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圣经，我的理论是一个工具箱里面的武器是扔向自己的手榴弹福柯是我最喜欢的思想家，在读福柯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恨自己没有早一点了解福柯。可以说，福柯是我这些年读书最大收获。这几年读福柯，虽然不系统，但也感觉收获颇多，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一些小的思维片段。

从“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导言：肺炎疫情彻底暴露了媒体致命的缺陷，我们的媒体已经不再是社会雷达，不是社会的眼睛，社会的耳朵，而变成了纯粹的宣传机器，成为政府的喇叭，成为政绩的展示墙。一味强调“党管媒体”，使得媒体只会粉饰太平，宣扬和谐社会，我们的媒体病了，但是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回顾中国革命的过程，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的党媒为什么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而现在却为什么与群众离心离德？在这篇文章《“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中，北京大学王维佳老师将追溯“党管媒体”的理念，文章指出，“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理念的重要部分，但是“群众路线”才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党性原则”将无法获得合法性，群众路线才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关键。所以，媒体必须重拾“群众路线”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灵魂，而不能只强调党管媒体。忽视群众路线，只会让媒体脱离群众，媒体也将不再是人民的媒体。只有重新回到群众，成为人民的眼睛，人民的耳朵，人民的嘴巴，那么，媒体才能真正获得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假装是分割线——————“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王维佳

所谓梦想，就是永不停息的疯狂Mamba

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记者们致敬！媒体是社会雷达，媒体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发挥环境监测的职能，只有媒体做好了它的职责，才能够维护社会稳定，人们才能够减少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如果媒体无法执行此项职能，那么就会造成流言横行，谣言四起，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恐慌，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媒体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面对这次肺炎的疫情，香港媒体和武汉本地的媒体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我以湖北最大的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和香港的《文汇报》进行对比，看对待肺炎疫情，我们的媒体是怎样发挥其社会雷达的功能的。

没有想到，今年春节，我们会在“野味肺炎”的恐慌中度过，12月31日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从之前的疫情完全可控，无明显的人传人，到现在的“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从之前的“居民不用过多恐慌，可以安心过大年”，再到现在的“武汉封城”，短短几天内，疫情变得格外严重，而回顾政府和媒体在这近一个月多月的表现，虽然比非典表现好一点（一些媒体说的），但是却依然令人失望，也许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昨天晚上，武汉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渡轮、长途客运暂停运营。而今天，财新的一篇文章《管轶：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一时之间又刷爆朋友圈，我看完之后这篇文章相当气愤，这样的标题，这样的感情导向，怎么会出自专业的新闻媒体之手呢？我不明白，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标题，除了无下限地吸引眼球，博取关注，制造恐慌之外，还能做什么？

网络米姆，图源见水印引言：这几天，某红三代@露小宝LL开车进故宫并在太和宫前拍照炫耀引爆网络，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愤怒：连法国总统都不能开车进故宫，一个红三代凭什么就能堂而皇之的开车进故宫呢？对故宫的喜爱，连同对特权的愤怒，使得故宫又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故宫发表了一份道歉信，但是道歉避重就轻，完全没能平息大众的愤怒，之后舆论更是愈演愈烈，掀起了墙内墙外的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不是评论，而是借由故宫引出权力问题的一点讨论。宫殿是王权的空间形象，正如教堂是神权的空间形象，高楼大厦是资本权力的空间形象。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外表光鲜亮丽的东西时，却不会想到它与权力的内在关联，而这正是这篇文章所要强调的。

虽然这篇文章很长，但是还是没有将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论证思路进行介绍，这是这篇文章的不足，我现在正在看英文版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The

无论一个人有多狂妄，只要他愿意理性思考，他就一定要承认：我们脑海中关于世界的图景，与真实世界是存在差距的。而问题往往是，我们对自己头脑中那副图景的真实性确信不疑。这正是问题所在，也是李普曼的出发点。

转发和在看，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们应该反思了，主动拉开与技术的距离，不再盲目的崇拜它，不再一味的迎接它，我们需要拒绝一些技术，我们需要去反思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是否会带来无穷的控制，甚至是毁灭。

如果要选出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十本书，我想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在列。虽然，在韦伯生前，这本书遭到了很多的批判，但是所有批评韦伯的人，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唯有韦伯被后世铭记。

福柯精妙绝伦的推理论证，直指问题的核心，即疯癫是一种“虚构”，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实。同时，福柯又将矛头对准了社会秩序和道德，对疯人院这种“巨大的道德监禁”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因为哈贝马斯的著作晦涩难懂，曾几何时，“今天你哈贝马斯了吗？”成为一种讽刺，讽刺学术界的人不说“人话”，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复杂难懂。但是，今天，我们都要问问自己哈贝马斯了吗？

问题是，传播学为代表的人文社科，为什么要向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进行对比呢？传播学为什么需要像物理学一样建立公理体系呢？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和用途，没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