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铁来源：听哲学合众声摘要：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整个组织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丧失理性。一切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那个胜出。本文转自《听哲学》2009年1月18日晨8点，以色列在加沙实行单方面停火，历时23天的加沙战争结束。借助各方信息，笔者开始了解巴以冲突、开始独立思考有关这场战争的道德问题，发现这场战争的实质，其实并非土地和宗教冲突，而是文明对抗极权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哈马斯，本质上就是文明的瘟疫，它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的爆发。它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也同样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哈马斯谁该为加沙之战负责？据统计，此次战争已造成12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36人受伤。那么，谁该为这些死难者负责？很多人或许会说，当然是以色列，因为是他们越境打到加沙的。事情或许没这么简单，要回答谁该负责的问题，首先应回到冲突的起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加沙的简史。在旧的大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在旧有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1.15万平方公里地域划归“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它周边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就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仅这五国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六十万人，还没有正规的军队。然而，顽强的以色列人以阵亡近百分之一人口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来源：山巅上的加图文章已获授权明明技术、资金，国家重视一帮不缺，他们为什么还是输了。1“东德的研究者们正在庆祝——他们刚刚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计算机。”这是上世纪80年代末，登载在西德报纸上的一则正经新闻报道的标题，虽然它看起来充满了黑色幽默。是的，谈到苏联及其整个华约集团的解体，世人总结的原因可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苏联能继续存在，但西方集团对其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全面封锁下，它也将错过整个信息时代——请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在计算机芯片等关键几个技术领域被断供、普及不了电脑、智能手机、电视还是模拟信号的，甚至因为芯片匮乏，连导弹都要省着打……这样一个国家，别说持续进行冷战对抗了，其经济也将远远被其对手甩开。而事实上，到了苏联末期，这种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了。1985年，莫斯科科学计算机中心的工程师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在上班摸鱼期间发明了著名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该游戏经过匈牙利传到西方后一炮而红。几年后，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国游戏商展开了对该游戏版权的争夺，任天堂紧急派代表去莫斯科与帕基特诺夫谈判，想购买该游戏的版权。可是当任天堂的谈判代表到达莫斯科后，他们吃惊的发现，与进行他们的并非帕基特诺夫本人，而是苏联安全局和商贸部的高级代表。这让本来就想来谈个游戏版权的日本人大吃一惊。而严肃的苏联官员们在谈判中提了个郑重要求：这个游戏的版权、价格的问题好说，但能不能把你们游戏机制造技术转让，或者跟我们合作办个游戏机厂，让苏联人民也能玩上他们自己发明的俄罗斯方块？这个提议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终还是拒绝了。原因是，当时日本刚刚在一起非常严重的对苏技术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国的敲打。日本东芝公司将四台民用数控机床以3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了苏联。东芝当时觉得这没什么——这些技术在日本都是民用的么，你苏联人拿去用好了。可是，这四台机床车出来的螺旋桨帮助苏联潜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于第二年，美国设在波罗的海的监听系统，就听不到苏联核潜艇从港口出航的声音了。于是美国开始了紧急调查，最终以日本和东芝公司违反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技术管制的《巴黎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协定》为由，狠狠的罚了东芝一笔，并严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胁将给予制裁。此事之后，日本通产省紧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业，在与苏联的所有产业合作项目中都必须“万分谨慎”。眼见着东芝刚刚吃瘪，任天堂当然如履薄冰，于是干净利落的拒绝了苏联人联合办游戏机厂的提议：要加钱你们加钱好了。生产技术，我们不敢卖——哪怕就是做个游戏机。是的，到了冷战末期，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技术实力差距就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经普及的民用数控机床，到了苏联依然有极为重要的军工价值。哪怕是任天堂生产的家用游戏机，西方依然怕苏联把里面的芯片等元件抠下来，反向研发一下，弄个改版安到导弹上去对自己进行威胁。西方技术海洋中溅出的一滴水，对已经几乎被技术围堵困死的苏联来说，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贵。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技术、尤其是涉及芯片制造的电子工业技术，它是一个人类二战以后才兴起的新行当，苏联既然有能力和美国进行冷战，甚至先于美国发射卫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为什么最终会在这项技术上被对方甩开如此大的差距呢？须知，技术封锁这种事，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是搞不长久的，英国人当年还想阻止美国人赶上工业化浪潮呢，最后不是也没成么？盗取英国先进纺织技术的“美国工业之父”理查德·阿克莱特美国对苏联过于成功的技术围堵，在人类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苏联人又是怎么失败的呢？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关乎苏联机制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2说起来，美国人想在科技上对苏联的卡脖子，这本来是个伪命题——至少论电子产业，在起步之初，苏联当初是一点不虚的——甚至一度比美国领先了那么一点点。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节，这是一个人类计算机史上开天辟地的日子。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被组装完成。这台最初的计算机重达30吨、占地面积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个电子管，且每分钟只能执行5000次运算，运算能力远远低于你现在手上拿的这部手机。但这台机器的耗电量相当惊人，据说它开机的时候，半个费城的居民都会知道——因为他们家里的电灯泡会同时发暗。但埃尼阿克的军用效果放在当时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让美军计算一条炮弹弹道的时间，从20多分钟缩短到30秒，还能用来计算核武器的爆炸范围。于是美国政府才愿意拨款投钱，研发这个“秘密武器”。但我们知道，在冷战初期，美英的高层知识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苏联的，核弹技术都被偷去了，计算机的秘密当然也保不住。于是苏联高层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台机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亲自关怀下，苏联很快将计算机设为其重点研发的项目，全苏联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苏联二战后在东欧的一堆卫星国，都开始憋足了劲儿向着这个方向攻坚。英美大学里同情苏联的教授们，则不停的将相关这些技术传递给他们的精神祖国苏维埃。于是，到了1950年，苏联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计算机MESM，用6000个电子管，做到每分钟约3000次运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还不容易出故障。而紧接着，抉择的难题也同时摆在了美苏面前——想要提高计算机的效率，必须抛弃笨拙的电子管，采用新的晶体管，那这个事儿要不要做呢？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也就是说，在晶体管诞生之初，美苏同时摸到了晶体管计算机的门槛。由于苏联的研发人员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拨款，甚至苏联一度领先了半个身位。但问题很快来了，苏联人在进一步的试验中发现，晶体管和后来其组成的集成电路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秘密武器”。因为当时苏联的所有军工项目研发都围绕未来设想中的“核大战”展开，而晶体管在核爆产生的电子脉冲面前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烧毁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苏联据此认为，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并不适合核战争，想要在核战中用上电脑，可能还是要用电子管。对幻想中核大战后的电子管计算机时代，《辐射4》的玩家应该体会深刻……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实事求是的讲，虽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草原上放猪出身的，但在苏联领导人当中，他算是相当尊重知识分子群体的。但跟在全苏联推广种玉米一样，放弃晶体管，研究电子管小型化，这个决定并非赫式一人的独断，而是听了专家们意见的，或者说，是当时苏联大部分从事这行的科研人员的普遍共识。但问题就在于，苏联专家们达成这种普遍共识是有其私心的。因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都在利用国家力量催熟电子管产业，数十个工厂、研究所开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工程师、工人指着生产这种长得很像小灯泡的玩意儿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你若是一个苏联科学家，坚持告诉领导“电子管已经过时了，要搞晶体管”。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科研所的同事、给你发工资的领导，以及与科研所合作的工厂的上千工人、工程师、厂长……他们都可能因为这个重要项目下马而失业、调岗。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19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当时的苏联科学家-工程师共同体，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困局——电子管小型化虽然是个死胡同，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保住铁饭碗的死胡同。既然如此，那就朝着死胡同里奔呗——反正花钱的是国家。3有趣的是，“要电子管不要晶体管”这个认识，当时美国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员也想坚持，毕竟心态都是一样的——但幸运的是，无论他们还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美国政府，都在这件事上说了不算。谁能说了算？市场。是的，在电子工业的发展上，美国与苏联的最大区别，是苏联的研发始终是以国家力量主动推动的，而美国则是以市场为导向自由生长的。美国的消费者可不会想什么“一旦爆发核战，晶体管用不上，大家要为了跟苏联人博弈支持电子管发展”这种劳什子，他们看的就是眼前——晶体管和电子管，哪个轻便好用我用哪个呗！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Regency

作者：刘亦瓦来源：正面连接文章已获授权一个女人，熟读波伏瓦，性别研究专业博士毕业，在大学教书，她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她在读书期间结婚生子呢？如果她的丈夫是全职爸爸，并希望带孩子到18岁，又会如何？《第二性》和《爱情厚黑学》2008年，我在北京读大学。图书馆二楼最靠里的角落有一架书被归类为：两性心理。很少看见有人在那儿驻足，但架子上的书几乎每一本的侧面都被翻黑了。我印象里常有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走一本，然后夹进一摞书里。我就曾经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来掩护书封面上印着女性身体的《第二性》，我以为后者是关于性的。很快，我发现自己被书名骗了。但读完之后，这本书对女性处境的分析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结婚，是社会传统赋予女人的命运。”我从小到大目睹了我的妈妈是如何“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我的妈妈既要全职工作，又得包揽家务，而我的爸爸以不做家务为豪。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我爸受过高等教育，而我妈为了自己的两个弟弟放弃了复读。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外加悬殊的收入，决定了我妈不得不把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放在她自己的前面。我从心底里替我妈抱不平，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她。直到读到波伏瓦冷静而克制的文字之后，我对我爸的怨恨和对我妈的同情终于找到了共振：“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我发誓一定不能成为我的妈妈，但我也不想成为我爸。我对我爸的厌恶甚至让我不自觉地避开强势的男性。大学第一年快结束时，我恋爱了。他是我在学生会的下属，读工科，但爱写诗。我们吵架时他说我太强势，像他爸一样，但他喜欢我可能也正是因为我的强势。我们俩似乎都企图用恋爱把自己从原生家庭中拉出来，但又不断地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父母的影子。我的室友C被认为是我们班最好看的女孩之一。尽管如此，C每天早上都要比我早起整整三十分钟来化妆。我和C都睡上铺，头对头，中间拉一个布帘。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C打开又合上各种瓶瓶罐罐的声音。有时候晚上睡前，我能看到C撕双眼皮贴、擦掉眼线、卸掉口红，之后还要敷面膜、熏蒸汽，各种复杂工序走一遍。早上抹、晚上卸，仿佛是做不完的家务事的翻版。我觉得C一定有很强的信念，才能对西西弗斯的折磨不厌其烦。得知我恋爱后，C把自己奉为圭臬的《恋爱厚黑学》送给我，劝我先武装好自己再上情场。这本书号称用进化心理学指导女孩在婚恋中获取最大利益。在作者Ayawawa看来，生育价值、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都是女性天生的性别优势，应当被利用到极致来换取男性的养育价值。这个逻辑让我非常不舒服，我不明白为什么女性需要男性养，我也不愿意利用所谓的性别优势。渐渐地，C对学校里的男孩不感兴趣了。她和校外的一个男士恋爱了。夜不归宿了一段时间之后，C的爸妈因为这位男士没有北京户口而要求C和他分手。C在寝室里哭得妆全花了，她告诉我：她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不能跟他分手。然而，C的妈妈对此不以为然：大不了就做修补术呗。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一些人的眼中，贞洁都可以后天再造，那观赏价值和情绪价值又有什么不能利用的呢。为了在婚恋市场上钓到更“好”的伴侣，这些东西都只是筹码罢了。“为什么不改变自己成为游戏里的赢家呢？”五年后，2013年，我在香港读研，我的高中室友S恰好和我在同一所学校。S曾是我们高中全年级排名前十的优等生，被保送进了国内最好的大学读本科。在我眼里，她就是自信、优秀、努力、聪明的代名词。有一天，S告诉我她暗恋一个男孩。S拉着我陪她一起去给那个男孩送她亲手煲的鱼汤。她旁敲侧击地问他喜欢金庸笔下哪一个女性角色，对方回答是神仙姐姐王语嫣。表白被拒之后，S在我的宿舍哭了一晚上。她觉得问题只能出在她的长相上：王语嫣啊，我怎么可能成为王语嫣呢。过了一段时间，S看起来平静了很多。她告诉我她最近读了本书，醍醐灌顶：《聪明爱：别把男人不当动物》。她郑重其事地推荐这本书给我，说这是科学，必须得看。我看到封面上那个笑意盈盈的作者时，突然觉得好眼熟，想起六年前C推荐给我的那本《恋爱厚黑学》。回去一查，还真的是同一个人写的。曾经号称智商145的猫扑女神Ayawawa如今已经成了拥有三百万粉丝的情感大V。这本书让S从告白被拒中走出来，也让她决定去做整容。我问S：为什么非要去整容？她说：女人就像一本书，如果封面不好看，里面的内容再精彩也没有人愿意翻开看。我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父权社会的问题。S嗤笑：那你能改变父权社会吗？我沉默，她继续问道：如果我们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为什么不改变自己成为游戏里的赢家呢？S什么都想赢。作为一个学霸，她习惯了“只要努力就能成绩好”。她想要把这种付出了就能有回报的确定感和掌控感照搬到恋爱上。S说Ayawawa的书就像《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让她可以提前刷题，胜券在握。后来，S前后半年里做了两次整容手术，而我始终忘不了她的那句质问。我本以为S是最不会成为Ayawawa信徒的人，但事实却是她笃信无疑且充分实践。还有几百万的粉丝与S一样，都相信Ayawawa就是教会她们游戏规则的那个人。遇见“不一样”的男孩大学最后一年，我在社团活动里认识了一个男孩。当时我在分享波伏瓦的《第二性》，他眼睛里的光让我知道他对我有兴趣。毕业前一个月，我们恋爱了，然后我就去香港读研了，每四五个月才能见一次。他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能去他的城市一起生活，但是我还想读博。两年异地恋之后，他提出分手。再半年后，他告诉我他在网上找到了新女友，和他在一个城市。有一天他突然发邮件来，提议我们可以尝试开放式关系，像波伏瓦和萨特那样。我没回复，把他拉黑了。我报复般地决定也要上网找个新男友。网聊对象大部分一上来就要看照片，或是询问择偶标准。只有一个例外：小陈。我说我喜欢海子，小陈说他喜欢北岛，我说我喜欢李银河，小陈说他喜欢王小波。第一次见面，小陈穿着很随意，丝毫没有打扮过的痕迹。晚饭后分别时，小陈也没有绅士风度，地铁来了，他上车就走，完全没有送我先走的意思。回去之后，我觉得这段网恋算见光死了。但小陈仍然每晚九点准时在微信上问我：在吗。我说咱俩见面互相都没什么感觉，要不就算了吧。小陈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三观的契合更重要。我故意刁难他，问他：你觉得我够温柔吗？小陈回我：你觉得我够man吗？我又问他：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吗？身材符合你的喜好吗？小陈说：我觉得你长得像张曼玉。我哈哈大笑，说：你眼睛有问题吧。他笑我：我并没有说我喜欢张曼玉的长相啊。一米七出头的小陈显得弱不禁风，但我和他拥抱的时候，完全不会有压迫感。我最中意的是小陈的眼睛，他的眼神跟“男性凝视”完全不沾边，而且给我一种感觉：我俩之间只可能是我伤害他。小陈几乎不敢盯着我看。和小陈刚见面那几次，我故意从“好嫁风”连衣裙到“斩男”包臀裙都试了一遍，想测试他的反应。但小陈的眼里，只看得到我穿这身衣服舒服不舒服，自在不自在。他甚至怂恿我买男士牛仔裤穿，这样兜里就能放得下手机。相处久了之后，我几乎彻底告别了化妆品和高跟鞋，完全摆脱了容貌焦虑。小陈和我以前遇到过的男性都不太一样，他虽然外表和行事风格有时候很直男，但是他完全没有男性气质的包袱，也不会觉得我“不够女性”或“不够温柔”（前男友们经常这样评价我），更不会觉得我学术上的“雄心壮志”对他造成威胁。在我提出想去美国读博士时，他表示愿意陪读。小陈能捕捉到我的敏感、脆弱和苛刻，但他从不迎合和讨好我。我的两任前男友在跟我产生冲突之后，常会选择逃避，或是归因于我们不合适。只有小陈愿意跟我抽丝剥茧地探讨我们冲突的根源。有一次吵架，我一气之下摔门而去，一副离家出走的架势。小陈立马跟着我下楼，但又只敢远远地跟着。我头也不回地大步向前，后面穿着人字拖的小陈一路小跑。我的怒气在小陈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中消磨掉一半，然后我们一起回到出租屋。磨合的过程需要消耗极大的能量和耐心，我有时也会想以“我们俩不合适”来结束这场长征，但小陈总会把我拉回来。他坚信只有找到两人各走五十步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共度一生。但我的父母和朋友并不看好我们。小陈本科毕业后就跟着导师创业，公司却一直没什么起色，办公地址从南山搬到光明，越来越远，工资不到一万块。我爸认为小陈创业无望，无房无车，还没五险一金。好友S觉得小陈学历太低，高攀了我。跟小陈交往的那几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觉得自己的前景不甚光明。学术界里人文学科江河日下，尤其是人类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科。研究性别议题的我担心自己毕业即失业。我和小陈之间，谈不上谁高攀了谁，只能算两个抱团取暖的失败者。读性别研究的日子读研时，我的课题是研究《第二性》的翻译，整日泡在图书馆里比对七八个中译本的差异，但我脑子里总忍不住想，为什么这么多女孩会成为Ayawawa的粉丝。我不安于只做文本研究，我想要走出去和“教人游戏规则”的情感专家对话。申请博士时，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亲密关系。作为一个直女，我在性别研究的群体里感到既团结又孤单。白天，我们在课上热烈讨论性别建构论、批判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仿佛一个小乌托邦。晚上，我上网看到的却仍然都是“剩女”和“黄金生育年龄”这种威逼利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的话语，以及各种护肤品广告告诉你：只要买了它，就能不惧时间、逆龄生长。这种撕裂感，除了课上课下，也充斥在我生活的空间里。在香港，每个地铁站都连接着一个商场。为了去超市买菜，我不得不先路过很多家买不起的奢侈品店。所有行人在一幅幅巨大的广告面前穿梭，广告里的模特表情厌世，旁边水货客和港人脸上写满欲望。有的模特扣子解开到肚脐，胸平到让你不确定ta的性别。在时尚界，胸越平越高级。而在现实里，乳沟越深越厉害。有段时间，从大学里行驶的香港小巴侧面贴的都是隆胸广告，白花花的巨乳图在象牙塔里来回穿行。过了口岸来到深圳，我以为社会主义能让资本的力量收敛一点，却发现整个口岸停车场里的公交车全部贴满了整容广告，而且这些整形医院全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地铁里也一样，上方一排排的拉手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地方，也都是瘦脸针、隆鼻或是开眼角的广告。整个世界都在告诉你：身为一个女性，你必须美，就算挨刀子也在所不惜；只有美，你才能获得幸福。但是美的标准，不是你定的。我的同学里有一位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L，她来自俄罗斯，去美国读书时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后来跟着丈夫来到香港。L的丈夫是个教授，每两三年就出一本书，著作等身。他在致谢里总会感谢L和女儿，但是我的同学L不仅延毕了，而且一直没有发表学术文章。她整日忙于送自己的女儿去学钢琴、骑马、治疗过敏。有时候下午上课L都得先离开去接她的孩子放学。这一切有时候会让我产生一种荒谬感。学性别研究的女性在理论层面批判父权社会，但是在生活里她们是什么样的呢？学过女性主义之后，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身份会变得不一样吗？难道女性主义者就必须要拒绝这些身份吗？在我同学L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她的研究是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女权运动，但是她只能从带娃的日常里挤出时间来读文献和写论文。比起被人写进致谢，我更希望L能把她老公写进致谢里。一万字的婚前协议开始交往后，我和小陈总因为消费观的差异而争吵。我花钱只考虑体验，而小陈只考虑性价比。我买面包，小陈嘟囔：一个面包竟然要二十几块！买杯星巴克也会被他念叨，买个榴莲就更会了。在我当时的价值体系里，奖学金就是用来花掉之后安心写论文的，只要体验好，贵一点又怎么样呢，而且我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啊。我们决定要找到解决吵架的方案。一开始我们会在微信上把吵架心得总结成文字发给彼此，后来开了个备忘录，再后来内容多到不得不开一个word文档记录。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恋爱（婚前）协议。我们还约定每年修订一次协议。等到交往第三年时，这份协议已经有一万多字，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关于生育的。青春期时，我第一次听说了生孩子要“侧切”——自然分娩时，医生会在产妇的阴道口切开2-5厘米的口子，让孩子的头可以出来。我无法接受这件事：这个部位怎么能切呢。2017年时，我28岁，看了某产妇因为家属不给上无痛而跳楼身亡的新闻，我立即把小陈抓过来，强迫他学习无痛分娩的必要性。小陈听完我的科普之后，来了一句：“但疼痛是有意义的。”我提议：“那你去体验一下分娩阵痛仪，行不？”小陈皱眉：“那只是用电击模拟疼痛而已，不真实，而且电击对心脏不好。”我忍不住了：“那我他妈的生孩子疼对心脏有好处了？”我恐惧生育，而小陈十分想要孩子。为了让小陈能够共情我的生育恐惧，我从网上摘录下其他女性怀孕和生产期间的痛苦经历，一句一句读给小陈听。我还买了《DK怀孕百科》和《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督促他学习，后者是个厚844页的大部头，我们在协议里约定，“书里的知识由刘随机出题考陈，直到正确率达到90%以上，方可怀孕。”关于生产也有详细约定：——刘母必须到场，所有需要陈签字的情况需经刘母的同意。——自然生产还是剖腹生产由刘本人决定，如果刘意识不清醒，一切以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原则。——必须选择可以进行无痛分娩的医院，所有费用由共同财产出，不足的部分由陈先垫付。——找医院，去问询，办手续，陈不得以无法请假为由拒绝。小陈态度端正，认真学习，一概同意。为了在婚姻里探索出一条女性主义的道路，我和小陈前瞻性地讨论了关于养育孩子的各项准备和任务分工：从备孕的注意事项、生孩子的时间点、妊娠反应的对策、是否用无痛分娩、坐月子、产后抑郁、母乳喂养、孩子姓氏和名字、到照料任务的分配等，能想到的都写进去了。我在协议中特地又加了一条“不平等”规定：“为了防止我产后抑郁，小陈要承担起喂夜奶、拍嗝、哄睡、给娃洗澡等一系列任务；与此同时，喂不喂母乳由我决定。”小陈满口答应，求之不得。交往两年之后，小陈向我求婚了。2016年10月，我们俩在深圳的出租屋里结了婚。我妈妈来到只有三十平米的出租屋看我们，当场掉了眼泪。婚后，我们的生活跟恋爱时并无太大分别。我每周从香港去深圳的出租屋里和小陈共度周末，我们一起闲逛、爬山、买菜。我常会跟小陈说写论文的痛苦。有次睡前，我和小陈在黑暗中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那次聊天里，小陈和我一起想出了我论文里的最核心的理论概念，一个全新的没有人用过的概念。我开心得不得了：谢谢你！我一定会把你写进我的论文致谢里！小陈说：嗐，这没啥。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小陈心里很得意。小陈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有作家梦，但放弃了。学应用物理的他，大学时选修了学校里各种人文通识课，最喜欢人类学。小陈支持我追梦，我第一次去广州做田野调查是他送我上的早班火车。我和小陈讨论过未来生了孩子谁带的问题。小陈愿意为了家庭放弃自己的事业，也不介意当全职爸爸。小陈发自内心地认为育儿劳动是有价值的，整个社会都亏欠了无偿育儿的妈妈们。当时我们认为我博士毕业之后找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小陈放弃创业找工作的难度，于是又在协议里加了一条：“谁的收入更高，谁就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带娃。”为了让育儿劳动不变成无偿奉献，我又追加了一条：“如果任意一方做全职或半全职带孩子，应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我以为我会是按需在家带娃的一方。成为母亲读博的最后一年，2018年底，我怀孕了。孕期时我在香港准备论文，小陈在深圳工作。因胎盘前置导致出血，我住了两周院。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最后几页，教会了我妈如何去研究院帮我提交论文。出院一周后，我又再次出血、再次入院，医生给我做超声波检查时说我羊水破了，必须紧急剖腹产。两眼一黑，醒来之后孩子就出来了。完全没有经历我之前最害怕的分娩阵痛，术前签字也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总而言之，婚前协议里的内容基本没派上用场。小陈在我紧急剖腹产的当天提交了辞职信，开始全职带娃。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里，小陈和孩子睡一间房，我和我妈睡一间房。晚上11点我喂完当天最后一次奶后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再起床喂奶。夜里由小陈用奶粉喂两次。他用奶瓶给孩子喂奶时，脸上洋溢幸福，就好像那个奶瓶是他的乳房一样。每晚我离开后，小陈在房间里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哄睡。孩子一放下就醒，小陈重新抱起来继续哄。在10平方不到的卧室里，小陈为了哄睡能走一万步。孩子刚满两个月的那天，我到香港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当天下午又赶回深圳参加面试。那些天出门办事，我包里一直带着个电动泵奶器。每隔4小时，我就要找个洗手间，把奶泵出来，然后倒进马桶冲掉。为了之后还能继续母乳喂养，我必须这么做。我只能去洗手间泵奶，因为大学里没有母婴室。哪怕是已经有了第三性洗手间的香港高校，也没有母婴室。后来我得到了几个offer，最终选择了一所位于深圳郊区的大学。一方面是因为那附近的三房两厅两卫公寓月租金只要两千多块，另一方面是那里的洗手间条件最好，我在里面泵奶时感觉又干净又凉快。直到孩子两岁，我都一直隐婚隐育。我似乎对于自己结婚生子感到羞耻，觉得自己违背了女性主义理想。怀孕那段时间，我挺着孕肚去听过一次讲座。进场时有些听众盯着我看，更确切地说是盯着我的肚子看。读博这几年，我还真没见到过谁挺着大肚子参加学术活动。我以为我可以无视别人的目光，但那次讲座中，虽然我心里有想问的问题，但我还是没敢站起来提问。我怕别人再次盯着我的肚子看。之后我没有再出去开过任何学术会议。当时，有个女同性恋学术同侪发微信问我：“我和XXX上次开会没看到你，我们猜你是不是怀孕了啊？不会是真的吧？哈哈哈哈。”她或许没有恶意，但我却觉得被冒犯了。读博时，我所在的性别研究小圈子有个隐形的鄙视链：顶端是同性恋女性，然后是同性恋男性，再其次是直女，最下面是直男。而我选择了和最受鄙视的直男结婚生子，这在鄙视链顶端的人眼里，大概算是“自甘堕落”外加“自找苦吃”。第一次公开自己已婚已育，是我刻意选择在朋友圈宣传我翻译的书时“顺便”提及。我的好些朋友惊讶不已，开玩笑说我只晒作品不晒娃。是的，我始终无法接受“母亲”是我唯一或排在第一的身份标签。男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自打我儿子出生，我就决定了要教他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为了实践“性别中立”教育，我特地给儿子买了印着彼得兔的粉色衣服，他非常喜欢。在我儿子的世界里，还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个概念。看到小区里的男孩们武力大比拼时，我儿子一脸困惑。他也常说自己是个女孩。性别建构论告诉我们：社会性别是由文化建构出来的，个体的性别气质大都是后天习得和塑造出来的。很不幸，我儿子对挖掘机有一种天生的热爱。两岁时，他已经自称挖掘机专家了，晚上睡前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是《晚安，工地上的车》至少读三遍。B站上的挖掘机和破碎机视频，他永远也看不腻。不到三岁，他已经把方圆几公里内所有工程车勘察了一遍。在他的熏陶之下，我已经可以一秒内辨识出装载机（又名铲车）和推土机的差别。我也鼓励他表达情绪，告诉他男孩也可以软弱，从来不跟他说不要哭、要坚强。小陈对此有些担心，他觉得我把儿子教育成这样，但又没法改变大环境，可能会让他以后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的指责。他说我是不负责任的。儿子5个月时，我开始工作，教大学英语。这所大学里，大部分专业都是理工类。学校里的男女比例极不平衡，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是零零后男生。我发现，这些男生的性别和婚恋观并不如我想象的前卫。有人不明白女人怎么能单身生孩子，有人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在一节性教育课后，好几个男同学私信我说，科学知识我都懂了，但我还是克服不了处女情结怎么办？有一次英语课上正好讲到性别刻板印象，我给学生们播放了一个挪威的婴儿车广告。这个广告片是三个奶爸推着婴儿车，一边带娃，一边和老爷爷下棋、在理发店刮胡子、以及在公园里滑滑板。有个男生笑着说“我现在就想生个孩子当全职奶爸”。我说我老公现在就是全职爸爸，学生们一阵欢呼。我提醒他们，真实的全职爸爸可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我老公白天在小区里遛娃时，会受到其他带娃的奶奶婆婆们异样的目光，因为很少有年轻男人大白天在小区里带娃。这时候，教室第一排有个肌肉健硕的男孩子说：“老师，如果我做全职爸爸，一定是住在我老婆给我买的独栋大别墅里。没有邻居，就不会有异样的目光。”学校里，大部分男孩找不到女朋友。有男生得知我曾研究PUA之后，私下里问我能否发一些PUA资料给他。我跟他们强调自己是研究和批判PUA的，不是教PUA的。学生们半开玩笑地说：“老师，我们想学啊！”能找到女朋友的人也有困扰。一个男生的女朋友信奉“如果你不为我花钱，就是不爱我”，但这个男生很讨厌恋爱时必须去市中心、小吃街、商场、游乐场这种消费场所。他会用低价购买那些别人以为几万块的包和几千块的衣服。但他说服不了自己的女友。他们分手了。这个男生对我说：现在仿佛所有人都在追求一个Alpha类型的另一半，越独立自主越强大自信越好，大家在恋爱中也十分“慕强”。我教的这些男生中，有一些热爱文史哲，却不得不听父母的话选择理工科。有个男孩在我的英语课上写诗，我当堂念出来，并表扬了他。他的诗有一句是：人要给世界留下一些东西，以此来证明自己来过、存在过，或无奈或愉快地走了。他让我想起我的初恋男友，同样是理工男，同样在英语课上补物理实验报告，同样爱写诗。十几年过去了，似乎依然存在一种标准的性别模板，规定了人们的爱好、专业，乃至人生。有学生来向我袒露自己有抑郁或躁郁症，这种疾病至今仍然不被理解，患者被视为软弱的、矫情的。我的前男友在读研时曾躁郁症复发，不想再继续学业，但又不敢跟他家人说。他请求我给他妈妈打电话。我鼓足勇气，企图说服男朋友的妈妈：“活下去”比“读下去”更重要。但他的妈妈坚信：情绪不好没啥，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行了。作为八零后，我觉得这些零零后的处境并没有比我当年改善多少。我想为这些零零后做些什么，我想让他们成为“不一样”的男孩女孩，我也想以此证明自己来过、存在过。把自己作为方法2021年，我决定开一门性别与婚恋课。提交开课申请的几天后，教务处通知我：专家们觉得这个话题容易引发争议，不允许开课。我问：到底是什么话题让专家们觉得会引发争议呢？教务处的老师笑了：“就是婚姻啊、恋爱啊。”不能开课，学生比我还要挫败和生气。几天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刘老师，我是教务处的。我们最近收到校长信箱那边的很多学生来信说他们需要一门恋爱相关的课程。我们也考虑到，这个课吧，迟早是要开的，不如就现在开吧。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就由您来开吧。”但前提是，课程名称里不能出现婚姻、恋爱、婚恋、爱情这些词。“为啥不能出现这些词呢？”“因为专家说这些是敏感词。”重命名之后的开课申请终于通过了。女性主义教会我“个人的即政治的”，我在教学中也尽力实践这一点。有节课我带学生读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我给他们分享了自己带着泵奶器参加答辩和工作面试的故事，甚至把自己读博时挺着大肚子站在学校大门前的照片放在PPT上，旁边的配文是：“生育对女性的影响不言而喻，拿老师自己举例看看？”之后我又放了一张PPT：上面是从我2016年读博到2022年六年间发表的文章列表，我把每一条的年份都高亮成大红色，问学生能否从这里面看出生育对我的影响。有个女同学反应很快：“老师，2020年那一年是空白的。”我很高兴她能看出来，问她为什么，她说，“你去生孩子了？”我告诉她，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现象，很多女学者都会出现类似的学术断档，往往就是她去生孩子的那几年；而男学者却几乎不受到生育的影响。有个男同学举手提问：“老师，你能生娃且事业几乎不受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你老公承担起了家庭内照顾者的角色，而你一个人的收入能支撑你们三个人的支出。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或者是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处在当下的内卷文化里的996双职工家庭，怎么能实现有时间和精力生娃养娃呢？”教室里的空气无比沉重。其实生育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作为一名育龄妇女，我常常需要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不生二胎。客观原因是，我曾胎盘前置，身体不允许。但或许家人对我经历的身体痛苦的忽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婆婆知道我的身体情况，但仍然在我孩子未满两岁的时候明示我该准备二胎了；甚至连我自己的爸爸，在看到我产后几个月仍然肚子很大时也不明就里，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是不是又怀了。我也不算是一个好妈妈。平常工作下班回家之后，我不能完全把手机放下，经常一边带娃、一边回复领导的微信。我两岁多的儿子已经会模仿我拿着手机说：“我要回一下领导信息”。有一次，他模仿我的表情，小小的眉毛皱成一团，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这样的表情？”我才意识到我是苦着脸的。有一年寒假，我妈妈回老家了，我和老公两人在家带娃。我发现他在带娃的同时完全无法兼顾做饭、洗衣、甚至是给娃换尿布洗屁股，于是我必须每天在喂奶、翻译、买菜、写论文、做饭、备课、洗碗、看书、做家务之间来回切换。这种状态的频繁转换让我十分疲惫。我埋怨老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全职妈妈一样一个人包揽所有事。显然，我变成了丧偶式育儿里的那个偶。结婚六年，当妈三年，我仍然不擅长做一个妻子和母亲。作为一个研究亲密关系的人来说，这显得有些讽刺。上这门亲密关系课之后，我常常反思我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性主义者？我崇拜的女性主义者们大都选择了不婚不育，甚至拒绝家务劳动，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在性别研究里，没人教你如何在现实里实践一种女性主义的恋爱和婚姻，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婚姻制度的剖析也没能教会我该如何在婚姻和家庭里过好自己的生活。女性主义者活在现实里生完孩子的第一年，我以小陈是个全职爸爸而感到自豪，我觉得这是我们进行女性主义实践的一次壮举。小陈曾说：我们俩这是在微观的层面对抗父权社会。我当时觉得挺浪漫的，甚至觉得这就是上野千鹤子老师说的“一人一杀”：我们改变社会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我会花一辈子，至少改变一个人。但这段全职爸爸的时光只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刚生完孩子，为了省钱，我们住进公公婆婆的家里。小陈没敢告诉他爸妈他已经辞职，于是我和我妈帮他一起撒谎。坐月子第一周，小陈每天朝九晚五地出门，假装自己还在上班。我们住在深圳福田区一个九十年代的老房子，我的卧室门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膨胀关不上了，喂奶的时候，婆婆经常会透过门缝往里看，甚至直接推门而入。后来，小陈买了一个门挡，但是婆婆依然从门缝里用我听不懂的潮州话跟小陈说我喂奶的姿势不对。婆婆还发现总是小陈而不是我给孩子洗澡，便漫不经心地说：“给小婴儿洗澡啊，还是女人的手比较适合，女人的手比较软。”我找到工作后，我们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月租不到三千的公寓，没过多久，我决定买房。我们的积蓄不够付首付，小陈打电话给他父亲求助。他站在阳台上，整整酝酿了十分钟。拨出电话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他讲的是潮州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我从他的语气和电话的时长判断出：没戏了。那通电话打了足足有半小时。当他转过脸来，我发现他脸色难堪又难看。我脱口而出：“没关系的。”最终，我爸帮我想办法付了首付，他让我以后再慢慢还给他。我爸当初不赞同我和小陈结婚，嫌他无房无车，没有五险一金。当时我觉得我爸太俗，现在我爸救我于水火之中。因为接受不了小陈做全职爸爸，我爸整夜失眠，“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天天待在家里带孩子呢？”买房之后，他逼问小陈：“你要在家带孩子带到什么时候？”小陈回答说：“孩子十八岁。”这个数字也吓了我一大跳。到那时他可就五十四岁了！那几个月我需要独立还贷，每月一收到工资，五分钟内就转账到房贷卡上。剩下的钱付完房租还剩一千多，要支付全家的生活所需。我感觉自己活成了一个中年男人，下了班之后，也想躲进车里抽根烟、听点音乐，可惜我只有一辆代步的电瓶车。我甚至想天天去健身房撸铁，以逃避育儿，但我必须回家喂奶。我还产生了一种念头：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还房贷了，我的孩子就要无家可归了。我爸向我提问：今后小陈老了生病了，你愿意承担他所有的医疗费吗？你愿意孩子看着自己的爸爸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追求吗？你确定未来十八年里你一次都不会嫌弃他吗？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和我爸，那个我曾经讨厌的中年男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逼小陈出去找工作。小陈质问我们：“如果我出去到别人家做月嫂每个月挣一万块回来，用来给自己家请月嫂，这样也行吗？”他一如既往地想在逻辑层面赢得争吵。我爸不依不饶：“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出去工作！”夹在中间的我，既能理解我爸，也能理解小陈，但我无法调和这个矛盾。最终，小陈妥协了：“我可以出去找工作，但前提条件是姥姥必须来深圳带孩子！”我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婚前协议里的那一条：“谁的收入更高，谁就负责家庭的经济来源，另一方可以按需在家带娃。”当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只需要从家庭的整体去考虑利益最大化就行了。当时的我认为我也有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成为暂时在家带娃的那个人。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条规定实际上还是认为家庭劳动的价值低于家庭之外的社会劳动。现在因为我学历高，我的工资高，就算我老公出去工作也拿不到很高的工资，甚至还不如请月嫂的钱多，于是我的老公就成了免费的月嫂。而为了让我老公出去工作，我的妈妈就得替代他，成为新的免费月嫂。作为女博士的我是学历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而只有本科学历且创业未果的小陈成了弱者。女性并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小陈成了这段关系里的弱者，他成了女性，而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恐弱又厌女的中年男人。上野千鹤子曾说过：“女性主义者，也是不断与内在的厌女心理做斗争的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做斗争，我既希望我爸能够接纳小陈软饭硬吃，我又希望自己能够年薪百万，让小陈可以带孩子带到18岁衣食无忧，我还希望所有全职爸爸或妈妈都能不受到任何异样目光和谴责。我们的自由建立在剥削婆婆妈妈的自由之上给学生们讲职场妈妈生存境况那一课的时候，我展示了《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里的一组调查数据：将有偿工作、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时间加在一起进行平均和估算，结果显示，女性每周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15个小时。这意味着，女性每一年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出整一个月（每天按24小时计），而每12年则多出一整年。出于好奇，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小家庭里，我、小陈、我妈妈三个人的家庭劳动时间，然后放在我的课表上来展示：左右滑动查看，从左至右分别是我、小陈、我妈妈小陈周一到周五都回来很晚，洗完澡只能哄娃睡觉了，所以他的带娃时间主要集中在周末两天，约24小时；而我每天大概4小时的带娃时间，一周加起来不超过20小时。那么真正每天在带娃的是谁呢？姥姥。日复一日地重复进行着做饭、洗碗、洗衣服、拖地、整理、给娃洗澡、哄娃睡觉的姥姥，每周的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时间比我和小陈多出近100个小时。姥姥连周末都还要为周一到周五带娃备餐做馒头。而这一切都是无偿劳动。我们这一代女性的自由，几乎都是建立在剥削我们的婆婆或妈妈的自由之上的。当我跟我妈说出这句话时，她苦笑着回复我：“我不帮你谁帮你？”上完那节课，我开始反思自己带娃时的不专心。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五点必须准时回家带娃，让我妈能有时间做晚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得不牺牲午休时间去完成工作，还必须在下班回家骑电瓶车的十分钟里切换状态，把自己从深圳速度调整成可以陪孩子看蜗牛的速度。每天从晚上五点到九点的四个小时里，我尽力去当一个好妈妈，虽然很多时候我都恨不得用牙签把自己的眼皮强行撑开。在各种带娃大法里，我摸索出一个不那么费妈的路子：骑电瓶车载我儿子兜风。沿途只要看到挖掘机或者大蜗牛他就高兴地手舞足蹈，吹吹风哼哼歌就能打发时间简直太棒了。有一次，我带着他骑到河边的一条路上，突然看到空中有一个白色塑料袋。我停下电瓶车，和儿子一起仰头注视风中的塑料袋。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不需要速度和效率，只需要虚度和浪费。塑料袋被风吹得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像被风裹挟，也像在和风搏斗。儿子突然问我：“妈妈，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塑料袋吗？”我说：“咱等等看，也许它会掉下来”。正当我担心塑料袋会落到马路中间时，竟然出现一阵风把它吹到了人行道上。我儿子从电瓶车小座椅上一跃而下，冲过去用小手一把抓住塑料袋，欢呼雀跃朝我跑来：“妈妈，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带回家！”写在最后如果不是上亲密关系课和写这篇文章，我那原定每年修订一次的婚前协议已经4年多没有打开过了。有一部分内容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比如无痛分娩；有些内容不了了之，比如共同储蓄；有些内容过于理想化，比如给在家带娃的人开工资。当年我以为自己不愿母乳喂养，结果是我一直喂到孩子快两岁才断奶。而让我最无奈的一点是，恋爱时我和小陈为了磨合可以花几个小时激烈地争论，而现在连吵架都成了一种奢侈。人到中年的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我之所以能有时间完成这篇文章，是因为姥姥带孩子回老家过暑假了。送走他们的那天，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里散落一地的儿童玩具和他的餐椅全塞进他的房间，把门一关，假装自己是个独居者。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后，我发给我爸妈和小陈看了。小陈起初担心自己会被网暴，我安慰他：骂我的肯定比骂你的多。有些女性主义者可能会批判我知行不一，明知婚姻制度剥削女性，还偏向虎山行；有些传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和小陈是女才（财）男貌模式，自作自受；有些网友如果发现我的孩子跟老公姓，极有可能要骂我“婚驴”；我收入不高还想让老公全职带娃，眼高手低；总而言之，这个人既要又要还要，贪婪还拧巴。一百种骂法我都想了一遍，我问自己能接受吗？能。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或是作为一个女性，不管你怎么活，都会被骂。相比之下，我爸妈的反应要剧烈得多。我爸看完初稿之后，回我六个字：五味杂陈，想哭。他大度地表示：虽然你把爸爸卖了，但我不介意你发出来给人看。第二天，他立马反悔，声称这样做会伤害到一些人。我问他会伤害到谁，他答不上来。我追问：我写的哪一件事不是真的？我爸：就是因为太真了。我妈看完之后，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她先是质疑我写这些东西的目的和意义：你把家里的丑事全写出来让人看，是想让人学你吗，还是让人不要学你？之后她说自己后悔让我读了这么多书，威胁我说如果我非要用真名发，她就回老家不帮我带娃了，看我哪还有时间瞎折腾。我能理解我的爸妈。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读书，而他们却仍然生活在那个小圈子里。他们有自己的同辈压力，而我的诸多人生选择让他们不得不面临同辈的质问和怀疑。小陈全职带娃的那段时间，我爸妈甚至会向亲朋好友撒谎以维持我们家的“正常”和“体面”。家人不理解我为何要把不可外扬的家丑全写出来。但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生命经验和学术经历之间的交织、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以及我为跨越这些缝隙所做出的努力。发声可能会被误解、被攻击，但发声是一种责任。我相信在当下的社会，我的困惑和挣扎是某种common

原创：天涯鸿客来源：长鲸说房文章已获授权5月21号，海淀补上了关键的一块拼图。中午，海淀突然宣布提级管控，全面居家办公。从地图上看，海淀区涉及的范围是这样的。至此，北京市居家办公的行政区，已经有五个：朝阳、海淀、丰台、房山、顺义。

封面图源：图虫创意原创：灰鸽叔叔来源：灰鸽叔叔文章已获授权1刚才，上海的新增病例数已经降到了三位数，显然还将继续降下去。昨天领导在发布会上说，“5月16日起推动复工复商”，大概半小时后，就有外地的朋友“祝贺”我，说你看，终于可以安排上班了。新闻里头，上海的商店里都有不少人了。我就有点哭笑不得。一直到下午，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里的抱怨，倒颇符合我的心声：“5月16日起”的这个“起”，其实和杂货店里“本店全场三折起”的“起”差不多——当然，有这个“起”总比没有好一些。昨天晚上在视频号里直播连麦，作为首批复工的工业类企业，老朋友土豆谈了谈自己的复工经历，为了让外地的朋友明白，我们就直接聊了几个关键点：比如，大家可能听不懂什么“工作区域闭环管理”，那我们就用大白话说：“在单位”和“在家”是二选一的，你要去上班，那就不能回家。比如，大家可能听不懂什么是“重点企业”，我们就告诉大家“重点”在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听完之后，大家就会明白，如果没有单位食堂、单位宿舍，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复工”实际上是一件很不友好的事情。再加上部分社区非常抵触的心态，比如土豆就遇到社区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复工的通知”——你就知道“起”字的压力非常大。昨天下午，不少大型商场询问各家店长“开店可能性”，大家的回复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不是“不想复工”，而是真的“复不出来”。大家不可能都带着七天的内裤睡到店里，也很难从社区拿到通行证。就算硬着头皮开了店，没有顾客，只能加速倒闭。所以，先别看到新闻，就“恭喜恭喜”。问问具体的上海人，他们会给出更真实的答案。2于是就有朋友宽慰说，哎呀，这也没关系，耐心等一等，大家的需求是积压的，复业是很快的，说不定会“报复性反弹”。我说这也太心灵鸡汤了。有些需求，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正如网上的分析，我三个月没理发了，就算解封了，也不可能一个月理三次。更何况对许多企业来说，Q1是一个年单的执行季，没了就是没了，对应的业务早就拨到了其它城市的企业里。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乙方，业务规模可以缩得很小，最小的单元模块就是写稿子写脚本。大家可能会说“哇，太好了，可以居家办公啊”——对。但请想想，是谁让我写稿子啊？大家知道不知道有一个项目是“带你去旅游”啊？节目都黄了，要重新立项了，原本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员工已经非常给力了，奋力对接商务，剪存量视频，精神实在扛不住就跳奇奇恰恰，但大家的协同性肯定没有在一起上班时好。等到了上班那天，存量的需求还作不作数？很难说。它们大多因“不可抗力”被取消了。片场没法开工，赞助商没法落实，合同上有一句“协商确定”，但怎么协商，谁来协商，法人被封在家里，公章封在公司里，甲方不知道该怎么办。乙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至于五月份原本的户外营推广，618大促的文稿……它们都不会“报复性反弹”的。3其实，让我有些懊恼的，还有“失信”。我想，很多企业也有这样的烦恼。在业务上，我一直认为我和这两个字绝缘，但这次却扎扎实实地被打上了“失信”的烙印。从三月份起，我就认真地卡着各种防控通知安排时间，“两天后就可以了”、“五天后就可以了”、“快递下周一就能发来”……我以为没问题，但结果全是问题。我确实没有料到两天后还有两天，五天后还有五天，有些外地的合作伙伴说，就是等你才拖到这天，怎么你又说话不算数了呢？你这样没法入库啊，那我们只能把这个业务给其他公司了。明年能不能“撬”回来？我不知道。但“说话不算数”，哪怕再“不可抗力”，终究不是一个好印象。有些人失信，是有一堆人会帮忙解释、呼吁大家理解的；但因为他们“失信”导致的我们的“失信”，是没有人会原谅的。很羞愧。前几天，上海的媒体写了一篇《街边小店的温情与希冀藏在一张张小纸片里》，大概的意思是，“虽然停业了很久，但这些小纸片里还孕育着生的希望”，说这些店主心态很好，有信心：我不知道记者是否仔细看了这些图片。大家一定要仔细看，看日期，看他们曾经怀揣着怎样的信任，带着怎样的希望。如果记者有心，三个月后，再去一次。那一定会是一条更好的新闻。4可查到的补贴政策，不能说完全没用，我也接到了很多慰问电话，但总感觉杯水车薪。税收总得建立在营收的基础上，没营收，也谈不上税收。再低息的贷款也要还，没把握还，当然也不敢借。最令人挠头的是房租。好多亲戚都认为“租金免交”了，我只能无奈地提醒他们新闻稿里是“租赁国企物业”——到底有多少企业租在国企里——反正我的肯定不是。如果我找到我们公司的物业，估计就是一起抱头痛哭。但是，在几个群里聊聊，发现我还算幸运：有的企业员工数量非常大，“停摆”的人力成本和场租成本再控制也极其惊人；有的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招投标问题，材料被锁在办公室，结果被外地“截胡”，金额高达一个多亿。我看着我错过的几十万，感觉都赚了；还有的是生物科研企业，实验室培养皿里的材料全废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对这些企业说“报复式增长”“顺利复苏”，说低息贷款，说税收减免……很难。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恢复”之后，大家依然会活在“随时会封”的恐惧里。我们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生存。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卷土重来。也许就在半年后。也许就在下个月。有位科研类的创业者对我说，“再也不做长期的规划了”，“如果你一个研究要持续一年，中断就要重新开始，那这里显然并不适合。”讨论了半天，最后的共识是：挣一个月算一个月，挣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快钱”成为避险的合理选择：年租改成月租，年单改成月单，整单改成碎单，慢单改成快单，自营改成授权，分销改成类传销……这当然也算“自救”，但总感觉对这座城市来说并不划算。5春天早就过去了。小区外头的樱花开过，谢过。我没看见樱花。花瓣完全消失在了泥土里。我们只是希望，明年还能看到它开。

封面图源：图虫创意原创：牧之野来源：之乎者野记文章已获授权我有个朋友在上海，其实她平时也看我写的东西，也很认同，但这次疫情之后，很多东西都不信了，也怀疑了。从开始没菜没饭，后来这个问题解决后，又开始投入到各种各样负面消息引发的共情，使她对所有的一切开始质疑。无论我怎样跟她解释新冠病毒的危害性，解释国家决策的正确，她都听不进去，每天所做的，就是不断给我发在上海各个群传得飞快的负面事件，气愤不已。她可能会举例子，那谁谁谁，多大咖的一个人，也是充满失望，从而证明她的不满是共鸣。她的转变，引发了我的深思，我在想：发展了几十年后，中国人很难接受再过苦日子了。结论无关我的朋友，而是说所有人，包括我。当然，老祖宗是智慧的，“由奢入俭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疫情专辑我写了七十多篇，写武汉写北京写南京写西安，当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们大多能保持体面、理性和冷静，能够把控大局观甚至能够做一些反思。但真的这件事轮到自己，面对的是饥饿、混乱和担忧，特别是到了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哪怕是短暂的考验，再能保持理智清醒的人，属实是可贵的。大家都看到了郎咸平母亲不幸离世的悲剧，也看到阿里巴巴最年轻副总裁贾扬清的事情，我不是想去责备谁，愤恨从来无济于事，我就是在描述一种很现实的社会状态，而这种状态是我们需要真实面对的，因为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大范围遇到类似情况。相比逃离那一天的“幸运与激动”，贾扬清后面所谓的“辟谣”是苍白的，大家都不傻。那我所想说的角度是：这个病到底严重不严重谁说了算？人们有没有选择美好生活的权利？如果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怎样？正能量是不是某种形式的民粹，会不会反噬？在说这几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提醒所有读者，看我的文章，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爱国爱党，承认这个前提和框架然后再去讨论的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所有观点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会偏激，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寻求攻击另外一方的证据或泄愤，对不起，我的文章可能不太适合你的思维。好，我们来说说。首先，事实上我们身边极少有人真的了解这个病毒。事实上，这个地球真说对新冠病毒了解的也不多，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是非常浅显的。也就是说，即便新冠是个科学问题，这里的科学结论可能也是随时会被反转的。例如：奥密克戎是“天然疫苗”；比如“病毒进化一定传播力越强毒性越弱”。如果民众真的有记忆力的话，回想这三年来科学界到底被啪啪啪打脸多少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当我写《美国会用尽一切手段让omicron病毒“消失”》时，已经定性了国外把新冠政治化的意图。在科学界，对于新冠病毒危害性至今仍处于争论中，比尔盖茨前天说奥密克戎是天然疫苗，今年会结束；而12日美国《科学时报》则表明即便最轻微的新冠肺炎大脑也会受到损害，英国牛津大学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也验证了新冠对大脑的影响。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副教授叶柏强在今日表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对儿童的杀伤力大。也就是说，即便你在上海亲身得了这病，感觉没事，所以得出结论是：新冠没那么严重，根本就是个谎言。这个结论本身，既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是你个人的体验是真实的，不正确的是，中国那么大，样本那么复杂，医疗资源分布那么不均，你的结论，代替不了整个中国的决策。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未来这病毒朝哪个方向变异，饶毅说了一段话，大家可以再去看看病毒变异的规律，完全不一定就是“温和”的。15日，美国“钟南山”福奇撰文表示，“传统的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新冠病毒”，并表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冠病毒不会在人群中消失”。因此，这个病毒严重不严重，你的感受不重要，国家的决策最重要。就像这些道理，我都说给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但是她听不进去，她认为的，就是这病根本不严重，上海就没死人，但次生灾难死的人更多，异常的笃定。她想不到上海是医疗条件那么好的地方，想不到疫苗接种率那么高所以才没死人，想不到如果发生在西部不发达省份会是怎样的结果，想不到下一次病毒进化的情况。她能想到的，就是2019年，疫情前的美好日子，并把这个回不到过去的责任，归咎到国家政策的“错误”。对此，我真的不知道再如何解释，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这种慌乱，因为2003年的北京，2020年亲人在武汉和黄冈，我就已经经历过了。其次，人们有没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当然有。所以，我并不认为出国和移民就是不爱国，从人性上讲，照顾好自己和家庭是作为人本身的基本职责，换个角度，对于那些骂的人来说，有一点隐秘可能戳中其内心，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自己具备移民的条件，可能自己也会犹豫，骂的越狠的人，大概率没有出国生活过。就像每个人都痛骂滥用职权骂贪官，但是真当你坐到那个位置，真当你享受特权的时候，你未必把持的住自己。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活动，有警车开道，在晚高峰拥挤的长安街畅行无阻，周围的人都只能等候，我承认那一刻在我的内心，也自责的拥有一点虚荣，而这正是我之前最鄙夷的事情。这就是人性。况且，移民不是大家想象的容易的事情，离开前背负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了那时候，“一出国就爱国”则是一个普遍现象。大家都在说，新加坡将移民门槛直接从1500万提升到1个亿，大概是上海有钱人的“用脚投票”。个人觉得不是坏事，真到国外去生活一阵子，才真的知道中国有多好。就像香港这两年走的那二十几万人，走了挺好，走的越多越好。人有时候脑子是不清楚的，即便是富人或是所谓权贵，这一点，把钱转移到西方的人此刻最有发言权。外面死了600万人，很大比例都是老人，中国把大家保护得这么好，但是如果有一点做不好，那就一票否决。西方“神圣财产不可侵犯”外汇储备直接没收毫无信用没人讨论，美西方四处劫掠打仗不发声，俄乌冲突时开始“祈求和平”。说实话，这并不理智。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世界上95%的事情是要做表面工作，只要表面工作做得足够好，自由民主叫的够响，就会有人信，而当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时，又不好意思再说。在以前美国的华人圈里，老移民欺负新移民，甚至带着“我被白人欺负不敢报复我就坑自己同胞”变态心理的人并不鲜见。上海是一个象征，它会有一个普遍的群体优越意识，但是，上海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在能代表中国主体的，是2846个县级行政区，和38755个乡级行政区。过去几十年中国迎来了高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个体都有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像坚定不移相信房价上涨一样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更好。可是，如果这是个错觉呢？就像我跟朋友说的，你不应该还沉浸在回到2019的良愿中，不是国家的政策问题，而是时代变了，灾难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醒一醒，如果不是国家，疫情可能让你比现在更惨。我的朋友接受不了，我也知道，这很难让人接受，一个从出生开始就适应的时代，如果面临改变会怎样。第三，如果现在只是个开始会怎么样？人的认知是不断提高的，当然，前提是当你有求索的觉醒，也有人一辈子不愿意提高。美西方统治世界几百年，它的秘密是什么？过去，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傻傻相信，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马克思看得是很清楚的，当然，资本主义也在改良，不断在化妆，打扮得更漂亮。资本发展到如今的形态，本质早已脱离了国家，温铁军说，金融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只能靠扩张、转移矛盾、收割劫掠、制造战争来维持。为什么欧洲明知道美国要收割还跟着跑？这么傻？因为，这是一个美西方共同收割全世界的体系，虽然有损失，损失以后可以补回来，但如果让中俄突破，以后就不是损失的事了。所以拜登说，欧洲有损失，但也必须如此，就是这个原因。而在这个体系里，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而对于民众，资本主义最怕的是什么，是觉醒和团结，怕阶级。《美国最怕什么？》所以，强调民主和自由，

92岁的罗姓老人，在上海上南路某养老院养老，双腿瘫痪，依靠轮椅行动，护工徐某觉得老罗的轮椅碍事，就把老罗一把推开了，两人起了争执后，老罗被护工徐某打的头破血流。

新冠疫情步入第三年。防疫下半场，应汲取西安、瑞丽等地的经验教训，不讳疾忌医，不断完善、学习和调整，立足于“打持久战”。要精准，不要一刀切。如何实现“可持续防疫”才是必修的一课。

面对人文世界，兼顾好批判性和包容性

喀布尔街头正在刷掉带有女性形象的广告图片：twitter@lnajafizada原创：《同时》来源：同时hxotnongd（ID：hallofmoments）文章已获授权8月15日，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喀布尔街头已经开始用油漆刷掉女性露出面部的广告，至此，塔利班全面接管阿富汗。

群体免疫是否会被牺牲的核心，在于个人是否接种了疫苗，是否在大规模的感染中发生了医疗挤兑而无法获得医疗资源，以及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而无人关心。以上哪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会发生，除了自己没有接种疫苗之外？

原创：南苑大王来源：鉴茶院（ID：jcytoday）文章已获授权这个夏天，河南大地暴雨倾盆，台风肆虐东南沿海，很多人觉得，这是极端气候。

面对人文世界，兼顾好批判性和包容性

wg结束后，港澳台侨的工作职能统一归口于国务院侨办（早期称“中侨委”），这是因为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四者性质上具有一致性，即种族、文化亲近大陆的同时，具有海外联系，工作具有部分外事工作的性质。

来源：历史之瞳（ID：HistoryPupil）

1、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信息管制和社会控制”上，公共治理及公共卫生十分落后，政府缺乏对老百姓的呼吸道传染病公共卫生教育，对野味市场则完全缺乏管理，导致病毒滋生，成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戈戈点啊（ID：ling-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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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地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其实，别说是同学或校友这种脆弱的联系，即使是亲人之间，观念的不同也早已让人们无法靠近。在谈到一些时政之事的时候，很熟悉亲近的同事、朋友、亲人的口中也常是非黑即白的谩骂和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

美分，其余全归政府。这样的制度怎么会不出问题呢？如果你削减税率，人们将更勤奋工作，其结果是：人人富裕，政府阔气。有些经济学家将此称为供给经济学，可我只称其为普通常识。早在

“他完全不顾观众中举着的他的巨大的年轻时的标准画像，完全不顾一条写着‘红四方面军八分队’的旗帜。完全不顾大家震耳欲聋的呼喊。一首一首的新歌在唱。虽然我觉得他的新歌也不错。”

古代人们不懂疟疾的病因，将其称之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往往有着“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听说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好遗书。

为什么这样说？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乃至犯罪团伙，要有效率，都会很自然地采用等级制、部门制等科层组织的管理手段。因此，一个“成功”的黑社会团伙必定是“企业化”运营的。

有人可以一掷万金，送孩子去国际旅游，给孩子买一件上万元的名牌衣服；有人却连给孩子治病救命的钱都没有。生活，就像瓢泼大雨，而很多人，却连伞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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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011年6月17日至7月25日，鲁荣渔“2682”号渔船在智利附近海域作业期间，以刘贵夺为首的部分船员因内部争斗等原因，纠集11名船员杀害16名船员，并致6人失踪。

但禁令出台以后，版权规范以后，王欣也意识到不改编早晚出事，却为时已晚。3年前，快播在被警方控制前的一个月才提出转型。真的太晚了！那时候，其他视频网站早已纷纷删除违规色情、盗版内容，准备血拼版权之战。

实际上，跨多领域学习会提供一种信息优势（也即一种创新优势），因为多数人都只集中在单一领域，如假设你身处高科技产业，且周围每个人都只阅读技术出版物，但你了解生物学知识，你就有能力提出别人难以想到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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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到浓时，“张处”与“李局”就开始亲兄弟相称，交换手机号，“王行长”和“冯总”互扫微信，难舍难分，“周校长”和“李院长”会紧紧贴在一起，场面异常热烈，你兄我弟相见恨晚，握住的手紧紧不放，如胶似漆……

文章作者简介：桌子，身高1.85米，有八块腹肌的兼职男模。前南方航空公司职员，新书《我们终将与美好的一切相遇》现已温情上市！三观比五官更正，思想比套路更深。新浪微博@桌子的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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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我写心经简介，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中流’，在水的中央，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就是要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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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判阿娇，审判舒淇，审判乔任梁，审判澳洲因网络暴力自杀的14岁少女艾米，审判美国佛罗里达州因人肉搜索而自杀的12岁的丽贝卡•塞德威克，审判每一个我们看不顺眼的人。

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上的内容。这是极客公园举办的2018创新大会，前一位演讲者把大家逗得直乐，还有演讲者畅想未来会生产出人造熊猫肉，但刘作虎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演讲风格，严肃、理性、以观念为主，无意于营造气氛。

中国游客去日本的人数快速增长。去年一年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730多万人，平均每天有两万人去日本。每天一个整装师，从成田事变进展来看，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天占领日本全境。

实际上，马克思在和恩格斯讨论当中，不断在试探到底恩格斯能接受到哪一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讨论限于政治层面，而马克思在笔记里想得更深，从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去思考。

当然，还有可能另外一种结局，朝鲜用核武器胁迫中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了，但是你从我讲中朝关系的变化，能够感受出来，朝鲜最恨的是谁?中国。谁最威胁朝鲜的核心利益?中国。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这骂人力道有如戴着假牙的老妪在巷里的方言追骂，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软绵无力。所以嘴炮无法还击的特朗普先生，开始按常规套路出牌，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正如上学时，打架打不过就开始告老师的学生是最气人的。

任何工作，只要全身心投入并取得成功，就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并产生自信，进而萌生向下一个目标挑战的欲望。在这样反复的过程中，你就会更加热爱工作。这种状态下，任何努力也不会觉得辛苦，就能孕育出优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