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SDMA标记进一步减少，但WT细胞中没有。此外，在WT细胞中MTAP的药理抑制与MAT2A抑制协同作用，显著降低了SDMA标记。定量测定的剂量反应研究显示，AGI-24512对MTAP

PI3K/AKT/mTOR信号通路在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凋亡和肿瘤细胞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信号通路失调与多种肿瘤发生相关。因此使用靶向药物抑制PI3K/AKT/mTOR通路，可能有利于含此通路相关基因突变的临床患者治疗。

另一种EGFR变构抑制剂JBJ-04-125-02在携带L858R、L858R/T790M或L858R/T790M/C797S突变的Ba/F3细胞株中显示出强大的抗增殖和下游AKT和ERK

site）对受体信号传导发挥通路特异性调节作用的信号，进而为实现生理活动的精细调节和开发更具安全、选择性的治疗方法提供了巨大帮助。表一、已被证明发挥作用的BAM汇总ReceptorReceptor

clock，也称生物钟）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适应光线、温度等环境因素周期性变化的一种内在机制。哺乳动物的生物钟由主生物钟和外周生物钟组成。主生物钟位于下丘脑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蛋白和多肽是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大分子，其作为治疗候选药物具有很高的潜力。目前，由于这些治疗性蛋白和肽产品都表现出极低的生物利用度，大多数销售的治疗性蛋白和多肽都是肠外制剂。为了更好进行给药，药剂科学家一直在寻求设计一种可口服的系统，使生物利用度最大化，从而降低所需剂量。蛋白和多肽口服给药的设计策略可分为两大类：对蛋白和多肽自身进行化学修饰和在制剂设计中进行修饰表一.

18号外显子突变的GIST，利培替尼用于已经接受前三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的晚期GIST患者。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最终会导致KIT或PDGFRA继发性耐药突变，以致疾病继续发生发展。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长寿”正成为生物技术产业最具市场前景的领域。过去的基础研究发现，应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延缓动物衰老，延长其寿命；这些成果如果能够转化到人类身上，将带来巨大的健康效益，具有显著的商业价值。因此，长寿这个健康问题引起了科学界和商业界的兴趣，围绕其展开了激烈的研究竞争。事实上，近年来，在动物模型中发现的长寿药物呈指数级增长。对长寿生物技术的投资也在蓬勃发展，几项临床试验将很快揭示哪些药物能延长寿命。因此，长寿药理学领域有望为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带来革命性的医疗保健。

目前，已上市的PPI类药物主要包括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

谈到人工智能，可能最早引起大众注意的是图像和语音识别领域（例如自动护照控制和“虚拟助手”）。从技术层面来看，图像识别发展可能的一个起点是Schmidhuber及其同事在2010年发表于Neural

生物系统受背景、可塑性和高度异质性的影响，很难定义（如在大量病例中出现不同细胞对同一种药物的不同反应）数据整合性化学结构一旦确定，其在实验中是不变的，重复性好

II型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糖尿病类型，由多种病因导致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不能有效利用胰岛素，从而出现人体血糖水平持续升高。噻唑烷二酮类抗糖尿病药物（TZD类药物）是一类过氧化物酶小体生长因子活化受体（Peroxisome

how)外，还需阐明化合物与蛋白的作用位点(where)。目前，绝大多数上市药物都是针对于负责酶的催化活性/受体-配体结合位点/蛋白-蛋白相互作用(Protein-Protein

创新药物研发从实验室到推向市场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投入，尤其是在药物开发过程中，需要系统研究候选药物的关键生物活性，例如功效，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高通量筛选在新药发现的初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苗头化合物的发现提供技术基础。现今常用的一些筛选体系大致可以分为生化筛选体系和细胞筛选体系两大类进行讨论。生化筛选体系包括荧光偏振和各向异性（Fluorescence

蛋白质的磷酸化以及磷酸化后级联反应调控细胞内多种癌症相关的信号转导通路。在细胞周期调控中,丝氨酸/苏氨酸-脯氨酸基序是许多关键蛋白激酶的唯一磷酸化位点，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顺/反异构体,而肽基脯氨酰顺反异构酶Pin1(Peptidyl-prolyl

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膜受体超家族，在生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细胞增殖、代谢和神经调节。GPCRs是治疗性药物的重要靶点，变构调控GPCR是药物发现的新方向。传统的GPCR靶向药物主要结合受体上高度保守的正构位点，虽然一些药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应用，然而，正构药物靶点的高度保守性导致了药物应用过程中副反应的发生。变构调节剂(也称为变构配体)与正构配体相比，可以通过靶向受体中保守度较低的变构位点来减少副作用。

肌肉痉挛（spasticity）是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后脊髓反射活动增多所引起的以骨骼肌不自主的张力增强为特征的感觉运动障碍，常见于脑卒中、外伤、脑瘫和多发性硬化症等肌病患者。神经系统损伤后的肌肉痉挛和腰背痉挛疼痛使得大多数患者无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因此给患者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担。目前针对骨骼肌痉挛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使用肌肉松弛剂进行药物治疗或直接进行手术治疗。市场上现有的肌肉松弛剂主要有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巴氯芬和替扎尼定等、作用于神经肌肉接点的肉毒毒素和琥珀酰胆碱等以及作用于肌细胞肌浆网的丹曲林等。然而，由于这些药物的靶标都是控制肌肉收缩的上游调节因子，因此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等方面的副作用。此外，通过高选择性脊神经背根切断术进行手术治疗也极易导致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脊柱瘫痪、慢性背痛、感觉功能障碍和囊肿形成等。因此，亟需开发新一代的既能直接靶向肌肉收缩效应蛋白又避免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等各项副作用的抗痉挛药物。

随着化学生物学、药物化学、蛋白质组学等学科的发展，许多传统意义上不可成药(undruggable)的蛋白已逐渐成为药物研发的新兴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以PROTAC

PDZ结构域的多肽抑制剂与PSD95一样是基于AMPAR的GluA2和GluA3亚单位的C端，能抑制长期抑郁，减少可卡因行为的恢复。另外还有一个二聚化的抑制剂Tat–P4

研究蛋白激酶是通过磷酸化靶蛋白中的酪氨酸、丝氨酸或苏氨酸残基的羟基来介导细胞信号转导的关键酶。蛋白激酶具有高度活跃的不同构象状态。通常，在激酶上有三个关键的结构元素决定其是否处于活性状态：Asp-Phe-Gly

“能量偶联打分”筛选潜在变构位点，主要考察SIRT6各潜在变构位点与正构酶活位点之间是否存在较强的变构能量传递信号。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不仅发现了此前他们报道的变构激动剂MDL-801位点（Nat

基于蛋白质结构和动力学的别构分子理性设计研究——北京大学分子设计实验室近年研究进展3.

巯嘌呤类药物属于嘌呤类抗代谢药物，包括6-硫鸟嘌呤（6-TG）、6-巯基嘌呤（6-MP）和硫唑嘌呤（AZA）等，常用于白血病（如ALL和AML）和炎症性疾病（如克罗恩病等）的治疗。在细胞中，巯嘌呤类药物转化成活性代谢产物6-thio-(d)GTP，掺入到基因组原料中，引起无效DNA修复，最终导致细胞凋亡。NUDT15是NUDIX(Nucleosidediphosphate

腹泻病占全球儿童总死亡率的9%，每年约有44.6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印度次大陆多个地点进行的旨在评估腹泻病负荷及其病因的全面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隐孢子虫原虫是幼儿腹泻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人类隐孢子虫和小隐孢子虫是人类隐孢子虫感染的主要原因。急性隐孢子虫感染估计每年导致幼儿48,000人死亡，并损失42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隐孢子虫感染还与儿童生长迟缓有关。然而，这种疾病并不局限于低收入国家；尽管有先进的水处理技术，隐孢子虫病在美国和欧洲也很常见。美国半数以上的水传播疾病都是由隐孢子虫引起的，通常与娱乐用水有关，环境中的部分隐孢子虫孢子样卵囊已经对氯化反应具有抗药性。隐孢子虫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一种机会性病原体，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如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或器官移植受者)受到威胁生命的感染。

当前全球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重，一方面老龄化反应了人类在改善营养、生活环境、卫生和保健方面取得的进展，另一方面老龄化是大多数常见的人类慢性疾病的最大危险因素。因此，将健康延长至老年，即延长人类健康寿命是制定预防、减轻或扭转多种与年龄有关疾病的合理目标。目前，应用遗传学方法已经成功延长了酵母、蠕虫、果蝇和啮齿动物等模式生物的寿命。这些研究可以引导我们识别调控寿命的保守基因和通路，反过来也能引导我们发现在这些通路中延长寿命的药物靶点。最近的遗传研究提示，特定的基因或通路可能调节人类寿命及健康寿命。为了推动这一发现，以鉴定能缓解人类衰老的靶点，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来识别有助于人类长寿和健康衰老的关键基因和途径。

AD）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行性发展的疾病，通常表现为记忆和认知减退，伴随有其他神经精神症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人65岁后AD的发病率呈指数型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负担，因此急需有效的治疗手段。

Ligand）—血管紧张素II（AngII）的晶体结构设计进行了5μs的动力模拟，通过分析模拟轨迹发现了AT1R在配体激活后存在两种不同的构象，命名为备选构象（alternative

LTs)的关键酶。LTs是重要的炎症介质，参与许多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心脏病等病理生理过程。此外，研究发现5-LOX

随着社会的发展，肥胖已经成为了当代人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肥胖症的主要表现为脂质过剩，进而引起一系列的心脑血管、消化系统乃至呼吸系统疾病。线粒体的脂肪酸β-氧化(fatty

从代谢调控机制到分子信号转导，变构调节是发现生物大分子功能调控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变构调节分子针对其变构位点与靶向活性位点的正构配体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例如可激动性，高特异性和低毒性。因此，变构调节分子在新药的设计和开发中作为潜在的治疗药物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对变构调节基本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在变构作用领域强大的技术和方法获得了长足地发展，为检测变构蛋白、识别变构位点并设计开发新型有效的变构药物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本次文章里，我们尽量总结了变构领域历史渊源，重点阐述之前发现的变构分子机制。什么是变构调节？变构调节（Allosteric

临床方面，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经批准上市了11种ERT，可以治疗高雪氏病，法布里氏病，Hurler-Scheie病（也称为I型粘多糖贮积病（mucopolysaccharidosis

(SOST)骨形态发生蛋白绝经后骨质疏松FDACrizanlizumab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P选择素（SELP）Ca2+依赖性受体镰状细胞病血管阻塞性危象FDAEnfortumab

疫苗方面，已经针对CHB患者开启了一些疫苗实验，然而经典预防性疫苗效果不佳，新型疫苗在抗病毒药物联用与否中都效果有限，目前只在土拨鼠模型中观察到和抗PD1抗体共用的有效疫苗。

历史上，大部分的药物都靶向蛋白的正构位点，随之而来的耐药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的治疗效果，给药物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利用变构药物与正构药物的联合用药则为对抗耐药性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思路。变构药物靶向结构上不同于正构位点的口袋，能够在耐药性靶点中改善甚至提高传统正构药物的药效。我们最近系统分析了利用联合用药对抗耐药性方面的策略及最新进展(“【TIP】变构-正构”联合的抗耐药策略“)，着重阐述了这些联合疗法的作用模式以及具体的结构机制。这种策略将会为解决耐药性这一难题提供一个崭新的解决方案，并且会对未来的临床治疗具有指导性意义。今天就这个问题在这里展开和大家进行讨论。

传统的药物开发主要针对蛋白靶标的正构位点，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耐药性，削弱疗效并且影响进一步的药物设计与优化。耐药性现今已成为生物医药领域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随着结构生物学尤其是蛋白质变构学方面的研究的深入，利用变构药物与正构药物联合用药，共同对抗耐药性已经成为药物设计以及疗法开发的新方向。近日，受细胞出版社（Cell

靶向PD-1/PD-L1的单克隆抗体(mAbs)是16种不同类型和组织不确定性肿瘤的治疗标准。自2017年9月以来，FDA在PD-1/PD-L1单克隆抗体上授予了23个新的批文，4种新的PD-1单克隆抗体已经进入市场，现今全球市场一共9种。这些成绩是由肿瘤学史上一些最大的临床试验项目推动的。本次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PD-1/PD-L1单克隆抗体在临床适应症上的研究现状。

癌症是通过不断选择对肿瘤细胞有利的连续遗传变化而演变而来的，逐步使得原有的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从而最终形成癌症。癌症相关的基因功能变化通常是由DNA序列的扰动（例如染色体易位，缺失或插入，扩增和单核苷酸突变）或表观基因组修饰引起的。但近十几年大量对RNA研究积累下来的结果发现，前体mRNA（pre-mRNA）的异常加工也可以引发癌症并推动肿瘤的发展。前体mRNA的加工，包括通过剪接去除内含子和通过切割和聚腺苷酸化形成3'末端，这些在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除此以外，异常的前体mRNA的加工也与肿瘤治疗中的耐药机制有关。因此，如何正确的针对mRNA设计药物进而用于癌症的治疗，成为了近几年癌症治疗的热点问题。针对上述mRNA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详见本文后面附注），国际各大药厂及研究机构进行了多种抗肿瘤药物的研发尝试：序号商品名靶点临床阶段试验识别号适应症研究开始年份阶段1E7107剪接因子3BINCT00499499NCT00459823晚期实体瘤2007暂停的2H3B-8800剪接因子3BI/IINCT02841540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急性髓系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2016正在招募3JNJ-64619178蛋白精氨酸N-甲基转移酶5INCT03573310晚期癌症2018正在招募4GSK3326595蛋白精氨酸N-甲基转移酶5INCT02783300晚期实体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2016正在招募5GSK3326595v蛋白精氨酸N-甲基转移酶5I/IINCT03614728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急性髓系白血病2018正在招募6GSK3368715蛋白精氨酸N-甲基转移酶1INCT03666988实体瘤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2018正在招募7PF-06939999蛋白精氨酸N-甲基转移酶5INCT03854227晚期或转移性实体瘤2019正在招募当前临床试验中的针对剪接体的小分子调节剂1.

发现疾病新靶标的“从无到有”先导化合物（First-in-class）是创新药物研发的主要源头。当前我国新药研究已从跟踪模仿向原始创新阶段迈进，亟需发展原创新药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在重大疾病原创候选新药研发方面获得突破。感于我国药学发展的紧迫需求，“分子设计”自2017年起，聚焦追踪国际原创药物研发市场上的“新技术，新靶标，新药物”，为我国药物研发者提供新药创制源头的第一手思路和讯息，同时也为未来有志于投身于药学专业的青年学生拓展视野，做好科普工作。“分子设计”在过去的2年中，发表原创文章99篇，其中介绍新靶标原创药物及先导分子45篇，新技术30篇，年度国际新药进展7篇等，并形成了【First-in-class药设系列】和【变构原创系列】两个特色专栏。在百篇之际，我们对过去文章中的重点内容加以回顾，以便读者索引参考。A.

O吉瓦制药Dravet综合征和Lennox-Gastaut综合征18ZemdriPlazomicin氨基糖苷类抗菌PAchaogen尿路感染19MektoviBinimetinibMEK抑制剂S,

201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药物数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在药物申请数目与往年相比保持稳定情况下，FDA的药品评估与研究中心2016年共批准药物申请22项，使得2016年的药物批准数远低于前两年超高的药物批准数（2015年FDA批准了近19年来药物项目数最多的45项），且批准药物数量是2008年以来批准药物申请数量的低谷。但这却不能代表药物创新能力的遇到了新危机。

Jolla制药公司合成人血管紧张素感染性休克或其他分布性休克成人重症低血压P注：A——加速批准，B——突破性疗法，O——孤儿药，P——优先审评，S——标准审评

在2013-2016年，西非爆发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情况最复杂的埃博拉疫情。报道的病例超过2.8万例，其中死亡病例数超过1.1万；此外，埃博拉疾病（EVD）也造成了相关的后遗症，如关节和肌肉疼痛，以及神经、眼部的症状和性疾病幸存者的病毒持续感染和复发。埃博拉病毒（EBOV）是一种来自丝状病毒科的单股负链不分节段RNA病毒。除了EBOV之外，其他相关病毒，即马尔堡病毒、苏丹病毒和本迪布焦病毒，也造成了高致死率的暴发。尽管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各种实验性小分子和生物制剂的疗效已经在EVD动物模型和多个临床试验中得到评估，但当时还没有兼顾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可用于治疗急性EVD或其后遗症的治疗方法。

PharmaceuticalsSGLT1/2双抑制剂1型糖尿病预计会有上诉5Quizartinib第一三共FLT3,PDGFR和KIT抑制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未披露6RVT-802Enzyvant

自2019年12月以来，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已蔓延至全球数十个国家，已确诊感染者达数万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除了对症治疗外，目前仍无确切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推荐抗病毒治疗可试用α-干扰素（广谱抗病毒药物）雾化吸入、洛匹那韦（Lopinavir，LPV）/利托那韦（Ritonavir，RTV）（HIV蛋白酶抑制剂），或可加用利巴韦林（广谱抗病毒药物）。2020年1月31日《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报道了美国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静脉注射瑞德西韦（Remdesivir，RDV）后症状迅速改善的病例报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随后，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的III期临床试验在国内迅速展开。吉利德公司和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科学家曾利用瑞德西韦在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上进行过治疗策略的研究，比较了RDV与LPV、RTV和干扰素β（IFNb）联合用药方案（LPV/RTV-IFNb）对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的疗效，这对瑞德西韦在2019-nCoV上临床使用的策略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乳腺癌是当今全球女性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抗乳腺癌的新药研发因此一直以来备受瞩目。为了更好地理解获批的治疗乳腺癌药物的发展进程，本文回溯分析了过去70年美国FDA批准的抗肿瘤药物概况。自1949年起，FDA共批准了203个新型抗肿瘤药物。其中针对乳腺癌的药物34个（占比17%），是实体肿瘤类型中获批准药物数量最多的，超过非小细胞肺癌（NSCLC）。

BCL-XL是BCL-2家族一员，作为抗凋亡蛋白，在多种癌细胞中过度表达，是一个具有明确效果的抗肿瘤治疗靶点，已发现多类BCL-XL的抑制剂。但是BCL-XL也是血小板赖以生存的蛋白，靶向该蛋白的抑制剂往往对血小板产生了较大的毒副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研究团队利用PROTAC的方法对之前的BCL-XL抑制剂ABT263进行了改造。保留了原化合物与靶蛋白结合的部分，又连接了一个E3连接酶配体，设计出一个新的降解剂DT2216。DT2216同时与BCL-XL以及E3连接酶结合，通过E3连接酶使靶蛋白泛素化，然后利用泛素蛋白酶系统降解靶蛋白。为了克服血小板问题，他们选择的E3连接酶是VHL,VHL在多种肿瘤细胞中表达量高，比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肝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细胞，但是在血小板中表达量很低，可以借此减少降解剂对血小板的毒性。

连接上述两部分的linker。在体内，PROTAC分子可将目标蛋白与E3泛素连接酶连接，形成三元复合物，从而使目标蛋白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降解。与传统的“占位驱动”(occupancy

近年来多肽类药物越来越多地进入临床研究，但受限其注射的给药方式，一直在患者用药方面存在负面影响，不利于患者用药选择。众所周知，在可选择的给药途径中，最方便简单也最受患者关注的是口服途径。然而，多肽类药物的口服途径易受到体内生物大分子分解，不易抵达靶标且代谢较快。随着对多肽类药物体内递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各大新药研发机构发展了多种方法，用于保护多肽类药物通过口服给药后达到靶标的药效。在此，我们介绍目前多肽类分子口服给药的解决方案和所面临的挑战。口服途径的多肽药物在递送中要经历多种组织器官和分子环境，其中多种因素都会阻碍多肽类药物到达其作用靶标。首先，来自胃部、胰腺等处的蛋白降解酶会将多肽分解，这个过程中分子量较小的多肽会相对稳定，但大分子量多肽降解较快；其次，胃肠道存在黏液层，该层结构分泌一些黏液蛋白，通过分子间相互作用和二硫键阻碍多肽类药物向细胞的扩散。另外，口服来源的多肽类药物还需要通过细胞旁路或者穿过细胞进入血液，前者会被胞间连接阻碍，后者则面临胞内降解和难以穿膜的问题。最后，肠道酶分布和肌层的个体差异也造成了多肽药物递送吸收和起效的不确定性。针对以上的困难，提升多肽成药性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促进吸收，改进药代动力学和提升生物活性方面，大致可分为以下9个手段：1.使用促穿透的增强剂使用促进穿透性的增强剂(PermeationEnhancers)在跨细胞通路和细胞旁路中都有应用，前者直接促进不被降解的多肽穿过细胞，后者阻止胞间连接对多肽药物的干扰。理想中具有穿透性的增强剂需要能暂时破坏肠道上皮以促进多肽的吸收，又不能有太强的毒性。目前有两种常见的化学渗透增强剂，分别癸酸钠（C10，又称癸酸）和钠N-

虽然人工智能（AI）这个概念的提出由来已久，但直到近几年AI才在多个领域包括图像和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取得巨大成功。而在制药领域，AI技术还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目前，在全球有至少100家企业正在探索新药研发的人工智能方法，包括葛兰素史克、默克、强生与赛诺菲公司都已经布局人工智能新药研发。在如火如荼发展AI技术的同时，我们还需清醒认识到目前人类还无法完全依赖于AI开发药物，AI技术在药物设计领域当前所需面临诸多挑战。1．获取合适的数据高质量的输入数据对于预测模型的决策是很重要的。没有合适的数据以及对数据应用范围的认知，即使再优秀的模型方法都难以输出有用的结果。在考虑数据是否适合建模时，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数据是否来自于终端，如果不是的话，模型可能是错误的。比如，很多课题组会构建预测药物毒性的模型。一个好的预测模型可以缩短药物发现的时间以及降低对动物实验的需求。但是，体内实验的数据很少，因此很多模型用体外数据来代替。在多数情况下，体外结果和体内毒性反应之间的关系还未被阐明。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只针对毒性预测模型。药物研发中使用的动物模型的实验数据通常和临床试验的数据也不具有明确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