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必究

【回乡记征文】家乡，在变你我，亦在变留心观察，做好记录今年，我们继续开展【回乡记】征文活动，截至2024年3月31日下午18点，在行业研习首发且阅读量最高的三篇回乡记，作者将获赠神秘礼品一份！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回乡记》系列文章之【婚姻家庭】一、婚难（nán）时代2023年，我在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贵州、湖南、广东等九个省份开展了为期近一百五十多天的田野调研。在全国各地县乡政府、学校等单位调研，许多受访者都会谈及现在单位当中许多大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一些单位为了她们自身幸福也为了这些职工的工作稳定性与积极性考虑，想法设法帮助她们脱单。这些单位内数量较少的男性也就几乎都成了“香饽饽”，只要有意愿，很快就能顺利恋爱、结婚。春节期间，回到华北地区农村老家，则听到了另一重故事：农村男性光棍越来越多，农村适婚女性成为“香饽饽”，春节前后上门介绍相亲的人络绎不绝。女性即使离异再婚，只要想结婚，难度也不大。一些女性二婚，也是照第一次结婚办仪式、收彩礼。婚姻渐趋理性化的今日成了一个婚难（nán）时代，只不过，在城市地区、在中上层，是优质女性的婚难时代，在农村地区、在中下层，则是男性的婚难时代。在我老家所处的华北农村地区，“婚难（nán）”首先源于客观上的性别比失衡，这是传统价值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混杂而产生的沉重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在乡城流动与社会分化过程中，传统“高嫁低娶”模式在性别比失衡中被延续，乃至被扩大化。中下层男性最终逃不出被剩下来的命运，尤其是曾经被称赞的“老实人”，特别是缺乏代际经济支持的“老实人”，最容易被剩下来。三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华北女性与现代性观念更具亲和性，在接受现代化教育过程中，更加个体化、更加追求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幸福，更注重小家庭生活层面的独立性、私密性与情感性。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化、性别比失衡、养育与生活压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女性既具有更强的婚恋主导权，又渴望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一些华北男性仍在既存性别优势结构与既得性别利益中“沉沦”。然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其家庭在资源积累上处于弱势地位，其自身又无法做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改变，因而面临着“光棍”危机。年轻一代可以借助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来摆脱伦理压力，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找到情感与精神寄托，甚至可以通过躺平摆烂、甘做“三和大神”来回避婚恋压力。然而，受到传统伦理观念与村庄社会结构沉重影响的大多数华北父代却背负着沉重的伦理与精神压力，不惜拼尽全力“剥削”自己，同时向子代施加压力，以帮助子代摆脱婚恋危机。以我的一位亲戚为例，为支持儿子在县城创业，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然而两次创业失败亏损了三十多万。2023年为帮助儿子顺利成婚，在婚礼操办上大费周章，在女方没要彩礼的情况下，花费十多万为其操办了婚礼，其中，不得不外借七八万元钱。婚后，儿媳一直没有工作，儿子在县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仅有不到五千元，难以支撑其夫妻二人在县城租房等开销。为了儿子婚姻的稳定以及未来生育准备，亲戚夫妻俩不得不背负债务，干更辛苦的工作，还债的同时，还要给予儿子儿媳小家庭以经济支持，甚至还想要把自己的工资卡直接给儿子儿媳，由他们直接支配自己的工资。在华北农村今日的婚难（nán）时代中，我的这位亲戚并非个例。在我老家，普通农村男性结婚，订亲、彩礼以及婚礼开销大概要在二十万左右。此外，在县城买房已成为婚恋的标配，乃至已成为相亲市场的“准入资格证”——如果无房无车，恐怕连托请的媒人都会面露难色，不知如何向女方介绍。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房价已升至6000-10000/平方米左右，如果子代没有能力承担或不愿承担购房款，这笔沉重的债务父辈不得不为之分担。二、婚难（nàn）时代另一方面，今天不仅是一个婚难（nán）时代，还是一个婚难（nàn）时代。同样地，在城乡之间、在不同阶层之间乃至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群体面临的婚难也不尽相同。这一年在多个省份近十次教育专题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教育局与学校领导干部、班主任及老师都会提到，现在学校中来自离异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多，有的班级甚至达到一半以上的比例。这是当前县乡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需要面对的客观问题。也反应了当前县乡社会特别是农村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形态在大变革时代面临着剧变。春节返乡，我带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了解了一下家族堂哥堂姐、表哥表姐的婚姻状况。我的外公外婆共生育八个子女，我的母亲排行老七，除小舅舅家的二女儿还未成年，我的其他十三个表哥表姐以及我的两个姐姐皆已结婚生育。爷爷奶奶共生育三个子女，我的一位堂哥、两位堂姐皆已婚育。我这一辈人除我以外，极少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上一辈则几无人接受过高中/中专教育。我的家族是华北地区较为普通的（可以说是中下层）农民家庭的典型代表。我的十八个哥哥姐姐当中，目前有三人处于离异状态（M1、M2、F1），一人婚姻处于事实破裂状态（M3），两人（F2、F3）离婚后时隔几年经亲友劝说复婚，一人（F3）遭遇多次家暴但未离婚，一人（F4）因经济原因婚姻曾濒临破碎，后四位之所以复婚或未离婚，其中重要原因是为了子女着想。粗略统计，我的哥哥姐姐当中有接近一半之多出现或曾经出现较为严重的婚姻危机。这些哥哥姐姐婚姻破碎或出现婚姻危机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点：第一，男方家境普通，又是“妈宝男”，不务正业。这导致小家庭不得不和男方父母共同居住或需要男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以及照料支持，很容易产生婆媳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又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支持与经济支持，甚至男方还明里暗里支持自己的父母，这极易导致婚姻的破碎。在我的哥哥姐姐中，F2后来之所以同意复婚，也是因为男方逐渐“务正业”，相对而言能够踏实一点的工作，并与父母搬开居住，减少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F3后来没有离婚，是因为男方受到我一位姐姐的训斥，扬言要找人教训他，不再实施家暴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父母搬开居住，减少了父母的干预与从中挑拨。第二，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或是男方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或是因为创业失败导致亏损严重。自古以来贫贱夫妻百事哀，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出现经济问题更易引发家庭矛盾，导致夫妻之间冲突加剧、感情破裂，走向婚姻危机。第三，性格不和。我的哥哥姐姐大多为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在读书过程中面对着乡村撤点并校潮与外出务工潮的大规模兴起。身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很容易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早早辍学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传统伦理观念以及父母的影响，在父母的主导或干预下早婚早育。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夫妻之间性格不合的问题被放大，婚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从前，夫妻之间的婚姻危机会受到亲属网络、村庄社会的干预而得到抑制或消解，但在熟人社会瓦解过程中，很少有亲友邻居再掺和其他人家的家事。第四，感情问题。前三条原因积重难返，自然都会导向夫妻感情的破碎。在这个婚姻危机链条中，感情破碎往往是果，而非因。在我的家族中，因为感情破碎而直接导致的婚姻危机并未出现，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大多为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在家庭伦理与价值观念层面上相对更为“传统”一些，遵循的还是“过日子”的逻辑，只要日子还能过的下去，特别是为了孩子还想要把日子过下去，还都不会因夫妻双方的感情失和而一拍两散。但是，通过我的观察与了解，随着90年代乃至00年代出生的这两代人步入婚姻，因为感情失和问题而导致的离婚现象正在变多。婚姻危机的发生链条开始出现变化：感情失和后引发经济层面的不满、放大性格不和的影响、加剧代际与夫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婚姻的破碎。在一些案例中，感情失和源于出轨，或感情失和后引发出轨，进而引发婚姻破碎。婚恋难度的加大、婚恋成本的提高、婚姻稳定性的降低等等因素也在重塑代际关系。在我家族哥哥姐姐的婚姻危机中，有好几例产生于“恶婆婆-妈宝男”引发的代际与夫妻矛盾。但是，在现在，为了子女顺利结婚与婚姻稳定，绝大多数农村中下层父辈在努力学会

回乡记春节快来了！很多小伙伴都回家了吧？根据惯例，我们每年回家都要对家乡进行一番观察和调查，回不了家乡的就原地观察和调查，然后写几篇生动的回乡记或不回乡记（以下统称回乡记），发在行业研习上。今年，我们准备继续开展征文活动，截至2024年3月31日下午18点，在行业研习首发且阅读量最高的三篇回乡记，作者将获赠神秘礼品一份！这意味着，写得越好的回乡记，发得越早的回乡记，推得越多的回乡记，获得神秘礼品的机会越大！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2023年行业研习回乡记获奖名单（阅读量前三名）01.崔昌杰丨小镇青年，陷入死循环02.苏粤丨县城养老，如何是好？03.李婷丨为什么老人要诉苦？2022年行业研习回乡记获奖名单（阅读量前三名）01.李婷丨被透支的小镇青年02.杜园园丨为什么江西的彩礼那么高？03.李欣茹丨愁！农村女博士的婚事❤️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社长•本期编辑：Susu•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1.不以代际资源转移为目的的适度彩礼山东省博山区南域城的彩礼标准为31800元、51800元或者88000元，一般都在三万元至五万元之间，相对于其他地区南域城的彩礼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较小。彩礼一般给女方父母，作为“卖女儿钱”或者养女儿的“辛苦钱”，但是女方家庭要陪嫁几万元的嫁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村庄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子女婚嫁时彩礼和嫁妆不再以代际资源转移为目的。彩礼较低反映出家庭代际关系不紧张，不需要通过彩礼转移或争夺代际资源。当男方是独子家庭时，女方的彩礼要求会比较低，彩礼也会作为养女儿的辛苦钱留给女方父母。而当男方是多子家庭时，女方会提出比较高的彩礼要求，彩礼钱作为小家庭的独立财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女方家庭的子女数量同样较少，所以嫁女儿时会收下彩礼并配送大量的嫁妆。在南域城，纯女户家庭的女儿享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但是家有兄弟的女儿出嫁后依然不能分得父母的遗产，女儿通过嫁妆的形式获得家庭财产分配。例1：女，1986年出生，2009年结婚，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父母收了31800元彩礼，陪了70000多元嫁妆，用于购买家具和家电。当时，女方必须陪嫁被褥，其余的嫁妆看男女双方的家庭条件和男方的彩礼高低，四万元彩礼时嫁妆为家电，八九万元彩礼则陪嫁汽车。例2：女，1982年生，2009年结婚，在市区工作。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认识的结婚对象，恋爱后结婚，父母没有要彩礼，男方给了一万元，父母把一万元的彩礼钱给了小两口，并给了女儿5万元的陪嫁。2.娶嫁标准和婚姻观念南域城的通婚圈呈现区域内向性，而且通婚范围不断扩大，40岁以上以嫁本村为主，20多岁主要是嫁本地。村庄的经济优势能够吸引外地媳妇，村里娶外地媳妇的有十几户，但由于生活习惯不一样，结婚生子后家庭矛盾居多。村庄的婚嫁条件为男方有房成标配，一般自动有车，女方父母看重男方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条件。村庄的嫁娶标准为，嫁女儿比较看重男方的家庭条件、工作状况、房屋基础、人品作风和为人老实等。娶媳妇的标准为漂亮、脾气好、贤惠，更注重女性的个人价值。村庄婚嫁年龄一般为23至24岁，上学的话会晚至26或27岁，不上学的到了27或28岁就成了大龄男女。由于区域经济优势和男女性别比均衡，村庄的青年男女都比较好找对象，晚婚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挑剔。从27或28岁开始，家里老人会着急给子女说对象，老人会把子女婚嫁当作自己的人生任务。村里只有两个光棍，年龄都在35岁以上，一位是50多岁的男性工人，另一位是60多岁的女性教师，她年轻时相中了一位老工人，后来自己没有再找。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南域城有100多户纯女户家庭，但村里的上门女婿很少。村里之前的计生抗争户，生了7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但是后来上门女婿又回去了，自此村里没有上门女婿。双女户家庭的女儿女婿愿意来村里住，通过父母的老房子换房或者自己出钱买房，但不愿意上门。女儿女婿住在身边有家庭财产继承的因素，也有村庄经济发展吸引力的问题，同时方便照料老人。近几年村庄的离婚率升高，共有五六对夫妻离婚，还有离婚不离家的情况。离婚的年龄段主要在30至40岁，离婚的原因主要是情感问题，有几家是男方出轨。同时，大家庭有离婚的先例，其他人会效仿离婚，比如兄弟姊妹之间、父母孩子之间。村里对离婚的评价不好，但受经济文化发展和婚嫁观念变化的影响，村庄的价值舆论对离婚现象没有约束力。离婚后可以再找，女方会更好找对象，除非男的在离婚之前就已经有相好的。同时，再婚问题还受到生子观念影响，离婚后女方带着女儿没关系，带着儿子则不好找，“因为再婚对象不会替别人养儿子”。现在有几对夫妻离婚后都没有再找。3.结婚流程和公共仪式村庄的结婚仪式包括订婚和结婚，订婚一般是女方去男方家定亲，由男方设宴，置办两三桌酒席，男方的父母和直系亲属都到场，女方来人主要是女方父母及其兄弟姊妹，还要宴请主事媒人。订婚时要商量彩礼和婚期，同时，长辈给新人改口费，一般是父亲和母亲各给一千元，双方家庭互给，其他亲戚给100或200元。不举行订婚仪式的，由双方父母坐下来认识认识和商量商量，在这里并不是商量什么具体的事务，而是说一些“高兴话”，意在祝福新人婚后幸福等。订婚后男女双方可以互相走动，但是女方不能在男方家里长住，订婚到结婚的时间最多为半年。结婚时要先查八字定日子，再布置新房，然后娶亲。接新娘子时，接客的属相不能与新人相冲，讲究去单回双，还要用红布遮挡不吉祥的事物。要先把新娘子接到家，再举办结婚典礼，结婚典礼主要是告白仪式或祝福词，有的不办典礼，有的在小区门口简单办，也有的会去酒店正式办，一般情况下婚礼仪式一天就能结束。庄里乡亲当天会去主人家里吃酒席，随人情100或200元。结婚时，酒席钱从份子钱里边出，父母会把剩余的份子钱交给子女。嫁女儿只办一餐，可以在出嫁以前提前办酒席，只要出嫁酒席办完可以随时出嫁。结婚三天后女儿女婿回门，娘家宴请新婚夫妇和自家亲戚。新中国的婚姻虽然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但婚姻习俗却极为繁琐。大体有十个方面的步骤：一曰提亲。儿女长大成人后，父母便托人提亲（说媒）。男女双方通过见面并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男方或女方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人品道德及工作方面的情况后，若双方本人及父母没有意见，方能定亲。自由恋爱的也要通过父母同意托人提亲后，才能定亲。二曰定亲。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时间交往，没有意见后，由双方父母事先选定吉日，举行订婚仪式，一般由男方设宴，请女方父母及长辈亲友、介绍人等赴宴，并向女方赠送首饰、衣服、化妆品及聘金等。三曰送日子。男方经人选定结婚良辰吉日，由介绍人（媒人）至女方家中征求意见，双方商议后，定好结婚日期。四曰搬缘房。在结婚前一天，男方多人用车拉、人抬、肩挑把女方家中陪送的家俱、衣物等运回男方家中，这一天开始，设宴招待亲朋好友。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嫁妆随之升格变样。50、60年代一般是粗老笨重的家俱和衣服、被褥等。70年代一般是“老三件”，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家俱、被褥等。80、90年代变成了电器化用具，一般是彩电、冰箱、电脑、空调等。进入新世纪后，嫁妆规格随之升格，除了彩电、冰箱、电脑、空调外，有的女方陪送家用小轿车、新房也不足为奇。五曰娶亲（结婚）。旧时，一般是男方下半夜至女方家迎亲，新郎穿新衣服，披红戴花，用轿子、自行车把身穿红色新衣、头戴凤冠、顶蒙红盖头的新娘抬至夫家。现在一般是用小轿车，有多有少，在天明后，把新娘拉到夫家，同时把女方的送客（油客）接到夫家设宴款待。六曰过门。旧时过门繁琐的礼仪都已简化。现在一般是扎起弓门，设天地桌，张灯结彩，放鞭炮礼炮，由司仪主持宣布结婚典礼仪式，证婚人讲话证婚，来宾讲话贺喜，双方父母讲话寄语儿女希望，然后拜父母高堂，夫妻对拜入洞房。七曰坐帐。旧时，新娘入洞房后坐在床上，称之“坐时辰”，随后是“闹房”，不分长辈老幼，七言八语说笑话取乐。现在基本取消了，只是入洞房后，新娘梳妆外出拍外景留念，然后待客敬酒。八曰待客。迎进新娘后，首先招待送亲客人，俗称“油客”。大多是女方的长辈或平辈及亲朋好友，男方要好烟好酒隆重招待。席终，新娘家的送客与新娘公婆话别，有拜托以后照顾新娘之意。然后中午或晚上招待男方的亲朋好友、单位同事、乡里乡亲来贺喜的客人。过去一般都是在家里设宴招待，要提前购买设宴物资，前一天就要“落作”，大厨上岗，开火点灶。现在一律去饭店设宴，虽然贵点，但省心省事，而且干净文明。席间，新郎父母及其长辈逐席向客人敬酒，此后由新郎、新娘逐席敬酒，以示感谢庆贺。所有待客事宜，都有“大总”及“大总班子”安排处理。现在一般家庭都是一个孩子，有女孩的家庭也在他们结婚前几天选定日子，在饭店设宴招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的则新郎、新娘两家一起设宴招待客人。九曰吃团圆饭。旧时，结婚后的第二天早晨，新娘一般早起拜见公婆，帮助整理卫生，帮做早饭，全家共进早餐，俗称“吃团圆饭”。现在是结婚后的第二天上午，新娘到本家族长辈家中磕头，然后本族人同新郎新娘一块上祖坟，中午共同吃团圆饭。十曰回门。也叫“三日回门”。婚后第三天，新娘早起回娘家，一般是娘家的兄弟来叫，如果是新郎陪同前去，当天就回来。新郎如不去，一般住三天左右就回夫家。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三日回门大多是新郎陪同一块去一块回。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婚俗也随之改变，婚礼逐步由繁从简，一些旧的不文明婚俗也随之去掉。旅行结婚、度假结婚已开始成风气。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张丹丹，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期编辑：竹蜻蜓•推荐阅读：简颐丨婚姻，没有故事杜园园丨在江西，结个婚要100万？•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图源：视觉中国我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在和别人聊起结婚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讲：“我超级想结婚！”但事实上对于我来说，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因为太久没有体验过亲密健康的家庭生活，所以在看到幸福家庭的模样时，心里总会闪过一丝“要是我是眼前这个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就好了”的念头，眼神里满是羡慕。但当我长大到被世俗定义的有权利和应该组建家庭的阶段，即在考虑迈入婚姻的时候，又会逃避、排斥甚至是抗拒这件事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害怕，担忧自己终究没有能力对未来的家庭负责，所以渴望和害怕总是在脑海里纠缠，直到变成束缚自己情感的笼。所以我开始去向身边的人提出“你为什么要结婚”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算不上很客观，因为首先问题的背后带着我自己的倾向性预设——即更多看到婚姻存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是处于不同年龄段和人生阶段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经历和感受，对问题本身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一、未经历的婚姻“我觉得结不结婚都可以，前几年我妈经常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每次都讨论不出什么结果，因为我是觉得女生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后来我一直读书，现在读博士了，我妈也不催我了，结婚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在我们家出现过。”——985大学博一未婚女生“为什么要结婚啊？一个人不也挺好的吗？自由自在的，要是结婚了，你还得为另外一个人去改变你自己，要不断地妥协，我不想那样。”——985大学博五未婚女生“结婚这个事情我又想又不想，想结是因为结婚比较稳定和有安全感，现在我又重新将进入到职场，再一次觉得职场太复杂了，每天只有争斗，这个时候就觉得真的需要家庭来缓和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震惊和压力；从本质上说，我需要的更多是家庭之中的亲密关系，如果有稳定的亲密关系，也可以不需要家庭，但是家庭又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持亲密关系的载体；小家庭所带来的扩大化的家庭关系，比如亲戚关系等也会一定程度上对亲密关系有所影响，这个也要考虑进来，所以如果要考虑更多因素的话，婚姻是可选项，就是说家庭可以有，但不是必须有。哎呀，总体上来说但是想的意愿还是大于不想。”——重返职场“奔三”未婚女生二、结婚的理由“我当时太快了，和他认识半年就见家长，开飞机一样的，直接就见了外公外婆，奶奶，然后双方父母见面，吃饭之后都觉得比较满意，就定下来了，然后元旦就直接去打证。当时主要还是觉得他人品比较好，也很老实，也不是那种像很多家里条件还不错的孩子那样吊儿郎当的，而且虽然他是专科，但是视野和想法不比有些本科甚至是硕士生差哦，我觉得蛮好的。”——985大学硕士毕业已婚女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一时冲动吧哈哈，肯定是自己想通了，不然别人怎么说也没用。我觉得我更渴望的是亲密关系，不结婚也可以有亲密关系吧，只不过是结了婚以后，更正式，更合法。如果有一个稳定的亲密关系的对象，觉得和他发展的很好，就会考虑结婚，比如感情稳定，他对你很好，你也觉得他上进努力，是个能托付的人。我认为夫妻关系可以共同去抵御后续一系列的衍生问题，但这个前提是，你要看这个男人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没有担当，那不行。”——教龄4年特殊教育已婚女教师“结婚是因为父母催得紧，但是也是自己愿意吧，不然自己不愿意的话父母说了也不算，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结婚咱也着急了，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爱情吧。”——90后专科已婚男生房地产职员“结婚就是因为爱情啊，双方彼此喜欢，校园恋情多年，然后博士毕业后参加了工作，父母也支持，自然就水到渠成了。”——90后已婚已育大学青年女教师“我和你是有代沟的，80后的人循规蹈矩，不是说80后最惨了嘛，是无法跳脱大的环境，你们90后00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你意愿结就结，不愿意就不结，70末和80后大多数从了世俗的观念，当然也有少数是比较个性的坚决不从世俗观念的影响坚决不结婚；但是你周围的人都结婚了，别人看不结婚的人就是另类，而且80后也会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在职985大学博一40岁已婚已育女性“男大当婚，这没有一个答案，但可以说社会主流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到了那年纪，就是这事儿，我老婆给我权限比较大，没有管束没有查岗的，也不全说是信任，信任在生活中是个没有解释意义的词性，因为信任不信任都在生活里，我们两个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很理智。而且我这人不怎么喜欢别人讲未来，因为未来太漫长，变数很多，没有人能驾驭未来，所以我比较享受当下。还有物质基础太重要，物质是维系爱情生活的重要基础，这社会浮躁，啥都要基础。”——在职985大学博一35岁已婚已育男性三、婚姻带来什么“婚姻给我带了身份和角色的转变。一是社会身份的转变，结婚以后我们小家庭就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了，不同于以前在原生家庭，完全不需要操心人情等问题，现在逢年过节、亲戚家做酒席等，我们都需要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参加啦。二是随着身份的转变，身上当的责任也更多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在家庭资源配置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家人的需求。”——90后已婚已育大学青年女教师“婚姻带来的就是孩子。大女儿上初中，身高1.7米了，这个是我儿子。”我的微信收到一个虎头虎脑男孩的照片。“怎么说呢，孩子是个精神依托，但带孩子也确实辛苦，不是一般的苦，所以结婚与否要遵从自己的意愿，没有对与错但每个阶段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女性年龄大了就无法生育了，你得想长远一点。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不结婚就万事大吉了嘛？也不是，各自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善良就可以，没有完美的人的。”——在职985大学博一40岁已婚已育女性“结婚给我带来的，主要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会一直听你倾诉的对象，算是依靠吧；但是婚姻也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压力，要还房贷，养孩子，还有婆媳关系，甚至是和公公之间的关系，都很麻烦的。”——教龄4年特殊教育已婚女教师四、有孩子的婚姻“我2个孩子，老公是靠不住的，周边的人都认为老公是靠不住的，所以自己也就接受这个事，会被周边的这些声音所影响到，慢慢地就接受了这种规则。这是个过程，只有自己去体会，去感受，因为你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很少有男人的重心是在孩子身上，他会觉得重心应在事业上和自已身上。所以把自己管好，把孩子管好就行了嘛，慢慢地，他就变成只有一个丈夫和爸爸的称呼，没啥实际效用了。”——在职985大学博一40岁已婚已育女性“有孩子以后，确实不一样。孩子带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体验。首先，从生命本体出发，我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历程是怎样的，以前只知道自己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现在自己当母亲以后经历过生育整个过程，了解每个阶段的特征，有难受有幸福，更多的是感叹生命之伟大与神奇。其次，从情感体验来说，开始思考亲子关系思考该如何做好一名母亲，我与孩子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最近觉得我和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互相陪伴共同嵌入彼此生命之中的关系，我爱他自然愿意无条件为他付出，我希望他能成长为一个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心的人，我会永远支持他。再者，有孩子之后也重新审视亲密关系了，以前我和先生的关系就是纯纯的恋爱关系，是见到他就心生欢喜，现在依然很喜欢对方，但是除了那层喜欢之外，也多了一份更加依赖的“生命之交”和家庭分工合作的关系，生育的过程中他全程陪伴我，既体会到我生育的不易，也给我支持，生育完也全程照顾我，这让我们彼此依赖性更强，也更感恩对方。分工合作的话既围绕育儿责任所展开的，也围绕其他家庭公共事务展开。”——90后已婚已育大学青年女教师五、撕不了的“契约”所以是不是有了孩子之后，会更偏向于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维持转变为了以亲子关系为基础？“有了夫妻关系才有后续是肯定的，但夫妻关系会变的，夫妻实则就是契约关系，契约是可以撕毁的，但血缘是断不了的，离婚，出轨，不都就是撕毁吗？离婚是双边共同协商撕毁，出轨就是单边弃约。”——在职985大学博一35岁已婚已育男性“如果婚后精神或肉体出轨，或者他一直站在他父母那边，相互不理解和打击对方，不上进和不为家庭付出，都会特别消耗感情，导致家庭维持不下去，不过现在说是这样说，到时候要是真的发生了，我还是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心里觉得，最起码出轨和家暴是不能原谅的，就算有孩子了也不会妥协，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两个人之间。”——教龄4年特殊教育已婚女教师“我之前见过的一对夫妻是大学同学，感情基础很好，但是女生怀二胎的时候男生出轨了，女生就问这个男生和出轨对象会说是否有感情纠葛？男生说只是满足生理需求，也被社会上的套路骗了一些钱，但是感情的基础和家庭的责任还在，都想持续婚姻，最后就没有离婚。”——“过来人1”“家暴这种事情一般来说只有0次和无数次，通常施暴之后的道歉即所谓的甜蜜价值感被当作下一次家暴的筹码。有一个男生是本地的无业游民，女生在婚前就秉持着拯救者的心态，觉得男生可以为了自己‘浪子回头’，但事实上是结婚后有两个孩子了，男生仍然在吃喝嫖赌、吸毒、家暴，女生坚持不肯离婚，还想拯救丈夫，觉得有希望，现在这两个孩子都是靠女生工作来养。”——“过来人2”“有一对夫妻是外地人，前期打拼积累了不错的经济基础，有车有房了，第一个孩子确诊自闭，第二个疑似自闭，照成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夫妻双方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无法达成一致，男方无条件接受孩子，但女方认可孩子患病，但不想挂在嘴边，所以二人经常因为孩子的事情相互辱骂，打架，孩子的父亲就过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但是双方利益牵扯大，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过来人3”“一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有三个孩子，男方在外打拼，无法控制地惯性出轨，但他不想离开家，通过无数的承诺和保证；妻子了解了他的脾性，自己已经很平淡了，对这段关系可有可无，家人帮忙劝和，最后暂时没有离婚，还是在维持着所谓的夫妻关系。”——“过来人4”一个家庭里的多种关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家庭里角色的恰当扮演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当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前提是——善待自己的伴侣。“很多夫妻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把自己的原生排第一位，有了孩子之后则把孩子排第一位，没有坚定地确定夫妻关系是第一位的，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婚姻咨询工作者结语“如果让你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舍弃一种，你会选择哪一个舍弃？”“肯定孩子啊，孩子可以再生！”“那老婆还能再找呢！”——两个初二男孩的对话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简颐•本期编辑：多点西兰花•推荐阅读：周新成丨世代差异，在中国向怡然丨当五个研究生读完100本经典•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近世百余年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建设，此后又开启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大幕。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压缩式的现代化”发展，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大步迈进，在社会结构与伦理观念上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使得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行为习性、价值观念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又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同一时空，在生产生活上发生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在家庭“资源-伦理-权力”体系中互动并在互动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张力（受区域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的影响，不同区域的变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世代差异视角出发，通过对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进而对不同世代的核心特征进行提炼，能够为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提供基础的判断：例如，老龄化及养老问题、农民工问题、世代隔膜与冲突问题、家庭结构变迁问题、家庭伦理变革问题、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青少年问题等等。综合年龄代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阶段，在本文笔者主要侧重对中国农民家庭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及其经历的重要事件进行总结归纳并绘制表格，对不同世代进行粗略划分并对其特征作具体分析，并对笔者关注的、可从世代差异视角进行分析的一些问题进行简要梳理。来源：由笔者整理一、中国农民家庭世代特征及差异35年至49年出生的这一世代出生、成长于战争时期，经历了家国破碎、颠沛流离的苦难成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新中国的战后重建、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建设与生产活动、各类政治活动，经历了饥荒与生活困难期。进入改革开放阶段，这一代人大多数进入中年阶段，子女陆续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种地，照顾孙代。进入21世纪，这一世代逐步迈入老年，逐步进入种地、自养状态。特别是2020后前后，随着一些老人步入高龄阶段，身体状况逐渐变差，进入失能、半失能状态。总体来看，这一代人，出身成长、生产生活都在村庄当中，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受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的影响也较大，生活方式具有浓厚的乡土性特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剧烈变迁时，这一代人已逐步步入中老年阶段，受城乡流动、价值观念变迁等因素的冲击，部分老人面临赡养危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问题。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出生的这一代可以被称为“毛主席的孩子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人姊妹众多，普遍在3个及以上，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前结婚生育，受教育程度低。改革开放后，这一世代相当一部分人仍从事农业生产、部分半工半耕，部分开始务工。这一代人受到传统伦理规范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双重影响，其价值归属、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都在村庄当中。2010年之后这一世代陆续进入老年阶段，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伦理价值迎来巨变，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发生转型。这一代人大多选择返乡养老，在有劳动与自理能力阶段自养现象较为普遍，一些老人还会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照料孙辈。由于子女纷纷进城务工、定居，这一世代空巢老人较为普遍。对于这一世代老人而言，除部分家庭代际关系十分紧张，子女拒不承担赡养责任或老人失去自理能力，子女照料负担与经济压力较重，大多人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并不严重。60年代出生的人在其青少年时期与成年成家时期，经历了从毛时代向改革开放时代过度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世代与前一世代相似，姊妹众多，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到了他们结婚生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越来严格，而他们又普遍有较为强烈的多子多福观念以及生男偏好，国家也给农村地区适当开了口子，一胎为女儿的可在政策规定范围内生育二胎。这就导致城乡家庭特别是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家庭与其他家庭之间子女数量产生差异，还导致80、90后性别比严重失衡。9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外出务工逐步形成潮流，这一世代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很多人与5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价值归属、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都在村庄当中。外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后纷纷回村建房、参与村庄人情往来与面子竞争。这一世代进入中老年阶段，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数人养老预期仍在村庄。但是，在子代城镇化的压力下，这代人在农村建房之后，又要进城购房，同时还要赡养老人，压力较大。但是，相比于接下来的几代人，其价值归属稳定、家庭伦理责任观念重、亲属与社会关系网络强大，算得上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一代人”。7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阶段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相比前两代人姊妹减少，但一般在两个以上。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成长于一个“狂飙”时期，大部分人深入融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当中，子女由母亲或隔代照料，或随迁进城。其成长、成年时期村庄熟人社会开始瓦解，社会分化不断加剧。部分人价值在村，部分人价值在城。与子代世代隔膜不断加深，子代抚育压力增加。姊妹的减少与城镇化的巨大压力使得这一世代还面临着较重的养老压力，成为第一批“夹心世代”，在此背景下，这一世代女儿养老现象开始出现，家庭关系与家庭伦理的转型开始更加剧烈。80年代与9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这一世代可称为“夹心世代”与“独生子女一代”。这一世代大多都是独生子女，性别比严重失衡。其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数字社会急速变迁的历程，这一世代部分人成长在村、务工在城；部分人在成长过程中便经历由乡向城的迁移。在此过程中村庄熟人社会结构加速瓦解。城镇化特别是教育城镇化加速，房价开始不断上涨，进城成为这一代人的发展目标，其价值归属在城市而非乡村。这一世代晚婚晚育更加普遍，大龄未婚青年增多，婚姻成本大幅提高，子女抚育成本大幅提高，普遍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教育竞争压力变大，陪读妈妈增多。家庭核心化不断发展，养老负担加重，亲属网络缩小，双系家庭出现，4-2-1家庭结构渐趋普遍，女儿参与养老现象增加。家庭稳定性越来越差，离婚率不断攀升，生育率不断降低。90年代中后期以及21世纪出生的世代可称为Z世代。这一世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在他们成长阶段中国进入物质相对丰裕的发展阶段，数字社会特别是智能手机时代快速到来，重构了Z世代的社会化成长路径。在Z世代青少年时期，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不断扩招，这使得这一世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个体化发展程度也越来越高，受现代性观念的影响更深，性别平等思潮不断发展，对于传统性别观念与家庭伦理规范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不婚不育观念以及现象越来越普遍，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与舒适生活，质疑传统价值观，与父代的世代隔膜不断加深。二、世代差异视角下待研究的问题1.养老问题目前进入老龄阶段的主要是40、50后，其中，50年代早期及以前出生的许多老人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一些高龄老人处于半失能、失能状态，在养老金之外，他们的照料问题如何解决，不仅关乎老年人自身的福祉，还关乎到农民家庭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成本与压力问题。怎么样既减轻国家与家庭的负担，又能为高龄老人提供较为适宜的养老特别是照料服务是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贺雪峰教授认为，村社主导的互助养老是一条非常适宜的道路，从世代视角来看，这一判断非常准确，沿着这一基本判断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2.农民工问题60后目前在52-63岁之间，这一世代绝大多数农民或从事建筑行业、或打零工或在家种地以及照顾孙辈（包括一些70年代早期出生的农民）。对于这一世代的农民工而言，保障其就业权利——无论是在建筑行业还是其他非正规就业，以及返乡种地的权力就非常重要。这一世代逐步步入老年，他们是我们所说的“老龄化潮”的第一波人群，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核心在于让他们在有能力、有意愿劳动时有机会从事劳动。这一世代也是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人群，即我们所说的“小农”，从制度与生产服务等方面为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保障非常重要。此外，这一世代有许多农民家庭为子代在县城乃至一些大城市购买了房子，在子代需要的时候进城帮助他们照料孙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却不愿意和子女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内，两代人往往都难以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他们更愿意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返乡种种地、打打牌，在村庄熟人社会里享受低成本且较为自在的生活。因此，让他们的“城乡两栖”式的生活更加便捷很重要，保障他们的返乡权利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也非常重要。3.世代隔膜与冲突问题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出生的人目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阶段出生的农村人成长于乡土社会，受到乡土伦理观念的濡化，在现代化的压力下普遍形成“新家庭主义”伦理观念，即使受到计划生育的束缚，但在许多地区，受较为强烈的生男偏好以及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许多农民家庭选择生育二孩。这两代人的孩子成长于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村熟人社会结构逐步瓦解、数字社会特别是智能手机快速到来的世代，许多孩子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留守在农村，又深度接触手机网络，在受教育过程中经历着乡城迁移，这使得他们在“自我”形塑过程中受到现代性观念、消费主义以及留守与流动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从而造成了他们与父母一代真正成为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代价差异。但是，父母这一代人在深度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中，感受到了文凭对于工作层次以及收入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参与到教育竞争当中。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世代之间很容易产生隔膜乃至冲突。这对农民家庭的发展、家庭结构以及伦理观念的变迁、代际关系的变动等方面会产生何种影响，非常值得研究。4.青少年问题95-05年左右出生的青年世代成长于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的叠在影响之下，这一代人方方面面都值得深入研究，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包括：青年世代“自我”的形塑问题、教育流动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体验问题、亲密关系建构问题、家庭价值观念变化问题、代际关系问题、青年发展问题、婚恋育儿问题。05年左右出生的青少年成长于数字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进入了“丰裕社会”，与此同时，社会的流动速率相对变缓，中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变窄。农村青少年社会化成长问题、留守儿童的手机沉迷问题、教育内卷化竞争问题以及延伸而来的农民家庭返乡陪读问题、教育焦虑与家庭发展问题、亲子关系与家庭教养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5.性别问题从社会变迁层面而言，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托克维尔悖论——社会越是平等，人们对剩余的不公正和相关的伤害就越敏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中国性别议题成为一个最容易引发广泛讨论乃至争论的问题，随着青年世代对于个体权利与独立自由价值观念更为深度的认同、随着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青年世代与父母一代的观念差异被拉大。对于部分90后以及Z世代而言，几千年承继下来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开始瓦解，具体表现为：第一，超越性意义的消褪，特别是家庭不再天然作为个体生命伦理与生活意义的存放之处，“圣凡一体”价值与生活体系的内核崩解，个体化成为趋势，个体在现时代追求独立于家庭的自我性；第二，父系主轴的价值体系合法性也在崩解，女性在进入现代市场体系、接受现代性观念濡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父系主轴的家庭结构与价值体系的合法性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对家庭资源的均等分配有了更强的诉求；第三，“生生”伦理与家庭发展目标都受到年轻世代的质疑，自我的发展或享受成为新的价值基础与生活意义旨归。在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张力之间，青年女性更容易与现代性观念形成亲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性观念的涌入，为女性的解放提供了通道。怎么样实质性推动性别平等进程，而非陷入一场“性别战争”，在身份政治的驱动下陷入性别对立、社会撕裂之中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本期编辑：歪歪•推荐阅读：李婷丨从一家企业的发展看我国的技术赶超周新成丨Z世代女青年，困境重重•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从刚开始读书算起，距今已有一年半时间，前段时间整理读书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写了好几篇报告，累积起来也有了几万字，虽然大部分质量欠佳，但回望时仍有一些小成就感。对于这段阅读旅程，我想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如何开始，怎样坚持，收获什么。1

在中部地区T乡镇，因其高中及中小学教育质量较高，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高中及中小学为中心空间的陪读家长集聚形态，目前T镇约有陪读家长近2万人，以陪读奶奶、陪读妈妈为主。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近两万多的陪读家长里有多少是奶奶、多少是妈妈，不过，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近年来，妈妈在陪读家长中占比越来越高，且从小学与初中妈妈便开始返乡陪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陪读奶奶而言，陪读是他们发挥“余热”，甚至是履行“代际伦理责任”，降低子代家庭发展压力、换取子代情感慰藉与养老支持的方式。与陪读奶奶们不同，陪读妈妈返乡陪读或是因为子女到了学业的关键阶段——例如中考前期、高中特别是备考阶段，或是因为“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爷爷奶奶难以管教孙辈、青少年沉迷手机、学习不认真导致“成人成才”出现问题，或是因为父母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并且，相较于陪读奶奶，大部分陪读妈妈在返乡陪读之前都是家庭核心劳动力，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返乡陪读意味着家庭核心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损失了一大笔收入，同时，陪读的房租、日常生活以及教育开支大幅增加，对于普通农民家庭而言，这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当经济压力与子女学业成绩压力以及其他压力相叠加时，会造成她们的精神焦虑。在这个镇域范围并不大的乡镇上，除了围绕学校转，许多陪读妈妈主要分别嵌入到三类“组织”当中：家庭教会、广场舞队以及服装作坊，这三类“组织”为她们排解焦虑情绪提供了通道。一、家庭教会里的陪读妈妈群像T镇不大，但是随着陪读家长的增加，当地形成了两个教会，一个是登记在册的大型教会，一个是未经登记的小型家庭教会。大教会的布道活动主要在每周末进行。一次周末我去旁听了大型教会的布道活动，大会堂从前到后坐满了人，大概有250-300人，以本地中老年人以及陪读奶奶为主。布道活动流程主要是市里过来的牧师在台上讲解圣经，信众坐在台下听讲。牧师会以陪读家庭为实例来进行布道。例如，牧师讲道，一位陪读妈妈的名字叫“方舟”，牧师和她聊天时，就夸赞她的名字取得很好，会带领家庭往前走，让她对正在高三就读的孩子要有信心。与大型教会相比，家庭教会的人数较少，在100-200人之间，陪读妈妈大约占60%-70%，每年新增受洗的陪读妈妈约为30人。随着T镇学生规模的扩大，家长也随之增多，一些信教的陪读妈妈在此聚集，组织了这一家庭教会。相比于另一个大型教会，家庭教会的组织体系反而更为完整紧密，信众更加活跃，每周三、周五、周六晚上都会有团契活动。家庭教会的核心组织者及讲经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陪读妈妈，除了个别的“教二代”，这些组织者有着较为共性的特征：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比较好，夫妻两早年即外出务工、做生意，文化水平不高但学习能力较强。由于早婚早育、忙于工作，这些组织者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普遍较为紧张，其中有些组织者的丈夫存在出轨、家暴等问题。作为一般信众的陪读妈妈也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这些陪读妈妈大多来自县域农村普遍家庭，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一些家庭还存在有家庭成员生病、夫妻关系不和、亲子关系疏离或较为紧张等问题。这些陪读妈妈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返乡陪读之后家庭收入急剧降低、开支提高，这使得他们更加焦虑不安。许多妈妈在陪读过程中又面临着子女沉迷手机、学习不认真、成绩没有进步等问题。在T镇，绝大多数陪读家长都是租单间，与子女同住，亲子之间围绕学业成绩展开的高密度互动很容易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乃至冲突。在陪读过程中，这些焦虑情绪往往难有排解渠道，很少有人可以从丈夫或家庭其他成员那里获得精神支持，相反，由于陪读妈妈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家庭经济贡献者转变为“消费者”，其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更加微妙。家庭教会为这些陪读妈妈提供了精神上的出路，在家庭教会中，每次团契活动所有信众环绕核心组织者围坐在一起，核心组织者以及讲经者在读解经文过程中，会更加紧密的结合个人经历以及陪读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来进行讲解。例如，当T镇或周边学校发生学生自杀等悲剧事件时，讲经者会结合经文，对陪读家长的焦虑情绪进行纾解。在讲经过程中，一些组织者还会结合个人经历来讨论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问题。例如，在一次团契活动中，一位组织者分享了她个人的经历：由于儿子之前极度沉迷手机，自己回来陪读后对其进行严厉管教，造成了亲子间剧烈的冲突，当时，“我的孩子说我不爱他，不理解他，我那么努力赚钱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我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分享引发了其他陪读妈妈的共鸣，另一位陪读妈妈说：“我儿子拿了手机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不理我”。在众人分享完后，组织者结合圣经讲读，指出只有信仰基督教，才能明白“信仰第一，健康第二，学习第三”。通过类似的团契活动，这些精神困顿、焦虑的母亲努力找寻出路。在团契活动之外，这些信众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相互串门、聊天，形成交往与互助网络。二、广场舞队里的陪读妈妈群像T镇有两个相邻的广场被用作跳广场舞，只要不下雨，傍晚这两个广场就会集聚大量的陪读家长，根据舞种与陪读家长年龄大概分为5-6个小广场舞队，每个队伍每天都大约有40-60个人，有些广场舞队以老人为主，有些以陪读妈妈为主，总体上来看，陪读妈妈居多。不像家庭教会，广场舞作为一个纯娱乐活动，除少数几个核心成员较为固定以外，其他人来去自由。近年来，广场所属社区在T镇政府的指导下，举办了广场舞大赛活动，这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场舞队的组织性，但是，在跳舞之外，这些队员之间的交流并不算多，大部分陪读家长以学校为轴心，分布在不同区域租住，除非以前就认识，不然的话很少在跳舞时间之外串门。跳广场舞的陪读妈妈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有钱有闲，这类家庭一般已在市区买了房，来T镇陪读对她们来说并不会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一些家庭为个体工商户，在陪读时也可以兼顾生意，甚至对于其中一些年轻妈妈而言，陪读生活为她们提供了一段自主安排的时间与相对舒适的生活空间，这些人是广场舞队的核心成员。还有一些陪读妈妈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跳广场舞是她们打发时间、排解焦虑的重要方式。例如，调研期间我们认识的一位陪读妈妈，其家庭条件较差，女儿高三复读，为了节省租金，租了一间由猪栏改造的出租屋，租金为附近单间的三分之一左右。一次访谈中，这位陪读妈妈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自己下午一个人坐在逼仄的房间里，想着女儿的成绩，就会感到心里发慌。只有跳广场舞的两个小时，才感觉到时间完全属于她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不会紧张的想起孩子的学习情况。然而，在T镇调研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从学校教师、T镇居民、陪读家长乃至学生口中听到关于陪读妈妈热衷于跳广场舞、容易出轨的“八卦”。甚至有家长告诉我们，曾经有老师在课堂上让学生回家劝妈妈不要天天去跳广场舞，否则书还没读完，妈妈跟人跑了怎么办。与一些陪读妈妈聊天，也有人对广场舞活动持较为负面的看法，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八卦”。从这些口口相传的“八卦”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于陪读妈妈的“污名化”，这些“污名化”来源于年轻妈妈返乡陪读后面临着夫妻长期分离、生活单调枯燥等问题，这可能会带来夫妻关系的裂痕，但在社会舆论场中，夫妻的长期分离、枯燥单调的陪读生活是否会造成陪读妈妈逃离家庭，成为大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由此衍生出的“出轨”舆论也形成一种道德压力，抑制了部分陪读妈妈休闲娱乐的想法。三、服装作坊里的陪读妈妈群像在T镇，陪读家长的增加使得镇区范围内服装加工企业近些年来大量增加，这些服装加工企业之所以愿意落户T镇，正是看中了T大量的陪读妈妈劳动力。90年代外出务工潮兴起后，T镇及周边农村女性大量涌入江浙地区服装厂务工，在返乡陪读前大量陪读妈妈已是熟练工，在江浙地区的服装厂工资在8000-10000元左右。目前，T镇镇区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家服装加工企业，这些服装加工企业大部分为作坊式企业，机器规模10-20台，工人数量10-20人左右。绝大部分服装作坊采取计件工资制，工资在普遍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基本上能够覆盖陪读家庭每月的房租及生活开支。由于劳动力供大于求，这些服装作坊大多只愿意招熟练工，不愿意招以前没有在服装厂工作过的陪读妈妈。为了适应陪读妈妈的时间安排，这些服装作坊参照学校学生作息时间安排来进行工作时间安排，以满足陪读妈妈照顾子女为主、工作为辅的需求。但是，由于这些服装作坊的工资较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陪读妈妈并不愿意去做，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些服装作坊采取弹性工作时间安排，但在一些陪读妈妈特别是高中阶段陪读妈妈看来，仍然会影响她们的陪读安排。例如，在访谈中，一位陪读妈妈非常后悔在儿子高二、高三期间自己去工作，这导致自己对儿子玩手机疏于管教，以至于儿子第一次高考没有考好，只能复读一年。不仅是这位陪读妈妈，在我们问其他一些陪读妈妈为何不去服装作坊工作时，她们也认为高中阶段陪读时间不长，如果因为赚钱而导致陪读效果不好，反而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此，T镇的服装作坊许多工人是中小学陪读妈妈，她们还有漫长的陪读时间，在服装作坊工作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四、陪读妈妈焦虑的心灵何处安放？如上所述，在T镇，许多陪读妈妈或通过信教，或通过娱乐，或通过进厂，来抚平焦虑的心灵。信教的陪读妈妈的精神困顿不仅来源于子女学业成绩，还来源于亲子关系的紧张、夫妻关系的破碎、家庭发展的压力，教会为他们提供了一剂心灵药物，让他们继续嵌入进破碎的家庭关系当中，为子女的学业、家庭的发展努力奉献自己。这便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奇妙之处，它没有摧毁中国人对家庭的信仰，相反，它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强化了这些陪读妈妈对家庭的坚守，即使她们要面对家庭的贫穷、生活的困顿、丈夫的出轨或家暴，亲子关系的疏离乃至紧张等困境。或者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种种难以排解的精神困顿，这些陪读妈妈被宗教吸引，从而避免自己的心灵秩序被冲击至崩解。不过，这样的家庭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陪读妈妈在陪读过程中虽然会因为各种原因感到焦虑，但是，公平的应试教育体系仍然为她们提供了希望。这些陪读妈妈在进入劳动力市场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文凭对于工作类型以及工资水平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进入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又并没有激发她们的自我意识，相反，使得她们形成“新家庭主义”价值观念，更加深度地嵌入到家庭发展体系当中。因此，她们可以没有怨言的返乡陪读，托举子代向上流动。在陪读生活中，广场舞等休闲娱乐活动为这群陪读妈妈缓解焦虑提供了很好的通道。而对于一些陪读妈妈特别是还有漫长陪读生涯的年轻妈妈来说，或许只有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收入才是缓解其焦虑的最好方式。哪怕相比于在东部沿海的工厂里，T镇的服装作坊工资少得可怜，但只要有收入，便可缓解她们对于家庭发展的焦虑、缓解她们在陪读生活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的弥散的焦虑感。近些年来，在中西部许多县域，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是在县城购房或租房陪读，T镇是一个罕见的例外，T镇之外，是无数个相似的“T县”。只是，T镇作为一个高度聚合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特例”。陪读妈妈返乡之后，许多人会在县域内找一份工作以贴补陪读开支，工资水平与T镇的服装作坊相近。在县城中，休闲娱乐场所也更多，不似T镇，最主要的休闲活动便是跳广场舞。然而，多元的消费场所意味着家庭开支的增加，这给收入降低、支出增加的农民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相较于T镇，在县城里较为罕见的反倒是为少部分陪读妈妈提供精神寄托的家庭教会，在县城中，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见的角落中，或在多重困境下走向崩解，或在陪读妈妈十年如一日的忍耐下维系着。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受伤的不仅是这些陪读妈妈，还有在学业与家庭之间挣扎的青少年。陪读妈妈可以将自己的心灵秩序安放在家庭发展的强大信念中，甚至是依靠宗教信仰来维系家庭主义的价值信念，这些走向个体化的青少年又该如何面对破碎的家庭关系、内卷的学业竞争呢？他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秩序呢？此外，支撑着农民家庭卷入教育竞争、返乡陪读的动力在于她们对于教育回报的较高期待。然而，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高投入不一定带来高回报，一旦教育投入-回报失衡，陪读妈妈焦虑的心灵还能找到安放的地方吗？在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民家庭承担了太大的压力，女性在其中分担了极大的工作与家庭抚育压力，特别是在教育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当下，返乡陪读妈妈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家庭主义”信念支撑着她们，家庭教会、广场舞队、服装作坊等“组织”为部分陪读妈妈提供了排解焦虑的场所。然而，很多教育竞争压力本不应该由家庭、由母亲承担，如何重构县域教育体系、抑制激进的教育城镇化，降低教育竞争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竞争压力，从而减缓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与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否则，农民家庭的韧性与危机只有一墙之隔。相关阅读胡可欣丨县城求学：不断被筛选的竞争陕红宇丨县城的尽头是什么？教育！陕红宇丨县域教育：一个调研采风陈静丨小镇教育，自由生长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丝瓜笑皓行业研习社|独家原创

广东瑞洲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南海，公司总部在南海的桂城街道，工厂在里水镇，在浙江、山东、福建等企业集中的地区都设有办事处。该企业创立于1995年3月，是全球知名的柔性材料智能切割机系统制造商（智能数控设备——装备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高铁、汽车内饰、制鞋服装、箱包手袋、家具灯饰的设计，柔性材料数字化智能化的切割，致力为传统制造行业提供信息化、自动化的全过程生产解决方案，协助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互联网+物联网+产业转型升级。瑞洲科技全国市场占有率达17%，成为全国前三的龙头企业，年产值1个多亿，在柔性材料智能切割装备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创业故事

图源网络华北女性在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进入现代市场体系过程中，受到了现代性观念的深刻影响，更加重视个体权利与自我的独立性。但是，在个体化过程中，家庭关系、家庭资源与伦理观念又对她们产生了极强的影响，从而使得这些华北青年女性的“自我”形塑与情感体验呈现了多重的面向。1Z世代与“现代性的断裂”

农村消费市场被视为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主流话语倾向于以正规化、标准化为依据来衡量农村市场建设的水平。这种判断建立在城乡二元分立基础上，即作为“剩余经济”的农村市场，因具有价格模糊、生产质量不达标、交易过程非正规等“落后性”弊端，而与现代市场系统互斥。那么，改造农村市场及其组织结构有了理论推导下的必要。伴随市场经济的渗入和社会化劳动市场的形成，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日渐加深，与之相应，农村的消费市场逐步被吸纳进现代市场系统。由是，农村商品的供销区域及农民的消费半径业已突破传统的自然社区和基层行政范围。再者，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呈现转型特征，一方面表现为消费品类的丰富与消费能力的分层，另一方面现代市场营销和信息技术成为影响农民消费的主导性力量。基于此，农村消费市场被视为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主流话语倾向于以正规化、标准化为依据来衡量农村市场建设的水平。这种判断建立在城乡市场二元分立基础上，即作为“剩余经济”的农村市场，因具有价格模糊、生产质量不达标、交易过程非正规等“落后性”弊端，而与现代市场系统互斥。那么，改造农村市场及其组织结构有了理论推导下的必要。与基层市场现代化理论不同，白村经验表明“落后的”农村市场有其组织活力，并内生着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继而彰显了传统农村市场的存在价值。本文以白村13家代销点为经验观察的切入点，分析农民家庭的日常消费行为，尝试概括现代化过程中当地农民消费的转型特征，以及乡村消费市场内部的组织过程，进而探讨如何推进农村市场现代化这一实践命题。✦✦01

伦理与情感之间在广州南沙城郊地带（也可以说是城中村地带）调研，发现当地家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了“奇妙”的转型。从代际关系层面来看，父代仍具有一定的伦理性权威与资源分配权，与此同时，代际关系的情感面向正在增强，年轻世代更加独立，更具自我意识，父代对子代婚恋与生活干预度较低。从年轻世代的婚恋与家庭生活来看，年轻世代更加注重个体的自我感受，更加重视夫妻间的情感契洽、亲密互动与平等交往。概言之，当地农民家庭的家庭形态处于伦理性家庭与情感性家庭之间，既保留了宗族性村庄的家庭伦理底色，又融入现代性元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家庭资源的分配。南沙区地处大湾区核心后发地带，自90年代调研地开始大规模征地，广汽丰田公司于2005年在当地投资建厂，随后，广汽丰田相关配套厂纷纷设立，当地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征地后，当地农民开始脱离农业生产，在获得征地补偿款后，当地农民掀起建房热潮。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兴起的建房潮一方面为本地人提供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本地人带来了租金收入。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股东分红也在不断增加。目前，一位股东每年可享受村集体分红加社保代缴福利约一万元。自建房出租每年可获得租金收入数万元。一般而言，家庭股份分红会打到户主银行账户中，但是，大多数中老年父母会把子女的分红转给子女，特别是子女结婚生育后，可以到村里进行登记与父母分开收取集体经济分红。不过，对于许多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而言，他们也会把每月一千多元的分红当作生活费让父母保留。也有一些年轻人将分红当作每年孝敬父母的经费，不需要父母转给自己。房屋出租收入则一般归父母所有。父代掌握的资源相对充裕，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可通过对子代家庭的经济支持特别是为抚育孙代提供经济支持来润滑代际关系。在家产分配上，本地村庄仍以父系为主轴，但在旧村拆迁改造村庄，父代也会给女儿分一套房。老人去世后，其股份及财产一般配偶分得一半，其余由子女协商分配，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的子女一般会获得更高份额。第二，居住空间的安排。当地农民家庭一般有1-2套自建房，大多数自建房在三层以上。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本地大部分家庭对自建房进行改造以方便出租，一般而言，本地家庭会在自建房外侧设置楼梯，租户和房东虽在同一栋房子生活，但彼此有相对对立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改造不仅方便了租户的生活，还使得本地家庭代际之间的居住空间与日常交往发生了变化。本地人极少购买昂贵的商品房，若家中有一套以上自建房，一些家庭会选择分开居住。若只有一套自建房或子代为方便父母帮忙照料孩子，许多年轻人婚后会选择与父母同住，父代住一楼，子代住二楼，子代可从外侧楼梯上二楼，从而减少与父母的日常接触，保持相对独立的居住生活空间，避免代际之间因日常生活中频繁互动产生摩擦、造成代际关系的紧张。第三，家庭互动的紧密。南沙区在珠三角内虽是后发地带，但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中高端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为本地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地中年人大多选择在本镇范围内工作，年轻人也大多在本区范围内或临近的番禺区工作。很多年轻人选择“早出晚归”，工作在城，居住在村，些年轻人即使搬到村庄之外居住，也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这使得本地年轻人与父母及亲友的互动较为紧密，许多本地家庭周末会进行家庭聚会，几代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中老年父母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大多会帮子女照顾孩子，接送子女上学。特别是在年轻世代工作较忙的情况下，可以很方便的将孩子送到双方父母家中，由父母代为照料。第四，代际关系的平和。既有研究大多认为在珠三角地区宗族性村庄强家庭伦理结构下，父代一般同时掌握着较强的经济资源，这使得他们在家庭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带来父代较强的专断型与子代在代际关系中的依附性位置。但是，在南沙调研发现，宗族性村庄的伦理结构、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形态并没有造成代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失衡与父代对子代生活的强干预。相反，在当地代际关系较为平衡，父代对子代不会施加较大的竞争压力，无论是外娶与外嫁，父代对子代的婚恋并没有过多干预，主要在于子女的意愿。在孙辈照顾方面，父代一般负责生活照料，不会干预子代对子女的教育。即使居住在一起，两代人的饮食起居、家庭财产、家庭决策都相对独立。子代的养老责任也不重，父代在没有失能的情况下一般以自养为主。第五，婚恋关系的契洽。对于年轻世代而言，他们的婚恋决策既没有来自父母亲友的干预压力，也没有来自婚恋市场的竞争压力。这使得年轻世代在婚恋中更加平和、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与体验。本地年轻人有着相对丰富但又相对简单的社交生活，主要以家庭、亲友之间的社会交往为主，在此过程中，年轻人可与异性进行平和舒缓的日常接触，发展恋爱关系，以确定双方是否在情感上契洽。访谈中本地许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单身、恋爱状态都比较满意，并不着急结婚，没有来自父母与社会的压力推着他们尽快进入婚姻关系当中。婚后，年轻世代的夫妻关系也更加平等，在家庭事务上进行分工合作，更加注重情感交流与沟通协作。一场“反向运动”既有研究往往从现代化的视角对珠三角地方社会结构与家庭形态进行批判性的视角，这些研究认为，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塑造了当地村庄的地权结构与农民的地权意识，使得当地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地租经济红利、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与集体意识被不断强化。这导致当地家庭出现“再封建化”的发展趋势，父代掌握着家庭资源、具有较强的家长权威。村民在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反市民化”的意识与行为特征，缺少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能力，个体化与现代化发展不足。有学者认为，集体地租经济、半工半租的家计模式造成了珠三角村庄年轻人社会压力匮乏，在就业上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充分状态，缺少个体的发展能力与动力。在家庭内部则处于依附性的位置，缺乏独立性与自我意识。但是，南沙的经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普遍认知的珠三角农村家庭。当地家庭虽然仍呈现出以父系为主轴的特征，家庭财产权与继承权以男性、父系为主导，但这种主导权正在逐步松动，没有出现父代对家庭资源的强控制、子代对父代强依附的发展形态，没有出现父权强化与复兴的“再封建化”问题。相反，子代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又没有导致代际关系的紧张与世代之间的冲突，年轻世代特别是女性没有激烈的反传统、反父权、反家庭冲动，代际关系相对平和。在变迁过程中家庭的情感性面向越来越凸显，不过代际关系的情感性面向增强只是一种总体性的氛围，而非世代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情感性交往的增强。但对于年轻世代而言，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婚恋与家庭生活过程中，情感互动不断增强，两性关系也逐步走向平等。此外，本地人虽然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强烈动力，但也没有成为“腐朽的食利者”，许多中老年人仍然会会从事非正规就业，或帮助子代照料家庭。年轻世代倾向于选择相对轻松的工作，生活与工作心态较为平和，但并未“躺平”，相反，对待生活与工作心态普遍较为健康、积极。笔者认为，当地家庭形态呈现出上述发展趋势与本地工业化路径紧密相关。对于南沙这样的珠三角后发地带，已经不再可能重复珠三角早发地区“三来一补”的工业化路径，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开发、城市化规划成为珠三角后发地带工业化与市场化发展核心路径，政府统筹规划、依法依规征收村庄土地、进行产业布局，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既对村集体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与引导，避免后发地带村庄像珠三角早发地带村庄那样产生极为密集的集体利益，导致村庄内部的封闭性与分红的刚性化。与此同时，南沙区政府通过土地征收补偿、集体自留地开发等政策与村集体分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地租经济收益，通过合规化措施对村集体经济的分红比例与公共服务责任进行统筹安排，在推进国家权力进村、现代市场进村的同时保护地方社会，不至于摧毁村庄共同体。这就使得当地村庄有一定的集体经济分红，但集体经济分红没有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仅占本地农民家庭总收入较少一部分。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集体经济分红与房屋出租收益加在一起也不能够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开支，本地村民仍然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避免了本地村民分享超额地租收益，使其成为固化的利益，进而成为一种“甜蜜的束缚”，对当地村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与能力形成束缚。相反，一定的集体福利保障与地租经济收入使得当地村民特别是中老年村民有了更多的生活保障与更加稳定的未来预期。此外，抑制村集体经济分红的刚性化发展趋势，使得村集体能够将一定比例的村集体收入用于公共服务，改善村庄人居环境，惠及在村庄居住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使得本地村民特别是年轻世代购买商品房、搬出村庄居住的意愿降低，降低了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适度的集体福利保障、地租经济收益、市场中心地带等条件构成了本地家庭关系形成较为平和样态的资源基础。在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随着现代性观念的进入，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介的普及以及年轻世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南沙地区的宗族村庄文化结构也在发生转型，中老人在逐步习得现代性，年轻世代则更加个体化，自我意识更强。但在此过程中，宗族性村庄伦理结构与集体观念又未被国家与市场强力摧毁，个体能够从村庄社会与家庭中寻找到超越性的生命意义与本体性的安全感，避免了个人被抛入竞争性的现代市场体系当中承受过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与之相反，在珠三角以外地区，特别是在中西部村庄，市场竞争压力与现代性观念进入到村庄中，打破了原有的村庄熟人社会结构，个体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进入到全国劳动力市场中竞争有限的资源。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也卷入到有限的家庭资源分配竞争当中，容易造成代际关系的失衡与代内关系的紧张，亲密关系很容易被理性化，年轻世代对个体权利与自我的追求容易导致世代之间的隔膜与冲突。高竞争性、低保障性的生存状态、传统伦理文化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崩解，使得年轻世代越来越失去超越性的生命意义，甚至失去生活的价值感与意义感，心灵秩序容易走向崩解，所谓的“现代病”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普遍。如果说珠三角早发地区的经验可让我们反思在工业化与市场化过程中土地制度、地权意识如何塑造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如何导致村庄现代化与村民市民化进程遭遇梗阻，南沙这一后发地区的经验或许为我们思考发达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后发地带未来的发展路径与发展形态提供了独特的经验启示，重新审视村社共同体与集体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保护性功能，即社会如何针对市场进行一场“反向运动”，进而让我们可以反思何为城市化、何为现代性。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笔者于8月初和团队在东莞市开展调研，既关注了村庄治理问题，同时也关注了产业转型升级问题。调研过程中，不论是和企业访谈还是和政府部门访谈，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今年经济形势非常不好。调研的企业今年基本上他们的订单都比上一年少了一半，相应的企业员工也大幅缩减：生产手机支架的A企业，员工人数从200人减少到50人；生产锂电池的B企业，员工人数从260多人减少到150人；生产玩具的C企业，员工人数从10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600人。和政府部门访谈时，他们也谈到今年招商情况十分艰难。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统计显示，2023年上半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262.10亿元，同比增长1.5%。东莞市的1.5%的增速处于广东省倒数第一，经济增速快速下滑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和重视。当然，今年东莞经济下滑速度如此之快，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当前与外部紧张的国际关系极大的影响了外贸出口，而东莞的产业模式主要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其对于外贸的依赖度极高，因而出口的订单大幅减少，也便直接影响了东莞整体经济发展。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东莞外贸进出口总额6186亿元，同比下滑11.3%，出口总额下降9.37%。在6月份，东莞出口单个月份暴跌18.79%。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竞争加剧的发展压力下，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成为东莞市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的重要路径。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1、以科技创新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是东莞市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在政府大力推动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不断增长。根据东莞市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可以看到，2015年高新技术企业有986家，2020年达到了6358家，2021年有7374家，2022年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9000家。由此可以看到，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制造业基础能力和现代化产业链水平，东莞市政府还规划布局了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松山湖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东莞新材料产业基地、东莞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产业基地、东莞水乡新能源茶叶基地、临深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银瓶高端装备产业基地。在提前规划布局的基础上，为了吸引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市政府还在用地指标、投融资渠道、低成本产业空间供给、招商引资政策、人才培育和招引等方面给予了诸多支持，由此进一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2、通过自动化方式推动转型升级。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都开始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等，从而推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东莞市政府也在通过政策引导企业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从2014年起，市政府在“科技东莞”工程专项资金中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企业实施“机器换人”。机器换人，显著的推动了企业生产的结构性调整。首先，自动化设备有利于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保证产品的生产稳定性。我们访谈的YJ公司设计部经理说到：“人总是有疲惫的时候，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就会造成产品的不稳定，从而带来浪费。而采用自动化设备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其次，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引入有利于减少用工成本，同时还有利于缓解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可以发现，实施“机器换人”的企业，其生产一线的工人数量基本都削减了，“原来一条生产线上有100多个工人，现在只需要10几个工人了。目前一个工人就可以操作4台注塑机，相比以前，人员大幅减少。”由此可见，自动化改造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3、以打造品牌的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进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东莞的多数企业主要为代工企业，利润稀薄，许多企业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也在不断探索如何通过创立自己的品牌来提高竞争力。如东莞市石排镇在本地较为完善的传统玩具制造业基础之上，孵化出了ToyCity、MANBO

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第一次见芬姐的时候，她正和同在T镇陪读的姐姐在广场上一起学跳广场舞。在广场路边，我们站着聊了一下午，对芬姐从辍学打工到返乡陪读的生命历程有了大致的了解。86年出生的芬姐初中辍学后，和村里大部分女孩一样，踏上了前往广东的打工之路。在广东，芬姐经老乡介绍进入了服装厂工作，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芬姐便一直在东部沿海不同地方的服装厂辗转务工。结婚后，芬姐嫌广东离家太远，便到江苏常州服装厂务工，后来又到浙江杭州服装厂务工。作为熟练工，芬姐当时的工资已经能拿到七八千一个月。婚后，芬姐在儿子小天一岁多时便又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将小天放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初二时，芬姐回来陪读，小天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中，但是，三年后的高考却没有达本科线，在芬姐的要求下小天来到T镇复读。芬姐返乡陪读这些年来，丈夫一直在外务工，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芬姐之所以在小天初二时决定返乡陪读，是因为当时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向芬姐抱怨，小天进入初中之后沉迷于玩手机，成绩下降，任凭爷爷奶奶怎么管教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已经管不了了。身边的同龄人也劝芬姐：再不回去，孩子就要废掉了。在反复纠结之后，芬姐下定决心，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返乡陪读。从学业成绩方面来说，相比于爷爷奶奶的隔代照料，芬姐返乡陪读取得了一定效果，小天中考发挥不错，从乡镇初中考入了当地县中第二梯次的实验班，这让芬姐感到很骄傲。在学业成就之外，在芬姐看来，自己在小天一岁多时便外出务工，初中回来也是弥补亲子之间情感的疏离。与芬姐的经历相似，在我们询问很多陪读妈妈为何在子女初高中阶段回来陪读时，“再不回来孩子就废掉了”这句话成为许多母亲的答案。在许多地方，为了孩子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许多家长将他们送到县城里读书，不寄宿的话一般则由妈妈或奶奶陪读，少部分青少年自己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隔代陪读或自己租房住的青少年很容易因缺少来自家长的监管、缺乏同辈群体的交往互动而被手机“捕获”，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也有许多农村青少年在乡镇中小学就读，在许多地方的乡镇学校，由于寄宿设施不完善、寄宿生活条件太差，许多孩子走读或在乡镇租房由爷爷奶奶陪读或自己住，周末放假再回家。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同样也很容易因祖辈监管不到位、放学之后及放假期间过于无聊等原因而沉迷手机。而在许多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在学校内部公开或偷偷玩手机成为一股风气，没有智能手机，不会打游戏、不追星、不看网络小说、不了解网络最新热梗的学生反而会被嘲笑、被边缘化，被视为“好学生”——在一些学校，“好学生”早已成为了贬义词，指那些不能在虚拟现实世界“呼风唤雨”的乖乖孩。学校老师也没有管理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好办法或主动性，特别是在校园手机管理规定出台前，学校手机管理“无规可依”，一旦因为管束学生玩手机特别是没收学生手机而引发意外事件，学校上上下下领导干部、班主任与老师都有可能被处分。芬姐回来成功阻止了小天的手机沉迷问题，扭转了他成绩不断下降的问题。但是，从小天那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成功”故事的另一面：童年在村里长大的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初中进入到乡镇中学这个陌生环境后，没有了熟悉的玩伴。刚进入初中，小天便一个人在学校外租房住，爷爷奶奶偶尔来照看一下自己。在校外独自租房使得小天很少与有机会与同学交流，时常感觉到很孤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天迷上了看小说和动漫，白天将手机放在出租屋里下载小说和动漫，晚上放学回来看。母亲回来后，这一状态很快被打破，小天的手机被没收。然而，在小天看来，母亲回来陪读，于他而言，既没有给予陪伴，也没有给予理解。妈妈回来后，为了贴补家用，到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早出晚归，和小天的交集大多数时候只是吃饭的时间，不仅如此，“妈妈还把我唯一觉得有趣的东西剥夺了”。返乡也可能“无陪无读”在妈妈的管束下，小天如愿考上了县中，芬姐继续到县城里租房陪读。在被县中录取后，爸妈还专门摆酒席请亲友吃饭，亲友们都觉得小天进入县中实验班后，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芬姐也感到十分骄傲，觉得自己的付出看到了回报。然而，进入县中实验班的小天在班级里排名倒数第八，此后成绩一直都处于班级末游，学业竞争压力的加大、母子之间情感的疏离、进入青春期叛逆阶段等等，使得小天不再对母亲严厉的管束不吱一声，而是开始反抗。爷爷奶奶管不住的手机沉迷问题，芬姐也不再能管住，小说和动漫成为小天逃避现实的通道。整个高中阶段，围绕手机，芬姐与小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状态。虽然芬姐一直在陪读，但却始终难以走入孩子的内心，也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在她看来，儿子什么都不愿意和她说，日常生活中甚至不愿意和她多说几句话。很多时候，芬姐只能和小天反复的念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像父母这样没有出路，只能辗转各处打一辈子的工。小天的爸爸一直在外地做建筑工，从芬姐口中我们得知，他的丈夫是个很内向的人，与孩子的交流不多，长期在外务工使得父子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芬姐回家陪读后，家里的收入大幅下降，丈夫只能去更偏远、收入更高的工地务工。在我们遇到芬姐时，她的丈夫正在内蒙古务工。在母子沟通不畅时，芬姐也多次寻求过丈夫的帮助，但在电话里，丈夫只是会呵斥小天，“如果不想读了就早点和我一起来工地打工，不要浪费时间和钱了”。在放假回家后，芬姐丈夫也很少和孩子有什么交流，每次交流都说不少几句话。第一次高考，小天的成绩算下来还是班级倒数第八名，遗憾的是离二本线差一点，未能实现“达本”的目标。与小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一个初中同学，当时中考成绩并不如他，中考后，同学的父母将他送到了管理十分严苛的T镇读高中，顺利考上了本科。同学的妈妈在得知小天有复读意愿后，把他们介绍给了自己租房的房东，房子距离学校很近，房租一年9600元，在房屋日益紧俏的行情下，这样的价格已经算是相对便宜了。在芬姐的反复动员下，小天最终同意来T镇复读。到来T镇之后，芬姐也不再边工作边陪读，为了孩子，她决定舍弃这一年的工作收入。在T镇，像芬姐这样来陪孩子复读的家长约有一万多人，与芬姐相似，许多返乡陪读妈妈同样面临着“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的困境。许多陪读妈妈在返乡陪读之前，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厂务工，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了熟练工，是家庭的核心劳动力。但是返乡陪读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剧降、开支的增加，这使得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想法设法在乡镇或县城找一份工作，在大部分县域，陪读妈妈能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都比较低，一般仅能覆盖陪读妈妈返乡后与子女的租房、生活开支。但这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不过，即使是这样相对低工资水平的工作，往往也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这就使得一些陪读妈妈像芬姐一样实际上“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特别是当亲子之间因为性格不合、手机监管、学业成绩等问题沟通不畅、产生冲突时，“无陪无读”或“有陪无读”问题更容易出现。还有一些陪读妈妈返乡后，面临着经济压力、子女管教压力、子女学业成绩压力等困境时，本身就会产生极大的焦虑，陪读妈妈的压力与焦虑往往找不到出口，进一步导致亲子关系的冲突。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她们而言，回来陪读，也仅仅是个“陪读工”而已，为子女洗衣做饭、照顾生活起居、帮助他们节约时间用来学习。家长虽然关心孩子的成绩，但却没有能力认识到子女读书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难题，难以作出有针对性地指导。如何处理世代间的隔膜，对于他们来说亦是一个难以想通的问题。他们难以理解在虚拟现实社会成长起来的子女的世界，当他们试图将“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信条灌输给子女时，子女却难以理解并给出积极的回应。他们无法像中产阶层父母那样，通过学习与反思，及时调整亲子关系互动策略，以走进子女的内心，加强对于子女的引导与教育，与子女成为“朋友”，在学习上给予他们精细的指导。也正是因此，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农村家庭将陪读的时间提前，在子女上小学乃至幼儿园期间便开始陪读。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家庭收入的下降、开支增加、夫妻长期分离、家庭不稳定等问题。为了达本，牺牲一切？对于芬姐而言，来T镇陪小天复读，核心目标是小天能够成功“达本”。这与在T镇陪读的绝大多数农村家长想法非常一致，在许多农村家长看来，只有达本，才意味着将来孩子是去“工作”，而不是“打工”。然而，令芬姐没有料想到的是，来到T镇复读不到半年，小天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半年间，小天数次以不舒服为由，请假回家休息。在此期间，芬姐还带小天到南京等地的医院就诊看心理医生，因为小天总是说，自己坐在教室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很多人在自己耳边说话，自己能听到身边同学内心的想法。可是，每一次去医院，医生都说只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并没有出具心理疾病相关诊断书。就在我们见面后没几天，芬姐又带小天去合肥的医院就诊，医生给出了同样的诊断意见。对于小天而言，他很希望心理医生给自己确诊，给自己开药，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不来这里上学，但去各个医院看医生没办法确诊。在与芬姐交谈后的第二天，恰逢学校临时通知学生放半天假，芬姐便约我们和她的姐姐、姐姐家的女儿以及小天一起吃午饭，让我们和他们交流一下。芬姐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很有交流的欲望。她很忧心自己的儿子，即使是当着孩子的面，她也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儿子不爱说话，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离开T镇的前一天，我们去芬姐妹妹的出租屋里准备再和她做一次访谈。我们到了没多久后，芬姐也来串门。谈到小天现在的心理状况于学习情况，芬姐忧心地说，现在只希望他能够顺利参加考试，无论结果如何。谈到前两天带小天去合肥看心理医生的结果，芬姐叹息地说，如果知道小天复读会变成这个样子，还不如当初不复读。然而，从和芬姐的几次访谈我们发现，在芬姐的内心深处，她还是希望儿子能够考上本科。从小天口中我们得知，他以前和母亲表达过想要当厨师，自己挺喜欢做饭做菜，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和母亲说了之后，芬姐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对于芬姐而言，要想不重复自己的打工命运，只能通过读书。在芬姐老家村庄，一直以来都有重教氛围，她这一代人中有不少考上了大学，现在的生活境况与芬姐家相比条件好了太多，不可同日而语。其中，芬姐的表弟即是最好的参照对象，当年考入大学的表弟已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反观自己与丈夫，没有学历，作为普通打工者，只能挣辛苦钱。为了小天“达本”，芬姐已经付出了太多，这些年来，老家的许多邻居已到市区买房，有一些邻居甚至还在务工地买了房子定居下来，而自己从小天初二就回来陪读，家庭收入大幅降低，务农的父辈又不能给太多的帮衬，导致自己家一直没有到市区买房。芬姐的打算是，等小天达本后自己在出去务工，在小天婚恋前努力攒钱买房。这样的话，芬姐家的家庭双重发展目标就算是实现了：既为小天以后在城市定居、成家做好了准备，又通过让小天上本科而帮助他能够在城市里找到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真正的在城市安居下来，“体面进城”。现在，小天能顺利“达本”就成了芬姐的唯一期望（在半年后的回访中，我得知，小天复读一年后仍没有达本，不过，小天考入一所警官职业院校，未来若能考入城市警务系统，芬姐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吧）。在越来越多的返乡陪读妈妈中，有太多人面临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一面是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以至于产生“本科生多如狗，研究生遍地走”这样的吐槽，一面却是农民家庭为了子女能够“达本”而调整家庭分工、越来越多年轻妈妈返乡陪读，不断由乡入城，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子女施加压力，制造“寒门温室”，努力让子女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在这个教育竞争不断内卷化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家庭成功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但其中很多农家子弟似乎在高中及之前的阶段已耗尽了所有学习的兴趣，到大学“混”四年后发现还是不得不“打工”。更多的农民家庭甚至没有机会将子女托举进入本科院校，少部分农民家庭还遭遇着与芬姐相似的困境，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达本”，甚至连身心健康都出现了问题。陪读家庭的结构性困境芬姐及其家庭遭遇的困境与其个人及其丈夫等家庭成员的个人性格、观念等因素紧密相关，但是，如果我们跳出个人与家庭视角，从社会结构视角出发，便能透过芬姐这位陪读妈妈的家庭困境，透视农民家庭在返乡陪读过程中沉重的家庭教养困境，这些困境来源于中国压缩式现代性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数字社会发展、教育体系变革、教育竞争加剧、教育责任家庭化等诸多方面。在T镇调研的半个多月里，我们遇到了很多与芬姐情况类似的家庭。透过芬姐这一特例，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农民家庭正在陷入“有陪无读”的家庭教养困境之中。在T

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投稿，分享你的行业评论，行业故事和行业体会。邮箱：hangyeyanxi@163.com

什么是“行业研习社”？☆☆社长说夯实集体治理权，是激活村庄内生动力，维持乡村自我良性运转，实现治理有效与振兴乡村之关键。

欢迎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投稿，分享你的行业评论，行业故事和行业体会。邮箱：hangyeyanxi@163.com

转眼又是一年，“行业研习社”也已经4岁了。这一年，全赖卷心菜同学的辛勤付出，将行业研习社打理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年龄段该有的可爱、活泼和淘气，全都有了。这一年，小行也是够忙的，除了7月份大家跑到全国各地调研，其他时间几乎是一天一更，少的时候也是两三天一更。在你生日这一天，社长还是有蛮多感触的。从2019年9月9日你诞生开始，到2023年9月9日，四个年头坚持下来，其实还是蛮不容易的。我们没有专门的团队来照料你，社长和卷心菜同学都是兼职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资金支持，说实在的，除了精神财富比较多之外，物质上真的是贫乏。所以，我们没办法给编辑发工资，没办法给投稿者发稿费。好在还是有很多人爱你，愿意帮助你，牵着你的手，看着你长大。有时候，你的推送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更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你。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我想这也是一种成长吧，虽然你只有4岁。在你的世界里，年轻的学生是你最关注的；然后就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可喜的是，今年你也开始真正迈入行业研究的田野了。这三大主题，一直伴随着你，将来大概也会是如此。故事的缘起“行业研习社”的一切故事，最初的缘起是一个985高校的博士生和另一个985高校的研究者之间的一场对话。对话的具体内容已经难以记得周全，但是这次对话所提出的一个命题却在后续的日子里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行业研习社”的模样。这个命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将学术研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上话。身处学术圈，我们看到太多的研究要么远离尘嚣，不食人间烟火；要么故弄玄虚，以普通人看不懂为豪；要么八股成风，一切以发表高端期刊为目标。很多时候，这些研究提供的不仅仅是无用的知识，甚至是有害的废品。我们对这样的学术研究似乎有着天然的反感。我们认为，真正值得追求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知人间冷暖，贴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回应他们的心灵困苦。因此，我们经常相互勉励，要始终坚持：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自白的文风！田野的灵感，是将我们的问题意识建立在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察之上，由此来形成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运行逻辑和变迁机制的理解范式，甚至形成有我们自身品性的理论框架。野性的思维，是不拘泥于既有理论的解释框架，在面对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时，我们要保持开放的灵动的思考，享受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以及在复杂实践中找寻各种关联的探险乐趣。直白的文风，是将我们的文字写在广袤的大地之上，用最简单的话语和逻辑表述我们对这个复杂世界的理解，让所有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专事研究的人能够看到、看懂、甚至喜欢我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时刻保持田野的灵感和野性的思维，并不断以直白的文风来展现我们的研究呢？对身边的人及其所从事的行业进行观察、记录和思考，也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正好可以回应我们关切的命题：将学术研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上话。什么是行业研究？行业研究十分重要，大众对此应该是有共识的。事实上，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行业之中，从行业切入，我们就可以找到将学术研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上话的接口。行业是一个国家的骨架，理解行业才能理解庞大且快速变革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在快速发展和变革的大国，行业分类日益精细化，新的行业不断出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规定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类与代码。1984年，由国家统计局、原国家标准局、原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城镇化的推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匹配的趋势愈发显著。近年来，在婚姻、就业及教育等驱动因素下，农民家庭大规模进城，县域成为最主要的阵地，农民的生活嵌入了乡土性和现代戏的特征。笔者在参与农村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在粤西和粤北等欠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存在相似之处，即县域生活成本与消费水平趋于城市，农民的生活负担加重。（一）住房消费1.进城买房与加压式生活农民进城买房的功能属性不是居住，而是为子代的婚姻和生活需求提供生存空间。换言之，进城买房的主要驱动力是子代成员能够在县城拥有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围绕着购买县城的商品房，农民有一条清晰的进城链条。从家庭生命周期的维度看，农民进城买房的首要驱动因素是子代的婚姻需求。在如今的农村，男方家庭拥有自建房屋在婚姻市场上很难成为谈论的资本，在县城里有一套房成为了必须项或加分项，农民家庭在村里和城里各有一套房成为了谈婚论嫁的标配，也因此成为了农民家庭的奋斗目标，在短期内由两代人接力实现。进城买房的另一驱动因素为子代的教育需求。一个客观事实是农村空心化程度加剧，村庄小学因生源的外流进行撤并，这是城市化不断演进与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综合效应。此外，教育自身的阶层跃升属性也驱动着农民家庭为后代考虑，农村没有好的教育资源，多数农民家庭为了子代能够接受好的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甚至租房陪读。然而，跳出农民个体视角，进城买房这一行为也有着更为宏观的影响因素。大量农民进城买房，离不开地方政策的诱导，地方政府通过经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县城集聚资源，吸引农民进城买房来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最典型的是教育资源的集聚产生“虹吸效应”，好的老师流向县市，好的生源也随之变动，整个县城的配套措施不断完善，资源的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农民家庭从购买婚房到购买学区房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进城方向，反映了不同农民群体的具体需求。买房一旦成为刚需，个体的负债很容易转变为家庭的负债。自国家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房价相比前些年有所下跌。中西部县城的房价每平米约四千左右，一套商品房落地至少需要几十万元，普通的农村家庭需要除务农之外的劳动来供县城的房子。一位粤西地区的社区书记表示：“县城里地段和配套设施条件比较好的小区房价四千到五千左右，条件较差的约四千左右。除开其他的生活成本，也很难负担。”县城作为生产空间，所能吸纳的劳动力有限，有限的资源很难满足县域内劳动力的需求，剩余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务工，只有春节才返乡，因此农民购置的县城房子空置的情况并不少见。2.进城租房与候鸟式生活农民家庭在县城的租房生活包含进厂上班和进城上学两个原始驱动因素。资源的虹吸效应造成了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均衡，进城上学是个体主动适应环境的积极行为。以教育资源为例，优质的师资和生源集聚在县城，农村的教育资源稀缺，要想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必须举家庭之力将下一代送进县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及过度消费对家庭资源是一种额外消耗，也增加了农民家庭生活风险。没有能力在县城买房的家庭，为了下一代能够接受相对好的教育，选择在县城租房陪读，衍生出了“陪读妈妈”等新的群体，许多农村家庭在城乡之间过起了候鸟式生活。在粤西地区调研时访谈的一位建筑工人，他的案例典型之处在于，家庭里既有进厂上班的大人，也有进城上学的小孩。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乡镇与农村之间往返。为照顾小孩上学和方便大人上班，一家四口人在镇上租了一室一厅的自建房，每月房租加上水电费每月约七百元，一年的租房开销约九千。他2022年的收入共两万元，主要靠在附近打建筑散工，而妻子在县城的酱油厂上班，两人身上背负着债务。这种租房生活是农民家庭生活观念的折射，从物理距离来看，镇上离县城更近，也方便回村照顾家庭，是进城与回乡之间的中转站和落脚点，这里有相比农村更集中的教育资源和生活条件。为了家庭的发展，在外租房生活是整个家庭权衡后的决定，即使多了一笔开销在他们看来也是可接受的。房租开销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起的额外支出，然而伴随着租房生活的一系列生活成本攀升，才是经济压力的主要来源。农民家庭的候鸟式生活可以理解为一种阶段性的家庭策略调整。在家庭的早期阶段，为了阶段性的目标如子代升学，结合家庭自身的经济情况策略性地选择租房搭建县城生活空间，集聚家庭的资源以实现短期目标。（二）生活消费1.工具型消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资本化的浪潮席卷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农民也在逐渐追求生活方式改变，对生活质量有了更具象的追求。一些农民呈现出“半城市化”的过渡形态，即

每个人身上所携带的阶级属性不同，对每个人的成长轨迹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与出生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同，使得不同阶层的孩子在陌生环境的应对和适应能力，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选择，社会交往习惯和沟通交流方式等方面也各有不同。寒门子弟经历了层层选拔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并且差距会逐渐拉大，并不是所有逆流而上努力奋斗的人都能成为鱼跃龙门的幸运儿，大多数人仍然被裹挟着各种等级考试，职业竞争，岗位晋升的浪潮困住，陷入难以实现阶级跃升的漩涡中。家长教养模式的差异不同阶级的家长在培养孩子的模式和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拉鲁经过对中产家庭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教养方式的观察，发现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多是协作培养，即父母主动培养孩子，包括评估、提高孩子的天赋、主张各项技能。他们会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并且给孩子规划不少的日常活动，让他们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断探索自己的兴趣。而后者则倾向于成就自然成长，即家长给孩子定下界限和规定，在这个范围内允许孩子设计自己的生活。他们把更多的把精力和拥有的资源放在孩子的起居，饮食和确保安全上，除了学校教育外，家长并不会在孩子的学习和课外活动中放更多的精力。主要表现在一是日常生活的组织的不同。中产家庭的孩子的业余生活被各种组织活动充斥着，家庭每年会花费大量金钱来让孩子参加各种活动。这样可以让他们发展在公开场合面对成年人的表现能力，习得在公共机构游刃有余的技能和素质，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但也会形成同辈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家长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而后者的经济和人脉资源有限，家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孩子的安全和规则中，家长允许他们参加自己的各种活动，他们获得更为自由的空间与伙伴玩耍。这样他们在玩耍的过程中也可以学会与他们人际沟通和交往的能力，更多的创造性和独立性，但在重要的公共场合却显得局促和不知所措。二是语言运用的差异。中产阶级家庭运用更人性化的商讨的交流方式与孩子讲道理来引导孩子。让孩子以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沟通，倾听他们的建议，这样可以让孩子敢于表达自己，得到注意和重视，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但这样也会给孩子挑战和拒绝父母的机会。后者则更倾向于下达命令，用指令性的语言告诉孩子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这样让孩子顺从和乖巧，但是也让孩子没有发展出与他人平等协商，运用技巧为自己辩护与他人谈判的能力，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三是家庭与公共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中产阶级的父母会干预教育机构，提出自己的利益主张和建议，想办法为孩子的不公平待遇据理力争。这样会使得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教会他们面对不公平时敢于给公共机构施加压力照顾到自己的需求，但也会让孩子在同辈群体中感到难为情和不自在。而后者则更多的表示听从学校的安排，忽视或者无能为力来为孩子利益抗争。这样会导致孩子在权威面前表现的却弱和恭顺。孩子未来规划的差异寒门子弟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考上好的大学就有好的出路，但考上了好的大学之后呢，真的会过上我们理想的生活吗？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真的能成为支撑我们为理想生活而奋斗的强有力的储备吗？每个人身上所携带的阶级属性不同，这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我们的大学的生活方式。在中产阶级的学生，他们就读于一流的高中，学校和家庭的丰厚资源让他们从小就有各种机会探索自己的兴趣并培养，学会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大学伊始便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为之不断做相应的铺垫。但出生寒门的子弟为了顺利升上大学，几乎每天起早贪黑、马不停蹄、争分夺秒的拼命学习，没有空隙去思考自己的理想和美好的未来，一心只想考取好大学。他们的努力还要被扣上“小镇做题家”的帽子，以此蔑视他们拼命换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此外，在独立自主的大学里，家境好的父母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并提供资源让他们做自己的选择。寒门子弟的家庭即便想参与决策，也没有相应的眼界和学识。缺乏有效信息资源的他们只能依靠各种来自网络上的信息或者随波逐流去做自己的人生规划，在大学所做的事情包括社会实践，实习经历和选课等校园活动也没有意识到需要为未来职业做规划和准备。在依靠原有的习惯的直觉依赖模式盲目的安排大学生活，不断努力却又找不准方向，最后在受到一次次竞争的挫败后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内耗，自信心不断被瓦解，追求理想的生活成为了一件遥不可及又无能为力的事。他们只知道学业上要不断努力，或是认为成绩不重要，更多是盲目性的自主探索的，在这个过程中一无所获后又开始重视成绩，认为搞好成绩才是他们的拿手的本领，就这样不断陷入一个死循环。在社会资源上的努力，却不懂的积累有利的社会资源为自身获取有效的上升途径。精英阶层的子弟则习惯于运用社会文化获取社会资源来帮助自己，并把这种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目标的垫脚石。寒门子弟排斥参加此类活动，认为不仅会耽误学习，而且对于缺乏相应的活动技巧，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交往技巧的他们来说，这类活动不仅具有竞争性，也很难有较高的参与感。寒门子弟缺乏社会资本，他们并非出生中产阶级家庭，不懂得和中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规范，所以无法理解教授对学生的期待，不知道如何做才能符合良好表现的要求，这使得他们与教授接触时显得压力巨大，他们更倾向于避开教授。但中产阶级的学生，他们原本的生活环境就接触到这类群体，掌握着交往的规则，也更顺利的完成大学生活的目标。所以他们懂得主动出击和教授谈笑风生，与教授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充分获取教授的掌握的资源和时间，让老师成为职业通道的合作伙伴。（杰克，2021:124）因此在大学积累的不同经验也形成了应聘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履历，呈现不同的劳动价值。在这类教育机构隐藏着看不见的课程表，里面写满了不成文的规则，未经解释的术语以及一整天局内人视为当然的事情。大学往往青睐于已习得这套规则的学生，而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没有人告知他们大学的规则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信息差和资源缺失的情况下，差距便一步步拉大了，少数的寒门子弟能幸运的获取指导或相应的信息资源来尽早确立人生目标。阶级流动的困局或许我们都坚守着“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就会有好的出路”，“寒门出贵子”的信念，但在如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有成千上万条为了成功跃过龙门的鲤鱼在湍急的狭流中拼命向上跃动，有多少是被淹没在无底的深渊拼命翻腾挣扎。布迪厄曾说，处于最不利的地位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也过于不觉悟。寒门子弟还没有参透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人际交往的复杂性，便被迫不断涌入市场去寻求合适的就业岗位，面对就业压力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是迷茫，无所适从，寥寥几笔的简历根本无法应对激烈的社会就业竞争和雇主挑剔的眼光及其压榨的资本属性。然而，来自中产阶级的这些毕业生，他们在校园里就已经为未来发展的道路做好了规划，也有父母和老师资源的有效加持，使得他们在职业竞争中略胜一筹，进入职场后的他们更懂得如何构建关系网络，获取相应的组织内部的资源，帮助他们更好的晋升和向上流动。在文凭通货膨胀的时代，会多少人能通过文凭获取理想职业呢？如今，高中文凭并不能保证带来受人尊敬的工作，大学文凭也不能带来精英工作。寒门出贵子的流传幻灭，在这个阶层逐渐固化的，越来越多人内卷向上涌动的社会里，阶级晋升通道越来越拥挤。出身精英阶层的家庭，比较容易实现精英的再复制，让下一代安稳的留在自身阶级；中产阶级的家庭也会为子女努力巩固这个阶级地位而奋斗，为孩子复制该社会地位并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他们也在夹缝生存，努力挣扎避免阶级下滑；对于大多数普通或者寒门家庭，他们的孩子则需要通过耗尽力气才能跃升更上一层的阶级，仅仅过上普通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都很吃力，有的甚至连普通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年轻人身上肩负着无休止的工作，较高的生活成本，月供房贷的压力，养老压力，育儿成本的攀升等等，这些让他们难以过上普通的生活。他们拥有向上流动，努力超越的欲望，但是当大部分人都在奋力向前奔跑时，当某些还在疲于与生活周旋，停留在原地的人如果维持原来的状态，掉入夹缝之中，生活转化为生存，就会自然的被动的下滑。单靠个人的力量也无法解决现存问题，这种向上流动的欲望也受到体制失灵的影响，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寒门子弟如何有可能突破社会系统的网络重塑人生，社会的规则制定者又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机会和出身的不平等在未来也进一步拉大这两者的差距，如要缩小这种机会和资源的鸿沟，我们就必须直面根生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杰克，2021：234）不能把个体的不幸只看成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看到它背后的一个家族，一种制度和一种社会，个人的奋斗在社会结构性的困境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仍然给予人们希望去为理想生活而不懈追求，拿起现有的武器去正视和对抗困境。虽然教育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是它确实是一种较为公平的获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虽然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比如大学的制度设计，教学人员的角色，少有人向我们讲清大学的规则，耗尽力气急需通过知识改写命运的寒门子弟也曾想拥有理想，但当下就业形式严峻和内卷加剧等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光有情怀是无用的，大学不是用来谈理想的地方，每个人都更应该为自己的未来负责，活在现实，为未来做准备。阅读书目科顿姆《教育为何是无用的》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杰克《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夸特《夹缝生存：不堪重负的中产家庭》可汗《特权：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彭虹斌《流变与博弈：一个农村小镇30年的教育变迁》新书推荐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梁洁雯，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梁洁雯丨学会做老人梁洁雯丨中国乡村，向何处去？•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一、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的总体情况2016-2021年，广东省户籍总人口从9164.90万人增加至9946.95万人，5年内增加了782.05万人，每年增量均超120万人。其中，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占比从2017年31.04%逐年上升，至2021年已达到44.47%。广东省户籍人口的增长正经历着结构调整，在自然增长持续低迷的同时，机械增长逐渐挑起人口增长的大梁。图1

镇域内产业的每一次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到镇域内人民的生存资料如何获得，也正是因为镇域本身的特征，如较大的土地优势，发展形态不规则等等，才使得辖区内的人民在每次产业转型过程中都能够通过参与到非正规经济的模式中来实现资源积累模式的转变，非正规经济的大空间和高弹性为镇域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有效避免了转型发展和稳定运行之间的断裂。产业总览Y镇产业发展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经历了由农业剩余价值哺育工业到工业为主的发展路径，由粗放型的工业模式逐渐向规范化和精细化转变；同时顺应环保政策的实施，也开始将产业发展定位由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新科技产业转型，总体来看，Y镇的产业发展目前重点放在第二与第三产业上，且二产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同时业开始朝着产业高效融合的方向发展，比如更多的将文化和艺术元素融入到第二产业等。Y镇在1979年之前是博罗县的农业重镇，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耕地1.5亩，承担起B县的粮食征收重任，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镇域内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改革开放以后，Y镇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为突破口，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发展对外加工业；至1990年，初步形成电子、染织、服装、毛织、塑料、玩具、五金、建材、木器制品等行业的工业生产体系，三产比重由1979年的98.3：0.1：1.6转变为1999年的14.8：77.9：7.93，在20年间实现农业镇到工业镇的转变；21世纪，实行“外向带动，工业立镇”的发展战略，2005年到2016年，镇域工业实现新飞跃，企业数量由750家增长到1216家，增幅62.13%；2016年，共有制衣及辅料、印染、绣花等服装生产及配套企业近千家，销往全国各地及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衣业发展模式Y镇在过去三四十年内以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发展模式，其中最大规模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制衣业，Y镇制衣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代人的参与。（一）发展历程第一代制衣业是改革开放后，由于Y镇距离香港较近，部分本地人想要外出谋求更好的工作机会，选择到香港去，当时香港的制造业技术先进，所以在港学习技术之后回到家乡投资办厂，开始了第一批的服装制造业。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时代的结束，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剩余，且当时的制衣业模式主要是“三来一补”型，不需要自主创新以及多元渠道拓展，所以门槛较低，至此，制衣行业吸引了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到工业，由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代制衣业的兴起是由于制衣行业在Y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很多落后的地区的外地人口纷纷来到Y镇打工，投入到制衣业当中，Y镇产业兴起主要是港商的投资，所以不存在排外情况，对外地人口很友好；此外，Y镇为了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增加税收，对开办中小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诸如前三年免除税收等；在工厂打工学习到一定的技术和有了积累之后，部分工人选择自己开办企业，至此形成了各种类型和各种规模的制衣企业，在鼎盛时，Y镇的制衣企业达到上千家。第三代即目前仍然在制衣行业坚持的企业，经过越来越规范的环保及经营政策，一些小型企业难以承担起较大的环保支出，所以选择关停；此外，随着机械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在订单总量没有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所需要的劳动力会变少，且服装的出货周期较短，很多小型企业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速度，继而被淘汰；在第二代时很多企业老板投资建厂房，到第三代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资本，并且子女不愿意继承制衣这种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了稳定保本，转而选择最为保守的地租经济，即厂房出租。目前仍存在的第三代制衣企业主要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大型企业，第二类是微型的家庭小作坊，原本中间的中小型企业以不复存在。（二）制衣业现状大型企业少，小作坊多且分散。因为环保政策的实行，部分企业无法承担较大额的配套设施支出；城市不断发展所带来的人力、土地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利润越来越低，所以形成了大型企业很少，微型家庭作坊多的局面。且大型企业主要是做印花和成衣加工，微型家庭作坊则主要以车缝为主。代加工为主，客户较稳定。由于Y镇的制衣业从开始就是“三来一补”的被动型的代加工制造业，并且当地人民从这一发展模式中获取了较大的利润，在创造了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形成了路径依赖，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和开拓意识，导致目前Y镇的制衣业仍然是被动地等待，大型企业等待大客户（以纯、UR等）派单，家庭作坊等待大企业分单过来，所以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来说，客户都较为稳定和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三）制衣业困境产业链不完整，订单受到限制。Y镇的制衣业主要以代加工为主，产业呈现碎片化特征，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术难度、技术要求不高，开设工厂成本低，运营难度小，所以各类工厂林立，工厂间未形成合力，各自都只是加工链条上的一环，纵横都不是最优，横向没有形成合力，将规模扩大，纵向没有形成链条将本地企业串联起来形成完整产业链。集群效应减弱，品牌意识不强。Y镇工厂主要作为港资、外资企业的加工厂，港资、外资已经有成熟品牌，对工厂的要求和定位是中低端的加工业，只需重复性的简单体力劳动即可，无需在品牌上拓展和创新。电商孕育较难，人才吸力不足。电商平台是目前较为主要的销售平台，Y镇政府曾尝试打造过电商平台，但是未能实现有效落地；Y镇制衣行业协会也有想法创建沙漏型的电子服务平台，目的是将Y镇零散制衣企业联系起来，统一管理，统一派单，效仿“希音”模式，但是在平台孕育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如镇域对人才的吸力不足、难以拉到合适投资等。产业转型路径Y镇的产业转移主要有两条路径，首先是产业发展模式由自主经营向地租经济转型，其次是产业类型由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自主发展型向地租经济转型。首先地租经济的成本是一次性的或家族传承的，在创办企业时投资建厂房，就具有了很大的土地优势；且地租经济管理方式比较传统，不需要数字化、信息化设备和技术，入行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性要求不高；所以当地由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地租经济的通路时非常顺畅的。此外，能够实现本地自主办厂向地租经济的转型与当地产业发展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且政府通过统筹土地，将更多的资源倾斜到了工业端，将农业用地进行集体征用、拍卖、开发，转变土地性质，兴建交通基础设施，这些都为Y镇的以地租经济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型转型。由于Y镇以地租经济为主要的产业转型发展方向，所以在政府的用地规划下，连片平整的土地被用来出租，吸引深圳、东莞等企业来到Y镇投资建厂，相较于莞深较高的地价、有限的土地、对企业的高要求和高人力成本等，Y镇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对这些诸如欣旺达的电子产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大型企业本就有稳定的客源和成熟的配套体系，所以整体搬迁于企业自身而言是降低成本，于Y镇而言，能够得到更多的税收，解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Y镇的产业转型随着国家工农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包括由农业大镇向工业大镇的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高新技术型的转变，造成Y镇产业转型的因素包括内外两部分。首先是外部因素，从国家政策上看，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业负担减小，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包括九十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都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建设和发展，珠三角地区积累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劳动力、资金等资源，Y镇也不例外。其次是内部因素，制衣业无疑是Y镇产业能够实现顺利转型的基础。正是由于第一间港资制衣厂在Y镇成立，带来了现代化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模等等，Y镇才能逐步走向工业大镇，也才会孕育出多种类型的制衣企业，建设各种规模的厂房，为当地创造很大的经济效益，而后在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时，能够将地租经济的效益发挥到最大，顺利实现更高阶段的转型。非正规经济的生存空间虽然Y镇的产业正在经历持续的转型发展，包括建设大块工业园区、打造三产融合的文化商业街区、拓展经济农作物展销渠道等这些规模化的、体系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实际情况是Y镇内部仍然存在着很大部分的非正规经济样态，并且这些非正规经济模式呈现出勃勃生机，对整个Y镇的工业产值做出很大贡献。（一）非正规经济存在的必要性非正规经济在镇域乃至县域的存在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如果将一个镇域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只有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使整个系统运转良好。正规经济的补充。正规经济表现出高效、规范和集中的特征，也正是因为镇域本身的特点，其人口的综合素质整体不高，所以能进入正规经济体制内的人数有限，进而正规经济对镇域人口的容纳力有限，镇域经济发展不如更高一层的区域，所以对人才的吸力也较小。虽然Y镇的外来人口要比本地人口多，但能够吸纳这大部分的外来人口的并不是正规经济，因为正规经济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更高，而从外地来到镇域的人素质普遍不高，所以能够容纳本地和外来低素质人口的更多是非正规经济，即灵活就业方式。以制衣业为例，虽然Y镇因为各种原因关停了很多中小型制衣厂，但是除留下的大规模企业外，还存在着非常多零散的家庭式作坊。Y镇的家庭小作坊的运转主要是靠大企业派单过来，服装的订单数量分淡旺季，在旺季时，大企业自身无法在较短的交货周期内完成服装加工，就将部分订单外发给零散的家庭小作坊，保证交货时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非正规的家庭作坊是正规经济的外部补充。解决就业。非正规经济存在的另外一个必要因素是由于其灵活性，能够解决镇域内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诸如一些需要照顾家庭的妇女，在闲暇时间能够赚取自己的一份收入；至少只需要一台缝纫机和一个人，就可以承担起一个小作坊的运行，且一个已婚妇女完全可以通过这类型的非正规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独立，并且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老板送货上门，我是不缺货做的，刚刚下了一两万件的单，这批做完又会有下一批单进来，缝一条线一毛，一件四毛，一个月最少赚10000，我做这个不固定时间的，因为要接送小孩，一天跑几趟，还要煮饭，安排小孩吃饭。”（20230519YZ）此外，一些无法被城市吸纳的劳动力，在退回镇域之后能够靠零散的就业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二）非正规经济的生存空间在产业转型后，非正规经济仍然具有其生存的空间，并且这一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非正规经济自身的特性，其生产数量弹性较大，带来的生存空间弹性变大，进而整个镇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弹性也会变得更大，实现镇域经济的波动式增长；此外，非正规经济也存在着不规范和不规则的特征，譬如造成一些小范围的水污染、镇域风貌欠佳等，但是整个社会为其分摊了这些劣势带来的成本问题，从而使得整个镇域发展态势良好。非正规经济存在空间大。就现实情况而言，非正规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很大，其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也与其数量成正比，虽然其处于正规经济系统外围，甚至是处于边缘地带，但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是被社会所默许的，原因就是分散的非正规经济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提供了保护网。生存弹性大。因为非正规经济自身所具有的灵活性高、规模小、投入成本低和风险低等特性，致使其能够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到很大比重，参与非正规经济的经营者只需要较低的门槛就可以获得即时的收益。非正规经济依附于较少量的正规经济而存在，在正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能够分得一杯羹，有助于其正向成长；在正规经济发展态势低迷时，非正规经济经营及参与者则可以较快地从正规经济的依附地位中抽身出来，转而较为顺利地投身其他行业，来获得自身的资源积累，也通过各种工作形式，维持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平衡，这就是非正规经济的弹性空间所在，也正是因为非正规经济的多点状开花，才不至于在整个经济体遭遇风险时满盘皆输。社会成本分摊。非正规经济除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优势外，也同时存在着非常大的缺陷和劣势，其中不规范就是其面临的最大问题，以制衣业为例，制衣的部分环节如印染等会造成直接的水污染，微型家庭作坊无力承担环保费用，而较大规模的企业在配套齐全环保设备之后，无疑使得生产更加安全和规范，但与之相应的环保支出也更多，也更成为环保部门检查的对象，而没有登记在册的微型家庭作坊，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环保的支出，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污染，那这项成本则变成由大型企业和全社会共同分摊承担；此外，登记在册的大型企业面临的另外一项大头支出是税收，而微型家庭作坊由于不正规，没有完全合规的程序和手续，利润多少以加工数量多少为准，所以即使收入达到了交税标准，也由于其非正规性少交了一部分税收，这时，大企业和整个社会也为其分摊了这一社会成本。所以正是因为有正规经济和整个经济系统的有序运行为非正规经济的运营分摊社会成本，其才能够在镇域内有足够大的发展空间。（三）非正规经济的未来非正规经济除传统上所理解的家庭作坊和地摊经济等，现在更多的表现为一些自媒体、个人零售电商等，这种更加直接、灵活和具有弹性的经济模式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构成我们今天经济环境良好的必要模式，所以无论是在镇域、县域或是市区，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企业，非正规经济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容小觑的。非正规经济多类型发展。非正规经济在近年来受到很多的关注和重视。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附属的微型家庭作坊外，出现的两种非正规经济类型势头正热。一种是地摊经济，也许是因为时代发展太快，每个人都身陷于忙碌的工作和疲惫的身躯中，城市中的烟火气成了很多在外打拼年轻人的向往，出门旅游时大家也总是会去寻找当地特色的美食，在这时，地摊和夜市就成为大家的选择和去处，也有很多年轻人厌倦了循规蹈矩的办公室工作，反而选择一种自由和随意的生活，转而去摆地摊售卖各种类型的产品；第二类是近些年兴起的电商，各种类型的网络销售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除耳熟能详的大型平台外，还有以微信朋友圈为平台的非正规销售，微信朋友圈里的人就是自己的关系网络和客户，如有想要售卖的产品则直接在朋友圈里进行销售，完全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这些非正规经济的模式都为满足个人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未来还会生长出更多类型的非正规经济模式。非正规经济无需必然以转向正规经济为目标。非正规经济有着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模式，其存在本来就是为正规经济做补充，或是受到正规经济的辐射作用来发展自身，其经营者的目标和理想并没有非常远大，只是想要能够照顾家庭顺带赚取一定生活费，如果转而进入正规经济后，反而丧失了其原本所追求的灵活及自由等，则是过犹不及了；虽然非正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合规性，但是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镇域内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镇域本身就不比大城市，存在着非常大的不规则性，如果要求镇域内全部都是规则化的正规经济，那绝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无法实现就业，民生问题会凸显。在城市内的非正规经济体量较少，更多存在的是体量虽小但接受统一化和规则化管理的正规经济，所以不同地区经济类型的发展模式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与其各类基础设施相配套。就镇域而言，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或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必强求其都在某个时间节点转变为正规经济，除非在未来的某一天，镇域的现代化程度像城市一样高，各项配套都跟得上，也许就需要更多的正规经济，那大量的非正规经济体就转到村一级。非正规经济的发展需要更规范的管理和更多的权益保障。虽然说非正规经济无需必然向正规经济转变，但是其目前表现出来的问题仍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首先在镇域内的非正规经济经营者是没有被政府统计在册的，这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经营者在钻一些政策空子时不能够被及时地发现和监管，环境卫生就是很大的一项，二是经营者自身的权益受损后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回馈，所以对镇域内的非正规经济经营者，应该得到统一化的名录管理，既保持其存在的非正规性和灵活性，也要保证其不违背政策和法律；其次非正规经济经营者由于不被登记在册，无需交税，经营者也没有给工作人员购买基本社会保险，非常不利于权益保护，所以或许要对这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情况多加关注，保障工人权益，继而降低社会成本，实现向好发展。新书推荐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赵颖，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陕红宇｜制衣小镇里的人口红利在消失？赵颖丨生机盎然的浙江乡村•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经典读书任务的完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动和兴奋，或许是因为在近乎一年半的长期阅读中，读书已经悄无声息地成为了一种习惯，使其成为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事情；或是因为在梦幻似的经典阅读中，汲取了些许养分，让我得到了成长；或许是因为还有很多待办事项等着我一一解锁。初入团队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仿佛就在昨天，但又似乎过了很久，这种时间的交织感很神奇。从去年4月份，加入团队，在这近乎一年半的阅读求学之旅中，哭过、笑过、有过不理解和迷茫，但更多的是庆幸和充实感。此刻，要提笔写下这段心路旅程的时候，涌上心头的事情有很多，可又不知从何处说起。亦师亦友每次和爸妈分享我的生活点滴和读书日常，爸妈时常感慨，“这二十多年里，我很幸运的，所有优秀的引路人和小伙伴都是我人生的贵人，能遇恩师和益友要心怀感恩，更要努力前行。”爸妈的话总能让身处泥泞中的我重试勇气，继续前行，在我的阅读之旅上也是如此。加入团队，参加读书会的我是幸运的。每个月的大干三十天计划、日复一日的阅读以及相互督促的运动让我生活很充实，同时，也让我得到了成长。老以“读书人”自居的我（读书更多的是在校生的身份说明），其实，真真切切阅读的书目少之又少，大多都是学业课程上的教材文本，或者填鸭式教学里，功利性的备考书目，更不要论及晦涩难啃的经典书目了。仍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回想自己的本科生活，懊悔自己在校园生活中没有好好读书，充实并提升自己，期盼考上研究生后，要珍惜时光，好好看书。可最初和老师联系时，老师提出的每月读书任务时，让我有些畏惧和犹豫，害怕完成不了任务，更害怕看不懂的经典书目，当我把这份不安向朋友述说时，朋友说：“你又不做实验，又不想看书，阅读，那读研是为什么。”确实，朋友的话直击心灵，让我重拾初心，扫除不确定，坚定前行。在整个阅读之旅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字眼就是“快意阅读”，当时我并不能理解何为“快意阅读”，将重心放在了快上，以至于我在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找不到切入点和有效论据，甚至在读书上也是知之半解。我的经典阅读始于社会学大家韦伯、涂尔干的著作，晦涩难懂的文字阻碍了我的阅读速度，甚至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不知所措又无能为力涌上心头，著作中汉字符号都是一些常规字符，可为什么组合在一起就像外星语一样，隔着光年。幸好，有老师、师兄师姐和小伙伴的耐心解答和循循善诱，让我逐渐跳脱文字的羁绊与束缚，从阅读笔记到阅读心态，从框架结构到论证逻辑，我在慢慢地改变不良的阅读卫生习惯。寒暑假的阅读无疑是黄金阅读时间，之前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种黄金阅读的珍贵性，直到进校后，做不完的课程作业，磨人的实习车程以及其他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消耗着有限的精力，挤占着阅读时间。多线程的时间管控和能力发展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疲于奔命且没有生机与活力，但，幸好这种迷茫和沮丧总能在组会、读书会以及其他交流活动上得到治愈，续上电量后的我又是活力满满。在经典阅读上，真切感受到一个人可以走的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枯燥乏味的读书时间里，读书上、写作上、笔记探索上，甚至是资料收集上，真正能够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办法总比困难多，一起交流心得方法，相互督促，亦师亦友，真诚鼓励和敞开心扉，让我跨越经典阅读的重重障碍，在成长道路上的我们从不孤单。我们到底在读什么？当被问及穿插在不同门类的书籍阅读中，我们到底在读什么？首先，映入脑海中的一个词就是思维训练。当然，这个词，也是在耳濡目染和沉浸式的读书体验中转变为刻进DNA的词语。初入读书之旅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老师的读书硬性要求并不是很理解，毕竟和身边那些朋友或是遨游文献或是专注实验，读书就像可有可无的存在，林老师的培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加上，花大块时间进行纸质书本阅读在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显得格格不入。我们好像和读书相识了很久，又好像从未认识，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从咿呀学语时，我们就开始诵读唐诗宋词，上学后，更是不离书本，但大多数的阅读不过对应的是一种凯洛夫的教学方式，摘录优美语句，进行文学积累，浅尝辄止式地阅读课外读物，拓宽知识层面，甚至在繁重的学业面前，挤出时间，在小说的世界中解密故事走向，释放压力，似乎只有在真正喜爱的读物面前，才可以做到“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然而，经典阅读不同于文学作品阅读，相对缺少故事情节的起伏和刺激的人物矛盾，味同爵蜡，虽然也伴随读书笔记，但我们不关注语句的鉴赏，而更多的是一种思维训练和观点串联。但初入经典旅程的我，并不理解何为思维训练，也不理解如何在那厚重的书本中寻找核心观点和问题意识，进行观点串联，我试着使用老师所倡导的快意阅读，使用师兄师姐推荐的阅读笔记方法，感受小伙伴说的阅读心流，然而，事与愿违，彼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起初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门类的经典书籍阅读中，我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长篇大段的论述中找不到核心观点，不知所云，并时常将快意阅读抛之脑后，尝试用“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方法安慰自己，可回过头逐字逐句重新咀嚼后，并没有带来豁然开朗的酣畅之感。多次的阅读实验也证了“返工”式的阅读方法无法带来经典阅读上的质感，反而会阻碍我的整体观感。当然，读书任务也限制了我“推倒重来”的时间，我试着不求甚解的读书，不在一字一句上过分纠结，但囫囵吞枣的阅读时常让我感到不安，我好像漂浮在空中一样。在坚持下来的阅读中，我也逐渐体会到学者之间观点的相通性，以往的不解会在未来的某一刻“柳暗花明”，只是需要一个契机，一次次的累积。试着和那个不擅长、执拗的自己和解，尝试探索适宜的经典之路，逐渐体会老师提倡的快意阅读，不仅是速度上的快，更是一种全身心的沉浸式地阅读。集中时间进行阅读，感受学者的思维火花，体会学者的论证思路。寒暑假的阅读无疑是阅读的黄金时间，在全身心的投入中感受阅读的快感。这种快意阅读并不是要求我们去记忆、复现学者的观点好句，毕竟，经典摘抄在信息化的今天可以在各大搜索引擎上轻易实现，如果只是单纯的语句、段落欣赏，何必浪费大块的时间来追求文本阅读呢。所以，作为思维能力训练的阅读，更应该从整体性上学习大家名师是如何论证观点的，是如何展开叙述的，更是如何思考的。读书，真的有用吗？在近一年半的时间，作为主线任务的读书占据着我大部分时间，如果非要回答花费如此多精力的读书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直观感受并不明显，变化最强烈的就是心态上的成长，能更多的抓住核心事件。在文字世界的侵染下，浮躁的心态得到了沉淀，当然，也会存在其他的变化，但仍只是一些微光，处于量的累积阶段。当被问及花费大量精力阅读的书，还记得哪些？我陷入了沉思，毕竟，我确实忘却了很多知识。迟早会遗忘的读书真的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数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比如我们流连忘返的风景，爱不释手的玩具，沉迷其中的游戏都会印象模糊。当下快乐的东西只剩下怀恋和留恋，但读书不一样，可以厚积薄发，不断沉淀。在文凭膨胀、分数贬值的今天，教育作为一个收益滞后性明显的高消费投资，现时的价值不对等时常让人对读书产生怀疑，也会时常引起人们内心诘问，读书真的有用吗？看到身边的朋友都有自己的小成果，而我仍在文字世界中绕迷宫，心中不免会有一丝迷茫，其实，这种庸人自扰的疑虑不过是一种烟雾弹，毕竟，读书本身就是一项长期投资，读书带给我们的除了生活以外的诗与远方。激烈变动的世界，不确定的事情有很多，但读书一定是一种确定的、可以自获收益的事情。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经典阅读上，我时常感受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的书目阅读上，我试图利用本科所学，提升理解，可是在大多知识点上都是一知半解，熟悉的专业词汇能让我回想起些许知识，但有限的知识面对于经典阅读并没有多大作用，真切感受到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算数的，当初敷衍了事的知识终究要去面对。同时，在书本中，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实现对话。公管书目中，能够了解到管理理论的变化，认识政治——行政二分，在治理类的书籍上，能够理解政府治理的逻辑，在经验类的书籍上，更是可以看到中外基层治理，在教育类的书籍上，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存在的教育困境并非特例，能在文凭加工厂和过度保护中找到相似，双重贫困生好像是在写我......在经典书目中，我们可以窥见外界，我们可以打开格局，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照进现实，我们走过的路，看过的书都在悄无声息助力我们作出改变。在经典阅读上，我们不仅仅是阅读知识，训练思维，更是洗涤浮躁，在读书中，看自己，寻找真实，进行自我和解。选择一本书进行沉浸式阅读，全身心投入，在书本中感受纯粹与宁静，学习学者的智慧，给予自己被讨厌的勇气，在书中，寻得一个港湾，做纯粹、真实的自己。养分，在慢慢的累积上周参加了老师的生命访谈，我的话题大多都是围绕读书来展开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读书，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虽然，自己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变化不大，但我相信，所有的养分都在慢慢积累着。这段时间的阅读只是一个基本输出，只有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质变，成长只是时间问题。读书是自己的事，但它从来都不孤独，漫长的读书旅行除了自我升级打怪外，还需要时常交流，相互扶持。虽然明白人生其实是一场自我修行，有些路需要一个人走，但是，当我独自阅读经典时，成长总是有限的，时常会受外界的干扰，遇到困惑时，也只能自己一个人在网上搜索寻找一些线索，枯燥的书籍赛过摇篮曲，不与他人交流的我时常陷入困境，读不懂、看不明白的情况让我自信心时常受挫，除了输入方面，输出上也存在困境，读书报告论证局限和逻辑方式也时常困扰我。经典阅读上的单打独斗显示出的局限性也凸显了集体阅读和交流的必要性。读书会和组会的交流平台总能让我从前辈们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老师、师兄师姐击中要害的点评，毫无保留的经验传授，以及对于问题直接揭露，让我收获满满，即使是一些无关书籍阅读的交流，也能给予能量，闪闪发光和奋力前行的同伴总能感染到那个不自信的自我。同时，师门的经验分享，真诚解答，让共同探寻经典阅读旅程的我们在日常交流中积累养分。近乎一年半的读书，让我从被动学习转为主体性阅读。刚开始阅读的我更多的是被推着前行，更多的把读书当做一种任务去完成，慢慢地，我开始享受阅读，享受书中的那份宁静和纯粹，心态上的转变提升了阅读质量和速度，从未想过的阅读量在逐步完成，书单在慢慢变长，在书中感受到快乐。当然，经典阅读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看不懂的焦虑也时常滋生，久而久之，就会以平常心对待阅读。同时，这种养分也体现在对于时间的把控和对于未来的计划，在校生的我们绝非仅有阅读这一件事，总会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扰乱计划，让我不得不进行取舍和优先排序，分清主次成为了人生的必修课，多线程发展也能了一种必备技能，在琐碎的生活中，不得不锻炼、提升自己，幸得有这些经历推动着我前行。小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时代变化的很快，但那一摞摞书本带给我们的是自内向外散发的光，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要以书为友，在浮躁的世界中找到仅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宁静，在聒噪的话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有限的时间中去看更远的山、更宽的海，在书籍中寻找真实的、闪闪发光的自己。经典阅读书单新书推荐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周诗琳丨当三个研究生读完100本经典刘鑫月丨当两个研究生读完100本经典•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从前总觉得可以坚持读书的人好酷，身边也不乏一直都有阅读习惯的朋友，但我总是缺少了那点定力和毅力，于是停顿在了羡慕和敬佩的阶段，行动是一点苗头也没有。事实证明，像我这样存在巨大惰性的人，是需要一定的外部强制力量的，加入林老师师门是一个转折，1年零5个月的时间就像是一场奇妙的人生之旅，命运把我拽离了原本的轨道，把我从追逐标签的赛道送往另一个时空，时至今日要我具体说出读书对我最大最深刻的改变，我可能还是说不出来，但我确切地知道，一切真的不一样了。1从硬着头皮开始接到任务的时候我是带着不解的，彼时的我早就规划好暑假吃喝玩乐的清单了。但师命难违，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内心也暗暗有一种看看自己行不行的想法，所以硬着头皮开始了我的经典阅读之旅。刚开始阅读当然会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懂，都是汉字，但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陌生的模样，一本是这样，接连两本三本都是这样，用流行的话来说，我的瞳孔迎来了小小的地震。后来我在图书馆的坐姿都不如以前懒散了，因为我发现面前的挑战“绝非善茬”，我开始认真地对待经典阅读，遇到问题多了以后，就逐渐形成想方设法克服的习惯，每个月一次的立心读书会也就建立起了小小的交流窗口，老师和师兄师姐也接住了我的许多困惑。无疑在快时代中慢阅读和参加读书会在身边很多人看来是特立独行也很难理解的，正是在团队自成一套的价值体系中，我拥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2方法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写作方法是不断与书本、自己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磨合的过程。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被扔进了经典的汪洋大海，置身于文字当中，越想找到出路就越容易被眼前的事物蒙住眼睛，因为视野太过狭窄，也很容易心生退意。于是我刻意地调整了阅读的姿态，将自己的视野拉高拉远，不求弄懂每一个细枝末节，但要求自己能够把握主要脉络以及有那么几个触动的点。这样一来读书的速度就快了很多，快意阅读就成为我之后读书的一个基调，阅读中就好像快速地和大家们过了个手，即过瘾又沉浸于其中，还能够趁着记忆尚新鲜赶往下一家，领略不同的观点从中得到启发。记笔记讲究的也是一个快字，因为笔记始终是服务于思考，如果记得太慢太精，反而会一再打断连贯的思绪，阅读的体验感和沉浸感就会大打折扣。我会进行摘录或者标记的笔记分为三种，第一是主观认为可用作积累的知识性内容，第二是稍微需要梳理的逻辑，第三是灵感迸发时的主题。知识性内容主要涉及一些概念和理论，是有积累价值的内容，它的作用不局限在某一篇读书报告内，可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库。稍微需要梳理的逻辑对应的则是书本本身的思路，在纸质书上，遇到稍微需要思考的地方，我会用自己的话把书里某一论述简短在旁边复述一遍，也会给每个要点编码，概括个小标题，再把编码标记在标题旁边，这样下次翻书，这个部分主要讲了什么，有哪几点都一目了然。因为都是用最简单的话和数字编码，所以并不会耽误太长时间，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读完后在自己的脑海中重新理顺一下思路，加深一下印象。灵感迸发时的主题主要是服务于读书报告的，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碰上一些比较触动自己的点，这个点就很可能会作为写串联性读书报告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个时候我就会及时在旁边写下关键词，因为灵感转瞬即逝，很可能过个几分钟就再也想不起来了。在后面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留意相关的内容，相当于给自己的阅读埋下钩子，并且钩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舍弃一些钩子，增加一些钩子，也可能对某些钩子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新的主题，整个过程是灵活和充满自主性的，也很有趣味性，因为这是一个思维的运动过程。我读书记笔记一般有两种方法：纸质和电子，记录的内容无外乎刚刚所说的三种。纸质书缺点在于查找起来不方便，不利于知识型内容的积累和日后的运用，但优点也在于查找不方便，因为任何语句都有自己的语境，纸质书是立体的，翻找的过程虽然相对麻烦，但它是反复回味的过程，运用起来犯脱离语境错误的可能性也相对小一些。而电子笔记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积累和查找，还能随时进行修改和整合，缺点就在于将内容摘录下来就会使这些笔记成为零碎的信息，看到的都是平面的excel表格。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甚至方法的转变可以成为调整阅读状态的抓手，因为读书的状态并不能时时保持高水平，看了一段时间的纸质书觉得没感觉了就可以转战电子书，反之亦然。以前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记笔记的人，正是有输入就必须有输出的要求倒逼我与自己的不良阅读卫生作斗争，养成记笔记的习惯。同时，人是很容易犯懒的，但做笔记和带着钩子进行阅读会让大脑被迫保持专注的状态，转换阅读方式也能够打破麻木的阅读状态，总之这一过程就是不断和自己作斗争的过程。至于写读书报告，除了刚刚提到的在阅读中寻找钩子，转化为主题以外，还可以通过三次的笔记回顾来完成。第一次是看完所有书以后回过头去看之前做的笔记，一边看一边寻找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笔记，按照每一本书的分类，简要把它记录在空白文档里，每一条笔记后面都要附上页码出处，方便写作的时候精准定位。全部工作完成以后，这个文档就基本囊括了写作时可能涉及的内容。于是开始第二次笔记梳理，主要是围绕文档来开展。由于刚开始的笔记是以书本为分类单位的，现在要将它转变为以主题划分的形式，通过浏览文档、对比、分析和归类，形成一个个小主题，归类的过程并不是像第一阶段那样的简单罗列，这是逻辑梳理的过程，也是思维训练的过程，将相关的笔记整合成有逻辑的链条，这一过程会增加、删减一些笔记，完成这一步，一篇读书报告就完成了一大半。第三次笔记回顾是正式写作的时候，这一步主要结合完整的笔记将上一步梳理好思路进行填充和完善，在前面两次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基础上，第三步会轻松很多。3心态是一场持久战心态上的起伏可以说是常态了。在畅读经典的这段时间内，我也经历过许多的自我怀疑和自信重建。这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坚持下来之后回头看会发现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读书这件事的定位。刚开始读书有百般不适应是常态，但如果整场马拉松都没有内驱力，只是将它看作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哪怕完成了过程也会非常痛苦，收获也会大打折扣。而如果把读书看作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像吃饭喝水那样的必需品，那么阅读的发生则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当我们面临着一些摆在眼前的结构性困境时，为读书安排一些固定的时间，在规划的时候，为干净的书桌留一个位置就显得额外重要。回顾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就会发现，很长时间内我对于读书这件事的定位是存在问题的。我将读书看作是完成读书报告的手段，殊不知，不管是读书还是读书报告，最终目的还是自己的成长。当然也有不少享受的时刻，特别是从课业中抽离出来一头扎进书籍里便会获得片刻的宁静，与书里的文字产生同频共振这一体验不止一次地重建了我的自信。经典阅读就是有一种矛盾的魔力，会带来许多的情绪起伏，但最关键的就是不放弃，如果中途放弃，就是被情绪打败，但如果坚持下去，那么心态的起伏就只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也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并且一次一次的起伏也不是单调的循环，因为我发现，每一次的起伏虽然看上去形式都差不多，但所处的阶段是不一样的，最明显的一点是我从之前动不动就想放弃的不稳定状态，过渡到了小范围浮动，并且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渐渐地会发现，不只是读书这一件事，在对待别的事情特别是困难上，我也逐渐变得沉稳了许多，所以读书不仅仅锻炼的是思维，其实还是修心的过程。4结语当然这一场修心的马拉松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战场，而是和团队并肩奔跑，相互支持的过程。遇到困难时，与同级小伙伴交流会发现很多问题都存在共性，大家会一起讨论，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就避免一个人陷入情绪的陷阱无法自拔。向老师和师兄师姐取经则可以获得让我们打开思路的点拨，再坚定自己的方向。如果没有团队的陪伴，我或许早就放弃了，或者充满痛苦、不情不愿地走过来，所幸我再次回忆起过往的读书时光，脑海中的都是大家并肩作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幸运，在节奏飞快的社会里拥有这么一段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劈柴挑水的日子，我相信一起成长的我们一定会是对方生命无比特别的存在，从中汲取的成长能量和信念，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也会成为持续的动力。阅读书单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总书记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尤其是“下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可见，总书记对广东的期待非常之高，对广东当前发展短板的把握非常之准。只要对广东稍有研究的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句话可谓是对广东区域发展不平衡或区域差异明显的经典概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广东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珠三角相当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则相当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如何有效推动广东区域发展的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对广东意义深远，而且对全国的共同富裕事业也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01广东的区域差异近年来，广东一直努力尝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制定了很多政策，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区域差异的现象依然明显。2022年底，中共广东省委出台了《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展望2035年，县域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新型城镇化基本实现，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更加平衡，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省城乡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年大年初七，广东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2023新春开年召开的第一场会议，也是近年来广东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县域是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战场之一，通过大力推进强县促镇带村，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加快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使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随后，为研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了14个调研组，开启全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活动。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所在的“县域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奔赴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共14个县（市、区），完成了两个多月的县域深度调研。县域调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就是广东鲜明的区域差异，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为此，我们专门查了一下全省所有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然东莞、中山属于地级市，但是它们都不设区县，我们也把这两个地方视为特殊县域，彻底的“省管县”。这样算起来，广东共有122+2=124个县域。以下是这124个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发展差异确实非常大，珠三角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5114.87亿元，是体量最小的粤东地区的26倍，是整个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6倍多。由表2可知，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所有74个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低于50亿元；其中低于10亿元的共有46个，占粤东粤西粤北所有县域的62%。珠三角地区50个县域中只有23个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50亿元；其中只有4个低于10亿元，占珠三角所有县域的8%。我们团队在县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很多县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都在10亿上下徘徊，我们把这称做“县域10亿元现象”。从表1可知，粤东、粤西、粤北三个地区的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都是10亿元上下，与我们在调研中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人均GDP作为指标来衡量区域差异。广东省人均GDP最高的地区深圳为18.32万元，排名第二的珠海为16.40万元，排名第三的广州为15.33万元；人均GDP最低的地区梅州市为3.40万元，倒数第二的揭阳市为4.03万元，倒数第三的河源市为4.56万元；最高与最低之间差5倍多。相比之下，江苏省人均GDP最高的无锡市为19.9万元，其次是苏州市为18.6万元，南京和常州为17.9万元；最低的是宿迁8.20万元，然后是连云港市8.7万元，徐州市9.4万元；最高与最低之间差距不到3倍。浙江省人均GDP最高的舟山市为16.7万元，其次是宁波市16.5，杭州市15.4万元；最低的是丽水市7.3万元，然后是金华市7.8万元，温州市8.3万元；最高与最高之间差距不到3倍。（数据来源：李婷，2023）02浙江的发展经验作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发展经验值得广东借鉴学习。特别是考虑到浙江省同样面临着山区地形困扰，却能够实现较好的发展平衡，这其中的奥妙值得深入研究。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全省陆域面积中，山地占74.6%，水面占5.1%，平坦地占20.3%，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577万人。相比之下，广东省陆域面积17.98平方公里，比浙江大。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其面积分别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9.78%、17.62%、12.82%和19.78%，地形跟浙江差不多。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2656.80万人，接近浙江的2倍。从表3可知，就省域范围内而言，地势情况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地形起伏度越低，人均GDP越高。另外，浙江省的平均地形起伏度是0.64，远大于广东和江苏。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浙江省的区域发展并没有像广东那样呈现剧烈的差异。除了前文讲到的人均GDP的区域差异不算太大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居民收入的角度来评价。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3年5431元提高到2022年37565元，已连续38年居全国省区第一。2022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98元，远低于浙江省。20年来，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3年的2.43缩小到2022年的1.90，是全国倍差最小的省区。2022年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41，相当于浙江20年前的水平。都是山地丘陵占据主导的省份，为什么广东和浙江差别这么大呢？从客观上讲，虽然两个省份都是山地丘陵主导，但是也有区别。浙江东西和南北的直线距离均为450公里左右，而广东省陆地东西跨度约800公里，南北跨度约600公里。一般来说，狭长地形更不利于基础设施的投放建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东省的均衡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看政府本身的作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浙江省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值得关注：首先，硬基建和软基建的均等化水平全国领先。城乡基础设施同规同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市域城乡同标。农村“30分钟公共服务圈”、“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其次，“千万工程”开启了一场深刻的城乡统筹变革。2003年6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花5年时间，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设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浙江通过“千万工程”的系统推进，成为全国最早发布和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的省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再次，在省市县的财政收入分配上，实行财权向县级集中的体制。从表4可知，浙江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75.6%，远高于广东的33.5%。江苏县级的占比更高，达到86.2%。广东在财政资源自下而上分配的过程中，资源集中在市一级，并且向更加发达的地区分流；对于县一级而言，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往往与上级各种任务绑定，地方自主根据内生需求来配置资源的空间很可能会因此下降。最后，推行省级统筹和市场规律相结合的产业转移。第一，浙江地方政府主动推进区域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地区相对较少，政府更加重视市场规律，往往以就近转移为主。第二，浙江以特定产业集群整体性转移为主要思路，而广东往往以区域间少数企业的个别转移为主。第三，浙江政府的统筹能力相对较强，在降低企业产业转移风险和成本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充分，更有助于推进产业高效转移。这几点使得产业转移在浙江更有可能实现平衡区域发展的目标，促进区域之间的错位发展而不是恶性竞争。（李婷，2023）03区域发展再平衡浙江的发展经验值得学习，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广东应当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发展再平衡道路。根据前期的调查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首先，基于县域类型学，进行分类发展。虽然广东当前的区域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化，但是也不宜盲目实施再平衡策略，尤其是不能忽略每个县域自身的条件和特征。区域发展再平衡的策略应当秉持分类发展的思路，将全省的县域分为稳定极县域、发展极县域和创新极县域，对每一类县域做出不同的发展定位。稳定极县域是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足以覆盖三保支出的县域，这类县域的占比很高，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它们缺乏工商业发展的条件，可以重点发展农业，确保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积极探索点状供地政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应有的土地要素。发展极县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其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能够覆盖三保支出，具有招商选资的能力。这类县域应坚持制造业当家，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战新产业的培育。创新极县域主要集中在广深两个大城市，占据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地，这类县域应持续培育发展战新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承担起创新要素、人才要素、技术要素、金融要素等的高质量供给。针对不同类型的县域，设置不同的考核方案，竞争应该发生在同类型的县域之间，而不是在所有县域之间。其次，强化省级县级双统筹体制。浙江的经验表面，区域再平衡离不开县级统筹和省级统筹同时发挥作用。真正有效的县级统筹，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省级统筹基础之上的。只有当省级能够充分统筹资源和任务，确保自上而下的财政资源与县级承担的上级任务能够相匹配，县级才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统筹使用财政资源。第三，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全省统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普遍存在虹吸效应，大城市虹吸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虹吸县城，县城虹吸乡村。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依靠县域或市域的统筹是不够的，至少应该在省级层面进行统筹。例如教师和医生的编制和人员统一由省级管理，并优先安排到欠发达地区，一旦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全省一盘棋，就有可能在不同区域形成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人才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这对于区域平衡发展至关重要。第四，农业基础设施全省统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定极县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受制于本级财政的不足，这些地方很难实现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建议，由省一级来统筹安排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借鉴医疗改革的经验，在农资领域实行集中采购，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同时，推动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小田变大田”，大兴农田水利，培育各种类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第五，产业转移要在充分的科学研究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实行全省统筹。借鉴浙江的经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多地以集群形态就近转移，避免城市之间、县域之间无序的恶性招商引资。通过对现有产业格局的科学研究，从全省层面对产业集群进行合理的规划引导。城市之间、县域之间应该更多地合作而不是相互抢夺产业资源，如此，才能形成发展合力。第六，推行更彻底的省管县改革，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集中到县域。江浙的经验表明，财政资源向县域集中，有助于区域的平衡发展。通过更彻底的省管县改革，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有助于提高县域发展活力。就现有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手段，由省一级直接对县域进行分类管理，是完全可行的。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和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选择若干县域，进行彻底的省管县改革试点，如果取得理想效果，再进一步推广。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应建立更充分的社会参与制度，尤其是面向组织化的财政资源竞争体制。不论制度如何变革，如果民众不能充分参与到资源分配和任务设定的议程之中，那么越高效的统筹体制，越有可能将资源用于跟群众真实需求相背离的目标上。当资源集中到县域之后，具体分配到哪个村庄，应该充分回应农民的真实需求，以需求定分配。当然，村庄应当自行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同时参与到村庄建设和治理之中，而不是等靠要。组织程度越高，参与程度越深的村庄，能够分配到的财政资源就越多，这就是面向组织化的财政资源竞争体制。新书推荐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林辉煌丨读懂县域，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林辉煌丨县域类型学：从“稳定极”、“发展极”到“创新极”•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作者寄语“我希望以最清晰、最亲切的白描，让读者深入田野、村头，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需求、困境。这样或许可以给予学者一份一手资料，给予政策制定者一面镜子，给予关心农村发展的人一封邀请函。”研究中国，看到的是整个中国如今，已经身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辉煌，依然坚持在每年的暑期带领团队，到全国各地的乡村深入调研20天的时间，与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搜集和观察中国农村第一线的最新变化。这已经成为他和团队的一种“习惯”。八月中旬，结束了本年度调研之旅的林辉煌，恰好收到了东方出版社给他寄来他刚出版的新书——《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这本被林辉煌称为“非虚构文学”的新书，素材取自于他和团队在2020年于中国中部某省“花村”的调研经历。在这本书里，没有严肃的学术名词，也没有大段的理论分析，只有对农村中的小人物、小故事、小烦恼、小算计等等生活细节不厌其烦的白描。他说，之所以放弃过往严肃的学术论文写作方式，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带入到农村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从农村的故事中读出自己的认同，得到自己的结论或启发。这样的白描虽然没有理性的分析、清晰的结论和严肃的批判，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作者的关怀。同时，他给了读者思考的空间，这样的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次深入的研究。回溯这种对中国农村的长期关怀，起源于他求学期间一次偶然的经历。本科专业原本是法学的林辉煌，在准备保送读研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日后以“华中乡土派”领军人物而被人熟知的贺雪峰老师。深受贺雪峰家国情怀的影响，他决定在研究生期间转入三农研究领域。“当我真正深入研究三农后，我更加明白了农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林辉煌认为，如果说城市是中国的“发展极”，那么农村就是中国的“稳定极”。这个“稳定极”在2008年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都为中国社会大致平稳地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中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意义被很多人忽略甚至有意贬低了。“如果没有人去把中国农村的功能和贡献说清楚，那么就会制定出很多不靠谱的政策。比如说现在有的政策就不太靠谱，就是因为施策者没有真正理解农村的意义是什么”，说到中国三农政策的现状，林辉煌显露出他不那么温和的批判性观点。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和年轻人参与到林辉煌团队的乡村调研项目之中。“做中国农村研究，其实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气息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那么功利，不是想直接获得什么。而是说，

为什么县乡政府感兴趣的大事，常常不是广大农民真正感兴趣的大事？为什么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为什么农民的真实需求很难进入到财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之中？林辉煌研究员的新书《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将对上述问题做出生动解答。本书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黄宗智教授、吴重庆教师联合推荐，值得所有关注资源下乡、社会转型、基层治理、中国农民生活和中国现实问题的读者阅读参考。-专家推荐-

“诚然，时代、环境和历史，造就了我之所以为我，但我也远不止单纯地被造就。我们都是如此”，没有人甘愿做个被造就的温室花朵，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边奋力摆脱出身印记，“我命由我不由天”，试图通过教育跃龙门，实现向上流动和成为“达官显贵”，光耀门楣，一边又相信“天命难违”、“命中注定”，奋力抗争终究逃不过天命，而无奈止步。以前，我们不理解范进等人对科举的执着，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无法苟同孔乙己的特立独行，毕竟，封建礼教是会吃人的。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洗礼和“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让我们从未放弃过教育，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下，虽然教育对跃龙门的助推作用逐渐减弱，但无疑教育是实现个体转变的最佳赛道。虽然一边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当代孔乙己”、“当代范进”，一边又在艰难跨越万山，走出浪浪山，虽然新一波读书无用论涌现，但读书真的无用吗？答案显而易见，我们从未停止追梦，从未放弃过教育造梦......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好路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被精心织就的安全网络中，如同B612小行星上的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花，被娇惯，被驯养，玫瑰花有小王子为其浇水除草、挡风、捉毛毛虫，根除着可能侵袭的猴面包树，最大可能隔绝着一切危险因素。我们也一样，被许多“小王子”的力量呵护，竭力将我们置于安全保护罩中，然而一切小心翼翼的过度保护，让我们一碰就碎，脆弱的不堪一击。何时起，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向，从斯波克的“放任教育”，现在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精密教育的新模式。（卢金诺夫,2020：241）孩子不在成为放养的存在，可能源自家庭中孩子的稀缺性，也可能是生活条件改善使然，无论何因，父母总是设法扮演“好父母”的角色，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为孩子给予最好的保障，他们试图为孩子包办一切，事无巨细，从吃穿住行到读书写字，从娱乐游戏到结交朋友......他们总是凭借自己的经验，以爱之名，试图让孩子按部就班的生活。然而，这种精密教育模式下，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终究让孩子的课题和父母的课题发生混淆，引得孩子反抗，恶化了亲子关系。比如东林在林地纠纷的诉讼中和自己的艰难险阻的经历中，深切意识到教育对生活的重要性后，对小哥逃学和教育问题上异常严厉，将逃学的小哥“赶”回学校，并设法让小哥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这却引得小哥从小就相对疏远父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亦或是社会教育，无一不在强调安全问题，安全早已在我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除了宣传教育和意识建立，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等人士更是身体力行，将一切潜在的危险因素隔绝开来，试图造就没有危险的真空环境。为了保证安全，远离危险，孩子们被剥夺了所有带有潜在危险的游戏机会，所有的活动都受到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严格安排和设计，从孩子一出生，所有的力量天然地在为安全环境的塑造而努力。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自然，安全成了父母的重要考量对象，他们可能毫不讲理，总是设法排除一切潜在的或现存的“威胁”因素，不让孩子受到一点伤害，哪怕是其应当承受的必要惩罚。从孩子一出生，父母就会把一切危险物品和潜在威胁隔绝开来，呢喃学语时，耳边时常萦绕着“×××危险，别碰”等话语，久而久之，潜意识自然让我们远离警告的一切危险。上学时，因为某个略带危险的体育活动，可能遭到家长的无情抵触，以及对学生“偏差行为”的略微惩罚可能会让家长大闹校园。在螺山镇上，就真实出现过家长大闹校园的事件。A老师对课堂上开小差，多次提醒未果的不听讲学生，略施小惩，却引得家长大闹校园，即使有在该校担任老师的亲哥哥劝说，也依旧要求A老师赔偿医药费并道歉等，最终，迫于压力，A老师不得不接受无理要求。父母对孩子的看重和对安全问题的重视，自然引得校方不得不更加关注安全问题。校园管理者从安全性和免责考量，普遍倾向于采用一种“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的态度，无论是颁布堆积如山的校规，还是扩充校园行政人员的聘用，无一不体现出校方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卢金诺夫,2020：292-293）在夏洛茨维尔，在麦柯斯.海特的幼儿园里，家长被强制要求参加入园培训，并可能部分孩童对花生过敏而颁布了禁止坚果入校园的规则（卢金诺夫,2020：27）；在伦敦东区某小学只因为孩子们可能摸到雪后，团成雪球，可能因为莽撞的行为让手中的雪球成为造成眼睛受伤的罪魁祸首，而颁布了“孩子们不准用手去触碰刚落下的雪”的新校规（卢金诺夫,2020：328）；大学校园里，学生手册规定的行为准则更是涵盖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交媒体上可以发什么，在宿舍里可以说什么，在校外可以做什么，加入什么组织都有清楚的规定（卢金诺夫,2020：280）......校方采取的宁可牺牲所有孩子玩略带风险之游戏的机会，来达到的哪怕只能防止一个孩子受伤，也应当持续下去的想法和行为不过是一种过度保护和过度监管，不仅是身处官僚架构之内的美国管理者的工作方式和“明哲保身”的思维定式，也在社会上渲染了过度保护的“安全主义”，助长了“言论寒蝉效应”。（卢金诺夫,2020：280-281）然而，生活总有自己的方法，制造出完全不在预期内的事件。（卢金诺夫,2020：32）安全的真空环境不过是空中楼阁，保护的再好的花朵终究有面对阳光雨露和风雨的一天，孩子终究会长大，家庭和校园终究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护地带，当大学生走出校园，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他们会面对各种风险和困境，此时，早就无人挡在身前，那些生活中的伤害、轻慢和争端，也不得不去承受和经历，与其上他们一出校园，就脆弱得不堪一击，不如尽早让他们适应社会，面对风险。既然风险和压力都是生活中自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父母和老师就应该帮助孩子激发他们的内在能力，从此类经验中学习，获得成长。（卢金诺夫,2020：33-34）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为孩子铺好路，不如让孩子学会如何走路。教育从来不是单枪匹马的事教育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关于每一个家庭、学校、国家和社会的大事。儿童高辍学率不仅说明了家长不够重视，或者经济条件供不起他们上学，也说明了儿童厌烦学校的生活，教师激发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彭虹斌，2009：87）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教育方式和态度贯穿孩子发展的始终，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的读书观。异化的城镇化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尚未的均衡分配的教育资源，让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成为异化现实的承受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受户籍制度的现实制约，资源分配的倾向性，使得城乡差别悬殊。具有商品粮的学生即使不用努力学习，也可通过招工考试进单位，所以他们多数不愿意读书，而农村户口的学生不仅需要放学帮工，也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要么通过读书这条唯一的路径“跳农门”，要么只能务农，比如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彭虹斌，2009：34）当人口流动的放宽，越来越多走出家门的人看到繁杂世界中教育的重要作用，他们试图带着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农村教育一直未能受惠于异地城市化，无奈只能退回户籍接受教育，但这些留守的儿童，时常由于老师找不到家长，被边缘化的他们一度成为教育的“弃儿”，（彭虹斌，2009：83）虽然社会的发展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注定将产生悬殊。当然，这不仅是华中的螺山镇独有的现象，甚至在沿海一带的江村，或者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都存在着明显的教育差别。并不是每一位孩子都能很幸运地遇到开明且重教育的父母，对于那些高知分子的家庭来说，受到教育红利的他们更愿意让孩子多读书，多识字；对那些深受重男轻女毒瘤影响的家庭来说，女孩的教育情况更是一度沉寂，受过完整初中教育的女孩少之又少。此外，家庭的经济现实也限制了孩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较高的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成本无足轻重，但，对于一个本就在贫困线挣扎的家庭来说，每一笔支出都是要命的，他们的精打细算并不能支撑每一个孩子接受充足的匹配教育，更不要谈及“天价”的精英教育、私立教育了。教师也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我们感叹清北高材生为幼小学生上课的人才浪费，也唏嘘着那些专科学生在初中校园里风生水起。在教师的专业性教育上，发展受限的教师虽然也有通过学历教育和教育培训，以各种形式的进修和考试来提升教师水平，但就自学考试、函授学习和脱产进修的形式大多只是徒有其表，隐含了很多“水分”，甚至个别老师的不负责和不作为，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状态。当然，以分数成绩论的填鸭式教育，并没有为学生灌输更多的知识，这种凯洛夫的教学方式一直影响着中国教育。在美国，学校设置的“办公室时间”直接为学生开设了沟通渠道，虽然这种强制性的要求，对于双重贫困生来说是艰难的一步，但客观上推动了学生的发展。政策也是影响教育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某一学校政策还是国家政策都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在美国，社区教育和私立教育悬殊，那些接受社区教育的学生很难改变天命，真正从社区教育中走出来的学生微乎其微。然而，私立的精英教育单是在学费上就扼杀了绝大部分想跨越的底层家庭，无奈只得望而止步。幸好，只要足够努力，极少部分学生有幸成为寒门幸运儿，接受精英教育。此外，大学校园里更是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提供了“勤工助学”的工作，这种校园派遣能够缓解经济的局限；同时“奖学金+”项目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无贷款助学政策也成为扫除经济障碍的重要手段，也向未被充分代表的弱势群体拉开了大学录取门缝。（杰克，2021：229）校园派遣这类福利政策却给这些学生带来了更多的隐性成本，污染了他们的体验，也腐蚀了穷学生和学校的关系，（杰克，2021：205）让他们都因这些政策身负重担，也在情感上留下了边缘化所带来的伤痛（杰克，2021：171）。当然，在中国同样存在各种惠学政策，比如义务教育的推行，“两免一补”政策，“助学补贴”等各种福利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摆脱经济限制，同时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的关注也让想乡村教育看到了希望。不完美小孩：读书真的无用吗？杰克在书中说："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你自己的想法，一不留神，

作品名：《吉他》作者：杜杜，五周岁2023.8

作品名：《母亲节》作者：杜杜，五周岁2023.8

存在于君主专制中的自由霍布斯从自由的公认定义出发，延伸出“自由人”，并从人本身推导出自由权，他在《利维坦》中指出：“我现在所谈的臣民自由权，指的是相对于这些人为枷锁的一种自由。”

张洪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内生机制创新研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34(04):412-416.[7]

作品名：《神兽》作者：杜杜，五周岁2023.8

年人民医院三、四级手术量增长278%，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占比达

“形式主义”是如何滋生的？条块体制是中国治理体制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条条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条线部门，依据法定职权提供专业规则，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而块块是指省市县乡各个层级的党委政府，在辖区范围内承担属地责任，统筹和协调内部的治理事务。条块体制不仅构成了中国治理体制的组织样态，还形成了中国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所以要从基础性设置上来看条块关系的本质。在基层实践中，条块体制存在两对辩证关系。其一，专业性和自主性。条条解决专业性的问题，提供统一的规则，块块具有属地管理责任，需要比较强的自主性和探索性，以解决条条无法覆盖的治理难题。条块体制的专业性和自主性这一对辩证关系，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比如县级党委政府强调县域土地发展规划中的自主统筹权，而国土局作为条线治理的末端，必须遵从上级的专业性权威，希望通过土地控规来抑制县级政府的自主权，“以免县委领导瞎折腾”。同时，条条的专业性和块块的自主性也能互相补充，比如条条仅限于完成部门内的事务，而没有积极性完成法定职权之外的事情，而块块不仅要完成上级交代的事务，还要想着将属地治理好，将各种关系理顺以彻底解决属地内的治理隐患，所以块块统筹具有较长远的治理预期，而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任务。其二，规范性和有效性。基于条块体制的辩证统一关系，条条和块块的责任与目标不同，其中条条主要是完成上级任务，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保证资金使用规范，因此条条的诉求是安全有效地安排项目资金安排。而块块基于属地责任出发，主要考虑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属地内的实际问题。当前阶段，基层治理客观上面临着有效性和规范性如何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制度下乡背景下，通过程序化和技术化手段实现基层治理的规范化，以减少基层干部的寻租空间，然而，精细化的过程监管，导致基层政府丧失活力，甚至滋生大量的形式主义。重构基层治理的规范化治权，既要在政策目标上强调有效性，调动基层块块组织的自主性，也要在核心的风险点上做到规范，加强条条部门的监管职能。越没钱，越要考核条块体制的两对辩证关系，核心在于，条条有资源，块块有需求，条块结合才能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条块关系是县域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组关系，由于条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部门资金配置的专项性强、协调性差，需要打破条线分割的部门壁垒，实现资金使用的规模效应，同时还要避免资金腾挪风险。由于块块组织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县级政府具有资源统筹权，以及资源获取方式的多样性，比如土地财政和税收返还等预算外收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一般区县财政实力较弱，难以满足县域公共财政支出，可支配财力以及资金使用的灵活性空间相对有限，只能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将条条的专项资金变成块块可统筹分配的资源。基于此，存在一个条块资源的流动结构，其核心在于，条条的硬钱经过块块统筹，才能变成县级党委政府可支配的活钱，因此在县一级需要块块统筹条条，条块资源整合的过程是县域政府系统动员的过程。条块资源流动结构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第一，县级政府具有整合资金的合法性基础。县级政府作为一级完备政府，具有因地制宜实施政策的自主性空间，也是政策转化的关键节点，需要整合县域资源并在整体性规划的基础上分配资源。而条线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且没有资源整合的权限和部门协调的能力，需要在县域统筹规划的基础上部署项目资金，因此是符合县域发展规划的专款专用。第二，资源统筹的规模化效应。长沙县乡镇干部有一个切身体会，“如果县里不统筹，分到科局，科局就喜欢撒芝麻”，项目资金分散就既起不到效果也显不出成绩，还不如将小资金集中起来做个大项目，把小水利变成大水利。第三，政治化背景下资源整合的力度增加。之前，在条块关系的均衡结构中，块块需要条条协调资源，同时条条也需要块块解决问题，条块关系经过博弈达到均衡。现在强大的政治化任务背景下，比如扶贫资金整合、乡村振兴资金整合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县级党委政府的资源统筹权，即条块资源的流动性增加，条块资源流动结构从条块均衡向块块统筹转变。比如在湖北通城，县委块块的统筹能力较强，给各个部门布置任务向上争取资源，超出任务部分可以返还。比如河南确山借用扶贫整合资金的名义，将各级财政资源统筹起来，对于乡镇而言，“就像家长帮你保管压岁钱，从你口袋里的钱变成了变成他口袋里的钱”。条条的专业性和块块的统筹性，构建了辩证统一和分工协调的条块关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条块资源流动结构。条块资源流动结构具有两个关键条件，其一，资源的充裕程度。其二，资源的主导权。其中，资源的充裕程度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的财力，特别是可支配财力。如果县域财政实力较强，则省市的资源分配势必会向其他区县倾斜，县级政府不用依附于上级政策资源，甚至在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空间，资源充裕程度客观上避免了资源的依附性和考核的松紧度，既不用在政治竞标赛中追求排名靠前，也不用通过过度动员来达到省市的政策要求。反之，如果县级政府财政实力较差，常规运转主要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则资源依附性导致治理体制的刚性，县级政府需要通过竞争排名来向上获取项目资金，同时由于县域内资源匮乏，可以调动的激励措施有限，必须通过考核和问责来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所以，资源和压力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决定了县域政治生态，或者说，资源的充裕程度和考核的压力程度，代表着县域政策工具的多元程度。一方面，资源充裕程度较高，则政策的自主性较大，可以通过自主规划、有限动员和柔性考核来实现县域治理。另一方面，考核的压力程度较大，则意味着县域资源匮乏，需要通过问责体制、政治动员和考核排名来实现政策执行。资源充裕程度实质上是县域体制的运转逻辑，决定了县域内的压力传导和工作推动体系。资源的主导权主要是指资源的来源，资源来源于上级转移支付，则自上而下的考核力度较大，资源来源于地方财政，则县级政府的自主性较强。在条块资源流动结构中，资源的充裕程度决定了条块体制中的支配类型—资源支配和考核支配，而资源的流向则决定了权威的来源，来源于上级政府还是县级政府，在县域内部来源于党委统筹还是县直部门，进而在实践中呈现出县域体制的不同样态。其一，资源来源于上级政府，则资源的依附性较强，地方的自主性较弱。地方在基层实践中首先考虑的是对上负责，只要是上级的政策文件都会坚决落实，甚至是脱离地方实际的上级政策文本，基层也会不假思索地积极执行，不能完成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形式主义，出现基层治理中的“硬做”。而且，在资源匮乏地区，由于内生资源有限和内生事务稀薄，在一定程度上基层治理“无事可做”，只能通过数据表格等台账资料来体现基层工作，所以文字台账等形式主义不仅是上级进行痕迹管理的需要，也是部分地区为了维持运转所采取的“治理空转”。特别是近几年政治化任务增加，各种程序下乡、规范下乡和问责下乡，基层干部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文字材料中，甚至有县乡干部自嘲为“表哥表姐”，做填表做材料的过程中来不及思考问题。因此，上级的主导性越强，则下级的自主性越弱，基层治理越没有自主性空间，只能被动执行甚至消极应对。其二，资源来源于县级政府，则地方的自主性较强，党政政府的统筹性较强。由于地方资源充裕，不用紧紧依附于上级指挥棒，上级考核什么基层做什么，进而以先进的考核排名在资源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而是在上级的政策框架内，地方政府可以有很多自选动作，比如有充裕的资源搞创建，比如在既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拿出资金进行项目补贴，比如在县域整体规划的基础上做自主性的探索和发展等。地方政府有自主资源，则意味着县域治理具有自主性，能够回应内生性的治理诉求，在政策规划和政策执行上更多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县级党委具有统筹性，可以通过党委的统筹规划权，实现县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县委领导有经营性，具有比较强的经营动机，能够紧紧把握县域发展的政策窗口期，进而实现县委领导的个人政绩。因此，地方的自主性越强，则党委政府的统筹能力更大，能够结合属地管理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县域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三，在县域内部，资源的统筹权也可能掌握在县直条线部门，即县域资源分配的主导权不上升到县党委政府，而是直接掌握在县直部门的手中，由条线部门进行专项配置，比如农业项目资源则由农业农村局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分配，水利项目由水利局进行水利项目分配，镇村向部门申报项目资金。由此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部门权责清晰，但是不可避免地导致资金分散、项目分割，降低了综合性项目资金的规模效应和分配效率，其二，由于项目审批和分配权掌握在部门手里，而由于县域熟人社会和县乡干部流动结构，县直部门在日常性工作中与各个乡镇打交道，甚至很多部门一把手是从乡镇干部中提拔上来的，因此项目资金分配受到县域熟人关系的影响，出现同样的乡镇，但关系近一点的分分配更多，而关系远一点的分配更小的现象，特别是财政资源匮乏的的区县，由于资源紧张无法实现普惠性分配在，在争资跑项时关系运作的面向就会凸显出来。从三个县的实例，看考核制度是如何影响县域治理生态条块资源流动结构，决定了条块体制的支配类型和县域体制的权威来源，进而通过考核体系构建了县域治理体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不同的考核体系塑造了不同的治理行为，进而呈现出不同区域的治理差异，比如资源依附地区的刚性治理、资源充裕地区的有限动员以及资源专项地区的关系运作等。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治理调研，在全国多个省市累计调研500天，从既有经验中选取三个区县进行区域比较，以完整呈现县域考核体系的区域差异。表1.

在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村的家庭转型可以操作化为“简单家庭再生产”向“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转型，通过把农村老年人的问题放到家庭再生产进程中进行考量才能真正理解农村老年人的难处。所谓简单家庭再生产，指的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剩余较少，并且不多的经济剩余在配置方面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从事项上看，家庭经济收入不仅要用于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开支，而且还要用于婚丧嫁娶和人情往来等多个方面；其二，从主体上看，所有家庭成员（包括在世和已故的家庭成员）共享家庭资源，家庭整体的责任伦理约束了当下家庭成员的消费。简单的家庭再生产的家庭动力和目标难以突破地方性的村庄社会，维持着低度经济理性和低度目的理性的村庄内部的低水平循环，保证了代际之间的均衡。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家庭通过践行经济理性获得较大经济剩余，同时，这些剩余的持续积累有效、彻底地转化为子代家庭成长和发展的条件，由此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绵延，而且也可以在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实现向上流动。（李永萍，2022:220）因此，农村家庭的自主生活的模式被打破了，卷入到外在的社会系统，个人，家庭与社会系统之间的静态均衡被打破，为了应对现代化的压力，农民也追求高度的经济理性和目的理性。扩大化家庭再生产对发展主义目标的追求，使得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都要被整合和利用起来，从而形成“恩往下流”和“责往上移”的代际转移机制。“恩往下流”是指为了应对家庭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进城的压力，家庭内部所有的资源自上而下地向子代家庭集聚；而“责往上移”则是指家庭发展的压力和成本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向中年父代家庭转移，父代因此陷入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而难以自拔，并且在一层一层的代际关系中逐渐累加的压力最终传递到了代际链条的顶点，从而使老年人也被卷入压力之中。在现代化农村家庭转型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的危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物质资源层面的底线生存，家庭政治层面的边缘地位和生活意义层面的价值依附。底线生存，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基于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家庭伦理制度性规范，权责的均衡分配和家庭资源总体偏向弱者，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家庭资源。但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家庭资源的配置发生了变化，核心家庭占据主要地位，主要集中在子代家庭。在老年人一代倾心付出的持续性“恩往下流”的资源配置中，表现为父代对子代厚重的支持和子代对父代的低度反馈，甚至是反馈的缺失，老年人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即底线生存。边缘地位，指的是老年人在家庭中说不起话、做不起人，在家庭中缺乏存在感。父代掌控的权力日益转化为对家庭的责任，以求在更为开放的社会系统中实现家庭的向上流动。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要求产生了家庭高度整合的自觉，但是家庭的高度整合是以老年人的边缘地位为支撑的，表现在留守老年人照顾缺位，家庭对老年人的排斥和剥夺。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农民通过传宗接代实现家族延续的行为，足以赋予父代家庭充实的生命价值。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父代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发生扭曲，依附于子代家庭获得人生价值感，逐渐走向了价值依附。农村老年人在实现家庭转型发展的目标过程中主要面临着承担子代婚姻的压力，代际之间的责任和内在主体性缺失的难题，在这些难题下老年人处于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的危机之中。子代婚姻的压力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家庭资源配置的方式明显地不同于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集中地表现为父代在家庭资源上的持续积累和无尽转移的过程。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礼物交换，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积累和分配财富的方式，或者是子代继承家产的新形式。婚姻市场中男女性别比失衡使得男性的婚姻压力剧增，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在婚姻谈判中掌控主动权，从而出现年轻媳妇以索要高额彩礼的方式提前分割男方父代的家产、结婚后立即分家等诸多新现象。（阎云翔，2006：174—175）在婚姻市场上，婚姻花费成本提升，并主要由男方家庭负担。女方家庭之间以彩礼的多少衡量女儿的优秀，女方家庭为了防止男方家庭对女儿的不好，为了给新婚夫妇的小家庭争取更多的资源，便索要高价彩礼。高额的婚姻成本压在男方父母担子上。在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面前，婚姻压力是父代最为基本的压力，帮儿子娶媳妇是父代的任务。父代将自己未来的劳动能力变现为彩礼，这就使得彩礼越来越成为家产的沉淀，家产的转移越来越通过彩礼的支付进行。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彩礼的竞争，提高了彩礼的价格。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子代通过分家来获得财产支持核心小家庭的发展，同时也可以规避大家庭的责任。此外，为了应对巨大的婚姻压力，分家过程中的财产分割行为日益提前，并逐渐与彩礼支付合流，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分家模式。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比较强的地区，当家权名实分离的程度较高，父代需要付出的较多，如华北农村，子代在分家之后对大家庭的责任弱化，必然使得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不断延长，父代在分家之后仍然要不断奋斗，不断为子代家庭付出。而在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比较弱的地区，当家权名实分离的程度较低，父代在交出当家权之后就逐渐退出对家庭的操持，如原子化地区农村。宗族性村庄虽然代际伦理和代际责任很强，但由于父代在家庭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因此一方面他们当家的时间较长，另一方面其一旦交出当家权之后就完全退出家庭的生产领域，不再操持家庭的内外事务，开始安享晚年。（李永萍，2022:39）此外，女性的婚姻主导权是子代在结婚后迅速掌握家庭权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由女性掌握的婚姻主导权不仅重塑了当家权的主体，割裂了当家权的内在统一性。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中，由女性掌握的婚姻主导权使得子代家庭在与父代家庭的互动中占据了优势，当家权的交接过程实际上异化为子家庭从大家庭内部的分离过程，从而形成了以子代家庭利益为本的权力交接模式。父代为了尽量减少或避免家庭矛盾，一般在儿子婚后不久就主动让出当家权，父代在家庭内部处于依附性地位，在家庭内部逐渐丧失话语权和决断权。代际之间的责任在简单再生产家庭中，父代人生任务相对有限，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便可以安享晚年。但是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过程中，随着农民家庭转型以及家庭发展压力剧增，父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延长，陷入无休无止的劳动之中，一直到自己丧失劳动能力为止。代际关系上，形成了子代对父代的“强代际剥削”。年轻的家庭要参与到激烈的村庄竞争中，离不开父代的支持，父代对每一个儿子的家庭都具有同样的责任。激烈的村庄竞争以及家庭发展的需求使得父代不仅仅要将子代推向城市，更要想方设法帮助其在城市立足。可见，子代对父代的剥削是长久而彻底的。在华北地带，代际关系呈现出“厚重失衡”的特征，即父代对子代的付出较多，而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不足。父代缺乏自己独立的价值体验，其价值感是依附于子代的。子代只按村庄最低标准对父代进行反馈，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只能获得子代的“底线养老”，老年生活陷入不确定的状态。此外，华北农村是一种规则性养老，一是父代在财产分配上对每个儿子要公平，否则会成为子代不养老的借口；二是兄弟之间在赡养父代时也要做到公平，儿子之间采取轮养制。在宗族性村庄，代际关系呈现出“厚重平衡”的特点，一方面，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和代际伦理比较厚重；另一方面，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也比较厚重。村庄的结构性力量对个体的约束相对较强，父代生养了子代，子代就具有赡养父代的义务，包括为父代提供经济上的反馈和满足父代精神上的需求（如陪伴）。父代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自己的主体性。此外，不管兄弟关系如何以及其余兄弟是否要赡养父母，也不管父母对自己付出多少，都会承担赡养父母的伦理责任。在原子化地区，代际关系呈现出“低度均衡”的特征，即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有限，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反馈也相对有限，代际之间的独立性相对较高，二者之间是一种相对平衡、比较理性的。农民是原子化的个体，村庄舆论力量较弱且对个体的约束不强。父代对子代的养老预期并不是很强，父代一般会提前为自己做好养老的准备。代际关系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相处——如果相处得很好，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就较为厚重；如果相处得不好，子代对父代的反馈则相对薄弱。兄弟间承担养老的义务是没有规则的，主要是凭自身良知，每个家庭的养老方式和养老状况都可能不一样。此外，在照料第三代时，农村老年人通过在家务农支付孙代在乡镇或县城的教育费用或给予孙代抚育费用，或进县城陪读，或是进城照料孙代。只要父代还有一定的收入，父代在抚育孙代过程中，不仅要花费时间成本，还要花费养育成本。农村老年人内在价值体系的结构农民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主要有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农民价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它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处理的是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本体性价值“即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的生命转换为无限的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关于超越性和终极价值的关怀”。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涉及农民与村庄进而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基础性价值涉及“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需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问题，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维持人基本生存的基础性需求，因而基础性价值又被称为“生物性价值”。（贺雪峰，2008：127）在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中，个体的老化过程不仅是本体性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社会性价值日益得以发挥、基础性价值得以实现和满足的过程。老年人因此不仅可以对资源具有优先使用权和支配权，而且能够获得颇受尊敬的社会地位。父代通过参与简单家庭再生产，完成了人生任务的父代，安然享受子代的供养和照顾。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转型改变了农民的价值实现过程和价值实现方式。在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过程中，父代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更要实现家庭发展、家庭流动的目标。父代在完成家庭再生产目标时，人生任务不断拓展，父代不断操劳并持续性的付出，父代对子代的本体性价值被进一步扩张。父代本体性价值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异化，利用了父代对子代的本体性价值，并且将后者尽可能地扩张，以实现家庭发展和家庭向上流动的目标，这并不是农民传统价值体系的回归。父代在此过程中形式上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获得了伦理上的满足，但其本体性的满足是要靠牺牲基础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为代价。社会性价值收缩主要表现在为了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家庭发展性目标，父代越来越无暇顾及村庄关系的拓展和维护。表现在父代为了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家庭发展，尽量减少和限制村庄社会层面的人情往来，父代在此过程获得的社会性价值体验和价值满足感不断减少。村庄社会交往日益单薄和仪式交往机会越来越匮乏的情况下，当家权异化使得当家权较早地转移到了子代手上，但是父代仍然承担着当家的责任，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主要靠在村的父代来维系，帮助子代家庭建构和维系村庄社会认同。父代的面子在人情往来中从属于子代的面子，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的主体来参与，而是代替儿子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由此可见，父代的社会性价值依附于子代家庭，父代在社会性价值的实现上不具有独立性和主体性，父代在此过程中并不能获得圆满的价值体验。基础性价值的转换表现在老年人个体层面的物质消费，父代基础性价值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家庭资源为基础，这些资源或者来自父代自身的积累，或者来自子代甚至孙代的反馈。基础性价值的实现不再是农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生活需求，而是取决于父代对家庭再生产的经济贡献能力决定了其价值的大小。扩大化家庭再生产进程中家庭资源和家庭权力配置模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父代农民基础性价值的实现条件。此外，现代性进村激发了年轻一代的消费主义欲望，但是中老年农民仍然延续了相对传统的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的“生计型模式”。为了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父代对自我的生存条件不断进行压缩，只维持了底线生存状态，进而导致了父代对自我的无尽剥夺和自身实现基础性价值的压缩。

序言人，生本自由之身，却无处不受束缚。而人放弃自己的自由，便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便是放弃做人的权力，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便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何为社会契约高中学习时就曾反复默写过的一句话：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只是当初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理解能力的肤浅，始终对“社会契约”一词百思不得其解，而是为了应付考题，不懂装懂地在答卷上写下“社会契约”，只为了能够踩点得分。幸而现在有机会得以阅读霍布斯，卢梭，洛克等政治大家的鸿篇巨制，虽不免仍是有些云里雾里，但总归是有些收获。从广义上讲，社会契约理论是一种用“契约”的概念来解释政治权威何以具有合法性的理论。换句话说，社会契约理论是诉诸“契约”的概念来解释一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有国家或者政府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下生活，而是在公民社会中肩负着某些政治义务？在霍布斯看来，在国家成立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对同一事物都具有同等的占有、支配的权利，同时人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运用自己的权力以求保全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人的自然权利。这就会导致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占有物品，也许会选择不择手段，用伤害他人的方式达成目的。于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就开始生活在混乱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发现了自然法，自然法通过它的律令禁止人们做伤害自己生命的事，规定为了和平与安全，每个人都应该放弃自己的力量和权力，签订契约，建立国家。卢梭反对霍布斯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性预设，因为譬如“权势”“虚荣”等概念都是在人类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才可能产生的。而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并没有这样的概念，原始人的行为仅仅出于自然本能，因而更不会因争夺权势或追求荣誉而发生争端。在卢梭看来，真正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资质在于，人类是自由主动的。正是因为人类意识到这种自由，他才显示出心灵的灵性。除此之外，人类逐渐发展出了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在自然环境的帮助下，自我完善的能力使得人类的其他能力也得到发展，这也为此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埋下了基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也多次强调了自由，但卢梭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而是有限的自由。在我看来，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的底层逻辑，即只有被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游荡在浩瀚森林里的野蛮人，没有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从来没有任何需求，同时也没有任何伤害他们的欲望。（卢梭，2015：71），更像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团结”在一起。而现代的我们似乎更“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在依据契约精神构建起的理想社会结构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一个整体，主权者代表所有个体的共同利益，具有公共意志。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人同时拥有个人独立意志和社会公共意志的双重主体，失去了自然人的自由状态，但获得了公民自由和社会权利。洛克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的相比要温和得多，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不安定和不可忍受的状态，但洛克却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自由、有平等、有自己财产的状态。在洛克看来，人都是上帝的造物，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仅仅听命于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也就是听从于自然法的指导，在此范围内人类可以适当地运用自然资源尽量保存自己。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每个人生而自由、生而理性，并且对上帝赐给人类的自然界中的资源享有同等的权利。自然法统治着自然状态，自由、平等和财产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自然状态不是“放任的状态”，但是自然状态缺乏公共的裁判者，因此当它的成员受到损害时，就会有不能得到申诉和决定争论等种种“不方便”之处，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洛克，2022：54）因此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友好的状态，是自由却并不全然放任的状态。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中最著名的部分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洛克认为人类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在于三个层面：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另外，自然状态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自然权利，那就是人人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利。虽然洛克总体说来对理性报以很高的期望，但是自然状态下仍然不免有违反自然法的行为存在。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如果有人做出违反自然法、侵犯自然权利的行为，那么被侵犯的人是可以有惩罚以及索要赔偿的权利的。洛克眼中的自然状态是美好的，甚至他认为自然状态是好过专制君主的暴政状态，那为什么人类还会结束自然状态呢？正是这一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为人们签订社会契约、走向政治社会埋下伏笔。契约的订立与履行“利维坦”是《圣经·以赛亚书》中所描写的一种象征着邪恶的巨大海兽，霍布斯借用这个词来隐喻国家是一个起源于人的自私本性、具有邪恶本质的庞然大物。他在《利维坦》中系统论述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君权民授理论和天赋权利学说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基础。霍布斯认为要走出自然状态，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一个巨大的怪兽，使人的恐惧战胜骄傲。这也是意味着骄傲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人处在恐惧和骄傲两种激情的交战之中。他认为摆脱自然状态的办法就是全体的人相互订立契约，每个人都转让出相同的权利，个人所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多少权力，自己也同时放弃多少权力。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人或一些人拥有强大的武力，对打破契约的人给以惩罚，这就是主权者。主权者就像是拥有一把剑，剑不必出鞘，但是时刻准备出鞘，这就足以避免破坏契约的情况。霍布斯强调主权者是一种人造的抽象的事物。主权的特性，主权必须是最高的权利，任何冲突在主权者那里裁决之后，不能再上诉，这样才能避免不稳定。主权者最主要的作用是制定法，法是全体意志的体现。主权又是不能分割的。主权是绝对的，不能受到挑战。但是主权又是有界限和范围的。主权的来源是全体人民的同意。霍布斯认为主权者不可能犯错，主权者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的，它可能不公正。主权者最主要的责任是立法。法律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稳定，公平地处理矛盾冲突。除此之外，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事人民都有权利去做，这就给统治者的权力划定了界限，给人民的自由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洛克看来，财产是合乎自然法的，也是合乎人性的，因为人们还在自然状态中就有了财产。他认为财产权是人所有自然权利中最为重要的，财产权起源于劳动，是物化劳动铭刻在自然物上的标志，谁改动了自然事物，就拥有了占有它的权利，而自然状态下的人自由没有限制，多个人对同一事物采取行动，财产权纷争就有了，自由的人没有公共权利对财产权的判决，冲突也就来了。所以财产既是保护生命的必要手段，保护财产就是保护自然法，亦即合乎理性。那么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什么形式的政府最合适呢？洛克给出的回答是：由民选的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政府。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委托人的财产权，避免财产权引起的混乱和不安。洛克认为除财产权的判决和执行权外，其他权利不可转让的。洛克根据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著名“三权分立”，就是为防止专制，保障人们自由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经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洛克，2022：83）卢梭则认为人结成社会是注定会发生的事，这个过程可以是随意的，社会契约就是一种合理的方案。即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本身存在内在价值，而不是一个消除个人生活不便的工具。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观念分歧是不太重要的，这些分歧不是签订社会契约的原因，在结成共同体之后，这些分歧又可以通过政治活动被消弭的。自由？自由！拜读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两本书之后发现，由于他本人生在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同时又身为贵族，显然对贵族制度的没落有些伤感，可他同时高瞻远瞩地看出贵族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政治理论，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国民都充满了活力。为了从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寻找有益于法国的良方，他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古老的贵族制度必然衰落，认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认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协调的，他还认为民主可以适当的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暴政提出来警告。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其实托克维尔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保皇派会认为它在丑化旧制度，虔诚的教徒会认为它不利于教会，革命家会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华丽外衣的漠视，只有少数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它。（托克维尔，2016:7）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复杂，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本身就很复杂。法国大革命虽然以追求自由平等为目标，但它在摧毁王室和贵族的同时，也摧毁了信仰等有价值的东西，给法国带来了混乱，以致于法国不得不靠独裁统治来结束这种无序的状态。他通过反思法国大革命，他认为大革命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而大革命反而强化了专制。分析大革命前后，他发现历来被人们认为是大革命的产物，其实早就大革命之前的波旁王朝就出现了。为什么大革命没有带来宪政制度，反而走向了暴政呢？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因为所有专制制度都会集权，试图把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那么他必然要摧毁贵族这个阶层。其次，国家开始派官僚统治地方，并且大革命前夕的波旁王朝，力图成为一个全能政府，以至于政府不是服务者，而是监护人。因此在大革命前夕，作为中间阶层的阶层已经消失了，原子化的个体以赤裸裸的方式面对中央政权就必然会出现暴政。《论自由》这本书是代表密尔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关于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密尔，2020：3）全书的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者避而不理；第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这就是密尔划定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无产阶级之间开始传播。在欧洲，工人运动已经有了革命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给予自由以积极的意义，开辟了自由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不仅仅是消极地摆脱限制而是对必然的认识。也就是说，自由本就是一种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而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生活、控制人类历史的实际能力，所以自由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于实现人类的无剥削，无阶级的幸福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人是越来越自由的，这些都不是资产阶级所能理解的自由。本期阅读书单霍布斯《利维坦》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密尔《论自由》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柏林《自由论》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冉京鹭，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冉京鹭丨为什么发明枪炮的不是印加人？李诗婷丨无忧无虑的野性•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县域经济发展：三大主体2月，笔者跟随县域研究团队来到G省A县调研，其间在与各部门、众企业的交流学习中，令人格外触动的是A县发展中体现出的生命力与活力。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旧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在座的政府部门与企业都坚信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前景是乐观的，很有冲劲与干劲。这与笔者先前在另一省份B区调研的情况有着明显区分。A县经济发展的活力从何而来？暂且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来分析。从政府主体来说，他们是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一是，经济发展是政府最基础的职能；二是，政府需要依靠经济发展的相关收入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等；三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起着统筹规划、资金扶持、利益协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等多重作用，对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更好地发展经济，政府会先做出一个统一的规划布局，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与扶持措施，以推动产业布局规划的落实。一地政府，往往倾向于发展两种类型的产业：一类是基于本地自然人文特征的特色优势产业，一类是高精尖产业。但对很多区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来说，他们在吸引高精尖产业上并无优势。例如先前所提到的B区，他们通过给予极大的优惠政策吸引来了一波大型高端企业，但当政策优惠期一过，出于交通、人才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类企业都很难留下来。A县，因为县级政府没有权限自行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无法满足企业的要求，因而，发展本地特色优势产业，成为了必然的选择。A县政府基于本地水源好、光照多、温度适宜的自然禀赋基础，选择重点扶持推动调味品产业的发展，如今已初步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同时，为发展海洋经济、吸引人才回流，A县立足其海洋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海上风电发展，已取得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对企业来说，选择在什么地方落地，首先会考虑经营成本，包括固定投入（土地、固定设备器材、基础设施配套等）、经营成本（人力、物流、原材料、损耗、销售等）。所在区域的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土地出让金减免、税收优惠等，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不同类型的企业，会根据自身所处行业特征来综合考虑企业选址。当前，A县占据相对优势的调味品、海上风电等产业，不仅与A县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密切相关。已初步形成的调味品产业集群，也进一步强化了相关产业在A县落地并发展的动力。与之相对的是，B区尽管通过大量政策优惠吸引来了一批企业，但因长期经营成本过高（包括物流成本、人力成本等），企业并不愿意在此扎根，自然也就没有那种干劲与冲劲。对当地社会而言，产业发展是否嵌入其所在区域的社会系统，是能否激发其发展动力的关键。以B区为例，尽管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波大型企业入驻，但企业在B区的落地仅仅是空间层面上的，无论是人工、上下游产业、销售市场等都与本地相关性不大，甚至连企业缴纳的税收都需要转交给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因此与本地社会近乎脱节。在调研中，B区相关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戏称，他们是“请了尊大佛摆在家里，平时没啥用，一不小心没伺候好还要走”。A县则不同，企业落地之后，有相当一部分的本地居民在这些工厂或是相关衍生产业内就业，一部分更是看好行业前景，围绕调味品加工产业链创业干事，形成了一个全员参与、共同干事的氛围。本土就业：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A县与B区对比之鲜明，背后体现的是诸多根本性的问题，譬如：政府应当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介入市场？县域经济应当如何定位？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是否以及如何融合等等。笔者想就“本地人本土就业”这一小的视角，切入讨论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嵌、融合问题。在笔者看来，本地人的本土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本土就业的类型（包括正规/非正规、脑力/体力，一产/二产/三产）、比例（与人口外流程度相对），反映了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乃至城市化进程作出评判。以A县为例，该地人口的本土就业有三个特征，其一是本土就业比例相对较高，虽然仍有一定程度的人口外流（横向、纵向比较，人口外流程度有所减缓）；其二，多从事体力劳动及非正规就业（以有无五险一金判断）；其三，依旧存在季节性回流的现象。这些特征是与该地产业结构相吻合的。在A县2021年GDP数据中，一产为68.73亿元，占比26.8%；二产为85.19亿元，占比33.27%；三产为102.17亿元，占比39.88%，占比相对均衡。其中，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尽管税收贡献较小，但其仍能吸引部分农民、渔民季节性回流，起到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第二产业中，食品加工与燃电占比较高，前者属轻工业，吸纳就业数量较多、税收贡献较小，本地人多在此从事体力劳动；燃电属重工业，贡献了大部分的产值与税收，但吸纳就业数量有限且要求较高，90%以上为外来员工。第三产业中，以房地产、住宿餐饮为主，税收贡献较小，但吸纳就业数量较高，但偏低端。如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各区县政府的重要任务，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强。但或许，在忙着加大减免力度之前，更应当好好考虑的是，县域到底要发展何种产业？引来的企业是否与本地自然禀赋、社会基础相适配？只有企业的业务需求与当地自然禀赋、社会基础相匹配时，才具备发展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同样，政府在制定企业引进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禀赋和企业实际需求，以保证扶持政策（财政补贴、技术支持、人才引进等）的针对性与契合性，实现政府、企业、地方社会的共赢。实现政府、企业、地方社会协同发展，你有何建议？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袁芬，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李婷丨为什么珠三角的企业要迁到外省？林辉煌丨读懂县域，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序言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契约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社会是如何形成，以及为什么人们需要服从政府权威。不同的政治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都借助了一个假想的概念：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指没有政府和法律的情况下，人类生活的原始状态。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皆敌”的战争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权者，从而维护社会的和平和秩序。洛克则认为，自然状态并不是战争状态，而是相对和平和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如生命、健康、财产等。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并授予它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状态。但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不平等和剥削产生，使人类陷入苦难和奴役。为了恢复自由和尊严，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放弃自然权利，获得一种更高的公民权利。政府的任务是代表和执行一般意志，实现人民的自由和平等。这些政治哲学家通过设想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目的，以及为什么人们需要服从政府的权威。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契约自然状态是指没有政府和法律的情况下，人类生活的原始状态。通过设想自然状态，政治哲学家试图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目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皆敌”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没有安全和秩序，只有恐惧和暴力。为了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地，人们通过理性和自利，同意放弃部分自由，订立一种社会契约（social

一间破旧的小屋，门前挂满各种衣服，里面只有一点点个人移动空间，剩下的都是货物，红的、粉的、绿的各种衣服都堆在一起。站在门口的店员，不到半小时便换一身新衣出来。她们平日除了要清理货物之外，也要当好店铺模特这一角色。行人路过，总要回头望几眼，貌似她们手中紧握着乡镇潮流密码。跟着她们买，终究不会出差错。这样的档口在制衣小镇上数不胜数，但它们的数量还是没法超过隐藏在居民楼里的那一户户家庭作坊。这类作坊规模大的一点的便注册成中小型制衣公司，规模小的一点都不需要扯营业执照，一家挨一家，密密麻麻排列着。走进这样的街道，你都会愣住几秒，要在大脑里搜寻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它，这里既没有工业园区的规整，也没有居民区的纯粹，粗大工业管、街边卖菜摊、贴好倒“福”字的工厂大门、还有穿睡衣拖鞋出来上班的工人，周边的一切元素是那么的混搭不相符，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它们混合成的气息中蕴藏着一股强大生命力。图片拍摄：陕红宇我们随机走进了一家由居民楼“改装”成制衣公司的企业。这栋楼有两层，大概400平方左右。一层的一间房用作办公室要来招待客户，另一间房则是成衣车间，做好包装直接开车运走。二层是主要的生产车间，一个片区主要做裁片，一个片区做车缝，一个片区打印洗水标和其它相关物料，还留一个小片区做质量检查，二楼做好衣服后再拉去一楼做包装。二楼这些小片区中车缝部分需要的人工最多。它们仿照中学教室里的课桌摆放样式，给每个工人面前摆放一台缝纫机，他们需要手脚并用一直听着机器哒哒哒的声音来做工，每完成一件衣服便有几块钱打入账户，他们多是计件收入，来这里做工的很多是家庭妇女，男性较少。老板带我们参观完之后，便讲起了他的经营哲学。他认为这种由居民楼改造成的企业有一定的存在必要性，最核心的要素是这里成本非常低，而且能够适当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他算了算工业园区的费用，至少包括三大项：厂房租赁、公摊水电、额外园区管理费用，而如果用自家住宅改造，这些可以通通省掉。更为关键的是，园区的厂房动不动一出租都是1000平方米以上，自己这种小企业根本用不着也没必要进去，租多隔壁邻居的一栋楼管够用，如果遇上订单萎缩，又该去哪里找这些昂贵的厂房租金呢？所以，他始终认为“合适”最重要，只要利润和场地、人工费用、周边配套、物料成本相配套，那么企业就能存活下去，等生存的较好，再进一步考虑如何扩大地盘等问题。老板对自己的事业生活很满意。从家里走几步路就到工厂，出了工厂大门走5分钟就是菜市场，骑电动车10多分钟就可以把小孩送到学校。平日不忙就到周边街上找邻居坐坐，问问张家是否进回了新面料，看看李家是否有新印花，有时打个歪心思，坐在马路对面抽支烟瞅瞅竞争对手在搞啥。若这些都无聊，就去旁边的小公园喝壶茶吹吹水打打牌，反正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自己牵挂着的老婆、孩子、事业，都能照顾得到，幸福感就很高。若稍微有点难过，那就是订单被抢走或整体市场订单下滑利润变薄时，那时就只能少吃一点肉多喝点粥来过日子，但家里有存款也难不到哪里去。老板又继续讲起了他的工人们。他们都住在周边，和自己的生活也差不太多，唯一的不同是自己赚多点而工人少赚点，但都属于灵活上班人群，都能同时兼顾好家庭和事业。有时工人们也会羡慕那群进厂的同行，每到月底开始比拼工资时便会掀起一阵揶揄风，但每次要求他们进正规工厂时，他们总是摆摆手礼貌回绝，习惯了想见媳妇就能见到，想吃啥出门就到，想请假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生活，少赚一点钱不算什么。到手的钱是少了点，但换回了家庭完整和生活便利，这笔买卖还是划得来。图片拍摄：陕红宇听到此突然解开了心中一直存在的困惑：为什么过去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会那么低，而现在却一直在上涨？多数时候我们都会不假思索把答案锁定在“人口红利”这一核心概念上，给出的解释是：过去中国人口众多，所以在市场需求一定的前提下，劳动力供大于求，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就会很低，但现在总体劳动人数下降，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所以劳动力成本会上升，传统服装制造业会纷纷向越南等地转移。这是从经济学视角给出的解答，但或许还可从上述案例中找到新答案做补充。进入传统行业劳动力总人数减少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刚性因素之一，但现阶段普通劳动力对全方位幸福感要求的提升也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隐形要素之一。具体而言，在过去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人进工厂是求生存的逻辑，自己一家老小几口人的饭碗都在这一份工里，所以他们只能牺牲掉所有的一切来换取这份口粮。但现阶段不同，工厂越建越多，同行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并不愁找不到工作，只是要做相对而言性价比更高的工人，而且要能同时兼顾好事业和家庭。他们对工作的定位再也不仅仅是糊口，还会参杂更多情感诉求在内。对于工人自己而言，要保证合适的休息时间保证身体健康，再也不能没白天没黑夜的苦干，对于工厂而言，要完成一定订单总量但没办法强制拉长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只能靠加工资来让工人多干活。其次，工人再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流水线干活机器，他们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和亲戚朋友聚会相处，而这方面开销的加大，也势必会传导到工资板块；最后，工人也会更加注重家庭完整性，过去只是孤身一人在外地打工，现在妻儿老小都要一起生活，这意味着工厂招工需要解决的是家庭问题而非单纯的个体问题，这势必会提升生产成本。综合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工人工资上涨不仅仅是劳动力缺乏，背后也有其它因素在影响，但后续影响因素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缺乏的基础之上才成立。当这些工人不再仅仅是一颗机械螺丝钉时，那么社会的创造力就会慢慢提升。当一个工人的工作和家庭都能兼顾到时，那便意味着社会实现了真正的进步，而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变得越来越丰满立体时，那么整个社会就是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在迈进。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陕红宇，天人山水政策研究部•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张丹丹丨印染业的数字化转型陕红宇丨环保成本，由谁负担？•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摘要“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规律和周期性。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的梯度产业转移，是更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方式。”1何为“跳蛙式产业转移”？在推进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粤东西北地区的县级政府普遍反映，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会跳过他们直接去到邻省，被称之为“蛙跳式产业转移”。结合各地的实践，蛙跳式产业转移存在以下五种情况：其一，在粤东西北地区与邻省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区位差不多的情况下，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往往拼不过邻省的一些地区，包括税收和土地价格优惠政策等，即存在“政策洼地”的现象。其二，粤东西北地区的区位条件反倒不如邻省的某些产业转移承接地。其三，一些企业从靠近市场的产业布局出发，需要在邻省的一些地区进行布点。其四，邻省的一些地区在发展某些产业上存在明显的资源禀赋优势。其五，在其他条件都相近的情况下，邻省一些地区的营商环境要好一些。大多数情况都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符合政府竞争规律，往往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同。最具争议的是第一种情况，即一种在区位条件都不好的情况下拼政策，拼土地指标的蛙跳式产业转移。拼政策和拼指标的本质，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利益让渡能力竞争，政治区位竞争和土地政策决定的发展空间竞争。2争议“跳蛙式产业转移”之所以具有争议，主要是因为这种产业转移形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利的。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因为政策优惠的突出影响，产业规律本身没有被当作优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企业的市场决策会受到干扰，也不利于产业有序发展。对于处于“政策洼地”的政府而言，这一方式与政府服务企业的能力和动力并不挂钩，因此并不是一种公平的政府竞争方式。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这会导致公共财税收入的不必要流失。甚至对于企业流入地而言，同样是弊大于利的。其弊端体现在：其一，这些地区在三五年内要让渡大量的财税收益，等到政策优惠期过了才能够实现财税增长，问题是很多企业过了政策优惠期就走了，要么就已经经营不下去了。其二，政府依靠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很容易吸引一些仅仅看重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这类企业往往投机性强，稳定性差。其三，为了留住企业，当地政府往往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改变区位条件不具有优势的现状，问题是区位条件的改善意味着整个产业生态的重构。但县级政府往往缺乏相应的财力，不仅会增加债务，而且大多数时候这些努力都是失败的。因为从先发地区的实践来看，产业生态的建构，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甚至不是十年八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的。其四，产业发展会对公共服务在产业园或者县城的集聚提出要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存在加剧县域内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风险。其五，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普遍攀升，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优势逐渐弱化，实际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务工者而言，在工资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即使生活成本高，他们也愿意去发达和次发达地区。当然，从好处方面看，依靠这一方式，短期内企业流入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都会有所提升，也会增加一定的就业，有助于区域均衡发展。3县域发展竞争白热化加速跳蛙式产业转移然而，当前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以实现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和保财税等多重目标，各地包括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都在不断攀升，政府之间的“抢商抢资”和招商竞争白热化趋势凸显。拼政策的蛙跳式产业转移，是大多数不具有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地区参与产业转移，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县域经济发展竞争白热化，催生更多的蛙跳式产业转移，大量公共资源的无效投入，财税流失，企业发展受限，县级政府债务攀升。下述的例子，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某山区县，户籍人口30多万，常住人口只有20多万，本地劳动力人口6.8万外出，其他在家务农的劳动力主要从事果业。202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00多亿元，财政收入12亿元。该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工业发展十分有限，一二三产的税收收入分别占比约为30%：20%：50%。该县经济发展工业的区位条件较差，远离市区，难以受到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城市产业和功能配套偏弱、交通运输条件相对较差、工业企业用气成本高等问题较为突出，县域比较优势不明显，对外招商引资的难度较大。比如，在交通方面，该县无空运、水运以及铁路运输，且仅有3条高速贯穿该县，距市区约有3个小时的车程。2017年该县开始大力招商引资，为了提高吸引力，在实行税收两免三减半的基础上，企业用地从6万元一亩降低为1万元一亩。而政府供地的成本（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达到70万一亩，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够通过举债。问题是一方面，因为区位条件不行，企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招工难尤其突出；另一方面，被引进来的企业往往是低毛利的企业。经过五六年的发展，招引进来的产业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企业经营面临招工难等问题，且难以产生较大税收，特别是因其新购进的设备和新建厂房增值税方面可抵扣税款，在2018-2022年还无法形成可具规模的税收（五年来仅完成2000多万元），甚至还因为增量留抵退税优惠政策的执行可能产生税收负数。政府债务攀升，从2018年的15亿上升为45亿元，已经高度接近债务限额。可见，蛙跳式产业转移，解决不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甚至极大可能增加地方债务负担，可以说是很多欠发达地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4给“跳蛙式产业转移”降温关键的问题是，要认清产业转移的规律，认清产业转移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方面的限度。产业转移具有一定的规律和周期性。从产业转移的规律看，从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的梯度产业转移，是更加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方式。当前次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空间较大的情况下，梯度产业转移依然是主流。这并不是说蛙跳式产业转移完全没有空间，只是要明晰这类产业转移的模式适配的产业，比如前面提到的资源依赖型、对配套半径要求较低和市场半径要求较高的一些产业。整体来说，这类企业是十分有限的。在经济处于下行期，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动力下降，次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空间依然较大的情况下，以欠发达地区为主要目的地的蛙跳式产业转移会愈发受限。通过推动蛙跳式产业转移来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均衡的空间也会愈发有限。因此有必要通过降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压力，降低推进区域均衡发展对于蛙跳式产业转移的依赖，给蛙跳式产业转移降温。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应该更加注重地区内生的资源禀赋，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而推进区域均衡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加强省级统筹，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省域公共服务体系，更加重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余论上述情况主要是针对欠发达地区而言的，主要讨论企业从欠发达或次达到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情况下政府间的招商竞争及其对地方发展的影响。对于次发达地区而言，企业跳过次发达地区直接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同样是一种蛙跳式产业转移。上述的情况和问题也同样适用。唯一不同的是，存在次发达地区土地指标不足，地价太高，企业只能够转移到经营条件相对更差但是有廉价土地供应的欠发达地区等情况。拼土地指标的问题，同样具有拼政策和政治区位的内涵。地价太高，很大程度上是土地指标稀缺的结果。而当前土地指标分配并不是完全从产业布局考虑的，一方面要考虑到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优先保障区域和城乡均衡发展，这意味着在指标总量控制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主要以承接传统产业为主，两头不着的次发达地区可能会成为土地指标分配的“洼地”，其结果是最适合承接产业转移且有空间容纳流入企业的次发达地区，会面临土地指标不足，大量企业想进入，但是没有指标落地的情况。这必然会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对于一些传统产业而言，则可能会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想选择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次发达地区，要么进不去，要么进去成本太高，甚至在次发达地区会被当做“低端产业”被清退。另一方面，可以选择不适合自己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则可能会因为配套半径、市场半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陷入到企业经营成本过高，失去竞争力的问题。最后只能选择转移去东南亚。问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中国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传统制造业的平稳发展和转移，非常重要。因此，在土地指标分配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次发达地区和传统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话题讨论面对产业转移的两难困境，地方政府应该怎么做？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李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读这篇文章是IPP“乡村振兴与县域发展”研究团队（以下简称县域团队）对中国县域的一个研究大纲，将呈现县域团队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旨趣或者说是研究范围。首先，我们将县域高质量发展置于县域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考察，关注县域发展中的现代化要素。其次，我们将围绕县域展开“解剖学”、“类型学”和“空间学”的深度研究，全面呈现县域研究的核心结构、分化类型和区域形态。最后，我们将回到区域平衡发展的主流命题上，重新理解区域失衡与再平衡的逻辑。什么是中国的县域？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县域。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县域是直接以“县”或“自治县”命名的区域空间，例如博罗县、连南瑶族自治县。在内蒙古自治区，“旗”就是“县”，是清代初年统治者仿照满洲的八旗制度在蒙古地区设立的县级基层行政区，沿用至今。全国共有1301个县（广东34个），117个自治县（广东3个），49个旗，3个自治旗。在贵州，还有目前全国唯一的一个县级特区，六枝特区。特区是1960年代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的“政企合一”的区划建制，后来陆续撤销，只留下了六枝特区。在湖北省，则有全国唯一的一个县级林区，直属于湖北省的神农架林区。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县域是指县级区划单位所含括的地域空间，包括了狭义的县，还包括县级市（例如南雄市）、市辖区（例如天河区）。全国共有977个市辖区（广东65个），394个县级市（广东20个）。有些县级市是省直管，例如湖北省潜江市，直接与省里对接；更多的县级市则是由某个地级市代管，例如南雄市由韶关市代管，本质上还是属于地级市的一个部分。民政部在统计全国行政区划时，就是按照广义角度来统计县级行政区划，共有2843个（广东122个）。除了狭义和广义的县域，我们也把一些区域视为特殊县域纳入县域研究的范畴。这些特殊县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一类是特别合作区。不设区县的地级市，全国目前共有5个，分别是广东的东莞市、中山市，甘肃的嘉峪关市，海南的儋州市、三沙市。除了三沙市是完全新设立的行政建制外，其他4个市都是从原来的县级行政建制升格为地级市的。这些不设区县的地级市，本质上就是享受地级市待遇的省管县，我们可以借此研究一个有趣的问题：推行彻底的省管县体制，效果会怎么样？特别合作区，例如深汕特别合作区，是我们关注的另外一类特殊县域，它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纳入正式的行政区划体制，大部分的行政资源配置和统计还是按照既有的行政区划来执行，只是在经济管理上享有独立的管辖权。当然，深汕特别合作区的行政管理也已经纳入深圳市统一管理，但是这个合作区本身并没有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其下辖的几个镇在正式的行政区划上依然属于汕尾市。研究这类特殊县域的意义在于观察行政体制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县域研究？因为县域拥有最完整的基层政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治理体制最为重要的一环。郡县治，天下安，因为中国本质上就是由县域构成的，县域发展了，国家就发展了，县域治理好了，国家就治理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解了县域，才能理解国家，研究县域，实际上就是研究国家。什么是中国的县域现代化？有关现代化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现代化应当是我们想要的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现代的属性就是现代性，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就是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是两种范式之间的变化。现代化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人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采取的具有适应性的制度方案，不会完全跟别的国家一样。因此，当我们研究现代化，一定要有时空意识，要把现代化放置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进行分析，这样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中，对现代化的性质、道路和阶段做出准确的判断。按照郑永年老师的说法，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具体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对内自治和对外支持的能力。而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即实现每个人的对内自治和对外支持，至少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确保人们免于匮乏的自由，二是确保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责任。匮乏的状态和参与无能的状态，是一种传统状态或前现代状态。免于匮乏的自由状态包括免于物质层面的匮乏，免于精神层面的匮乏，免于安全层面的匮乏（社会秩序，社会保障）。而公共参与的责任状态则包括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公民参与的组织性，公民参与的制度性（便利性、有效性）。物的现代化是指外部客观世界的现代化。衡量物的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标是，客观世界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的现代化。客观世界越是有助于人的现代化，则意味着物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在客观世界中，经济生活也许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制度是沟通人和物的关键媒介，人们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过程。衡量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指标是，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制度越是有助于人和物的现代化，则意味着制度现代化水平越高。实际上，人和物的现代化主要就是通过制度现代化实现的，而制度是由人制定或实践形成的，也体现了人的现代化程度。广义而言，制度的实践就是治理过程。当我们把现代化的空间场域落在县域层面，讨论的就是县域现代化的问题，具体来说是讨论公民在县域内免于匮乏的自由状态和公共参与的责任状态。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发展模式，更低成本、更高效益，更多地应用于经济领域。可以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的一个路径或特征。什么是中国的县域解剖学？要准确把握县域现代化的内涵，明确县域现代化的道路，我们需要通过深度调研，像一个专业医生一样，将县域解剖开来研究。解剖一个县域，每个人的手法会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可以沿着县域的功能纹理，将一个县域切分成为四大板块，即县域经济板块、县域治理板块、县域公共服务板块和县域社会板块。县域经济板块探讨的主要是县域的产业形态和财税结构。产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的财税结构，进而也决定了县域的类型。从我们前期的调查研究来看，大部分的县域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即使在县城有一些工业和商业，整体也呈现出非正规经济的就业形态。当然，这种经济形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落后，相反，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整体来说，县域团队在研究县域经济的时候，进一步将其切分为县域传统产业、县域战新产业和县域财税三个子板块。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20）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例如节能环保、信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战新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则是传统产业，包括传统农业。县域治理板块探讨的是县域范围内各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具体来说，包括村社治理、镇街治理和县区治理三个部分，当然，这三个部分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构成了县域治理共同体。村社治理是最基层的治理形态，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如何介入基层社会以及基层社会如何形塑国家。镇街治理是县域治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其核心要义在于将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转化成为治理行为。本质上讲，治理转化能力是衡量镇街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与镇街治理不同的是，县区治理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作为最完整的基层政权（尤其是县、县级市），县区的治理内容更多地涉及党政之间、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县区一级也有一部分工作涉及与社会面的接触，有的规范化程度很高，如办事窗口的工作，有的灵活性程度较高，如城管执法的工作。我们对县域治理的研究，还关注另外两个面向的问题：一是县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如综合执法下沉到镇街；二是以县为主的国家治理体制构建，这就进入到省市乃至中央与县级治理的关系。县域公共服务板块探讨的是县域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的资源都有着向城市集聚的趋势。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伴随着人口城市化，社会基础设施的资源向城市集聚也是客观的需要。但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量的农村人口依然需要在城乡之间反复流动。因此，在县域范围内维持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配置应当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保持较好的平衡，让暂时无法或者不愿意到城市生活的家庭也可以在县域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投放到县域的社会基础设施资源，也不宜全部或绝大部分都集中到县城，就像目前很多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认为，社会基础设施资源应当在县乡村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特别是乡镇和人口集聚的村庄，否则会给农民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县域社会板块关注的是县域范围内的家庭、人口和社会网络等。一般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县域社会具有比较明显的边界或者缝隙，所以往往特指与城市（区）相对的普通县域。下文也会讲到，县域和城市之间是不同的，这一点在研究县域社会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到。在县域范围内，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是很多的，成果也相对成熟。而对县城社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人口分别从乡村和城市两端开始流向县城的背景下，对县城家庭的组织形态、社交形态、消费形态、心理形态等尤其缺少研究。什么是中国的县域类型学？县域解剖学讨论的是县域研究的内容，换言之，县域解剖学提供的是一个剖析县域的基本框架。县域类型学关注的则是县域的整体形态，是对县域性质的判断。也就是说，在不同类型的县域研究经济、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形态，结论是很不一样的。如何对县域进行分类，可以有很多标准。在这里，我们主要以经济和产业形态为基础进行分类。这是因为，经济和产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县域的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形态。我们把县域分为三类，即稳定极县域、发展极县域和创新极县域。第一类是“稳定极县域”，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10亿上下，连“三保”（保工资、保运行、保民生）支出都无法完全承担，有些县甚至连“保工资”都保不了。这类县域在全国非常普遍，甚至在GDP总量全国第一的广东省也是占大多数，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稳定极县域”距离大城市比较远，经济区位不佳，往往不具备发展二三产业的基础条件。根据我们在多地调研了解，这一类县域即使通过“卖地”或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把工业产业园建设起来，也很难招引到优质的产业；即使招到了一些产业，也很难招到优质的人才，甚至普通工人都不容易招到；即使能招到员工开展生产，也很难给当地政府贡献多少财税。但需要指出的是，稳定极县域虽然在二三产业上很难做出大的贡献，但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的粮食安全来说意义重大。另外，之所以把这类县域称为稳定极，是因为它们对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起到“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是广大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安全阀。简单来说，当农民在短期内无法彻底实现城市化之前，这些普通县域就是他们能够返回的大后方。有了这个大后方，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进可攻、退可守”，而不至于在城市中流落街头。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应当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高度来看待稳定极县域，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底层安全架构来建设，重点聚焦于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而不是盲目发展工商业。第二类是“发展极县域”，这类县域实现了从“稳定极”到“发展极”的“第一次惊险一跃”，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以覆盖“三保”支出并且有所结余，开始具备招商选资的能力。发展极县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的核心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内地大城市及其周边的部分县域。可以认为，这类县域是支撑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县域团队的调研发现，这类县域的一个共性特点是普遍具备较好的经济区位。以广东为例，发展极县域基本上都位于珠三角核心区或核心城市的周边，能够非常便利地承接经济核心区的资源辐射。从稳定极县域到发展极县域，之所以说是惊险一跃，主要是因为对于大部分不具备区位优势的县域来说，想要从稳定极跨越到发展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跨越的过程中很容易跌落下来。那些成为发展极的县域，当然也不仅仅是依靠区位优势，地方政府能否主动作为，抓住发展机遇，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就目前全国的情况来看，能够成为发展极的县域不算太多。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其他处于稳定极的县域能否完成惊险一跃成为发展极，还有待观察。对于发展极县域的定位，我们认为应当持续聚焦于工商业的转型升级，特备是将“制造业当家”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至于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任务，则应降低考核要求。有些地方干部反映，珠三角很多土地受工业化的影响，实际上已经不适合农业生产；即使强行生产，也要花很大的成本雇人来种，得不偿失。“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应该作为县域分类发展的基本原则落到实地。第三类是“创新极县域”，这类县域实现了从“发展极”到“创新极”的“第二次惊险一跃”，进入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顶端。从发展极县域到创新极县域，之所以说也是惊险一跃，是因为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头部，往往只会聚集在少数几个区域，大部分发展极县域很难得到这个机会。客观来说，即使在珠三角地区，创新极县域也很少，主要分布在广州和深圳这两个超大城市中。创新极县域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对于区域整体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龙头县域的存在，能够带动发展极县域的持续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顶端的创新极县域拥有大量极具创造性和前沿性的企业，在最重要的一些产业中形成高质量的集群，一方面能够带动周边县域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极县域指明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方向。我们认为，对于创新极县域而言，各级政府应当充分赋权，并且在顶层设计上为其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政策，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我们认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部分县域依然会处于稳定极和发展极，前者解决稳定与安全的问题，后者解决就业与发展的问题。相对于稳定极的农业和发展极的工业，创新极往往以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的金融商贸业见长，它的核心功能不是解决稳定和就业，而是发挥引领经济、社会与治理转型升级的支点作用。要实现上述三类县域的错位发展，一个重要的顶层设计是强化国家统筹和省级统筹的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在县域考核指标、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应当做出重大的变革。一方面，对三类不同的县域应设置完全不同的考核指标，而不是一刀切的GDP主义；另一方面，应当由国家或省级层面来统筹承担县域特别是稳定极县域的公共服务成本，这在本质上就是基于县域分工而形成的发达县域与欠发达县域之间的统筹体制。只有强化国家和省级统筹，发展极县域和创新极县域才能够集中优势力量发展产业，贡献财税；而稳定极县域才能够从发展极县域和创新极县域的产业发展中得到更多的财税转移支持，留在当地的人不会因为从事第一产业而丧失发展的机会。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才能够切实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什么是中国的县域空间学？如果说县域解剖学处理的是县域内部的构造问题，县域类型学处理的是县域之间的差异问题，那么县域空间学所要处理的则是县域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县域和他者的关系，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是媒介，之所以从空间入手，是因为空间的分化更具有普遍意义，也更容易被理解。县域空间学要讨论的第一组关系是县域与乡村。这对空间关系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暧昧的。首先是容易把县域等同于乡村，认为县域无非就是个大乡村。这种理解有时候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县域的绝大部分空间确实就是由乡村构成的，乡村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表征着县域的属性。当然，这里面还是存在问题。从县域空间的构成来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县城虽然在县域中的空间范畴不大，但是它在经济、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形态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属性；第二，县域不仅仅含括县乡村，具有城市属性的区、街道、社区也属于县域的空间，不能简单地把县域等同于乡村。县域与乡村之间的暧昧关系，另外一个体现是将其简化为县城和乡村的关系，一讨论县域就围绕着县城空间转，忽略了乡村实际上是构成县域空间的最重要成分。县域空间学要讨论的第二组关系是县域与城市。这对空间关系可能比县域与乡村的关系更为复杂，或者说更难理解。常见的观点总是将县域视为与城市相对的空间，更简单地，只从字面意义来区分县域和城市：县或县级市就是县域，地级市及其组成区就是城市。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地级市来说，所谓的城市只是区县的组装，区县之间、区和区之间的缝隙明显，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城市系统。在我们看来，所谓城市是以工商业作为主导产业、在各个行政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或缝隙的整体空间。例如，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等主城区之间的空间界限非常模糊，它们共同构成了广州这个城市。所以，当我们研究天河区、黄埔区、越秀区这些县域时，要把它们置于城市的空间结构中进行讨论，而不能像研究连南县、阳山县、连山县等县域那样可以在空间上区隔开来讨论。很自然地，县域空间学最终都要涉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再平衡的问题。从区域空间的角度来看，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更中性的说法是发展差异。我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发展差异在什么情况下会变成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即某些区域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无法确保人们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责任，进而损害了人们对内自治和对外支持的能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条件，但是从区域空间的视角来看，并不需要所有区域都同质化地发展经济。从省域和全国范围来看，在适合发展经济尤其是二三产业的区域空间（发展极县域、创新极县域）大力发展经济，所得的财税转移一部分用以支持不适合发展经济的区域空间（稳定极县域）做好粮食生产、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这是统筹型现代化（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化属性）的基本内涵。如此，县域解剖学、县域类型学和县域空间学在县域现代化的尺度上就实现了统一。注：文章转载于【IPP评论】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林辉煌丨理解县域发展的三个维度李婷丨【2万字特稿】县域经济分化的广东逻辑：与江浙对比•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回顾过往，我似乎从未留出如此大段时间专注于阅读这件事，也从未想过会遇到如此一群志同道合且于阅读中同行的伙伴。当目标设为完全沉浸于阅读之时，我决定放下过往背负着的沉重包袱，完完全全“轻装上阵”。于是，我面临了一场持续21个月且前所未有的同自身的较量。这一路时而踱步，时而慢跑，时而飞奔。当再次回首过往经历时才发现在放下包袱之后，我也拾起了对思维的训练、对自我更为合理的要求以及一些自信。1始于阅读2021年秋，双选结束后，彼时还在本科就读的我接到了林老师的电话，也是从那时起正式加入团队，并开启了经典阅读之旅。在此之前，只是做一些零零散散地休闲式阅读，在阅读时只讲究愉悦轻松的快感而较少夹杂着刻意地思维训练，其结果便是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总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也少有突破。当新契机出现时，便是突破思维原地盘绕困境的机会。彼时的我怀揣着对自我的挑战和极强的信心“闯入”了经典阅读之中。但万事都逃不开开头难的定律，从商科专业跨越到社会学等学科的学习，不仅是内容上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求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我又恰巧是一个极难开窍的榆木脑袋，以往学习形成的思维定势和阅读习惯在此时似乎造成了一些困扰。于是，在经典阅读起步阶段，当我初次接触社会学巨头之二的涂尔干和韦伯的经典时便被难住了。在阅读早期，没有理解和把握住经典阅读的本质，只是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地方，一味抓住相同的内容反复品读。此外，在将阅读成果输出时，更是无从下笔。如今回望经典阅读初始阶段写成的读书报告，也只是单纯的内容回顾，彼时的脑子里全然没有对比、串联、形成一个关键的钩子等想法。就在我即将深陷于错误阅读的死胡同中无法将自己调整到正确状态时，团队的老师、师兄师姐和同级的小伙伴们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关怀。他们用总是乐于分享与阅读和写作有关的各类想法、方法和技巧，鼓励我做出尝试和改变。在那时，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也意识到我不用再一个人毫无方向地胡乱向前，不再是踽踽独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自我挑战中，有了同行者。2立于阅读在阅读过程中领略思想的冲击，在写作过程中追寻思考的魅力，在讨论过程中发掘自有思考的欠缺。经典阅读便由阅读、讨论和写作三部分构成了完整的闭环。所谓经典阅读，便如同深山老林苦练内功一般，要清除所有杂念、集中全部关注并投入所有精力来完成这唯一的事情，即阅读。同时，经典阅读切忌急于求成，其不是即刻完成便能即刻享受成果的事件，而是需要长久坚持且不断发力，是一场锲而不舍的奋斗，更是一场难度极高的挑战。经典阅读重点不在内容记忆，不在咬文嚼字，其根本点在于思维训练和思考力度，着力点在于用自有的方式展示出自身的思考。不同领域的碰撞，不同学科的串联，以及各大家观点的融合和对比，都是刻意训练地极佳方式。经过多月的刻意训练，我也努力向前述内容靠近，在此过程中尝试不断提升思考力度，突破思考方式的局限，结果便是逐渐摸索到其中的部分要领。但也仍在某些方面表现欠佳，如在探索作者论证部分略有欠缺、在阅读方式上无法完全做到快意阅读、在写作过程中仍未完全做到贯穿前后，这些仍是后期需要不断改进的内容。立心读书会的开启，便为这场阅读拉力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读书会的存在也是团队力量的体现。每月一次的读书会为正在阅读经典书目的我们提供了梳理读书状态、分享阅读心得和互相学习的机会。在读书会上，从最初抽离出零散的毫无相关的内容点，到后期围绕一个主题的不同维度开展分享，实现这一小步的跨越虽耗费了多个月，但却给予了我些许信心。这一小步仿佛在告诉我，前期的大量投入有了一些回应，榆木脑袋逐渐有些开窍了。当然这其中仍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也仍在不断探索之中。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交汇点和连接点，（杨华，2022：1-2）其治理范围涉及“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市、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五级行政体系的后两级。虽早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但在政治的实际运行中，“皇权”的触角早以辐射到社会治理的末端。在县制的嬗变中，县域治理表现出系统性、整合性的政治生态，其核心围绕事权、人权、财权三者展开，并通过财政能力、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等核心县域治理能力来评判县级政府治理绩效。县制嬗变在我国，县是一种笼统的称呼，我们把县级“市”、县级“区”以及与县平行的“旗”都笼统地称为“县”，它的行政区划面积相差悬殊，其中，面积最大的县是面积最小的县的3600多倍，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县扮演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连接点。绝大部分人认为县制最早可追溯至秦始皇提出的郡县制，但随着对县制的揭秘，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历史证明，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县制就已经初具形态，由“分邦建国”的分封制演变而来。以“家国同构”为目的的分封制通过层层分封，逐步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式权力格局，通过权力的下放和义务的承担，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通过土地与人口的管理与授权，实现了皇权不下县的管理模式。但是，分封的理想模式终究只是最高统治者的乌托邦，难以满足的权力欲望。“谁都可以做皇帝”的帝位诱惑使得地方不断膨胀，不在局限于最高统治者赋予的那些权力，在不断的权力争夺和武力积累中，分封制逐步寿终正寝，礼乐自天子出也演变成了礼乐自诸侯出的局面，礼崩乐坏和地方分裂割据，大一统和家国一体的幻想破灭，从部落联盟走向的国家建构已成为了一盘散沙，难以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子窘境宣告了分封制的瓦解。时势造英雄，同时，时势也造就了社会制度。各自为政，分裂割据的分封弊端凸显，社会时势使得郡县制横空出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鲜明的区别于分封制，虽然郡县制和分封制都是一种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模式，但是，郡县制是把天下的所有土地与人口有序地分成一个个县域，由皇帝派遣职业化且有一定任期的官僚，代表自己来直接实施管治，这种县制其实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科层制。虽然最高统治者并没有事事亲力亲为，但他以设置郡县一级的代理人，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人独揽大权，地方县制也成为实际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工具。郡县之兴，全国化零散为一统，皇帝集权于一身，“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所有重大权力包括臣民的生杀予夺，无不在朝廷掌握之中，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秦始皇开始，郡县制成为一种横贯全国范围的全新社会管理制度，并自秦汉以来，以县为基本的政治单元和管理层次，得到了历朝历代王朝统治者的认同与传承，并逐步形成一种稳定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作为全国范围的地方治理模式，在“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客观历史兴衰规律下，中国统治者对于地方的统治和管理通过不断的加强和设置郡县一级的方式进行，通过中间掮客的认可来实现地方的治理。县域政治生态：条块关系中国政治如同纵横交织的棋盘，纵向的条条和横向块块交错，共同交织成了中国政治的生态网。条条关系是指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职能划分的存在上下级别的管理体系，块块关系的指以地域为中心，按行政级别进行划分，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不同的横向关系的部门组织，对本辖区的管理，如同一个平面一样。而条块关系则是纵向联系的上下权威体系与横向关系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既存在上级权威命令，又接受区域内政府的领导。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就具体阐明了条块关系，他指出条块关系实际上涉及三大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问题，也就是条与块之间权力的博弈。双方的博弈存在两种情况，或为条强块弱，则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收权，此时，中央政权通过各条条直接干预地方事务，达到政令统一；或为块强条弱，则意味着中央向地方放权，也就使得许多关涉到地方的事务直接由地方政府管辖，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权力。其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上下级之间，权力划分比较模糊。最后是条块结构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民众的关系问题。现实存在的条块问题直接影响基层县域治理。在条块关系中，条块分割产生出了“和尚吃水”的窘境，相互推诿和权责不清直接影响了政府权威和信任感，百害无一利的条块分割必然走向条块结合。在条块关系体制下，县域治理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县级主要领导要有所成并非易事，其功过是非自有人民评判，自有时间检验。对于主要领导来说，领导的关注是一种稀缺资源，在现实因素和成本的考量下，不得不要拣重要的事情干，体制上条块之间的相互牵制，使得干好事不容易，干坏事也相对不容易。（杨华，2022：12）所以基层工作者大多如蒲公英一样，落下就是安稳一生。县域治理现代化在县域治理中，并不是真正的皇权不下县，皇权通过在地方设置县官以及其他的经纪人或者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标，这些得到政府认可的中间人成为了皇权人格化的象征，由此来实现绝对的权力统治。国家政权建设经历了精英政治向政治精英以及民主政治的转变。精英政治决然不同于政治精英，看似相似的两个词，存在的相反的政治导向。精英政治来源于治理阶层的固有化，权力的合法性受到世袭等的保障，与政治家族相关联；政治精英是政治能力上的精英，表现出优秀的政治能力。对于精英政治来说，中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礼乐制等共同推动，形成了从最高权的天子到有权的王侯将相等贵族，再到没落权贵和普通百姓，最后到没有人身自由权的奴隶等金字塔的权力格局，掌握权力的贵族统治者通过血统拥有着绝对的权力，而底层的民众很难跨越阶层的限制，虽然科举制为其提供了途径，但对于那些身份地位占据优势的阶层来说，其资源利用和转化同样具有绝对的优势。毕竟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尚且艰难，又何来精力学习，和累积社会资本。在中县，政治大家族虽然无法像封建社会一样直接继承权力地位，但是，获得权力的人通过将行政职称转化为社会资本，通过政治圈层，安置合适的自家人，从而使得政治家族不断扩充，政治上的隐性阶梯也不断深化。当然，在其他基层社会，也存在资源的转化，部分“乡贤”或者其他资金富足的人士，以寻租的方式，通过参与政治，比如在政治末端任职某一个村的村干部，在任职期间利用村干部的身份，接触政府官员，将政治资源累积并转化为其他的资本，以进行资源链接。国家治理在多元主体参与下从未止步，早在清朝时期，魏源提出了有限制的文人参政，以及如何使文人参与国家政治，承担主体责任的问题；冯桂芬更是直接提出了无差别的文人参政，不仅作为中流的文人应该参政，乡村绅民也应该作为政治参与的对象；（孔力飞，2013：31）虽然文人参政通过科举有了实现的途径，但终究机会渺茫，一直到五四运动，文人参政才真正觉醒，思想层面的变更给予了有志青年救国的强大动力，之后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发展建设，更是不断补充了政治民主的多元性，从制度层面保障民主参与和人民利益的表达。除了主体多元参与外，经济发展也是县域治理的重要保障，没有经济支撑的县域治理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的建立，也需要财政的支持。郑永年将市场分为两种类型，即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国家干预的市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就是国家干预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充分利用市场，推动经济建设，顺德和浙江村在经济建设中就积极拓宽市场，利用市场资源，获取经济红利。此外，财政能力是县域治理的核心，财政大权直接影响了县域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中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清朝何坤设置了第二税收体系，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动摇了社会稳定的根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通过在税收权上的收与放，来协调国家财政的运行和社会的稳定。资本下乡正是县域治理下财政能力的体现之一，既有国家资本的下放，以完善基层建设，又有企业资本的进入。然而企业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带着盈利的目标，利用政策红利和长远发展，通过资本下乡，表面上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实质逃不过资本家的“剥削”本质，通过对剩余价值的不断压榨，来获取利润。当然，毕竟农村的相对封闭性使得熟人社会的性质也更加强烈，熟人社会的农村会更加倾向和忠诚于熟人投资者和管理者。当然，政府应急能力也是政治治理的重要衡量指标，不仅表现在对于突发灾害的处理，也表现在对于社会稳定的应对上。中国政治一直都倾向于自我消化式的消极政治，讲究大社会，弱武力，故而倾向的儒家中庸文化以及对于文官的青睐也是这一体现。向来重视社会稳定的政府，在面对武力暴乱时，会在最短时间，以最小的代价来应付，因此“招安”成了统治者的不二选择，所以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暴力革命的麻城，虽然暴力此起彼伏，政府当权仍选择用招安的方式尽量小的减轻伤亡，维持稳定。同时，在突发灾害面前，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中国政府以中国速度来处理危机，不论是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还是汶川大地震，亦或是湖北十堰居民楼的燃气爆炸等各种事件的发生，中国都以不放弃每一个人的态度处理和追责，并在全国范围内加强防范，以此来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小结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在星罗密布的基层网络中，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县域治理的目标，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者，推动县域治理现代化既符合国家现代化建设要求，也彰显了国家能力。正如冯旗军在《中县干部》的开篇中所说：“中县的天空飘满了蒲公英，飘着的，是命运；落下的，是人生”，这不仅是中县干部的命运起伏，更是万千基层工作者的真实写照，基层工作者就如蒲公英一样，风吹而起伏，一旦落地，就会在这起起伏伏的命运中，生根和发芽。在基层治理中，如何推动县域治理现代化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期阅读书单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郑永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郑永年、张培发《顺德实践：中国县域发展范本》周飞舟《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陈义媛《资本下乡：中国农业转型的双重路径》冯军旗《中县干部》宋亚平《中国县制》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吴赟，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吴赟丨国家建构的极端现代性吴赟丨小农，活在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里•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囿于土地的女性传统的女性角色总是带有很大的从属特征，正如“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约定俗成”的共识所体现的，传统女性的一生伴随着“从”字，它既可以表示状态也可以表示行为，还可以表示行为的结果。从属性可以说是社会和个人对某一主体的身份认定，传统中国人的身份认定离不开宗族。许烺光认为个人的身份是从宗族中得以确认的，他将个体的生命意义当作是宗族结构的某一功能，尽管这一说法不算周密，但他点出了宗族的重要性。那么宗族的存在究竟依托什么而存在呢？答案是历史感和归属感。首先宗族本身是血缘纽带的产物，宗族自带从血缘中生长出来的浓厚情感，在时间长河的继替和延续中，产生出厚重的历史感。家族里的男子作为祖宗血脉和家族历史的传承者，天生被认为拥有家族的历史感，肩上背负着家族和祖先的荣耀和使命，这种宗族文化环境催生了以父子为轴心的大家族形态，构成了横纵向的紧密网络，纵向牵连了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子孙，横向覆盖了所有的祖宗支系。这一父子同一和大家庭相互支持的理想，形成一种社会制度（许烺光，2001：7）。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女性的依靠就是承载着宗族历史、肩负着家族责任的男性。因此，女性归属地位的第一种形态是未嫁从父，未出嫁的女陔通过父亲这一中介，建立了与家族之间的关系，女性才能够被家族所接纳，被当做是自己人。但是父亲一旦死亡，女孩会失去倚仗，她在家族乃至村落中的成员资格岌岌可危，等于是解除了与家族、村落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她的自我意识中就不再是村落里的人（杨华，2012：94）。而父亲去世这一事件对男孩的影响却截然不同，男孩并不会因为失去父亲丢失族中人和当地人的身份，因为他依然被看作是宗族历史的承载者、家庭财产的继承者以及家族未来的肩负者，他对于自己角色身份的概念也并不会发生改变。女性归属地位的第二种形态是既嫁从夫。要从第一种地位形态顺利过渡到第二种，女性要经历一系列带有内外转换色彩的仪式，即婚姻仪式。婚姻仪式中充满了很多带有禁忌意味的流程，比如出嫁的女孩双脚不能沾娘家的地板，需要由兄长背出门，不能吃父母递过来的饭，进入夫家前需要跨火盆等等，实际上这些仪式代表了一种转换的过程，脚不沾娘家地，不吃娘家米是为了不让新娘带走娘家的财富和风水，女孩相对于娘家的外部属性增加了，而跨火盆则是为了祛除女性相对于夫家来说的外来属性，代表了被夫家接纳的过程，因此在仪式中，女孩往往会完成从父姓女孩到夫姓媳妇的角色转换。新娘对夫姓家族、村落的内部化，与对娘家的外部化是相映成趣、对立统一的关系（杨华，2012：110）。女性只有被夫家接纳，依托丈夫的历史感和当地感才能在宗族和村落中立足。另外一个佐证女性依赖于丈夫获得成员资格和归属地位的现象是，招赘婿或者具有婚姻事实却缺乏婚姻仪式的女性无法依托她们的丈夫在村中立足，原因是第一种婚姻形式的丈夫是外来者，不被看作是历史感和当地感的承载者，第二种婚姻形式中妇女没有经历内外转化的仪式和过程，因此也无法依靠丈夫在村里立足。夫死从子是第三种形态，实际上妇女对儿子的倚靠并非在丈夫去世后才开始。儿子的出生能够为女性在夫家立足起到关键的作用。进入夫家后，女性会努力经营自己的“子宫家庭”，子宫家庭是指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杨华提出来自我中心的家族支系和子宫家庭有所关系却又相互区别。前者开始于新家成立，只包括小家庭内部成员，后者开始于儿子结婚，包括子孙后代。后者比前者更能为妇女提供安全感和归属感，而这一切皆源于“外来性”，溯源至以男为尊的宗族传统，通过为家族延续香火和繁衍后代，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家族支系，妇女才得以强化自己的归属感和当地感，尽可能地弱化外来性。从属地位下的女性角色社会地位总是对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与妇女从属地位相配套的是娘家角色、家族角色、家庭角色和村落角色。妇女在娘家的角色是若即若离、预设的外人，体现在对家族事务的一知半解，尽管女性并不绝对被排除外家族祭祀一类的活动外，但她们参与的程度是远远比不上男孩的，在这种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隔离之下，女孩也就对娘家宗族的事务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状态。另外，女孩往往从小就被灌输传宗接代的使命，被认为迟早是要嫁出去给别人家生儿育女的，所以是预设的“外人”。生儿子（“养崽”）、传后代的意识，是做女儿时，为预期的未来夫家生活所做的最大的准备，其他一切准备都服务于此，也是做女儿时的生活之所以不能连续的逻辑所在（杨华，2012：586）。嫁入夫家后，妇女在家族中扮演粘合者和分离者的外来者角色。首先外来者是一个身份前提，婚姻仪式尽管让妇女体验了与娘家分离和被夫家接纳的感受，但并不能马上完全消除新娘的外来性，实际上外来性的存在和消除很难被预测，每一妇女的在夫家的经历都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很快就基本完成了融合的过程，但有些妇女可能一生都在寻求归属和安全感，直到生命尽头也未能如愿。粘合者的角色是指妇女对家族关系的主动维持起到了勾连和加强家族情感的作用。分离功能体现在妇女的到来促成了小家庭的形成，小家庭有了自利的考量，带来了人情色彩，促成了家庭和家族之间的分离。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家族笼罩性权力逐渐瓦解的情况下，个体家庭的主体性得到增强，女性的家庭角色会表现出更加强势的特征。女孩在娘家村落的角色是脆性大且不稳定的，主要体现在女孩与村落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权利义务关系，村落不对女孩作太多的要求，女陔对村落的未来也并不会有所打算和期待。而女性对于夫家村落，则会多了几分主动，典型体现在出嫁后的妇女对外提起“我们村”的时候，几乎指的都是夫家村落，而不是娘家村落，也会主动参与村落的事务，特别是家族越大的妇女，介人村落事务的和意识就越强，她们会积极参与道德的公共性建构。希望和困境：流动中的女性外出务工潮带来了改变女性地位的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脱离对父亲“历史感”和“当地感”的依赖。（杨华2012：83-84）女性通过打工，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有助于改善女性的地位和自我形象。在传统的父权观念看来，社会性别分工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女性在家需要依靠男人。外出打工则挑战了这一观念，给农村女性赋权。（范芝芬，2013：153）因为不管男女，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所见所闻和观察体会，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重新评估性别关系的窗口，从而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见证了妇女生活的巨变，这一变化是伟大的，改变了每一个中国女性的命运。李银河在后村的调查中发现，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事例被人们用最平淡的口吻讲述出来，越平淡越意味着这一改变已经渗透进最普通大众的生活当中，成为了普通女性日常的生活方式，像吃饭喝水那样稀疏平常。对比囿于传统的女性，这一时期的女性显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婚姻家庭领域，自由恋爱的比例上升。外地婚姻增多，爱情主导的婚姻越来越成为两个年轻人的私事，父母从子女婚姻中退场。（杨华，2012：83-84）这是因为农村女性外出打工期间有机会认识来自其他地方的男性，也更容易获得远方的信息，婚姻市场的地理范围随之扩大。（范芝芬，2013：170）婆媳关系也因为分家潮的到来得到了缓和，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妻子，不再像生活在大家庭中那样同时面临家中其他人的压迫和剥削。在社会关系方面，女性的关系网有了更丰富的形态。女性迁移人口间产生出姐妹般的情感或相互间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了性别关系网，这样的关系网能使劳动力市杨发展出一种类似于集体商讨机制，而且，女性迁移人口凭着社会关系网团结在一起，这些社会关系多数以地缘为基础，发挥着城市本地人所不能给予的社会功能。（范芝芬，2013：136）但实际上，流动中的女性并不是始终顺流而上的。农村妇女的社会生产参与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三级跳”式的过程：从几乎完全不参与，到与男性劳动力平分秋色，再到以女性劳动力为主。（李银河，2009）这一变化的过程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二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尽管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比例得到了增加，但外出打工的绝大部分依旧是男性。在家庭分离政策下，女性往往是被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和兼顾农业生产活动的，一方面这一策略的确有助于农民降低风险，达到进可攻，退可守效果，使家庭分工的效益最大化，但另一方面带来了农业女性化。农业女性化体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性转移到受欢迎的非农产业中，掌握者技术、资本和信息，逐渐在社会结构中充当主宰的角色，而不受欢迎的农活则留给了妇女。家庭分离策略强化了女性的家庭责任，在这一策略下，婚姻往往成为女性外出打工生涯和城市生活的休止符，婚姻对男女性的意味是截然不同的，一旦结婚，女性往往就要结束打工，回到农村，而男性则几乎不受影响，这意味着外出打工仅仅只是女性生命中的一小段旅程，是她履行为人妻母使命中的一个插曲。对女性农民工而言，婚姻剥夺了她们的权利，打断她们做有工资报酬的工作、阻碍她们到城市打工以获得经济上的自主。（范芝芬，2013：107）加上劳动力市场对性别的偏好选择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女性打工者中，年轻女性总是多于年龄较大的已婚女性。在受教育这方面也是如此。相比于男性，教育是女性克服迁移障碍的重要手段（范芝芬，2013：100）。教育对女性是如此重要，但当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需要接受教育且资源有限时，女性经常因为性别被排在教育的第二顺位，还有许多女性停学打工供兄弟上学。这一现象体现了人们对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差异，女性被认为应该宽容、应该为家人特别是男性的前途牺牲自己。这说明性别不平等意识在农村根深蒂固，个体的教育机会往往由他/她的性别所决定。理论解释劳动分工制度、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可以对女性地位起到关键的解释作用。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提到过社会存在AB两面，A面代表的是生产性劳动，B面的是老人、孩子、疾病、照顾等等，女性往返于AB两面，男性却不被作过多要求，可以只呆在A面。换句话说，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用老话来说就是内外有别，男耕女织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但实际上，男耕女织掩盖了女性在农业生产方面作出的贡献，要知道，哪怕是与男性一同从事生产劳动，照顾家庭的重担却一点也不会少，女性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劳动，但却无法获得同男性一样的对待。美国女性主义者提出了“社会性成人”的概念。认为阶级社会趋向把男人的工作社会化，把妇女的工作家庭化，因此就产生了否认妇女的社会性成人的物质基础，从而统治阶级把女人限定为男性的被监护人（李银河，2009）。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并没有被当作社会成人来对待（李银河，2009）。这种对待典型地体现在参与政治被默认为是男性的责任，女性选举权在过去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被否定的。此外，如今也还有许多正式的社会用语当中将“妇女儿童”连用，如“保护妇女儿童委员会”之类，大家从来没有置疑过这样的连用有无问题，而这种连用法正是社会没有将女性作为社会成人来看待这一观念的反映。儿童的主要特征是非成人，并不拥有成人的权利和义务，将妇女与儿童连用，表明社会并没有将女性作为成人来看待（李银河，2009）。婚姻制度是男权制的另一个重要制度。中国农村婚姻制度中的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是婚后从夫居制，从夫居制度塑造了女性地位。“嫁娶”二字就能在某种程度反映结婚对男女性不同的意味。女性结婚称为嫁，嫁出去女性才有了家，男性结婚成为娶，将别人的女儿取进家门，前者是离开娘家进入另一个家庭，后者是通过付出彩礼得到了一个具有工具属性的女人。女人的地位由此得以形塑，对于娘家来说，女儿出生的那一刹那就已经能望见她的归属了，她始终要离开生长的家，去往另一个家，担负起生儿育女的职责，所以女儿与娘家的弱关联是能够被理解的，她的外来性早已因为性别被预设了。李银河将农民一定要生男孩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包括养老投资的需求，作为劳动力的需求；二是精神上的需求，包括继承香火，传宗接代，在村落生育文化中的满足感。第一个原因与从夫居制度具有紧密的联系，制度规定的出嫁女无法承担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只有儿子才能够延续香火。结合这一逻辑也就能够理解有外甥才有娘舅权力，因为娘舅权力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力，是在给予与收受家族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传宗接代之后，亲家之间在道德上产生了不对等性，即形成道德势能，从而使站在道德高位的人构成对站在道德地位的人的权力作用。（杨华，2012：290-292）而如果嫁出去的女儿并没有为婆家生儿子，娘家也会尽可能地催促女儿，为女儿感到忧心。这样一来，女性的工具属性就不断地强化，人们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也发生了分化，从而对女性低下的地位有一定的解释力。并且，只要婚后从夫居制这个制度安排没有发生变化，妇女的再婚自由权、法定财产权、未婚子女的归属这些本来已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权利，就还是会同男权制的习俗继续发生冲突，而且往往会落败。（李银河，2009）从夫居的制度还影响着家庭财产继承的传统。因为女儿迟早要成为外人，所以不管是在观念还是具体实践中，女儿几乎都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力。而在婆家，丈夫去世的寡妇一旦再嫁就会被排除在财产继承的可能之外，再嫁的寡妇如果涉及到财产的问题，必然会遭到婆家的关注。因此，财产继承制和其他制度一样，决定了妇女地位的低下，它使人们不愿意生女孩，它使社会观念变得重男轻女。小结社会制度形塑着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传统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女性总是被当做是附属品，她们生来就带有工具属性，娘家的教育、嫁到婆家后带有矫正功能的文化环境将一个个女性送上同一条人生轨迹。从夫居制度制造了女性如浮萍的命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上的不公正差异，流动的浪潮带来了新的希望，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改变了每一个中国女性的命运，她们走出小村镇，见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但浪潮并不总是顺流的，在家庭分离政策和内外有别的传统策略的作用下，婚后的女性被卷入逆流，她们被迫重回村庄，照顾家庭、从事不受欢迎的农业，形象上也被塑造成与新世界脱轨的人，需要男性作为社会家长替她们做决定。而今天的女性早已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在各个行业领域都有女性活跃的身影，女性自身的觉醒能够被明显地感觉到，但距离真正的男女平等，我们还有很远的路需要走，需要女性团结起来成为共同体，打破天花板，创造更多的女性叙事。本期阅读书单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2．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3．范芝芬《流动中国：迁移、国家和家庭》4．杨华《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5．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6．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7．林耀华《金翅：传统中国家庭的社会化过程》8．流心《自我的他性》9．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周诗琳丨天命，从民意中窥见周诗琳丨乡村家庭，开始瓦解•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转载需注明“行业研习”扫码

当先驱处于社会危机、战乱与变革的迷雾中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伸手拨开眼前的迷雾，却窥见仍然处于更大的迷雾中。先驱们意识到：迷雾的出现绝非偶然，只有找到背后的根源才能彻底驱除迷雾。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一条探索之路，一代又一代的先驱在历史这条轴上刻下他们的发现。在混沌中，寻找光是他们前行全部的意义。另辟蹊径：涂尔干的新发现在《社会分工论》中，如何考察社会分工的作用？如何观测作为内在事实的社会团结？借助法律这种外在形式研究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在何处？环节组织为特征的无差别的社会结构中，道德规范的标准是很模糊的，也就很难明文规定行为的方式和程度，那么“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构成了他们明确的生活体系”（涂尔干：2000，42），这种以相似性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中，犯罪行为是受到压制性手段制裁的。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细胞间的频繁冲撞撕破了彼此间的隔膜，小群落失掉特性变成大群落。现代社会竞争中伴随着劳动分工下的个体分化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以个人意识差异性为基础的有机团结中，恢复性制裁成为维护和恢复分工合作的方式。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是形成分工的决定性原因反而更像是分工现象所产生的结果？（涂尔干，2000；190）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有何缺陷？涂尔干在此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现代社会的人比古代社会的人更幸福。社会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时应该排除个人化的解释。在《自杀论》中，自杀的定义是什么？前人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往往定式思维般地采用个体心理学理论来解释，涂尔干却能跳出主流，把某一特定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自杀事件看成一个整体，分别研究非社会因素和社会因素对自杀行为造成的影响，采取了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借助贫民窟无业游民的自杀、老年的爱斯基摩人、革命的共产党人、战争中的难民等自杀行为的研究，用社会统计的方法将自杀分成了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和反常的自杀三种类型。他认为自杀是社会的产物：“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涂尔干，2016；340）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与群体的联系越强，那么这个人就更不会通过自杀来结束生命。《自杀论》进一步告诉我们，社会学不会从个人身上找寻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而是将个人与社会、群体、组织、家庭等建立起联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来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病态症状的根源是什么？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认为是个体对集体的依存关系不够紧密。家庭组织、宗教组织和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都无助于个人同集体间的融合。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能“把那些没有依附于它的个体纳入自己的轨道。”（涂尔干，2015；43）物竞天择：胜出的不一定是优秀的一方种族差异（就体质和心理而言）在各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中意味着什么？在德国东部，德国人和波兰人两个民族开展经济斗争中，为什么流出本地区的主要是德国雇工及其较高文明，在本地区最大的主要是波兰农民及其落后文明？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看来是因为两个民族心理和体质上的种族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韦伯，2018；88）不论在哪里，波兰人总会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一方面，德国东部主要是甜菜庄园，更需要季节性工人，并且由于德国雇农的大量出走，庄园主雇佣波兰民工和游牧民可以节省工资开支。波兰人处在异乡，面临的处境恶劣，能更好地被控制。另一方面，东部气候和土地条件下，农民为避免市场不利的影响最好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降到最低，波兰人完全能够适应这些条件，相比之下德国雇农早已不满足主奴关系，渴望迈向经济独立以及自由，因此在这场经济斗争中，劣等民族的波兰人取得了胜利。韦伯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独特的物竞天择过程中，一个民族兴盛，一个民族衰落。哪个民族更能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韦伯，2018；94）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针对一个统计问题展开论述：“为什么资本家、工商界领袖、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少有例外的都是新教徒？不管人数的多少或是否居于统治地位，新教徒都能够很好地发挥经济理性主义，而就算遭受了和新教徒同样的状况，天主教徒也无法展现出新教徒的那种能力？”（韦伯，2017；25）韦伯反对了当时流行的看法，即“宗教归属是上层建筑或经济根基的反映”（韦伯，2017；39）提出自己的观点：“一种习得的内在品质决定了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而这种后天习得的内在品质受到个人成长和教育方向的影响，而这一方向又受到个人故乡和父母的宗教氛围的影响。”在科学的入口处必须根绝一切犹豫阅读经典的过程大概是了解先驱思想最好的方式，即使跨越漫长的世纪，他们的思想依旧能够透过书页中的文字传递给我们巨大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向我们谈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他怎样评论，不管他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与偏见，确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向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1955；序）得知他与恩格斯决定共同钻研他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写成的手稿不能付印后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这是他们对待科学的纯粹。纯粹的思考，心无旁骛，让自己头脑清明是他们的第一追求。在《学术与政治》中，韦伯告诫年轻人说：“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讲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但是，在科学中的不断赶超，不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言“古之学者为己”。古时候的人求学，是为了充实自己的学问、道德来弥补自身这方面的不足，先修好自己，然后再等待时机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历史，任何一个想要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要有这样的勇气和作为科学研究者的使命感。《枪炮、病菌与钢铁》给我的震撼远比巨幕电影来得更宏大，仿佛身临其境般与作者置身于时空穿梭机在人类历史的轴线中穿梭，关于亚力的问题，作者认为具体的因果关系链是：地理环境差异影响了不同地域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和定居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带来了文字发明、组织构建、技术发展、病菌及免疫等表面决定地区优势的结果。跟随戴蒙德教授的指引，脑海里印着世界地图的轮廓，每一块大陆的情况都不同，都无时不受着自身所处地理位置、先天优势以及自身后天努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这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千差万别的斑斓世界。这背后的原因众多且复杂，即便是同一个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总而言之，用戴蒙德教授的话说“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重要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你得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生活，因为这里的现实生活很复杂。”（贾雷德·戴蒙德，2022；511）结语尽管已经读过的经典书只是沧海一粟，我渐渐地发现这个过程像是不同时代的大师手把手教我如何剥洋葱的过程。他们让我们知道每一个社会现象背后都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原因还包含着直接原因和终极因。世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整体，不同因素之间往往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剥洋葱的难度还会受到不同学科发展速度差异的限制。在互联网流量时代中，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现象本身而缺乏深度思考，因此对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一无所知，甚至不屑于知晓。然而，只有当我们明白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根本性质，了解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才能获得解决生活中复杂问题的钥匙。本期阅读书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自杀论》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潘嘉欣，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李诗婷丨社会的分工冉京鹭丨为什么发明枪炮的不是印加人？•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农村沉淀了几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农村进行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一种作为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努力之间具有强大的张力。在中国农村乡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社会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虽然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社会格局和社会关系并未发生改变，农民骨子里性格的深层次的东西依然保留着。中国农村是以家庭劳动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各农户在与土地相交换的基础下，建立起三种交换形式，一是由村落文化习俗所决定的，以亲情关系网络为载体的互惠交换。这种“礼尚往来”的交换方式与市场交换具有十分不同的特质。二是与市场（主要是集市）相交换。三是与国家的交换（在古代还表现在与地主、贵族之间的交换，在消灭了地主与贵族的今天，主要与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换）。（曹锦清，2000：280）小农与市场交换关系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从集体经济向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的转移，从农业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农村逐渐呈商品化趋势发展，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之中。作物产品，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劳动力本身和土地也呈现商品化趋势。然而，传统农民只拥有与周围的集市相交换的经验，并没有与国内大市场交换的经验。一方面，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民已与大市场（主要是农副产品销售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没有一个农户可以脱离市场而只与土地交换为生。另一方面，内地广大农民十分缺乏进入全国性大市场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规模狭小且分散经营的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很难对变化着的市场价格作出准确且有效的反应。（曹锦清，2000：355）地方市场网络处于中国市场体制的草根层：由社会力量单独创造的一个市场，在区域和地方一级存在。草根层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但在宏观经济的稳定面临危险、缺乏国家监管的情况下，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郑永年，2021：88）变化无常的市场行情使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不定，农民缺乏对市场经济的独立判断能力，使得农民无力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幻多端。此外，生产资料种类和价格飙高，农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农业投入逐年增加。农民的生活资料却呈现出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种类呈多样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商品与营销策略包围和奴役着农民，农民容易陷入消费的陷井，沉浸在消费主义短暂的快乐中。生产的农产品却难以支付昂贵的生活消费品，农民入不敷出，在市场经济的漩涡中随波逐流。城市消费文化向乡村的迅速传播所激起的新需求，是根本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的。正是这一新需求成为促使乡村劳力，尤其是青年男女向外流动的一个强大动因。（曹锦清，2000：78）他们过去依靠土地赖以生存的生计模式被打破，当农民无法依靠农产品和农业经济活动来维持生活成本时，为了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农村的青壮年不得不离弃土地，走上了颠沛流离的外出务工的道路。但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市场生产中获得的却是极低的劳动报酬，甚至不足以满足基本的家庭需求。他们在城市也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市场激烈的竞争迫使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没有能为自己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自由选择权和话语权。与此同时，市场资本的力量对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即土地虎视眈眈，资本家利用经济手段获取廉价的土地，农民失去了农村发展的根--土地，农民像无根的浮萍无依无靠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漂浮不定，徘徊不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民遇到双重的困难：一是分散且狭小的农户经济适应大市场的困难，二是依然习惯于“指令习惯”的地方官员适应市场经济的困难。能否创造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以完成这两大适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与规模经营。要达到规模经营和最大化提高人均产量，一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集体化（如双层经营与管理），二是通过土地私有化、兼并而达到规模经营。此外，建立起一个廉价且有效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体系以及将各农户提供的小宗农副产品集中加工与大量销售的体系。培育该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与销售体系，一是可以通过市场自发形成，但这一过程十分缓慢，且有可能使农民处于被“中间商盘剥”的境地。二是通过农户间的各种自愿的联合以解决在各自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共同问题，但农民缺乏平等协商合作的经验与能力，因而无法达到自愿的联合。三是地方政府对原来的职能部门（如农技站、农机站、种子站、水利站、畜牧站、供销社等等）进行改造，使这些“对上负责”的政府衙门转变成为“对农户服务”的体系。（曹锦清，2000：355）小农与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中国的地方政治，一方面受到村落人情主义的渗透，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谋利观念的影响。市场中的物欲横流把金钱关系带到村落，村落中传统的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人情关系也发生质的变化。在无情的市场经济冲击下，血缘亲情关系转换为农户间的物品与劳动交换关系。“现金交换”逐步侵占了原先属于“人情往还”的范围，同时人情往还的非市场原则大量侵入到经济活动，甚至政治与法律活动过程，从而导致经济低效与政治腐败的重要文化根源。另外，农民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质与劳务交换网络，农民依靠人情关系网络的社会交往准则来进行交换以解决在乡村生活的问题。在中国乡村社会，虽然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市场交换，但是也越来越注重宗族关系，重修族谱、重建祠堂。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农民退到宗族共同体以形成一种“组织”或“势力”，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名目繁多的杂税，出于对寻求相互保护和安全的紧迫需要，他们需要有一个“关系网”来进行自我保护。但是他们无法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退回到传统的宗教组织。中国市场契约关系和村落宗族血缘关系同时发展，农民依靠人情关系和“诚”来办事,但他们无法建立如西方市场经济的契约规则。这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社会公认的合乎由社会所积累的传统经验的内在的行为规范，礼经过教化的过程成为主动性服从于传统的习惯，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费孝通，2012:53）正如梁漱溟先生认为的中国习惯用伦理约束自身的行为，用道德约束社会，习惯于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而期望个人之自觉自勉，因而法律自不会发达，所谓法律，只不过是刑律。中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以礼俗代宗教。法治秩序需要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进行改革，改变人们长期受到的礼俗观念的影响和把外化的规则内化了的行为习惯，不能单靠法律条文和法庭。家与国的交换关系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农民缺乏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也无法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来建议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规则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中国农村社会依靠基层政权来管理事务。基层政权由国家授予权力，借助国家权威使民众承认其合法性，国家通过基层政权实现向下的管理活动，如下达和实施国家政策，向国家反映民意，让农民缴纳税收，成为国家和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农民则用“赋税”换取国家的“替民作主”，拥有国家承认的民主权利。基层政权处于国家与民众之间，具有割据地位，拥有一定的管辖权，这造成国家管辖权的分割。其在乡村治理拥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自行决定对于国家的指令进行筛选性听从，国家对基层政权依赖但又无法对其做实际性的监督和限制，同时基层政权的权力不受民意的监督，这容易形成国家管理的真空地带，阻断国家与民众的联系。某些乡镇政府权利强化，公然违反国家法令，部分行为主体超出宪政体制和法律上的规定，政权非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运作。此外，“乡规民约作为习惯法对国家法律（形式法）乡村的阻碍，同时也阻止了村民变公民。也因此国家政权建设受到阻碍，因为乡村基层政权与国家政权在争夺各自的管辖范围，后者往往难以强制前者，只能影响或者调节前者，甚至常常被前者利用来加强自己的权威，更加巩固自身的地位。”（张静，2018:117）在乡村，基层政权拥有绝对权力，甚至乡规民约大于国法，因此乡村政权建设缺乏法制化，政治权力不受制度的规范和法律的制约，容易造成政权内部的职能混乱，权力的越界和滥用，使得政治腐败现象逐渐滋生和蔓延。基层政权多利用政治角色的身份获得竞争优势，为经济角色谋取不正当利益，打破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实现垄断地位。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以默认。主要表现为这时部分乡镇干部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和相关的政策，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追求高指标的表面经济工程，向农民乱征收费用，兴建劳民伤财的基建项目。各级地方党政与部门在加快经济发展”名义下，搞“显示政绩”，大搞各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官僚主义作风泛滥。部分干部还利用法律和国家政策的空子来牟取私利，以权谋私，厚敛财富，谋求高消费。各种摊派罚款以提高职员生活待遇和应付各种应酬。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进入农村，地方政府实际处于“被动适应”的状况，如已由农户和市场承担的政府职能部门并未撤销，职能部门因所承担任务的扩大而急剧膨胀起来，为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而不断增设新的条条与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党政机构不断增多，人员不断扩大。地方党政机构臃肿导致效率低下，大多人浮于事，各机构的“办公成本”急剧上升，农业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支付党政干部的工资。中国农民向来具有“温顺”与“暴乱”两重性格，掌握权力的人谱写好了表演的剧本，但他们并非能完全控制舞台，当农民忍气吞声时，农民只是虚假地维持前台精心算计后的顺从，畏惧和谨慎的良好形象，农民在后台则对掌权人的议论诽谤和暗中讽刺，以及对公共秩序的否认。当农民经历长时间的忍耐和屈从后，他们的肩膀已不堪重负时，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这些反抗没有激进的公开对抗，也不具显著的新闻价值。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这些反抗行动本身的特点及其对手为保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造成了一种共谋的沉默，从而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全然抹去。（斯科特，2011:51）农民的反抗形成周期性的爆发，这种爆发表明了一种信号--他们以公正的潜在形式和实际理性的特定目标在经历长时间的斗争后形成致命风险的公开反抗的宣言。农民的反抗映射出该基层体制存在着农民忍无可忍的内部弊端。真正地清除党政腐败，只能从政治体制上想办法。一是要大力精简机构与人员，转变政府职能；二是要提高存留机构与人员的待遇与办公经费，包括适量的招待费；三是要杜绝行政机构搞创收，取消部门小金库。处于传统村落文化与市场经济双重制约影响下的行政村，要巩固和发展集体组织与集体经济，必须要以精神文化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反对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对集体内部的侵入，但又充分利用市场；另一方面，反对村落内部的家庭利己主义，同时充分利用村落内存在着的各种伦理资源。（曹锦清，2000：280）此外，国家应减少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建立现代税收和法律体系，授予民众公民身份，提高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行使监督权和表达权。黑格尔曾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只有到了晚期，当人们回顾已经发生的事件时，才能洞察和产生理解实，就像只有黄昏才能回顾白天的事一样。中国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社会需要如何进行现代化转型，农村要实现何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呢？时间不语，但最终会给出答案，中国农村社会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属。本期阅读书单1.

序言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对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通过阅读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自杀论》、《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几本经典著作，围绕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展开讨论。通过分析这些著作中的内容，并探寻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我将深入研究社会分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社会分工的定义与作用社会分工是指社会成员在生产、劳动和职责层面上的专业化和分工。它可以分为职业分工、工序分工、职能分工等不同形式。社会分工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充分利用各个人才的专业技能和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同时，社会分工也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塑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角色和地位，引发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多样性。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他深入探讨了社会分工的基本概念和不同类型，强调了社会分工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分工能够促进劳动力的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并带来经济的繁荣。此外，社会分工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社会分工，不同的个体和群体能够协同合作，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分工与个体生活的关系社会分工对个体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社会分工的实施，个体承担着特定的职责和角色，从而形成了社会中不同群体和职业的多样性和互动。社会分工为个体提供了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个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和专业技能。此外，社会分工也为个体提供了经济资源和社会保障的渠道，改善个体的生活条件和质量。然而，社会分工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过度的社会分工可能导致个体在专业领域过于狭窄，缺乏全面发展的机会。一些职业的高度分工化可能使人们面临心理压力和职业倦怠等问题。此外，社会分工也可能导致职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到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因此，合理调整和优化社会分工，使之兼顾个体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是必要的。社会分工、公共道德和社会发展社会分工与公共道德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社会分工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还涉及到职业伦理和个体责任的问题。不同职业领域具备了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职业操守，这些职业伦理的形成与社会分工密不可分。职业伦理的遵守和实践对于保持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又塑造了公民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个体在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身份，根据社会分工的要求来行使权利和责任。社会分工对个体的职责和角色有着明确的界定，因此也会对个体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参与产生影响。公民道德的合理塑造和实践有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社会分工也可能对公民道德带来挑战。职业道德失范、信息不对称、道德冲突和利益冲突等问题在社会分工中经常出现。此时，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制度，加强道德教育和职业伦理的培养，以维护社会分工和公民道德的良性互动。社会分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分工，不同的个体和机构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使得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地利用，经济活动更为高效地进行，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通过社会分工，人们可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合作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互惠互利。互相依存和合作的关系推动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社会分工还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特定领域的专业化和优势发展。这样的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和动力，让社会在各个领域实现差异化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过度的专业化和分工可能导致资源不平衡、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经济脆弱性增加。此外，社会分工也可能导致职业不平等、收入差距加大和社会分裂加剧。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社会应该积极引导和推动社会分工的适度调整，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均衡发展。社会分工、个体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对于个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社会分工，个体可以在特定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专长，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长空间。不同的职业角色和责任要求促使个体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在社会分工的体系下，个体有机会追求自己的职业梦想、实现个人价值和成就感。社会分工也为个体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选择机会。不同的产业、行业和职业领域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满足了个体多样化的就业需求。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追求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就。此外，社会分工还推动了技术和知识的进步。通过专业化和分工，个体在特定领域中的深入研究和工作经验积累，不断丰富和拓宽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这种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为社会创新和进步提供了基础。某些职业可能存在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个体需要不断适应和提升自己，面对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和技术进步。此外，社会分工还可能导致特定职业的就业机会有限，个体可能需要面对职业选择的困难和竞争的压力。社会分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社会分工，不同的个体和机构可以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力。社会分工使得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和利用，促进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提升。当不同个体和机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发挥作用时，可以通过互相依存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社会分工还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创新。通过将不同的劳动力和知识专长相结合，鼓励合作与交流，推动了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创新。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共同努力，加速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进程，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过度的分工可能导致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经济脆弱性增加，而缺乏充分的产业多样性可能使经济过度依赖某一特定领域，一旦该领域面临困境，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冲击。此外，社会分工还可能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一些高度分工的职业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一些低技能的劳动者可能陷入低收入和不稳定就业的困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社会分工需要适度调整和优化。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促进产业多样化和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以减轻对特定领域的过度依赖。此外，应当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专业素养，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分工的变化并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的机制，减少收入差距，缩小社会阶层分化，实现更为公正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小结通过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和贾雷德·戴蒙德等经典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分工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经济、个体生活、公共道德和社会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社会分工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繁荣。然而，社会分工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如职业不平等、心理压力和社会不平衡。因此，应该在合理调整和优化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个体和机构的专业素养，促进公民道德和职业伦理的实践，以实现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综上所述，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就如同宇宙万物都在按照彼此的规律游走，不同的维度也有可能存在相通的思维。刚迈进其大门，往后还有许多领域和各路学者的观点碰撞的不同火花等着我去探索。本期阅读书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自杀论》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民族国家与政治经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李诗婷，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陶丽娟丨社会学还有想象力吗？陈雨纯丨自由市场，开始坠落•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

序言经典之作就是反复阅读而不会令人生厌，经典智慧得到深刻的共鸣。而这样的共鸣，就意味着每每读后都能另有心得。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这些社会学大家无不汇集了大量的观念。在高中时就听历史老师讲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本书。怀着懵懵懂懂的好奇心翻看了这本社会学著作，以当时我的理解能力只觉其晦涩难懂。大学进入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后，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一经典，而我也只是想应付任务一样，草草读完了事。当我重新拾起这一本书时，其中的内容至少读过两三遍，但却总会提出这个问题：我原先真的读过吗？我想可能是因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它既出类拔萃而又平易近人，同时还可能有不同层次的重要性。既能强烈感染刚入门的专业学生，也能有力的吸引洞察最精微理论的行家里手。社会没有历史尽管劳动分工并不是晚近的事实，但直到上个世纪末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它的规律，在此之前，它几乎还只是默默无闻的存在着。不仅如此，分工这个术语也是由亚当·斯密最早创立的，后来的社会科学才把它运用到社会学中去。今天分工现象已经家喻户晓，我们也再也不能对它在现代工业中的发展趋势闭目塞听。现代工业拥有日益强劲的动力，机械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本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然而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情况，我们看到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治、行政、司法领域的职能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对科学和艺术来说亦是如此。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以哲学为唯一科学的时代，它已经被分解成许许多多的专业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目的、方法以及精神气质。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分工论》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开篇就向我们点明他要考察的主要是劳动分工的功能，确定分工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涂尔干，2020：84）对此，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个人变得越来越自主就会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要解决这种明显的矛盾现象，就要从社会团结转型过程着眼研究。这是因为社会团结的转型过程正是伴随着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劳动分工特有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涂尔干，2020：101）它超越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这意味着劳动分工会带来一种社会团结。那么，分工所产生的团结在何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呢？或者可以说，分工带来的社会团结在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过程中占据多少？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本身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很难测量。而对于这一“内在事实”的观察可以借助外在事实来展开研究。因此，涂尔干指出可以借助组织中最稳固、最明确形式的法律来考察社会团结的整合程度。（涂尔干，2020：105）作者按照系属于不同法律的制裁划分为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和纯粹的恢复性制裁。前者是对伤害了集体意识的补偿，后者是对社会关系的协调。由此，可以把社会团结分为两种，即与有组织的压制性制裁对应的机械团结，和与纯粹的恢复性制裁对应的有机团结。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中，集体意识是强有力的，它往往对应于社会的早期阶段。例如在封建专制、宗教统治的社会，个人更像是被社会所支配的物，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相反，由劳动分工导致的有机团结以个人的差异性为基础，集体意识为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那么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首先排除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分工不是由人们对提升幸福的愿望导致的，因为不同时代的幸福无法比较。社会分工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差异化竞争在保证共同生存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个人意识是社会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人的意识有不同的表现。作者认为，在分工形成以前，个人从事的职务五花八门，人格似乎得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因为那时个人的人格只是社会和种族赖以实现的中介而已。而在分工的社会中，个人虽然做着专门化的事情，却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的当下，传统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为了制止这种失范的状态，我们不应该竭力使不符合现有社会条件的传统习俗复活，而是应该努力寻找调和社会关系、更加促进公平的方法。同时在《自杀论》这本书中，涂尔干综合分析了“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与个人、遗传、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等多种关系。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探讨的比较多的是抑郁症引起的自杀行为。而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将其划分为好几种类型，利己性自杀、利他性自杀、失范性自杀、宿命性自杀，并在最后总结出自杀率与社会整合程度的关系：当社会整合程度较低时，容易引起利己性和失范性自杀；当整合程度较高时，容易引起利他性自杀。所以涂尔干认为只有加强集体的统一性，使个人置于被集体的保护之下，才能够有效避免，而这种具有这种集体功能的既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宗教团体，更不是家庭团体，因此只有可能是职业团体，因为它联系了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个人在工作中获得了自我满足感和认可感，以此可以巩固社会团结。在《社会分工论》进一步探讨分工的进步与自杀率过程中，涂尔干也认为我们的幸福状态并没有伴随劳动分工而得到增长，在劳动分工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有效而迅速的发展的时候，幸福反倒以惊人的比例在锐减。（涂尔干，2020：304）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这本书是涂尔干对于《社会分工论》中职业伦理的补充和延申，它将《社会分工论》提出的团结概念向西方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的社会史方向进一步铺展。涂尔干认为职业伦理是种道德特殊主义，它无关公众意识对它的看法，位于家庭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公民道德是职业伦理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那何谓公民道德？与职业伦理适用于职业群体不同，公民道德适用于政治群体。因此，在研究公民道德之前，需要先确认政治群体所处的政治社会是什么。由此引申出对于“国家通常追求什么样的目的？”这一回答，通常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个体主义的解决方案，二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解决方案。前者注重保护个体的权利，防止个体对其他个体进行非法侵越，使每个个体维持在其权利领域之内。后者注重国家应执行高于个体目标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论述中，涂尔干认为国家不断发展的同时，个人积极对抗国家的权利也同样获得了发展。虽然社会对一切个性的发展产生压制的效果，但是国家的主要功能是解放个人人格的。在涂尔干的整个道德学说中，职业问题始终是一种焦点。涂尔干认为，规范本质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治性规范，即卢梭所说的公民共同体下的每个公民个体，其权利在人民的形式上作为主权者，同时也作为国家的臣民，而必有其被规定的义务。第二类规范是对于职业生活来说，不同职业群体所履行的义务往往差别很大。这意味着公民道德与职业伦理不同。政治规范，于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一致对待的，而职业规范因个体差异会有不同的约束，这两种规范同时也呼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共同构成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公共的规范生活。宗教VS理性在我固有的知识储备中，宗教是一种超人间的特殊意识形态，与理性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宗教总与唯心主义挂钩，并且现世中也不乏因宗教信仰而导致过分狂热的行为，乃至引发战争和血腥的例子。但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书之后，我对于宗教中的理性因子有了新的认知。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立论，是从宗教精神对于现世伦理的影响的层面，探索资本主义缘起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萌芽，为何最终只在西方的社会土壤中扎根生长？古往今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韦伯则通过探究与宗教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继而探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伦理，由此开辟对资本主义的滥觞问题探索的新领域。何为资本主义精神？毫无疑问它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而本书探讨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虽然当下仍然没有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较为清晰的定义，那么对于其概念的理解则可以通过比较而界定得出。首先，资本主义是区别于传统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在传统主义之下，世俗的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当所拥有的物质资料已经满足了这些需要时，工作便可以停止；前资本主义时代里，利益是驱动人们积累资本的动力，利益是无穷无尽的，而人们对利益追逐的欲望也是无穷无尽的，由此人们很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而丧失理智；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充满了理性智慧。人们通常认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时代下，人性的贪婪会被无限放大，它会强化人的欲望，导致拜金主义的恶果。但本书中对于此观点作出了更为客观的反思，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天然具有的属性，但是由于缺乏道德和理性的限制，这种天性会导致欲望的泛滥，乃至最终反噬自我。笔者认为对宗教的信仰，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这种欲望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并非简单粗暴，而是遵循着规则和理性。简单来说，资本主义主张逐利，但是又抑制物质欲望，这看似矛盾，但是在资本主义复杂的生产运作中是真实存在的。而这个矛盾恰恰就是新教的道德伦理产生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是基于天职观念上的理性生活样式，天职是上帝指定给信徒的现世任务，人们自发自觉地履行天职，就是在增添上帝的荣耀，也可以对自己的蒙恩状态进行感知。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世俗生活中被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一独特的观念事实上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2017:54）上帝对人类所要求的并不是劳作本身，而是各司其业的理性活动。于是从事劳动成为上帝的意愿，劳动成了人们热心并称道的事情。教徒们认为职业是上天赋予个人的生存方式，人应对这种天职负责，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下，人们本着对上天负责的态度辛勤劳动，秉持着宗教道德的神圣感，不断地创造价值。这种职业观，它是资产阶级文化之所以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新教的体现则是禁欲主义。若信徒希望显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认真工作。如何证明自己认真工作了呢？新教认为对财富的占有量是衡量劳作的标准。因此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去赚取财富。但是，新教徒仍然反对人们享用财富。新教的禁欲主义要求人们不停劳作但是要限制消费。而这一点势必会带来资本的积累。由于花钱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要抑制自己购买奢侈品的欲望，人们因此会慢慢用财富来进行再生产投资，资本主义获得发展。反过来说，资本主义非但不会让人们对财富抱贪婪的心态，反而会压制一些非理性的贪欲。此外韦伯认为人应该遵从天职的召唤。他在《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也强调了这是他的信念，他本人也在努力贯彻这一主张，因此他的著作中充满了严谨、繁杂、不失枯燥的论证推理。在本书中，韦伯的主张鲜明，也不失价值偏好。在个人层面，他强调学术的价值中立，强调教师不应该宣扬自己的价值偏好，讨论的是学者和政治家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天职，从而在理性化的牢笼中找到一种不那么令人窒息的社会方案。他认为在揭示真相的过程中，无论真相多么严酷，不给人制造幻觉。但同时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或者狂热。社会历史演化规律在最通俗易懂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作者从社会史的眼光来回答“为什么起着直接作用的优势大多是在欧洲人这边，而不是在新大陆那一边？”“为什么发明枪炮、利剑挥舞，策马奔驰的不是印加人？”“为什么不是印加人把难以抵抗的恶疾带到了欧洲？”“为什么印加人不能打造出坚船利炮，拥有先进的政体和长达数千年的书写历史？”等等一系列问题。（戴蒙德，2022：59）根据这一系列的问题作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证：粮食、病菌、技术、政治组织、文字。作者认为因为欧亚大陆率先驯化了粮食、动物，然后欧亚大陆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人口有了增长相应的会出现行政组织，大概率出现文字。在驯化动物的过程中，病菌大多是从动物传染给人，由于欧亚大陆率先驯化动物然后适应了，然后对动物的疾病有了抵抗力，当欧洲人来到美洲的时候，导致了疾病的传播，从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土著人的灭亡。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就是公元前11000年，美洲和澳大利亚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全部灭亡，而欧亚大陆的动物存活下来，同时美洲大陆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并且没有欧亚大陆粮食的作物品种多，这些条件导致了欧亚大陆优胜于美洲。以上所得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定居生活、动植物驯化、农业发展、畜牧及病菌的产生、统一的政府组织、文字与技术发明等都是历史模式的近似因素。因此本书给出的终极的答案是：环境和资源的优渥滋养了西方文明在沃土上牢固生根，迅速结果，而非种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优势。这一定论让“种族优越论”支持者无从辩驳。今天书中描绘的人类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却早已远超枪炮、病菌与钢铁所代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时，仍然可以从其中的宏大人类历史叙事中寻找答案。本期阅读书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涂尔干《自杀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学术与政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行业研习社•本期作者：冉京鹭，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本期编辑：卷心菜•推荐阅读：胡可欣丨为什么研究生要阅读经典？郑金英丨当一个研究生读完100本经典•关于我们：我们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老师、博士生，以及从事具体行业的业余研究者，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背景，有丰富的田野调研或行业经验，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绘制中国行业的图景。•投稿邮箱：hangyeyanxi@163.com•注意：独家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