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上午，高研院2022年秋冬学期总结会在线上召开。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高研院本学期访问学者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朱天飚向学者们说明了访问结束流程及后续安排，随后，高研院工作人员补充说明了访问学者离校事项，以及后续学者与高研院的互动形式。最后，学者们分享交流了在高研院的驻访心得和体验，在肯定高研院学术环境和行政服务的同时，就学术会议、短期学术考察、学术交流成果输出等方面给出了宝贵建议。文字：夏春璐编辑：陈彧婷

11月17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闫雪作报告，题为《回向圣地——西藏甘丹彭措林寺壁画艺术》。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云妍主持。闫雪首先简要介绍了觉囊派的情况，并梳理了相关的文献及研究。觉囊派兴起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衮邦·吐吉尊追正式创立教派，并建造觉囊寺；14世纪在笃布巴·喜饶坚赞担任法主期间，觉囊派迎来兴盛阶段；17世纪初，在觉囊祖师多罗那他担任法主期间，觉囊派达到发展巅峰，并兴建达丹丹曲林寺；1650年，达丹丹曲林寺改宗格鲁派，1658年更名为“甘丹彭措林寺”，觉囊派中心东迁康区（今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至今。甘丹彭措林寺全景

11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月峰作报告，题为《“反社会主义者”的形成：“梁启超系”与早期中共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论战》。报告会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主持。周月峰首先梳理了1950年代以来涉及“梁启超系”及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他指出，5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梁启超系”是反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直到80年代，逐渐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而他所关注的并非此种定性的正、反，而是考察“梁启超系”在当时的自我定位、他人定性之间的错位与背后的思考逻辑以及此种定性的生成肌理。随后，周月峰阐释了时人关于“梁启超系”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定性，以及“梁启超系”的自我定位，重点阐述了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引发的论战。他指出，时人常将“梁启超系”视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而“梁启超系”常以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自居，这种错位的认知与社会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在“梁启超系”看来，这场论战不是“社会主义的讨论”，而是社会主义不同派别间“关于Bolshevism的讨论”。而随着论战的进行，他们的自我定位也有所转变，从最开始不提自己是什么主义者，到“立着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上，批评别派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式“劳农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有组织地反驳，基于“在一个时候，改造社会的方法是只有一种的”，以急进、全部、彻底的革命为社会主义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因“梁启超系”倾向渐进、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也就不是社会主义，且是反社会主义了。周月峰指出，这种定性之所以迅速被广泛接受，又与思想界救亡语境相关，在急迫的心态下，改造（救国）方案常常带有唯一性与排他性。报告会交流环节，邱靖嘉、闫雪、毛亦可、侯俊丹、贺照田、范雪等学者，就思想排他性的背景，论战背后的党团建设，研究与信仰，梁启超与基尔特主义的关联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反社会主义者”的形成：“梁启超系”与早期中共认知中的社会主义论战主

11月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田立年作报告，题为《从阿波罗和苏格拉底到狄俄尼索斯

情与势》《作为人间事件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十余种。说明：因疫情原因，进入校园须有浙大校内通行码。海报：陈彧婷

11月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4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作报告，题为《韦伯学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主持。李放春首先介绍了学界通常所知的韦伯学说东渐史：1936年，《经济通史》的中译本就已出版，但对当时的中国学界影响比较有限；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现代化的浪潮，韦伯的社会学学说作为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被重新引入中国大陆学界，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主题、概念范畴乃至精神气质。然而，事实上韦伯学说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比学界所知的要早得多。随后，李放春梳理了韦伯社会科学学说的在中国的传播路径，重点阐述了主流英美路径之外的德国、日本路径。上世纪20年代，顾孟余、俞颂华等留德旅德背景的中国学人最先为韦伯学说引入中国学界做出了贡献。其中顾孟余率先在北大课堂上传播韦伯的社会科学思想，而俞颂华则在《东方杂志》等公开刊物介绍“德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旨趣截然不同）及韦伯学说，并运用中国思想范畴“物”“心”来把握韦伯学说的要旨，但当时他对德奥社会学还只是初步了解，而对于韦伯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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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9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鲁西奇作报告，题为《王朝国家权力“构造”传统中国社会》。报告会由浙大城市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傅俊主持。鲁西奇首先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他指出，在中西文语境下以及不同的学术话语中，“社会”这个概念都是指一些人基于某种共同性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联，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共同性（同一性）与凝聚性。“社会的形成”，也就是一个人群是如何建立起关联并表现出凝聚性和共同性的。它具有两层意涵：一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人们组合在一起，并表现出凝聚性；二是因某种关联组合在一起的人群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同属于维系此种共同性的某种“制度”或“体系”。前者可称为“具体社会”，是因“共同”而形成的“凝聚”；后者可称为“抽象社会”，是从“整体”抽象出“共同”。凝聚性与共同性是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群要形成社会，其成员之间必须发生“关系”，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关联；而“关系”要稳定下来，形成某种“凝聚性”，就必须具有“共同性”。由此，分析“社会”的形成与构造，也就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人们的共同性出发，分析人们如何立基于其内在的需要，相互交往、互助、团结，并建立规则，从而形成为社会。二是从已经凝聚成（或假设已凝聚）的“整体社会”出发，分析其内在结构与特点，从中抽象出某种共同性，并据之界定其社会的性质或类型。关于“中国社会”的形成与构造的分析，也主要遵循上述两种研究理路，而这两种理路又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即无论“在中国的具体社会”，还是“整体的中国社会”，都主要是基于其内在需要、在内因的推动下，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表现出其共同性、凝聚性及其结构特征的。鲁西奇进一步指出，“整体的中国社会”或“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根本上是以中国统一的政治体为前提的，国家权力对于“中国社会”的形成、构造、发展都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从而将讨论引向国家与社会这个永恒的话题。从根本上说，国家及其权力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先有社会，后有国家。可是，在中国古代诸种“具体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王朝国家权力却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1.权力产生权力集团，形成权力关系网络，构成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骨架；2.权力确定个体及其家庭的身份，构造身份制社会，并形塑其层级结构；3.权力区分人群，从内到外、从“我者”到“他者”、从华夏到蛮夷，划分为不同等级，构成同心圆式的社会体系；4.权力确立“正统的”或“标准的”行为方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塑造其思维方式，促进社会共同性的形成与维护，进而强化其凝聚力；5.权力通过符号与仪式等，描述并表达社会及其结构，界定社会及其属性。报告会交流环节，阎克文、余旸、毛亦可、周月峰等学者，就地方自治的思考理路及其作用，权力更替、外交，权力与社会的互构，国家、朝廷与社会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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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下午，高研院2022年秋冬学期访问学者见面会在浙大之江校区钟楼多功能厅举行，本期访问学者、驻院研究员等出席了见面会。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主持。朱天飚对疫情期间赶赴之江的学者们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高研院的创办理念、运作机制和学术活动。本学期是高研院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期，运行模式首次由驻访学者项目为主转变为访问学者项目为主。在相对宽松的考勤要求下，学者们有了更多自由而不受打扰的时间，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研究，同时也能在高研院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增进交流、激荡思想。本期访问学者中有不少是回访高研院的老朋友，他们纷纷表示对高研院这一精神家园的留恋；而经历了运行模式转变的新一期学者，也对高研院在面临不确定性下努力坚守理想的学术共同体表示肯定。学者们期待在高研院的访学和交流能为他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本学期，高研院12位访问学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重庆等地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所从事的研究涵盖哲学、社会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语言文学等各人文社科学科领域。文字：夏春璐摄影：夏春璐编辑：陈彧婷

8月8-19日，《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新思路》研究坊于高研院召开。这是一个“集体跨领域读书”式工作坊，召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老师在开幕日介绍了工作坊的组织意图。她表示，目前的学术活动多围绕研究议题来组织，学者们也以研究对象形成交流圈，但这不是“乐群”的唯一方式。年鉴学派几代学者处理的时段、地域和具体对象五花八门，这些人在今天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场学术会议上，但事实上他们始终互动密切，不仅维系而且发展了年鉴。这说明以研究方法为中心的碰撞也很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学术是靠研究方法而非对象维系的。因此这次工作坊虽然仍然给出了一个传统的时段限定，但选取来阅读、讨论的对象是话题最为多元的西方文化史研究成果，希望阅读和讨论能带来对目前研究模式的新思考。研究坊第一场由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邓玮光老师领读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邓老师以爱因斯坦的名言为切入口，指出伯克赞同“在持不同理论的文化史研究者眼中，研究对象也不同”的观点。这意味着只存在特定研究理论下的某种文化史，而不存在一个贯通前后的不变的文化史，而这让文化史定义本身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伯克不得不转换论述对象：“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这里也许有一个办法，亦即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从而将本书从定义概念，变成了梳理文化史研究方法发展脉络。邓玮光认为，根据伯克梳理的脉络，可以将文化史理解成一门先从现象中抽象出符号、再围绕符号进行阐释的学科，其关键就在于所建构符号的普遍性与适用性。而要建构这样的符号，可能需要对某类现象进行长期（至少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跟踪研究。而也正因为对符号的关注，造成了文化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也导致了对文化史研究的一系列指责。在讨论环节，于溯表示以文化为符号，意味着文化史是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意味着研究将以文化现象为切口进入，但目的地并不落在现象。这与“文化现象资料汇编+基于汇编基础上的对该文化现象的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后一种操作方式可能我们更熟悉，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张今提出了一个将文化史与目前中古史研究关联的例子。他认为，传统中古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已经为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模型提供了丰富实例和成熟的材料应对经验，例如对九品中正制度、贵族制社会等议题的探讨，归根结底就是要回答体制选拔人才究竟是“选能力”还是“选出身”。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里，能力与出身并不矛盾且彼此关联，因为他将阿尔都塞狭义的资本概念进一步泛化，把资本拆分为四种形式：经济的（金钱与资产）、文化的（知识、审美、品味、语言）、社会的（人脉、家庭、宗教）、符号的（代表所有其他资产形式的事物，可以在其他场域中进行“交易”，比如文凭）。后三种资本的形成和差异化往往取决于经济资本的水平。张今还将目光从中古史的具体问题转移到对学术史的反思中，指出以往的考古学史写作往往成为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成果的评述，而忽视了对构成队伍大多数的民工、技工和一般学者的选拔动因。此外，一般学者向更高阶项目负责人的跃升机制也往往被遮蔽在纯粹的学术讨论背后，而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为认识中国考古学史提供新的视角。研究坊第二场由南京师范大学陆帅老师领读阿部谨也《花衣魔笛手》。领读以《阿部谨也自传》切入，回顾了阿部氏的职业生涯及其饱受战争、病痛与亲人离别的童年经历。陆帅指出，阿部谨也对于欧洲中世纪战争、宗教、迁徙、疫疾、饥饿、火灾、家庭离散、痛苦无助的寡妇与幼童等历史面相的关注，正源于其幼年时期的生命体验。随后，陆帅以“花衣魔笛手的史料与猜测”、“传说的史实原点？”、“移民活动与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其他研究结论”、“传说的变容”五个专题，对本书的结构、内容、核心观点及写作思路进行介绍与分析。陆帅总结认为，本书在方法层面的主要特征，是将传说性的文本引入史学研究中，并在此过程中综合利用了手抄本、壁画、雕塑、碑刻等实物资料。这些方法，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已习以为常，似乎不足为奇。然而，如果立足于日本乃至于整个东亚世界史学演进的维度，考虑到本书初版时期的主流史学状况，应当对本书在史学方法论与范式引介层面的先驱性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同时，陆帅还指出，即便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极其多元化的今天，作者在本书末尾对于传说性文本如何引入史学的反思依然值得重视：正如上图引文所提示的那样，面对传说性质的文本，史学研究者往往会充分利用各种所谓的“专业”手段，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来“证明”早已预设好的结论，但这种做法并不值得赞许。如果跳出既有知识框架，以无知者的态度感受传说本身的情绪与精神内涵，或许能够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6月29日上午，高研院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学者项目总结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多功能厅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高研院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学者、驻院研究员及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首先，朱天飚向学者们说明了驻访项目结束流程及后续安排，并详细介绍了高研院驻访学者的回访以及暑期研究坊、工作坊、周年庆等活动。随后，李菁详细说明了驻访学者离校事项安排。最后，学者们分享交流了在高研院的驻访心得和体验，在肯定高研院学术环境和行政服务的同时，就学者作品汇总更新、网站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给出了宝贵建议。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Certainty）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它主要指法律的表达和运行都需要具有明确、稳定的特性，避免各种形式的歧义和不确定性。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还包括法律的可预期性（Legal

6月22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7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侯俊丹作报告，题为《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报告会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富鹏主持。侯俊丹的报告主要从温州士人集团这一侧面观察地方史视角下1854-1898年，中国从传统帝制国家向立宪政体转型的历程。钱穆在《略论中国社会学》一文提出江湖与山林的关系构成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士人所在的山林是静态的，而一旦山林具有流动性，则成为游侠所在的江湖。侯俊丹的报告以此为切口，观察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以理解“江湖”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与庙堂、乡野（宗族）、山林（士）的关系。侯俊丹从“江湖”的学术史进入对温州地方史的分析，以人物传为核心材料，探讨“侠”的精神气质及其形成组织化行动之间的关联，以及形成的组织类型和政权的关系。她指出，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匪乱背后的势力（红巾军、金钱会），缘起于抵抗外部侵略形成的地方自卫团练武装，但在动员的过程中，呈现出乡勇的集体群像，其身份多为下层士人，具有轻财好施、急公好义、尚兵伐谋、名节死义的“侠气”。组织化路径上，形成了士与侠共谋的组织化动员，而在动员过程中逐渐产生分流，发展为两种类型：自始至终和政权站在一起的义团，以及后来反抗政权的会党势力。其组织动员的范围和原则都发生了较大分歧：会党的动员范围则逐渐固化在宗族内部及扈从关系，以宗法为动员原则。而义团主要动员下层的流动群体，讲求“义”的原则，同时通过基于地方宗教的神社祭礼来加强组织内部的整合，祭神是赋予个人意气与勇力以神圣性，并使“结义”神圣确当，继而在此基础上否定长幼尊卑等宗法伦理性；同时与“五显神”的结合也意味着这一结盟义会是对深陷囹圄的地方与国家秩序担负责任，与政权的正统性保有一致。正是在这种分歧的动员过程中，两种势力产生竞争，进而导致了地方的暴力化倾向。一方面，流品混杂于团练，导致组织纪律下降；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原有的社会矛盾因为动员竞争凸显，比如流民代表的小宗族与大宗族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富户和伢人的矛盾。最后，侯俊丹总结道，下层文士所胶着的亦儒、亦商、亦侠之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伴随而生的则是杂糅了亦文、亦利、亦技的资质和气质，意味着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等级严明的身份秩序逐渐裂解了，身份制社会开始朝着夷平的社会结构转型；除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世俗生活中的患难与共将“士”与“侠”在饥溺同情的意义上紧紧纽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下层士人在社会身份和精神气质上日趋世俗化，由此促成了士风士习由笃修谨严朝向剽轻躁动的游离，而以士人为精神内核的整个乡村社会也模糊了正统与异端、善与恶之间的分界。以侠气为代表的抽象的主体精神，对传统帝制国家治理提出挑战，构成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心性基础。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余旸、傅俊、郭涛等学者，就温州地方组织与产业的关系、组织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不同历史时期的组织建设、地方和政权的关系、温州地区“侠义”的特殊性/代表性、西方视角的“侠”、人物集体传记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6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6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富鹏作报告，题为《皇权的尊荣：〈钦定宪法大纲〉的礼仪渊源及思维延宕》。报告会由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帆主持。李富鹏从英国宪法区分尊荣与实效着手，解释了本次报告的问题缘起。他指出，从尊荣的角度出发，中国宪法的近代问题在于“皇帝”虚化带来的朝代、主权、国体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近代中国宪制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学界普遍强调《钦定宪法大纲》（1908）对日本明治宪法的继受。李富鹏指出，虽然两者在表达上存在相似性，但在立法原则上，《钦定宪法大纲》将本国原有的礼仪制度作为更重要的来源，具体表现在《会典》之中。作为礼仪文本的《钦定宪法大纲》透露出了国家的权力结构，比如抬头方面，皇太后高于皇帝，而皇帝又高于大清帝国。随后，李富鹏从空间、时间、神圣性，比较了中、日、韩三国近代宪法的具体表述。他指出，当时清廷还未彻底放弃宗藩体制，仍暗含以超越帝国的皇帝位格维系多元的空间体制；在时间上，日本《明治宪法》的“万世一系”面向过去，《钦定宪法大纲》的“万世一系”则面向未来，皇权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并不来源于万世一系，而来源于祭祀等礼仪制度。随后，李富鹏以1907年广西学界第一次游艺会为例，解读了清末预备立宪下的地方视角。他指出，地方社会充满着历史的复调，官僚、新军与学生内部都充斥着不同的声音。这场活动既是一场身体仪式，一种军国民的过渡仪式，也体现了地方社会以立宪凝聚共识的努力。换言之，立宪成为君主弥补其尊荣缺损的最后方式。从帝制到共和，《钦定宪法大纲》思维方式仍有延宕，只不过尊荣的秩序原点产生了根本性的置换。报告会交流环节，钱江、郭涛、侯俊丹、余旸等学者，就近代宗藩体系向条约的转化，清朝的天下观，北京中轴线及其空间布局，清末立宪的政治史发生学意义，民权、民治、民有、民主等政治逻辑在民国宪法体系的结合，近代宪法中的央地关系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江湖与山林：十九世纪中叶温州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主

6月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涛作报告，题为《信息沟通与秦汉帝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构建》。报告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主持。郭涛首先从史实和学术层面剖析了本次报告的研究背景。史实层面上，秦末汉初的文献出于政治造势的目的，存在很多夸大的成分，尤其是“天下”的概念被夸大，与实际情况不符；另一方面，西楚南郡、南阳郡地区百姓经历了楚、秦、汉的统治，其中涉及从新秦人到汉风转换后文化身份上的“新楚人”身份的代际转换。学术层面上，则存在文书行政与历史政治地理两个理路，郭涛希望通过文书流转与运作研究，解读文书行政所依托的结构或空间关系，探究秦汉帝国的政治地理格局。本研究的核心资料里耶秦简牍出土于里耶古城遗址，在秦代属洞庭郡迁陵县，是秦庞大帝国中的一个边陲小县，但是作为秦帝国的组成分子，迁陵县受到秦代律令体系的制约和文书行政的规范，具有其普遍意义。从秦迁陵县的视角来看，迁陵县的文书交际对象，虽主要是郡内属县和旁郡县，但也有帝国其他地区，理论上迁陵县的文书可以抵达帝国的任意县道，这是郡县制均质化的表现。而从帝国中央的视角来看，秦中央文书可以直达地方边县，深入乡里，文书传送细节呈现了辐凑并进、上下通达的帝国行政结构，两方面共同建构了秦代理想的政治地理格局。随后，郭涛分析了秦代疆域地理的4个圈层与文书行政中实际的差序格局，指出政治边界中的“习惯线”是左右信息沟通效力和秦汉政治地理格局的基准线，贯穿了战国秦汉近百年历史。秦代这条界线的意义在于强化了新地与故地人群的身份差异，影响了秦代对统一政治体认同的塑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二世而亡的局面。经历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历史演变，帝国内部对统一政治体达到高度认同，帝国发展出现新的转向，并塑造出新的中华帝国。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李富鹏、侯俊丹、杨帆等学者，就秦汉文书的套叠结构、文书流转中的信息增量、信息传递的技术、文书对庇护关系的体现、集权帝国实现控制的行政成本、地方风俗对治理规训的抵抗、东故徼两边的双轨制度、东汉以后郡-县的联系、秦汉技术进步对中央集权的推动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5月2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旸作报告，题为《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报告会由高研院学术编审李杭春主持。余旸首先剖析1937年抗战爆发前卞之琳的思想认知状态。这一时期，卞之琳的诗歌风格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由早期“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发展为带有明显的相对观念的智性诗，诗中内涵的那些相对的智性概念——大小、远近、虚实、古今、内外——指向的是获得如他在《圆宝盒》一诗中展示的，可以超越现实的、“圆宝盒”所象征的“慧心”。基于对卞之琳这一时期诗歌的文本分析，余旸指出，从中可以看出卞之琳受到纪德、瓦雷里为代表的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写于1936年的《成长》一文中，卞之琳通过比较孔子相对的绝对主义与庄子绝对的相对主义，较为完整地表达出了他的人生认知，并用“生生之谓易”的思想来化解人终有一死的困惑，而这一点在1937年暮春时节居留杭州写作的《白螺壳》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抗战爆发后，卞之琳写作题材与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个人的人生感悟，转向了“在邦家大事的热潮里面对广大人民而写”，无论是他写的《晋东南麦色青青》（战争随笔）、《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近似报告文学）、《慰劳信集》（诗歌）、《山山水水》（小说）、杂文、译序，始终都与历史（主要是战争）有关。余旸指出，卞之琳把握历史的方式，是将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在把握和处理历史时，往往着眼于把握动态历史进程中的“势”，在卞之琳后来的认知中，这也只是他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观”——一种包含了历史、人生、生命乃至自然在内的“天道”的一个宣示，其核心是“生生之谓易”。随后，余旸梳理了卞之琳将历史为象征的艺术观的发展过程，并总结道，在把握历史的态度上，对比穆旦在历史的震荡中载浮载沉的挣扎，卞之琳表现出脱略、相对、渐趋透明的智者风格；同时，卞之琳对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有机集体组织第一次成为象征主义艺术可以把握的对象；而从主体性生成的角度来看待卞之琳“历史作为象征”的意义，可以看到，卞之琳的主体自我依赖于动态历史中对“天道”——这一既灵活又相对以长时段看待历史的自然历史观——的把握，因此卞之琳既不能轻易地被1920年代后主宰历史的政党政治所吸纳，也不易被具体的时势左右，呈现出较为独立、笃定的主体状态。报告会交流环节，宋立宏、侯俊丹等学者，就卞之琳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态度、卞之琳的认识论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文字：夏春璐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6月1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4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宋立宏作报告，题为《中国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跨文化的相遇：以上海犹太难民的书写为中心》。报告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主持。

点：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三楼报告厅内容简介

China（2016）、《罗马与耶路撒冷》（2015）等，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评论》，Journal

5月1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3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来自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育部基地）的张弘（普慧）教授作了题为《「胡」说「八道」——丝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例证》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孟国栋主持。

题：历史作为象征——卞之琳1937–1949年思想转变研究主

5月13日下午，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主办的“《从灵光殿到武梁祠》跨学科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此次研讨会重点围绕由缪哲教授所著的《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展开，由赵鼎新主持，并邀请来自艺术、社会学与历史等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了跨学科讨论。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是中国绘画传统的“轴心时代”。其发生、发展、确立的过程，仍是一个未被充分讲述的故事。《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利用墓葬材料，对现存汉代画像艺术进行了全新的历史诠释。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商周纹样传统向汉唐状物传统的转折，完成于两汉之交；而转折的外部动力，是汉帝国的意识形态构建与传播。在缪哲教授本人对该书进行了简要内容介绍后，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浙大历史学系陶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明军、中国美术学院陈亮，以及来自浙大社会学系的孙砚菲、郦菁等6位学者进行主题报告，随后进入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高研院驻访学者和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探讨。会末，由赵鼎新教授总结陈词，并高度评价《从灵光殿到武梁祠》一书为“艺术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之作。此次研讨会具体内容将在《历史与变革》杂志第二期刊出。陶磊《分有还是下行：两汉之际意识形态建构模式小议》陈亮《和平祭坛与灵光殿》孙砚菲《当艺术史遭遇社会学——评》郦菁《墓葬艺术的生产与再生产：工匠、文化图式与能动性》王献华《“如生”：走出汉画研究中的埋藏学陷阱》鲁明军《艺术的历史，抑或“艺术即历史”？》文字：吴奕佳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题：「胡」说「八道」——丝路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例证主

4月10日晚，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学术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以线上视频的形式顺利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12名学术委员出席了会议。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程丽受邀列席会议。会议首先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宁正式出任2022年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随后，朱天飚汇报了2022年春夏学期驻访项目的进展以及高研院的整体运作情况。程丽补充介绍了高研院二期建设总结评估的情况以及高研院着手三期建设申请需准备的工作事项等。

月轮山中花事正好，高研院终于迎来了本学期第一批到访的学者，沉寂许久的中方教授楼再度热闹起来，未来4个月，学者们将在这里尽情读书，尽兴交流。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14年12月，浙江大学发文筹建人文高等研究院（下文简称高研院），于次年8月正式揭牌。而如果从2012年浙大校方邀请社会学家赵鼎新共同着手构想建立一所国际化、跨学科的前沿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开始计算，浙大高研院即将走过第一个十年。赵鼎新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后赴加拿大留学，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此后转向社会学，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他从2012年开始以访问教授的形式在浙江大学工作，后担任浙大高研院院长，2021年11月起全职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Max

12月15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8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井奎作报告，题为《博弈与信念》。报告会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曹正汉主持。

间：12月15日（周三）下午2:00地

12月8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5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锦枝作报告，题为《理学与艺术——一种对话的可能性》。报告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李明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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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5讲在浙江大学海宁校区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王文婧作报告，题为《另一个法国：纯洁派异端与法国的南方意象》。报告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古丽巍主持。

11月24日，高研院2021年秋冬学期驻访学者项目总结会在浙江大学海宁校区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高研院2021年秋冬学期驻访学者、访问学者以及高研院全体行政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11月10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3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古丽巍作报告，题为《北宋中后期尚书省行政体系的成立》。报告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王文婧主持。自秦确立中央集权制后，以君主为核心的汉制中央官僚政体在整个帝制时期发展出两种基本类型：秦汉时期为典型的三公九卿制和隋、唐前期为典型的三省六部制。然政体一直变动不居，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三公九卿制逐渐向三省六部制转化的阶段；而作为典型三省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在唐高宗、武后以降，官僚体制即从三省制渐次向使职差遣系统转化，晚唐五代及北宋前期是使职差遣系统的典型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尚书省在中央组织机构的作用、地位有所不同，无论是三公九卿制变化为三省制过程中，还是三省制确立后的一系列变化，中枢层面变化剧烈，但尚书省系统则相对稳定，在不同阶段的王朝体制中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由此，我们不仅要问：尚书省为何具有如此漫长的生命力？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早在西汉尚书省的雏形尚书台初现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政治因素推动下，三省陆续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从中朝逐步发展出来，前辈学者如祝总斌先生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中朝官外朝化”。这种中朝机构不断崛起持续外化的方式，与东汉以来宫廷布局和宫省制度息息相关，内朝与外廷的悬隔，不断驱动着中朝机构变化发展。隋唐南北一统，而在制度层面上，国家体制越来越多退却胡化色彩，在基本架构上呈现向汉制靠拢的趋势。隋代尚书省在整个政府机构中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刘啸），至唐武后执掌权柄，移宫事件（663）后，为抗衡世族、外朝，于内朝置北门学士参与机务，逐渐发展出居于内朝的翰林学士院，负责草诏，备顾问。唐宪宗即位后设置翰林学士承旨、枢密使为“内相”，拟与外朝三省分庭抗礼，中枢运转在所谓“新三头”中展开（袁刚）。这一过程中，改原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直接与尚书省六曹事务对接；而北衙诸司增设了自三省至卿监的对口机构（唐长孺），尚书省职事被逐渐架空。中唐以后国家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王孙盈政）。困扰唐代后期政治的诸多问题，也促使国家体制大幅度使职差遣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央政体在分层制衡与事任制衡之间摇摆，或兼而有之。北宋前期，以三省职事官为本官，是较为彻底的使职差遣化阶段，但此时三省并没被完全取缔，而是闲而不废。由于皇帝走向政务前台，参与御前会议，和朝廷百司及各级官僚保持制度性的对话，不再依赖以往那种“中朝”机构，中朝作为催生新机构的动力已然消失了。随着使职差遣逐渐系统化，与本官系列协同运转，本可以成就一代新的国家体制的运转模式，但宋神宗即位以后，推行新法过程中，因应政治上的需求，进行中枢权力拆分、归并不同系统的官僚机构，以及对一代令典的神往和追求，元丰年间，推进了国家体制的又一次大的变革。以《唐六典》为蓝本，改二府制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尚书省作为国家的“大有司”，一度搁置，至此再度被启用，重新成为处理大量政令文书之所在，以尚书都省为首的省曹寺监系统被确立为新制的行政主体。然而，在实际政务运作过程中，这一理念先行设计而来的制度存在不少需要调试之处，尚书省事务十分庞杂，涉及行政、督查等种种政务，都省作为决策和行政的枢纽，有着复杂的分层和事任分工，六部职任轻重失衡。宋神宗去世后，新制在中枢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三省合为一，尚书省系统的行政体系虽经历了不断的“紊乱”与“破坏”，产生变形，但基本框架却相对稳定，制度的变形反而使制度更加实用，更富弹性及生命力，成为新制最为成功而持久的部分。这一体系，体现为中央机构是变形的三省制，决策与施行机构分开，尚书省成为国家行政重心。某种意义上，正是与决策保持了一定距离，本身机构的事务化色彩愈重，反而成就了尚书省在国家体制中行政重心的位置。而地方路级以下，仍然是使职差遣系统发挥作用，整个国家体制兼具了理想和实用。至南宋初“官品”系统渐次稳固，这一从元丰改制始得“重塑”的国家行政主体终得成立，在体制上扭转了晚唐以来国家官僚体制使职差遣化的走势。其中六部作为国家行政主体的制度机制一直延续到帝制晚期。报告会交流环节，王文婧、李井奎、张天虹、夏明方、于溯等学者，就制度的评价维度及其在历史变迁中沿革、使职差遣制度、北宋中后期制度改革对金代尚书省制度的影响、活的制度史、宫廷布局与汉制形成的关系、使职的条块化、尚书省的自觉主体意识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探讨。文字：古丽巍摄影：陈彧婷编辑：陈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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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2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作报告，题为《“心史”新谭——从非线性中国化看华夏共同体的构建》。报告会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孙竞昊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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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1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王欢作报告，题为《埃及众神的希腊诠释与托勒密王朝的文化互鉴》。报告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主持。

题：“心史”新谭——从非线性中国化看华夏共同体的构建主

10月20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20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伏俊琏作报告，题为《我国写本学的建立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报告会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孟国栋主持。

题：埃及众神的希腊诠释与托勒密王朝的文化互鉴主

10月13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19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耀南作报告，题为《庄子的伦理批判》。报告会由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伏俊琏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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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上午，高研院2021年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线上视频的形式顺利举行。会议由高研院常务副院长朱天飚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浙大城市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学术机构的11名学术委员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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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高研院自建院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原创思想，形成理论发现，汇聚学术中坚，涵育人文风尚”。为更好地服务学术界知识传播和思想交流，我们特开设“著者谭”讲座系列，邀请历届驻访学者与同行和读者分享他们新近出版的学术成果。本期是“著者谭”第4讲。我们特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徐畅来院交流她的新著《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徐畅副教授也是高研院2018年秋冬学期驻访学者，在院期间曾作过题为“‘二重构造’与‘都城无乡里’：再论唐代长安的基层聚落形态”的报告。主

9月29日下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18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钱江作报告，题为《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报告会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天虹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