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我和三个文化机构都有联系，但都未深人参与。既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成员，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文化：中国与世界》创刊前和我讨论过，这个名字还是我最后和他们确定的，但我没参加他们的活动。

现在我明白了，当时再深一层的话他没说，他是要我们从小就懂得如何保护好自己，家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逆境，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要知道，万一那会儿我们有个什么闪失，不能指望任何人来帮助我们这样一个家庭。

当时还提出来一个罪名，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背了很长时间，叫“阶级异己分子”。这是当年很容易中伤别人的罪名。尽管我是店员工人出身，可是金作善说我从来有异己之心，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这对我的刺激非常大。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似乎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如果我疯了”这句歌词真带劲，真适合两个有志青年在大街上边骑快车边大声唱。对于有志青年来说，发疯是多么灿烂的事情，简直是义不容辞。

谭优学先生青年时追求进步，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后遭政治迫害多年，晚年才得以重返教坛，讲授古文。谭师每堂课都是全副精神，全副性情，嬉笑怒骂，所寄深广，经常令学子或一片哽咽，或满室唏嘘，或哄堂大笑。

1973年总理点名让我回北京，我当时在干校。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工作嘛。张纪之不知道李慎之是什么人。

我是在1946年夏天从桐城重回安庆的，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当时抗日战争胜利才一年，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可以过几年太平日子，但不到三年，中国便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50多年前，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写下了父母的惨痛经历，以《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名出版。

Hampshire，台译：新罕布什尔州）一个风景区的湖，租下了一座木屋，坚邀钱先生夫妇和我们一家同去欢聚一星期，那确是一次最令人难忘之游。二十多年后钱先生写下了一段充满着感的回忆，值得引述于下：

这几年常见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译在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放声大笑，那肆无忌惮的笑声没有改变贾先生的口气，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跟我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活着有等级，死了还有等级。”

“……今天是伟大祖国成立二十周年光辉节日，在这举国欢腾的大喜日子里，我们边疆儿女挥动红彤彤的红宝书，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激荡喜泪流，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78年6月11日我到了长沙，5月19日，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的那个大宅门。大姑姑保留了我下面的这封信，那一天的经历因此可以有一个较完整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