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十一《五纪》简1里有一句说“隹（唯）昔方又（有）港（洪）”整理者注云：“港，读为‘洪’。”[1]清华简《五纪》简1（局部）按：简文“港”字作“”，此字右旁上面当是“（共）”（楚王酓忓鼎，《集成》2794）所从“廿（口）”之变形，下面是“（共）”（善鼎，《集成》2820）、“（共）”（弔尸镈。《集成》285.2）之减省，此字当是“共”之繁构，故此字当径释“洪”，不当释“港”读“洪”也。“唯昔方有洪”这句，在清华简十二《参不韦》中，也两次提到，鲍彦东、薛孟佳两位先生指出“有洪”当作“有共”，是指共工氏，[2]从文意上看应该是对的。对于“共工”之名，徐旭生先生认为“共系地名，工未知何义。”他说的“共”就指河南共县（今辉县），“共县本共和之故国”、“共县本为共工氏旧地”，认为“共”之地名来源于“共水”即“洪水”，“‘洪水’原为一专名，并非公名；地域在今辉县及它的东邻各县境内；它与淇水会合后，入黄河，在它入河以前略与今卫河相当。”[3]朱芳圃先生说：“洪之言共也，因水为共工所振滔，故谓之洪水。”[4]何新先生曾经认为“‘共’字与‘洪’字相通，而‘工’字又与‘江’字相通。共工其实就是‘洪江’。”[5]杨建军先生则认为“‘共工’一词可能是表示洪水的词‘洪’的缓读”，根据是“《山海经·海外东经》：‘在其（君子国）北，各有两首。’郭璞注：‘音虹；虹，䗖蝀也。’就是虹，应当是‘虹’的缓读。既然‘虹’可缓读成‘’，那么与‘虹’同音的‘洪’缓读成共工的可能性就很大。”[6]这几位先生都把“共工”的“共”与“洪”字相联系，现在看来都很对，而对于“工”字就没找到合理的解释。叶林生先生受《说文》言“工”与“巫”同意的启发，认为“玉、工原本同体”、“所谓共工，乃先民以朱丝系玉而沉于水所供奉之水神。共工者，供玉之神也。”[7]葛志毅、郭胜团两位先生认为“共工之名本为工官之职，不仅主水，亦监百工。……此共工之称必与其族久任工官有关，以至其族以官为氏而称共工。”[8]似乎都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古人言用玉祭祀之事多矣（如《山海经》的《山经》部分），或沈（沉）或薶（埋）或婴，绝没有称“共工”或“供工”的；“共工”又称“共工氏”，则“共工”当为官名，但是古代有工、有百工，绝无“共工”这个官名，所以此二说恐不可靠。甚至还有学者试图证明“共工”、“穷奇”、“康回”是同一个词的音转，“字形有三，名字则一”，[9]更令人难以苟同。至于杨建军先生提到的《山海经》中“”，也有人认为“共工”就是“虹虹”，比如阿波先生就认为“共工又写作‘蛩蛩’（《海外北经》）或‘’（《海外东经》）。……共工之名当蛩蛩与的转注。”[10]其中“蛩蛩”《海外北经》明确地说“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是一种象马的白色兽类，明白与共工无关。而“”的读法也有疑问，比如侯乃峰先生就认为“”当是“虫”的合文，而非重文，[11]可能是对的，那么说“共工”是“虹虹”就失去根据了。但是杨先生的看法却很给人启发。现在知道“共”本作“洪”，“共工”也可称“有洪”，则“共工”一名似乎可以得到新的解释。“洪”、“洚”、“鸿”、“江”音同可通用，“鸿”、“洪”通假，古书里例子很多；[12]“鸿”、“江”也是通假字，《山海经·西次三经》的“帝江”，毕沅《新校正》云：“江读如鸿。”章太炎《訄书·尊史》：“《传》说‘帝鸿氏有不才子，谓之浑敦’，《西山经》言浑敦‘实为帝江’，江者，鸿之省借。”[13]是其证。盖“鸿”、“洪”古音都是匣纽东部字音同，“江”是见纽东部字，匣见旁纽双声相近，“鸿”字从“江”声就是明证。那么，共工之“共”《五纪》《参不韦》作“洪”，其最早可能是作“江”的，这里有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山海经·海内经》说：“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这个“江水”显然就是“洪水”最早的名称，共工是因为出生、居住在江水而得名，又以为氏名，则“共工氏”本当作“江水氏”的，看看《海内经》里有“赤水之子听訞”，是有“赤水氏”简称“赤水”，是以居住在赤水旁而得名；《归藏易》里有“金水之子名曰羽蒙”，是有“金水氏”而简称“金水”，是以居住在金水旁而得名；《大戴礼记·帝系》里有“老童娶于竭水氏”，是有“竭水氏”，是以居住在竭水旁得名；那么古代有“江水氏”简称“江水”就很合理了，他们是因为居住在江水旁而得名。“江水”就是“鸿水”、“洪水”，所以共工才被当成水神，《淮南子·本经训》里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吕氏春秋·爱类》里也说“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可见古人认为上古的大洪水是因为黄河决口造成的。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指出：“黄河水患也只能在下游，垣曲县以上万不能有洪水”，[14]显然是对的。空桑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古属于兖州地，地处黄河下游的南部；这里面所说的“江”显然不是长江，而应该是指黄河决口形成的江（鸿、洪）水，古代黄河南决，洪水泛滥成灾，之后南流入淮，所谓“江淮通流”者也，这种情况下，地势偏低的兖州地方（特别是今鲁西、鲁南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淮南子·本经训》里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大概古代较早的文献里有把人名或氏族名的“江水”写成“江=”的，“江”字下面加个合文符号，还读“江水”，但是古人读错了偏旁，或者是为了与水名的“江水”有所区别故意为之，读成了“江工”，然后就这么流传开来，成为其人其族的转名。后来“江”被通假为“洪”，再通假为“共”，于是就有了“共工”、“共工氏”这种难以索解的名称。古书中“河水”可简称“河”，或称“有河”，《逸周书·度邑》里说“顾瞻过于有河”是也。那么“江水”可以简称“江”，则“江水氏”也可以简称“江氏”或“有江”，《五纪》《参不韦》中写作“有洪”，即“有共”，都是通假。要之，“共工”本当作“江水”，即“鸿水”或“洪水”，是个人名和氏族名，是因为这个氏族产生、居住在江水旁而得名，因为古人误读“江水”的合文为“江工”，后来“江”通假作“洪”和“共”，才有了“有洪”、“共工”之名。因为此人或氏族称“江（洪）水”，可能是因其名而把他与大洪水联系起来，所以后人才认为他是洪水之神，再演化则为水神，而且是一位只会造成祸害的水神。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曾经和鲁西地区的东夷人发生过战争，为了取胜决开了黄河淹没兖州地，成为洪水灾害，因此东夷人的传说里，共工氏是造成水害的罪魁祸首，而大禹治水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战争就是征伐共工氏，《荀子·成相》里说“禹有功，抑下鸿，避除民害逐共工”是也。《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言攻其国，杀其臣相柳于此山。”此山当是以禹攻共工国之事为名的山，当在共工国附近，而被记录在《大荒西经》，正说明共工国是在虞夏疆域的西北部，徐旭生先生认为是在今河南辉县的古共国，在地望上近之，但是否就是在辉县，还有进一歩探讨的余地。【注释】[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壹）》公布的《五纪》，是一篇类似《尚书·洪范》的著作，主要讲后帝“修历五纪”之事，此后又不断敷衍，衍生出各种繁琐复杂的规则，它应该是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盛行之时的作品。

“《秦风》：‘鬱彼北林’，毛曰：‘鬱，积也。’郑司农注《考工记》曰：‘惌，读如宛彼北林之宛。’《菀柳》传曰：‘菀，茂林也。’《桑柔》传曰：‘菀，茂皃。’按‘宛’、‘菀’皆即‘鬱’字。”

段玉裁认为“顺”是从河川的“川”，显然是错的，什么“人自顶以至于踵顺之至也”云云更是臆说。“理顺”本不是“顺”的本义，“顺”应该就是“鬊”的本字，二字的古读音相同，本来就是初文与后起字的关系。

蔣魯敬先生在《出土文獻》2022年第1期上發表了《試說戰國楚簡中的“”字》一文（下簡稱“蔣文”），[1]將“”釋為“肅”，則此字乃楚簡文字中“肅”的一種異體寫法。此字主要涉及兩條簡文，一是荊州龍會河北岸M324新出戰國簡269（下簡稱“龍會河269”），二是荊州望山橋一號戰國楚墓出土卜筮祭禱簡4（下簡稱“望山橋4”），兩條簡文分別是：1.莊王即立（位）十又五[歲]，乃萅（春）于蔑。（龍會河269）2.舉祷于王，戠（特）牛。舉祷于〼。（望山橋4）其中的“”字分別作“”、“”，蔣文指出從泉從戈，釋“肅”，將第一條的“肅”讀為“蒐”，是檢閱車馬的意思；第二條的“肅王”是指楚肅王。蔣文把此字釋“肅”很有道理，從簡文上看此字釋“肅”、讀“蒐”於義都很暢通，當是正確的，但是其論述很讓人奇怪。首先蔣文認為此字左旁是從“泉”，楚簡文字中“肅”從“泉”，這個沒問題；又指出楚簡文字的“戈”、“弋”偏旁有互作的現象，之後認為：“‘’字所從的‘戈’旁即‘弋’旁之訛。弋，職部餘紐；聿，物部餘紐。二字同爲餘母字，聲紐相同；職部與物部同爲入聲韵，關係密切。……因此，職部的‘弋’可以讀爲物部的‘聿’，從泉從聿的‘肅’字可以寫作從泉從弋。……這種因偏旁音近而構成异體關係的現象，在戰國竹簡中較爲常見。如‘謀’字常寫作從心從母的‘’，又可以寫作從心從某的‘’；‘貨’字從化從貝，因此又可以寫作從爲從貝的‘’。”是先把“戈”替換為“弋”，再用“弋”讀為“聿”，然後說“弋”（實際上是“戈”）可以替代“聿”，這種論述很讓人莫名。“聿”、“戈”都是形旁，形旁怎麼會是以音同或音近而相取代？古文字中“戈”、“弋”的互代，是形近之故，並非因為讀音，“戈”（見紐歌部）、“弋”（餘紐職部）、“聿”（餘紐物部），韻部都差遠，說音近感覺很勉強。蔣文中舉的“因偏旁音近而構成异體關係的現象”的例子，就更有點看不懂，“貨”字或從化，或從爲，是聲旁，也稱聲符，它們讀音相同或相近是對的（“化”、“爲”均喉牙音歌部字）；而“謀”字可從言，也可從心，也可從口（《集韻·平聲四·侯韻》以“謀”、“”、“㖼”、“”、“”、“”為一字之異體，其偏旁言、心、口通作），都是形旁，怎麼能求其讀音的相近？形旁也稱義符，自然是在含義上有聯繫，謀要生於心，形於言，發與口，自然或從心、或從言、或從口會意都是合理的，未必和讀音有什麼關係；蔣文中也指出“‘攴’、‘戈’作偏旁时可以通用”，那麼“攴”、“戈”二字在讀音上又有什麼聯繫呢？不過是因為戈是可用來攻擊的武器，攴是手持鞭撲攷擊之形，含義上有關係而已。故從讀音上推求形旁（義符）的互用原因，恐是不適當的。“肅”的讀音也和其兩個偏旁無關，它本身是個會意字，《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从在上，戰戰兢兢也。，古文肅，从心从卪。”“肅”是從聿從，段玉裁注云“會意”是也，[2]也就“聿”、“”都是形旁（義符）。恭肅、敬肅之“肅”是一種心理和形體的表現，所以古文“肅”去掉了下面的義符“”用“心”、“卪”代替，“卪”即“節”，段玉裁注云“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故從卪”，[3]是仍作義符。“肅”在古書傳註中大量訓“敬”，[4]朱芳圃先生認為“敬”本警敕義，“儆”、“憼”、“警”、“驚”均其孳乳字，[5]是也。“儆”、“警”《說文》均訓“戒”，自然“肅”也可訓“戒”，[6]“敬”從攴，“戒”從戈，作為偏旁“攴”、“戈”義通。就謚號而言，《逸周書·謚法》曰：“剛德克就曰肅”，《慧琳音義》卷四“惇肅”注引《謚法》作“強德尅義曰肅”，《資治通鑒·晉紀十九》“都亭肅侯”胡注引《謚法》作“剛克爲伐曰肅”，是“肅”也有“克”義，《爾雅·釋詁》：“勝、戡、劉、殺，克也”，“肅”與“勝”、“戡”、“殺”、“戒”、“克”之類義相貫，故《呂氏春秋·孟秋》“天地始肅”高誘注：“肅，殺也。”那麼楚簡文字中用“戈”取代了“肅”字其中的一個形旁“聿”，作為肅殺之“肅”的專字，就很合理了，與傳抄古文恭肅之“肅”用“心”、“卪”取代“”的做法是一樣的，這個和讀音沒有什麼關係。這種根據不同的含義改換形旁的做法，在甲骨文中已然，如“明”字，或作“”（合11497），這當是光明之“明”，日月相合會意；或寫作“”（合11708），右旁作“囧”，是窗牖的象形，表示月光透過窗牖照入屋內，顯然是通明之“明”，因為會意不同而形旁也不同，而“日”和“囧”並無讀音上的關係。如果必須要找出讀音上相同或相近的關係，深文周納，不免迂曲穿鑿之嫌，實非所敢言。楚簡用此字形作為“肅王”之“肅”，即用為謚號的“肅”，自是適當的。“肅”讀為“蒐”也很合理，“蒐”是山紐幽部字，“肅”是心紐覺部字，山心准雙聲、幽覺對轉疊韻相近，在中古音中也都是開口呼三等字，“肅”自可讀若“蒐”。“蒐于某地”之語《左傳》中甚為常見，例多不舉。龍會河269簡上的“蔑”字，字形作“”，蔣文中指出“‘戍’旁右部笔划脱落”，是對的，此字右邊本來當是有個“戈”旁，殘泐後還剩下些可辨的墨跡。這個“蔑”和其它楚文字的“蔑”最大的不同是下面是個“十”形或“又”形筆畫，這當是寫手把下面的“戍”形寫作“戎”形了，可能是一種筆誤，楚簡文的“戎”有作“”（上博二.容成氏39）者，與之相似，仍當釋“蔑”。對於龍會河269簡記述的楚莊王蒐於蔑的歷史事件，蔣文認為：“該簡的大意是，楚莊王在其即位後的第十五年春季，于蔑地簡閱車馬。在這次事件後的第三年，晋楚之間就發生了著名的‘邲之戰’，即《春秋》宣公十二年所載‘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晋師敗績’。‘楚子’就是簡269中的楚莊王，因此不難理解爲何楚莊王于十五年在‘蔑’地簡閱車馬了。”該簡記述是楚莊王十五年蒐於蔑地，古代的君主每年都會舉行蒐獵活動，既是遊獵，也是簡選車騎卒伍，但和發動戰爭沒有直接的聯繫。如果楚莊王此次蒐獵活動的確是簡選車騎卒伍為發動戰爭的話，也不會是伐鄭。看看《史記·楚世家》的記載就可知，楚莊王十五年（魯宣公十年，前599）的時候，楚國沒有攻伐之事，其蒐於蔑就在此年。第二年，即莊王十六年（前598），“伐陳，殺夏徵舒”。十七年（前597），因為鄭國在晉、楚之間來回搖擺不定，莊王才“圍鄭，三月克之”；同年六月，晉師救鄭，發生了邲之戰，楚師大敗晉師。[7]由此而言，如果這次簡選車馬卒伍是要發動戰爭，也應該是為了伐陳之事，二者之間或有前後的因果關係，恐與隔年伐鄭、邲之戰無關。

安大简《仲尼》（局部）徐在国、顾王乐先生在《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1]一文中（下简称《初探》），介绍了安大简《仲尼》篇的内容，此篇当是抄写了战国时流传的《论语》的一些片段。该篇最有有一句总结的话：“中尼之耑也，仆快周恒。”“中尼”即“仲尼”，孔子之字。耑，《初读》云：“疑读为‘论语’。‘耑’与‘论’、‘’与‘语’古音相近。上古音‘耑’属端母元部，‘论’属来母文部；‘’字所从声旁‘屰’属疑母铎部，‘语’属疑母鱼部。‘耑’‘论’二字的声母都是舌音，韵部关系密切；‘屰’‘语’二字古通。”又在注[25]中云：“‘耑’，古‘端’字，‘端’常训为‘正’，‘耑（端）语’即‘正语’。”又云：“或说‘耑语’，读为‘短语’。”按：“耑”、“论”声、韵皆不同，读为“论”可疑。出土文献中，“耑”多用为“端”，也用为“短”，[2]疑读为“端”是，《荀子·劝学》“端而言”，杨倞注：“端，读为喘。喘，微言也。”《臣道》作“喘而言”，杨注：“喘，微言也。”“”字亦见清华简《保训》，其简6云：“咸川（顺）不（逆）”，此字盖即古书习见的“逆言”之“逆”的专字，《鶡冠子·王鈇》：“逆言过耳”，《汉书·五行志上》：“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语”、“逆”同疑纽双声、鱼铎对转迭韵，中古音里也都是开口呼三等字，读音相近，故可通假。“端（喘）語”即“微言”之意。《汉书·艺文志》：“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风俗通义·序》作“昔仲尼没而微言阙，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文选·曹颜远〈思友人诗〉》注、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并引《论语崇爵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文心雕龙·论说》：“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仆快周恒”，

作者按本文写于2011年，原发布与简帛研究网站2011年1月9日，该网站目前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原文链接失效，文章也无法显示，故今将原文略作修订，改正一些表述不正确的地方，发在微信公众号里，一是供同好参考，二是自己存留个资料。清华简《尹诰》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其中之“西邑夏”也简称“西邑”，清华简《尹至》言：“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1]《礼记·缁衣》引《尹吉（告）》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郑注：“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正义》：“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见西方夏邑之君，谓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缁衣》所引的这一句被伪古文《尚书》的《太甲上》采用了，作“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现在根据清华简知道，这句应当作“惟尹念天败于西邑夏”，“躬”可能有误。清华简一《尹至》（局部）对于“西邑夏”，古注基本上和郑玄的解释相似，伪《孔传》也说“夏都在亳西”；蔡沈《集传》曰：“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关于夏代的疆域位置，目前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西方说，一种是东方说。近代倡西方说最力的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东西说》[2]一文影响至巨，认为夏代之时夷人居东，夏人居西；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后，夏居西方说已成为学界为主流，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首倡东方说者为王国维，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3]此后持此论最力者为杨向奎先生，他有《夏民族起于东方考》[4]、《夏代地理小记》[5]、《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6]等文，力主夏民族起于东方、居于东方；后更有程德祺先生《夏为东夷说略》一文，直接认为“夏族本为东夷族中的一支。”[7]嗣后亦有不少学者着文赞同之，但终不如西方说影响之大。现在《尹至》出来了，该篇里明确地说汤是“自西翦西邑，戡亓（其）又（有）夏”，是说汤自西面来剪伐西邑夏，很明显，西邑夏应该是在汤都亳之东而非在其西。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传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与之相印证的内容，《吕氏春秋·慎大》里有这么一段内容：“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

这次来说说“同”字和“凡”字的本义，这两个字也很常见常用，写法也简单。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说呢？是因为这两个字在甲骨文中字形很接近，学界一度分不清这两个字之间的区别，把“同”字也释作“凡”。先看看这两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同：（合集4596）、（合集32296）凡：（合集29383）、（合集33568）关于“同”和“凡”的区别，寇占民先生曾经作过一番分析：“这两个字的区别在于‘同’上部所从部件，与‘凡’字的笔势不同。‘凡’字所从的右面一竖笔，往往是弯曲的，下面向外撇；‘同’所从的上面部件的这一笔没有弯曲，是一直笔。当然由于这两个字形体较为相近，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个别的‘同’的上面部件写得与‘凡’相似，这可能是当时书写没有统一规范的缘故。”[1]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同”的两个竖笔是长短相等，要直都直，要弯都弯，比较对称；而“凡”的两个竖笔往往是一长一短，一般是短笔比较直，而长笔是弯的，二者不对称，字形上就这么个分别。“同”的本义，过去一直搞不清楚，《说文解字》说：“同，合会也。”唐代徐铉注：“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故从口。”《尚书·周书·顾命》里说“太保受同”的“同”，《白虎通义·爵》引“同”作“铜”，过去有爵名、圭瓒、副玺、壶等各种解释。直到2009年，吴镇烽先生从一位私人藏家那里发现了一件内史亳丰同，是西周成王时期的，这件器物自名为“祼同”，也就是举行祼祭的时候用的同。其器物如下：内史亳丰同及铭文（西周初）吴镇烽先生据此器曾做过一番分析论证，他说：“我认为‘同’是‘筒’和‘筩’的本字，最初的行状就是同字上部所从的‘’（商周金文同字均如是作，请参看《金文编》），是一个象形字，像截竹而成的一种管状器物，也就是竹筒。字的两竖，象竹筒的外壁，中间两横，以示竹节之形。这种竹筒古人用以饮水饮酒，其后添加意符‘口’，变成了‘同’。《韩非子·说疑》：‘御觞不能饮者，以筩灌其口。’到了商周时期便仿其形以铜铸造，且成为一种祭祀燕享的礼器。我们所见的商周青铜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觚），呈喇叭形，中间微鼓肚，多么像。同呈圆形，故引申为会合、聚集、齐一、统一等，引申义取代了本义，所以后来另造从竹的‘筒’和‘筩’为之器物的名词，遂作为器物名称的‘同’字本义就不为人们所知了。”[2]王占奎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说：“我以为，‘同’可能来源于竹筒。竹子生来空心，正可作为容器。在古代，更容易被利用作为容器。其实现在竹子被作为容器还非常普遍。后世的‘筒’字，加上了‘竹’字头，只是表示其质料，求其实，还在于‘同’这一部分。现在见到的甲骨文、金文的‘同’字，如果去掉‘口’字，很像竹子——左右两竖代表竹筒的壁，两横可能代表竹子内部的隔。”[3]吴、王两位先生都认为“同”本是这种器物“同”的象形，也是“筒”、“筩”的本字，显然是对的。内史亳同是周朝初年的青铜，商代的同也有出土，如阜阳市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商代的青铜同（小润河出土，原名青铜觚）：阜南小润河出土商代青铜同商代同的样子更接近甲骨文“同”的字形。对于“同”和“凡”的辨识，王子扬先生后有专文予以详细地分析论述，[4]也认为“同”就是古代的饮酒器“同”的象形，都是正确的看法。盖“同”当如吴镇烽先生说，最初是用竹子制成，也就是截一节竹筒当喝酒水的杯子，现在南方产竹子的地方，人们还是常这么搞。后来这种饮器贵族们用青铜铸成，仍然称“同”，后人为了显示区别，竹子制的就加个竹头作“筒”，青铜铸的就加个金旁写成“铜”。“同”就是这种饮器同的象形，最初是不从口的，后来加“口”，才是会同的“同”，可能表示是以口招呼人会合之意，也可能是加的声符，因为“口”是侯部字，“同”是东部字，侯、东二部是严格的阴阳对转关系，韵部是相近的。“凡”字，《说文》的解释是：“凡，最括也”，也就是大致概括，现在说的“都凡”、“大凡”、“凡是”、“但凡”之“凡”就是这个意思。可看看甲骨文的“凡”字形，就知道这个义项是假借用法。郭沫若认为“凡”是“槃（盘）”之象形初文，[5]王子扬先生赞同郭说，并进一步指出：“‘凡’字形体确实象侧立的盥盘之形。左侧竖笔直而短，象盘底圈足之形；右侧竖笔向外弯曲，象盥盘口沿之形。两侧竖笔并不对称，这一点与‘同’有显著区别。”“凡”就是“盘”的侧立侧视形，传世典籍中，《尚书·商书·盘庚》中的商王盘庚，《汉书》中都写作“般庚”，“般”、“盘”是音近的通假字，殷墟卜辞中则写作“凡庚”，而“凡”则是“盘”的象形初文。如果把甲骨文“凡”字放正，和周代的青铜盘（国家博物馆藏）对比，就知道“凡”是“盘”形的线条化。

按：“儇儇”似不當讀“嬛嬛”，當依字讀，《廣韻•下平聲•仙韻》：“儇，疾也，利也”，“儇儇”即疾利之貌，謂暑熱之氣疾利，中人則能致病，俗語有“避風如避箭”之說，殆謂風邪疾利如箭，中人則病，其意相類。

諸家說各有不同，這是因為此字是個新見的字形，沒有其它字形可以參照，《五紀》中的用法，只相當於星名“東壁”之“東”，再無其它用義，所以大家只能臆度猜測。楚簡文字中這種新見而又無所參證的字形很多。

从书的整体情况看，如此整齐完备、体系庞大的筮书，它应该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揣测的那样是“成于众人之手”，他应该是新兴的《周易》筮法一派的某位巫史编写的，绝对不可能是战国之前能产生的。

赖祖龙先生《海昏竹书〈卜姓〉〈去邑〉初释》（下引简称《初释》）一文中公布了海昏侯墓出土的两种与易学有关的占卜文献《卜姓》和《去邑》，这里转录部分相关介绍和释文，共同好参考。[1]

偏发=蔽芾：“偏”应该是“徧”的误写，是帮纽真部字，“蔽”是帮纽月部字，二字双声通假。“发”、“芾”都是帮纽月部字，双声叠韵通假。

*字用為疾病義，前兩條中的蟲形文，姚孝遂先生認為是“病情好轉”的意思[3]，甚是。第3條貞問王因為疾病“有*”，第4條則言王所得之疾病是不是由蠱引起的。第5條則言王終夕有痛苦也。

其实清代学者已经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和鲁齐韩三家诗说指出《商颂》是春秋宋国襄公时期的作品，而《殷武》所说的伐荆楚之事是春秋时宋桓公所为，和殷高宗武丁无关。如清代学者魏源在《诗古微》上编之六里说：

，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人。乾隆二十八年举人，历任上杭、罗源知县等职，是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著作由门人陈履和汇刻为《东壁遗书》，《考信录》三十二卷即其中的一种，也是崔述最重要的辨伪学著作。

[3]廖名春：《竹簡本〈莊子·盜蹠〉篇管窺》，《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下引廖先生文均出此，不另注。

  這段文字里有些不能通讀的地方。首先是整理者的斷句有些問題，所以有學者尋求新的斷讀，如ee先生認為：  “《越公其事》簡47疑讀為：三品年譸（籌）攴（枚）

其八，《孟子》书内常称述《诗》《书》而不及《易》。今《系辞》里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话，《孟子》论性善也并不引及，《荀子》也不讲《易》（今《荀子》书中有引及《易》的几篇，并不可靠。）

“折俎谓之肴，见《左传》、《国语》；豆实谓之肴，见《毛传》；凡非榖而食曰肴，见《郑笺》，皆可啖者也。按许当云‘啖肉也’，谓熟馈可啖之肉，今本有夺字。按今经传皆作‘殽’，非古经之旧也。”

50、鼎：䬽。“孟冬䬽吉，夏凶。”整理者：“鼎为食器。䬽，左为食旁，疑与进食有关。䬽，《玉篇》以为餟祭之名，餟与䬽古音相近，疑即餟字异文。”按：此“䬽”疑也是动物名，不详为何物，属、禽均无。

[2]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第二届国际简帛研讨会——“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2000年8月。后收入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26-49页。

46、升者，尚（上）也。按：《序卦》：“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经典释文》：“升，《序卦》云：上也。上，音时掌翻。郑本作昇。马云：高也。”是《序卦》也以“升”为“上”义，《易占》与之同。

西方：[未济1]、未酉（归妹）2、坤3、困3、晋4、大壮5、无妄6、复7、谦8、同人9、离9、兑10、否11、大畜12、明夷13、[咸14]、大有15、革16、旅17、渐18、中孚19

2020-11-21.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3

[1]朱凤瀚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5页。“”字之释从王挺斌说。见王挺斌：《海昏竹书〈论语·知道〉篇“”字试释》，简帛网202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