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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丧钟,不仅为张一鸣而鸣

到底是谁杀害了在非洲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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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链

刘军宁|如果文化无高下:保守主义视角

摘要:如果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高下之分,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优秀文化或劣质文化的区分,也不存在常说的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的区分。如果主张劣币与良币之间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从这个主张中受益的一定是劣币和劣币持有者。按照文化没有高下之分的主张,秦政专制大一统的文化与宪政民主背后的文化没有高下之分。那么从这种主张受益的一定是,商鞅奠定的秦文化与嬴政开创的秦制。▐“文化无高下”的缘起近年来,“文化无高下”的主张在中国朝野颇为流行。这个主张缘起于《甲申文化宣言》。2004年9月中国文化促进会主办了一场文化高峰论坛并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这个宣言中有两条意见得到了不少的相应。一条意见是
2022年8月11日

刘军宁|法国大革命:倾0思维的滥觞

今年七月是法国大革命233周年。在法国式革命家的想象中,人类社会中罪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中。要消灭恶就必须消灭作为恶的化身的旧制度以及代表这些万恶的制度的人们,对这些坚决实行倾0:“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今年七月是法国大格命233周年。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格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格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格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格命、美国格命式的现实主义格命;另一类是法国大格命式的乌托邦格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格命,反对后一种格命。英美格命与法国格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格命,都声称追求“自油”。这两类格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格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格命,后者是乌托邦格命。美国格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油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油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格命中,对平等、自油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格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在美国的格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油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格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格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美国格命则既是一场自油的格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油,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格命,因为这场格命没有触及格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格命是一致的,与法国格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arbitrary
2022年7月21日

刘军宁|启蒙抑或启示:脱亚入欧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美国人把“改变世界的28项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移植到了日本、韩国和台湾。事实证明,这28项原则的移植,带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所以,也可以证明这28项原则是可以移植的,不是不动产。这28项原则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远东,改变了世界。问:成功的日本作为个案能证明宪政民主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吗?因为日本的信徒数量从很早以前到现在的确非常少,而且这没有妨碍日本成为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在20世纪走向宪政的非常成功的范例。答:20世纪的日本并不是一个整体的成功,而是好坏参半,甚至是两重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福泽谕吉很受国内文人追捧。然而,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的“欧”,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启蒙在法国所发生的一样,就是导致对内实行现代独裁和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所以,正是欧陆启蒙把日本变成一个现代独裁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直到二战之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人从欧陆转向英美。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二战之前的日本模式是成功还是带来苦难?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发言权。欧陆启蒙思想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启蒙思想也把日本引向歧路,如中国一样。二战之前的日本是非常失败的,二战战败才是日本成功的开始。表面上二战之后,日本的成功不依赖于对耶和华的信仰,日本社会也没有彻底基督教化。但是战后日本模式的成功对中国起码有两点启发:第一条,欧陆启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中国现在还在这条路上。日本是启蒙受害者,并加倍了中国的苦难。第二条,日本的宪政之路表明,并不要求每个日本人都是基督徒。那么,在日本宪法里耶和华在其中真的没有地位,没有关系吗?当然不是。麦克阿瑟本人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当他被委托接管日本之后,他邀请了一些美国的宪法专家起草了一部日本宪法范本。麦克阿瑟把这个宪法范本交给了日本人,要求他们按照这个范本起草一部宪法。换句话说,作为成功移植的一个典范,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应主要归功于麦克阿瑟是把历久5000年的秩序原理从美国移植到日本,怎么能说美国的宪政秩序不可移植呢?而战后日本新宪法也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理写成的,而不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大家知道吗?1946年,麦克阿瑟要求日本天皇发表一个“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不是神。这一条具有非常重要性。如果天皇继续是神,十诫的第一诫(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就不能成立。只要天皇继续是神,日本就不可能进入神定秩序的轨道。所以要想让日本进入耶和华所定的轨道,首先日本天皇必须放弃以神自居,宣布自己走下神坛;其次,接受根据西奈山原理制定新日本宪法。所以日本的宪法是神定秩序的原理在远东的杰作,而不是一个从日本土壤上长出来的,更不是从欧陆启蒙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当然,在提到日本的时候,朋友们也常常提到另外两个实体,就是韩国和台湾。这三个实体有非常重要的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在远东,都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外,三者之间的第一个共同背景――战败。日本是二战在远东最大的战败国。韩国也是战败吗?韩国在韩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战败的,后来美国去救了他们,才有了韩国的今天。今天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大陆是战败的,后来美国保护了他们,才有台湾的今天。所以战败是这三个实体的共同背景。他们今天的选择根本不是自主的选择,是因为被迫,是因为战败而被迫走上今天的路线。如果让他们自主选择的话,他们今天不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共同背景,战败之后,他们都是在一个背景下走上今天的道路,就是美国的背景,美国逼迫他们走上今天的道路,要不然就不给他们提供保护。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共同背景,就是美国拿刺刀逼着他们,你们是战败的,你要我保护你们,就得按照我说的做。在美国人把“改变世界的28项的原则”在不同程度上移植到了这三个地方。我上次讲过《飞越5000年》的副标题,为什么叫做“改变世界的28项原则”。日本、韩国和台湾证明,美国人把这28项原则移植到这些地方,也带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所以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证明这28项原则是可以移植的,而不是不动产。这28项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远东,改变了世界。看往期:◆.韩国民主化的信仰因素◆.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张澋|“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刘军宁|兵武不祥◆.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2年7月14日

刘军宁|从大宪章到美国宪法:宪政保守主义的脉络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天的美国离不开保守自由的英美传统,而英美传统又离不开大宪章。从大宪章,经由五月花号公约,到美国宪法正是那一脉相承的、基于圣经的宪政保守主义。2015年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在与英女王共同出席的《大宪章》800年庆典上,英国首相卡梅伦宣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女王出席《大宪章》颁布800周年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至今还是偏向政府一边的。当年,英国通过《大宪章》做到的,至今,在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到。800年前,数十名有爵位的贵族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苏格兰王和威尔士王的见证下,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这部宪章确认:王在法下,国王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应该尊重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人身权与自由,政府征税应该先得到纳税人的授权与同意,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定罪。所以,它也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签署之后,《大宪章》也几经坎坷,数次废立,最后被正式确立为正式的法律。《大宪章》并不是横空出世的。约翰王的曾祖父,英王亨利一世,在1100年即位之际,就颁布了一部《自由宪章》(Charter
2022年7月7日

韩国民主化的信仰因素

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前总统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经常听人说韩国属儒家文化圈,其民主化与基督信仰无关。果真如此吗?二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佛教国家,并有儒教传统,人口中1%是基督徒。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约25%是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五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信仰原因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农业时代那种缺少活力的佛教对韩国人失去吸引力。基督教由于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基督徒的兴起,对儒教传统进行了强有力瓦解。儒家本质上是崇尚权威,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徒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等级秩序的蔑视。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一位韩国人士说,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儒教的威权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了。1974年,5位主教领导五千名天主教徒举行了反对朴正熙总统军管政权的第一次大游行。反对运动的许多主要领导人,诸如金大钟、金泳三都是基督徒,诸如像文益焕大主教和金友焕主教也是抨击军政府镇压行径的主要领导人。到八十年代初,教会已变成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在1986年和1987年金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以及主要的新教组织——国民教会理事会都强烈支持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反对派运动。在与政府的冲突中,教会和教堂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天主教的教士、青年、工人联合会以及城市产业传教会和新教的牧师们都被卷入了政治,并开始代表反政府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已经成为政治异议分子的象征性聚会地点。基督教会其领袖和其成员是在1987年和1988年实现向民主过渡的主导力量。基督教精神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前总统金大中敢于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金大中一生异常坎坷,历经苦难。在其以74岁高龄当选韩国总统前,曾遭政敌的长期迫害,包括流亡、绑架、软禁甚至判死刑。1980年发生光州事件后,金大中被最高法院以“内乱阴谋罪”判处死刑。金大中当时在法庭上的一席演讲至今令人难忘:“前天当我听到要判我死刑的时候,我的心情意外地感到平静,那天晚上我睡得比平时还香。我是一个基督徒,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我相信,如果上帝愿意,就会通过陪审团来处死我,否则就会通过陪审团来拯救我的生命。我确信即使我死了,民主也会在国民的手中成长。我希望民主能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尽快到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次重新被拘留后我读了《圣经》,使我离上帝的距离更近了,我认为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饶恕和理解把我弄到这种境地的人们。另外,我还想对在座的被告们提一点希望:即使是我死了,你们也不要再进行这种政治报复,这就是我想留下的遗言。我认为,民主必将在80年代得到实现。我相信这一点。届时,为了我这个先走一步的人,也为了其他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不再重演政治报复的悲剧,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也是我以上帝的名义留下的最后遗言。”上帝没有让金大中在那一年死掉。28年之后,当金大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韩国总统后,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所说的话。掌握权力之后,金大中没有对政敌进行报复,在成为总统第4天就特赦了当年欲置其于死地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他说:两位前总统当年毕竟对韩国的经济起飞有过重大贡献,而且在产业界有广泛而深厚的联系,让他们获得自由有助于整合国家集中力量挽救经济。在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上,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和金泳三4位前总统在主席台上就座。这种“爱你的仇人”的博大胸怀,感动了韩国和世界。金大中的信仰深刻影响了他的执政,并改善了韩国社会的“恨”文化,也正是在爱的精神引导下,金大中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启了南北和解的大门,并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韩国人。看往期:◆.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张澋|“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刘军宁|兵武不祥◆.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2年6月23日

刘军宁|从阿富汗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

耶和华◆.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2022年6月2日

张灏|“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

摘要:就五四以后的思想上发展而论,是有其危险性的。因为人一旦神化,可能出现几种趋势:就人的理想而言,人的神化很容易产生乌托邦的幻想,相信“人世的天堂”,指日可期,终而掀起政治狂热,造成政治宗教,可以祸国殃⺠,可以流毒环宇。乌托邦天堂的热望曾给20世纪带来多少大小政治悲剧!
2022年5月4日

张灏|幽暗意识与希伯来传统

文中写到:“西方传统文化有两个源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古希伯来的宗教文明。希腊罗马思想中虽然有幽暗意识,但是后者在西方文化中的主要根源却是古希伯来的宗教。其中心思想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但这“灵明”却因人对上帝的叛离而汩没。在古希伯来宗教里,这份幽暗意识是以神话语言表达出来的,我们若深一层地去看它的象征意义,却会发现这些神话也含有着一些可贵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乃是这些神话所反映出对人性的一种“双面性”了解——一种对人性的正负两面都正视的了解。一方面,它承认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人又有与始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因为人性这种双面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居间性”的动物。但是所谓“可上”,却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这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能神化。而另一方面,人的堕落性却是无限的,随时可能的。这种“双面性”、“居间性”的人性观后来为基督教所承袭。可见,基督教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进有着牢不可分的关系,这在西方已为欧美现代学者所共认。可以说,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至尾就是以基督教为其主要思想背景。”张灏先生对自由与人性的认识,对宪政民主的价值根基与思想背景的认识,远远超过他的几位自由派乡党如胡适先生、余英时先生和唐德刚先生,也超过前前后后的所有新儒家。特刊发此文悼念张灏先生。
2022年4月23日

刘军宁|兵武不祥

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孔子:最近我把《抓捕拉登》这部片子找来看了看。看看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拉登在躲匿近十年后被美军抓捕并击毙。我对抓捕过程很感兴趣。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军竟然还给本·拉登举行葬礼,而且安葬仪式是按照本·拉登的宗教信仰来进行的。对比中国人的传统,一旦抓住仇敌,恨不得碎尸万段、食肉寝皮,就是对死敌也要掘坟鞭尸,这样的事甚至在“文革”期间还发生过。连我的坟在历史上都数次遭掘,难道我就这么招人恨吗?还是您有远见,骑牛西去,不知所终,幸免于身后受辱。再说回来,您看美方,不仅没有羞辱拉登的遗体,而且还加以清理,并裹之以白布葬于阿拉伯海。这让我想起您的一句基本被遗忘的箴言:战胜以丧礼处之。美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不大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受了您的《道德经》的启发,可是,您为什么如此有远见?老子:这不是我的远见,是我从天道中悟到的,也是天道所告诉我们的,只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去认真倾听而已。即使是战胜者也应该以举办葬礼的态度去对待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己方的,还是敌方的。在西方,从古希腊起就有伯利克里著名的葬礼言说,林肯的葛底斯堡言说更是彪炳千古。可以说,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强调以葬礼的态度对待战果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却没有给后代留下哪怕是一篇像样的葬礼言说,尤其是献给无名将士的葬礼言说。有的只是,如你所说的,无数起碎尸万段、食肉寝皮、悬首城楼、掘坟鞭尸。越是不能正确对待战争和战果的,越是饱受战争之害。中国有史以来的战祸和动武的贻害,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子:还真是像您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被仇恨所左右的国度。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应该“战胜以丧礼处之”呢?老子: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军事武装和战争的性质决定的。二是每个人都是天道的造物,敌友与否,他们的遗体都不应受到侮辱。第三个原因的话,那就是以葬礼来对待双方的阵亡者有助于消弭而不是激化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第四个原因,是帮助将士乃至国民尽快从嗜杀的本能与冲动中恢复理性的、人道的状态。所以,像怒火万丈、同仇敌忾之类调动人的嗜杀本能的用词,我都是很反感的。孔子:这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我能理解,而且十分赞成。请您再展开说说第一条。老子:军武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建立军队和配备武装,其根本目的,不是打猎,不是伐木,而是去毁灭人的生命生活。毁灭的能力越强,这样的军武就越强大。一旦动用军武,发生战争,就会给双方造成惨痛的人命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有一点我要请你特别注意:在战争中人们往往看到的是敌方阵亡,并兴高采烈。而我看到的是同胞和同类的阵亡。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数次的内战中,那些双方阵亡的人表面上是敌人,实际却是同胞,是同乡,是同学、是亲戚,甚至是兄弟。越是无名将士,越可能是同胞,入伍前都是平民百姓。因此,任何战争,不论胜负,不论正义与否,都给人类造成很大的伤害。军武的目标是要毁灭生命,一切因此被毁掉生命的,都是受害者,因此都要以葬礼待之。所以,军事武装,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军武越强大越好,动用的越少越轻越好。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军武,但是尽量不去用,不仅不能用于敌人更不能用于民众。喜好用军武来解决问题的做法给自己国家和民众凶险的结果。战争代价总是巨大的,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祸,其回报总是微不足道的。孔子:您要说,谁都厌恶兵武,似乎不真实。军人当然喜欢兵武,这是他们的职业。老子:我说的是兵武之外。但是,即便是军事将领,也不应该好战。如果将领鼓吹打仗好战,必将给政治家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军事将领凭借手中的武力去迫使当政者打仗,那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以,是否应该打仗开战,不是军事将领的发言权所应该包括的。军队正如一个国家的政府一样,也是该国公民通过纳税所提供的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军队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受全体公民监管。进一步说,军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组织:它是一种具有强大威力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暴力组织。军武是一个国家最有毁灭性的力量,因此要严加管控。尤其要防止它被私用。否则,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如果军队不幸落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手中,当独裁者命令军队对外侵略或镇压人民时,军队应该勇敢地拒绝执行命令。正义的军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以前也提到过。孔子:我记得您以前说的,您好像特别反对“尚武”。老子:暴力只是一个必要的恶,没什么好“尚”的。尚武,在中国是个褒义词。尚武就是崇尚武力、崇尚暴力,以强权作为解决问题最有效和终极的手段。在我看来,这跟老虎龇牙没有什么差别。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尚武精神,比如法国。只是这种尚武传统,使得法国迟迟到1958年才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比英国和美国晚了百年。尚武精神在法国的遗产一直没有得到清理,比如作为建筑的凯旋门。私下说,我对凯旋门这种建筑也是很反感的,因为它是动用杀器的象征。凯旋门始建于古罗马时期,为当时统治者炫耀战争胜利而建。而作为巴黎四大建筑之一的凯旋门本身就是纪念拿破仑战争胜利的产物。孔子:打胜仗难道不要凯旋吗?老子:即使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其战果也是“杀人众”的结果。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而是一件丧事。有何凯旋可言?当时拿破仑获胜了也不必炫耀,那毕竟是杀人的事。凯旋门的实质是耀武与扬威,这都是违背天道的。孔子:眼来凯旋门背后还有政治学,听起来有道理,只怕国人们还是挺钟情凯旋门的。老子:所以我才专门提出反对凯旋门。我反对战争与我反对强权的逻辑是一致的。在天道之下,个体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个体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保护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正是针对政府的强制权力。如果现在的人类及其后代,要想生活在一个免于压迫与强权的世界,个人就必须有权利去拒绝强权。连干涉和有为我都反对,我当然更反对强权、暴政和战争。事实上一切生物都喜欢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战争给一切生物带来的都是灾难,所以如德国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这类以兵强天下者,违背众生之意志,在众人的愤怒声中一定要灭亡的。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都是专制者和制造恐怖者发动的。用来回应这种战争的战争才是正义的。仅此而已。本文选自《天堂茶话》
2022年3月3日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在大国古代,皇帝的拳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拳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拳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拳力。这样的正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正府。无限正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正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正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正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正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正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在正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正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拳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拳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正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蠰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正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正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正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正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正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无限正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正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正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正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皇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正府,正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正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正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正府倾斜,但其后果正府也难以担负。大国历史上每一个皇朝的终结无不与正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皇朝的正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拳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皇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正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正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正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皇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正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正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皇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无限的正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大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正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正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正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正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一部大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正府来替代无限正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选编自《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看往期:◆.刘军宁|人格的尊严◆.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刘军宁|阿富汗的警钟为谁而鸣?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从阿富汉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读《思想的后果》◆.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刘军宁|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2年2月24日

刘军宁|人格的尊严

徐州丰县事件再次引发了大家对国人尊严状况的强烈关注。任何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论是否有宗教背景,都对每个人的尊严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人的尊严的这种敬意,首先表现在保守主义强调慎待人性,善待人性,不能拿人性开刀、做实验,不要动改变人性、改造人性的念头,不要把人性当作可以任意铸造的铁水,任意涂抹的白纸。保守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这些立场,与激进主义对人性的虐待和践踏形成鲜明对比。保守主义认为,人的本性和尊严不可侵犯,人的价值不能贬低,人的自由不能践踏。柏克指出,政治应该顺应人性,而不应该顺应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绝非其中最大的部分。而激进主义根本就不承认人有不能动刀的本性和不可贬低的尊严和价值、不可践踏的自由,这就为践踏人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纳粹种族灭绝、前苏联大清洗等暴行,就是这种激进主义人性观活生生的政治注脚。保守主义始终认为,个人才是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核心。不论他们关心的是人的权利还是人的自由,是人的责任还是人的义务,他们思考的单元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像激进主义那样着眼于淹没个人的集体。这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与激进主义的集体主义和机械主义人性观是截然不同的,与对历史的经济化约论解释也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一个首先尊重个人的社会,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才能尊重个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尊严。人还必须有尊严地生存着,自然自身使作为个体的人相互之间具有同等的尊严。人类注定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的尊严,这是因为人在自然界的特权地位。基于这一原因,人的生命价值值得特别的尊敬。因此,人类存在的尊严也必须按人的方式对待人。剥夺人的尊严就意味着让他像动物一样活着,就像奴隶被当作会说话的动物一样。因此,失去尊严就可能会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人的尊严存在使人对人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对动物或机器一样,这意味着对他人不能滥施强制。否则,其生命也会像动物的生命一样随时可能被剥夺。人的生存不伴随尊严,那就不是按着人的方式生存着。因此,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威胁。【本文转自:《保守主义》
2022年2月19日

刘军宁|要启蒙,还是要启示?

至圣者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祂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主,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也是列国的主。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大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大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大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大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大国往何处去?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创造主,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大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创造主,祂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祂,出埃及,战法老,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祂。祂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至圣者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大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因为,创造主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主,不仅是以色列的主,也是列国的主。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至圣者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造物主。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耶和华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在大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大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意思。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圣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大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创造主及其恩典里。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对大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创造主。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大国。启示用信仰至圣者的眼光看大国。从启蒙到启示,大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
2022年2月11日

刘军宁|启蒙带来了什么?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无数开明人士,至今仍然把启蒙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答案。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在德国,启蒙思想与运动带来的是普鲁士专制,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战后在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武装督导下,才建立了吸取教训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俄国,启蒙思想通过《国际歌》与十月革命孵化出了持续七十年的红色苏维埃。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用羡慕的眼光把日本看作是脱亚入“欧”的远东典范。这个“欧”正是“欧”陆启蒙,而不是立足于基督教的英美保守主义。脱亚入欧的直接后果,就像在法国一样,是对内实行现代独裁与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与德国结盟发起二战入侵列国。直到二战后,麦克阿瑟用刺刀逼着日本从欧陆转向英美。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2022年2月1日

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

今年一月三十一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十六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再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再度过逾越节。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造物主的踪影,看不到造物主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造物主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传统习俗,是民间的自发行为,没有造物主的身影。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犹太人逾越节晚餐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造物主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雅威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雅威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雅威拣选以及与雅威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雅威交往的圣经。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造物主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雅威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雅威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雅威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雅威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雅威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雅威无缘,雅威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犹太人在哭墙进行逾越节祷告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2022年1月28日

刘军宁|塔利班是民心之选?保守主义的视角

塔利班是一个联合国公认的极其野蛮的恐怖组织。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分析认为塔利班这么坏,古兰经与伊斯兰教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古兰经》应该承担责任吗?刘军宁先生认为《古兰经》只应该承担部分责任,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准确地说,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为什么说《古兰经》不负全部的责任?因为塔利班所干的坏事在伊斯兰教与《古兰经》不流行的地方也能普遍见到。塔利班干的哪一件坏事在非伊斯兰世界没发生过?所以,如果信仰伊斯兰教所干的坏事只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发生,其它地方没有,那我就认为一定跟《古兰经》有很大关系。不论塔利班多暴力,这种暴力在其它地方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且跟伊斯兰教没有关系。所以,我的结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不等于《古兰经》,而等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又叫恐怖主义。为什么大家恐惧极权主义,痛恨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严重违反十诫的每一条,因而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所以叫恐怖主义。我们判断一个政治组织、一个政权是不是恐怖主义或极权主义,就拿十诫来衡量,一衡量就知道是不是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所以,十诫不仅是评判个人,也是评判政权的最高标准。十诫说不要杀人,它任意杀人、崇拜他神、不尊重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觊觎别人的东西等。所以,十诫所禁止的每一条它们都严重违反,这样的政权就叫做恐怖主义政权。逐条对照十诫,就知道它有多么恐怖。▐
2022年1月13日

从阿富汗到塔利班:保守主义的视角

耶和华◆.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2021年12月30日

刘军宁|拒绝唯一真理观有什么后果?

如果不承认造物主是真理的唯一作者时,各地各代的法老将不断发布自己随时更新的真理。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观点,叫“走出唯一真理观”(见同名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很受自由左派知识分子肯定和赞扬。他们觉得自己如释重负地放弃了唯一真理观是自己经历的一次启蒙,是自己的一个思想觉醒,而不是一个倒退。“走出唯一真理观”,这听起来好像对现实还有一定的批判性。这种否认真理唯一的看法好像真理不是出自一门而是出于多门,好像真理对每个人都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理的主人,都终能拥有自己的真理,而不用在意别人的真理标准是什么。这个观点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自由化的倾向,有点思想解放的感觉。美国有一个著名的黑人女主持人叫奥普拉。她就走出了唯一真理观,她说过一句名言,“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无权用我的真理去评判你的真理,请你也不要用你的真理来评判我的真理”。(I
2021年12月23日

刘军宁|实践与真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读《思想的后果》

耶和华◆.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2021年12月16日

刘军宁|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读《思想的后果》

如果真理不具有唯一性,这就意味着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当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尤其是法老们可以任意界定是非善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是非善恶了,这个社会从根本上失去道德,乃至变成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思想的后果》这本书对中国的读者朋友们来说相对比较陌生。本书出版于1948年,一问世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视作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思想观念为什么重要?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思想观念是影响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因素。”(第1页)换句话说,不是“物质存在”,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着这个世界,而是思想观念决定着这个世界。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信仰。作者在第24页中说,“信仰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信仰是宗教的内核,信仰被削弱,意味着宗教被削弱。”作者讲得很清楚,他不是站在唯物论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最担心的是,信仰的虚弱导致信仰中绝对真理的削弱,绝对真理的削弱又导致人们善恶观念的削弱,或者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削弱,从而使这个国家陷于道德的混乱中。在中国,人们通常更注重物质而轻视观念,注重问题而轻视主义,认为行动才有后果,观念无足轻重。其实像行动一样,观念是有后果的,甚至,观念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行动。对唯物论,中国人非常非常熟悉。在这本书里作者谈论更多的也是唯物论,而不是唯名论。中国人都知道唯物论强调物质(存在)的第一性,意识(思想观念)的第二性。换句话说,观念思想不重要,物质存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唯物论直接否认了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否认思想观念重要性就意味着否定了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的重要性,否定唯一真理观,因而也否定了真理的唯一作者。所有的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认为真理不过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换句话说,真理只是物质世界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映像。物质世界一消失,映像也就随之消失了,所以不存在独立于物质存在的、高于人类经验的超验真理。唯物论还诉诸于物质的标准,而不是思想与观念的标准。就是说,它向更低的层面来寻求问题的答案。比如,如何理解一个社会政治现象,唯物论提议的是观察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状况,要在物质层面寻找标准答案。作者发现,在达尔文的唯物主义思想中,“人不过是一个不停地寻找食物与居所的动物,人永远是在为物质上的满足而纷争。”(第147页)就是说,人不过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一切服从于自己的生存本能,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在道德上是无能的,因而也是不需要的,最终也是不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的。唯物论把人当作一个由存在决定的物质现象,其结果必然把人物化,把人变成纯粹受物欲支配的机器,把物质力量,尤其是暴力与专政,当作人类社会中决定一切的手段。唯名论和唯物论虽然有不同的起源,但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就是轻视真理,甚至否定唯一的、超验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2021年12月9日

刘军宁|“保守”有什么错?

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保守主义主张的是和风细雨,激进主义推崇的是暴风骤雨。保守主义在承认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充分地注意到,任何传统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传统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人们要用新的传统来改变它;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应当是双向开放的,
2021年11月25日

刘军宁|王朝之船为什么会沉?

一部中国的王朝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附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附。无限政附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附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附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附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附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附。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在政附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附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附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蠰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附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附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附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附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无限政附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附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附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附的扩展趋势漫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附,政附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附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附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附倾斜,但其后果政附也难以担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附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附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正泉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谓“乱”;新政附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谓“治”。这种从小政附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附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附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附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无限的政附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附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正泉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附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附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附于水无损,于舟有益。一部中国的正泉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附来替代无限政附,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选编自《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END看往期:◆.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人格至尊
2021年11月18日

刘军宁|我是个独立个体户

2007-08-30END看往期:◆.刘军宁|先知关天意◆.刘军宁|人格至尊
2021年11月11日

刘军宁|先知关天意

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帝(王)师是一个中国人不能更熟悉的概念。先知是一个中国人相对陌生的概念。但是,作为犹太教传统的“先知”,在中国则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与议论。先知摩西手捧法版最近我读到了几本书,其中透出关于犹太教中先知的一些信息很值得说说。在犹太教中,先知是应上帝之召向民众和掌权者传达天意的人。先知是耶和华的没有权柄的信使。先知们的使命在性质上是(与)神(的)正(义有关)的(信仰上的和政治的)。不管掌权者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先知的任务就是指出这样的错误。只要掌权者违背天意(providence)与公义(justice),就会有先知出来替天意伸张。先知带来的消息不在好坏,在于用天意对一切不信仰、不正义进行匡正。先知是对所有违抗天意的人和事说“不”的人。与祭司或君王不同,先知不是先天世袭的;与帝师不同,先知不是帝王挑选的。先知不是自封的,而是由耶和华直接选中的,是由其预言来证成的。虽然先知们的风格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对天意的坚定、执著与捍卫,他们的风骨与无畏以及牺牲精神是永不改变的。在世人不信的时候,先知们信仰;在世人绝望时,他们充满希望;在世人畏惧时,他们勇敢。他们不计较现实的功利,甚至像亚伯拉罕那样可以献出一切。与科学家不同,先知不必去传达系统的、严密论证的知识;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不关心已往事件的细节;与学问家不同,先知不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与学术家不同,先知不在意别人指责是否学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道,他们要求学的是道,不是术。相反,先知们所要做的,就是直陈天意。与职业化的学者不同,先知不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个正式职位,没有薪俸,没有职称,他们不是学术带头人,不是博士生导师,不关心是否站在学术前沿,不在意能否享受突出贡献津贴。先知只是站在超验价值的立场上,伸张天意。先知是犹太教-基督教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许多西方人也喜欢以著名先知的名字为自己的名字。比如,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的名字以赛亚、美国总统林肯的名字亚伯拉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名字塞缪尔,还有常见的男子名丹尼尔(旧约中的但以理)、女子名黛博拉(底波拉)等许多人名都是犹太教著名先知的名字。对照之下,帝师是一个朦胧的概念,由一系列职位构成。帝王的师傅,其由小到大的老师,他的宰相、智囊、顾问和秘书等等职位都能给人带来关于帝师的朦胧联想与幻觉。在起源上,帝师的概念基本是儒家传统的产物,与孔子有着直接的关系。数年前,曲阜曾在中央电视台上做了一个广告,称孔子为“历代帝王之师”。影视作品中的商鞅(王志飞饰)孔子活着时候,没有一天不想做帝王师,可事实上连一天的帝王师也没有做过。但是,他对帝师身份的孜孜追求,他的“学而优则仕”的谆谆教诲,影响着从那时至今的每一代文人士子。为帝王师,以安邦国,以教官府,替帝王谋定天下,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士子们至今不变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犹太教意义上的先知传统。“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的著名诗句中,虽普及了先知一词,但是却与天意、神正毫无关联。在中国,“先知”一词还常常容易跟占卜算命的江湖术士相混淆。但是,真正的先知不是命理学家或堪舆大师。先知从不孤立地预言个人的命运,更不会依据某种方法论(相手、相面、测字等)去预测私人祸福的细节。算命是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或个人的爱好。先知却不是一个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出自使命与感召。算命者关注的是细节与金钱,先知关注的是天意与正义。另一个与先知相混淆的是知识分子。与算命先生一样,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职业,不排除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同时还是先知。先知可能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先知。严格地说,先知都是个体户,个个独来独往。他们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也不结社组团。他们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而是游走于体制之外,通过口头或笔头宣讲天意与公义。中国传统的宇宙秩序图景中也没有先知的位置。帝王是天子,是神在人间直接的和唯一的代表,无需先知之类的中介。作为天子,帝王在上天之下,万民之上。但是,另一方面,以孔子为代表,又承认人有先知与后知之分。孔子和儒家传统把人分成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以及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并提出先觉有“觉”后觉的任务。所以,如果细细开发,中国传统中也可以挖掘出幼稚的先知观念。犹太教认为,既然有上帝,既然上帝有意图,就必须有使者,先知就是这样的使者。如果展开来看,我们会发现,先知是基于超验而存在的。先知耶利米换句话说,只要承认有超验,不论是人格化的如上帝,还是非人格化的如天道,就需要有先知。说的再通俗一些,只要承认有天意、天道、天理、天机,承认人对此的认识有先后,就会有先知。承认超验是先知存在的前提。广义地说,先知是由于自己的努力或机缘先行知晓天意、天道、天理、天机,而且致力于传播的人;是信仰超验价值,宣传超验价值,捍卫超验价值的人。以此为天职的都是先知。无怪乎,陈寅恪说,“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实际上,陈寅恪晚年的关怀更接近犹太教中先知的关怀。先知关天意,帝师妒道真!那么,先知与帝师有什么关联?也许,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两者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在希伯来的犹太教传统中,两者却关联密切。在犹太教中,先知有各种类型,如著作先知、礼仪先知、正典先知、迷狂先知。其中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先知,犹太教称之为宫廷先知。这种先知与中国传统中的帝师最为接近,甚至完全相同。这类先知专门为君王的重大决策提供神意咨询。有些宫廷先知是谄媚者,专顺着帝王的意思讲话;有些宫廷先知是刚直不阿者,对帝王直言相告。前者总是跪着进去,跪着出来;后者常常直着进去,横着出来。宫廷先知与中国的帝师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不论他们多么刚直,却都是匍匐在帝王的权杖之下,都是帝王的雇佣,要对帝王行君臣之道。所以,这一类的先知,与其他恭顺的子民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如此,宫廷先知常常又是伪先知的同义词。伪先知的特点乃是要么传讲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要么传讲帝王爱听的话,而不论他们给帝王出的主意是否合乎天意公义。伪先知通常只是为了自己利禄名位,不愿意为天意公义受苦。帝王最讨厌的就是体制外的真先知,最喜欢的就是身边的伪先知。结果常常是,当帝王最需要先知的时候,已经没有真先知肯为他提供信息,倒是伪先知们蜂拥而至,不择手段挤进宫廷。伪先知常常只认君王,不认天意,还常常十分贪心,用捏造的预言从民众身上取利,向帝王邀宠,并宣称只有钻进宫闱,只有进入体制内部,才能最有效地为国家服务。由于中国的帝王们从来不许有凡人出其右,所以,能存在的只有作为伪先知的帝师,没有真先知。为什么说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帝师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柄,都能沾上帝王权力的光。影视作品中的姜子牙(蓝天野饰)在犹太教中,正是为了防止天意被权柄所扭曲,防止帝王凭借手中的权柄妄称天意,耶和华才决定通过先知向帝王传达天意。所以,要么远离体制等待成为真先知,要么靠近皇权成为帝师那样的伪先知。历史也从反面证明,所有的暴君都自称最“先知”道天意,甚至以救世主、大救星自居,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独断真理。《圣经》还提出过一个判断真伪先知的标准,那就是,(真)先知在故乡不受欢迎。作为宫廷先知的帝师,只要未失宠,在故乡通常极受礼遇,地方官员前呼后拥,万般款待。无非是因为被视为帝师的人接近皇权而已。所以,宫廷先知是伪先知。帝王因此也只允许有文人做帝师的梦,不允许他们在体制外当先知,并通过大一统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把他们全部揽进自己的彀中。对天意而言,需要的是先知;对帝王而言,需要的是帝师,哪怕帝王不允许任何人来指点自己。从更高的层面看,在犹太教的宇宙秩序图景中,(除宫廷先知之外的真)先知占据了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先知在上帝之下帝王之上,是上帝与帝王之间的中介。易而言之,在犹太教的政治秩序中,有一类凡人高于帝王,这些人就是先知。在儒家的宇宙秩序图景中,没有任何凡人高于帝王,也没有人与之平行,包括帝师在内的所有臣民都在帝王之下。这样,人间就不再有人可以对帝王堂堂正正地发话了。所以,由于先知传统的缺失,由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宇宙秩序中没有给先知留下一席之地,秦政持续数千年也就不足为怪了。唯有修改这一主流宇宙途径,唯有给先知的存在留下充分的空间,天道才能回环,公义才能实现。一个文明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该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宇宙图景决定的。如果该图景有残缺,那么该文明就是有残缺的。如果残缺是致命的,那么该残缺对文明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与先知和帝师分别相关的宇宙图景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参考书目:《犹太教的本质》[德]利奥·拜克著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239页,17.00元《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美]亚伯拉罕·海舍尔著郭鹏吴正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448页,22.00元《迷途指津》[西]摩西·迈蒙尼德著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588页,38.00元END看往期:◆.刘军宁|人格至尊
2021年11月4日

刘军宁|什么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自两千多年前以来,中国人对“民主”这个字眼,就不陌生。在大多数时间里,“民(之)主”,其实是指君主,即无须征求臣民的意见就可以替他们事事做主的君王。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地中海北岸,雅典人对“民主”这个字眼也不陌生,他们把它理解为“(公)民(为自己的一切事情作)主”,或者说,公民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不能就他们的事务做出决定。就后一种意思上的民主而言,古希腊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存在民主政治的地方。雅典中心阿戈拉市場来自希腊语的“民主”,意思是由人民来主政。民主有许多定义:如民主是建立在人民自由自愿同意基础之上的政府,民主是人民握有最高权威的政府。最流行的定义是:民主是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美国总统林肯所总结的民主政治三大特征“民有、民治、民享”也广为人知。如果把自由定义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那么,民主就应该定义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指的是公民通过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来帮助他们当家作主。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又被称作代议(制)民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凡是公认的民主国家,都实行代议民主。所以,即使是作为直接民主发源地的希腊今日也改行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即是公民通过其代表来进行治理国家。在代议民主下,主人与主事是分离的,公民作为主人,用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方法用比他们更能干的仆人来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公民并不亲自主事,所以要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公仆们和政府机构进行监督和防范,以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在代议民主中,公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现代民主政治绝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去单独当家作主,或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或同等分量的政治权力。在现代社会,民主并不仅仅要回答“谁是统治者”,而是要回答“用什么方法来不流血地更换‘统治者’”。西塞罗严格地是,在民主政治下,已经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民主社会的“统治者”,打上引号,这时他们已经不是“统治者”了,而是受选民委托的管理者、执政者。在民主政治下,执政者与公民之间,不再是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现代民主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程序和游戏规则并做到权力的和平转移,建立真正有效的代表机关,能够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民主政治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的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在此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已经比较文明,但是人类的政治行为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不论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接班者与被接班者之间,常常都充满了血腥的暴力。民主政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民主政治与个人的自由密切相关。由于民主政治依据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的道德原则,个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自由民主最适合自由平等的个人,它是经过这样的个人自愿同意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政体;贯穿在自由民主中的是自由、平等的原则。迄今为止,民主政治是最有利于保障和扩大公民个人自由的政体。背离了自由的民主是完全不值得追求的。英国上议院所以,民主政治又被称为自由民主(liberal
2021年10月21日

纽科姆|美国的确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按:对于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这个问题,存在着阵营分明的持续争论。左派人士与无神论者不同程度地否定美国这个国家与基督教的关联性,而保守主义者与基督徒则坚持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在左派人士与无神论者拒绝了有关美国是基督国家的全部事实后,“美国与基督教无关”、“文化无高低”的结论似乎就成立了。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作者纽科姆是如何看待美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你知道吗,美国的最高法院曾经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1892年的“三一判决”中,他们的确这样宣称,该判决至今没有被废止。最高法院并非轻率地做出这一判决。在认真审阅了所有美国建国文献后,他们最终得出这一伟大的结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这是所有法官一致通过的判决。在审阅了主要证据后,1892年法庭宣布:“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应被注意的史实,加之一系列非官方声明和大量相关表述,一切表明,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该案的具体背景非常复杂。具体而言,俄亥俄州的一个教会(英国国教称之为圣三一教会)是否违反了禁止雇佣外国人的法律。这个教会聘请了一位海外牧师,这一行为被指控违反了禁止雇佣海外劳工的法律,该法律认为,外国劳工不应侵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这一案件始于低等法院,一路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终教会胜诉。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基督教国家“三一判决”的陪审法官戴维•布鲁尔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基督教国家》。如今,左派人们坚决捍卫认为,任何文化都和其他文化一样好,文化没有高低。而布鲁尔认为,基督信仰与人类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通常认为基督教国家是文明的国家,最虔诚的基督徒具有最高尚的文明素养。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仔细研究基督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会发现,那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基督教影响越深入人心,对国家的影响越巨大,这个国家就越文明。他还指出,我们以各种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按照宗教分类,有伊斯兰教国家、无宗教信仰国家、基督教国家。美国属于基督教国家。随后,布鲁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能够被称之为基督教国家呢?不是因为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也不是因为人们被迫要接受它,相反,《美国宪法》特别指出:“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不得立法禁止信教自由。”不是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基督徒(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名义上的),相反,所有宗教在美国领土范围内部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有些美国人信奉其他宗教,有些人什么宗教也不信。也不是因为基督教曾控制政府,或参与其他的公共服务,或成为政治或社会必不或缺的识别标志。事实上,政府作为一个法定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宗教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时常称联邦共和国为基督教国家,事实上,是全世界基督教国家的领袖。这样的定性无疑意义重大。它并非凭想象而来,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可以被证明。让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看看这基础是什么。哈佛大学创办者:约翰·哈佛
2021年10月14日

保守主义视角下的阿某汉现象

最近注意到,Afghanistan突变引起很多国人的关心,网上有很多讨论。但如何理解阿国的突变,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本期请刘军宁先生从保守主义的角度谈谈今天的阿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END看往期:◆.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维沃|敬虔与正义◆.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1年9月9日

约翰·亚当斯谈美国政体的民情基础

一方面,亚当斯说一个缺少道德的社会无法维系共和制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所有的人在根本上是罪恶的和自私的。那么,会有哪一个社会能维持共和制政府呢?答案是:通过法律和基督教的影响。好的法律和健全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人类罪的冲动,而基督教能为人类注入更好的品质。▐
2021年9月2日

维沃|敬虔与正义

所以,父母应当遗留给子女的不是财富,而是敬畏的精神。—柏拉图《法律篇》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它支配着一个人看待整个世界的态度。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现代人的罪责,如果强迫我说出一个词,我只能说他缺乏敬虔,尽管我知道使用这个如今不能被大众所理解的词是有风险的。我要一一列举这个词具体牵涉哪些罪责。首先我要说,现代人犯下了忤逆罪。他拿起武器杀死了前辈人所尊敬的那些事物。他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恰恰相反,他把自己的行为视作拥有美德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柏拉图笔下的那场关于虔诚与不虔诚的对话中,他选取了一个实质上要犯下杀亲罪的年轻人。游叙弗伦(Euthyphro)是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年轻人,他自认为知道“令上帝喜悦的事情是什么”,他来到雅典要以谋杀罪起诉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对这场离奇的官司感到很惊讶,他以惯常的方式质疑这位年轻人。他(苏格拉底)的结论是:虔诚要求人们以诸神设定好的秩序来与诸神合作,它属于更宽广的正义理念的一部分。辩论的结果并没有推出游叙弗伦应当检举父亲。也就是说,游叙弗伦不应当根据自己片面的、不成熟的知识,轻蔑地践踏父子关系。在我们当代,那个年轻人代表科学与技术,而父亲则代表自然秩序。若干世纪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想实现我们的幸福就必须无情地攻击这种秩序;支配、征服、战胜……所有这些词汇似乎都是在描述一场军事战役。人们随意地使用这些概念,就好像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好像自然是充满敌意的、狂放不羁的,所以衡量进步过程中每一步的尺度,就是看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如果不恢复古老的敬虔美德,人的罪过就不可能被赦免。这种普遍流行的看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否定物质(substance),进而否定上帝造物的合理性的异端邪说。我们已经说过(也许说得太多了),人不能效仿自然;但他也不应徒劳地去尝试改变自然的面貌。我不认为这里存在矛盾,因为人应当心怀敬意地与自然保持一定距离。这种现代的立场似乎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人的傲慢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任何东西只要不是他自己创造的,就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方式中,他制订计划,然后把它强加于自然。有人说真正的宗教是服务于人类的,这种服务似乎体现在确保人能够彻底地战胜自然上。这种态度是不敬虔的,因为它违背了以下信念:造物或自然在本质上是善的,自然规律的终极原因是一个谜。而那些挑衅行为,是对宇宙秩序的颠覆。很显然,要接受上述观念,人就得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谦逊态度。另一方面,一种无约束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就否认任何外在于它本身的正当性之源。它与非自我(nonself)处于交战状态。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人们所有嫉妒和自大的根源,而这些心态恰恰让人们觉得今天正义已经远离这个世界。敬虔是意志的准则,它体现为尊重。它承认那些大于自我或不同于自我的事物具有存在之正当性。而且,要想让我们这个一切事物看上去都处于“完全冲突之中”的世界重归和谐,我们就必须以敬虔的心态来对待三件事物:自然、我们的邻居(这里我是指所有人)和历史。我要依次讨论三者。自然,就是指构成世界的物质(substance)。自然反映了某种先于我们而存在的秩序,即使我们掌握了核裂变,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理解自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就连大自然的聪慧学生(译者注:莎士比亚),也在他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格拉》一书中借一位占卜师之口谦虚地说道:“对于自然这本充满着无尽的难解之谜的大书,我只能读懂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哲学家仍然认为,物质(尽管它容易被滥用)在本质上不是恶的。与最高超的医学技术相比,我们更容易被自然之自愈力(vis
2021年8月19日

薛华|论启蒙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后果

论伏尔泰应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承担责任法国大革命,“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是以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结果导致一场血腥惨剧,全国最终陷入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之下(第98-99页)。论启蒙运动乌托邦梦想的五个关键词:理性、自然、快乐、进步、自由(第99页)。论启蒙运动反信仰的本质启蒙运动的精神彻头彻尾是世俗的,与宗教改革更是完整对立的。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后果(第99页)。论英美与法国的区别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都与法国的《人权宣言》恰成对比,前两者由宗教改革为基础,后者却没有(第100页)。(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大屠杀)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而是(启蒙运动)人文主义的自然结果。看(看)后来的俄国革命,革命者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无政府状态,一是高压政策(第100页)。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都是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这两场革命都同样惊心动魄。
2021年7月15日

刘军宁|谁是美利坚秩序的作者?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每个人都平等受造,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2021年7月6日

刘军宁|凭什么不缴税?

稅是什么?税仅仅是纳税人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来支付给政府的那一部分吗?公民为什么要纳税?“税”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税”是建立在充分承认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的。不承认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税”概念。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揶揄说,“只有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纳税人的财产才是最安全的。”他说的是,在美国国会休会期间不会有任何增税法案通过,这样纳税人的财产就不会因为新的增税而缩水。这句话暗讽的是政府任意加税的做法。因为征税所造成的财产减少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是任何私人犯罪(如盗窃、抢劫)所不能比拟的。有人开玩笑声说,奴隶是把自己的收入百分之百用来缴税的人。可见,纳税的比例关系到公民的身份与地位。前不久,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被正式纳入中国宪法。纳税人也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中广泛而真实的存在。这就需要重新厘定财产权、纳税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稅”有更深入的理解。稅是什么?税仅仅是纳税人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来支付给政府的那一部分吗?公民为什么要纳税?“税”是一个有特殊政治意涵的概念:“税”是建立在充分承认私有财产权基础之上的。不承认私有财产权,就没有“税”概念。否则,怎么能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他者呢?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的地方,是不存在“稅”的。文革期间就没有人缴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私有财产权。因此,“税”的概念所反映的是个体的人(自然人或法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纳税人支付出去的是税,“买”回来的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国防、外交、维持法律和秩序等。可见,“税”是公民拿自己财产中的一部分为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付出的“佣金”,其所反映的是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的自愿等价交换关系,而且交易双方是平起平坐的。因此,征税的权力不过是一种“索取”(佣金)的权力。既然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那么双方就都没有单方面定价权(如税额问题)。而且公平的交易应该是有权选择交易对象,有权退出、有权讨价的交易。议会的产生和定期的选举也正是出自这个“议价”的需要。没有有效的财政约束,政府就会变成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巨无霸怪兽。纳税与私有财产权分不开。既然“税”是一个建立在私人财产权之上的概念,那么,财产权的逻辑也适用于税的逻辑。财产权的逻辑意味着,对特定财产所拥有的诸项权利专属于财产所有者。别人的钱不能随便花,别人的财产不能随便拿。花谁的钱需得到他本人的同意,同时必须对他负责。如果可以无偿地使用他人的金钱与财物,私有财产将遭到侵犯,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整个文明社会就不能持续,经济就要凋敝,民众就要遭受苦难。纳税意味着政府是纳税人养活的,需对纳税人负责。政府的建立与运转,包括所有的经费支出都需得到纳税人的同意,对纳税人公开,接受纳税人的问责与监督。如果与“贡”的涵义相对照,“税”的特有政治意涵就更加突出。纳税者与征税者(政府)之间是平等的;上贡者与索贡者之间是不平等的,前者臣服于后者。纳出去的税和换回来的服务应该是等价的;而献上出去的贡却是无偿的。纳税人是公民;上贡者是臣民。现在,财产权得到承认,稅的正当性问题便随之出现。于是就需要由公民设计一套被称之为宪政的制度结构来规范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交易。纳税是公民用自己拥有的财产中的一部分来支付政府为公民所提供的服务,就像主人用自己的钱财中的一部分支付给其雇佣的保姆的工资一样。不论支付给政府的税收,还是支付给保姆的工资,本来都是纳税人的财产,后来被用来购买政府(保姆)对自己的服务,因此,在这种关系下的政府必然应该受到民意的制约。就像业主们有权联合起来自主选择物业管理公司一样,公民个人也有权选择由谁来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并有权定期加以更换。在政治生活中,个人若要想得到政治家的优质服务,就须有权利在公共服务的不同潜在提供者(公共职务的候选个人或组织)中进行必要的选择。正是这条逻辑要求真正的选举必须是差额的和竞争性的。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集体的利益,也就没有政治。因为没有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也就没有(政治)选择与交换的必要。政治的选择与交换比经济的选择与交换更为复杂。在政治交换中,宪法性契约和制度安排先于宪政下的日常政治活动。私人物品之间的有序贸易只能发生在一个得到明确界定的法律架构之中,这一架构确立个人正当占有和控制资源的权利,履行私人契约的义务,并对政府权力的应用加以限制。私有财产权承认每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权,因此,国家税收权必须归属于纳税人代表会议,即立法机关。故纳税人须有代表参与制定税制确定税率与税额。立法机关的基本功能就是审议政府要花费纳税人税款的请求、规定其支出额度、核查其明细帐目、监督支出的效果。否则,立法机关就违背了其设置的初衷。政治中的强制性往往掩盖了政治中的交换。税收的确反映了一种供求关系。纳税人是供应方,政府是需求方。在这样的买卖中,求永远大于供。只是在纳税人握有主权的国度,国家强制权的行使需得到公民的自愿同意,并通过确认其使用条件来对这种强制权加以限制。正当的政治交换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正是为了确保国家对自由的保障作用。没有基于自愿的合理的(政治)交换关系的存在,国家对个人的强制就违背了自由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政治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公益”,更不是把每个人带进人间天堂,而是确保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个人间的和平合作创造充分的政治条件。财产权一旦得到宪法的承认,征稅的合法性和征税权的行使就变成一个迫切而重大的议题。有关征税的规则问题也凸现出来。在私有财产权入宪之后,税收由真正的代议机关来法定,就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讲,纳税人是政府真正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员对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应当有一种自觉的“感恩”意识。公务员是民众的公仆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纳税与宪政的逻辑,是私有财产权逻辑的政治延伸。纳税与代表关系的定理、宪政与有限政府的定理,都是私有财产权原理之下的系定理。公民履行纳税的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这就是,“没有代表就不纳税”,否则就是专制:“未经同意就不能征税”,否则是劫掠。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征税权一直政府单方面强制行使的。只是在宪政出现之后,对统治权的控制,才通过对政府的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在文明社会中,任何人的行动和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的行动和征税权。这是由人类的第一个宪政国家英国用划时代的《大宪章》确立下来的宪政原则,并在几百年内逐步向全世界扩展开来的。财产权与政体的高度相关性,在“纳税”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意味着财产权与纳税人将成为宪政的巨大推动力量。END看往期:◆.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个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柯克|保守主义的六项通则◆.刘军宁|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1年6月17日

刘军宁|爱因斯坦:一位极品理科男的“极品”自负

我相信,要消除资本主义的这些罪孽,只有一条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以有计划的方式加以利用。计划经济使生产适合社会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并将保证每个男女和儿童的生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2021年6月12日

柯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六项通则

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神定设计(Design)的展开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看似偶然或命中注定。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则会把这个看似偶然或命定的进程视为上帝护理其黑白分明的道德律的过程。在诸多大国中,只有英国和美国躲过了始于1790年的法国式大革命。这似乎证明,保守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一直在顽强地成长。英美保守主义的本质何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于英格兰和美国而言,是什么样的共同情操维系了两国国民的保守主义冲动来抵挡法国大革命肇始的激进理论与社会改造?人们可以看到,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保护古老的(源于圣经的)道德传统。他们认为,社会是一种精神性的现实存在拥有永恒的生命与精巧的构造。人们不应像拆卸重装机器那样对待社会。▐
2021年6月3日

刘军宁丨从雅典智慧到耶路撒冷智慧

我的职责是研究如何构建政府避免战乱的学问,这个学问比其他一切学问都重要的多。这个学问研究好了,我的儿女们才能够自由地钻研数学与哲学,地理与建筑,金融与法律,商业与农业,物理与化学,我的子孙们才有条件去钻研绘画与诗歌,音乐与建筑,雕塑与陶艺。——约翰·亚当斯从雅典到耶路撒冷智慧是人人欲求的。智慧永远是人类社会中最稀缺的东西。西方的智慧传统有两个源头: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雅典智慧是关于逻辑与科学的智慧,相关的各门科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古希腊,如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动物学、医学等等。在雅典智慧中,人作为研究者,是旁观者、局外人。雅典智慧的任何结论不必然对人产生道德义务,并不自动产生需要人们去遵守的义务。耶路撒冷的智慧是关于信仰与道德的智慧。这种智慧涉及的是人在超验秩序中的地位,人与造物主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生活。这种智慧是对天之道、人之道、天人之道在广度与深度上的理解与体认。在耶路撒冷智慧中,人作为参与者,是局中人。以十诫为代表的耶路撒冷智慧的结论,都对人产生道德义务,要求人们去恪守。投票处死苏格拉底的人们,能否想到自己可能成为被告?雅典智慧与耶路撒冷智慧之别是科学与信仰之别。这两种智慧都是极宝贵的智慧,它们之间是高度互补的,是人类的生存所缺一不可的。人类社会离不开逻辑与科学,更离不开信仰与道德。雅典智慧是关于大爆炸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关于造物主创世的智慧。但是这两种智慧并不是并驾齐驱的智慧。令笃信雅典智慧的传人如杜威及其支持者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耶路撒冷的信仰智慧毕竟高于雅典的科学智慧。因为从大爆炸中产生不了有关人的自由、尊严与价值。这些价值都是来自于造物主创世的信仰。道德的源头都是神圣的信仰。人是因为造物主而平等,不是因为大爆炸而平等,不论这个造物主是耶和华还是天道。所以,我以为,杜威及其信徒应该对造就了杜威的耶路撒冷智慧抱有敬意,而不是过河拆桥,任意颠覆。耶路撒冷智慧的本质是以神正为依托的道德,道德的本质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根本规则,这个规则来源于关于造物主的信仰,而不是来源于科学发现或计算。只有这样的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的生活。在没有道德智慧的时代与地方,人类不知羞耻,不辨善恶,不明是非,因而也就无所谓科学及其研究。有关善恶,即有关道德与信仰,亦即有关智慧。而这一智慧的任务就在于寻找并践行人类应当如何组织政治生活与政治秩序的文明准则。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智慧在于探索人作为存在的意义,在于求解生命的意义和寻求人类更好的生存之道,而不在于仅仅探究多少光年外的星星,不在于探究物质内部的微宇宙。不懂量子力学或金融衍生工具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若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不受保障,那是谁都不要过的生活。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主要建国者之一亚当斯总统把构建政治秩序的学问,放在其他学问之前、之上。人与人之间的有序文明生活是追求其他一切学问的前提。当然达豪和夹边沟里也有艺术创作,但那里不是人们送自己的子女去学习艺术或其他学问的地方。关于政府与政治秩序的学问事关如何发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超验道德原理并加以制度化。这样一种制度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学问追求得以繁荣的默认值。否定这一默认值正是杜威这样的学者危害所在。先有良好的秩序,才有在此之下各学科的繁荣!END看往期:◆.寇世远I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美利坚
2021年5月20日

寇世远|与胡适之先生谈圣经、信仰与真理

按语:胡适之先生是一位无神论者。他熟悉圣经故事,不接受基督教信仰,对各宗教一视同仁,不相信绝对真理,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真理的唯一源头。他在1914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耶稣之死建立了一种宗教,而苏格拉底之死建立了一种哲学。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希腊和罗马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影响至今。现今世界的理想不再是耶教的克己,而是希腊人的扬我;不再是耶教的信仰,而是苏格拉底的真理,苏格拉底为这奉献生命的真理!”在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胡适之先生坚定地选择了雅典;在神与人之间,胡适之先生坚定地选择了人。胡适之先生的信仰状态也是自《新青年》、五四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两岸知识人的共同写照吧。我有机会在台北王宠惠院长的家里和胡适之先生有一次谈话谈到一些信仰的问题,到现在印象依然深刻。那次胡适之先生告诉我说,“基督教有一个特别-所有基督教的教义都在基督身上人格化了。”他这句话讲得很中肯,比如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胡适
2021年5月4日

美利坚 鸣谢 耶和华

说说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刘军宁|美国应该实行总统直选吗?◆.刘军宁|《五月号公约》四百年与祂......存在之链一个有思想的存在...號主:Eunice
2021年4月23日

刘军宁|如果真理不再唯一

放弃唯一真理观,不是启蒙与觉醒的进步,而是灾难与祸殃的开始,通向的是法老的为奴之地!近来,常听到有朋友说,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次思想觉醒,在启蒙的道路实现重大突破。他们终于走出了唯一真理观。这样的突破,听起来似乎还带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如果真理不是出自一门定于一尊,而是出于多门,这就意味真理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理的主人,都终于可以有自己的真理了,而不用在意别人的真理是什么。然而,拒绝唯一真理观,坚持真理多元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看法。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连带后果。▐
2021年4月15日

刘军宁|慈善的三重境界

最高境界的慈善,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需要慈善家有更深的洞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恭谦。我对富人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多少资产,而是看他做不做慈善。行慈善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富人。慈善与富人有关联性,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同样,关于投资策略的文字可以不涉及慈善,但是,有关投资哲学的文字不能不涉及慈善,哲学是与智慧有关的。我以为,如果说聪明与智商有关的话,那么智慧则与道德有关。所以,谈投资哲学,作为对投资的道德智慧的研究,最终绕不开慈善这个话题。在投资界,像在实业界一样,那些伟大的投资家像伟大的实业家一样,往往也是伟大的慈善家。这仅仅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对慈善的意义有着高度的共识。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传》的作者曾风趣地说:“他致力于捐赠事业的努力程度很可能超过他致力于赚钱的时候。”伟大投资家坦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仁心行善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且,物质财富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
2021年4月8日

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

在中国这个抑商反商的国度里,金钱历来被视为邪恶的源泉,同时,金钱又是人们不择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作为一种富含道德的精神现象,金钱是衡量文明的尺度,也是精神文明的象征。通常而言,金钱的多寡与文明的程度成正比,与野蛮的程度成反比;与道德成正比,与强制成反比。我住在乡下,跟朋友们常常聚会。有位朋友养了一只狗。我也常常观察这只狗,发现朋友们在吃肉包子或烤肉时,狗会有明显的生理反应,它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朋友手里的食物,垂涎三尺。很显然,狗看清了眼前发生的一切,而且没有丝毫的误解。狗的意图也很明确:很想吃。有一次,狗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朋友正在点一沓钱给它的主人,但是狗眼里没放光,舌尖没流口水,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我心里想,这笔钱可以用来买很多包子或肉骨头,可是狗对钱却一点没反应。为什么狗看得懂肉包子与肉骨头,却看不懂可以换来很多肉包子与肉骨头的钱币?很显然,狗只是按照本能来反应,是条件反射。狗看得懂肉包子、肉骨头,却看不懂钱。重要原因之一,肉包子、肉骨头是物质现象,钱、纸币是精神现象,是凝聚着道德、信用、约定、信仰等密集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精神现象。钱也是人的特有现象。狗与狗之间绝不可能用钱来结算。世界上很少有比金钱这个东西更有争议。它是最被渴望的,也是最受诅咒的。在古今中外许多人士的眼里,金钱不仅被看作是物质现象,而且是最极端、最糟糕的物质现象。金钱被看成是最低俗的、最肮脏的东西,甚至是万恶之源。几乎没有人去歌颂金钱,或是把金钱与道德、崇高、精神活动联系起来。在中国,人们更是把金钱与贪官与权贵,而不是财富的生产者与创造者联系起来。在中国这个抑商反商的国度里,金钱历来被视为邪恶的源泉,同时金钱又是人们不择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对金钱的两重态度,最能体现中国人人格的巨大分裂:在口头上和文章里几乎是一致地对金钱进行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而在私下里却对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充满了艳羡、膜拜之情。贪官们在获取金钱的时候制造了无数的罪恶。最后他们把自身的罪恶归罪到金钱的身上,然后自己心安理得地逃逸了。《增广贤文》里一直这样教导国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但是,如果把这个公式置换一下,如果一堆钱财(即金钱)就是一堆粪土的话,那么仁义就值一千堆粪土(金钱)。一方面蔑视钱财,一方面又把金钱当作仁义之类的道德高尚物的衡量单位,这不是太自相矛盾了吗?由此也可见,若不用金钱为等价物,甚至无法贬低或赞扬一个德性。折中一点的人士会说,金钱是个不好不坏的物质现象,它在价值上是中性的。然而,金钱不是中性的,金钱不是物质的。金钱是有道德含量的,金钱是精神性的。为什么这么说?所谓道德含量,是指其中含有伦理上的权利义务;所谓精神现象,是指这种现象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只有人能理解,除人之外的动物都不能理解。金钱正是这样一种富含道德的精神现象。金钱的出现是伴随交换出现的。在货币产生当初,人们需要有极大的信念,才能敢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换取一小块金属或一张被称作钱的纸片。因而货币包含的不仅仅是金子,更包含了高纯度的道德。拿钱币去购物是一种契约行为。当人们拿着钱去买东西时,他们相信售货者会接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因为双方对货币都有信心。买方承诺买东西的钱是真的,而且相信卖方一定会见钱给货。卖方收钱,就有义务向买方提供约定的货品。只有有精神活动的人类才能进行货币交换与买卖。因此,买卖的过程是一个精神活动的过程——钱,不论一些人多么恨它,它仍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作为一种富含道德的精神现象,金钱是衡量文明的尺度,也是精神文明的象征。通常而言,金钱的多寡与文明的程度成正比,与野蛮的程度成反比;与道德成正比,与强制成反比。正是金钱,使得自愿的交换成为可能。按双方同意的价格交钱交货才是文明的行为。市场不同于战场,是人们自愿互动交换的地方,免于强制的地方。金钱需要道德。金钱是正义、富裕与进步的象征。一般而言,金钱越多的国家越进步。金钱扩大了交易的半径,也就扩大了道德的延长线。在中国,说到金钱,人们常常会想到贪官。然而,金钱不是贪官生产出来的,而是每一个财富者创造出来的,成为贪官的贪欲对象是金钱的不幸,是财富的生产者的不幸。而不是金钱的过错。一纸金钱,是一纸契约;一纸金钱,是一纸信用;一纸金钱,是一纸信心;一纸金钱,是一纸德性。(参考书籍:刘军宁著,《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中信出版社)sdfd看往期:◆.刘军宁|智慧与智商,哪个更重要?◆.刘军宁|理解人性需要特别的智慧◆.刘军宁|搭档:从君臣主仆到伙伴共和◆.刘军宁|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沃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错在哪里?◆.刘军宁|从春节到逾越节◆.刘军宁|免费的是最贵的:要福利,还是要自由◆.刘军宁|耶路撒冷:美国秩序的精神首都◆.刘军宁|从高科技罢权看美国的嚴论自油◆.刘军宁|如何识别左与右?◆.刘军宁|实用之殇: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刘军宁|主义与问题◆.刘军宁|大秦负:老子与孔子争论大一统◆.刘军宁|人民的主权是从哪里来的?◆.刘军宁|悖逆,还是顺服?祂在时间和历史中掌权◆.刘军宁|民主向左
2021年4月1日

刘军宁|智商与智慧,哪个更重要?

正是道德把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知识是关于事实的,智慧是关于道德的。一切知识与事实都将淡去,只有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生活、投资。没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没有道德,就没有智慧。在投资界,没有人认为愚笨是一种资产。投资被公认是智力密集型的活动,投资界是人精扎堆的领域。有人会问,投资市场上有蠢人吗?从动机的角度来衡量,绝对没有蠢人。每个投资者都对自己说,“我才不傻呢,我来投资是要赚钱的。”然而,所有人在投资生涯开始时都是始于盲目无智的状态,都是蠢人。所有人都是带着与生俱来的智商去投资,却没有几个投资者在一开始就带有大智慧。对投资者而言,智慧与智商各自有多重要?投资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智商,还是智慧?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其含义是爱智慧。投资哲学是关于投资智慧的,即热爱投资智慧。智慧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东西,投资的智慧更是如此。智慧是人人欲求的,但是得到的人却很少。什么是智慧?按通常的理解,智慧是指某个人具有不同常人的理解、洞见和相应行动的能力。智慧毕竟不同于专长与知识。一个投资界的专业人士可能有丰富知识和技术专长,却未必是很有投资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也未必是知识最丰富的人。尤其对专家和学者来说,他们可能掌握大量的具体的数字性的知识,但这些东西掌握得再多也不可能使人更有智慧。所以,一个人的智慧程度和所掌握知识的多少不必然成正比。正是道德把知识与智慧区分开来。知识是关于事实的,智慧是关于道德的。一切知识与事实都将淡去,只有道德才能引领我们生活、投资。没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没有道德,就没有智慧。一切智慧,归根结底,是有关人类如何才能更好生存的智慧。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智慧也不例外。西方的智慧传统是由两个支流合成的,一个是雅典的智慧,一个是耶路撒冷的智慧。希腊智慧中的宇宙是数学与物理的宇宙,而耶路撒冷智慧中的宇宙,是道德与信仰的宇宙。雅典智慧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探索,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哲学家、科学家为代表的关于理性和科学的智慧。如说我们今天很多的自然门类,都是在古希腊起源的,像是几何、代数、物理学、原子论等等。耶路撒冷智慧起源于旧约的智慧书,故也称为旧约智慧。耶路撒冷智慧是强调信仰、道德与实践,是对财富的超验性质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旧约圣经中的大先知如摩西、亚伯拉罕、以后许多的犹太商人。巴菲特被称为Oracle
2021年3月25日

刘军宁|理解人性需要特别的智慧

被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有思想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指出:“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东西不要未知的东西,宁要试过的东西不要未试的东西,宁要有限的东西不要无限的东西,宁要切近的东西不要遥远的东西。”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投资哲学是追求投资智慧的学问。投资是一种智力密集的活动,准确地说,是智慧密集的活动。智慧短缺,投资不可能成功。最重要的智慧往往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律令)出现的。守住你的能力圈(不要逾越你的能力圈)就是公认的最重要的投资智慧之一。而最大的投资智慧,就是如何知道什么对象是你不该投资的。保守主义强调,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其内在的局限性。人性和人的基本况境是不变的。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人在本性是有限的存在,人是理性的,但是其能力是有限的。与上帝不同,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对人而言,无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合理的。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全知,他不就成了上帝了吗?这是不可以的。无知对每个个体来说,是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人知道的越多,知道自己的无知也就越多。比如说,我知道投资哲学里有很多东西我都知道。而对不知道投资哲学的人而言,他根本就不知道投资哲学是他的未知之域。每个人的知识都有无知与有知的界分,能力圈就是在这个界分上出现的。因此,每个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有其难以逾越的能力圈。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保守主义认为,理性能力是人为了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选择正确手段的能力,是人类用智力理解和应付现实的有限能力。换句话说,理性是行动者在其知识和智慧范围内掌握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有理性的人对事物所作的评判,并不是基于他本人那种不经分析的冲动、成见和癖性,而是基于他对所有能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判决的证据所作的审慎的判断。保守的投资者者正是这样一种人。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人类所有的知识并不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知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总和。对人类来说,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未知的领域永远存在,知识是扩展和演化的。我们知识的局限性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克服的,它们的作用恰恰在于使我们认清这种局限。没有人能够、而且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和掌握全部的知识,人所能掌握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人的真正智慧,不仅在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多少,而且更在于意识到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局限性。与动物不一样,人被认为是有理性能力的动物。人是有理性禀赋的动物,因此他会力求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有时甚至会为自己不合理的行为也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人性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菲利普·费舍如果投资时理性占了上风,投资者就会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行事;如果情绪占了上风,或者不够理性,投资者就会忘掉或无视自己的能力圈的边界,非理性的投资也由此发生。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忠告是:投资应该是一种最理性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投资者的理解能力,那就不要投资,只做自己完全了解的事。被称为二十世纪英国最有思想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指出:“保守就是宁要熟悉的东西不要未知的东西,宁要试过的东西不要未试的东西,宁要有限的东西不要无限的东西,宁要切近的东西不要遥远的东西。”保守主义投资哲学家提出了投资者的能力圈理论。《保守的投资者夜夜安枕》的作者菲利普·费舍在《寻常的公司与不寻常的利润》一书中指出:智力、知识与经验联合起来,构成投资者的常识和判断力。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其能力圈都是有边界范围的,不可能无边无际。这是保守主义投资家提出来的。能力圈的概念也由此产生。费舍创造了这个理论,巴菲特推广了这个理论。能力圈是人的理性化能力的一个具体体现。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很情绪化的动物。按能力去投资是理性化的投资。投资必须是理性的。如果你不能理解它,就不要做。超出能力圈的便是非理性化的投资。不论一个人多么聪明,他都应该守在其能力圈之内。在这个能力圈,投资者享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投资者应该守住自己的能力圈。能力圈是不是价值投资的第一原则还有很多争论,不论是不是第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安全边际是一种风险控制手段。在采取何种手段控制风险前,投资者先要确定自己的能力圈。能力圈的作用在于锁定正确的投资对象,安全边际的作用在于避免为正确的投资对象支付高价。能力圈与安全边际是保守投资者的左膀右臂!(参考书籍:刘军宁
2021年3月18日

刘军宁|搭档:从君臣主仆到伙伴共和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选好伴侣;在投资中,最重要的选对搭档。寻找自己中意的搭档应该遵循哪些标准?我认为,有两个标准,优秀的大脑与优秀的品行。两者缺一不可。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基本的格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上下的君臣关系。伙伴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共和国,在商业上是合伙制。君臣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君主与专制,在商业上是老板独大的公司。与资本、劳动、资源密集的商业活动不同,投资是个智慧密集的事业。世界上最稀缺的就是智慧。智慧的产生和迸发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环境稍有不适,智慧就会选择冬眠。在投资活动中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格局有助于智慧最大化呢?是君臣关系,还是伙伴关系?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尊重并彼此给对方充分自由的关系,因而最有助于智慧的迸发与活跃。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投资事业与君臣关系是很难相容的。
2021年3月11日

刘军宁|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

作者按:“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发表于《读书》杂志,1995年第3期。该文在国内首次正面推出柏克和保守主义。该文强调,保守主义只有一种,而不是多种。就是说,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及其传统的主义。这就是柏克所开创的,柯克所光大的,并来到中国扎根的(英美)保守主义。该文后来成为拙著《保守主义》(1998年第1版)的一部分。该文的基调,也是《保守主义》(第1-4版)的基本立场,至今没有改变。特此说明。同情社会主义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曾这样评价过埃德蒙·柏克(Edmund
2021年3月4日

沃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错在哪里?

按语:3月1日,保守主义读书会拟在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勋老师的带领下,开始研读斯蒂芬著,冯克利、杨日鹏译《自由·平等·博爱》一书。本书作者斯蒂芬指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自由是秩序之下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然而“自由平等博爱”这个由法兰西启蒙与法国大革命降生的著名口号,从此声名大响,经久不衰,回荡至今。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此书,本号现将斯图亚特·D·沃纳为该书所作的序摘要整理出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仅供参考。法兰西启蒙与法国大革命降生了一句著名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从此,这个口号(及其信条、价值观)声名大响,经久不衰,回荡至今。斯蒂芬以英国古老自由制度的捍卫者自居,指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并且这些错误观点还仍然在引领风气。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为了匡正这些错误,他撰写了《自由・平等・博爱》一书。在斯蒂芬看来,自由是秩序之下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斯蒂芬对这种信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他也着力表明,他并非他本人所说的“奴隶制、等级制和仇恨”的捍卫者。但是他深信,“自由平等博爱”信条的许多阐释者,夸大了这个著名三件套的价值观所设想的政治安排的优点,忽视了它的弊端,从而歪曲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正确理解。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着重揭示了这些弊端。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理解。▐
2021年2月25日

柯克|主义的皇冠:保守主义的六大准则

如果保守主义秩序真的能够回归的话,我们就应当了解其所依托的传统,这样我们就能重建保守自由的政治秩序。英美保守主义的精神何在?到目前为止,为何英国和美国能够抵制源自法兰西启蒙的各种左翼激进理论与实践?保守主义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系统。保守主义者从柏克那里继承了一种才干——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保守给我们带来自由的古老的道德传统。保守主义者尊重先人的智慧,对激进的、彻底的变革与革命始终保持极大怀疑。社会是一种精神性的现实存在,拥有永恒的生命和精巧的构造。人类无法像拆解再重装机器那样对待社会。保守主义固守经过漫长检验的古旧之道,反对未经过经验的新奇之道。▐保守主义思想包含以下六项准则:第一,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这一神圣意志既规定了人的权利,也规定了人的道德义务。人的道德权利和人的道德义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享受权利就必须承担义务。归根结底,政治问题是宗教和道德问题。仅凭人的理性自身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理性并不可靠。政治是理解并应用于超越自然之上的正义的艺术。第二,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对保守主义者来说,绝大多数传统生活方式既不落后,也不迷信愚昧。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保守主义是一种鲜活有力的人生观,灵动而活泼,充满愉快的趣味。第三,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如果被强制立法推行,所有其它试图平等化的努力都将引人步入绝望之境。(在一个国家,如果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异被挑动起来,就会出现拿破仑、斯大林;如果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差异就会出现希特勒与黑命贵。)第四,保守主义者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财产权是自由的基石。经济上的均等化(平均主义)并非是进步。均对的平均带来的绝对的奴役与绝对的贫困。如果消灭私人财产,个人自由也将不复存在。第五,保守主义信任成见与成规,不信任革命家臆想的创新与新生事物。保守主义认为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意志与欲望。保守主义相信传统中的成见与成规能够只约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第六,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变革不是一回事。社会必须有所更张,但是这种更张必须是缓慢的与渐进的,与自我保存而不是自我毁灭的。社会的更张必须在天意的护理之下。这也是检验一切政治家及其政纲的根本标准。
2021年2月18日

刘军宁|从春节到逾越节

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从这个月11号开始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下个月29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神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虽然春节和逾越节背后的共同主题是逾越灾难,但是逾越节背后还有若干主题是华人春节所没有的。逾越节的总指导是耶和华。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灾难,最终靠的是耶和华,这位以色列人唯一的神。华人的春节背后,没有神的踪影,看不到神及其大能。逾越节的家宴中,总是穿插着读经与向神祷告的活动。而传统的华人春节活动至多包含烧香祭祖(烧香拜佛)的内容。逾越节中的逾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圣约)。以色列人负责按耶和华说的办,耶和华确保犹太人逾越灾难。各尽其责,合作成功。在华人中,过年与春节则更多是一个民间的传统习俗,没有造物主的身影。逾越节传达了救赎的信息。逾越是耶和华神施展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得以从此离开为奴四百年的埃及之地以获得自由。而华人的春节,既然背后没有神可以依托,因而也没有发生救赎的事件。华人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摆脱什么。逾越节传达了恩典的信息。以色列人得以逾越第十灾,接着走出埃及,至西奈山与神立约,最终在迦南美地安家定居,都是得益于神的恩典。而华人的春节则不传达这一信息。逾越节之所以成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节日,是因为逾越日是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节点。逾越节的故事是以色列人如何获得自由的故事。而中国的春节始终与中国人的自由历程无关。逾越节起源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明确记载与规定,而华人的过年春节则是起源于零星的历史记忆。以色列人把被神拣选以及与神的交往过程明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上。在华夏,则没有记录华夏人与神交往的圣经。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神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上帝的历史。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上帝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神无缘,神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sdfd
2021年2月11日

刘军宁 |免费的是最贵的:要福利,还是要自由?

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救济让他们舒舒服服地享受贫穷,而是鼓励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对那些有能力自食其力的穷人,政府给他们提供的越多,他们为自己提供的就越少,因而也就越穷。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才可能变得自立、富裕。数年前,瑞士举行了一次全民公投,其中有一条倡议备受瞩目:公民有权获得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说,无需任何理由或资格,凡是瑞士人,成年者每月无条件获得
2021年2月4日

刘军宁|耶路撒冷:美国秩序的精神首都

美国秩序的永恒之道蕴藏在人类文明的三千年传统之中。美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基于古老事物与古老原理的新秩序。当时的美国貌似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实不然。新建的美国不是与过去的决断与割裂,而是对人类自由的大传统的继承。
2021年1月28日

刘军宁|实用之殇: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思想界能认清杜威思想的危害,那就说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就终于超越了上个世纪胡适先生的那个年代!数年前,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周刊,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评选出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具有“争议性”的十本书,比如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文革时的红宝书等。其中,杜威的《民主与教育》竟也高分当选。杜威是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学术导师、精神教父、思想源泉。胡适先生的一论一说几乎都打上了杜威的烙印,连孩子都给取名胡思杜。杜威与胡适杜威思想在中国的践行者名单中一些至今颇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等。上个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基本上被两位美国思想家在中国的代理人所瓜分。一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自由左派杜威在中国的代理人胡适与新文化派,一边是哈佛大学的保守主义右派白璧德在中国的代理人梅光迪、吴宓与学衡派,一定程度上也包括陈寅恪。白璧德注重主义、有信仰、很传统、重道德、很人文;杜威轻视主义,重实验,很科学、无信仰,世俗而唯物。杜威的实用主义也深获中国(文)人之心。在这场交战中,杜威的思想后来完全占了上风。杜威的胜利为后来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甚至在今日中国的知识界眼里,杜威依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化身。然而,许多美国人却对杜威有一番截然不同的评价。在美国,有人甚至认为杜威是美国教育制度,尤其是私立教育的毁灭者。更有人说,如果美国教育是一位农夫的话,杜威便是这位农夫怀里的毒蛇(Bosom
2021年1月7日

刘军宁|主义与问题

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可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先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说的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许多左派与右派文人都十分推崇,这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名言后来甚至成为许多人手中攻击主义研究者的大棒。在中国,对问题、实际和实践的重视,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轻视由来已久。正面的口号是真抓实干,反面的对照是“清谈误国”。有一种熟悉的学风所提倡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派改革家们也特别“低视”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真理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上述现象都成了问题。问题,究其根本,来源于问题意识;短缺问题意识的人,很难发现问题,尤其是那些重大、有价值的问题。问题意识,究其根本,来源于主义与思想。在人类事务领域,不掌握重大的主义与思想,就无法发现重大的问题。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方案是回到正统公有制计划经济;右派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方案是宪政民主,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甚至对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径庭的。再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有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来谈论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只是他的这些“口号”式的主义。熟悉胡先生政治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如果没有这些口号式的主义,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坏主义。然而,对待坏主义的办法,不能用鸵鸟式的专注于其他问题来回避,而是用好主义来替代。主义要用主义来抗衡。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但同时也很主张多谈主义。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好的主义产生好的问题意识,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好问题。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可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END號主:Eunice近日,微信修改了订阅号推送规则,號主精心为您准备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茫茫的信息流大潮中,消失不见……因此,想要第一时间看到號主的推送,方法只有一个,点「星标+在看」!星标3步走:①点击标题下的「存在之链」
202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