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本文选自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第七章“踵趾之间：工作与情感劳动”，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这一本体论上的论证为比较方法的讨论开拓了很多空间。我的出发点则略有不同，我的目的并非为比较研究做合理化的论证，或者比较研究应该怎样完善等。我的关注点是什么样的比较让我们觉得“有趣”，

近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引人瞩目；而与此相应的是，历史学也先后发生过所谓社会史和微观史的潮流，社会史和微观史研究特别注重吸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因此，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在相互靠拢乃至融合，是毋庸置疑的。王笛近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便是一部社会史、微观史的重要著作。此书源自作者的一门讲授中国社会史的课程，因此文字极为晓畅易读，即便对于没有任何历史学训练背景的社科学生而言也非常友好。作者在书中几乎是面面俱到地讲述了中国社会中的各个方面：人口、衣食住行、农业、集镇城市、礼俗、信仰、家族、法制、边缘群体、江湖帮会、文人社会、教育、地方自治等等。此书不仅如作者所说，援用了很多来自社会学的材料（如开篇自序和第一章中就引用了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杨树因的本科毕业论文《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而且显然也能反过来给予社会学无穷的启发。例如其中讨论家族问题的部分，对于我们近年的一些关于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及差序格局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从经典文本的义理解析入手的）会有很好的补充鉴照作用，将所谓“大传统”落实在“小传统”中；再如，对基层社会里甲制和保甲制演变历史的梳理，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皇权下不下县”的争议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作者在结论部分特别强调，必须调动“社会能动性”，“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而不是一切由国家来包办”，中国才能长期稳定发展，这一灼见对于当下的中国更是弥足可贵。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此书或将成为所有有志于深入研究把握中国社会的社会学者/生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本文摘选自《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结论“怎样认识社会”一章，作者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比较宏观的总结，从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中国社会的动力三个大的主题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本文经出品方授权发布。在结论中，我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比较宏观的总结。我们将从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社会的结构和中国社会的动力三个大的主题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结论所谈到的一些问题，反映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宏观层面的看法，可能超越了中国社会史的范畴，希望这些看法能够引发读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史的深入思考，对这本书的学习也有所帮助。1、中国社会的演变：王朝更迭不是没有进步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线上来看，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的。朝代循环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说法，例如孟子的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朝代循环论。所谓的“朝代循环论”，狭义上是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上则是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朝代循环论是我们探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追索可以回答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吗？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朝代循环论逐渐被进化史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非黑格尔所称的“无历史的文明”。他这里所谓“无历史的文明”，就是说没有进步，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虽然是王朝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第一，中国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汉代，佛教东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佛教进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吸收印度佛教，加之庄子、老子的思想，形成魏晋玄学之风，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人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佛教愈加兴盛。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佛教，既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又兼具中国传统人文的理智清明，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新典型。唐宋时期，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平民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在唐朝之前，文学和艺术都是贵族化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唐以后，平民出身的文学家、艺术家越来越多。他们创作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很多平民家里也会挂几幅字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艺术和文学都已经平民化。尤其是宋代以后，养鱼、喝茶、赏花不再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图为宋末元初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绘画作品《斗茶图》，此画作展现了宋代民间茶叶买卖和斗茶的情景，反映宋朝时期茶文化十分兴盛，已经走进社会。[guanfujianzhan.com]除此之外，唐宋也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往时期。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张、印刷术、瓷器传入欧洲，欧洲的基督教、犹太教，西域服饰、农作物也传入中国，还形成了流行的“胡风”。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到明朝初期又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着宗教、几何、西方艺术、西方武器等进入了中国。第二，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宋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纸钞在宋代开始使用，经济活动非常频繁，有研究者称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里的商业革命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一年两熟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丝织品、陶制品的技术进步使得宋代瓷器的品质臻于完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的传播空前地广泛，这些技术进步带给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朝以后的米、茶、纸、瓷器，明朝以后的棉花、番薯、玉米等作物，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增加，人均消费也是增加的。贸易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城市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而是以贸易活动为主要动力。海上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关税也成为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入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入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第三，朝代循环论无法全面概括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这些朝代有长有短，统治者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的统治中国的全境，有的只统治一小部分。“朝代循环论”所说的朝代，指的是那些主要朝代，而像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小朝代则被忽略掉了。最典型的是魏、蜀、吴三个国家并存的三国时期。西晋时期，魏被当作正统，因为它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位，其后又将政权转移给晋朝，这种上下承续的关系符合“朝代循环”的特征。而到了东晋，前朝的观点受到质疑，重新以血统关系来衡量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与偏安西南的西蜀有着“同病之怜”，于是东晋将西蜀作为三国政权的正统。而到了宋代，朱熹重新评定历史，也将正统归于蜀，因为他觉得西蜀是汉王朝的继承者。由此可见，单是对“王朝”的定义便如此复杂，人们的依据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朝代循环这种看似规律的普遍性，更应该洞察其中的特殊性。谈“朝代循环论”，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土地、士绅、农民、赋税、经济、气候、灾难等综合因素。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会怎样思考？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有选择，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放到民众、放到日常生活上来。2、中国社会的结构：集权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金观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其实本书中也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下面我们就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总结。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秦汉到明清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让中央政府逐步集权专政。郡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地方政府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有利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独断的权力。不过，郡县制允许有志之士进取入仕，不是完全仰赖世袭，这也为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在官员选拔制度上，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兴起，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升迁至重要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宋明两代的宰相，不少是贫寒人家出身的。世袭贵族和门第的势力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步消融。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府来领导社会，政府的行政力量不断新陈代谢，形成了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不过，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往往历经多年不变。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仿制它。久而久之，病上加病，制度也越来越繁复，在其中的人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也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中央集权太甚，导致地方力量薄弱。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农业被奉为“本业”，从理论上讲，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工匠和商人。他们不仅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由于土地、租佃和赋税制度，大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家人，家庭手工业成为人们积极赚取额外收入的产业。对于农民来说，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巨大的，经历灾难的农民很容易成为起义的参与者。虽然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这正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商人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统治者不想让农民偏离本业。从唐宋时期商业逐渐发展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逐步加深。明清时期，中国的集贸中心数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至是乡村的市集，贸易和商品流通激增，进入商业领域的物流运输人员、劳动力、小商贩、牙商、店铺业主也逐渐增多，对外贸易让中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白银的净流入地。不过，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政府没有为商人带来社会保证，商人也没有建立起拥有自治权的商业组织。虽然在清朝的各大商业城市中会馆林立，但它们的存在对商人来说更多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不是为了拥有组织自治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家族制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家族是单系亲属所组成的社群，在结构上包括了家庭，但在功能上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家族既包括生育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业单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复杂的功能。在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上，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族强调礼治，推崇道德楷模的行为可以让乡村社会更趋于“管教”。在邻里之间的协调上，家族也经常起到中介的作用。家族还承担了孤寡族人的教养职责，以及子弟的教育职责。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便是这种制度的推行者之一。他将此制度推行于士族之中，同族孤儿寡母的教养之责均由义庄公田负责。由士族承担本门孤寡的福利职责从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而日盛，该制度成为民间公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在小农社会中，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家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在维护地方秩序和负责地方公益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四民社会，是以士人和士绅为主的中坚阶层。战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士农工商”四阶层，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四民社会逐渐演化，到明清时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重要的组织架构。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士人进取入仕可以从政，进而影响政府和社会，退一步可以主持教育，鼓舞民间学术风气，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士人阶层的存在使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教育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孔孟儒家思想成为其共通的内在精神。到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发展出士绅群体，它是处于地方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地方精英群体。“绅”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体现，它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官僚特质；而“士”则是指具有孔孟儒家精神内涵的知识分子。作为“士”的“士绅”基于财富、教育、权力和影响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本书在讲士绅的时候指出，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众多特权，包括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等等。另外，士绅也是地方公共事业的倡导者，努力协调本地农民与地方官府利益之间的平衡。士绅的性质非常复杂，反映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每年各地有大量学子通过各级科举考试。但是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的政策，正式职位非常少，大部分有功名的士人并没有机会加入到官僚体制当中，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实职。不过，他们却有另外一条出路，即积极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他们可以免于劳役，陷入官司也不会被上刑。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图源：baike.baidu.com]清政府的正式权力机构实际上在县衙门一级就结束了，虽然近些年有学者对“皇权不到县”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其本质和我们对清代县级政权的认识并不矛盾，仍然是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士绅社会，即由地方精英所主导的地方社会。士绅（或者地方精英）是清朝统治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的领导者。一旦士绅自治和统治者与士绅所达成的妥协（即地方社会由士绅和精英自己管理）遭到了破坏，整个王朝便失去了社会的稳定性。清末新政对社会组织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社会所建立的稳定性，对清朝改革抱有希望的士绅对清王朝彻底失望。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短时段的政治波澜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潜流所决定的。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大一统”。我们应该从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史观：一是帝王史观（或者英雄史观），二是民众史观（或者日常史观）。不少历史学家其实秉持的是帝王史观，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开疆拓土、大国声威、万方来朝、皇恩浩荡、宫廷谋略、严刑峻法……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这些帝王的基业带给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是什么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血淋淋的历史：横尸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西方历史学家也给这种集权神话的流行做出了贡献。如卡尔·魏特夫（Karl

杨可，《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实习员。曾获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译著类二等奖（2015）。研究领域为性别社会学，劳工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史。[图源：sociology.cssn.cn]

汤艺，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南亚研究中心博士后，著有《作为人际结合基本形式的友谊：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等。[图源：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专题导言在本专题开启之际，新冠疫情已经在人类社会蔓延两年有余，长期的疫情无可避免地重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公共卫生到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们从不同方面反思疫情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疫情的应变，如危机、流动、疫苗、健康。此前，会社整理推送了“流行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2021总目】社会学会社推文合辑（按专题））。相比此前的“流行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本专题希望能在这期待中的疫情末期，对此前疫情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做简单梳理。因为疫情的复杂性，本专题试图将选文分在疫情的不同时间、空间中，希望让读者在疫情仍在反复的今日，有机会从不同文章中回看我们曾对疫情作出哪些反思。本专题的推文顺序也大致依照文章发出的先后顺序，不知从前往后看，是否也会映出各式观点在疫情前中后期的变化与不变。此外，本专题主要为中文文章和部分英文文章的中译，而英文文献中的相关文章还有待感兴趣的读者查阅。本专题的末尾是一篇发表于《自然》上的新闻稿，因为对疫情与人类社会的研究远不限于人类学与社会学。正如该文导言，“新冠疫情不仅在危机处理、知识传播、虚假信息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它还改变了人们研究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本专题只像一个引子，若读者由此启发对疫情的新的思考和行动，发表出来的文字或许也能更贴近“实践其所理论的东西”的人类学。摘要基于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对20世纪50年代普什图社会的描述，本文在田野情境中观察到，新的行动者构成并扩展了当地的社会政治结构。面对传染病疫情的危机，原本在结构中不一致的各行动主体，却呈现出协商关系与合作精神。这契合了巴特留下的命题：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是充满可能性的。一、问题的提出为了一项研究，近几年笔者经常翻阅一本15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The

郑也夫（1950年8月—），中国社会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现已荣休。研究领域涉猎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文化人类学等。著有《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神似祖先》《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等，也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相关阅读：读社会学有什么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图源：culture.ifeng.com]专题导言前日，会社推送了渠敬东老师的《语言与文字的社会学问题》一文，勾勒了语言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和广阔学术前景。事实上，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语言学长期处于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中，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针锋相对，却鲜少与社会学领域正面对话。本专题的意图即是邀请社会学的读者进入社会语言学的世界，展现语言学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穿透力。

周潇（197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法学博士，现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主要为劳工研究与青年研究。（相关阅读：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作者图暂缺]

landlord）。再者，通过国家在经济中的直接参与，这些抽象角色则能切实发挥作用。所以，若国家直接投身金融与生产界——通常是所谓的基础工业，如钢业和石油化工业——会变为能动资本家（active

李红涛（左图），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社会思想研究所所长，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与研究兴趣为媒体与集体记忆、媒介社会学和环境传播。[图源：cmic.zju.edu.cn]黄顺铭（右图），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教授，兼任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视听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媒体与集体记忆、荣誉社会学、新闻社会学、新媒体与社会。[图源：zhuanlan.zhihu.com]专题导言记忆，连接了个体与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我们谈及社会记忆时，谈论的往往是具有社会属性的记忆，关注人们的想法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整合与延续。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西方记忆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成果。而在经历着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记忆研究的意义也正愈发凸显出来，如何反思社会记忆的建构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现实，或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本专题前五篇意图呈现西方记忆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著作，以记忆研究开创者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阐述开篇，紧接着选取了两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记忆潮”时期的重要作品，涵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范式和文化与历史人类学框架下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专题第四篇标示着记忆研究在概念上由“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的转向；第五篇则通过保罗·康纳顿的论述强调了权力视角在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专题第六、七篇从西方的理论脉络转向中国的经验研究，自第八篇起呈现了四位学者的研究著作，涉及中国语境下记忆与政治、性别、媒体这些交叉领域的实践。专题最后以对记忆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作结。限于篇幅限制及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优秀的经验研究作品在本专题中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也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内容提要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南京市3家媒体机构推出“捐砖”“和平树”和“紫金草”等3项互动式的线上纪念活动，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线上公祭空间。以数字记忆的“镶嵌性”二维分析框架——“文化镶嵌性”和“制度镶嵌性”考察这一纪念活动，可揭示空间生成所依循的记忆生产逻辑。一方面，主导纪念文化在提供表述“工具”或资源的同时，也设定限制，从而导致线上纪念叙事与主导叙事之间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媒体的政治经济处境和生产方式则影响着祭奠活动的展开、触及的人群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在这两种镶嵌性的共同作用下，线上纪念空间成为一个带有自发参与表象的空间，生产出数字化的民族记忆。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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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月经是女性的一种身体实践，属于生理现象的范畴；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观念中，它又被归为私人领域，属于社会忌讳的范畴。本文得以立论的根基在于：月经并非单纯的一种生理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有着丰富的社会性意涵附着其中。女性主义对月经这一主题的探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其主要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男性这一群体处于缺席状态。因此本研究结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主要运用深度访谈法，访谈了20名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未婚男性。试图探究个体青年男性在日常生活的微观互动中是如何看待及对待女性月经的，从而进一步重新审视在日常生活中月经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关联。本研究有如下发现：

编辑部和作者、读者沟通交流，查阅稿件，发布相关信息。

换言之，秘密越轨行为是由两个特征组成的，即：易被用来发现特定越轨行为的常用程序觉察，以及处于一个易使定义站得住脚的位置。而使其具有鲜明集体特性的原因则是被广泛接受的“发现与证明”的程序。

102—109）。由此看来，道德或许是被社会学遗忘了，但它从未离开社会学的视域。因此，笔者在此所做的工作也许只是将主宰着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的那个根本视域上升到意识层面，成为他们的研究明确着眼的目的。

1902-1979），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者，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整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思想家，20世纪中期颇负盛名的结构功能论典范之代表人物。[图源：lifeder.com]

在这个「理论通胀」「诸神相争」的时代，「社會學會社」倡导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致力社会进步与文明赓续，专注社会

杜谔，男，1996年生于江苏苏北，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个人微信公众号“知行弋”（微信号：my--sociology），不定期发布社会学相关书摘、读书笔记、书评及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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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梁启超、鲁迅等人写下关于国民性的弱点时，他们针对的是在这个主题上的西方殖民论述，许多情况下以西方为参照。有关中国人最有影响的西方批评之一，是一本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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