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价值上，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最强大最持久的政治哲学无疑是民本思想，它是以“社会”为“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的通约性。在中国的语境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表述为民本主义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一种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种表述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时代性转化。我们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可以找回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本思想，以实现政治思想、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相统一的民本主义民主。在政治制度上，相对于西式代议制民主，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政体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一样，民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价值模式，价值模式需要制度形式和实践形式去夯实。在政治制度上，相对于西式代议制民主，我们是民主集中制政体或组织原则，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靠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也就是党领导的人大制度产生一府两院，后者反过来对人大负责。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由此保障了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社会活力，否则大一统就难以存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了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形成了新型的政治-市场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在政治-市场关系上，有集中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比如五年计划（规划）、十年规划以及产业政策，也有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是事实上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上，有集中制的严格限制的领域，比如对政治类、法律类、民族类、宗教类的管理，也有登记备案制的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这也是事实性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无论是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大制度还是重大政治制度即中央-地方关系，抑或是宪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新型权力关系即政治-市场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贯穿的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理解改革开放后权力关系的“钥匙”——为什么不变的政治制度能有机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民主集中制就是各种权力关系的纽带或中枢神经。在政治过程中，相对于西方的“多数决原则”，我们是通过协商而达成政治共识，堪称“协商共识型民主”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相对于西方多党制下实行的“多数决原则”，我们是通过协商民主而达成政治共识，堪称“协商共识型民主”。共识民主概念也是西方学者论证的，原因是对“多数决原则”的不满。在现实中，比如美国国会立法，因为两党的对立，很多要求2/3多数的规定很难以达到，法律就无法形成。美国民众强烈呼吁通过立法形式管控泛滥的枪支暴力，但是民众的诉求就是得不到回应，原因就在于不能满足绝对多数。相反，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策，全民公决的简单多数就能通过，比如英国2016年的脱欧公投，这是由于英国两大政党不能协商而付诸多数决原则，结果根本性地伤害了英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福祉。比较而言，不迷信“多数决原则”的中国，各个层次的立法或者政策制定都实行协商民主。在全国层面的立法中，涉及国民切身利益的法律比如《物权法》的制定过程实行充分参与和协商，五年计划（规划）、十年规划也是充分征求专家意见和部门之间充分协商的结果。政府部门的政策一般关乎利益攸关方的切身利益，国务院有专门规定必须充分听取专家和民众意见。在基层治理中，中国有关于“民主恳谈会”的很多经典案例，这事实上就是协商共识型民主。在乡村治理中，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在基层单位管理中，协商共识都是比票决制更普遍、更管用的民主形式；即使两种民主形式都使用，一般都是先协商后表决，没有协商的表决得到的往往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或者是无结果式的无效治理。一句话，在中国各个层次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协商共识型民主的经验，无视这些宝贵经验而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也可以认为，协商共识型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治过程中的生动体现。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性的无效治理，我们是“可治理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不是摆设，不是用来观赏的，而是用来造福人民的。能够造福人民的民主就是真民主、大众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而有利于少数人的民主是寡头民主或者资本主义民主。因此，衡量实践中的民主只能依靠治理能力与治理程度，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的可以称之为“可治理的民主”，否则就是“无效的民主”或“无效的治理”。要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仅有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选举式民主是远远不够的，不仅是因为参与者的能力、力量有强弱之分——强势集团的诉求往往更容易得到实现；而且因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不仅是民众的事，还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者政党或者政府的事，政党-政府基于民众利益表达的自主性回应就是关键性变量，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的政治过程最终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基于民众参与、自主性回应、有效治理所构成的政治过程堪称“可治理的民主”。“可治理的民主”是一种兼顾大众权利与国家权力的概念，是真正的国家理论或者政治学理论，而只讲大众权利不讲国家权力的民主理论是去政治的、去国家的理论。在中国语境下，“可治理的民主”其实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理论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对于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集中制政体才可能实现有效治理。伴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党和政府自然有更充分的关于民众诉求的数据，一些民众的利益诉求并不必然通过“代议制”而得到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更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回到现实实践中，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出现普遍性的无效治理？关键在于有民众参与而无自主性回应，或者因“否决型政体”而无法有效回应，国家长期处于内卷之中，无论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美国控枪的难题，说到底都是有参与而无有效回应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普遍性的无效治理大多是因为采取了作为代议制民主主要形式的竞争性选举。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竞争性选举起源于封建制，国王不能搞定封建领主，封建领主组成议会以实现对王权的制衡。尽管国王和封建领主处于对立状态，但毕竟属于同文同种，比如通过战争、妥协最终达成共识而接受这套制度。但是，当这套制度即以党争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用在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这些国家尚处于封建制乃至部落制状态，国家认同没有完成，世袭土地制度仍然存在，结果党争更加强化了固有的社会结构，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根本得不到执行。比如，要修高铁，如何征地？强大的石油利益集团和汽车利益集团同意吗？无效治理处处可见。更重要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同质条件下出现的党争民主，在异质文化下就可能是分裂国家的制度性工具。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着民主化运动，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这也是理解目前乌克兰东西之间的内战、利比亚内乱的要素。历史政治学为中国民主模式找到了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民本主义民主根植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强大的民本传统为基础和资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华文明是一个基因共同体，是世界上唯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由此所产生的现代性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机制和政治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比如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连续性、民主集中制与大一统历史秩序的内在连续性、协商共识型民主与协商政治传统的内在连续性、可治理的民主与“致治”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换句话说，历史政治学为中国民主模式找到了历史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中国是引入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为核心的民主模式，那么自由主义民主、代议制政府、多数决民主等与中国历史文化是什么关系？无疑具有高度的紧张关系乃至对抗性关系，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毛病，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其实，美国民主理论家这样告诫追求民主的人们：如果既没有历史条件又没有现实社会基础，民主必然难以有效运转。改造了合法性概念的李普塞特也警告世人：竞争性选举的社会条件是均质文化而非异质文化，社会条件比民主形式本身更重要。正因如此，中国民主模式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高度的历史连续性，“历史的中国”这样的大型政治文明体才有可能享有与生俱来的自主性而非依附性，才可能以自己的条件而不是他人的条件、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人的方式去实现中国的根本性政治议程——人民民主。（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语言是文明“基因”的第一载体，每种文明都要通过它的语言来保存、显现和传递，因此每种文明的进退得失，也都可以透过它的话语体系来加以考察和检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思考中华文明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时，就有一个视角是不应模糊的：怎样通过自己的“话语”来认识自己的文明？当人们纷纷以“后现代”“现代”“前现代”直至古代的话语来描述中华文明的时候，现实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用奈斯比的话来说，当前的“中国故事”缺少相应的“中国话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发生着一个奇迹般的“中国故事”：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不久前甚至连欧洲也希望中国伸出援手解决他们的债务危机……总之，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那么，什么是与这个中国故事相应的“中国话语”？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等各式说法，力求给予解释和预测。当然其中既有善意的，也有敌意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用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对它加以科学的表述、概括和提升，从而给世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说明呢？这就是一个“中国话语”的问题。我们也许能够感觉到，在这个“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严重的脱节，甚至有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社会上，有“国学主义”“儒家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等多种主张，众说纷纭，良莠杂陈；在国际话语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有很多具体话语还仅仅停留于现行政策、策略的表层解说和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让外国人明白晓畅的，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透彻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其整体文化内涵和文化形象也似乎远未鲜明到位。就是说，虽然中国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我们自己的话语却略显贫乏。而对于有些外国人来说，你越是这样，他就越是觉得难以琢磨，甚至越会以己度人地表示怀疑了。问题出在哪里呢？应该说，问题出在如何跨越话语中的“文化鸿沟”上。一方面，很多西方人尚未以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理解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尚未以时代性的世界语言描述好自己的中华文化。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包括其中蕴含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都可以在彼此间的交流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漫长的历史在缔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哲学传统。据我的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有面貌，是以人为主体，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思考方式，和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取向的人文精神。这一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学说的相互交流和汇合之中，就已经孕育并生长起来了。中国的哲学传统包含儒家和道家等思想要素，但并不归结于儒家或道家，更不等于其中某一家。简言之，这个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因此它不仅是古代的，也是近现代的。这种汇合百家、与时俱进的哲学风格，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具有了宽广、从容、机敏而厚重的胸襟气质，对内对外都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这样的哲学精神为底蕴，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不怕改变自己，而是处变不惊，乐于和善于学习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东西，兼容并蓄以成就自己，从而造就了“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中华文化。每条江河都有始终，而海洋则永不干涸。这就是为什么在几千年里，中华民族百遭磨难而终不溃散，中华文明几经变迁而绵延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今天的中华文明依然伟岸的内在力量。深刻理解和把握上述特征可以想到，在当今世界上，中华文化的哲学底蕴将有可能更加显示它的深厚魅力，为新形势下的文明对话和创新，提供一种富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语境。（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美好生活”，一个通俗而又影响巨大的话语，正在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同时也成为我国新时代发展的新战略。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人学内涵应予以深刻的揭示，对美好生活需要应予以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用新的观念引导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建构，不仅需要满足，而且需要引导。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导向和生活状况。对美好生活需要作出认真的审视并作出合理的引导，这是建设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发展的引导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发展的引导首先是新发展理念的引导。理念的存在是隐性的，但其作用和影响则是明显而巨大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围绕的一个核心、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围绕这一中心，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问题，阐明了关于发展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守这样的发展理念，追求的生活应当与新发展理念相一致，应将这些发展理念具体贯彻到生活的追求上。其次是新发展阶段主题的引导。新发展阶段的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区别于以前发展阶段最显著的标志。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发展中的“数量缺口”逐渐填满了，“质量缺口”还较大；过去“有没有”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现在“好不好”的矛盾突出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开始向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发展，人民群众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品质要求日益提高，这就要求从“数量”向“质量”转换，显著增强我国发展的质量优势。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既是由新阶段人们需求的变化引起的，又会引导新的需求，使需求的“质量”向高层次发展。再次是新发展阶段目标的引导。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为此，党中央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并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用共同富裕的目标来引导需求，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美好生活的建立，不能只关注和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而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需要及其满足上，切实体现共同性。价值观的引导美好生活及其需要作为一种理想性追求，内含心理、伦理、情感、风俗、习惯等因素，但核心是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美好”需要。在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上，不少学者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一些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对什么是美好生活提出了许多较有启迪性的思考。如美国学者德尼·古莱在其《发展伦理学》中就提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等于物品的富足，应当与幸福相一致，“如果不联系人类幸福的内涵，就不可能做出生活质量高下的判断”。这样的价值观对于美好生活及其需要的引导确实是有益的。在对待美好生活问题上，应当注意划清需要与欲望的界限。由人的生存发展所提出的正当需要是应力求满足的，而不切实际的欲望则是绝对不可助长的，因为这样的欲望是无法满足且永远不会满足的。“欲壑难填”，即为此意。加强价值观的引导，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利益的调整与引导。因为价值观不外是利益的文化表达。在现实生活中，由其根本利益所决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价值追求有其共同之处。但由于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阶层、群体日益分化，因而各种主体又对美好生活有不同的诉求，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要有效地引导需求的合理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利益问题，协调好利益关系，化解好利益矛盾，从而在各种需求和价值观中间画出最大同心圆，找到最大公约数，以利于美好生活的建设。生活逻辑的引导现实生活中的逻辑是多种多样的。市场有市场的逻辑，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日常生活有自身的逻辑，人的生存发展也有自己的逻辑。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各种逻辑都存在，但最为强势的还是资本逻辑，它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社会生活的发展都影响巨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怎样看待资本逻辑？还是要回到资本逻辑的本性和功能上来。首先应当肯定，资本既然有创造文明的功能，那就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在创建美好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资本既然是资本，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这就要求恰当地驾驭资本，合理引导资本，防止资本盲目发展。无论是发挥也好，还是限制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明确的，即让资本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美好生活的建设和需要的引导，最重要的是遵循和贯彻人的发展逻辑。所谓人的发展逻辑，就是人自身发展各种需求、要素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它反映的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其规律常常在现实中体现为人的发展及其需要的顺序性、层次性、有机性。美好生活及其需要应当建立在人的发展规律基础之上。需要指出的是，生活的各种逻辑也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美好生活的建构中，无疑要突出人的发展逻辑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排斥其他逻辑的作用，让市场逻辑、资本逻辑充分发挥其正能量作用，这正是美好生活建设之所必需。人们自身素质提升的引导美好生活不是社会发展自然演化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既然是创造，就离不开主、客观条件。在特定历史阶段，客观条件是既定的，美好生活的创造主要取决于人。要创造美好生活，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就来自人的发展水平，即各方面素质、能力的发展水平。真正的幸福美好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一致的。尤其是伴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美好生活越来越突出精神文化内涵，这就对人们精神文化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不断提升素质、能力水平，才能达至美好生活。当然，关系总是双向的，人们素质、能力的不断提高，又会促进需要的变化，推动社会生活不断变革、发展。美好生活就是在这种互动中向前推进的。需要强调的是，美好生活的创造不是一般性地要求提升人的素质、能力，重要的是使人的素质、能力对象化，切实“改变世界”。因为幸福美好生活不是自然降临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美好生活的创造与“中国梦”的实现是一致的。美好生活创造的过程也是新人成长的过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在劳动过程、实践过程中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炼出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伴随美好生活的创造，一代新人也会脱颖而出，这正是美好生活所显示的人学意蕴。（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深化发展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优势，创造性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进入了崭新阶段。党的领导决定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生命力，要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处、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细处，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积蓄强大能量。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向前发展的根本前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整体工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根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与党的初心使命密不可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发展人民民主的优良传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契合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相互连通、一脉相承，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和昂扬的发展态势。坚持党的领导决定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创立的，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党提出的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作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党的领导贯穿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保障党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理念、方略和目标得到切实贯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运行程序、规范要求等不断得到落实，从而通过广泛商量、汇聚共识、解决现实问题，建设具有广泛性、持续性、真实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起推进治国理政的最大合力。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能够在各方面实现和各环节体现，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打造为观念上靠得住、实践上行得来、高质量的民主形态。领导优势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领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确立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理念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工作优势，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和活力。不同于西方竞争性的选举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彰显党“以人民为中心”领导理念优势的民主，它的发展始终落脚在党为人民谋福祉的目标之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治国理政的具体实际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贯穿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取得新成就。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恪守了“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发挥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领导理念优势，把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出发点。党在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追求，强调各种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坚持充分发扬民主，高度重视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政治生活的全过程中有持续广泛参与的权利，从而使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都能充分反映人民意愿、充分实现人民权利、充分保障人民权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人民民主的深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自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党的群众工作优势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本质要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和人民具体联结方式的崭新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做好群众工作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成功范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为了搞摆设、做形式，而是体现了广泛性的要求，反映了充分性的特质。在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工作优势，把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各项政策，通过不断扩大民主范围、丰富民主标准、拓宽民主路径，努力寻求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高质量运转增添动力。实践谱新篇：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更加行稳致远，就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各领域和各环节，落实好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各领域和各环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走深走实，首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加强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要牢牢把握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条主线，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始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领域和各环节，确保党的领导作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得到有效发挥。其次，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实践中，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得到充分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同时，党的各级各部门要厚植党的组织体系，以党内民主的发展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增强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生力量，实现党的领导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同频共振。坚持用制度建设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保驾护航。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推进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更好发展，要坚持依靠制度、用好制度，深入推进制度创新。具体来看，就是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革创新破除阻碍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从而建立起能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回应时代问题挑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要抓住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渠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积极探索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有效形式和途径，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时，要牢牢抓住基层这一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的制度建设，及时把基层群众关心关切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事项提上制度安排日程，构成一套科学、完备、稳定、管用的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还要积极关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系列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加强网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等诸多路径的相关制度建设，把不断拓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路径方式的要求纳入制度化规定的轨道，通过制度的不断健全和有效执行，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及时性、系统性、预见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焕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勃勃生机。党的领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注入了坚强动力，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优势所在和根本底气所在。没有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无从谈起。要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全局出发，加强党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推动党的领导优势转换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优势，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开启“中国之治”的新境界。（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都有谁？大体分为：干部与群众，只有干部与群众形成“组织化合力”，形成多元协同共治的格局，才能形成乡村振兴强大的主体力量。然而，我们在全国的基层调研中，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干部干，群众看”，甚至出现“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为什么干群关系出现如此这般的不协调？是哪些因素引起了如此的反差和不协调呢？基层干部的“忙累”一些基层干部“忙、忙、忙”，“累、累、累”，这种现象似乎众所周知，但这是为什么呢？其深层的制度性、体制性原因是什么？第一，层层加码的“任务下传机制”。当代中国急剧的全面现代化赶超进程，急剧变革流动的城乡结构，都使传统的权力集中、权力推动的“压力型体制”充分发挥了作用，也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能充分展现，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基层治理中的“压力无限叠加”。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从中央到基层，五级政府工程任务，都必须在乡村基层加以实施完成。而为了保证工程任务的按时保质完成，各级地方都有把任务完成的时间和数量“层层加码”的冲动和激励。第二，层层追查的“责任下卸机制”。在县级党政部门与乡镇政府签订各种“任务责任书”的同时，完成任务的各种“责任”，基层干部也必须“全盘接受”。上级党政部门接下来的“任务”，往往是频繁地检查监督验收，并附带上越来越细化繁琐的“量化表格”，这便导致一些基层干部要把80%以上的时间用于“填表作台账”。第三，“任务型干部”的忙碌与基层群众并没有多少组织化联系。“干部干，群众看，群众给干部提意见”之所以存在，在于农业后税费时代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干群关系嵌于其中的社会结构同样发生了变化。“干部在忙乎什么呢？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基层群众的质疑：工程任务是从“上面”规划布置的，工程资金是从“上面”拨付安排的，工程质量是由“上面”检查验收的，对负责工程干部的考核奖惩，也是由“上面”决定实施的。这便形成了大量的“体制内空耗”现象，基层群众的知情和参与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而像基层干部整日“在忙乎的工作”，例如土地整理、房屋拆迁、修路修桥、厕所改造、文化广场建设等，都是一次性的工程项目，并且大都是由政府“大包大揽的”，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并没有持续性的组织联系。基层群众的“离散”基层干部在忙于完成上级任务时，基层群众在干什么呢？基层群众都在忙乎自家的生产和生活，而这与基层政府和基层行政行为并没有多少固定联系。这个问题在农业后税费时代日益凸显，而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第一，农民行为的个体化。分田到户后，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寻找各种各样的打工机会，成为在城乡之间“往返飘荡”的农民工。但农民进城打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化行为”，与体制内的政府行为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决定了农民工与城乡的基层政府和干部，都没有办法建立日常性的制度化联系。第二，农户家庭的“离散化”。自农业税费全面取消后，彻底地解放了农户家庭的集体责任和组织化联系，除了个别困难农户的低保补助和危房改造，要与乡村干部打交道以外，农民个体彻底“原子化”。一批又一批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而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乡村导致了农户家庭的“离散化”。我们采访过一个农民工，她本人在北京打工多年，她丈夫在山西太原搞建筑，他们的孩子在山西芮城县农村由家里老人抚养，夫妻俩集资在芮城县风陵渡镇购买了商品房，夫妻俩多年来在首都、省会、县城、乡镇和村庄之间奔波流动。这便是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常态”，乡村基层干部又能在“哪里”与他们建立紧密的日常联系呢？第三，个体化的离散群众并没有多少需求与基层干部建立组织联系。从城乡二元的管理体制来看，农民工身处城乡二元之间，“哪里有路子就去哪里”，成为城乡“两不管”的庞大人群。乡村基层政府“见不到人，想管管不着”，城镇基层政府“能见到人，但没办法管理”。从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来看，乡村振兴的项目工程，县乡政府“大包大揽”；从项目的立项、规划、建设，到项目的资金、监督、验收，全由体制内政府一手包揽，基层群众只能“静观其变”，绝少参与。这一方面导致乡村振兴中基层干部落实工作时“难做”，因为找不到“基层群众”；另一方面导致基层干部与群众关系出现疏离，有的甚至渐行渐远无联系。如何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对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来说，适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变化，推动城乡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稳定基层干群关系的社会基础，亟待深刻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改革。第一，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稳定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秩序。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城乡之间流动性社会的格局基本形成，其中就包括2.8亿多的外出农民工。而要稳定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就必须加快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改革，使城乡居民各得其所，各安其职，能够稳定长期地参与基层治理。特别是要改革城乡二元的制度隔离，从顶层设计上加快城乡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保证在城镇中长期打工的农民工，能尽快获得当地城镇户籍并享受平等的市民福利待遇，同时不以强制农民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为前提，解决农民融入城镇化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尽快开放城市居民进行乡村居住创业的渠道和市场，在严禁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土地和建大别墅的前提下，推动城市居民自愿到全国各地乡村居住择业，促进城市的人才、资金和技术自由反馈乡村。只有在城乡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城市有生力量返回乡村，城乡人口各安其所，形成较为稳定的城乡基层社会结构，才可建构较为稳定的城乡治理秩序。第二，巩固乡村基层民主自治，提高乡村社会自我组织化程度。急剧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地撕裂瓦解了传统的治理结构，不断下沉的国家权力，伴随着政权下乡、法律下乡、教育下乡、医疗下乡及各种各样的公共工程下乡，彻底地击穿了传统的“中介联系组织”。乡村社会呈现出日益严重的“原子化”和“离散化”。推进乡村振兴，在合村并居和撤乡并镇中，必须重新巩固乡村社会的民主自治制度，把乡村民众重新组织起来，壮大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力量。如加强乡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建设，保障进城农民的土地权利和代际利益；加强生产性合作社以外的农民权益保护组织，保障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加强乡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机制，保障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权利，增强基层政府和干部对乡村社会负责的力度。第三，拓展基层群众监督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渠道空间，构建基层干部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制度化机制。现行的压力型治理体制，不但造成了从上而下的“大包大揽”，也导致了基层干部普遍的“唯上是从”，更加疏离了干群之间的关系。基层民众对基层政府的运转和基层干部的行为，基本上是不知情、不了解、不参与，更无从持续性监督。因此，应加强基层县乡领导干部民主选举和民主评议的权重，加强乡村民众对乡村干部考评的比重和力度，倒逼基层干部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基层干部走向民众的制度合力。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建构稳定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加强基层乡村的民主自治组织建设，真正让基层政府和干部对乡村社会负起责来，才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长久之路。（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今天没有人讲得清中国经济史的大图像，尽管我们许多前辈和同人作了杰出的研究，但也多是对单个地区或单个话题，有特别的了解。只有了解自己完整的过去，一个民族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今天。而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是了解这个民族过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并进行国际比较。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按当今的标准看是十分落后的。例如，我们发现按1990年美元测算，明代人均GDP约为920美元，清代约为760美元，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水平。注意以上美元计价的绝对值取决于古代与现代的货币比值，按照实物产量乘以当今世界物价计算，以上收入水平更低。作为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经济价值，是远远低于现代人的。战争中生命牺牲的经济成本比今天低很多。第二，从北宋初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在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元代大德四年）之前已经落后于东罗马帝国，1400年（明代建文二年）前后被英格兰王国超过；1750年（清代乾隆十五年）之前，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而言是重要的负面因素。客观评估古代经济发展是为更好地了解现在展望未来。以上发现是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长期努力的结果。如何解释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人说，我们的发现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也有人甚至据此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那么辉煌。这些说法都错误地解释了我们的发现。我们的发现是说，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只是从公元1300年左右开始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开始落后于英格兰王国，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那么辉煌。相反，这说明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加早熟，古代社会达到人均发展水平的高点比我们之前的认知更早，中国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也早于世人的认知。那么，如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比之前认知的更加早熟、落后于西方的时间段比我们的认知更早这一发现？我个人倾向于做如下解释：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很早就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超级稳态。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早就在意识形态上达成统一的国家，西汉时期就已经达成了这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也相对成熟得非常早。又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没有受到太多外来者的侵占和攻击。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相对稳定，以孔孟之道为核心、意识形态相对统一的大一统体制和政治经济结构。这种结构使中国的经济很快就达到了增长的潜在水平，进入到一个稳态之中。由于中国社会相对稳定，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崇尚多子多福，中医又有较为发达和早熟的保健和生育技术，这使得人口增长得非常快。这样一来，中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大而不强、稳定又相对脆弱的帝国形态。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落后于世界，而是说明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比较独特的一支。据此，有一个推论就是，中国如果没有和外界发生直接的交流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因为中国的人均GDP下降，但劳动力并不短缺，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创新需求不足。尽管在中国的个别地区如江南的人均GDP相对较高，但是不可想象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局部地区出现资本主义体制，而整个国家仍然是封建体制的状态。目光转向今天，中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发展？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稳定性和生命力，这种自洽的、稳定的文明体系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产生了自我革新和自我变更的动力，促使中国近代以来发奋自强、逐步开放，最终带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成绩。研究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目的是展望未来。研究过去让我们懂得了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更加让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这正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坚持改革开放的动力。（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大公共产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各国民心所向。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21年全球发展倡议，中国为破解发展难题、解决发展赤字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力量：推动国际发展到全球发展新转变当前，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全球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面临严峻挑战。世界银行2022年《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硬着陆”风险上升。不仅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远未解决，部分国家和地区甚至因疫返贫、因疫生乱，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了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在现有发展框架下，南北合作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不及承诺数额的一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还远远落后于全球步伐。不仅发展中国家原有发展进程停滞倒退，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新的发展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2021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20年，全球有7.2亿至8.11亿人面临饥饿，比2019年增加了约1.61亿人，数据表明，在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未在既定轨道之上”。世界经济疫后复苏步履维艰，部分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上升至多年高位，美欧加息给全球经济带来滞胀挑战。发达国家中也有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社会问题频发。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全球供应链紊乱加剧。南北各方对于全球发展赤字仍存在认知赤字，割裂的全球意识成为制约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障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呼唤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根据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疫情造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17个目标进度放缓，部分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人类发展指数三十年来首次下降。过去的国际发展机制仍以西方为重心，少数发达国家把持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充分展现了中国重视共同发展、推动实现全球发展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方案：全球发展与“一带一路”双倡议齐发力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双方案，把促进共同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形成了新发力点和新结合点。可以看到，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维度内容高度契合、进程相互对接、平台相互促进，契合了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符合全球发展规律，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国际倡议，为新时代发展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根本遵循。在合作理念上，“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作为理念创新，为新时代发展合作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根本遵循。2030年议程是全球193个国家的谈判共识，充分表达了世界各国的关心关切，为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下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提供了共同的话语体系。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最核心的理念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中国的理念与世界的需求相结合。1994年，中国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第一个发布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急他国之所急、想他国之所想的共情之心没有改变。全球发展倡议核心是推动共同发展，以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行动导向“六个坚持”为内涵，以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重点领域上，2030年议程17项目标与“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高度契合，全球发展倡议与2020年联合国“行动十年”规划彼此呼应，聚焦减贫脱贫、粮食安全、经济复苏、教育卫生等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提供“21世纪的解决方案”。围绕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如何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双倡议在重点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通过发挥“一带一路”倡议重要平台作用，重点打造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合作建设一项项大手笔重点工程和一个个“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与全球发展倡议一道关注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不断增强当地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世界银行《“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预测，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帮助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为全球发展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在议程设置上，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中国将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在重点专项规划中予以明确和细化，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有效对接。大力开展新时代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合作平台。另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系统携手合作，《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等文件已经转化为务实行动，中国还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战略协作，同小岛屿、内陆、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进程协同。中国已经同世界2/3的国家和1/3的主要国际组织形成了“一带一路”共识，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启动标志着倡议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一步。中国智慧：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全球发展议程已经进入倒计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必须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属于世界，把握全球发展脉搏和迫切需求，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旺盛活力。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进一步实现相互促进、协同增效，需要从三个维度推动落实。一是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释放南南合作潜力。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尊重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遵循务实合作的行动指南，把握数字经济、疫苗合作、互联互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发展机遇，开展联合自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要求发达国家言行一致，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新经济形态和新发展模式，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和社会恢复与发展。二是联合发达国家，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鸿沟。2015年7月1日，中国成为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成员。经合组织秘书长古里亚称之为“互惠互利、知识共享的历史性变革机遇”。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出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发挥了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G20扮演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主张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动力。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复苏采取的措施和国际发展承诺将决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发展道路，直接影响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发展援助承诺，实施负责任宏观经济政策，遏制高通胀向全球蔓延，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共同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反驳西方对我遏制打压、攻击抹黑的同时，推动南北合作和三方合作。三是加强和发挥联合国作用，践行多边主义。继续推动联合国将发展置于议程核心位置，将践行多边主义贯穿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各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反对意识形态划线和发展问题政治化。坚持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继续坚持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国际发展合作格局，在多边发展框架下推动和引领全球发展合作的话语体系建设、知识构建、范式研究。推动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专家智库、媒体等积极参与落实2030年议程。总之，通过对发展问题“再聚焦”、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再承诺”、对全球伙伴关系“再提振”、对国际发展合作“再激活”，中国为缩小南北鸿沟、破解发展不平衡提出了“路线图”，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加速器”，为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强大合力。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本书研究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全球传播问题。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数字技术与文化相互关系这个时代大背景，以及从数字文化的消费、创意、生产和传播角度观察到的大场景，由此提示这项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工业革命以来，那些技术创新和应用密度高的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而那些技术创新和应用较少的产业发展滞后。长久以来，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缓慢的低效率产业，因为文化创意和艺术创作等，基本特征是“纯人力资本投入”，基本上没有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不能得到技术赋能，也就不能得到较快发展。最近半个世纪，数字技术进步强劲，并展现出与文化产业的高度适配性。数字技术以极快速度和极大能量，全面赋能文化产业创意、生产、传播、交易、消费全链条，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力。数字技术极大赋能于文化消费。数字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携带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极大扩展了文化对社会的渗透度和影响力。消费者无论阅读能力如何，无论财富能力如何，都能用较低费用获得以数字形态提供的多元文化服务。手机和平板电脑的便携性和移动性，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快节奏、时间碎片化、空间移动频繁的特点。消费端的搜索技术使消费者能在网络海量的文化产品中随意选择他们各自感兴趣的内容。文化消费在消费者时间分配中的地位明显跃升，文化消费的地位更加重要。《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全球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研究》，江小涓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数字技术极大赋能于文化创作和生产。数字技术将个性化的文化创意创作灵感与强大的平台能力相结合，汇聚了巨量的创作与传播能量，海量内容以令人惊叹的速度生产出来。那些文化创作“专业”能力不足的人群，也能将极富创意的灵感转化为文化作品，分享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时尚、情怀及梦想等等。数字技术极大赋能于文化传播。智能分发技术极大提升了文化产品传播的精准性，帮助生产者寻找到喜爱自己产品的消费者。数字压缩技术带来信息传递的长距离、高速度、大容量和高可靠性，使得文字、声音、图像等文化内容突破地域限制，在网络空间中抵达任意地点。特别是5G技术提供的低时延高通量通讯能力，极大拓展了数字文化内容传播的容量。并不受地域限制，向全世界消费者提供服务。数字时代，文化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和分享的，不可能属于少数人，文化的普惠属性极大加强。技术培育出简便的创作工具、丰富的表现形式和畅通的传播渠道，构成了广袤肥沃的文化土壤，各类民众审美追求、生活品味、自我表达和文化关系等都能发育和成长，搭载各类蕴意和情怀。数字文化已经是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娱乐方式。数字时代也有文化高原的隆起，见多识广求新求变的消费者促使文化提供方不断提升艺术水平，创造精品并构建出文化高地。数字时代当然也有文化高峰，最深刻的思想、最有难度的艺术成就和最个性化的艺术形态，总有少数人愿意挑战，数字时代不会例外，高峰耸立激励有志者奋斗攀登。中国数字文化市场是全球最有活力和鲜明特色的市场之一。中国市场之大，网络用户之多，可以容纳多个创作和传播平台，使大型平台的优势和激烈竞争的优势能够并存，催生频繁创新，提供大量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市场之大还能容纳大量的小众创意起步、生存和发展，构成多彩图景。数字时代，传统文化是重要的产业资源。作为传统文化数千年一系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厚多样，文化知识存量巨大，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能够萃取获得和转化创新的文化资源是海量和多元的。数字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以新创意和新设计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当代审美、当代价值观，开发出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和表现形态，向世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当代价值。得益于数字技术创造的便利与效率，中华传统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持续创造内涵丰富的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了当代国人的文化消费内容，极大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将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源源不断呈现于世并永久传承。本项研究希望能够向读者呈现出这样的场景：数字技术如何全面赋能于文化领域，造就今日之繁荣景象；人类文化需求如何被激发出来，汹涌澎湃，给数字技术如此广阔的用武之地。希望能够向读者传递这样的理性和信心：技术与文化将继续相互加持，彼此成就，对技术发展方向和文化创新传承产生深远影响。（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本文为《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全球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研究》序言，发表时有删节）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很多“符号”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但人们又往往对其一知半解文化犹如空气，充满生活的天地，滋养着人们的生命，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周易》中有一句话：“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还有一句话：“百姓日用而不知。”文化就充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时常是：它知道你，你却不认识它。这就说到本书的意图：帮助人们认知身边无处不在的文化。本书从“天文”说到“人文”，从天地人神鬼说到蠃鳞毛羽昆，从古说到今。内容非常庞杂，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很多“符号”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但人们又往往对其一知半解。大家都知道：道教一般把太上老君奉为始祖，而太上老君又被认为是老子。老子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吗？他是如何成为太上老君的呢？关羽本是一位历史人物，但我们常见道观或寺庙中供奉着关羽像，关羽是如何由人变成神的呢？为何儒释道都推崇关羽呢？行云布雨的“龙王”是随着佛教出现的一种信仰，你知道“中国龙”与“龙王”的区别吗？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在正规的道教典籍中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被人们视为一对夫妻的呢？在古代，北斗是如何“导航”的，古人是如何根据天象进行四方定位的？古人如何夜观天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的眼睛为何那么大？大型青铜神树上的鸟是太阳的背负者？三星堆还有哪些未解之谜……《符号里的中国》，赵运涛著，中华书局出版通过符号来了解中国文化本书涉及儒释道以及第四空间民俗信仰，无所不包，在编排与分类上力求系统：儒释道的人物造型符号包含着各自的文化发展史，动植物的吉祥元素符号既有士大夫文化，又有民间文化，传统岁时节日与传统神秘图式也都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等等。除了内容体系化，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图像丰富。读图时代，图像的应用更能让我们直观地了解古代中国。全书近三百幅图像，可以说，每一幅图像也是一个符号，其背后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有些图像不符合画中历史人物的朝代，却符合图像产生时代的特征。比如孔子像，校园里常见的“叉手礼”的孔子像实际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汉画像中都还没有这种礼仪，更别说孔子的时代了。还有常见的露着大板牙的孔子像，这实际是受“圣人异象”思想的影响的结果。另外，还针对一些图像纠正了一些“误读”。比如龙生九子中的“霸下”，也就是常见的驮着石碑的乌龟，明朝流行说法说它是龙的儿子，于是它的造型就越来越像龙，成了龙头龟身，而从留存的古画来看，宋以前它就是乌龟的造型。书中所涉及的符号很多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但人们往往对其背后的文化支撑不甚了解。为了解开这些符号的“密码”，作者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探究。日常见到，书中读到，一旦解开某个符号的“密码”，当你再遇到，相信定会为其文化底蕴所折服，同时极大地拓展自己的审美空间。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符号里的中国，就是可以通过符号来了解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形成共同体的，只要你接受了中华文化，就融入了中华民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文明一直没有断绝，无论谁来了，都会为其折服，成为“我们”的一分子。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沉淀，凝聚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诸多符号。了解了这些符号，也就了解了古人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以及传统文化对今日之影响。总之，传统文化离我们并不远。读罢本书，你就可以略知古今，并随时随地了解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了。相信这可以让你的“日常”充满趣味。禅宗说“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运水搬柴，无非是道”。这本书讲的是传统文化，但落脚点是解说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符号和现象。不脱离生活，方有趣味；不人云亦云，方有深度。这正是本书的追求。（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左宗棠全传》是秦翰才先生研究左宗棠诸多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秦翰才（1894—1968），名之衔，字又元，号翰才，上海陈行镇人。秦翰才先生的一生是平凡的，长期以来只是一位级别不高的文职人员；秦翰才先生的一生又是令人敬佩的，他并非专职的历史学家，只是一位文史研究爱好者，却倾其一生执着地收集有关清代大吏左宗棠的史料，沉浸于左宗棠的研究，形容他为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一点不为过。秦翰才先生自述好读名人传记及其著述，年轻时浏览了左宗棠的年谱、家书、文集，倾慕他的功绩和为人，又遗憾世间颇多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传记，同为中兴名臣，却独少左宗棠的研究著作，于是开始留意搜集左宗棠的史料、专心研究左宗棠的生平，日积月累，逐渐成了他职业之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1936年，秦翰才先生开始动笔写有关左宗棠生平事迹的札记，这也是《左宗棠全传》撰述之始。1949年初，《左宗棠全传》结稿，前前后后写了十几年，四易其稿，期间正逢抗日战争，秦先生历经流离颠沛，南下香港、西走重庆、北赴甘肃，生活本已艰辛，搜集、保存资料更见困难，著述之难可想而知。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又逢解放战争，生活仍不得安定，秦先生自述：“痛我生之不辰，亦慨是书之作，始终与鼙鼓为缘也。”让人钦佩的是秦先生并未因此放弃他的研究，他以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坚持他的这份事业。图书资料散失了，花钱再买；初稿留在香港不知下落，执笔重写。除了左宗棠研究，秦先生几乎心无旁骛，没有其他嗜好。《左宗棠全传》，秦翰才著，中华书局出版作为一生呕心沥血研究而得的成果，秦先生共完成了5部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著作。除《左宗棠全传》之外，还有《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外纪》《左宗棠轶事汇编》等，总计160多万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左宗棠全传》了。没想到《左宗棠全传》的面世竟然历经沧桑，充满坎坷。1941年10月，《左宗棠全传》完成第二稿，香港中华书局有意出版，遂送稿排印。不巧的是当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书局顾虑时局变化不测，书版保存困难，遂将书稿退还作者，并“约俟事定再印”。第二年，作者返抵桂林，由于路途不便，《左宗棠全传》书稿留在香港朋友处，未敢携带。战争期间，音信不通，书稿一度不知下落，但秦先生并未灰心，决意重写，后来得知书稿由香港朋友带至上海，大喜过望。由于二稿之后又觅到不少相关史料，秦先生自谓原稿有不少缺憾，一改再改，直至1949年1月，完成了本书的第四稿，也就是如今出版的这一稿。这期间由于时局动荡，书稿出版一直未能如愿。全国解放后，对左宗棠的评价总体趋于负面，左宗棠的传记无人问津，也是可想而知的事。一生呕心沥血之作，只能束之高阁。秦先生所著研究左宗棠的5部书稿，命运最好的当属《左文襄公在西北》，此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社会反响一直很好。王震将军由于长期驻守新疆，对左宗棠征战新疆、开拓大西北做出的历史功绩十分熟悉，并且有很高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界对左宗棠的认识和评价有了很大变化。198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将军在会见左宗棠后裔左景伊时，谈及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特意提到了秦翰才的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要左景伊找一找秦先生，显然王震将军对秦翰才先生和他的著作有很深的印象。遗憾的是此时秦先生谢世已有15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对左宗棠的评价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关左宗棠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得到社会的重视。想起秦翰才先生花费毕生心血完成的作品《左宗棠全传》手稿仍藏于图书馆书库内，一直没能出版，秦先生的子女深有父亲遗愿未了之憾。2004年，秦先生之子秦曾期先生不顾八十高龄，亲自来到上海图书馆，希望能复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左宗棠全传》手稿，帮助整理，寻求出版机会。笔者此时正主持历史文献部门的工作，欣然同意，并亲自参与了大部分书稿的整理。没想到手稿整理工作虽然颇费精力，寻求出版却更不易。真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10年，似乎出版仍然遥遥无期，秦曾期先生只能以自费打印的方法印出少量《左宗棠全传》整理稿，分送亲友。幸运的是中华书局得知此稿历史因缘后，欣然接收了书稿，《左宗棠全传》完稿60多年后终于可以正式问世了。（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原副主任。本文为《左宗棠全传》序，有删节）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曾经有人用“低人权优势”（劳动力供给过剩，缺少议价空间）的概念来对比中国和西方的劳动力状况，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更多人把这个概念引申到广阔的社会领域中。一些人说中国重视集体主义，这就是一种“低人权优势”，换言之，就是对个体生命的不重视。而西方，特别是美国，更重视个人权利，更关注个体生命，因此，他们在人权方面的成本高，和中国竞争会受到限制，等等。这些说法在西方成为攻击中国的一种常规套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更有一些人用诸如《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来强调西方对于个体生命的珍视，极力渲染美西方社会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扬，认为个体生命在西方是高于一切的、是神圣的，并由此试图用所谓“低人权优势”来对中国进行否定。这些说法极为简单和粗陋，却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影响了不少人的观念。新冠疫情在西方大范围传播，持续对于个体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不仅大量人口染疫，也有大量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在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80万人。而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全力防控。中国的新冠治疗等都是免费的，显然是将对个体生命的关怀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这与美西方的抗疫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一些西方媒体这时显示出让人吃惊的一面。他们在分析中国抗疫状况时，竭力宣称中国保障多数人生命安全的清零政策经济代价巨大，是不可持续的；而西方大量人口染疫并死亡，反而被认为是一种保持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他们肯定西方“与病毒共存”策略具有“韧性”，人员的染病或死亡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反而将中国重视和关注个体生命、用清零方式保护更多个体健康，视为是中国可能在和西方竞争中落于下风或即将失败的征兆；认为西方的抗疫举措是一种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为。清零对于个体健康的关怀，被这些西方媒体认为是经济上不划算的，因此，他们劝告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如BBC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分析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论述：“短期来看，随着欧美持续放开并适应与病毒相处，经济需求将被释放；与此同时，实施零容忍政策的亚洲经济体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即如果不放宽限制，经济地位可能会受到实质性损伤。”最近几个月以来，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论述，关于奥密克戎冲击的报道中，这样的说法更是普遍。似乎美国出现80多万人的死亡，反而是没有了拖累，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更具优势。同时，西方的媒体报道对由于染疫出现的死亡表现出一种听天由命，甚至是冷漠、淡然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低人权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无视个体生命的死亡和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冲击，反而用淡漠和无视来获得一种对于中国关怀个体生命的“优势”。这显示出西方社会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大量人口的病痛和死亡，同取得经济与竞争优势相比，似乎是更不重要的。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当然是难以被接受的。而这种说法在西方的流行，正好说明了之前对于中国指责的虚妄和片面。现在看来，一些西方政府的抗疫举措，正是一种利用“低人权优势”来获得经济和全球竞争好处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实际效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广泛质疑：大量人口染疫，社会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由此想在经济和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说明，西方一旦遇到真实的挑战和严峻的状况，所谓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就成为一种空洞的说法和没有现实根据的宣传。新冠疫情的现实发展，戳破了西方之前对于中国的无端指责，反而让西方用“低人权优势”来描述自身。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有些地方存在某种机械式“按规定办”的现象，即上级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在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按规定办”问题。从表象上看，“按规定办”是基于地方治理中政府不知道如何办理、不敢办理、不愿办理而引发的，实际上是与政府治理的自身特点、纵向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明晰和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遵循工具理性的行为逻辑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跟政府制度供给和政策规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情势的变革有关。近些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层治理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性问题日渐增多，基层治理的难度也随之不断增大。面对日渐复杂多变的基层治理情势，虽然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都在不断地增加基层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给，但是由于各级政府现有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规定通常是在新的治理难题出现后才出台的，使得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理难题，在短期内很难由制度供给和政策规定来化解，所以，上级政府给予基层政府按规定办的回应成为上级政府回答基层政府请示时的次优选择。纵向政府间权限和责任划分不明晰也是导致“按规定办”问题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央地之间的事权划分逐渐明晰。但是，我国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定位和事权划分并未明晰，很多原本应该由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的决策权由上级政府掌握着，基层政府在很多事务的处理上需要向上级政府请示，而由于上级政府对很多基层事务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这就使得上级政府很多时候选择以简单的“按规定办”来回复基层政府。“按规定办”问题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上级政府怕被问责而导致的消极不作为的表现。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上级政府在积极作为和主动担当的同时，可能也会因为在部分经济社会事务上的决策失误和行为不当而引发不良的后果，为了有效规避因做出决策部署而可能被问责的风险，他们在面对基层政府的相应请示时通常会选择做出要求基层政府按规定办的模糊回应。“按规定办”也是上级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决策能力有限的反映。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面对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请示，上级政府和上级部门在很多情况下通常会选择要求基层政府按规定办来掩饰自身在部分事务决策上的能力不足，基层治理权限配置结构上的不合理使得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难以及时有效地处理治理难题，很多问题也因为治理方案的迟滞而错过了最佳的治理时机。“按规定办”也跟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为推脱责任而导致的事事都请示有关。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由于基层治理事务繁杂，很多基层治理事务的处置缺乏明确的规定。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通常会选择向上级请示如何处理原本应该由基层做出决断的问题，基层政府逐渐形成了向上级政府“请示授权”的习惯。而基层政府选择“请示授权”或者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既可以化解治理难题，也可以避免因为问题处理不当而承担的风险。面对基层政府不管大事小事和难事易事都向上级政府请示的做法，很多上级政府也就策略性地做出要求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按规定办的回复。（作者为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公共治理研究》2021年第6期）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数字化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特征。随着中国率先布局数据要素并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一系列围绕工业经济的秩序将会被打破，一些传统的经济金融理论将会被改写。中国所推行的数字时代金融创新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金融的核心是信用、杠杆和风险，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信用体系、杠杆计算的方式和风险控制的模型。因此，我们即将面临的是金融体系的全方位的变革。这不是华尔街的金融体系，也不是以往的互联网金融所能够涵盖的，而是需要依据中国特色来进行创新，走出中国的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道路。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内外两个大局，是我国金融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围绕这一目标，面向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把握国情基本盘，树立中国金融理论自信。我国有经过历史检验的制度优势，能够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以“有为政府”协同“有效市场”，能够以国企立稳、以民企促活，能够打破三元悖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创新之路。现阶段我国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些举世瞩目的成果为发展中国的数字时代金融理论奠定了基础，无论是金融管理者还是专家学者、从业者，都要在我们的制度自信基础上，树立金融理论自信，敢于开拓进取，从金融的本质出发，依据中国经验提出并实践中国的数字金融理论。第二，发挥超大市场优势，用金融创新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群体。本书数据显示，中国有4亿人属于中等收入人群，大致相当于欧美日的总和，拥有多达12亿的互联网网民和超过11亿的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2019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2019年人民币信贷余额是全球第一，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托管余额均位居全球第二。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启动高质量内循环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大量的产业生态还在较低水平上循环，迫切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来提升产业生态水平，促进高质量发展。《走向“十四五”：中国经济金融新格局》，《径山报告》课题组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第三，迎接国际环境变化挑战，用数字科技促进金融双向开放。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博弈与对抗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长期化、复杂化。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金融业也必须抓住在内外经济循环之中重构金融秩序的机会。我们要主动应用数字科技，创新金融监管模式和服务模式，促进金融双向开放。第四，抓住数据要素市场化机遇，探索利用“五全信息”的金融新框架。数字化基础平台实际存在“五全特征”（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并给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五全信息”。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积累信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搜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是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跟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正是这种“五全”特征的基因，当它们跟产业链结合时，就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信息、全流程的信息、全价值链的信息、全场景的信息，成为具有高价值的数据资源。有了“五全信息”和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金融业就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并可以基于此发展金融科技，构建金融新框架。但是，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任何金融传统的宗旨以及安全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技+金融”，还是“金融+科技”，都不仅要把网络数字平台的好处高效地用足、用好、用够，还要坚守现代金融形成的宗旨、原则和理念。金融科技有两个基因，一是互联网数字平台的基因——“五全信息”，二是金融行业的基因，在一切金融业务中把控好信用、杠杆、风险的基因。互联网运行有着巨大的辐射性和无限的穿透性，一旦与金融结合，便既有可能提升传统金融体系的效率、效益和降低风险的一面，也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的一面。金融创新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原则，必须持牌经营，必须有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必须有运营模式要求和风险处置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是“坚持系统观念”。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这一原则也是构建数字时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必须遵循的，我也衷心希望金融业的同人能够前瞻性思考，办好金融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也希望大家以本书为起点，广泛讨论、大胆创新、小心求证，开辟我国数字时代的金融行业新局面。（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从另一角度提供了观察近代北京风情的窗口随着北京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科学领域区域研究与城市研究方法的成熟，北京这座有着光辉历史、厚重文化底蕴的城市逐渐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北京学”近年已趋于显学。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宅京之地，北京不仅是历代公文档案、正史、实录、地方志注目的“首善之区”，更通过数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记录或追忆，积累了大量野史笔记、日记年谱、诗文小说等材料。晚清民国以降，随着现代学科范式之下的文史研究的兴起，其中部分史料得到整理、汇编。此外，欧美、日本人士游历北京所留下的日记、风物志、旅游指南、新闻报道、语言教科书等，亦从另一角度提供了观察近代北京风情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资料整理工作再度起步。而伴随“北京学”的兴起，关于北京传统文化和各类专门史的成果开始涌现，代表性著作为2000年出版的“北京历史丛书”和2008年起面世的“北京专史集成”。总体上看，“北京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对比国外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维也纳、东京）的研究和国内“上海学”的成果，作为城市研究的“北京学”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仍不无差距，与其政治、文化中心及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相匹配。可以说，目前“北京学”研究仅仅还只是起步。《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夏晓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将目光聚焦于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作为政治决策中心的北京，却曾一度落后于沿海口岸。然而，时至世纪之交，随着政治革新与学术变革的深入，作为政治上、文化上新旧阵营角力的要冲，“京师”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时期的北京，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政治事件的刺激，社会转型加速，文化界亦出现了诸多新因素，如：白话报刊的登场、宣讲演说的流行、文学改良的兴起，等等。本书的目的在于：将晚清北京视为一个“文化空间”，探讨其间各个社群在各种场合运用多样表达方式的共生关系。不同于主要作为新知识、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意义更在于新旧共生、士庶交涉、旗汉杂居，传统政教与近代文明相交融。这一文化空间，既不失其固有的政治资源，更在清末“中西学战”、新旧社会冲突、上下关系变化、中外习俗更迭等一系列文化转型过程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光绪、宣统之交的京城，延续着此前数百年京师士人交游的文酒风流与学艺风尚；但更重要的，则是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之外，孕育着崭新而折中的文化取向与社群空间。社会改良思潮受到政治变局鼓舞，随着报刊舆论的伸张，科举制度的废止，倾向新学的知识人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是文化活动“眼光向下”：借助白话宣讲、注音简字、小说戏曲、国民教科书等新媒介，士庶文化的交汇趋于频繁，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另一方面则是学堂、阅报社、图书馆等近代意义上人际空间，以及马路交通、供水系统、警察等公共设施的出现，则预示着民国以后作为社会运动中心的北京文化空间的雏形。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成果，本书既不是纵向的历史线索的梳理，也不是就某一主题开展横向的多侧面的探讨，而是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充分利用报刊、档案等原始材料，力图深入晚清的历史情境，研究具体的文化人物、事件、机构和相关的文学文本。这些具体问题虽看似指向各异，然而都代表着其时北京文化空间的某一面向。借助这些既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散点”，本书力图交织呈现晚清北京这一特殊历史横断面的文化生态和城市性格。这种尝试的必要性，既来源于对目前研究现状的反思，也是基于晚清这一特定时期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而形成的策略。本书虽将时空设定于“晚清北京”，但选取的人物、事件、文本等却均于1900年后展开。也即是说，就北京城的现代化而言，我以为,其最初的启动与庚子事变直接相关。由此引发的变化，关涉到女子教育、白话报刊、司法改革、现代公园等在晚清北京的萌生。由于论述时段相对集中，书中各文也呈现出相互交织、彼此呼应之势。尚需说明的是，清末与民初，就国家形态而言，应分属两个时代，但二者在诸多层面的延续性却也分明可见。本书中因而不乏横跨两个时段的论述。（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俗话说，“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规等,是指家庭或家族中长辈对子孙的垂诫和训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宗族地位，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很大一部分是为政者教育子孙如何修身做人、立身处世、为官从政的垂诫，从中可以彰显出为政者的官品与官德。《诫伯禽书》就是这样的一部家训。《诫伯禽书》的作者是周公，周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成“成康之治”的主要决策人。那么，《诫伯禽书》又是缘何而来呢？周武王灭商后，把周公封在了鲁地，但周公因为辅佐朝政，没有就封，而是让儿子伯禽代为就位。《诫伯禽书》就是在伯禽去封地之前，周公告诫儿子的一段话。《诫伯禽书》把如何从政提到“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开中国古代仕宦家训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成文的家训。《诫伯禽书》的主要内容：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周公，清人绘。从这部家训，既能看出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更能体悟出他的为政品德。第一，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周公曾为见贤人而“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建设国家，恢复生产，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制作礼乐，镇压反周势力，消除周边隐患，安抚商朝遗老等等，可谓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就连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回去接着洗，所以一沐三握发。甚至吃饭也在处理政务，吃一口饭，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又有客人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后世一些有志向的政治家，也以周公的精神勉励自己。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在《短歌行》中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就是以学习周公吐哺的精神，抒发自己思贤若渴的心情。第二，谦虚谨慎，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是指言语行动要小心谨慎。作为领导者立言当慎，不仅仅是威严所系，更重要的是关乎社会成本。《礼记·缁衣》记载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说的是，君子用言论来引导人们，用自己的行为来阻止人们的不良行为。所以，君子讲话一定要谨言慎行，行动一定要考虑后果。这样，百姓就能出言谨慎，行动小心。除非时机成熟，势在必行，但凡涉及全局层面的政令都要慎重。朝令夕改，必然会引起社会运行机制和轨道的转换以及黎民百姓行为和心理的调适，而转换和调适的过程，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周公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务必要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遇贤才的作风。据《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教导成王勤俭执政时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不要贪图安逸奢华生活的名训。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国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他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他的教育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伯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了民风淳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清明有双重意义，是节气，是节日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清明，具有双重意义，是节气，是节日。《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三候，一候，桐始华，清明来到，随着清芬怡人的白桐花开，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二候田鼠化为鴽，是时阴气潜藏而阳气渐盛，至阴的田鼠，因烈阳之气渐盛而躲回洞穴，至阳的鹌鹑类的小鸟，开始出来活动了。三候虹始见，虹，阴阳交会之气，纯阴纯阳则无，若云薄漏日，日穿雨影，则虹见。清明春光明媚，草长莺飞之景象，顺应了大自然的律动。“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清明是个重要的节气，由于寒食诸风俗事象的融入，清明遂由天文节气，演化为一个习俗众多，且富有情趣的人文节日。清明源于寒食节。在古装剧中，清明时节，入夜之时，定有一更夫敲锣疾呼：“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因为全天第十五亮星，因属东方苍龙七宿的心宿，也叫心宿二，在二月二“龙抬头”后，“霸占”了邈邈星空，这是两颗著名的红巨星，能放出火红色的光亮，在中国古代，大火星的出现，让人们产生恐惧。据《周礼》载：“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按《周礼·月令》，主管春季的是木德之帝大皞，木行之神句芒，这一帝一神皆属木，皆惧火，是时，又有大火星“助阵”，按古人阴阳五行生克关系，春天最易起火，所以《周礼》中有遍街摇木铎而禁火的风俗。是时，又是易火时节，《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临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唐宋习俗，清明前一日禁火寒食，到清明节再起火赐百官，称为“新火”。《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刘宝楠正义引徐颋《改火解》：“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迄于汉，废于魏晋以后，复于隋而仍废……盖四时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须改火。亦用以比喻时节改易。后来有介之推的传说，赋予寒食节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春秋时，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后母陷害，曾由大臣介之推陪同，颠沛流离19年。重耳继位后，原想报恩于介之推，不料将介之推及其老母，烧死在山西介休县绵山的一株柳树下。第二年，那株被烧掉的老柳，复又碧玉妆成，秀嫩千条，柳丝袅袅，竭而重荫。“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缅怀介之推忠君爱国，功成身退的奉献精神，清正廉明的政治抱负，隐不违亲的孝道品德，重耳赐之“清明柳”，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下令禁熟食三日，留下一个寒食节，又称禁烟节、冷节。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沿袭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从释怀寄情、哀而不伤的扫墓，到“游子寻春半出城”的踏青，无不体现了阴阳和谐的文化传统，彰显了慎终追远、敦邻睦族的孝亲传统。寒食静静地融入了清明，寒食滋养了清明。除了讲究禁火、扫墓，最初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寒食节遗留插柳、踏青、荡秋千、吟诗作画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游艺活动。柳为寒食节象征之物，原为怀念介之推追求政治清明之意。一为插柳，一为簪柳，一为植柳。早在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就有“江淮间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门”的记载，《奉天通志》载：“清明，插柳门首，小儿女皆折嫩柳，曲作连环簪头上，名曰柳树狗。”是日，家家藏柳，户外植柳，妇女头上簪柳，男人身上佩柳，儿童吹柳管（俗称柳哨）。故民间有“清明(寒食)不戴柳，红颜成白首”之说。又有于河畔植柳之俗，是日排长队于河堤，且舞且歌，每隔十二步插柳两株，然后继续踏歌前行，又十二步又两株；十二，乃一岁十二月之象征。“清明一霎又今朝，听得沿街卖柳条。相约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彩云翘。”清明柳，袅袅嫩嫩，把清明打扮得清清明明，生机蓬发。清明习俗——蹴鞠清明节又称踏青节，或称踏青草清明节又称踏青节，或称踏青草，古人谓之“青履”。《淮南子》称：“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周礼》说：“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令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变合也不必禁止，郑玄认为，这是“重天时，权许之也”。“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就记载了清明踏青，男情女恋，而让唐代风流倜傥的诗人崔护惆怅终生的故事。清明踏青，既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的乐趣，也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的热闹，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则栩栩如生地记载了春日郊游的非常景象：“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门，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内，“歌儿舞女，遍布园亭，抵暮而归。”打秋千，本为汉武帝后庭之戏，用作祝寿之词的“千秋”，正式倒语为“秋千”。唐天宝年间，每至清明，宫女们欢欢喜喜登上秋千，上下凌空，彩衣绣裙迎风飘扬，体态轻盈优美，宛若仙女从天上飘飘而降。唐玄宗看得高兴入迷，因而呼之为“半仙之戏”。“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阳春三月，天气最适放风筝。古时将放风筝视为消灾祛难的手段。不能去拾别人的风筝，以免沾上晦气。也有人在放风筝时，把所有烦恼写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蓝天，认为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清明是诗节，清明如画廊清明是诗节，清明如画廊。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千古诵读。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不失为如织如绣一幅画，如浸如染一首歌，耳聪目明一支曲，亦是清新俊逸一首词，质朴真切一出戏，流利畅达一小品，读来尤为清明增光添秀。亦可改为一首长短句(词)：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节游艺活动缤纷绚丽，有一首民歌，是清明的忠实记录：三三三月里，三月里是清明，打秋千，放风筝，祭祖上坟茔，桃杏花开柳条又发青，小蜜峰采花芯，花芯乱动……这时气温升高，万物复苏，春天如画似彩，农事已进入春耕时节。（作者分别为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吉林省政府文史馆员，吉林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生育率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是一个各国普遍观察到的现象。同时观察到的事实则是，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则导致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潜力，拖慢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由于研究者对于生育率变化决定因素的规律尚未充分认识，在解释这种不对称乃至对立的因果关系方面颇显捉襟见肘，构成一个所谓的“生育率悖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结果，也是符合一般规律的现象。与此同时，低生育率及其导致的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后果，也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果。“解铃还须系铃人”，生育率适度向2.1这一更替水平（即可以把人口稳定在长期不增不降水平的生育率）回升也需要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国际经验，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恰当的表达指标即为人类发展指数。按照设计初衷、理论定义和统计方法，人类发展指数从内涵上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在统计意义上是更加丰富反映经济社会进步诸多指标的一种集成，在促进途径上要求把社会流动和政府提供社会福利进行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得到不断提高，这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基础上，立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果。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初次分配领域突出激励和效率；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在再分配领域更加强调公平。可见，人类发展指数体系和提升机制与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一致的，也是打破“生育率悖论”的实践抓手。然而，正如经济增长并不能指望“涓流效应”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样，通过促进人类发展推动生育率回升也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现实制约，在政策实施中更贴近问题，才能取得实际效果。在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这个规律性的驱动力，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驱动力。随着政策的不断放宽和辅助配套政策的激励，那部分被抑制的生育意愿终究会被释放出来。通过设计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并予实施，中国生育率回升的潜力是巨大的。第一，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固然提升很快，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765，位于“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行列中，并且人类发展水平的排位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位更加靠前；但是，距离生育率可能回升的转折点水平仍然有差距。一般来说，生育率触底并且回升的情形，至少要发生在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0—0.85之间，这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行列。第二，在人类发展水平一般性提高的同时，还需要特别关注提升性别平等程度，才能创造出生育率回升的更直接条件。这方面，中国虽有良好的基础，但进一步改善还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要求，这七个“有所”既与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方向是一致的，也对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有更为广泛的覆盖。顺应新发展阶段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一般规律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再分配力度明显提高、社会福利体系加快建设的发展阶段；从特殊针对性来看，中国在未富先老国情下形成的极低生育率，提出了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促使生育率向期望生育意愿回升的紧迫需要。中国作为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曾经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也可以创造最大规模的生育率回升，从而打破“生育率悖论”。（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揭示了两个答案之间的关系，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这两个答案，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揭示了百年大党长盛不衰、风华正茂的奥秘所在。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两个答案之间的辩证关系。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内在统一、一脉相承。首先，两个答案的理论基础是统一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两个答案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其次，两个答案的目标指向是相同的。我们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这是我们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接受人民监督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再次，两个答案的检验标准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对于我们党而言，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的成效，都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标准。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与时俱进、不断丰富。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这两个答案的内涵在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中不断丰富发展。自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给出第一个答案后，我们党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人民监督。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因为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对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实现了我们党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升华。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体两翼，需要统筹把握、系统推进。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得出和贯彻两个答案的重要保证。推进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是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三是坚持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推进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上。我们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不断拓展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的方法路径，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2022年03月30日《人民日报》。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颁布了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而且矛头大多指向大企业。之前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立法者为何认为企业规模大就是垄断。而让我更感困惑的是，西方各国政府无不希望国内企业做强做大，可同时又反强反大，这岂不是让企业无所适从？大约20年前，我曾用三个月时间研读美国经济史。说是研读，研究其实不深，主要是读。不过，对美国的反垄断法例，倒是作过一些思考。我发现，美国反垄断起初也是针对大企业，只是到了新世纪前后，他们才调转枪口不再反大，转向反不正当竞争。为何前后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回答此问题，需要了解美国出台反垄断法的背景。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碾压中小企业，盘剥消费者，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民怨沸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1890年通过了第一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谢尔曼法》作为母法，与后来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一起，构成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可想而知，美国在那样的背景下推出反垄断法，当然是反大，而且重点是针对三类所谓“掠夺性定价”行为：一是大企业为获取暴利相互勾结而达成幕后协议，通过控制产量来抬高价格；二是大企业虽不与同行勾结，但规模大到足以主宰市场，通过大幅度降价排挤中小企业；三是大企业将同一商品以不同价格卖给不同消费群体，也就是今天经济学所说的“价格歧视”。看上去，对哪些行为属于违法，反垄断法似乎作了明确界定，可在操作层面其实并不明确。比如对企业究竟多大会面临制裁、何为掠夺性定价等，法律并无相应的条文解释。我想过这个问题，法律之所以不解释，是因为难以解释。某企业在当地市场占有率虽然很高，但从国际市场看，却可能微不足道。大企业提价或者降价的原因非常复杂，也不好一概认定都是“掠夺性定价”。对于“反大”，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不断的创新，就像是跳动的琴弦，演奏着经济成长的美妙乐章，而拨动琴弦的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我们有何理由去指责我们的乐师呢？”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有利于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应减少对大企业的干预。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前面说过，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不同。《谢尔曼法》颁布后的近百年，美国一直是“反大”。转折点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上，美国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存在；经济上，昔日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军事上，苏联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而恰逢此时，芝加哥学派得势，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天时地利人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此后的20多年，美国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政府一反常态，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仅不再“反大”，反而对大企业兼并推波助澜。1997年，波音与麦道联姻，组成了航空业“巨无霸”。1998年，埃克森与美孚两兄弟在分离了87年之后，再度聚首。1999年，美国国民银行与美州银行合并，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这里要解释的是，1997年，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推上被告席，最后法院裁决将其一分为二。给人的感觉，美国似乎还是“反大”。实则不是。司法部状告微软并非微软规模大，而是它阻止其他软件供应商进入市场，妨碍公平竞争。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讲：“法律不会阻止你垄断，但是，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会坚决制止”。读者要仔细琢磨这句话。的确，垄断不等于滥用垄断权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通常分为三类：行政垄断、自然垄断、技术垄断。毫无疑问，前两类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容易滥用垄断权力，故需盯紧看严；可技术垄断不同，一家企业技术创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尊重创新企业的觅价权，可以激励创新，当然不能反对。最后，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定义垄断，反垄断并不是“反大”。美国曾有过教训，是前车之鉴；第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当竞争，不可将创新企业的觅价行为，当作“滥用垄断权力”或“掠夺性定价”予以处罚，要防止反垄断扩大化伤及无辜。【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四个节气。通常在每年3月19日至22日，太阳到达黄经0度进入春分节气。《逸周书·时训解》：“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春分恰好处在春季三个月的中间，将春季平分，故名之春分。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几乎相等，之后，太阳直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北半球推移，北半球各地昼渐长、夜渐短，因此春分也被称为“升分”。春分是中国古代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节气。唐代诗人元稹《咏廿四气诗·春分二月中》：“二气莫交争，春分雨处行。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声。山色连天碧，林花向日明。梁间玄鸟语，欲似解人情。”生动描述了春分物候景色。春分三候：一候元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元鸟，也作玄鸟，指燕子，时至春分，北方地区的人们在屋檐下可见燕子的身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歌谣唱的正是这一景象。春分时，雨水增多，且常伴有雷电现象，大自然逐渐结束了“默片”时代，变得有声有色起来。春分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宜人，阳光明媚，处处草长莺飞，百花争艳，海棠、梨花、木兰等次第开放，柳青莺飞田间旺，桃红李白迎春黄，天地间迎来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之景象。春分至，农忙起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春分后气温回升显著，农人迎来春种、春管、春耕的大忙时节，大部分越冬作物进入“春生”阶段，同时春季作物即将播种，故民间有“惊蛰早，清明迟，春分播种正当时”的说法。“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冬小麦和冬油菜等越冬作物正值生长关键时期，“肥水要紧跟”；“春分茶，发嫩芽”，南方地区的茶树开始萌发新芽，茶农抓住宝贵时机采摘春茶，制作明前茶；“节令到春分，栽树要抓紧”，果农迎来栽树的忙碌之季；此外，“春分前后种青稞”“春分春分，好点花生”“春分种麻种豆”“春分，笋满土墩”等农谚，都预示着春耕农忙的大幕正在拉开。在古代，农乃国之本，古人对春分日格外重视。古代帝王在春分日扶犁亲耕以示劝农，各地县府举行开耕仪式，同时民间还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至今，湖南安仁、四川成都、陕西凤翔等地仍保留有“春分会”习俗，交流备耕物资、扫墓祭祖，一直延续到清明节气。春分时节，耕牛将要开始一年的辛苦劳作，人们会喂牛糯米团来犒劳它，希望它能够帮助主人耕好地、种好粮，获得一年好收成。江南稻作地区人家吃汤圆，同时煮一些没有包心的汤圆，以细竹签穿在一起，置于田间，名曰“粘雀子嘴”，俗信此举可避免雀子啄食庄稼。“春分日，酿酒拌醋，移花接木”，春分是北方酿酒佳期，山西陵川有春分日酿酒，并以酒、醋祭祀先农的传统，以祈求富足丰收。图为明代书画家徐渭书画作品。仲春暖，祭日神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亦即“两至、两分”，是中国先民最先确立的四个节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四个节气，古人选择在节气日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即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夏至祭地和冬至祭天，以此来顺天应时。俗言“万物生长靠太阳”，中国的太阳崇拜历史久远，春分恰逢仲春，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轮替的重要始点，也是“阳气上升、阴气下降”的关键节点，故而古人有春分祭日的传统。《礼记》就记载有“祭日于坛”。自周代起，此习俗历代沿袭，目的是在春耕开始之际，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北京有专门的祭日场所——日坛，自明清时期起皇帝都在此祭祀大明神（太阳）。《天府广记》：“祭用太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甲、丙、戌、壬年，皇帝亲祭”。为传承弘扬优秀礼乐文化，1990年开始，北京市陆续恢复了“天、地、日、月”四大祭祀活动。民间流传着春分日“烧太阳钱粮”的习俗，即把春节时张贴的福字、红纸等迎着太阳烧掉，有“烧福得福”的寓意。此外，人们还会吃糯米制作的太阳糕，上面通常印有三足鸡或“金鸟圆光”图案，以代表太阳神。春分还是很多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叫做“春分节”。每逢春分日，人们会在特定场所集会，将手心朝向太阳，在阳光下闭目冥想，以迎接春分日的降临，同时民间俗信这种方式可以汲取来自太阳的神秘能量。春分还是伊朗等国家的传统“新年”，被称为诺鲁孜节，意思是“新的一天”，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昼夜均，寒暑平春分，昼夜均而寒暑平。古人认为，春分日寒暑均平、阴阳均等，故有此日校对度量衡器具的传统，以取“公平”之意。此外，很多地方都有“春分竖蛋”的民间习俗。至于为何在春分日竖蛋，有人说是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也有人提出此举可助人丁兴旺。但是从春分节气的传统意涵来说，“春分竖蛋”的依据大概有二：一是取春分的平衡之意；二是系早期太阳崇拜的文化遗存与演变，古代有关太阳崇拜的文献记载和图案，多将太阳与神鸟联系在一起，同时，太阳外形与蛋黄颇有些相似，因此“春分竖蛋”或许是这“太阳崇拜”遗俗的衍生物，将蛋竖立起来，代表着获得了太阳的能量。如今，“竖蛋”游戏已风靡世界，有人还为此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根据美国天文科普作家菲尔·普莱特的调查研究，西方国家对“竖蛋”的了解，源于1945年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在《生活》杂志中对中国习俗的报道，这个有趣的游戏，让英文世界的读者“大开眼界”，人们纷纷效仿，从而使“春分竖蛋”逐渐演化成为全球性的节气民俗。步入春分，迎接大好春光。“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春分是一个多彩有趣的节气，更是一个生机盎然的节气，象征着中国人“天道均平”的理想，孕育着迈向“春华”的喜悦与冀望。在节气时间中流走，时至春分，驻步在播布希望的田间，沐浴日光洒落的阳和，方知春生美好，万事可期。（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用中国人的标准鉴定民主质量民主，是当下世界政治话语的共识。几乎所有国家都称自己为民主国家，但如果贴近了仔细察看，则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制度。不同的民主制度之间，考虑到国情、民情，治理绩效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正如张维为一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思想交锋中一再强调的，相对于西方基于民主话语垄断所提出来的“民主”还是“专制”的二元标准，“良政”还是“劣政”才是更具有本质意义的比较原则。从这个标准看出去，不同民主制度的治理质量便会高下立判。回顾民主政治理念发端的源头，再顺着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对民主所给予的政治蓝图，张维为在本书中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唯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并以此作为标准评判其他国家，甚至进行‘民主输出’，结果导致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那么什么是好民主，如何能够实现好民主治理下的“良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本书着重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把“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作为超越西方民主话语的新标准，从而击破西方民主神话，回击西方对我国民主制度的种种指摘，赢得中国人的民主话语权。《这就是中国：何谓民主》，张维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治理质量在具体案例中高下立判西方“一人一票+选举”的“程序民主”与中国建基于政治协商、民主集中制等原则上的“民本民主”，在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上的治理效率，张维为在本书中用中美两国众多对比鲜明的案例，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比如全民医疗保险。中国在2006年全面启动了新医改方案，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障制度，到2011年，这个目标已经初步完成，而后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2020年6月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者达到135407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职工医保、城乡居民住院费用报销水平提高到60%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的全民医保，可谓一个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的“百年美国梦”。1912年老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就提出了希望实现普遍医保，未果，后面经过二战时期的小罗斯福总统，后来的肯尼迪、卡特、克林顿等总统，直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下决心推行医改方案的时候，美国大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没有任何保险的。为什么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推行起来如此困难？张维为在书中认为，这反映的是中国“人民民主”与美国“资本民主”所产生的不同结果。从治理绩效到民主话语权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的角度看，西方当代民主制度已经不具有先进性，更不要说普适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的国家治理成绩全世界有目共睹，鲜明地体现在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世界级传染病灾难等很多方面。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然而遗憾的是，面对着人民民主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于什么是“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仍有很多人在思想上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认识。例如，仍有人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选举，只有效仿西方采取多党制，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仍有人认为，人民民主就是不要专政，就是走“议会道路”。如此种种误识，或源于对民主实质的错误解读，或源于受到西方民主话语的错误引导，都需要被澄清。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中，再次发现民主的实质，更为有力地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过程民主”。但在民主话语权上，我们的困难是，“民主”这个词国际上已被西方率先“注册”了，导致国际舆论场上的民主叙述迄今还是以西方话语为主。中国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人民民主制度安排面临着国际话语缺失的局面。历史给了中国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机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惊心动魄的时期，中西方民主制度和治理模式经历了一场场同台竞争。结果清晰地表明，西方民主只是形式民主的一种，与实质民主可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种民主模式正在一路走衰，在当代面临失效的困境。在本书中，张维为以走访百国的体验和观察，带读者近距离了解了西方民主模式的困境和美国制度的危机。不论是席卷西方的民粹主义，还是变成了“阿拉伯之冬”的“阿拉伯之春”，抑或全盘接收了西方民主模式的印度和中国台湾目前面临的治理困境，都是在用实际的治理效果向西方民主说“不”。在本书中，张维为认为，在信息发达的当下，面对曾经的西方民主神话，中国人已经实现了新的思想解放，西方民主“魔力”不再，中国“心胜”正在形成。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世界听懂中国政治故事。《这就是中国：何谓民主》这本书，既体现了张维为对于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完整认识，也是在官方话语之外，尝试在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层面，进行中国民主话语建设的积极尝试。有效的民主话语建设，既是国际竞争中重要的国家软实力，也是国内人民凝心铸魂必不可少的维度。（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22年春季学期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年轻干部提出殷切希望。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这一重要精神，要结合当前形势深入学习和体会，在经济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进入新发展阶段，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中国经济一路爬坡过坎前行，宏观经济治理中出现很多新的挑战。面对复杂局势，中央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经济工作思路，有效应对了各种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大战略部署，明确了各领域新的顶层设计和工作要求。当前，发展环境进一步演变。中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与此同时，世纪疫情仍在蔓延，俄乌冲突骤起风云，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变化了的形势，迫切需要全体干部提高认识，提升应对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当前在经济工作中，一些地区、一些干部不适应发展阶段的转变，不适应工作思路的调整，习惯用旧办法、老套路去应对新事物、新问题，囿于思维定式、固有模式，出现了“穿新鞋走老路”的情况，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发展路径依赖。一些干部不爱学习，对新知识知之甚少，凭老经验办事，对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不到位。有的过于依赖资源或原有的传统产业，面对资源枯竭、供需变动、价格变化等情况束手无策，找不到产业升级的路径。有的思想还没有彻底从过去的唯GDP论中转过来，主要精力过度集中到某个领域、某些项目上，忽视了本地区民生、环保、安全等工作的协同推进。有的转岗不转思维方式，沿用原辖区的思路指导新辖区工作，或用管人的办法去管经济。还有的没有看到发展阶段切换后工作重心的变化，刻舟求剑抓工作，对创新发展、区域协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新要求无所适从。二是工作方式生硬。一些地方对经济规律不够尊重，对微观主体的正常经营干预过多，有的干部迷恋在企业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出难题，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一些地方只顾保数据，不管保企业，中央要求做好纾困，却还在给企业加负担、添麻烦。有的地方简单认为“创新”就是发展高新产业，不顾本地基础条件和人才科技储备情况，盲目布局一些项目，导致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概念遍地开花，实际很多是缺乏技术含量、只有名称噱头的重复建设项目。还有的地方因一时困难，怕在横向比较中落伍，急着做表面文章、玩数字游戏，干了一些透支未来的事情。特别是有的在开局之年不顾自身能力蛮干硬干，铺摊子、上项目不亦乐乎，放大了区域性金融财政风险。三是形式主义抬头。一些地方对待中央部署的工作，流于表面和形式，搞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横幅标语满天飞，实际效果却打折扣。有的热衷文字游戏，尤其是换届以后，没有深入调研，急不可耐换个响亮的新口号，实则换汤不换药，没有抓住本地发展的症结。有的搞运动式推进工作，一看部署什么事情就一窝蜂而上，急不可耐地出台各种超越发展阶段的方案，还互相攀比，生怕目标定得低了。有的基层干部开会喜欢讲大道理、分析国际环境，飘在天上洋洋自得，制定的文件都是大段八股的套话。还有的工作中谨慎过头，对待各项工作都是“套娃”式落实，没有任何创新。当前还要格外关注的是，很多地方搞“台账”式落实工作，文件出了一大堆，内容与上级文件基本重合，一开会就只学习传达不研究问题，把精力都用在应对检查督导上，却没有真抓实干出实绩。“穿新鞋走老路”问题的出现，表面看是行为上的偏差，实则是思想认识上的滞后和偏差。而从思想根源看，是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不到位。一些干部学习理论的时间不少，但浮于表面和形式，不走心，一旦到了实际工作中，就会另搞一套，或是按惯性思维办事，思想上行动上没有真正转到新的发展轨道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键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对于在当前复杂形势下把握经济工作基本方向，实现“十四五”各项任务顺利推进，具有突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完整把握”，就是要充分认识到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科学把握五大理念内在的深刻联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一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主旨相通、目标一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丝丝相扣的，必须是有机的、融合的认识，而不能是割裂的、片面的解读。“准确理解”，就是要结合当前形势和要求，科学认识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新发展理念提出以来，经过“十三五”发展实践的检验，已经充分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理念，是适应当今中国发展需要的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发展面临的环境和形势发生了变化，也要求指导发展的方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就要求更加自觉地学习和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内在新要求，更好地把握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基本方向。“全面落实”，就是要树立全面系统的思维，用统筹的办法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在理论认识上是一个整体，在落实中也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落实，必须统筹兼顾、协同发力，努力实现多目标的动态平衡，而不能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当前，理解把握新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深入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重要精神。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一段时间以来，围绕其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误读。有的片面认识、只取一隅，如只看到整改的举措看不到激励的政策；有的盲目推测、放大问题，如将单个企业的问题放大到产业问题，将个别行业的问题放大到整个经济层面；有的渲染恐慌、危言耸听，如将正常的监管举措视为洪水猛兽，将正常的改革举措演绎为某种“变革”；还有的别有用心、春秋笔法，故意歪曲解读党的大政方针，故意歪曲解读党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对这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解读，各地各部门都要擦亮眼睛，及时应对。“五个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是针对五个具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党要从中学会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3月16日的金融稳定委会议，就是在政策制定中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尝试。会议除了回应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外，突出强调了“五个坚持”，即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五个坚持”，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主旋律、主基调，要紧紧扭住，排除各种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真正把现代化的“新路”走好。建议把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与政策制定同等重要的位置，各级干部都要真正吃透中央精神，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讲解工作。在经济工作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含糊，绝不能把好经给念歪了。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十分珍惜和维护好发展环境外面越是波谲云诡，越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谋划好2022年的经济发展，要克服当前的艰巨挑战，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稳增长最重要的是稳预期，稳预期最重要的是稳信心，稳信心最重要的是稳环境。如何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维护好我国发展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要务。要坚持稳字当头，但不能胶柱鼓瑟。稳增长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心所在，《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拳，“六稳”“六保”仍将是全年经济政策的中心环节。“稳”依托于“慎”，而“慎”不光要体现在政策本身的内容、力度和出台时机上，也要体现在对市场可能的影响作充分分析、提前消弭可能的负面影响上。要以负面清单的收缩应对增速的收缩问题，在各行各业都慎重出台带有限制或禁止性质的新举措。在稳住大盘的前提下，依然要保持“进”的勇气，各地都不能以“稳”的名义行走老路之实。不久前的中央深改委24次会议要求“两个加快”，即加快推动落实党的十九大以来部署的改革任务，加快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破、落地见效，这意味着“改”要在促“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地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也要有一些自选动作，不能在改革问题上畏畏缩缩。要重视逆周期调节，更要重视跨周期设计。经济工作中突发情况很多，尤其是外围波动大的情况下，输入性冲击随时可能发生。政策工具箱要锚定市场秩序，避免局部风险传导到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但也不能疲于应付，更要注意做好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尽早准备预案。翻开2022年的工作重点，无不与落实“十四五”的目标任务有关，有些还要从更长的周期去看待。近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强调“跨周期”，就是因为输入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叠加反应频繁显现，经济问题的波动性加大，必然要求政策既要及时响应，也要通过引导预期熨平波动。要防止分解谬误，更要防止合成谬误。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要求各级干部有久久为功的意识，但在实际工作中，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现象尚不少见。近年来，系统观念在中央政策语境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开局之年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突出反映了落实系统观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对重大部署片面理解、机械执行、过度执行，不顾与其他领域的联动效应，只知道在本地区、本领域“单打一”甚至单兵突进，就会破坏政策的平衡，甚至可能扭曲政策信号，这是很有危害性的。经济工作会强调“务虚”，就是要及时提升各级干部的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工作的方法论上不出偏差。要加强经济政策的协同性，也要加强其他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同性，在不同层面上平衡好点和面的关系。要防止不作为，更要防止乱作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对当务之急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懒政”“怠政”问题，必须加强整治，特别是对做表面文章应付的行为，要重点甄别和整改。同时，也要看到，简单化、乱作为的危害同样不能轻视。有的基层执法人员，热衷于开罚单、搞突击检查，使许多企业叫苦不迭。还有些不属于管理机构的单位，为了刷存在感，动辄搞什么“约谈”，或是发一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在市场上掀起波澜。建议今年开展一次营商环境专项巡视行动，对影响稳定大局的行为，要加强纪律约束、坚决制止，发现一起处置一起。中央层面可以抓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宣传，让市场主体有更强的安全感，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好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春季班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年轻干部的勉励，也是对全体干部的希望；既是对作风能力的要求，也是对工作方向的指引。一年之计在于春，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迫切需要全体干部从现在做起，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断锻造推动发展的新动力。（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客观存在的过往是历史实相，但其稍纵即逝；这就有必要对历史实相真实及时地进行记录，作为历史的证据。这种记录便是史料，记录的技术与载体则随着时代推进而变化。先是口头传承，继而文字记载，还包括传之后世的实物遗存；进入近代，录音、摄影与录像等记录手段应运而生，保存与搜集口述史料与影像史料也渐成史学的自觉。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客观历史丰富复杂，史料只是其中留下的部分残骸，却是联系历史实相与历史研究的唯一中介。相对实验性学科的研究材料，作为历史证据的史料，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特殊性，即无法再造出来，进行实验性学科式的再现性验证。故而历史学就如胡适所说，“全靠用最勤劳的功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功夫去研究材料，用最谨严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历史的记录总是支离破碎的残片，历史学家只能搜集与发现这些残存的碎片，尽最大可能拼缀出历史图景。于是，史料记录、保留与传承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历史复原的存真率。就此而言，自觉、及时与真实地记录历史，对历史研究就显得尤其关键。然而，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这里，不妨简略回顾这种记录权利在传统中国的演变过程。商周时代，史官记录历史渐成制度，但巫史同源，史权（包括记录历史的权利）依附于神权。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学术下移，史官也从世袭制向任命制过渡，记录历史的权利有所松动。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记录了墓主喜作为书吏的个人事迹和家事，不啻是史官体制外私家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的早期萌动。《学史三昧》，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史官记录历史始终构成中国史的主流，但这种记录历史的权利也不时横遭摧残，史官为之付出生命的现象，自春秋齐太史兄弟起并不少见。刘知幾一方面表彰这些捍卫历史记录权的壮举是“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一方面感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连素称明君的唐太宗也违背成规，以帝王之尊调阅起居注，对其中玄武门之变的记录深致不满，他对史官一面宣称应“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一面却示意他们应以周公诛管蔡定位，将政变记录成“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正是从唐太宗起，皇帝对起居注从“索观”发展到“进御”，直接侵犯了史官的历史记录权，官方历史记录进一步失真失实。秦汉以后，官方修史渐成主流，但私家记录历史的权利仍未剥夺。魏晋之际，张俨在《默记》里保存了三国史料，孙盛在呈献本《晋阳秋》之外另撰辽东本记录历史真相。这种记录历史的非官方现象，在魏晋以降颇为盛行，其间虽真伪相杂，良莠不齐，后代史家却能从中披沙拣金，据以拼缀成图，尽可能复原历史实相。有鉴于私家历史记录对官方历史记录的挑战与颠覆，国家掌控本朝历史记录权的趋势在隋唐以后不断强化，但私家记录仍未终绝。这种现象延续到明清之际，直到清代前期大兴文字狱才归于沉寂。个人的历史记录都有其保存的价值从史学理论言，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记录历史的权利。这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历史是丰富多元的，并非只有王朝史或国家史，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历史，他们都可以也应该记录下亲历的历史。即便当时琐屑的记录，对下一时代的史家也许就成为其拼缀历史全景各尽其用的小拼板。其二，即便牵涉一个时代或国家的大事变，也都有不计其数的个人参与其间，他们无论身处要位，还是普通一员，每个人都有对大事变的个人经历与独特体验，都值得记录下来，成为揭示历史实相的珍贵史料，拼缀历史全景的有用拼板。个人的历史记录尽管难免有记录者特定的视角、立场与取舍，也未必完全契合当时的历史实相，但不捐巨细，无论正讹，都有其保存的价值。据此，历史学家才有可能以其不怀偏见的发掘与钩沉，考辨与解读，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获取逼近实相的解释与结论。即便这些解释与结论也并非盖棺论定，但总比那些经选择性记录与偏执性篡改的虚构历史接近实相。惟其如此，参与历史的每一个人应该及时行使自己记录历史的权利，为后人复原历史实相、完成历史书写留下充分坚实的历史证据。大体说来，西方自启蒙运动后普通民众才拥有记入历史的权利，中国民众则要迟至新文化运动以后。如今年届耄耋的民众，无论中西，都经历了二战以来的时代剧变，自觉及时地记录亲历的风雨沧桑，既时不我待，更责无旁贷。就西方而言，后现代史学中的极端主义者仍有人认为纳粹集中营之说纯出于反德人士的操纵。针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现象，除政治谴责外，有良知的史家就有道义根据幸存者的亲历记录，结合纳粹档案与实迹遗存，对纳粹大屠杀作最大限度的历史复原，其时幸存者的历史记录就尤其珍贵。南京大屠杀也有相似性。倘若抗战胜利不久，大屠杀的幸存者及时记录这段历史，国家层面及时编制遇害者名录，也就会有更多历史证据回击“虚构派”的鼓噪。每一个普通人确实都能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随着网络技术的传播与更新，这种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应该越来越普及化、常态化与自觉化。（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虞云国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史三昧》一书序言摘编）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怎样做好学术研究？我自己体会：首先一定要有自觉而明确的问题意识，肯结合历史和现实进行学科层面的批判思考，才能进入学术前沿，领悟时代精神。如果“前沿”是指生活实践、历史发展的前沿，不是个人或学派自己的话语前沿，那么写文章就应该越“接地气”越好。要接地气，需要在两个关系上找好感觉：一个叫“说事与做事”的关系。比如，我是搞哲学的，那么认真“做哲学”，担当科研和教学任务等，就叫“做事”；如果我去评论足球比赛、卫生防疫、市场管理、股票行情等，则叫“说事”。“说事”和“做事”之间，表面上属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关系，而实际上主要是主体间关系。这种关系如何，是“自家人”式的互动，还是“仇人”间的对立？如果“说事的人”和“做事的人”之间根本立场、利益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那么“说”的和“做”的就可以良性互动起来；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注定成为对抗。古代有一则故事：皇帝委某大臣以重任，让其去做某事。不久皇帝收到了很多批评和指控这个大臣的奏折。皇帝看了以后，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把这些意见转告给这位大臣，并写了两句话：“议事容易任事难，任劳须是任得怨”。撇开君臣关系那一套我们不考虑，我觉得这两句话对于协调说事与做事的关系来说，是很有启发的。这就是，在立场和根本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要让说事和做事成为互相理解、互相合作、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挑剔、互相排斥的关系。我们可以经常提醒自己：当我做事的时候，要敢于担当，同时也要听得见别人的不同声音，任劳任怨；当我说事的时候，要注意理解做事的人，关注做事人的条件和可能，尊重他的意愿和努力，使“议事”成为一种合作式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指令或指责。但有的时候把握不好分寸，说事的看不起做事的，人家无论怎么做你都看不顺眼；做事的看不起说事的，觉得你是天天“站着说话不腰疼”。于是合作关系就变成了对立关系。这样“接地气”就很难了。还有一个，可以比作“上菜”与“备料”的关系。我们讲课、写文章、出成果，等于是“上菜”。要想把自己的菜做好，前面的备料和加工过程，当然是真水平、硬功夫所在。所以要认真负责，备料越充分越好，加工越精细越好，每一环节都草率不得。但是如果人家是来吃菜的，不是来学习或检查做菜的，那么你上菜的时候，就不必把备料清单和炒菜技术也端上去。不必炫耀自己的备料，写文章不必过多交代我读过多少书，我都看过谁谁，从谁那看了什么，等等，用很多高大上的专业名称镇住读者。我们只需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就行。这是理解和尊重对象，理解和尊重大众，理解和尊重实践的表现。就像电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其中仅仅关于线路（串联、并联等）的知识就很复杂了。但是搞清楚其中的复杂关系，是电学和电工自己的事。他们提供给最终用电者的，往往只是简化成一个“开关”。《红楼梦》里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的学问是“世事洞明”，但你的文章也要“人情练达”。我们要尽量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生活实践服务，就要考虑并适合生活实践者的需要和能力。如果不看对象，摆出一副传道授业的面孔，只把别人当作“启蒙”对象，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大众，抛出的只是自我欣赏的套话大话，拉开架式炫耀自己，那么就把自己架得悬空，不接地气了。我们从学者做学问的角度，对自己不但要有高标准、严要求，也要有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这样才能独立担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这才是一种更接地气的状态。（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从北大到人大：初遇清史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治史入门》，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晚清到前清：治学重心的移转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另一部代表作。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我的治史观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举办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月20日在北京圆满闭幕，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这是一次体育的盛会。各国体育健儿奋力拼搏、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刷新了2项世界纪录和17项冬奥会纪录，是历史上设项和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这是一次创造诸多“第一”的盛会。第一次全部实现百分之百绿色供电的冬奥会，第一次设项和金牌最多的冬奥会，第一次有直通赛场高铁的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已成为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一届冬奥会，在国际奥委会官方社交媒体上，超过27亿人参与北京冬奥会话题讨论；主转播商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OBS）制作视频时长超6000小时，创下了冬奥会历史新纪录。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闭幕式上所说：“本届冬奥会奥运村独具匠心、场馆令人叹为观止、组织工作非凡卓越。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必将成为冬奥历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永远载入奥运史册。开启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一届奥运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16天运动会的圆满成功，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作的贡献。北京冬奥会创造了冬奥历史上普及冬奥知识、弘扬冬奥精神、推广冬季运动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效果最好、史无前例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实现了一届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伟大目标，深刻影响改变了世界冰雪运动的格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这样评价：“中国实现了超过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是本届冬奥会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将从此开启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创造中国体育健儿冬奥历史上的最佳成绩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发扬为国争光、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中华体育精神，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首次位居金牌榜第三位，创造了我国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我国参与冰雪项目极不平衡，许多项目从未开展。2018年平昌冬奥会我国体育健儿最高参项率也仅是52%。北京冬奥会上我国运动员在总计109个项目上，参赛达105项，实现了全项参项的预定目标，有力促进了我国冬季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所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闭幕式上祝贺“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无穷魅力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文化的盛会，是主办国和城市展示自己文化的最佳时机和舞台。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一幅美丽的中国文化画卷。从开幕式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开始，到闭幕式折柳寄情的依依惜别，从会徽汉字“冬梦”到以篆刻艺术为主要呈现形式的体育图标，从奖牌五环玉璧“同心”到销售火爆、“一墩难求”的吉祥物“冰墩墩”，从冬奥村里中国传统美食呈现到整座城市丰富多彩的春节文化氛围的营造，可以说北京冬奥会完全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艺术氛围和享受之中。在北京冬奥会这个舞台上，我们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机盎然、守正创新、欣欣向荣的生机活力，让全世界又一次感受到中国优秀文化的无穷魅力。兑现“绿色办奥”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仅三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代表中国明确提出了“绿色办奥”的理念。几年来，中国各方面全力以赴，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要求，以实际行动兑现了“绿色办奥”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是奥运史上首次全部场馆100%使用绿电供应的奥运盛会。通过使用大量光伏和风能发电、地方捐赠林业碳汇、企业赞助核证碳减排量等方式，使北京冬奥会成为迄今为止世界第一个“碳中和”的冬奥会。作为“双奥之城”的北京，率先落实“绿色办奥”理念，五年来创造了特大城市大气污染治理的世界奇迹，冬奥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达到了有PM2.5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完全兑现了申办冬奥时的郑重承诺。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强决心、不懈努力和巨大成就。展现“科技助力奥运”的美好前景奥运会不仅是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也是展示科技成果、应用创新科技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北京冬奥会从场馆建设到赛事保障，从媒体转播到运动员训练备战，从开闭幕式到奥运村服务……到处呈现出科技支撑冬奥、科技助力冬奥的精彩画面、生动场景。冬奥历史上首次实现了5G﹢4K、8K超高清电视转播，特大8K超高清地面显示系统，人工智能实时捕捉技术，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众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汇聚应用在北京冬奥会上。为备战冬奥，我国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跳台滑雪风洞实验室，在山地赛场，进行分钟级、百米级的精准气象预报服务，国产智能雪蜡车、便携式智能翻译设备、各类智能机器人等,成为北京冬奥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科技不仅支撑着精彩、非凡、卓越的北京冬奥会，而且展现出开创奥运未来的美好前景和希望，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注入了科技的强大力量。推动北京城市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不仅体现在16天的圆满赛事，更体现在能否通过奥运会促进主办城市的发展，实现奥运和城市双赢的目标，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各国城市申办奥运会的动因所在。北京冬奥会从始至终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目标要求，以冬奥促发展、以发展助冬奥，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世界首座“双奥之城”的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现代化城市管理创出新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新进步，一座安全、和谐、宜居的国际一流大都市伴随着奥运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新时代首都正以崭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举办北京冬奥会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举措。京津冀三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济发展优势互补。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北京冬奥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冬奥效应必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持久活力。树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国担当的中国形象北京冬奥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如何在严峻疫情挑战下，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中国用“堪称完美”的组织工作，向世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从机场到奥运村、到赛场，从北京到张家口，统一实施科学周密的“双闭环”管理。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疫情防控体系，为运动员营造安全、舒适、人性化的参赛环境与生活体验。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树立了新标杆。在冬奥会的世界平台上，中国展示了言必信、行必果、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彰显中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友谊进步事业作贡献的时代风貌一届奥运会，让世界认识一座城市；一届奥运会，让世界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也是人民的盛会。奥运会是各国体育健儿拼搏的赛场，也是主办国人民展现风采的舞台。北京冬奥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胜不骄、败不馁，对胜利者送上祝福，切磋学习，对失败者送去慰藉、传递友谊，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一代阳光、自信、谦虚、上进的优秀品格。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微笑再一次赢得世界的点赞，成为新时代首都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一张亮丽的城市“金名片”。首都人民素以热情好客著称，赛场内外、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喜逢奥运盛会喜上加喜。北京冬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展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友好善良、自信开放、包容大度的时代风貌。为此，国际奥委会第139次全会决定，向中国人民颁发奥林匹克奖杯，向中国人民表达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的感谢。续写奥运遗产造福人民的新篇章每届奥运会都会留下体育场馆设施等物质遗产，也会涌现许多闪耀奥林匹克精神的感人故事。赛后如何利用奥运场馆设施，如何在青少年中赓续奥林匹克精神，是一道必答的世界性问题。北京冬奥会是国际奥委会颁布《奥林匹克2020议程》之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会。在7年的筹办过程中，北京冬奥组委制定实施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在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等七大领域创造形成了丰富的冬奥遗产。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使用了14个2008年奥运场馆设施。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场馆在建设之初就同步考虑赛时使用和赛后遗产的双重要求，把赛后利用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嵌入规划建设和筹办全过程，制定形成了《场馆遗产计划》。这些场馆赛后不仅可以举办高水平的国际体育赛事，而且将面向大众进行开放，即使一些项目较难的场馆也不例外。这些政策不会随着冬奥会结束而结束，而是越来越完善丰富，为我国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法规基础。冬奥场馆、冬奥蓝天、冬奥科技、冬奥精神、冬奥智慧、冬奥文化、冬奥标准、冬奥服务、冬奥模式、冬奥人才……北京冬奥会留下了丰厚的奥运遗产，这将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北京和中国。让冬奥遗产造福人民，这是奥运遗产传承的中国方案。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诠释，这是“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具体展现，这是中国践行奥林匹克精神的行动新篇章。（作者为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中共党史党建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自身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殊学科，属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上应该属于“显学”的范畴，实践中更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地位。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党中央与时俱进地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一级学科，可谓正当其时。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是科学的系统工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辩证思维来推动。抓住“根”和“魂”：坚持学科建设正确方向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必须坚持学科建设的正确方向：即紧紧抓住党史党建学科的“根”和“魂”。党史党建学科的“根”是新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党的自身建设实践需要，“魂”是学科的目标和实质。现实发展需要是学科发展的第一动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提高党史党建学科的地位和影响，使其更广泛地进入高校课堂，培养更多的党史党建研究与教学人才，不断扩展党史党建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好地研究党的建设规律和总结百年党的经验，服务于党的建设和历史使命的完成。这是学科发展的最大引擎，可以说，党史党建学科升级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基和催生的，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必须紧紧依靠而不是脱离这个“根”。这样才能够有更高的政治站位，看清理论与实践、学科与政治的关系。学科的升级要求研究质量的升级做基础。党史党建作为一级学科，既要看到成绩，增强学科自信，又要看到目前的不足，增加学科责任感使命感。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魂”就是坚持学科的目标定位和实质要求。正确的学科定位，要坚持科学和价值的统一，学理性和政治性的统一。党史党建学科既是广泛系统的知识体系，又是价值体系，是在规律基础上加强建设、实现使命的思想武器基础。价值离开科学，必然盲目，科学离开价值，必然苍白甚至丢掉了学科建设目的。这个定位对研究人员的政治理论素质要求很高。不讲科学，会忽视客观规律，无视情况变化，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放弃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危险的，将使中国共产党抛弃初心，难以安身立命。而学科的实质是“学以致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并重，一个是基础，一个是落实。既要防止偏差，防止学科脱离实际的空洞化，也要杜绝学科只讲应用，没有理论指代的盲目性。党史党建学科建设要坚持科学基础上的价值，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把握规律；把握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使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兼顾“宽”和“深”：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党史党建学科建设要坚持“宽”与“深”相结合，既要宽又要深，内涵式发展为主。首先要拓展党史党建学科的宽度。注意党史党建概念的形成、准确表述和论述的逻辑性，这是以往党史党建教学中一大弱项。由于缺乏一系列相联系的关于学科的科学概念，通常被学界一些人认为党史党建学科没有理论。概念是抽象反映事物本质的，高于具体事物。党史党建概念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由于实践本身发展太快，所以有时在文件中对党史党建基本概念表述不同。党史党建文件中一些概念是“类概念”，有其特殊性，它本身是概念，又不同于单纯的学术概念，解释既有基本含义，又与时俱进，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理论发挥空间。解读一个党史党建文件概念，既要“跟着讲”，又要“接着讲”，讲文件没有直接呈现出来，但符合文件要求或精神的“新话”，才能形成党史党建自身的概念系列。认同一个概念要有实践基础，在逻辑上要自洽。改革开放后，随着实践发展有许多新概念形成并写进文件，被社会和学术界所接受，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像执政绩效、政治生态、腐败指数、精神谱系等，不断拓展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宽度。有些新概念也不科学，如执政合法性、执政红利、政党现代化等。新概念不等于新名词。同时理论阐述要讲逻辑，让人信服，不能自我论证、互相印证，自说自话。其次要挖掘党史党建学科的深度。学科的学术体系是学科建设向深度发展的主要载体。新时代构建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学术体系，必须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上同时发力。一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党建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系统归纳、整理、提升在党史党建长期研究和实践中形成的基本理论知识，像党的历史分期、性质、指导思想、纲领、宗旨、路线等，特别是要做好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基本历史线索、经验和理论阐释工作。二是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史党建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唯物辩证法、经济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比较分析法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党史党建“宽”“深”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来提升党史党建学科的学术性。认识“分”和“统”：学科建设服务于目标任务党史党建学科发展要坚持分解性和系统性结合，即让“分”和“统”都服务于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目标任务。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一个基本要求是进行学科分解，把党史党建分为若干个领域才能深入细化进行研究，但各细化研究领域都属于党史党建专业或者与之密切相关，不能过于泛化。各子学科要密切联系，不能为丰富内容而形成一个四不像的学科“拼盘”，而是共同服务党的现实建设目标。和党史作为一门有一定基础的学科相比，党的建设学科更需要进一步分解和细化，大致设想是：第一门类，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理论，这是总括和基础课程。包括政党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中国共产党建设思想史。第二门类，学科最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建设。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党建、执政党建设，其中以新时期新时代党的建设为重点，下面细化为四个专业，党的领导学、党的群众工作学、党的自身建设（现实性强，如伟大工程及其目标、“五加二”新格局，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与前面三个问题对应。还有一个专业，党务管理工作学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包括国企党建、非公经济党建、社区党建、机关党建等，这些内容实用性强，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第三门类，世界政党研究。一是四类政党介绍和评析：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外国共产党。二是比较政党研究，在比较中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优势。最终使党史党建的各个子学科之间相互配合和支撑，共同服务于党史党建学科的整体性发展。把握“守”和“创”：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学科体系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守”就是坚持基本原理原则，“创”就是要在内容形式上开拓创新。守正、继承与发展创新结合，既反映优良传统经验又和新时代特点、特别是经济条件结合，这是先进性、可行性的要求。一是坚持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结合。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建设要以知识经验积累、教学实践、教材建设为基础，一旦设立就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稳定是相对的，积累到一定阶段自然要发生变化，特别是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迅速，要与时俱进，新东西如果成型，及时充实到学科教材中。二是坚持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发挥优势相结合。人类政治文明和政党活动有相通性和相似性，所以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比如，凡是政党都面对三大问题，即党政关系（保证政权运行）、党内关系（保持政党活力）、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可以借鉴一些有益做法，但必须从国家和党的性质、人民利益出发，自主创新。西方一些概念，不能跟着它走，陷入它的概念陷阱，如照搬西方政治学、西方政党理念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贵经验等等。同时，也不能简单和西方思想对着干，盲目排斥，要结合自己的实践吸收营养。还要高度重视党史党建学科的话语体系创新。要构建良好的党史党建学科话语生成和转化机制，开放吸收各方面的话语表述，使党史党建的中央话语、地方话语、基层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网络话语能够相互转化，实现党史党建话语的科学化、通俗化和大众化。并在党史党建话语的国际传播上，主动出击，重视国际话语传播的惯例和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要善于在展现国家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独特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独创性党史党建话语，彰显中国党史党建话语的新气派，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故事。从而使我们的理论既反映独特优势、又能够和外国对话，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作者分别为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坚持中国道路，这是我党百年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一道路在不同时期有着各自的丰富内容，在今天，这一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坚持党的领导。西方的现代化是以个人的解放并以个体为主体的现代化，这种个体主体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以资本逻辑结构化为内在动力的现代化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主题。马克思通过深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必须超越资本逻辑才能走出一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在这一理论构架的转换中，历史的主体不再简单地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而是阶级，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真正发挥历史创造者的作用，需要组建共产党，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政党已经成为新的历史主体，特别是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这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称《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将“坚持党的领导”作为第一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不仅是对百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体现了对现代社会发展主体的洞察。按照我的理解，党建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建设党的问题，而且是历史主体问题，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至关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来说，要确保党成为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就需要进一步确立党的领导核心，“两个确立”不仅体现了历史自觉，而且是对现代社会历史主体作用的自觉。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合理作用。在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经历了一个政府支持的过程，斯密提倡“自由贸易”并将国家看作“守夜人”时，英国资本主义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时“自由贸易”是最合乎其利益要求的。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当你一下子进入自由市场时，如果生产力达不到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水平，政府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下，“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挥科技作用的同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第三，强调总体性的现代化。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带有一种线性的特征，那么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就带有“时空压缩”的特点，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遇到的问题，会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凝聚性地表现出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从总体上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从时间坐标来说，我们会同时遭遇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当下以互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引导的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空间坐标以及社会存在的结构层面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各种问题在空间同时布展。这样一种复杂的发展格局，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与把控能力，市场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致，社会结构和对外交往越复杂，越需要这种总体性把控。《决议》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一起来，体现了总体性的原则，这是对中国历史与当下发展情境的理性自觉。第四，坚持人民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理想。实际上，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理想，虽然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起点并不在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现代化，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就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通过革命牺牲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进一步突破了人们的思想限制，激发了人们在世界历史图景中创造创新的精神意志。进入新时代，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上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更需要发挥全国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性力量，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会是一条更为协调、更为高效的发展道路。（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的要求，指出：“这次全会《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在发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以历史认知为基础，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在党中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要时刻，提出坚定历史自信，意义重大而深远，需要深刻领悟。历史认知受各种因素影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全部实践进行了全景式的自我检视，广阔的实践场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形成历史认知正确建构的知识文本。历史决议进行的总结体现党中央的新认识，具有庄重性、严肃性、科学性、权威性的历史决议，丰富的知识含量对历史认知正确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历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全面，思想深刻。从历史认知这层意思上说，有两个观点特别重要：一是强调“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二是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这两个重要观点，为我们深刻把握历史是什么、怎样正确对待历史提供了思想指南。历史是过去的既往，现实中为什么对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人们还常常发生争执呢？是因为历史的客观性与认知的主观性存在矛盾，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事实陈述、价值认定、结论评价会形成差异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历史做不到原版地刻制成为人们共同的认知，对历史形成怎样的态度和认知，总是受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的困难性，影响历史认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立场是决定性的因素，对待历史的态度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以及由此构成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制约历史认知的建构。其次，思维方法对建构历史认知有重要影响，片面的、机械的、唯心的形而上学认识方法导致历史认知陷入偏执的迷境。再次，知识基础影响历史认知建构的能力和水平，丰富的知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历史。最后，社会阅历深浅也会对历史认知建构产生作用，涉世不深的青年尤其容易受错误历史观的影响。这些复杂的因素告诉我们，怎样对待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对此掉以轻心就会酿成严重后果。人的主观认识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相符合，是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根本要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持立场的思想依循，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是正确建构历史认知的根本准则，必须在历史认知建构中坚持。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以正确党史观建构历史认知长期面临严峻挑战，消解正确历史认知的危险始终存在。不仅有国外境外敌对势力在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大量事实，而且也有一些人在国内渲染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采用肢解式、碎片化、孤立性、夸张法的解读方式，扭曲、否定、妖魔化党的历史。对这些挑战历史认知正确建构的现象不加以坚决反对和抵制，就有犯颠覆性错误的危险。清末诗人龚自珍有“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警言，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的失败也包含对历史自我否定的深刻教训。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怎样对待历史和认知历史，是一个民族理性思维的衡量尺度，也是一个民族成熟程度的检验标尺。建构正确的历史认知，是事关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历史决议对历史认知的建构相比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历史决议进一步体现了时间维度的广延性和空间维度的拓展性，百年奋斗形成党的历史总局观和整体性，为历史认知的正确建构奠定了基础。历史认知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党的百年奋斗为正确建构历史认知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作为党中央郑重、全面、权威的科学总结，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形成全社会历史认知的建构共识。历史决议把党的百年奋斗实践历程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构成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辛探索、付出心血、苦难辉煌、勇毅前行的心路历程。这是建构历史认知的基本线索。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突出新时代党中央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展现中国人民创造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非凡奇迹的历史风采。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这是建构历史认知的主要面相。历史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党的事业不断成功、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密码，演绎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思想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这是建构历史认知的思想资源。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的历史意义彰显了党的百年奋斗总体价值。这是建构历史认知的整体架构。历史决议通过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的总结，从宏观上建构了四个历史认知。第一，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历史认知。百年奋斗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信邪、不怕压、不惧险、不折腰、胜不骄败不馁、勇往直前的伟大民族。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历史认知。百年奋斗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品性，为中国人民历史认知建构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素材。第三，中国人民做成了什么样的大事的历史认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奇迹创造，做成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政党做不成的大事。第四，中国为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的历史认知。从大踏步赶上时代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树立正确党史观，必须深刻把握这四个历史认知的深刻意蕴。历史自信建立在正确的历史认知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这个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历史认知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在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坚定历史自信，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添了历史底蕴和底气。历史认知的建构意义在于筑牢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价值在于为现实的奋斗提供历史解释。历史认知构成历史的集体记忆，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必须百倍珍惜和集体维护。记忆的集体性意味着社会的整体性，严肃的历史不允许有任何的扭曲，庄重的历史容不得任何的玷污，客观的历史不接受任何的随意。对个人来说，怎样对待历史可以有认知建构的自由，但对社会来说，历史认知建构必须遵循集体意志。历史决议存储了许多重要信息，百年奋斗重大成就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信息存储，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的信息存储，百年奋斗历史意义是中国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的信息存储。这些信息保存的集体记忆，记载于史册而抹不掉，印入脑海而磨不灭，永远存在而散不去。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是因为它是人们深入了解自己的知识体系，从中可以看清楚过去走过的路，弄明白现在和未来怎样走好路。坚定历史自信必须以历史的正确认知为前提。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淀的历史经验，是党和人民最有理由充满自信的依据。然而，自信不是自满、自大、自傲，而是对自己所秉持的理念、坚持的方向、走过的道路和奋斗的目标形成坚定不移的意志。只有在理念、方向、道路和目标的历史认知上达成高度共识，才能以坚定的历史自信迈出前进的步伐。建构正确的历史认知，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必然要求；坚定历史自信是坚定“四个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道路自信决定方向和命运，理论自信确立信仰信念和思想指导，制度自信提供根本保证，文化自信形成精神支撑和心理基石，而历史自信则为坚定“四个自信”筑牢坚实稳固的根基。坚定历史自信与坚定“四个自信”构成内在关联的统一体，相辅相成，共生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历史决议建构的历史认知，对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对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再创历史新辉煌，必将产生巨大作用。（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家）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对于中国制造业，不少朋友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动摇了。果真是这样吗？我的观点是“未来中国仍将是世界的大工厂”，理由有三条。第一，中国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提升打好基础。第二，中国原有的全球产业链，特别是中国制造门类齐全，上下一致。可以说，无缝对接链条型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更大的优势有待发挥。第三，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优势虽然有所降低，但人才优势正在凸显。这三大关键因素是支撑中国在未来仍然是世界的大工厂，特别是升级为高精尖的大工厂的充分理由。有人问我：世界工厂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说大工厂呢？我认为全球现在对中国的依赖比以前要强，而中国对全球的依赖可以说在逐渐降低。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使中国仍将是全球的大工厂。要真正做到全球的大工厂，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从深圳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再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等，各地的制造业都要得到高度重视。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不上升是不行的，但劳动力成本上升过高会使产品成本上升，整个生产链的要素成本上升，会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所以我认为，当前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科技创新的问题。第二，一定要推进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改革。企业改革应当遵循一条比较明显的主线。比如说，过去的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都是以产品分类。中国企业要想做好“大工厂”，必须首先解决的就是整合科、产、学、研、市。从科研机构、生产到市场，整个能并在一块。华为实现了，我想以后还会有更多企业在这方面走出一条路。这个路子国外没有走过，国外仍然采取以商品来划分的方式。其次是要从整个产品的上游到下游，一直到最后的市场营销，打通整个链条。这个改革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是大的考验，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从中国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第三，一定要建立一个以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为主的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只要一建立，就像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吸铁石，会吸引全球的资金。所以，我对2022年的外贸形势不担心，对外资不担心，对于对外投资也不担心。我们高水平改革开放会出台更多的政策。对外投资方面，我们会用更大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加大“一带一路”建设，我们也会更大力度推动全球最大自贸区市场的形成。因此，在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未来我们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更加促进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及高新技术方面的发展。中国仍然会是整个世界的“大工厂”，并将成为高精尖的“大工厂”。（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阳气初惊蛰：惊蛰与暖阳惊蛰，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惊”为惊动，“蛰”为蛰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惊蛰节气前，冬眠动物藏伏在地下或洞穴中，不饮不食；惊蛰时节，春雷乍响，纷纷“惊而出走”，故有“春雷惊百虫”之说。然而雷声惊醒蛰虫，不过是人们的联想罢了。惊蛰原名启蛰，相传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易惊蛰。《夏小正》：“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因此，其本意是动物结束冬眠，无涉其他。此外，从科学角度说，春雷乍响，不会在根本上打扰冬眠动物的美梦。真正唤醒蛰虫的，不是惊雷乍响，而是阳和之气。元稹咏惊蛰：“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宋史·乐志》：“阳和启蛰，品物皆春。”也就是说，是温暖的阳和之气让蛰虫从冬眠的美梦中醒来，纷纷“集体出走”。惊蛰节气“九尽寒尽”，正值草之新绿、木之初华时节，人们迎来“九九艳阳天”。一候“桃始华”，山桃花开；二候“仓庚鸣”，黄鹂婉鸣，从一候到二候，“鸟语花香”的春景悄然而至；三候“鹰化为鸠”，老鹰不见了踪影，布谷鸟在耳畔叫个不停，从鹰到鸠的转换，更是增添了春日的“阳和”之气息。惊蛰时节，伴随着气温回暖、降水增多，全国大部分地区迎来“可耕之候”，被农民视作是正式开始春耕的日子。歌谣载“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农谚云“到了惊蛰节，锄头不能歇”，步入惊蛰节气，真正意义的农忙之春到来了。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时有诗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四川东北部地区流传着“惊蛰不使牛，使牛骨节响”的俗语，说的是惊蛰日忌使牛，否则牛容易受伤，表达了对耕牛的疼惜，因为惊蛰过后，牛和农人一样，没有几日清闲了。一雷惊蛰始：惊蛰与春雷对农耕地区而言，农民非常关注第一声春雷响在何时。农谚“雷打惊蛰前，四十九天不见天”，说的是惊蛰前打雷，未来一段时期内多低温阴雨天气，主岁歉，有可能会遭遇饥馑之年；但对于山区来说，则是“雷打惊蛰前，高山好种田”，山区农田排水比较便利，降雨多有利于作物生长，反而是一件好事。很多地区的农民俗信，惊蛰日闻雷，是丰收吉兆。《清嘉录》：“土俗以惊蛰节日闻雷，主岁有秋。谚云：‘惊蛰闻雷米似泥。’”又如“惊蛰雷鸣，成堆谷米”，意思是说，惊蛰日交节响雷，主秋收，粮食会价贱如泥。全国各地流传的惊蛰农业民俗丰富多彩。鄂西土家族的惊蛰节是果树生日。是日，人们会在果树上砍几刀，然后将肉汤灌入口子，称为给树“放水”。同时念念有词：“惊蛰节，惊蛰节，年年砍，年年结。虫砍死，风吹绝，花果满树树不歇。”待仪式结束后，还要在树枝上悬挂罐子和一条红绳，寓意果树丰收。南方茶乡有惊蛰“喊茶”（也称“喊山”）习俗。宋人赵汝砺《北苑别录》：“春虫震蛰，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壮观”，描述了惊蛰擂鼓喊茶的盛况。茶农冀望通过喊茶，唤醒大山和茶树，茶发芽、岁有望。惊蛰的节气神是“雷神”。客家俗谚云“天上雷公，地下舅公”，壮族俗语说“天上最大是雷公，地下最大是舅公”，都体现着雷神的崇高地位。旧时，很多人家都会在惊蛰日张贴雷神画像，呈摆供品、焚香烧纸、祭祀雷公，以求人畜平安、风调雨顺。同时，古人俗信雷神会在惊蛰日锤击天鼓，故而天际才会传来隆隆声响，于是民间流传有“蒙鼓皮”和“晒鼓皮”的传统习俗。《周礼》：“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冒鼓”即“蒙鼓皮”之举。相传，惊蛰日蒙鼓皮、晒鼓皮，可借天雷之势，不仅结实耐用，还可使鼓音洪亮。春雷惊百虫：惊蛰与驱虫春雷响、百虫出，春暖之际，虫蚁复苏，故而“驱虫”是惊蛰的重要节俗。《千金月令》：“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一些地区还流传着“射虫”习俗，即石灰画弓箭等图像指向门外，俗谓此举可攘虫，《黎平府志》：“惊蛰节，家以石灰布墙壁，用桃枝击之，并画弓于向外向，制毒虫。”山东农民在庭院生火烙煎饼，俗信烟熏火燎可除虫害。陕西有逢惊蛰、吃炒豆的食俗，炒豆的噼啪之声，象征着虫子被消灭。同时，民间还流传着放鞭炮“爆惊蛰”、闻雷抖衣、吃梨以远离疾病等各种有趣的驱虫之俗。除“小虫”外，惊蛰雷唤醒的还有“大虫”（即老虎）和“小人”，于是民间衍生出“祭白虎”和“打小人”的习俗。传说白虎为口舌是非之神，惊蛰后多出没伤人。惊蛰祭祀的“白虎”为纸绘老虎，口角画有獠牙。祭拜时，以猪血喂之，使其饱腹不能噬人，继而以猪油抹虎口，使其不能张口言说他人是非。“打小人”在我国粤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国广泛流传，打小人者相信，惊蛰后不仅害虫出动，小人也开始出来活动。为防止小人祸害，人们拿鞋履拍打或践踏剪纸小人，并在地上撒芝麻、绿豆和茶叶，以赶走四方小人。随着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尽管诸如射虫、打小人等惊蛰传统习俗在当代已不多见，但惊蛰文化却在其他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21世纪以降，相关国家机关多次在惊蛰期间开展以“惊蛰行动”或“春雷行动”为代号的缉毒、治污、扫黄打非等系列专项行动，令违法犯罪分子“惊恐万状、蛰伏枉然”。同时，如股市、车市、楼市、球市等也多使用“惊蛰”表达特定领域的复苏气象。又如，北京南锣鼓巷连续多年举办“惊蛰锣鼓”文化节，小孩子手持毛毛虫、刺猬、蜈蚣、乌龟等玩偶，在胡同里庆贺春暖花开时节的到来，热闹非凡。一雷惊蛰始，雷声滚过，震落了一冬的慵懒之气，唤醒了自然，也唤醒了生机，让圆梦路上的中国人，带着梦想努力向着春天进发。（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馆员、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计算力成为核心生产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算力”这个词是近年来科技界的热点技术名词，它源于计算机和计算技术，汇集了“数”和“算”，但更强调“力”，强调了计算能力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作为中国计算产业的亲历者，30多年来，我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计算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看到了算力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人类已经到达智慧时代的拐点：由巨大算力支撑的AI技术渐趋成熟，无人农场、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等正在改变着延续上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智能工厂让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无接触送货、无人机送餐成为智慧物流新亮点……一场由算力带来的变革将极大地改变未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算力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算力从根本上改造、升级了生产力三要素，最终驱动着人类社会的转型升级。我们谈到的智慧农业、智能工厂、无人配送等智能场景，背后都是计算的力量，它将劳动者由传统的人变成了“人+AI”，“劳动者”可以超越生物极限，呈现指数级增长。数据作为计算的处理对象，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资料，从有形到无形，生生不息，越用越多。生产工具也由传统的机械升级为计算力驱动的信息化设备，劳动效率同样是指数级增长，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计算力成为核心生产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观察到，各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与服务器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线性相关，服务器出货量已经可以作为衡量计算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项。从全球来看，全球经济总量最大并表现出很强经济活力的中美两国，也是全球服务器出货量最大的两个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数量总和，数字经济的贡献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各省市的情况与此类似，北上广浙每千亿元GDP的服务器出货量远大于其他省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计算力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3‰和1.8‰。因此，我们可以说计算力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实体企业层面，10年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大部分是能源公司、金融企业，市值靠前的IT（信息技术）公司仅微软一家。最近几年，全球最值钱的公司几乎清一色地是信息技术与服务公司，包括美国的亚马逊、苹果、微软、脸书，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也是全球采购服务器最多的公司，正是海量的计算力为这些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算力时代》，王晓云等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进入智慧时代，算力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算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对算力的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也是相吻合的。深度学习自2011年兴起至今，已经是目前最热门、最主流的AI算法，训练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对算力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AI非营利组织OpenAI曾于2018年发布报告，指出自2012年以来，AI训练任务所运用的算力每3.43个月就会翻一番，到2018年，AI算力需求增长了30万倍。2020年，训练自然语言理解巨量模型GPT—3（第三代通用预训练语言模式）所需的算力达到了3640PDa，需要1万块GPU加速部件共同完成。按照这个速度，到2023年巨量模型的算力需求预计将达到百万PDa，即使用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来计算，所需的时间也要两年之久。算力的供给远远追不上算力需求的增长速度。面对算力供给“鸿沟”，计算技术与产业需要构建一个新的发展格局，简单概括起来可以描述为：要通过多元算力融合和算力供给基建化加速计算向智算转型。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智慧时代，算力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主要体现为计算场景和计算架构的复杂多元。多架构引发了应用系统无法兼容及执行效率不高等问题。我们需要打破传统体系结构设计，创新智算体系结构，实现算力高效聚合和按需定义。这些技术，在这本《算力时代》的第五篇《突破极限——算力的未来》里面都有涉及，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面向未来的算力宏伟蓝图。多元算力的融合将大大提升算力生产的效率，而将算力真正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各行各业，使其进入千家万户，依赖的正是算力供给模式的创新。算力将像电力、热力、水一样，由统一的社会基础设施进行供应。2020年，国家明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包含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算力供给基建化已经成为趋势。可以预见，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下，智能计算中心将成为未来计算力的主要生产中心、供应中心。因此，如这本书的第四篇所述，我们要加快推动算力供给基建化，要加速高质量、高能效的智能计算中心的落地。而在这个落地过程中，我们要做好网络、能源、算力、数据、应用等一体化发展规划，最终构建新型算力网络格局。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不会停止，社会的进步将越发依赖科学技术的革新。希望全球科技创新出现更多中国的原创技术，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计算技术革新上迈出更加坚定自信的步伐，在算力高科技发展竞争与合作的新征程上，不辜负国家的期望，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本书选取了人类“算力”发展各个历史时期小而精的关键事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小见大，讲述了一段全球计算技术发展的大历史，十分具有趣味性。同时，这本书可作为向大众普及算力知识的参考图书，无论对指导工作还是知识开拓都大有裨益。相信不论是社会大众IT从业人员还是专业读者，都可以从书中感受到与算力共舞的魅力。（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税收、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等多维度、多路径共同推进。毋庸置疑，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重要路径。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重要保障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仅需要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更需要防止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因风险冲击而脱离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于风险本身，更取决于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即使风险再大，如果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风险本身对家庭的经济影响就较小，反之亦然。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加、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家庭也面临一些经济风险，即使如此，我国家庭的经济风险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家庭，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以人民福祉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扶贫攻坚战略的全面胜利、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极大地降低了中等收入家庭的经济风险；二是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理念有助于降低家庭经济风险。中国家庭更注重家庭代际间的经济风险分担和互助。然而，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财务状况受到较大冲击，主要体现在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低。根据我们的测算，2010-2018年，我国家庭使用流动性资产（包括储蓄和金融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平均只有3年，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仅有18个月。当遭遇重大疾病、重大安全等风险冲击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低。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步伐的重要保障。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渐实现共同富裕还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中等收入家庭经济风险的降低不仅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持金融稳定，也为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当前阶段，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抗风险冲击能力。提升家庭金融素养，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相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财富，受教育程度较高，风险意识也较强，但对风险管理的理解片面化，固定资产比例过大、过分看重收益率、持有二级市场股票比例过多、过度负债以及商业保险持有率偏低等问题，影响家庭流动性和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家庭金融素养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能综合反映家庭的金融知识库存、风险意识、应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能力，并不是以简单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更为合理的金融决策，避免盲目参与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决策效率。制度设计上，中等收入群体金融知识教育应常态化，评估机制应制度化，评估内容应体系化；内容上，重点引导中等收入群体正确的财富管理理念、方法和方案的制定，合理配置增值型和保障型资产，加大保险保障功能的宣传，以提高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形式上，构建多层次、多维度金融素养宣传渠道，积极引导中等收入家庭间接参与资本市场，避免由于金融素养不足而面临更大直接冲击。及时总结各种金融政策试点工作，采取差异化政策，鼓励中等收入家庭持有更多保障型金融产品，提高应对风险冲击能力。储蓄是我国应对风险冲击的传统金融工具，然而中国家庭的储蓄不仅要应对未来大额确定性支出，如购房、子女教育、子女结婚，还要应对未来医疗和养老等不确定性支出，使得储蓄无法完全应对风险冲击，尤其是重大风险冲击。而保险的损失补充功能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可以更有效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应对风险冲击能力，但我国家庭保险拥有率仅为18%，其中中等收入家庭为36%，远低于美国家庭的84%。可通过税收优惠和降低购买成本鼓励中等收入家庭持有更多的商业保险。国家近年来先后试点税优健康险、税延养老险以及专属商业养老险政策，但试点效果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税收力度有限，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甚至没有税收优惠；另一方面是监管政策较严，如代理人佣金率过低、产品设计不合理、允许带病投保等，险企参与意愿不强。建议对这三个试点政策进行差异化定位，明确各自职责，如将税优健康险和税延养老险定位于中低收入群体，提高缴费环节的税优比例，降低领取环节的征收比例；将专属养老保险定位于中高等收入群体，适当增加税优比例。另外，进一步优化产品设计和费用定价，降低保险产品的初始费用，提高产品竞争力。优化家庭收入结构，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收入是影响家庭经济风险的基础性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也有部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来源的差异决定了经济风险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有工资性收入可以使家庭经济风险降低37.6%，但工资性收入占比对家庭金融安全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工资性收入占比到达50%时家庭金融财务状况最为健康和稳定，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高达76%，反映出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过高，这种收入结构的失衡容易造成家庭经济风险的高度集中。因此，不仅需要拓展家庭收入的多元化，更需要调整不同收入来源在家庭收入总量中的结构比例。要加大金融科技的创新，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高创业者的经营性收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让投资者从资本市场获得相对稳定的资本收入。（作者单位分别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银行）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指导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恢复建立全国性群众团体，与各界人士诚挚交往，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进行了协商建国的生动实践。香山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接触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他们共商建国大计。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起草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构架起新中国人民政权建设的“四梁八柱”，历史性地将“人民至上”的理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固化为国家制度，转化成“为新中国奠基”的实际行动。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期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筹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光辉奋斗历程，是对“人民至上”根本立场的深刻阐释，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协商民主的根本保证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各界开展“新政协运动”，在征求“政协会议由谁召集”时，各民主党派认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中国革命和新政协“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香山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各人民团体纷纷恢复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指导下，众多党内外人士深入沟通协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光辉伟业。协商建国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展开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强国必先强党。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商民主才能充分发挥出权威性、系统性、稳定性和人民性，才能汇聚民意、增强团结、汇集智慧，才能充分发展真正行得通、做得到的民主形式。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西苑机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北平各界代表，共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功勋部队、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图为毛泽东与前来欢迎的民主人士合影。协商民主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前提香山时期，在擘画新中国伟大蓝图的进程中，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反复协商，重大议案在提出前先经过讨论，受邀单位不论人数多少都有投票权，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对新政协的民主形式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为了让人民更好地参与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1949年8月，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北平各界332人出席了会议。一位参加旁听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人民有权听取政府的工作报告，批评政府的工作，现在来说是件平常的事情。这就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不能抑止的愉悦：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人民至上是协商民主的根本立场香山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恢复全国性群众团体，广邀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大政方针，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筹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伟大创举，深刻阐释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北平市郊区农民代表团在向记者谈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感受时，深切地说：“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必须自己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事情都要由人民自己讨论；如今政府向人民报告工作，接受批评，与国民党开会训人民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只有把人民高高举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组织保障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诚邀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及社会各界参与新中国筹建的各项事宜。国旗、国徽和国歌面向全国人民征稿；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等代表均可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界代表会议，为新中国的成立及发展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在6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民主人士3名，占50%，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27名，占48.2%。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了建立并不断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心。百年征程，香山华章。北京香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凝心聚力擘画新中国宏伟蓝图的辉煌历程。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统一战线，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一种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农村走向新型集体经济之路。为弄清现阶段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总结其特点和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单位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组织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对全国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进行实地调研，在2018年至2019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调研了近30个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强村。调研发现，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能够促进乡村“五位一体”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选之路。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类型当前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形成了多种实现模式。我们根据实际调研的情况，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进行分类。●从始发状态来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原发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一般发生在改革开放后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继发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所在村在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户单干形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弊端出现，村庄转而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从经营方式上来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主要可以分为全资公司、股份公司、经济合作社等几种形式。随着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行，有关经济合作社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多采用“村委会-经济合作社-企业”的形式，经济合作社相当于总公司，在其下设立相关子公司或子企业。●从发展的动力机制上来讲，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可以分为自我积累型、城镇化引致型和企业家返乡型。自我积累型是村集体通过农业或者工业方面的经营不断积累资金，逐步扩大集体经济的经营规模，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一种模式。企业家返乡带领农村发展集体经济也是常见的一种类型。●从空间位置来看，可以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类型分为城中村型、城郊村型、乡野村型。城中村占据特有的区位优势，有机会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取得大量的初始资本，能够发展服务业、物业经济等产业。城郊村集体经济比较典型的发展模式是发展物流经济。这些村庄利用其区位优势，作为城市外围物流的中转中心。乡野村距离主要城区较远，不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一般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或者工业企业。●从产业类型来看，可以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分为农业型、工业型、服务型、六产型。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新型集体经济选择了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即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六产模式”。许多新型集体经济强村通过土地集中经营发展规模农业，同时适当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并以农业为依托，着重发展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科技示范园等项目。发展较好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特征发展较好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模式有很多种，虽然初始状态各有不同，成功的因素千差万别，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特征，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党政经一体”的领导模式。“党政经一体”的领导模式是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必然选择。在市场经济中，合格的市场主体应该有能力充分调动该村的生产资源，具有完全的决策权和支配权，而村集体生产资源的决策权和支配权掌握在村两委手中，只有通过“党政经一体”的领导模式才能使集体经济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党政经一体”的领导模式是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应有之义。村“两委”应参与集体经济的决策过程，把握好集体经济的发展大方向，并处理好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问题。我们调研发现，“党政经一体”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山东省莒南县温泉村实行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属企业总公司一套班子，并且“两委”班子成员大都参与了企业的发展，对企业怀有很深的情感，形成发展经济的合力。四川省彭州市宝山村实行党委领导下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村党委、村委会和宝山企业集团“三套班子、一套人马”，村党委处于决策地位，党委书记兼企业集团董事长，重大决策由领导层集体讨论，董事长最后拍板。山东省兰陵县代村的村两委成员则身兼村集体经济不同项目的负责人，每位村两委成员具体分管一个集体经济项目，需要决策时由村两委开会统一商讨。●“外圆内方”的发展方式。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新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与市场经济接轨，适应市场竞争，才能够在市场环境中存活发展，这是“外圆”；“内方”强调新型集体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内要坚持理想信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用市场的逻辑处理村集体内部问题。从经营层面上看，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无论处于哪种行业，都充分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经营决策，形成了适应市场的经营机制。比如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后石村，该村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坚持土地集体经营，走出了一条“专业集体承包”之路，创造性地贯彻了统分结合的经营原则。具体做法是“五统五定加两分”，即统一使用生产资料、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核算、统一积累、统一分配；定人员、定产值、定支出、定利润、定基本工资；分业经营、超利分成。●“五位一体”的发展成就。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农村的各方面资源，为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或者融合产业提供便利条件。农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集体经济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机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工作，拓宽收入渠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方面同时推进、协调发展是难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村两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并且村集体资金充裕，能够在生态、乡风、社会治理等工作上实现全方位突破。比如北京市密云区蔡家洼村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性，村集体建设了日处理污水3000吨的污水处理厂。山东省莱州市朱旺村先后投资1.8亿元用于道路“四化”，村内绿色植物、林木覆盖率达到28%，并修建文体广场、文化大院。通过村集体统一规划建设，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农民生活满意度都很高。村民生存发展得到充分保障，生活环境宜居舒适。●好带头人的引领作用。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庄，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好的带头人也必须是“能人”，具有出色的领导能力、大公无私的精神、坚定的意志力、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能力。从调研来看，“能人”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本村成长起来的；一是在外地经商或打工，事业有所成之后返乡的。后一类占比更多一些。山东省兰陵县代村书记王传喜比较有代表性。他在接任村支书之前在县建筑公司任项目经理。受益于在外多年打拼的经验，他带领村领导班子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在2005年抓住机遇，将全村2600余亩土地进行集体经营，领导代村由一个负债300多万元的穷村发展为总资产12亿元的新型集体经济强村。●完善的民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需要村民的广泛认同和持续参与，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在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确保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符合大多数村民的利益。村集体领导班子都格外注意在各个环节发挥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样也能够较好地避免集体经济变成个人牟利的工具，防止带头人或者领导班子按个人意愿把控集体经济组织。福建省龙岩市溪南村进行民主自治管理，对社区全年收支、账目等进行全面公开，确保全体居民对社区的全部情况都能做到“要知道、能知道，要参与、能参与，要做主、能做主，要监督、能监督，要满意、能满意”。山东省新泰市于枣林社区成立了集体经济的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委会班子成员中选举产生，对集体经济合作社的事务进行决策表决、对账目进行实时监督。乡村振兴战略的可选之路许多地方对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认识还很滞后，常常一提到集体经济就联系到“人民公社”，认为是重走“吃大锅饭”的老路，这种对于新型集体经济的认识是很片面的。人民群众关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鲜活实践，对我们准确理解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带来许多启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道路可以是多元的，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一种重要的选择方向。乡村振兴道路的选择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一阵风。当农民自发走上新型集体经济道路时，政府应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鼓励引导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设置阻碍。●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本身的发展形式是多元的。通过调研过程中的不断总结，我们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是以适应市场经济为核心特征，在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前提下，通过财产联合或者劳动联合进行共同经营的经济组织。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其根本目的。无论从事哪种产业，处于产业链的哪个环节，或选择怎样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只要符合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本质，我们都可以将其看成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不同形态。●农业农村发展应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在“三农”问题中，农民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这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庄，生产经营的收益都用到了农民身上，农民的切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从而使得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正向的反馈机制。另外，在引入外部资本、外部人才参与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有效保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防止农民被边缘化，防止农村的稀缺资源被低价剥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能够发挥综合功能。之前的农业农村发展方式主要从产业振兴切入，只注重产业发展的思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难以统筹兼顾五大领域的振兴。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一方面能够锻炼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组织能力，另一方面能够显著增加农村集体收入，有了组织和资金的保证，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便有了可以实施的支点。“集体有思路，村民有出路”“承包解决温饱，集体才能致富”，我们在调研中听到的农民们朴实的话语，真切地体现出农民对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认识集体经济有着深刻的思考，“发展集体经济实力，绝不是复归‘归大堆’式的公社化，而是纠正大包干中忽视统一经营所造成的偏差；绝不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对这种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2018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也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已经不言而喻。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会发展越来越好，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重要力量。（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必须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此大背景下，认清首都工作所处的历史阶段，牢固确立首都发展的理念，深入把握首都发展的内涵，增强以首都发展统领新时代首都工作全局的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地认识首都发展的由来北京自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以来，自身的发展就一直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紧密相连。70多年的奋斗，历经首都建设、首都经济、首都发展三个阶段，北京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百废待兴的古老都市，发展成为今天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首都的功能体系、保障能力、国际影响力都实现了巨大跃升。贯穿其中的发展主线，就是把握首都城市性质，履行首都职责使命，紧扣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与时俱进地推动首都的建设和发展。首都建设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围绕提升首都城市形象和服务保障首都的能力，全面开展了首都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首都建设成果。主要有以“十大建筑”为标志的国家工程，以“八大学院”为标志的科教设施，以首钢等工业基地为标志的工业设施，以建国门外使馆区为标志的涉外设施，以地铁一号线、密云水库为标志的重大基础设施。这些首都建设成果，增强了首都的服务功能，提升了首都的保障能力，构建了基本的功能框架，推动一个百业凋敝的旧北平发展成为面貌一新的新首都。首都经济阶段。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北京提出了首都经济的发展理念，强调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大力发展以知识经济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在这一理念引导下，北京全面实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动城市发展深刻转型，促进首都功能实现新的提升。通过打造中关村、CBD、金融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端功能区，推动科技服务、现代商务、金融服务、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实施“退二进三”战略，推动制造业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这个时期，北京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前进，以京广中心为标志的超高层建筑展示了北京的现代化水平和开放活力，为举办亚运会建设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工程展示了北京迈向国际大都市的强劲势头，首都建设实现了新的提升，首都经济提质增效，高新技术产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首都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0次视察北京、18次对北京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做好新时代首都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市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固确立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提出首都发展的理念，实施推动首都发展的一揽子重大举措，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推动“一核”与“两翼”联动发展；“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满足群众“七有”目标和“五性”需求，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增强群众民生获得感。经过不懈奋斗，首都功能明显增强，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局面初步形成，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取得重大进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首都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纵观过去7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首都北京各阶段的发展总是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按照中央对首都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的要求，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发展的重心。首都建设阶段，按照国家战略部署要求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体现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的职能体系。到1978年末，北京市第二产业比重从1949年的36.8%上升为71.1%，形成了以化工、机械、冶金为支柱的国家重型工业基地，实现了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首都经济阶段，北京在服务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按照首都功能的变化完成了从工业化城市向现代综合服务中心城市的转变，消费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知识经济、服务经济发达成为显著特征。首都发展阶段，北京自觉把握新时代发展阶段要求，坚持以首都发展为统领，更加突出创新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安全发展，推动城市发展实现深刻转型，首都功能优化提升，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人均GDP达到2.85万美元，居全国第一，创造了减量发展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首都建设、首都经济、首都发展是相互联系、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体现了对首都工作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首都发展阶段，更加突出“都”的功能，更加注重以“都”定“城”、以“城”促“都”，展现新时代“都”与“城”有机融合的首都发展风采。深刻认识首都发展的基本内涵首都发展是紧扣首都城市性质、聚焦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履行首都职责使命的中国特色大国首都的发展模式。鲜明提出首都发展，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我们对首都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新时代发展观、现代化观在首都的具体体现，是北京在城市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转变。首都发展的实质是：首都发展是首都功能优化提升的发展，是“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全面发展，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协同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共富发展。首都发展的内涵，可以从8个方面来把握，即主线、要义、关键、目标、动力、落脚点、底线、保证。首都发展的主线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全部要义就是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关键就是牢牢守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正确处理好“都”与“城”的关系，更好履行首都职责使命。总体目标就是锚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力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发展动力就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化改革开放，把“四个中心”“四个服务”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最终落脚点就是让人民生活幸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底线就是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妥善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根本保证就是加强党对首都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首都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首都北京是“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是国家管理和运行的中枢，是十四亿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引领民族复兴的文化枢纽。这些职能，要求突出首都发展，提升首都的能力，以更好地承担首都功能，做好“四个服务”。坚持以首都发展统领首都工作全局首都发展居于统领地位，全市各项工作都要向此聚焦，服从并服务于首都发展，做到纲举目张。提高政治站位。首都首先是政治首都，各级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各项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凡事都要从政治上考量、大局下行事。要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带头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更加坚定地做到“两个维护”，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和号令，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坚决维护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要以理论清醒保持政治坚定，自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生动实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确保首都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历史大势。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对首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应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深刻认识到：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首都北京服务保障重大国事活动、服务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服务国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期，首都北京多重任务叠加，多个重要历史节点交替，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勃发，首都北京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文化守正创新、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任务更加繁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应对各种风险的任务更加繁重；目前中央政务环境仍需改善，国际交往功能承载能力仍有不足，城市服务保障能力尚有短板，推动首都功能优化提升的任务更加繁重。应坚持以大历史观来认识和把握肩负的职责使命，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推动首都发展，努力把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北京篇章。严守战略定位。“四个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是首都发展的魂之所在，也是首都发展的价值追求。以首都发展来统领，其中最紧要的是以“四个中心”功能来牵引。要始终坚持把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放在首要位置，推动“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标志性成果。持续强化政务服务保障，营造安全、高效、有序的政务环境，确保政治中心绝对安全。紧紧围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体框架，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机制，前瞻性谋划并加强设施和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引领作用。要深刻认识到“四个中心”“四个服务”与高质量发展是统一的，充分把“四个中心”“四个服务”蕴含的能力释放出来，把“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和“四个服务”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通过落实城市战略定位，着力完善与新时代大国首都发展相适应的首都功能体系和服务于首都功能的首都治理体系，更好履行首都职责和使命，努力使北京的建设发展更加符合党和人民的新要求。保持转型定力。坚持减量发展，持续通过减量倒逼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实施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双控，加强居住、就业、交通的时空统筹，形成“职住梯度”分布格局，促进人口在更大范围有序流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解决好人口调控约束和老龄化背景下的就业人口不足问题，保持城市发展活力，更好适应首都发展要求。加强政策统筹，多种方式促进建设用地规模减量和提质增效。深化供减挂钩统筹机制，把握好拆占比、拆建比。稳步推动核心区建筑密度下降，保持中心城区建筑规模动态零增长，持续降低平原地区开发强度。加强违法建设治理，深化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存量和低效建设用地。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管住战略留白，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走好协同之路。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疏解整治促提升，坚定不移推动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转移，坚决退出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批发市场，支持配合在京企事业单位向外有序疏解，持续巩固疏解成效，坚定走好减量发展、提质增效新路子。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坚持雄安需要什么就主动支持什么，建成并运营好“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加快京雄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雄安新区提升综合承接能力。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坚持一年一个节点，全力推动城市副中心框架基本成型，聚焦“3+1”主导功能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新高地，抓好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强化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大力提升交通、产业、生态、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协同发展水平。积极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统筹抓好“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圈”等各圈层建设，加快构建定位清晰、梯次布局、协调联动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扩大高质量优势。坚持“五子联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北京典范，建设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提升高精尖产业能级。以创新链带动产业链，坚持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建设世界级产业创新集群。强化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巩固金融业第一支柱产业地位。用心呵护北交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巩固拓展科技、信息、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竞争新优势，擦亮“北京服务”品牌。深入推进“两区”建设，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建设数字贸易示范区和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积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持续抓好新基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通过数字赋能产业、赋能城市、赋能生活，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形成更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着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鼓励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优质供给带动消费升级。精准扩大有效投资，深化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科技赋能。紧扣国家重大需求，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抓好国家实验室发展，推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化发展，加紧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布局建设。加强基础研究，积极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攻关，实现更多“从0到1”突破。全面建设好北京科技创新高地，深入推进“三城一区”主平台建设，聚焦中关村科学城，突破怀柔科学城，搞活未来科学城，推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顺义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抓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主阵地建设，开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行先试改革，在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上取得新的突破，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坚持“三链联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切实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应用，激发各类创新主体作用。积极吸引各类人才，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厚植绿色底色。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抓好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健全区域结对协作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涵养区只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打造践行“两山”理论北京样板。落实碳中和行动纲要，完善碳中和行动机制和政策体系，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施“双控”，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实施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深化“一微克”行动，推进PM2.5、温室气体和臭氧协同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全面落实河长制，推进永定河、北运河等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保护好密云水库，补齐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短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推进温榆河公园一二期、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建设，打造一批城市森林、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抓好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持续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让绿水青山蓝天成为首都发展的靓丽底色。补齐民生短板。聚焦“七有”目标和“五性”需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学前教育质量。多途径扩大学位供给，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扩大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坚持“房住不炒”，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完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深化“回天有我”行动，探索大型社区治理样本。抓好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两个“关键小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深化“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继续破解一批高频共性难题，努力办好群众身边的事、家门口的事。建立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长效机制，优化支撑共同富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先富帮后富的良好社会生态。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努力实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守牢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国家安全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四位一体”风险防控格局作用，及时有效识别预警化解各类风险，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持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守住不发生暴恐活动底线。坚决管好各类意识形态阵地，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注重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严防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深入推进平安北京建设，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完善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扫黑除恶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持续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补齐基层卫生缺口，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韧性城市建设，完善韧性城市指标和标准体系，提高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强化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保持严的主基调。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为推动首都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履行抓分管领域党建责任的工作清单。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三个一”“四个绝不允许”。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好干部标准，健全完善选贤任能制度，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统筹推进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各领域党建工作，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现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对腐败的压倒性力量常在。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发挥“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作用。（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匡政经典，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梳理历史上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帝王，凡能阅读践行者，皆使社会达至太平乃至成就盛世。《群书治要》与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对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的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成汇集了经世治国智慧精华的“帝王学”参考书——《群书治要》。贞观五年（631）成书后，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皇子诸王以作从政龟鉴，并赐魏徵帛千匹，彩物五百段。《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及运用，也使他成为唐朝后世朝臣劝谏当朝君主效法的榜样。晋阳尉杨相如向唐玄宗上《陈便宜疏》，言及太宗“以书籍为古镜，魏徵为人镜，见善则行之，不善则去之”，从谏如流，励精图治，贞观之时，海内浃洽，愿玄宗能阅读《群书治要》，以“见忠臣之谠言，知经国之要会”。玄宗治下的唐朝处于盛世，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和需求比不上太宗治国之初。至天宝十三年，国家已承平日久，积弊丛生，后来的“安史之乱”则直接使大唐由盛转衰。中唐时期，四朝元老李泌在回答唐德宗欲知政理之要、读何书而可时谏言，可阅读《群书治要》和同为匡政之书的《王政记》。翰林学士、六朝元老李绛上疏唐宪宗曰：昔日太宗命魏徵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治要》，置于坐侧常自省阅。李绛劝谏宪宗效法先帝，日新德政，成就清明之治，醇化百姓风俗。宪宗在位期间，勤勉政事，改革弊政，史称“元和中兴”。玄宗、宪宗同为中兴之主，可惜二人都只善其始，未善其终。《群书治要》成书后主要流传于宫廷，并未广布，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只有魏徵序言被《册府元龟》收录而留存。幸而《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至今。《群书治要》与日本平安时代的繁荣《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群书治要》与《贞观政要》《孝经》一起被定为日本天皇了解中国治国理政原则及方法的“御始书”。日本文献中记载，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阅读过《群书治要》。仁明天皇承和、清和天皇贞观时期，日本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充分说明了《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宇多天皇在位时整肃朝纲，刷新政治，后世称为“宽平之治”；让位时作《宽平御遗戒》作为天皇之金科玉条，告诫醒醐天皇即使不能穷究经史百家，也无遗憾，只有《群书治要》要早早诵习，勿将日月消磨在杂文之上。由此看出宇多天皇对《群书治要》的重视，也有理由推测“宽平之治”与《群书治要》密不可分。平安中后期，日本天皇大权旁落，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群书治要》开始了普及化过程，进入京都贵族之家。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就将《群书治要》定为奉公之辈的必读书，这自然有国家治理的需要。《群书治要》与清皇室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阮元巡抚浙江时，悉心搜求四库未收之精本善本、名抄旧刻，及中土失传的重要典籍，并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例，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上呈嘉庆帝。嘉庆帝称赞有加，赐藏书库额“宛委别藏”。虽尚未查得嘉庆帝阅读《群书治要》的历史记载，但阮元之弟阮亨所著《瀛舟笔谈》记录了其兄首次上呈寻访之书的经过，留下了“丁卯冬，服阙入觐，进呈乙览，蒙赐披阅，奖赏有加”的记载。光绪帝是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另一位清代帝王。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试策问天下贡士，第一道试题便是论述帝王诚正之学如《帝范》《群书治要》《帝学》的精义。试题由读卷官所出，光绪帝钦定。题目虽非皇帝亲出，但《群书治要》作为殿试策问第一题的意义不容小觑，说明皇帝及臣子对此书已有研读，并对此书相当关注，在民间也有了广泛传播。问及此书精义说明《群书治要》作为“帝王学”之书的价值已被认识。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即使光绪帝力图施展政治抱负，无奈身不由己，无力回天。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群书治要》不仅在中国，也在外国协助帝王开创了盛世，这说明《群书治要》这部“帝王学”参考书中记载的治理智慧，是和于道的，能历久而弥新。【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知识体系及实践，体现着顺天应时的思想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标识。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立春日盛大开幕，以二十四节气开篇，从“雨水”一路前行、迎来“立春”，彰显着一起向未来的美好希望与坚定信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立春是万物复苏、勃勃生机的象征，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年大不如春大”立春，二十四节气之首，太阳到达黄经315°迎来立春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立，建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春也。”四时流转、以春为首。立春意味着冬去春来、万物更生，既是春季节气的起点，也是一年四季的始点。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开端的象征意义。对于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来说，立春不仅是自然时序的开端，也是人们“重启”社会生活时序的开端，既是十分重要的节气，又兼有“节日”身份，民间广泛流传着“春朝大如年朝”“年大不如春大”等说法，都充分诠释着立春在中国传统节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重大意义。立春分三候，一候“东风解冻”，立春之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温逐步从零下转为零上，最突出的物候表现就是冰雪消融。我国先民认为，东方属木，而木为火之源，因此将“春风”称为“东风”，寓意这个节气天气回暖、春回大地。二候“蛰虫始振”，蛰伏一冬的动物感知到阳气潜萌，开始苏醒，但还“动而未出”，要待到惊蛰、春分等节气之后才会真正“启户”。三候“鱼陟负冰”，寒冬时节，鱼儿潜伏在水底避寒，迨至立春之后，伴随着阳气回升、冰层变薄，逐渐上浮，像背负着冰在游动。丰富多彩的礼俗文化活动立春代表着生机，孕育着希望，千百年来流传着丰富多彩的礼俗文化活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迎春”。《礼记·月令第六》：“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到东汉时期，上至都城、下至地方，都举行盛大的迎春仪礼，凡出行之车骑、旗帜、服饰皆为青色，一直延续至清末，是各地官民共庆同乐的重大礼俗活动。迎春活动中最热闹的是鞭春牛。鞭春牛，也称打春牛，此俗起源甚早，《事物纪原》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隋唐时期，鞭春牛成为相当普遍的节庆仪式活动。通常，鞭春牛仪式由县衙里的官员执行，春牛多为泥塑牛。当春牛从人群经过时，人们多以豆麻撒之，俗信此举可“祈丰年”“散痘疫”。更有意思的是，鞭春牛仪式结束后，人们要争抢打碎的土牛块，俗信将其置于牲口圈能保六畜兴旺，置于卧榻能令蚕茧丰收，置于灶台可保不生虫蚁等。牛是传统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立春时节鞭春牛意在鞭打懒惰之气，宣告春耕的开始，包含着规劝农事、策励春耕的寓意，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民间流传的立春习俗不胜枚举。过去，浙江一带的人们会在立春时节去郊外探春，然后折松柏枝条编成圆圈，戴在小孩头上，俗谓此举可以保证孩子“四季清健”。山西等地立春时有童稚“戴春娃”的习俗，春娃为人偶型布袋，里面装有豆子、谷子，俗信孩童佩戴春娃可以消除痘疹之灾。入春后，人们往往容易发困，民间有“春困、秋乏、夏打盹”之语，宋范成大《春困》诗题注：“吴俗立春日儿童以春困相呼，以掉头不应者为黠”。此俗即为“卖春困”，指小孩在立春日尚未天明时沿路呼叫“卖春困”，有人应答则春困卖掉、不再疲乏。此俗尽管为儿童游戏，有狡黠意味，但确实也包含着告诫孩童珍惜朝日、不负韶华的深意。立春饮食有尝春、咬春之俗，常见的食物有萝卜、春卷、春饼等，其寓意多与“阳”“新”“生”等文化观念相连。汉《四民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不过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进浆粥，以导和气。”吃生菜，有迎接新春到来之意。人们将生菜、水果、饼、糖等物置于盘内，衍生出吃春盘的习俗。杜甫在《立春》一诗中便记有：“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的文字。咬春习俗中，最为普遍的是吃萝卜。《燕京杂记》载：“立春日，都人多买萝卜生食之，谓之咬春。”老北京的“咬春”萝卜为紫萝卜，其味辣，能够驱除春困、补充阳气、提振精神。立春饮食习俗体现了因时而动、顺时养生的节气文化智慧。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立春习俗是二十四节气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歌谣。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在开展大量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经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申报，2006年二十四节气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力提升了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当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扩展项目达11项，包括浙江“九华立春祭”“班春劝农”、贵州“石阡说春”和河南“内乡打春牛习俗”等4个立春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嵌入二十四节气元素，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演绎着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协奏的春之乐章。一年之计在于春，民谚云：“春争日、夏争时，一年大事不宜迟。”天地苏萌山水醒的立春节气，是生机盎然的象征，是充满希望的标志，提示着农民要抓紧备耕、勤于农事，孩童要茁壮成长、勤于学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勤劳的中国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一定能够获得殷实的好收成。（作者为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研究员，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主任，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理事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梁启超的国际观是在观察欧战中逐渐形成的。在当时展开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梁启超经历了一个从缺位到补位的过程。欧游归来后，他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为东西文化论争增添了新的成分。他要求思想解放，提倡法治、宪政、自治、国民运动；他告诫人们不要着急，反对在中国实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他主张未来中国文化要走中西结合之途，中国要对世界负责任。这些观点都新鲜且具有建设性意义。“真乃令人惊心动魄”的国际形势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首先透露了他对战后欧洲的观感。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他先从欧战前后的残破局面说起，视欧战为“人类历史的转捩”，“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战后国际上的隐患依旧存在，虽然“如今战事停了，兵是撤了，和约是签了，元气恢复，却是遥遥无期。永远的平和，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保险。试就国际上情形而论，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愈结愈深。”国际上的这些危险情形，在梁启超看来“真乃令人惊心动魄”。而各国生计及财政纷纷破产，社会革命暗潮汹涌，贫富矛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绝非前四年来国际战争可比”；工业化国家内部劳资矛盾，“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自19世纪以来，生物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影响所及，“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梁启超造访欧洲，到处听到人们对前途“悲观的论调”，美国记者赛蒙氏甚至对梁启超悲叹“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整个欧洲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氛，西洋文明破产的“世纪末”情绪充斥着人们的心理。梁启超对欧洲的这些观察和印象，并不是渲染“西方的没落”，而是亲身体验，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梁启超对战后欧洲残破景象的报道，在国内产生的反响不一，那些曾视西欧为现代化样板的人们可能因此会产生失落感，转而将希望的眼光投向新大陆美国，或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欧游心影录》是一战结束后梁启超与丁文江、张君劢等7人前往欧洲考察的观感。最初发表于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收入《饮冰室合集》时，作了删减，改名《欧游心影录节录》。“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还试图为中国应对世界的变局开出药方。梁启超首先做出一个判断，“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他明白提出一个如何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问题。“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这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爱国观，一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国家观。由此，梁启超鼓励国人：“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他以古语“知病即药”提醒大家：“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这里所展现的爱国观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观点大体相同。梁启超对欧洲的观察由表及里，有很多自己独到的心得。他在介绍欧洲的所见所闻时，一方面指出欧战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战后民生的凋敝；另一方面也赞扬英国的宪政、法治精神，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英国伦敦，刚一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但梁启超能够感受到，英国之所以能经大战而不败，靠的是人民“养成一种沉郁严重的性格，坚忍奋斗的习惯”，他由此反省，若是国民“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在参观英国下议院时，最令梁启超感动的是英国人讲究法治、严守政治游戏规则的习惯。“英国人爱政治活动就像爱打球，同是一种团体竞技的顽意儿。须知他们打球也是最讲规则的，不尊重规则，就再没有人肯和你顽了。”“他们不制定一种法律便罢，一经制定，便神圣不可侵犯，非经一定程序改废之后，是有绝对效力，无论何人都要服从。所以他们对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肯放过，人民有了立法权，就算有了自由，都是为此。”反观中国，“我们办了几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戏”，方才“觉得中国人法律神圣的观念，连根芽都还没有”。英国给梁启超印象深刻的是它的法治精神，法国让梁启超感动的是它的爱国精神。在参观亚尔莎士、洛林二州时，给梁启超刺激最深的是：“法国人这点爱国热诚，他们全国人无论男女老幼，识字不识字，对于这件事都当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饭不忘。法国能够轰轰烈烈站在世界上头，就是靠这点子精神贯注。”他盛推法国人的这种精诚爱国精神，由此梁启超想起了沦落于日本之手的台湾，“我们失台湾，还是在法国失亚、洛二州后二十年哩，都是战败割地，情形全然一样。人家是深痛彻骨，五十年间没有一刻忘记。我们在当时，何尝不也是人人惊心动魄，不过三五年，早已撇在脑后，像是公认抢劫的人有正当权利了。”对甲午战争后中国失去台湾的耻辱，梁启超一直耿耿于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梁启超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他说：“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不得不“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他分析了解决这种矛盾的两种派别：一派是“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的各国社会党；另一派是主张推翻现存政府，实行耕者有其田、工人管理工厂的俄国“过激党”。他预估世界：“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但梁启超并没有因此立即倒向俄国式的革命，他对中西之间的社会矛盾作了比较，认同在中国采取温和的社会改良政策，不同意将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说，特别是其提倡的“生产机关国有论”搬到中国来。“若要搬到中国，就要先问什么是生产机关？我们国内有了不曾？就算有了罢，说要归到国家，我头一个就反对。你不看见铁路么，铁路国有权，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我们不是早办了吗？结果如何？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以上所举，拿来做个比方，并不是论他的方法良不良，只是论我们用得着用不着。”这里显示他对在中国运用社会革命方法的谨慎姿态，预示了他与国内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区隔。寻求“中国之文艺复兴”梁启超是一个极富时间感的思想家。20世纪来临前夕，他首用“世纪”一词，创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讴歌新世纪的到来。访欧前夕，他又发表《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特别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强烈的“将来观念”分不开：“我国是个狠有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种文明历史，都是从我们祖宗狠深强的将来观念构造出来。我们受了这种好遗传，就令不肖，何至便像阿非利加洲黑人今日想不到明日的事？”访欧归来，他强化了重振中国文化的信心，要求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责任，这似与他内心顽强的“将来观念”发酵有关。为此，他希望青年一代，“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这种对中国文化四步走的规划，构成其与新青年派不同的思想理路。可以说，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谱系中，与杜亚泉、梁漱溟相比，梁启超多了一些西方文化的新元素；与新青年派比较，他又多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分量。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定位在1920年9月创刊《改造》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之时，梁启超并不愿失去新文化的旗帜，被时代讥讽为过时的保守者；在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百出、矛盾激化之时，他倍感珍惜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寻求“中国之文艺复兴”。这是一条富有建设性意义的新思路，《欧游心影录》的指向和意义即在于此。（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中，人民当家作主具体体现在很多方面。注重公民选举权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进行不懈探索和实践，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苏维埃暂行选举法》，工农劳苦大众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到延安边区政府的“豆选”“三三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将“民主选举”作为亟待实施若干举措中的重要一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深入开展，民主选举工作不断拓展和深化。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投票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民主选举具有“自下而上”和“公平投票”的性质，是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这是由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加强对选举工作的监督，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选举区、乡镇人大代表和区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关系到本地各项事业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保障人民选举时的投票选举权，一方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公民庄严神圣的投票权，对选举工作予以法律保障；一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选举工作专职机构广泛宣传、积极动员，组织公民认真进行选民登记，确认选民资格，提高广大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对选举工作予以组织保障。同时，严格执行选举制度和选举纪律，打击违法乱纪行为，以严明的执法行动，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对选举工作予以纪律保障。注重常态化政治参与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进行着民主实现方式的探索和实践，最终实现了协商民主从实践做法到形成制度的突破，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权利，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民主选举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一环，是人民行使权利的重要途径，但绝非人民民主权利的全部，与西方社会民主选举之后普遍出现的“民主熔断”不同，我国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享有充分、持续参与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人民享有持续参与权利的重要制度保障。注重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权利我国已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障全体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全国范围内有10个立法联系点。制定“十四五”规划在网上收集100多万条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听取意见达3个月。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程民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在我国，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党对人民民主的深刻把握，体现了中国特色，拓展了实践空间。我们在出台某项政策、制定某个规则、出台某项法律时，均依法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并集中人民智慧，使决策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民主管理方面，从人大表决到政协协商，从村庄自治、社区恳谈到学校教代会、企业职代会，人民群众作为政治主体，依法广泛参与国家事务和各行业领域的管理，行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并承担宪法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民主监督方面，人民通过纪委举报、信访投诉、网络评论、民主评议、电视问政等方式，对国家各级代表机关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达到纠偏去错、惩奸扬善效果，保证人民权益不受损失。依法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特征，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动“四个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依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注重民主实体性与程序性的统一治国无其法则乱，民主如无规无矩也会出问题。从全过程人民民主完整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探索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积极完善民主制度，通过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在党和政府机构的统一组织下，认真进行选民登记，定期召开人民代表选举工作，人民平等投票和民主选举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通过拓宽协商渠道，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民主协商工作深入开展；拓展各层次社情民意反馈渠道、专家咨询渠道、重大事项听证渠道等，人民参与民主决策常态化发展，深入开展建章立制工作，激发了人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不断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反映问题的渠道，人民民主监督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践证明，我们的民主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做做样子的，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特征的高度概括，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势。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把这一特色和优势巩固好、发展好。（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格格推荐阅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下的乡土重建，也不是结构转型完成后城市中国的乡村问题，而是要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城乡中国的乡村问题。《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是课题组几年来组织经济学、社会学的力量，对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与城乡转型进行了长时段研究的成果。城乡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自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历经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变革，转型的成色取决于结构变革对乡村的影响。通过两个维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考察农民与土地及村庄的黏度变化，我们发现，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方式不同，由此带来的农民与土地和村庄的黏度变化也不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被绑缚于土的乡土中国农民历经了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绑缚于土、乡村工业化时期的粘连于土、沿海工业化初期进城又返乡的“农一代”的依恋于土，进而到“农二代”时期的离土、离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的新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不断扩展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村庄制度发生转型，随着农民的离土、出村，不仅村庄功能及其在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强化构建的“集体”等制度安排发生蜕变，传统村庄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农民异质化中迈向其现代转型，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已经投射到乡村，均质化的小农已高度分化，长期依赖过密劳动投入的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承载乡土社会的村庄呈现分化，维系熟人社会的制度出现锐变。《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刘守英等著，科学出版社出版乡村巨变使这个古老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国已经发生的转型是历史性的，且具有不可逆性，即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为此我们提出，从结构形态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历经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三个阶段，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将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结构特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城乡互动在城乡中国结构下，农民、农业与农村的变化最终会反映在城乡关系上。中国在经历急速的城市化以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正在重塑。单向的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在城乡巨大差距、城乡二元体制和政府主导发展权的共同作用下，上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乡村向城市单向配置。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试点参与、案例研究，我们发现，近年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增强，资本下乡的速度和规模增加，劳动力流动出现一定比例的从沿海向内陆的回流，乡村经济活动变化带来建设用地需求增加。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城乡中国的到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转向城乡互动。其一，资本、劳动与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对流增强。随着乡村经济活动的变化，资本下乡增加；劳动力在继续由乡到城的迁移趋势下，部分在城市闯荡积累能力的乡土青年回到家乡创业，企业家在乡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进行新的商业和经营模式尝试，部分城里人到乡村创业和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城乡再配置，带来乡村建设用地需求的上升。其二，城市对乡村的需求上升。在急速城市化时期，人们的普遍观念是，工业和城市的生产率高于农业和乡村，城市代表先进，乡村代表落后，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逐渐消失。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还未发展到一半时，大量的城市问题出现并加剧，城里人主动到乡村寻找与城市差异化的休闲、宁静的生活方式，带来乡村经济发展机会的增加和村庄活化。其三，城、镇、村的功能分工更加明确。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配置主导性增强，更有利于大城市、城镇与乡村发展各自比较优势。大城市发挥其集聚、效率、创新、知识、产业、就业的优势，成为城乡人口就业和创造收入机会的场所；活化的村庄在满足城里人新的消费需求的同时，发展出一批体现乡村特色、个性化、有地方风格的产业；在大城市和活化的乡村之间，部分乡镇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承担城市部分产业转移等功能，也成为城乡人口互动的过渡地带。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城乡中国阶段的基本特征更为根本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共融共生。我们在城市化过半以后才发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消灭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也出现大量病兆。城里人的经济活动和生活被城市病困扰，他们开始主动到乡下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慰藉。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城乡中国阶段的基本特征。乡村是城市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乡村是永远存在的，最发达、最现代化的国家，都有乡村存在。城与乡两个板块不能割裂，但城市高度繁荣、乡村衰败，正是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城乡真正好的形态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彼此共生，互有特点，但相互交融。城乡互动是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具有阶段转换与趋势变化的性质，将成为城乡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市场经济中有两种类型政府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或“扼杀市场的政府”，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把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那么怎样实现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谈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以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样一个市场和政府。用法治来造就市场和政府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进一步深入研究产权，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界定、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问题。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在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的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受到重视。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所谓“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促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增加政府税收；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第二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中，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务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推动法治建设的一种力量。第三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来自知识，这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人们通常会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对所谓“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会使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北京冬奥会成为外媒热议的话题，诸多外媒都密集刊文聚焦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从2008年到2022年的时间跨度中解读“中国这次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我体会，北京冬奥会传播了春天的信息，发出了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诸多讯号：一是从“我能比呀”到“我能赢呀”；二是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三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四是一簇微火，感动世界；五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六是迎接新文明复兴，促进新人文主义。聚焦到一点：一起向未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能比呀”到“我能赢呀”北京，冲破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与中国新春佳节浪漫相遇，成就奥运史上首个“双奥之城”。2008年夏季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喊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之声；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一起向未来”，中国向全世界发出携手共创未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音。曾记否，1928年奥运会都开到第九届了，积贫积弱的中国方才派代表去“观摩和欣赏”。在阿姆斯特丹开幕式上，观摩团副代表宋如海反复吟哦Olympic和Olympia，一句汉语脱口而出，“我能比呀”！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如海著的《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写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弱国一度与奥林匹克无缘。“我能比呀”是感叹更是警醒，是悲哀更是希望，是呐喊更是鞭策。直到2008年，“中国人从此应如释重负，卸去‘我不如人’的历史包袱”。当奥林匹克大步向我们走来时，回味当年“我能比呀”，哪里是翻译的奇特，其实乃中华民族的百感交集、千年一叹！这中国“一叹”，如今成了中国“一笑”：“我能赢呀”！在中国首次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获得的金牌高居榜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说：“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2022年冬奥盛会又一次见证了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续写的无与伦比的传奇。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携手，奏响全人类团结、和平、友谊的华美乐章。这是一次伟大的相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外媒评论，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辉煌盛典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大国的崛起，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浪漫空灵，则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自信和从容的中国。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世界听到了，北京冬奥会传递出“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讯号”。这个讯号，是14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懈奋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彻底完成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冬奥赛场上，中国运动员全心投入、突破自我，胜不骄、败不馁。中国观众，既为胜利者喝彩，也为失利者鼓劲，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表现得更加成熟、淡定，这是作为大国国民心态的自信、从容。习近平总书记说，“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艰辛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排除种种干扰、战胜重重险阻，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勃勃生机，在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也深刻启迪和极大鼓舞着发展中国家人民；愈来愈耀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让古老的东方文明以充满活力的雄健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深刻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中国迈向强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深层逻辑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统一。“两大和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也代表着人类一直以来的社会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带来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也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今天，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两大关系”仍然是世界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实现“两大和解”的中国实践和当代版本：一方面，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坚定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享发展”和“全面发展”。中国道路为什么能越走越宽广？因为我们始终掌握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主动，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和人类进步一边。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迈向强国实现现代化，不仅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从而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而且坚守和体现人类发展进步的理想目标，尽显“超越型现代化”的时代进步性和价值正义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正在“强起来”的中国，不是震天动地，震耳欲聋的喧嚣；而是“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国人的特有浪漫”，以一朵“燕山雪花大如席”美轮美奂地展现。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雪花。每一朵雪花，都映射出独特的光华。各代表团引导员手持的引导牌，是朵朵雪花与中国结融汇的造型。朵朵雪花聚合成一朵硕大的雪花光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样的创意，表达着一个文明古国“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深厚人文情怀。回望历史烟云，当西方国家率先登上现代化列车，当欧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别国大门，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论调、“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殖民统治的世界秩序、霸道霸凌的强盗逻辑，就开始弥漫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在西方政客看来，“强起来”的中国也只能服从这个逻辑，于是“中国威胁论”的叫喊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的诅咒更不绝于耳。但强起来的中国，自有其不同文化基因，越是强大就越主张和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黄金的法则。“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走向发达之路，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路，是超越扩张掠夺、“国强必霸”旧逻辑的文明新形态。与通过对外扩张掠夺完成原始积累、长期沿袭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定式的西方现代化老路截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从不输出殖民、战争和冲突，完全以和平、合作与共赢方式推进，彻底改写着大国崛起的陈旧叙事。当代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安慰谁，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流冲击侵蚀人类进步的根基，当开放还是封闭、拉手还是松手、拆墙还是筑墙成为影响人类未来的关键抉择时，中国在历史中汲取文明智慧，在担当中破解时代课题；不到9年，事关天下苍生、谋求共同福祉的“一带一路”倡议，激发起各国互联互通、合作发展、创新发展的澎湃活力，在全球五大洲绘制出一幅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壮美画卷。一簇微火，感动世界我们知道，此前的奥运火炬都是熊熊大火，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甚大。北京冬奥火炬首次以“微火”形式呈现在世界面前。一簇微火，烛照天地，感动世界。一簇微火，以微知著，践行着中国“全面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体现了“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的理念。绿色办奥，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确保人们既能尽享冰雪运动的无穷魅力，又能尽览大自然的生态之美。国家速滑馆不仅硬件世界一流，制冰技术也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冬奥会打下了美丽中国的底色。北京冬奥会点火仪式的一簇微火，点亮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火。中国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这既是历史选择，也是时代必然。14亿多人口的体量，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此“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远非英国现代化的“千万级”、美国现代化的“上亿级”所能及，并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中国践信守诺、坚定推进，已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还将陆续发布能源、工业、建筑等领域具体实施方案。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超10亿千瓦，1亿千瓦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有序开工建设。中国破立并举、稳扎稳打，在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过程中逐步有序减少传统能源，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堪称这个蓝色星球上最精彩的奋斗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文明史诗。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按此说法，中美之争，必有一战。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最近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恩在接受专访时指出：“在中美关系上，最坏的情况是，除非双方看到‘血’，否则中美关系的自由落体不会停止。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爆发热战的可能性仍然很低，过去一年双方冲突的可能性是增加的。”因此，“首要任务是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但“中美关系什么时候是最低点？最低点已经过去了吗？或者它还没有到来？”我认为，“最低点”就是必须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有更为开阔、更加开拓的大视野；有利益相关、风险分摊的大智慧；有审时度势、乘势而上的大方略；有推进和实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魄力；有在更广阔的空间、更展开的时间中，去争取、去维护、去延展战略机遇期的大手笔。我们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今天的中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坦荡荡君子，不当头，也不会做附庸。不当老大，也不是老二。不惹谁，也不怕谁。不会损人利己，也不会吞下损害14亿多人民根本利益的苦果。世界毕竟在走向全球化、多极化中，给出了我们难得的崛起、发展和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可以在推进和实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方略中去跨越。迎接新文明复兴，促进新人文主义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充满不确定性。大变革的时代，动荡几乎涉及各个领域，构成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风物长宜放眼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善于以大历史观环顾世界。以往，决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是大国主导，甚至是霸权；如今，基于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国际关系范式正在走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享的未来”，这是一种思想理念，也就是以中国倡议的“共享的未来”为引领思想，来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和平与稳定。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讯号，是自觉地承担起迎接人类新文明复兴、促进新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高举起迎接新文明复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聚焦：一起向未来世界听到了，北京冬奥会传递出“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讯号”，聚焦到一点就是：一起向未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这个深刻的比喻，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重大课题的思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传承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赓续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光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着人类先进的世界观，是对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全面的、革命性的超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项最新理论成果。这样的理念不仅是指引中国外交的旗帜，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引领着人类前进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出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的智慧瑰宝。一起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续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同各国一道，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事业燃起更加炽烈的奋进之火，点亮更加闪耀的希望之光。这就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的讯号。（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供图：视觉中国冬奥新思观点集萃●一个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大国的文明自信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从学理和时代方向来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最重要的就是展现了文明主体性。北京冬奥会在立春这一天开幕，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一直都是活生生的。这是一个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大国的一种文明自信。●再次彰显中国应对挑战的决心和能力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本雅明·波戈相：在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背景下，北京为世界人民奉献了一场大气磅礴、无与伦比的冬奥会开幕式，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推动克服人类共同面对的困难方面一直扮演关键角色，这场盛大的开幕式再次彰显中国应对挑战的决心和能力。俄中实业家理事会俄方委员会执行主任叶甫根尼·马尔金：北京冬奥会如期举办，为各国各地区奥运选手提供了公平竞技的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中国，团结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北京冬奥会展示了中国在体育事业和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将成为一届卓越非凡的奥运盛会。●中国不再急于证明自身的崛起《悉尼先驱报》2月4日刊发题为《震撼与敬畏：北京以炫目的开幕式召开冬奥会》的文章。文章称，2008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一个契机，如今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和军事大国已经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了。《纽约时报》2月5日刊文称，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近14年后，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更富裕、更强大的中国——为全球观众奉献了一场柔和且精彩的表演，它所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中国不再急于证明自身的崛起。牛津大学中国历史和政治学教授拉纳·米特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是根植于国际社会的资深成员了。”《今日美国》2月5日刊文称，此次开幕式反映了中国的自主。与2008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已经拥有航空母舰和高速列车，中国有一个已到达火星和月球的太空计划，中国的经济不再仅仅面向出口，中国还为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一个更加繁荣、强大和自信的中国路透社报道：尽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时长缩短，表演规模也减小了，却展示出了一个更加繁荣、强大和自信的中国。美国《行政情报评论》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北京冬奥会取得巨大成功，赢得来自世界各地的称赞。这恰恰表明了美国政府利用奥运会这样的神圣赛事谋取政治私利是何其愚蠢。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中国，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满口谎言的西方媒体是如何歪曲报道中国及其民众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008年的奥运筹办过程中，中国可能有时候会感到紧张和不确定。而现在，中国实现了巨大发展变化，在科技、文化、商业、政治、体育等各方面，都在世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问题专家沙法什：从北京夏季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也就是2008年到2022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变，现在是一个崭新的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具体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中国奇迹，它是指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2021年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而在2008年时，中国还有近亿贫困人口。这是非凡的壮举。（樊高昂辑）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生活在美国的广大民众最具有发言权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成绩是极为糟糕的。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21年12月28日14时21分，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530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81.97万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近40%的美国低收入者失去了工作。叙利亚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布赛纳·夏班认为，不同国家对这场疫情的应对质量是衡量不同政治体制效率和人民性的重要尺度。他指出：“这场全球性疫情揭示了各个政治体制在民众生命与生命质量问题上的立场。何种体制更加珍视民众的生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体制中？”奥地利工人党主席蒂博尔·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疾病总是一个阶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阶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工人阶级暴露在被摧毁的卫生系统之下，而富人负担得起私人医生和设施、昂贵的药品、设备和特殊治疗。”因此有美国学者指出，资产阶级政府甚至将新冠疫情危机当作开展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2020年4月，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接受专访时直击要害地指出，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基于阶级属性的“社会谋杀”现象，这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论及的。政府在面对疫情蔓延时所遵循的资产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不顾广大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最终“谋杀”了美国广大工人阶级。布赛纳·夏班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在这次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中被证明是最能发挥能量、最珍视民众生命、最高效减轻损失、最有力领导社会、最妥善应对危机的。”《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新冠肺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美]萨拉·弗朗德斯、李小轩主编，禚明亮、胡晓梅、易玥曈译，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可以说，生活在美国的广大民众最能深刻体会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的所作所为，他们最具有发言权，最能清晰地看到美国资本主义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时所持的立场。为此，许多有良知的左翼学者和作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名字叫《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副标题是“新冠肺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共同发出了这样一句呐喊：病榻上躺着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此书是第一本由美国进步人士包括华裔在内的多民族左翼人士第一时间联合出版的著作，该书以进步主义的左翼视角分析全球新冠疫情，对比分析为什么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疫情问题上获得巨大成功，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处理得一塌糊涂、完全失败。正如该书编者之一的李小轩所指出的：“对于这本揭露和批判美国抗疫失败、肯定中国成功的书，美国主流媒体精英是绝对不会喜欢的。面对本书，他们选择了集体沉默，只沉迷于莫名其妙的‘中国制造病毒’和‘中国疫情责任’论。疫情影响全世界，抗疫也应该由全世界人类共同合作，但美国国家政策对中国的敌意影响了各个领域的正常讨论。”全面展现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两国抗疫的真实情况本书分为引言和6部分内容，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美国左翼人士。他们的文章大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文笔客观冷静，文风坚强有力，批判美国政府抗疫失败，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积极宣传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巨大成绩，揭露美国主导的反华丑化宣传和种族主义的话语本质。许多文章针砭时弊，直指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痛处，全面展现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两国抗疫的真实情况，能给读者带来许多重要启示。总体来看，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客观真实反映美国左翼学者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抗疫成功、美国政府抗疫失败的原因、反华宣传和对华新冷战策略、种族主义等问题的重要资料。其基本立场是批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应对疫情失败，驳斥美国媒体将责任嫁祸于中国并进行反华主义宣传的行径，对中国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予以正面分析和评价。正是因为本书所秉承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等原则，深深刺痛了美国政府和相关出版管理机构的神经，他们于是对本书采取粗暴无理的下架方式，实施意识形态禁令，目的在于压制美国国内左翼学者的言论主张的对外传播。2020年9月，该书由美国亚马逊网上书城上架发行，但两周后他们突然选择封杀。亚马逊先声称是技术性原因，之后又认为本书内容里有很多没有“官方来源”的信息，“违反了规定”，所以不可以在他们的渠道上架。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多方努力，2020年12月，作者终于通过美国以外的出版商，将本书再次上架出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继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的这一重大宣示，既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度概括，也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征程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革命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特殊贡献。创造发展奇迹的现代化经验人类文明史是人类生存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自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历史是围绕波及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展开的。作为世界现代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群最广的发展奇迹，中国不仅以巨大体量的现代化成果贡献于世界发展，而且改写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破解“大规模发展”世界性难题。“超大规模”是中国现代化的突出特征。18、19世纪的英国现代化是“千万级”，20世纪美国现代化达到“上亿级”，而“十亿级”的中国现代化不仅贡献70%以上全球减贫人口，而且将让世界“现代化人口”翻一番多。人口规模对处于现代化不同阶段的经济体产生不同“系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各种问题都因这一结构性约束而变得格外复杂。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推进现代化，困难之艰巨世所未见。“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超大规模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应对“压缩时空”的复杂条件。中国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也意味着“先发”国家在几百年现代化过程完成的任务，要在大大压缩的时空中集中完成。“先发”国家的“串联式”现代化，一个时期完成一项任务；中国的“并联式”现代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叠加推进。特别是作为同资本主义不一样的一种“共时性存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特殊的压力阻力。中国现代化是空前的社会实践，被誉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社会变革实验室”。粉碎“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世界现代化史也是一部“弱肉强食”的历史。“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财富和资源掠夺基础之上，因此造就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残酷的殖民主义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主义世界体系。从美洲土著民族的“种族灭绝”到非洲和美洲之间的“黑奴贸易”，都标志着西方现代化的“原罪”。从“三十年战争”到“七年战争”，早期欧洲国家现代化更伴随着国家间战争。中国以巨大的体量推进现代化，没有出现历史上与大国崛起伴生的剧烈动荡和战乱，是第一个以和平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大国。除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中国现代化还创造了“国家和平崛起与世界和平发展相统一”的奇迹。重塑国际格局的发展道路作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进步的普遍选择，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社会变迁和历史转型，并由此塑造着世界的发展格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中，“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后来者”，创造了人类发展新模式，在世界发展变革转折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格局的重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格局。西方国家因率先迈入现代化，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冲击下被卷入现代化大潮，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双重格局。一方面，世界现代化呈现由西向东、自北向南传导扩散的过程，形成“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局面。同时，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话语认为，西方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本，现代化只能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生，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必须“西化”。但社会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复杂性，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实践大都是失败的。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颠覆了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同时，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也是推动形成“东升西降”“南长北消”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层核心因素，对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构更加合理均衡的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走通“超越卡夫丁峡谷”之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具有同步性，业已完成的现代化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既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又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即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取得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成为现实制度和现代化实践，并在二战后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但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探索半途而废。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标志着，中国作为第一个成功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实现了马克思的伟大构想，为人类社会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昭示人类进步的价值境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始终掌握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主动，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和人类进步一边。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好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要求，从而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而且坚守和体现人类发展进步的理想目标，尽显“超越型现代化”的时代进步性和价值正义性。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统一。“两大和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崇高理想，也代表着人类一直以来的社会理想。人类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带来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也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今天，“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两大关系”仍然是世界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大和解”的中国实践和当代版本：一方面，提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坚定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虽然人均主要非可再生资源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处于现代化攻坚阶段的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确立“双碳”目标，将以全球历史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堪称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伟大壮举。另一方面，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享发展”和“全面发展”。中国现代化是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虽已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但基尼系数仍处在较高水平。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把“共同富裕”设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偏移的既定目标。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再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具体目标，都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理念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达至新高度。建设“美好社会”和“美好世界”的统一。“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和价值定向。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怀担当，自觉贯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让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展望“小康后”时代，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49年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绝不是一个“大号版”的“发达社会”，而必将是一个全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源泉更加充分涌流，效率和公平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统一的“升级版”现代社会。同时，新时代中国以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贡献于人类发展进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当下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标示出致力于“两个美好”建设的方向和路向：在中国，从“小康社会”走向“美好社会”；在世界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报社总编辑）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赋予共同富裕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全面系统地落实。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改革发展中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好公有制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好民营经济在创造财富、提供就业、推动创新创业中的生力军作用。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通过收入分配的优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积极稳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健全以实际贡献为评价标准的科技创新人才薪酬制度。拓宽居民租金、股息、红利等增收渠道。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农民集体和个人分享的增值收益、股权收益、资产收益。加大税收、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平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代际传递。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民生性支出比重。转移支付项目更加精准向困难地区和突出问题、薄弱环节集中发力。《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厉以宁、黄奇帆、刘世锦等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在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中的作用。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简化公益慈善组织审批程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公益事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健全经济困难老年人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构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社会保障待遇差距。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新型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水平更高的职工社保体系。完善社会保险的缴费率、衔接转续、异地直接结算等制度。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常态化调整机制。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步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省级统筹。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快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着力解决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的住房保障问题。坚持“房住不炒”。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鼓励多余住房用于租赁，提高存量房源利用率。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加强租赁住房权益保护，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高质量推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着力促进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健康公平。健全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者、家属连带参保激励机制。加快推进落实基本医保待遇清单制度。构建重特疾病多元保障模式。加快推进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引导医院资源下沉基层。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加快推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创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和社会环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大力拓宽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基层，引导群众自治，实现民事民来议、民来办。创新社会矛盾预防预警机制，注重源头治理。完善劳动保护与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着力促进就业机会公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人力资本积累。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积极探索免费职业教育。调整优化区域高等教育资源布局，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更加紧密结合。加强文化事业建设，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优秀文化作品创作和传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化建设。全面实现街道、社区等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鼓励和引导文化消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厚植共同富裕理念。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厚植共同富裕理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提升公民文明素养，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志愿服务建设、诚信社会建设、网络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在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一是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先富带动后富效应。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挖掘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空间潜力。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提升后富区域的发展能力。深化对口帮扶制度，在区域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二是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地区产业提档升级，促进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支持和参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打造一批美丽宜居村庄。三是将促进共同富裕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以城带乡格局。建设一批高品质中心城市，形成人居品质示范效应。发挥都市圈、城市群的辐射功能，带动小城镇及乡村联动发展。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结合常住人口需要，以中心城区、中心镇等为核心，以交通路网和市政公用设施为重点，进行全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理。（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本文为《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一书序言，刊发时略有删节）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谈及数字经济，特别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的概念。最近几年，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针对所谓的虚拟经济的问题提出的。虚拟经济的问题首先是过度金融化，比如房地产作为投资品过度炒作，金融活动过度自我循环。还有一种情况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有些人认为这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虚拟活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电商平台发展挤垮了大量的商铺，造成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那是不是可以由此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呢？显然不是。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数字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都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社会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数字技术如何与传统实体经济有效融合。金融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效融合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比如过度金融化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它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再分配社会财富。互联网平台中一些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也有类似的特点。从生产力的标准来讲，需要关注数字化实体经济在一些行业，比如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迅速发展。这些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具有数字技术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特点，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也并不仅仅是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的生产。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再增加供给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竞争力已经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度提升的新实体经济。我们面临的一个真实的挑战是实现转型，怎样把传统实体经济转向数字化赋能以后生产力提升的新实体经济。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的是制造业很重要，是立国之本，比重必须要保持在一定标准之上。另一种认为服务业比重上升符合经济结构转型的规律，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难免有所掣肘。如果由表及里，则不难发现，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支撑。服务业，尤其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商务服务等，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采取了外包服务等业态，被划入服务业领地。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高度依赖。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通常相对应的就是高水准的制造业。相反，如果生产性服务业落后，发展高水准制造业也是一厢情愿。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议题是，把制造业和为之直接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加总起来进行观察分析，相应地提出一个“制造和相关服务业”的统计概念，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科学地看待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关于数字化实体经济，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要由消费到生产，从流通到制造。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等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或者说，集中于产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到达消费者的领域。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如果说消费和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是序幕的话，生产领域的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大戏，也才能实质性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第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其他技术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电商、社交媒体平台等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的产物。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智能驾驶、算法推荐等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显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能。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既可以表现为对生产能力配置的优化，也可以体现为对宏观经济、行业和具体产品市场运行的实时感知和预测决策，从而显著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第三，实体经济数字化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把注意力放到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更多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进程来解决。监管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与创新的关系。（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仅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而且也总结了我们党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不同历史任务过程中，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的一个重大亮点，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课题、核心内容和历史地位作了新阐释。《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这一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新的概括，把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明确”。《决议》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里从三个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表述：一是强调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维度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定位，突出了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时代意义；二是强调这一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是从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演进维度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定位，拓展了评价这一思想的历史视野，突出了这一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三是强调这一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维度对这一思想历史地位的定位，突出了这一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及实践意义。这种历史定位，对于我们提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增强贯彻这一思想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决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先后三次通过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对历史经验作全面的总结。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决议都称为“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是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是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而是“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推进这项伟大工程，是为了开创未来，是为了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为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十九届六中全会要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一是有客观需要。全会在论述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时，讲了“三个需要”，即：第一，这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第二，这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第三，这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二是具备主观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党、我们党中央已经形成了坚强的核心，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树立大历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形成了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的正确党史观，能够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掌握历史主动。事实上，我们党每次总结历史经验，尽管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但每一次总结历史经验，都是对历史的回望、对实践的思考、对规律的把握，都会产生三大积极效应：一是以历史经验为鉴戒，极大地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党的团结，坚定继续开拓进取的决心和信心；二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极大地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三是以历史经验为动力，极大地推动全党牢记初心使命，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形成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的政治自觉。无论从制定这个决议的客观需要和指导思想看，还是从这个决议的丰富内容看，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都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必将推动全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更多精彩文章，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期编辑：思齐推荐阅读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中国空间站首批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并首次出舱作业；中国境内第三家证券交易所落户北京……与党庆密切相关的3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