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丰富与拓展不久前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既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述的一部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来加深理解与学习其中所体现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丰富新拓展。

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摘要：党史文章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部分写法也各有不同。具体来说，导言应当精致，有悬念。写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冒头法”，二是“破题法”。正文应当丰满，有内容。这里要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均衡布局”，二是“有序排列”，三是“合理熔裁”。结论应当果敢，有力量。对此，党史研究者可用“首尾呼应”、“画龙点睛”、“提纲挈领”、“补述题蕴”、“发人深省”等各种方法。这是就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比较常见。它们与一般党史文章，虽有相同之处，但在题材性质和表达方式上却大不一样。这也是写党史文章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关键词：写法；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篇文章或著作，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个部分又有各自的分工。导言一般是引入话题，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可以再细分成若干板块，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最好在理论或意义上有个提升，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古人有句形象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凤头”是说导言要精致，有悬念；“猪肚”是说正文要丰满，有内容；“豹尾”说结论要果敢，有力量。“书有体裁，文有法度。”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法度”。一、难在开局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与提升研究❖内容提要：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及香港回归大陆以来，大陆强大的经济支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都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和提升奠定基础。本文回顾了香港回归以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及演变，详细分析和研究了香港金融中心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如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关键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但上述“现代化”的定义多从外延功能而非从本质特征出发，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单纯将“现代化”解释为一个过程或包含若干内容的事物，则无法与“封建化”等其他概念区分开来，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作者：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作为一个系统完整且丰富深刻的话语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这里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并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环境）思想（观）”“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论”，而是有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论意涵。具体来说，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

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学批评的探索与贡献❖摘要：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有重要贡献。他倡导史学批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运用史学批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勇于自我批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要求将党史批评之共识——“求真”、“务实”、“创新”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张静如；中共历史；史学批评

三、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生态产品转化路径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为止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萌生孕育阶段（1982~2007）、形成确立阶段（2007~2018）和丰富发展阶段（2018~至今），分别对应于习近平地方主政时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到“5.18”《讲话》、“5.18”《讲话》以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阐述。在长达25年的地方主政实践中，习近平本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经历了萌发、成型与成熟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两（座）山”理念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绿色发展理论。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战略思考从更多是地方地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全局层面，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进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而实现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拓展包括三种情况：阐释强调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5.18”《讲话》的精神实质，结合全国各地实际做出更具针对性和更加细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与任务要求，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新经验新情况新议题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断新阐释。关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生态安全治理与合作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治理与合作，从中国立场来看，应基于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文章来源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政治哲学视角❖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可以大致界定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新兴公共政策议题领域的政治学理解与阐释，因而是一个新的比较政治学或议题政治学分支，但也具有明显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个体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等关系层面上的政治哲学意蕴。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既可以从既有的环境政治学学科发展及其理论成果中获得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基础性支持，但也在研究论域、学术话语和主体视角等方面实现了重大拓展或转换，因而能够更鲜明地反映我国新时代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质性特点。在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下，也有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红绿”的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的探讨，从而表明同样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政治理解与公共政策应对思路，但在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视域下，社会主义质性特征或政治哲学的论辩和追问，成为一个尤其突出、也更加关系着全局和未来方向的问题。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政治哲学、社会主义政治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章来源

开辟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的新路径，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深刻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有机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为视角，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要目标，从认识论层面超越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观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应符合以下三方面原则：一是自然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所提供的资源、环境及其他生态条件。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三是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性。如果人类无度破坏自然环境，就会导致文明衰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阐发主要从应然层面展开。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需要进一步从内涵和外延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明确概念界定。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将人与自然有机融入生命共同体的理论范式，注重从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的维度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怎样的生命共同体等问题，从认识论层面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共存共荣的内在联系，以科学的理论范畴、严密的逻辑架构、深邃的历史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科学阐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自然资源作为劳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实际上，探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必然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亟须结合新的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科学解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我国发展实际，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高度，科学阐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就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内在属性，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备要素和有力支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为保护而保护，而是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阐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开辟了观照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全新理论视野，赋予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以深沉的理性力量和科学的辩证法则，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知与实践视域。从文明观维度系统论证生态与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分析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需要运用历史思维，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看问题。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依附于自然，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获得生存所需。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广泛利用自然，主要靠农耕畜牧稳定地获取自然资源，以支撑自身发展。传统工业文明时期，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自然观的影响下，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大规模改造自然，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针对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毁坏森林的现象，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经过几百年工业化历程，今天的人类社会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年代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破坏加剧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强调“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指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站在对人类文明赓续负责的高度，科学阐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鲜明特征的新的文明发展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迷思，从文明观的维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新境界。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文章来源

生态主义及其对现实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我想回应一下“世界政治”这个概念。记得当初创办国际政治学科专业时，大家就讨论过是用世界政治还是国际政治，还有的学者主张使用全球政治。我们也许可以参照目前历史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的分支学科概念即作为一种世界史的全球史。如果说全球史的意思是要在整个地球空间内来看待某一时代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与看待世界政治，即在全球视野内来观察与理解某一时代的政治，或者说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当成一个对象来研究讨论。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其与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相区分。具体来说，国际关系更多关注世界秩序或外交关系，比较政治学主要是强调研究方法，而世界政治应该是这二者之间的一种综合。当从事上述意义上的世界政治讨论时，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合适的单元选择问题。毋庸置疑，研究整体性的世界政治仍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切面或单元，但这就会蕴含着一个风险，即如果选择或处置不当的话，都可能构建出一个被扭曲或片面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图景。二是政治思潮影响的判定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洞见的大胆想法，但同样存在着单元选择意义上的风险，甚至可以说，研判政治思潮的世界政治影响要比其他的单元更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从世界经济视角去观察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是比较容易讲清楚的，但要弄清楚某一政治思潮的现实政治影响，就不太容易。基于此，笔者将简略阐述一下如何看待生态主义思潮的世界政治影响。一方面，毫无疑问，生态主义是当今世界各种政治思潮中公约数最大的，目前已经几乎听不到有人公开质疑生态环境保护与善治的重要性，因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另一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与确定生态主义的现实世界政治影响，依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难题。在此，笔者将讨论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作为政治理论思潮的生态主义或政治生态主义主要是指什么，二是生态主义对绿党政治发挥影响的三重维度，三是2021年德国大选之后欧洲绿党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意义上的变化。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或思潮的生态主义，即广义上的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就是如何从政治学视角看待生态环境议题，并由此构成了政治学中的生态政治思想或理论分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它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和挑战的政治学成因分析、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想目标的未来社会愿景尤其是政治制度构想、实现这种未来社会愿景的政治变革主体和行动战略。生态主义最先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国家，而促成这一思潮与社会政治运动的现实背景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先后步入后工业阶段（社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二是对社会现实中变得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难题与挑战的大众性关切；三是新社会政治运动与绿党兴起所直接推动着的绿色政治变革及其制度化；四是许多传统性理论思潮（比如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与滋养。生态主义迄今为止已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是它的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理论流派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生存主义，有时候也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痛下决心做出取舍。第二阶段是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可称为系统化发展的阶段。绿党政治及其理论探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这一时期，不仅和生态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生态女性主义等有了较大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也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思潮与运动体系。总体而言，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的三个主要理论派别都已形成，即分别是基于“深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基于“红绿”哲学价值观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基于“浅绿”哲学价值观的主张从经济技术和行政监管制度政策这两个层面来做出绿色改变的理论流派。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至今，其最主要特点是逐渐成为全球性思潮或运动。这种变化一方面与生态环境运动及绿党政治的全球化扩展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1992年里约热内卢大会之后的国际环境政治有关。总之，这一时期生态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逐渐成为真正的全球性思潮。即便如此，就“深绿”“红绿”“浅绿”三大阵营的关系而言，各自之间依然存在着从理论前提到政治政策主张的明显差异甚至是对立。也就是说，如果进一步划分为严格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和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环境主义的话，就可以看到，生态主义可能是内部比较统一的理论体系，而环境主义内部则明显存在着三大流派之间互相批评的现象。当然，就被现实政治或主流政治的接受度来说，更具大众性的无疑是“浅绿”观念或从环境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理解的绿色政治、绿色变革。至于生态主义或环境主义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可以一般性地概括为对如下两大问题的回答：一是如何从时代现实出发，重新认识和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适当关系。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主义思想家的哲学思辨当中；二是如何构想一种可持续的未来社会以及通向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战略，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主义政治理论家与经济学家的探索当中。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生态主义或政治学意义上的生态主义主要指的是后者，但其中也会夹杂着很多哲学意义上的讨论，特别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讨论。比如，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生态主义价值取向，主要是哲学价值理论意义上的，其主要观点包括整体主义取向、尊重自然伦理道德、现实批判性、强调可持续性原则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它的哲学观、政治观、经济社会观等内容。在哲学观上，对于生态主义而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是它的基础或核心。安德鲁

一是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二是开始重视并保护“绿水青山”，三是“绿水青山”已然就是“金山银山”。总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在认识论上将生态上升为经济的增长点”［7］

(P141）。需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在该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直接引用有两处，一是在论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时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与贡献❖提要：在理论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实践层面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倡导与推动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使当今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不断扩大的世界性影响：推进以联合国平台为中枢的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合作、促进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作、推动构建基于国际新秩序理念与目标的人类（地球）命运共同体建设。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世界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一般而言，世界意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要构成性方面[1]，尤其是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中，我们已很难将国际和国内层面截然区分开来，但更多是为了便于理解和叙述方便，本文将集中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做简要阐述。概括地说，这里的“世界意义”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范围重要性和影响，尤其是它对于广义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理论话语议题和政策制度实践的拓展、引领与推动作用，并且将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来展开论述。一、理论维度从理论层面上说，在笔者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至少体现了如下三重意义上的全球性绿色理论话语议题的重大丰富、拓展与创新。第一，它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尤其是针对如何同时解决“不发展（现代化）”和“非绿色发展（现代化）”的难题。[2]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到，其主导性或统摄性的理论话语伞形概念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发展（现代化）”，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可持续性（生态）”。非常有趣、但也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前一个理论话语体系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相对不太发达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水平——尤其是按照或基于经济GDP指标测算的各种统计数据，成为了欧美少数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衬、批评或帮扶对象；而在后一个理论话语体系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由于承继或引入了主要来自欧美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现代化发展产业结构与技术体系而突出呈现为生态可持续性或绿色化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依据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石化能源或碳排放比例，并再次成为后者的反衬、批评或帮扶对象。尽管对这一结果的根源性解释只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欧美少数发达国家掌握霸权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3]，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似乎的确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意义上的难题。尽管如此，部分受益于从1972年举行的人类环境首脑会议到1992年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峰会所提供的国际话语语境与政策氛围的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要性，而基本思路就是将保护与发展、生态可持续性与经济社会可持续性相结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努力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从“发展（现代化）”向“可持续性（生态）”伞形概念的转换，更多体现为向“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话语的转换。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发展中国家时代背景与语境的重大理论成果。一方面，它依托于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绿色政治共识。无论是毛泽东的改善环境、勤俭节约思想，还是邓小平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江泽民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建设“两型”社会思想，都反映了我们基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更为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追求，并构成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自然生态规律、经济社会规律与执政党治国理政规律总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0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必须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4]。另一方面，它是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新目标与新要求所做出的绿色政治概括。其中，新环境既包括国内环境，也包括国际环境。对国内环境新变化的权威阐释，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述：“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5]。而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权威阐述，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8”《讲话》中所说，“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6]。因而，中国将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7]。依此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主要特点或“靓点”，就是关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或者说如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无论从小部分已实现初步工业化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巨大生态环境压力的现状，还是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发展国家”）依然面临着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来说，作为一种绿色现代化理论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8]，其普遍意义或理论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一方面，没有发展就没有保护，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依然严重不公正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中国的事实再次证明，一个发展中大国只有真正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现代化经济技术体系，才不会沦落为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供给地和高端产品消费市场，也才能逐渐实现对本国生态环境系统及其重要元素的高水平保护。另一方面，没有保护就会失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而自然生态保护治理已成为现代国家与政府的重要管治职责及其治理能力体现。中国的现实经验表明，除了渐趋完备的国家环境法治体系和日益丰富的环境经济社会政策工具运用，更为重要的是把绿色理念与思维融入到现代化发展战略及其贯彻落实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不仅从结果上治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更要从源头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发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指出，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9]。当然，这将是一个充满艰辛曲折的长期性发展过程，而且会始终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尤其是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挑战，但作为总体思路无疑是正确的。第二，它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尤其是强调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所实现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制度化结合来应对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10]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源自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条件注定或加剧了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在内的系统性、内源性危机，而这种多重性危机状况终将导致它被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取代，从而为构建一种新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创造经济社会前提。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或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系统挖掘与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将其阐发转化成为一种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与政治批判包含着一个明确的生态维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取向的经济政治变革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识性侧面或“突破口”。但远比理论分析或设想复杂的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最先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关注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率先尝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包括我国）在实践中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虽然可以用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对这种社会主义变革的非规则性或不彻底性做出解释，但它却无可置疑地表明，即便在那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国家，也需要充分考虑更多是追赶性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可能会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或破坏，而且要尽可能地避免所处的资本主义国际环境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处置上的各种体制性压力或诱惑。总之，生态环境危机或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来说，不仅要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替代的意义上来理解，还要在资本主义主导国际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上来理解。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植根于当代中国经验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11]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质性的。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或论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构成了它得以全面理解的宏大统一的统摄性理论框架，也提供了其主要政治与政策意涵得以充分展现的制度构想基础。换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完整意蕴，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的整体框架下才能得到正确揭示或阐释。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多次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意涵更为清晰的概念化表达。另一方面，它又是生态（主义）质性的。对于生态环境本身重要性的认识，无论是基于对最普惠民生福祉的考量还是借由对民众优美生活环境与审美娱乐需要的满足，都导向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生态主义色彩浓郁的哲学伦理立场和态度[12]。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抑或生态主义，都不是纯粹或极端意义上的。准确地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意指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成长过渡将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历史性过程；生态主义并不是学界通常所指称的生态（生命/生物）中心主义或“深生态学”，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更容易认识到并切实推进的尊崇与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所未有高度或程度。与此同时，这里的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不再是冲突的甚或对立的。必须承认，古典社会主义实践在生态议题上是有着明显缺陷的，其最大的缺憾则是未能充分考虑到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性需要，而包括国内学界都给予特别关注甚至推崇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伦理理念和生态自治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则不得不面临大众可接受度过低的难题，因而，经过重新界定的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新构型结合就成为一种更有希望的选择。鉴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不是近期现实的前景，作为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普遍价值或理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当今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仅已经顺利度过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突然解体所造成的严重冲击，而且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经济实力上的大幅度提升与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进一步稳固，而欧美发达国家近十年来危机不断的状况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则事实上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合法性和正确性的强有力“背书”。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体现的“红绿融合”生态突破意义才显得更加意义深远。无可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红绿”社会政治变革理论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观）则是它的权威性呈现。[1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5.18”《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14]。概言之，这种当代中国的“红绿”思维与进路所包含和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一方面，“红色的”才是真正“绿色的”，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可以更好地避免和应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框架，至少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谨慎处理好绿色议题，即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和阶段性发展都要求与时俱进地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纳入到越来越高级别的社会政治议事日程，并逐渐显示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或做到的生态民主审议规约与主体意识行动自觉。第三，它是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将“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形塑为“生态文明建设人文社会科学”[15]。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努力，作为对现代生态环境议题进行理论回应及其主要成果的（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群或谱系。[16]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从经济法律到哲学美学、语言艺术，如今都拥有由于生态环境关切或考量而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并且往往会因为所采取的不同哲学伦理立场与观点而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或论域，比如哲学中的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美学中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经济学中的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等。而在这种繁荣外观的背后，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受制于如下两个方面的约束因素，一是主流（母体）学科的主导性甚或独断性话语体系的排斥或禁锢，二是欧美少数国家依然占据着的对于这些主流（母体）学科的从学术评判到话语表达甚至语言形式的霸权地位。就前者而言，如果说生态经济学或资源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体现在经济社会政策影响和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但它们在各自的母体学科即经济学和法学中的处境却依然有些差强人意甚或窘迫，而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大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则显得更为弱势或尴尬——时常面临着哲学性或学理性不足的批评。尽管这些新兴学科确实存在着不够独立与成熟意义上的问题，但主流（母体）学科的体系性歧视和排斥显然是更为重要的阻碍因素，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关键性。就后者来说，无论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统摄甚至霸权之下进行的。这意味着，尽管它们之间也的确存在着由于观察视角与研究范式差异所带来的理论张力，但更为明显或“顺理成章的”，则是基于欧美社会现实、话语语境甚至言说形式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至上）主义”表征，以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思考乃至话语表达的过滤或屏蔽效应。因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所谓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既不是全球普遍性的，也并非真正是独立自主性的，而是有着强烈的欧美国家宰制或霸权色彩，也就往往难以深刻分析与有效解决自身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说，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提供了一个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或学科形态。而从政治学的视角来说，我们则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17]。具体而言，它包括如下三个构成层面或步骤：一是研究论域转换。通过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而不再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确定为最高伞形概念，“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所涵盖和讨论的视域范围，把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多种元素纳入其中，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管理方面的政治与政策。二是话语体系转换。如果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更多体现为一种狭义空间范围内的约束性思考与实践，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就更多呈现为一种广阔得多范围内的主动性思考与实践。比如，绿色发展或绿色现代化、社会生态转型、社会主义阶段性变革等，都可以毫无违和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支撑性概念。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成为一种进取性的、面向未来的新政治。[18]三是主体视角转换。十分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背景与语境下展开的，而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环境治国理政方略。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与实践有着鲜明清晰的“中国标识”或“中国印记”，而这对于中国学界最终完成从面向欧美国家的“虔诚学习者”向面向中国实践的“自主研究者”的主体视角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握住如下三个主要方面：“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而要把握好这三个方面，就必须首先做到以自主立场和自信态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19]。完全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把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学”定格为“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一个鲜活实例。对于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指向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意义或理论贡献，至少同时体现在学科范式、思维方式和实践变革潜能等层面上。就前者来说，任何现实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真正成熟与发展，都必须基于实现主体视角与研究范式上的深刻变革，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从本国本土的实际状况出发来分析现实、思考对策，使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更多呈现为一种立足于当地人文精神与社会体验的感知理解和学理阐释；就中者来说，尽管全球视野下的理论分析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分析一样是正确的和（更加）需要的，但对于普遍性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形态或理论范式的信奉与追求，仍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制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理念与价值观的表现，在现实中则会有意无意掉入欧美少数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与话语陷阱，因而像“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这样的体制外促动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变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弥足珍贵；就后者来说，历史一再证明，真正推动理论革新与前进的最强大动力还是实践，而最能够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理论则是那些与时代实践需要相顺应或契合的理论，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显属于这样一种理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在重构绝不仅限于国内人与自然关系现实的同时，也必将会在同等程度上重塑这些学科理论本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2022年3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一直着力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已近30年。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新背景、新条件的呼唤，只有进一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不断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才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良好支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的选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转折之时，中央总会出台相应的重大政策给予指导支持。一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需要国家从政策层面给予明确和指出方向。于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的目的就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利用经济杠杆，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核心。二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各方面改革应该如何推进？为此，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情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呢？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面临新的情况，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区域和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还不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远未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远没有理顺、市场的分割与壁垒问题严重、地方保护主义与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存在、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隐形的歧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以及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将严重制约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原来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变为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为主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所以，经济高质量就要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向科技创新，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达到效益提高、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许多商品在中国市场的产量和需求量都位居世界第一。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开发与应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40%左右。特别是中国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各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关系迅速提升，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和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和扩大，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日益深化。然而，作为崛起的大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等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二是中国具备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条件。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万美元，经过40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初步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已经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成。另外，中国早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相对独立和完备，这也造就了中国工业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三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国内企业成长和形成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国企、民企，都应该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中优胜劣汰的市场主体，才能真正成长为有竞争力的企业。各类企业都应该在市场中通过竞争脱颖而出，这样的企业也才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最终也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引领全球。中国产业和企业已经不再是跟跑，而是进入了并跑和领跑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高质量经济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度，创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企业平等参与竞争的前提，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做大做强最优。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是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战略，不能是各自为政的“小循环”，形成市场壁垒、行业壁垒以及区域壁垒等障碍。一是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全国市场制度规则的统一是基础性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基础性制度规则建设上仍有短板。例如产权保护不到位，有些企业产权不清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还存在歧视和偏见，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直接影响到创新和知识成果的转化；在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应该实行“全国一张清单”；要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二是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市场基础设施的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物流园、仓储、农村物流网点等，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和线上各类交易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第三方支付体系建设和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此外，还要推动各类市场的市场化广度和深度。我国市场化质量和深度还不够，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计量标准，很难与国际市场质量和标准对接。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基本上走向了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和资源市场的发展滞后。我国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数据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严重滞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导致要素配置的效率低，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如何进一步建设好要素市场，释放要素配置的效率，将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一轮支撑。四是立破并举，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从制度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同时又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推进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稳步推进建设畅通国内的大循环。首先，清理各种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的小市场、自我小循环。其次，如何让政府积极地参与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来，那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配套制度。中国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要融入国际大市场的循环之中，必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且不断与国际接轨，才能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也才能在真正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成为经济强国。作者简介王在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文章来源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当代中国生态扶贫进路❖内容提要：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以及作为其权威性表达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贯穿于或影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方面或议题领域的重要理论引领、政治规约和行动指南，而这当然也包括致力于探索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与扶贫开发、脱贫致富相结合的生态扶贫政策领域。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及其实践，生态扶贫可以大致理解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观背景与语境下，通过国家专项政策、各方面资源投入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来实现对较为丰厚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贫困地区的绿色开发或较为贫瘠自然生态环境的经济贫困人口的异地发展。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民政治共识与国家重大战略统领之下，生态扶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理念丰富、政策综合和途径多元的议题性话语政策实践体系，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侧面或维度，而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生态公益补偿机制、有序开展生态易地搬迁是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实践模式或进路。关键词：生态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生态公益；生态搬迁

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的思路与方法❖摘要：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其思路与方法主要有：坚持经验来源于历史，主张对党史上的一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作历史的分析；认为教训可化为经验，强调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认为经验有多种形态，党既要创造和汲取直接经验、也要积累和运用间接经验，既要创造和汲取一时之经验、也要积累和运用永久之经验；坚持从经验中求理论，强调通过历史分析、抽象概括和实践验证，从经验中抽象出理论来，实现对“理论”的创新。关键词：历史决议；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就是高度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而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并将其上升为新的理论成果，更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途径。因此完全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党不断创造经验、汲取经验、积累经验和运用经验的历史。这既体现在党的实践活动中，也记录在党的历史文献中，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无疑是其中最新最全的一次总记录。本文就试图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中共如何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作为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点体会。一、经验来源于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经验的总结是要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马克思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实在的事实可归结为经验的事实；第二，经验是观察历史的条件和基础。显然，马克思是基于人类生活的“经验”，并运用“经验”的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经验”一词多次出现，诸如“经验的考察”、“经验的材料”、“经验的存在”，等等。他对于“经验”的强调，首先针对的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其目的就是要反对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理解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因此，只有人的实践才能产生感性材料，也只有实践的人才能从中获得理性认识，才能真正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得到证明。毛泽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同样存在一个运用“经验”来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为此，在1961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4]另一方面，党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5]当然，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积累经验，都必须尊重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后来成为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道路的重要方法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除此之外，在总结经验的具体工作中，还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7]。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要求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对党史上的一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都作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以逻辑的理论推理取代历史的现实研究，更不能以抽象的逻辑去人为地剪裁历史事实。在处理经验与史实的关系上，也不能用一般原理去框定历史，把史实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实，通过史实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进行理论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强调“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均不可取，只有“史论结合”才能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它的经验来。这一历史主义原则也被应用于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中。虽然写“历史决议”不同于修党史，但也要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所以毛泽东要求研究党的历史，必须“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8]。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中，他更是强调总结历史经验，“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9]。这一条原则也体现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因此，他要求“决议”起草小组，“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10]。邓小平指出，对党史上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正确的东西要坚持，“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11]。正因为此，“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12]这也是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所遵守的基本法则。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强调的，要用三个观点看待党的历史，其中第一个就是“具体历史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体现在历史经验的论证方式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各时期党史人物与事件的分析评价中。比如，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人民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针对新时代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说明党带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华民族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二、教训可化为经验在党的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表面上看好像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14]因此对它们，在分析历史、总结经验时，也需用发展的眼光作辩证地看。首先，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功过。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15]事实上，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这样经过反复的实践，“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16]。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一次右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以后，才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是在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以后，才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17]其次，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经验教训。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18]所以他说，“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19]，主要目的还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同样要求运用这一方法来处理历史问题。他说：党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总结起来都“很有益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所以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20]。这表明教训可转化为经验，坏事也是可以变成好事的。刘少奇说：“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21]这个条件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从理论上分析二者之间的区别联系，并在实践中把握其转化的基本环节。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区分教训和经验。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2]因此早在讨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就强调：“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23]所以评价功过是非，区分经验教训，还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是说别人的东西都不行，我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最权威的判断。没有这种权威，权威就是人民”[24]。二是坚持“两个务必”，这主要是针对成功和经验来说的。毛泽东认为，党的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25]。在延安整风中，他还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6]。有鉴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更是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问题：“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7]这已经成为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作风。也正因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还一再强调：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28]。三是坚持“自我革命”，这主要是针对失败和教训来说。邓小平说：“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当然也就不可能“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29]。事实上，能否具备“自我革命”精神，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的确是一个政党能否将教训转化为经验的关键。正因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还一再强调：“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30]上述思路和方法也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正如习近平指出：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失误，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进程。[31]党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已经生动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起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习近平也同样要求贯彻这一思路和方法。正如他在这个“历史决议”的说明中所强调的，“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32]。三、经验有多种形态经验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也是认识的开端。一般来说，经验有它的初级阶段，即感性认识，也有它的高级阶段，即理性认识。历史经验指的就是后一种认识。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人们运用概念并经过判断和推理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历史结论。首先，就其来源看，历史经验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经验，二是间接经验。前者是指人们从亲身实践所获得的知识，而后者则是指从别人或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毛泽东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33]。所以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直接经验的提取和应用。这当然与党的那一段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党的历史上，有很长一个时期，外来的间接经验占据着主导地位。对此，毛泽东曾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34]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毛泽东说：“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35]正因为此，毛泽东才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认为钉子还是要自己碰，要努力从本国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他说：“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36]不过，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直接经验，但也不是一味地排斥间接经验。相反，党还要求关注间接经验，并把它作为直接经验的必要补充。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7]。其实，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因为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8]。但这种学习和借鉴，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因为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9]其次，就其内容来说，历史经验也主要有两种：一是一时之经验，二是永久之经验。前者仅具有一时之价值，过时而价顿减；而后者则具有永久之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见加增。这是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创新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与战略高度，把创新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全局的核心性位置，对创新发展的理念、战略和路径举措做出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习近平创新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确立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十九大把坚持新发展理念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为节点标志，习近平创新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其一，从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八大要求，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并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视角论述阐发了加快创新发展的重要性。2013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大创新驱动发展力度，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2014年6月，他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强调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14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2015年3月，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则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在此基础上，2015年3月，《中共中央

环境政治学：现代世界的绿色希望本文为我院郇庆治教授接受“政治学人”访谈时的内容。01政治学人：郇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政治学人”的访谈！作为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您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从事环境政治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一直致力于中国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建构与国际化发展。那么，您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深耕于这一领域？■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敬畏生态背景：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特别是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1.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哪些阶段？郇庆治：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迄今经历了如下三个大的阶段：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尚未彻底分离（化）、人类生存发展以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为主的远古时期，时间上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之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已经实现分离（化）、人类生存发展以农林牧渔业和城乡化居住为主的古代时期，时间上持续了长达近万年之久；三是人与自然之间呈现为一种彻底分离（化）甚至对立、人类生存发展以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化生存为主的现代时期，时间上开始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在18世纪之后迅速加快并逐渐蔓延至整个地球。至于我们当代人类社会，虽然已经展现出了许多时代新特点，但整体上仍属于“现代时期”这一大的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每一个大的阶段，都同时呈现为一种特定构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归根结底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状况和性质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状况和性质，而某种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构型又会对当时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构型产生着深刻影响。这样一种对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关系的理解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是与其在根本上相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及其变革的历史性作用，同时也是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与既定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产力的。就其总体而言，上述三个大的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十分明晰的。在第一个阶段，尽管还不存在狭义上的、以集体定居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但人类的社会化生存生活和文化艺术特质还是非常明显的，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存方式既是它们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表征，也决定了其与大自然本身的天地交融、和谐共生；在第二个阶段，古典意义上的乡村和极少数繁华的都市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可以达到的全新高度，但这种或长或短的辉煌盛世都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包括自然生态稳定性、王朝权力和平更替等在内的诸多方面条件；在第三个阶段，人类社会（文明）实现了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自主性和自然生态独立性，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人类科技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标志着“人”史无前例地成为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或主角——在客观事实和自我认知意义上都是如此，而十分吊诡的是，人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人类世”的时代遭遇到了关乎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危机。

那么，应如何理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意蕴呢？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及其时代拓展摘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具体地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认知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和谐演进的前提性要求；公平与正义是制度构建与运行层面上的价值规约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法则；民主与自由是目标目的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趋向进步的终极性要求。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新时代外交理念与战略，既是对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原则的守正弘扬，也为这些理念原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背景语境下的意涵扩展重塑提供了现实舞台。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乡村的“节俭”价值随着我国近两个世纪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渐近尾声，复活与重塑作为传统文明和社会主要载体的乡村的多重价值，已经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节点。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背景和语境，则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乡村“节俭”传统的当代价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品德的节俭在谈及“节俭”时，很多人马上会联想到“贫穷”。应该说，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自古至今人们的节俭生活，确实是相对匮乏的物质财富或生活资料所导致的一种无奈。也就是说，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徘徊在维持生计水平时，人们不得不过一种量入为出的简朴生活。

[18]《寄生虫》为安慰而揭露，占据了相当比例的文化空间，排挤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批判。事实上，只有工人政党领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无产阶级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历程及其特质［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特质和思想辉煌的内在禀赋。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内涵和历史进程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历史路标”意义上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和理论建树的学术依循；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使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主题；这一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而且还把这一过程形成新的思想升华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结果。［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

寄语北大，引领时代——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大学的重要论述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北京大学在青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先锋作用。习近平同志进入中央工作以来，多次前往北京大学考察，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北大师生进行交流。他多次寄语北大师生，为广大青年的成长成才指引道路、指明方向，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在实践中引领时代进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百年沧桑巨变。作为五四运动和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青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先锋作用。习近平同志进入中央工作以来，在多种场合就北大“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的特质寄语广大师生，对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办学方针、思政工作等等问题作重要指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培养与人民同行的时代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当年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勇做时代先锋，发起并组织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北大师生应该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梦是包括青年在内每个中国人的梦，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2012年11月，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阐发这个思想。2013年，在五四青年节前夕给北大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他号召包括北大学子在内的青年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为“实现中国梦奉献智慧和力量”。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014年5月，与北大师生共同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2018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我记得，1981年北大学子在燕园一起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今天我们仍然要叫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这既是对过去北大学子争当先锋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北大学子的一种殷切期望。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筑牢思想根基，培养时代青年，要贯彻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北京大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名校，也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排头兵。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这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敬始追远，正道沧桑。“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09年5月，习近平同志视察北京大学时，参观了北大校史馆，指出作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北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仅要发扬光荣传统、优良学风、办学理念，更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2012年6月，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调研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高校党建要继续坚持和贯彻好正确的指导原则，紧紧围绕服务大局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这一主题来开展，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来推进，围绕贯彻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领导体制来加强，围绕抓好基层打牢基础这一重要支撑来深化，为高校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举行的座谈会上，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回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抓好以下三项基础性工作。第一，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强调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第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强调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总之，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考虑大学师资队伍的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要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有效转化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三、加强高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关键要时刻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高度重视高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薪火在北大代代相传。1992年4月，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北大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基地。2018年1月，北京大学又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以深入阐释新时代新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与科学体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这是北京大学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举措。2018年五四前夕，在北京大学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考察马克思主义学院，指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要坚持“马院姓马，在马言马”的鲜明导向和办学原则，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发挥应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走向，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学思想基础。”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高校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多次发表讲话、作出指示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这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工程，也是新时代北京大学的光荣使命。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北京地方志》2021年第2期排版

百年中国共产党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实践逻辑摘要：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论者。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爱国主义的前提下，从国际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出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同历史阶段灵活运用国际联合、斗争、合作的交往策略和实践方略，为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回首百年党史，回顾中国共产党坚持国际主义的思想逻辑与实践方略，对于更好地理解百年党史之路，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思想，从而更好地领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百年党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基本问题——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思考摘要：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不是指特定历史时间点的选择，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是从受资本逻辑主导的附属国家走向主动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带有偶然性的主体选择在其后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通过纯粹文本研究、理论逻辑推演能提出来的，它实质上反对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教条主义，以及过于看重经验而看不到思想、理论价值的经验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是包含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时代会开辟思想的新境界，会赋予思想以原创性。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开辟新境界，必须不断地做出原创性贡献，才能去引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宣传应该抓住的主线是：品鉴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智慧，感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应该坚持的学术旨趣是：面向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学理的回应，推进思想的发展，助推实践的进步。

《马藏》最新成果亮相，聚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日前，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暨《马藏》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马藏》编纂与研究的最新成果——《马藏》第二部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部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第四部第一卷和第二卷集体亮相，至此《马藏》编纂完成即将正式出版14卷，共900万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藏》编纂与研究”阶段性论文成果《〈马藏〉研究》第二辑，也同时面世。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马藏》主编顾海良介绍，于2015年3月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的《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旨在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文献集大成地编纂荟萃为一体。《马藏》编纂借鉴了国际上编纂大型文献书籍的体例，现分为四部，即著作、文章、新闻报道和党的文献四类。2019年5月，《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正式出版；2020年11月，《马藏》第一部第六卷至第八卷出版，本次会议发布了第二部至第四部的六卷新成果。“《马藏》编纂与研究并不仅是一般的文献汇集与校注，还有很重的学术研究分量，目的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和学理基础。”顾海良表示，在编纂与研究中，团队力图厘清、纠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认识中存在的讹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规范，培养良好的学术风气，把思想性、政治性和学术性、学理性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整体过程。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宋凌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操晓理分别致辞。王博指出，《马藏》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夯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文献基础，深化对“四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和研究。宋凌云表示，《马藏》的研究成果，补足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文献的短板，有力地回答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为何能脱颖而出，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普遍共识和必然选择等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操晓理表示，希望《马藏》编纂与研究团队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研究，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加强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文本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数据库和信息更新建设，提升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近代中国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等话题研讨交流。与会者表示，《马藏》不仅具有珍贵的文献资料价值和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还将助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比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了以《马藏》编纂与研究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研究”等课程，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学科博士后、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也得以加强。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大思政课点亮理想之灯6月18日，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现场，伴随着李大钊先生的名篇《青春》，观众观看沙画先导片。你有没有听说过北大女生宋玺的故事？她曾是亚丁湾护航编队中唯一的女子特战队员！你有没有上过大师级的思政课？例如“航天英雄”杨利伟、思政名师张维为。你有没有遇到过岳松这样的思政教师？他的网络思政课被弹幕刷屏！……6月18日，一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北京大学开讲。“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大学主办，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教育部社科司、中国青年报社承办，中国青年网、新浪微博协办。“上思政课难，在北大上思政课更难。”在启动式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讲述了自己的教学体会。他记得自己到北京大学之后上的第一堂思政课，“自己讲得兴高采烈，下面却反响平平，这让我很有挫败感。”为什么会有同学对思政课不感兴趣？怎样才能让思政教育走进同学心里？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思政课就能走进青年的心里。很多思政课老师都在进行着尝试。“青年说，请不要走在我后面，我可能不会引领；也不要走在我前面，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山东理工大学思政课教师岳松说，为了让思政课走进青年学生心中，他努力尝试着在课堂上提高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点头率”。“不和学生做朋友，学生为什么要跟你走？”岳松说，思政课教学要“配方”先进、“工艺”精湛、“包装”时尚。后来岳松开始做网络思政。他的课是“形势与政策”，时效性特别强，“弹幕是个探针，采样量越大，它就越精准。”岳松说。其实，新时代的思政课已经开到了田间地头，开到了指尖屏上，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有趣有料，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思政的魅力，不仅在于课堂上“畅饮真理”的酣畅，更在于习得“道理”后的眼中有光、脚下有泥。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樊静蓉毕业后，作为选调生来到了重庆市渝北区玉峰山镇玉峰村担任村党委书记助理。“走出书斋，我就要走到最远的地方去，脚下带最多的泥土，经受最艰苦的磨炼。”樊静蓉说。读国情书、读基层书、读群众书。樊静蓉是中国千千万万有志青年的缩影。去年2月，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第六中学一名学生读了一本名为《中国震撼》的书。他在读后感里说：“疫情还在肆虐，可是我并不恐慌……黑暗过后，总会见到最美的太阳。我相信中国很快就会渡过新冠肺炎疫情的难关，再次让世界为之震撼。”这本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中国青年网上看到这篇文章，当晚就给武汉中学生回了信。“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更加自信、更加阳光、更加敢做敢当。”在启动仪式上，张维为也再次给中学生们点赞：“孩子们，好样的。”张维为分享了他新书里的一段话：回望全球战疫这几个月，对国人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开放式的、体验式的中国自信和中国制度自信的公开课。“在我入伍的2015年，全国有80万大学生报名参军，这个数字在2020年，变成了120万。”90后北大硕士研究生宋玺在启动仪式上说。10年前的宋玺在北大是多面手：校园歌手、电台主播、运动达人，但是她却觉得这一切“有些浮躁和无聊，缺少某种沉甸甸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她走上了一条让自己“吃苦”的道路——走入军营。宋玺开始练习爬铁丝网、越野跑，练实弹射击和擒拿格斗，“苦真的吃了不少，但觉得苦时，偷嚼的板蓝根颗粒，却很甜。”宋玺说道。2016年年底，宋玺成为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随中国海军编队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训练时淌下的每滴汗水，海上漂泊时的每分寂寞，晕船的疲惫，受伤的痛楚，都有了宏大的意义。那就是个人成长依托民族命运，人生价值汇入时代洪流，这是北大的精神，更是北大的传统。”宋玺说道。退役返校后，宋玺成为海军宣传员、北大兼职辅导员。她登上了学校的思政课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正如一位航天员说过的：人在太空，身体会失重；人在地面，如果没有梦想，灵魂就会失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付丽莎展示了一张照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毕业生王楠与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的合影。王楠初一时，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首次实现太空漫步；高二时，神舟十号飞天，王亚平太空授课，“那堂‘太空授课’是我最美好的一帧记忆，‘太空教师’王亚平一直是我追梦路上向往的光。”王楠说。“航天”成为她心里最神圣的梦想，航天人成为她最坚定的榜样。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把6个平行志愿的首选专业全部写成了“测控”，就是为了离航天事业近一点。今年，王楠硕士毕业了，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航天工作者。付丽莎说，思政课的意义所在，就是让这些“天边”的故事、“天边”的榜样，走到学生“身边”，走进学生心里。刚刚从神舟十二号发射现场赶来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向现场大学生介绍，在神舟十二号执行任务之前，他与航天员们一起，来到位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760多位烈士静静地躺在这里，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足27岁。“我们取得的辉煌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不懈的努力。”杨利伟说，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才有今天航天员的太空遨游。“大家还记得，国际上管航天员叫astronaut，但我们成功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我们把中国的航天员叫taikonaut。”杨利伟说。据了解，词根taiko出自“太空”的拼音，目前该词也被牛津词典收录，意思为Chinese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阅读”问题摘要：“阅读”是党史研究者的一门必修课。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首先应当立志读书、放眼读书。其次是要制订一个周密的读书计划。要把与“本人专治的学问关系密切的科目”，作为重点阅读的内容；要多读一些“传记书”，这其中不仅包括人物传记，而且还包括学术回忆和学人日记。党史研究者若多读一些这样的书，知道一位学者如何成就，其知识和素养如何养成，这样随他学去，便可使治学精神日益提高，治学方法日臻完善。除此之外，还应当广泛阅读一些“课外书”。这样既可以“劳逸结合”，也可以“博采众长”。对于这类书，研究者只要“知养生”、“知体道”，就一定能够读出它的妙处来。关键词：阅读；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也就是说，只有通晓乐曲才能懂得音乐，只有遍察宝剑才能识别利器。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专业学习和从事学术研究。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因其本以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业，主要从事文字工作，所以对知识面和阅读量的要求更高。这也是党史教学和研究中，要把“阅读”列为“入门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要修好这门课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虽无终南捷径，但也确有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说出来可以为党史初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一、立志读书读书须“立志”，否则就可能会因缺少方向和动力，而变得虎头蛇尾，有时甚至半途而废。曾国藩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1]那么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怎样才叫“立志之真”呢？我以为至少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要“胸怀大志”。一个人能否读书，与他的志向和抱负很有关系。如果是以混张文凭为目的，那么文凭到手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养家糊口为目的，那么能够养家糊口就可以不读书了；如果是以功名利禄为目的，做了官，有了钱，也就可以躺下来睡觉了。这样目光短浅的人，随时都有可能中断读书，即便是学业在身，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读书上。相反地，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既不止于温饱，也不止于名利的。其实在中国学术界，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超越这种局限，很早就立下读书宏愿的。比如，蔡尚思早年在南京，曾入住国学图书馆。他的志愿就是把这个号称“江南之冠”的大图书馆中的历代文集看完。一位馆员听闻摇头说：“古来没有此种人。”而蔡尚思则说：“事在人为：一年可以等于二、三年，例如每天用十七、八小时读书；反之，二、三年也可以等于一年，甚至比一年还少，例如每天只用五、六小时以下读书。我决心每天用十六到十八小时翻阅中国历代文集。”[2]他说到做到，结果真是把这些馆藏图书看完之后，才走出这个图书馆。蔡尚思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蔡尚思一样，钱锺书也是如此立志读书的。1929年入学清华大学后，钱锺书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横扫清华图书馆”。在此期间，他用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把读过的书整理好，抱去图书馆还，再抱一堆回来。[3]据夫人杨绛回忆，钱锺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以至于“在清华待了4年，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有去过”

2021年春季学期北大思政课优秀论文名单经过各班主管教师和助教推荐、会议评审、论文查重等环节，2021年春季学期“北大思政课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结果新鲜出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五门课各评选出优秀论文。现公布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2021年春季学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优秀论文名单姓名院系论文题目郝泽成

曲建英硕博新见李应瑞：马克思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时代意义李应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实践与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内容提要：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更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愿景的许多理论构想或“常备剧目”，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间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甚或“级差”，但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同时基于社会主义政治和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及其二者有机融合的历史和理论自觉，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切实持续取得成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前提性条件。关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的若干问题研究——以北京大学为例摘要：笔者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思政课上讲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经验，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的时代价值，即传播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诉求，为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指明正确的方向，培养高校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促进学生养成绿色生活方式。同时，笔者认为进一步做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教学的具体路径应该包括：积极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研究工作，以科研促进教学；引入微课教学，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形式；开展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等。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课堂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教学实践笔者在北京大学开展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专题思政公共课教学，始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并在2018年将名称确定为目前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迄今已经接近八年的时间。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一专题课的教学情况做简要概括总结，以便进一步改进完善该专题课的教学，并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高校的深入学习宣传与研究。自2012-2013学年的第二学期开始，北京大学开始在本科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硕士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开设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专题课，自2017年开始，北京大学在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课程中开设这一内容专题课，自今年起，北京大学在本科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也开设了这一专题课。2013年最初的专题课主题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之后改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该专题课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政治与政策的演进，也就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由来；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制度创新与政策落实过程中会遇到的系列现实问题。其中，在本科生的思政课中主要以讲授第一部分为主，旨在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在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思政课中则以讲授第二部分为主，旨在使同学们对相关理论实践问题有更多的学理性思考。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次会议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确立,也吹响了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指引美丽中国建设的前进号角。在此之后，笔者所任教的专题课的主题修改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意涵。在第一部分的教学中，笔者致力于分别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生成”——从毛泽东“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思想”、邓小平“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江泽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建设两型社会思想”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本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地方主政时期、中央主政时期和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新发展；在第二部分中，笔者则侧重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维度、制度维度和战略维度，理论维度着重阐述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核心理论观点，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大原则”或“八观”，制度维度则着重阐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确定和提出的“八大制度”，战略维度着重阐述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旧“四大战略部署”（替换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笔者希望通过以上内容在北京大学的思政课上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全景式的阐述，使北京大学的同学们不仅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脉络，更能够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在教材方面，虽然国家一直没有出版专门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教学读本，但笔者及其团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先后出版了《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生态文明建设十讲》（商务印书馆2014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2018年），以及数量众多的专题性学术论文，这些都成为了同学们课堂讨论和课后阅读的重要材料文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课堂的时代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不断探索，凝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理应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高校思政教育内容当中，这对进一步培育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有力传播者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1.传播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诉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诉求。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很重视环境保护问题，从毛泽东“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思想”、邓小平“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思想”到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建设两型社会思想”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概念的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重要性得到再次确认，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断深化与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则有力承接了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推进的总体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语境中不断显现，也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力和国际担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的总任务，建设美丽中国已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政教育中传播和讲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传播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2.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指明正确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理应注重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其教育内容也应坚持与时俱进，保持常新。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空气污染加重、臭氧层空洞面积扩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迫切面临的环境难题，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新认识的成果和结晶，不仅回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更为解决全球性环境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方案。积极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有助于为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推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不断创新和发展。3.培养高校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促进其养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学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其价值观的培育和形成非常重要。“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释和我国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秀案例的实践论证，将进一步引导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个人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影响。笔者所任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课程体系通过不同年级的不同授课方式，既培养了同学们的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帮助学生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理论定位之外，还有效引导大学生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帮助大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引导学生投身美丽中国建设，逐步提高生态意识和环保素养，抵制奢侈性和浪费性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助力低碳绿色校园建设等。三、做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的具体路径1.积极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研究工作，以科研促进教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建设美丽中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伟大胜利的重要指南，其丰富的内涵和长远的意义具有高度的科研价值。现阶段我国高校思政课教材存在着教学内容上相对滞后性的特点，但高校教师在教学时不能仅仅充当“教材搬运工”的角色，而应当积极开展针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研究工作，获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深层次的逻辑发展进路，实现以科研促进教学的目标。笔者目前正在执行2018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其直接相关性成果将是笔者独立完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和笔者参与撰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读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一书将会在2020年年底撰写完成，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读本》将于2021年下半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实质性完善目前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的教学内容与架构，推动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笔者作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积极依托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机构与学术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专题调研和政策宣传阐释，来丰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的教学内容与形式。2.引入微课教学，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形式现如今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迈入了“微时代”，高校学生是“微时代”最积极的体验者和践行者。在这一背景下，微课作为“微时代”的一种新兴的教学形式，为当前我们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形式提供了新思路。高校思政课教学体量较大，课堂教学课时大多比较紧张，而微课教学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可以将教学的重难点和图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信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结构紧凑、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视频展示给学生。今年1月，笔者所申报的2020年北京大学“教学新思路”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案例微课视频”获得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立项，该项目旨在深入总结和反思笔者多年来在北大思政课上进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的情况，制作十个五分钟左右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教学案例微课视频。在项目立项后，笔者同项目组成员开展了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个教学案例的主题，分别是“两山论”引领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安吉模式”、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驱性探索、山西右玉县生态修复与发展绿色经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与生态修复、江西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践探索、海南生态旅游岛建设、云南滇池洱海水环境保护与治理、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贵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长江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笔者所选定的这十个案例具有鲜明的代表性，首先，在地理位置上，这十个案例涵盖了祖国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地域，既包括省级行政区，也有县级行政区，还包含有长江和黄河流域。其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做法上，既有防风固沙，又有水污染治理，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再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国家战略上，这十个案例包含有国家公园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重要议题。这十个视频均由笔者所带领的项目组成员自行选题、自行剪辑视频、自行撰写文字稿和自行配音的，目前这十个视频已基本制作完成，后续将应用于笔者所任教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专题课上，并且将会持续的搜集同学们的反馈，做到教学相长，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宣传和讲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微课视频。3.开展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政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之中，社会实践也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高校应积极开展以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青年学生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通过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来具体的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要义。自2019年暑期开始，北京大学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的要求，推出了旨在推动学生践行“知行合一”的暑期思政实践必修课，以今年为例，北京大学思政实践课程组织了100多位思政课教师和专业教师担任思政实践课指导教师，25位院长或学院党委书记全部亲自带队，100多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各院系研究生党员担任思政实践课助教，共有3226名选课学生在院系领导、指导老师和助教的带领下前往革命老区、城镇乡野、田间地头开展实践课教学，追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足迹，触摸新中国的发展脉络。笔者在此次活动中也担任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思政实践队的指导教师，笔者在该实践队的行前培训会上向各位同学讲授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内容，并且希望同学们能够带着对理论问题的思考进行社会实践。笔者所主持的2020年北京大学“教学新思路”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学案例微课视频”的课题组成员曹得宝、海明月博士均担任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思政实践队的助教，前往云南腾冲进行了实地调研。其中，在腾冲和顺古镇，同学们亲身感受到了和顺古镇作为“全国首批美丽宜居示范小镇”和“全国环境优美镇”的优美自然风光与“和顺和谐”的生活氛围，真正领悟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4]我们相信，笔者所任教的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专题课，不仅可以成为思政公共课教学与学术研究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优秀载体，也可以成为主动引入应用先进新媒体技术手段从而大幅度提升教学效果的优秀载体，真正做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作者简介：李应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3期。排版

），男，河北邢台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文章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