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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颜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美国推动建立的重要地缘战略工具，具有全球与区域双重属性。在全球层面，“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重申并强化了美国的“海洋原则”，意图以“海权联盟”的“小多边”体系克服“集体行动困境”，重塑美国全球霸权的内核；此举在核不扩散规范方面持双重标准，将对全球军控体系构成挑战。在“印太”区域层面，“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作为美国围堵中国崛起的核心抓手，引入英国及其全球地缘资产，强化在“印太”地区的霸权护持，并与该地区既有联盟机制相互协调，分别在军事尖端科技、政治联盟与安全协作、情报共享领域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澳大利亚海军的作战能力与威慑力，而且大幅提升了其在美国全球与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地位。关键词美国同盟体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印太战略”；核扩散2021年9月15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宣布成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旨在“深化三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安全和防务合作”，同时宣布将“支持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oyal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内容提要美国对华经济“脱钩”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美对华经济“脱钩”原因的研判过于侧重中国的技术进步及高科技安全外部性对美国的影响，而对中美经济关系本身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冲击重视不够。中美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也波及其安全利益，因而打压中国、对华“脱钩”的政策逻辑是美国不能容忍“挑战者”。但是这种兼顾整体利益和基础性权力的分析框架，无法解决美国不同群体在面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济关系时，如何协调不同的立场，从而构建一种利益均衡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发展高科技更有利于精英群体的利益，但却会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为了展开对华竞争，美国致力于维持技术先进性，但这种努力势必会加大振兴美国中产阶级的难度。关键词中美关系；“脱钩”；技术制胜战略；中产阶级；贸易争端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产生的经济金融影响仍在持续，引发了有关中美经济“脱钩”的大讨论。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首次提到中美“脱钩”，并指出“中美之间交往频繁、利益融合，所谓脱钩难以想象，相信也不是美方各界愿意看到的”。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张脱钩，从不想称王称霸”。然而有学者发现，在2020年前10个月的《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献中，“与中国脱钩”一词的出现频率是此前三年总和的3倍。拜登政府执政后，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的高关税，并在资本市场、金融、技术以及人才等领域加强了对华“脱钩”态势。当前，学界对美国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解读大多集中于技术竞争以及技术竞争所关联的国家安全问题。多数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加快技术升级，中美在技术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具有权力竞争的特性。技术的权力竞争特性主要源于技术兼具产生高额垄断利润与安全保障功能的二重性，特别是当技术进步牵涉安全因素时，更容易引起美国的关切，最为典型的相关技术领域包括计算机、数字通信以及基础通信方法在内的数字技术。中国科技创新的庞大规模和发展速度导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了“数字化军备竞赛”，随着中国日益展示出在数字化领域的实力，世界各地的老牌科技巨头将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还有学者认为，在数字技术中，网络空间先进技术已成为争夺国际主导地位的主战场，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可能导致技术“脱钩”。本文认为，技术制胜所引发的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只是推进中美“脱钩”的动因之一，中美经济关系深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压力是另一项更值得重视的原因。只有对这两项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才能对中美经济“脱钩”前景做出更为准确的预判。在中美（高）技术“脱钩”议题上，各方有较大程度的共识。一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发展高技术时，这类技术也具有潜在的应用于国防领域的可能性，因而高科技产生的效应并不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也会外溢到国防领域，借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我们也可以将此类技术称之为具有安全外部性的高科技，这类技术对维护经济大国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但技术制胜的观点面临两项挑战。一是当前的贸易或者经济关系的内涵要比冷战时期更丰富。例如，价值链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在冷战时期多数贸易是典型的“南北贸易”，“南方”依附于“北方”。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在当今的高技术领域很难做到按照中美国别进行划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不少高技术领域也占据有利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获得的技术有可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二是国际贸易对中产阶级以及贫富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美国不断推进与中国经济“脱钩”，虽然能够减少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的占比，但同时也面临美国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的困境。如果把美国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分析的重点，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发现。一

张腾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内容提要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深入，美国国会涉华立法议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尤其是共和党）空前提高涉华立法的频度与强度，全面加强战略谋划，显著突出制衡中国影响力和推动对华经贸竞争两大重点，并在新冠疫情、“人权民主”、新兴科技和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加强联动、集中发力，试图主导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容与方向。美国国会涉华立法议程的变迁，植根于持续走强的两党对华战略共识，借力于中国议题对打通美国国内外叙事的关键作用，也与共和党及对华“鹰派”加大策动对华遏制与打压紧密相关。从近中期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与选举政治的周期性，将共同推动国会及共和党深度介入涉华事务，在对华决策过程中扮演更加显性和负面的角色。但两党之间及民主党内不同派别对华立场差异的逐步显露，也将为国会推进涉华议程及持续发挥影响增添不确定性。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肇始于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刻转变是其国内对华共识不断凝聚的结果，而美国国会在其中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国会涉华立法议程的全面展开和持续深化，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梳理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总结近三届美国国会涉华立法变迁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国会对华密集出招的动因，并预判其前景。一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本文有删节，请前往中国知网查阅全文编者按近年来，美国自身及其对外政策的演变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21年岁末，《当代美国评论》编辑部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进行了专访，王教授就美国的国际地位、内政外交和中美关系等相关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本刊将此次专访的相关内容整理成文，经王缉思教授审阅后刊出，以飨读者。内容提要近十年来，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于中国确实在下降，但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而言并未明显下降。对美国是否衰落的判断基本属于一个政治命题，较之于以往的霸权国家，美国现有的各种优势使其不至于快速衰落。当前美国的软实力大不如前，其政治衰败是历史上少见的，但这尚未严重制约其经济和科技发展。美国移民的增多加剧了种族冲突，但移民也赋予美国发展的后劲。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其内涵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差别不大。美国外交中的民粹主义色彩将会持续，对外政策也会更加强硬。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强调首先要增强自身的实力，联合盟友共同制衡中国，同时也在等待甚至刺激中国“犯错误”。许多美国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当年的美苏矛盾有很大不同，中美之间不会出现“新冷战”，现有各种条件的制约也使得两国基本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不少新动作，但底线并未改变。其对台海冲突的介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岸互动的方式和规模。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将有所改善，但不会恢复到2017年前的水平。中美关系确实会影响到在美华人的境遇，但过分关注相关个案无益。相对于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国内的美国研究亟待加强，国内学人需要放宽视野，多交朋友，提升语言能力，扎实做好学问。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政治；美国外交；美国问题研究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总体稳定“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对外战略已经（或尝试）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调整呈现出凝聚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共识、配置美国综合力量以指向特定国家或方向、国内决策机构做出相应调整、在相关国别或者区域问题上培养研究和决策团队四个特点。这些既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展现出的主要特点，也是美国战略调整从畅想到落实的时间过程；它既能总结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也可成为解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参照指标。本文尝试从美国对华决策机制调整和团队转换的角度评析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程度、方向及影响。从美国国内启动对华政策辩论，到美军宣布将更多战略资产部署到“印太”地区，再到对华决策机制调整以及对华决策团队的代际转换，此次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类似二战结束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过程。虽然拜登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团队辩称无意与中国对抗，但其各项政策行动却展现出对抗迹象，中美消极互动由此呈现出长期化和常态化的态势。【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拜登政府；战略竞争【作者】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拜登执政后，美国大致延续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华战略。拜登政府将中国认定为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的“最严峻的竞争者”（m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