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来到广东的第十六个年头。我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四季如春，虽然北方现在正是春如四季的时候；我已经更喜欢吃清淡新鲜的顺德版粤菜，虽然这也不影响我周末包饺子，蒸包子，发馒头；我已经学会了低配版的白话，做到基本交流无障碍，虽然我外地的同学说我的普通话很广东，而我广东的同事说我的白话又很普通。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纠结中，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广东是个包容的地方，本地的朋友们并不是很刻意的讲白话，尤其是我们在的时候，通常都是以普通话为主，尽管我也会觉得他们用普通话的表达远不如用白话表现的更生动，但总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我以前经常嘲笑一个老友讲儿话音时，一定要把儿字读出来，怎么教也教不会，很俏皮的儿话音硬生生的被讲成了笑话。现在流行的张家辉介绍自己是“渣渣辉”，大体就是这种感觉。白话是广东话的一种，广东人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讲潮汕话，讲客家话，通常意义上的白话就是大家看到的港剧中的广东话，只是香港人的白话更温和，就像普通话中的标准版。佛山比不得北上广，连隔壁的东莞都跻身新一线了，佛山还是二线城市，反映在语言上就是白话也很方言。本地人一听某个人讲话，大约也能听出是顺德还是南海，三水还是高明。我还没有修炼到那个地步，但偶来一稍微上年纪的当事人，听起来像录音机卡带一样，基本就是“伦敦郊区菜农”口音了。这种情况下，别说是我，就是本地那些后生们，也经常在书记员的位置上，给我一副无助的眼神、停滞的双手。我是个勤奋的人，不谦虚的说，学白话，我是用了心的，当然，天赋也很重要，我自认为我还有点。在陕西读大学的时候，几年下来，额的陕西话也嘹咋咧，言外之意，就是也很不错。白话比陕西话还是更难一个档次，而且很多音意与普通话差距甚大，一旦读音不准，很容易跑偏闹笑话。于是乎，我在说那些难以正确表达的词语时，总是尽量避免，争取换个词来形容。我本人白话的突飞猛进，最早源于同办公室的师父“敏姐”。敏姐祖籍番禺，白话讲得很城里人，但是普通话又讲得很是“麻麻的”。以至于刚开始我们两个人的聊天经常就以敏姐的卡壳而转化为她更为流利的白话。敏姐为了鼓励我讲白话，省去自己讲普通话的辛苦，常年对我蹩脚的白话表示出了极大的容忍，从不嘲笑，那种感觉就是只要能听得七七八八就可以继续下去。敏姐与我同一办公室五年，基本造就了我白话的深厚基础，一些很低端的俚语，我也掌握的炉火纯青。除了师父的口头传授，民一庭也是一个让人增长见识、拓宽眼界、勇气十足的好地方。十年前，我坐在法庭的中央，被旁听的人员指着鼻子要求讲白话，而且无论我怎么解释，他宁死不相信我是一个纯正的外省人，还说我“扮嘢”，明明“一睇就系个广东人”。以至于那段时间，我经常问别人，我的长相是不是真的很土著。我不就是长得有那么一点点黑嘛，谁规定外省人就一定是白的。这个歧视，让我真是铭记终身，那个旁听人员的手势、姿势、表情，现在我都历历在目。其实，这也只是那件案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他对我们有态度，有情绪，终归结底还是他们对那个案有很大的意见，于是，我成了他们抨击的头号种子选手。这之后的十年，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当事人有要求，我都会潇洒自如的以白话应对，开庭也总能继续下去，甚至有时候调解，我也表现的很有认同感，不得不说，语言对调解结果帮助甚大。我一直沉溺于我的白话很是不错的神话中，直到今天的庭审打破了我的肥皂泡。客观来说，我今天的白话确实不在状态，主观上也过于轻“敌”，因为这是一个驳回起诉的案件，几个村民告股份社，股份社还没来。我本来想好意在庭前与他们沟通一下，在沟通过程中我觉得喉咙阵阵发紧，首先那些人名，我读不准确，其次股份社的名称太长，也没理顺，还有就是要想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案件的焦点，那些专有名词，我总是说得不到位。于是，我准备用普通话再仔细阐述一下。我信心满满地问：我用普通话和你详细说一下吧！可惜地是，我那北方的口音还没从口腔滑出来，三个村民阿叔就向我投来了鄙夷加质疑还有极度不信任的眼神。他们互相看了几眼，又嘀嘀咕咕了几句，其中一个人似乎看着我，又似乎对着唛说道：“都唔识讲白话，法院点去请呢啲人做法官。”我的七年法学硕士学历，我的全国优秀法官光荣称号，我那么多的立功加表彰，就被他一句话秒杀了，只剩下瞬间石化，一脸黑线的我呆坐在国徽下面。这个世界是你的，也是我的，但终究还是那帮XX的，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下，只能依据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来认定事实并作出判断，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则比民事案件严格多了，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宁纵不枉，疑罪从低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