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城市研究院（TrendsCity）独家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若要论中国哪里的男人最怕老婆，大概得数川蜀之地。川蜀之地形容怕老婆的男人，有个专用词叫做“𤆵耳朵（也常写作耙耳朵、粑耳朵）”——在四川方言里，“𤆵”是软乎乎的意思。怕老婆有专用词，已绝对是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气象”了，但这还不够，一名四川男人甚至撰文把怕老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而一举奠定“四川男人怕老婆”社会形象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创造怕老婆“哲学”的，是活跃于清末民国的文化人李宗吾。李宗吾是四川富顺自流井人，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清末时服务于四川教育界，参与过辛亥革命。他于抗战期间写下一篇名作，题为《怕老婆的哲学》。内中称，自古以来凡成就功业的英雄豪杰，大体都怕老婆，比如实现南北统一的隋文帝怕老婆，助唐太宗踏平烽烟的房玄龄怕老婆，支撑东晋司马氏政权的王导、谢安也怕老婆。总之，“我国历史上，不但要怕老婆的人才能统一全国，就是偏安一隅，也非有怕老婆的人，（否则）不能支撑全局”。李宗吾还说，全中国最怕老婆的地方是四川，“河东狮吼”这一流传千古的怕老婆典故，其主角便是生于四川眉山的北宋名士陈季常。据此，李宗吾颇为自豪地写道：“怕老婆这件事，不但要高人逸士才做得来，并且要英雄豪杰才做得来。……我们四川的文化，无一不落后，惟怕学（怕老婆哲学）一门，是很可以自豪的。……希望外省的朋友，协同努力，把四川的省粹，发扬光大”。[1]李宗吾；图片来源于网络李宗吾想表达的，其实是未受教育开化的乡民“往往将其妻生捶死打”，只有读书明理之士才知道怕老婆。他呼吁天下人向四川男人学习，全都养成怕老婆的好品性，其实是失望于民国时代天不怕地不怕的恶人太多——他说，“其为人也怕妻，而敢于在外为非者鲜矣”，意思是在家里怕老婆，去到社会上大概率也不会为非作歹。故此，掌故学者喻血轮赞誉《怕老婆的哲学》，说它“立论谲奇，尤使人读之妙趣横生”[2]。李宗吾的文章刊出后流传甚广，一举奠定了“四川男人怕老婆”的社会形象。同时代的四川军政要人似乎也很“愿意”佐证李宗吾的论断。比如刘湘就是个人人皆知的“𤆵耳朵”。他身为所谓的“四川王”，却只有原配周玉书，至死不敢纳妾。在当时川蜀舆论场的传言里，周玉书性格勇悍，是人人闻之色变的“母老虎”，单枪匹马就敢去掀成都警备司令家中的神祖牌位[3]。周玉书在传言里越悍，刘湘在传言里就越𤆵。当然了，“𤆵耳朵”刘湘未必真怕周玉书。聂绀弩有篇文章《论怕老婆》，内中一针见血写道：“怕老婆是一回事，怕老婆的故事是另一回事。表面上看，怕老婆故事多，似乎就是怕老婆的人多，其实刚刚相反。正因为怕老婆的人少，怕老婆的事才被认为稀奇，不正常，可耻可笑，才被编成故事，传播开来。……新闻记者们有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就是这意思。”[4]刘湘留下的只是怕老婆的故事；他在家庭生活中是否真怕周玉书，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时节，正值文化界与舆论界将怕老婆视为文明开化的标签，胡适成立有“怕太太协会”，辜鸿铭有名言曰“老婆都不怕，那还有王法吗？”对刘湘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𤆵耳朵的名声广为流传，不算坏事。怕老婆这种事情，不像人口调查与赋税征收那样有统计数据可用，也无人去做田野调查。好在，自李宗吾以蜀中文化人的身份，拿个人生活经验当依据，得出“四川怕学最盛”这个结论后，迄今尚无人能够将之推翻。2014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全国怕老婆城市排行榜里，成都仍然高居第二，仅次于上海[5]，可见李宗吾所言不虚。只是很可惜，他兴致勃勃揭破事实，却无意解释事实的由来。其实𤆵耳朵的历史成因并不复杂。川蜀之地出现这一现象，最重要的缘故是清初规模浩大的“湖广填四川”事件。明末清初，川蜀之地迭遭兵灾，先是有张献忠疯狂屠蜀，后又有清军入川烧杀抢掠，再后来又发生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蜀地再成战场。待到三藩之乱平定，川蜀已是荒无人烟。康熙三年（1664年）成都、华阳两县各只有400余户人家，共计人口4400余人。康熙二十四年清廷统计四川人口，全省仅得9万余人。迫不得已，康熙三十三年，清廷颁布了《招民填川诏》，以减免赋税等手段招募湖广百姓前往四川垦殖，要求四川与湖广等省文武官员给愿意“奉旨填川”的百姓全面开设绿灯，“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6]。清末之时，傅崇矩调查成都人口，发现基本全是外省“奉旨填川”而来，而以湖广最多。其中：简言之，清末时的成都人几乎全部来自外省。[7]有资料称，自康熙中晚期“湖广填四川”启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有约600万人口自发流入四川。可想而知，相比留在原籍的底层百姓，这批人更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与这些家庭一并迁入四川的女性，自然也是如此。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利用县志资料和民间所藏族谱，部分还原了这批女性的精神面貌和家庭地位——她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本就是驱动家庭迁入四川的决策者。比如，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黄氏”，在丈夫和婆婆去世后，面对旱灾，毅然亲率子孙迁至四川简阳。她在简阳操持家庭运转二十余年，至去世时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已形成一个大家族。再如，原籍湖南宝庆府的周肖氏，嫁给周宗升为妻，周宗升中年去世，留下三子，生计艰难。于是周肖氏毅然决策，率三子西行入川定居于金堂县。其墓志铭记载道：周家入川时家无余资，到周肖氏晚年已拥有良田三百余亩，“皆孺人所积也”，全是周肖氏努力操持所致。[8]引自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第355-356页。当然了，更多的“填川家庭”是在男性主导下迁徙入川的。这些家庭中的女性同样富有冒险与开拓精神——外部环境要求她们必须如此。川地荒芜已久，外省百姓空降至此，要想白手起家过上富足的生活绝非易事。这种艰难，客观上会对“填川家庭”中的女性提出很高的要求。如果她们不能给家庭的经济状况提供有效增益，首先会影响该家庭是否有勇气做出入川的决定；其次会影响该家庭入川后能否站稳脚跟存续下来。故此，留存在民间族谱与地方县志中的那些参与了“湖广填四川”的女性，往往都有着内可俭以持家、外可宽以御众的品性，能力出众，可受各种艰难困苦。[9]换言之，在康熙中期开启的这场人口大迁徙里，一个家庭要想在筚路蓝缕中成功扎根为“新四川人”，会很需要家庭中的女性贡献力量。为了让女性贡献力量并回报女性贡献的力量，男性也很需要给予女性以相当程度的尊重，让她们在家庭中获得相应的地位。于是，迥异于其他省份的“怕老婆”现象，就在川蜀之地的“新四川人”中出现了。遗憾的是，当筚路蓝缕的时代结束，“新四川人”里的男女地位，终究还是向男尊女卑的“常态”靠拢。毕竟，他们仍然生活在“夫为妻纲”的清帝国。呈现在史料中的一个典型迹象，便是进入清代中晚期之后，四川地区的家庭棉纺织业开始兴盛，当地的裹小脚之风也呼呼地刮了起来。哪里的家庭纺织业越发达，哪里的缠足习气就越浓厚[10]。𤆵耳朵的本质是尊重女性，裹小脚的本质是压迫女性。看似迥异的两种现象，实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尊重与压迫皆出自男性，驱动力皆与女性能给家庭提供何种帮助有关。当然，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持续了百余年，𤆵耳朵这种现象在“新四川人”中也被需要了百余年。一种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现象，要消失也会有个漫长的过程。李宗吾在晚清生活了三十余年，他感受到的“四川怕学最盛”，正是漫长消失过程中的余绪。而随着“夫为妻纲”时代终结，随着“怕老婆”被胡适这些新时代知识人誉为文明的标配，𤆵耳朵终于在民国时期止住颓势再度崛起并延续至今，成为四川男人引以为豪的性格标签。[1]李宗吾：《怕老婆的哲学》，晨钟书局1946年版。[2]喻血轮：《绮情楼杂记》第二集“李宗吾怕老婆哲学”条。[3]刘以治：《我的叔父刘国鋕》，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4]聂绀弩：《论怕老婆》。收入《聂绀弩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9-450页。[5]《全国怕老婆排行：上海第一

石窟寺，在河畔山崖间开凿，始于魏晋，盛于隋唐。我国现存石窟寺有5986处。它们历经千年却鲜为人知，它们是文明、历史、信仰的见证。也许终有一天要消亡，但我们依然能延长它们的寿命。这个99公益日，腾讯新闻、时尚城市研究院联合推出《守护石窟寺》系列策划，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块守护这些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璀璨瑰宝。本文由腾讯新闻、时尚城市研究院联合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1905年8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德国人勒柯克（Albert

时尚城市研究院、图解教育工作室联合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9月1日，开学日。全国约2亿小学初高中生步入教室，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再次出发。几乎所有学生的“初心”都是名校，而名校，美国有常春藤，中国有“对标”的C9联盟。按院校代码排序，C9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这9所中国顶尖高校。在中国，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是多少？时尚城市研究院、图解教育工作室独家整理了C9近三年本科计划招生人数，对比12年前小学招生人数，粗略算出答案约为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个进入小学开始义务教育的一年级学生，正常12年后高考考上C9的概率约为千分之一。但考上C9成为千分之一的幸运儿，并不纯靠实力，地区也很、或许更为重要——过去三年，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最高的永远是北京，也唯有北京的概率一直高过千分之五，而云南年年垫底，概率甚至不足北京的1/10。高考面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但高考依然可以算是中国最公平的考试之一，至少在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内，尽量做到了人人平等。不过，倘若对比不同地区学生从小学入学到12年后考上C9的概率，那悲伤就逆流成河了。北京是一个断档式的存在，得益于北大、清华的近水楼台，以及高考生人数少等原因，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2022年北京超过千分之五，是全国平均的四倍有余，而排名第二的陕西接近千分之四，超过千分之三的还有浙江、天津、黑龙江，超过千分之二的有江苏、上海。概率低于平均线的有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低于千分之一的有13个，垫底的云南、河南甚至不足二千分之一——然而，2022年这两地高考报名人数累计超160万。2022年各地考生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相差有多大2021年情况大致相似。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北京创三年内新高，接近千分之六，遥遥领先，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概率超过了千分之四，同样是三年内新高，而后是陕西、天津、黑龙江，概率超过千分之三，再是概率超过千分之二的江苏、上海。垫底的依然是云南、河南，概率依然、也只有这两地不足二千分之一，而倒数第三的广西、倒数第四的贵州，概率不及全国平均线的一半。2020年前七排名则与2022年完全相同，成为C9本科生的概率，北京超过千分之五、陕西超过千分之四，而后是超过千分之三的浙江、天津、黑龙江，以及超过千分之二的江苏，但这一年上海虽然仍排第七，概率却降至千分之二以下。这一年，概率不足二千分之一的地区有4个之多——四川、广西、贵州、云南，云南继续垫底，而河南倒数第六，三年之内唯一一次概率超过二千分之一。这三年情况惊人的相似，排名前七的永远是北京、陕西、浙江、天津、黑龙江、江苏、上海，唯一不同的是陕西、浙江互换了榜眼与探花的位置，而倒数的七个地区，云南、河南、贵州三年都在其中——别说C9，这三个地区连所985高校都没有。原因不难理解，C9高校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黑龙江，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南京大学在江苏，浙江大学在浙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安徽，西安交通大学在陕西，而大部分高校在属地招生时都有程度不同的照顾。其中的特例是天津与安徽这两个处于高考生物链两端的地区。天津并无C9，但以其一贯的高考洼地属性成功跻身前四——倘若将C9扩大到985，则天津考生考上的概率常年全国最高，超过北京、上海——安徽却只能暴风式哭泣了，纵有中科大一所C9，也有属地照顾，但其他高校招生数少，本身考生又多，概率排名一直在20上下徘徊。不过，都说北大、清华特别“青睐”北京考生，但单看本科生计划招生数量，算起来浙江大学才是“顶流”，连续三年在浙江的招生数占比都超过了一半，其次是南京大学，连续三年在江苏的招生数占比均超过三成，2020年更是接近四成，再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大部分年份在两到三成之间，而北大、清华、中科大位居第四档，占比在15%左右，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是助人为乐的“清流”，在属地上海的招生占比并不高，反倒是连续三年都是在江苏计划招生人数最多。C9高校属地招生比例，浙江大学超过一半需要厘清的是，计划招生人数并非当年实际入学人数，而且在属地照顾上，除了本科还有硕博，这一点在各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更能窥见真实情况。以中科大为例，2016-2020届（2021届数据未公布）本硕博毕业生生源数据显示，安徽省生源一直高达三分之一左右，约为排名第二的河南省的四倍。四大名校招生照顾本地生源，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计划招生中表现“清流”的上海交通大学，在毕业生就业报告中“原形毕露”。报告数据显示，2016-2020届（2021届数据未公布）本科毕业生生源（不含港澳台及留学生）中，上海生源占比每年均在四分之一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更远远高于计划招生的比例。显然，除了统考之外，上海本地考生有着更多的其他机会进入上海交大。“顶流”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不屑于遮遮掩掩，就业质量报告中数据与计划招生相差不大。2016-2019届（2020、2021届数据未公布）浙江大学本科毕业生生源中，属地生源均接近一半，而排名第二的江苏、广东或四川均不足4%。差距之大，令人咋舌。南京大学稍微“低调”一点，大部分年份本科毕业生中，江苏生源占比在三到四成，河南、四川、安徽、山东轮流第二，但占比同样不足4%。至于最受关注的北大、清华，出于某种原因，从未在就业报告中公布毕业生生源，因此很遗憾无法一睹真容。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过一个数据：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此外，根据郜丹丹《优质大学招生分省定额：实施现状、区域差异与优化路径》一文的数据，2016年每100个北京考生就有超过1个可进入北大清华，而录取比例最低的贵州则是近三千考生中取一，概率相差近30倍。各地考生进入北大清华的录取比例相差有多大

时尚城市研究院（TrendsCity）独家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济南的存在感，曾经有如乾隆对“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的记忆，隐隐约约，却不强烈。东拓、西进、南并、北跨之后，济南突破地理局限，告别大明湖时代，进入黄河时代。这不是新欢取代旧爱，而是不得不为之举——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在南北宽仅12公里的狭长地带发展。山东省政府、济南市政府与大明湖风景名胜区位置示意（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图片截自天地图不再是那大明湖畔夏雨荷的济南，2020年GDP突破万亿，时隔数年再次冲进中国城市20强。济南的下一个目标是创建国家中心城市，济南能靠什么？济南，济水之南。济南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却又曾因水而限。清代咸丰年间，黄河再次大改道，济水故道为黄河所据，济南自此北临黄河、南依泰山，用中国传统风水的话术来说，“前有照，后有靠”，然而军事上的易守难攻，却使济南在向现代化城市演进中，曾经四面受限。在合并济阳区、商河县、莱芜区、钢城区之前，济南北临黄河、南依泰山（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地图来源：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审图号：鲁SG（2021）026号在黄河、泰山的南北夹击下，济南中心城区南北宽仅12公里。济南的破解路径是不自我局限在大明湖畔，而是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以突破地理限制，谋取发展空间。“章丘、长清县于1978年，平阴县于1985年……陆续划归济南市管辖。”①但章丘、长清、平阴的并入，虽让济南得以向东西方向延伸，却并未解决南北过于狭窄的窘迫。济南把目光投向黄河以北，“济阳、商河县于1990年陆续划归济南市管辖。”②不到30年后，济南再将南控改为南并——合并莱芜市。“2018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设立济南市莱芜区，以原莱芜市莱城区的行政区域为莱芜区的行政区域；设立济南市钢城区，以原莱芜市钢城区的行政区域为钢城区的行政区域。”③济南的土地面积是如何一步步扩大到近5倍的至此，济南的土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扩大到改革开放前近5倍，人口资源也大幅增加，以2020年户籍人口来算，翻了一番有余。更为重要的是，

年代的北戴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5期。⑧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765页、776页。撰文

时尚城市研究院（TrendsCity）独家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转载省会/首府往往是一个省/自治区内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发挥着经济龙头带动作用。在山东、江苏、内蒙古、河北、辽宁和广东，情况有些例外。2021年，仅济南、南京、呼和浩特、石家庄、沈阳、广州这6座省会/首府，GDP不及所在省/自治区的非省会/首府城市。这6座省会/首府，情况各有各的特殊之处。时尚城市研究院（TrendsCity）查询济南、青岛、烟台2021统计年鉴等数据发现，济南GDP在改革开放之初低于青岛、烟台；数十年来，青岛GDP遥遥领先，济南则与烟台展开约十年一个轮回的拉锯战：1981年济南反超烟台，1987年被烟台逆转；1997年济南再次反超，2004年又被烟台逆转；2014年，济南再次反超，稳定了山东省内榜眼的位置至今。济南、烟台GDP对比：约十年一个轮回，双方交替领先与青岛的发展得益于海港不同，济南的发展曾受限于地理环境。历史上，济南北临黄河、南依泰山，处在一个南北宽仅12公里的狭长地带内。为打破地理限制，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济南开始了其“东拓、西进、南控、北跨”的发展路径：东拓章丘、西进长清平阴、北跨济阳商河，但黄河的阻隔让北跨之路倍感艰辛，济南将南控改为南并。“2018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设立济南市莱芜区，以原莱芜市莱城区的行政区域为莱芜区的行政区域；设立济南市钢城区，以原莱芜市钢城区的行政区域为钢城区的行政区域。”①莱芜的并入，并不仅仅扩大了济南的辖区面积、增加了济南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济南南依泰山的地理限制。山东省自然地理版地图（局部）地图来源：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审图号：鲁SG（2021）026号济南GDP也迅速在2020年突破万亿，在中国城市中排名升至第18名。济南的下一个目标是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而这需要济南继续征服北向的地理限制——跨过黄河，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与济南一样，南京与呼和浩特在所在省/自治区内也颇有些魏、蜀、吴三足鼎立的意味。魏是青岛、苏州和鄂尔多斯，经济实力最强，作为省会/首府的济南、南京与呼和浩特是“正统”的蜀，而烟台、无锡与包头则是吴。区别在于，2021年呼和浩特GDP被包头反超跌至第三，而济南、南京暂居第二。南京、苏州、无锡曾联袂上演GDP你追我赶的好戏。改革开放之初，南京GDP最高，上世纪80年代初被苏州反超。80年代中期，南京、无锡交替领先，1992年无锡再次反超后，领先优势保持了约20年之久，直至2013年，南京才再次反超无锡，稳居江苏省内第二至今。南京GDP与无锡你追我赶，被戏称为“安徽省会”苏州的一马当先，得益于制造业历史积淀和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等，而地理上“一分为二”的无锡，东边与上海的联系恰为苏州所阻隔，南京虽是江苏省会，却地处西南角，被安徽滁州、马鞍山、宣城三面包围，经济联系紧密，以致被戏称为“安徽省会”。江苏省政区图（局部）地图来源：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审图号：苏S（2020）033号如今，苏州仍以制造业立市，南京发力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无锡则在告别“苏南模式”后，在集成电路和光伏产业上杀开了一条血路，成为“物联网之都”。三地目前均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虽各有侧重，但也存在竞争：3座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最高的十大行业中，前2个完全一样，累计7个完全重叠。相比之下，南京GDP在短期内追上苏州并不现实，但南京拥有省会地位、科教实力、交通枢纽等诸多优势，至少可保持第二不被无锡反超，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超过武汉、杭州、成都也为外界所看好。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包头GDP你追我赶的过程同样精彩。建国之初，呼和浩特在三者之中GDP最高，却在1955年被包头反超，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头都占据第一、呼和浩特紧随其后；然而，2007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鄂尔多斯反超呼和浩特，呼和浩特首次掉到第三；2008年，鄂尔多斯再反超包头，直至现在其GDP仍在内蒙古自治区内排名第一；2014年，奋起直追的呼和浩特反超包头，跻身第二，但2021年再次为包头反超。内蒙古三大城市GDP排名变化：鄂尔多斯逆袭至第一，首府呼和浩特排名第三输给“家里有矿”的鄂尔多斯也就罢了，曾经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的包头，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速也高于呼和浩特。为加快呼和浩特经济发展速度，内蒙古在去年11月公布的《呼包鄂乌“十四五”一体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强化首府呼和浩特市龙头带动作用”，“发挥首府龙头带动作用。”②今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再次提出，“支持呼和浩特实施强首府工程。”③呼和浩特则将“十四五”目标定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保持7%左右、总值突破4000亿元”④。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按可比价计算，呼和浩特GDP增速达到6.5%，远高于此前几年，强首府工程初见成效。石家庄、沈阳、广州则不用担心在省内GDP排名掉到第三，但三者的形势也有区别。十几年前，石家庄是河北省内GDP第一的城市，2004年被唐山反超后，便一直苦苦追赶。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石家庄（含辛集市）GDP首破6千亿，而唐山已超8千亿，石家庄GDP时隔数年后再次不足唐山八成。近日，石家庄提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2022年到2025年年均保持快速增长，到2025年力争综合经济实力重回全国前30强。”⑤压力不可谓不小，可喜的是，2022年开了个好头。上半年，石家庄GDP达3510.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一季度，石家庄10.1%的增速更是唯一一个增速超过两位数的省会城市。而唐山今年上半年GDP为4105.5亿，二者差距已在快速缩小。少有人知的是，唐山这个因煤而建、因钢而兴的钢铁老城，“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GDP甚至在2016年、2020年连超沈阳、大连，成为华北、东北地区仅次于京津的存在，而这曾是沈阳的骄傲。沈阳GDP在2008年被大连反超后，双方差距似乎有越拉越大的趋势，但沈阳也并非没有逆转的可能，毕竟二者GDP体量2021年相差不到600亿元。七普数据显示，沈阳、大连是辽宁唯二常住人口没有净流失的城市，沈阳的常住人口数及增量均多于大连。不过，在整个东北近年经济增长亟需提速的情况下，沈阳、大连可能不得不化“内卷”为合作，共渡难关：辽宁省多年前即提出，以沈阳、大连为主轴，把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有机联结起来，增强整体竞争力，打造辽宁经济发展新引擎。石家庄与唐山、沈阳与大连之外，在省内双星闪耀的，还有广州与深圳。改革开放之初，广州GDP在广东省内可谓“一家独大”，1980年高达深圳的21倍多，彼时深圳还是个“小渔村”，当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得益于经济特区的优势，深圳迅速缩小差距，1992年广州GDP已仅为深圳的1.6倍多。最终，2012年，深圳成功反超广州，并保持领先优势至今。近几年，广州急起直追，二者差距有进一步缩小之势。广州还有可能反超深圳吗：1985-2021年双方GDP对比与深圳一样，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发展绝对堪称惊艳。1978年，广州GDP为43.09亿元，短短数年后，1985年即突破百亿，再十年后，1995年突破千亿，2010年与深圳一起同时突破万亿，2018年翻番突破两万亿，2021年接近三万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广州的人才吸引力同样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七普数据显示，广州常住人口接近2千万，与六普相比增加了近600万，增量仅次于深圳与成都（成都2016年合并了简阳）。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明确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大湾区战略下，广州又一次站在了时代浪潮之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