创作寻找新素材的同时，他还前往仰韶村，费心搜集到不少文物。他搜集这些文物是为了带回大夏，送给吴泽，放到玻璃橱窗中展览。吴泽曾于1947年在大夏文学院历史社会研究部主办的《历史社会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过研究仰韶文化的学术论文。姚雪垠前往仰韶为吴泽和大夏搜集文物，不仅说明他对吴泽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姚雪垠在受命主持筹备文史月刊后，认真研读了此前创办的刊物。姚雪垠“一边下工厂，一边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的情形持续了半年，1950年春即离开申新一厂，专门在大夏教书。但由于此前1949年兼任教授的聘书要到1950年7月底才到期，因此直到1950年8月，姚雪垠才正式成为大夏大学的专任教授。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担任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西洋现代文艺思潮”“文艺习作”“文艺学”“小说创作原理”等。这些都是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内容，积累了多年经验。据学生回忆：姚雪垠老师开设多门课程。他上文学写作课时，除介绍名著外，还常讲述一些有意义而又有趣的故事，让同学自由想象，补充加工，写成小说。这虽比不上深入生活进行写作，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练习写作的一种好方法。他还把同学写得好的习作向大家介绍，鼓舞大家写作兴趣。1950年10月吴泽因病请假，由姚雪垠兼代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不仅如此，1950年10月底原本应由吴泽出席的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也由姚雪垠代为出席。由于代理了文学院院长之职，自1950年10月起，此后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均由姚雪垠出席。1950年12月23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决定25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由姚雪垠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长。1951年1月，姚雪垠成为大夏大学春季招生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夏大学的招生工作。▲1951年大夏大学文学院欢送参干毕业同学摄影纪念（前排左四为姚雪垠）1951年2月，因为吴泽的病情未能好转，需要进一步治疗，大夏大学开始讨论新的教务长人选问题，最终决定由原来的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并新设“副教务长”一职，由姚雪垠担任。为何要新设一个副教务长职务？在当时的学校改革中，大夏大学决定废止原有的学院制度，如此一来，原有的教务长（学校）—院长（学院）—系主任（学系）三级制度，就变成了教务长（学校）—系主任（学系）两级制度。各学系直接受学校领导，则教务长工作繁重（由领导各学院院长变成领导所有学系主任）而难以应付，因此“为加强学校行政的领导”，也就“须设副教务长”一职。必须说明的是，既然“学院制”废止，则各学院院长的职位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姚雪垠的代理文学院院长，其实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2月只持续了5个月的时间，并且是院长取消后才兼任副教务长，两个职务并非如他在回忆中所言同时担任。1951年3月，姚雪垠副教务长还受学校委托整理了图书馆堆存的旧书。为何是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这就涉及大夏大学各学科间的平衡问题。解放前的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著名，当时上海周边的高中生报考大学，有学教育首选大夏的说法，因此大夏自1924年创校到1949年，一直都是由与欧元怀并列为大夏教育学科灵魂人物的鲁继曾担任教务长。而在解放后的行政改组中，教务长则改由中共党员、文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吴泽担任。吴泽因病请辞，改由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继任，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政策应重点发展理工学科。与此同时，既然新设了副教务长，由原文学院代理院长担任，则可实现文理学科之间的平衡。不仅如此，由“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亦有“政治正确”的考量。解放之初由中共党员吴泽担任教务长，政治考虑即是重要原因。而继任的邵家麟乃纯粹学人。因此，以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在政治方面则可有所弥补。1951年4月27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突然抓捕。值此纷乱之际，第二天大夏即任命姚雪垠暂代社会教育系主任之职。但很快，1951年6月，奉华东教育部通知，大夏社会教育系停止招生。不过虽然停止招生，但由于还有学生尚未毕业，所以直到姚雪垠1951年8月1日辞职离开大夏前，还兼任了3个月的社会教育系主任。此前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对姚雪垠的相关研究，均未注意到姚曾在大夏兼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姚雪垠离开大夏大学1951年7月，大夏大学收到指示，中央教育部和华东教育部准备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筹组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而姚雪垠也必须对自己的去留做出最后决定，因为一旦华东师大成立，“人事制度确定，教书的车辕架在我的身上，再想离开就困难了”。其时，姚雪垠已经到了四十岁，必须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明确定位，“下半生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好的贡献”。而他纠结的则是自己此后是应该潜心治学，成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学者，还是脱离大学体制，专事文学创作？不难看出，大夏大学对姚雪垠非常器重，姚雪垠在大夏的环境中也较为适意。因此，姚雪垠对留在大学教书并不排斥，“我对教书也有兴趣，而且也重视教育工作”。他真正在意的是，假若自己留在大学潜心治学，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正如姚雪垠所言，对他来说，留在大学，以后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书籍，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并不难。但如果要成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大学者，则自己因为一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术训练”，二则没有“家学渊源”，“缺少许多必备的条件”，“仅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识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另一方面，姚雪垠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显然更有自信，认为自己多年来怀有文学创作的远大理想，并且一直在为之探索，打基础，因此如果回头继续写小说，“可能成就会大一些”。那留在大学一边教学，一边搞文学创作，是否可行呢？姚雪垠为此专门向自己的老友，也在清华当教授的吴组缃写信请教。吴组缃自己也饱受“教书与写作的矛盾”之苦，并且由于解放后高校中各种运动频仍，“成天忙得昏头昏脑”。吴组缃对姚雪垠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极力劝诫他离开大夏，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相信“一定有个新的姚雪垠叫人大吃一惊”。吴组缃的回信坚定了姚雪垠离开大夏专事创作的决心。另一方面，姚雪垠1951年春的浙东土改之行也加强了其离沪返豫的决心。当时上海教工会发动部分教授参加土改，大夏的参加者中就有姚雪垠。此次大夏的参加土改者中，亦有上文所述，后因为“反革命”被抓，并由姚雪垠接替其职务的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他们于1951年4月2日出发，去宁波、余姚、慈溪等地参观土改。通过这次浙东之行，姚雪垠发现自己由于不懂当地方言，只能依靠翻译。但“别人翻译只能翻译群众发言的简略大意，而不能也不暇译出每个发言者运用当地语言的生动特色、精髓和激情。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种种生活情况，我更不能够充分了解。这次浙东之行，更坚定了我回河南故乡的决心。既然要专业写小说，就破釜沉舟地回到家乡去”。姚雪垠的教授聘期至1951年7月底结束，因此1951年8月1日，姚雪垠即离开大夏，踏上了前往家乡河南专事创作的道路。对于姚雪垠的辞职，大夏校方和党组织自然竭力挽留，姚雪垠的离开大夏，固然使大学中少了一位杰出教授，但毫无疑问文学界却产生了一位伟大作家。而身处大夏大学的这段时光，则成为姚雪垠心中的一段温暖回忆，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给其以慰藉。【本文首刊于《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1期，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采访丨钟源北京在20世纪上半期亲身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从传统“帝都”转型为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理体制变革，市政建设开启，空间格局演化，市域范围拓展，人口规模增长，新兴群体崛起，社会结构分化，现代工商业初兴，政治与文化生态重塑……新旧、古今、中西等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同一处城市空间中竞行并进，最终演化为纷纭杂陈的历史场景。当浓重的政治属性逐渐淡化，新的制度、伦理、思想等嫁接到“旧都”肌体之上，产生诸多冲突、不适与碰撞，北京也在城市身份的不断转换中寻找并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一书，将近代北京置放在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之下，截取若干典型事件、现象与文本，通过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多维视角透视，交织呈现北京从一座传统帝都到近代城市演进过程中的纷繁画面。具体内容涵括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初步启动、二十年代北京知识群体面对时代更迭时在思想与行动上的选择、国民党新政权建立之后对北京的政治与文化改造、三十年代北平发展路径的新规划、消费空间与城市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抗战时期北平的文化生态等。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本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学术历程、研究方法以及北京史相关研究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王建伟教授澎湃新闻：您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是从何时起开始专注于北京史研究的？王建伟：我可能和北京这座城市有些缘分。我出生在内蒙古东北的一个“旗”，就是一般概念中的“县”。内蒙在很多人的眼中很偏远，其实它距离北京并不远。不过，很小的时候，北京对于我来说有点遥不可及。进入1990年代之后，我开始上初中，当时的娱乐方式不多，很喜欢看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各种电视剧以及一些赵宝刚、冯小刚、葛优拍摄北京元素特别突出的电影，比如《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一地鸡毛》《北京深秋的故事》《顽主》《大撒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至今我还经常会看看《我爱我家》，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红楼梦》。这些电影电视剧以及王朔的小说塑造了我对北京的最初认知。1998年的夏天，四叔带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出西直门火车站后坐三轮车来到前门。当时西直门周边有点乱，似乎与首都的形象地位并不对应。但到了前门，抬头最先看到的是被绿树掩映的箭楼顶端那凸出的一角，这个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在那一刻，我才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巍峨。后来我也曾在几位民国人物的北京游记中读到类似的记述与心情，印证了我的这种观感并非特例。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之后才开始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2008年毕业之后走出校门，各种因缘巧合，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这里研究北京史，是不用太费思量的问题，这是它的先天职能，各个地方社科院的历史所都是如此。因为原本就对北京史感兴趣，于是很自然地确定了这个方向。可以说，这种调整并非被动，更是一种主动选择。我一直认为，自己比较幸运，可以把自身的兴趣与从事工作的具体要求结合，因此，投入起来也比较自觉。进入历史所的最初几年，我一边将博士期间的研究进行了收尾，另一边也为北京史研究做一些基本准备。不过，这种转向也并非十分顺畅，期间经历了不断试错与摸索。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1920年代的政治口号史研究，开始时曾试图寻找这个选题与北京史之间的联系，也一度以为已经找到了联结点，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不太对。城市史或者说北京史，与我们先前在学校接触到的那一套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尤其是能系统开设城市史课程的高校并不多，造成我们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陌生。坦率说，我现在还在一直补充这方面的知识。进入近代北京史领域，最初引导我阅读的主要是历史地理以及文学学科的一些重要成果，比如侯仁之、唐晓峰、陈平原等，他们的研究对我启发最大。此外，我一直对那些近代以来描述北京的文字感兴趣，如老舍、瞿宣颖、林语堂、张恨水、周作人、林海音、沈从文、张次溪等，可以说，书写北京的文本的丰富程度，应该没有其他城市可以与之相比。尤其是非常熟悉北京的瞿宣颖、张次溪等，他们留下的关于北京的文字是沁入骨髓的。1930年代陶亢德曾编有《北平一顾》，1990年代之后这类的书籍有很多，如姜德明的《北京乎》等等。这些材料营造了很强的氛围感，他们对北京的书写，感性与理性并重，很有趣味，又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痕迹，同时也可以与我们今天对北京的感受与体验进行对照，引导对北京史的兴趣。▲《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澎湃新闻：能否描绘一下近代北京的整体图景？您如何看待这种“新旧交争”的历史张力？王建伟：如果我们把近代北京的时段限定在20世纪上半期（当然，近代北京的时段范围完全可以更长），它从一座延续数百年的国都演变成一座近代意义的城市，从服务于皇权的封闭领地变成一个一百多万人生活的场所，期间经历的管理体制、空间格局、市政建设、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其中可以归结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城市角色与城市功能的转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近代北京的上层统治变动十分频繁，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它受到的冲击非常直接。仅从外敌入侵的角度就有两次，一次是庚子年的八国联军，一次是日本侵华，前后沦陷过两次。进入民国之后，不管是前期的北洋政权，还是后期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更迭更令人眼花缭乱，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很少有某一派系能够长久盘踞在此。北洋时期，先有袁世凯，后来有皖系、直系、奉系势力等先后进驻，真的是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模样。国民党政权接管之后，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先后都成为北平的主人，他们与南京方面貌合神离，真正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嫡系势力在北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1937年之后，北京经历了八年的沦陷。1945年光复，又过了三年多就被解放了。1931年11月，当时一份名为《民力》的杂志刊发了一篇《从“北京”说到“北平”（北游琐记之二）》，列举了北平前门外廊房头条几家照相馆橱窗摆放过的人物照片的变化，从最初的曹锟与吴佩孚，到随后的冯玉祥、张作霖、白崇禧和阎锡山，以及当时正在摆放的一张九十六寸放大的张学良的相片，勾画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初期这六七年间北京经历的风云变迁，“表示这刹那间这华北局部之地位是谁的天下而已”。作者还将其比喻为戏园里边听戏，每敲过一番锣鼓，就有一个新角色登场。但是，“一出一处的演过去，而与台下观众毕竟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关系。登场者不管他红脸黑脸，剧情不管他喜剧悲剧，麻木的观众，同样的无精打采底叫几声好——捧捧场就完事”。对于北平百姓来说，真的是见惯了潮起潮落。其实，任何时代永远都处在新旧变动与交争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在民国北京，“新”与“旧”的关系更加复杂与暧昧，彼此缠结的程度也更深。没有绝对的“新”，更没有绝对的“旧”。我曾关注过服装问题，穿西装不代表“新”，马褂也不意味着“旧”，这里面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很多清代遗老，政治上与前朝割舍不断，但生活方式却很新潮，中式庭院内部，诸多西洋玩意。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朱启钤，作为清朝遗老、北洋高官，得到袁世凯器重，民国后先后担任交通总长与内务部总长，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大刀阔斧，改造传统北京城，如果说对近代北京城市建设的贡献，还找不到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一直保持着从前的做派，即使新中国建立之后仍是如此。1954年，北京人艺排演话剧《雷雨》，饰演周朴园的是郑榕（前段时间刚刚过世），导演夏淳要求他要了解封建遗老的生活方式。在别人的介绍下，郑榕来到东四八条朱启钤家中体验生活，看到的是朱氏家中的生活依旧是前呼后拥，花团锦簇，吃饭时儿媳等侍立一旁不得入座，室内帘幕重重。我经常习惯引用瞿宣颖对于近代北京的观察与叙述。瞿氏为晚清重臣瞿鸿机之幼子，13岁起进入京师译学馆，学习英文、德文、法文。后来去上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读书。毕业后回到北京，进入北洋政府任职。抗战结束后又回到上海，1973年在提篮桥监狱过世。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京与上海，对北京的历史风土非常了解，留下大量文字。以新、旧关系为例，瞿宣颖特别赞赏他的姨夫朱启钤主持改造的中央公园，因为这种设计可以新旧调和，不属于“洋式门面”那一套（我想，这里的新旧区别基本等同于中西之差异）。他在1940年代末期曾写过一篇《四十年来之北京》，对这个问题谈的比较多：“守旧、保守，就是守旧保守，千万莫在西服的头上戴红缨帽，这是殖民地文化的表现，是半瓶醋先生的拿手作风”，这些现象在北京都不太明显，“大栅栏内联升不卖皮鞋，等于琉璃厂邃雅斋不卖《唯物论》”。“北京至今没有‘殓仪馆’，也没有那么些‘大酒家’‘大饭店’，可是他自始至终有‘杠房’，有‘饭庄子’”。“北京保留了旧的，可有时候正从这旧的上面长了新芽。程大老板传到谭鑫培是一变，谭叫天到马连良又是一变；陈德霖到梅兰芳一变，梅兰芳到程砚秋又一变，可是大家全说京剧是牢守家法的。”抛开瞿宣颖对北京的偏爱不说，他列举的这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北京始终有自己的坚守。▲1924年的北京澎湃新闻：相比于上海，您觉得近代北京有哪些独特的精神内核？是否传承至今？王建伟：上海和北京的双城记，是永远的话题。我们也曾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组织过近代京沪历史比较的研讨会。两座城市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而它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的联系与互动，又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有更多的人关注。比如说五四运动，就被认为是京沪共谋的结果。我在书中也探讨过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知识群体的集体南迁，其中大多数人去了上海。本书中还有一章，是讨论1930年代的北平书写，我也是以上海作为参照。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当时很多人在谈论北平时总会捎上上海，在那些对北平的观察与书写中，上海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起到对比或衬托作用。现在研究城市书写的成果有很多，我以前对此很感兴趣，后来发现，对于城市写了什么，固然很吸引人；但弄清书写者的身份立场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写，更加重要，因为文字总是特定环境与心境下的产物。在1930年代中期，日军环伺，北平四面楚歌，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危城”，它的命运很不乐观，这个事实在当时是很清楚的。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文化人维护北平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心地位的自觉愈加强烈，因此，通过与上海所代表的声光化电的对比，北平很少因其现代性发展程度不足而引发的“衰老”“缓慢”被批评，反而因其“古朴”“厚重”的城市底色被赋予了承载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进而迸发出很积极、很正面的力量。北京与上海相比，缺少现代工业文明的驱动，没有与大机器工业配套的产业工人群体，由此影响到两座城市的文化与气质。以革命为例，从五四时期开始，北京的革命主体是知识群体与青年学生，一直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包括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学生都担当了革命的主力。不过，由于主体来源单一，客观上也对革命的覆盖面与深度造成影响。再说其他方面，由于近代北京没有像上海那样大面积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它的伦理意识，还是非常传统。以商业为例，近代北京可能一直都没有建立起与现代商业文明相匹配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等。原本商业有点反伦理色彩，但在近代北京却不是如此。北京的商家更类似于“儒商”，很多老字号一方面东西确实好，另一方面则更强调“人情”，《清稗类钞》中描述北京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此外，体现在城市文化上，不管是衣着、饮食，还是在文学、艺术上，以及由此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日常交往等等，与上海对比，北京要粗犷很多，上海就比北京精致很多。这一方面与长久的传统相关，包括北方与南方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物质条件差异，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近代北京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较弱有关。近代北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包容性、广阔性、接纳性，五方杂处，应该说超过国内任何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做过七百多年大一统王朝国都的缘故。在北京，很少听到“外地人”这个说法，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在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主体。虽然也有“土著”一说，但实际上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我记忆中没有在北京的工作场合听到两个人单独用方言交谈，但有时到其它城市开会，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瞿宣颖曾有一个观察：“你若拿上海来比较，上海街市上只看得见两种装束。一是西服，一是尖顶瓜皮小帽与硬领长衫。如果穿第三种，必为市人所目笑。而北平则不然，从紫袍黄褂的蒙古、西藏僧徒，蓝袍青褂的垂辫老者，光头大肚的商人，蓝布罩袍的名士，中山服的政军服务人员，加上上海的种种，无不兼容并蓄。他们的思想，从忠君爱国一直到共产；他们的生活，从游牧民族一直到工厂的工人；他们的来历，从冰天雪地一直到炎天热海；他们的信仰，从拜一直到无神；他们的时代，从乾隆一直到一九三六。形形色色，比肩并存于一城之内，这是何等奇观！”他后来还在《四十年来之北京》中说到：“北京是阔大的，一切全是阔大的，他从来不排挤任何人，也从来不特别欢迎任何人。”不久前我看到作家余华的一个短视频，他谈到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没有谁会把你当回事（大意如此），这也是他喜欢北京的一个理由。我想，瞿宣颖和余华表达的应该是同一个意思。近代北京有一个明显标签是“古城”，因此带有一股衰落的气息，它常常被比喻为一个老人。我注意到，近代北京还有两个很典型的城市符号。一个是骆驼，应该说，北京城一直很依赖骆驼，尤其在物资运输方面。在大量记述近代北京的照片中，骆驼无处不在。骆驼祥子，则更令人熟知。我记得1980年代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中，就经常出现骆驼的形象。前几年有一部描写北平和平解放的七十多集的长篇电视剧《新世界》（孙红雷、万茜主演），骆驼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不时出现在北京的胡同当中。郑振铎就在《北平》中就说过，北京像骆驼，“安稳、和平、一步步地随着一声声叮叮当当的大劲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而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得是那么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情绪，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骆驼很适合做北京的城市象征，它高大、缓慢、平静，但蕴含着一种绵延长久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的符号是风沙，记得在21世纪初期，沙尘暴是北京当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就像前几年的雾霾。当然，这种情况到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我们返回到民国北京，有大量关于风沙的文字描写。鲁迅曾在一篇《有趣的消息》中说：“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这种描写，既是一种写实，同时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象征。风沙对应着边远，也对应着萧索，既呼应了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也很符合1930年代之后北平作为“边城”甚至是“危城”的城市定位。骆驼与风沙，可以比较贴切地反映出近代北京的城市境遇。总体看来，近代北京的历史负担比较沉重，所以步伐节奏有点缓慢，但很平稳，它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它对旧习惯、旧秩序，不会轻易去打破，变化幅度不会特别剧烈。北京对很多外来事物，始终保持“冷眼旁观”，那些东西似乎在它的眼中都不陌生，外来的力量很难从根本上挑战它，改变它。近代北京还有一种巨大的“同化”力量。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北伐告成，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实现统一（东三省暂时除外），要用革命精神洗涤旧都的污垢，普及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与制度。但周作人却声称，即将到来的不是北京的“革命化”，而是革命的“北京化”。历史实际的发展进程也印证了周作人的判断，国民党政权在北京的存在感一直不强。即使抗战时期北京沦陷八年之久，但时过境迁之后，日本殖民势力在北京留下的痕迹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如果与同一时期邻近的东北地区对比，则更能说明问题。澎湃新闻：有关北京的历史资料浩瀚如海，您如何选择、甄别研究资料？王建伟：从我个人来讲，因为主要关注的时段是20世纪之后，重点是民国北京，在日常的研究中对于报刊材料的使用是最多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我的稿件在面对一些刊物的外审时也遇到过报刊材料使用过多的疑问。对于近代北京城市史的材料，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档案。北京市档案馆就专门收藏这类档案，很丰富，有些专题也很成系统。听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有相关收藏。我的一些朋友就经常泡档案馆，也很擅长使用档案，对此我是非常钦佩。我因主要出身于思想文化史领域，读书时候就缺乏档案查询与使用方面的训练，因此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大惯性，对档案的使用不多，这是很遗憾的地方。但是，档案不是万能的，不是也有“档案中的虚构”这一说法嘛！很多事件、问题，缺乏档案的记载。当无档案可以使用的时候，报刊是比较有效的补充。以我最近关注较多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统治初期的北京市党部为例，很多原始档案都已散佚，但当时很多报刊留下了较多的相关报道与原始记录，部分党部文件、宣言等也在报刊中原样刊发。以此为基础，结合部分档案，再比照当事人留下的回忆性质的文字，基本能够勾画出市党部的基本面貌与主要活动。不过，在使用报刊材料的过程中，确实应始终保持对报刊资料呈现历史事实限度的自觉意识。有关近代北京，《大公报》《申报》《晨报》《益世报》《世界日报》《顺天时报》等都有很丰富的记载。刊物如《国闻周报》《社会科学杂志》《社会学界》等，也有很多素材。此外，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档案，个人记录、回忆等，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1930年代上半期，北平市政府运行相对比较平稳，当时的各种统计资料、调查资料，也比较齐全，包括《北平市政府统计月报》《北平市社会调查丛刊》。此外，前面已经谈到，老舍、沈从文、张恨水、林语堂、林海音等人的文学创作，也可以作为史料来源。但对这些文字的使用，需要特定的方式。因为我本人用报纸的材料比较多，所以对于报刊这类作为史料的优点与缺点，体会也会更深一些。现在因为数据库的普及，尤其是大量的报刊数据库的建成，获取这类材料越来越容易，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文章越写越长，大量冗余，我们可能引用了很多雷同的材料来论证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其实大可不必。报刊史料的很多弊端，我自己也都存在。如果一篇文章，完全由报刊材料构成，它的价值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都能够应用，互相印证、对照。谈到报刊，现在检索是普遍的方式，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那时数据库还很不发达，大量材料都是在图书馆旧期刊库现场翻检，虽然效率不如检索方便，但能够对一个事件有大致宏观的认识，现场的翻检还是有检索不能替代的价值。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写作一篇文章，如果不使用检索，这是不现实的，也必然会影响史料的覆盖程度。但全靠检索，肯定也是不行的。▲北京紫禁城老照片澎湃新闻：近年来北京史的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未来有哪些新方法、新方向？王建伟：仅仅围绕我比较熟悉的近代北京史来说，重要的成果还是很多，涵盖文学、地理学、建筑学、经济史、社会学等很多学科，我在书中的附录部分已经做了一些说明。这也正体现了城市史的特点，因为城市本身是多元的，构成的要素非常丰富，城市史绝对不是历史学能够独享的领域，它可以借助的学科方法有很多。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关注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包括人的行为、情感、心理状态。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历史学中“人”的消失。我想，这可能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学术论文的材料、规范、标准有关。像胡适这类非常重视保存个人资料的历史人物其实是极少的，大部分人留下的材料都是非常有限、非常残缺的，因此限制了我们对人物的研究。但是，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人是构成城市的最基本要素，如果研究城市，而人的面目是模糊的，这可能不是好的研究。谈到近代北京，我们对于很多新崛起的群体，如新文化人，普遍更熟悉。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群体，就是前朝的达官显贵、皇室宗亲。这些人的面目，相对是模糊的，他们与北京城的关系，我们还不是特别了解。举个例子，数量众多的王府，在民国之后都有一个易手的过程，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非常重大，可以说是真正敲响了皇权的丧钟，打碎了前清那些皇亲国戚最后的念想，觉得复辟无望，于是纷纷变卖家产。很多王府变成大学，或被新贵们占据，如豫王府变成协和医院，顺承王府变成张学良的邸宅，醇王府之变成民国大学,郑王府变成中国大学，涛贝勒府变成辅仁大学,端王府变成北大工学院。对于前朝这些人物或是家族的命运沉浮，就很值得研究。这些家族虽然没落，贵族遗留的势力瓦解了，可是那些礼数，那些生活方式与趣味，对于近代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们是沟通皇家与基层社会的重要纽带，赵园老师在《北京：城与人》中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清王朝戏剧性的覆灭，使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对于造成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面貌为力甚巨。”一些前清官僚、如朱启钤、王士珍、熊希龄等，都曾显赫一时，民国之后仍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王士珍等人，一旦北京发生变故，新旧政权转换之际，他就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建立短暂的治安维持会，暂时充当过渡政府的角色，而且任务完成得相当不错。不过，北平沦陷之初出任伪职的也是这样一批旧京耆老，他们的这种选择与他们对民国的态度有关，但这种行为毕竟留下了难以洗刷的污点。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太愿意轻易言说那段历史，由此导致我们的了解程度就很有限。此外像夏仁虎、瞿宣颖等北洋旧人，他们有固定的交际圈，与北平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应该是北京史关注的重点。反倒是新文化人，大多是漂泊不定，悬浮在北平这座城市之上，很多人只是暂时生活在这里，呈现出比较普遍的过客心态。总体来讲，近代北京史研究这些年来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发展还是很迅速，成果总量比较可观，细密程度也很值得肯定。不过还是呈现不太平衡的状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研究很多。清代后期、北洋时期、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空间还很大。近代北京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潜力，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也注意到以此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越来越多，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关于近代北京，还缺乏一套带有宏观视角的、具有一定规模的通史著作。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来讲，通史著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澎湃新闻：对于青年学者，您有哪些建议？王建伟：据我的认知，现在试图向青年学者灌输建议，很容易变成徒劳，我一般不太愿意给别人提建议，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放之四海的准则。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做法是否对别人有用，很值得怀疑。很多建议，也是老生常谈，前人已经说了好多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很熟悉了，不需要我们再去重复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是刚刚从那个阶段走过来，距离青年人其实也不远，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现在接触到的很多年轻人比当时这个年纪的我，各方面的程度要好很多。我也没有很强的信心向他们建议什么。不过，有一点是我想要说的，很多刚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能会对一些“避坑指南”感兴趣，就是尽量少陷入一些所谓的“坑”，少走一些“弯路”。这属于一种职业规划，心情可以理解，能对自己人生做出规划，我很佩服。但实事求是地说，很多事情是无法提前做出周密安排的，别怕走弯路，有些弯路是不可避免，必然要走的。有些路只是表面看起来有点“弯”，但仍有它存在的价值。当你踏上去可能会发现，并不一定“弯”。一些“笨”功夫，还是要练就的。（我自己就因以前逃避过一些“笨”功夫，现在还在努力补课。）弯路只是有一点慢，但同样可以到达终点。弯路走多了，就知道直路在哪里了。这些直路不是别人能告诉你的，是必须靠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们从成功中可以得到鼓舞与激励，但从不断的试错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可能更深刻，对自己的帮助也会更大。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整理丨魏涛《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美国史研究室魏涛的专著，于2022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详细考察了南卡罗来纳政治家、种植园主和商人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论述了劳伦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断移动和自我认同的转变，讨论了英帝国中心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如何促使他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本文整理自作者在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主角：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南卡罗来纳是美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州，在殖民时期，这里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维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在殖民时期，查尔斯顿是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首府。到1783年，美国革命结束后，南卡罗来纳的首府从查尔斯顿市迁往哥伦比亚市。在1650至1860年之间，查尔斯顿长期从事大西洋贸易，其进口和出口的商品包括烟草、大米、靛蓝、棉花以及非洲裔奴隶等。由于查尔斯顿处于大西洋贸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上，所以很多在英属北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都要经过查尔斯顿海港。亨利·劳伦斯是劳伦斯家族在英属北美的第三代。劳伦斯的父亲和祖父来自法国的拉罗谢尔，他们都是胡格诺新教徒。在17世纪中后期，因不堪忍受法国天主教教徒的宗教迫害，胡格诺新教徒被迫选择在大西洋世界中进行流亡。在17世纪80年代初，劳伦斯家族先是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然后前往北美的纽约，最后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定居。在1744至1784年之间，亨利·劳伦斯有四次跨大西洋旅行。1744年至1747年，他在伦敦商人詹姆斯·克罗卡特的会计房里学习商业知识和经商技能。1748年至1749年，他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以及伦敦等城市的商人建立起商业网络和合伙关系。1771至1774年，他监督三个儿子在英国和瑞士的教育，同时积极介入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并试图缓和南卡罗来纳与英帝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1779至1784年，他代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担任外交官和英美和平条约大使，并敦促英国政府最终承认美国主权。与此同时，劳伦斯也积极参加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商业和政治活动。1767至1770年之间，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帝国中央政府所颁布重商主义政策以及新海关关税政策不满，进而带领查尔斯顿的商人向南卡罗来纳海事法庭的法官和王室政府官员进行抗议，表达他们对新的帝国体系、重商主义政策以及海关关税政策的不满。此外，劳伦斯还积极参加了南卡罗来纳独立运动，反抗英帝国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由于多次往返英帝国中心、南卡罗来纳和欧洲大陆，他的经历显得与众不同。亨利·劳伦斯是生活在18世纪的人，他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手稿。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南卡罗来纳历史档案馆和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藏了很多亨利·劳伦斯的缩微胶卷。亨利·劳伦斯的原始手稿主要馆藏在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但是，18世纪的人写的书信大多都是潦草的，要辨认的话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恰好1968年到2003年之间，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编辑了16卷的《亨利·劳伦斯文集》（The

整理丨魏涛《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美国史研究室魏涛的专著，于2022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详细考察了南卡罗来纳政治家、种植园主和商人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论述了劳伦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断移动和自我认同的转变，讨论了英帝国中心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如何促使他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本书的新书座谈会邀请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高国荣教授作为主持人，与上海师范大学法国史教授黄艳红、福建师范大学治宪政史的郭巧华教授、关注全球史和医疗史的台湾学者蒋竹山教授、中央党校邵声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金海教授一起从不同角度对谈谈对这本书的阅读体会和思考。本文系圆桌内容的选摘。▲《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黄艳红：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对亨利·劳伦斯身份或者自我认同，或者他的政治意识而言，可能七年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此前他很乐意融入英国主导的大西洋帝国秩序，而且确实是从中获益了，包括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他投身大西洋奴隶贸易，所以他认同或者追求英帝国的公民身份是可以理解的。但英法七年战争后，即1763年以后，英帝国中央政府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各种摩擦就不断出现。既然著作已经明确提到运用跨国史或大西洋史的视角，还可以将这一转变放在更为宏大的视角中来考察。英法七年战争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后果，它不仅是一场大规模的欧洲范围的战争，也是一场波及全球的世界性战争，或许是近代早期的一场世界大战。它对于法国的旧制度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对德意志的命运走向，对东欧的政治格局，以及对北美和印度的历史命运，其影响都十分深远。我想，亨利·劳伦斯的个人转变，可以说是近代早期帝国竞争的关键节点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缩影，将来还可以考虑与类似的个案做一些平行的比较考察，以折射全球史的这个“大变局”。另外，我对有关亨利·劳伦斯的话语和观念分析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作者在这个方面还可以更多地着墨，毕竟这最能反映主人公的观念和意识转变。在有关“大西洋革命”的观念起源研究中，大西洋两岸都有一些关于舆论和小册子的经典分析，本书的作者搜集了相当丰富的原始史料，可能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就目前我的观感而言，比如第109页到111页的叙述，好像劳伦斯的思想意识转变，主要是基于法学和商业实践方面的原因，这与法国大革命前夕普遍的观念背景有点不同，因为在劳伦斯那里，“自然权利”等抽象政治观念看来并不占优先地位。这就涉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一个经典议题，即二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劳伦斯这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则北美政治精英一开始的观念论证，仍然在有关自由的传统英国话语和法律-宪政框架内展开，但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抛弃了以历史传统为依据的论证。还有一点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劳伦斯具有很强的宗教情怀，这又是跟许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精英很不一样的地方，后者即使不是反宗教，起码也是很反天主教会的。所以我想这些方面都有可能从事一些基于个案的比较分析。在亨利·劳伦斯追寻自我认同的历程中，域外的观感和印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对于当时的很多美国人和法国人恐怕都是如此。不过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主人公竟然对法国的风俗礼仪有好感，这是个蛮有趣的话题。因为很多见识过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域外人士，大概不会有这么正面的印象；相反，当时的法国人对美洲和新生的美国有很美好的想象，并且在富兰克林等美国人身上得到了印证。富兰克林在巴黎期间简直受到了神一般的膜拜，人们认为他代表着一个简朴、虔诚、充满道德感的理想社会，这些特征正是法国已经丧失的；富兰克林和伏尔泰一起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而共济会同样是一个跨大西洋话题。一些重要的跨国文本无疑也是这种域外镜像的重要载体，例如克雷夫科尔（J.

文丨汤仁泽梁启超作为清末“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邀请学者撰写系列稿件，深化读者对这位先贤的了解与认知。梁启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公车上书、维新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等等，都有梁启超在运动前列忙碌的身影。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文化有着诸多关系和影响，除了有时代造就的因素外，更有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言行中，无不表现出特殊的家国情怀。他的一生只有五十多年，但一生都在努力追求“强国梦”。▲梁启超一在编纂《梁启超全集》的过程中，随着编校量逐步增多，笔者对梁启超的了解逐步升级，意外的感受也愈来愈多。究竟是什么激情和力量促使梁启超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呢？一次师生对话，道出了真谛。李任夫是梁启超的学生，于1926年就读北师大，梁的授课对他兴趣和启发很大。有一回他和同学楚中元登门请教，楚中元提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对此有何解释？”梁回答说：“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见吴其昌：《梁启超传》百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31页）梁启超生长的年代，是中国“从乐土跌入了地狱”的年代，吴其昌这样形容：“《南京条约》以后，绑上第一条枷锁，割了第一块骨肉。以后一条一条的绑上无量数的枷锁，一块一块的割了无量数的骨肉。受着这样‘凌迟’的惨刑，简直坠入地狱的底层，最惨痛苦楚的时期，正在这一百年的中间。……稍有血性的国民，都想蹈东海而自杀，陈天华就是著名的代表之一。梁启超，正是生长在这个最黑暗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一位满身创伤的青年。他也屡次想跳海而死，但他坚决地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然复兴。”（《吴其昌文集·梁启超》，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吴其昌说自己如果处在这样的时代，“恐怕要终日恸哭呕血而死了”。（同上）但其师梁启超却坚信“中国必然不亡”，而且尽自己所能去救国，去拼搏。梁启超自幼接受祖父教诲：“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忧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5-16页）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指出：“……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纪略》，未尝不热血湓涌。……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43页）自古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的教训，给他留下深深的烙印，爱国和救国成为他一生的情怀和使命。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发表《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疾呼“变法自强”，强调：“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页）陆费逵在《大中华宣言书》中说：“我国杂志之出版，肇事于《时务报》，梁任公实主持之。”梁启超文章平易通达，说理深入浅出，言论激昂慷慨，震撼国人心灵。1897年11月，梁启超赴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他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促使学生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同时油印小册子，传播维新思想，激发人们的反专制、废君权意识，鼓动湖南维新改革及地方自治等。于是“全湘哗然”，既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也遭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攻击。1898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与同人约曰：“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意此意者皆同志。”（狄记：《任公先生事略》，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07页）这年梁启超25岁，“舍身救国”的志愿也非此时才有，却早已成为“第一义”了。二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因“君恩国仇两未报”，也不愿“死于贼手”，一面努力学习西方新知识，一面办报、办校，继续“开民智，兴民权”，推动维新事业。1899年作《忧国与爱国》说：“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流露出对祖国的深情爱意。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或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等，目的是为“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1902年2月8日至1906年1月9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指出：“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8页）并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看的无比重要：“各私人之幸福与国家之幸福，常相丽而无须臾离，故民富则国富，民智则国文，民勇则国强，是此两目的不啻一目的也。”（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8页）1906年作《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指出：“夫即以言责自居矣，且自审今日之地位，舍言责无以报效国家矣。故自今以往，所言者必求为有责任之言，即不能使国家由我而兴，而决不忍使国家由我而亡。”（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号，第52页）以高度的责任感，撰文立说报效祖国，使民众觉醒、国家兴旺起来。1910年1月，清政府令军谘大臣载涛赴日、美、英、德、法、意、奧、俄考察陆军事宜，梁启超《上载涛贝勒书》五千余言，列举世界各国宪政得失，为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献计献策，指出：“窃以为中国危机存亡之机，未有甚于今日者。”其忧国忧民之情急切：“窃愿假阶前盈尺之地，俾得谒拜献其刍荛。……惟迫于忧国愚诚，不能自已，故不避冒昧，愿贡狂瞽。”（《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一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45-49页）1911年3月24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梁启超由日本神户启程赴台，3月28日到达基隆，访台北、台中，4月11日乘轮返日。自称“首途以来，入夜必有游记，归后当更布之”，即致《新民丛报》编辑部诸君的《游台湾书牍》，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思乡之情：“首途前盖数夜未交睫也。……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又数十，遗民之恋恋于故国，乃如是耶！对之惟有增恧。”（梁启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9页）看到台湾“遗老”的处境，更增几分愧疚，在信中“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食也。”（梁启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202页）梁启超避难居日本时，念念不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若此四万万人而应堕永劫者，则吾先化为异域之灰尘，固其宜也。……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亦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梁启超“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56页）三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以为实现自己救国愿望的时刻到了。到京后，民主党、共和党、商会、报界等纷纷召开欢迎会，各报争相报道。在11月1日《致梁思顺》中说：“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梁启超：《致思顺》，（1912年11月13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23页）万众拥戴梁启超，期盼他能参与治理、建设好国家，梁也踌躇满志、信心十足。最初的梁启超，是想通过改革、变法来改变国家被瓜分的危机，但他面临的近代国情，是战争烽火四起，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一介书生，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即便是参政，梁启超也是力不从心。1912年11月13日《致梁思顺》说：“两日来为俄蒙事，都中风起水涌，（共和、民主两党宣布政府十大罪，国民党亦附和。）内阁殆将必倒，而此难题（今日来访之客，以十帮计，皆为此问题。）将落于我头上，我安能毫无预备而当此者，抵死决不肯就也。再逼我，我返东矣。（今又安能返东者。）”（梁启超：《致思顺》，（1912年11月13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31页）归国后的满腔热情遭重挫，心灰意冷，真想“返东”。当权者仰仗梁启超的声望，三番五次地委以重任。1913年9月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次年2月熊倒台，梁辞去司法总长，任币制局总裁，12月辞职。1917年7月，段祺瑞内阁成立，梁任财政总长，11月段下台，梁辞职。作为民国初期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参政时间短促，政绩尤为不显，自己所企盼的国泰民安毫无起色，实在是苦闷和无奈，在辞职呈文中说“实无余力足以负荷”。用周善培的话说：“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善培：《谈梁任公》，《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60年3月版）身心俱疲的梁启超犹如在夹缝里求生存一般，根本无法施展抱负。梁启超有过一次亲赴前线“从戎”、舍身为国效力的经历。那是护国之役，梁启超是发动者之一。1915年底由天津秘密南行，先赴上海，筹划和布置滇、黔、桂三省举义及说服冯华甫赞助起义等事。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发布的《致北京警告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一介书生冒风险赴前线救国，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是“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年2月2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8-139页）护国运动有“万险万难”，付出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梁启超由沪秘密赴港，因无护照，只能偷渡海防后入桂。乘夜色冒暴雨，“竟于无意中而游如斯胜境”。此间“为播越颠沛中扶病疾书”《国民浅训》，在序言中道：“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时谍骑四布，自匿于山中旬日，更图间道潜赴。同行七人皆星散，各自觅路进取，余孑身寄一牧庄，相伴者惟他邦佣保。……中间复婴热病，委顿二日，几濒于死。”（梁启超：《国民浅训·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真是惊恐万状，命悬一线。梁作《国民浅训》，第一章名为“何故爱国”，责问“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他说“不能十分怪责吾民”，因为他们“未能深知国家之与我身家，其关系若何切要？将他当作身外闲是闲非，不愿多管。”他告诫人们“须知我等说要爱国，并非因爱国是当今一种美名，说来凑热。实觉得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知。须知有许多事，为我等身家所托命，但除却国家之力，我等便有三头六臂，自己却是干办不来。”没有国家的庇护，“在我则如无母之儿，少既失教，临事又无援助，则何往而不败？”如果“仍将国家事当作闲是闲非，不愿多管之一念，实为莫大病根。”梁启超呼吁必须铲除这一病根，否则“国家终无振兴之日。”（梁启超：《国民浅训》，《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3页）爱国救国，梁启超真正做到了从自我做起。1916年2月8日致梁思顺的信中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可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深知护国运动之艰辛，是为“国家自践责任”去的，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对自我则别无所求，“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梁启超：《致梁思顺》（1916年2月8日），汤志钧、汤仁泽编注：《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35页）比起讲究实惠、功利的文人墨客来，梁启超的“责任感”多么难能可贵。梁漱溟曾评论：“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论从政，是梁启超的短板，久而久之也未能实现他的救国理想，即便挺身而出，也无用武之地，但他的积极救国、热情参与，实在难能可贵。▲梁启超四梁启超专注和擅长的是文化事业，于是毅然隐离政治和官场，回归自己钟爱的文化教育领域。1918年春夏间，梁启超摒弃百事，潜心探究中国历史，数月间成中国通史十余万言。年末与蒋百里、刘子楷、丁在君、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等同游欧洲，“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9页）所谓“换了一个新生命”，一是考察欧洲各国现状，并结合中国实际，找出一条安邦治国的新路；二是考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价值，找出重新挖掘中国文化价值的新路。“新生命”的起点，便是全身心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20年初欧游归国，继续潜心学术，两年后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把“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能看出他爱国救国观念有了进一步提升。文中谈及十多种感受，有“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他认为这样做还不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国家便算白设了。”他说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12月版，第67-68页）在巴黎遇见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对梁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蒲陀罗赞赏中华文明，说：“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听了这番话后，“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22年12月版，第68-69页）究竟如何“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从而“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呢？梁启超这样认为：“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至于怎么做，他说：“我是中国一分子，中国是世界一分子，旁人添一把土，我亦添一把土，全部自然增高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10-11页）自1920年至1927年，梁启超完成的著述有《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佛学史稿》、《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研究重点是先秦诸子、中国历史学、哲学、文学等。比起担任几天总长或总裁来，梁启超的著书立说、执教育人的作用及意义要深远的多，其价值和生命力也长久的多。丁文江说：“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04页）他“文名满天下”，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法律、宗教、新闻、教育、音韵等学科，以至各类自然科学，他的论述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影响是巨大的。五由于名声在外，梁启超无法摆脱政治的干扰。1921年致吴子玉（佩孚）信中，流露出对政治活动的反感，称：“吾对于任何方面任何性质之政潮，绝不愿参与活动。”（梁启超：《致吴子玉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69页）1925年5月致段祺瑞信中，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启超年来耽治学业，于现状的政治久已间隔，且不愿闻问。”（梁启超：《复段芝泉执政论宪法起草会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第38页）6月22日致胡适书附词：“记而翁（编者按：翁指汤济武）当日，一身殉国，血横海峤，魂恋宗邦。今忽七年，又何世界？满眼依然鬼魅场！泉台下，想朝朝夜夜，红泪淋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039页）表明对时局已悲观失望，心灰意冷了。国内军阀混战，党派争斗激烈，梁启超形容1926年局势时说：“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梁启超：《致梁思顺书》（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96-796页）梁启超再次被卷入政治斗争之中。1927年5月5日《致孩子们书》说：“在这种状态之下，于是乎我个人的出处进退发生极大问题。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却没有奉派军阀在内。）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其中进行最猛烈者，当然是所谓‘国家主义’者那许多团体，次则国党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则所谓‘实业界’的人。（次则无数骑墙或已经投降党军而实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军阀。）这些人想在我的统率之下，成一种大同盟。他们因为团结不起来，以为我肯挺身而出，便团结了，所以对于我用全力运动。”（梁启超：《致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86-787页）这些团体或个人，百般纠缠，耗时耗力，是在千方百计地利用梁启超的名声，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梁启超实在苦不堪言，对儿女说：“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梁启超对人对己都是认真负责的，特别是国家大事：“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梁启超：《致孩子们书》（1927年5月5日），《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下），第787-788页）1926年初，困扰已久的便血越发严重起来，梁启超仍带病超体力、超负荷地劳作。由于误诊，大大缩短了生命，直到逝世，他也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1927年5月5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同上）重病中的梁启超仍以著书立说、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比起众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学士来，他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是显而易见、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是“多血多泪之人”。正是对祖国的挚爱和救国的使命感，正是大爱和责任的完美结合，令他精力旺盛、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求索之路千辛万苦，失败过一次又一次，但阻止不了他一生的追求、探索和奋斗，因为“虽然仆自问一生无他长，惟心地之光明磊落，庶几可以质诸土地鬼神，胸中不能留一宿物，有所行有所知，则告人若不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497页）他“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致孩子们》［1927年11月23日］）“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处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致梁思顺》［1928年5月13日］）这就是梁启超。（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

文丨邓志峰惊闻张荣华教授辞世，痛悼之余，便是深深的惋惜。我最早认识张荣华教授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复旦读书，当时他的《张元济评传》刚刚出版，由于功底深厚、时有新见，深受一些近代史研究者的好评。张荣华老师为人低调，甚至有些沉默寡言，但其实在学术上极有见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他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花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学史和近代学术史。他为本科生开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内容丰富，见解深刻，颇受一些有志从事学术的青年学子推崇，以至于在他不再担任此课多年之后还仍有口碑。▲《张元济评传》，张荣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张荣华教授治学的一个特点是不仅重视历代学者的专门著作，而且极为重视书信、笔记、文集等史料。由于对清代学者文集用力很深，这让他能够从细密的文献史料中勾稽历史的隐微之处，因此常常得以突破不少大而化之的流行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记得曾听学生提过，张老师后来还开了一门别出心裁的选修课——中国交友史，我很遗憾没有机会直接问过他具体怎么上这门课，但从交友、交游、交际的角度切入历史，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我想与他既能沉潜于史料，又注重文化史、社会史等理论研究极有关系。许多人可能不大知道，张荣华教授对理论研究的重视和深入程度，可能远过不少历史学界的同行。这一点在张老师所发表的不少文章中都有体现。记得前些年有一位西方学者的理论著作刚刚翻译过来，张老师便曾对我说，他已花了两天通读了一遍。时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忙于发表心中所思，早已不再愿意花时间认真读书了，而张老师却还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初心，着实令人肃然起敬。“古之学者为己”，我想并非只是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身心性命之学，能够时刻不忘提升自己，而不是流于孟子所说的“好为人师”，同样是一种为己之学。▲张荣华教授（1957-2023）张老师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关于《康有为全集》的整理与晚清学术史研究。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学者中对康有为的材料最熟稔的一位。张老师从事康有为研究，既有复旦历史系学术传统的因素，也和他自己多年的发心与努力是分不开的。记得《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单独出版后，张老师还专门赠我一部，而今一念及之，不胜感慨。以康有为在清末民初学术、政治领域的关键地位，张老师的工作还会在将来继续沾溉学界。可惜张老师自己惜墨如金，除了已经发表的少量文字之外，他的许多深刻的见解还没有来得及问世，不知是否另有手稿尚存，希望家人与弟子留意。▲《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张老师还有一项不大为人知的工作是协助朱维铮先生主持编纂《儒藏》中“孝经类”和“群经总义类”的工作。这项工作2009年前后由我接手，但此前在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数年沟通中，张老师也付出了不少心力。《儒藏》的这两部分2018年以后已经作为《儒藏》精华编第96-103册陆续出版，张老师还亲自校点了其中的《孝经郑注疏》。2019年我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书出版，我还与他微信联系过，希望面呈请教。此前张老师已经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休，在郊区休养，记得当时还曾经相约来系时见面一叙。可惜由于此后的疫情爆发，一直没有等到见面的一日。中间唯一的一次联系，是他见到报上有年轻同事发表的文章中有误，忍不住在给我的微信中出言纠正，可见他虽然养疴在家，却并没有放下自己的学术关怀，一直保持着学人的本色。2023.2.20本文首发于澎湃私家历史频道。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即可访问全文。本期编辑：若楠投稿邮箱：pp_sijialish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