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七十年农村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征稿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次重大改革，农村面貌发生沧桑巨变。为全面认识农村改革给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有鉴于当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联合本校历史系拟于2020年7月4-5日在合肥召开一次以“新中国七十年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一、研讨会主题1、七十年来农村改革进程的历史考察2、农村改革实践中的安徽经验3、基层档案资料新发现与农村改革史研究4、其它与主题相关问题二、研讨会时间、地点此次研讨会拟定于2020年7月4-5日在安徽大学龙河校区召开。三、费用说明此次研讨会不收取任何费用。会议主办方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将承担与会学者会议期间的住宿、用餐费用，与会学者从各自单位所在地往返合肥的国际或国内差旅费用需自行负担。

毕万闻等编：《张学良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053—1054页；《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第182—183页；《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96—297页。

[35]张海荣：《人民公社时期基层干部农村政策执行中“反常规”问题研究——以1961～1980年初河北省部分地区包产到户为中心的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出站报告，2007年，第79-80页。

[20]《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1922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也称《少年先锋队队歌》。

［美］赵文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载［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7页。

公文底稿中存留多份交涉函件，比如其中一份要求区政府免除商家筹款行为，还有三份均为证明函件，分别致畲背乡政府、县革委会和回复第一区政府，这些文稿均说明基层苏维埃政府对本地民生和经济流通的关注。

五、论文格式：每篇论文或发言的字数不少于五千字(含注释），引文页下注。注明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姓名、性别、单位、职务、职称，电话、电子邮箱、详细通讯地址与邮编等，以便联络。

[3]牛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张俊涛、宿志刚：《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改造与和谐社会建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只是我发现，中山大学缩短了硕士生学习年限，却还是要求硕士生做研究论文。类似这种莫名其妙的改革之所以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这里，我相信绝不是因为我们大陆的中国人都太儍，还是要看到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才行。

征稿结束后，将组织有关专家匿名评审遴选参会论文，一周内将评选结果反馈给投稿人。根据论文质量和以文赴会原则，邀请作者与会（合作论文只邀请一位作者）。参会论文，原则上将在《苏区研究》分期刊发。

1.研讨会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欢迎对上述议题有研究的青年学生参与。请申请参会的人员及时提交会议回执和会议论文电子稿。参会论文须未经发表，字数15000字左右。

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有力地型塑着50年代社会的面貌：

杨教授指责我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他声称，毛泽东那时是赞成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开展工作的，而不是我所强调的偏见。他指责我使用了张国焘的回忆录而不是马林关于大会的记录。

自潘书中文简体版出版以来，不止一次读到和听过人们称许此书的“史料价值”。可惜的是，简体本删去了可以展示潘书史料价值依据的“参考文献”，一般人仅从注释不大容易了解作者到底参考和利用了哪些俄国机密档案。

这种先锋和激进意识的自我正当化，都是依托于清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衍生出来的进步意识，而当作为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或知名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说得到京沪等地大刊物编辑的认可乃至激赏时，就更会引发涟漪效应*

Lewis）在研究中国人民公社时也看得很清楚：“当共产党鼓励……在集中管理下统一使用土地的时候，他们在无意中通过集体的土地所有而再造了宗族和村庄权力的关键性部分。”[22]

［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8)周巍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概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二册(回忆录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解放内战：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易劳逸《失败的种子》；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杨奎松《毛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中国》，笑蜀的《历史的先声》；

[8]镇上的听众除了女人之外，作者特意指出，还有男人。男人们听到祥林嫂诉苦，“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很显然，男人们根本拒绝成为祥林嫂的听众。《祝福》，第17页。

本丛书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资料整理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对整理历史记忆、弥补出版空缺、传承延安精神，推动延安时期历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是奠基性的基础工程。

《红藏》是一部生动感人的爱党爱国教科书。其以党报党刊为核心的进步期刊真实记录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美］弗里德曼、塞尔登：《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0页。

那三年文贯中起居饮食完全颠三倒四，随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意识，常常在半夜要他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文贯中的双眼永远红肿，布满血丝。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的政治教育渠道对政治社会化的贡献极为有限。早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之时，以知识分子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为代表的政治教育政策就被明确提出来[[2]]220、225-

土改是中共成功进行革命动员的一把利器。然而，一旦上级形成误判，激烈土改造成的扩大化亦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事实证明，土改演化成土改加整党后，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基层政权的“塌台”。

资料来源：临泉县委农工部：《关于今冬明春训练办社干部的计划》（1955年12月11日），临档121-1-5；临泉县委农工部：《对1956年农业合作干部训练工作总结》（1957年），临档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20]《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江泽民文选、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在线阅读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及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本文借用哈维尔这句话用以表达，当处于理念与现实两难之间时，我们应当舍弃乌托邦式的宏伟愿景，以客观、现实、理性的态度面对生活。有关内容可参见《生活在真实中》，《新周刊》2010年第8期。

在近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经济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年依然如此。2016年的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粮食问题研究；集体经营方式的确立、变革及效果研究；计划经济体制研究等。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主张采用社会科学已有的成果，作为我们分析或解读史料的工具。它不仅表现在分析的理论框架上，而且也表现在分析技术的运用上。

90年代，有学者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求真求实，在方法上，除了阶级分析法，还可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样“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了。

几乎同时，华中局又赋予此次群众武装起义以新的内涵，即“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这对国际国内都有极大的意义”*《华中局关于上海举行群众性的起义有关事项的指示》(1945年8月18日21时40分)。

破坏教育革命是真》，《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1期。。可见，研究者着重揭露了“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教育领域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的消极影响，突出了无政府主义对教育领域产生的严重危害性。

(决议、指示、宣言等)，也收录了刊载在机关刊物等上面的党的干部的文章，但并未收录事后写的回忆录。其后，1943年将两书缩编，印刷了《两条路线》。但这些文献集都没有公开发行，而是仅面向党员内部发行。

(二七)蔣中正致汪兆銘等函電：蔣中正電「對所擬經濟建設提案處理辦法完全贊同，並請加邀財政部長參加審查」，蔣中正電孔祥熙「關於要求票決之利弊及以後應付步驟，請與汪兆銘約王寵惠等會商，並電告結果」等。

周溯源编著的《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是一本风格别致的通俗学术著作，读者颇多，影响颇大。该书由红旗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在该书中，李锐这段引文中的错误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更进一步，被错写成下文：

诉苦不是光让其限制在与地主直接冲突里，而应连串自己一生的苦完全诉出来。同时诉一生的苦，往往比地主直接给的气还动人，引人哭的地方也往往就在这里，后说地主的害，这样仇恨会尖锐的转到地主身上。

回顾历史，实际上在二战时和二战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法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们已经在田野调查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现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部分就这一问题作一回顾。

①相关研究状况可参见于文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概况及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1期)、汪兵：《中共党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评述及研究展望》(《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4期)等综述。

本文选自《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一书，作者已授权。作者：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明清历史，中国当代史。老曹近影内容摘要:土地的所有权被分为“田底”与“田面”，构成所谓的“一田二主”。由于来源不同，“田面田”的性质亦有不同，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也有欠租也不可撤佃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相对的田面田”主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而“公认的田面田”主则反对“二五减租”。“公认的田面田”成为浙江“二五减租”的最大障碍。关键词:

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与转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及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陈永发：我觉得谭延闿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基本上主要相信跟着孙中山先生，你要做什么我就跟你那个东西，但是他不会做出来，另外一个东西跟大家打交道，对老百姓没有价值，谭延闿是没有价值的人。

[63]《罗瑞卿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0月16日），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历届全国公安会议文件汇编（1949.10-1957.9）》，美国·洛杉矶2014年版，第24页。

[13]《毛主席与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们谈话纪要》（1951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1986年印行，第235页。

有的村民不小心刨伤了邻居老太太，为推卸责任，就一口咬定是毛人抓的。[39]有的村民不小心把自己小孩头刨破了，也说是毛人抓的。[40]一些村民被发现“下湖用小型的办法，以割草为名偷玉米”。[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