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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女工和她们的孩子
深圳城中村的孩子们在讨论《儿童权利公约》受访:丁当采访及编辑:劳秀汶供图: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此前,我们对于城市儿童的讨论,似乎在形成某种共识,或者是一种公共讨论当中的假设:现在孩子的童年被社会时钟紧紧套牢,各种安排和活动都精准到分秒,可能他们并不缺见识,缺的是玩耍、放空和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我们必须要追加的一个前提是,这到底是哪些城市家庭的儿童生活?至少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子女,他们并没有那么“忙碌”。相反,他们的时间很多,早早放学,不用上各种课外兴趣班。即便没有精致和过度安全的公园,他们也有各种自己发现的游玩路线,任意穿梭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甚至是通过观察一些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村中老屋,饶有兴致地发明那些有点年代感的鬼怪传说。当然他们也有因为户籍政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带来的困境:比如被迫流动,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回老家读书;比如读不上公立学校,无法获取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经常陷入一种“吃苦哲学”和阶层现实的矛盾中。牛始埔村,是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的一个城中村。在这里,早年来深圳打工、也一直在具体生活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的丁当,创立了一家专门服务于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社会机构“绿色蔷薇”。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开放,她看到了很多女工们和她们孩子的故事跟变化。对于丁当来说,社会的阶层结构是一种现实,可是她更愿意做的,是怎么在现实之中,探索在城中村里做“新教育”的可能。跟丁当见面的那天,她正在擦洗机构空间的玻璃门,她拿着湿抹布向我挥了挥说:你先进去,我擦完再跟你聊。空间里有两个小男孩玩着积木搭建,他们见了我,立马打招呼,互通姓名,还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在做一个秘密基地。后来,我们走在牛始埔的巷子里,丁当一路跟人打招呼,有些姐姐阿姨在家门口做计件零工,她也会走过去摸上一摸:做一个能算多少钱?在丁当的理想社区构建里,她希望生活在牛始埔的孩子们,也能经历像她小时候的那种农村氛围: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本文为“儿童与城市”系列专题的第六篇,发布前经受访人审校。丁当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16岁成为电子厂流水线的一名女工,期间接触公益机构“工友书屋”,进入文学小组,编写杂志《工友天地》,开始有更多的思考和行动。18岁(2006年)正式成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姐妹力量小组、工伤探访小组。23岁结婚生子,28岁离婚并创办绿色蔷薇妇女儿童机构,更深地理解私领域里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公共表达对女性的重要性。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举办“女工最牛”活动,希望打破社会对女工的刻板印象。曾海选成为打工春晚的女工主持人,“TEDxChaoyangWomen—MOMENTUM”的讲者。2022年入选成为银杏伙伴。绿色蔷薇的空间内部我是2015年来牛始埔做“绿色蔷薇”的,来的时候很清楚,就是做一个专门服务基层女性的社会机构。在这个城中村里,大多数住户是家庭式的打工群体。当时就发现,要让住在这里的女性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女工,必须解决她们孩子的照顾问题。所以最开始,每次做活动,我们都会临时围起一个像小孩游乐场之类的空间,在地板上铺一块垫子,放些小球,小孩在旁边玩,想着说可以解放妈妈们的双手。对我们来讲,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要给孩子做点什么,更多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孩子本身有很强的需求。像很多孩子都喜欢画画,每天过来说:“姐姐,姐姐,我要画画。”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攒下有一大叠孩子们的画。我刚来牛始埔那会儿,基本上大人把小孩管得很紧,不让小孩随便出门,担心被人拐跑。但后来发现,在绿色蔷薇玩的小孩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女,TA们的时间非常多。大部分人上不了公立学校,只能去读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入学门槛低,教育资源有限,老师的流动性也高。孩子们每天下午4点半就放学了,但父母是不可能这个点下班的,况且家里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活动。牛始埔相对于深圳其他城中村,房租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单间包括有厕所、厨房之类的,每个月起码都要六七百块,一房一厅可能就是1000多块了。甚至有的小孩家有六口人,住在一房一厅里,非常拥挤。所以那时候,小孩放学了,基本上就跑来我们机构写作业或者一起聊天。最早的儿童活动,是先从孩子们怎么使用这个公共空间慢慢摸索出来的。别人给机构捐了书,我们会让小孩一起来包书皮、编号和上架。我们也经常跟小孩开会,比如在四五个小孩里,TA们都是好朋友,但可能突然会有小孩说跟要某个人绝交。怎么处理同伴关系?那就需要大家一起开会聊聊看。开会开多了,一直到2017年,开始做各种儿童工作坊的时候,一碰到问题,TA们就知道要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其实小孩观察力特别强,会从我们身上看怎么组织活动、怎么完成一件事情。六一儿童节时,通过立定跳远的游戏形式,跟孩子们一起讨论《儿童权利公约》。规训跟女工活动一样,在所有的儿童活动里,我们都会比较注重性别的视角。无论是过去在农村老家,还是来了城市,女工身上都有着太多被女性角色限制的经历。对于一些有可能改变的事情,她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坚信,因为她们已经在现实里受过非常多的打击。可是恰好儿童不一样,儿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群体。如果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反对暴力,这些孩子最容易受到影响,做出改变。虽然我觉得男孩和女孩都应该一样,平等地参与,每个孩子都能做自己,但在公共参与里,你就是会看到两性之间的不同。相对来说,女孩好像“天然”很安静,没有男孩子那么调皮。每次我们说活动要开始了,要讨论或者写点什么的时候,女孩都很认真,非常投入,默默地做。其实她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可能从出生的姓名开始,一个家庭对女孩的要求就是跟男孩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女孩在,真的很好,但那个“很好”的背后,是不是有另一个东西,一种被规训出来的“懂事”和“乖巧”?当然,我经常在机构也能看到一些很有想法、体力很旺盛、或者爱跟别人打打闹闹的女孩。就像之前住我们机构对面的一个女孩,她的性格非常开放,不喜欢穿裙子,我觉得蛮棒的。从性别的角度讲,男孩、女孩的刻板印象存在很久了,我们也很难去打破。比如我们之前跟孩子讨论过美的凝视,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虽然她们已经在我们这学过性别教育,但还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腿直不直、白不白。我们只能更多发起讨论,大家心目中的美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谈恋爱、交朋友,是看外貌,还是看对方有哪些美好的特质?比如学习成绩好?有个性、有想法?很善良?懂得尊重别人?到最后,当我们真的一点点来剖析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那种所谓的主流审美,它并不一定是真的,回到现实生活里,它也不一定是那么放大的东西。但是这个很难,小孩很难完全独立和清醒地说,非常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有些女孩到了年龄,她就是会让自己打扮得更有青春特质,不仅是因为生理影响,她也需要交朋友,她的同龄环境就是那样。所以在性别教育里,我们希望孩子们无论在穿衣打扮、还是其他行为上,都能够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不一定要打扮成这样子,不一定要被某个东西牵着走。孩子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就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家长来看,目前她们还是挺开放的,觉得自己教不了,就让我们帮忙教。最近我们跟姐妹们做读书会,有些三四十岁的姐妹,她们的女性意识很强,会说:“我女儿不想结婚就不结婚,没有关系,现在女人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干嘛还要跑到别人家里做家务,还要去照顾别人?”4-6岁的儿童性教育课堂上,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在青少年戏剧《地下花果山》中,孩子们提到在学校被体罚的经历。改命在这里,妈妈们对教育孩子最大的困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只觉得小孩很叛逆。她们总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孩子一定要好好上学,不要像我这样打工,干着最基层的工作,很辛苦,未来坐在办公室多好。她们会把通过读书改变一代人命运的希望,投射到孩子身上。但对孩子来讲,这是很不公平的,能“改命”的资源跟环境就是很有限。事实上,像黄灯在书里《我的二本学生》写的那样,哪怕这些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是读完出社会,各方面的资源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一样要辛苦打工,向上流动的几率很低。这种期待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跟错位,我觉得是比较难沟通的部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大姐,她们有好几个孩子,现在小的孩子还在上学,这种沟通的难度会加大。因为她们那一辈的教育观念,就是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孩子勤勤恳恳读书,没什么其他的经验跟方法。母女或母子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有时候会到她们家里做家访。比如说玩手机,父母觉得孩子玩手机,看着就很烦,每天打几份工回家之后,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小孩也有自己的想法,可能TA的同学都在玩,不玩就没法融入,并且学校有些作业也需要用到手机。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些介入,让孩子充分表达,也让父母充分表达,还会让双方做一个协议,协商玩手机的时间,比如可能每天一两个小时、周六日可以多点时间,然后签上名。希望大家可以把约定慢慢变成一种共识。不过,现在手机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绿色蔷薇门外的电影放映、弹唱活动出路有些妈妈可能还是很焦虑,觉得我孩子怎么办,成绩不好,也没有很多信息可以参考。针对这点,我们做过小班制的补习班,也有过线上的一对一辅导,因为会有些返乡的儿童想要提高英语水平。这样一来是解决家里妈妈的期待,二来孩子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应试考学上的帮助,作为机构,我们可以去找到相应的资源。接下来,我们会再启动这部分工作,尤其是在上初中的孩子,很快要中考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相关的调研、工作坊或讲座,让TA们了解:怎么才能考上普通高中?有哪些不错的职校选择?自己目前处于怎样的学习状况?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跟资源?不过对机构来讲,我们人员有限,能做的也很有限。按照深圳目前的入学积分制度,一般没有房、没有户口、但有居住证和社保的家庭,小孩入学的基础分是60分,在这基础上,再拼父母社保的缴费年限。如果父母没有社保,一定进不了公立学校,哪怕是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进不去。我们这边有一些年龄大的大姐大哥,最小的孩子要上学,但TA们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又或者说父母在工地上没买社保,小孩在深圳读书的门槛就会被限制住,没有社保就没有入学资格,必须要回老家。还有一点,要上深圳的普通高中,如果进不了公立初中的话,基本就不可能读了。所以往往小学毕业之后,这里会有一批孩子回老家读书。我们去年听孩子讲,在TA们学校,100个人里大概只有两三个孩子,才能读上深圳的高中。之前在儿童戏剧上,我们也跟孩子们讲过这些,TA们要面对的社会结构很难改变。可是,不一定只有读普通高中、上大学,才有所谓的出路。其实现在的孩子要学什么,并不缺资源,网络上已经有太多的知识和信息,最关键是怎么学、怎么思考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卷”的妈妈,对我儿子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现在六年级,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不全是他的问题,可能有学习热情、方法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来说,蛮欣慰的是,他喜欢看书,有看书的习惯。以前在他上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第一本书《窗边的小豆豆》,我读一段,他读一段,到后面,我就买了很多很多书放着,有些厚的书,我还没来记得看,他都已经看完了。我对他的期待很简单,就是尽他自己能力学习,如果说最后成绩够不着,上职校也没有关系。我更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他从小到大,我也会跟他讨论性别,以前给他看过动画片《爱冒险的Dora》,讲的是女孩探险的故事。他以前不太相信我的话,但特别相信老师说的:“我们老师说了,男孩要练武术,女孩就要学跳舞。”这我能怎么办?挺无奈的,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社会环境里了。我只能见缝插针地肯定那些不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比如在家里面主动洗碗、洗衣服、整理房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质,我会及时夸奖肯定他。当把镜头交给孩子时,他们会看到怎样的牛始埔?“孩看城中村”活动中,孩子们带着大家游赏牛始埔。冲突女性的身份,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这些身份确实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一些处境,并且在那些处境当中寻找,还有什么部分是可以松动的。比如我现在生活在牛始埔,每次看到不同姐妹的经历,会让我很直接地去思考其中的问题,然后介入和行动。前段时间,我刚去过一个夫妻吵架的家里,我们聊到了凌晨2点多。很多的家庭矛盾或者家暴,不一定只是性别问题,而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男性有一些刻板印象。像这两位大哥大姐的矛盾,就不是那种权力控制型的情况,我觉得更多是阶级的问题。这位50岁的大哥,他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的建筑工人,但他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其实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他有他自己的思考:我知道家里孩子老婆可能都需要钱,有工作,我肯定会去干。可是对于大姐来说,现在孩子还在上学,她也很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她就希望丈夫趁着现在还能干活,多挣点钱,养老有些保障,不要拖累孩子。他们争吵的核心是钱,钱的背后就是阶级问题。如果说,大哥在工地打工的这二三十年,买够了养老保险,大姐也买了,可能大家都不用这么操心了,对吧?在这场家庭冲突里,我也会看到大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些是男性特质带来的。比如社会总是要求男性要强大、要忍,往往他们在冲突里就不会表达情绪、不会表达脆弱、也不会表达爱。每个家庭里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很难用简单几句话去定性,哪些是性别问题,哪些是阶级问题,人里面没有简单的对和错。当然,不管有多大的事情,真打人了,那一定是打人的不对,我们对动手是零容忍的。就像有些家庭夫妻争吵,如果男性总会把吵架上升到打人,我自己经常解读这是他无能的一个状态。当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只会用类似的形式去制止。因为他会觉得“你不断说我、骂我,我说不过”,那么他就本能地把对话转变成身体暴力,这是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教育和规训。绿色蔷薇的公共空间里,其中一面墙上贴着“不要暴力”的集体创作宣言。觉知有时候我回老家,也会带着性别视角看村里的自组织。我老家在甘肃天水,跟所有的地方一样,村里都会有一些有权威的长者,或者也叫乡绅,可是你仔细一看,竟然全是一堆男的。虽然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女性,她们都会参与修庙、扫路之类的公共事务,但她们从来就不是决策者。每次村里很多年龄大的男性,坐在公共空间那儿聊哪家哪户的时候,更多女性是待在家里的,或者是去田里干活。如果说,在谈论公共事务时加入更多女性视角,比如让女性来策划一个叫社火秧歌的活动,它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回到牛始埔我们做“绿色蔷薇”来讲,我就觉得女性很有韧性。前几周我们做读书会,有姐妹说:“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很多性别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你还是面对这样一个老公,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怎么办?”另一个姐妹就说:“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这是一位农村妇女刘小样说过的。我觉得在性别意识提升的这个过程里,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觉知。很多女性参加读书会之后回到家里,可能还是重复做着原来的事情,要照顾孩子,要做家务。可是,我们的意识是变了的,在这当中可以有一个转变:不会自责,不会因为没有做好家务,或者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而自责。有些年轻的姐妹分享说,我们需要“教育”伴侣,要教会他学做家务:“比如说地太脏了,你会说对方怎么拖不好地,那算了,还是我干,你这样子的话,对方肯定不会做了。”另一个姐妹也说:“我不做家务,我就照顾孩子,他做得慢就慢吧,做饭要两个小时,那就等两个小时,他做得好吃,我就多吃点,做不好也没关系。”在家庭分工上,男性需要一些方法去做,女性也需要一些时间调整心态,有些时候就得忍住,不要那么进入“状态”。大人意识到这些,并且行动了,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也会是TA们日常里一种非常好的性别教育。姐妹们的读书分享会和音乐工作坊看见我一直想要建立的社区,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在村里经历的那样,每家每户都是开着门的,今天谁杀猪了,TA就会给每家每户端一碗杀猪菜,对方再回个苹果或蒜头。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深。现在我在牛始埔生活,希望能把过去农村的氛围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在任何地方,社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一直只盯着社会大环境或者宏观政策,很容易觉得有太多事情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多地回到这个人本身,假设今天这有10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10个人的困境,假设有100个孩子、100个姐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形成一种紧密的社群?通过社群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就会有人在我们的社区群里说:“小孩长大了,有些衣服不穿,谁需要?”比如我们做社企,有二手服饰店,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动手生产的产品,大家也能够有一些收入。不论是做姐妹们的活动,还是儿童工作,我们更多时候是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地方去探索,到底什么是适合姐妹跟孩子的“新教育”?对女性来讲,通过读书会、写作、戏剧、识字班等方式,可能是完成对自己性别和身份的探索,也可能是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有艺术创造的部分,有自我发展的部分,有同伴关系的部分,还可以在这里实现自身学习的输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知识跟经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尤其是基层女性和儿童的表达。所以我希望这里同时是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学堂,让这些知识和经验不断累积,也被看见。相关文章为什么我们容易把孩子培养成木头人?文章版权归深圳市打边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转载、合作及广告投放请联系我们:info@artdbl.com,微信:artdbl2017,电话:0755-86549157。
2023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