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建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9期。摘要：近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美冲突加剧，国内各种矛盾凸显，这些问题和挑战给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内国际双循环；超大规模市场；科技创新；“一带一路”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我们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习近平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指出了我国繁荣国内经济形成发展新格局的现实路径。这一讲话精神是我们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行动指南。一、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工业革命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至今，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涛声也已不绝于耳。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而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都会有新的产业涌现，都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改变人们的知识技术创新方式，为人类创造出全方位的智能生活。技术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基础。每一次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技术领域必然发生重大变革与进步，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兴起和不断成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已悄然迈开，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信息物理系统（CPS）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基础。通过信息物理系统能够创造一个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社会，把一切资源用物联网与服务网融合起来，完成价值链在横向与纵向上的无缝整合，最终实现“社会化协同智能制造”这一革命性的生产模式。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制造业将全面实现智能化，工厂的生产流程、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用户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被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网络。这个智能化网络可以根据数据自主调整生产流程，并且自动修复机械故障，以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制造出多样化的个性化定制产品。随心所欲的个性化定制将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产品将完全围绕消费者个人的喜好来设计制造。消费者可以借助虚拟可视化技术，目睹整个设计、生产、安装、运输流程，用户的消费满足感与生活舒适感将变得超乎想象。（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入调整随着世界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深入调整。西方一些大国国内矛盾重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应对不力，迟迟没能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国家实力出现不断衰落的迹象。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妥善应对危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走出阴影，实现了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明显提升。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调整，这也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警觉和担忧。于是，在欧美等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逐渐抬头，各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一些企图“甩锅”中国、与中国进行切割的做法登台露相，这些新情况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更加大了这种不确定性。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基调就已由原来的“竞争中合作”转变为“打击加遏制”，美国对华各种霸权主义行为和霸凌主义行径不断上演，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打击中国华为、中兴等公司，其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已开始实施。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信息战、网络战、舆论战、外交战甚至军事战将全方位展开。2020年美国关闭中国驻美国休斯敦领事馆、派卫生部高官访问中国台湾等事件表明，中美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2020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这种影响不仅有短期的，而且有长期的。世界银行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全球实际增长率下调至负5.2%。①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造成了人员、货运流动的中断，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威胁，这促使各国不得不考虑本国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家开始鼓励生产本地化、出台“去全球化”的政策措施，国际分工合作的势头受到一定程度遏制。新变化带来新问题，我国的外需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较强劲增长非常困难，即使进入后疫情时代外需也难以成为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能、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这既是客观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我们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还存在很多影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偏低，导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在当前外需不振，国内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因而投资增长困难的背景下，如果不扩大消费，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二是我国处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科技的强弱决定了产业竞争力的高低。我国很多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得到的附加值也较低，因而发展后劲不足。三是供需结构不匹配不协调，供给难以适应需求的变化。随着人们购买力不断提高，我国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高、精、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要求越来越高，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不协调，就造成了产能过剩与需求压抑并存。四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不高，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另一方面也导致内需启动困难。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对此，我们必须立足国内，妥善应对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当前，这些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主要动力，如在1994年13%的GDP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35.1%、33.7%、31.2%，而从199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出现负值之后，净出口的拉动力开始弱化，在2000—2019年的20年间，净出口的贡献率平均值为负2.22%。同期，投资的贡献率平均值为46.86%，个别年份（2009年）甚至高达85.3%；消费的贡献率平均值为55.36%，个别年份（2000年）甚至高达78.8%。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世界平均水平为60%以上，发达国家一般在70%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一直较低，消费低迷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我国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产能的利用率只有70%—80%，因此投资也不可能长期高位运行，我们只有启动消费才可能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第二，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产的很多消费品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换代的需要，近些年兴起的海外代购业务某种程度就是这种供需不协调的表现，小到奶粉、马桶盖，大到各种奢侈品、汽车，都成为国人在海外疯狂采购的对象。在生产资料领域同样也存在这种供需不协调的现象，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一方面每年大量出口钢材，另一方面每年又大量进口钢材。比如，2019年我国出口了价值3699亿元的钢材，同时又进口了价值973亿元的钢材。③然而，我们出口的都是普通钢材，以价格低廉取胜；进口的都是机床、精密仪器使用的特种钢材。无论是最终消费品，还是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我们都迫切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工艺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以解决供需不匹配不协调的问题。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我国钢材、水泥、化肥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多年全球第一，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却不高，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④产能过剩可以说是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经济才可能真正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第三，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近些年来，我国尽管在科技等诸多领域实现了巨大突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但是在基础工业领域还有很多短板，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我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基础能力还不够强，而这些能力是工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石，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柱。工信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2019年12月13日央视财经论坛上指出，中国基础工业不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目前中国在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材料上的自给率只有1/3。⑤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创新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第四，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消费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6523元，比平均数低13.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244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的2.73倍。全国居民按五等份收入分组，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401元，是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的10.35倍。⑥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还是相当严重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还存在规模相当大的低收入群体。因此，只有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只有不断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我们才能真正启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才能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真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有待进一步改革深化。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一系列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一是生产要素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市场远没有统一，人才流动还受到户籍等制度的制约；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较弱，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不够强；土地市场乱象较多，土地价格暴涨增加了经济的运行成本；技术市场发育不成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数据市场发展迅猛，但市场秩序不够规范。二是宏观调控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在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在宏观调控中存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轻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的倾向，致使政策的长期效果不够理想。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促使“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层面上的作用不够明显。三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市场化过度。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成本增大，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影响消费潜力的释放。四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能力还需提高。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企业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三、扩大内需是繁荣国内经济的关键一着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内需，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需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问题、培育与开发农村市场问题、挖掘与提高消费潜力问题和发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优势问题等。可以说，扩大内需就是推动我国经济维持较高增长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着。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高，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⑦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消费的环境和品质也越来越看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改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的状况，满足人们消费升级换代的需要。我们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改善消费环境。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我们要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养老、托幼服务以及大健康产业，多措并举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第二，加速农村消费市场的培育，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农村市场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市场的发展，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市场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没有农村市场的启动，扩大内需的效果就不能充分显现。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但仍有5.5亿多人常年生活在农村。⑧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我国仍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所以，振兴农村、发展农村是一项长期任务。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农村市场具有巨大潜力，能够承接城市中很多产业的梯度转移。很多在城市中市场出现饱和的产品，在农村却有巨大发展空间；很多在城市中因产品升级换代而淘汰的产品在农村却打开了销路，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因此，我们要重视农村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我们要始终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放开搞活农村经济，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充分挖掘农村市场的潜能，从而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完善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妥善处理好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分配制约着消费，分配的合理程度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消费市场的大小、消费结构的优劣。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一方面产品大量过剩、卖不出去，另一方面贫困不断积累，贫困人口无力购买商品。扩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在于中低收入人群，在于把收入分配的差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大高于高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也大大高于高收入人群，因此，我们应重点通过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扩大消费市场，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这样，我国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第四，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市场放任不管。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2]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内需主要有两大块：一是消费，二是投资。政府在投资领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一是直接投资建设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5G基站、充电桩、换电站等基础设施。二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等手段引导企业投资，为企业环保设施改造、技术升级改造提供配套资金，促进企业扩大投资规模，提高产能。三是加大民生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支持管网改造、加装电梯，加强公园健身器材等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创建良好营商环境，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四、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创新成为重构世界经济版图的决定性力量。正如习近平所言，“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3](p.493)没有创新，企业就没有核心竞争力，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创新是我们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大体上看，以下三方面工作是亟须推进的。第一，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习近平指出：“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3](p.249)可以说，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命运。当前，我国面临“卡脖子”技术的现象还非常严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辛国斌在“2018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上表示，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航空发动机、运载火箭、大飞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⑨事实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市场换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我们要围绕产业链中的短板，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重点解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问题，尽快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为了多出人才，多出科研成果，我们必须加快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激励机制，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各国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工业4.0”计划，开始实施“工业智能化”振兴战略。顺应时代潮流，我国也提出了旨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我们要加快以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抓紧布局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等支柱产业。我们要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实现根本性转变，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第三，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培育科技创新龙头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科技创新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强的状况。我们要针对产业链中的短板，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明确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发各类主体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国家要统筹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布局，推动基础科学的研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我们要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扶持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龙头企业。五、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畅通国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2020年7月，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在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都比较低迷的形势下，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我国畅通国外大循环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日益加深，经贸往来日益密切。2017—2019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73745亿元、305050亿元、92690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7.8%、13.3%、10.8%，明显高于同期各年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14.2%、9.7%、3.4%。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更加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发挥我国产能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落后，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所需资金量大的特点，由于财力有限，这些国家依靠自身建设很难在短期内完成。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术、雄厚的财力，加之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产业领域存在过剩产能，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既发挥了我国的产能优势，又解决了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对各方都有好处。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基础设施的畅通，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共同发展。中国要与各国一道，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第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富裕程度不同，科技发展水平不同，产业优势不同，这些差异意味着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可以为沿线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单一，商贸体系不够发达，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开发程度低，这些劣势和不足恰恰说明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都很大。中国在短短几十年获得了巨大发展，在市场培育和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发展。中国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每一个产业都开发了适合不同人群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我们可以依据从低端、中端、高端的次序，把最适合于当地的产业转移过去，这一方面为我国产品开拓了市场、化解了产能，另一方面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促进了当地国的发展。第三，加强能源、资源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资源保障。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一些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矿物质的储量都非常大，而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量也非常大。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我国对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⑪与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合作，我国可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能源消费市场，他们可以提供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我们可以加强在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炼化、储运等全产业链合作，并为这些合作解决好金融支撑、环境测评、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从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的能源资源保障。第四，加强卫星导航等技术服务合作，提升中外经济合作质量。世界已经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我们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我们可以共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加强航空航天合作，推动中国北斗导航系统和气象遥感卫星技术服务当地国家建设；可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药、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强合作；还可以推动在网络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领域取得合作意向和更大成果。这些领域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大大提升中外经济合作的质量，使“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END【转载说明】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本期审核】王

【作者简介】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修订组专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学会理事。【本文来源】《中国劳动关系学报》2020年第06期。摘要：《资本论》中构建的理论体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和提出的重要论断并没有过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是以《资本论》为基础，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为前提的。新中国建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我国探索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孕育了基本的理论养分。建立在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基础上的时代变革，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范畴和研究内容，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主要命题和研究主旨。关键词：《资本论》；经济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理论体系总是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作用是巨大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巨著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中国发展道路，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内涵。一个比较容易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和现实的材料。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则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与《资本论》的科学论断相结合，进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一、正确认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开放性与人们常识中的印象相反，一个经常给人以误导的见解是，从传统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潜在地宣示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过时和无效。本来，《资本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和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洞察无人超越，而其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相对来说更易于因现实情境的变化而失去吸引力。然而，当我们回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域内时，将《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论断割裂于研究视野之外有时反倒成为一种时髦。这一错误认知，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性的阉割，其错误导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将永不会退出。《资本论》是立足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强调要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范畴推导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从而表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包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865年初，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又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2]615从后来的情况看，《资本论》正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占有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进行阐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资本论》又是面向未来社会的，细究《资本论》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狭义范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确立的研究设想，其中一部分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尽管《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揭示，本质上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这种狭义上的特殊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从而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一）《资本论》为研究经济活动确立的理论前提不会消失研究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早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在《序言》中概要性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要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591在这一简要表述中，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作用第一次在经济学理论中被突出出来并置于基础性的地位，从而与过往以及后来的一切庸俗经济理论相区分。不仅如此，与物质生产力相互维系的生产关系作为另一重要变量，也因此才被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合适位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此序言曾专门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4]20显而易见，自《资本论》撰写之始，马克思就将社会性的物质生产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始终将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对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坚持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物资料质生产的研究，必然是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生产力水平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必然是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演进密切相关的。《资本论》中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空间。在探讨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的主题时，马克思直接摒弃了现象层面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干扰，始终坚持从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出发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了活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范畴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一研究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始终只能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不会改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简单要素论的理论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时体现了逻辑上的完整性。同时，它并不排斥对三个简单实体性要素在内涵上的拓展。如科技要素和与之相应的管理要素，乃至于现代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数据等要素，则是渗透于上述三个实体性要素之中。《资本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是持开放式思维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生产越是发展，劳动者越是具有“总体劳动者”的性质，使生产的直接操作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和设计者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先进，它们都是由劳动者制造出来并使用。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构成生产性的劳动。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科技劳动是活劳动的一部分，主要以脑力劳动为特征，它在本质上属于生产性劳动，而且是生产性劳动中的复杂劳动。相比于简单劳动，科技劳动要求的社会投入更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更高，所能推动的劳动对象数量更多，最终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量上也更可靠和更有效。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对象是劳动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基础，而劳动资料则是劳动的物质条件，决定着社会采用何种劳动手段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相当于人的器官的延长和扩大。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机器人、互联网+等，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历史性地产生了主导作用。除了生产工具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如道路、桥梁等，它们是劳动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生产要素具体内容的不断丰富，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激发的生产潜力，现代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的市场空间的扩大，证明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科学性。（二）《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起点仍然成立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展开的最基本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出发，将“商品”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抽象出来，确定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构建了科学而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他才指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5]412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为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奠定了基础。由于对商品的分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得以被提出并得到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才得以被揭秘。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增殖运动赖以进行的物质载体。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一切笼罩在商品交换面纱下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谜团和悖论，就这样被解开了谜底。不仅如此，《资本论》中关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一般规律的分析，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揭示，对货币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的阐释等等，仍然是指导人们分析和考察当代经济现象的有力工具。只要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没有消失，《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风险规律的分析，仍然会在现代社会中顽强地发挥作用。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看，无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建设制造业强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与认识和利用好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密切相关。只有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改进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平等和推动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在整体上改进劳动效率和提高经济效益。（三）《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具科学性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其研究对象既是总体的，又是具体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始终是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中，辩证地分析社会制度和经济现象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6]993毫无疑问，就《资本论》中的具体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意上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7]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方面，它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需要以雇佣劳动为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特殊方式。这一分析仍然是对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及其本质的最科学的说明。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也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这里有多重原因：其一，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一直在发展和发生变化。实际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日益商品化的生产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标志并构成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小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机器大工业发展则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对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结束后的过渡期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资本论》中已经历史性地给出了科学的说明。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始终需要紧密联系当时的客观现实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当新的生产技术条件、新的组织制度等出现时，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必须对其给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以增加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例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现象，如福特制、订制式生产、订单式生产、外包式生产等，需要根据其形式的变化说明其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上述变化本身所暗含的资本和劳动结合方式的变化，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涵。其三，对现实经济生活新出现的典型事实，也要结合时代变化给出科学诠释。在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立，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地显现其本质，而只是暂时地显露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部分内容。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和波及范围有限，有时甚至只发生潜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生产体系后，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因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生态和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并愈益成为劳资矛盾和国际经济贸易争端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对这种变化给出解释和说明，从而拓展其研究范围。总之，《资本论》中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一方面，《资本论》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跨越过程及其规律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路径；另一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从而为通向未来社会打开了理论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揭示了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而且也可应用于促进一国内部和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并最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二、中国道路成功密码内置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之中《资本论》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象和范畴的背后，它都运用或借用其中的重要范畴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加以描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关。《资本论》中所科学阐述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比如，对商品经济交换基本规律的重新重视、对市场经济下物质利益关系的再探索等等。从《资本论》所揭示的核心原理出发，中国发展道路的合规律性，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对《资本论》中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认识深化一切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需要尊重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能否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成为能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审视和批判中，同样也蕴藏着历史的肯定，即出于生产力标准对资本的文明面的认识和认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从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家庭劳动”通过“扬弃”发展为工厂的机器大生产，“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8]545这种“趋势”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条件的优化、生产原料的节约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从根本上看，其动力形成的基础还是来自于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即与科学技术的推动、教育的普及提高和资源利用上的集约化有关。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而言，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也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体现。可以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具有同一性的现象，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展现出的历史趋势。由于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我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1979-2018年的4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从4100.45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生产力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生态环境等因素开始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节约社会劳动要素成本的基本要求。显然，将保护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重，同样体现了对《资本论》中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二）对《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演变规律的全新审视生产关系衍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不仅涉及到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更涉及到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得益关系、社会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等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狭义上一般体现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出发，科学论证了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演变的客观规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未来被取代的历史趋势。这一论断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关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发达和不平衡，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越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强行实现对商品经济的逾越，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决定了人们之间交换劳动必然借助商品交换这一曲折的形式，只有摒弃片面的“一大二公”思维，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旨归的。商品经济客观规律被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巩固，使《资本论》关于商品经济的重要论述重新回归到现实视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境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新了条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交换规律的尊重和对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上。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科技要素、管理要素有了新的认识和重新重视，对土地要素的作用进行了再定位和科学利用，在新时代我国对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突出和强调等等。这些认识上的深化，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三）对《资本论》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设想的探索实践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路径。从生产力标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主张。而如何取代私有制以及用什么来取代私有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猜想。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难题。针对私有制下的商品拜物教弊端，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即“设想有一个自由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9]95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更是从积累、信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经济危机等层面揭露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批判了私有制度对现代生活中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它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使个人劳动转化联合劳动，相互竞争的生产转化为联合和协作生产。这样，社会生产目的将直接转向满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需要，因而能够更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更高地发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作用，从而创造比雇佣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积累、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和强调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角色的同时，我国又创新性地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思路。这一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来，我们党一再明确和深化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政策原则。在功能定位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0]在实践中，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日益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税收、扩大生产、解决就业、搞活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没有根基，也缺乏其关键基因，中国模式就难以取得成功。（四）对“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思想的坚持与完善《资本论》中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8]97还指出，在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生产，“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8]96可见，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克服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带来的矛盾，必将产生一种社会需要，即社会在整体上应当超越自然人和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法则，进而将社会生产活动的全社会调节作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主体，必须深度介入市场活动并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资本主义工厂立法的普遍化，也“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8]549这表明政府作用的发挥和法律等人为因素的干预，可以更好地促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和发挥作用。从我国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不仅在于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基础上的举国体制，而且还在于政府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可见，具有计划性的国家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由于遵循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我国在长期发展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市场自发调节带来极度过剩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重视借鉴《资本论》经济理论永远是对现实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科学反映。一个适合于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出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中诞生、并在长期实践中显示出其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诚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本本主义的固守，但它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上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仍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得到借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明确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任何一门经济理论体系都有一个逻辑起点。是坚持从当代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出发，在高度抽象中概括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本质？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象出发，将具体的制度或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彻底性。目前，尽管学界普遍同意“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辑主线。但关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界的观点却各不相同。目前主要有商品逻辑起点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点论、半商品逻辑起点论、剩余产品的逻辑起点论、产品的逻辑起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形产品”的的逻辑起点论、“人民主体论”逻辑起点论、“现实的人”逻辑起点论等等。笔者认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受到削弱，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规律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回避的逻辑前提，它必然成为理论体系的发展始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之外，其他多种所有制广泛存在并参与市场活动，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必然重回理论视野，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顽强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导致公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者也不得不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商品逻辑起点，其适用性现在已经成为无可质疑的现实。由此，商品逻辑起点的复归，也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再次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逻辑。应当说，马克思对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分析仍然没有过时。物质财富采取商品的形式，仍然是当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特征。（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这一研究主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切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现实经济生活总是不断变动的，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一变动过程中总结其内在规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近期目标和宏远蓝图。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1]153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清晰地表明了新的事实材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材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将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矛盾分析，前提是要立足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事实材料。笔者认为，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研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趋向，而且应当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重点。在对这一基本矛盾的研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当成为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过去一直欠缺，现在应当被突出出来加以强调。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和市场机制等问题也是需要被联系起来考察的。探索新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规律，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深化认识，使之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内涵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作为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与生产关系相区别的，自然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属性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包含在广义的生产关系内涵之中的，就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拓展。从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角度看，尽管它们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在广义上它与生产关系具有高度的交叉融合性，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得到体现。（三）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理论建构是通过思维方法，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的再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理论层面的反映和诠释，是适应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建构的灵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和核心思维访求，即仍然是以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方法为标志。《资本论》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的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蕴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马克思还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以及买与卖的矛盾、买者和卖者的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开始展开其对资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科学阐释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客观运动过程；并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蕴含的矛盾运动，其中包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关系、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两大部类下生产与需求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人口与资本的相对过剩关系、生产扩大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等矛盾运动，最终在根本上揭示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源。概言之，唯物辩证法从本质上革命性的，始终坚持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将经济现象中的范畴以及相关范畴的转化过程作为研究视角。这一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论，在今天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仍有指导意义。哲学思维在经济理论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静态思维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始终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属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辩证法可归纳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转化和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3]310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体现为对立统一的经济要素，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相互冲突，推动着经济规律发挥客观作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过程出发，科学分析新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包含对立面的经济关系，如生产和消费关系、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国家调节力量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劳资关系、供求关系、自由竞争与垄断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等等，在对立统一的视野下重构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总量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变动关系、经济范畴在本质和内涵上的演化，也需要联系实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四）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的双重依赖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路径上需要依托于两个层面。首先，在理论的形成上，需要借助于对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实践创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中外两大时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对过往一切旧理论观点的审视、质疑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这个意义来说，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需要进行理论突破和创新。这其中包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范畴和术语庐山的体系化构建，也包括着对其他经济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思想观点的创造性转化。任何理论的原创均离不开前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运用中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两者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它们均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源泉。抽象化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抽象化在理论构建中往往以术语、范畴和概念为特征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立足现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凝结新概念、创建经济学新范畴和概括新术语入手，坚持将概念范畴的原创性和思想性作为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32-3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自然也需要创造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新术语，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实践证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提炼出大量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如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发展观、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双循环格局等。这些被提炼出来的新的范畴、概念和话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学理层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四、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着眼于若干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作为其理论指导和思想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精髓是一以继之、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魅力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并将在现实中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开辟。从现实的要求来看，当前仍需要联系《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从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入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突破。（一）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判断，摒弃了发展公有制经济时过于追求“纯而又纯”的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超前情结。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使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基本固化下来，使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制度得到基本的明确，有效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围绕中国发展道路下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演变的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阐释。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主要经验，一是处理好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二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主要包括：关于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关于公有制经济质和量的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布局、规模、数量与其控制力的关系；壮大国有经济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具体路径；廓清非公经济本质，坚持其补充辅助地位。通过政策法规消除限制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壁垒；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关于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道路成功提供了科学的解答。其二，对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主体关系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处理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路子。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改革思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重要出发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增强而非削弱甚至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实践中国企对于振兴国家实体经济、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与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分工协作的视野看，我国鼓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发展。在具体政策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从单纯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走向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从理论层面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混合所有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合所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总体上看，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发挥并逐步走向共同发挥其不同作用。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与阐释。分配制度是与所有制结构直接关联的。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保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我们仍然需要从《资本论》出发，重视其内在的规律性，防止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的过度侵蚀。不过，从传统体制下较普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非劳动要素进入收分配制度范畴，这一进程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会长久维持不变。相反，收入分配领域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对立性因素，也会使收入分配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发生变化。例如，在历史上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上升就是如此。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科技要素作用的上升也使得其受到日益的重视，当前我国更是在收入分配中强调了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无论是分配的对象方面，还是分配的主体方面，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内涵上的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坚持劳动分配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因而是不需要创新的。同样，承认和强调多种分配方式的作用，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分配方式天然具有正义性，不需要调整和改变。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分配方式只有在市场绩效评价机制下才能有效实施，才能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发展过程，适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要求，适应了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向化解相对贫困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也适应了我国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和发挥各类生产要素作用的现实需要。其四，对当代中国民生福利结构演变的研究。民生改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从发展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到提出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改善上经历了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不断改善民生的现实道路。民生改善体现出公共经济的本质特征，它是在客观规律支配下运行发展的。在这基础上，我国正确运用相关规律自觉驾驭公共经济，增进了人民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本质内容。当然，这种保障和改善总是渐进式的，总是要根据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维持在一个历史的、合理的限度上。从局部和短期角度看，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要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更快地改善民生福利。从整体角度和长期视野看，社会保障的提高和民生福利的改善又不能超越能力，不能拖累或影响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民生水平越来越高、公共物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均衡发展，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下民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趋向。（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律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先有科学的理论，而后才有具体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党的领导是内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其一，党的领导在时序上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因而在逻辑上也先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政治领导，也体现在经济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证明了党的领导的历史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丰富了党的领导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成熟，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其二，党的领导在现实层面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嵌入、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性质上同样要遵循这些本质的规定性。而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直接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属性和特征，无论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是生态方面的特征，都只有在党的领导基础上才能确立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特征中，党的领导不仅无可替代，而且作用唯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决定的。其三，党的领导在实践层面上决定了社会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范围集中资源，使社会生产的相关要素被调动起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明显要优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制度。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使我国更好地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更好地对经济秩序进行管理和规范，甚至更好地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有目的性的干预，从而最终更好地发挥出《资本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道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及其成效。（三）“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只有强调“人民主体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如下内容：其一，坚持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有从社会人出发，将人民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使社会实践合乎规律性。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劳动者利益遭受损害。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崇尚劳动，为劳动者谋福利，为劳动者求解放，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其二，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就内容而言，后者不仅要求公有资产的数量和比例，即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要占相对优势；而且要求公有资产的质量优势，包括资产的经营性、资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基础。在经济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突出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才能成为唯一的分配依据，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其三，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公平观和效率观的统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反映出我国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和科学，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依靠劳动为第一推动力的发展，因而必然是保障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发展。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上是强调社会活劳动的高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公平。在实践中，收入分配制度将逐步转向更加体现分配的合理和有序，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规律的体现。（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作为整体性的发展理念，是经历了长期经济建设实践后才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和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诉求，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提供了指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各有其自身要求和内涵，同时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创新发展而言，它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凝练和简化，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机器生产和“一般智力”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剩余”、“财富积累”和马克思的竞争理论运用于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了集约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协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思想，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部类关系和区域关系的思想。强调绿色发展,纠正了资本视野下单纯注重价值增殖的偏差，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促进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形态约束等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回归。谈到开放发展，在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以及市场需求扩大同样可以创造生产的角度来深化认识；在另一种意义上，从生产力层面看开放发展意味着协作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这种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来说，共享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当前中国已经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化解相对贫困的急迫性开始浮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探索出一条让劳动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路子，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新挑战。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的研究，既可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视角，也要从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演进来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最后发展为五大发展理念。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整体上对经济发展的五个重要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升华。参考文献：[1]习近平.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J],2020(1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年.[7]张雷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10]关于的说明,人民日报[N]，2013-11-16\01版.[11]马克思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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