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邯郸字形的演变轨迹为：甘丹—邯䢷一邯单一邯郸。邯郸地名源于邯(甘)山，为了避赵孝成王名讳，甘丹(邯䢷)遂改为邯单(郸)复姓沿用下来不少，但自隋代以来，邯郸复姓未见使用。关键词：古玺印

摘要：本文以地名“长坂坡”为出发点，利用历史文献对“当阳之长坂”中的地名“长坂”演变为“长坂坡”的过程和缘由进行了探究。在探究过程中，首先对坡义地名词“坂”与“阪”进行考释，进而从不同语言角度对坡义地名词“坂”进行了逐一分析。坡义地名词“坂”在汉语方言、域外语言中均有分布，并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相关词语互为联系。关键词：地名；坂；阪；长坂；大阪长坂坡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因明代《三国演义》中广为传颂的“长坂坡之战”而为后世熟知。据《当阳县志》记载：“长坂坡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明万历年间经史学家考证鉴定，确立为古战场遗址。”长坂坡现为湖北省著名历史文化景观之一。《三国演义》以西晋史实著作《三国志》为创作基础，但《三国志》中这一地域的指称皆为“长坂”，未见地名“长坂坡”。因此“长坂坡”应为后起之名。本文从这一地名演变入手，对坡义地名词“坂”作多语言角度的探讨。一、“坂”与“阪”《广韵》曰：“坂，同阪。大陂不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未收录“坂”，但有：“阪，坡者日阪，一日泽障，一日山胁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日：“坡者日阪，从阜反声，字亦作坂。”王力《同源字典》指出“阪”“坂”同源。由上可见：“坂”“阪”皆有坡义。下面将对“坂”“阪”作语义考察。本论文使用的语料库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发的《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坂”在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仅见两例，分别为《竹书纪年辑证》、《国语》中的地名词“蒲坂关”、“蒲坂”，二者皆指虞舜都城所在之地。《竹书纪年辑证》中同样有“蒲阪”“蒲阪关”的记载，在这时期，“坂”“阪”已可混用而无语义差别。在汉语中，“坂”从先秦开始使用至今，仅表坡义，语义稳定而无变化。与“坂”仅见两例不同的是，“阪”在先秦时期已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之中，其使用情况大致有两种：是依赖上下文语境，以坡义入词句，如“立于阪上”、“犹渊之与阪”等。一是作为通名构成地名词语，如：垆阪、湛阪、阴阪等。以后者更为常见。下面将对“阪”作语义探讨。“阪”最早出现在《诗经》之中，共计5处，如《诗经·郑风·东门之》：“东门之，茹在阪。”《诗经·秦风·车邻》：“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于阪，酾酒有衍。”《诗经·小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根据向熹的《诗经词典》，“阪”在《诗经》中的用例皆使用本义山坡、斜坡。但“瞻彼阪田”之“阪”其词义有不同见解。东汉许慎日：“坡者日阪，一日泽障也，一曰山胁也。”“阪”的词义除了本义表坡，也具有水域义及山中峡谷之义。东汉郑玄注日：“阪田，崎岖之处也。”按照东汉王充《论衡·率性》：“夫肥沃，土地之本性也。”“”取土地贫瘠之义，结合“有菀其特”指草木长势茂盛的语境，此处作贫瘠之义理解不妥。唐李贤《后汉书》注云：“谓险要之地。”根据这一注释，“阪，崎岖之处也”，“阪”即指崎岖险要之处。另《尚书·周书·立政》：“夷、微、卢；三毫阪尹。”“夷、微、卢”指在夷、微、卢三地分别设立君主。“三亳”在我国历史上指成皋、轩辕、降谷三地。从句式结构上看，“夷、微、卢”与“三毫”为地名对应，而“阪尹”应与“悉”同为官职名称，皆为名词活用为动词。郑玄注日：“三毫者，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阪”取险峻、险要之意。明清王夫之《尚书稗疏·卷四下》中认为“阪尹”为夏故都的官名。清孙星衍综合二者的观点，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指出“阪尹”已由表示身居险要之处的官员固化引申为官职名称。笔者较为赞同孙星衍的看法，此处的“阪”应为“险峻、险要之地”。《春秋左传·哀公十六年》中有这样的记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清洪亮吉在《春秋左传诂》中说到：“按蜀志张飞传：‘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乃于当阳之长坂。’今长坂在当阳南，北去江陵城百五十里，地形高险，或即楚人所欲迁也。”他认为“阪高”可能就是当阳长坂，因其地形高险而被称为“阪高”，“阪”指险要之地的释义与“三亳阪尹”之“阪”一致。汉末药学著作《名医别录》可见四处“阪”的用例，皆出自《名医别录·上品》卷第一，如：(1)麦门冬，味甘，平。久服，轻身不老不饥。生川谷及堤阪。(2)枸杞，根大寒，予微寒，无毒。生常山及诸丘陵阪岸上。(3)车前子，味成，无毒。生真定丘陵阪道中。(4)茵陈，味苦，平。生丘陵阪岸上。枸杞、车前子皆生于丘陵阪岸，“岸”在许慎《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岸，水而高者”，即水边高起之地、水边的陆地。且枸杞、车前子喜温暖湿润气候，对水分需求较多。另外，茵陈主要分布在我国低海拔的河岸地区。因此“丘陵阪岸”“丘陵阪道”皆应靠近水边。另外，麦门冬为沿阶草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喜温和湿润的气候，适宜湿润的土壤环境，需水分较多。引文中麦门冬生“川谷堤阪”，“川”象流水之形，许慎《说文解字》日：“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又日：“堤，滞也。”“堤”的含义后由“水停滞、淤积的地方”引申为在江河湖海边修筑的用以挡水的建筑物。由“川”“谷”“堤”的词义可见，麦门冬的生长环境也应靠近水边。综合“阪岸”“川谷堤阪”的释义以及枸杞、茵陈、车前子、麦门冬的习性，可得知其生长环境皆靠近水边，因此这里的“阪”应为近水的“河岸、堤岸”。笔者认为“阪”表“河岸、堤岸”的这一义项是受其另一同源字“陂”的影响。《说文解字》日：“陂，阪也。一日沱也。”邵则遂、王薇认为：“陂由山坡、斜坡引申出倾斜、山崖、堤岸等义项。”在历代文献中同时可见“阪岸”“陂岸”的说法，但以“陂岸”所见较多。综上所述，“坂‘阪”皆有坡义，但“坂”具有表坡的独一性，“阪”的表义范围广，除了坡义，兼具险要之地、山中峡谷、河堤诸义。根据检索数据，可归纳出以下几点：(1)在先秦两汉时期，“阪”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坂”，在这一时期“阪”的词义己发展得较为丰富全面，但“坂”才开始使用，并且仅表山坡、斜坡。仅在表示山坡、斜坡这一义项时“坂”“阪”可互换使用且不影响文意。“阪”“坂”二字为同源字，“阪”为本字，而“坂”为后起字，笔者认为这也正是先秦时期“阪”较“坂”常见的原因所在。(2)从魏晋时期开始至明清时期，“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它在各类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甚至取代之前被记载为“阪”的各类词语。笔者认为“坂”较“阪”而言，语义单一，无需根据语境作词义判断。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坂”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渐渐取代“阪”。(3)在现代汉语中，皆直接以“坡”表示山坡、斜坡之义，后起地名也皆以“坡”字入地名，“坂”“阪”除在方言中使用外，其坡义特征仅以地名词的形式得以保存。二、“坂”与“长坂坡”“坂”指山坡、斜坡，那么指称“当阳之长坂”的“长坂坡”在语义组合上即为“长坡坡”，未免显得累赘重复。下面将从历时角度对“长坂”演变为“长坂坡”的缘由进行探究。“长坂”一词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可见两处记载。班固《汉书》第二十八卷：“故日蒲，秦更名。莽日蒲城。”应劭日：“秦始皇东巡见长坂，故加反云。”这里的“长坂”指蒲坂，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境内。《全后汉文》卷六十九：“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陉。”此句出自东汉文学家蔡邕的《述行赋》，是蔡邕行至洛阳市偃师县时根据眼前之景所作。魏晋时期，陈寿的史实性著作《三国志》以“长坂”指称今当阳长坂坡，使得在此时期之前用以指称任一具有长坡地形特征的“长坂”呈现出语义分化，即也可用于专指“当阳长坂”这一特定地域。南北朝时期“长坂”的使用频率有所增加，其中以指称今长坂坡的“长坂”共计14例。而以“长坂”指称普通地名的共计16例，且其中大部分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如《水经注》卷二十六：“故言朱虚城西有长坂远峻，名为破车岘。”再如《水经注》卷六：“侯甲水注之，水发源祁县胡甲山，有长坂，谓之胡甲岭。”“长坂”的两种语义指向，自魏晋南北朝至宋辽金时期的文献资料中皆有分布。需要指出的是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长坂”主要被运用于诗歌作品之中，不指向具体处所，大都为泛指，尤其以“秋兰被长坂”“骏马驰长坂”此二意境来寄寓诗人品行高洁、志向高远的较多，如《全唐诗》卷三◯杜淹《寄赠齐公》：“冠盖游梁日，诗书问志年。佩兰长坂上，攀桂小山前。”又如《全唐诗》卷六七一唐彦谦《留别四首》：“盐车淹素志，长坂入青云。老骥春风里，奔腾独异群。”元朝时期，出现了“长坂坡”的首次使用，如《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三国志平话卷下》：“张飞言日：‘你不闻吾到当阳长坂坡，观曹操百万之军，吾叫一声，如同小卒。’”它通过附加通名“坡”的方式与只能借助语境才能得以区分不同语义指向的“长坂”区别开来，使指称明确。自这一时期开始至明清时期，“长坂坡”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而“长坂”依旧保持两种语义指向，但多为指具有长坡特征的地域处所。总之，在《三国志》出现之前，“当阳长坂”并不具有知名度，“长坂”可以用来指称任一长坡地形。但在《三国志》中对“当阳长坂”的相关记载，使得“长坂”肩负了双重的指向功能，即当阳之长坂、长坡地形。笔者认为，“长坂”指长坡占优势的原因是：从先秦至宋辽金时期，“当阳之长坂”仅表示长坂坡这一单一的处所，而表长坡的“长坂”，它的语义指向却是广泛的，因此，在长坂坡或长坡的两种语义较量中，表长坡的使用频率始终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元朝时期“长坂坡”的使用首次出现，使得“长坂”的两种语义指向之一“当阳长坂”逐渐由“长坂坡”替代，进而使得“长坂”表长坡的语义指向也更为常见。“长坂坡”由于《三国志》而为后世广为知晓，它更多的被贴上了历史地名的标签，具有指代的典型性、单一性，因此后世几乎没有再使用它对其他处所进行指称。以“长坂”命名的地名几乎所剩无几，其原因应为：由于口语的推广以及“坡”在口语中的广泛运用，“坂”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致使其表坡的语义特征逐渐隐晦、不明显，“长坂”较多的是作为地名沉淀于我国的历史文献之中。因此在选择“长坂”还是“长坡”对某一坡形地点进行命名时，大众会更容易选择通俗易懂的“长坡”，而不是“长坂”。为了验证这一看法，通过百度地图对“长坡”进行检索，发现全国目前正在使用的有“长坡”字样的地名共计336处，而以“长坂”命名的地名仅有10处，远远超过“长坂”类地名的使用数量，这也证明了在现代汉语中“长坡”比“长坂”具有更高的使用频率这一事实。长坂坡较长坂而言，尽管其内部组合呈现出表“坡”的语义羡余，但由于汉语口语的广泛使用，长坂坡中的“坂”的坡义逐渐弱化而变得不明显，因此在地名约定俗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加“坡”这一形式，使之表坡特征在字面上可视可察。总之，从“长坂”到“长坂坡”体现了汉语语言内部的平衡性与补偿性。三、“坂”与汉语方言“坂”自先秦使用至今，其义项在汉语共同语中皆为表坡。但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坂”出现了新的用法。首先，利用百度地图进行检索，在我国地名分布中，带“坂”的地名共计987处。从行政区域的分布特点上看，以福建省居多，约占总数的48％。其次，李如龙先生曾在《从汉语地名用字的分布看福建方言分区》一文中，共收集了以“坂”为通名的165个福建地名，其中闽南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约占60％。又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坂ban(名)山坳；坡上或坡下的平地。闽语。福建厦门、大田前路”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坂】厦门百原指坡上或坡下的平地。厦门话多用做地名。”根据以上两本汉语方言词典，“坂”在厦门话中具有山坳、坡上或坡下的平地两个义项。厦门处于闽南方言区内。结合以上可知，“坂”作为地名词语多集中于我国福建省的闽南地区。以崔乃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为基础对我国闽南方言区内的“坂”字乡镇及其以上行政地名进行了统计，共得地名30余处。如李如龙先生指出的“闽南方言称坡地为坂”，这类“坂”表坡义的地名有：漳州市长泰县的溪坂、坂尾，华安县的黄枣坂；泉州市永春县的中坂、坂中，德化县的坂里等。另外，在闽南方言中，“坂”也可表示地势平坦的地方，且多指溪边地势平坦处。这类的坂字地名有：溪坂洋，泉州市地名，因处九溪河谷、地势平坦，故名；大溪坂，泉州市地名，处溪畔较大平坦地，故名；草坂，漳州市地名，明建村于草木丛生、地势平坦处，故名；陈坂，漳州市地名，陈姓开基，处溪南平坦地，故名；过坂，厦门市地名，郭姓始居，地势平坦，名郭坂，今谐音为今名。再者，在闽南地区的地名中，还存在一类“坂”字地名，其通名因谐音而被记作“坂”，这些地名皆不具备山坡及地势平坦处等得名理据，“坂”已虚化为村落通名，其义类似村、寨，如：漳州市华安县地名下坂，原名霞苑，方音中“苑”与“坂”谐音，而改为今名。这类的地名还有蔡坂、芹坂、泰坂等。综合以上“坂”在闽南方言中的义项如下：(1)山坡；(2)地势平坦的地方；(3)村落通名；(4)山坳。福建省境内多山峰峻岭，其地理特征素来被描述为“依山傍海”“八山一水一分田”，“坂”类地名的广泛分布正是福建省多山多坡的反映。“坂”作为地名通名常见于闽南方言中，笔者认为形成这一分布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方言的影响，在闽南方言中“坂”表示坡度不大而范围较大的坡地，其蕴含的山坡义与普通话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这也与闽南方言所处区域的地理特征相关，闽南方言区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南部，在地域上包括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及龙岩市的部分地区。根据洪长福等的《闽南山地林火扑救技术研究》介绍：闽南地区山地较多，境内高丘海拔在250～500米之间、山地高度均在500米以上，具有明显的山脊、山沟和峰峦，起伏变化大，坡度多为≥25。的陡坡、急坡、险坡，因此地形特征也是闽南方言较多以坡义“坂”作为地名通名的原因之一。“坂”在闽南地名中的分布，既保存了其坡义特征，同时也使得“坂”的词义在方言范围内有所扩充和发展。四、“坂”与少数民族语言壮侗语族属于汉藏语系的范畴，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的诸语言被称为台语。李如龙先生在《闽南方言和台语的关系词初探》中，以泉州话作为闽南语的代表点，以傣语、壮语、布依语三种语言作为台语的代表点，他发现闽南语中的“坂”与台语的以上三个代表点中表示村义的通名存在语音上的对应关系，认为其互为关系词。按照李如龙先生的观点，下面将对闽南语及台语中的关系词“坂”进行语义考察。傣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云南可见大量傣语地名，在傣语中“村、村寨”义通名的语音形式为，在字面上被记录为“芒”“曼”。如：德宏州盈江县地名芒章，“章”傣语意为大象，“芒章”即有大象的地方。德芒市地名芒杏，“杏”傣语意为石头，“芒杏”即有石头的地方。临沧市耿马县地名曼湾，“湾”为傣语“碗”的谐音，即碗村；曼迈，“迈”在傣语意为线，即线村。汉语标准地名形式为“专名+通名”，傣语地名较汉语地名内部结构而言，呈倒装状态，即“通名+专名”。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最为人所知的傣语地名。根据李如龙先生：“闽南方言称坡地为坂；台语的‘坂’指村子，也用来作村落的通名，西双版纳的版’就是一例。”‘西双”“版纳”在傣语中的意思分别是十二、千田，“纳”表示田，直译为“十二千田”，但其在傣语中的原义却并不是各个读音语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理解为十二个田赋单位，也含有十二个行政区划的意思。笔者对于李如龙先生的西双版纳中的“版”为村落通名这一观点不太认同，认为应将“版纳”视为整体，它是由田赋单位逐渐过渡为表示行政区域“村、村寨”的通名。吴泽在其《来自神话传说的傣族地名》中也认为：芒与版纳译为“曼”同义，即寨子之义。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语地名的内部结构与傣语保持一致，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但其表示村义的通名，因记音汉字的不同而不相一致，共有板、晚、慢、班四种形式。其中以“板”最为常见。张声震的《广西壮语地名选集》中共收集了以“板”为前置通名的地名403条，如：都安县地名板东，“东”壮语意为森林，板东即林边村。板江，“江”为壮语鼓的谐音，因村形似鼓，故名。板韦，“韦”指姓氏，即韦村。板岜，在壮语中“岜”指石山，即石山边的村庄。以“晚、慢、班”为前置通名的地名如：武鸣县地名晚方、巴马县地名晚内、靖西县地名晚江；大新县地名慢先、慢那、慢小；巴马县地名班交、班血等。但是通过考察发现，“班”除了可以表示村落通名外，在壮语地名中它也具有山坡义，如：田林县地名班马，“班”是壮语斜坡banz的近音，“马”在壮语中指田，因村处斜坡上，故名；田东县地名班龙，“班”指斜坡，龙同汉义。综合以上，壮语、傣语皆以“通名+专名”为地名的结构形式，这与汉语地名不尽相同。再从“坂”类地名在全国的分布情况来看，以“专名+通名(坂)”的标准形式最为常见，但其中也有少数偏离此标准的地名形式，这些地名的内部结构为标准形式的倒装，如坂美、坂斗、坂曹、坂陈、坂南掌、坂月、坂茂等。笔者认为这些与汉语不相一致的地名形式，应是受到壮语、傣语等台语的影响而产生的，是台语地名的作用力在我国整个地名系统中的扩张与渗透。另外，壮语中表示村义的通名“板、班、晚、慢”是对壮语语音的汉字记音，但其中较为特殊的是“班”，它除了具有表示村落通名的功能外，还有山坡义。与汉语地名中的坡义通名“坂”语音相近且词义一致，二字应是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源字。闽南语中的“坂”既保存了表坡本义，也指地势平坦之处，或虚化为村落通名，这与台语地名中的“版纳”“班”的词义演化具有相通性。汉语共同语地名中的“坂”与闽南语地名中“坂”就坡义特征而言，具有一致性。但闽南语中“坂”却在汉语共同语语义的基础有所扩大和发展。虽然台语中并未直接以“坂”表示山坡，但是闽南语中的“坂”与台语中的“板”“晚”“班”“慢”“芒”“曼”皆为重唇音声母，它们不仅在语音上具有对应关系，而且语义相同或相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族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等省。其使用的语言为苗语，属于苗瑶语族中的苗语支。在黔东苗语和湘西苗语中均可见与“坂”互为对应联系的地名词语。“苗族多居住在边远高寒的贫困山区，这一点在苗语地名上反映十分明显。山坡，苗语说bil，常用'排'等字译写。”“排”在苗语中的实际读音为[ba]。这类地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名志》中收录较多，举例如下：排调镇：Bil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阅读侗族文献书籍，人们会发现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很多村寨名前都冠有一个标识性的数字。常见的有“三百往洞”、“四百曹滴”、“百二贡”、“百三孔”、“四百增冲”、“二千九”、“干七”、“二百高增”等；《从前我们做大款》也记载说：“今天款约定好，各地立碑栽岩······五百送赛岩石栽在寨问，七百高青岩石栽在档卡，二百龙额岩石栽在广素，三百永口岩石栽在龙气。”“五百送赛”、“七百高青”、“二百龙额”、“三百永口”正是这一地名特色的反映。

[摘要]战国秦汉时期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地名资料都存在讹字、异文等情况。传世文献中地名讹字的原因多是形近致讹，出现讹误的时代各不相同，少数讹误在古文字阶段即已发生，多数产生于隶楷阶段。出土文献可以为校订传世文献地名讹字提供直接证据或者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把通假、省形、形近偏旁混用与真正的讹字混为一谈，同时要注意出土文献也会存在抄写错误。校订地名讹字时，字形因素之外，还需要注意不同时期的用字习惯、误倒、误拆误分、脱字以及地理沿革等各种情况。[关键词]战国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地名讹字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资料是研究同时期出土文献地名的基础，但传世文献中的地名时有文字讹误、异文等情况，这一问题可借助出土文献来加以校订。学者在利用出土文献校订战国秦汉古书中的地名讹误方面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仍有一些地名讹字有待纠正，已有研究中的某些疏误还未能厘清。本文拟对战国秦汉传世文献的地名讹字资料举例说明并讨论相关问题。一《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时有讹误，南北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有纠正。比如，《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章、《韩非子·十过》中的“又使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鲍彪、吴师道已指出“蔡”为“蔺”字之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集解》引徐广日：“‘郑’当为‘鄚”’；《汉书·王子侯表》临朐侯条下注“东海”，全祖望、梁玉绳已指出实为“东莱”之误。晚清以来的学者还卓有成效地使用出土资料纠正传世文献地名的讹误，比如，吴式芬、陈介祺据汉代“扦关尉印”封泥证明《续汉书·郡国志》巴郡鱼复县“扞关”确为“扞关”之误；劳榦依据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怀疑《盐铁论·复古》“扇水都尉”的“扇水”或为“肩水”之误；林沄据西汉封泥与铜印文字考证《汉志》玄菟郡“夫租”应作“夭租”等。综观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传世文献中的地名讹字可知，地名讹误存在不同的类型与致误原因，相当数量的地名讹字是形体相近致误，此外还有误倒、误拆、脱字等情况。下面分别说明。形近致讹是地名讹字的主要原因，其中既有单个字的讹误，也有偏旁形近讹误。如《汉志》中琅邪郡“雩叚”(一作“雩段”)即《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侯国“雩殷”，《汉书·王子侯表》作“虖葭”，梁玉绳、王先谦已指出“殷”“段”均为“叚”之形近误字；五原郡“南興”，齐召南改为“南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458号简文正作“南舆”；武都郡“循成道”，王念孙已指出为“脩成”之误，已为敦煌汉简“脩成”资料证实；西河郡“千章”，据西汉铜壶刻铭应作“干章”，东海郡“于乡”当为“干乡”、“海曲”应为“海西”，已被尹湾汉墓简牍证实；定襄郡“定陶”县，汪本作“安陶”，西汉封泥文字证实当以“安陶”为是；雁门郡“阴馆”县“莽曰富代”，《水经注·漯水注》作“富臧”，南阳郡“穰”县“莽日农穰”，《水经注·淯水注》有“丰穰”，新莽封泥(《马编》524号、104号)证明“富臧”“丰穰”为是；《汉志》“泗水郡”，《史记》《汉书》刘邦的本传中均作“泗川”，《续汉书·郡国志》亦载沛国本“泗川郡”，秦简资料证实以“泗川”为是。此外，《史记·韩世家》《六国年表》中的韩景侯元年“伐郑，取雍丘”，“雍丘”为“雍氏”之误。《史记·礼书》“(然而兵殆于)垂涉”，王念孙已指出为“垂沙”之误，《汉书·地理志》魏郡“沙”县，王念孙已指出为“涉”之误。这是涉、沙二字互讹。《汉志》河南郡“平”县“莽曰治平”，汝南郡“”县“莽曰闰治”，从新莽玺印“洽平马丞印”“润洽县徒丞”来看，治平、闰治的“治”实为“洽”字之误；《汉志》梁国“下邑”县“莽日下洽”，“洽”汪本作“治”(《水经注》亦作“下治”)。这是“治”“洽”二字互讹。偏旁形近致讹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封邑“涓”，《索隐》：“《汉表》作‘淯’”。王念孙认为“俗书‘涓’字作治，与‘淯’相似而误”。马孟龙认为《水经注·泗水注》载南梁水亦称涓水，城阳国的涓地当在此处。汉代文字中的“”旁与“育”形相近似，是“涓”讹为“淯”的主因。《汉志》西河郡“徒经”为“徒淫”之误，其实早在战国楚简中已经出现了“”旁与“”形体混同的情况，比如郭店简《缁衣》第6号简、《唐虞之道》第12号简“淫”写作“泾”等。有的地名讹字最初只是偏旁的形近混用。比如“”与“易”、“”与“虎”、“”与“麦”作为偏旁时的混同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举出《汉志》汉中郡钖县，《续汉书·郡国志》益州汉中郡作“锡”，战国秦兵器王四年相邦张仪戈(《铭像》17263)刻有置用地“铴”、湖北郧县出土有汉代“铴仓”封泥，而西汉初张家山《二年律令·秩律》第454号简文“铴”县、新莽封泥“铴县马丞印”中均写作“钖”，反映了秦汉时代“”“易”偏旁混同的情况。“阴”与“陶”在汉代文字中有形近混同的情况。《战国策·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章”：“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吴师道云“阴即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作“陶”；《穰侯列传》“复益封陶”，《集解》引徐广日“一作‘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5章“有为阴启两几，尽故宋”，“陶”字即写作“阴”形；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9号简“馆阴”之“阴”实用作“陶”字；《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成陶”，《集解》引徐广日“一作‘阴’”，《索隐》：“《汉表》作‘成阴’，《汉志》阙”。这些反映的都是“阴”与“陶”形近相混的情况。有些地名讹误属于文字脱漏、误倒所致。《史记·秦本纪》载：“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六国年表》和《魏世家》都说此年秦拔魏四城，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根据《编年记》秦昭王三十三年“攻蔡、中阳”，认为《秦本纪》的“蔡阳”系“蔡、中阳”之误，即脱漏了“中”字；《汉志》玄菟郡“上殷台”县“莽曰下殷”，根据王莽改名的规律，此处“下殷”后面脱漏了“台”字。《汉志》临淮郡“盱眙”县“莽曰武匡”，《水经注·淮水注》作“匡武”，新莽封泥文字确认“武匡”应为“匡武”之误倒。有的地名讹误时误分一地为二，比如《汉志》北地郡的“方渠”“除道”，据秦封泥“方渠除丞”可知是误分一县为两县(道)；有的是将一字误拆为两个字，比如《汉书·王子侯表》城阳王子“辟土”侯，从汉代封泥“壁乡”来看，则是误拆“壁”为“辟土”二字心。有些地名最初是由隶入篆导致异体，并最终演变为讹字。《汉志》东郡、《续汉志》东平国“须昌”县，《洛泉轩集古玺印选萃》041号西汉官印文作“须昌”，《征存》962号东汉官印文作“昌”，因隶书中的“”“水”偏旁形近，故篆文将“须”写成了“”；《汉志》零陵郡有“泉陵”县，《汉书·王子侯表》有“众陵节侯贤”。从《征存》291号“泉陵令印”来看，印文“泉”字与《曹全碑》“泉”字相近，应当是由这种写法的隶书形体入篆而被误认作“众”。盯。《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川懿王子始昌的封邑“临原”，《汉表》作“临众”，情况类似。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组资料都属于东汉时期，可见汉代隶书对篆文印章字形上的影响，这些异写在当时虽不会引起误认，但客观上造成了后世的地名讹字。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部分地名写法不一，并不都是文字讹误。清代学者梁玉绳、王念孙等已注意及此，将“隆虑”与“隆卢”、“众利”与“终利”、“枸”与“朐”视为“古通”“字通”“借字”的关系，甚有见地。此外，校订地名讹字时还有一些倾向需要修正，包括忽略不同时代的用字习惯、误定为讹字、不能及时吸收已有校订成果、误用出土文字资料等。《史记》《汉书》中的“荥阳”地名，清代以来的学者根据汉代封泥、汉唐碑刻资料认为应是“荧阳”之误。吴振武认为：“从这些古书的成书年代看，书中的‘荥阳’之‘荥’写作‘荧’是完全可能的”，但从“时代更早的战国古印资料来看，‘荥阳’之‘荥’原本就作‘荥’，则是毋容怀疑的”。施谢捷认为：“‘荥阳’之得名与‘荥泽’有关，‘荥’本来应该作从水的‘荥’，秦汉以后或作从火的‘荧’，则属于同音借字。至于后世文献中作‘荥’或‘荧’，只是反映不同时代或不同书手的不同用字习惯，并不存在孰是孰非。”吴、施的说法无疑更为允当。今按，从“阳”(《古陶文汇编》6•107、108、《王氏集古印谱》，韩)、“萦阳上官皿”(《铭像》22•1249，韩)、“荧阳矛”、“荧市”(《陶文图录》6•408•4)、“荧阳丞印”(《鉴印山房藏古封泥菁华》74，秦)来看，战国时期韩国同时存在从“水”、从“糸”两种写法，战国秦及秦代文字则从“火”形，汉代的“荥(阳)”除了从“水”“火”两种异体，汉简里还有从“目”的写法。可见地名“荥阳”在战国秦汉每个时期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从用字习惯上说，不能机械地认为《史记》《汉书》中的“荥阳”是“荧阳”之误。《汉志》颍川郡“纶氏”，《续汉志》作“轮氏”(《续汉书》其他篇中或作“轮氏”，或作“纶氏”)。马孟龙结合北大藏秦简、东汉碑文与刑徒墓砖文等资料认为，“由秦至东汉该县都书写为‘轮氏’，今本《汉志》‘纶氏’并非汉代通用的写法，这对于校订《汉志》文字讹误，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今按，秦代至东汉时期“纶氏”地名确实以作“轮氏”者最为常见，该地名在战国时期则有“纶氏”(《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氏”(《汉瓦砚斋古印丛》、《古钱大辞典》252，韩)、“仑氏”(《集成》11322戈)或“仑”(《古玺汇编》0341)等不同用字，这些均属于文字通假关系。虽然目前暂不知两汉官印、封泥中“纶氏”是否写做“轮氏”，似不宜视《汉志》“纶氏”为讹字。类似的情况还有《汉志》西河郡“圜阴”“圜阳”之“圜”，战国三晋文字中写做“言、”(《货系》1376桥形布币、3994直刀币、《铭像》16818戈)，秦文字里作“”(《十钟山房印举》2·55)，两汉文字里多作“圜”。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一四·壹号简将“伊阙”之“阙”写作从门、从旅(以下用A代替)，整理者、黄盛璋认为A是“阙”的讹字，裘锡圭疑六国文字与汉印中的“阏”为A的讹字、A为“闾”之异体。郭永秉认为：“从秦汉文字资料中‘A’字的用法看，不少‘A’字是读影母月元部音，所以此字大概就是《说文》训‘遮拥也’的‘阏’字(即古书“拥阏”之“阏”，参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本字或异体。……与古音为溪母月部的‘伊阙’之‘阙’十分接近，故可通假。”再比如，《战国策·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章：“赵得是籍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鲍彪改“棘沟”为“棘蒲”。《汉书》棘蒲刚侯陈武，杨树达根据《封泥考略》卷6“棘满丞印”认为“棘蒲”为“棘满”之误。赵平安认为，“棘蒲历代古书用例较多，棘满目前仅此一见”、“满是蒲的讹字可能性较大”并认为“实用印上有讹字，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今按，实用印中出现讹字，目前尚未见到确切的例子，古书中的“棘蒲”极有可能就是印文“棘满”的异写。《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川懿王子的封邑“平酌”，《索隐》：“《汉表》作‘平的’”，《汉志》北海郡有“平的”侯国、《汉书·王子侯表》有“平的戴侯强”，罗福颐等依据“平的国丞”印(《两汉官印汇考》1069号)认为“的”“酌”俱为误字。《汉志》东郡茬平县，《续汉书·郡国志》作“茌平”，陈直据《景君碑》“济北茬平”定后者为讹字，而出土文献也写作“茬平”(张家山汉简《秩律》460号简、《肩水金关汉简(五)》C：425、《新出封泥汇编》2949)，泰山郡“茬”县，宋祁认为应作“茌”，王先谦及之后的学者多认为“茌”属讹字，周寿昌认为“茬”为“荏”之俗省。实际上这两组地名均属于通假关系(《续汉书·郡国志》济北国、泰山郡作“荏平”“荏”，“荏”才是真正的讹字)。学界在探究地名致误原因时，于字形因素之外或试图从用法角度加以解释。比如，《汉志》辽西郡“宾从”县，王先谦《汉书补注》已引据《续汉志》《晋书》改为“宾徒”，罗福颐又据“宾徒丞印”加以证实；新莽官印已证实《汉志》河南郡“平”县“莽曰治平”为“洽平”之讹，或认为“宾徒讹成宾从可能和它们用法相通有关”，“洽平和治平都成词，都见于文献。……洽平写作治平，不仅与形有关，也与意义有关”。实际上，字形讹误与它们能否成词、讲得通，二者有着质的区别。出土文献中也存在书写讹误的情况，其中地名被写误的并不少见。比如，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1号的地名“漆”误写为“沫”、“”误写作“楬”，第454号简“灌泽”为“泽”之误书，第456号简“醴陵”为“醴阳”之误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15章误书“单父”之“父”为“尤”，第16章误书“茅”为“茀”、“文台”误书为“支台”等。这说明对出土材料不能有迷信的态度，同时也提醒学界不能反以传世文献中的误字为正。这里试以张家山汉简“扜关”为例，晚清时期的学者就已据封泥文字指出“扞”为误字，张家山汉简整理者不仅没注意西汉时期的封泥文字资料，也没有及时吸收张家山汉简地名研究的意见，一直以简文“扜关”之“扜”为“扞”误字。从西汉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以及《玉海》卷24“楚扜关”条所引《楚世家》《战国策》《盐铁论》来看，《战国策》《楚世家》“扞关”之“扞”都是“扜”的误字。“扞关”还见于《战国策·赵策一》：“今燕尽韩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钜鹿之界三百里，距于扞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赵世家》则说“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距麋关，北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从方足小布“干关”的面文来看，《赵策一》的“扞关”应无误，而《赵世家》的“挺关”属于误字，至于“麋关”与“干(扞)关”的关系则待考。校订古书中的地名讹字，有时还需要考虑地理沿革等因素。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这句话，武英殿本作“秦取我西都及中阳”，南本、枫本等则作“秦取我西都及云阳”。相应地，《六国年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栏记载此事作“取赵中都、西阳”，或作“取赵中都、西阳、安邑”。梁玉绳曰：“‘中都、西阳’乃‘西都、中阳’之误，说在《秦纪》。而‘安邑’是魏非赵地也，《秦纪》《赵世家》皆无之，此与《赵表》‘安邑’二字并衍文(自注：《秦纪》《正义》引《赵表》作‘中都、安阳’，亦非)。”张文虎云：“各本‘中’‘西’互误，《考证》据注及《表》改。”单从版本的角度难以决断“中都、西阳”“西都、中阳”何者有误。从张家山汉简《秩律》第452号简所载“西都、中阳”排在上郡属县“徒淫”之后、“广衍、高望”之前以及陕西米脂出土的东汉墓葬画像石刻铭等资料来看，西汉以来的中阳县位于今陕西境内；西都见于《汉志》西河郡，“莽曰五原亭”，由此可知该地一定在今陕北地区，临近西汉五原郡界。从已经公布的金属铸币资料来看，赵国铸造有“中阳、西都”面文的尖足布币、“中都”方足小布(《货系》1034、1042、1549)，尚未发现“西阳”面文的三晋货币(传世文献中也见不到三晋地区有“西阳”地名)。既然中阳、西都均位于今陕西而非山西境内，而《赵世家》的记载又表明，赵国涉足今陕北地区不得早于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那么武灵王十年时秦国夺取的赵地就不可能有“中阳”，《赵世家》武灵王十年时的“中阳”应是“西阳”之误。由此可知，当以金陵本“秦取我中都及西阳”为是。学界也偶有误引传世文献、误用出土材料的情况。比如，罗福颐认为《汉志》庐江郡无“睆”而只有“晥”县，“晥”乃“睆”之讹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又由“晥”讹为“皖”，实际上《汉志》庐江郡“睆”县被罗文误引作“晥”，《封泥考略》五·八收录的“睆长之印”恰恰证明《汉志》与出土文献写法一致。陈直据新莽官印、封泥指出《汉志》乐浪郡“邪头昧”县之“昧”应为“眯”之误，颜注引孟康日“昧音妹”，可知孟康所见本已讹。周振鹤提出“颇疑邪头昧之昧有貊音，邪头昧即邪头貊，为涉貊之一支，故以之为县名。陈直云《书道》卷3有‘邪头昧宰印’封泥，盖传写之误。究其实，恐非传写之误，以记貊之音，而或为昧，或为眛耳。”舯陈伟武认为“眯”“眛”二字既可能是形讹，也可能是音假关系。今按，周文转引陈直所说新莽封泥文字有误，应为“邪头眯宰印”；无论是“眜”“眛”还是“昧”，从音读上都无法解释清楚与“眯”的关系，只能是形近讹误。再如，《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城阳顷王子侯国“”，《集解》引徐广日：“一作‘报’”，《索隐》引师古日：“即‘狐’字”。钱穆认为：“‘’与‘报’皆‘执’之讹。《说文》《玉篇》有‘执’无‘’。河东，乃‘瓠’讹。”一狮马孟龙认为：“山东临沂市出土战国戈见有‘’字，知西汉城阳国确有‘’。侯国初封当别属东海或琅邪，后徙封北海郡。”临沂出土铜戈(《铭像》16298)铭文实为“(郜)”而非“”字，郜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与西汉城阳国无涉)，不能用来判断《史记》地名“”“报”何者为误字。有的古书地名是否为讹字，学界争议较大。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学界一直对“鄢郢”所在地争议颇多。黄盛璋推测其为“陈郢”的讹误、“引兵而西”之“西”为“东”之讹’，辛德勇推测“鄢郢”为“荆郢”之讹，实际上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李信攻破的楚国鄢郢该如何理解，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意见。END文章作者：吴良宝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讲座预告7月16日上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涛老师将做客赣图大讲堂。本次讲座题目是：江西地名，待发掘的赣鄱文化宝库。嘉宾简介王涛，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地名学、明清史。近期致力于地名志编纂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尝试从地名角度切入江西历史文化和江西省情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从卫所到州县—清代卫所裁撤与政区形成研究”，主持“江西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省级验收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地名志》《江西省标准地名志》编纂项目”，“江西地名志编纂研究”等课题，参编《近代江西历史文献汇编·上谕档》，著有《黑旗将军刘永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历史档案》《近代中国》《近代史资料》等学术期刊和公开出版物发表论文和对策研究30余篇。有关科研成果获2017年全国地名理论征文二等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三等奖、江西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二等奖。2015年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英才荣誉称号，2021年入选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青年拔尖人才。讲座安排★讲座地点：江西省图书馆报告厅（鹅湖厅）★讲座时间：7月16日上午09：30★预约方式：因疫情原因，本场讲座采用线上预约方式进行，读者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预约讲座，预约成功后凭预约码入场，一人一码。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请各位观众佩戴好口罩，出示健康码。来源：“赣图锦书”公众号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也谈贵州省名的来历仡佬族崇拜视域下的地名宁波古代盐业与宁波地名扬州人文地名用字与城市文化形象浅析侗族传统小地名命名制度的社会激励价值微信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仡佬族是中国西南原住民，散居贵州、云南、广西及越南等地，重点集中分布在贵州省务川、道真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及其他乡镇。仡佬族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与民族信仰。地名是一个地区宝贵的文化名片，而仡佬族所在地区的地名无疑从地理、历史和文化上，充分表现着仡佬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关键词仡佬族；地名；崇拜仡佬族地名透露出悠久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价值，从中我们可以探知许多仡佬族的信仰、风俗、习惯的由来，激发我们对其民族崇拜、敬仰和禁忌的了解并予以尊重。奇山、怪石、奇洞、碧水、险滩、古镇、廊桥、纤道、悬葬的仡佬山乡令游人流连忘返，叹为观止。雄、奇、险、秀、幽、旷的织金洞、双河溶洞，遍布西南三省的天生桥，充分反映仡佬族地区地形特征，对仡佬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与神话传说、英雄人物相关的地名，则充分彰显了仡佬族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仡佬族地名很多来自于仡佬族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英雄崇拜，很多地名浓缩了仡佬族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本文拟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英雄崇拜三个方面探寻仡佬族地名形成的主要原因。一、祖先崇拜在贵州省许多乡镇地名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多次出现“龙”“玉”“竹”等为中心命名的地名。仡佬族信奉世间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灵性，在节庆时会供奉神灵，有“山神”“树神”“灶神”“土地神”“龙神”“牛神”等神灵之节气，因其经过流年的变化，仡佬族人民分散到各地，因此仡佬族信仰的方式也大同小异，但大多仡佬族人还是会喜欢依山傍水居住，因为他们信奉“山管人丁水管财”的说法，房屋有东房西房之分，中间是堂屋，用来供奉神灵和祖先，设有神龛和香阖等,而仡佬族人居住的所在地很多的命名都与他们的崇拜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在神灵崇拜中最为让人们普遍了解的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宝王菩萨、竹王两大神灵。仡佬族信仰的宝王菩萨，是仡佬族丹砂文化的典型代表。相传在商周时期，仡佬族人先前在今务川一带被称为濮人，有一位青年在劳作的时候发现一块血红色的石头，商人见之，说这是朱砂，便买了去，后此事被相传甚广，还进奉给周武王，被封此名号，后宝王带领族人挖朱砂而名垂后世。宝王死后，为了纪念他，族人修建了宝王庙，至今仍保存祭奠习惯，宝王是智慧、勤劳的化身，这也是仡佬族人精神的象征。现在的务川仍有宝王庙遗址，供族人祭拜。在贵州省务川县有一条胡同，因其正处于宝王庙的所在地，所以当地的人都叫其宝王胡同，对其胡同的称呼彰显着仡佬族人对宝王的纪念，也渴望宝王所代表的智慧、勤劳等高尚的精神特征可以被后人继承和弘扬，让仡佬族人在日后的生活中可以铭记，让他们可以从中得出生活的感悟。在遵义市有诸多如九天母石、九天母寨、红丝乡、宝王宫、丹砂古县等地名是仡佬族地区祖先神灵崇拜的鲜活证据。九天母石和九天母寨地名表现仡佬族人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而宝王和三坑、岩前、岩峰脚、金钱山、银钱沟、金鸡山、四合头、打蕨沟、甘溪、二郎沟、官坝、大溪（原名大重溪）、板场、观音寺、土地庙、西夷庙、宝王庙等地名，则表达了务川仡佬族人对财富的崇拜。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有以“竹”为关键字的地名，有金竹、京竹、刺竹垭、竹龙洞，还有古地名卜竹溪等地名，而其中的金竹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命名。听闻当地老人说此地命名为金竹，是因为当时“竹王”传说里裹着“竹王”出生的竹子就是金竹，而仡佬族人对“竹王”有着不可磨灭的敬仰心态，所以取其名。仡佬族人信奉竹，而对竹的信仰则来源于一个民间传说。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名叫倡乳的姑娘在河边洗衣，眼前忽有一大竹筒在脚边盘旋不流走,倡乳听有哭声急忙拾起竹筒，打开竹筒见一个男婴，手舞足蹈可爱至极，决定收养他。后来男婴长成一个英勇、帅气的小伙子，取名为笃筒，后养母倡乳被老虎叼走只剩下残骸，他杀死了老虎为母报仇，各寨都对笃筒的英勇感到佩服至极，推举他成为夜郎国的国王，后成为夜郎侯，因为夜郎侯生于竹筒，所以有了“竹王”的称号，而“竹王”也是仡佬族人民英勇的象征，因此“竹”成为仡佬族人的标志性信仰。在仡佬族特有的图腾中、隆重的节日衣裳中大都能看见竹形状图案，仡佬族对竹的信奉也至今流传，在一些仡佬族传统浓重的地区仍然保持着仡佬族崇拜“竹”的风俗。在贵州省务川县有许多地名都透露出对“竹王”的敬仰，而竹本身具有耐寒、正直、坚韧不屈、生命力顽强等特性，更加深了仡佬族人对竹美丽传说的深深怀念之情。现在务川县龙潭村还保留着把胎盘和鸡蛋壳埋入竹土中的风俗，渴望后代因此得到“竹王”的庇萌。在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留有许多与仡佬族族称有关的地名，如濮地垭、濮传岭、、平獠关、仡佬箐、葛佬溪、葛佬坟、佬人沟、仡佬树、仡佬坪、仡佬塘、仡佬槽湾、霸王屋基、仡井沟、箐垭口等100多处地名遍布全县，遵义县平正仡佬族乡有盘龙山盘水河吉安寺，附近有獠木王、獠木台、獠木堰、獠河寨、獠木水、獠木顶、（在南北）、獠山沟、獠人顶（在新蒲镇三坝村）、獠濮场、蒲江水、濮劳山、濮石台、夷牢溪（即今新蒲）、獠山岩（在枫香），山姓石香龛；仁怀市有云仙洞（又名徕子洞，莱芝洞）茅坝镇安良金竹囤、椒园。赤水河流域是云南、广西仡佬人的祖籍。赤水市天台镇有蒲家沟、西河乡甘包沟，旺隆镇的甘滩子，葫市镇的石葛佬，僚家沟、甘溪沟，长期镇的僚子湾，长沙镇的山犁坝、四川乐山市的舍人亭等地名，它们是仡佬族世居此地的有力佐证。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被世界称为“龙的传人”，而关于中国人对于龙的深厚感情需从古代开始说起，统治者都自称为龙子，认为龙显现着无比尊贵的权威身份，龙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贵州务川县龙潭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地原名为火炭垭，龙潭是一个有古迹的原始仡佬村，龙潭因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寨前有一方水塘，水塘四处飘散着荷花香，因地理地质原因水塘四季不会出现干枯且不涨潮也会出现浑浊的状况，仡佬族原始信仰神灵崇拜的缘故，他们认为因为有神灵之物“龙”藏匿于此而导致，便取名为龙潭。在务川县很多乡村中普遍存在龙洞堡、石龙、黄龙村、在上述所提到的竹龙洞从龙潭的地名由来可以看出仡佬族命名的方式有形象命名的成分，仡佬族思维方式中信仰与崇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仡佬族民间流传的故事、神话、传闻等都在影响着仡佬族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也证实了仡佬族人对龙神之物的敬仰。在仡佬族人的服饰和图腾上也会有许多神灵的图案，这些对于仡佬族人的生活而言，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的。二、生殖崇拜对于有些民族而言生殖是不能随意谈论的,但对于仡佬族人生殖确实神圣不可亵渎的。生殖崇拜起源于人类母系时代。生殖崇拜是指仡佬族人为了生殖繁衍后代，对男女生殖器官致以宗教般的狂热信仰。而竹因为它的生命力顽强和繁衍性强并且竹的形状似女性生殖器官而成为仡佬族的生殖崇拜物，而对于竹生殖崇拜有生殖器崇拜和生殖神崇拜两种形式，生殖器崇拜是竹的生殖崇拜的初级形式，而生殖神崇拜是竹崇拜的最高崇拜。而生殖神崇拜在此之前有男根崇拜和女阴崇拜之分。女阴崇拜最初在新时期石器的彩陶上已有三角形的花纹，而对于女阴生殖崇拜最初在原始社会只是一种对女性生殖器官能繁衍后代的一种崇拜和羡慕，竹在后来成为仡佬族的神灵崇拜之一，仡佬族人把竹作为女性的生殖器象征，后来的生活中也深受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男根崇拜是对男子生殖器官的崇拜，最开始时出现在原始时期父系氏族社会时代，最初的女阴崇拜因其能繁衍后裔而被祭祀，后发现男子在繁衍后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从最初的女阴崇拜转变为男根崇拜，从《蜀王本纪》中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竹崇拜就从女阴崇拜的象征物转变为男根崇拜的象征物。对生殖的崇拜是最普通的一种信仰崇拜，人们因其可以繁衍子嗣而感到不可思议，而竹因其坚韧、生命力的旺盛、繁衍快等特征而成为象征物，寄托了当时人民渴望繁衍后代的强烈愿望，成为仡佬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与祈祷的对象。在务川石朝当地有一座酷似女人的胸部的山而被当地人称为“双乳峰”，在西距仁怀市中心20.5公里有一座奶子山，东与遵义县相邻，绿荫常覆的林区占地9097亩，平均海拔1420米，被誉为酒乡的森林公园。奶子山，因其北面山腰紧连着两个小山头形似一对奶头而得名。峰顶高1466米，长约40米，宽30米，四周有1米多高的石墙，系清咸丰年间当地群众避匪而建，至今尚存。仡佬人求嗣，崇拜梓潼和观音菩萨。求嗣仪式极有生殖器崇拜的特点。盘龙洞位于贵州遵义县平正仡佬乡，是青年夫妇丢石求嗣的洞穴，极富仡佬民族风情。三、英雄崇拜中华民族崇拜英雄，仡佬族人也信奉先逝的祖先和英雄，认为由于他们的不辞辛苦才有了今天的光景，每年过节时都会祭拜，也会在自己的家乡修建庙宇或者祠堂以怀念和让后人谨记祖先的奉献和精神。申家祠堂是为了祭奠一个名为申的务川人，他幼年时期救父于虎口，少年救老师于监牢，后代君死于危难，后来嘉靖十年于思州府城（就是今天的务川县）设立“申忠烈公祠”。救父为孝，拯师为义，代君为忠，所以“申家祠堂”又称为“三烈祠”。他的忠义、孝顺、是后世仡佬族人民所敬供的地方，也是忠义、孝顺的象征。因为是仡佬族的英雄,务川人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讲到忠义、孝顺的同时我们也会想到英勇神武之类充满正能量的词汇，无不追忆曾氏老祖勇斗恶龙的传奇故事。在仡佬族的历史中，曾氏老祖曾泽坚来到道真县洛龙乡的码头上开天辟地，洛龙乡因为地势原因没有水源，种庄稼只能看老天的脸色吃饭，当地人想过很多办法但是毫无效果，后来老祖觉得是管理降水的龙王在作怪，决心制服龙王，他让他的徒弟把鸡蛋煮烂，他则前往别的地方想办法，四十九天后回来发现徒弟仍在煮鸡蛋。老祖被这种顽固的精神所打动，后来就想尽办法打开了龙设置的一道道关卡，却被徒弟的担心呼喊而中断，于是他只能钻入洞中取水，后开出了水井、水沟和堰塘，而曾泽坚因疲劳过度而逝世，从此以后，曾氏的子孙就供奉着“此地龙军泽坚老祖”的牌位和曾氏老祖骑龙的雕像，他的这种精神意志至今仍被后世子孙代代传扬。黄杨屯是为纪念南宋时凤岗仡佬族英雄任正隆而命名的。宋元时期“平南僚”中冉守忠冉桂森父子杀戮黔北仡佬族，涌现出以任政隆为首的反抗英雄。大德五年暴发了雍真噶蛮土司宋隆济反抗暴政的斗争。楠杆花花桥位于贵州铜仁德江，特点是桥上建廓，是武陵桥文化的杰出代表，特专为纪念仡佬民族英雄“杨泗”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而建。遵义县平正平家寨人山满（诨名山峦峦）奋起抗捐并担任太平军石达开部队旗手，转战于黔西北、川南等地。山姓石香龛这一地名记录了平正人反抗压迫和出走省外逃生的悲壮历史。仡佬族人民崇拜英雄特有的仁爱、智慧、英勇的优秀品质，这是仡佬族人民崇拜的纯粹本质，这也是仡佬族人信仰其先人的本质原因，其目的希望后世的子子孙孙可以受到此中的精神鼓舞。仡佬族民族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地名上来看，有许多地名是可以反映仡佬族人民的思维方式，从地名的形象命名反映民族思维的原始特点。有关水的地名，是因为仡佬族人信仰水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在务川县也含有许多带坝的地名，有平坝、沙坝、山竹坝等地名，是因为仡佬族人有依山傍水居住的习惯，他们喜居住在有利于庄稼种植平原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仡佬族人特有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对地名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地名是其文化的产物，对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地名受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时代文化三个主要的文化因素制约，地名所彰显的民族气息是我们需要了解并加以尊重的。来源：《学理论》2016年第7期作者：吴德盛选稿：周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在中国历史上，“贵州”一词作为地名，最早见于唐代。据《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地理志记载，在现今广西贵县一带，从唐太宗贞观九年（639年）起，便设有介于道、都督府与县之间的十级行政区“贵州”，归下等都督府——邕州都督府管辖，是所谓“邕管十州”之一。其管辖范围最大时为8个县，户数最高时为28930户，属下等州，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年）全国315个州之一。唐天宝年间之后，其管辖范围逐渐缩小，改领四个县，宋代改领一个县。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则“省县，止行州事”。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遂“降为县”，更名“贵县”，隶属于广西浔州府。历史地名“贵州”，最早见于宋代。据一些史料记载，北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七年（974年），于现今贵州省贵阳市中心地带的矩州石人部落王子（宋乾德三年被授为“归德司戈”）若藏之子普贵以所领矩州（旧名黑羊箐）乞内附，因“梁、益方音鱼、脂同呼，土人语矩日贵”，故宋太祖敕普贵书遂有“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等语，但所委派普贵的官名却仍为“矩州刺史”，州名仍曰“矩”。这既是历史上因语音误会而将“矩州”混淆于“贵州”的开始，也是现今贵州省名的最早来历。不过，这种关于“矩州”改称“贵州”的解说，尽管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61年）编写的《贵阳府志》、《大定府志》等书提出之后，一直沿袭至今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但仔细研究、推敲，却似乎有些理由不足，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因为其一：矩州开设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降为羁糜州，皆隶属于黔州下都督府。至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已分别历经353年和230年之久。其间，不乏矩州首领与唐中央朝廷间的联系、交往，乃至内附乞封等活动。然而，却为何皆不见因语音不同而将“矩州”误称为“贵州”的记载？其二：查对相关史书，整个宋代（包括北宋、南宋），的确虽有“矩州”的设置，但却是“矩州”名称出现多种误传、误载而消失的朝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八十九、地理五载夔州路绍庆府羁縻州49州中，既无“贵州”，也无“矩州”，却有相关的“知州”，并校勘曰。知州，《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寰宇记》卷一二O，《舆地纪胜》卷一七六作‘矩州’；《九域志》卷一0作‘短州’。”《新唐书》、《寰宇记》、《舆地纪胜》、《九域志》皆为宋代人的著作，仅有《宋史》为元朝初年作品。它们皆可谓是当代人记当代事，或后代人记前代事。但对同一个“矩州”的记载，为何却有三个不同的名称？个中缘由，可能只应从矩州自身的变化中去寻求——因为唐中后期至宋代，矩州皆为羁縻州，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是松散的，很容易出现信息有所误传和不通。而矩州自身的变化，就发生在907至960年承接唐、宋两代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央政权频繁更迭，地方割据征战，十分混乱。僻处边隅的矩州也难幸免。有的论者认为：“五代时，彝族水西安氏的远祖乌蛮（亦称卢鹿族或罗罗族）首领主色率部攻人矩州，将谢氏驱逐；把矩州改名‘黑羊箐’，主色本人居住在贵阳城北30里的石人山，所率部队称石人部落，主色派儿子若藏率部队驻守黑羊箐。不久自己率部退居水西（鸭池河以西）。”但据《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列传第二百五十五、蛮夷四载，北宋乾德五年（967年），“知西南夷南宁州藩落使龙彦滔等遂来贡，诏授彦滔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藩落使”。随行的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与其他七个部落王子“并为归德司戈”。可见石人部落王子若藏是“藩”即“蕃”或“番”族（今布依族），而不是水西彝族。况且，“黑羊箐”之名，据弋良俊《夜郎探秘》一书说，原本是古越人和布依族对过去贵阳市中心大十字及周围地带的称谓。“贵阳之名，土著少数民族自有其叫法，且世代相传。布依族称之‘黑羊大箐’，亦叫‘黑羊箐’，简呼‘黑羊’”。“古越语中，鬼读‘矩’，与贵字相通”。这就进一步证明，五代时攻入矩州，逐谢氏，将“矩州”更名“黑羊箐”或“贵州”的，是现今布依族先民，而不是彝族先民。不仅如此，据清代乾隆初年贵阳潘文芮撰《贵阳志稿》载，“五代时，楚王马殷遣八姓帅率邕管、柳州兵，讨两江、溪洞，留兵戍之，遂各分据，号八番，是为今之定番州。”乾隆四年（1739年）绥城谢圣伦等辑《贵州志略》亦载：“五代（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马氏（希范）遣八姓帅率邕管、柳州兵，讨两江、溪洞，留军戍之，遂各分据八番。”尽管这两条记载所记楚王马殷与马希范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五代时包括邕管“贵州”在内的邕管、柳州兵随八姓帅攻占了“溪洞”，即今黔南和包括贵阳在内的贵州中南部地区，并分据为“八番”，却是不争的史实。这既是现今黔南、贵阳地区布依族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现今贵州布依族与广西壮族同源的一个重要原由。“八番”以今惠水县为中心，宋代名南宁州。其首领龙彦滔于北宋建立后第七年，即乾德五年（967年），率化王武才、石人部落王子若藏等部属赴宋廷朝贡，分别被授予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藩落使、怀化将军、归德司阶、归德司戈等职衔。开宝七年（974年），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之子普贵又以其从南谢手中夺取的矩州乞内附。因古越语中“矩”与“贵”相通，加上其祖上原本来自包括邕管“贵州”在内的邕管、柳州。于是，宋太祖及其朝廷遂分辨不清其所领之地该名“矩州”，还是该名“贵州”，或是该名其他什么州——这大概才是宋代“矩州”讹为“贵州”，“贵州”之名由广西移入贵州的真正原因。整个宋代，“贵州”一词在现今贵州境内未见正式冠用于地名，仅见冠用于官名。如，北宋末期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以田佑恭加贵州防御使。”南宋中期宁宗“嘉定庚午（1219年），以宋永高升贵州经略安抚使，”等等。而元代则不同了，“贵州”作为地名，不仅设于现今广西境内，同时又设于现今贵州境内（全名“贵州等处蛮夷长官司”，简称“贵州”，位于原“矩州”，即今贵阳市中心区），乃导致明代宋濂等撰《元史》卷六十三、志第十五、地理六，将两个“贵州”皆置于“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条目中，并在位于现今广西境内的“贵州”条目下，错误的加上属于现今贵州境内“贵州”的注释内容，称：“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大德六年（1302年）云南行省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至贵州科犬，至宋隆济等纠合诸蛮为乱，水东、水西、罗鬼诸蛮皆叛，刘深伏诛”，将相去约千里的两个“贵州”，直接混为一谈。直至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将广西“贵州”降为县，更名“贵县”。洪武四年（1371年）改授原顺元宣慰司霭翠为贵州宣慰司，置贵州卫。十五年（1382年）一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设贵州承宣布致使司，十四年（1416年）设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贵州省级军政、民政、监察机构全部设置完毕，“贵州”一词遂完全归属于贵州省。此外众所周知，贵州省名简称为“黔”，或曰“黔省”。这是由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布政使司之设是因思州、南宣慰司二田之争而起。思州、思南战国时属楚国黔中地，秦国属黔中郡，唐朝属黔中道，皆冠以一个“黔”字。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思州宣慰使田佑恭被加授虚职“贵州防御使”，加上明朝因废原“黔”之地思州、思南二宣慰司而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于是，“贵州”便与“黔”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贵州”即“黔”、“黔”即“贵州”的概念。作者：刘毅翔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04第年3期选稿：周辰编辑：吴雪菲校对：张纯瑜审定：刘言责编：邹怡思（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往期精彩海龙囤（贵州）囤名考浅析贵州遵义的地名词语明代贵州方志中的地名与治理因彝成名：贵州威宁自治县地名特点研究微信扫码加入

摘要：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地名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宝贵地方性知识：通过黄岗侗族地区小地名的研究发现，当地小地名的命名制度，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激励作用。因此，挖掘、利用民族地区的这一宝贵地方性知识，对认识当地公益事业的运行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小地名；公益事业；社会激励；地方性知识一、引言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积累下来的产物。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范围的称谓，而且在地名背后还隐含着极为丰富的自然与社会信息，使之成为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这就使得每条地名都蕴涵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因为每条地名的产生都与人类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每条地名所指代的空间范闱客观上存在着层次上的分类，其中有的地名如山名、河名、村寨名，一个地名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往往要大到一个平方公里以上，但有的地名则相反，一个地名所指代空间范围则可以小到数百甚至几个平方米的范围。比如稻田，灌溉渠，小桥等等都是如此，这样的地名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小地名。大地名隐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学术界早已熟知，并展开了相应的研究，但对小地名而言，自今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展开探索性的分析，以便丰富人们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进而探索小地名的命名制度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应用可能。原始人类在从事采集和狩猎等社会生产劳动时，必须了解周围的自然环境，知晓什么地方可以采到野果、哪个山坳有野兽出没、何处可以取到生活用水等等。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对这样的狭小空间范围加以命名，小地名也就营运而生。至于人们熟知的大地名反倒是后期的，是社会交往扩大后文化整合派生的产物，正是凭借这样的小地名，原始人类在外出采集狩猎时，才可能区别地理方位、辨认方向，以确保劳动有收获并能够顺利地返回驻地。正是出于生产与生活之需要，小地名才必须产生，并且可以得到稳定的传承。学术界在研究地名时，以往是对大地名的关注较多，而对一个特定社区内的小地名则疏于关注。笔者通过对贵州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的调查发现，这一村寨内小地名不胜枚举。这些小地名不仅折射出了黄岗侗族居民对周围生态环境的认知，而且这些小地名的命名制度不仅赋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还隐含着侗族特有的文化激励机制，侗族传统文化激励机制的存在，推动和维护了当地公益事业的顺利运行，即使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他的积极作用仍然不容忽视。因此，发掘和传承侗族这一小地名的命名制度，对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二、黄岗稻田小地名传承现状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是一个边远的侗族山寨，该村的黄岗寨有侗族居民309户，1200多人，承包的稻田1500多亩，森林2.7万余亩。黄岗村的辖境有41平方余公里。侗族传统生计中的稻鱼鸭共生耕作、林粮兼营、农牧兼营在该村部保存的极为完整。全村共有11个生产小组，而且耕地分布比较分散。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对糯稻种植的稻田进行踏勘后，发现黄岗人所种的每一块田都有自己的专用名称，这些名称的构成极其复杂，有的稻田是以开田的祖公的人名来命名；有的是以稻田所处的生态环境特点来命名；有的稻田是以该稻田适合种植的农作物的名称来命名；有的稻田是以该稻田发生过的某件重大事件来命名等等。整个黄岗上万个稻田都是这样被逐一地命名了的。黄岗居民中成年男女对该村范围内的稻田名称了如指掌，不仅能讲出某一稻田发生过哪些历史故事，并对某一稻田的走向、生态背景、供水线路和水温高低、向阳情况都一清二楚。因而提到每一个稻田后，黄岗侗族居民和外界人所能诱发的联想是截然不同的。三、黄岗稻田小地名命名方式笔者在黎平县黄岗村调查时发现，该村的稻田中以开荒者的名字命名的稻田数不胜数。这里仅以5、7两组的稻田为例，就可以摘编出有如下一些稻田的实例：1．“贵公田”(侗语：Yav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地名是地域内空间方位的名称，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地域的文化内涵。扬州地名的文化内涵丰富厚重，同时也反映出扬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依据国内高精度地图，共收集到扬州市区人文地名2030个，其中，道路类地名有1184个，村庄类地名有384个，住宅区类地名有462个。通过量化分析、用字考察，可以发现，扬州地名反映了城市的地理、历史、人文特征，从而构建出扬州历史悠久的古城形象、资源丰富的水乡形象、自然和谐的宜居形象，这也是扬州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关键词：扬州；地名用字；人文地名；城市文化形象地名，不仅满足了居民对城市空间定位的需求，也记录了城市的地理风貌和人文历史，从而反映出城市某地某时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的总和就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扬州具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地名文化相当丰富，生动地反映出扬州城市的历史风貌。赵苇航将扬州地名分为12类，并指出“扬州市地名的得名由来和命名规律涉及地理环境、历史事件、政治因素、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扬州丰富多彩的地名文化，正是扬州人文历史积淀和城市文化形象的体现。本文以国内地图精准度最高的百度地图（2018年版）作为地名搜集工具，将地图放大到1：2000最大比例尺，分片查找，收集到扬州市区（不包括高邮、宝应、仪征等县级市）人文地名共计2030个。地名一般由“专名+通名”构成，其中，通名表示地理实体的通用属性或类别，专名则表示地理实体的专有属性。从通名这一角度来看，扬州人文地名主要包括三类：道路类地名1184个，村庄类地名384个，住宅区类地名462个。从中可以发现，其地名用字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扬州城市的自然、人文两大基本特征，用字特点也体现出扬州城市的文化形象。扬州市区地名通名用字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一、构建历史悠久的古城形象古城之“古”主要来源于以下两大因素：一是城市建筑等外在形式，二是人文历史等内在积淀。扬州人文地名用字极好地体现了以上两大因素。（一）通名反映古城外观扬州道路类地名共有1184个,其主要用字有“路、桥（大桥）、巷、街（大街）、大道、线”等。其中，“路”多“道”少，“巷”多“街”少。以“路”为名的道路有737条，而以“道（大道）”为名的仅有13条；以“巷”为名的有93条，而以“街（大街）”为名的有68条。《说文解字•部》：“道，所行道也，从从首。一达谓之道。”段玉裁注：“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说文解字•足部》：“路，道也。从足从各。”由此可见，“道”“路”虽然本义相同，但是“道”还有“道理”等引申义，“路”就成为古往今来表示“道路”义的最常用词语。扬州市区主干道一般用“路”命名，如“文昌路、扬子江路”都是交通承载量较大的道路。通名“路”使用频率非常高，占道路类总数的62.25%。这说明扬州道路地名的命名方式趋于传统，现代元素较少。“街”最早见于小篆，象纵横相交的十字路。《说文解字•行部》：“街，四通道也。从行圭声。”《说文解字•部》：“（巷），里中道。从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由此可见，“街”与“巷”虽然都以人类的行为作为主要参照标准，但“巷”窄小而“街”宽广，“巷”曲折而“街”通直。韦明铧认为，“扬州的街和巷从前是有区别的，街是商业区，巷是住宅区”。由于巷子较多，所以人们将扬州称为“巷城”，素来就有“北京胡同扬州巷”之说。这一称号一方面反映出古代扬州城市之繁荣、住宅之密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扬州传统住宅多、“古城”形象的物质载体得以很好地保存，体现出扬州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保护式发展”理念。（二）专名记录古城历史城市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参与，以此形成的历史遗迹地名也是城市文化底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邗江”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筑邗城、开邗沟而得名，“夫差桥”亦因夫差而得名，我们可以由此探寻到扬州建城的历史源头，亦可以从中发现该城市的文化脉络与精神图谱，构建起“古城”的城市形象。在扬州的人文地名中，以历史人物、历史遗迹命名也成为构建扬州占城形象的重要元素。有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扬州生活、居住过，这也在扬州地名中得以体现。扬州地名以人物命名的共有335个，具体命名方式有三种：一是历史人物名号或美称+通名，如纪念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的“夫差桥”，纪念广陵江阳人鉴真和尚的“鉴真路”，纪念明末著名爱国将领史可法的“史可法东路、史可法西路”，纪念清代“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阮元的“阮元路”等。二是与历史人物有关的典故+通名，如“正谊巷”得名于曾为江都相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名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三元巷、三元北路、三元南路”得名于宋代扬州的三位状元吕漆、王昂、李易，“卸甲桥、常家巷、粉妆巷、得胜桥”则得名于明朝名将常遇春。三是姓氏+通名，以这种方式命名的地名有240个。其中，巷名和村庄名中最为常见，如“武家巷、赵家巷、大梅家巷、杨家庄、顾家庄、陈庄”等。这些在地名中出现的历史人物，能够让大众直接感受到扬州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了对扬州悠久历史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扬州曾是古代的商业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其经济、文化的繁荣可以从大量的历史遗迹中体现出来。扬州的很多地名是以古代的建筑、城门、商业集市等历史遗迹来命名的。扬州自古就是佛教重地，庙、寺、亭、塔众多。据笔者统计，以“寺、庙、庵、塔”命名的地名有32个，如“报恩寺巷、师姑塔桥”等。同时，“观、宫”等宗教遗迹也用于地名命名，如以赞化宫为名的“赞化巷”、以永宁宫为名的“永宁巷”等。此外，还有以“亭、阁、堂”命名的地名，如扬州地标性建筑“文昌阁”和“四望亭”,以此命名的“文昌路”主线长度达到60公里，是贯通扬州东西的景观路，也是城市交通的大动脉。“四望亭路”同样是市区东西走向的要道。以“一阁一亭”命名市区重要的两条交通要道，可以更好地凸显出城市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自信力。城门是古代城池的重要标志，扬州城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池遗址之一。结合考古发掘和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扬州老城区共有十二座城门，它们分别为：利津门（东门遗址）、安江门（南门遗址）、通泗门（宋大城西门遗址）、镇淮门（北门遗址）、徐凝门、挹江门、通济门、拱宸门（天宁门）、广储门、便益门、大东门、小东门。目前，部分老城墙、城门遗址已被保护起来，成为珍贵的历史遗迹。同时,有些城门的名字也融入到现代扬州地名中，如“东关街、天宁门街、北门外大街、北小街、徐凝门大街、徐凝门桥、小东门桥”等。据笔者统计，在扬州地名中，以城门命名的地名有18个。尽管部分原有古迹、城门业已消失，但通过相关地名，仍能还原出扬州古城的大致轮廓。需要指出的是，古运河对扬州城的诞生和成长,对扬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扬州扼守着长江、运河两条水运大动脉的交会之处，成为全国水运枢纽。漕运带来了古代扬州盐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盛。《旧唐书•秦彦传》云：“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时称“扬一益二”。作为历史上的经济重镇，扬州商业高度发达，昔日繁华富庶的景象也在地名中得以显现。在扬州地名中，以古商业集市、手工作坊等命名的有15个，比如，“铁货巷、皮坊街、明瓦巷”是以手工作坊为名：再如，“皮市街、灯草行、苏唱街”等是以商业集市或消费场所为名；还有以大型的综合集市命名的“丰乐上街、丰乐下街”。这些地名既是古扬州商业贸易繁荣的见证，也是古代扬州经济生活的记录。二、构建资源丰富的水乡形象扬州的美名与“水”紧密相关。《尚书•禹贡》中最早出现“扬州”这一名称，据说是因“州界多水，水扬波”而得名。作为“中国运河第一城”，扬州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长江下游北岸，系京杭大运河枢纽之地,水系丰富，河网密布。扬州这一独特的水文地理特征，使得其地名用字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地名中的“水”文化扬州地名中大量涉及“水”的地名，这是对扬州水乡形象的真实描绘。尽管在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扬州的水系分布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大量与“水”有关的地名仍然能够成为扬州城市水乡文化的历史见证。在扬州地名专名中，直接带水的专名有229个，与水间接相关的专名有84个。具体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直接带水的用字有“河、江、湖、湾、水、海、沟、泉、溪、池、潮”。其中，“河”的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江”，再次是“湖”。这三个用字在专名中出现的频次占了和水直接相关的地名总数的66.38%。在道路名中，“运河路、运河东路、运河西路、运河北路、运河南路”等地名，都反映出扬州与运河文化的息息相关。扬州市区的重要街道“汶河路”记录了扬州古时汶河河道的历史，“扬子江中路、扬子江南路、扬子江北路”则强调了扬州毗邻长江的地理特点。在与水间接相关的专名中，“塘”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桥”，共有18个专名。“塘”是由开河挖出的泥土筑成的堤，可以防洪水，也可以筑成河岸道路。以“塘”作为道路名和村庄名也是江南水乡的一大特色。“好、港、岛、井、津、渡、堤”等专名用字则是与水相关的湿地或是水利设施，这些用字大多反映了扬州当地水利开发和利用的历史。在村庄类通名中，有21处使用了“圩、湾、凹、荡”等字，如“小南圩、孙家圩、余家湾、丁家凹、栾家荡”等。在《康熙字典》中，“圩”释为“岸也”，本义是指低洼区周围防水护田的土堤，是江淮地区常见的一个通名用字；“湾”为“水曲也”，本义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凹”为“低下也”，意同“洼”；“荡”为“水名”，也有浅水湖、沼泽之义。这些村庄通名用字反映出扬州地势平坦、湖荡密布、河沟纵横的地貌特征，也反映出城市及周边村庄水系发达、水量充沛的自然特点。（二）地名中的“桥”文化扬州的水乡形象不仅体现在地名中的“水”文化中，也体现在地名中的“桥”文化中。《说文解字•木部》：“桥，水梁也。”其本义是指高架于沟壑或溪流上的横木，后来泛指连接河流两端的必要通道。“桥”不仅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也是城市形象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自古以来就以“桥”多而著称，在古代的诗词书画中都活跃着扬州桥梁的身影，如唐代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南宋姜夔《扬州慢》中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等。在扬州道路类通名中，很多都使用了“桥”，这反映出水运曾经在扬州交通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勾勒出扬州“水乡”的城市形象。在扬州道路类通名中，“桥”有258处之多，仅次于通名“路”的使用，占道路类地名的21.79%。在专名中，“桥”则是与“水”间接相关的用字，其使用频率是这一类中最高的，共有44个专名，其中，道路类31个，村庄类13个。根据李钧、李娟娟、马丽红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桥”在有些城市的地名中使用频率较低，如兰州仅有10处、长沙仅有18处；在有些城市的地名中使用频率较高，如昆明就有98处；像扬州这样高频使用的则极为罕见。这直接反映出扬州城市内部水系较多的特点，也间接反映出城市外部水源丰富、河网密布的地貌特征，是扬州“水乡”形象的集中体现。三、构建自然和谐的宜居形象如前所述，大量以历史事件（人物）、名胜古迹命名的地名与大量以商业集市、作坊命名的地名，体现出扬州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繁华的商业文化。同时，通过扬州地名的映射，还可以透视出环境优美、美丽宜居的现代扬州城市形象。（一）通名中典雅的人文追求城市形象不仅是城市外在的物质空间的展现，也是其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化，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魅力品格。这种精神内涵、文化气侦也渗透在扬州的地名之中，如通名中的“庄、园、苑”便营造出和谐典雅的人文氛围。在扬州村庄类的通名中，“庄”明显多于“村”。“村”是篆文“邨”的异体字。《说文解字•邑部》：“邨，地名。从邑屯声。”徐铉曰：“今俗作村。”“邨”，表示人口驻扎的聚居区；“村”字则产生较晚，隶书另造形声兼会意的“村”字代替“邨”。从字形上来看，“村”表示用木材搭建定居的邑舍。《集韵•魂韵》：“村，聚也。”可见，“村”的造字本义是人口聚集的自然屯落。“庄”则由“荘”草书楷化而来。《玉篇•艸部》：“荘，草盛貌。”《正字通•艸部》：“荘，田舍日荘。俗作庄可见，“庄”的本义是指“草木茂盛”，由此引申出“盛大”义、“大道”义等，如“康庄大道”。之后，“庄”既可以指称乡野间的村落、田舍，也可以指称皇室、贵族、地主等在乡下占据的大片土地及其建筑物，还可以指称规模较大、财力雄厚的店铺等（如“钱庄”“布庄”）。村庄类通名中“庄”的使用频率高于“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扬州市民对经济富裕、生活幸福的追求与向往。相对于村庄类的命名而言，住宅区类的命名方式更为灵活多样。在一定程度上说，住宅名需要满足用户的审美期待与消费心理。在用字上，它不仅讲究清新雅致，而且具有美好的寓意和寄托，能够使消费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住宅区类通名的使用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传统类和新兴类。传统的通名用字主要有：小区、村（新村）、园（花园）、苑等，而新兴的通名用字主要有：庭、郡、府、城、山庄等。在扬州住宅类通名中，使用最多的是传统类中的“园”和“苑”。“园”的本义是指种植花木果蔬的地方，后亦指供人憩息、游乐或观赏的场所；“苑”则多与帝王文化有关，除了培植林木之外，还多是蓄养珍稀禽兽之地。相比于“村、小区”而言，“园、苑”更显高贵典雅；相比于“府、郡、庭”而言，“园、苑”则更贴近自然。这两个通名的高频使用，既反映出扬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体现出城市居民对自然典雅、安宁和谐的人文追求。（二）专名中和谐的自然追求值得关注的是，在扬州地名中，包含着很多具有植物特征的地名，使地名系统呈现出较强的自然色彩。通过对用字的统计，可以发现，扬州地名中以植物命名的有91个，其中，以花入名的就有53个。具体来说，在花类的地名命名中，使用最多的是梅花、荷花，如“梅岭东路、东梅庄巷、荷花池路、荷香路”等。除此之外，还有扬州市花——琼花，有很多历史典故、文学创作都与琼花有关。北宋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曾任扬州太守，面对琼花不禁赋诗道：“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答许发运见寄》）由此，扬州地名中便有了琼花街。其他入地名的花还有“芍药、菊花、桃花、桂花、兰花、玫瑰、海棠、茉莉、百合、牡丹”等，如“桃园路、东桂路、兰苑、芍药巷”等。在扬州地名中，以树入名的有38个，其中，使用最多的为槐树、柳树、杨树，如“三槐路、金槐路、柳湖路、柳叶桥”等。扬州水系众多，沿水而植的柳树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于是杨柳亦成为扬州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唐代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即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扬州“杨柳青路、柳湖路、柳叶桥”等地名，也勾勒出当地柳湖相映、景色如画的自然景观。其他还有“桑树、杉树、枫树、榆树、樟树、柏树”等，如“桑园路、银柏路、杉湾花园”等。总之，扬州城市地名中植物相关用字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反映出其环境优美、生态和谐、气候宜人的城市形象。综上所述，扬州地名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对扬州地名用字的分析，可以展现出扬州城市的地理、历史、人文特征，从而构建出扬州历史悠久的古城形象、资源丰富的水乡形象、自然和谐的宜居形象，这也是扬州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与显著标识。扬州地名不仅是扬州历史变迁、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扬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主要根基，它是一代代城市居民不可磨灭的城市记忆，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扬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富含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的旧地名已经消亡，其背后所承载的自然地理特点、人文历史典故也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扬州地名遗产亟需保护。就此而言，扬州今后应当进一步完善地名志的建设工作，挖掘、保护、传承好扬州地名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以扬州城市的人文历史为抓手，以丰赡厚实的精神内涵为依托，规划新兴地名，增加城市的知名度，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文章作者：陈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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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名是人民为了社会交往而赋予的特定空间位置，是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语言代号。宁波历史上盐业生产十分繁荣，从先秦到明清盐业都是宁波的支柱产业，建立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产组织管理机构。因此宁波地名被渗透了丰富的“盐”文化，文章通过研究宁波地名了解宁波古代独特的地形地貌，探析宁波盐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关键词：古代盐业；地名；宁波地名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符号，是文化的镜像，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延续和传承的信息载体，研究城市地名可以了解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轨迹，有助于研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特定地域的文化，最初往往是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独立发展并自成特色，作为特殊语言的地名的语音、语义、构词都与地域历史、社会生活、民族心理密切相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特定地域内生产生活的劳动人民的价值取向、独特的历史记忆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是一块城市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宁波东临东海，海水资源丰富，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发展历史与盐业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盐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我国古代最稳定、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在人类自身的生存、社会的进步和现代文明的迅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都对盐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盐税收入是历代官府的重要财源，赋税集权中央。《新唐书·食货志》载：“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因此，宁波地名也被深刻地打上了浓郁的盐文化烙印。文章尝试通过研究宁波与盐文化相关的地名，探析宁波历史上的盐业生产活动和海盐文化。一、宁波盐业生产历史宁波具备优越的海盐生产条件，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曾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乃至全国著名的海盐生产基地。春秋时期宁波已有海盐生产的记载，宁波在唐代已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海盐产区，并随后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体制。《越绝书》“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日余。”明确记载在春秋越国之时，勾践为管理盐业曾设置有盐官。这是最早的有关我国东部和南部漫长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的先秦文献。陈桥驿在《论浙江省的方言地名》（1983）中指出：“既然越语称盐为‘余’，而这一带的越语地名除朱余外，尚有余杭、余暨、余姚三处。三余在于越时代与制盐业的密切关系是完全肯定的。”《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东有海盐之饶”的记载。随着唐代盐业生产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宁波的海盐生产也趋于繁荣，并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海盐产区。宁波的宁海和余姚是著名的海盐产地，杜牧在《吏部尚书·崔公行状》中盛赞其“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宁波盐业生产在宋元时期进人高速发展时期。盐业生产规模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其产盐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宁波地区除了奉化以外的地区均有分布。《延佑四明志》卷六《盐课》中记载北宋时期宁波所统辖的盐场有昌国盐场、岱山盐场、东江盐场、玉泉盐场、大嵩盐场、清泉盐场和长亭盐场。鸣鹤盐场负责盐的运输。《延佑四明志》和《至正四明续志》相关卷宗还记载了当时宁波鄞县大嵩盐场，慈溪县鸣鹤盐场，象山县玉泉盐场以及定海清泉、穿山、龙头、长山等盐场的，灶户田的面积有一千顷左右。明清时期，晒盐的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了宁波的盐业发展。宁波除奉化外其余各县均有盐业生产。明朝承袭了元代“团灶”的盐生产组织形式，盐课由盐课司按岁征办。盐课司设在盐场，是明代盐业的基层管理单位。据《慈溪盐政志》记载，宋元至明成化六年（1470），慈溪各盐场位置在大古塘以北潮塘以南。成化六年潮塘建成后，盐场推移到潮塘以北。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末年（1911），又建海塘四条，即榆柳塘、利济塘、晏海塘和永清塘。清代盐场即建于四条海塘之间。《宁波盐志》记载，明景泰年间（1450—1456），余姚石堰盐场东起鸣鹤盐场杜家团，西至上虞金山盐场，南起大古塘，北至海口，面积有77937亩，场分六仓，日埋上仓、埋下仓、柏上仓、柏下仓、梁上仓、梁下仓。清朝初期，石堰盐场已发展成为当时两浙最大的盐场。据《慈溪盐政志》记载，清宣统三年（1911），石堰场易名为余姚场。二、宁波“盐”地名宁波和“盐”字有关的地名很多。文章通过宁波地名网（www．nbdm．gov．cn）查询宁波地名，和盐有关的道路名称就有象山县南至洒水街，北至南街的卖盐弄、北仑梅山地区的盐田大道，以及海曙区南起和义路，北至江边的盐仓巷（现已停用）。以“盐”字命名的行政单位有北仑区的小港盐场、慈溪市的盐仓山村、象山的盐场村等。宁波江东区曾有个小桥叫卖盐桥(华严街一带)、象山丹西街道有个卖盐弄（南起洒水弄、北至南街），颇有生活气息。宁海曙区曾有个路名叫盐仓巷，象山有个卖盐弄，因曾在此处设立盐仓而得名。后因城市规划，该路已不复存在。另外，宁波临海，产盐历史悠久。过去盐民为祈求生产顺利，生活幸福，逐渐产生了独特的“盐宗教”崇拜，绵延相传。现在象山盐区中还保留了六座庙宇（盐司庙、穆清庙、常济庙、昌国大庙、关头大庙、南堡大庙），用来祭祀盐熬神、盐司神和刘晏神。宁波老百姓的盐宗崇拜足以说明宁波盐业生产在浙江乃至全国的地位。三、“盐”地名的变迁(一)谐音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地名中的有“盐”字已经谐音成其它字了。象山石浦镇的“延昌前”即为历史上“盐仓前”的谐音。该地区曾经是制盐、堆盐的地方。还有高塘岛的“孝贤湾”据考证也是“烧盐湾”的谐音。象山石浦镇盐仓前历史上是制盐、堆盐的所在地，因此得名，因时代变迁，谐音改为延昌前。高塘岛的“烧盐湾”谐音后逐渐改成“孝贤湾”。宁波话中“盐”和“咸”发音相似，所以从“盐”谐音来的“咸”在宁波地名中也有广泛的分布。据考证“咸祥”地名是从“盐场”的谐音转化而来。大约在清朝嘉庆年间因为当地围海造田，盐场渐渐消失，“盐场”的地名便改成“咸祥”，取“吉祥如意”之意。现在仍在使用的以“咸”命名的地名有鄞州区咸镇南路、咸镇北路，咸兴路、咸祥中路、咸祥街、咸开路、咸江路，北仑区的咸草地弄，以前使用过的和“咸”有关的地名还有江北区的咸宁巷、咸宁路以及海曙区的咸塘街。鄞州区还有一条河流叫“咸球河”，咸祥镇的行政村有咸一村到咸六村共六个行政村，北仑区还有咸昶村。(二)越语地名宁波有很多越语地名，余姚就是一例。清代著名学者李慈铭认为余姚的得名和盐有关，《越绝书》里有“越人谓盐日余”的记载。另外，浙江沿海地区盛产海盐，余姚更是浙江省内最大的盐场。《浙江古今地名·前言》指出，“余姚、余暨（今萧山）、余杭地濒沿海，其地名都与越的盐业生产有关”，由此宁波海盐生产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姚”的来历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与舜的传说有关。《太平寰宇记》一书中曾说到：“舜生于姚邱。”姚邱因在姚水旁边而得名。(三)从盐业机构衍生过来的地名1．场。宁波很多地名和盐场生产和管理体系中的建制单位有关。盐场是我国古代所设的一种盐业生产的专业机构，下面设不同的团，团由二、三灶组成，灶由很多家组成。后因盐场周围居住的人越来越多而形成了村庄。虽然后来盐场不存在了，但场名却作为地名永久保存了下来。例如象山的石浦镇盐厂和北仑的小港盐场历史上都是历史上产盐的地方，该村名一直沿用至今。慈溪市鸣鹤古镇在唐宋时为浙东主要盐场，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设有呜鹤盐课司，故当地人又习惯称之为呜鹤场。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二《额征》中记录了鸣鹤盐场明朝时的生产规模，称其下辖七团，灶户共有二千九百九十六丁，总催四十七名。另外，还有一些盐场名称在转变成地名的过程中“盐”或“场”字省略，只有主体名称作为地名保留下来。如慈溪的龙头场村。龙头场盐课司从南宋开禧元年（1205）设立后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盐产地和盐政管理机构。此外，慈溪的石堰村、北仑的穿山村，也是因历史上的石堰场、穿山场而得名。2．团。明朝宁波在盐业生产组织方面，团是盐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聚煎”的生产形式，即灶户必须在团舍或灶舍内共同煎盐。古时每个盐场都设几个团，每个团设若干灶户，轮流煎办，禁止民间私煎私煮。户籍分民、军（卫）、商、灶四类，仍规定“其后民籍之外，惟灶丁为世业”。明嘉靖年问（1522—1566），宁波府有盐场7个，有盐团85团，灶户12211丁。由于社会发展、地名变更，宁波地区带“团”字且与盐相关的地名已经不多见，但通过宁波地名网仍发现一些与“团”相关的村名，分布在鄞州区、慈溪市和镇海区。如慈溪市观海卫镇有个村叫“团前方”，该村在旧呜鹤盐场杜家团南，居民多姓方，故村庄命名“团前方”。鄞州区的陈家团村、团尖漕村和团桥村都和古代盐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灶。灶特指旧时煮海水煎盐所用的盐灶，由土垡砌成，灶台圆型，四周有门。灶户，是制盐的盐民。宋朝开始，灶户均有灶籍。随着盐灶周围住户多了，发展成村庄，灶名便成了地名。慈溪是宁波市历史上重要产盐区，该地区曾以“灶”命名的行政区划有27个，以“灶”命名的道路共有l3条。如陆家灶村、一灶村、二灶村、三灶村等。带“灶”字的路名有西一灶江路、西四灶路、五灶南路、五灶北路、六灶路、二灶潭路等。慈溪以“灶”命名的河流有8条，如二灶江、三灶江、五灶弯等。此外，还有一个四灶浦水库和“灶”有关。4．舍。“舍”在古代是海涂渔盐憩息之处，隶属“团”或“仓”。慈溪境内曾经有许多以“舍头”或“舍”命名的村名。宁波地名网上共记载了5条至今仍在使用的和“舍”有关的道路。如车子舍路、方家舍路、绍兴舍路等。有54个带“舍”的村落，主要分布在现庵东、长河、坎墩境内。这些村落的分布与古时这些地方的盐灶分布遥相呼应，无一不显示出在这块土地上盐业生产曾经的繁荣。5．管。灶下设管，如原慈溪逍林区三管乡，即旧杜家团上管、中管、下管三管地。原范市镇有任溪管村，旧属鸣鹤场淞浦团，后相沿为村名。现在“任溪管路”的路名仍在使用。6．甲。明时，灶下分甲，每灶一般为十甲，甲以丁主姓氏命名。慈溪市的行政区划中有26条与“甲”有关的地名。分别有二甲村、三甲村、四甲村、十甲村、史家甲村、五房甲村、杨家甲村以及郑家甲村等，都和盐业有着颇深的渊源。7．丁。丁是村民煎盐之地。慈溪市现有十三丁村、卢家丁村、蒋家丁村等自然村。也有一些地名原来带丁字，现在已经省略掉丁字的，如附海镇下张村，原名即为下张丁。此外，有些看似与盐毫不相关的地名，其实与盐也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慈溪庵东境内有“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等地名。民国时，庵东盐务分局在所属盐区按东西序列设场务所。四、宁波海盐文化海盐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开放式的地域文化。宁波无疑是中国海盐文化的代表。宁波市海盐资源丰富，产盐历史悠久，向来是全省的重要产销区域之一。盐、产盐、盐业传承了宁波的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海盐文化。宁波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与盐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宁波慈溪市庵东镇保存了较为完整的三座瓦盐仓遗址，象山杉木洋村依然保留着当年一座盐民信仰的常济庙和一尊盐神（盐熬菩萨）。古代劳动人民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形成了盐民独有的宗教文化。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见证了宁波古代盐业的繁荣。如宁波象山古代晒盐技术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古代海盐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十多道工序，是劳动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象山杉木洋村的“撩生盐”“荆竹盐”和“盐砖”等都是盐产品中的精品盐，古代称之为贡盐。古代盐民受特殊的户籍制度管理，不仅在生活上艰苦，而且在政治上也倍受歧视和奴役。他们除了在行动上有一定的限制外，所产食盐要全部交公，而其所得仅仅维持活命。宋代诗人柳永的《煮海歌》描写了盐民的悲惨生活：“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何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呢成岛屿。风干日曝盐昧加，始灌潮波增成卤。”五、总结地名是语言学中的专有名词，是语言的重要部分。宁波地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对地名中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可以从语言学的视角探悉、记录特定地域社会生活的历史文化特质。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盐业在宁波工业体系中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很多现存的带有鲜明咸味的地名，很有可能会不复存在。但盐对于宁波这座城市，仍然十分重要，是宁波城市记忆中不可遗忘的烙印，并会一代一代传称下去。END文章作者：丁爱侠文章来源：《宁波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选稿：何铂羽编辑：郝志坚校对：刘优华审订：檀金玲责任编辑：刘言也谈王莽改地名江苏常熟福、殿二山地名变化考论关于海南地名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的思考“声悦童心

［摘要］唐代以前就已存在的江苏常熟“福山”地名，原指常熟境内长江南岸一座自然山体，因其所指代实体景观在地方社会和军事防御上的重要性，逐渐变成用于描述区域性诸多景观的专有地名。宋代由于福山上兴建的一座东岳庙，福山渐被民间呼为殿山，随着该宗教实体的影响力扩大，殿山在民间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和认知度，就此逐渐替代了福山之名。但由于官方记录的地名与民间对地名的实际使用之间具有一定的偏差，因而造成福山、殿山二名长期混用与误用的现象。［关键词］福山；殿山；地名变化；江苏常熟一、问题的提出地名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代与自然斗争和人类之间交往的产物，地名的产生及变化与不同历史阶段的自然、社会、人文等各种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地名作为人们赋予特定时空背景下地理景观的专有名称，不仅其所覆盖的空间范围及历史文化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且地名所依附的景观实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景观实体与地名符号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地名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鉴于地名与景观的紧密依存度，在地名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景观实体本身的变化、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地名存续更替的关系。历史上闻名江南的江苏常熟福山，其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自然及人文内涵发生过复杂曲折的变化，以至于今人对福山地名的认知，仅是指一个普通的水乡小村庄，这一案例能够深刻地反映地名变化背后的人地关系机制。福山今在地图上称为殿山，位于今江苏省常熟市区西北方向的沿江地带，是一座环山面海、高度不过百尺的小山丘。因其险要的地理位置，福山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倍加重视的江河要地，其周边的自然景观、军事与政区地名皆以此山命名，例如福山塘、福山镇、福山营等。然而明清以来，相关史书与地方百姓往往将此山称作殿山，也由此产生了福山与殿山名实不符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一山两名”或“一山一名（专指殿山）”之说，更有甚者认为福山与殿山为两座不同的山，即“两山两名”。针对这个问题，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常熟知县刘沅（源）在殿山山顶立碑，以此证殿山原名为福山。碑文记：海虞东北，峙江与狼山相望者曰福山。自梁迄今，其名由来旧矣。世俗不察，指附近小阜为福山。福山转名曰殿，是何异倒呼岱宗梁甫耶？庚寅夏，阁部制宪高公按临阅兵，以闾井相沿讹误，谕令更定，爰勒石山麓，如其旧称，俾士民知山之自有主名，而命名之名各有取尔也，是为记。该碑文交代了福山改称殿山乃是附近居民的讹传，福山与殿山为同一座山，但他并没有说明殿山得名的由来，以及两地名之间的转换关系。而在今人研究成果中，朱冠军与陆文龙对此问题的观点与前人保持一致，也未就福、殿名称的由来及混用问题进行追究。基于此，本文利用古今苏州、常熟地区的地方志及古代舆图等文献资料，对福山地名变化的具体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复原和分析。二、福山之名的产生与演变一个结构完整的地名，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的，其中通名用来区分地名的类属，而专名则把同类地名区分开来。福山最初得名与山体的外部形状相关，在唐朝以前福山被称为覆釜山，“本名覆釜，山其形似覆釜也”，即山的形状如一只反扣于地的大铁锅。其时，在中国其他地区有许多山形相似的山都被称为覆釜山，“覆釜山，按山名覆釜者不止一处”，如《舆地纪胜》中所载的临海县龙符山，也称覆釜山。至唐天宝六年（747年），覆釜山改称金凤山，由于文献较少，此名由来无从可考，只知“天祐初吴越于此筑城戍守，控扼江道，亦谓之金凤城”。又至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因釜的发音通福，且具有吉祥之意，因此将山名改为福山：“山形如覆釜，与福声相近，因名之福山云”，但此时福山在其周边的影响力有限，故时人对其仍有他称，如被称为江阴青山：“宋齐邱撰《徐温祠堂碑》云，江阴之征遇越兵于覆釜之邱，或云即江阴青山”。福山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沿江七峰中，山形最大，且形势最险。“其山下临大江，自东北旋绕直南而西，其东南水中狼钧剑脊三山苍翠并列，而西与沙顾诸山状若颙昂相望。瞻盻之下，左通泰右江阴，皆宛然如在坐次。”这使得福山与江北狼山共同成为控扼江海的“由海入江第一重门户”。随着福山在地方影响力不断变大，其周边自然实体名称也逐渐因其而生，福山作为专名被地方不断使用，如福山塘（浦）、福山闸、福山港等。其中最早出现的福山塘原为南朝梁大通二年（528年）在常熟沿江所浚的通江二十四浦之一，之后，又有沿江四十八浦、六十浦之说。文献中最早有福山塘地名出现的记录是在沿江六十浦说中的“福山东横塘”与“福山西横塘”，且出现时间应在后梁乾化三年(913年)之后：自松江下口北绕昆山、常熟之境接江阴界，约三百余里……福山东横塘、福山西横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条，各是古人东取海潮，北取扬子江水灌田，各开入冈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间作横塘一条通灌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以浸润高田。至宋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在塘中置福山闸（又称范公闸），时任苏州知府的范公有言：“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扬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阴，一浦一港，大者皆有闸，小者皆有堰”。福山闸修成后不久宋廷又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通浚自常熟至福山的水道并命名福山塘，塘口入江处便称为福山港、福山渡：“亦自县城通江门而北行四十里入扬子江，是为福山港福山渡在焉宋以降，福山塘因其为自海入吴的七大水道之一，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入吴之路有七，曰孟河曰江阴曰福山港曰白茆港曰杨港曰刘家河曰金山”，同时又因其河口宽阔、河道平直，“常昭南境低乡之水由白茆入海取道八十八里，不如由福山入江为近。白茆水路纤曲海口尤甚，不如福山塘之直”而成为常熟境内乃至江南地区非常重要的入江北大门。除了河流、闸堰等水利景观的取名与福山密切相关外，地方人文景观的名称也受其影响，其中又以地方政区名称的形成最具代表性。自东汉至五代时期，福山一直隶属于常熟下设的南沙乡，至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吴越遣将邵可迁等水军屯江南岸，与周师相应，即此处也，时谓之福山镇”，此为福山作为政区之名的最早记录。宋时，常熟下辖九乡、三镇，福山镇即在其列。截至1999年福山并归海虞镇前，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福山地方政区级别无论是镇、乡还是区，其名称前缀一直以福山为其专名。除政区名称外，宋朝在此设置“福山务办钞”以收商税，明清两朝设福山总兵以驻江防等，都是以福山为专名进行命名。综上，福山之名起源于自然山体本身，其外部形状决定了最初百姓对其的感性认识。其后，由于福山虎踞江海之交，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遂成为历代重守之地，因而以福山为专名，以自然河道、行政单位、军事组织等为通名的地方名称不断产生。由此，“福山”一词经历了由单个实体地名向区片性地名演化的过程。三、东岳庙：殿山之名的由来明清以降，在涉及常熟福山的相关文献记载中出现了殿山之名，如光绪《常昭合志稿》“打靶教场旧在殿山之西”，又如《江南经略》所记载的“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贼船六只从东海而来，入福山港，登岸劫杀至殿山桥而还”。除此之外，相关舆图中也将福山标为殿山，如绘制于清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794—1843年），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福山营汛总图》（见图1）。文献中对殿山的相关记载较少，但仍可依据其他资料梳理出殿山之名出现与流传的脉络。▲

我是你的眼”公益诵读活动，于2022年5月15日正式启动。活动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宣文处、江西省图书馆、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承办。来源：江西新闻广播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何雨桐微信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6月22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主办、我校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与地名研究中心承办、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暨《地名管理条例》学习与国家地名治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我校东区地名研究中心顺利举办。此次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祝朝伟、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寅、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党总支书记薛红、院长兼地名研究中心主任周文德、副院长黄劲伟、英语学院王天翼教授、地名研究中心外聘专家李正权，以及来自国家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甘肃省地名研究中心、江西省社科院、昆明市区划地名中心等专家学者共60余人出席此次会议。发表论文的学者来自22个省市41家单位，在线参加会议的观众多达200人次。呈现覆盖面广、关注度高的特点。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川外地名研究中心主任周文德教授主持，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祝朝伟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党总支书记薛红博士和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马利邦教授先后致辞。会议共有10场主旨发言和4场小组讨论。主旨发言的专家和论文有：程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名用字在语文辞书中的择收呈现》，王寅（四川外国语大学）《地名的“内涵义”与“外延义”——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王莽改地名幅度很大，但仍只占全国地名系统的小部分，是州改名合理性、郡改名复杂性与县改名混乱性相结合的复杂事件，不能简单论断。王莽改地名体现出不平衡性，在层级上主要集中在郡，在地域上北多南少，西多东少。改名与命名是有区分的，这两者都是王莽整体执政方案的一部分，主观上有通盘考虑，而改名是施政需要与“应经”擅改的结合，是进步性与危害性的结合。关键词：王莽；地名；更改；政区沿革王莽执政时期，曾经大规模更改全国州、郡、县各级政区地名。谭其骧先生在其著名论文《新莽职方考》中，对更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证和记载，使我们有了一份详尽的新莽一代政区地名资料。但是，在谭其骧先生完成了“是什么”的工作之后，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时期的地名更改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古代传统观点认为，王莽乃篡臣、周贼，其所作所为为人所不齿，“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因此作为其治国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改地名完全是其疯狂不可理喻行为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虽有学者逐步客观分析王莽其人其事，甚至提其“进步性”，试图为其翻案，但说到郡县更名一事，仍认为王莽主要就是为了“应经”而改，没有任何意义，大多都是笼统而言“繁琐”、“极复杂之能事”，没有定量具体分析。近年来，徐鸿修对王莽郡、县改名的总数进行了简单统计，并与秦始皇改地名进行比较，认为王莽改地名“处处表现出任意胡为的荒谬性”、“随心所欲”，改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违背了地名演变的客观规律，企图用形式主义的改名来变革现实。”这是对王莽改地名研究的新进展，但是仍然没有分层级、区域进行具体分析，没有注意到更改各级地名之间的差异性、不同地域地名更改的差异性。因此，本文试图根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深入探讨改名的具体数据及其所体现的分布规律和王莽的政策取向之间的关系。根据《新莽职方考》所记资料，我们把研究的时段放在王莽执政的前期，即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至新莽天凤元年（14年）。所谓改地名，王莽改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的地名，也就是《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西汉末期郡县地名。据笔者统计，在这13年中，州一级地名变更仅有2起，占新莽12州部的16.7％，变化不大；郡国的总数由元始二年的103个变为天凤元年可考的116个，变化不大，但在天凤116郡中曾更名或新设的郡达到91个，未改名的25个，改名幅度高达78．4％，可以说绝大多数郡都经过了名称变动；县的总数元始二年的1587个变为天凤元年可考的1585个，其中曾更名或新设的县为730个，未改名的855个，改名幅度为46.1％。有了上述的基本数据，我们会发现，笼统说“大幅度改名”、“绝大多数地名都更改了”是不对的，必须要分具体情况。总体而言，把三级地名相加，总共1713个地名，改了823个，改动幅度为48.0％，虽然很惊人，但毕竟不是“大部分”，而是“小部分”，事实证明，多数地名并未更改，更何况这个数字还包括大量的新增政命名，严格来讲并不算改名。这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后面会加以说明。01州名沿革的合理性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划为13州部，即凉州、豫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益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部，习惯上称为“十三州一部”。虽然此时“州”只是监察区，并不是政区，但从地名角度看，已成为全国十四个大的地理区域的名称。王莽执政后，撤司隶校尉部，朔方为匈奴所占，仅存12州部他对这12州部进行了如下调整：（一）通名调整即将州部的通名全部调整为“州”。所剩12州部中，只有交趾不是“州”，因此改“交趾”为“交州”。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对州部进行调整时说：“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这段话历来作为证据证明王莽此举是为了“应经”（当然，“应经”是他篡汉夺权的需要），可是在此处，王莽此举客观上具有进步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州”是不是政区，作为大的地理区域的通名已成为事实，将“交趾”改为“交州”，从法律上确立了“州”作为大区的标准名称，非常统一和规范。这并不是“应经”而改，有学者指出“交趾”虽不“应经”，但好在“交”字还应了“宅南交”一典，也算应经。果如此，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何还会存在“交趾郡”，为何在大幅度改郡名时不改交趾郡之名。此外，改为“交州”，在地名角度上看，也能有效避免“交趾部”与“交趾郡”相混淆。东汉魏晋，“交州”一直沿用，就很能说明其合理性。（二）专名及区划调整改“凉州”为“雍州”，并包含司隶校尉部之三辅地区。所谓“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大概指的就是凉州。汉武帝元封五年设十州部时有凉州，但《禹贡》、《尧典》等无凉州，并且“界”在华山，包括了司隶校尉部西部三辅地区，因此，改“凉州”为“雍州”，既是“应经”的需要，同时从地域范围来看，包括了三辅地区，再称“凉州”就不准确了。光武后虽改回，但东汉末年直至魏晋又再次改为“雍州”，能够在一个侧面说明其合理性。同时，由于司隶校尉部的裁撤，豫州含有了包括原司隶校尉部东部的河地区。比较奇怪的例子是“益州”，为何不改为“梁州”以“应经”，而是沿用武帝故事，这也能说明王莽并非一味乱改，他并不糊涂，他有他的全盘思路和政策，虽然不一定正确。虽然“九州制”今天看来并未真正实施过，乃是古人的行政区划方案，但在王莽看来，就是理想的行政区划方案。笔者认为，所谓“应经”，实质是想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以政权意志愿望作为地名命名方式，名称上的更改乃是表象。王莽设有州牧，州牧有“行部”，而且还认识到“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这些都说明他不是一味追求托古应经，是有其考虑的。汪清也认为，“王莽统治时期是州制变化的重要时期”、“名为托古，实则有许多是创新，为后世之滥觞”。至于王莽的州是不是政区，与本文无涉，暂不讨论，但是州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在新莽一代，的确固定下来了。总的来说，这一级地名他变动极少，如前文所述，变的也自有其合理性，并被后世所沿用。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最高一级地名变动少，可以保证其稳定性，并且王莽关于州的一系列政策“大大推进了中国秦汉以来地方郡、县二级行政体制向州、郡、县三级体制的演进过程”。02郡名更改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在新莽天凤元年可考的116郡中曾更名或新设的郡达到91个（其中新设的15个，罢左冯翊、右扶风二郡），未改名的仅25个，改名幅度高达78.4％，可以说绝大多数郡都经过了名称变动，这是郡这一级地名变更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地域范围来看，每个州都有郡名更改的现象，但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如表1所示：从上表可见，总体呈现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南方的扬州、交州改动很少，处于50％以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当地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相对“无事”，除了部分地名他认为“不应经”或者有政区调整需要以外，甚少改动。这说明王莽改地名有个原则，就是不会为了改而改，而是他觉得有必要改才改。扬州的郡名改了三处，前两处是同一目的，即旧九江郡迁至旧豫章郡，类似情况在他处还存在，这也是被一直以来所诟病的，的确沿用旧名但指的是另一地，会造成极大麻烦。但是他可能认为“九江”之典在于豫章，所以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合理。那么既然这么一改，原九江郡就必须起一个新的名称，延平郡就出现了，所以从某种意义讲，延平郡并不能算改，而是新政区命名。另一处是安风郡，旧六安国，王莽将两汉存在下来的“国”通通改为郡，变更通名，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残存的王国势力，在制度上是进步的。而六安国改为安风郡也非乱改，领内本有汉安风县。至于交州改名的三郡郁平、新广、桓合，的确属于体现政权意志愿望的地名命名方式，说为了“应经”也可。正如夏增民指出“王莽改制的实质，就是以儒学的政治理想，来解决秦汉以来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是有一整套方案的，可行性如何不论，但不能因为他用典命名，就说他用形式主义解决实际问题。北方的豫州与并州是郡级政区更名的重灾区，双双以100%的幅度名列第一。西南的益州也紧随其后。这三州，一个是其统治的中心地带，另外两个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发生战争或摩擦的热点地区，刚好体现他的三种更名目的。一是以豫州为代表的推行新的行政区划构架，王莽在豫州及周边地区搞“六队”，无论其合理与否，总之是他的一个全面方案。对于这一点，阎步克也指出，“王莽在规划制度时，除行政考虑和集权考虑之外，······力求达到形式上的整齐和谐”。根据这个方案，豫州的祈队、右队、左队三郡出现了，而河南郡改为保忠信，置卿，如故秦内史、故汉京兆尹，每朝首善之区有别他地，无可厚非。分汝南郡置汝坟、赏都，分沛郡置吾符、延城，属于行政区划调整，与“应经”无涉，看其合理与否只能看区划调整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当然要为新郡命名，命名时采典或体现意志愿望，这与为了“应经”而改郡名是两回事。至于改梁国为陈定，如前述六安，是种进步，同样领内原就有陈定县。二是并州，体现与匈奴争夺的政治需要，并州有部分地区原属朔方，这一地区与匈奴反复争夺，因此将其命名为极富政治军事色彩的归新、获降、受降、得降、填狄、厌狄，自有其目的，增山、沟搜倒是“应经”而改。三是西南在汉夷交界处的益州，推行对外威慑招抚、对内用儒家文化镇抚的政策，地名更改完全体现这一点。在西南夷地区或交界地区，有西顺、集巂、就新；在汉文化区，则有新成、就都、导江、同亭、乐平等新的郡名体现儒家经典，同时以示改朝换代之意。这里要说到一个问题，后面还会提到，就是往往此类为了改名而改名的郡，其辖县更名幅度很小，说明王莽也担心会影响稳定。西北的雍州的情况最为复杂。前面提到，雍州是由原凉州10郡与司隶校尉部三辅地区合并而来，原共13郡。除京兆保留外，三辅另两郡变为“六尉郡”，这与前述六队郡一样属于行政区划调整，拱卫京师，可以理解。按原三辅旧领县57，关中地区向来人口稠密，这样划分下来六尉郡一郡领将近十县，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原有3郡，增加6郡，减少2郡，与凉州9郡相加总共16郡。分天水郡新置填戎、阿阳二郡，此外完全新增加的是西海郡，至此雍州总共18郡。王莽为了凑齐东南西北，说：“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民始怨矣。”这倒是典型的反面教材，说明其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应经”无所不用其极乃至荒唐的地步。但是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并不多见，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典型事例，就不加分析认为王莽所有更改地名的行为都是荒唐的。可以说前面所说的8个郡，其实都不是改名，而是政区调整命名。再来看原凉州九郡，天水分置填戎、阿阳，属于政区调整。张掖、设屏类似前述九江、豫章的情形，虽是政区调整，的确造成不便。安定、金城未改，辅平、敦德、威戎、厌戎体现的是对内对外（严格说是少数民族）政策，与益州类似。总体来看，雍州地区是由于政区调整情况复杂才出现许多新郡名称的。徐州、荆州、兖州、冀州、幽州、青州在地理上属于东部沿海地区，在上表所统计的郡名变更幅度中属于中游水平，同时也是西汉以来分封王国的密集区域，它们的郡在更名原因上也具有相似之处，即多因为王国改郡而出现新的郡名。此外，政区调整、“应经”而改也占一部分，其情形与前文所述他州类似，不再赘述。03县名更改的混乱性及各级地名更名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到，新莽时期县的总数可考者1585个，与平帝元始二年1587个大致相当，其中更名的、新设的县730个，占总数的46.1%，不到一半，和郡级相比，更名幅度小很多，政区调整、增设的情况也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作为统治基础的县的更名相比之下更加慎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前文所述观点，即有目的的改名在政区调整较小的情况下，相应也就减少了。但是县级政区改名也有其特点：（一）改通名在县级政区，将县改为“亭”的数量相当多，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可考的112个，占730个改名县的15.3%，如改郢为郢亭。类似的情况还有加“城”、“陵”、“治”等，都属于改通名或使其具有通名性质。而改县为“亭”的做法属于有目的的政区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改为亭，沿用旧专名也好，专名通名同时新命定也罢，都属于王莽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和其他改名现象不同的是，到了东汉还有一定影响，说明有一定社会认可度。应劭在《汉官仪》中描述光武初年的情形时曾说：“鄣塞破坏，亭队绝灭”，说明此通名与“队”这一带有通名性质而转化的专名都成为描述政区地理实体的名称而被逐渐接受。（二）

摘要：《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在展现历史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灵活多变的文学创作原则，即运用地名多指性、有意更改历史地名、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移动历史地名方位、虚构生造历史地名等。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地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关键词：三国演义；湖北地名；使用方式；文化价值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使用地名十分混乱，漏洞百出，这似乎是历史学界的共识。一位学者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但它作为历史演义，却存在太多问题。尤其是人名、地名、称谓、物件上的错误，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简单地混淆。”这显然是以历史的标准来看待《三国演义》。诚然，从史学角度评判罗贯中使用地名问题，其水准是不高的，甚至犯有很多低级错误。但从文学和文化传播学角度来评判罗贯中，则不能不承认其使用地名手段的聪明灵活，甚至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三国演义》描写地域范围十分广阔，述及地名数量十分庞大，兹仅以小说所写今湖北境内三国地名为例，来考察罗贯中使用地名的基本方式及其文化价值。一、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古荆州是中国地理方位上的九州之一，也是两汉时期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涵盖今湖北省大部、湖南省大部、河南省南部以及重庆、广西、广东、江西等省市各一部。其中，今湖北省是其核心区域，春秋战国之时为楚国统治中心，汉末三国时期又是各大政治军事集团拼死争夺的战略焦点，因而自然成为《三国演义》描写的重点区域。120回的篇幅中有41回叙述了湖北境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故事，涉及地名高达87个，至少有20回写到荆州，有12回写到襄阳，有7回写到南郡，有6回写到樊城、夏口、江陵，等等。从小说使用古荆州地名情况看，罗贯中是一位熟读《三国志》《三国志注》《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的学者，其历史功底绝非普通文士所及。除了荆州这个著名大州州名外，罗贯中记述了湖北境内和跨境湖北的若干东汉郡县名，如南郡、南阳郡、江夏郡、邓县、襄阳县、江陵县、当阳县、邾县、鄂县、华容县、夷陵县、孱陵县、秭归县、临沮县、上庸县、房陵县等；也记述了三国时期湖北境内新置或更名的郡县名，如襄阳郡、宜都郡、蕲春郡、武昌郡、新城郡、建平郡、公安县、武昌县、西陵县等。罗贯中还记述了大量湖北境内发生重要历史事件或故事的具体小地名，如岘山、檀溪、隆中、长坂、汉津、赤壁、乌林、樊山、华容道、夷陵道、油江口、青泥、陆口、樊城、墩台、麦城、犹亭、马鞍山、乐乡、巴山等。上述郡县名和山名、水名、城名、关隘名等，皆为汉末三国时期客观存在并与三国人物发生密切关联的历史地名，许多地名尤其是早已消失的郡县名对于后世若干读者而言十分陌生，而罗贯中非常严谨地记录了行政区划的变化发展，真实地反映了三国英雄拼死争夺荆州的地点和事件，在传播三国历史知识和地名知识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今天广大读者对于檀溪跃马、隆中对策、长坂坡救主、火烧赤壁、败走华容道、败走麦城、火烧犹亭、马鞍山脱险、奔袭上庸城等等地名故事耳熟能详，与《三国演义》的精彩描写是分不开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但罗贯中毕竟是小说家，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他遵循的是文学创作原则，而不是历史考据原则，故而在展现历史人物的行踪足迹和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地点上，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方式方法，这首先体现在灵活运用地名多指性上。所谓地名多指性，是指某些地名具有一个以上的多重指向性，一般属于著名的区域名。如“荆州”，既指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名，又指方位不一的城市名。小说第6回云：“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此指东汉十三大行政区划之一的荆州。第31回叙述刘备在汝南被曹军打败，孙乾建议暂投荆州刘表，“玄德大喜，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这里显然是指荆州州治城襄阳，刘表任荆州牧后正式将州治迁至襄阳县，并在襄阳城东修筑了州治城。第52回云：“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赤壁之战后，周瑜以江陵县为荆州州治，故而此处被张飞袭夺的荆州即指江陵城。第42回云：“(曹操)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荆、峡，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余里。”此处荆、峡、蕲、黄指四个行政区名，荆即荆州，但这个荆州并非两汉荆州，而是指唐宋以后范围大大缩减了的荆州(相当于今湖北省荆州市)。小说中类似的多指性地名还有“襄阳”“南郡”“江夏”等地名，时而指行政区，时而指具体城名。再如“荆襄”是个泛指地名，后世一般指江陵至襄阳一带区域，但在《三国演义》中则具有多指性。第52回中，鲁肃云：“所有荆州九郡，合当归于东吴。”诸葛亮反驳道：“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伊籍对刘备说：“荆襄马氏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幼者名谡，字幼常；其最贤者，眉间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马良又道：“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显然，诸葛亮所说“荆襄”等同于“荆州”，伊籍、马良所说“荆襄”则指江陵至襄阳一带地域，这里既是马良、马谡的家乡(马氏兄弟乃南郡宜城县人，处于江陵县和襄阳县之间)，又是古荆州最具代表性区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故而马良认为“不可久守”，必须早作准备。又如“南阳”，亦具有多指性。第36回先叙徐庶向刘备介绍诸葛亮：“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卧龙先生。”后叙刘备“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此处第一个“南阳”指东汉南阳郡名，第二个“南阳”显然指诸葛亮躬耕地隆中或卧龙冈。充分运用地名的多指性，既有利于传播复杂的三国历史知识，又有利于促进三国文化的发展。比如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将襄阳与荆州联系起来，但小说用“荆州”代指襄阳城，实际上是将汉末三国时期荆州发展变化的历史向广大读者作了生动的宣讲。在刘表任荆州刺史之前，荆州州治汉寿(今湖南汉寿县)，南郡郡治江陵，襄阳不过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南郡边鄙小县。初平元年(190)，刘表任荆州刺史(两年后为荆州牧)，联合蔡瑁、蒯越等襄阳豪族势力，文武恩威并举，很快结束了汉末荆州的混乱局势，并将荆州州治迁至襄阳，襄阳始以一个边鄙小城一举成为荆州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王粲、司马徽、徐庶、崔州平、诸葛亮、庞统等大批名士才俊隐居襄阳。刘表在襄阳旧城东北修筑了州治城，后人将州治城前大街称为“荆州街”，明代文人在州治拱门门额上书写“荆州古治”四字，现存约200米古城墙便是三国古城墙遗址，至今襄阳市襄城区仍保留了“荆州街”名。毫无疑问，作为名震天下的鄂北重镇和历史名城，襄阳的发展始于刘表时期。罗贯中用“荆州”代指襄阳，既说明他真正了解三国历史，也起到了传播三国历史知识的作用。又如历史上诸葛亮曾自述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笔下的南阳指东汉南阳郡，范围涵盖今河南中南部和今湖北襄阳西北部，包括邓县隆中(汉末邓县隆中与南郡襄阳县交界)。曹操下荆州，南阳郡一分为三，即南阳郡、南乡郡、襄阳郡。樊城、邓县、山都县等划归襄阳郡。隋唐以后，南阳郡范围进一步缩小，形成南阳市)为中心区域的州府级行政区划。如前所述，《三国演义》中的“南阳”，要么指南阳郡，要么指隆中卧龙冈，二者丝毫不矛盾，作者的认知非常清晰。但是，唐宋时期南阳县(今河南南阳)民间兴建了诸葛草庐、卧龙冈、诸葛井等三国遗迹，罗贯中并未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而是使用了地名多指性，给读者留下灵活理解的余地：南阳既可指郡名，可指县名，亦可代指诸葛亮躬耕地。今天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争相开发诸葛亮文化景区，客观上促进了三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二、有意更改历史地名更改历史地名，即对原有地名有意识地加以改动，使之具有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蕴。如小说多次提及“荆襄九郡”或“荆州九郡”，实为罗贯中有意改造的泛指地名。两汉时期荆州下辖七郡，即南郡、南阳郡、武陵郡、江夏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可谓“荆州七郡”；汉末分南阳郡东南部置章陵郡，可谓“荆州八郡”；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下荆州，分南郡北部及章陵郡别立襄阳郡，分南郡西部别立临江郡(后刘备改为宜都郡)，分南阳郡西部别立南乡郡，荆州七郡变成了荆州十郡。罗贯中既不言“荆襄七郡”或“荆襄八郡”，也不称“荆襄十郡”，偏偏生造了“荆襄九郡”之说，这与他追求故事的“三、六、九”模式有关。“三、六、九”是中国古人喜爱的神秘数字，小说中描写“三英战吕布”，赵云“三进三出”，曹操“三笑三败华容道”，诸葛亮三气周瑜、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等等，都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说的“荆襄九郡”，绝非罗贯中信口开河，而是有意改造。再如小说第34回写刘备向刘表建议：“使张飞巡南越之境；云长拒固子城，以镇张鲁；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张鲁是盘踞汉中一带的军阀，地处汉水上游，刘备认为，令关羽据守固子城便可以防备张鲁从汉水顺流而下攻击襄阳之地。显然，此处固子城是指襄阳西北方向的一座重要军事城堡。《水经注·沔水》注“东过山都县东北”一句云：“沔南有固城，城侧沔川，即新野山都县治也。固城位于今湖北谷城县境内的汉水之滨，逆汉水而上一千余里至汉中，顺汉水而下至襄阳约一百里，为两汉南阳郡山都侯国(县)治所，确实是个位于襄阳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由此可知，固子城是由“固城”改造而来，几乎没有读者注意到这个地名改动的文化价值。刘备建议刘表安排关羽守固子城是出自小说虚构，既表现了以南阳县(秦汉称宛县，后改为南阳县，今为河南了罗贯中敏锐的军事眼光，更表现了罗贯中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首先，固城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春秋时期谷伯绥之封国在此，死后葬于固封山，又称故封山，取故国封地之意。西汉高祖封卫将军王恬启为山都侯，治固城，固城西北汉水北岸乃郯侯萧何封地。东汉光武帝封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马武为山都侯，亦治固城。足见固城一带是历代贤臣名将驻足之地，是文化之邦的象征。其次，古代“固”“故”二字相通，都有“稳固”“坚固”“安定”等义。殷商时期有故子城，唐宋都城有固子门，民间有固子山、固子坡、固子岸等地名；而“子城”又别有意蕴，含“内城”“小城”“皇城”等义。宋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日：“皇城在京城之中，今谓之‘子城’。可见，罗贯中将历史地名“固城”改为“固子城”，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习俗，而且给广大读者以历史联想空间，作者有意让刘备提醒刘表：关羽据守固子城，既可以稳固荆州州治襄阳城，也可以确保汉家文化之邦的安定。又如《三国志·先主传》载日：“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历史地名长坂即是赵云勇救幼主之地，位于今湖北当阳市境内。“坂”字本身就是山坡的意思，“长坂”即长长的山坡。而小说第41回却使用了民间通俗称呼“长坂坡”来描写长坂大战，字义叠加，暗含长坡漫漫艰辛难行之意，既预示了刘备集团和十万百姓被迫杀的不幸遭遇，又表现了孤单英雄赵子龙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又如《三国志·潘璋传》载日：“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擒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可见关羽被俘地为夹石。夹石在今湖北远安县洋坪镇境内，是一条两岸岩石耸立的沟壑，故名“夹石”，民间习称回马坡。而《三国演义》第77回描述关羽被俘场景云：“关公不胜悲惶，遂令关平断后，公自在前开路，随行止剩得十余人。行至决石，两下是山，山边皆芦苇败草，……伏兵尽出，长钩套索一齐并举，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关公翻身落马，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沈伯俊、谭良啸二位先生认为：“决石，《三国演义》中误用地名。按：据《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当为夹石。”其实，罗贯中将历史地名夹石写成“决石”，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决”通“缺”，又通“诀”，有“断裂”“斩断”“残缺”“毁坏”“诀别”等义，不祥的地名与冬季的枯苇败草相互映衬，预示着关羽毁败的不幸结局，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元素和神秘文化气息。三、提前使用后世地名《三国演义》常常将后世产生的地名或已经废弃不用的古地名置于汉末三国时期使用，不妨称之为“历史地名的时间移位”或“历史地名的时间错位”。必须指出，小说中地名时间移位不乏误用之处，但大部分应视为故意误用，这是《三国演义》使用地名最常见、最基本的方式。就小说描写湖北境内地名看，主要采用的是提前使用后世地名的方式。魏晋以后，州级行政区划有时与汉代州近似，有时等同于郡级或县级，府则与郡相当。被小说提前使用的郡县名有巴陵郡、汉阳郡、义阳郡、郢州、荆州、峡州、蕲州、黄州、南漳县、武昌县等。第53回叙述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其实，此二郡均为后世设置的郡名。三国时期只有巴丘城，乃东吴重要军事基地，隶属长沙郡下隽县；西晋始置巴陵县，治巴丘城；南朝刘宋分江夏、长沙二郡地置巴陵郡，辖今湖南岳阳、湖北蒲圻等地，距离周瑜时代已有两百余年。东汉凉州有汉阳郡，三国魏改为天水郡，距荆州数千里。凌统所守“汉阳郡”，属汉荆州江夏郡安陆县地，唐代才置汉阳郡。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日：“汉阳郡：东至江夏大江中流为界三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明一统志》卷五十九“汉阳府”条日：“三国属魏，后属吴，皆为重镇。晋立话阳县，为江夏郡治，后郡移治安陆县，宋齐梁并属江夏郡，后周属竟陵郡，隋属复州，大业初属沔阳郡，唐置沔州，治汉阳县，天宝初改汉阳郡。可见汉阳郡是唐代郡名，被作者罗贯中提前至三国时期使用。第41回介绍建安十三年(208)，魏延与刘备相见云：“身长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义阳，郡名。最早置义阳郡的是魏文帝曹丕(220～226年在位)，郡治安昌县(今湖北枣阳市东南)，辖今湖北北部与今河南南部一带。可见，“义阳”也是一个时间移位的郡名。再如第60回叙蜀中名士张松前来荆州拜见刘备：“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来，前至郢州界口。”《宋书·州郡志》日：“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其年罢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竞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可见，三国早期尚无郢州之名，魏黄初三年(222)曹丕置郢州，不足一年便并入荆州，之后吴也立过郢州，但时间亦很短暂。至南朝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置郢州，设郢州刺史，辖境较广，与汉代州近似。后西魏置郢州，范围缩小，辖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等地。从《三国演义》叙述的方位和线路看，所说“郢州”应是西魏以后的郢州。无论哪个时代的郢州，都晚于张松见刘备之时。又如第35回描写刘备马跃檀溪，仓惶逃离襄阳城，“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沉西”，不期与名士水镜先生相遇，从此成为蜀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此处述及的“南漳”，即南漳县，两汉时期地属中庐、临沮二县，北周置思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思安县为南漳县，沿用至今。显然，南漳县被罗贯中进行了时间移位。第49回描写赤壁大战前诸葛亮排兵布阵：“孔明起身，谓公子刘琦日：‘武昌一望之地，最为要紧。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于岸口，操一败，必有逃来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轻离城郭。’”此处“武昌”既指郡县名，又指城名。《三国志·吴主传》载日：“(建安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黄初为曹丕称帝之后的年号，孙权在黄初二年(221)改鄂县为武昌县，置武昌郡，取吴国以武而昌之意。赤壁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此时“武昌”之名尚未出现，刘琦所守之城当是鄂县县城。可见罗贯中将“武昌”提前使用了十三年。湖北境内郡县州府之外，罗贯中还提前使用了后世许多山名、水名，如三江口、西山、襄江、玉泉山等。《三国志·周瑜传》记载赤壁之战初期有一场遭遇战：“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除了“赤壁”外并未记录其他地名，而小说第45回叙述周瑜率东吴水军向夏口进发，“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结营”。周瑜中军结营地是西山江滨，而三江口则是东吴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之地。西山古称樊山，因在武昌城(今湖北鄂州老城区)西郊，民间俗称西山。三江口位于西山之西北四五十里之外，即今湖北黄州与鄂州之间的大江之中。但鄂州“西山”之名始见于宋人苏辙《武昌九曲亭记》、祝穆《方舆胜览》等文献，《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云：“西山：在武昌县西三里。宋苏辙《九曲亭记》谓山有精舍，西日西山，是也。”黄州“三江口”之称亦见于宋人陆游《人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文献，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日：“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多有，凡水参会处皆称之。庚寅发三江口，辰时过赤壁泊黄州。”足见鄂州西山、黄州三江口等为宋代地名。第73回描写关羽发起樊城之战，“乘胜追杀，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清人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四日：“安陆府汉江之上流为郧阳、襄阳二府，故日襄江，亦日襄河。”‘襄江”之称，应始于唐宋时期。宋初《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四载日：“《襄江记》：岘山亭在襄阳县东一十里，今基迹尚存。”秦观《淮海词》亦有“闻说襄江二十年，当时未必轻相慕”之句。又第77回描写关羽死后英魂飘至“荆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最后拜普净长老为师，皈依佛门。玉泉山本名覆舟山，隋初智者大师来此修庙建寺，开讲佛法，并编织关羽显圣于此的故事以吸引听众，后晋王杨广见香火旺盛，便赐寺名为“玉泉寺”，“玉泉山”之称应由此而来。唐代名相张九龄至当阳县，写有《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等诗作。由此可见，罗贯中描写三国英雄故事时提前使用了若干隋唐五代两宋地名。罗贯中在小说中广泛采用后世地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早期地名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中，叙述人物故事时使用陌生感很强的原有地名不便于读者阅读欣赏，而相反后世地名享誉天下，读者耳熟能详，读起来心领神会。比如元明读者一般对鄂县感到陌生，却很熟悉武昌，武昌比鄂县响亮得多。同样，邾县在无数读者心中一片茫然，但黄州因杜牧、苏轼等文化名人在此任职、生活、创作而名震四海，读者阅读到“黄州”，自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产生若干联想；二是地名是历史的特殊载体，三国历史事件原发地在后世民间产生了许多地名传说，大量蕴含丰富内涵的小地名用于小说情节中，读者阅读起来生动而具体，有利于三国人物故事的传播。比如历史上并未记载周瑜水军与曹操水军初战的具体位置，而小说以“三江口曹操折兵”为题，具体描写了东吴水军在三江口水域如何得心应手打得曹操水军惊慌失措的场景，凡乘船到过或路过三江口的读者就仿佛亲临了三国古战场。又如关羽被杀后葬于覆舟山附近，而隋唐以后人们习称玉泉山，山中玉泉寺一带流传着许多关羽显圣的传说，历代无数信众熟知玉泉山、玉泉寺，罗贯中提前使用玉泉山之名，自然使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和崇拜之情。由此可见，罗贯中提前使用大量后世地名，是出于诸多艺术审美思考，同样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四、移动历史地名方位移动历史地名方位，就是将此处地名挪移至彼处，使原有地名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变动或错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名的地理移位”或“历史地名的空间移位”。如前述小说第34回描写刘备建议刘表让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按汉末军阀分据荆州的形势看，刘备所说“三江”的方位指向应在荆州江夏郡东南部(今鄂东一带)，与所谓“三江口”连接，但三江泛指三条江，三江口指三江汇合处。“三江”之名见载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等早期历史典籍。《史记·夏本纪》日：“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汉书·沟洫志》日：“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对孙权云：“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三部史籍都指“三江”在扬州吴地(今江苏、浙江一带)。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释“三江”云：“韦昭云：‘三江谓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为三江。其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人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人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人海。”韦昭，三国东吴史学家，其三江之说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无论是韦昭的三江说，还是司马贞的三江说，都说明三国时期荆州无“三江”之名，刘备所说“三江”实为罗贯中加以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第41回两次写到景山，一次写刘备问路，左右答道：“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景山。”另一次写曹操观战：“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地名景山很常见，仅《山海经》便载有三处景山，一处在今山西闻喜县，一处在今河北邯郸市，一处在今湖北保康县。而当阳景山未见载于早期历史地理文献，应是一处作者进行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郦道元《水经注·沮水》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峡层云。”汶阳郡沮阳县为东晋所置郡县，位于今湖北保康县、远安县一带，“东”字为衍文；景山，乃著名的荆山山脉之首。沮水源自保康县西北之景山，流经当阳县境，罗贯中有意将云霞笼罩的景山迁移至当阳县，以衬托长坂坡之战的激烈而宏大的场景。又如第81至84回，作者集中笔力描写了夷陵大战，屡屡述及“犹亭”这个深刻影响战役结局的关键地名。“犹亭”之名首见于《三国志·先主传》，可能是刘备临时设置或更名的亭级行政区划名。《先主传》载日：“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犹亭驻营，自假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夷道，汉县名，辖今湖北宜都市等地；假山，亦汉县名，辖今湖北长阳、五峰等地。夷道、假山二县相邻，均位于长江之南，夷水(今习称清江)自西向东横穿其境，二县西南部与武陵郡(今湘西等地)相邻，故而刘备遣马良从假山县前往武陵联络蛮夷部落共同伐吴。史籍记述非常清楚：刘备主要兵分两路，由黄权率江北诸军进驻夷陵道(夷陵县通往当阳、临沮等地的驿道)，与吴军偏师对峙，并防阻魏军夹击；由刘备亲率主力进驻江南清江流域的“夷道犹亭”，与吴军主力对峙。可见，历史地名犹亭在江南夷道县境，当位于清江之滨。从《水经注》等地理文献记录看，长江三峡斜穿宜都郡(今湖北宜昌市)，两岸山峦林立，地形险要，不适宜兵家排兵布阵。然而，罗贯中则将犹亭从清江流域迁移至长江之滨，第84回描写刘备在大江两岸扎营布阵：“先主于獍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入吴境。……夹江分立营寨，纵横七百里，分四十余屯。”又写陆逊发起火攻，“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为了故事情节的紧凑连贯，罗贯中特意将历史上的犹亭予以移位，形成了一幅以长江三峡为轴心的火烧连营七百里的精彩画卷。此外，小说中的“夷陵道”“吴会”等历史地名都被作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地理移位，不一而足。有些学者将小说中地名移位现象归纳为罗贯中误用地名的两大类型：“《三国演义》篇幅较长，所涉地名颇多，其中地名错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分为时间型错误与空间型错误两大类型。”其实，小说故事中频繁出现“地名错误”现象，恰恰说明作者有意为之，以罗贯中深厚的历史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许多地名的大体方位和产生时间，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他出于艺术描写的需要，明知故犯。罗贯中明知故犯地“错用”三国地名，还集中体现在混合型地名移位上。所谓混合型地名移位，即所用地名既存在着空间移位性质，又存在着时间移位性质。这类地名数量在小说中虽然占比不大，但情况更复杂，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丰富。如第55回写刘备去东吴招亲，用诸葛亮计脱离虎口，周瑜派兵一路追赶，小说先叙刘备一行急急走到刘郎浦，后写周瑜亲率水军追来，一直追至“黄州界首”。显然，此处“刘郎浦”应在鄂县地界(后为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刘郎浦又称刘郎、袱，在今湖北石首市城西北江滨，位于鄂州市上游约七百余里处，得名于刘备招亲故事，明显属于后世地名。唐人吕温有《刘郎浦口号》一诗：“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元人吴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所载地名“刘郎袱”日：“江陵府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也。、袱，房六翻，洄流日、袱。”小说中“刘郎浦”是时间移位地名无疑，但它同时又是地理移位地名。宋元时期武昌县境(今湖北鄂州市)亦有地名“刘郎袱”，苏轼在诗文中有“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袱”之句，但此刘郎’袱是民间讹传。《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云：“流浪、湫：在武昌县东江上，俗讹为‘刘郎、袱’。”可见，武昌刘郎’袱本名流浪袱，与刘备招亲故事无关。历史上吴蜀联姻虽然各怀私心，但总体上平和喜庆，不存在周瑜率部追杀刘备的场景。熟读史籍、博学广见的罗贯中不会不知道荆州刘郎、袱的大体位置和相关历史传说，但他为了突出周瑜与诸葛亮、刘备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刘备集团迎亲地点从石首县向东迁移七百余里至武昌县境，让周瑜亲率精锐水师从柴桑追至武昌刘郎袱再追至黄州地界北岸，终被诸葛亮挫败。再如第66回描写鲁肃在陆口临江亭设宴，邀请关羽单刀赴会。陆口，陆水入江处，在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境内，处于长江南岸(历史上关羽单刀赴会处在今湖南益阳)，历代文献中并无陆口建有临江亭的记载，倒是唐代储光羲、刘禹锡等著名诗人写过有关北固山临江亭的诗作，今江苏镇江市著名的北固山上有临江亭，宋时改名为多景楼。《江南通志》卷三十二载：“多景楼：在丹徒县北固山上，宋太守陈天麟建，唐时临江亭故址。米芾有《多景楼呈某使君》诗。”足见“临江亭”也是一处地理移位兼时间移位的三国地名。又如第83回描写东吴老将甘宁带病参加夷陵之战，被蜀将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得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富池口即富水人江处，在今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江滨，距离夷陵之战发生地(今湖北宜昌市)足足一千二百余里，年老病弱又身负重伤的甘宁不可能逃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流血而死，故而“富池口”是一处地理移位地名。而“富池口”之名起于何时?《水经注》载有“富水”“富口”等地名而无“富池口”，“富池口”常见于宋人著作中，如北宋地理学家朱或《萍洲可谈》卷二日：“九江之上富池口属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屯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甘宁生前曾出任东吴西陵郡太守，“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二县”，阳新县富池口与甘宁确实关联紧密，但“富池口”显然又是一处被罗贯中提前使用的时间移位地名。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许多地名随着民族的迁徙而迁徙，如楚人最初居丹水之阳，其地称“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随着楚人南迁湖北、东迁江浙，今湖北秭归、枝江及江苏镇江等地均有“丹阳”之名。但在文学创作中对原有历史地名进行迁徙，实为罗贯中的发明创造，虽然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名迁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形成的结果却十分相似。今天许多地方出现了相同的三国地名，如宜昌江北有猇亭，江南也有猇亭；保康有景山，当阳也有景山；镇江有临江亭，陆口有临江亭，益阳也有临江亭；石首有刘郎洑，鄂州也有刘郎洑；黄州有乌林，洪湖也有乌林；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等等。三国文化研究中一名多地现象十分普遍，这与《三国演义》迁移历史地名息息相关，罗贯中的“明知故犯”至少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地名文化。五、虚构生造历史地名《三国演义》虽然号称历史小说的经典，有着深厚的历史价值，但如前所述它终归属于文学创作范畴，因而无须严格考证历史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尤其是那些并非关联重大历史事件的地名，可以灵活运用，可以加工更改，可以故意移位，甚至还可以凭空捏造。以湖北地区为例，作者凭空虚构的大小三国地名不在少数。小说多次述及“柴桑”这个地名，如第42回“鲁肃遂别了玄德、刘琦，与孔明登舟望柴桑郡来”；第43回“鲁肃、孔明辞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东汉有柴桑县，隶属扬州豫章郡，三国东吴改属荆州江夏郡，后属武昌郡，辖今江西九江市和湖北黄梅县一带，是吴国重要的水军基地。但历史上从未设置过柴桑郡，西晋永兴元年(304)置寻阳郡，郡治柴桑县，罗贯中依据汉末三国时期柴桑县地位的重要性，加上西晋时期郡治柴桑城的客观情况，便凭空虚构出一个柴桑郡来。《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四十三说“三国吴立鄱阳柴桑郡，建安十五年置”，应是接受了《三国演义》影响的讹误之词。又第42回在叙述孔明前往柴桑郡之前，描写刘备率残兵败将“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宋元时期以“路”来称一级行政区划，宋代的路相当于元代的行省，而元代的路则相当于宋代的州府，“沔阳路”使用的应是元代行政区名。沔阳，即今湖北仙桃市一带，汉末隶属于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和云杜县(今湖北京山市)，至南朝梁时始置沔阳县，属竞陵郡，隋置沔阳郡，沔阳县为郡治，唐置复州，治沔阳县，元置沔阳府，罗贯中据此加工虚构为沔阳路。罗贯中加工虚构的小地名更多，主要又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自然山水。第36回虚构了徐庶、张飞大败曹仁于北河的故事，因此河位于樊城(今襄阳樊城区)之北而称北河。第45回虚构了周瑜要诸葛亮去聚铁山劫夺曹军粮草的故事，按小说所述，曹操屯粮之地聚铁山当在今湖北武汉新洲区或黄州市团风县境内。这两处地名因为相关故事纯属虚构，故而地名自然是无中生有。第48回虚构了曹操向江南嘹望山色如画的南屏山而心情愉悦的故事，南屏山应位于鄂县江滨(湖北鄂州市华容区境内)。宋人苏轼任职杭州时，作《送南屏谦师》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杭州南屏山为风景名胜之地，罗贯中受此启发虚构了鄂县南屏山(亦是空间移位地名)。第49回和第50回描写火烧赤壁之后曹操败走华容道，行至葫芦谷口遭遇张飞伏兵，被打得落荒而逃。所谓“葫芦谷口”，指地形狭窄险要、如同葫芦一样的山谷，乃兵家打伏击战的绝佳之地。然而，曹操败逃的华容道是东汉华容县境内(今湖北潜江市等地)的驿道，地处江汉平原和云梦沼泽地，其地不可能有险峻狭窄的山岗谷地，华容县葫芦谷显然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地名。第74回描写关羽水淹七军，事前有一段对话：“(关羽)看了半晌，唤向导官问日：‘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日：‘罾口川也。’关公大喜日：‘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日：‘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日：‘鱼人罾口，岂能久乎?’《水经注·沔水》记载武当县(今湖北丹江口市)境内有曾水：“曾水发源山麓，迳越山阴，东北流注于沔，谓之曾口。”曾水位于樊城西北汉水上游三百余里处，罗贯中笔下的罾口当由此改造而来，含张设渔网捕鱼之意，预兆于禁七军遭遇水淹之败，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还使地名充满神秘感。第二类为名人遗迹。第36回描写刘备马跃檀溪逃至南漳县水镜庄，水镜先生为之荐贤举能。早期史地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司马徽隐居今南漳县境的记载。《水经注·沔水》载日：“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司马德操宅洲之阳，望衡对宇，欢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畅。”又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二“襄阳府”条云：“庞士元、司马德操宅在呼鹰台侧。”呼鹰台为刘表修筑，在襄阳古城东郊。两部地理名著都明确记载司马徽隐居在襄阳鱼梁洲之阳，与庞德公居宅可遥相对望，其附近有刘表呼鹰台。互为挚友的两位隐士相伴为邻，合乎常理，司马徽并非如《三国演义》所写隐居在距离襄阳一百余里的南漳县水镜庄上。南漳水镜庄实为罗贯中虚构的三国名人遗迹。第36回、第37回还隆重介绍了襄阳卧龙冈：“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尝好为《梁甫吟》，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冈，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诸葛亮高卧之地叫卧龙冈，其草庐称卧龙庄。凡山形盘曲似卧龙者即可称之为卧龙冈或卧龙岗，历史人物诸葛亮号“伏龙”，死后追封“忠武侯”，声誉威望日增，唐宋时期武侯崇拜现象达到高潮，人们常常将地名卧龙冈(卧龙岗)与诸葛亮足迹关联起来，如考城卧龙冈(今河南民权县)、南阳卧龙冈(今河南南阳市)、楚雄卧龙冈(今云南楚雄市)等等。襄阳隆中本没有叫卧龙冈的山冈，作者依据民间广传诸葛亮与卧龙冈神秘关联的故事，虚构了襄阳隆中之南有卧龙冈，它是诸葛亮自号“卧龙”以及居地号“卧龙庄”的缘由。第47回描写赤壁之战双方对峙期间，襄阳名士庞统隐居于武昌西山草庵，夜遇蒋干来访，便随蒋干过江面见曹操，从而成功实施了连环计。然而，《三国志·庞统传》载：“(司马徽)甚异之，称统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后郡命为功曹……。吴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因领南郡太守。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庞统早年任职南郡，曹操占领南郡后庞统仍司其职，赤壁之战后周瑜做了南郡太守，庞统依然是南郡功曹，功曹是郡太守的佐官，周瑜病亡，庞统送丧至东吴。由此可知，庞统压根没有参加赤壁之战，庞统隐居的西山草庵是罗贯中的无中生有。第49回写诸葛亮在武昌南屏山上建造一座三层高九尺的祭风台，名“七星坛”，为孙刘联军祭来东风火烧曹操战船。历史上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充当外交联络官的角色，并未发挥出谋划策、联手破曹的作用，七星坛之类同样是作者依据民间戏曲故事虚构的三国遗迹。《三国演义》大量虚构地名是不争的事实，从历史学角度看，这确实是一种无中生有制造混乱的行为，但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这又是文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现象，罗贯中无中生有的若干地名今天变成了实有地名并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以今湖北地区为例，襄阳襄城区有卧龙冈，樊城区有罾口川，谷城有北河，南漳有水镜庄，江陵有葫芦口，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鄂州有南屏山、七星坛、西山庵，蒲圻有南屏山、七星坛、西山庵，武汉金口镇也有祭风台，等等，这些三国地名无不是由《三国演义》衍生而来。毫无疑问，罗贯中无中生有的地名和遗迹早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国传奇。总之，《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更是中国文化小说的经典之作，它集历史学、哲学、军事学、文学、地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于一体，不仅全面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纷争的历史，弘扬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且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三国英雄的活动空间，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战争的地理场景，大大促进了三国文化尤其是三国地名文化的发展和繁荣。END文章作者：王前程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6年第8期选稿：耿曈编辑：刘优华校对：吴雪菲审订：郝志坚责任编辑：刘言“山后”在历史上的变化安徽太湖方言地名探析街角与路：小微地名的文化意义关于海南地名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的思考微信扫码加入

1.地名有大小大连市政府前的广场，原来叫斯大林场，那是1999年以前的事情了。广场上原有一座苏军烈士纪念塔，由于在1999年4月被迁至旅顺苏军烈士陵园，人民广场要改回原名已不可能。据悉，大连人民广场始建于1924年，由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建成，曾名长者广场，财富广场，1946年被新政府接管后更名为政府广场。老地名到底该不该改，新地名要不要改回去，这种学论已有多年。笔者就觉得除针锋相对外，学者们还可以转向对小微地名的关注。小微地名也是有文化的，学界倒是可以越此机会开展研究，努力宣传其深藏的文化价值。小微地名在本文是指聚落里路街以下的空间范畴，这个路与街是指有名的马路与街道，即是指那些不太被关注的地方。换言之，没有名气和没名字的空间都属于小微地名范畴。在人均资源不多的地广人多大国，地名的赋予，有其豁亮的，非常大气和响亮的。而在缺少监管的地方，比比皆是没有地名，如有太多的无地名的荒山小径。细想地名，要么指点功利所在，要么为辨识方位地便于行走，要么那地段一眼看去有意思。不对无利益的地方命名，也是一种基于多年形成的习惯，在社会上常听说这样的说法，“那地方没人管”、“不知道归谁管”。既便是对有用的资源地段，也只是归归大类而已，如说成属于某某街道，本质上是为了争取时间来“跑马圈地"。整进来再说，其实弄进来就不再管了，管它在具体细分上叫什么呢。笔者住房的前后及西侧的路都没有名字，而只有东侧的走车路有名字，这还是在有文化的大学校园呢，可谓民族特质与基因无处不在，更显现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上。2.次级抗争越是不被关注的地方，越要将其当做潜力地带，这就是本文所构筑的一个另类逻辑。面对来自行政主导的更改地名浪潮，这里面也有商业与企业的利益诉求，依据本文逻辑，可以另辟蹊径地与之形成一个次级抗争，即保持距离的争斗，不对抗的抗争，那是文化人的反抗，乃退一步的坚守，一种则对于对方的姿态。感谢胡洁人等提出了次级抗争概念，那文章发表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上(2016.No.3)。次级抗争在该文中是指业主群体针对业委会的抗争，即针对自身利益代言人的据理力争，次级抗争区分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几年前已有类似的概念，如次级真实、老二哲学等，在民间说法中，就有退二进三、让他三尺有何妨，退避三舍等，在古时一舍等于三十里。其中次级真实是指真正的真实已不存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真的，选择次级真实是聪明的做法，避免浪费不必要也没意义的争夺真实的时间，或者说真实多位于权力中心，卷入激流旋涡很危险，而且那种资源也非常之稀少。自开始就决定了那是与民众无缘的东西，百姓应该在次级真实上做文章，在那个范畴内争取资源与满足个人需求。关于地名的更改问题，真可以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那倒也是社会中某些文化力量的出路之一。3.街角与路笔者觉得街的商业性更强，而路主要是用于车马通过的。在古代步行和马车的时代里，街在北方多为东西向，与房子一样要争取阳光，街当然要从聚落中穿过，以便争取商业利益和便于交流，而出了聚落就是路了。很多路可能多为南北向。路可以通过聚落，即在房山头(山墙)那侧，或者贴着聚落从外通过。较宽的路就是道了，或者做过专门的特殊整修。街与道(路)纵横交织，便有了街道这个空间范畴，随后自某个历史时期便转换为政府派出机构的代名词。现在的道与路早已走出聚落，廷伸出很远很远，如有滨海大道、临江大道等。在国家范围内形成了网络的国道系统，继那之后的高速公路也遍布全国。将路与街的性质结合起来，便可有路街和街路两种类型，前者由街演化而来，街要宽些，兼顾逛街与通行，而后者由路演化出街的成分，即要增加房山头那面的商业性质。街与路所形成的角，一般称为街角、转角等，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因而多不叫路角，路的交叉点叫做路口。许多古城的中心就在十字交叉的街角路口上，在那一点上可建个钟楼或鼓楼，甚至量一座大庙等。那一点是有地名的。然而随着城市发展，聚落变大了，城市变得多中心甚至无中心化了，主路、主街变成了公众关注，这让原本不长的街被拉得很长，以体现做大做强，延长的那段名称也由路改为街，街角由此也从中心位置上被边缘化了。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正因为此，很多地方有路名、街名而没有街角名。正因为街角在现代被忽略了，那才是应予关注的小微地名，在那里可能还残留着历史文化。在那里其实真可以建设亭台楼阁等地标，挖握封存多年的历史典故，而且行政部门又多不关心那里，此乃真是一个天赐的大好时机。在校园里是没有商业街的。校园里的路自然很多，丁香路、国槐路、枫林路等。攀上植物名称固然好，体现生态时尚，但就在植物范畴一个维度里做文章有些单调了，历史沉淀从来都是不单调的。校园人记住了丁香路，是因为那里经常搞活动，并不是因为丁香春季开花时香气逼人，应思考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两侧都是银杏的上坡岗路，秋季一片金黄落满地，那景色美极了，但人们还是称之为宾馆前面的路，这个俗称真是太长了。功能、景色、路形与地形等，要结合起来命名才好，那样众多小微地名的命名就合法了，否则就没人用那个梧桐路地名，因为好多路段都有不少的牾桐树。在校园里的路角，真的可以建点什么，否则那个角资源就白瞎了。假如枫林路上只建一个干净的商亭，就叫枫林亭。那么这个路名就会被师生记住的。看来不仅坚持原则很重要，灵活地执行原则，知道有度的底线在哪里而活用原则，更当是一个技高一筹的考虑。4.小微地名与旅游旅游者会发现目的地与常住地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就会传播这些地名。以口相传或通过网络传播，而当地人对那些地名可能早已习以为常，或者不以为然。面对自己居住城市的现代化，有一类旅游者在生活中早已是无可奈何，因而在旅游中会表现出很怀旧的行为，他们会离开繁华热闹的主街道，来到旮旯胡同的窄巷子进行小探索，探索之前会有个摸索过程，去寻找位于目的地深处的后台真实。从宣传老地名的角度，应提倡夕阳红放游、度假旅游、文化旅游、养老旅游、民宿旅游，因为这些游客拥有与老地名情景相吻合的心情。最近，国内在如火如茶地宣传民宿旅游的意义，也出了些常规性的研究成果，但从本质新颖性上看，民宿旅游意味者就是不必新建住宿设施，可让旅游者住到居民家里，这样就有了可持续发展意义，也有助于小微地名的保护工作，旅游者不仅住在真实的环境中，那环境里充满了不是高大上的小微地名，也可以从房东口中得到哪些地方有官方宣传没有提到的古迹，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等文化信息。END文章作者：王艳平，左莉华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6年第8期选稿：耿曈编辑：郝志坚校对：罗舒平审订：何雨桐责任编辑：刘言“山后”在历史上的变化历史上的“河曲”地名考辨大连市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地名资讯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海南地理位置独特、许多地名历史悠久，记录了海南历史文明发展进程，是宝贵的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文化资源。加强海南传统地名文化的挖掘和保护，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海南人对海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于提升海南自贸港建设文化品位和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关键词：海南；地名文化；挖掘；保护地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地名的灵魂。海南许多地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彩，涵盖了海南语言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等诸多要素，彰显着海南传统文化的色彩和魅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海南一些名城、名镇、名村等地名遗产文化失去了本源的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因此，加强海南地名遗产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于增进地方认知和理解，延续地方文脉，留住“乡愁”，增强文化自信，彰显海南文化在自贸港建设中的魅力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海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概况与现状海南的地名，见证了海南岛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调研中发现，文昌铺前老街、定安故城、海口水巷口、昌化故城、澄迈石矍村等文化遗产，从地名词语文化来看，文化历史悠久，这些地名记载了海南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化和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变迁，如昌化故城至今保留着香火旺盛的峻灵王庙，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从地名实体文化来看，上述地名文化，既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地域特色鲜明，如定安故城是古时定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被国务院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城垣是海南保存较为完好的县治城垣，又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建筑风貌特色，如文昌铺前老街、海口水巷口，建有南洋骑楼风格的铺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澄迈石矍村保留了古村落选址、火山岩建筑形制、聚落结构，建筑雕刻等方面大量的历史信息，是海南民居建筑的典范。近年来，海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名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的工作要求，在挖掘和地名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2017年，省民政厅联合省文联组织了“家在海南·铭记乡愁”首届海南地名文化系列征集评选活动，评选出海南首批十大古街老巷、十大名人故里、十大红色圣地、十大黎族苗族乡（镇）村地名。2019年，开展了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申报评选活动，演丰镇、文山村等119个有文化遗产价值的现存老地名被选入《海南省第一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了以《山海有名》为主题的第一、二季度海南地名文化系列纪录片，该纪录片以海南的山、海、林、田、湖为主线，结合海南百姓的生产生活讲海南故事，集中反映了海南地名的历史渊源、变迁过程及其人文涵义，深描的海南文明发展脉络，彰显海南地名文化的魅力、活力。2020年，组织到海口市美兰区新东社区开展“地名文化进社区”活动，编印《山海有名》同名书籍，在海口民生广播电台直播《海南地名故事》44期，进一步扩大了海南地名文化的影响力。二、海南省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人民群众对地名的多重属性认知还不充分地名具有指位性，有其专指的地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交往的重要工具。调研中发现，海南一些市县老百姓，一般只了解地名指位性这一基本功能，而对于地名的文化性、历史性和文物性认识不足。如昌化故城是一座防海盗侵扰而建的军事城池，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因时代久远，经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等原因，城遗址大部分已毁，仅保留北面部分城墙夯土堆，当地群众曾经有扒掉城墙砖头盖新房的现象，对昌城的历史文化保护缺乏认知。（二）政府部门保护历史地名的力度有待于提升以海南骑楼老街为例，它见证了海南的百年沧桑，保存和延续着珍贵的城市记忆。遗憾的是，海南多数骑楼街由于未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疮痍满目。类似骑楼老街的地名保护和开发一直未能顺利展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文昌市从2009年至今，争取海航集团赞助及中央、地方财政投入，已投入资金达813.08万元，对30件胜利街骑楼进行立面改造，目前还剩7间尚未完成外立面灰塑改造。定安故城由于保护修缮经费严重不足，使得北门城楼、西门城楼、城垣（墙）和骑楼等文物古迹得不到较好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故城的开发利用。二是对地名规划编制工作重视不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背景下，新城建设和老城改造如火如荼，古色古香的民宅、街巷即将拆迁或已经拆迁，这需要更加重视地名规划工作，有序保护相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地名遗产文化宣传保护力度不大。海南现存的著名骑楼老街，除了海口骑楼老街、文昌铺前镇胜利老街遐迩闻名外，诸如会文镇白延圩，琼海的嘉积镇新民街、博鳌镇乐城岛老街，儋州的新州镇新英老街、南丰镇南丰老街，三亚的崖城古镇、临高村古街等，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保护，当地民众不够了解，因而随意拆修老屋，给骑楼老街的保护行动带来巨大困难。四是地名文化深度挖掘还不多。调研中发现，海南不少地方在名胜古迹、景区景点和古街巷等地，设置的地名标志牌功能单一，仅仅起到指示地理方位的作用，没有充分展示该地名背后蕴含的形成、变迁、结构、内涵等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无法给游客带来精神、心灵的深切感受，无法加深游客对目的地的了解，体验异质文化的冲击和交融，如定安故城、昌化故城缺乏对周边文物点进行串联，相关配套设施不齐全，难以提升对地名遗产文化的整体开发利用水平。五是地名文化保护机制有待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性决定光靠某个部门无法实现对其完整保护，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领导部门认同到位、协同治理。遗憾的是，海南至今尚未恢复建立地名委员会，涉及地名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部门间缺少配合，信息共享不足，沟通不畅。（三）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滞后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下称“《条例》”），随后海南于1994年出台了《海南省地名管理办法》（下称“《办法》”），2013年对《办法》进行了修订。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名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办法》已难适应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比如，《条例》未明确规定保护历史悠久或具有纪念意义的地名的条款和违规处罚条款，由于缺乏地名管理法规作强有力的保障，不利于从根本上做好保护历史地名的工作，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保证古老地名不被修改。三、挖掘和保护海南地名文化遗产的思路（一）建立健全海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组织体系首先，海南各级地名主管部门、专业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应严格按照《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的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充分发挥地名联席会议等重大地名事项会商机制指导协调作用，按照政府主管、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加强对地名工作的领导，适时研究解决地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共同推进地名审批管理、地名规划编制实施、地名信息化建设、地名公共服务和地名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点工作。促进地名工作健康发展。其次，要督促各市县加强地名工作力量配备和保障工作经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解决长期无专业人员、难以承担起大量的地名管理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问题。（二）健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章制度一是以国务院即将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为依据，结合海南实际，开展地名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工作，将保护老地名的条款和违规处罚条款列入其中。二是针对海南当前地名管理服务、地名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完善制度，形成规范有序、衔接配套的全省地名政策体系。三是出台地名公共服务、历史地名保护等方面的行业标准、行业规范，建立完善地名命名更名专家论证、听证、执法监督等制度。四是以相关规划为引导，充分考虑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历史人文和地域政治等因素，对未来需要命名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进行前瞻性研究。特别是把老城改造、新城开发等作为重点关注的区域，科学编制地名规划，并根据城镇发展变化及相关规划修编情况，适时修编地名规划。（三）深入开展调研工作第一，建议由市县政府牵头，组织民政、旅文、教育、交通、农业、资规、档案、史志办、政协文史委员会、新闻单位等部门成立课题调研组，开展海南地名文化遗产普查，摸清家底，为进一步开展地名文化研究积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社会机构的研究优势，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广泛开展地名文化资源的调查、挖掘、整理工作，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与论文。第三，深化地名文化研究。举办一些地名文化挖掘和保护研讨会、论坛、座谈会，组织专家开展加强地名文化理论研究，并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地名工作实践，为有序开展地名文化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传承和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积极性第一，借鉴央视《中国地名大会》的经验，举办《海南地名文化与旅游发展论坛》和《海南地名大会》等地名文化类论坛和竞赛节目，将苦涩难懂的地名知识以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盘活地方文化资源，增添文化自信，唤醒文化自觉。第二，针对地名文化内容挖掘不深、不接地气的问题，可以举办重走海南古驿道、史图博访黎路线、探访古街巷、寻找红色地名、美食地名等活动，使地名文化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满足新时代差异化的精神文化诉求，激发人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第三，针对地名文化宣传过于平面、单调，不符合全媒体传播的实际，强化“互联网+”思维，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比如以动漫、微电影、抖音等方式，讲好海南地名文化故事，打通以文教化、直击人心的传播渠道。（五）以创新的思维开发海南地名文化产品第一，挖掘、整合海南古城、古镇、古街、古巷、古村、古港口、古庙等文化资源，拍摄制作海南地名文化系列纪录片、地名文化短视频等，在车站码头、空中海上、景区广场等全方位展示，以全新的视野介绍海南优秀传统文化。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有计划推动地名普查成果社会化应用，鼓励市场主体和相关社会中介组织利用地名资源开发音像制品、地名画册、动漫游戏、专题会展、主题旅游产品等衍生产品。比如，开发骑楼老街、定安故城等相关系列旅游产品，介绍百年老店、文化名人、民间传说，充分挖掘老地名的文化底蕴，弥补现有老街、老城商业化开发有余、传统文化挖掘不足的遗憾。第三，建设地名文化主题公园，构建内容各异、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地名服务产品体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与地名服务相关的需求。以定安县衙博物馆为例，运用5G技术，以“定安娘说地名”为构想，结合地名标志智能化改造，做到融合场景应用，提升地名文化的旅游趣味价值。（六）充分挖掘和加强海南历史地名保护第一，在科学评估历史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全面落实分级保护制度，做到分级保护历史地名，对重点保护的历史地名设置标志牌（碑）。第二，对文化价值较大、社会影响力较强的历史地名，积极创设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提升历史地名的社会知名度。第三，对于地理实体已消失的历史地名，建立地名资源储备库，充分利用历史地名资源开展命名更名工作。第四，利用地名为地方特色产品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地名文化，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助力乡村振兴。四、结语地名作为传承地方文脉、彰显地方特色、凝聚地方精神的特色文化元素，对其研究、保护和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南地名文化资源丰富，在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挖掘地名文化资源，推动地名文化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化的紧迫性及必要性更甚以往。通过完善地名保护体系、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开发地名文化产品等方式，有利于提高海南各族群众的凝聚力，提升海南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文章作者：林森文章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22年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本研究以大连市乡镇级及以上行政区划地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点密度分析方法探究大连地区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点及成因。对地名的统计分类、分析和总结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地区的自然变化和人文历史。关键词：地名文化景观；GIS；空间分布；大连市地名作为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地域性，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地名不但能够反映命名时所处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而且可以揭示不同的人文活动阶段。此外，地名也是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为众多学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国外学者对地名研究的起步较早，并引入计算机技术等定量方法分析地名景观。StephenC.Jett利用GIS技术对美国大峡谷地名与环境和人们生活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raeme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之际，由江西省委组织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日报社共同策划，大江网制作的“江西红色名村地图”正式上线啦！“江西红色名村地图”采用“互联网+地理信息”技术，空间化展示全省210个红色名村，对“三线五区”

【摘要】语言承载着文化，人类世界多姿多彩的文化很大部分依靠语言呈现和传承，方言地名作为语言的一部分，蕴含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文化。太湖县为安徽省安庆市辖县，属于皖西南地区，地处安徽、湖北、江西三省的结合部。因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呈现不同方言特点，其方言地名种类众多，当中蕴含着太湖地区特色地域文化以及人文文化。本文采用实地考察及资料查询方法，对太湖方言地名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太湖方言地名的命名因素多样，包括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以及人文风俗等，同时探讨方言地名，可从中挖掘当地丰富的特色文化内涵。【关键词】太湖方言；方言地名；文化内涵01安徽省太湖县情况简介（一）地理位置太湖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地处大别山区南麓，东邻潜山县、怀宁县，南连望江县，西南接宿松县，西接湖北省蕲春、英山两县，北毗岳西县。东西相距64公里，南北相距23公里，总面积2040平方公里。太湖县属皖西南丘陵低山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形依次为山地、丘陵和岗地。（二）太湖方言归属关于太湖方言的归属问题，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太湖方言应当归入赣方言，隶属于赣方言怀岳片。太湖方言兼具赣方言和江淮官话的语音特征，既有赣方言的大部分特征，也存在一些与江淮官话有所相似的部分特征，但是其中赣方言的语音特征是最明显的。《太湖县志》方言篇中明确指出“太湖方言与赣语有较多的相似点，它与相邻的岳西、潜山、宿松、怀宁、望江等县的方言一样，都属于赣语的一个分支”。《安徽省志·方言志》中也记载“安徽省的赣语主要指通用于皖西大别山南麓和沿江两岸的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东至、贵池市西部及东南角等8个市县的方言。”02太湖方言地名的文化内涵地名，即地方的名称，是人们对自然环境中具有一定位置、范围和形态特征的地理空间的指称，它属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用于交际的重要工具。具有可辨别性的自然、人文地理空间，只有在满足日常交际指称的需要下，才具备被命名的可能性。地名一旦在老百姓的约定俗成中得以成名和使用，便就获得了生命力。地名是人们赋予各种地理实体的指称，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经济、文化都有密切联系。（一）方言地名反映了方言特点太湖县地处于安徽、江西、湖北三省的结合部，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及历史等因素影响，太湖方言呈现出较复杂情况，方言归属于赣方言怀岳片，同时呈现出部分江淮官话的特点，极具特色。通过深入探讨部分方言地名，我们可以了解太湖方言的特色。具体举例：“尖”，《广韵》载“锐也，子廉切”。“尖”是后起的会意字，从小，从大，本义指物体的末端细削而锐利。太湖方言中基本沿用其本义，多将山顶端高耸部分统称为尖。太湖方言地名中以“尖”来命名的地方不计其数，如：嵩尖、芝麻尖、黄栗尖、虎豹尖、石榴尖、毛栗尖、天火尖、花岩尖、葛公尖、黄茂尖、双尖、少水尖、旗角尖、竹麻尖、麒麟尖、蜜蜂尖、葫芦尖、花林尖、老岩尖、船尖、云雾尖、香炉尖、铁锣尖、风火尖、龙山尖。“冲”，《说文解字》记载“涌摇也，从水中。读若动。直弓切”。其动词性本义为向上涌流，形声字，从水，中声。例如木华《海赋》：“冲溶沅瀁。”其名词性本义为交通要道，形声字，从行，重声。例如《左传·昭公元年》：“及冲，以戈击之。”《汉书·卷四三·郦食其传》：“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在太湖方言中，“冲”表示“山区间的平地”。因此一般山间地势平坦的地区多用“冲”来命名，如：长冲、吴冲、殷冲、李冲、王冲、高冲、陈冲、麟冲、西冲、杨冲、刘冲、桥冲、东北冲、周冲、东冲、马冲、辛冲、邓冲、南冲、花冲、方冲、徐冲、小冲。“塘”，《说文解字》记载“隄也，从土唐声。徒郎切”，本义指堤岸。《康熙字典》又记：“築土遏水曰塘。”如《吴越春秋》：“夫差姑苏台东，丹湖万顷，内有金银塘。”“塘”亦有水池之义，如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在太湖方言中“塘”一般指“水池”之义。太湖县属于季风气候区，经常是高温天气，并且多雨。县内主要的种植模式为水稻田耕种，这就要求大量农业用水的储存。为此太湖县修建了许多水池，以防洪蓄水。于是太湖地区绝大部分地方都用“塘”命名，如江塘乡、大塘村、江塘村、姑塘等。这些地名中方言用字渊源已久，在太湖地区使用较为普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太湖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继承了古音，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意义。通过探讨研究这些用字，可以从中发现独具特色的当地方言以及它的发展演变情况，具有深刻意义。（二）方言地名反映了地理环境及生态资源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地名中，体现地理性的地名是大量的。世界各民族的人民，按地理性命名的地名最为普遍，也是主要的地名命名方式之一。太湖县属皖西南丘陵低山区，境内地形是西北多山，东南丘陵，地势走向为西北高、东南低。具体来说，太湖县城的西北方向是大别山余脉，山峰高耸，天华尖、六省坡、将军山、山尖寨、桐山、芙蓉寨等16座山峰海拔高度可达800米以上，东南方向除香茗、泊湖之外，大部分都是丘陵和平畈相间的地区。1.反映自然地形地貌太湖县大部分地名直接反映了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过调查，我们整理出常见地名用字有：“尖”“冲”“畈”“岭”“包”“坳”“坂”“塆”“塝”“垄”“墩”等。山势高耸之地多用“尖”“岭”等字，如嵩尖、四面尖、芝麻尖、天火尖、香炉尖、孟岭、杨岭、长岭、社岭、方岭、高岭、红岭、乔岭、周岭等，或直接以山名命名，如香山、大山、鹿山、音山、环山、高山、岐山、桐山、茂山等。“塆”“塝”“冲”“坳”“畈”“垄”“墩”等字更多反映县内河流、丘陵、山地以及田畈交错相间，小块平地多而大块平坦地形少的地貌特征。“塆”：山沟里的小块平地。如朱家塆、芭茅塆、蒋家塆、博士塆等。“塝”：《集韵》蒲浪切，音傍。地畔也。吴楚间方语。土之平阜曰塝，沟塍之畦畔处亦曰塝。即田地、沟渠、土埂的边坡。如樟树塝、吴家塝、许家塝、黄泥塝等。“坳”：山间的平地，山或丘陵间的较低处，多为穿过山岭的通道。如王家坳、檀树坳、辛家坳等。“畈”：田地。如马畈、吴畈、刘畈、元畈、王畈、洪畈、沙畈等。“垄”：田地分界高起的埂子。如熊家垄、桂家垄、王家垄等。“墩”：土堆。如雷家墩、何家墩、何墩等。“冲”“坳”“畈”该类字用于地名的分布地区从西北到东南逐渐增多，这与太湖地区的地形走向一致，直接反映出太湖县作为丘陵低山区的地理特征和县内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走向。还有的方言地名直接以太湖地区地形特色命名，当地居民用丰富的词汇和手法对太湖县变化多样的地形进行了描绘。例如牛镇，牛镇三面临水，山体形状仿佛一头牛，因此人们古时称该地为牛包岭，以其外貌特征命名，今改称为牛镇。牛形组、猫形湖、金鸡村、芭蕉村、钟形、燕窝形、金鹰村、蛇形、马蹄铺、皂角湾、虎形、椅形、虎豹寨、月形屋、鹅形、豹子山、狮子石、麒麟冲、老虎洞、蛤蟆岗、斗笠尖、天鹅池、拴马咀、扁担岗、葫芦尖、燕子岩、牛角岭、龙须岩、乌龟石、鸭公咀、香炉石、犁头咀等皆是如此。2.反映县内的水文特征太湖县内山地、河水相依相间，河流交错，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整个地区大小河流一共108条。因为河流两岸聚居的人口数量远远大于山区的常住人口数量，所以有相当大一部分方言地名呈现出本地水文特征。如：湖边、团湖、魏家河、吕河村、博士湾、罗湾、新屋湾、罗溪村、陈湾、金湾、龙湾、沙河、白沙村、江河、新河、后河、吊桥河、孔河、涧水村、刘家河、叶河村、小池镇、东河、长河、石河、朱家冲、沿河、张家河、占兴冲、胡家沟、许河、童家冲、东冲河、西冲河、江家湾、河口、汪洋、长溪。3.反映生态条件及资源地名还能反映出太湖地区生态条件及丰富的物产资源。太湖县自然资源丰富，植物资源众多，有杉木、毛竹、香樟、百合、香附子、马尾松、茯苓、青风栎、侧柏、枫香、乌桕、油茶、白术、蔓荆子、油桐等，这些植物县内随处可见，并且栽培历史悠久，同时太湖县大量生产板栗、茶叶、生漆。很多地方直接用这些物产命名，如：枫树沟、香茗山、荷花畈、竹园、黑松岭、桃花园、毛栗尖、栗树尖、毛竹山、柿树湾、青竹林、柳林屋、桦树岗、桃树垄、杨树凹、芭蕉村、檀树坳、樟树屋。经过上面关于太湖地区方言地名的整理，整个太湖地区西北多山，东南丘陵，河流交错的自然地理风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三）方言地名反映了历史和文化任何地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不仅是地名特征的显示，也是一种文化渊源的体现。1.反映历史渊源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它们时常供给重要的证据，可以补充和证实历史家和考古学家的话。地名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它能够帮助我们记录和探寻历史。有的方言地名就来源于历史文化事件。比如“寺前”，宋开禧初年六祖禅师在此建廨院寺，逐年添造铺户而成小集镇，寺前有一河流过，故此镇和此河皆称寺前河；“新仓”，清乾隆年间在此建“漕粮仓”，后故名新仓。又如“李杜”，清朝人雷天铨有一首《过李杜店》诗：“茫茫古路树栖鸦，此地曾停李杜车。一道寒泉诗思渺，三间茅店酒旗斜。当年风雨称同调，今日文章重两家。独有留题无处觅，夕阳空锁岭头霞。”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此地曾停李杜车”所以叫作“李杜店”。李杜店位于水库修建以前进出太湖山区的重要通道上，当初也不过是几间茅屋的小饭店，就因为唐代两位诗人的投宿而有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地名流传下来。“小池乡”，古时是重要驿站，称作小池驿。据说当时为杨贵妃运送广西荔枝的队伍走的便是这条驿道。江塘乡一地名“棋盘石”，来源于古老的传说：两仙对弈。据说北斗星和南斗星曾经在这里下棋对弈，恰巧有位樵夫途经此地，停留下来看这两位神仙下棋。仙人下完一盘棋便吃一个桃子，还赠送给这位樵夫桃子吃，等仙人们下完棋，樵夫准备回家，却发现自己放在一旁的工具已经烂掉了大半，待他回到家中，所认识的同龄人都白发苍苍，原来世间已经过了几十年。“棋盘石”就是指传说中两位神仙下棋的地方。太湖县进入山区的第一镇天华镇的“天华”来自赵朴初先生的“品遍锡兰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2.体现宗族观念太湖方言地名中还显露出十分浓郁的宗族气息。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宗族血缘，而姓氏是血缘关系的产物，用姓氏给地名命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并且一般由当地宗族大姓来命名，以此显示地位。太湖县以宗族姓氏直接命名的村落极多，如徐屋、韦屋、赵屋、兰家、叶家、严堂、杨家、王家、胡家、罗家、赵河、张河、叶河、刘河、洪河、何家岭、杨家岭、刘镇、周岭、彭岭等。这种直接以姓氏加通名的命名方式正体现了太湖人民浓厚的宗族观念，并且能从这些命名中看出当地望族的，对我们研究太湖的宗族情况和变迁有很大的帮助。3.表达美好意愿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样也是人类认知的产物，因此，任何一种语言都是能够折射本民族心理文化的镜子。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大家将这种美好的期望寄托在地名的命名中，太湖县的很多方言地名中也体现了当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比如无忧、胜昔、清平、乐盛、永祥、同乐、长兴、盛华、太平冲、洪福寨等，这些地名都蕴含了当地人们期盼安居乐业，家乡向往，生活美满的美好心愿。4.展现人文景观人文景观是人类创造力和大自然的共同结晶,能反映一个区域独特的文化内涵，太湖县内有一部分方言地名采用了以人文景观进行命名的方式。佛教在太湖县内传播时间极长，流传面广，影响极大。从东晋大兴二年（319年）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县传教并在县北20公里处兴建佛图寺以后，佛教开始传入县内。南北朝北齐时，神光祖师，法名慧可，为释门二祖，为弘扬佛教，曾长期活动于县境。县西北35公里处的薛义河狮子山有葫芦石，相传二祖秘记存于此，山上葫芦洞为二祖参禅之所，濯锡潭为二祖洗锡处。嗣后，历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佛教在县内广为传播，新的寺庙不断增加。据1921年县志记载，全县先后有寺、观40座，庵庙123座，殿、宫、阁11座。至1985年，全县有寺庙14座：海会寺、观音寺、西风禅寺、太平庵、杨泗庙、高华禅林、黄龙庵、法华庵、千佛寺、白衣庵、二祖禅堂、龙门寺、普照庵、塔纳庵。另外，还有信徒自行在老庙原基修建的寺庙8所：四面寺、西风庵、西云庵、观音庵、弥陀寺、司马庙、药王庙、大王庙。与寺庙有关的地名不计其数，如茅庵、白庙、马庙、广庵、程庙、锣庙、佛图、金钟村、真君村、圣迹村、弥陀镇、禅源村、秋潭寺、观音村、寺前镇、塔镇村等。从这些地名不仅可以看出太湖县内的宗教传播情况，还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地宗教文化。由于县内河流众多，建造的桥梁大坝也不在少数，这些同样可以从地名中发现，如姚坝、沙坝、徐桥、桥东、桥西、文桥、李桥、双桥、转桥、杨桥、桥头、甘桥、桥滩、板桥等。03结语方言词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容有的是全民族共同的，有的则是一定的地域特有的。方言地名正是其中一种。它是人类所进行的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保存下来的产物，包括语言、历史、地理等方面丰富深厚的科学内涵。太湖方言地名中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能反映太湖县错综复杂的自然地势地貌，体现独特的地域特征，更能折射出太湖独有的文化韵味。研究太湖方言地名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掌握了解太湖历史文化，并使当地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活动更进一步。文章作者：陈琪琪文章来源：《文化综合》2022年第3期选稿：耿曈编辑：罗舒平校对：邹怡思审定：刘言责任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荐江西历史文化专栏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经各镇街申报，区地名办初审，征求地名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与社会公众意见和对社会公示，形成了《高淳区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第一批）》。来源：南京高淳民政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地名资讯

【摘要】史书中关于“河曲”的地望，并不趋于一致，前后出入也较大，讹化也不少，本文则以相关史料的考察对比，并在此基础上做有效的分析，考经源流，定明是非。【关键词】历史；河曲；考证“河曲”之名，在这里河指的是黄河，曲指的是弯曲、扭曲之意。从语词理解上河曲的意思为处于河流弯曲的地方。由于河流自身受地理条件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流向上成一种蜿蜒逶迤的形态。从中国地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河成一个“几”字状。我们知道黄河弯曲的地方大致有四处，分别是在西宁附近、在包头附近、在三门峡附近、在呼和浩特附近黄河的弯曲程度较大，这样的地理特征在地名上便被称为“河曲”。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河曲之名在具体地点的对应上主要依据不同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疆域限制、语言环境而更改。笔者检索史书，从中罗列出有关“河曲”之名的记载，现总结分析如下：依据朝代的先后，河曲地名的变化大致如下：从以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1、随着各个朝代统治疆域的变化和战略重点的变化，对河曲的定义也随之更改。如唐朝幅员辽阔，其战略重点在黄河以西，阴山之北，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主要为突厥和吐蕃。所以在河曲的地理位置上也相应的为河套地区或是今青海积石山至贵德县河曲一带。2、至金贞元元年置河曲县后，元明清三代关于河曲的地理位置没有变化，都指的是今山西忻州河曲县。关于为何此地为河曲县下文将析论。一、史书中关于“河曲”、“河西”地望的记载勘误：1、《魏书·晋王伏罗传》中河曲应为河西《魏书·晋王伏罗传》中言：“至大母桥，慕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斩首五千余级，降其一万余落。”然而在《资治通鉴》中记载：“魏晋王伏罗至乐都,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至大母桥。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逃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军斩首五千馀级,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两种史书在河曲河西的定名上明显相反。我们结合各种史料可以认为此处河曲应为河西，按上文所载大母桥在今青海同德县境内，《水经注》上有这样的记载：“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句栏甚严饰”。白兰为羌族的一种，谓之白兰羌，在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从上可知，大母桥、白兰均在青海一带。而且，从各种史书中我们了解到，公元445年，在北魏高凉王那的追击下，吐谷浑王慕利延率领部众远遁白兰，然后从白兰进行了吐谷浑历史上有名的西征。另一种说法认为此处的河曲指的是的今青海省黄河上游河曲地区即析支河曲。然而我们从其文“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中“走”一词应理解为逃奔，根据拾寅当时所在的位置就在青海河曲一带，何需逃奔呢。那其不是原地转移，坐以待毙。再者查唐史记载青海河曲这一带，往往被称之为“九曲”。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因唐朝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朝廷将距鄯州（今青海乐都）西南六百多里的黄河九曲地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贵德等地黄河沿岸有多处温泉，适宜汤沐。俗语说：“天下黄河九曲十八湾”，这“九曲”就是唐时对贵德以上黄河段的称呼。至于青海河曲的由来，大约在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曾设置河关县，意为锁河之关（因县地在龙羊峡尾部），故汉代时称这段黄河为“析支河”或“河曲”。《水经·河水注》：“司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东北流，经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矣。”析支是古代西戎族名之一。又称鲜支、赐支、河曲羌。从以上我们看出古代青海河曲一带为少数民族聚集地，《魏书·晋王伏罗传》中提到的慕利延等即为吐谷浑一族。他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追捕，不可能选择坐以待毙，更不可能往中原逃避，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向西，去可以生活，可以放牧的地方，今天的河西走廊正符合上述条件，而且这里也是中原王朝统治薄弱的环节，所以拾寅的逃亡路线是河西。综上所诉，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在魏书中的河曲应该河西之误。2、《新唐书·兵志》中“河西”应为“河曲”。《新唐书·兵志》中言：“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然而，在《宋书兵志十二·马政条》言：群牧使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二种史料同样存在明显的差别。我们从唐代的马政说起，马在中国古代生产，生活及战争中具有异常的重要性，“行天奠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汉书·马援传》）在封建社会两千年间，历朝各代无不重视总结出许多饲养和管理马匹的经验。到了唐代，唐朝以武功开国，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善于使用骑兵，他著名的六匹坐骑被称为昭陵六骏。所以唐（特别是唐初）对骑兵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设有专门的机构太仆寺专门负责管理马匹，“掌厩牧马辇之政，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等四署及皆监牧。”（《新唐书·百官志》）监牧之制即唐代养马制度。唐初，得到突厥马2000匹、隋马3000匹，唐王朝将这些马集中于陇右，即：岐、豳、泾、宁等地。并设监牧进行管理。由于管理认真得法，这5000匹马自公元627—665年繁殖到706000匹。（据上文“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而得）唐多边地多监牧，属太仆管理，监牧马五千以上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以下为下监。我们上文所述“唐王朝将这些马集中于陇右”此陇右应狭义的陇右，唐陇右道所辖境，乃为广义的陇右，而一般所谓陇右则是狭义的，其所指范围为秦汉陇西郡故地，即陇山以西、兰州黄河以东地域，亦即古人所谓“关陇”。我们进一步知道河西节度使的设立是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开始的。而在贞观至麟德年间并无河西节度使这一说法。所以在贞观至麟德年间“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中的河西应该不是指的现在的河西走廊一带。否则这岂不是无中生有。如果是河曲一带，那么应该在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带，（以下简称额原）查史书记载，唐代“河曲”区域分别归属四个都督府级行政区，即夏州都督府，胜州都督府、丰州都督府和灵州都督府。具体位置在今陕西榆林管区大部、内蒙古额尔多斯市管区和乌海市的河东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大罗山以北的河东部分，在这个四面被黄河围绕的特殊区域被称为“河曲”。在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唐朝为防范这些民族的叛乱，理应在此设立监马制度，而且“河曲”位于唐都长安城的正北方,扼处南北交通要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此处养马事在必行，十分必要。关于此处放牧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李并成先生在《“河西”地望考辨》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总之一点，此地自古代历来为放牧的理想场所。即使在今天仍然作为内蒙古牧民的游牧之地。又唐时岐、豳、泾、宁四地位于今西安西北一带，在此养马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即为了防范西北的游牧民族。这些地方离当时唐的长安都城也不甚远，有利于唐朝中央控制马政，这也符合唐朝前期军事上“内重外轻”的指导思想。所以析出八监之地也应该在唐时“河曲”一带。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得出，《新唐书·兵志》中“河西”应为“河曲”。二、山西忻州河曲地名探源山西河曲县，历来人们都说是因为黄河由北向南流经该县西境，蜿蜒曲折，故而得名。当然，黄河确实是在河曲拐过那几道弯子的。但是，在河曲附近的偏关县，在山西的永和县、芮城县等等地方，黄河真正的大拐弯都不亚于河曲县，为什么那些地方都不叫“曲”，怎么就只有这里称作河曲。其中深藏的原因便是河曲县的“二人台”这一黄河戏曲文化，“河曲”就是黄河岸边流传“曲子”的地方。在这里，“河”仍然是指黄河，“曲”则是指乐曲、歌曲、戏曲、曲调、曲谱、曲子。这个“曲”，主要是指“二人台”，包括“二人台”民歌和“二人台”戏曲。“二人台”产生于地处黄土高原、黄河之滨的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大概应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二人台”的起源，据有关资料说，最早可溯源到民间的“舞鞭”（又称“霸王鞭”），据说约在五代、宋初，就在河曲出现，属边舞边唱的武术表演形式，由于河曲县处于“鸡鸣”晋、陕、内蒙古三省之处，历来既是军事战略要地，又是商贾流通码头，文化交流广泛，于是就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也使得河曲这一地名得到广泛的认可和传播。三、总结1、随着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的变化，河曲的地理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汉与唐就有着很明显的不同。2、古书中存在的“河曲”、“河西”之间的错误，盖是由于古人笔误所致。即因“字近而讹”。这就需要我们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从而做出准确的定位。3、确定史书的“河曲”地望位置，对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绝对不能忽略。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前提条件。4、文化因素在地名的定位上具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如山西河曲县的定名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文章作者：邰朋飞

山后作为一个独立地名，最早出现于残唐五代，消失于明初。在这一段时间内，山后的范围随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变化。山后这一地名在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是这种演变过程值得讨论。［关键词］

摘要：由于聚落文化的典型差异，都市地名和乡村地名带有明显不同的文化色彩。在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平原城市，由于自然地貌、街区布局有很强的同一性，街道与居民区的命名规则呈现高度类似的特征；然而，作为都市少数派的山地城市，聚落地名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而这种地名的文化色彩又强烈地塑造了该城市的国内国际形象。对成都—重庆都市地名进行比较研究表明，重庆都市地名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色彩，具有典型的自然特性，具有较强烈的乡村气息。这些地名特征已经塑造了重庆的地名文化、重庆的对外形象，并正在影响和继续影响着重庆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关键词：重庆；都市地名；聚落文化；城市形象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重庆自公元前4世纪设置江州以来，已有23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在以后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的王朝时代，重庆一直是郡、州、府、路的治所。及至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一度成为中华民国的陪都，这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的里程碑。1997年重庆又成为当今中国西部惟一的直辖市。城市开发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重庆人独特的文化认同，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又反过来影响着重庆人的思维方法与行为模式，影响着重庆人同外界的接触与交流。而在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地名是反映重庆人性格重要的文化财富。对重庆都市地名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帮助把握重庆的都市形象与重庆市民的性格，并为重庆市新建城区的命名与旧名整理提供决策参考。自从2000年4月“重庆都市地名研究”立项以来，作者多方面、多渠道地做了重庆街区地名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为了应用先进的定量分析方法，首先创建了“重庆都市地名数据库”。数据库基本资料来源于国家邮政总局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于2000年1月出版的《中国地址邮政编码大全》第1版。由于部分街区地名有误，同时也参照了重庆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93年6月编著的《重庆市政区地名指南》，并多次采访了重庆市民政局地名区划处，以及重庆市北碚区、南岸区等地的地名办公室。由此对明显的错误地名信息作了修订。将都市地名确定在重庆市直辖之前的11个老区（南岸区、北碚区、江北区、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万盛区、巴南区、渝中区、大渡口区和双桥区）。为了准确地找出重庆都市地名的文化性格，作者也应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并同时创建了“成都都市地名数据库”。通过两个数据库中地名信息的整理、分类、比较和分析，初步证实了现存重庆都市地名的特征与城市形象。二重庆都市地名富有个性与多样性色彩在地名通名中，“街”、“路”、“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都市地名，其使用率越高，城市地名的趋一特性就越强，反之，其趋一性就越弱。经统计分析表明，在成都，带“街”、“路”、“巷”的地名占城市地名总数的85%；而重庆的同类地名仅占城市地名总数的34%，比率不及成都的1/2。成都的1597个都市地名中，共使用通名尾字仅23个，每个尾字平均使用69.43处。而重庆的2337个都市地名中，共使用地名尾字115个，每个尾字平均使用仅20.32处。这表明成都的城市地名趋一性比重庆的城市地名趋一性强3倍以上。相反，重庆的都市地名的随意性色彩强，富有明显的个性与多样性色彩。在成都都市地名通名中，尾字仅使用1次的地名共8个：池、点、庙、碾、坡、山、田、堰。尾字使用2次的地名2个：坝、沟。使用3次的1个：湾。然而，在重庆的都市地名中，尾字使用仅1次的多达34个：榜、磅、边、仓、池、碘、店、渡、房、府、阁、宫、关、罐、浩、河、湖、间、角、颈、龙、盘、墙、丘、泉、上、社、所、塔、潭、塘、峡、衙、寨。使用2次的尾字有13个：背、凼、地、队、坊、观、梁、市、树、堂、田、窑、站。使用3次的尾字有6个：拐、基、岭、楼、梯、垭。代表地名通名的尾字数量多，反映出重庆富有多样性色彩的自然环境、多层面的阶段性历史发展痕迹和形式多样的街区命名规则。考察几处具体的地名就更能体会这一特点。如2字地名：小泉、岗上、盘龙、水塔、龙潭。自然属性地名：黄泥磅、后河边、红沙碘、九节河、涂山湖、锁口丘、铜锣峡、沙田角。人文属性地名：梅子榜、石灰仓、小水池、五里店、黄桷渡、冻绿房、天观府、奎星阁、龙门浩、至圣宫、浮图关、石碾盘、垮城墙、福利社、书邦公所、垭口塘、二府衙、天马寨。而龙泉罐、长八间、鹅项颈这些有特色的地名都位于市中心的渝中区，典型代表了重庆城市地名的个性。再考察一下使用过2次的通名尾字地名。背：（渝中区）兜子背—（北碚区）北洋背，凼：（九龙坡区）白马凼—（巴南区）水鸭凼，地：（江北区）红土地—（巴南区）九亩地，坊：（渝中区）七牌坊—（南岸区）糖坊，观：（沙坪坝区）五灵观—（渝中区）东华观，梁：（北碚区）施家梁—（大渡口区）猫鼻梁，市：（渝中区）石灰市—小米市，树：（南岸区）丹桂树—（江北区）青皮树，堂：（渝中区）若瑟堂—（江北区）体仁堂，田：（渝北区）安家田—（北碚区）月亮田，窑：（南岸区）中窑—（沙坪坝区）砖瓦窑，站：（北碚区）火车站—（南岸区）航标站。这些特色地名广泛分布于主城区的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南岸区和近郊的巴南区和北碚区。此外，屋基、岭、楼、梯、岚垭是反映重庆市自然地貌的地名通名。屋基：(双桥区)高屋基—(南岸区)石屋基—小屋基，岭：(渝中区)蜈蚣岭—(沙坪坝区)白鹤岭—(南岸区)春天岭，楼：(南岸区)了望楼—望耳楼—(渝中区)东升楼，梯：(渝中区)二十梯—十八梯—(沙坪坝区)三百梯，岚垭：(沙坪坝区)筲箕岚垭—马桑岚垭—(渝中区)枣子岚垭—万盛区(浸水垭)。而通名倒[道]拐则反映了重庆市街巷的曲线式勾状布局，如倒[道]拐：(渝中区)九倒拐—川道拐—(江北区)九道拐。上述使用频率仅为2次或3次的地名通名，在成都的城市地名中基本找不到例子，可以说这些地名比较典型地代表了重庆都市地名的个性特征。三重庆都市地名带有明显的自然特性通过对重庆都市地名信息的分类整理，并分析数据结果，作者发现重庆都市地名具有显著的自然特性色彩，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与土、石、山有关的地名多在重庆的2337个都市地名中，带土、坝、堡、坪、垭、坡、坎、坊、地、塘、垮、墙、城、塔、堰、堆、堤、坳等字的地名306个，带石、磨、碾、磺、磴、碑、碚、磁、矿、硝、码、磅等字的地名159个，带有山、岱、岚、岗、岭、峰、峡等字的地名162个，带岩字的地名37个，带洞字的地名26个。在这组统计数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带“坪”、“坡”、“坝”的地名。“坪”字地名共计76个。其中包括(巴南区)石子坪，(北碚区)西山坪，(江北区)塔坪—肖家坪—崔家坪—李家坪，(南岸区)桐梓坪—放牛坪，(沙坪坝区)晒光坪—大土坪—民主坪等直接用作通名的地名。有以“街”作通名的“坪”字地名，如(巴南区)马王坪后街·马王坪小街·马王坪正街，(九龙坡区)黄桷坪正街—杨家坪横街·杨家坪正街，(南岸区)南坪新街·南坪正街，(渝中区)大坪正街。也有以“巷”作通名的“坪”字地名，如(南岸区)东坪巷—南坪东一巷～东三巷—南坪北路一巷，(沙坪坝区)黄桷坪一巷～六巷，(渝中区)大坪正街一巷～三巷。“坡”字地名74个。其中有(巴南区)工农坡—和平坡—解放坡，(北碚区)黄桷北坪坡—西山坡，(江北区)盐井坡—五家坡—刘家台西坡—万峰寺坡—新城坡—廖东坡，(九龙坡区)红育坡，(南岸区)敦厚坡—红星坡—老君坡—何家坡—东坪坡—东风坡—龙洞坡—长生坡—福民坡，(沙坪坝区)后山坡—石井坡—矿山坡—大桥坡—工农坡—光荣坡—建设坡—青草坡—前进坡—新民坡—解放坡—嘉陵坡—松林坡，(双桥区)花生坡，(渝中区)雷家坡—黄土坡—桂花坡—铁路坡—南一坡—胜利坡—建兴坡—李子坝上坡—华一坡—红星亭坡—下徐家坡—上徐家坡—王家坡等直接以“坡”为地名通名的多达48处，以沙坪坝区、渝中区和江北区最为集中。在沙坪坝区和渝中区还有以“街”或“里”作通名的“坡”字地名，(沙坪坝区)金刚坡街，(渝中区)石板坡正街·石板坡后街·石板坡新街·石板坡西里·石板坡东里·石板坡北里·石板坡一里·石板坡二里·石板坡南里。“坝”字地名52个。其中包括(巴南区)窑坝，(北碚区)大田坝，(江北区)戏园坝，(南岸区)大田坝—新厂坝—大石坝—广阳坝，(沙坪坝区)团结坝，(渝中区)王家坝—操场坝—月台坝—红球坝—羊子坝等直接以“坝”作通名的地名。也有(巴南区)苦竹坝街—王家坝正街，(江北区)青草坝正街—大石坝街，(南岸区)大田坝街，(沙坪坝区)沙坪坝正街·后街·南街·北街，(渝中区)李子坝正街等以“街”作通名的“坝”字地名。在与“石”有关的城市地名中，含“石”字本身在内的地名多达114个，约占重庆都市地名0总数的5%。其中以“石”为首字的地名有66个。(巴南区)石坝滩—石洋街—石台街—石子坪，(北碚区)石岩村—石笋沟—石福村—石坝乡，(大渡口区)石板场，(江北区)石城口街—石岭岗—石左街—石子山街—石盘街—石马河街—石门街(九龙坡区)石小路—石杨村—石坪村—石桥铺正街·石桥铺菜市场—石新路—石杨路—石坪桥正街·石坪桥正街19巷·石坪桥后街·石坪桥横街—石桥镇—石板乡，(南岸区)石龙村—石牛村—石桥一村～二村—石溪路正街·石溪路新村—石桥铺街—石岩村—石屋基—石梯子村，(沙坪坝区)石碾盘—石小路—石堰沟—石梯沟—石壁山—石井坡—石朝门—石门村，(渝北区)石坪镇—石船镇—石鞋乡—石板坡西里·石板坡三元寺·石板坡正街·石板坡新街·石板坡后街·石板坡东里·石板坡北里·石板坡南里·石板坡一里～二里—石门新村—石门坎。这些“石”字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巴南区、北碚区、江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和渝北区。重庆11个区的“山”字地名共107个，占重庆都市地名总数的4.58%。其中单以“山”字为通名的有25个，即(南岸区)三峰山—马鞍山—广东山—观音山—金子山—杨家山—岱山—涂山—莲花山—望龙山，(北碚区)五指山—梅花山，(江北区)玉带山，(沙坪坝区)凤凰山—凤鸣山—半边山—石壁山—杨家山—和平山—窍门山—游龙山—朝阳山，(九龙坡区)夏家山—磨盘山，(双桥区)贺家山。另外，与典型的城市地名通名“街”、“路”、“巷”一起构成的重庆都市地名有：(江北区)石子山街，(九龙坡区)中梁山后街·中梁山上后街·中梁山正街，(沙坪坝区)歌乐山街，(渝中区)枇杷山后街·枇杷山正街。(巴南区)云山路，(南岸区)涂山路—金山路—南山路—南山公园路·南山公园北路—金山路支路，(沙坪坝区)山峰路—松山路—新山路—环山路—山洞路，(万盛区)塔山路。(南岸区)东山巷，(渝中区)枇杷山巷—枇杷山正街一巷。通名“山”字地名很多，反映重庆街区建筑多山的自然地貌环境，这些“山”与城市通用地名“街”、“路”、“巷”结合密切，表现丰富，表明“山”已经融入重庆本土的历史文化，并为重庆人塑造着共同的文化认同，重庆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城，而渝中区的“山城巷”就是一个有力的物证。2.与江、河、水有关的地名多由于嘉陵江和长江干流交汇于重庆都市中心，同时，周边的山脉和山岭又孕育了大量的小溪，这种复杂的地理和水文特征，也给都市地名增添了一种“江州”文化色彩。在重庆市的2337个都市地名中，带江、河、水、溪、浩、沙、凼、沱、滩、流、沟、涂、雨、泉、清、油、滨、湖、潭、沪、澄、汇、川、津、鸿、溉、澜、池、渝、济、井、海、洋、浸等字的地名404处。其中，带“江”字的地名有61个。带“溪”字的地名有51个。带“水”字的地名有36个。带“河”字的地名有31个。带“沙”字的地名有29个。带“沱”字的地名有29个。带“渝”字的地名有25个。带“滩”字的地名有17个。在这些与水有关的地名中，“沱”、“渝”、“滩”、“溪”为重庆市的特色都市地名，在同类成都街区地名中，找不到“沱”、“渝”、“滩”字，而“溪”字地名也仅3处。3.与植物、动物有关的地名比较多近百年的城区开发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重庆的植被景观，但从很多街区地名里还能窥见重庆人对植物表现出的特别情感。在2337个都市地名中，带有杉、茅、葛、李、柑、梨、木、林、柏、松、竹、树、草、桐、茶、莲、柳、桃、樵、麻、森等单字植物地名109处；带有花生、草药、荔枝、莴笋、菱角、黄桷、天冬、兰花、芭蕉、玫瑰、海棠、桐梓、黄荆、葡萄、柑橘、桂花、梅花、麻柳、枇杷等2字植物地名的共有61处。这些与植物有关的地名中，“黄桷”地名多达22处，而在成都却找不到同类地名，因此，“黄桷树”被评为重庆市的市树当之无愧。在与动物有关的地名中，带有鹅、燕、鹤、鹰、猫、鱼、凤、凰、龙、马、牛、鹞、羊、鹿、象、鳅、虎等单字动物地名有153处；带有螃蟹、蜈蚣、白鹤、老鹰、野猫、鲤鱼、凤凰、鸳鸯、龙凤等2字动物地名有27处。这既反映了重庆人多年来生产生活的自然环境，从中也可以窥见古代重庆人图腾崇拜的痕迹。引人注目的是，在这180处与动物有关的地名中，带龙字的地名多达74个。这些龙字地名还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命名形式，其中表达人们对龙的崇敬与吉祥意义的地名有接龙镇、来龙巷、龙安乡、龙祥街、龙兴镇、望龙门码头、望龙门巷、望龙山、兴龙湾、迎龙正街，以及金龙路、龙凤街、龙凤桥镇、龙门浩。与颜色有关的有丹龙路、青龙路、青龙嘴；与数字相关的有九龙坡区、九龙镇、双龙路、双龙东路、双龙西路、双龙巷；此外还有老龙洞、小龙坎新街、小龙坎正街、化龙路、游龙山、回龙坝镇、回龙桥、姜家龙池洞，以及龙洞坡、龙洞湾、龙脊路、龙家湾、龙泉罐、龙泉湾隧道、龙泉巷、龙胜街、龙滩子、龙潭、龙溪镇、龙隐路等地名。四重庆都市地名带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长期以来，山区的村落分布零散稀疏。即使聚落的规模已发展成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规模的山城，乡村气息仍然深深扎根于城市生活之中。重庆都市地名信息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2337个都市地名中，以通名“村”结尾的地名多达785个，其使用频率高于“街”、“巷”使用频率的总和，接近“街”、“巷”、“路”3种典型城市地名通名使用次数的总和。详情如图所示：“村”占重庆都市地名总数的33.6%，比率超过1/3，这在全世界的大都市中都堪称一绝。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学者，都应对此发生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重庆市最中心部位的渝中区，“村”字地名多达63处，比例占该区地名总数的12.7%。渝中区有2字地名“华村”，有特色鲜明的“国际村”、“重庆村”、“渝建村”、“渝铁村”和“渝油村”。而有些“村”刚建制时就已具有城市街区规模，“…新村”地名最具典型代表：(渝中区)光明新村—王家坡新村—化龙桥新村—民新村—兴隆街新村—团结新村—两路口新村—和平新村—建设新村—胜利新村—捍卫新村—煤建新村—嘉陵新村—石门新村。需要指出的是，“村”字地名的命名不仅与重庆的自然地貌和建筑布局有关，与农村地名的建制沿袭也密不可分，(渝中区)李子坝一村～四村就是沿袭农村建制的地名，而且，渝中区至今还完整地保存了“桂花湾生产队”和“龙井湾生产队”，这是当代共和国历史烙在重庆市中心的明显痕迹，是中国大城市中独树一帜的现代地名文化财产。“家”字地名使用频率高，这也是重庆都市地名带有浓厚乡村气息的一个证据。“家”字地名共计165个，占地名总数的7%，而成都市同类地名仅占2.9%。除去“国家岗”、“三家滩”和“五家坡”等3地名以外，其余162个地名都是由具体的姓氏统帅的。频率较高的有杨家：杨家沟—杨家坪横街—杨家坪正街—杨家山(2处)—杨家滩—杨家湾。王家：王家坝—王家坝一村—王家坝二村—王家坝三村—王家坝正街—王家菜园—王家坡—王家坡新村—王家巷—王家镇—王家嘴。蔡家：—蔡家岗镇—蔡家横街—蔡家石堡—蔡家湾—蔡家正街。陈家、郭家、李家、刘家、唐家、童家、袁家、张家等家族地名都在4处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没有诸如“内曹家巷”、“外曹家巷”之类的成都(平原)型都市地名，而冠以“上”、“下”的家族地名为数甚多。如：上莱家湾—下莱家湾，上伍家巷—下伍家巷，上罗家湾—下罗家湾—下罗家湾一巷—下罗家湾二巷，上徐家坡—下徐家坡，上曾家岩—下曾家岩，上肖家湾—下肖家湾等。没有“内”“外”牌、拥有大量“上”“下”牌的地名显示重庆的立体城市地貌。更有趣的是，这些“上”“下”牌地名都无一例外地分布在渝中区，说明大家族在重庆城市开发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地名的乡土色彩还体现在“湾”字地名多，计92处，占都市地名总数的3.9%。众多村庄和聚落是在山谷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便是“湾”字地名的来历。然而，重庆的“湾”字地名，不同于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情况，因为重庆地区的降水量远少于东南沿海，很多湾里只是在夏季逢暴雨的几天，才能见到明显的溪流，因此，传统上，这些地名都写成“塆”字。参阅1986年6月出版的《四川省重庆地名录》，就可以找到“上土塆路”、“下土塆路”、“文星塆”等街区地名。遗憾的是，由于“塆”字没有纳入国家标准汉字编码GB字库，近年来，地名书写标准化浪潮逐渐将该字吞没。1990年出版的《重庆市地名词典》，“土塆”已被改写成“土湾”，但“文星塆”、“学田塆”仍然保留了乡土色彩的“塆”字。然而，1997年重庆市地名办公室组织编纂的《重庆地名志》里，所有的“塆”字地名都无一例外地改写成“湾”字了。其实，将这种山沟里的小块平地写成“塆”字最能体现它所处的地貌环境和文化内涵；“湾”字反倒不符合相关地名具体的地貌实际，并失去了独特的乡土文化风格。五重庆都市地名的总体形象评价通过创建都市地名数据库，运用定量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重庆都市地名的命名规则与文化色彩进行了全面剖析，初步确认了重庆都市地名的文化性格。重庆都市地名中，地名通名的都市性格较弱，“街”、“路”、“巷”所占的比率明显偏低，而非都市性格的地名通名绝对数量大，使用频率低，地名通名的多样性色彩鲜明，趋一性倾向较弱。重庆都市地名中的二字地名和使用频率较小的背、凼、地、梁、岭、楼、屋基、岚垭等具体地反映了重庆都市地名的多样化性格。同时，重庆都市地名带有明显的自然属性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名文化性格。与土、石、山有关的聚落地名多达600多处，占地名总数的1/4以上。其中，带有“坪”、“坡”、“坝”的“土”字地名，以“石”字为词首的“石”字地名、以“山”字为词尾的“山”字地名，数量较多，最有特色。与土、石、山相关的地名占有大量比例的原因应归结于重庆独特的地质地貌环境，而这种地名的产生和连续使用又进一步加强了重庆的“山城”性格。34种404个与水有关的地名证实了长江、嘉陵江及众多小溪流发育对重庆市人居环境烙刻的文化痕迹。统计分析表明，“沱”、“滩”、“溪”等地名通名具有典型的地方文化特色，而与水相关的都市地名中造词率最高的“江”字和最有个性色彩的“渝”字，更有力地说明江河水文对重庆地名文化的影响，它们也强烈地映射着历史上的“江州”和“渝州”。以土、石、山为生活舞台，以江、河、水为生命源泉的自然环境，为众多的动植物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便使重庆的聚落地名文化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强烈的自然属性色彩。“黄桷……”地名和“龙”字地名的数量大、比例高，充分证实重庆的自然风土对当地聚落地名命名规则带来的深刻痕迹。作为都市聚落文化少数派的山地城市，重庆的地名通名还有一个“村”字地名比例特别庞大的特征——其数量超过地名总数的1/3。这种地名现象源于自然地貌对聚落空间布局的影响，它与重庆近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同时也脱离不了农村地名建制的沿袭作用。而“村”字地名过多的另一个侧面则暗示着重庆的总体城市化水平较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庆不及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开放的一个例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村”字地名、“家”字地名和“湾”字地名在重庆都市地名中占据重要位置，它在文化心理上，给人们产生重温历史、眷恋家乡的意境，有利于培养都市居民的稳定的心理和心情。总之，重庆都市聚落文化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在中国都市地名独具个性特色和多样性色彩，它带有明显的自然属性特征，带有浓郁的乡村气息。这些地名文化特征塑造了重庆人源于自然，热爱自然，源于山地，热爱家乡的都市文化认同。地方风土气息浓厚的都市地名可能让少数人怀疑重庆地名的都市性格，怀疑重庆地名的都市化。然而，在今后地名整理与规划过程中，保持这种地名特色，有利于保护重庆都市的文化性格，让重庆永久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特色城市。END文章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作者：王连勇选稿：周辰编辑：刘优华校对：罗舒平审定：洪珊责编：刘言（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往期精彩回顾▼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文化初探因彝成名：贵州威宁自治县地名特点研究江西历史文化专栏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威宁地名主要受彝族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受彝族的家支文化、生活习俗、民间故事传说、十二地支文化的影响。此外，当地的河流湖泊、地形、地势地貌等对地名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地名都是彝语发音汉文标注。关键词：威宁；地名；彝族文化引言历史上，威宁曾划属云南省、四川省管辖，威宁府领三州二县。威宁，取“威镇安宁”之意。据«威宁县志»记载：在夏朝、唐朝时有乌撒部，取彝族远祖乌撒为部名。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置乌撒路，十五年改名为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改置乌撒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改称乌撒乌蒙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置乌撒卫。清康熙三年(１６６４年)吴三桂平水西、乌撒，四年撤销乌撒卫并置威宁府，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降威宁府为州。１９１３年废威宁州置县，１９５４年改称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１９５５年改称今名。威宁是水西彝族重要的行政中心，也是民族迁徙的大通道，有彝族向天坟文化、彝族撮泰吉文化、回族的开斋节文化、苗族的花山节文化等，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进驻贵州后，贵州巡抚开泰奏请乾隆并获准的奏折中就有“因威宁界连四川，又与云南之东川、乌蒙、昭通等处接壤，实为黔省极边要地，令将原驻安顺之贵西道移驻威宁弹压，兼管大定、安顺、南笼、遵义等府”，可见威宁的战略位置之重要。张中奎在«贵州古代地名蕴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一文中认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强势文明向边疆弱势文明扩展，其中虽然有文化交流互动，但主体还是中原汉文化的渗透，‘文化边疆’贵州的古代地名含义演变规律也可印证这一观点。”然而经过笔者的研究，威宁县的地名命名特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仍旧以彝族文化的影响为主。一、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6月25日，江西省宋史研究会在赣州成立。成立江西省宋史研究会，旨在贯彻落实江西省委文化强省、赣州市委关于打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品牌的决策部署，深入挖掘江西、特别是赣州宋代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成立大会召开前，江西省宋史研究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监事会监事，召开了一届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江西省宋史研究会还与章贡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推动江西省宋史研究成果转化，赋能章贡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江西省宋史研究会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宋史研究会，也是全省第一家断代史研究会，由全省各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和有关部门、单位从事宋史研究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社科学术团体。研究会挂靠在赣南师范大学，是具有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接受业务主管单位江西省社联、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江西省民政厅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截至目前，已发展会员96个（其中团体会员3个，个人会员93个），会员主要来自省内的南昌、赣州、抚州、吉安、上饶、九江、景德镇、萍乡等设区市。当日下午，我市举行了“江西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地位”学术论坛，十位宋史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江西宋代历史研究，宋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江西在宋代的历史地位，赣州宋城的内涵与价值挖掘等主题各抒己见，深入探讨。专家学者们或基于学理层面对宋代历史文化进行认真梳理，或基于实际情况积极建言献策，既有观点的融合，也有思想的碰撞，为现场听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廓清了江西宋代历史及赣州宋城文化研究方向，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江西宋代历史文化，它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等重要问题。其间，专家学者们还来到宋城墙、八境台等宋代历史遗迹参观考察。来源：赣南日报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江西历史文化专栏|上饶县文史资料目录汇编江西历史文化专栏|上饶文史资料目录汇编（上）江西历史文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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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地名法规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中央会议强调：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治理———兼论苗疆区域地名文化差异微信扫码加入

江南有奇观，万古灵迹醉神仙。梁祝故里天下传，化蝶千年永缠绵。勤劳聪慧新祝陵，人间桃源开新篇。——歌曲《请来祝陵走一走》地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的宜兴市张渚镇祝陵村，是一个山清水秀、历史悠久、充满传奇的山村。这里，有着远古时期善卷避禅归隐的传说，有着东吴孙皓封禅的国山和矗立山巅的国家级文保单位国山碑，有着荡气回肠、脍炙人口的梁祝传说，有着南齐帝王收赎祝英台故宅创建的善卷寺，有着梁武帝祈雨得应的九斗坛，有着唐司空李蠙始建、宋苏东坡续建的玉带桥，有着储南强倾尽家财、殚精竭虑开发的善卷洞，有着6座数千英灵长眠地下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遗址，有着江苏省唯一保留至今的新四军墙头标语……底蕴丰厚的文化承载着祝陵村悠久的历史，新时代的祝陵，更是在青山碧水间打造成了江苏省的美丽乡村。“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而祝陵则是梁祝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据南朝齐永明元年（483）的碑刻《善卷寺记》记载，该寺是由南齐帝王收赎祝英台故宅创建的。建寺时，为使祝英台的古迹不致湮灭，不仅在寺内保留了祝英台读书处的遗址，而且在善卷山南的石壁上刻下了“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于是唐中宗时的梁载言，在《十道志》里便留下了“善卷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的记载。到了晚唐，一位宗室后裔李蠙在寺内修读，下榻在原祝英台读书处碧鲜庵里，先中举人，后第进士，他把这座寺院当成他的发迹之地。因该寺在唐武宗灭佛中被毁，咸通八年（867），成为节度使的李蠙上奏懿宗皇帝，请求以自己的俸钱收赎重建善权寺（南朝齐永元元年即499年，避东昏侯萧宝卷讳改“善卷”为“善权”）。他在重建中，不仅修缮了祝英台读书处，还在山麓巨石上刻下了“碧鲜庵”三个大字。乾符末（约879），李蠙累加司空退休，又在善权寺石壁题写了一首诗，其诗序称：“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咸通八年，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奉敕作十方禅刹，住持乃命门僧玄觉主焉。因作诗一首，示诸亲友，而题于石壁云。”由于南齐《善卷寺记》碑刻的“祝英台故宅”、唐《十道志》“祝英台读书处”、唐李蠙《题善权寺石壁》的文字记载和唐“碧鲜庵”碑刻古迹，宋明以来，文人墨客们又写下了许多游记诗词，宜兴梁祝传说便代代相传。祝陵因祝英台墓而得名。明文学家王稚登《荆溪疏》云：“祝陵，祝英台葬地。”相传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为追求真爱殉情的奇闻传到朝廷，晋帝褒其贞烈，封她为“义妇”。因祝英台被皇帝褒封，民间就把祝英台墓称之为“祝陵”，后来，山下的祝家庄也就叫作祝陵村。在祝陵村，有两座传说中的祝英台墓。一座在青龙山上，是座单人墓葬（宜兴传说中的梁祝墓是分开的，祝墓在青龙山，梁墓在胡桥头，相隔四五里），墓基呈正方形，四周有垣，被树木覆盖。于此远眺，可见群峰环绕，蜿蜒的祝陵河穿过古老的小镇，梁祝传说就是从这里流布远方。当年王稚登曾居善权寺，离开前太仆少卿史际来访，分手前吊祭了祝英台墓，留下了“临歧一吊祝英台”的诗句。清乾隆间的杨丹桂《祝英台墓》诗云：“春草满岩阿，拖霞修帔多。花飞埋艳骨，月吐对新蛾。落日倚湘竹，回风傍女萝。空山无限恨，川上忆临波。”善卷后洞还有一座“晋祝英台琴剑之冢”。传说梁祝同窗三年后，梁山伯欲往余杭游学，祝英台年届及笄不能同往，于是互赠琴剑扇以作信物。祝英台殉情后，因琴剑是山伯之物，被祝家弃之于途，被丫鬟收拾另葬，今墓犹存。“祝陵”的地名由来已久。唐李郢《阳羡春歌》咏有“祝陵有酒清若空”句，宋薛季宣有《游祝陵善权洞》诗，宋《咸淳毗陵志·古迹》有“祝陵”条，而〔嘉靖〕《南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江南通志》和常州、宜兴现存的16部方志中，都载有“祝陵”的古迹或地名。民国初设祝陵乡，1929年改为善卷乡，治所仍在祝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区名称、范围屡有变化，而祝陵村的地名一直没有改变。祝陵村是梁祝化蝶传说的发源地。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永嘉人薛季宣营葬岳父卜地宜兴，作有《游祝陵善权洞》诗，云“万古英台面，云泉响珮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魶戏澄湾。”该诗以祝英台为开头，名为咏洞，实则咏人。他把洞中的滴水声，比喻成祝英台腰间玉环发出的撞击声；洞中的涧水，比喻为佳人身着的洁白衣裙广袖；看到那飞舞的彩蝶，就想起“梁祝化蝶”的传说。在薛季宣写这首诗的时候，宁波的李茂诚也收集当地关于梁祝的传说撰写了《义忠王庙记》，他说祝英台殉情时，人们扯破了她的衣襟，“风裂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说明那时宁波还没有梁祝化蝶的传说，而此时宜兴，梁祝化蝶的传说已经人皆共知了。在祝陵，还有一个传统的观蝶节。传说农历三月廿八是祝英台的忌日，每到这一天，祝陵附近的村民都要到碧鲜庵观蝶，久而久之，形成了民俗节会。据说中午时分，会有一对大蝶绕碧鲜庵飞舞，人们说这是祝英台又飞回来看望自己的故宅了。不过善卷山中的蝴蝶真的很多很大，清人朱受、吴骞分别咏有“生小祝英台下住，惯看蝴蝶作团飞”“梦中蝴蝶计不到，居然克日鸠群材”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后，观蝶节停办。2003年民间自发恢复，至今已举办19届。自2016年起，祝陵村所在的张渚镇开始举办“梁祝爱情文化节”，至今也已举办6届。2006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宜兴为“中国梁山伯祝英台之乡”，国务院批准宜兴“梁祝传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江苏省政府批准“宜兴观蝶节”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1月，祝陵村被批准为宜兴市“梁祝文化”特色村。为了传承梁祝文化，祝陵村十分重视梁祝文化资料的积累，至2021年，该村收集出版书籍24部、声像资料22个。其中有20世纪80年代村民周德诚编印的《漫话善卷洞》油印小册子；有2007年拍摄的村民汤家骏等人讲述的流传于宜兴的梁祝传说；有《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宜兴梁祝文化——论文集》《梁祝文化源远流长》《“梁祝”的起源与流变》《历代梁祝史料辑存》等梁祝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2014年出版的《“梁祝”的起源与流变》以多角度论证了梁祝传说“发端于宜兴，首传于江浙”的历史，力求做到每点必论，每论必详，每据必足。书中提出的“梁祝传说以宜兴、宁波、济宁三地为辐射点向周围散射”“梁祝传说在辐射中回流、在流传中变异”以及“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也是流传地，而梁祝传说的其他遗存地也可能是某个情节发源地”的观点，受到国内高层专家的关注与肯定。至2021年，该书已经第三次印刷；2021年出版的《历代梁祝史料辑存》收集自南齐至清末的梁祝史料200余部，所有古籍均以影印件刊出并加以点校、说明，不仅把学术界原来掌握的梁祝史料提高了5倍，而且再次证实宜兴梁祝传说“记载最早、记述最丰、遗存最多、史据最足”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2016年起，宜兴市组织编纂江苏名村志《祝陵村志》，在编纂过程中又拍摄了专题片《遇见更美的祝陵》《梁祝传说千古传唱》《2015年观蝶节开幕式》《张渚梁祝爱情文化节》《善卷洞》等专题片，这些专题片均以全媒体的形式收录在2021年出版的《江苏名村——祝陵村志》中。文章作者：路晓农文章来源：《江苏地方志》2022年第2期选稿：甄艺涵编辑：罗舒平校对：刘优华审定：耿曈责任编辑：洪珊往期精彩推荐地名资讯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唤醒城市历史记忆，留住千年运河文脉。23日，“中国大运河地名丛书”开篇之作《扬州印记》首发，这是向即将在扬州召开的第15届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最好的献礼。《扬州印记》的面世，标志着“从地名的角度切入，打捞城市的记忆”这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创新形式结出第一枚硕果，今后“中国大运河地名丛书”将推出中国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印记。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2019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扬州全域被划入国家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规划核心区。“面对如何让古运河‘重生’的时代命题，‘中国大运河地名丛书’率先答题。”《扬州印记》编委会主编、原市政协副主席王克胜表示。《扬州印记》选取了大运河与扬州地名这一独特角度，追寻大运河与扬州文化的悠久历史，把与大运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名，以及蕴含其间的故事，包括史实、掌故、轶闻、传说，予以生动形象讲述。全书分为六大篇章：河湖溯源、坝闸写真、津渡纪事、城镇简史、街巷寻踪、建筑留影。作为城市地名的主管部门，市民政部门表示，将按照《地名管理条例》的要求，做好优秀传统地名文化保护工作，发挥地名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中的作用，用地名留住乡愁，让大运河地名文化成为扬州“好地方”建设的亮丽名片。延伸阅读这些扬州地名与运河有关“从南到北，大运河扬州段地名大多与运河历史相关。”扬州地名专家韦明铧介绍，瓜洲是江北运河的最南端，本是一座江心洲，因其状如瓜而得名。由此向北，是三汊河，这里是古运河、仪扬河两河交汇处。再向北是三湾，这里是城南运河，因减缓水的流速需要而建成，人称“三湾抵一坝”。接着便是钞关，是明代设立的全国九个税收衙门之一，主要对江北货船进行检查。再往前是马摆渡，说明这里渡口当时渡人也渡马。自钞关至徐宁门（今徐凝门）为南河下，徐宁门至阙口（缺口街）为中河下，阙口至东关为北河下，全长约四里。接着就是东关街了，这里是扬州城东边门户，人们由运河上岸入城。一路向北，来到茱萸湾，这是西汉吴王刘濞开挖运盐河留下的。再往前走就是著名的邵伯，东晋谢安在此建立了埭，人称邵伯埭。“反映明代盐法改革的疏理道、明初马政制度的马监巷，以及体现扬州人日常生活习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碧螺春巷和浴堂巷，这些地名都受到了运河文化的影响。”扬州市地名专家黄继林说，地名来源于人们最直接的、最朴素的生活，是人们最便于记忆的，这些地名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都有值得传诵的故事，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源：扬州日报选稿：刘言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地名资讯

夏国盛（35）上饶集中营名称的来历蔡水泉（47）亲历回忆难忘长征万晓君（52）参加红军跟着方志敏闹革命汪增讨（57）我用镜头记录三清山汪维炎（59）调查研究上饶抗战遗址调查及利用价值研究汲军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美国使馆的地址变更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广场1号”据法新社莫斯科消息，莫斯科市政府当地时间22日说，他们更改了美国驻俄大使馆的地址。报道称，莫斯科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有了一个新的官方地址。”声明称，使馆大门前的空地此前没有命名，如今被命名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广场”，美国使馆的地址变更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广场1号”。使馆之前的地址为“博利绍伊·杰维亚京斯基路8号”。据报道，声明还说，改动决定是在莫斯科市议员建议表彰“顿巴斯守卫者”之后做出的。莫斯科市政府还说，新地址是从一次公众投票中选出的，近28万人参加了这次投票。报道称，2018年2月，华盛顿将俄罗斯驻美使馆外的一处区域更名为“鲍里斯·涅姆佐夫广场”，鲍里斯·涅姆佐夫是俄罗斯的一名反对派政客。来源：环球网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聆听地名文化

摘要：本文从川东南地名出发，运用统计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析土司制度在川东南的实行对这一地区地名命名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以地名为导向探寻相关的土司文化遗存。关键词：川东南

祝逊斋（51）上饶中学片断回忆黄贤度（59）上饶县抗敌后援会杂记陈启典（64）目睹选举上饶县参议长的一幕丑剧张冠群（67）杨惟义教授二、三事张冠群（69）上饶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徐明高王国发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2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支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工作方案》。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无序。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保障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我国具有数据规模和数据应用优势，我们推动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积极进展。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要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线，加强重点领域执法司法，把必须管住的坚决管到位。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压实企业数据安全责任。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工作总体稳慎有序推进。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要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组织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确保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同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需要相适应。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要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加强行政区划同相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调衔接，依法加强行政区划管理。会议指出，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坚持德才兼备，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等分类进行人才评价，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特点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试点任务，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指导，推动试点工作顺利实施。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将平台企业支付和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健全支付领域规则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要强化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和平台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监管，强化互联网存贷款、保险、证券、基金等业务监管。要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加强平台企业沉淀数据监管，规制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要压实各有关部门监管责任，健全中央和地方协同监管格局，强化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加强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保持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依法坚决查处非法金融活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来源：央视新闻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我国与矿产相关的地名从地名重名看地名标准化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浅析地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作用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治理———兼论苗疆区域地名文化差异微信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历下区民政局组织收听收看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暨《地名管理条例》学习与国家地名治理体系建设研讨会6月22日上午，由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主办的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暨《地名管理条例》学习与国家地名治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腾讯会议线上开始直播。历下区民政局接到邀请后，第一时间组织各街道、社区及“历下者”地名文化志愿服务队收看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中国地名学会等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从地名用字的研究、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的学习、历史地名文化保护、国家地名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发言。我区地名工作者及地名文化爱好者通过收看研讨会受益匪浅，激发了大家对地名文化研究的积极性，对今后的地名工作增添了信心。大明湖街道县西巷社区的老居民在观看会议的同时，勾起了对辖区老街巷地名文化的回忆和探讨，居民代表陈振刚说：“我很喜欢读地名文化的书，平时在家就很喜欢研究。这个活动非常好，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地名文化知识！希望更多这样顶尖的学术会议能够走进社区，让群众融入地名文化的建设中去。”下一步，历下区将不断提升社区地名文化建设力度，大力发展地名志愿服务活动，把地名文化领域最先进的理念和各地经验带到社区，让文化自信、文化力量、文化特征充分彰显，让更多的人了解历下地名之美。来源：历下民政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送我国与矿产相关的地名从地名重名看地名标准化第二届地名用字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浅析地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作用地名文化视野下清代湖南苗疆治理———兼论苗疆区域地名文化差异微信扫码加入

主持人邵文利（山东大学）【10:30-10:45】1.张清华（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地名研究工作的转向和发展【10:45-11:00】2.王涛（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新时代

摘要：现代地名中历史地名可以反映一地历史发展轨迹，统计与分析湖南苗疆各市县地名，发现其历史地名中包含了众多与历史时期“民族治理”相关地名，以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地名尤甚，反映明清两朝苗疆治理具体措施与设置及其对于区域的影响，同时以地名形式表达了本土话语对于“苗民起义”的认识。比较这些地名，发现其在分布上存在较大空间差异，反映着不同时期王朝苗疆治理重心的转移，揭示了不同时期王朝边疆经营策略的变化过程。关键词：清代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在我国众多的地名中，有一类与矿产资源关系密切，有人统计，在县级地名中约有2.8%与矿产有关。了解这一点，对讲好中国区域地理特别是乡土地理知识，增强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有着积极的意义。以下结合实例简要说明，以供参考。1．以“铜”得名的地名我国进入青铜时代较早，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具备采矿、冶炼、铸造的技术。殷墟出土的铜器，制作精美，可以推知当时铜矿业之发达。在我国，凡与“铜”字有关的地名，大都因产铜而得名。如江苏省有个铜山县，该县始置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县东北产铜得名。安徽省铜陵市是依铜官山的铜矿发展起来的“铜城”，唐代时曾是全国主要的铸造铜币的工厂。江西省德兴县的铜矿是我国少有的特大型铜矿，它的发现说来有趣。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个叫刘从俭的地质队员，有一次从地图上发现德兴县（今德兴市）有个叫“铜厂”的小地名，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借来县志，查得书上有此地采矿炼铜的记载。之后，他带领四位实习生不仅发现了古代炼铜的遗迹，还找到了品位稳定的矿物标本，终于揭开了今日开采德兴铜矿的新篇章。目前，已探明德兴铜矿储量约16亿吨，是我国少有的特大型铜矿。有些产铜的地名带有“金“字，可能是古人误认为黄铜矿是金矿之故。如河北平泉的金山、辽宁西丰的金山和宽甸的金矿岭等。2．以“铁”得名的地名这类地名是非常多的。如大连市的老铁山、河北遵化市的铁厂、重庆江津区的铁厂沟、广东兴宁市的铁山嶂等，都是古代采冶铁矿的场所。有些地名虽然只有“冶”字而无“铁”或“铜”字，但是考察其冶矿事实，都是冶铁或冶铜而得名。如湖北的大冶县（今大冶市）在唐宋时已置炉炼铁现仍在生产，属武钢。又如河北滦县的古冶（铁）、山西闻喜县的刘庄冶（铜）等。3．以“金”得名的地名如北京昌平区的金马山、河北遵化市的金山峪沟、湖南牛江县的黄金洞、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金牛山以及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等，都是因产金而得名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蒙古、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山脉名为阿尔泰山，“阿尔泰”一词在蒙古语即“金”的意思。阿尔泰山的确产黄金，所以当初淘金者的聚集地就叫阿勒泰（“阿尔泰”的异译，今新疆一城市名）。当然，带“金”字地名也未必产金，如著名的金门岛（属福建省），原称浯洲、仙洲，是明初建造防御军事设施千门所时取“金城汤池”之意才改名“金门”的（有一成语为“固若金汤”，“金”指金属造的城、“汤”指滚开热水的护城河，形容城池或阵地坚固，不易攻破）。4．以“银”得名的地名如河北承德市的银矿山、江西德兴市的银山、浙江宁波市的银山、福建古田县的银场和宁德市的银盘山、河南罗山县的银铜冲等。但这些地方名为“银”矿实则大半是铅锌矿。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也非银矿产地，一种说法是附近地区多盐碱地，呈一片银白色而得名。古代的人们冶炼知识、技术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认识各种金属矿产。在发现一种矿产后，也往往以“宝”字来命名。现已证实，凡有“宝”字的山地，大部分都是铅锌矿或其他矿产地。如湖南桂阳县的宝山（钨钼铅矿）、吉林延吉县的天宝山（铜铅锌矿）、福建宁宝县的东宝山（铅银矿）等。5．以“煤”得名的地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煤炭的国家。古代煤有“石炭”、“石墨”等称呼，明代始称“煤”。这样，许多地名与煤矿有关，且非常明显，一看便知。如山西大同市西南有煤峪口、宁夏石嘴山市北有石炭井、北京门头沟矿区有红煤厂、浙江长兴县西北有煤山镇、湖南宁乡县西有煤炭坝等。有些产煤的地方，常以“窑”为名，如安徽怀远县的土窑镇、山西大同市的白土窑、新疆乌鲁木齐市的西山窑、辽宁本溪市的四座窑等。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有的地名虽以“窑”命名，实际上只是烧过砖或石灰的窑。另外有些地名虽不带“煤”、“炭”等，但却与煤炭的开采有着直接的联系。如辽宁省的“北票市”和“南票区”（属葫芦岛市）均为辽宁省著名的煤炭产地。在明清两代，开采煤矿要经过政府批准，并发给采煤印票（又称龙票，即执照），一般称为票。由于这两个矿区一南一北，于是便有了“南票”、“北票”这样的地名。6．以“石油”“天然气”得名的地名我国石油发现较早，不少地名有“油”。如甘肃玉门县的石油河、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石油泉、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油泉子、重庆市巴县（今属巴南区）的石油沟等。新疆的克拉玛依市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城，其名称就源于石油。“克拉玛依”是维吾尔语，意思是黑油，因当地有一座黑油山（实际是由凝固的沥青堆积成的山丘）而得名。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有一座“圣灯山”，所谓“圣灯”实际上是天然气的自然现象，古人见燃起的熊熊烈火就像神话传说中永放光芒的“圣灯”一样，所以将它叫做“圣灯山”了。圣灯的熊熊烈火自北宋以来燃烧了八百多年，1943年才被控制，在此建成了隆昌气矿而正式采气。7．以“盐”得名的地名食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的食盐储量丰富、产地广布。不仅盛产海盐而且还盛产湖盐、井盐和岩盐等，因此在历史上形成了许多与盐有关的地名。如江苏的盐城市、浙江的海盐县、四川的盐源县和盐亭县、云南的盐津县、宁夏的盐池县等。盐城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新洋港上游。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因这一带盛产海盐而设置盐渎县。到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改名盐城县。据乾隆年间《盐城县志》载：“环城皆盐场也，故名盐城”。在唐代，仅盐城一县“每岁煮盐四十万石”，若以唐一石盐合今32公斤计，40万石折合今制为12800吨，这的确是一个巨额数目。1983年设盐城市。又如在四川盆地的南部，有一座以生产井盐而闻名全国的城市——自贡。早在秦汉时代，劳动人民就在这里钻井采盐。由于井下压力高，井中盐水能自行喷流涌出，故命名为自流井。离自流井不远另有一井，出产的盐质量特别好，曾作为贡品进献给帝王，所以又叫贡井。由于这一带盐业经济逐渐发达，北周武帝时开始设县，唐代又升格为州，成为闻名遐迩的“盐都”。1939年建市，由自流井、贡井各取首字，定名为“自贡”。8．以“玉”得名的地名“玉”在矿产中属于贵重的一种。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玉石之国”的美名，是世界上开采和使用玉石最早、最广泛的国家，因此也形成了不少与玉石有关的地名。如甘肃的玉门关、新疆的墨玉县等。玉门关，是我国古代联系西域各国的交通门户，由西域输入我国的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约75公里处。墨玉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西南部、昆仑山南麓，因特产墨玉而得名。墨玉是玉的一种，其黑色是因含有较多的细微石墨鳞片所致。还有一些地名字面上未含“玉”字，但确实是以某种玉命名的。如安徽的灵璧（古代一种扁圆的玉器）、江西的珀玕（珠状的琥珀玉）和琅琚（佩戴的一种玉石）、福建的白琳（美玉）、湖南的大瑶（美玉）、广东的黄琅（一种玉石）、广西的木圭（一种玉器）等。9．以“瓷土”得名的地名瓷土即高岭土，一种以高岭石为主要成分的粘土，是制造陶瓷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最初发现于江西景德镇附近的高岭村而得名。早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就出产优质的造瓷原料，因地处高山岭上，大约在北宋末年取名高岭。元代开始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为瓷胎原料，瓷器质量大为改善，这是瓷器史上的重大变革，所以景德镇历史上流传着“没有高岭土，哪有景德镇”的说法。此地是国际通用陶瓷专用术语“kaolin”（高岭土）和“kaolinite”（高岭石）的命名地。10．以其他矿产命名的地名以其他矿产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河北的磁县因县西九十里有磁山，山中出产磁石而得名；四川的石棉县因富藏石棉矿而得名（1951年成立）；江西铅山县以县西南七里有铅山，山中出产铅矿而得名；又如古代炼汞（水银）的主要矿物原料是辰砂，因辰州（今湖南沅陵县一带）所产最佳而得名。总之，在我国与矿产有关的地名是非常多的。对待这类地名，一定要实事求是，切忌望文生义、生搬硬套，否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需知历史上人们受科学技术认识水平的限制，产生了一些与矿产不相符的地名，如湖南新化的锡矿山（锑矿,下列括弧内均为实际矿产）、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锡铁山（铅矿）、广东海丰的银瓶山（锡矿）、安徽怀宁的铁浦岭（铜矿）、甘肃皋兰的白银厂（铜矿）、湖南茶陵的锡田（钨矿）等，这类地名我们需加注意。来源：《地理教学》2011年

民族认同研究是一个集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于一身的交叉性研究，最早由托马斯在研究黑人民族认同发展中提出，对于民族认同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能全面概括其含义的定义，国内有学者将民族认同分为广义和狭义两重含义，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对某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狭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的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可，即族群认可。本文的一切探讨都是以狭义的民族认同为基础的。一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过程，是指民族主体（个体或者群体）通过与其他民族的对比，而对本民族包括民族文化、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在内的民族客体所产生的一种认知、态度和归属感。民族认同不是孤立存在的，民族认同是以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往为前提的，以区分“我、我们”和“他、他们”为基础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不但包含着民族主体对民族客体的判断、认知、接纳和支持，而且还包含着维护和促进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等与本民族利益和追求息息相关的意愿，并以此形成完整的民族意识。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在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民族文化使民族有了存在的意义，民族文化对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每个民族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出了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属于自己的、最适合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民族的成员，民族文化自民族成员一出生便把他们固着在文化符号、民族身份、价值观念等特征上，使他们接受共同的善恶的引导，并影响着每个民族成员的自身发展，民族成员在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中，形成了对自我和本民族的认识以及民族归属感，从而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民族成员以地域、语言、宗教信仰、民族身份等作为认同的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对各种文化事项做出辨别和区分，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辨别区分使认同渗透至民族成员的价值体系，进而付诸为行为层面的保留和传承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认同体现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民族文化认同即是一个心理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过程。民族认同最为突出的四个特征：族群性、文化性、排他性和延续性。从广义的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出文化包含着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民族认同最显著的特性是文化性，民族认同的实质就是文化认同。二地名的多维度含义地名，狭义上是对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形态特征的反映，主要通过地理坐标表示其方位距离；广义上属于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含义。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地名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人类赋予的。一个地区的地名中蕴含着大量生态环境和文化信息，折射着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背景。一个地名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且具有特定的含义。首先，反映生态环境和地形地貌的地名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只有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才能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这就需要了解、利用和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为了方便区分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就需要对这些因素命名，因此便产生了地名。人们对某一地理实体的命名总是根据该地理实体呈现出的外表特征，并加以一定的想象而形成。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多种多样，这也就决定了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对地理特征命名的地名系统。其次是反映历史文化的地名。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名，从侧面展现了该民族的历史，如藏族神话传说中经观音点化的猕猴与岩洞女结婚并繁衍后代，这些后代逐渐变成人而成为雪域高原上的先民，而山南地区乃东县的泽当镇也因此得名，“泽当”在藏语中是猴子玩耍的地方；在古代藏族领袖格萨尔王的家乡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因格萨尔活动而形成的地名有行政地名15处，自然实体地名18处；元朝帝师八思巴从北京返回拉萨途经边坝县境内，将火把插在土里并在此地修建佛堂，佛堂建成后取火炬之意，得名边坝并沿用至今；还有日喀则市体现江孜人民不畏强暴，奋勇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保家卫国的江孜宗山抗英遗址等等，这些地名都表达了民族地区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地名除反映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外，往往还能表达出与人们风俗习惯和意愿愿望相关的历史心理。地名的形成，受该地域居民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影响，总与当地的语言文字形影不离，被深深打上该地域的烙印。地名以当地语言文字为基础，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带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地名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记录了本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体现了该民族某一段时间内的价值观念。三地名文化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以民族文化认同为基础，地名文化也像其他形式的文化一样是人类意识的产物，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不仅有对地理实体的指代作用，还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象征符号，也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在凝聚一个民族时起到纽带作用，地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依附促进民族文化的继承和传递。地名属于语言符号的一种，民族语言对地名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民族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主体沟通交流、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和手段。犹如哈罗德·伊罗生在《群氓之族》中所说：这个世界以族群的语言命名、描述，孩子们从语言中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族群则以语汇和腔调呈现自己，编织出过去的故事，唱出或悲或喜的歌谣，歌颂乡土之美、英雄之伟与神话之力。孩子从语言中学习、吸收、重温并传递整个族群的既有事实，包括信仰体系、开天辟地、生死奥秘的解答，以及伦理、审美与传统的智慧。传播使民族文化具有了生命力，语言把一个民族内在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与外在的行为方式、民风民俗具体化，从而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有53个，拥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有20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多带有该民族的特定含义，且通过该民族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多维度的信息内容，它侧面反映了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讲述了该民族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体现了该民族的价值观念、民风民俗和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呈现民族历史的“自传”。在民族认同所有的因素中，地名应该是最初级也是最明显的。但它又具有复杂性，探究一个地名的含义，可以追溯到一个民族的诞生、语言文字的创造、民族意识的最初形成甚至更早。地名在民族认同中虽然不是核心要素，但它可以引导民族主体找到核心，并深入到核心的历史和情感。在构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大背景下，地名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认同中为民族成员提供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飞速发展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有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对地名的命名规律，才能不损伤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才能使少数民族文化自尊，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对本民族的认同，进而上升为对国家的认同。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6年第11期作者：白维栋

一问题缘起地名是人类对地球上和其他星球上表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或者说它是区别不同的方位、范围地理实体的语言文字标志。由于历史原因，地名中存在一地多名、一名多字和重名现象。重名地名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在地名命名原则中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地名不重名的原则，也即人民政府不驻在同一城镇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其专名不应相同；一个县(市、区)内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一个乡、镇内自然村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巷、居民区名称，不应重名；国内著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不应重名；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不应重名；上述不应重名范围内的地名避免使用同音字。《地名管理条例》

家谱是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资料。也就是“家族史”或“家史”。它是代代相传，由许多代撰写的一种特殊体例，且永远没有终结的“作品”。它全面记录了一段时期内一个宗族父系亲属的全部人口姓名、生卒年月目，并有该姓的起源、始祖籍考，分支繁衍源流、世代迁徙沿革。还附有家规、风俗、契约、艺文、村图和与本族有关的重大事件等资料。宁都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和编篡《地名志》过程中，通过走村串户的调查、收集，查到了1060部家谱，共计6500多册。类别有宗谱、族谱、房谱、祭谱、草谱。从这些珍藏于民间的宝贵历史资料中，发现了许多与地名有关的难得信息，获得了大量的地名沿革的重要线索，给基层地名工作人员探讨地名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提供了原始资料。同时，也为地方上编史修志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现就宁都县家谱对地名的作用举例分述如下:一、查清了历史悠久的聚落点始建年代宁都县城(今名梅江镇)自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始为县治所，这是县志、州志、府志都有记载的。然而，何时辟为较稳定的居民聚落点，却难以找到文字依据。县有关部门花了很大精力也很渺然。1982月，地名普查人员在好几个乡查到了不同版本的《松阳赖氏族谱》。谱载:赖氏三世祖仲方、仲坚初居浮源(今肖田乡美佳山村委会境内)，南北朝元嘉末，遭水患迁雪竹坪(今县城)，见地势平衍，筑室而居，因号筑室翁。宅后开爱莲池，左边凿井泉井。其后为虔化县。(即今宁都县)治所。以此资料为线索，查考了《宁都直隶州志》，确记载了雪竹坪最早的池、井名爱莲、玉泉。经访问许多老人，均介绍县城中心(今三八粮站周围)是古池、井座落点、他们回忆，建国前还立有赖氏碑石，后因扩建住宅，碑石被捣毁。地名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鉴别，认定县城最早的聚落点是古池、井四周，《松阳赖氏族谱》记载的南北朝元嘉末徙居雪竹坪，可以作为形成较稳定的居民点年代，迄今已有一千五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二、搞清了古地名的位置宁都县置县于三国吴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初名阳都县，县治设在白鹿营。这个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的县治所准确地点究竟在何处?一直没有搞清楚。地名普查中，在黄石公社大洲塘村查到一部《洲塘张氏十一修族谱》，终于搞清了白鹿营的确切地点。谱载：公直翁原籍姑苏张家巷，宋嘉定十年丁丑岁徙宁都五十七都白鹿营，吾地晋代前乃阳都县治所。从谱中的《洲塘张氏世居村图》所标示的白鹿营村舍方位，对照现在的1:5万地形图，水系、山峰均相似，可以断定今上营村就是白鹿营。普查人员又深入上营，发掘了数块记载“白鹿营”的古碑，进一步得到物证。三、弄清了名人祖籍迁徙沿革历史新华社1984年6月27日电讯报导：“孙中山先生祖辈曾在宁都定居”(登载于《江西日报》)。此报导所引证的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迁徙地点和世次代数，就是县地名办于1982年在田头公社孙屋底村查到的《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所记载的。早在1942年，广州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编纂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就指出孙中山先生祖先在宁都定居过，但缺乏由宁都迁往广东的沿革历史。孙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当时在序言中，对这本书没有这段历史的考证表示“遗憾”。《宁都富春孙氏伯房十二修族谱》弥补了《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不足之处，完整地提供了孙中山生祖籍迁徙过地点的来龙去脉:宁都南关——福建长汀河田——广东紫金县忠坝——广东增城县——广东中山县涌口门村——中山县翠亨乡。谱中记载孙中山先生祖籍世次名讳也很详细。谱载：孙中山先生始祖孙，乃唐中书舍人拙之子，唐末，功封百将东平侯，居虔化县雪竹坪，其孙编立公侯伯子男五房，伯房后裔三承士房迁长汀河田，转徙广东忠坝，为广东孙氏籍祖。这部族谱不仅为探讨宁都古地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孙中山先生的家世源流提供了珍贵资料。在编篡《宁都县地名志》时，有一“状元墓”的释文，就是从家谱中获得了翔实的原始材料而撰就的。北宋皇佑癸已状元郑，字毅夫，生于乾兴元年，卒于熙宁五年。《宋史·列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均载郑系广安陆人。可是清代以前的《宁都县志》却载郑为宁都人氏。在宁都县西面蔚背岭还建有郑和他的祖辈家坟。为了弄清这一历史难题，地名办派人入有郑姓居住的几个村庄，终于从会同乡鹧鸪村的《宁都郑氏三修族谱》中弄清了状元和它祖辈徙居的历史。谱载：宁都郑氏一世祖玉傅，九年从南昌西山迁石城县南桥岭，转徙宁都西关，至四世十四郎均定居西关。五世太义郎，字应祥，商游湖广安陆县，遂居安陆。生六世五教，传七世，字毅夫，号云古，皇佑癸已大魁天下，高中状元。八世三郎字宣义，由安陆扶五、七世三代灵返故里归葬西关蔚背岭十四郎穴左。四、澄清了地名含义、名称来历的讹传地名由来、含义是地名工作者最费功夫的难题之一。宁都县在普查、编志过程中，从查到的家谱中澄清了许多地名的由来、含义的讹传。城郊梅江河东岸有一个300人的“湖南”村。开始普查时，基层普查人员将收集到的两种由来都报县里：一说“因村北有小湖而得名”，二是“早年有湖南人氏始居，故名。”县里复查时，深入实地，发现两种法说都站不住脚。于是从寻查家谱入手，根据线索，在别地找到一部《宁都魏氏思荣初修房谱》，终于澄请了讹传。谱载：“子秀公由城关小东门迁水东，村靠梅江，以缆为渡，名曰浮缆渡，今曰湖南”。而后在《宁都直隶州志·城池志》中又查到四十五都有“浮缆渡”村。经核对湖南村的坟山，早年的墓碑上镌刻“四十五浮缆村”，证实“湖南”是由“浮缆”转音而来。石上乡有个村名“应坊”，先是以“应姓建材”得名的。但宁都从未听说有应姓。经访问一位八十高龄的历史老师，人称“宁都通”，他查阅了积累多年的“宁都姓氏人物考”，也未发现有此姓。后来还是从《石溪李氏九修族谱》中澄清了谱传。谱载：“超公于康熙中从谢坊迁居石上西南鹰嶂岩麓。”原来，应坊村先以自然实体鹰嶂岩得名，后人以谐声写成应坊岩，又简称为应坊。家谱，历来被认为是记录封建宗族的产物。但从以上例证可以断言，家谱中也有不少社会科学的信息，它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开展地名工作不可缺少的宝贵考古资料之一。当前，有的地方某些人提出集修族谱，这是维护封建宗族的旧思想，我们应断然反对。但地名工作者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现在仍珍藏于民间的旧家谱。应积极收集、保护濒临失传的历史遗产。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提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只要我们认真去发掘、整理、研究，坚定地立足于现实，持清醒的扬弃态度，批判地继承，是可以像沙里淘金一样，淘洗出闪亮发光的金子来的。文章作者：邱常松文章来源：《江西地名通讯》第22期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编辑：罗舒平校对：何雨桐审定：洪珊责任编辑：刘言往期精彩推荐运河水工文化记忆：“马头”地名源流考略“阅读”地名

D、白鹭洲书院正确答案：B解读：《叠山书院》在江西省弋阳县城信江河畔，始建于公元1318年。书院主要建筑包括望江楼、文昌阁、明伦堂、桂花园等，有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摘要：黄土高原一些地名的通用部分多以地形为主，“坬”是其中之一。“坬”作为黄土高原地形的方言词，指有坡度、成片的地形。因不明其含义以及古代字书中未有专门的文字，地图、文献中出现了“坬、土窊、窊、屲、洼、凹、畖”等写法。从地方历史文献看，“坬”表地形“坡”义不晚于五代时期。辞书中将“坬”释为方言字、词，并注音为阴平wā。文章认为，作为典型的方言字、词，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坬”应注音为去声wà，与“坬”同音类的字，中古韵书即有去声禡韵“乌化/㕦切”一读。关键词：地名用字；坬；读音；词义；历史文献0引言在黄土高原地名中，由“坬”构成的“某某坬”或“某坬”等极为常见。现代权威辞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等均收录了“坬”，解释为地名用字，读wā，至于以“坬”命名的原由，则语焉不详。大型历时性辞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坬”的书证为现代作品，没有历史文献书证。那么，对“坬”这类方言字如何确定其读音和意义呢？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深入调查，从方言现状及历史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张振兴先生（2021）指出：“所有的地名用字起名之初都有意义，口耳相传，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地名里包含着大量语音信息，研究方言的时候要关注地名的读音，研究地名读音的时候要联系方言。”“坬”是典型的方言用字，使用主体为当地说方言的人，因此规范其读音和意义应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就目前来看，这一工作还没有做好。有鉴于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说明：文中的地名材料均来自公开出版的地图册和百度电子地图等。一“坬”字地名的地理分布与用字情况黄土高原的地名，有些由表地形的语素“坬”前加“姓氏+家”构成，如陕北的“杨家坬”“王家坬”“黑家坬”等。“坬”在陕北大部分方言读去声、降调[va52/53]，如绥德、榆林、延安，少数方言读阴平上调[va213]，如神木“刘家坬”“X家崖坬”。“坬”表地形时与“坡”意思相同，“坡”是通行词，“坬”为方言词。陕北方言中“坬”“坡”经常连用或并举，如绥德话“坡坬”“坡坡坬坬、沟沟坬坬类指；到处”“上坡下坬上坡下坡；形容路途不平坦；喻指不消停”“陡坡立坬陡峭的坡地”“山坡不上，沟坬不下指人居家不出”“崖崖坬坬类指；形容危险、不平坦的地方”“钻沟溜坬钻山沟溜山坡；比喻不务正业”。另外，“坬”还由“坡”义引申出“坡一样的状貌”义，如绥德话“鼻坬、鼻梁坬”指鼻翼，“眉眼坬”指脸部，“㞘子坬、屁股坬”指臀部。从“坬”的引申义构成的这些词语，也可以看出其表坡地的本义。地名“坬”在现今的地图与历史方志中被记录作多个汉字，有“坬、、窊、屲、洼、凹、畖”等。本节将分析“坬”字地名的地理分布与用字情况。1.1

D、白鹭洲书院正确答案：B解读：《叠山书院》在江西省弋阳县城信江河畔，始建于公元1318年。书院主要建筑包括望江楼、文昌阁、明伦堂、桂花园等，有

【提 要】南京城市地名的命名与变迁显示，地名符号不仅是一种语言符号，它更是权力关系的符号：作为地理记录的地名符号显现了人对自然的命名权力；作为人际权力高位者的地名符号凸显了政治对社会空间的塑造力；表现底层民众情状的地名符号反映了经济活动和人群聚居的认同感；作为精神外显的城市地名符号，在诗意和心愿的表达上体现出了归属感的具象化。南京地名的符号权力关系可对城市语言规划中新地点的命名、市民认同和凝聚、城市外宣具有启发作用。【关键词】南京地名；符号权力理论；城市语言规划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就离不开其特定的生存空间，对这一特定空间的命名，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历史、人文信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的“文化地理学”的兴起，引发了对人文要素地理分布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热潮，人们开始关注文化景观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的对地名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是地名渊源、地名文化研究是地名研究的两大热点，而地名与权力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地名作为一种权力符号，在其形成、发展的场域中表征了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斗争和博弈。地名中的权力关系可以借用布尔迪厄（2005）的符号权力理论来分析。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布尔迪厄创造的诸如“场域”“惯习”“符号暴力”术语已经成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社会语言学以及话语分析等多学科的核心词汇。地名是与“场域”密切相关的，地名具有强烈的“符号化”特征，反映社会结构、社会成员之间的等级地位与社会力量关系。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充满历史意蕴，作为长三角城市的核心之一具有现代都市的鲜明特色。南京对于地名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由来已久，是“全国第一座把历史地名列入非遗保护的城市”。本文基于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以南京地名为案例，考察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地名的规划实践等问题。本文结合《南京地名趣话》（吕武进，2007）、高德地图（2020），搜集整理了南京现代地名160个，以列表的方式清晰呈现地名符号与权力关系，进而探索其街巷名称的演进中体现的“权力和认同”要素，分析其对城市语言规划策略的启示。地名符号中的权力表征(一）地名符号中“人对自然的命名权力”表征人类与自然有着密切关联，地名符号的最基本功能是地理记录功能，人们对空间进行标记，以便辨识与区分。在对自然命名的过程中，人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然，也通过对自然的命名来表达对自然的掌握与征服。可以说，地名是人们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命名，而这种命名行为本身就是行使权力的一种，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外化，本文将地名符号视为“人对自然”行使权力的表征。这种地名符号可以归为以下几类。第一种命名是对自然形态的客观描述，根据南京的地理形势命名的地名，如：“江心洲”，1957年以其地处长江中心而得名；“石头城”，南京不仅有“石头城”的古称，而且南京还有“南京石头城遗址公园”“石头城新村”，据说石头城之称来自于南京石头山（现名清凉山）；“南京长江大桥”，虽然目前长江上已建和在建桥梁共百余座，但“南京长江大桥”是1968年第一座由中国独立自主建造的长江大桥，长江大桥正是人征服自然的重要符号标记。此外，沙地、岩山、大泉水、涧边等地名也可以看出对自然地貌的描述。第二种地名的命名，表现了人们对地理状况的空间感情。“人类以命名的方式推崇自然，并借以表达情感”（张德建，2020）。“龙蟠里”“虎踞关”的地名体现的就是附带了情感色彩的地理景观。据传诸葛亮见巍然矗立的紫金山云蒸霞蔚，气势宏伟，蜿蜒起伏，仿佛一条蟠曲的卧龙跃跃欲游，再俯瞰脚下峭立的石头山宛若一只踞坐的猛虎畜势待发，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就成为后世南京城虎踞龙蟠的来历。毛泽东更曾在他的名篇《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写下了“虎踞龙盘今胜昔”的脍炙人口的豪迈诗句。如今，“龙蟠虎踞”也因其对南京的地形、地貌的形象描述，成了南京城市旅游形象的标识。另外，人对自然的客观描述和情感描述之外，还通过对自然空间的定位来确立人的“中心”性。比如道家用“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来表现的四方位意象也出现在南京地名中，如朱雀里、玄武门、青龙山、白虎山。还有很多地名里含有“东”“西”“南”“北”“上”“下”等方位词，如东门街、东井亭、西流湾、西河沿、南湖、南巷、南秀村、北山门、北极阁、上元门、下关、下码头等。“表征1”是对地名符号表现出的“人对自然权力”进行了列举。以上可以看出，地名的“地理记录”符号特征看似简单，实际上投射出人类对地理空间的自然描述、情感寄托、空间定位的权力意识。（二）地名符号中“高位者的权力”表征地名符号记录的不仅有自然空间，如山川、河流等，还有包含人文空间，如祠堂、学校、广场、道路等。地名符号并非超越现实的存在，其符号的权力体现需要在现实的场域中分析和理解。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没有脱离历史和空间而产生的“纯粹的”文化，所有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起源。南京的地名符号中，“高位者的权力”表征十分明显，这里有表现封建时代王侯将相的政治活动空间的地名符号，还有表现政治事件和人物纪念的地名符号。南京作为古都的特色之一就是其有很多表现封建时代的帝王相关的地名，如：“御道街”，由南京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明朝京师皇宫的御街和御道而得名；“朝天宫”，由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御赐，取“朝拜上天”“朝见天子”之意，是明代皇室贵族焚香祈福的道场和节庆前文武百官演习朝拜天子礼仪的场所；“大行宫”，因清康熙，乾隆南巡时在江宁府的行宫而得名。最近成为网红的南京“神马路”“神马桥”，因其谐音而备受关注，其实南京的“马群”附近，有很多与“马”有关的路，如“金马路”“青马路”等等皆是因朱元璋的皇家马场而得名。而因纪念封建时代的将相名士产生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常府街”，因明初开平王常遇春府在此而得名；“马府街”，因郑和官邸“马府”而得名；“邓府巷”，因明朝开国功臣邓愈居此而得名······此外还有沈举人巷、杨将军巷、程阁老巷等。可以说，封建时代的地名符号和“位高者的权力”密切相关。即使近现代，政治的变迁仍然对地名的变迁有重要影响。中华民国时期，南京迎来了一波地名改造的热潮，如仪凤门改为中山门，聚宝门改为中华门,正阳门改为光华门,太平门改为自由门,神策门改为和平门,通济门改为共和门,丰润门改为玄武门······这一系列地名变迁体现了国家政体的变革。地名符号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还具有策略性和强制性，它既是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各种利益关系交织、文化权利斗争的结果。民国时期南京地名的变迁还和当时的时代思想和市政建设密切相关，“传统时代,地名作为城市重点的地理坐标,并未完全由国家控制。进入国民政府统治后,则完全不同,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命名,将全国各省、著名城市及名山大川来命名南京城市道路,以地名构建国家版图知识”（陈蕴茜，2008）。现在的南京还有不少地名是国内的省市名，如北京西路、北京东路、上海路、青岛路、广州路、云南路等，也表现了民国时期南京的城市建设理念。从“表征2”可以看出，地名不仅对地理空间的命名符号，还是对社会文化空间的命名符号。地名的变迁中，权力高位者在空间的命名上处于天然的优势，并得到广泛的认可度。“语言关系即符号权力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布尔迪厄，2005）。可以说，地名是一种蕴含着人类权力阶层变迁的动态密码。（三）地名符号中“普众的权力”表征伟大的文化总是产生于城市，城市由于其聚集效应，文化的容量和质量一般高于乡村。城市相关的地名不仅表现了“高位者”的活动，还存储着城市里普通大众的活动和记忆，因此成为地名符号中“普众的权力”表征。首先，很多地名和姓氏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南京有很多带有姓氏的地名，如马家园、傅家边、唐家庵、严家村、薛家水库、杨家庄等。当然这些具有乡村特色的城市地名，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地方，能够对地名进行命名的往往是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宗族，而宗族不一定是位高权重，但一定是人数众多，才能对某个地方冠以其姓氏。虽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些带有姓氏宗族特征的地名从乡村进入城市，一些姓氏宗族特征的地名随着城市的规划、人口的流动、变迁而逐渐减少、弱化，但地名中体现的人们对于家族权力、家族认同感的意识是不可否认的。其次，南京有的地名虽然和名人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普众精神上对其人投敌卖国行为的不齿，而有意将其姓氏抹去的地名。例如状元境，原为秦桧父子的居住地。秦桧父子皆中过状元，但人们“以丑其人，故没其姓氏，但称为状元境”（吕武进，2007）。地名作为一种符号，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求，对其进行命名或更改，并与语言里的其他词汇一样，一经约定俗成，就代代相传。城市作为人民经济活动的聚集地，南京的很多地名也体现了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如“评事街”，据说元朝时期，大量蒙古族官员把草原上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南京，大型的皮毛交易市场“皮市”应运而生，明朝初年，南京有“九市十八坊”之说，“皮市”是其中之一，因此这里被称为“皮市街”，后来，渐渐被讹称“评事街”。“箍桶巷”“木匠营”，相传明朝时，江南首富沈万三家的箍桶匠居住在这条巷子里，时间久了大家就把这条巷子叫作“箍桶巷”，把箍桶巷东面木匠聚集的巷子称为“木匠营”。“洋珠巷”，据说原名是“养猪巷”，因为人们觉得不太雅，随改成了“洋珠巷”。可见，普众的聚集产生的权力不仅表现在人群聚居的影响，使得姓氏和地名连结在了一起；普众的聚集产生的权力还表现为人们经济活动在地名符号上的体现。南京的老城南的老地名，如木匠营、铁匠营、箍桶巷、洋珠巷、剪子巷、明瓦廊、评事街、鱼市街等，这些具有人间烟火气的地名都是“普众的权力”表征。而现代以来也有和活动有关的地名，如仙林大学城是南京大学最集中的大学城，因为大学的聚集，很多路名都是与“学”相关，如：学苑路、学海路、学则路、学衡路、学林路、学原路等等。南京玄武湖畔的情侣园是一片见证南京人爱情的地方，主要以展示各种花卉、植物为主，兼游览休憩及婚礼系列服务，而得名情侣园，见“表征3”。地名是一种符号，地名也是一个场域，包含了各种个人的活动和权力关系，体现了各种权力的博弈和斗争。地名符号是对地理空间的命名，也是对社会空间的命名，社会空间中人类的活动对地名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既包含“高位者的权力”表征，又包含“普众的权力”表征。“高位者的权力”表征受制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普众的权力”表征更多受制于经济因素、群体聚集的作用。（四）地名符号中“人的精神向度权力”表征地名符号具有公共性，地名符号的成立需要有广泛的认可度，地名符号也可以视为“人的精神向度权力”表征。南京的地名符号之所以获得广泛的认可是因为它不仅有人间烟火气，还有历史人文气。正是这种人文气的地名，让南京的城市形象得到了提升，让南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之都”。地名作为一种表征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艺术建构共同向自然注入了人的情感，又借助这个包含情感的地理景观建构了群体的记忆和情感，成为一种情感符号”（张德建，2020）。成为情感符号的地名，能给人们带来更深切的情感体验，就是“乡愁”。所谓“乡愁”未必和“乡村”密切相连，而是一种对自己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感牵绊，最为代表性的表达就是因出生或者成长地的差异，而表达为“XX人”。南京作为“六朝古都”“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这一地名也因此成为“南京人”的骄傲。南京之所以让人产生文化深厚的感觉，是因为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提升了它的美感。南京的地名和它的每一段历史记忆、每一篇诗词歌赋密切相关的。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历史地名非常多。“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杜牧的《泊秦淮》使“秦淮河”成了南京的旅游名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刘禹锡的《乌衣巷》脍炙人口，朱雀桥、乌衣巷这两个南京老地名也由此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使凤凰台、白鹭洲的地名闻名遐迩。“长干里”也是频繁出现在文人诗句中的地名，李白的“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还造就了“青梅竹马”的典故。民国时期，也涌现了很多以南京为背景的名家名作，更是为南京城市增加了丰富的文化记忆。像小说《石头城外》《丹凤街》《秦淮世家》，散文《白门十记》《南游杂志》《忆南京》等，都有大量的篇幅是以南京为背景的，歌咏南京风光。而南京的浦口火车站也因为1918年冬，朱自清去北京上学，在浦口火车站与父亲话别，写下了散文名篇《背影》而成为很多人的心中的“圣地”。符号学视角下，“所有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使得文本既是一种符号化的组合成果，又是一个饱含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赵毅衡，2011）。地名符号具有便于记忆、文化认同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历史建构、文化整合和信息传递、表达的功能。一个地名就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个性化的符号，其“独特性”也就是其“可识别性”，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这些因诗句和文学作品而闻名的地名，更是一种被赋予高度社会评价的符号，很容易引发自我文化意识的觉醒或者说地方文化的保护意识与传承意识，成为城市的名片，也是“人的精神向度的权力”的重要表征之一。此外，南京很多地名在名称上讲究吉祥美好，如吉祥庵、长乐路、如意里、富贵山、聚宝山等等，既表达了权力阶层对治国安邦、国泰民安的心愿，同时也符合普通百姓期望太平盛世、安居乐业的需求，所以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同，给整个城市带来一种良好的心理暗示作用，便于构成人们对整个城市的美好印象，见“表征4”。“语言学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一种偶然现象，一般较少心理活动的影响。但地名显然不是这样，它紧紧地和人类的心理活动联系在一起，由心理活动左右”（姜珍婷，2015）。人们在对命名中对负面词汇，如“丑”“穷”“凶”“恶”都会有意地规避，对正面词汇，如，“美”“富”“善”“强”都会充满向往，这样的取舍、好恶正是人们崇尚美好的价值观的体现。人类需要精神的家园，历史文化承载着人类的精神依托。无论是诗句、文学作品中的老地名，还是“趋利避凶”的新地名都是和“人的精神向度权力”密切相关的。地名中“符号权力”对语言规划的启示（一）新增地名中的权力关系均衡和语言规划当今中国正处于在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些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语言问题。“城市需要建设规划，也需要语言规划”（李宇明，2012）。如2018年11月全国地名普查任务基本完成，在地名普查过程中，对一些不规范地名，如“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些地名的“标准化”中也存在各种争议和矛盾，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地名符号的合法性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并不能完全由民众决定，在地名符号的“命名权”和“改名权”方面，民众是相对沉默的、失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地名符号的“传承”方面，民众反而会因为人数众多，代际之间的记忆传承等因素的影响，反而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地名符号并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上层中来”，到“群众中”去。随着南京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很多地名也表现出了“乡村”的特色，如各种“村”“庄”“边”的地名也出现在城区。行政规划带来的最大的变迁，还是涌现了很多新的地名，当然这些新的地名和人的活动聚集密切相关。这种符号权力的运作中，可能蕴含着人们的诉求，也可能是是各种力量合谋的结果。所以，无论何种方式产生的地名，都不是一种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可能是一次完美的文化再造，也可能是一次政治的运动结果，或者经济权力在生活中的再现。（二）用城市地名故事“点亮”城市生活地名是城市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尔迪厄（2005）关于语言的资本和权力关系的阐发，诠释了语言符号的价值以及语言秩序的建构机制。权力产生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之中，也体现各种关系的维系状态。地名有其生命，这生命一旦与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相叠合，便如幻灯片一样映现出我们各自的人生场景。地名还是人生的一个个车站，各种地名都在人们的记忆中被归类、存档。以上对当代南京城市地名的命名与变迁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地名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符号，其符号建构的条件和过程，以及这种符号权力在空间、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上的作用和表现。地名符号的建构如同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其中体现了各种利益与关系的相互制约和博弈，然而，无论人对自然地理的命名权力，“高位者”的地名命名权力，还是“普众”活动自然彰显的形成性权力，都有浓重“故事”性，在无从回避的同时，也形成了地理和历史的辨识度，让人群交集，在历史中彼此认同。城市地名符号的发生、延续需要市民的认可，体现了市民的话语权力。根据国务院1986年1月23日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地名修改不仅要注意历史文脉的传承，还应注意民众的习惯与认同的力量。地名符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特别是被人们长期、稳定使用的地名，包含了人们的集体记忆，成为一种记忆符号，不便随意更改。相反，城市治理中，应该做的是发掘原有名字的故事，形成城市的亮点。（三）地名作为“城市名片”的外宣南京正在积极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丰富和完善城市形象已成为重要而又紧迫的话题，而城市地名和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密切相关。城市地名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具有“文化资本”属性，地方认可度、城市美誉度、群众归属感都是和地名符号密切相连的。地名的传承与改造必须符合时代需求。地名符号具有公共属性，和人们的心理归属、情感归属联系在一起。地名符号体现了各种权力关系，而每种权力关系都有其出现的合理性，都是自然形成的，无论是作为“高雅”的精神向度的文学作品或者诗歌，还是作为“民俗”的精神向度的“趋利避凶”，都具有丰富内涵的语言文化符号——城市地名与城市形象密切相关，它是不仅承载着历史，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是文化符号；它还是人们归属感的具象化，具有黏附乡愁的作用，是一种记忆符号；城市产业与城市地名的结合，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也是一种传播符号。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地名确实是自然环境、地域文化、社会发展的载体，具有丰富的地理、历史、心理、民族、社会等文化内涵，对城市地名进行“符号权力”的研究对城市形象的建设具有明显的价值和重要意义。结语地名符号并不产生于封闭的环境和时空，地名符号的产生过程是体现权力阶层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事件，可以推进不同资源的再分配和利用。本文用其理论进行的分析也明确了地名符号“场域”中所蕴涵的权力关系。从布尔迪厄理论视角可以看出：南京地名作为地理记录的地名符号显现了人对自然的命名权力；作为人际权力高位者的地名符号凸显了政治对社会空间的塑造力；作为人际权力低下者的地名符号反映了经济活动和人群聚居的认同感；作为精神外显的城市地名符号，在诗意和心愿的表达上体现出了归属感的具象化，也成为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传播的符号。研究地名中的权力关系表征对南京未来语言治理、地名规划有很大启发：地名很重要，反映了各种权力关系，新增地名需要均衡各方面的利益考量，提升城市语言治理的高度；地名凝聚了历史和认同，可以通过“讲好城市地名故事”来促成城市人内部的团结、和谐；地名是城市联系外部世界“名片”，从城市语言的发展看，应该充分发掘地名和城市形象的关联性，发挥地名“城市文化资本”的作用。文章作者：吴新兰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人有名，地也有名，地名存在于中国，不仅有数千年历史，且成为社会常态。无论自己的家乡，还是他乡异土，都有属于那一方水土的名称。地名与人名附着的对象不同，功能却是一致的，就是区分彼此。人有你我他，凭借姓名加以区别；地同样拥有此与彼，此地名与彼地名成为区分两地的标识。区分彼此是地名产生的缘由，因此一地历史有多远，地名就有多久，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告诉我们的，地名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除了区分彼此，地名也记录了一方土地上的过往春秋，大事小情。然而，地名形成之初却往往具有随意性，必然存在言不雅驯、多地同名等现象。如早年北京南小街有个驴市胡同，宣武门西大街北边有个棺材胡同，这些地名听着不雅，住着也别扭。至于重复的地名里，很出名的就是通州了。曾经，江苏有通州，北京也有通州。据清末李伯元《南亭四话》所载：“高庙南巡过通州，出联云：‘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大臣中无能对者，独纪宗伯晓岚进对云：‘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此中高庙为乾隆皇帝，对联中的南北通州即为重复地名。地名不仅具有区别此地彼地的意义，同样代表一地甚至一国的文化，正因如此，北京驴市胡同、棺材胡同分别改为礼士胡同、光彩胡同，而江苏通州则取南通州之意改为南通。今天，早已不再是随意为一地起名的时代。为地名管理立规定不仅必要，且成为国家管理必需，属于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最新修订出台的《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地名管理的细则，将地名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十分必要。《条例》包括地名管理范围与管理机构、地名命名与更名、地名使用、地名文化保护、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内容，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完善、针对性最强的地名管理法规。可以看到，《条例》明确了地名命名更名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地名文化保护。地名不仅是一地的称呼，而且饱含历史文化，很多年代久远的地名都蕴含着一段深厚的历史，而晚近更新的一些地名如“红安”“新县”“共青城”等，则可让后世记住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那些不朽功绩。《条例》强调了对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地名的保护，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实际出发，加强地名文化公益宣传，组织研究、传承地名文化”，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地名本身的文化属性，既包括地名自身的含义，也涵盖一地发生的那些事、过往的那些人。保护此类地名，是对历史负责。来源：光明日报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大约是30年前，在一次调研中，我得知了关于大岠山（今名西岠岛）小、小岠山（今名东岠岛）大的“大小颠倒”的地名来历传说，从此对神奇的海岛地名文化入了迷。30多年来，我参与过基层地名管理、地名公共服务、地名文化建设，也参加过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国家重大地名调查与审定、地名法规修订等许多工作，回顾这个历程，可以用“累并快乐着”来概括。“累”是因为，地名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涉及很多知识，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充电”；地名工作要与大地山川打交道，上山下海、穿街走巷、识图编图、撰稿拍照都是一名合格地名工作者的必备技能；山上遇毒蛇，海中船抛锚，脚底走起泡，都是家常便饭；地名工作人少事杂，休息日也要查资料、撰稿件。“快乐”则是因为地名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乡愁、亲情和精神血脉。考证出一个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沿革是种喜悦；为离开家乡多年的老兵找到亲友住址、为海外侨胞找到故乡根脉是种行善；为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和民族尊严尽绵薄之力是种尽忠；看着案头自己主笔的十多部专著与工具书，是种自豪；为市民、为学生讲解地名故事，是一种分享与传承。20年前，我曾凭着从海峡对岸寄来的一张手绘示意图帮助四川成都籍老兵游子萍找到了他寻觅多年的房东之子。从此，他连续数年都来舟山探访故人。面对激动得抱头痛哭的两位八旬老人，我既欣慰又感动。我在市民大讲堂讲课时，曾发现有对父子每场必到，望着他们对地名故事的执着眼神，我深深感到了肩上的责任。地名工作虽苦虽累，但每一分耕耘都是自己增长学识不可或缺的前进脚印，都是自己精彩人生的故事情节。蕴藏在地名文化中的宝贵民族精神是每个中国人永难割舍的人文血脉。我期待着，传承优秀地名文化能成为更多中国人的心灵自觉。来源：光明日报

江西地名研究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关注在北京东城区闹市中，静静地藏着一条“史家胡同”，胡同中有一座小小的史家胡同博物馆。胡同长度虽然只有700米左右，却见证了无数岁月：它建成于元朝，兴盛于明清，保留了传统的格局面貌。这里曾是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生的考场，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肇始之地，诸多名人曾居住在此。博物馆中对“史家胡同”名字的由来作了介绍：有一种说法是，胡同为纪念史可法而命名；另一种说法则是，此处曾经居住着史姓大户。在北京，还有成百上千条这样的胡同。今年3月，《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街巷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