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我老家那个河南小村庄是熬过了“疫情”。我爸告诉我，每一家、几乎每个人都感冒过了。很多人都从感冒中恢复了，那些年轻一点的，也就一两天。村里有20多个老人，没有谁因为这一波感冒去世。没有人喊120，你喊了也不一定来。问题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喊120，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人们排队去唯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病。我妈去看了，她发烧后退烧，但是睡不着。我怀疑她是血压出问题了，输液后她症状缓解了，睡眠改善。我爸也去了。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他正在排队。他抱怨自己的咳嗽，吃了药没有太大用，现在要过来重新拿一下药。他说，挺多人排队，估计有四十个。这位医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为我我的曾祖母看过病，那是他刚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爷爷食道癌晚期，我去诊所请过他，他也能过来处理一下（我那时内心讥笑，癌症都能看？）他是我父母主要依赖的医生，而我初中毕业一脚踩在玻璃瓶上，也是他过来包扎。应该说，每一个感染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治疗的机会——新冠没有特效药（外国有，要进口），也没有谁能治疗新冠，全国人民都吃布洛芬，说明真没什么合适的药。但是，他看感冒，应该有丰富的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治疗和抚慰，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过去十几天，我注意着我父母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老家已经悄悄完成了一种话语转换。他们不再认为是“疫情”，而是认为它就是感冒。“每一家人都感冒了”，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没有人见过抗原。人们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又好了。没有人阳性，因为没有人测抗原，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抗原。过去三年，全员核酸倒是做过很多轮，有时候“富裕”得“一家一管”。我妈认为天气是一个原因，“一直没下雨，零下4度，但是没有下雪；如果下雨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冒了。”这种话语转换，当然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他们没有条件去医疗挤兑。镇上买不到退烧药，我爸到安徽一个镇上才搞到一点退烧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到搞不定的事，大人总是会跑到安徽去。很难说我老家创造了什么“抗疫经验”。总结出最根本的一点，无非是认命。人们对小孩子发烧更在意一点，因为那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成年人则是能扛则扛，没听说“感冒”能死人的。至于老年人，则已经完成了另一种心理建设：老天真的要你走，那可没什么办法。幸运的是，老天这次没有怎么发脾气。可能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过去受的苦已经太多了。我老家可能代表着“最困难的地方”的某种面向。河南农村的疫情，和北京一定是不同的。人们看到北京的医疗挤兑，会认为河南农村一定在这个基础上再惨很多倍。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城市很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次要防范的重点，而在我老家那个村子，80岁以上的很少，人们活不了那么久。我爸所说的“老人”，其实是像他那样的，六七十岁。大城市的人们要防范的基础疾病，癌症、脑血管等等，早就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了，带走了该带走的人。这是巨大的不幸，它却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这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不幸：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病毒，所有人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事实是，即便是在病毒面前，城乡也是不平等的。不但是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在对待健康的观念上，也存在着鸿沟。乡村当然是沉默的，这可能就是它的命运。

乌鲁木齐火灾死了10个人。看到一段视频，消防车在那里喷水。一个女子焦急的声音：“喷不上呀，他是不是根本没发现喷不上？”有一些当地居民发出了疑问。尽管官方通报这是一个低风险小区，但是仍然有栏杆阻挡，消防车赶到后无法靠近，接下来是手忙脚乱拆除栏杆——最终据说花了2小时，才真正有效灭火。或许这10个人本不必死？因为防控锁死、封堵消防通道，最终会带来风险，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事。现在，它还是发生了。那些封控的人，抱有侥幸心理。发生火灾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到时候再打开吧。”但是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表明，着火后再梳理消防通道，不可能做到“及时”。在兰州和郑州，我们看到了救护车不能及时到达，最终让两个婴幼儿死亡的新闻。兰州的120总是打不通，郑州120把孩子转移到非常远的医院。消防和急救，119和120，几乎是城市“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现在都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大量封控一定会阻挡消防车，而医护人员即便奋战到死，也无法解决电话过多接不过来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大量人不能自由出门看病，只有通过社区打120求救。我们的城市正在死去。当然，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河南，因为农民无法去田里劳动，大量蔬菜即将烂在田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农民收菜、卖菜。这些困难本来不会存在，让农民到自己田里劳动，让货车司机奔波在道路上，让小摊主像往常那样，在凌晨5点赶到批发市场。让人们劳动，他们就能够养活自己。现在，人们不得不做很多本来不需要的、多余的事，还要包装成“人间大爱”进行宣传，但是，农民明年的生活到底会怎样，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看广州、石家庄、郑州各地的新闻，都有一种新趋势，他们正在允许、鼓励甚至逼迫打工者回到原籍——这不仅为“原籍”制造困难，也在斩断很多人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与城市的连接。那位在体育场方舱上吊的女子，既“不习惯”方舱里的生活，也不敢回道家乡，她担心回湖北老家过年，因为老公和自己的“阳性”，人们会“说闲话”。她代表着我们中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在城乡之间，身心悬而未决。她微信里还有3万块钱，物质上没有到上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在精神上，她却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城市和农村一样面临着荒芜的可能。上半年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传遍网络，上海有关部门安排一个记者雨中在外滩走了几公里，想证明外滩没有长草——因为对城市太说，水泥地面长出野草，就意味着真正的衰落。在过去两年，即便是以“烟火气”著称的成都，城市也呈现出衰落的一面。环卫工人不能像往常那样工作，很多小店不得不倒闭、转让，都让城市失去“生气”。而这些“生气”的获得，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不想传递这种丧的情绪。我的做法是，在能出门的时候尽量出门，走进那些还开着的店铺，去酒吧里喝一杯，和朋友在现实中聊天——昨天，成华区通知酒吧、健身房等密闭空间关门三天，我还感叹，今天只有去锦江区的酒吧里看球，但是上午接到通知，锦江区酒吧也暂停营业了。我们需要相互鼓励，也需要有所作为。至少要下楼看一看，消防通道是否被人关了，做一些投诉的尝试，这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自己一命。现在，只有自己去守住“生命线”。

兰州市七里河区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11月1日下午14市许，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园街道一户居民在使用液化气灶时，2人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事件原因正在调查。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让人惋惜。规范使用燃气、电气设备，才能更好保护家人及自身生命安全。昨天有媒体联系七里河西园街道工作人员，求证3岁儿童煤气中毒死亡事件，接电话的说“等官方通报”，这就是官方通报。这是一份相当规范、科学而冷血的通报，在“冷静”中也悄悄进行了辩护，为医疗机构和相关部门推卸了责任。最重要的是，“2人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1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这样的表述，完全掩盖了这起悲剧的核心：死掉的是一个3岁儿童，是父亲苦等120不来，自己冲出围栏送医的。可以说，这第一份官方通报，可以看作是整个事件的最后一环。它也解释了这件悲剧为什么能够发生，因为整个城市的全部环节都失灵了。综合现有信息，大概过程是这样的：12时40分，孩子父亲出门向社区求救，提出用他们的车子（防疫工作人员车辆）送孩子去医院，目击者说此时孩子还有呼吸。社区工人人员要求他们打120。第一次打120打通了，后面打不通。孩子父亲也拨打社区电话求救，始终打不通。120始终没来。过了1小时，一些邻居聚集帮忙。孩子父亲扯开围挡，带孩子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医院，有目击者说，孩子这时已经没有呼吸了。有照片显示，有邻居试图按压孩子的胸口急救。孩子被父亲送走后，120才赶到，接走了昏迷中的妈妈。这个事情最悲哀的地方在于，孩子刚好3岁，几乎和疫情的时间相同。在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还没有见过“正常的世界”。他一定做了很多次核酸，经常戴着口罩，说不定也已经注射了疫苗。七里河应急区通报中说“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希望这个“事件”指的不仅是煤气的泄漏，还包括相关环节是如何失灵的。几乎所有城市在静默的时候，都有强调，群众有就医需求，应该联系社区。有社区鉴别、判断、安排，帮忙联系车辆，或者放行。孩子父亲严格遵守防疫，他第一时间就出门找到社区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让打120。而120迟迟不来，一个悲剧的闭环就这样形成。正常情况下的城市系统，拨打120后，十分钟左右附近的医院救护车就能赶来。120车辆为什么没来？人们提到拨打120电话的时候，只打通一次，后面打不通了。很有可能，120电话过去繁忙，系统也接近崩溃，实在安排不过来。也许接线员没有全员上班，有部分封控在家；医院急救系统也不能正常运行，安排不过来车辆——这就是城市的现状，从社区到120，几乎是全线失灵。可以说，“静默”的不仅是城市居民，还有城市功能。医疗系统正常运转，本应该是坚守的底线，现在连这个底线也没守住。昨天河北有一个父亲，带着刀出门给女儿买奶粉，当地出动一大群警察，包括特警，把他控制住了。在舆情反弹之下，最终放他回家了，只罚款100元，也解决了奶粉问题。人们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一个父亲要带着刀才能闯关出门给女儿买奶粉的地方，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很明显，兰州这一份官方通报是不够的。但是，人们的感受是如此无力，难道我们期望的，只是一份更详细的通报？即便是处理社区人员，甚至开除120一个人（再损失一个工作人员），就算“比较好的解决”？孩子的生命是永远失去了，而更多悲剧，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人们期望的是城市苏醒过来。如果城市不活，就会有更多人遇到问题。整个事情中，唯一让人安慰的地方，是孩子父亲还能拦到一辆出租车。这个场景告诉我们，流动是多么重要。

这两天我在努力了解河南的疫情。前两天看到一段跳楼的视频，郑州一个母亲给孩子看病没有办法出门，用床单接成绳带着孩子顺下，她和孩子都摔死了。我没有转发，后来打听到这视频是几年前的，我向好几个朋友进行了辟谣。但是，今天看到的富士康员工逃难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辟谣”了。我相信郑州一定是出了问题。前几天网上就传出富士康港区有2万人感染，富士康公司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那是“严重失实”，受疫情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仅仅是港区富士康，就有35万工人，即便是“小部分”，也不是少数。更诡异的是，这样的消息，是由富士康方面放出，而不是郑州市防控部门。看郑州官方通报的疫情，几乎是风平浪静，29日不过3例确诊，20个无症状（连续多日都是如此）。问了一些在郑州的朋友，都说情况很不乐观，大部分区域都在封控中，有的生活物资也很难保障。更离奇的是，在疫情通报中，根本看不到和富士康有关的内容。郑州质疑的声音渐多，当地媒体郑州晚报的公号有一天甚至放出了很多真正的市民声音出来，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也说明当地人心中的困惑，已经到了难以遮掩的地步。周四，郑州集中回应了全市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很多市民关心阳性病例转移不及时，相关部门表态说，以后会如何改进——这里多少有点诡异，一个中心城市，已经封控那么久了，每天20多例阳性，转移能有多大问题？这就是郑州的气氛，即便是在成都，我也能感受得到，有很大的不对劲。今天，看到一些照片，不由悲从中来。我这个公号以写城市为主，这些照片却瞬间把我拉回童年，拉回河南农村和那片麦田。一些人带着行李，披着毛毯或者被子，行走在中原大地上，走在麦田中，他们是富士康员工，从厂里逃了出来，正在徒步回家。我注意到相关文章，有一些就是从郑州回我的老家周口。这事在河南应该已经成了大事件，因为沿途百姓也已经知道，他们在逃难路线上放了一些生活必须品，水，馒头——就这个意义上说，这比1942年的逃荒还是好多了，现在河南人必经已经不缺吃的，不能让河南人饿死在自己的土地上。‘西华县相关部门说，他们欢迎回来的老乡，不会驱赶他们，只需要按要求测核酸和居家隔离。西华县在周口的西部，就处在从郑州徒步回我老家的途中，可能这已经是一条成熟路线了。在富士康打工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据我所知，有很多是高中毕业生，他们要么没有考上大学，要么是学校很差很难就业。在河南，很多孩子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要读高中就要奔着大学去了——那些高考失意的青年，更容易去富士康打工，收入虽然低，但是听起来又比到工地上好一些。现在，这些河南子弟，正徒步在家乡的田野上。在2022年的深秋，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看到两篇文章，都把这件事讲成了感人的故事：路人纷纷伸出援手，大家相互帮助，还有人在照片上写着，“我是河南人”——但是我却感动不起来，只觉得愤怒和心酸。我不相信那些传说，什么阳性没人管，只有躺在床上等死——这病对年轻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不是重病或死亡，而是饥饿和其他罪恶，是各种难以理解、难以抵挡的荒谬。几乎中国人要受的苦，河南人都要受一遍，而且河南人往往又是最苦的。我当然赞成他们的选择，无论多难都要走回家。在这样的逃难场景中，我看到了父母和祖辈的命运，也看到了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身临其境。郑州有责任回答，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要被标题吓着了。不过我第一次听说伊藤这个词，确实和砸它有关。那是2005年的3月，我到成都商报实习，顺便也来了解接下来自己将要居住和工作的城市。某天晚上，和带我的编辑老师一起去温江泡温泉。大家光着身子在那聊天，突然老师们兴奋起来，他们得到一个消息——伊藤被砸了。一位编辑老师当场说了一个新闻标题出来，“伊藤，伊疼我不疼。”这个标题当然没有印在报纸上，但是它的确表达了这家商场和成都的复杂而深刻的关系。1997年，伊藤春熙路店开业，这家日本百货公司正式进驻成都，据说这也是成都第一家外资商场。过去25年，伊藤始终坚持它的服务理念，保持一个日本商场的标准，坦白说，它始终高于成都人的生活，也引领着成都。不信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卫生间。现在的IFS和太古里，卫生间装修得都很高级，设施当然没得说，但是却显得高冷——它只彰显自己的财力，而并不真的以人为中心，走进去我常常担心会摔跤或者撞墙。而伊藤的卫生间，考虑的更多是细节，包括小孩和老人的需求。不久前成都静默的时候，伊藤也是保供企业之一。那些收到来自伊藤蔬菜包的市民，明显更自豪。物品更丰富不说，包装也更好，还有贴心的小纸条。成都人对伊藤有着复杂的情感。附近有伊藤商场的居民，生活会相对幸福一些。毫无疑问，成都人是喜欢、追捧伊藤的，它也不断开出新店。“逛伊藤”不仅意味买东西，还代表着某种中产身份认同，因为它超市的货物比一般的要贵。伊藤在中国多个城市有生意，但是成都伊藤的利润是最好的，据说比日本本部还要好。就像它公司注册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它深度融入了成都这个城市。但是，春熙路的伊藤，又是日资、外资乃至“外部生活”的象征，在2005、2010和2012年，它都曾被爱国人士包围。2005年，我听说是“真砸”了。一位朋友说，2010年的时候他在现场，爱国青年看到伊藤受到警方良好的保护，砸烂了对面一家韩国烧烤的招牌。现在春熙路店要关门了，它隔壁的伊势丹百货也要关张。一位好友发圈说，她未来一段时间会经常去吃饭，希望大家能够在那里偶遇。她的看法，代表了相当多人的情感，至少有一部分，发自内心地热爱着日式百货带来的精致生活。这家店的关门，引发一些过渡的猜测，人们把它和外资撤离中国联系起来。其实，伊藤并没有变，它和百货业整体上一样陷入经营困难，但是撤离春熙路就只是春熙路而已，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它不会撤离成都。换句话说，不是伊藤变了，而是春熙路变了。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城市更新问题。百年商圈春熙路，其实已经凋敝了，这是成都人必须认识的现实。那里依然是“市中心”，不过真正的中心稍稍往东偏移了一点，现在太古里和IFS，勉强维持了某种繁华。而以伊藤为代表的传统春熙路商圈，风光不再。你去看一下，那些爱摄影的油腻中年男，都埋伏在太古里，而在春熙路，连一个打望的人都没有。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总爱这么说，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我认为过去25年，是成都人学会过“现代生活”的时代。1997年的成都，其实是一个落后的西部城市，但是在盐市口、春熙路一代，必胜客、星巴克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创造了一个“国际生活”场域，而伊藤和伊势丹所代表的日式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现代生活”，核心是对人的尊重。不要以为这是一句空话。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一位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在某市打拼送外卖，孩子在送进幼儿园之前，她时常把孩子放在麦当劳——相互信任带来的安全感，是都市的本质，而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不是什么供销社，而是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外资企业。如果选一个商场作为这种价值的代表，在成都无疑就是伊藤洋华堂。就这个意义上说，过去25年伊藤教会了成都人很多，而那些去打砸抢的人，也从反向证明了伊藤的价值：它是一个“中心”，也是某种价值观的代表，伊藤撤离了，以后你们还去哪里呢？

成都静默第二天，我所在的一个本地生活群，有朋友发起了一次“赌局”：成都到底静默几天？输家请赢家吃火锅。当时，官方通报的是“连续3天开展全员核酸”，并没有明说静默几天。打赌设定的是6天，6天以内还是6天以上？这多少反映出大家的基本预期。结果60多个人参与，超过40人认为会超过6天，20多人支持6天以内。后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以9月19日全域解封来算，接近20天。参加赌局的人，单独成立了一个火锅群。第一轮投票，“是下周吃，还是下下周？”下周胜出，大家都想早一点吃。第二轮投票是确定具体时间，结果选周二的居多，看来连周末都等不及了。第三轮投票是最重要的，是吃玉林青年火锅还是高升桥青三椒鱼头火锅？这是一个难题。吃了青年火锅，可以就近在玉林活动，去书店或者酒吧。我知道，有几个人和青年火锅的老板也是朋友，大家在那里吃过，评价很好。它的客单价也更低，这样对输家更友好一点。青三椒鱼头火锅，则有另一故事。静默期间，有一天我出门跑步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是青三椒老板娘录的。这家火锅店，在8月份“历史高温”的时候，曾经在门口摆放了“爱心冰柜”，在里面放一些矿泉水和饮料，供过路的清洁工和外卖小哥免费取用。开始是老板的个人行为，后来附近的人也加入进来，不断往里面投放矿泉水。“爱心冰柜”被媒体关注到，但是接下来的疫情，让它陷入困境。老板娘说，为了周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都靠这个火锅店，现在真撑不下去了。视频很快就不见了，但是很多人记住了它。解封后，有些人选择特意去吃火锅表示支持。第三轮投票的结果，有超过40人支持去吃青三椒。饭局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更多人。召集人开发了一个“围观模式”，没有参与赌局的也可以加入吃饭，条件是和输家一起平摊费用，并且额外支付人均费用的10%作为门票，结果吸引了大概10位“围观者”。周二晚上，饭局如期举行。这是我在成都十几年参加的最特别、最开心的饭局，所有人脸上都有一种异样的光彩。饭局的隆重超出想象，除了有签到海报外，每个人都还获得一份获奖证书，赞助酒水的朋友，也有自己的证书。好几位朋友早早到场为大家服务，70个人分作好几桌，人们相互走动敬酒。这种盛大的仪式感，以超出日常的方式，宣布大家的生活重回日常。静默期间的标志物无疑是喇叭，现在它掌握在了我们手中。饭局还同步举行了作家宁不远的新书签书会。据说小说《米莲分》卖出了三十几本，相当于在普通大书店搞新书活动的销量了。美食家江树兄跟我讲过，2000年前后，他们曾经拿着自己的新书走街串巷，到餐馆里向陌生人兜售。有朋友说，吃饭喝酒的时候卖书，食客还没有搞清楚就买了——后来会发现，这“没搞清楚”的其实更重要一些。这样看来，似乎不仅是“熟悉的生活”回来了，而且更进一步，那些本来已经消逝在历史中的美好，再次以奇妙的方式显现出来。它可能短暂，但是却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我们不能漠视这种真实。相反，我们需要保有它。我理解了大家为何渴望这次饭局，不管输家、赢家还是围观者，都在饭局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静默期间一大苦涩，是发现“邻居的陌生化”，绝大数业主群，都出现了撕裂。如何看待楼下愉快玩耍的孩子？是不是要制止他们的快乐？我们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伸出双手，需要找到同类，给自己以信心。在成都，这可以通过吃火锅来实现。在深夜，我同桌的一位兄长说，“人”字的结构，就是支撑。他是昨晚喝得最多的一个。这个火锅店最特别的一点，不是味道，而是墙上贴满了奖状。那是老板的女儿在学校获得的。小女孩也出现在店里，有几位朋友还和她合影留念。这让我想起那段视频，老板娘说，卖了房子后，这个火锅店就是整个家庭的全部了。墙上的奖状说明，这里确实不仅是他们的营业场所，也是“家”，那些奖状，表达的是这个普通家庭对未来的希望。她说，这是全部，实在太准确了。老板娘过来敬酒，她穿着略显正式的西装。我注意到，她比视频中气色好多了。

网上看到截图，成都一社区要求餐饮店铺安装电子哨兵。这个设备“主要是对入店人员人员进行识别，甄别来人是否有核酸，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域”，该设备含安装费共计7500元。网上一查，某宝上面卖的同类设备，只要3800元。很多人表示了某种更深层面的担忧，比如，这样搜集顾客信息，是否有足够的授权？如果顾客不想被电子哨兵搜集信息，因而不去消费，店家的生意会不会更加惨淡？照我说，就工作人员的解释来看，这个设备完全是多余的。“甄别来人是否有核酸”，店员就可以做这个工作，“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区”，看一下行程码就知道了。实际上，现在疾控部门的流调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你去一个店铺，即便你不扫码，只要你在那里消费，和病例有交集的话，照样能查出你是“密接”。每一个人的行踪，早已被牢牢掌握，也不需要这个多余的机器了。我不想继续讨论这种机器的象征含义，仅仅是心疼那些商家。就网上流传的聊天内容和录音来看，这是发生在充满魅力的玉林片区，针对的是餐饮小店和酒吧——据说，一些酒吧老板参加了复工会，会上也说了这个东西。我想说的是，这7000元，对一些小店来说，足以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餐馆的老板娘向来巡视的城管下跪：“亏了几十万，再不开门就真的完了。”看了视频，很想告诉她，再坚持一下吧。她能开门到店里，是因为成都已经局部解封了，然后就是全域解封，就可以堂食了。但是仔细一想，她又何尝不知道马上就可以开业了呢，这个“马上”说起来轻飘飘的，对小店主来说，却已经是一座大山。大部分成都的店铺，都关门半个月以上，中间完全没有收入。这两天开门营业，第一件要做的事，可能就是想办法给员工发工资，因为在餐馆、酒吧打工的，收入也都不高，半个月消耗，足以让人陷入赤贫。我还没看到的媒体有相关报道，这一次“疫情”过后，成都有多少酒吧、健身房要关门大吉？每次疫情，它们都是影响最严重的行业。被称为成都生活方式代言的小酒馆，2020年疫情开始，现在已经停业九次了，经营的艰难可想而知。装电子哨兵的事，如果真的发生在玉林，无疑让人更加痛心。玉林的魅力，不是高档商场，而是一个又一个有吸引力的小店，酒吧、咖啡馆、书店和小餐馆，让人流连忘返，过去几年，逐渐成为全国最有活力的街区。但是这样的街区，面对“疫情”的冲击，可能更为脆弱。小店看上去红火，扣掉房租也赚不了多少钱。一苇书坊这样的“网红书店”，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但是却一直在亏损，以至于老板阿俊不得不自己另外找了一份工作，来养书店。现在成都本轮疫情平息，媒体都在报道“烟火成都”又回来了，其实，对小店来说，要“回来”又何尝容易呢。人们要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才敢去消费，电子哨兵永远不可能提振信心，只能增加萧条感——可以说，它就是“烟火气”的敌人。街道或者社区应该做的，其实是想办法纾困。了解一下店铺的实际困难，能有一些财政补贴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有任何补贴，也无法做出税收减免，至少也要多做一些增加信心的事，而不是想一个收费的明目。如果真有公司想靠电子哨兵挣钱，也太心急了点。前两天，一苇书坊在自己的公号上发了一篇呼吁读者储值的文章，反响热烈，很多人转发，让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创下书店公号的纪录，据书店老板阿俊说，短短两天，就有不少人充值，书店的周转没有问题。这是很感人的一幕，因为看到店家要垮的时候，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赶紧去把会员卡的钱退回来，而不是相反。那些为书店充值的人，最近甚至都不会去书店——这是我最近听说的最温暖的事。大家为书店充值，其实也是在为书店充值，因为内心还是相信，那个熟悉的玉林会回来。

女排亚洲杯上，中国女排在和伊朗队的比赛中，第一局戴着口罩打比赛，引起人们的普遍担忧乃止愤慨。一位小学老师朋友告诉我：小学生都知道运动不能戴口罩啊。这个常识，其实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不信搜一下新闻，武汉疫情发生后，有中学生戴口罩跑步出现猝死。3年过去，这个运动常识，中国女排国家队还没有掌握？排协很快作出了回应，这是好事，我本来还以为他们会装聋作哑。但是，读了回应之后，我却更疑惑和愤怒了。下面谈一下读后感，蓝色道歉信是原文。比赛之前，队伍了解到参赛队伍中已有运动员感染情况，且我们个别运动员也有症状，为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队伍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这段话有一些真实信息，但是也有掩饰。有参赛队伍出现运动员感染，是哪一支队伍？是不是这一场和中国比赛的伊朗队？“我们个别运动员也有症状”，这句话其实非常离奇。做一个核酸不复杂，别的国家运动队就能确认“感染”，我们却是“有症状”，或许过几天会说，中国姑娘只是有点咳嗽，并没有感染。但是以上两点就是戴口罩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话的主语是“队伍”。这说明是“集体决策”，昨天看到有一篇文章质问到底是哪个领导作出的决定，现在看到了吧，是“队伍”。巧妙使用主语，是排协“道歉信”叙事的核心。这一段的信息量很大。“为了防范疫情传播风险”，是讲政治；“从保护运动员健康出发”，是爱生命，“要求运动员进入比赛场馆时要统一佩戴口罩”——则是转移话题，“队伍”要求的的是进场时戴，上场时还戴着，是姑娘们自己的事。因组委会未对运动员上场比赛是否佩戴口罩做出明确规定，我们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赛。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因此第一局我们运动员均佩戴口罩上场比赛。第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是组委会。“组委会未对运动员上场比赛是否佩戴口罩作出明确规定”——你们既然没有说不允许戴，我们就戴了啊。下一句是真正的巧妙，“我们运动员为了保护自己，比赛开始后佩戴口罩上场比赛”——“我们运动员”，你以为是在说“我们”，要自责和自我批评了，认真分析，指的又是运动员。按照初中时学到的语法，“我们”和“运动员”其实是同义重复，都是同一个主体。但是接下来的叙事还是出现了裂痕，“由于我们临场经验不足，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这里的“我们”，指的应该是领导大人们了，包括领队、教练等等。“我们”是有责任的，责任是“没及时提醒上场运动员摘掉口罩。”你们不是没有经验，是没有良心，或者干脆就是没有视力，运动员戴着口罩上场，你们是根本看不见。否则就是等于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国家队级别的管理团队，连不能戴口罩剧烈运动都不知道，那你们平常在忙什么？这里很明显指出，戴口罩上场的是运动员自己，是她们担心自己身体健康（感染），所以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不是开玩笑）戴着口罩上场比赛的。第一局后半程，意识到戴口罩打球对运动员健康不利后，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我们运动员摘掉口罩完成了后面的比赛。这里，又一次变换了主语，是谁意识到戴口罩对运动员健康不利？是“队伍”。按照常理，首先感受到不舒服的肯定是运动员自己，但是如果意识到不利是一种“功劳”的话，这个功劳也不能全归运动员，而是“队伍”——队伍及时进行了提醒。今后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筹好疫情防控和比赛、训练，在保护好运动员健康前提下，打好每一场比赛，回报大家的关心。好，胜利结束了，这里的“我们”很明显又是指“领导”了，因为要总结经验，统筹……估计写这个文件的人，到这里长舒一口气吧。总结一下上面的意思，戴口罩的责任人，第一是主办方（没有规定好），第二是运动员自己（忘了摘）。领导的责任是“没经验”，“没及时发现和提醒”。这一段话叙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个主语，“我们”“我们运动员”和“队伍”。当谈到责任时，多使用“队伍”和“我们运动员”（看上去是“我们”，其实是“运动员”）这样范围更大含义也更模糊的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甩掉了责任。你们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

重庆的山火昨天下午，我正敞开门在高温中写稿，送牛奶的来了。他很抱歉地说：“你要的华西24小时今天没货，昨天限电停产了。今天给你一盒奥特兰好吗？”今天早上在楼下菜店，一个太婆在结账的时候，收银员提醒她：“今天黄瓜是七块九一斤，确定要买吗？”高温和干旱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得深远得多。川渝地区连续多日的高温，毫无疑问已经造成灾难。但是，目力所及，几家媒体关注的新闻，让人哭笑不得。我记得的大概有这么几条：乐山大佛到底有没有“全部露出”？有视频说，因为干旱导致下面的江水位下降，乐山大佛首次露出全貌。于是，机构媒体做了好几篇报道，证明乐山大佛一直都是全部露出的，因为“全貌”就是从头到脚的部分。四姑娘山的雪全化啦。有游客发布视频，说由于连续高温，四姑娘山冰川彻底融化。媒体采访到景区负责人，证明游客以偏概全，游客拍到的，只是他肉眼看到的，其实用无人机在上面拍，还有很多冰川没化呢。报道还配有专业人士拍的照片。黄龙景区的水也干啦。有游客反映……景区出来回应，说水是小了很多，但是经典的彩池全都在呢。重庆长江有没有干涸？有自媒体拍了视频说长江已经干了，媒体报道，你拍的那部分，不是长江主干道啊……另外有一条重庆的新闻是，因为水位下降，过去一直在水中的石刻，现在露出来了。采访文物专家，说这石刻应该是清代的，过去可能是帮船夫辨认方向。不夸张的说，这就是几家媒体称得上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毕竟传播到了朋友圈。在我看来，这些新闻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旅游视角”。人们把高温和干旱，看成是一种“景观”，而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于是才争论大佛的全身到底该怎么算，才去找文物专家聊石刻。重庆的山火，让人揪心，而成都连续的高温也让这里一向有“地理优越感”的人们感到痛苦，但是，“川渝地区”并不是这两大城市，还包括广袤的土地，还有很多县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川东地区的达州。那里和重庆一样热，过去10天，那里的居民在承受停电的痛苦，每天都停电，说停2小时，可能会四五小时。在成都也有限电，商场和写字楼的空调停了，地铁里的照明停了一部分，路灯也停了——为了保民生和保重点企业，城市到处都在限电。但是，在这个“双保”背后，还有一个“保成都”的存在——四川很多农村，都在停电保护他们的省会。虽然地处同一片天空，但是这次气候灾害却是不同的：在成都和重庆，这是大城市的高温；而在小城市和农村，这是高温加干旱，是真正的灾难。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第一种，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城市化”，而乡下的声音被完全遮蔽了——那里的哭声，没人听见。看到一个帖子说“农村很多老人热死了”。这样的论断，当然没法相信，热死了多少，他们是谁？我们看不到报道，实际上，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统计。一个成都保洁工染上热射病死亡，会有媒体报道，而一个乡下老人在高温中去世，不会有人说他得了“热射病”——这是一个时髦的疾病，是属于城里人的。下面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发生在成都不远的眉山市高家镇，其实也属于“天府新区”，但是它还是标准的农村。朋友有一位亲戚，今年71岁，儿子在成都生活。老人的老伴儿7年前去世了，现在他是一个人居住。8月19日下午4点，天气还很热，老人出门去田里掰包谷（玉米），中暑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在成都的儿子7点和他联系，怎么也联系不上，就联系邻居帮忙寻找，晚上9点，在包谷地里发现了老人的遗体。朋友另一家亲戚，和这位老人也有亲戚关系。这家亲戚老人已经95岁了，儿子和媳妇也是老人了，他们夫妇去帮忙操办上一位中暑死去的老人的葬礼，把95岁的老人单独留在家里。等他们回家发现，自家老人也去世了。朋友的发小向他讲述了这两起悲伤的事。这位发小是一位“阴阳先生”，帮人办丧事和看风水，他说，就这两天，在上述两位老人去世之后，他又接到5个老人去世的“业务”——他们都在高温中死亡。我们无法说他们就是“热死的”，因为都没有医学上的证明——只能说他们都是死在高温天气下。眉山市下面的乡村，算不上偏远，也并不困难。但是子女进城，老人独自居住，也是常态。这些老人没有太多收入，虽然已经七八十岁，还要去田里劳动。他们当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很多都没有空调，即便子女给买了空调，他们也舍不得开。这是这次高温天气下另一种真实。社交媒体时代，气象灾害很容易拍出“大片”。央广网的记者，航拍了鄱阳湖干涸的照片，发现了一张“生命之树”，那是水干了之后的痕迹。本来是生命的消失，到他这里就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想象。这种浪漫化广泛存在。看一下那些重庆火灾的图片吧，我们在为火灾感到揪心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拍得真漂亮啊”——这是一个视觉时代，人们不自觉地为看到的一切美颜。我想强调一下听觉。让我们试着去倾听一下哭声。听一下人和土地的声音。

厦门给渔民做核酸，也给他们打回来的鱼做核酸。给鱼做核酸，无论如何都是荒唐的，所以此事也上了热搜。但是当地回应的时候，还是非常认真：人和物都要检。接下来的疑问是，要不要给海水和天空做核酸？每一条鱼，是不是要弄一个二维码？我不是很关心鱼，我关心的是人。一个厦门朋友发给我一个截图：看起来像是医生发的。我不记得做心电图要不要用棉签了，记得好像是要用什么东西在身上擦一下。截图真假有待求证，但是它反映出来的“本质”可能是真的：我们不但习惯核酸，也开始真的爱上核酸了。我在7月底返回成都。小区先是封3天，然后整个成华区静默5天。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后来解封了。做核酸的队伍不再来了。有人在业主群里问：今天在哪里做核酸？先是在小区外面安排。过了两三天，这里的核酸点撤掉了。人们仍然在问：今天在哪里核酸呢？有人回答，给了更远的位置。人们使用“核酸续命”这个词，因为有的地方，你不能提供24小时、48小时核酸，几乎寸步难行。比如深圳，坚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常态化核酸，否则连地铁都没法乘坐——我怀疑，深圳人慢慢的变得和我们不同，不仅是心态上的，也包括生理上。有时候，明明没有必须做核酸的要求。比如在成都，除了极少部分行业，已经不再要求核酸，乘坐地铁也不影响，但是仍有人发自内心渴望核酸。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清白”“健康”的新道德正在形成——道德主要是要求自己而不是他人，这个经典说法竟然在这里应验了。我自己也有体会。7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和朋友一起在外自驾旅行。但是我们的计划是，每天做一次核酸，这样，遇到任何盘查，我们都没有问题。必须公正地说，很多地方并没有盘查。大部分地方都没有要求必须24小时核酸，有的地方是48小时，有的地方甚至没要求，只要健康码是绿色，行程码没有去过高风险就可以。青海的冷湖镇，周围都是无人区。在进出镇的路口，有一个核酸点。我们吃了早饭，开车去那里做核酸。工作人员热情不高：“你们做不做无所谓，因为我们这里出结果很慢……”“我们还是做吧。”“你们下一站是哪里？其实，我们这里没有化验室，也要送到外地去。”“我们还是做吧。”——于是，我们就做了。当天晚上我们到茫崖，结果也没出来。第二天，冷湖和茫崖的核酸结果，几乎同时出来了。从格尔木出发，沿着青藏公路去拉萨。我们雨中在格尔木市做了一次核酸，当天晚上，穿过可可西里无人区，在沱沱河边上的唐古拉山镇过夜，我们咨询酒店，“哪里可以核酸？”酒店老板回答得斩钉截铁：这里不做核酸。这里海拔4510米，距离青海的格尔木市和西藏的安多县城，都有几百公里，几乎都要开一天。从管理上说，这里没什么做核酸的必要，只要在格尔木和安多把大家拦下捅一次就可以了。我记得先是有点失望，接着是真正的开心：我爱沱沱河和唐古拉山镇。现在西藏有疫情了，前几天听说格尔木对从西藏过来的人和车查得很严。或许，这个中国唯一（自己猜测）不做核酸的地方，现在也会设置一个点吧。我们正在爱上核酸和疫情以来的诸多防控措施，这应该是一个事实。有人做实验，在地铁站摆上一个桌子坐在那里，不用任何提示，路过的人都会主动打开手机，亮出绿码。防疫政策何时退出？这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但已经适应，甚至已经在渴求了。成都疫情期间，小区连续做核酸七八次，我发现大家最恨的，已经不是“阳性”，如果你真的感染了，会受到优待，大家也会鼓励你为你加油，大家恨的是“不愿做核酸的人”。当然有合理的解释。因为你不做核酸，万一真的阳了，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但是，在这种托词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我们开始恨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不那么服从的人。有时候看到到现在都还没有养成戴口罩习惯的朋友，在卡位工作人员的喝斥下，慌乱地打开包找口罩的样子，我感到一些安慰。这至少证明，还有人知道，“常态”和“生活本来的样子”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这个“朋友”就是我。

苏州淮海街，一个女孩穿和服拍照被警察带走，5小时后放出。视频中的对话非常清晰。警察（大声呵斥）：你是中国人吗？女孩（轻声反问）：你可以这样大声说话吗？理由是什么？这两句对话应该写入中国当代的语言史。在我看来，它是当下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声音。警察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思维——你是谁？代表你身份的，首先是“中国人”。在警察看来，中国人就不能穿和服（你要问他中国人能不能穿西服，他可能会沉默），因为那是日本人的服装。这种认识，如果发生在闻一多写下《我是中国人》的1925年，或许更容易理解一些。那时，中国精英开始认识到，哪怕是在本土，强调“我是中国人”也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人有很多种身份和认同。你在餐桌上问一个刚认识的朋友，“你是哪里人？”他要是拍一下胸脯，“我是中国人。”你肯定觉得他脑子有问题了。因为在和平年代，在中国，在本国人中间，强调“中国人”这个身份并没有太大意义。警察的质问，也许是“爱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是粗鲁的、无礼的，与法律精神相去甚远。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最近几年，尤其是在一种新的互联网文化下，像这个警察这样思考和表达的，大有人在。上一个全国著名人物，是举起U形锁砸向同胞的蔡洋。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现实：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因为本国人在本国，还要证明自己是本国人。那个“现代的中国”，仍然还在形成中。和警察相比，女孩的声音是柔弱的，她小声问道：你可以这样大声说话吗？理由是什么？她的话只有两句，但却反映了过去30年中国人艰辛的努力。城市中产家庭，开始教孩子礼貌和教养，比如，和人说话不要太大声。所以，她被警察如此大声的“无礼”给吓住了。女孩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一套有关城市生活的新礼仪。它包括要尊重他人（城市就是陌生人相处的艺术），说话要礼貌（一整套交谈的规则），要守时，要尊重契约。这一套新观念，伴随着90年代以来的城市媒体开始普及。它现在受到很大挑战。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很讲礼貌的人，细声细气，见人微笑甚至鞠躬——这看起来“像日本人”。很多“恨日本”的人，就是这种认识。这里有一种悖论，他们非常爱国，但是却又认为日本人“更文明”。女孩的第二句话，声音更低，更没有底气，“理由是什么？”换一个说话，就是你作为警察，行为有什么法律依据？警察准确地理解了她的话，大声说“你涉嫌寻衅滋事”。女儿问出这第二句话，表明她知道自己依法享有权利。这怯生生的问句，其实也凝聚了无数教育、法律、媒体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过去20年法治建设的一个缩影。一个社会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在“自己的儿女”行为基础上。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女孩不但声音很低，落了下风，而且最终这声音也湮没无闻。她被带到派出所，5个小时后出来，写了一篇像检讨一样的东西。这实在让人伤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苏州警方能够出面道歉。你们弹压的不仅是一个女孩，也是中国过去30年文明的努力。苏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需要更文明的语言：承认错误，道歉，爱惜自己的市民。

彭州龙漕沟山洪爆发，在沟中玩水的游客来不及撤离，目前已有7人死亡，3人轻伤接受治疗。根据媒体（不意外，主要是外地媒体，包括中国新闻周刊、极目新闻等）报道，大概有以下这些关键信息：龙漕沟是一个未开发的景区，不少地方都用铁丝网围着，当地人知道那里危险，一般不从那个地方下河玩水。岸上确实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禁止下河。尽管有安全提示（政府算尽力了，免责了？），沟中仍然有很多游客在玩水。不少本地生活方式媒体，都把龙漕沟宣传为夏季玩水的网红景点，小红书、抖音上有很多视频。这次山洪导致的灾难（有没有下雨，山洪怎么来的，都还有疑问），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意外。但是，它是值得好好玩味的“意外”。这里有着深层次矛盾。那些下河玩水的人，是否看到岸边的提示？是否知道有“危险”？我认为他们一定看到了，但是，他们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危险”。实际上，在社交媒体时代，你在一个地方标注“这里有危险”，人们不会理解成是真的危险，而是理解成一种拍照的提示，它的意思几乎等同于“这个地方是特别的，快来拍照啊”。几天前有过更诡异的事情。在厦门的海滩上，很多年轻人拿着奶茶、咖啡等饮料，坐在那里，等着见证一场幻想和期待中的战争，他们准备好了自拍和直播。在我看来，这些人当然是愚蠢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他们应该做的是去找一个防空洞呆着，如果没有战争，在那里等直播就是呆子的行为。厦门海滩上的青年和在龙漕沟玩水的人，其实都是一回事，反映了当下普遍存在的一种危机：在电子和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失去了对现实的感知能力。我们认为视频和照片中的现实，才是“真的”，而对真正的现实感到麻木。人们去旅行的目的，不再是认真体会，而是为了拍照。不适合拍照的地方，不值得看上一眼。围绕着自拍和创造现实，人们展开一种吸引关注力的竞赛。最好的地方，一定是危险的、没有人拍过的，但是同时又是绝对安全的地方（没人会想到自己也会死）。如果是到河里玩水，景区一定是乏味的，最好是那些“野河”——不管是游泳、钓鱼还是纳凉，人们都喜欢到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当然，不会有真的人迹罕至。等到你掌握了这个“人迹罕至”的“网红”景点，那里也就人山人海了。这不会让人担心，因为在拍照的时候，可以把无关的人都裁掉。“网红”和“特别”，本来是一组矛盾，“安全”和“野”也是，就像生与死一样，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却完全统一了。所以很多人才欢呼和期待战争，那几乎是人类社会最大的奇观。那些呼唤战争的，一定知道会有很多人死亡，但在他们脑海中已经完成了一种经典的转换，认为死掉的一定是“敌人”、他人乃至亲人，反正不可能是自己。最完美的想象，就是直播战争，而自己永远置身事外，不仅是一个讲述者，也是一个审判者。人把自己想象为上帝。几十年前，苏珊·桑塔格评论媒体中的战争照片，说很多失去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而在现在，我们可能更进一步，甚至失去感受自己痛苦的能力（每天痛斥和举报负能量），参与到幻想和制造他人痛苦的过程中。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如何重新获得感知现实的能力，和现实建立新的连结。很多人说岸上明明有安全提示，他们忘了，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看到很多横幅和标语，你什么时候认真过？我们都知道那些标语是真的（物料的角度），但同时也知道他们是假的。那么，又怎么能够保证，那些人在龙漕沟看到标语，就真的当回事？视频（剪辑过的）、照片（P过的）和文字（……过的）构成一个新世界，笼罩我们，也塑造了我们的认知。重新感知现实，就是要冲破这个世界，去重新感受痛苦——最重要的，是找回属于自己的语言。

沙漠中这个装置作品叫“无界”三亚进入“静态管理”，给2022年旅行的人们以沉重的一击。网上有一句流行的俏皮话，“现在被关三亚的，和几个月前被关上海的可能是同一批人。”这话当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却也代表了很多人复杂的心理。留意网上的评论你会发现，有很多辱骂的声音。去三亚的，都是有钱人，所以不值得同情；去三亚的，都是不听话的，所以不值得同情——这种幸灾乐祸确实有点像当初对待上海人：你们以前那么骄傲，现在倒霉了吧。在网上，这样的声音是绝大多数，相比之下去三亚游玩的8万人，实在不算什么。疫情到了第三年，主要矛盾可能已经不是人与病毒的矛盾，而是人与人的。“少数人”就像“病毒”一样，这不是比喻，而是很多人真实的心理状态。我所在的小区群，人们最恨的是不去做核酸的。成都前两天有一个市民确诊，有一个谣言说他连续四天没做核酸，官方专门发了辟谣，他是每天都做了核酸的。我猜，编造这个谣言的，就是那些“恨不做核酸的家伙”。这种恨来自两方面：第一，如果很多人不做核酸，可能会影响小区封控措施，“耽误大家”；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每天都乖乖排队，你不去做核酸，凭什么？对旅行的恨也一样。很多人都说，自己已经三年都没有旅游过了。很多人收入下降，可能以后也很少有旅行机会了，而你们竟然还到处乱跑，跑到三亚的沙滩——这种自由本身就是可恨的。反过来说，这是无处不在的限制和恨，也让2022年的旅行有了特别的意义。在7月，我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行。旅行的组织者是好朋友刀哥，在某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他，遭遇了裁员。6月，北京正处在疫情中，刀哥说：“等我被裁员了，我就去自驾大西北。”居家办公结束了，他到公司上班，第二天就收到了被裁的消息。我们的方案是是从成都出发，开到甘肃，先玩一个青甘大环线，再沿青藏线去拉萨。结果发现，成都当时要求朝阳区来的人要隔离。刀哥出发了。他的办法是先到青岛玩一周，行程码上没有北京之后，再到成都和我汇合。在青岛三天后，他给我发消息：兰州对北京人比较友好，不用隔离，我们从兰州出发吧。6月30日晚，我乘坐飞机到了兰州。第二天早上，听着低苦艾乐队的《兰州》，我在黄河边跑了5公里，这是我这次旅行的开始。有两位在兰州的朋友看到消息，要请我喝酒。我说：等我玩一圈回来再说吧。后来我没有再回兰州，因为兰州有了疫情，开始了全城封控。我们的青甘大环线是从西宁塔尔寺开始，10天后，我们返回塔尔寺，等厦门的卢老师过来，一起自驾青藏线。那天在塔尔寺所在的湟中区看到排队做核酸的长队，原来西城城西区出现一个病例，全市大筛查。接到卢老师，我们赶紧离开西宁，驶向德令哈。这一路旅行，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做一下核酸，这样遇到盘查，我们就能每天提供“24小时证明”。我们每天查看沿线各地疫情信息，以防不测。到了拉萨我们发现，成都也有了病例，而这是我们原定的旅行的终点。最终在月底，我们在雅安分手。我回到成都，接受封控，他们驾车到重庆，在那里异地还车。刀哥查看地图，寻找一条从雅安到重庆而尽可能避开成都的路线。是的。2022年的旅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认证”（核酸），也是不断的逃离。每一个所谓的景点，都要盘查，这让人不快。我能理解那些堵在独库公路上的人们。堵住了又如何？最起码那是在路上，逃离了疫情防控的日常。从拉萨回来，318上也堵了几次车，人们心情都极为平和，因为大家知道，目的地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那么着急？但是，这世界上还有空间，那些荒漠和群山中，还有自由。我们就是在“行动”中体会到人的尊严，尽管这种尊严感有点虚幻，也非常短暂，它仍然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逃离的道路。如果你恨这种自由，这种恨意将会让我愉快。

刷爆网络的“二舅”那个视频，有些东西看上去是虚假的。比如，二舅十几岁的时候到北京，和在北京当兵的堂兄住了一段时间，洗澡的时候“首长”还给自己搓背。这样的细节，即便是二舅亲口说的，可能也是夸大或者传说，但是我认为，整体上看二舅这个视频还是有真实性的一面，那就是故事背后的逻辑：老实人在农村不但被戕害，而且一直吃亏。不要说二舅生病打了四针身体致残的事了，即便是在他的家庭内部，他也是一个受害者。视频中讲到，他的两个妹妹出嫁时，他给做了最好的嫁妆。这两个妹妹，有一个可能是作者的母亲。作者称他为“二舅”，说明至少还有一个大舅，可能还有一个“小舅”。就算是兄弟姐妹四人，他也是最苦的了。但是，当他母亲老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是他而不是其他兄弟姐妹在照顾她。即便是外出做工，也把老母亲带在身边。如何评价二舅在家庭中的地位？他身体不方便，也可能是最穷的，但是为什么是他来承担老母亲的养老？在这个家庭中，他是一个纯粹的“奉献者”，这就是他的命运。他小时候能够读书，说明家里的环境不是太差，妹妹嫁了人，生的孩子也有出息，到北京打拼，也从侧面证明，这个大家庭，不是农村中最差的。视频中缺席的“大舅”，如果还健在，大概至少已经搬到县城，和子女一起，幸福地过着晚年生活。但是，极大可能是，二舅之外的孩子，都不管老母亲的养老，甚至也不怎么给钱，才让老母亲一度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懂二舅的不是带着女朋友回来拍视频的外甥UP主，而是他的老母亲，她不想再拖累他。这就是“二舅”这个视频的“元故事”，也就是在邻居眼中看到的故事。如果我们关掉这个视频的声音，安静地看这段视频的画面，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二舅的悲剧，还不仅在于本身命运的悲惨，而在于他始终无法讲述自己。一个“见过世面”、懂传播的外甥，回来拍了一个片子，把苦难包装一下，对苦难进行二次开发，然后卖一个好价钱。即便是“走红”后，他也无法讲述自己。按照UP主的说法，他被女儿宁宁接走居住了，就让安安静静、不受打扰地生活。南昌的周劼不受打扰，可以过着心满意足骗女人的生活，一个已经如此凄惨的二舅，还能失去什么呢？这就是“二舅”命运的本质。少年时，他因为生病被打针导致残疾，他没有说话；失去读书和考试机会，他也没有说话，在兄弟姐妹中纯粹奉献，他也没有二话。但是，他津津乐道的是什么呢，泡澡堂有“首长”给自己搓背，那里“平等”。这也是“农村”的本质。农村总是沉默的，被讲述的。这件事最精彩的地方，其实是在视频走红后，这个有出息的外甥把二舅藏起来了，让他安安静静地生活，“止于相忘”——外甥收获一切，而二舅，你们最好忘掉他吧。这是一种权力对命运的垄断。而这个权力，现在就掌握在从农村出去到大城市博取功名的外甥手中。这可能是农村的新悲剧，那些从农村出去的年轻人，用掌握的新工具，给故乡最后一击，然后“相忘”。

早上看到一张图，认真读了里面的文字，感到不寒而栗。有朋友怀疑它的真实性，我认为不像假的，因为图片中有很多具体信息，包括电话号码。有媒体采访到全州有关方面。他们没有否认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表示将进行核实。有人告诉记者，在90年代，这种抱走超生婴儿的事情，确实发生过。“社会调剂”应该是真的。到了下午，全州县的上级桂林市进行了回应，再次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桂林方面的通报指出，“事情发生后，桂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全州县进行调查。根据初步调查情况，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工作组将进入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员合法权益。”坦白说，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样的回应速度和态度，算是非常难得了。不信的话，看一下打人事件的某地吧。当然，我们必须准确理解这份通报。桂林市处理了全州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处罚的是他们对信访工作处理不当，至于这件事的本质，抱走超生儿童，到底该怎么处理，并没有明确说法。人们只能期待，调查组在深入调查后，会有进一步的说法。这个被传到网上的照片，其实讲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当事人存在超生情况，被计生部门处罚，抱走了第七个孩子。过去很多年，这对夫妻应该是屡次反映问题，但是当地都没有给出说法，直到今年才准备了断，宣布彻底不认账。“你们超生的孩子（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这句话值得多读几遍。第一，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这个“统一”，说明还真不是这一例，那么，90年代到底抱走了多少？第二，这个“社会调剂”，是把孩子送给那些想收养的家庭，还是卖掉了？如果是后者，简直难以想象，那么，卖了多少钱，钱被谁拿走了，总得有个说法吧，不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当事人直接装进腰包。现在，我将进行最善意的解读，就当孩子被“统一抱走”，统一分配给一些收养家庭。即便像他们说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总得有具体的经办人，至少要交代出来，当时的计生委领导是谁，是由哪些人参与，相信这不应该是一笔糊涂账。就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卫健局局长还真有点冤。二十多年前领导决定的事，现在他怎么说得清呢，只有反复推诿，想敷衍过去，但是这个文件的曝光，让他成为了责任的承担者。全州发生的事情，有点超出我这个河南人的想象。我一向自认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已经见到足够多的黑暗，现在发现还有比我们那里更黑暗的。我小时候知道有不少躲计划生育的，他们带着小孩到处跑，躲避计生部门的追查。但是，真的查到，也不过是罚款和关押，还真没听说有谁家孩子被这么“社会调剂”的。这种所谓“社会调剂”，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把人当人，而是看成了一种资源。你生下的孩子，如果属于超生，就不再属于你自己，而是国家的“财产”，可以进行再分配，给那些更需要的人，或者进行“开发”和“出售”。感谢那对夫妻的顽固和坚持，他们始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权力无法剥夺，才坚持反映问题这么多年，想追回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自私”让我们知道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恶行。现在，就看全州县如何进行下一步回应了，希望他们至少交代出来，孩子到底流向何方。最近几年，寻找被拐儿童成为社会热点，人们都恨人贩子，恨不得判他们死刑，那么，一个县级计生委就可以凭借权力“社会调剂”吗？全州县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否则再打击人贩子，就显得异常荒谬。人们有理由对全州报一点希望，因为不久前他们刚刚纠正了一次错误。全州县检察院成立一个调查队，把《新华字典》当问题出版物给查封了，在事件曝光后，当地纠正了自己的做法。那么，这一次呢？

在上海，打击堂食应该是这几天的一个重点。有些餐厅可以复工复产了，但是还不能堂食，只能提供外卖。但是，只要有生产，又有需求，就有可能有人要进来吃饭。下面这个看上去实在太荒唐了。它是真的，还只是一个段子？我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很符合当下的逻辑。就和前两天“上海八旬老太生日想吃一碗切面”一样，也是荒唐到让人怀疑真实性。后来新民晚报记者前去采访，发现唯一不真实的是老太太的年龄，路人估计错了，老太太是90岁——她想庆祝的是90岁生日。现在有很多人在“偷偷堂食”，除了填饱肚子，这还是一种对现实的表达。2020初疫情的时候，人们比现在要恐惧得多。大多数餐厅都关门了，我和朋友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羊肉汤小馆子。老板说：“不营业呀，只能外卖，抓到要罚款。”我们看了一下店里那桌客人，老板解释：“那是亲戚，自己人，不算接待。”“那我们是你的亲戚吗？”“是的！”——于是我们就坐下来了。这种信任，甚至创造了一个短暂的共同体。没错，堂食就是构建各种关系的场所，人们一起吃饭，然后成为朋友。昨晚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专家说，不能堂食，餐饮业应该抓紧时间转型。拍大腿一想，以后以“宅食”为主，大家都做外卖，依托数字平台，给客人送到家。真的按照专家的想法，那近乎是一种科学喂养了。大家都呆在自己家里，放弃社会交往，不但不传播病毒，也能保证思想健康。说到底，人们为什么喜欢堂食呢？在我看来，堂食就是都市和农村的最本质区别。在饭馆吃饭，除了吃饱之外，还会有“多余的谈话”，人们会边吃边聊。有一些是商务交流，谈生意，也有对公共信息的分享，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可靠的关系会彼此分享关键信息——这是开放社会的基础。而在农村，典型的吃饭场景是一家人在一起，封闭的。这就是“堂食”的“堂”，它是城市特有的公共空间，因为吃饭这种“必要的行为”，让它的公共性被人忽略了。延伸开来，咖啡馆和酒吧，是更具备公共属性的地方，因为它的“生活必要性”（仅仅是活着）大大降低，而交往属性提升。上海最新的防疫政策提到，咖啡馆和酒吧也属于餐饮业，禁止堂食，只能外卖。这对酒吧来说，实在是灭顶之灾。随着写字间的复工，点外卖咖啡的白领可能增加，但是不会有人点酒吧的外卖。酒吧可能是“最多余”的场所，它卖的酒水远高于超市价格，人们去酒吧消费，纯粹是为了交流，在酒精的刺激下，进行更特别的交流——酒吧或许比咖啡馆更有公共性。防疫带来的副产品，就是扫荡城市的公共性（减少交往）。这样能够理解现在的氛围下，为何要制造出一种对酒吧的恨意（看看网上对北京天堂超市的攻击）。各地防疫都把酒吧看成是必须扫荡的场所。即便是在“包容的成都”，每次出现零散病例，最先关闭的也是酒吧。2020年初疫情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春节后有一天，写了一篇去吃火锅（完全合规，填写信息，测温，消毒）的文章发在中国新闻周刊，公号上很多留言骂我。我那时奉行的原则，就是创造一切机会，进行“堂食”，多在线下见朋友，多去餐厅吃饭。现在我仍然是这样的看法，而且更要加一条：多去酒吧。我最近分别去了小酒馆和白夜，坐在那里喝啤酒。在白夜，我喝了两罐“击倒巨人”，每罐花掉90元。这个夏天，希望朋友找我玩的时候，多约在酒吧。我们要去碰杯，交谈，直到城市的灯光熄灭。

唐山打人事件，如果你在现场会如何？我想了一下，我肯定不敢出手相救，最多就是打电话报警。今天这个问题有很多人讨论。一个看法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有问题。即便你很能打，如果把对方打伤，可能会判为“互殴”，自己要承担医药费。像昆山反杀案那样被定为见义勇为的，少之又少。多位律师都持这样的看法，我相信他们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解释仍然不够有力。说到底，很多人像我这样不敢出手，并不是理性评估自己会惹官司，而是真的懦弱、害怕。我们丧失了某种冲动，判断力和勇气——这样的人，又有很大概率去欺负弱者。那些施暴者，一共是9个人。他们并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一种集体。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们能体会到一种甩掉责任的快感，这是纯粹的恶。这可能不是“华人”的普遍问题。今天看一段视频，新加坡大街上，一个男子拿刀砍自己的老婆，街边店里出来好几个人，拿着各种工具，扔出各种杂物，阻止了这起暴力事件。视频中看得清楚，那个店铺的名字叫“中华火锅”，这多少有点讽刺。这段视频中出来阻止犯罪的，不是“我们”，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知道自己会有一点点危险，但是也能相互配合和支撑。这样的人联合起来行动，是一种特别动人的事我们不敢站出来，就是因为丧失了责任感。而责任感的来源，首先需要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观察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比如，有人在公号后台留言骂我，骂得也有点道理，但是我把留言放出来后，他很快就自己删除了——他害怕自己被暴露出来，成为大家审视的对象。我们所受的教育，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不要突出自我，而是考虑“所有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群体的一员”，而很少是“我自己”。我们不敢冒险，因为不曾让“自己”处在风险中，我们以为所有事都是“大家的事”。这种养育带来了双重后果。我们不但不敢“冒险”，也不敢“承担责任”。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责任意识，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才会“勇敢起来”。勇敢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此也有深切的体会。真正的写作，是从写出“我”这个字，署上自己的名字开始的。把文章中的“我们”替换成“我”，你就会紧张起来。这逼迫你对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无可逃避。所以，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男人”，而是“没有人”。

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检察院，日前组织了一波对出版物的检查，发现新华字典存在“低俗色情”问题，责令下架。今天，桂林市检察院官方微信公号发布文章，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是“执法不当”。这个事非常荒唐可笑。新华字典不是普通出版物，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怎么轮到你全州县去检查、认定？当然，即便是一个桂林本地作家出了一本“问题作品”，似乎也轮不到全州县检察院去督查。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有专门的执法机构。因此，全州县检察院的做法，有一种双重的荒谬。从常识层面，他们认定新华字典里有“玩弄女性”的例词，根本不知道字典是干嘛的，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低俗色情”；而从执行层面，他们也完全越权了。就此，全州县检察院的执法，成为了一种完全意义的“权力表演”。官方通报中所说的“自行联合……”也比较传神地表达了这一点。看一下下面这张摆拍图就知道，她们正在干什么。戴着口罩，摆拍，装作发现重大线索，其实都只是在表演。这次执法，是网上声讨问题教科书运动的延伸。最初是有些网友指责《新华字典》，关于“玩弄”这个词，有一个举例是“玩弄女性”，属于“低俗色情”。他们的想象能力可真丰富，按照这个逻辑，《刑法》的问题更大，里面有更多可怕的词。这些说法尽管荒唐无知，但是也可以看作是言论的一部分。只不过全州县检察院有关人员，从中获得了“执法”的灵感。他们组织一个督察队，去书店找到新华字典，要求下架。整个事件中，最值得玩味的就是这个行动。他们还不至于无知到真的认为新华字典出了问题，而是认定自己这样做，不仅是正确的，还有可能“获利”。比如，可以形成工作简报，获得上级表扬，这是讲政治的表现。作为司法机关，他们应该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他们却轻易越出约束。因为他们判定，这种“表演”是积极的、正面的，不会有任何风险。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全州的事情并不是孤例。过去两个月，仅在朋友圈看到的视频，如果放在10年前，就是违法。但是，在“防疫”的旗号下，很多人就那么心安理得去做了。他们发现，权力在手，一旦放开手脚，真的有无限快感。去指责“基层”（比如说社区人员），多少显得有点鸡贼。但是，我确实是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清晰看到了“权力表演”的踪影。他们本来并不掌握权力，有不少是真正的“临时工”，但是一旦穿上制服，戴上口罩，就可以肆意妄为。有很多行为，都是“过度”“多余”，甚至是一种纯粹的表演。真的，那不像是现实，因为现实中人与人的相遇，应该是有人性的；那很像是在演出戏剧，他们隐藏自己，成为演员，在演一个恶魔。这让很多普通人感到困惑。所以，他们才一遍遍追问：“依据什么文件？”“你是哪个部门的”“你是谁，工号是多少？”才有“这个执法者多少有点人性”这样的赞美。这种赞美本身就是悲哀的。当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人们不得不重新理解秩序，最终回到原点，追问对方是“谁”，幻想一种个体与个体的恩怨和复仇。站在北上广这样的“中心”来看，全州县当然是偏远的。但是从背后逻辑来看，全州并不遥远。每个地方都可能是全州，或者正在上演相似的剧目。

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的认知障碍，其实也是一种权力带来的后遗症。在不断的服从中，一个人最终丧失了作为人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在执行自己任务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最终也把自己变成了机器。

他只有沉默，这是特别的“存在方式”。类似今天的网络传言，他完全可以随便发一条微博，就能云淡风轻。和这个对应的是，马斯克都可以调侃说，“那个马某某可能是我”（自媒体流传，可能是伪造）。

12点多，120的车到了小区，带陈顺平夫妇到同济医院总部（新村路）。护士拦住不让进，说：“我们不接诊，里面全是阳。”病人哀求，让进去看病，因为看到急诊里面人头攒动。护士给领导打电话，领导恢复说不接。

开始这位“科长”有点敷衍，让他去打12345投诉健康云。不要说很难打进去，即便打通，也无济于事，得到的答复大概率是“感谢反映问题，要调查后回复”，最终也会不了了之。或者最后又给你一个疾控中心电话。

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如果自己不幸哪里阳性了，就储备好食物，自己在家隔离自愈，自己承担后果，保证不出门，防止传染别人。很多养宠物的，其实都做好了这个准备，因为人一旦被集中隔离，宠物很有可能被灭杀。

乐队来了，那些喝酒的画家反而觉得吵，就到隔壁白夜去聊天了，但是，这个“不聪明”的做法，却是小酒馆的真正开端，此后，它就和中国的“城市地下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中国的摇滚乐队，都在这里演出过。

我用“21世纪的野蛮”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大家必须记住，这是发生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的事情，是以科学和保护人类健康的名义所施行的野蛮行径，以“为了大家”的名义，伤害和剥夺一小部分人。

这是行为艺术，也是政治。本来没多少人，传得多了，也许就真的成了“人民日报说的”。这当然是虚构，但是虚构也是一种力量。这个模糊地带，或许其魅力就在于它的不透明、不解释，猜测的越多，就越是一种“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