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万历朝鲜战争时的日军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承平日久的朝鲜军队迅速溃败，丢城失地，朝鲜国王向宗主国大明求援。为保护藩属国，大明从各边镇乃至内地边陲的广大地域征兵赴朝。在赴朝参战的明军中，曾经出现了黑人的身影，他们被明军称为“异面神兵”。一、昆仑奴：明清之前的黑人形象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需要对明清之前的黑人形象做出一个大致的总结。自先秦至明清，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大与深化，中国汉域文献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黑人形象资料。昆仑奴古代中国关注到黑人的历史应当是从先秦开始的。汪受华先生认为，《山海经》中出现的疑似黑人的论述，不应完全归入神话传说的范畴之中，而应视作先秦先民对黑人形象认知的宝贵记录。到了两汉三国时期，中国对域外黑人的认知开始增加，对黑人形象的描绘更为具体。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曾经遣使访问南海诸国，万震有“扶南海隅有人如兽，身黑若漆，齿白如素”这样的记载。这些关于黑人的直接描述，更多的来自孙吴政权与“各遣使奉贡”的扶南诸国的直接往来。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对黑人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晋人朱彦时在《黑儿赋》中用骊牛、乌牛、鸬鹚等黑色兽、鸟作比，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对来自异域的黑人形象十分熟悉。在晋代以后，出现了用“昆仑”作为自己的名字或绰号的现象。东晋孝武帝的母亲李陵容身材高大，面目黝黑，因而被宫人称作“昆仑”，正所谓“谓其人如昆仑”，这里的“昆仑”就是指“昆仑国”，在南海之外。在当时，“昆仑”已作为一种描述黑人的代称被保存下来，并在隋唐时期逐渐流行起来。《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昆仑奴“葛老”隋唐宋元时期，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与海陆交通的顺畅发达，中国对黑人的了解更加深刻。在此阶段，无论是真腊、林邑等朝贡国家，还是浮海西游的高僧商人，都为中国人加深对黑人的认识做出了杰出贡献。唐代的高僧慧琳说：“昆仑语，上音‘昆’，下音‘论’，时俗语便亦曰‘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服猛兽犀象等。种类数般，即有僧祗、突弥、骨堂等，皆鄙贱人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的域外黑人大多是“鄙贱人”，他们来自蛮荒偏远地区，开化程度较低，因此“昆仑奴”这个词在唐代逐渐流行，甚至出现了以“昆仑奴”为主角的传奇小说。《大唐无双》中的昆仑奴形象在唐宋时期，蓄奴尤其是蓄“昆仑奴”是一种时尚。在时人看来，“昆仑奴”和宫里的太监一样，远离故乡，没有太多的世俗亲情羁绊，因而对主人会比较忠诚。《萍洲可谈》里就说广州富人大量豢养“鬼奴”（也就是黑人）。《草木子》甚至说：“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女仆一定要高丽的女孩子，小厮一定要域外的黑人，豢养黑人奴仆在北方的仕宦之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以上是黑人比较卑贱的形象，除此之外，黑人还具有精通水性、侠义勇敢和能歌善舞等正面形象。在《萍洲可谈》中，“鬼奴”“色黑如墨，唇红发白，发卷而黄”，善于泅渡，在水中如履平地，因而在船身漏水时经常“持刀絮自外补之”。在唐人裴铏的传奇小说《传奇》中，记载了一个黑人奴仆“磨勒”的故事。唐代宗大历年间，崔生与勋贵侍女红绡相爱。红绡用手语与崔生约会，但崔生一时没有领会其意，崔生的奴仆磨勒为他解开了这一谜题。后来崔生与红绡决定一起私奔，但事情被勋贵发现，勋贵让五十个甲士围攻磨勒。磨勒手持匕首，“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愣是飞出了高墙之外，顷刻之间，不知所终。这个小故事在宋元时期流传甚广，成为塑造黑人正面形象的经典事例。崔生与红绡二、异面神兵：万历朝鲜之役中的黑人部队关于黑人部队的作战记录在史籍中付诸阙如，并没有太多记载。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当中发现黑人部队的一些蛛丝马迹。在明朝末年，肺活量大、体格健硕的黑人越来越得到一些葡萄牙殖民者乃至部分明朝将领的青睐。当时一个黑人差不多要五六十两银子，有一些明朝将领为建奇功，不惜花大价钱购买黑人充当自己的火器兵。另外，还有一些不堪葡萄牙殖民者虐待役使的黑奴，或私自搭乘军舰、或经由澳门逃入明朝境内投靠大明。明朝也看中了他们的这些优点，一般将这些黑人收编入伍，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打击当时势力正盛的海商集团。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黑人也有一部分随军入朝作战。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琼州游击彭信古升为朝鲜参戍，协助大将军刘綎平定壬辰倭乱。当时的朝鲜宣祖李昖来到彭信古的军营巡视检阅，彭信古饶有兴致地向宣祖展示了他帐下的这些“异面神兵”。他们是“波浪国”人（“波浪”是“葡萄牙”的音译），善于使用鸟铳，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他们“黄瞳漆面”，通体皆黑，须发卷曲如黑羊毛。这些“异面神兵”善于潜水，在战时可以凿沉敌方战船。他们不是真正的葡萄牙人，只是葡萄牙人役使的奴隶，基于这种卑贱身份，他们在中国抑或朝鲜的史料中多被称为“海鬼”或“黑鬼”。万历年间的广州布政使蔡汝贤在《东夷图说》中说：“黑鬼即黑番鬼，号曰鬼奴。言语嗜欲，不通性悫，无他肠，能扞主。”他们孔武有力，一个人能背起几百斤重的东西，在水中可潜行一两日，与敌人作战时也毫不畏惧，奋勇向前。这些关于黑人的论述基本延续了隋唐宋元时期的说法，并没有太大变化。明军使用火炮彭信古的这些“异面神兵”并没有给彭游击带来好运，因为就在五个月后，他的军队遭遇了惨败，他所引以为傲的“异面神兵”可能在这次战役中全军覆没。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月初一日，茅国器、叶邦荣和彭信古三部倾巢而出，直逼岛津军团大营。茅国器和叶邦荣所部从卯时开始进攻，遭到了日军顽强的抵抗，一直到巳时才勉强攻破了敌军营寨的一扇大门。在茅、叶两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彭信古的“异面神兵”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彭部多为京师的无赖小儿，不曾经历战阵，也不善于使用军队的火器装备，在装填火炮炮弹的过程中引起失火，造成军队火器库大爆炸，“冲起半天俱黑”。正在死守的日军抓住明军骚乱的机会，趁机发起反攻，大肆掩杀，在明军阵中横冲直撞。彭部经受不住日军强劲的攻势，全军溃退，逃离战场。彭信古原先的三千将士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人，他的“异面神兵”也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在朝鲜的《再造藩邦志》中，首批入朝作战的刘綎军中也有黑人军队的存在，他们“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这些黑人兵的形象概述和上文彭信古的“异面神兵”在作战能力素质方面也没有差别，但可惜的是，这些黑人部队在之后的战争发展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史料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文史君说万历朝鲜之役中的明朝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支成分复杂的国际化军队。明军中的异域军队，以黑人兵为主要成员，他们具备良好的作战能力与军事素质，通过各种途径被收编进入援朝的部队之中。从唐宋时期的昆仑奴，再到万历朝鲜战争中这支昙花一现的黑人部队，这些史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乃至非洲地区之间曾经存在着深入的交流。在中国步入近代化的前夜，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往来关系从未断绝。参考文献《宣祖实录》，吉川弘文馆，1999年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先来后到”一词，意在表明先来者较后来者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因此也占据着先天优势。三国时期，刘备带领军队从东方一路西进，借机攻占益州，将其作为日后蜀国的统治基础。以往读者大多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将蜀汉政权视作占据大义且内部团结的一方，但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作为外来者的刘备集团面临着诸多挑战。一、蜀汉政权面临的困境公元263年，蜀国被魏国所灭，成为三国中第一个消亡的政权。有关蜀国灭亡的原因，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如刘禅无能，信任宦官黄皓，黄皓专权导致蜀国内部混乱不堪，再或者是蜀国内部缺乏人才，以致于有着“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说法，再或是因为诸葛亮、姜维连年北伐征战，导致蜀国兵疲民困，因此蜀国在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面对魏国的南下自然无力抵抗。影视剧中的诸葛亮尽管人们对于蜀国灭亡的原因有许许多多的研究猜测，但其实任何一种解释都很难说明问题。例如说黄皓专权，其实黄皓在朝掌权不过几年的时间，且以他的身份也并没有像后世的魏忠贤那样权倾朝野，因此很难将蜀国灭亡归结到他的头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新的角度去探讨蜀汉政权走向衰亡的原因，并就蜀汉政权面临的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重点关注。蜀国由刘备一手创建，但刘备却并非土生土长的益州人，他出生于河北，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益州生活。而跟随刘备一同创业的将领与谋士，也几乎没有出身于益州地区的，简单来说，刘备集团相较于益州来说，是彻彻底底的外来势力。如果说这一点在刘备刚刚进驻益州时还体现得不太明显，那么随着蜀汉政权的建立，作为外来集团的刘备与益州本地士人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现出来了。刘备二、蜀汉的内部矛盾在刘备进驻益州之前，同为大汉宗室成员的刘璋占据益州多年，可以说是益州的“土皇帝”。在刘备反客为主后，刘璋的原部下以及益州本地的士人豪强依旧存在，且他们表面上完全向刘备势力屈服，但背地里却依旧尽可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刘备集团相较于广大的益州势力来说，其实是少数人，广袤的益州地方其实还是由地方士人占据的。221年，刘备登基称帝，至263年蜀国灭亡，蜀汉政权一共存在了42年，在这42年里，刘备集团与益州地方势力之间既合作又博弈，双方在合作与矛盾中维持住了蜀汉政权，也使其在走向灭亡。其实刘备在入蜀后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益州地方势力的重要性，因此他将益州本地的董和、黄权、李严、吴壹、费观、刘巴等人都揽入朝中为官，这也为蜀国的建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刘备死后，诸葛亮继承了刘备的用人政策，在南征蛮族与北伐过程中，继续使用益州本土士人为官。诸葛亮南征孟获用人是一方面，但是否真正化解固有的权力格局，将益州本土势力视作自家人，这又是另一回事情了。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其实并不是“士人”集团，像关羽、张飞、赵云等无不是武将出身，只有诸葛亮等才算得上士人。换句话说，刘备集团带有浓厚的草莽气，这使其与益州本地士人格格不入，因此产生许多矛盾。像益州名士刘巴便曾说，他认为与张飞结交是有损身份的行为，而有这种想法的可能不仅刘巴一人。要知道，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多如此，按这样看来，益州本土士人对刘备集团的整体印象并不算多好。因此刘备入蜀之后，其实在吸收本地士人入朝为官的同时，也在有意打压和限制本地士人，使愿意入朝的入朝，不愿意合作的则予以打击。例如蜀人张裕，在刘备集团刚刚进入益州时，刘备拉拢他时还较为宽容，但随着张裕不断发布蜀汉政权要灭亡的“谣言”，刘备很快将其杀掉。影视剧中的五虎上将三、不合作状态下的蜀汉政权上文已经说到，蜀汉政权对益州本地势力其实本质上来说并不信任，但益州本地士人也不是可以任意拿捏的软柿子。尤其是对于一些手握兵权的本地势力以及益州南部部分少数民族势力来说，他们一直在等待时机发动反蜀活动。220年，刘备在与东吴作战中大败，使刘备集团的势力大量被削弱，这导致益州的本地势力如汉嘉太守黄元、少数民族首领高定等率兵反蜀，这也开启了地方势力反刘备集团的先河。火烧连营随着刘备、诸葛亮等人的去世，蜀汉政权的中后期开始一改初期以北方、荆襄人为主导的情况，益州势力大量进入中枢朝廷。甚至像谯周这样的明显代表益州本土势力并向蜀汉政权的荆襄势力发起责难的人，都没有被蜀汉朝廷责罚。而朝内的主要几位负责人如董厥、诸葛瞻、陈祗、姜维，他们虽都非蜀人，但却存在分裂，致使益州本土势力得以将势力渗透进朝廷最高层。263年，魏国伐蜀，此时的蜀国外不再有吴国援助，内存在四分五裂的情况，益州本土势力甚至巴不得蜀汉政权覆灭，蜀国覆灭后，外地势力被魏迁移出蜀，益州本地士人也真正得以“蜀人治蜀”。谯周文史君说蜀汉政权的覆灭并非像以往认知中的那样简单。益州本土势力的反对与不合作，是导致蜀汉政权消亡的重要原因。这也提醒后人，回看历史时一定不能忽略构成复杂历史的蛛丝马迹，唯有抛却现代人的误解与误读，才能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参考文献白杨：《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雷近芳：《试论蜀汉统治势力的地域构成及其矛盾》，《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明朝阁臣内阁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一项发明，它是官员眼中的权力巅峰，但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背锅侠，在国家军政出现重大问题时，内阁就成为众矢之的。内阁这一奇特的“招黑体质”，还要从明末两起弹劾案说起。一、外患与内阁1630年，毁誉参半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被参“通敌女真”，随即被崇祯皇帝处死。次年，内阁首辅韩爌与内阁大臣钱龙锡因袁崇焕案先后被贬谪与发配至定海卫戍边。1638年，名将卢象升在抗击清军的过程中战死，同年，内阁大臣杨嗣昌遭到朝中御史群体的严厉弹劾。这两件事情的性质其实非常接近，都是在外作战的将领战败或死亡，而朝中拥有核心大权的内阁大臣因此获罪。那么为何战场上将领的命运会与内阁大臣紧密相关呢？内阁在晚明的历史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影视剧中的杨嗣昌袁崇焕之死与他对另一名将毛文龙“先斩后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袁崇焕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而钱龙锡也正因袁崇焕“通敌案”而获罪。为什么皇帝会认为远在关外的袁崇焕，会与朝内的内阁大臣钱龙锡有牵连呢？有人可能会说，钱龙锡和袁崇焕就是否杀掉毛文龙一事有过书信商讨，这是钱龙锡不忠的铁证。但就钱龙锡主动上呈的书信内容来看，钱龙锡始终没有表达出对袁崇焕想法的赞同，反而还有“慎重处置”的话语。影视剧中的袁崇焕我们再来看“揭发”钱龙锡案件的两位御史，高捷与史范，这俩人是天启年间的“阉党”一派成员。作为崇祯登基时任命的内阁六大臣之一，钱龙锡对高、史二人十分反感，并将其革职不用。此时二人被重新起用，自然想趁机扳倒当年“打击”他们的钱龙锡。现在的崇祯已经不是刚刚即位的崇祯了，他对史、高二人的弹劾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原因也很简单，要打击袁崇焕，就不可能只打击他一个人，但凡与他有牵连的，无论清白与否，都要遭到皇权的打压，这是帝王心术，也是政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钱龙锡，包括时任内阁首辅韩爌，接连被弹劾下马，也就不奇怪了。影视剧中的崇祯二、内忧与内阁现在再来看7年之后的另一桩内阁大臣被弹劾案，有意思的是，这次弹劾依旧与朝政无关，而与战争有关。1638年6月，兵部尚书杨嗣昌入阁办公，但仍旧掌管兵部事务，也就是说，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嗣昌既可以作为兵部尚书提出策略，同时又可以凭内阁大臣的身份批准他自己的策略，在一人兼任数职的情况下，大明内阁再度出现权力集中与“和谐”的状态。而时任宣大总督卢象升虽为掌兵大将，但却受制于杨嗣昌之手。如果说两人关系较好，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明军的作战能力，但问题就在于卢象升与杨嗣昌关系十分恶劣，二人就对清政策存在严重分歧，这也部分导致卢象升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并最终战死。明朝将军作为为数不多的抗清名将，卢象升的死对大明来说是“震惊朝野”的损失，人们的矛头全数指向内阁大臣杨嗣昌，将他视作卢象升战死的直接原因。与袁崇焕一样，杨嗣昌随后被弹劾有“通敌”的巨大嫌疑，而且很明显在国家大事上夹带私货，公报私仇，随后对杨嗣昌的弹劾扩展至方方面面，涉及到杨嗣昌执政的方方面面，此时的杨嗣昌无疑成为了大明接连战败的“背锅侠”。此后杨嗣昌在官场上也逐渐陷入困境，1641年，他在南方督战时因接连战败暴病而死。影视剧中的杨嗣昌三、四不像内阁体制无论是钱龙锡还是杨嗣昌，作为朝廷核心重臣，无疑要为前线的战败做出检讨，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要对战场失利全面负责，因为战争牵涉到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与领域，这个根本就不是两位内阁大臣能够负担的起的，但问题是没有人指出内阁背后的最高掌控者——皇帝的问题，反而对皇权意志的执行者内阁大臣百般非难，这与内阁本身的独特地位密不可分。内阁是明代独创的制度，与地方督抚制度一样，其创建纯粹是为救急，未曾想到会成为长期制度，因此内阁在帝国体制当中终明一代始终未得到确认。你要说它是“丞相”办公机构吧，它还不是；你说它是分割皇权的民主机构吧，那更不是。如果按内阁创建时期的意图来看，内阁大臣甚至都没有执政权力，只不过是皇帝的参赞大臣而已。内阁大臣一句话，内阁就是个“四不像”体制，内阁大臣的地位与权力则取决于本人的能力和手腕，以及皇帝是否亲政等因素，例如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被人称为“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张居正明末时期，朝廷急需能够总管调度朝廷兵马粮草等一切事务的机构与负责人，而内阁大臣自然而然被人们看作是承担责任的一方，至此，内阁彻底成为皇权的“代行”机构，当然也成为了皇权体制下的替罪羊，例如袁崇焕被杀一案，很明显是崇祯的意思，但人们却将矛头转向钱龙锡，仿佛总要有人成为袁崇焕的“同党”。内阁大臣虽然“似相非相”，但人们仍将其视作权力核心，因此许多人一直想取而代之。众所周知，明末多党争，无论是东林党与阉党，还是文人内部的纷争，除却意气之争，最为紧要的就是权、利之争。钱、杨二人被弹劾案之后，很快便补充上了周延儒与温体仁两位阁臣，他们成了弹劾案的最大受益人。但令他们也没想到的是，崇祯皇帝很快就将二人罢免，二人也落得了钱、杨的下场。周延儒总而言之，在这种畸形的体制之下，内阁成为多方拼得头破血流也要进入的权力机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国家军政一旦出现问题，阁臣就得充当皇权的替罪羊。正是在这种畸形体制之下，大明朝积重难返，走向崩溃，将江山拱手让给大清。清军入关文史君说大明晚期的两场官场弹劾案，无一不与前方战场有关联，可以说独特的内阁体制使得内阁虽有“内”字，但却无不与外部世界紧密相关。内阁首先是皇权的“代行者”，也是皇权的“替罪羊”，同时还是各方大臣眼中的“肥缺”，在党争、政争的多方斗争之下，战场失利的真相往往被后方的权力斗争所掩盖，真正的问题始终无法得以客观解决，最终问题叠压，积重难返，大明朝的崩溃近在眼前。参考文献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李文玉：《制度演进与舆论刑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文史哲》2018年第6期。（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欢迎关注浩然文史的视频号哦↓↓↓↓↓↓长按二维码赞赏支持（公众号专用）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关注我们专业学者团队有趣又有料的文史科普投稿：公号首页点联系我们稿酬优厚分享、在看、大拇哥一个都不能少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1939—1940年，苏联和芬兰爆发了冬季战争，尽管苏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拥有优势的苏联却遭到了芬兰人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战争中，一位名为西蒙·海耶的芬兰狙击手单枪匹马击毙了约500名苏联士兵，因此他被称为“白色死神”。那么这位史上杀敌数最高的狙击手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一、从猎户到神枪手1905年，西蒙·海耶出生于芬兰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在家中排行老七。海耶一家靠耕作和打猎为生，西蒙从小便随家人外出打猎，这段时光对其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打好了基础。17岁时，西蒙·海耶加入了芬兰支援民兵国民警卫队，他的射击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甚至还在维堡省的射击比赛中屡屡获奖。据称，他的家中摆满了射击比赛的冠军奖杯，这足以说明他的射击能力已经十分出众。海耶的故乡劳特耶尔维1925年，19岁的海耶加入了芬兰军队，在第二自行车步兵营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兵役。随后，海耶进入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他晋升下士，并担任第二自行车步兵营3连的班长。1927年3月21日，西蒙·海耶在服完兵役后退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海耶的狙击能力十分出众，但是他直到苏芬冬季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938年，才在乌蒂训练营接受了正规狙击手训练。据西蒙·海耶的传记作者塔皮奥少校所说，西蒙·海耶曾在1分钟内16次命中150米以外的目标，考虑到西蒙所用的枪支需要手动上弹，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成就。狙击中的西蒙·海耶二、白色死神让西蒙·海耶名留青史的是1939—1940年苏联与芬兰进行的冬季战争时的杰出表现。1939年10月10日，海耶被征召到维堡的兵营服役。同年11月30日，冬季战争爆发，海耶在芬兰陆军第34团第6连担任狙击手，对抗苏联军队。西蒙·海耶身穿白色迷彩服埋伏在雪地中，对苏军士兵进行狙击，当时气温极低，大致在零下40度到零下20度，海耶正是在这样的酷寒环境下作战的。身穿白色迷彩的西蒙·海耶尽管海耶从未公开谈论过自己的杀敌数，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自己在100天内大约击毙了500名苏联士兵，平均每天击杀5名敌兵。1939年12月21日，海耶创下了自己的单日最高击杀记录，他在这一天共击杀了25名敌人。这些记录都使他成为了二战期间，乃至历史上击杀数最多的狙击手。在日后被问到是如何称为一名神射手时，海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多练习”。西蒙·海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辉煌的战果，一方面是由于海耶出众的狙击技术，另一方面也和此时的苏军情况有关。首先是苏联军队在经过了1930年代的大整肃后秩序混乱，其次是苏联军队并没有配备白色迷彩服，这使得苏军在雪地中成为了狙击手的活靶子。尽管芬兰方面称苏联将西蒙·海耶称为“白色死神”，但是这个称呼应该是源于芬兰的宣传，苏联人口中的“白色死神”应该指的是芬兰森林中的严重霜冻。直到1980年代，西蒙·海耶的“白色死神”这一称号才首次出现在芬兰冬季战争文学作品中。战争中，芬兰报纸利用“白色死神”进行宣传以鼓舞士气。除此以外，西蒙·海耶还被人称为“魔法射手”，这也表明了人们对于他杰出狙击能力的认可。冬季战争三、回归生活由于海耶让苏联军队吃尽了苦头，因此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能除掉他。苏联的一枚炮弹有一次落在了狙击点附近，让海耶受了轻伤。1940年3月6日，海耶被苏联的爆破子弹击中了左下颚，立即陷入了重度昏迷。当时人们一度以为这个传奇狙击手已经死亡，他的死讯也很快传遍了芬兰和苏联。但实际上，他的一名战友在尸体堆中发现海耶还没死，就将他送入了医院。一个星期后的3月13日，海耶从昏迷中清醒，他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死讯后亲自写信纠正错误。这次受伤让海耶失去了半张脸，医生为他进行了多达26次手术，最终花了14个月的时间才恢复。1941年，苏联和芬兰之间再次爆发了战争，康复后的海耶本想参战，但是因其面部严重受伤，他的参战请求没有得到通过。鉴于其在冬季战争中的杰出表现，海耶从下士直接晋升为少尉，成为了芬兰史上晋升最快的士兵。而且他还被授予了多枚勋章，以表彰其为芬兰做出的贡献。从重伤中康复的西蒙·海耶战争结束后，西蒙·海耶归隐山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他成为了一名驯鹿猎人和育犬员，居住于苏芬边界的小镇中，他甚至还曾与芬兰总统乌尔霍·凯科宁一起打猎过。海耶在战后隐居鲁奥科拉赫蒂乡村生活为他带来了宁静，但也有时会让他感到孤独和恐惧，他终身未娶，自然也没有孩子，不过好在他有时能得到来自朋友和家人的陪伴。2002年4月1日，西蒙·海耶以96岁高龄去世，一代传奇狙击手就此落幕。老年海耶文史君说从猎人到国家英雄，勤奋和天赋也许是成就西蒙·海耶的最大法门，凭借手中的步枪，他成为了令苏联士兵闻风丧胆的存在。尽管海耶是一个传奇狙击手，但是也有人不认同他的做法，在谈到是否为自己杀了这么多人而感到懊悔时，海耶回答道：“战争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但如果我们不上战场，谁来保卫芬兰呢？”不知是否是谦逊的性格使然，海耶并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甚至很少谈论战争以及自己的战绩。也许对他而言，杀人并不值得骄傲，自己无非是做了不愿做但为了保卫国家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吧。参考文献[俄]拜尔·伊林切耶夫：《白色死亡：苏芬战争1939-1940》，台海出版社，2019年。于剑：《二战苏军军服：在苏芬战争中吃亏，在苏德战争中沾光》，《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作者：浩然文史·ABC之友）长按二维码赞赏支持（公众号专用）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关注我们专业学者团队有趣又有料的文史科普投稿：公号首页点联系我们稿酬优厚分享、在看、大拇哥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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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旧文精选浩然文史创办到现在有三年多了，考虑到大部分粉丝其实是最近半年多才关注我们，之前沉淀的很多优质内容可能大家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推出了旧文精选栏目，挑选比较满意的旧作，推送给新关注的朋友。琉球独立据环球网报道：10月31日凌晨，位于琉球的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突发大火，7栋建筑被完全烧毁，面积超过4200平方米。消息一出，许多当地居民都感到震惊和痛心，甚至有人表示“失去了心灵支柱”。那么在今天中国不断崛起，世界各国关系更加紧密的情况下，琉球的国际地位、琉球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究竟如何？燃烧的首里城一、琉球国和中国的关系19世纪以前日本最南端不过九州萨摩藩领地。而今天日本所谓最南端领土是“冲绳县”，19世纪以前的冲绳叫做琉球。琉球岛上生活着一群人，这群人是独立的民族即琉球民族。琉球人建立了自己的统一国家琉球国，琉球国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其地位如同朝鲜。琉球国国祚延续450余年。中原王朝册封琉球王，赐印信、给诏书、封王号，但不干涉琉球内政，琉球实际处于独立地位。琉球的义务则是奉正朔，用中国的年号；称臣纳贡，称臣嘛是国际惯例，且琉球弹丸之地而被封王，已经倍儿有面子了；纳贡则是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不平等是指中国对称臣藩国的进贡要几倍回赐，以示恩赏，对琉球来说称臣纳贡完全是只赚不赔。模拟的琉球王族礼仪古代东亚是藩属外交。此外交不仅是东亚的国际体系，更是把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概念融入到了外交政策之中。因为古代并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历代中原王朝标榜自己得神器、为正统，天下一家。加之，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天下统一在一姓之下（当然中原还得统一），而是天朝大皇帝为天下共主，类似于周代分封制下的周王室和诸侯王关系。所以只要臣服于中国，以清朝藩属国为例，不论是朝鲜、琉球、越南都是中国的外臣，他们的事就是清朝的事。所以近代才有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模拟的琉球王礼仪由此我们可以认为1877年日本强行灭琉球，这就是对中正当国家权益的侵犯。二、古代琉球人的自我认同琉球人一共有两次国家认同。第一次就是琉球王国时期。1429年琉球三国统一为琉球王国，当时琉球人就有了琉球民族概念，一如中国的华夏民族概念。琉球民族的构成很复杂，除了当地土著外更多的是大陆移民，也有少部分的倭人。其民族不论是混血还是单一，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所谓“大和民族”，琉球群岛的人和日本列岛的人完全就是两类人。甚至今天琉球人仍自称ウチナ

但事情还有疑点，即为何高人杰、李作室二人四次通详被驳回却仍然不改判而是尽量完善呢？难道是他们有什么不可置疑的证据吗？了解事实真相的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原因在于清朝的司法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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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明治天皇近代日本宣传军队绝对忠于天皇，是天皇的忠诚壁垒，但1878年的竹桥事件，直接推翻了此说法。竹桥事件使明治元老意识到了军队问题的严重，他们遂致力于将军队脱离政治，努力将其塑造成只听命于天皇的绝对中立势力。这就是近代日本热衷侵略的根源之一——统帅权独立的直接来源。一、军政一元化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各方面开始学习西方，军制上，陆军学习法国，仿照法国部队编制，此时军政、军令一元化，统一由政府下的陆军省管理。因为此时的明治政府鉴于几百年的武家政局，生怕武士（或称军人）再来“下克上”，所以他们竭力阻碍军人介入政权。日本武士明治政府的内大臣岩仓具视是反对军人介入政治的代表。因为岩仓旅过欧，他见到列强的军队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下，所以极力主张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在岩仓支持下，明治政府的喉舌、御用文人福地源一郎在《日日新闻》上写了社论：“不干预政治乃是陆海军人之本分，不怀念政治思想乃军人之大义。吾国军人政治，上下七百年，以至于维新之后，数度蒙受其祸害。”这段话要放到昭和前期，福地源一郎一定得上暗杀名单。但放在刚维新后和19世纪70年代前期的日本，福地成了社会偶像，受到一致好评。岩仓具视二、叛乱的刺激到了1874年，日本爆发了佐贺之乱。其实佐贺之乱发生的原因很简单，1872年，日本进行了废藩置县改革，这引发了旧势力的反对，因为废藩置县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现有封地，封建藩国制将变为政府的流官，而伴随废藩置县，旧武士坐而食禄的权利也即将消失。1873年，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明治政府内产生冲突，以西乡隆盛、江藤新平为代表主张无脑侵韩，但岩仓、大久保利通等人主张发展经济。结果大久保、岩仓联合天皇的宫内近臣发动了明治六年政变，将主张无脑侵韩的西乡、江藤等600人踢出政局。西乡隆盛江藤1873年12月回到老家佐贺，回去之后，越想越气，终于组织起了征韩党和忧国党，专门鼓吹侵朝，抨击政府软弱。1874年2月1日，以江藤为首，以佐贺为基地，2000名士族掀起叛乱，16日攻占了佐贺县政府，明治政府军18日才镇压了叛乱。乍看起来短短18天的叛乱被轻易镇压了，但明治元老可不这么想。他们的关注点就是2000人叛乱，政府没在第一时间镇压，而是到了县政府沦陷后才出兵，这就是政府的失策。所以必须要改变政军一体化的弊端，将军事交给专门的军事人员。江藤新平三、竹桥事件1874年2月，鉴于镇压佐贺之乱的失策，在明治元老策划下，在陆军省下设置参谋局负责军令问题，这个参谋局名为陆军下设机关，但实际是“外局”，即不和陆军省一个办公楼，它有独立的单位机关。这就给军权独立埋下了伏笔。但军权还是被牢牢掌握在文官手中。好巧不巧，1877年又发生了明治维新戊辰战争后最大的内战——西南战争。叛乱的借口还是老一套。政府不侵朝，且明治政府公布了秩禄处分，即赎买武士坐而食禄的特权，发给他们基金，让他们自谋生计。但武士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干，结果基金被资本家套去，武士面临饿死的局面。这次叛乱的头目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这次叛乱持续了7个月，叛乱范围几乎波及全九州。西南战争中，负责镇压的最高指挥官依旧是文官，武官属于辅佐地位，大致可以理解为宋代军制模式。但文官指挥混乱，只因西乡的复古叛乱不得民心，最后经过几番周折，政府才算勉强镇压。西南战争结束后的1878年，明治政府借战胜之余威，加紧推行秩禄处分和四民平等，进一步夺取了武士称姓带刀、杀人免死权。但是政府对参加西南战争的士兵奖励不足，这些士兵都是旧藩兵改编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武士为主人效死，主人赏赐武士是惯例，现在突然不给奖励了，这让他们一时接受不了。这种思想就在他们中间萌发，就在这年，参加过西南战争的禁卫军，驻守东京皇宫附近的竹桥的炮兵大队250人叛乱。这被日本史学家纐缬厚称为“建军后最大的叛乱”。四、竹桥事件引发的麻烦竹桥兵变虽然被镇压了，但影响极大。山县有朋对此深感恐惧，生怕明治政府支柱之一的军队不稳，恰在此时，山县的爱徒桂太郎从德国归来，桂太郎马上提出了学习德国军制，军权独立，加强军队建设，他的建议山县深表赞同。当年12月，陆军参谋局彻底独立，称“参谋本部”，成为天皇直属机构。山县为首任参谋本部总长。山县有朋你要问叛乱和军权独立有什么关系？在山县等人看来，竹桥叛乱表面上看是因为军队待遇问题，实际上是配合着自由民权运动，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毒瘤进入了军队之中。当时日本正在流行自由民权运动，资本家也以待遇问题为借口，实际要谋求的是政治权利。山县等人依次类推，军队表面上也是要待遇，实际就是要资本主义化，但明治政府是个半封建政府，其半封建的支柱就是军队，一旦军队都资本主义化了，那明治政府也就完蛋了。所以要坚决防止资本主义思想进入军队，为此必须先将军队脱离资本主义化的政治领域，这就成了参谋本部设立的最初原因，也是军权脱离政治控制的实质性一步。日本陆军此后日本在军权独立道路上越滑越远。1885年明治体制大改革，明治政体改为内阁制，其《内阁权限》明确写着“军机事项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到了1889年的《日本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海陆军”，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说：这条规定表明统帅兵马之至尊权，专属于帷幄大权，无需议会干涉。这就从宪法角度明确了军权独立。至此，从陆军角度来看，军队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摆控，成了和政府并列的一大机关，到1912年前后，他们终于自称军部。需要指明，因为海军学英国，所以虽然海军也有军令部，但其独立性不如陆军，而且海军大臣控制着地方镇守府司令官的任命和海军编纂，所以很大程度上海军大臣和海军省的地位要高于军令部，海军总长遇事都要和海军大臣商议。直到伦敦裁军会议的1930年，在陆军忽悠和支持下，海军军令部才凌驾于海军省之上。海军高官文史君说军权的独立（正式词语是“统帅权独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基础，军部可以凭借军权的独立，绕过内阁，径直向天皇告状，或通过拒绝提供陆海军大臣的人选，逼迫内阁接受自己的意愿。从以后的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日本军权独立之危害的最标致性事件，地方军队暴走，中央军部和地方高层暗通款曲默默支持，逼迫政府事后承认。而军部的借口就是军令事项无需政府意见。如此可见军权独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促进。参考文献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有斐阁，1956年。藤田嗣雄：《明治军制》，信山出版株式会社，1992年。（作者：浩然文史·紫橘）长按二维码赞赏支持（公众号专用）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关注我们专业学者团队有趣又有料的文史科普投稿：公号首页点联系我们稿酬优厚分享、在看、大拇哥一个都不能少

西草湾之战的主角是哥丁货，中国人称“别都卢”。这货的到来是个意外，他原本就是来洗劫南洋藩国的，但他听到屯门舰队被明军攻击，毅然北上，要“制裁野蛮”的中国人，所以他是主动来讨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