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不要再用补贴来劫贫济富了！文/乌里单刀据财政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总额为1390亿元人民币，其中某某迪获得的补贴约为290亿元人民币，占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总额的20.9%。据说，某某迪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补贴，主要是因为其在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在续航里程、性能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三十年前，中国的汽车工业还非常的落后，没想到时过境迁，近年来国产车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快速提升，不仅赢得了国内消费者的认可，也开始出口到国外，尤其是新能源车技术的变革，正在引领世界。2023年，中国超越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由于中国车在欧洲销售火热，欧盟都急眼了，要对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还要加征不低于20%的惩罚性关税。欧盟真是自作自受啊，他们的2035年全面禁售新燃油车，意外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电动汽车看准机会大量进入了欧洲市场，导致欧洲本土车企已经严重落后于中国。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取得这样的成就，爱国人士想必觉得很提气，自豪之情油然而生，纷纷树起大拇哥：牛逼！

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上）文/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时，处于无知之中，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时，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日本开征“单身税”，中国会跟进吗？文/乌里单刀根据日本新闻报道，9日日本政府宣布，作为应对少子化的财政资源，在公共医疗保险之外将征收“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具体金额根据雇员的年收入进行征收。虽然所有上班族都要每个月被扣除“儿童保育支援基金”，但是有孩子的家庭能通过补贴的方式拿回来这笔费用，等于免除了这笔税。所以“儿童保育支援基金”，实际上就是针对单身或者不生孩子的家庭的特别税。也就是所谓的“单身税”。目前，“单身税”的具体金额已经公布。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担将会逐年递增。预计到2028年，年收入200万日元的人将每月缴纳350日元，年收入400万日元的人则为650日元，而年收入高达800万日元的人则需缴纳1350日元，1000万日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更是要缴纳高达1650日元的费用。日本政府为什么要开征“单身税”？因为少子化、老龄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少子化危机就已经开始降临。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到了1.57，被称为“1.57冲击”，敲响了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危机的警钟。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连续下降，新生儿人数在有统计以来首次跌破80万，再次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少子化、老龄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正因为少子化，所以年轻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减少，相对地，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增加。2023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29.1%，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全球最高。8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较去年增加27万人至1259万人，创下历史新高，首次在总人口中占比超10%。为了应对日本日益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政府积极推行促进老年人就业的政策体系。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多次修订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法规。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为企业设立了“继续雇佣补贴金”，以补贴和优惠的形式鼓励继续雇佣65岁以上老年人的企业。地方政府积极与促进老年就业的社会组织合作，推动“银色人才事业”，旨在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2021年4月，日本正式实施修改后的《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为70岁以前的老年人提供继续就业的机会。2023年，日本老年人就业人数为912万人，连续19年增加。65至69岁老年人就业率为50.8%，70至74岁为33.5%。日本的今天会是中国的明天吗？先看看中国现今的人口状况。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不要叫人做买椟还珠的蠢事儿！文/乌里单刀《不要用恶臭的保守主义夜壶盛装自由主义的美酒》发出后，有读者在我公众号后台私信，劝我读书：请作者阅读《自由主义》（李强著）、《保守主义》（刘军宁著）。你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由你定义的，我绝不认同！呵呵，怪不得风灵老师说你们这些保守主义者是“引六经而注我”呢！明明是你们保守主义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武断地定义和诠释保守主义，怎么反而倒打一耙，贼喊捉贼！？所谓“六经注我”，指的是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文献中的哲学思想和原则来阐述和论证个人的观点和想法，将经典作为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是经典文献的思想与个人思想的融合，通过经典文本来表达个人的见解和体验。“六经注我”是以“我”为主体，“六经”不过是“我”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不要用恶臭的保守主义夜壶盛装自由主义的美酒文/乌里单刀什么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吗？翻译过多本奥派著作的风灵老师有篇《谁说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一清二楚地描述了保守主义的底色和核心价值取向，并厘清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简而言之，自由主义（本文所称自由主义均指古典自由主义）在近代欧洲掀起革命浪潮的时候，保守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死敌而出现的。它是保皇党，保守的是欧洲君主压迫和剥削平民的旧秩序、旧传统。如今保守主义竟然树起自由主义的旗帜，甚至妄称自己就是自由主义，这就太不要脸了。假如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泉下有知，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保守传统，保守既有秩序和文化。传统里有自由就保守自由，传统里有王权就保守王权，传统里有宗教就保守宗教，传统里有奴隶制就保守奴隶制。（摘自风灵老师《谁说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作为国内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刘军宁也这样说：保守主义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与否，而在于保守什么。若撇开了保守的具体对象，保守主义便空洞无物。也就是说，保守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内涵，它只是一个容器，保守什么，取决于容器内装什么。或者说，保守主义的内涵就在于保守，它根本不在乎它保守的是什么玩意儿！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还是建议你先别出发文/乌里单刀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视频，有趣的是其中的解说：这棵树在没死之前，一直是活的。直到有一天，啄木鸟降落在树上，指着某个小洞说“你有病，得治”。大树表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还是建议你先别出发。自己真没病”啄木鸟说，没病你就走两步。大树，卒。大树含恨而终，啄木鸟在它身上掏出了无数个洞洞，用来存放橡果——大树的身体，不，是尸体，最后成了啄木鸟家族的粮仓。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不给糖就捣乱文/乌里单刀据报道，自1月18日阻断高速公路开始，法国农民的抗议示威迅速蔓延整个法国并持续至今。本次农民示威活动的众多要求包括简化行政管理、取消新的农药禁令、维持拖拉机柴油补贴，以及全面实施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法律。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昨天的文章《米莱为什么说“因自由而繁荣的西方正走上奴役之路”》，有读者在公众号后台私信说，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办事不偏不倚。所以，混合经济最适合中国国情。这位朋友的留言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如果是用在无关对错的地方，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说花钱不要太节俭，也不能太铺张，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个人偏好）的问题，无伤大雅，也影响不到任何第三者的权利。但如果所办之“事”涉及是非黑白，却非要中庸，那就十分的没心没肺了。上一篇文章里，关于私有财产、个人主权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我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简单来说：计划经济就是政府为你当家作主，市场经济就是你自己当家作主，混合经济就是表面上你可以当家作主，实际上你还要听从政府的指令。计划经济的结果是极权主义，你的独立王国（人身财产）彻底沦为征服者的殖民地；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你的地盘你作主；混合经济是干预主义（绝大多数国家的现实），你的王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由此你成了一个傀儡，失去了对自己财产的绝对支配权。试问世上哪一个正常人不想自己当家作主？我们的国歌第一句话是什么？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你倒好，偏偏摆出一副中庸的鸟样：完全变成别人的殖民地固然不好，然而完全独立的领土主权也太极端，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还是做个半殖民地比较好！你就不怕爱国人士把你撕碎了？然而，吾未见爱己爱人者如爱国者也！国家受到外敌入侵，人们会拿起武器抵抗帝国主义，而自己的个人主权受到侵犯，失去对私有财产的支配，人们却浑浑噩噩，不知所谓。这位读者的ID挺有意思，叫“要么做事要么做梦”，然而依其钟爱的中庸之道，这名字稍显极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不如言行合一，中庸一点，一边做梦一边做事？我觉得，哥们儿的往后余生，应该一直梦游，不如此，怎对得起中庸之道？第二个问题是，这哥们儿说混合经济最适合中国国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内涵中国人：中国人不配自己替自己作主，不知道怎么支配自己的财产，不知道怎么生活，不知道怎么对自己好，需要听从专家和官僚的指令和计划。呵呵，“国情”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镰刀忽悠韭菜的鬼话，你还真敢信？N年前，某位民主派大V就批评过这种国情论。那时候，“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在微博甚嚣尘上，大V拍案而起，痛斥道：你说国土面积，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别人搞得，你搞不得？你说人口众多，印度也多，别人搞得，你搞不得？你说人口密度，日本人口密度比你大得多，别人搞得，你搞不得？你说民族、文化不一样，台湾搞得，你搞不得？你说各种条件都不一样，比不了。那韩国和朝鲜，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密度、民族、文化有什么差别，韩国搞得，朝鲜搞不得？其中的逻辑，难道不可以用在经济制度上吗？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中国大陆前三十年搞计划经济，穷得丁当响，后三十年搞市场经济，一下子就富起来了。改革开放那时候怎么不讲国情？火烧眉毛了，饭都吃不饱，哪儿还管得了什么国情不国情！事实是，科学无国界！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客观规律。经济学原理是客观规律，因此经济学理所当然是科学，经济学理所当然也没有国界。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它的客观规律又叫“行动学法则”。行动学法则的例子有边际效用递减定律，供需原理（供求定律），经济发展需要个体发挥创造性，时间偏好定律，产权分立定律，分工协作原理（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理论）等等，它们和物理学法则、生物学法则一样具有普适性、恒久性，是人不可能“胜”的“天”或“道”，或“天道”（摘自朱海就老师的《行动学法则与人为法则》）。拿供需原理来讲：1、其他条件不变，需求增加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升高，反之则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下降。2、其他条件不变，供给增加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下降，反之则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升高。3、商品价格的升高会引起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4、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需求的增加和供给的减少。这些市场上的价格和供求关系，是每一个人行动的结果，人们买或不买、卖或不卖，导致需求和供给不断变动，价格也随着供求的变动而变动，市场就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是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过程。正因为市场是所有人互动的结果，终归来讲，人只能决定自己的行动，没有办法决定其他人的行动，所以市场规律不会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市场的或管制，等于干涉、控制每一个人的行动，四舍五入等于与所有人为敌。人的心智结构是一样的，或者说人性是一样的，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不管是琼斯还是史密斯，也不管是山本无力还是日川冈坂，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当中，必定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比方说，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是利润、收益、舒适、悠闲、快乐、幸福等，前几样都能使人快乐或幸福，所以简而言之，“利”就是快乐或幸福；“害”是亏本、损失、难受、辛苦、痛苦等，前几样都会使人痛苦，所以简而言之，“害”就是痛苦。因此人的行动目的，总是会尽量让自己更快乐，也总是会尽量避免那令人讨厌的痛苦。如果有两种选择能让人快乐，那么两利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可避免地面临两种痛苦，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会根据什么来决策呢？他只能根据他自己的价值偏好做决定。价值偏好这玩意儿，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汝之砒霜，彼之蜜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至于什么东西能让自己更快乐，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门儿清。“我”有一千块钱，可以去看某个明星的演唱会，或者去做大保健，也可以请三五好友吃饭喝酒。如何取舍，要看这三个选择在“我”心里面的价值排序。最后的选择，一定是“我”认为最重要或最有价值的那一个。这种价值排序，正是人的行动学法则之一：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尽管同样的一千块钱，可以分别买到一张演唱会门票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202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发言吸引了亿万人的关注。米莱说：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它之所以处于危险之中，是因为那些本应捍卫西方价值观的人被一种不可避免地通向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所收买，从而导致贫困。集体主义造成的贫困不是幻想，也不是宿命论，这是我们阿根廷人至少一百年来熟知的现实。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在这里警告你们，如果通过自由模式致富的西方国家继续走上奴役之路，将会发生什么。西方国家正在走向奴役之路，这话并不是米莱第一个说的，好几十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也说过。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指出，西方正在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追求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极权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计划经济的思想浪潮席卷全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诞生后，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们，都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噪下，本来把社会主义视为敌对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仿效敌人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向敌人投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为你只有认为敌人的制度更有优势更先进，所以你害怕被敌人超越，才会放弃自己的制度而仿效敌人的制度。但哈耶克没有投降，米莱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知识与勇气向世界大声疾呼：大伙儿可长点心吧，那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地狱之路，看似很美丽，实则很危险！背后的道理简单得很。如果国家控制着一切生活所需物品的生产与分配，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听从国家的指令来工作，每一个人都要依赖国家的分配才能生存，这时候，国家成了所有人的唯一的大BOSS，你的衣食住行等所有需求也都只能靠这唯一的大BOSS提供。最后留给你的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服从，二是饿死。我注意到一个很双标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国家由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成本优势生产某个商品，只能依靠与另一个国家贸易取得这个商品时，人们往往会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其他国家“卡脖子”。但我很少见到人们担心：假如人们获取生活所需的唯一途径只剩下靠国家分配，或者唯一的交易对象只有国家，会不会很容易被他们深爱的国家背刺，“卡脖子”？由于经济学知识的匮乏，许多人并不能够真正理解米莱发言背后的逻辑与原理。比如说，西方不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吗？怎么就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了呢？人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大多把一些社会主义政权的失败归因于暴虐的专制主义，但其实它更主要是一种经济制度。一个国家，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只要它实行了公有化，哪怕只是局限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实行了公有化，它就是执行了社会主义的政策。简单来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它要求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由集中的中央计划组织所有商品的生产与分配。亦即，由少数的官僚去替多数的民众做决策，但是决策的后果（代价）并不由负责决策的官僚承担，关键是他们也承担不起啊。你一个轻率的决策，关系到亿万人的生计甚至身家性命，你有多少钱、又有多少条命赔给人们啊？这种制度的“试错”代价是极高的，“你爷爷一犯错，我爷爷就挨饿”！好家伙，你替我做主，却不用承担责任，那我要怎样才能约束你不瞎计划、瞎决策呢？这不是瞎扯淡嘛！而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是它的基础。市场经济是和计划经济完全相反的一种制度。在市场经济中，计划是分散的、个人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人身财产做决策，决策的后果无论是收益还是代价，都由自己承担。而且因为计划是分散的、个人的，就算决策错误，“试错”的代价也极为有限。如果把一个人的身体看做其最重要的私有财产，再引入主权的概念，把每一个人都当做一个独立王国，王国的领土就是他（她）的财产，财产权或私有产权就是他（她）的个人主权。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各自的领土主权才能实现和平，同理，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各自的个人主权（财产权）才能实现自由。如米莱所说：自由主义是在互不侵犯原则的基础上，无限制地尊重他人的生命计划，捍卫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基本制度是:私有财产、不受国家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假如我们的独立王国受到侵略，即我们的人身财产被某个人或集体侵害了，那么我们的独立王国就会变成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就是说，我们被奴役了。半殖民地的意思是，名义上你的独立王国主权是完整的，实际上你说了不算，还得别人说了才算。因此，名义的私有制也有可能名不符实，号称资本主义自由灯塔的国家，也有社会主义的计划。什么叫做名义上的私有？打个比方：房产税。这房子你买的时候就已经缴过一次税了，现在又增加一个房产说，规定你每年必须交一两万刀郎给国家。这时候你还觉得这房子是你一个人所有的吗？是不是觉得你的房子好像平白无故多出了一个股东，而且你还要每年给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股东分红，哪怕你的房子并没有增值，一分钱都没赚？这TM的不就是钝刀子割肉嘛，一点一点地把你的房子公有化了！谁TM的谣言惑众，说老外不爱买房喜欢租房住啊？TM的谁买谁SB！再打个比方。琼斯生产燃油车，而史密斯也想买琼斯的燃油车，双方你情我愿，都是在自己的个人主权（私有产权）范围内行事，并不碍着任何第三者，不是吗？假如有个生产电动车的汤姆威胁他们不许买卖，你看琼斯史密斯不把他胖揍一顿。但汤姆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鲁莽，只见他小眼珠儿一转，有了：这事还得找政客老大哥帮忙。老大哥也讲义气，毕竟小弟平日没少孝敬（游说），小弟有事儿，那必须得罩着啊。隔日，国会通过议案，2035禁售燃油车。好家伙，琼斯的财产再也不能用来生产燃油车了，生产出来也不能卖给史密斯啊。而史密斯手里拿着买车的钱在风中凌乱，却无可奈何。再再打个比方。A国的汤姆和B国的琼斯都是汽车生产商，但B国的琼斯生产的汽车更价廉物美，深受A国人民喜欢，但是A国的汤姆就不乐意了，大家都去买琼斯的汽车，不来买我的，这样下去我不得关门大吉？可是汤姆根本没有权力阻止琼斯和史密斯之间的交易啊，还是那个老办法。政客老大哥再次出手，提高关税，让B国的琼斯车卖得比A国的汤姆车更贵才有利可图，也就是说，让A国人民掏出更多的钱买B国的琼斯车，这样A国的汤姆车就有竞争优势了。这不是抢劫吗？A国人民能乐意？放心吧，大家都是爱国人士，“买A国货，雇A国人”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为了让A国再次雄起，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但是琼斯和史密斯这两个冤大头都纳了闷了：到底凭什么啊，我们的财产还由不由我们自己说了算了？私有产权还神不神圣了？不是说好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么？价格管制，也是一种计划经济，它用官僚的计划代替了个人的计划。当你计划以某个价格出售自己的财产时，政客说：NONONO，你说了不算，我来负责计划，你必须不低于这个价格，或者不高于那个价格，你才能出售你的财产，否则就以违法论处，罚你没商量！价格管制的后果主要有两个：一是最高限价导致“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倒牛奶是不是很熟悉），二是最低限价导致商品短缺（在撒哈拉沙漠里实行计划经济,沙子都会短缺）。无论是最高限价还是最低限价，二者都会制造看似无法意料（对无知者而言）实则意料之中的灾难（人祸）。本来，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定价，只要有人愿意买单，这是你情我愿的交易合作，其他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禁止，因为交易双方的行为都是局限在自己的个人主权范围，并没有侵犯其他人的产权。如果说国家的权力来自每一个人合法权利的委托，注意不是转让或所谓的“让渡”，那么在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干涉其他人的交易的情况下，国家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权力的？虽然我坚持我没有“让渡”，因为我无法“让渡”我没有的东西。但某些公知舔着B脸说，

反服贸的台湾政客，你让台湾民众怎么活？文/乌里单刀台湾一名叫赖清德的民进党政客在演说中恐吓当地民众：两岸开放服务贸易很可怕，开放前原本台湾商家一份便当可以卖100元台币，开放后大陆人们进来开店，一份便当只卖80元台币，台湾商家该怎么活？呵呵，瞧这无耻政客说的什么屁话？你不是要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吗？怎么把全体消费者（也就是全体民众）的利益忘了个一干二净呢？这时候你就只关心台湾商家怎么活？那台湾民众就非得多花20元冤枉钱来补贴商家？巴斯夏早已说过，“法律并不是一只自己会产奶的乳房，法律所分泌的乳汁除了取自社会外，不可能凭空自天而降。如果不迫使某个人或某个阶层奉献出自己的财富，那么，国库是不可能用这些财富来造福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阶层的。”

现在的主流媒体喜欢贴标签，哪怕这个标签其实牛头不对马嘴。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做法，符合传播学规律。例如刚刚被选为英国保守党党魁和首相的利兹·特拉斯，大放厥词地上台，啥都没干呢，只因为她是女的，并且说话和穿衣时时处处模仿其偶像，马上就赢得了一个称号：铁娘子2.0或者3.0。一说“铁娘子”，人们当然想到的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些媒体真的了解撒切尔夫人的为政举措吗？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撒切尔夫人的几个故事。一是她的一段著名演讲：二是传言她在经济改革中与内阁成员发生激烈争吵，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摔在桌子上说：这才是我们应该信奉的。第三仍然和哈耶克有关，她和里根在1980年代掀起了一场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运动，让英美两国从长期的低谷中走出。在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重要的，您对我们来说是居功至伟。”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奉行市场经济理论的典范，但真实情况如何呢？先说正面的。撒切尔夫人的施政合乎经济学理论的正面贡献主要集中在推进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改革。这是最值得肯定的贡献。二战以后英国在国有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躬身倡导、并由此走向繁荣的自由市场理念，连煤矿都是国有的。庞大的公有部门像头嗜血怪兽一样吸干了整个国家的财富，窒息了整个经济，曾经辉煌的“日不落帝国”黯淡无光。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放话：“私有化无禁区”。她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动去国有化的进程。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垄断国企）19%的股份，英国电讯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气公司、钢铁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垄断巨头的股票被卖给民众，甚至皇家军械公司也被卖给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她推动市场化改革，解除私营企业的准入限制，激发市场活力。撒切尔政府规定高速公路建设和地方汽车运输行业必须对私营企业开放，实行自由竞争。将“公共服务”市场化，鼓励私人企业参与社会服务。那些原本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公园维护、垃圾清扫、校园伙食、精神病院、福利医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监狱，都可以由私营企业建造和运营。在我看来，她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全国100多万套所谓的“公共住宅”，以折扣价直接甩卖给租户和私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将原来喜欢平均主义的工党忠实选民，变成了有产阶层，从而变成了保守党的忠实拥趸。这真可谓是经济和政治效果双丰收，是找寻英国“自由的基因”、奠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步。打破庞大的工会势力，当然也是她执政的另一个重大成就。西方工会，就是一个暴力抢劫组织。他们以武力相威胁，要求产业保护，寻求财政补贴，推动有利于自己的立法议程，提出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资，违背市场契约，侵犯企业自主经营权，造成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会变成一个相互劫掠、乌烟瘴气的动物丛林。他们打着维护劳工权益的旗号，干着侵犯劳动者和所有消费者利益的龌龊之事。他们威胁恐吓不加入工会的劳动者，采用暴力手段禁止那些愿意以较低工资率工作的劳工与他们展开竞争，最终造成更多的失业和其他行业更低的工资水平。工会成员的高工资，是以牺牲非工会成员的利益，并且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劳动者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者。因此，打击工会势力，是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捍卫自由平等的劳资契约，提升全社会生产效能的应有之意。就像在自由市场上，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一样。正因为以上正面作用，市场活力被充分激发，英国从二战以后的滞涨阴霾中走出，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失业率一度下降到了1%。二现在说反面的。人们都认为撒切尔夫人是小政府，其实不然。衡量一个政府是不是小政府，就看它的开支水平。因为政府开支，直接涉及到对稀缺资源的占用。开支，即意味着税收的增加，意味着从生产领域抽走资源用于满足当局的目的，意味着启动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可以用这些开支收买特定群体。因此政府开支只会加大贫富差距。那些拿到蝇头小利般福利的人，以为他们占了多大便宜，殊不知，那不过是靠近权力的裙带企业和特定利益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剩下的一点面包屑。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为了满足公共开支的需要，货币扩张这一“杀手锏”也一直未间断地使用。信贷扩张同样具有反向的再分配作用，让先拿到新增信贷的人得益，后拿到的人受损。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也在增加，这就是把问题和矛盾向后转移，因为举债也是税收，就是对未来的征税，只会降低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撒切尔夫人推行私有化改革的成效，并且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到她下台时，通胀率达到了11%，失业率达到了9%。民众不懂得长逻辑链条的推理，反而将一切归结到改革头上，社会上充斥着对改革的不满声音，演变成了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在关系英国未来的有关重大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同样无法超越自己和党派的利益，最终铩羽而归。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保健体系（NHS）。它是英国社民主义福利制度的象征，是每年耗资百亿英镑的最大福利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公费医疗体系，覆盖英国几乎所有人口。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英国人的财富，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永远经费不够，永远人员短缺；带来的却是低效、浪费、腐败的医疗服务。这与她力主的去国有化改革也格格不入。但是她从未敢对它动手术，因此投入反而在不断增加。因为这将得罪大多数选民，用她自己的话说：“削减医疗保障开支，无异于政治自杀。”第二是她的税收改革。她正是在税收问题上栽了跟头，直接导致了各地的纷纷抗议，最终下台。她曾经降低企业税收，同时通过降低福利减少政府开支。例如早在担任教育大臣时，尽管面临巨大的争议，但她不为所动，停掉了学校的“免费”牛奶。政府不应当是所有人的奶牛，牛奶，当然应当由父母买给孩子。但是执政末期推行的“人头税”，却直接葬送了改革成果。人头税就是人人平等纳税，取消过去地方上依照财产价值按比例课征的税收政策。从经济理论讲，这是正确的。因为比例课税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税制，照这种说法，你买一瓶矿泉水，需要2块钱，马云买一瓶矿泉水，应当需要2000万。但是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必然是趋同的，面对任何人，不论他财富多寡，都是一个价格。到了强制征敛这个领域，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约翰·马歇尔大法官曾经说：“税收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比例课税就是结果平等主义的毁灭性政策，和累进税率惩罚财富生产、打击最聪慧的人群是一个道理。有人认为这样搞才公平，搬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因为国家对马云这样的富人保护更多，或者他需要更多的保护。这纯粹是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自由市场是自愿交换、自愿付费、没有强制的，这是本质区别。他有这些钱，完全可以雇佣世界一流的私人安保。事实上，打仗的钱、修路的钱、维持治安的钱，必然有马云的一份子，却不一定有你的。也就是说，是他在保护大家，而不是相反。况且，并没有保护他，马云估计在烧香拜佛：只要不害我，不再罚我182亿，我给您烧高香。那既然人人都有投票权，为什么纳税不一致呢？逻辑一致的办法是，平等地投票，平等地征税；如果征税不平等，那就要投票不平等，例如英国早期那样，投票必须有一定的财产门槛，不是谁都能投票决定“公共政策”的。如果不这样做，穷人人数永远占多数，投票瓜分富人的财产就是分分钟的事，那这个社会将集体躺平摆烂。但是，“人头税”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实施平等征收前，税额必须大幅度降低。否则就会使穷人不堪重负。这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由于穷人的支付能力有限，必然会迫使英国政府大幅降低税收和支出。这样，人人受益。然而撒切尔夫人失败的地方就在于，她在不降低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情况下推行人头税。结果地方政府纷纷大幅度提高税收水平，使人人“平等”地被抢。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骚乱逼迫她灰溜溜地下台。唯一体面的税收改革就是减税，值得肯定的政府改革之底线，就是减少开支。因为减税减支，就是减少国家权力，就是把更加完整的财产权还给人民。像苏纳克这样的人，为了达成预算平衡，所以要加税，那就是以支出衡量收入，这就是土匪做派。为了达成预算平衡，你为什么不减少开支？你为什么不裁撤部门、职能和公务人员人数、减少财政刺激政策、降低福利少养懒汉、把公共事业交给私营企业承办？这才是最好的预算平衡的办法。三现在说说特拉斯。她在唐宁街10号发表的就职演讲提到了三个政府优先事项：一是减税，她称之为“大胆的经济增长计划，减税以奖励辛勤工作，促进企业主导的增长和投资”；二是“一周之内应对能源账单飙升问题，让民众无需应对无法负担的能源账单”；三是“确保民众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医生和医疗保健服务”。减税，当然是对的，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因为减税就是减少征敛，把财富留在生产领域，必将提升整个社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提高大众物质生活水准。但是具体举措并不多。她要求取消在2023年将公司税从19%提高到25%的计划，也就是说，只是不涨了；她要在全国各地创建新的“低税低监管区”，以促进创新，也就是搞“经济特区”、“税收洼地”；她还考虑将英国的增值税从20%下调5个百分点。空头支票比较多，具体怎么做，“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减税不减支，那就是骗术。对于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她要一周之内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据英国天然气电力市场办公室的数据，英国每个家庭需要支付的能源价格账单从1971英镑上升到3549英镑，上涨幅度达80%。整个欧洲都在担心如何过冬的问题。除了开发北海油气田，加大风力发电投入，启动传统能源和核能还稍微靠谱一点外（但是在环保主义邪教的蛊惑下可能难以启动），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发放1300亿英镑补贴，并“冻结能源价格”。当一个政客宣称要“冻结价格”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她是一个妄人。因为价格是“冻结”不住的，价格必然符合亘古不变的经济学原理。一个人宣称自己可以违逆经济学原理办事，就像宣称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不构成水，地心没有引力，两点之间直线并不最短一样荒诞无稽。冻结价格的结果，就是刺激需求，减少供给，只会加剧能源危机。那么这时候“干预递增效应”就会出现，那就是实行价格补贴。补贴的1300亿英镑，又从哪里来呢？举债，印钞票。不用再多讲，这就是向未来课税，堤内损失堤外补；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启动国有化进程。就是实行再分配，让一部分的受益以另一部分人的受损为代价；就是一种隐秘和阴险的税收，稀释人们的财富；英镑汇率会继续下降，会打击生产和出口。这些饮鸩止渴的举措，只会使人们生活更加困苦，未来更加艰难。事实上，她的这种政策还没开始上台就做好了甩锅的准备。我不降低任何人的既得利益，税收减少，但是开支不减，到2024年议会选举的时候，如果保守党失去执政地位，债务就留下去等着工党去偿还，偿还的办法又是加税、举债、印钞票，到时候还方便攻击。她心心念的NHS，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实际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的最终结果，都是破产。因为国有计划是行不通的，经济学原理早就揭示得清楚无误，1930年代经济计算大辩论已经解决的问题，并且有的国家已经付出沉重代价证明失败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居然认为它可行，只能说，人类观念不断地败坏，历史并不是朝着不断前进的方向发展，它时不时就会倒退。作为鲍里斯·约翰逊的铁杆盟友，她将继承约翰逊的做法，“增加44座医院，5万名护士”，办法是再印钞票投入300亿英镑，不断地修修补补，试图填满这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切都可以通过印钞票解决，津巴布韦就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果印钞票就能解决危机，何需一周时间？英格兰银行轻敲键盘，直接给每个人户头上加几个零，问题就烟消云散了。至于说，为了缓解能源危机，她的办法是威胁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到处放话要对中国实施强硬的政策；跟法国之间到底是敌是友不置可否……这些根本就不值得评论。这些胡言乱语，不是一个有韬略的政治家的做法，更像是小儿过家家，以及网上的“口炮党”。何不扬言直接炸掉北溪天然气管道呢，反正它现在已经“日常断气”了；何不宣布闭关锁国呢，看看亚当·斯密和曼彻斯特学派的棺材板压得住？当意识形态占据上风，人就会变傻变坏，就会把民众的利益弃之不顾。所以这哪里有一点“铁娘子”的风范呢？好的一样没学，坏的全学会了。时时处处模仿铁娘子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没用的。撒切尔夫人的“铁”，“铁”在好歹还有点政治理想和信念，因此力排众议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不是用“铁”的功夫把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给另一部分人。现在的政客，头脑里哪里还有“信念”这个名词？都是一帮为了竞选利益不择手段，忽略英国人民利益的混账政客。也许，英国的未来，在苏格兰。「一课经济学」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奥派经济学学者冯兴元老师来主讲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冯老师作为资深奥派学者，主持编译过很多奥派书籍，另外冯老师精通德语，是德国维藤大学经济学博士。这次对《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精读，是基于德文原版的重新翻译和注解，原汁原味地解读，同时纠正某些翻译错误和误解误读。另外也会在微信群里组织答疑讨论，相信冯老师能够带我们一起把这本奥派开宗立派的书彻底学透。这次请冯老师过来，成本上会增加不少，但价格基本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原价

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看到某篇文章说，最近马云的风评似乎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的作者偶然刷到一条马云的视频。从马云的衣服和讲话内容看，这视频是在炒2020年的旧饭，然而翻开评论区，人们根本就不在意这个问题，而是纷纷表达对马云这个大资本家的支持。如果只有一条视频是这样的画风，那并不能说明什么。但作者在抖音上以“马云”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发现许多人都很关心马云的现状，而且同样有不少人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就连马云那造价高达2亿美元的豪华游艇曝光，也同样有不少人认同他，认为他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生活。不仅是抖音，就连遍地小粉红的B站，人们对马云的看法也明显不一样了。为什么人们对马云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或许是，经过这两年生活的捶打，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新的角度，当年嫌花呗利息太高，现在感念花呗能救火；当年吐槽加班太狠，现在保住工作就不错了。”是的，人们往往就是那么贱，身在福中不知福，总是要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来要珍惜。另一种贱则贱在对历史的健忘：在最仇视资本以至于消灭了资本的时代，恰恰是人们过得最贫穷、最苦逼的时代，然而这才吃了几天饱饭，不少扇贝就纷纷叫嚣着要把资本家挂路灯了。等到管制重锤资本，把那些原来发展得好好的行业折腾坏了，经济萧条与失业、收入降低等接踵而来，他们才感受到了切身之痛，又开始怀念资本（家）了。人们对资本的敌视，对市场经济的不满，主要源于西方的马列思想的教育。对996的批判，还有某著名公知的低人权优势论，本质上都是剥削理论的应用。事实上，真正能够剥削人们的从来不是资本，而是权力。权力是“合法的暴力”，只有它才能强买强卖人们的财产，也只有它才能无条件地剥夺人们的财产。反市场的人们总喜欢说资本作恶，因为德国大胡子的话已经刻进了他们的脑子：“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而资本哪来的毛孔？但这样的修辞手法总能博得扇贝们的喝彩。其实哪有什么资本作恶？只有人才会作恶，而且是人就有可能作恶，不管他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农民，或是别的什么职业和阶层的人。不信你去监狱调查调查，看看里面关的坏人是不是只有资本家而没有其他阶层的人。无论什么阶层的人，只要是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甚至偷盗抢劫，都是作恶，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因为坑蒙拐骗，强买强卖，偷盗抢劫，都是在用掠夺而不是市场交换的手段来获取他人财产。维护市场秩序，就是要用法律禁止和惩罚那些掠夺他人财产的行为，保障人们的生产与交易。只要在生产与交易中不存在坑蒙拐骗和强买强卖，任何人都没有正当的理由去限制甚至禁止人们的生产与交易。限制、禁止人们的生产与交易，就是在管制、干预市场，是在剥夺人们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家要取得人们的财产，也必须要用有价值的商品和人们交换。如果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无法满足人们的迫切需求，这些商品就是没有价值的废品，人们不会把钞票投给资本家，资本家的投资就会失败，从而失去其资本。只有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满足了人们的迫切需求，人们才会用钞票投票，选择出市场的优胜者。在没有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满足人们的迫切需求，让他们心甘情愿把手中的钞票投给自己，无论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是90%还是100%，都不涉及垄断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市场占有率是人们用钞票投票的结果，以反垄断的借口去处罚这些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资本家，无疑是反民主的。马云之所以能白手起家成为一名亿万富豪，是因为他创办的阿里及旗下企业提供的服务极大地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它们普遍降低了人们的（交易）成本，还打破了金融垄断，让普通人得到了更便利、更优质的金融服务。马云的成功，是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这样的成功者越多，消费者就越有福，因为那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需求得到了满足。马云的成功，也说明了市场经济中不存在阶层固化，哪怕是最平平无奇的穷小子，有朝一日也能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攀登上财富的顶峰。只有在市场受到管制的情况下，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门槛被人为提高，生产与交易受到抑制，创造财富的手段被剥夺，才会造成阶层固化。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是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一种制度。就连公务员福利待遇的改善，都同样得益于经济的发展。最近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多地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有所减损，甚至被迟发、拖欠工资，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市场不是万能的，这不是管制市场的正当理由，因为人不是万能的，无论他身处市场还是利维坦之中。这个世界总是不完美，资源也总是有限，无法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市场只不过是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利维坦机构却不一样，它不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甚至，有时候人们只想要解决问题，并不敌视利维坦，但想要解决问题的人们往往反而成为了利维坦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要看什么不顺眼就呼吁利维坦介入管一管。你每一次的呼吁管一管，都可能让利维坦变大一分，同时让市场（社会）缩小一分，让自由减少一分，从而毁坏经济繁荣的基石。市场如空气，当你习惯了市场的存在，你不会感到市场有多重要，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想起来要珍惜。2022-8-24推荐一个朋友的公众号：张鹏，一家跨国企业的高管，曾任职于多家跨国公司，是一个将奥派经济学理念应用于企业管理的践行者。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在向其公众号读者推荐我和其他一些奥派朋友的公众号，非常感谢他在推广奥派经济学中的努力。

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4200字，可收藏后再阅读。点击下方名片并设置星标，可第一时间阅读本号文章。为防失联，可点击下方名片。以下是正文：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就够了么？文/乌里单刀一、不要卖拐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社会的良知——左派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最喜欢说的话之一。然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就够了么？如果你们所呼吁的，可能会让你所关爱的穷人处境更加糟糕，恐怕也不是你们的初衷吧？美好的愿望，也要用正确的手段才可以达成目的。只管为苍生说人话，却不关心所呼吁的手段能不能达到目的，这难道是负责任的行为？平心而论，左派知识分子看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他们进行了错误的归因，因而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们最爱呼吁的话之一就是“加强监管”，然而这种话除了加强有关部门的权力之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是以毒攻毒，火上浇油。在市场受到干预的领域，或市场化不足的领域中产生的问题，左派知识分子通常会很轻易地归因于“资本作恶”和“市场失灵”，却选择性地忽视权力对市场的管制。他们真应该把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话背诵一百遍：XX不解决问题，XX本身就是问题。用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的话说：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这个“拐”是什么？就是大量反市场经济的言论。许多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卖拐”的人编造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卖拐”？一部分是因为坏，另一部分是因为单纯的无知。坏的那部分人，你就看美帝的白左政客吧。只要煽动贫富对立，他们就能够名利双收，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滋润，在职时领着优厚的薪水，随便出本书就有几十万美元的版权费（如桑德斯）。退休后，他们还可以到大企业当个顾问，继续领高薪，毕竟，还有谁比这些制定法律的前议员更懂得规避其设下的管制呢？这就是所谓的“旋转门”，另外还有“猪肉桶”，都是“合法的腐败”。“要致富，去从政”，“经济学中央银行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早已指出了脱贫致富的好门路。白左政客收买民心的秘诀是永远表现自己的道德同情心，永远在口头上关爱弱势群体，但就是不会做一点点真正有利于弱势群体的正事，他们永远不会关心其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实现他们所表演的良好愿望。这就很难不让人怀疑，那些包装华丽的“社会正义”，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控制民众的自由与钱包的企图。无知的那部分人，根源在于对人的行动科学——经济学的无知。由于无知，他们就很容易把这门科学当作是工程学、管理学，这使他们变得目中无“人”。他们喜欢用工程学思维来处理人的行为，这就等于把人当做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意志的石头来对待，所以他们会习惯于借用各种立法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企图让人们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喜好来行动。实际上，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它是和自然科学一样客观的科学。比如关于价格的供求定律，关于选择与取舍的边际效用（价值）递减定律，以及关于分工合作的协作法则（比较优势定律）等等。因为经济学是普遍有效的科学，所以违反经济学法则的政策、法律，同样会招致人们不愿看到的恶果。如最低工资法，它是对劳动力价格的管制。劳动力价格是由供给者（工人）和需求者（资本家）双方共同决定的，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根据需求定律：其他条件不变，找工作的人越多，工人之间竞争越激烈，对工资要求越低的人就越有竞争力；或其他条件不变，需要雇佣工人的资本家越多，竞争越激烈，谁能提供更高的工资，谁就越容易雇佣到合适的工人。所以显而易见，工人和工人竞争，资本家和资本家竞争。工人和资本家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与交易的关系。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对立，是受了阶级理论毒害的结果。如果规定的工资低于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那么法定的最低工资就是多此一举。如果法定的工资高于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那么它一定会导致雇主不愿意雇佣那些急于找工作的低技工者，以及刚毕业的学生和刚进城的农民，这使得他们很难就业，从而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在没有最低工资法的时候，他们本来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来赢得竞争，通过一边工作一边提升自己的技能，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又如对“血汗工厂”的批判，那实际不过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左派不明白，在市场经济中，实际是消费者而不是资本家在支配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品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经济学家米塞斯把这种支配叫做“消费者主权”。资本家是否能够保存和增加他们的资本，主要看他们是否能够合理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生产出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有些地方的生产条件之所以比较恶劣，是因为消费者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支付那么高的价格，如果资本家采用较高的生产成本，那将无利可图，工厂就会关门大吉，资本家就会失去他的资本。工厂关门大吉，工人就会失业，从而失去收入来源，没有收入，工人生活会更困难。所以，使工人的处境变得更糟糕，难道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吗？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意外，但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和偏好进行适合自己的选择。每一个人都想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安安全全、舒舒服服的做个白领，但是可能吗？某个工厂发生火灾，那肯定不是企业老板所希望的，因为他要承担巨大的损失，所以按法律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该怎么赔偿怎么赔偿，这就够了。但是没有理由因为某家工厂发生了意外事故，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把所有工厂都当成“嫌疑犯”严加看管。这就好比因为某个男人QJ了某个女人，就把所有男人当作潜在“QJ犯”一样监管起来，荒唐透顶！二、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穷人的一种制度讲真，在良好的愿望之上，我们和白左其实没有分歧，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对实现共同愿望的手段的认识。经济学已经揭示了，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繁荣最适合的手段，它能够提高所有人的福祉，也是最有利于穷人的一种制度。贫穷是人的原始状态，就像是一种“出厂设置”，所以贫穷不是问题，贫穷却无法勤劳致富才是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以私有产权为基石和权利至上的制度。市场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而赚取财富。只要不阻止人们的自由迁徙，不用执照、牌照等管制措施阻止人们的自愿交易，任何人就都能够从最小的生意做起，积累资本，脱贫致富。如果不是猪油蒙了心，任何人都应该看得见，无数生活在农村的穷人，通过迁徙到城市去打工，做小生意，持续地、成功地改善了自身的境况。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彻底解决贫困或贫富差距的问题，必须更进一步地解开人们身上的束缚，从而更进一步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对市场的管制，那么社会上所有人都是有可能脱贫致富的，那么教育、医疗和养老就根本不成问题。但现实中恰恰是各种各样的管制束缚了人们的自由：这也不能让你干，那也不能让你做，或者以种种借口（反正都是为了你好），把进入门槛砌得高高的，限制你进入某些行业。限制你的生产和交易，其实就是限制你去赚钱啊，那你怎么可能脱贫致富？市场经济中，生产的过程同时就是收入分配的过程。所以市场经济又是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它是按劳分配，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假如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生产就失去了激励，经济发展就会放慢、停滞甚至倒退，最终人们又会重返普遍的贫困。忘记历史就是没心没肺！难道你们想回到干好干坏一个样、人人磨洋工的人民公社时代？计划经济是100%的坏制度，白左的“收入再分配”不过是打了折扣的计划经济，只是坏得没有那么彻底罢了。有些人同意计划经济行不通，但也不完全信任市场，他们说自由市场又太极端，甚至指责我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不知道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有些人无法从逻辑上驳倒我们时，就会说我们“极端”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只能显示出他们的理屈词穷。其实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权力至上，一切都由政客代替你做计划，决定你的财产怎么支配，其潜台词是：政客比你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也就是说，你是猪，不知道怎么做才对自己好。科学是一般性的规律，它是普遍有效的，不存在什么例外论、特殊论。所谓教育、医疗等“民生”行业不适合市场化就是一种特殊论。可是，吃饭、穿衣难道不是“民生”行业么？如果一个人认为教育、医疗不适合市场化，同时又对中国不适合西式XX的国情论嗤之以鼻，那可真是双标的很。事实上，教育、医疗和房地产其实都是严重管制的行业。教育、医疗行业都是以公立为主导的，虽然同时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却要受到非常严厉的管制。而房地产，基本上所有的土地都公有的，其供给受到严格的限制，房子的买卖，也受到各种政策的干预。可是，有些人竟然把锅甩在了市场的头上！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不讲节约，只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市场经济就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是最有效率也最能发挥生产力的制度。计划经济就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果，也可能会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大搞寻租腐败，总之就是最没有效率、最抑制生产力的制度。那么显而易见，同样的一笔钱，肯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让更多的人上得起学，让更多的人看得起病，能帮助更多的人改善他们的处境。左派的悖论是，我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外加供养一个庞大的教育和福利官僚系统。其实他们是担心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所以要通过权力机构强迫富人掏钱去帮助穷人。然而没有选择的行为又怎么称得上是善？一个人用暴力胁迫另一个人交出财产，是无可置疑的抢劫；同理，一群人或一个集体，不管它是什么名义，用同样的暴力胁迫某人交出财产，难道不也是抢劫？左派不懂得经济学理论也罢，也不了解历史。事实上，在欧美走向福利国家之前，民间本就有着发达的各种兄弟会和互助会。这些兄弟会和互助会的成员大多是工人，通过缴纳一定的会费，在会员遇到困难和意外时，比如疾病或死亡，他们的家人将会得到一笔补贴。关键是这些兄弟会和互助会都是民间自治组织，这些组织能够锻炼人们独立自主和自治的能力，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而福利国家的结果是消灭了这些民间自治组织，使人们不得不依附国家，人们不仅丧失了独立，社会责任感也大大降低——既然什么都是由国家包揽，同胞有难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国家的事！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有多少人会讲节约讲效率呢？无论哪个国家，公共机构毫无例外都是僵化、低效和浪费的。因此，慈善事业也不应该由公办垄断。那么为了帮助更多的穷人，毫无疑问应该支持慈善事业市场化。再次强调，从良好的愿望来看，我们和左派的朋友们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如果你们真心为了穷人好，那真的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就够了么？2022-6-25延伸阅读：你要自由做什么？为什么奥派更强调自由？为什么穷人比富人更需要财产权保护？为市场经济说话，还是为资本家说话？自由市场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信了它你就见鬼了！张是之老师是我的朋友，这次他做的精读训练营，精读的是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米塞斯写的《人的行动》（也有翻译《人的行为》）。这本书很值得精读，但也有不小的难度。当年我先读了《真实的人的经济学》等几本奥派入门书，然后才开始读《人的行动》，可还是觉得很烧脑。张老师这个训练营可以帮助你学透这本书，非常值得加入。他带着你花一年时间精读，不是那种

友情提示：本文文字约3300字自由市场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信了它你就见鬼了！乌里单刀中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后导致贫穷的无产阶级与富裕的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米塞斯指出，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大约15分钟]文／乌里单刀知识分子，指的是一种职业种类，这种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有作家和学者等等。这是托马斯·索维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就是创造和传播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想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是指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一般知识分子与公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普通大众很少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但马克思的结论极大的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影响了普通大众。在作为理念生产者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他们都是知识阶层的一份子。知识分子自以为比大众更有智慧，掌握着比大众更多的知识。他们热衷于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甚至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对社会进行重新构想，并寻求公共决策权去实现其构想。其致命失误在于：他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并不代表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智慧和美德。或许知识分子的确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知识，但他们武断地否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为知识，比如那些涉及衣食住行等三百六十行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知识，以及各种生活常识。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寻常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它的数量远远超过精英们的特殊知识。如果把这些寻常知识和特殊知识都纳入知识的概念中，那么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因此他们应该得到权力去为大众做决策，指导他们做或不做什么。如索维尔所说：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知识分子这种致命的自负在其最终影响了公共决策，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他们所偏爱的观念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最巨大的灾难是上个世纪由中央计划所导致的经济灾难。在这些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数以亿计的人因为暴政、战争和饥荒而丧命。这些代价巨大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让知识分子彻底抛弃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中不少人觉得那些灾难的原因不是由于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而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只要有了民主，知识不是问题，因为有“大数据”，“社会化生产”（生产要素公有化）仍然是可行的。但早在疯狂的社会工程们进行这项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实验之前，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就以逻辑推理证明了“社会化生产”的不可行，它的致命缺陷是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社会化生产”取消了价格，没有了价格，就没法计算哪一种生产要素组合出的不同生产方法更经济，即：没法计算某种生产方法是否能以更小的代价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它的生产力必然低下，结果是导致普遍的贫穷乃至饥荒。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不认可“社会化生产”，但却相信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必须要由政府来纠正这些市场的缺陷，这正是当今世界相当普遍的干预主义思想。“市场失灵论”一是源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完美构想，二是由于错误地把政府干预造成的恶果归因于市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是教科书和媒体镶嵌在许多人脑子里的教条）。真实的世界是参差不一的，人生而不平等。人生来就有高矮胖瘦与美丑之分。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的人却出身贫寒：有的人天性聪慧，有的人生来愚笨；有的人勤奋刻苦，有的人却懒惰散漫。这些生来不平等的差别又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都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同样真实的事实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生产量，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但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构想，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构想不切实际，而是这个世界出了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一切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几乎永远不会错。那么应该由谁来纠正“社会”的错呢？他们给出的答案自然是：“政府”。知识分子不关心财富如何创造，经济如何增长，眼盯着贫富差距四个字，把工商业活动看做零和博弈，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地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穷人才有了勤劳致富和阶层跃升的机会。对经济市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正是现在进行时），就是以政治权力限制个人的自愿交易，使人们不能自由地分工合作，剥夺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手段，结果就会造成制度性的贫困和真正的阶层固化。知识分子缺乏经济学知识，甚至政治伦理学知识也只是半桶水，他们把自由分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并认为政治高于经济，经济要为政治服务，而非政治要为经济服务。但自由与自由之间是不可能互相冲突的，也没有哪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的说法，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其他人自由的边界。如果某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那就不是真的自由，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政治为经济服务，是要通过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来保障市场不受干预。经济为政治服务，是打着“社会正义”和“民意”之类的名义设立各种法律和政策，以帮助各种压力集团谋取利益。这些利益从哪里来呢？要知道，法律并不生产利益，它要给一部分人某些东西，必须先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拿走一些东西。知识分子把自由一分为二，以政治自由高于经济自由为理由，把特权包装成人权，堂而皇之地侵犯个人自由，然而他们还声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从未说过市场是完美的，只是说由个人来支配自己的财产，自愿地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更多的财富，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繁荣昌盛。这些结论不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逻辑推理得出的事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是关于规律和法则的知识。社会是人的行动的共同体，其基本关系是交换关系。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分工合作，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由此产生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织造了把人们结合成社会的纽带。只有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社会成员之间才会产生同情、友爱和归属感等道德情愫。“这些情愫是我们人类最愉快和最崇高之经验的源泉。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点缀，由此把人从一般动物提升至真正存在的人。”这些道德情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是社会合作的果实，并且只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发扬光大。如果没有分工合作，“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得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因此，是社会合作产生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维系了社会。知识分子不了解经济学，也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以及社会依靠什么而存在并维系着。他们要么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偏见，拒绝去了解和学习经济学；要么就是缺乏理解能力，把经济学斥之为经济学家的价值偏好或主观的真理。知识分子，尤其是白左，巧言令色地煽动穷人和富人、消费者和商人、雇员和雇主，甚至女人和男人，以及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互相敌视和仇恨，是挥舞着“社会正义”的道德大旗去削弱维系社会的纽带，撕裂社会。尽管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基本能力的事务上，知识分子却热衷于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以求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并由此去制订或影响公共决策。决定知识分子如此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从权利角度看，人的确有在其财产权利范围内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也不必承担公共决策造成的后果。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批判社会来获得凌驾于社会其他人的道德权威，或者间接获得政治权力，又或者二者兼有。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些有关收入分配、价格管制、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以及偏袒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法律与政策，结果总是使穷人和少数族裔等表面上的受益人的处境变得更差，但知识分子极少关心、也极少认真研究他们所呼吁的政策的实际后果。他们的行为，而非漂亮的言辞，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偏好。由此看来，知识分子自诩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把反对他们观点的人诬蔑为反智和没有道德，不过是贼喊抓贼。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主要被限定在现代民主国家，而在非民主国家，只有极少数的人把持着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观念。不过，他不知道在某些国家，一方面御用知识分子在垄断媒体上把持着一种传统的有毒观念，另一方面，外国的干预主义观念又通过互联网平台，被在野的知识分子当作先进文明传播给大众。这就造就了两个表面上截然不同，实质都是反市场经济的群体。而作为自由市场坚定的支持者们，正好被这两个群体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很明显，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是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不管中外，左与右的二分法都是极其混乱的。如果非要分成两个阵营，那就只能这样分：自由主义者与非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识到：社会由个人组成，脱离了一个个的人，社会无从存在。个人自我负责，自己做决策，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每个人都过得好了，社会才会好。非自由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无论其打着国家还是社会的招牌。他们认为其他人不理性，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必须要由更理性、更聪明的他们来为“社会”制定决策，规定社会其他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们想要或正在掌控着社会其他人的财产与自由。如果不是缺乏理解能力，那么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并不寻求控制他人、控制社会。自由主义也不是一种设计，因为设计是让其他人按照设计者的偏好而行动，而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偏好而行动。但某些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辞令技巧，贼喊捉贼，反过来指责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一种社会设计，是另一种控制。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知识分子的傲慢与自负本来就没有正确的知识来支撑，他们只能巧言令色，大搞语言腐败，颠倒黑白，如此便可浑水摸鱼，继续维持自己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无知与无耻，他们总要占一样，或者二者兼有。

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3300字。经济学就像一杯鸡尾酒？文/乌里单刀在某群看到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我为何反感“田园奥派”？从理解经济学开始说起...。作者说，很多人把经济学学成了“宗教”。他口中的“很多人”是指本土奥派。本土奥派是客气的叫法，实际就是其文章标题中带有蔑视的“田园奥派”。作者说，本土奥派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对该派理论有近乎偏执的认同感。他上大学时选修西方经济史，接触了形形色色十几种学派。依其所见，能跟奥派受众之狂热相提并论的，只有“极左”经济理论。而今在市场经济下，“极左”曲高和寡，可奥派在民间的影响力却是与日剧增。当然，作者也不认为奥派的流行是什么坏事，其本人也从中汲取“大量的精神营养”，常在文中引用奥派的观点。但他对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怀着质疑立场，只吸取各种思想中的部分观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为什么呢？这是由经济这门学科的特性决定的：“经济学这门学科最头疼的点就是观点太多元，一个利息都有N种解释，各个都是权威大牛，该信谁的？”有人调侃，经济学是“最不靠谱”的学科，它不像物理、数学般精确，无法提供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对此，作者的老师回答简短而深刻：分类讨论。顿时，作者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极其复杂且多变的，怎么可能有一种答案适用于所有场景？后来，作者越学越明白，并得出结论：经济学就像一杯鸡尾酒，得把各种配方调和起来，才能品出美味。看到这里，如果你也深以为然，觉得十二分之有道理，那么恭喜你，你的脑子已经被灌进一杯鸡尾酒，晕乎乎地被带到沟里去了。为什么奥派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且一旦接受就会被其强大的逻辑所折服，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因为：奥派经济学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经济学，是全世界最接地气的经济学，是最能反映、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真实的人的经济学。其他的黑板经济学，是不讲道理讲拳头的经济学，是高高在上的国师经济学，是假构世界的经济学，是目中无人的经济学。真实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幸福，所以人总是在行动，希望用一种更好的状态来替换不那么好的状态。否则他（她）就会什么也不想干，彻底躺平。试想，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十分的满意，他还会尝试去改变现状吗？完全不会，彻底躺平就是他最好的选择。看到这里，一部分读者可能要准备开骂：就这？依你这么说，那三和大神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什么狗屁玩意儿！稍安勿躁，我话还没说完呢。对现状不满意，仅仅是行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另一个条件是，行动人还必须支配（其预期）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支配适合的手段，人就无法通过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只能躺平。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非常的“平等”，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境况，于是人们就只好躺平。人最重要的手段是他自己的身体，其次是他通过劳动和交换得来的财产。因此，只要不去限制人们的自由，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天然动力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通过行动（生产、交易）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逐渐变得富裕，经济自然会发展，社会自然会繁荣。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毋须任何经济学家的指导规划，也不需要任何的产业政策，经济就能自然地增长。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有什么理由说自由市场做不出原子弹？又凭什么说我们需要经（御）济（用）学（国）家（师）的计划才能发展某个产业？从事行政工作的官员，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无需承担决策后果的计划者，难道要比用自己身家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企业家更聪明，更牛B？学习经济学，学出了社会工程师思维，学出了国师思维，学出了上帝视角，真不知是谁学经济学学成了宗教？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必然会减少财富的创造，导致经济发展放缓、停滞，甚至倒退。很简单，干预必然要限制人们利用自己的人身财产去生产和交易。限制生产必然减少供给，使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虽得到满足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限制交易同样会打击生产——如果不能交易，那还生产出来做什么？因此干预的结果必然带来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萧条，假如一直干预下去，一定会带来秩序的崩溃，文明的毁灭。作者自称是“自由市场毫无疑问的支持者”，理由是“自由市场的优势明显”。但是（凡事就怕“但是”啊，朋友们），作者翻看历史，看到很多情况下社会是没条件实行“自由市场”的。“我们都认可自由市场的好，但要注意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而且非常苛刻。”“市场能自由交易的前提是有私产，而私产能存在不止要有立法，更要有保护法律的武力和社会环境。”“你在阿富汗、叙利亚能搞自由市场吗？”作者用历史否定理论，用现象解释现象，陷入了循环论证而不自知，这是很多反对“绝对”自由市场的人的一个通病。“自由市场是不错，我们喜欢自由市场，想要自由市场，可是我们的自由被限制，我们的财产被剥夺，这个社会现实证明了自由市场不可行啊！”哈哈哈哈，限制我们自由，剥夺我们财产的社会主义者笑出了猪叫，一把握住你的手：你口中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可是同我们一伙的好同志啊！用历史否定理论，那么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而不能改变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如此一来，坏人尽可以用拳头说话，生米煮成熟饭，造成既定历史，然后用历史去否定理论，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这就是暴力干预的自我证明。自由市场的条件、私产保护、立法、环境，这些东西是会像竹笋一样暴出来的吗？人呢？人哪去了呢？所谓的约束条件完全是自缚手脚的自我设限，是自甘为奴的认命和躺平。环境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动物只能被动适应或极其有限地改变环境，而人则努力地改变环境，以便生活得更好、更舒服。自由市场的条件的创造，不是需要人们去打破那双干预的黑手吗？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是需要人们的行动去创造吗？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得把脑子里的错误知识清除出去。脑子里有什么知识，持有什么观念，决定了人们如何去行动。假如大家都被各种错误的经济学带歪，又怎么可能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假如大家口口声声支持自由市场，却丢出一个“但是”，自由市场就永远是镜中花、水中月。大萧条时，是罗斯巴德还是凯恩斯，能让美国走出危机？这还用说吗？你是想釜底抽薪还是要饮鸩止渴？福利、工会、公立学校可不仅仅是程度问题，而是存废问题。减少干预，增进自由，人们就能够通过生产与交易创造财富，摆脱贫穷；诚实的货币制度能够使人们通过储蓄来使自己晚年生活无忧。老实说，奥派反对的也不是工会，而是反对工会利用暴力和权力去侵犯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工的权利，以及不愿意罢工的成员和雇主的权利。如上所说，自由是第一生产力，只有自由市场能够让人们不受阻碍地创造财富，摆脱贫穷，根本不用担心养不起老，上不起学。自由市场条件下，人们可自由地创办各种民间组织，自然少不了慈善机构，生活困难的人们也可以得到必要的帮助。要知道，公立的福利、医疗、教育机构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即不正当，也没有效率。只有自愿的捐助才是正当的慈善；私有财产之下，才有（经济）效率的计算。社会和谐真正的“润滑剂”是正确的经济学，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人与人的利益是和谐的，和平的分工合作有利于所有人的福祉。人世间的冲突、混乱、失序、战争与毁灭，背后正是错误经济学知识的泛滥，和反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用反自由的政策去解决干预政策造成的冲突与混乱，等于饮鸩止渴。作者还批评：“很多奥派爱好者完全是架空历史，根本不考虑时间背景的局限性。学经济的必须要多读近现代史和政治学，就是为了能意识到“最大化市场效率”在现实中是做不到的。”唉，前面已经论述了，历史不能否定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无法正确地解释历史。至于政治学，呵呵，还有比奥派更了解政治的吗？不知道奥派内部有人批评罗斯巴德把政治、伦理学混入经济学，走了“修正主义”路线吗？开个玩笑。其实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最发达的分支，而政治、伦理学无疑同属于人的行动学范畴。“世界上最发达的那几个北欧国家，都是高福利。”这错误就有点低级了，二者相关不等于有因果关系啊。世界上最发达的那几个北欧国家，都是白种人，是否只有白人国家才能发达呢？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把经济学当成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学，就是把人当成机器和死物一样管理，这样的经济学是目中无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不是各国政府包养的国师，就是野生的国师。人的心智结构是相同的，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奥派经济学，还要看悟性与缘分。奥可奥，自然奥。2021-8-15了解更多奥派经济学：1、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2、为什么奥派更强调自由？3、“集体非理性”是什么玩意儿4、演化论还是洗地论？5、经济学中的应然与实然喜欢本人文章的可转发、在看、关注三连。为方便您找到本号，可将本号设置星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人：一本正经的华仔。华仔是个比我年轻的帅哥，文章高产，更新也勤快，前几天还出了一篇十万+，令我羡慕不已。快快关注他吧！推荐张是之老师的精品课程，作者亲授，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入门课，最近正在打折，你值得拥有！课程内容：《经济学入门50讲》视频精主讲人：作者张是之课程形式：视频（PPT+字幕）课程难度：入门级，经济学科普级适合人群：对经济学感兴趣，虽然是《经济学入门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3600字。文/乌里单刀在有关无政资的质疑中，有个说法是：“政府是社会在历史中演化出来的结果”，言下之意，仿佛政府的出现是上天注定的，并且只要它存在之后便不会消失，也不能消失。说实话，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2200字。文/乌里单刀为什么穷人比富人更需要财产权保护？这个标题换成“为什么穷人比富人更需要自由”也是一样的意思。不过，不管是哪一个标题，都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尤其是那些只读过教科书或对教科书深信不疑的人。几年前我认识的某位自称是芝派经济学爱好者的网友，他就以为财产权=财产，所以有财产的人才有财产权。穷人没有财产或只有很少财产，因此就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财产权。这就是说，财产权保护主要是用来保护资产阶级、保护富人的制度。读过马哲的人也都知道，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专属的意识形态嘛。作为无产阶级的穷人又怎么会比作为富人的资产阶级更需要财产权保护，更需要自由呢？其实把财产权等同于财产是完全错误的看法。财产权是个人的人身与财产不受他人暴力伤害与掠夺的权利，是自由地支配自己人身与财产的权利，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犯是正义的法律应该做的事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每个人的财产权利都是同等的，谁也不多一分，哪个也不少一毫。一个人行使财产权，必须局限于其财产边界之内，超出了这个边界，就会侵犯其他人的财产权。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必须得到法律的制止和惩戒，否则侵犯之人就在事实上得到了侵犯他人的权力或特权。权力或特权是可以单方面强迫人们承担义务，自己却毋须付出任何代价的“合法”暴力。权利则意味着，一个人想要他人承担某个义务，必须基于平等的协商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自愿的）交换。交换是取得他人财产或换取他人承担义务的唯一合法的手段。权利基本等同于自由。在社会里，只有把自由的概念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才有意义，与权利一样，自由也必须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损害了另一个人的自由，那就很难说他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是不平等的、支配性的约束关系，即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财产与财产权是不同的两回事，其多寡与个人的出身、能力、甚至运气有关，不可以混淆。我们拥有（名义上的）财产，却未必拥有完整的财产权：我们拥有土地和树木，却不能随意开发、利用，因为耕地红线、环保等乱七八糟的管制；我们拥有汽车，却不能自由地支配它去为人们提供货运与客运服务，因为牌照的限制；我们有三轮车，却不能摆地摊，因为街道公有与城管；我们拥有自己的身体，却不能自由地支配它去为人们提供各种劳动服务，因为执照、户籍和边境线……但如果我们拥有财产权，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拥有财产：我们可以开发利用自己的土地，可以开货拉拉、开滴滴，可以摆地摊，可以去任何高收入的地区、在任何高收入的行业从事各种职业……总之，我们可以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成为有产阶级中的一员。事实上，只要不存在过多的管制，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多赚一点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驱动人们努力劳动去创造财富的力量是人的欲望，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说教，也不需要扶贫，自由市场就是最好的扶贫方式。几十年前，因为财产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私人的工商业活动几乎完全禁绝，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人们自然就陷于普遍的贫穷之中。后来，法律总算被迫承认并逐渐归还给人们部分的财产权，许多不能做的事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了。于是商业、工业开始发展，逐渐繁荣昌盛，人们收入越来越高，生活也越来越好。要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决不可采用剥夺一部分人财产贴补给另一部分人这样侵犯财产权的方式。“收入再分配”不能使穷人变富，反而有损真正的公平，损害生产，使社会重返贫穷落后，这是适得其反、南辕北辙的政策。只有创造更加自由的市场环境，使穷人能够更加自由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那么解决贫困问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不可以静态、机械地看待贫富差距。我们每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生来就是一无所有。但只要身心健全，社会也没有对自由过多的束缚，人就不可能永远一无所有。他会通过自己的劳动慢慢地从无到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富人也不会永远富下去。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自由市场上，因为富人无法用法律管制去阻止任何人与之竞争，他们将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地位随时可能被后来的穷小子取而代之。权利至上的自由市场不存在阶层固化，只有在权力至上的社会才存在阶层固化。自由市场是对穷人最友好的社会制度，只要充分保障财产权，穷人就有机会勤劳致富，成为有产阶级，向上攀升，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在权力至上的社会里，由于财产权受到普遍的限制，剥夺了穷人通过生产与交易来创造财富的手段，穷人就只能出卖力气赚点辛苦钱，贫苦无望的苟延残喘，沦陷在社会底层。当然，穷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还是有一条独木桥的：参加垄断的科举考试，进入权力阶层，成为寄生于劳动人民的食税者。但这条路是封闭的、黑暗的。权力就算不是永远不会向穷人开放，也是极难得到的东西。一无所有的穷人用什么东西去交换权力呢？对穷人来说，自由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有时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比如发生饥荒的时候，一点点迁徙的自由就能够让人逃出生天——被“墙”在原地活活饿死的历史我们也不是没见过。富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可以用一部分资本向权力赎回生产与交易的权利，甚至与权力狼狈为奸。靠着权力的庇护和对生产与交易的垄断，他们依旧能够过上比较滋润的日子。你们说，穷人是不是比富人更需要财产权保护，是不是比富人更需要自由？上一篇：规则公平，才是公平？相关阅读：你要自由做什么？为什么奥派更强调自由？资本主义与阶级固化喜欢作者可扫码关注并设置星标亲爱的朋友，如果喜欢本文，请点个“在看”，或转发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2800字。你要自由做什么？曾经有个应该算得上奥派经济学学者，后来却成为奥派主张的自由市场的反对者，被土奥圈内人揶揄为“无名白”的某老师发出了惊世骇俗的一问。这问题问得如此理（hou）直（yan）气（wu）壮（chi），以至于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人脸皮要厚到什么程度，才会这么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其实要让一个人明白自由的意义很简单，封住他的口不让他随便说话，限制他的交易不让他通过自由的交换获得收入从而使其生活贫困，他就有可能会明白自由的现实好处了。但是某老师只不过是装疯卖傻罢了，他不会不明白自由的意义。所以我不会愚蠢到要去跟他较劲，引用他的话只是为了从经济学和功利主义角度说说自由的重要意义。缺乏经济学知识的人大多是从单纯的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自由、追求自由，因此他们常常不能逻辑一致地理解和支持自由，以至于他们常常自相矛盾，或者双标：在某个领域支持自由，到了另一个领域却又支持管制，成了自由的反面。因此要明白自由有什么现实的用处，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清楚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更不是无法无天。自由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伦理主张。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不平等的、支配性的约束关系，另一种是平等的、契约性的约束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命令和强迫另一部分人而达成分工协作，这是一种掠夺与被掠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种关系越普遍，社会的文明程度越低，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第二种关系中，人与人通过自愿的交换形成分工合作的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命令和强迫其他人做或不做什么，彼此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因此，自由就是在不侵犯他人财产权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的人身财产去做任何事，通过行动（如交换）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简而言之，自由就是财产权不受侵犯的状态。所谓杀人放火的自由、抢劫的自由是不存在的，那是故意的抹黑或无知的理解，是语言腐败。自由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伦理主张，它必须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杀人放火与抢劫是某个人或集体对另一个或另一部分人的财产权的侵犯，侵权人与受害者的关系不平等的、支配性的约束关系，也就是奴役而非自由。同样，强买强卖也是一种不平等的、支配性的约束关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有对自己人身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他对自己人身财产的支配，任何人要取得他人的财产，都必须通过自愿（以对方同意的价格）、平等和互惠互利的交换。既然自由是普适的，那么一个人不可以做的事，换成一个集体也不可以做，因为集体也不过是个人的集合而已。如果一个人不可以抢劫，那么一个集体也不可以抢劫。如果一个人不可以阻止其他人以他们愿意的价格交换各自的财产，那么一个集体也不可以做这样的事。许多所谓的民主派或自由派高喊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支持以法律的名义来做这些如果由个人来做必然是违法犯罪的事。事实上法律不过是集体性的防卫暴力。个人把正当防卫的权利委托给集体行使，并不意味着把权利让渡给了集体，因为“让渡”的意思是转让、让与，是把某样东西完全交割给他人，交割完之后这东西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的了。委托是不一样的，被委托的代理人需要遵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否则委托人可随时收回他的委托，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悲摧的是，许多人还真是把权利让渡给了法律，不再费力去分清是非黑白，心安理得地任由法律侵犯自己的权利，同时自己也谋求用法律去追逐私利或禁止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大众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因而无法正确地理解自由。大众还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对自由的理解和支持主要依靠道德伦理或宗教信仰，他们大多把自由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来看待。自由主义当然是一种价值观，但它并非单纯的伦理主张，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学和功利主义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人的行动公理：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行动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即以一种更满意的状态去替换当下不那么满意的状态，也就是为了追求幸福。为了衣食住行等诸多欲望的满足（目的），人们必须行动。自由是行动的前提，即人们必须不受阻碍地支配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才能行动。假如没有自由，我们就无法行动，也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比方说小朋友都爱吃某洋快餐店里的炸鸡，可是家长说那是垃圾食品，有害健康，不同意买给小朋友吃，那么小朋友的欲望就得不到满足，也就会感到不快乐。再如，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舒适的房子，可是由于土地、房屋交易的限制，我们的居住需求就得不到较好的满足。我们还希望把储蓄用于投资不易贬值的房产，以免自己辛勤劳动的所得被信用膨胀悄悄偷走，但限购政策阻止了我们的投资需求。这仿佛是说：身为韭菜就得乖乖伸长脖子，不要妄想躲避镰刀！因此自由是人们追求富裕、幸福生活的必要手段。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法行动。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行动，就拥有了自由。而是说，我们做出了某个行动，就必然是实践了某种自由。自由不仅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自由是一种可欲的令人满足的状态。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喜欢被他人命令、强迫做他不情愿做的事，就是那些认为自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人也不会不承认这一点。阿克顿说，自由并不是达到更高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一个高尚的灵魂，宁愿自己的祖国贫弱和微不足道但自由，也不愿她强大富足却遭受奴役。宁可做阿尔卑斯山间一个疆域狭小、对外界毫无影响的卑微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做一个雄霸半个欧亚的强大独裁国家的臣民。这就把自由与国家的强大对立起来了，集体主义者正好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如果国家贫穷落后，怎么打得过那些强大而野蛮的侵略者？又如何保护个人免遭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幸好，经济学已经证明了个人自由与社会繁荣的因果关系。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越高，个人就越能发挥创造力，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而实现个人幸福，社会也会更加繁荣。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军事实力的强大，从而能够更好地保护社会共同体免遭外来侵略。自由带来的富足可以使个人拥有更多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可以安装各种先进的安防设备设施来保护自己的房子，还可以购买各种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和优质安保服务。人们可以自由地结成一个社区，社区与社区还可以结成联盟，守望相助，共同防卫一切反社会的野蛮力量。自由社会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不是强调社会没有侵犯和强迫，而是强调没有人有权利侵犯和强迫他人，并且我们有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保护自己人身财产免遭他人侵犯的权利！要形成这样的社会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社会多数人必须正确认识社会的本质、社会存在与和平发展的根基是什么。这一切又需要学习正确的经济学知识，只有在掌握正确的经济学知识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接受自由的理念。只有社会多数人理解和接受自由的理念，自由社会才有可能得以存在并长期的维持下去。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5000字。文/乌里单刀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为乔治·弗洛伊德的非裔男子因被警察跪压颈部8分钟而死亡，过程被路人拍摄上传到了网上，死者生前数次哀求“我没法呼吸”，却被无视。事后，当地数百民众走上街头，要求为死者“伸张正义”，抗议活动很快演变成了骚乱，打、砸、抢、烧，城市里到处起火冒烟，其中情景不知道说是像拍摄灾难片电影一般呢，还是说灾难片电影的拍摄参考了现实。美国骚乱未止，加拿大、英国、法国、澳洲、新西兰等多国民众也跟着闹了起来，仿佛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呼应。如果你一整天都在关注这些新闻，可能真的会有一种天下大乱的感觉。其实，白人死于警察暴力的更多，却根本不会成为新闻。正如美国黑人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批评的那样，知识阶层中人普遍持道德双重标准和偏见，除了表现为直接的歪曲和抺黑之外，还表现为对新闻事实有意的选择报道和信息过滤。这样做只会制造群体对立，撕裂社会，并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虽然美国已经做到黑人与白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黑命贵），但法律上的歧视可以取消，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歧视是权利，你歧视我，我也可以歧视你。唯一不可以做的是，违反对方的意愿而伤害对方的人身，掠夺对方的财产。只要是在私有产权范围内，白人可以选择是否与黑人打交道，黑人同样也可以选择是否与白人打交道。所以种族歧视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对人的人身财产的侵犯。在本次骚乱中，引发骚乱的直接原因就是警察的滥用职权和对人的财产权利（生命是人最重要的财产）的漠视。但冤有头，债有主，把愤怒指向无辜的第三者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正义。抗议人群中的打、砸、抢、烧行为同样是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犯，必须予以制止。况且，打、砸、抢、烧，无视他人的财产权利，破坏现存秩序，砸碎这令人憎恨的旧世界，发泄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可能真的很爽，然而这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网上有个视频，一个31岁的黑人男子哽咽着劝告一个16岁的少年：“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可能在10年后，也就是你26岁的时候还会发生。10年后，你也会处于我们这种境地，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是想到更好的办法。”“将自己置于险境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同龄伙伴们有着一样的力量，你们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因为我们至今（在这条抗争路上）没有做成任何事情。”这个黑人男子显然明白暴力打砸不是正确的抗议方式，但他也不知道更好地改善黑人境况的办法，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社会冲突的根源。他不了解社会冲突的根源，又是因为他对社会的本质缺乏理解（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按米塞斯的定义，社会是分工合作的共同体。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就是交换关系，而交换又是分工合作的主要形式。所以教科书上说“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算不上错误，只是有些笼统。而文明是社会的同义词，与文明社会相对的是野蛮丛林。在丛林里，掠夺、杀戮是常态，所有的动物乃至植物都是凭着本能在争夺着给定的自然资源，对其中的个体或群居动物中的群体而言，每一个同类或其他群体都是它们的敌人。只有人类能够凭着他们独特的理性，通过分工协作生产出更多的资源，合作共赢，不必再像动物那样用暴力去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最终走出了丛林，从而形成了社会。但是，人类又一直不能完全摆脱侵略与破坏的本能，社会上总是不缺乏企图利用暴力抢劫的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由于邪恶，有些是由于缺乏理解力。邪恶的人就是那些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以及所有一切有意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人，他们是制造冲突的罪魁祸首。缺乏理解力的是那些具备影响力并怀有真诚善意的知识阶层，以及受其舆论引导的普通大众。他们是社会冲突的无意识的帮凶，也是受害者。要维持社会和平，我们必须压制住侵略与破坏的本能，这只能靠理性和大多数人对正确的经济学知识的理解，由此赢得社会大多数人对和平的基础——自由市场的支持，从而在力量上压倒那些邪恶的少数人。经济学告诉我们，分工合作要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如果人们的人身财产得不到保障，也不确定是否能够享有劳动的成果，那就不会有分工合作，也就不会形成社会。而自由的劳动者显然要比奴隶的生产率更高，强迫的劳动分工只能使社会维持在较低的文明水平，这也是奴隶制最终消亡的主要原因。交换是分工合作的主要形式。人们生产其他人需要的商品（有形的产品与无形的服务），然后通过交换取得自己需要的商品，为了利己的目的而采用了利他的手段，互惠互利，因此人与人的利益是和谐的。用博弈论的话语来说，交换是正和博弈。产权分立有利于和平的分工协作。只有在保障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的行动被约束在其产权范围内，互不干扰，井水不犯河水，才能维持长久的和平，人们才能在社会里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有意或无意地侵入了其他人的产权范围，这时就发生了冲突。这种损害他人人身财产的侵权行为是零和博弈，侵权人的所得源自受害方所失，比如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当然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像奴隶制这样赤裸裸侵犯人的财产权利的行为已经很少了，但仍未完全杜绝，如黑砖窑。而暴力抢劫、偷窃和欺诈等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在社会上也常有发生。这些侵权行为只是发生在少数个人之间的零星的冲突，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犯罪，所有人都很清楚其中的危害。现代最普遍的侵权行为是“合法”的掠夺，人们却大多没有意识到它的邪恶，尽管它是大规模社会冲突的根源。法律的目的本应该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制止侵权行为，通过制止、惩罚不正义的行为而使正义得到伸张。但一些野心家、无耻政客和与其狼狈为奸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怀抱良好意愿却缺乏理解力的知识分子，共同炮制了一个神话：我们可以通过代表多数人意愿的立法来促进社会进步，使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当法律把其功能扩大到保护财产权的范围之外时，本应代表正义的法律就变成了正义的反面，为不正义的侵权行为保驾护航，并成为掠夺者最趁手的工具。然而，“法律并不是一只自己会产奶的乳房，法律所分泌的乳汁除了取自社会外，不可能凭空自天而降。如果不迫使某个公民或某个阶层奉献出自己的财富，那么，国库是不可能用这些财富来造福于另一个公民或另一个阶层的。如果每个人拿出某些财富，然后又能获得同等数量的财富，那么，你的法律确实不是掠夺性的。然而，这样的法律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也根本不能促进收入的平等。法律要想成为实现平等的手段，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一个人那儿拿走财富，送给另一个人。而这恰恰就是掠夺的办法。”除了免费福利和补贴等直接的转移支付，还有各种干预和管制措施，都是使一部分人受损同时让另一部分受益的零和博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是以保护国产的名义损害本国消费者，使本国企业获利的掠夺行径。工会和最低工资能够使一部分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但却会损害那些没有加入工会和缺乏熟练技能的工人的权益，并会造成制度性的失业。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限制了人们自由从事某个职业（医生、律师等）的权利，从而保护了获得执照的人的利益，他们由此（减少供给）获得了更高的薪资收入。行业牌照（如出租车、金融等）、环保和反垄断政策以及其他多如牛毛的各种监管，都是有利于大企业而损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干预主义政策。还有最低价格限制，通过损害消费者来成全生产者；反之，最高价格限制则通过损害生产者来成全消费者。危害最大的是现代货币与银行制度，信用扩张（俗称通货膨胀）政策使价格信号失真，企业家根据这失真的信号而行动，错误地把资本投入到消费者需求不那么迫切的领域，扭曲了资本结构，形成了虚假繁荣、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同时，由于信用扩张为权力主导，不用想也可以知道，距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越快得到新钱（贷款），无权无势的人最后得到这些钱时，购买力已经下降。信用扩张就像“五鬼搬运法”，把大众钱包里的钱悄悄地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总之，法律已经成为人们互相掠夺的工具。如诺克所说，这是‘两派群氓’之间的尔虞我诈，一边是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另一边则是少部分富人。他们之间那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只不过是在争夺从国家那里得到更大利益的资格而已。“那些小部分‘心眼多’的群氓总是千方百计地将那些大部分‘心眼少’的群氓排除在享受财富占有权的范围之外，而那些数量占优的群氓则会反过来用暴力去夺回此种特权。”我曾视之为启蒙老师的某民主小贩在普及“普适价值”时说过，民主并不是富人的民主，因为富人虽然有钱，却是少数，穷人虽然贫穷，却是多数，这少数人的钞票与多数人的选票最终会在博弈中得到平衡。现在看来，这种平衡并不存在，就算是互相抢劫，结果也是更不利于大多数的穷人。这是由于他们不但普遍缺乏正确的经济学知识，也缺乏思考能力。所有邪恶的思想学说都是出自于精英而非大众，大众被精英的各种错误知识所误导和蛊惑，不辨是非地支持那些伤害自己和有损社会的干预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妨碍、阻止了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摆脱困境并过上富足体面的生活，也是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例如，美国的黑人在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之后，他们的收入已经逐渐地赶上甚至超过了白人，但在福利制度、最低工资法和反向种族歧视的法律《肯定性行动反歧视法》（或称《种族入学与就业配额法》，）出台之后，黑人找工作更加困难，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依赖福利生活的懒汉。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政治正确的白左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用干预主义政策成功地削弱了黑人，从而维持了白人的优势和优越感。就算没有种族问题，各种侵犯私有产权的法律也会制造社会冲突，比如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对立。“贫富差距”几乎是所有追求平等的人们支持“收入再分配”的合理借口，也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最喜欢利用的工具。社会与国家是否同时产生，似乎并无定论。但历史告诉我们，从国家产生的那一刻起，这个机构就是一直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没有人喜欢被掠夺，被压迫的人们在忍无可忍时会动用暴力反抗，掠夺者与掠夺者之间也存在着暴力兼并，社会就在周期性、无休止的内战中反复崩溃和重建。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给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从此以后，通过政治手段去获取经济利益再也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政治手段是暴力（法律即暴力）掠夺的手段而不是和平的分工合作的手段，在相互掠夺的情况下，不只是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互相掠夺，事实上所有人都在掠夺其他人。人们谋求法律特权，要么是掠夺生产者补贴消费者，要么是掠夺消费者补贴生产者。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互相掠夺最终损害了经济，降低了生产力，每个人得到的都变少了——负和博弈。相互掠夺导致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超出自己的产权范围，侵犯了他人的产权，同时自己的产权也遭到他人侵犯，人与人的关系是冲突的，由此埋下了社会动乱的祸根。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错误的经济学知识的流行，大众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也不相信有不分时空、普遍适用的经济学真理。他们在邪恶、或愚蠢的知识分子的煽动和蛊惑下，敌视和反对能够让他们自由地行动去改善生活的资本主义。他们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听信那些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鬼话，把反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律和政策及其造成的恶劣后果栽赃嫁祸给资本主义。事实上，资本主义代表着私有制与自由主义，它意味着自我决策，自我负责与自我实现。资本主义的反面恰好相反，它意味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家长为你作计划，决定着你如何使用自己的财产，部分甚至全面控制着你的工作与生活。纯粹的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实现过，就算是曾被誉为资本主义或自由灯塔的美国，在建国时也保留了奴隶制这种反自由的制度，而限制贸易（交换）的重商主义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消灭，今天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不完全的资本主义仍然让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今世界，正是反资本主义的干预政策在限制着人们用自己的财产去分工合作、自由交换的权利，妨碍甚至阻止了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创造财富，是造成制度性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混乱的主要根源。在私有产权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利益是和谐的，市场是我们追求富裕和幸福生活最合适的手段，是一条通向个人自由、社会和平、文明和繁荣的道路。要避免人与人的冲突和社会的混乱与动荡，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本文字数约2400字，阅读需要8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5月19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她拟提交关于删除民法典草案离婚冷静期条款的建议，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此事迅速引起了热议。民法典草案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其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这三十天的缓冲期即为“离婚冷静期”。蒋胜男为什么要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呢？主要理由如下：离婚冷静期条款出台的初衷本是为了避免当事人轻率、冲动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但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买单，在已经确认失败的婚姻中被迫延长痛苦，甚至因此可能激化矛盾，增加人为冲突，很可能结果与良好初衷适得其反。虽然有规定重婚、家暴、遗弃、恶习等情形没必要设“离婚冷静期”，但要如何判断这个家庭是否该设冷静期，标准是什么？谁来认定？无法落实，这也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再者，因为民间家务事避讼畏讼传统观念的影响，最终走向诉讼离婚的情况偏少。而且离婚诉讼中还存在着“久调不判”“多数驳回”的现实存在，在诉讼离婚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人为再增加协议离婚难度，容易造成更多社会问题。“离婚冷静期”违背公民的婚姻自由权，让全员强制进入“离婚冷静期”，是对婚姻自由权某种意义上的背离，也是对公民理应对自我负责行为的承担义务能力所做的剥夺。任何一种关系模式，如果只有顺畅的进入机制，没有顺畅的退出机制，都会影响人们选择进入的意愿，让人们变得谨慎。结婚也同样如此。当离婚的成本变高，变成不能说离就离，而是经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的拷问才能离时，对于那些想要步入婚姻的人们来说，无疑增加了望而却步的可能。看了新京报对蒋胜男的采访，我完全赞同她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的理由。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本来就应当由当事人自由缔约和解除，甚至都没有必要由民政局来负责登记。相比蒋胜男，有些专家真的令人不敢恭维。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民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认为，“离婚冷静期”设立的目的之一，确实是为了解决离婚率逐年增加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离婚程序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存在很多的草率离婚、冲动离婚的现象。”杨立新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就像是给离婚增加了一个“门槛”。在韩国与德国，都有类似的规定。两个人真正想离婚，是没有办法冷静的。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让“可离可不离”的人再思考一下，并不是限制离婚，也不侵犯离婚的自由。在杨教授以及立法者眼中，离婚似乎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才成为法律需要解决的问题，“离婚冷静期”正是为了“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样善意的目的而设计的法律程序。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种善意的立法就是致命的自负。立法者根本就无视受不幸福婚姻折磨的人们的痛苦，还自以为比当事人更清楚什么状况对他们更幸福！有一种冷叫做“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好叫做“你妈也是为了你好”，但实际上你妈都未必知道什么能让你幸福。立法者比你妈还了解你，可能么？当今世界，法律似乎已经成为了一尊全能的神，这个新的全能神犹如上帝一般无所不能。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法律说，人民要幸福，人民就真的就能够免除了痛苦吗？不，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并不能赐予人民幸福。因为幸福是欲望得到满足而感到愉悦的一种状态，这种愉悦的满足感是主观的，任何人，包括立法者都没有办法了解、也无权决定什么能让当事人更幸福。追求幸福的目的要通过行动才能达成。行动是行动人寻求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状态去替换当下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的努力调整。如果行动达到了目的，即获得了更满意的状态，那么行动人就得到了正的（心理）利润，即盈利。反之，如果行动失败，即行动结果更不令人满意，那么行动人就得到了负的（心理）利润，即亏损。只有在保障人们不受阻碍地行动的前提下，法律才能够辅助人们更好地改善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从而摆脱痛苦或获得更幸福的生活，即停止亏损或获得盈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当事人寻求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状态去替换当下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的努力调整。那么法律就应该尽量地简化结婚和离婚的程序，越简化越好。如此人们才能更快地享受幸福的婚姻，或更快地摆脱不幸福婚姻造成的痛苦。因此，离婚程序过于简单并不是件坏事，而实在是件天大的好事！相反，设置“离婚冷静期”只不过是徒然增加人的行动成本而已。草率离婚、冲动离婚又有什么不好呢？价值是主观的，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当时因为痛苦、愤怒而一时冲动离婚，也是当事人的自由选择，事后后悔并不能证明他不理性。行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不是神，他不可能知道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指责他人行动不理性的行为，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或是以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去代替他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就算当事人真的是一时冲动，离婚的结果不但没有让他们摆脱痛苦，反而陷入更大的痛苦，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随时复婚（前提是结婚登记程序也尽可能简化），以便结束这更大的痛苦。所以我们完全看不出草率离婚、冲动离婚有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必要给离婚增加“门槛”。至于“韩国与德国都有类似的规定”就更加莫名其妙，韩国与德国的规定就一定是正确的吗？韩国与德国的规定多了去了，都要一律“接轨”吗？“两个人真正想离婚，是没有办法冷静的”，很好奇我们的立法者是如何判定当事人冷静不冷静的，但就算不冷静，离了婚也可以复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更令人惊讶的是专家“‘离婚冷静期’并不是限制离婚，也不侵犯离婚的自由”的说法。你都拖延了三十天不给人办理离婚手续了，还不是限制离婚？如果人们真的拥有离婚的自由，难道不是想离就离，当天就能把手续办理清楚吗？离婚不需要冷静期，立法才需要。我们需要设置立法冷静期，让那些可立可不立的法先静置个十年八年再说。我们需要给立法增加门槛，不要让那些专家动不动就瞎立法、乱立法，以免让那些不必要的法律妨碍我们的行动、阻止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求幸福的生活。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3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近日，人文学会公众号发表了薛兆丰老师的文章《知识产权是双赢博弈》，他的观点是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为了证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薛老师的文章开头用了一个类比：“想想吧：有些人的家里收藏了不少很好的书，但很少翻阅，一放就是好几年。说这有点浪费，我或许同意，但如果说，久不看的书应该充公，我就不同意了。假如藏书随时可能被充公，一开始就不会有藏书了。”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那些发明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就等于被充公了，那么人们就会因缺乏激励而减少创新发明。这个类比当然是很不恰当的。对于那些有形的财产而言，不管它们名义上是公有还是私有，实际上必定被掌握在具体的人手中，只要财产被某个人所支配，其他人就无法同时使用这个财产。这种财产的支配是自然的事实上排他的，并且应该由法律来保障这一排他性的支配。私有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社会秩序下自由地分工合作，自由地创造财富和追求幸福生活。如果法律不保护私有财产的排他性支配，人与人之间就会纷争不止。财产充公将使财产的所有权变得模糊，人们将为了支配这些财产而纷争不已，或造成公地悲剧。产权分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行动学法则之一（客观的意思不是说不能违反，而是说违反这些法则就像违反自然规律一样要付出代价），所以财产权保护是有着客观的科学基础的。但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并没有具备事实上的排他性，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同时支配同一知识而不影响其他人的支配，那就不存在人际冲突和纷争，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强制人为地造成排他性的事实。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一旦公开为人所知，就会被人们借鉴、学习而创造出一个个全新的知识。这和财产的充公完全不同。某样财产被充公之后并不会增加财产的数量，而知识的传播并不是把知识充公，而是人们在接触到知识之后，根据他自己以往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以及对新知识的了解，利用自己的智慧生产出了属于自己的新知识。知识的传播不是某个人，如知识的创造者把知识塞进其他人的脑子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偷走他人脑子里的知识——人类目前还没有这样的高科技。所有人的脑子里的知识都是他自己创造的。哪怕他创造的知识与发明者的类似甚至一样，他也不过是借鉴了发明者的经验。人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个人的主观经验，然后根据人类独有的抽象逻辑思维用这些经验材料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知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禁止他利用这些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只是存在于他脑子里的想法——试问哪一个人能够在事实上支配其他任何人脑子里的想法呢？（所以“偷”师其实是个语言腐败）知识产权保护用法律来限制乃至禁止人们利用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把黑手伸到了人们的脑子里，是对人的财产权利的赤裸裸的践踏！薛老师说：“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由政府出面保护的垄断权利。经济学家反对垄断，就是要反对依靠政府行政力量维持的起点垄断。但知识产权是例外！经济学家赞成由政府出面，用法律的手段强制保障知识的排他性使用。这些受保障的知识，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看来薛老师也明白，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种由政府出面保护的垄断权力。不过他认为，虽然经济学家反对行政垄断，但知识产权是例外。因为反知识产权人的理由：没有知识产权法规的保护，也仍然会有不断的创新，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申请专利是有成本的，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申请到专利，而如果要申请，就要花费时间和精力。那些只追求发明创造的乐趣而不求金钱利益的人，不但没有理由操心去申请专利，同时也没有理由反对别人花力气去申请。”这个反驳非常无力。抢劫也是有成本的，是不是抢劫就有理由合法化呢？如果你们不是用专利权来限制我们利用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用于生产有形的产品，我们才懒得管你花多少成本去申请什么破专利呢？并且，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一个同等的基础上研发出相似的技术和知识。好比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的学生，他们同时在研发某个知识，比如某个应用程序——考虑到人与人的天资不同，创造出同样知识所需的时间就有可能不同——假如一个学生率先创造出了这个应用程序（可能不是最优秀、最好用的）并申请了专利保护，那么其他同学之前所做的一切岂不成了无用功？凭什么！？薛老师的第二条反驳其实是一种暴力的自我循环实证，也是证实谬误，并且犯了幸存者偏差的错误。暴力的自我循环实证，指的是暴力可以强制人们作出选择，然后形成事实，再通过这些事实来证明暴力本身的合理性。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法（法是暴力）的存在，一些专利流氓与律师流氓狼狈为奸，利用专利权碰瓷、敲诈勒索，所以他们会尽可能地抢先注册一切未被注册的技术专利和商标。而企业为了保护自己，避免这些流氓的纠缠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损失，也必然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生产技术和商标等申请专利和商标保护。这就形成了一种发明创造活跃的局面，从而“证明”了专利权的合理性，也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难道说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之前的发明创造不活跃吗？对不起，因为没有专利局的登记注册，所以就没有“事实”的证实。但事实不能证明事实，相关性事实不能替代因果性事实。张三、李四、陈五、王六等千百个人都没有看到赵大杀人，这些事实能够证明赵大没有杀人吗？不能，这是证实谬误。而因为幸存者偏差，死去的人不会说话，由于专利权保护而被抑制了的发明创造不会有现身说法的机会。发明创造当然来之不易，因为它们都是黑天鹅。那些“偷师学艺却很容易”的所谓专利不过是毫无技术含量或毫无用处的东西罢了。正如《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说，发现的经典模式其实是这样的：你寻找你知道的东西（比如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美洲）。用一句谚语来说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黑天鹅效应可以说明，专利权与促进创新发明并无因果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一项科学发现或重要技术来自按部就班的设计和计划，它们都是黑天鹅。如青霉素、计算机、互联网和激光等对世界影响巨大的新发明、新技术，都是非计划和出乎意料的事件。人的每一个新的行动都指向一种未知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行动都是一种风险性投机。专利权保护本质上仍是一种官僚计划，它并不能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而是鼓励人们把毫无技术含量乃至无用的东西申请为专利，营造表面上专利权保护促进发明创造的现象。至于为什么“学术领域要设那么多奖项，采用那么多复杂的头衔，那么重视论文和思想的引用”，是不是“为了极尽所能地保护无形的知识”，这些行动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真正的民间自发的行动，当然无可厚非，那是对财产权的正当行使。但如果是官方主导或背后扶持，恐怕只是为了招安罢了。第三条反驳说：有一种反对专利的理由是，持有专利者会把发明创造束之高阁，阻碍发明创造的应用。“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技术，能够使灯泡的寿命延长一倍，那么这种技术就会直接威胁到现有灯泡公司的生存。为了自保，灯泡公司就会设法把专利买下来，藏起来，然后继续卖他们落后的产品。反驳这个观点的是赫舒拉发（J.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22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在发现澳大利亚黑天鹅之前，所有的欧洲人都确信天鹅全部是白色的。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它似乎在人们的经验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但是黑天鹅的发现说明了我们通过经验归纳获得的知识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因为只需观察到一个反例，我们就可以颠覆千百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因此，《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用黑天鹅来形容那些具有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的意外事物。在书中，黑天鹅指的是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其次，它会产生极端影响。第三，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使它变得可解释和可预测。黑天鹅的第一个特点，即“意外性”来自不确定性，主要发生在人的行动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领域，当然也有来自大自然的黑天鹅，比如地震。黑天鹅的第二个特点是“极端影响”，它一旦发生即影响巨大，不管这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战争，经济危机，某本书的畅销，某明星的走红等等，都属于黑天鹅。黑天鹅的第三个特点，“事后可预测性”看起来就像个悖论：既然是意料之外，那就是不可预测的，那为什么又说它有“事后可预测性”？关键在“事后”这两个字，“事后可预测性”，说白了就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这种“事后可预测性”与人的天性有关。人不喜欢不确定性，他总是倾向于为已发生的事件找一个确定的原因，企图预测这些事件。因为人总是根据因果律而行动，没有确定的因果关系，人就无法知晓什么样的手段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无法行动，或只能像只无头苍蝇，胡乱行动。在社会生活中，“意外性”说明了不可预测，否则就不能叫做“意外”。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早已蕴含在“行动”的观念里。用米塞斯的话来说，人的行动和未来的不确定，决非两个相互独立之事物。它们仅仅是某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述。行动的不确定性来自人的自由意志。人是善变的动物，他的主观偏好因时而宜，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个人下一秒会干什么。行动又总是追求变化——把目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替换为（预期）更令人满意的状态。不管行动的目的最终有没有达成，它都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而社会是人的行动的共同体，那么成千上万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不可意料。行动总是面向未来，未来总是不确定的。如果人能预知未来，就像“算命”一样，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无需选择也无需采取行动，因为一切都是早已被决定了的。我们将像一个机械的人那样，毫无自身意志地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自然科学并不能使未来成为可预测的。它也许能预言某些确定行动将产生的结果，但至少还有两种不可预测的领域：无法充分认知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的选择行动。对于未来的需要和价值，人对情势变化的反应，未来的科技知识以及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除了以程度高低的可能性表示外，都是无法预测的。这种“程度高低的可能性”就是概率。对于不可预测的事件，我们只能用概率来表示它程度不同的可能性，并根据概率来采取相应的措施，预防黑天鹅带给我们的负面影响。在不确定性的领域，专家只是虚有其表的砖家。对于砖家，米塞斯批评说，有关或然率（即概率）计算的那些模糊方法用在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不小的混乱。每一门类的历史都有误用或然率计算的记录，这种情形，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使其成为“数学的真正耻辱”。塔勒布也指出，在受到黑天鹅事件影响的环境中，我们没有预测能力，并且对这种状况是无知的，这意味着某些专业人士自认为是专家，但其实不然。尽管他们有经验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比普通大众更了解相关问题，只是更关于阐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于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把你弄晕而已。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难以预测，但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习惯于对它视而不见！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一直错误地以为他们的理论能够衡量不确定的事物，他们的理论在现实世界（如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产生了荒谬的结果。因为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应它们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最大限度地置身于正面的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下，来享受黑天鹅现象的好处，比如在科学发现和风险投资领域，未知事件能够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要享受黑天鹅现象的好处，或者避免黑天鹅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区别两种不同的领域：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在平均斯坦，特定事件的单独影响很小，只有群体影响才大。平均斯坦的最高法则是：当你的样本量足够大时，任何个例都不会对整体产生重大影响。最大的观察值虽然令人吃惊，但对整体而言最终微不足道。比如说在普通人群中随机推选1千人，然后把我们能想到的体重最重的人加入样本，假设他的体重是平均体重的3倍之大，他在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不足道（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如果我们的样本增加到1万人，那么这个3倍体重的人所比的比重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体重换成净资产，然后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加入这1千人中间，比如比尔·盖茨，那么他在总净资产额中的比重就非常的惊人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就是奇异的极端斯坦！在这个领域，个体能够对整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它是黑天鹅事件的主要发源地。属于平均斯坦的问题举例有：高度、重量、卡路里摄入量、面包师、小餐馆老板和牙医的收入、赌博收入（假设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人去赌场只赌固定的筹码）、车祸、死亡率和智商（测出来的）等。属于极端斯坦的问题举例有：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知名度、Google搜索量、城市人口、词汇中某个单词的使用量、每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地震造成的损失、战争死亡人数、恐怖事件死亡人数、行星大小、公司规模、股票持有量、物种之间的高度差异（如大象和老鼠）、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货膨胀率、经济数据……极端斯坦的清单要比平均斯坦的长得多。平均斯坦和极端斯坦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看有没有突破性。而突破性的降临主要是由技术带来的，比如文字、印刷术、收录机、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等。一个人的体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他的收入受到他的体力和时间的限制，还有空间上的限制——他只能为本地的人提供服务。但是由于技术的发展，许多传统的行业将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比如传统的百货零售，过去只承受同一地区内同行的竞争压力，而电商物流的发展使他们必须与全国甚至全球的同行竞争。另外，对于从事某些行业的人来说，他们中将有人成为赢家通吃的的幸运儿，如畅销书作家、影视明星、音乐明星以及体育明星等。所以，如果你想一夜暴富，或变得极端富有，那就不要从事平均斯坦的工作，比如面包师或牙医，那样只能通过许多年的勤劳才会逐渐变得富有，你需要从事极端斯坦的投机，但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你也可能在一分钟之内赔掉大笔财富。不过，极端斯坦也不全是黑天鹅现象。有些事件很少发生，很有影响到，但某种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尤其对那些有准备并且有办法去理解它们的人（而不是听从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钟形曲线理论鼓吹者的人）。它们是黑天鹅的近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理解的，了解它们的发生频率会降低我们的惊奇感：这些事件很少见，却在预测范围内。塔勒布把它们称为“灰”天鹅曼德尔布罗特随机现象。而在平均斯坦也会有严重的黑天鹅现象，虽然十分少见。因为不管是温和的还是疯狂的黑天鹅现象，都来自一种“过滤性”缺陷——我们可能可能由于缺乏想象力而过滤并忽略了某个不确定性的来源。我们应该避免证实谬误：我们从过去获得的知识实际上顶多是无关痛痒或虚假的知识，甚至是危险的误导。我们只关注从已观察到的事物中预先挑选出来的那部分，并从中推及未观察到的部分。这种谬误广泛存在于和平与战争、企业经营、个人收入、股市与房产行情以及图书销量、血压和犯罪等各种事物之中。事实并不能证明事实。泰坦尼克号船长E·J·史密斯曾自信地声称，根据他的经验，他从未遇到过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故，直到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一家企业从未拖欠应付款，也不能证明它永远不会拖欠应付款；一个人从未犯过罪，不代表他不是某件案子的罪犯；人们的生活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好，但不会一直好下去——反市场的严重干预、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或COVID-19病毒疫情都能让你收入大幅减少，甚至破产或失业！我们不能做一只火鸡：尽管从第1天到第1000天都是安全的，这1000天的经验并不能归纳出第1001天会更安全。恰恰相反，那可能意味着危险的降临，因为在第1001天它将被屠杀并端上某个人的餐桌！我们要通过负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证据接近真相！看见白天鹅不能证明黑天鹅不存在。但只要你看见一只黑天鹅，你就可以确定并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如果你看见有人杀人，你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罪犯。如果你没有看见他杀人，你就不能肯定他是无辜的。我们要在思想上保持好奇心，怀着开放的思维去探寻其他人的思想。我们要在对日常生活有影响的事情上保持怀疑主义。极端风险意识不是不要冒任何风险，而是“不要闭着眼睛过马路”！应该避免的还有叙述谬误：我们用那些符合我们对明显模式的偏好的故事欺骗自己。我们喜欢故事，喜欢总结，喜欢简化（也就是减少事情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习惯于过度解释，偏好简洁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严重扭曲了我们对世界的思维反应，在稀有事件上尤为严重。但信息越具有随机性，事物就越复杂，因而越难以概括。你越概括，让事物越有条理，随机性就越低。正是我们的简化行为使我们以为世界的随机性比实际上小。避免叙述谬误的办法是强调实验而非讲故事，强调体验而非历史，强调客观知识而非理论。另一个办法是预测并记录预测的结果。我们还可以利用叙述，在传递正确信息的故事上运用我们的说服能力——既然传递错误信息的人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我们当然也可以。只有钻石能够切割钻石。我们要克服人类的本性，正视和直面黑天鹅现象。对人来说，大量一般的好消息比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更令人感到幸福。相反，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经历全部痛苦胜过在很长的时间里分散这些痛苦（长痛不如短痛）。但我们生活的环境中事物不是稳定提供的，黑天鹅现象主宰了大部分人类历史。要超越痛苦与快乐的不对称，摆脱幸福感不足的状态，我们需要将自己置身事外，活在希望的小屋里，默默地等待着黑天鹅的发生。如果你从事一项依赖于黑天鹅事件的职业，加入一个群体是更好的选择。在与有相同目的的人在一起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受外部关系的干扰，比如一些思想学派。学派使一个有着非凡思想而从中获益的希望很渺茫的人能够找到同伴，并为他们创造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小环境。这群人可以共同自我放逐，这胜过被孤身放逐。我们应尽量不要让那些沉默的证据（幸存者偏差）扭曲我们的认知，要“看见”看不见的。历史学家和其他文科学者最需要理解沉默的证据，而记者则是大量扭曲事实的人（选择性报道）。成功并不能复制，失败者拥有和成功者同样的优点：勇气、冒险精神、乐观等等，但失败者并不写回忆录，就算写了，出版商也不会考虑出版他们的书。读者也不会花钱购买一本失败者的故事，即使它包含着比成功故事更多的有用技巧。从事“突破性”行业或许并不是好主意，因为在这些行业赢家太少。这些行业产出了大量的失败者：挨饿的演员比挨饿的会计师多，即使你假设他们的平均收入是一样的。我们对沉默的证据的忽视每天都在致人死亡。假设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许多人所患的一种危险的疾病，不过有可能导致少数人死亡，但医生不会开种药物。因为被副作用伤害的病人的律师会像打狗一样缠着这名医生，而被救的病人或许从此再也看不见踪影。不要犯过滤性错误：我们不能只关注一些有明确定义的不确定性现象和一些特定的黑天鹅现象，而不关注那些不太容易想到的黑天鹅现象。我们需要避免“游戏谬误”：假设硬币是公平的，因为抛出硬币得到正面与反面的可能性是相同的。把它抛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下一次得到反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大呢？在上面这个塔勒布的想像实验中，约翰博士的答案是50%，但肥托尼却认为不超过1%。原因是：如果在硬币抛出99次，每次都得到正面向上的情况下，那么假设的50%的概率就是个谎言（作弊），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约翰博士代表“好”学生，他完全在（别人给他的）条条框框里面思考，肥托尼则代表“差”生，他几乎完全在条条框框以外思考。在智商测试以及任何学术考试（包括体育）中，约翰博士的成绩都会极大地超过肥托尼。但肥托尼会在任何其他原生态、现实生活的环境中打败约翰博士。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特性阻碍了约翰博士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而肥托尼虽然缺乏文化，却对现实以及自己要学的知识有着极大的好奇心。这也是那么多在校成绩好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买钻石，甚至获得某个真正学科（比如医学）的诺贝尔奖的原因。赌场配备高科技监视系统来监控作弊者、算牌者以及其他企图投机取巧的人。但与人们的想法相悖的是，赌场与不确定性并没有关系。或者说，赌博其实是被简化和驯养的不确定性。赌场是被设定了规则的，也能够计算胜负的概率，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温和的，属于平均斯坦。但实际生活中是不知道概率的，可计算的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不存在！它们是实验室里的玩意儿！实际上不确定性发生在不被人注意的地方：马戏表演者在一次重要表演中被老虎咬伤致残，赌场因此损失了近1亿美元；一个心怀不满的承包人在修建赌场酒店附属建筑时受伤，他对于提供给他的安置方案非常不满，以至于试图炸掉赌场……（或许还有：后院起火，被前妻分掉一半的家产。）塔勒布建议我们使用杠铃策略，把一定比例的钱，比如85%-90%，投入到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比如国债，总之投入你能找到的最安全的投资工具。余下的10%-15%投入极具投机性的赌博中，用尽可能多的财务杠杆（比如期权），最好是类似风险资本的投资组合。这样一来，你就不受错误的风险管理的影响。没有黑天鹅事件能够超越你的底线伤害你了，因为你的储备金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安全的投资工具。同时，风险投资导致的损失又不会超过15%。你不是承担中等风险（怎么知道它是中等的风险？），而是一边承担高风险，一边不承担风险。二者的平均值是中等风险，但能使你从黑天鹅事件中获益。我们还要区分正面意外和负面意外。正面黑天鹅行业有电影业、出版业、科学研究和风险投资。在这些行业，你可以用小的损失换取大的收益。你每出一本书可能的损失很小，而出于某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原因，任何一本书都有可能一鸣惊人。负面意外则有军事、巨灾保险、国家安全工作以及银行货款业等等。这些行业中发生的意外事件能造成极大的冲击和严重的后果，给从业人员带来不利的影响。另外，不要寻找精确和局部的东西。抓住一一切机会，或者任何像机会的东西。当心政府的精确计划。不要浪费时间与预测者、证券分析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除非是拿他们取笑。最后，让我们向大自然学习，保持冗余。我们人类拥有两只眼睛、两个肺、两个肾，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器官的功能远远超过我们的实际需要。看上去有些效率低下，但这是为了维护这些备件，并具备足够的保有这些备件的能量，尽管它们平时处于闲置状态。冗余意味着保险。不要无限制地使用杠杆，要保留足够的余地。否则，一旦出现负面黑天鹅事件，你将坠落万劫不复的地步！塔勒布认为：运气甚至比智慧更公平。如果人们严格根据能力获得报酬，有可能仍然不公平，因为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能力。随机性能够对社会进行重新洗牌，使小人物有机会把那些大人物拉下马。1957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只有74家在40年后仍然位列标准普尔500强。只有少数公司因为合并而消失，其余的要么衰败了，要么破产了。因此我们根本不必担心大公司，不必担心它们成为垄断的庞然大物。如果政府放弃监管，许多大公司会被“吃”掉。如果为了保护国产或稳定就业等理由而保护大公司，那就会把潜在的新来者扼杀在摇篮中，结果反而使大公司获得真正的垄断地位。一家公司可能因不确定性带来的“运气”而成功，但另一家公司也可能由于一项突破性的新产品而走运，从而取代了目前的成功者。一切都是暂时的。运气缔造和毁灭了迦太基，运气缔造和毁灭了罗马。在塔勒布看来，“大”是丑陋和脆弱的。“规模经济”的概念在集体意识中颇为流行，但这对公司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对华尔街却好处多多。公司规模的扩大只是迎合了华尔街分析师们的胃口，他们会敦促公司出售多余的那只“肾脏”，冒着风险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率并提高公司的盈亏底线。然而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公司的破产，因为它们变得更弱了，以至无法抵抗“黑天鹅”。总而言之，在极端斯坦，没人是安全的。反过来也一样：没人受到完全失败的的威胁。我们现在的环境（相对自由的社会）允许小人物在成功的希望前等待时机——活着就有希望。近期文章：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最终暴力的神话——什么才是无可匹敌的力量？“蛮夷”战胜“文明”？不存在的。喜欢作者请扫码关注亲爱的朋友，如果喜欢本文，请点个“在看”，或转发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2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上一篇文章《最终暴力的神话——什么才是无可匹敌的力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老师评论说“火力有点分散”。这我承认，由于题目的关系，我没有在文章结尾给出为何能够实现自由市场的结论，而是在文中顺带着论述了。不过，有位读者在后台留言，说我“反驳了半天，结果得出了和欧神一样的结论”，这就让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也有朋友留言说，我的文章很有道理，但欧神的观点好像也没错，不知道听谁的。还有朋友说，我和欧神的观点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意指“观念决定制度，制度又塑造观念”）一样把人绕得晕头转向。其实如果读者朋友们能够结合我的其他三篇文章——《经济学中的应然与实然》、《杠遍天下无敌手》和《什么是约束条件？捆绑？绳索？SM？》仔细读一遍的话，应该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道理不怕重复。纳粹头子戈培尔曾经声称,“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而错误的观念就像流感病毒，总是会通过变异和伪装躲避人的免疫系统，再次传染人群。所以，真理要想战胜谬误，也得不断地重复。欧神观点和我相同的地方是：我们都认同“最终暴力”是人的观念的结果。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人们对“最终暴力”的认同的观念并非不可改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观念决定制度，制度（如宣教文系统）又塑造观念。鸡生蛋，蛋又生鸡，如此循环下去，那么现存制度岂非千秋万代，永远不变？这种说法既不符合理论，也不符合历史。说制度在塑造观念，是把概念实体化了：制度并不塑造观念，只有观念才能影响观念，是人在创造观念，传播观念。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处于金字塔尖的是思想的创造者，如柏拉图、马克思等影响力巨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中间的是思想的传播者，如作家、教师、记者等知识阶层；底层的是缺乏思考能力、或没有求知欲的随波逐流的大众，他们是被动的思想接受者。以免费福利为例，世上本来没有免费的福利，先是有人发明了免费的“天赋人权”、“免于匮乏的自由”，并由知识阶层灌输给大众，形成社会舆论，由政治精英们实践后而逐渐深入人心，然后才成为几乎全世界的主流舆论。当大众普遍接受免费福利的观念后，又反过来强化福利政策，以至于政客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大众舆论。（环保主义等其他管制亦是同样的套路）政客当然可能利用公共教育制度去塑造人的观念，如西方的免费教育从小就培养出大批政治正确的白左，这些白左会成为作家、记者、教师、政客，又再把同样的观念灌输给下一代。政客还会通过各种政策补贴来收买、收编各种科学家和专家学者。所有这些操作看起来的确像是制度塑造观念。但是，如果是制度决定（塑造）了观念，资本主义社会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社会又怎么会有人变成白左、民斗及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那句话：只有观念才能影响观念，是人在创造观念，传播观念。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动物，他的观念并不完全受到客观的环境（自然，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所决定。“动物对一时的生理冲动无法控制，人却能在不同行为模式之间选择。人甚至具有在满足最迫切的自卫的本能和致力于其它目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更不要说人和物质的差异了。物质受到相同的刺激，总是会作出相同的运动，如水总是往低处流，把石头扔到半空，它总是会落到地上。但人遇到相同的刺激，却因人而异地产生不同的行动。比如大家都受到同样的教育，看到同样一篇文章时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条件反射似地斥之为“反动”，甚至举报作者；有的人虽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仍然表示了他的宽容；还有的人则会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作者说的和他以前学到的不一样，进而为了解决这种疑问而去寻找、阅读更多的文章和书籍。所以人的观念是可以改变的，正如不少人读了水库的文章就改变了看空楼市的观念，许多人学习了经济学，就变成了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因此，如果你想改变某种制度，那就必须从改变人们的观念着手。那么为了实现自由市场，我们就必须不遗余力的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的常识。尤其是要争取知识阶层的支持，因为知识阶层中有不少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如能取得他们的支持，经济学的普及就会事半功倍。当然，直接面向普通大众的科普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精英也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中会有一定比例的人会成长为精英。正确观念的普及绝非易事，尤其是在全世界左倾的形势下。我们在科普的时候，不但要面对强大的压力集团，还要承受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冷漠态度，以及自干五的诋毁和谩骂甚至举报，真的心力交瘁，想不悲观都难。但想一想我们的伟大导师米塞斯吧，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被派上了前线！在他的一生中，社会主义浪潮试卷了全世界，就算是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都不同程度地沦陷了。在社会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跟随米塞斯的弟子们纷纷背叛了经济学，至少是选择了妥协。可以说，米塞斯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来对抗社会主义的浪潮。相比于大师当年的处境，我们现在的环境要好多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更悲观。虽然社会主义者有强大的暴力支持，但科学站在我们这边。科学永远不会失败。一个人可以不懂地心引力，也可以不尊重常识，但他要是无视科学和常识而从高楼上跳下，必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同样，不理解经济学，不尊重经济学，任性地实施那些破坏分工合作的反市场政策，并不是经济学的失败，而将是人类的失败和文明的毁灭。顺带吐槽一下，用传说、游戏和科幻文学作品来类比真实的人类社会不是有效的论证。人类杀死了恶龙就一定会变成恶龙吗？不，至少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反例：美国建国的先贤们。从目的论来说，人性其实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古今中外，全世界的人都是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行动，都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而努力地活着。不同的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幸福），人们根据他们的既有知识和观念而采用不同的手段。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士兵及狂热支持战争的群众都是恶人吗？不，他们原本都是工人、农民、教师等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他们只是被错误的知识和观念占据了头脑，使用了错误的手段去实现他们的目的。现在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并不比当时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更善良，也不更邪恶。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并不假设人性善，这只不过是稻草人逻辑。我们只是说，人有能力（这能力来自理性）识别正确的观念，并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相信，当人们了解了大气物理学，就不会用向龙王祈祷的手段来求雨。同理，当人们认识了正确的经济学，就不会再听信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鬼话。自由的伦理并非主观的价值观，而是有着科学的基础。产权分立是和供需原理、时间偏好和比较优势原理等一样客观存在的行动学法则。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人与人之间就会纷争不断，陷入长期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带来战争和人类的灭亡。只有把每一个人的行为约束在他的财产边界内，才能有效地防止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井水不犯河水，以利于分工合作，形成更加繁荣和文明的社会。（链接：主观价值与客观伦理）自由市场才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制度。一切文化的、科技的进步乃至军事实力的强大都必须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科幻文学创作中的有如丛林一样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野蛮的掠夺和杀戮下不可能有发达的分工合作，没有分工合作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和文明。否则经济学就得重写！罗马帝国的覆灭不是由于蛮族的侵略，蛮族的侵略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原因是它实施的管制措施破坏了分工合作，从而在内部瓦解了文明——米塞斯评价罗马帝国的覆灭时说，罗马帝国覆灭时的蛮族并不比帝国建立初期时更强大，但那时的罗马帝国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击退蛮族。（链接：米塞斯：古罗马衰败的终极之因；图解：货币和罗马帝国崩溃）因此我们还可以断定：如果有一天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被黑绿等“蛮族”占领统治，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共同体内部腐朽崩坏了，而导致其腐朽崩坏的原因一定是实施了反自由巿场的法律政策。战争毁摧了他们的城市，那超级大城市的废墟并不只是他们曾经建立高度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的证据，也是他们破坏分工体系、从内部瓦解了自己的文明的证据。当然，虽然科学站在我们这边，但它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做或不该做什么，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你尽可以闷声发大财，因为可能对你来说，“当英雄”实在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不过，如果社会环境对工商业不利的话，发财的手段就会随着管制的增加而越来越少——“约束条件”可不是仅仅阻止了你的竞争对手而已。不过你要明白的是，在最终暴力面前，所有人都是韭菜，你赚的钱越多，也只不过代表你这棵韭菜长得更肥壮而已。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普及正确的经济学，不是为了什么狗屁社会责任感，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科学远未普及！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2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张是之老师的文章《强大是文明的副产品》，观点当然是没得说，但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你说既然强大是文明的副产品，那为什么汉人的中原文明政权会屡次被野蛮的草原民族入侵，甚至被彻底征服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对这个问题恐怕都会感到迷惑不解，包括我自己。教（xi）育（niao）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你以为你学了奥派经济学，已经解毒了，可是你脑子里还潜藏着许多你毫不觉察的错误知识。尽管你知道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你仍可能对“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上下五千年’，除了中原文明，周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都是野蛮异族”的说法深信不疑。比如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原文明被野蛮异族征服”这样的观点，直到看见《“蛮夷”凭什么战胜“文明”》（文末有链接）这篇文章之前。但事实的真相是：中原未必比蛮族文明，蛮族也未必比中原野蛮。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明。文明是与社会同步出现的，与文明社会相对立的是野蛮的丛林。那什么又是社会呢？来看看奥派经济学大师、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是怎么说社会的：社会乃有意识有目的之行为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人们曾缔结过某些契约，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产生社会合作以及使社会日新月异的那些行动，其目的除了与他人合作以达成某些特定目的外，实在别无他物。由这些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其为社会。只有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社会成员之间才会出现同情、友爱和归属感。这些感情是人类最愉快、最崇高的经验的源泉。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点缀，由此把人从一般动物提升至真正存在的人。但是，这些情愫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而是社会合作的果实，并且只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发扬光大。它们不是先于社会关系的建立而存在，也不是社会关系所由生发的种子。形成合作、社会、文明，使人脱离动物蒙昧的基本事实是：“分工下完成的工作比独立操持更具生产力”，而且“人之理性都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真理”。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得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因此文明是分工合作的结果，商业贸易是分工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密切，提升了人的道德和文明水准：“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在弄清楚社会的本质和文明的起源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其分工合作的密度成正比，则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好，人们的分工合作就会越紧密，社会就越繁荣越文明，并带来文化、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强大。反之，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差，分工合作就越不紧密，文明的根基就会逐渐瓦解。在统治者昏庸无道，从坐寇堕落为流寇时，竭泽而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的生产意愿就降低到了足以使社会解体的地步，战争、野蛮的掠夺和杀戮就会彻底地取代了文明。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两千一百多年是秦制。秦制是什么制呢？“最终暴力”高度集中的帝王专制。秦制是将所有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身上，号令天下。为了保住“最终暴力”，使自己的后人能够千秋万代地继承下去，强国弱民就成了帝王们顺理成章的长期国策。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贱的职业，旧时代的臭老九。限制、打击商业贸易，分工合作自然受到抑制，社会退化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史教科书美其名曰为“重农抑商”。秦制消灭了贵族，建立了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统治国家。由于权力过度集中，官僚体制庞大而僵化，腐朽没落是必然的，这样的制度相对于封建制是一种倒退。“但在东西各地蛮族建立的年轻文明中，他们的单于、可汗或者国王，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九五之尊真命天子”的对应物，他们并不掌握绝对的权力。这些人在部族中的定位，更加接近“武士或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但和其他武士、贵族相比，并不具有绝对的、单方面的统治力。”这些蛮族的贵族有自己的属地，自主继承，自行设置官吏，他们的制度类似于中西方早期的封建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制截然不同。他们的领袖，是在贵族重臣的拥立下确立的，并且，贵族重臣也具备限制君权的威望和力量。西方的蛮族也有着类似的制度：“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别由全部落议决。人民虽有最后决议之权，而事务仍然先由酋帅们彼此商讨。……在聚合了相当多的人以后，会议便开始，大家都带着武器就坐。祭司们宣布肃静，在这时候，他们有维持秩序的权力。于是在国王或酋帅们之中，或以年龄、或以出身、或以战争中的声望、或以口才为标准，推选一个人出来讲话，人们倾听着他，倒并非因为他有命令的权力，而是因为他有说服的作用。如果人们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啧啧的叹息声；如果大家很满意他的意见，就挥舞着他们的矛：这种用武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乃是最尊敬的赞同方式。”“他们的国王是按照出身推举的，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但此外如死刑、囚禁、甚至鞭笞等种种事务都只有祭司们才能执掌，因为他们并不把这些视为刑罚或是将军的军令。他们的军阵的编制并非临时随意排列，而是按照各个家庭和血缘关系编制的，最足以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站在自己身旁的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妇孺的悲号声：这里有着每个男子心目中所最重视的旁观者；这里有着他们所急于想博得的赞誉：他们把自己的创伤带到母亲和妻子们面前，而她们也毫不畏惧地要求看一看和数一数那些伤口：她们管理战士的饮食和给他们以鼓励。”“这些蛮族人不是皇帝的奴隶，不是为了皇帝伟大的功业或者梦想被驱赶着去战斗；他们是为了自己和亲族的荣誉、自由、安全和福利去战斗的，所以他们本人勇武、部落战斗力强大。这也印证了司马光‘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的说法。”虽然在《“蛮夷”凭什么战胜“文明”》中，作者并没有从经济角度进行论述，但很明显的是，一个君主权力受到限制的社会，其人民的自由程度肯定要比一个高度集权的帝王专制社会更高。有自由就有竞争，这就是君主与贵族共和的社会更有活力的原因，如春秋战国时代就是百家争鸣、名将辈出的时代。而在大一统的“最终暴力”统治下，一起打江山的功臣都要杯酒释兵权，甚至兔死狗烹。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社会稳定，老百姓也最好不要私藏兵器了，以免动不动就持械斗殴。这就剥夺了人民自发分工合作，组织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统治下，国就是帝王的家，帝王的家就是国，人民只是税源、韭菜和人肉电池而已，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兴，百姓苦；亡，百姓亦苦。那时候也还没发明报纸和电台，人民又怎会真心地为国家而战？这样做，人民的力量的确是被成功削弱了，但是国家的力量变强了吗？未必！国家最终是要靠人民来保护的，你的兵源一个个都是被长期奴化的弱鸡，在矮子里挑壮丁，你的军队能有多强？如果平时人民就有武装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他人的侵犯，他们必定会根据社会环境和自己的安全需要来适当地武装和锻炼自己，而且，不用国家掏钱，是人民自己出钱武装和训练自己。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地武装和训练他们自己，它拥有多少国民就拥有了多少士兵。试问，谁能打赢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而所谓的蛮族，是马背的民族，他们要面对野外的群狼，不得不武装自己。游牧民族从小就要练习骑射，每一个人都是优秀的骑兵。如果农耕文明国家既没有释放一定的自由来发展经济，在科技和军事武器上取得优势，又垄断了暴力，禁止人民在安全事务上分工合作，自发地组织和武装自己，怎么可能打得过蛮族？《“蛮夷”凭什么战胜“文明”》中还说到：当然，会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天生熟悉马性，善于骑射作战，非汉人可比。但江南丘陵和西南山区并非骏马产地，来自这些地区的山越和五溪蛮，仍然是三国时代的陆逊和明末时代的秦良玉依恃的不可多得的精兵。晋人傅奕认为：“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众心不齐，故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就是说，中原人不如北方异族团结互助，所以力量更弱。如果我们仍然承认：勇敢和互助是人类的美德之一，那么我们也仍然有必要向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取取经。那么为什么中原人会失去勇敢和互助的美德呢？一是因为管制商业贸易，分工合作退化为自给自足，社会的联结更松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疏远。二是因为大一统的高压专制统治把勇敢而正直的人都灭绝了，剩下的都是明哲保身的怂货的后代，劣币驱逐良币。由此看来，秦始皇不但不伟大，而且是千古罪人，他创立和实施的制度导致了中国人种的退化，更是导致中国多次被蛮族入侵、劫掠，还有两个朝代被蛮族完全征服和统治的罪魁祸首。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最终暴力”制度（秦制）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因为尽管高度集权的王朝建立政权之初会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分工协作的社会秩序，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王朝最后总免不了腐败没落，破坏分工协作以至于社会秩序崩坏，文明又一次瓦解。相比之下，权力相对分散的封建制（君主权力受到贵族的制约）是更文明的制度。在高度集权的中原王朝腐败没落的末期，由于文明起源的分工合作体系已被破坏、瓦解，社会进入了半丛林状态（官僚集团及强盗土匪为强食者，百姓为弱肉）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不是“蛮族”战胜了“文明”，而是文明的“蛮族”战胜了野蛮的“中原文明”。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6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张是之老师的文章《秦始皇为什么伟大？》批评了某位网友的观点。这位网友认为秦始皇用武力法则统一了中国，并且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因此是千古一帝，非常伟大。张老师比较温和，他说用降低交易费用来赞美秦始皇是拍马屁，要我说，这正是那些国师经济学家及其徒子徒孙最擅长的事：政治家和政客射出一箭，然后国师经济学家在箭头落下处画上靶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喜欢为政客的干预政策找理由，甚至，只要政客一掘起屁股，他们就会主动地伸出舌头……言归正传，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交易费用。简单来说，交易费用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交易费用就是成本，但有没有必要把为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与一般的生产成本区别开来呢？没必要。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7-18分钟文/乌里单刀艾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2-13分钟文／乌里单刀风灵老师的文章《政府有权强制关店停业吗？》，其中观点一如往常的糊涂。当然了，风灵老师的糊涂在民科土奥圈里人尽皆知。她缺乏前后一致的产权观，给逻辑开了后门，要求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给予例外的待遇（比如能不能吃狗肉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这也是很多所谓支持市场经济的“友军”相当普遍的观念。这次COVID-19病毒的全球流行给了政客们扩张权力的绝佳机会，就像战争是国家的健康，传染病等自然灾难亦如是。一个令人不解的事实是，不少平时对权力非常警惕的自由主义者，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就失去了分寸，把这些警惕抛到了九霄云外。仿佛平时不值得信任的权力一到了危机时刻就自动获得了可信任度似的。比如风灵老师就支持政府强制关店停业，理由是商店业主的行为可能导致严重的负外部性。外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外部性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不过要说负外部性，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哪一个集体组织有政府制造的负外部性更多？危害更大？想一想政府制造的战争杀死了多少人？想一想政府制造的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想一想政府制造的各种人祸害死了多少人？本次COVID-19病毒疫情，对言论的钳制、对医疗物资生产与交易等诸多的管制导致了多少医生和患者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强制隔离所有社区，禁止人们通过自愿的合作、交易来自救，使被隔离的人们陷入失去收入甚至断粮、断炊的困境，这又是谁制造的负外部性？事后那些官僚又负了什么责任？他们负得起这些责任吗？政府几乎可以无条件地汲取人民的财富，然而却不需要负担起对等的责任，它也根本负担不起，因为它的决策影响的是千千万万、数以亿计的人。政府制造着世界上最多、最大的负外部性，而您竟然支持由它来消除负外部性？这就像请求一个屡教不改的惯偷来帮你保管财物一样糊涂啊！我相信，在本次疫情中，当看到政客的所作所为使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医生和患者失去生命时，包括风灵老师在内的自由主义者都会深切的同情我们的同胞，同时痛恨那些胡作非为的政客。然而这些因疫情失去生命的同胞尸骨未寒，你们怎么能忘记这些政客制造的负外部性，转个身就支持由政客去消除人们自由行动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呢？这种行为就像一个傻白甜前一天刚被渣男虐得死去活来，第二天却若无其事地要求渣男对她负责任，继续照顾她、爱护她，一副离不开渣男的样子（渣男是必要的恶嘛）！我们该怎么评价这样的行为呢？民科土奥通常都很傲娇，一言不合就会送出二字套餐。但我想，与人为善总是好的，这只是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跑得像刘翔那么快，当然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正确地理解知识。因此还是就事论事吧。“行为人只应该为他能够或者应当能够预见或判断的事情负责”，风灵老师这句话说得没错，那么行为人在疫情中照常出行，照常去酒吧消费，难道不应该为自己负责吗？他完全有能力预见自己有可能被感染，那么如果他不幸感染了病毒就应该自己花钱去治疗，治不了就去见上帝或马克思，没什么好说的。疫情中如果商家继续营业，消费者仍如往常般到商店消费，所有这些人都只会感染到他们自己及其家人。如果他们的亲人没有反对其行为，又或没有隔离和防护的措施，就可以看作是自愿承担感染的风险。至于其他人，可以自己做好防护，少出门甚至不出门好了，那么他们可能感染到病毒的机会就会比较小。而医护人员同样可以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作出决策，根据各自的风险评估选择继续工作还是辞职不干。如果所有人都是自己决策自己承担风险，那么又怎么会产生外部性呢？哪怕真的产生了外部性，它的危害程度和范围都不会如政府决策产生的外部性那么大。风灵老师担心，商店业主会为了营利而不顾一切地照常营业，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莫须有”。这种担心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主张性交易非罪化，人们就担心女人们会一窝蜂似的跑去当性工作者；或者一主张吃狗肉是权利，爱狗人士就担心别人把他们的宠物狗统统都偷去做了啤酒干锅。风灵老师对普通人的自律自治能力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却对官僚的治理能力过分信任。实际上就算没有强制，在真实信息得到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也会评估风险，自愿地隔离在家，就像意大利的华人所做的那样。社会的分工合作发展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友爱等道德情感，人们不会对同胞遭受的苦难坐视不理，因此医生也会尽他们所能去帮助不幸感染病毒的患者。正如没有政府的强制，美国各地的医生仍然自发地涌向纽约，以帮助那里的医生和病人。不管是自愿隔离在家的意大利华人，还是自发援助纽约的美国医生，都是人们在各自产权范围内作出的理性选择。如果不用产权来界定自由的边界，那么外部性就会变成侵犯自由的借口。比如张三在路口开了一间包子铺，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李四在他对面开了另一间包子铺之后，“抢”走了一部分顾客，导致了张三收入减少。那么是否可以说李四的行为造成了“负外部性”？李四要对张三负责吗？去你的“负外部性”，李四当然不需要对张三负责。李四的商业行为中动用的是自己的财产，消费者也有选择与谁交易的自由，这其中并没有侵犯张三的一丝一毫的权利。人在社会中生活，他的行为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其他人，但只要遵守产权分立法则，井水不犯河水，人与人之间就能相安无事。一个正常人，只要预期他的行动能够改善自己的不适，他就会采取适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斤斤计较，唯恐自己的行动给别人带来正外部性，占了他的便宜。至于负外部性，它的存在主要就是产权不清带来的，所谓的公地悲剧嘛。凡是“公有”的领域，或私有财产受到法律限制使用的领域，都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等问题主要就是产权不清的问题，其次是政府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听任污染企业侵害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又如因为环保，人们不能砍伐自己土地上的林木，也就不能建设防火带，不能砍伐树木出售牟利，人们就会听任干枯的落叶堆积而不予以清理，如此便造成了巨大的森林火灾隐患。私有产权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部性，因为它把个人的行动限制在个人财产范围内，使得个人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相反，越是不尊重私有产权的地区或领域，外部性现象就越普遍。产权分立是和边际效用递减、供需原理、时间偏好和比较优势原理等一样客观存在的行动学法则。因此私有产权是原则问题，如果原则都可以随意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就真的会“产权不绝对，就是绝对无产权”，“自由不绝对，就会绝对不自由”了。说实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话，在我眼里就像“国情特殊论”一样臭不可闻。这也是许多自称支持自由市场的（ZHU）队友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它的后面经常跟着另一句臭了大街的话：“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行动学法则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客观规律，如果法则之外有例外，它还是一个法则吗？平时是法则，为什么遇到紧急情况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呢？如果凡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就等于没有一个稳定的规则，私有产权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狗狗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医疗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育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由贸易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源独立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粮食安全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房地产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肛虚）……结果就是私有产权的名存实亡。“产权也好，自由也好，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人的行为结果，但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非脱离于人的行为的客观存在。”这话几乎全错。产权分立可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的行动学法则的一部分，它是被发现的、与自然法则一样的客观存在。产权分立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讨价还价。违反它就像违反自然法则一样需要付出代价。不可否认，现实中有很多产权不清的领域，需要人们发挥企业家的才能去解决确权的问题。划分产权的过程当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应该是平等自愿的协调和合作。如果政府强制商店关门停业这样单方面的命令和支配也能算作一种“互动”，那么这种“互动”实在是一种语言腐败。法律不是侵犯私有产权的挡箭牌。保护私有产权是法律的正义所在，否则它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因此立法未必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反倒是常常把政府的侵权行为“合法化”。最后给傻白甜一个逆耳的忠告吧：如果你默许渣男上了你的床，就不要怪他对你动手动脚。如果你默许渣男脱掉你的衣服，也不要相信他“我就蹭蹭”的说法。如果渣男上了你，也不要相信他会对你负责，那只是他为了以后还能继续上你的的鬼话。渣男不是必要的恶！不要企图去改造渣男，虽然各种渣男“渣”的程度不一，但“渣”的属性是不会变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珍爱生命，远离渣男！上一篇：“集体非理性”是什么玩意儿延伸阅读：1、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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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约需要13分钟。文/乌里单刀在不少人眼里，经济学是复杂、神秘、充满数学公式和方程式的学科，是只有大学里的学者才能钻研的高深学问。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既然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知识，而不该是艰涩深奥得让人敬而远之的理论。美国经济学人和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塔姆尼正是持此种观点的人之一。为了把经济学变成人人都能理解的内容，他写了与本文标题同名的一本书《让经济学回归常识》。塔姆尼借用了体育、电影、音乐界和一些知名企业的商业案例来解释经济学的真相。通过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有趣故事，他从税收、监管、贸易和货币四大方面来说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指出：“经济增长不仅简单，而且很容易理解。经济学也无神秘可言，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观看的电影和体育节目、享用的产品和每天所做的事情当中。”为什么说经济增长很简单呢？因为我们人类有一种特质，那就是我们无限的需求。“我们总是渴望更多东西，用劳动交换我们尚未拥有的食物、衣服和房产，这一过程使经济增长成为一件简单的事，只需减少不利于生产的障碍便可。”用土奥“八股文”来说：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动总是为了改善行动人的不适，达到一种更满意、更幸福的状态。而生产、交易、工作就是人最重要的行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衣服和房产，过上更幸福与富足的生活。也就是说，经济刺激是内在于人的这种特质之中的，人的无限需求就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根本不需要政府用任何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相反，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政策干预了人的行动，阻碍了人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财产去创造财富，恰恰阻碍了经济增长。塔姆尼首先向个人所得税开刀，他说“税收不过是对工作的惩罚。当美国的政客们谈及提高收入所得税时，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他们打算提高每天早晨起床去上班的代价。”这很容易理解：如果把劳动收入的一半收归国库，我想任何一个人都肯定不会乐意；如果把全部劳动收入都拿走，然后再进行分配，那么这就是人民公社。也就是说，税率越高，离人民公社越近，大锅饭的成分越高。因此税收就是对勤劳工作的人们的惩罚。相信有人听说过这样的事：老外辛苦工作一个月，扣除所得税之后所剩无几，还没有那些不工作、单纯靠政府补贴生活的人得到的收入高。这就是奖勤罚懒的反面：惩罚勤劳的人，奖励懒惰的人。其实免费福利并不是新鲜事，我们曾经吃饭都免费，结果那个年代的人吃不饱也穿不暖，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人性都是一样的，西方白人也不比我们东方黄种人更高尚，当然也不更低劣。大家的行动逻辑都是一样的：如果工作不比吃福利好，谁还会工作？如果诚实勤劳不能改善生活，那么偷懒磨洋工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高税收会导致人才流失。著名的滚石乐队就是因为83%的收入所得税而离开了英国，结果是英国国税局连滚石乐队的一分钱都拿不到。累进税制并不如政府宣称的那样只影响最高收入者，它其实对中低收入者最不公平。因为“大多数人不是从一出生就生活在金字塔尖。政府以‘公平之名’提高最高收入者的税率，其实是告诉收入较低的奋斗者，他们将来会因为成功而遭到惩罚。已经迈入富裕阶层的人可以雇佣最优秀的税务会计师，来规避异乎寻常的高税率，也可以移居别处，像滚石乐队最后做的那样。”所以中低收入者可能会因为累进税制而失去阶层上升的通道。而如果富人把资本带走，那么大都靠提供劳务取得收入的中低收入者将会失去他们的工作，从而失去他们的收入。高税收也将减少高收入者对新创意的投资，而这些想法可以帮助他人，让他人变得富裕。乔布斯当初只是一个充满创意但是没有资本的大学辍学生，如果没有风险投资人阿瑟·洛克向苹果公司投资的5.76万美元，后来就不会有亿万富翁乔布斯，也不会有苹果公司创造的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不只是个人所得税，过高的公司所得税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如果20世纪初的美国实行今天的高税率，很可能福特公司就不会延续到今天，至少这种税率会让亨利·福特无法以同样的价格量产T型车，也就无法开创汽车时代。低税率能让企业留下更多的利润用以扩大再生产，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就必须与其他企业竞争劳动力，进而提高工人的工资。竞争还会令产品价格下降，使消费者能够以更少的钱购买到更多的商品。一方面工资提高，一方面商品价格下降（如果货币没有因为信用扩张而贬值，会下降得更多），穷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享受到了大量原先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电话、手机、家电和汽车等这些“前奢侈品”。其实不需要懂什么经济学，只要对照一下自己、自己的亲友和父辈的历史，人人都要能明白这些简单的常识。为什么一定要把利润留在企业家手上呢？如果由政府来汲取企业的利润，不是也可以进行投资，创造就业吗？如互联网产业，就有人说是由政府支出创造的，理由是：没有阿帕网就没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各大互联网巨头企业，也就没有那些互联网亿万富翁。实际上，冷战期间由美国联邦政府的军方研发部门创造的阿帕网，只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无法使用的简陋版互联网，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最初从私人部门夺取了资源才得以完成。个人受利润激励，开展私人生产，才使如今的互联网成为可能。”政府支出没有利润的激励，它不会衡量成本与收益，同时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因此它不会理会它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济。1933-1934年，为了帮助失业穷人，埃莉诺·罗斯福请求她的丈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他们做点事情，于是政府便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阿瑟代尔建了一个小镇，以便通过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来帮助失业人士。“埃莉诺的小镇”最终失败了，这种失败并不是很难理解，因为企业家是用自己的身家去冒险，他们的投资会非常的谨慎，企业家的投资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成功地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并生产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但政府官员则没有投资失败的担忧，也没有企业家才能。这些规划的失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政府支出的重要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浪费：联邦政府建造的房屋平均造价为16600美元，售价仅750-1249美元。联邦政府当然没有动机去考虑成本与收益，因为当资金短缺时，它总是可以从美国纳税人口袋里汲取。塔姆尼告诉我们，与其担忧政府赤字，不如关注政府支出。联邦政府是借入资金还是征税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两种行为都会减少私人部门可支配的资金，因此都有损经济增长。重要的是每年支出的金额。征税3万亿，支出3万亿，收支固然是平衡的，然而相比年度支出1万亿，赤字5000亿来说，前者支出为后者的两倍！也就是说，相比表面让人担忧的政府债务，没有赤字的平衡预算让纳税人的负担加重了一倍！看得见的是政府支出，看不见的是这些支出如果留在私人部门，将会被投资于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地方。因此作者呼吁，“既然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那就让我们着手开始削减政府支出吧，别再理会赤字了。它真的不重要。”支持资本利得税的人把投资成果称为“非劳动收入”，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它忽视了创造财富时的艰苦付出，其次是，剥夺他人投资成果的人又付出了什么劳动呢？“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富裕，并不是因为创业是一件简单又安全的事。正因为创业艰难，他们才变得富有，投资新企业就是不确定性的代名词。”投资即投机，未来是不确定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投资一定能赚钱，否则为什么大多数人选择了为企业家打工，而不是自己做老板？建议那些敌视资本家的人，自己去开个小店，哪怕去摆个摊也行，有过这些创业经历之后也许就不会那么敌视资本家了。对资本利得的预期是对创业活动的重要激励和最高奖赏。如果以资本利得税去剥夺人们投资所得，别说这世界不会出现苹果和亚马逊，恐怕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创业了。“史蒂夫·乔布斯和杰夫·贝索斯必须筹集资金，来创建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更重要的是，一些投资者为了投资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而推迟消费。但是，如果资本利得税是98%，像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那样，你可能就不会拥有便携式智能手机，也无法在网上购买各种物品。”显而易见，如果你投资一百万，并因此赚到了十万块钱，但这十万块钱的98%，即其中的9万8要交给政府，剩下2千块是你的，你愿意吗？收入再分配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学最时髦的言语之一。人类的确越来越文明了，不能再这么简单粗暴地提着刀去抢劫，所以现代的掠夺者学会了包装，他们打着公平正义的幌子，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政客喜欢争辩说，财富不应该集中在没有创造财富的人手中。富二代仅仅因为投胎投得好，什么也没有付出就享有其父辈创造的巨大财富。所以政客们说，我们需要用遗产税来减少令人厌恶的财富集中现象。如同上面为反对资本利得税作的辩护，剥夺他人财富的人又付出了什么劳动呢？如果死后不能把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人或亲人朋友，人们为什么要把钱留给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人们不在生前消费掉这些财富？关键是，政府很大程度上会浪费掉大部分的税款，富人的巨额遗产留在私人手上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因为这些财富会通过富人的消费而分配给其他人，他们存在银行的钱也会通过借贷而分配给需要资金的人，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消费或者创业。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位最富裕的美国人推广了“捐赠誓言”，这让人感觉他们很慷慨，也普遍得到了人们的赞许。但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些财富属于他们，他们有权利如何支配这些财富。也许把全部财富捐给慈善事业最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是一笔对他们来说很划算的交易。但如果用强制力剥夺他们的财富，那么这就变成了抢劫。善与恶是不相容的矛盾对立体，恶的手段，不可能达成善的目的。不要让嫉妒占据我们的心智，“嫉妒是浪费时间，当嫉妒成为公共政策时，它会扼杀增长和就业，受伤的是嫉妒者，而不是被嫉妒的人”。如果市场经济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为什么要去嫉妒比我们更加富裕的少数人，甚至要去摧毁这一能让所有人都过得更好的制度呢？上一篇：主观价值与客观伦理延伸阅读：1、正本清源说市场

文／乌里单刀人的行动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价值的终极判断和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对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都是给定的，它们不适宜做进一步的分析。人的行动学只研究被选择来实现这些终极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研究对象是手段，而非目的。换句话说，科学没有办法判断某人为什么选择了某个目的，这个目的又为什么能够给其带来满足。人的行动学能做的就是把行动人对目的的选择当做给定的事实，对行动人的欲望和偏好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它采用的惟一标准，是看选择的手段是否适合实现既定的目的。主观主义方法是为了方便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它绝不意味着行动人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就算没有法律，行动人仍然会受到一些客观存在的法则的约束。这些法则如边际效用递减，供需原理，时间偏好和比较优势原理等等，属于人的行动学法则，它们与自然法则一样约束着人的行为。人无法实现那些与其他目的不相容的目标，对于互不相容的两个目标，他必须作出取舍。如果一个人沉溺于烟、酒甚至毒品带来的精神满足，他就必须忍受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必然恶果。反之，如果他更偏好身体健康，那么就必须放弃那些烟酒毒带来的精神满足。人既想得益于社会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又指望从必然瓦解社会的行为中捞到好处，这本是无法两全的事。是遵守规则以求存活于社会，还是混迹于人人相斗之永恒状态而贫险交加，人们必须作出选择。不过，既然经济学与功利主义都号称价值中立，对于那些破坏和平合作以求获得利益的行为，就不应该谴责，也不应该禁止。毕竟这么做是符合主观价值的：长远来看，自由市场确实能带来普遍的富裕，但现在就有机会让我利用暴力捞一笔，从此便可尽享荣华富贵，那么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我选择了短期利益，这完全符合边际效用和时间偏好原理，因为对我来说短期利益的价值更高。然而，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与功利主义还是给出了自己的立场：为了建立和维系社会合作和文明，限制一切反社会的行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但这一整套规则却是人造的，与那些自然法则和人的行动学法则并不一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指这些规则是为了主观的目的而人为创造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和维系社会合作和文明，它不是像自然法则和人的行动学法则那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换言之，功利主义者不承认客观伦理，正义或伦理正当性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应然的价值判断。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价值中立意味着不偏不倚，没有立场也没有是非黑白，那么就应该放任人们按照各自的主观偏好而任意行动，但他们还是设立了一个强制所有人必须遵守的规则，为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属于功利主义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幸福，然而当他可以通过损害其他人的幸福来获得自己的幸福时，为什么他要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选择功利主义者的价值判断？可见功利主义者的价值中立根本就名不副实。功利主义有一个危险的命门，它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和手段，而是以对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促进作为判断标准，这就给了一些人打着社会福利的旗号去限制个人行动的理由。经济学揭示了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如果坚守自由的伦理，那么按照手段与目的的因果关系，自然就能实现普遍的个人幸福和社会繁荣。相反，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为理由去干涉个人自由，结果只会南辕北辙。这正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但“价值中立”的功利主义者应对的唯一手段只能是继续普及正确的经济学知识，除此之外只能任由对手站在道德高地上肆意攻击他们只讲经济，不讲伦理道德。虽然我们相信逻辑的力量，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大义的名份丢弃，将伦理道德的观念阵地拱手相让。人天然有对正义的欲求，正义作为人的目的，人的行动学理应对此保持价值中立，把研究对象放在如何实现正义的手段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一面主张价值中立，一面又对行动人追求正义的目的说三道四。既然正义是人的行动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像推演人的行动学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理论一样，从人的行动公理出发去演绎推理出人的行动学的另一个分支——自由的伦理学，或政治行动学。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因此行动其实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来满足自己的过程。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终极所予。人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科学还无法进一步探究，行动学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给定的事实。自由意志是实然的，也是先验的。它先于经验而存在，经验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它。而任何想要反驳自由意志的行动都必须要运用到自己的自由意志。从形式上说，行动即自由。任何一个行动都是在实践做某事的自由。自由是行动的前提。没有自由，人将无法支配自己的人身财产，也就无法行动。但是为了各种欲望满足，为了实现人的各种目的，人又必须行动，所以自由又是行动人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逻辑上，自由先于奴役。因为奴役就是剥夺自由并维持此状态的过程，张三剥夺李四的自由，首先李四要有自由可被剥夺，如果李四没有自由，那么张三就没有什么好被剥夺的。追求自由不需要理由，剥夺自由才需要理由。自由（权利）不是被赋予的，只要解除人为强加于人身上的约束，人就能获得自由。正如李四要获得自由，不是要由张三或法律赋予其自由，而是要采取必要而正当的手段去解除张三对李四的奴役。从来没有什么人赋权利，权利也不是由法律所赋予。与其说天赋人权，不如说是自然权利。与其说是自然权利，又不如说是先验权利。假如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支配自己的人身财产来满足自己，那么人与人之间自然不会有什么冲突，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行动。但如果有人通过支配他人的人身财产，即通过奴役和掠夺来满足自己，冲突便发生了，一部分人就会失去自由，并因此无法进行某些行动，然后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某些欲望满足。为了避免人们按照其主观价值而行动可能造成的冲突，必须把互不侵犯原则作为正义的标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未经他人同意而伤害其人身、限制其行动自由，也不能未经财产所有人同意而将其财产转移到其他人手里，否则就是不正义的。这个标准是客观而中立的，也是普适的，它不偏不倚地保护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保护一部分人奴役和掠夺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它以财产权为核心，把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限定于各自的产权范围内，不得越雷池一步，也就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此，在私有产权范围内，个人尽可按其主观偏好行事。产权范围之外，则需要遵守作为统一行为规范的客观伦理。主观价值与客观伦理并行不悖，和谐共存，真正做到了价值中立。除此以外的任何标准则相反，比如那些白左的所谓“社会正义”，厚此薄彼地站在冲突双方中的其中一方，允许一部分人侵犯另一部分人的财产。这种“正义”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正义，而是偏袒一部分人的“主观正义”。有了判定正义的客观标准之后，某人或某集体的行动是否正义就只是一个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当某个人或集体未经财产所有人同意而将其财产转移到其他任何人手里，这种掠夺财产的行为就是非正义的行为，而制止掠夺并给予掠夺者适当的惩罚就是合乎正义的行动。正如巴斯夏所说：“使法律得以存在的，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只有在不正义不存在之时，才能获得正义。”假若世间不存在不正义，那么我们就无需追求正义。只有消灭了不正义，我们才能获得正义。但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永久给定的正义状态，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所有的不正义而到达一个完美的道德乌托邦。因为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大量产权边界不清晰的地方，需要企业家行动去探索和解决。其次，人与人之间时常会发生有意或无意的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永远根绝，只要法律能够公正地维护了产权所有人的权利，我们即可以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最后，客观伦理只是给出一个评判人的行动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为人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行动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或给予侵犯私有产权、危害社会的行为以道德上的谴责。它并不强制也不意味着行动人在现实生活中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正义，因为他的行动仍然会受到成本计算的约束。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不仅剥夺了人们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使人产生一种不适，这就产生了一种“应然”：改善不适的状态，恢复自由之身。因此自由、权利和正义又是应然的，但这不是脱离实然的、乌托邦式的应然，而是可以通过行动使之实现的应然。枷锁是现实，但这并不能证明人不可以拥有自由，也不能证明人不该拥有自由。理论只能指出逻辑上的事实，至于这个逻辑上的事实是否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取决于理论是否能够得到人们的认识并付出行动去实现它。客观的科学，如果得不到人们的认识就不会被应用。自由的伦理，如果得不到人们的认识和接受，那么就只好“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奴役提供经验事实的证明：“瞧，人们不适合自由，不然为什么总是带着枷锁？”或者“自由虽然不错，然而根本就是乌托邦啊，现实中有哪个人不带着枷锁？”

图片来自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1-12分钟。文／乌里单刀《自由与权力》的作者是约翰·埃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1834-1902），他是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本书是阿克顿第一部分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哲学的论文集，也是其思想的精髓。第二部分《箴言录》收入了他的十九个主题箴言，主要是些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也没有什么论证。阿克顿的名字在其生前并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但是他的著名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当今世界已广为人知。阿克顿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把宗教价值注入世俗生活，又想把世俗价值注入宗教生活，以便调和或超越二者的冲突。在他眼里：权力，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其实历史上这两种权力既有同流合污，也有矛盾冲突。宗教曾为世俗权力背书、给君主统治提供合法性支持，君主则以保护宗教特权为回报。当君主谋求进一步的集权时才威胁到了教会的权力，二者才发生了冲突。阿克顿对宗教在人类追求自由中发辉的作用评价很高。他热情地赞颂道：“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宗教自由是世俗自由的源泉，世俗自由是宗教自由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若没有17世纪宗教动机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进步便会束手就擒。”尽管宗教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这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现代人也必须要宗教提供道德信仰的支持才会去追求自由。首先，过去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毫无疑问也有着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就算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人也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历史只是过去的人的行动的记录，并不能证明人要有相同的环境刺激才能作出相同的行动。人没有这样固定不变的行动规律。因此历史不可能重复，现代人是否追求自由，取决于他们对自由观念的认识与理解，也取决于其价值判断。其次，追求信仰自由（包括不信任何宗教的自由）固然是引发追求世俗自由的一个重要动机，但对于世俗的人们来说，信仰自由并不是一个能够充分解释“你要自由做什么”的理由。经济学通过揭示自由与个人幸福、社会繁荣乃至人类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给了自由以世俗的、功利的坚实基础，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单纯的依靠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去追求自由和捍卫自由。书中对财产权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也可能因为如此，阿克顿对自由的论述多是些抽象的断言，他说自由的含义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身处弱势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被超越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第一点对保护弱势和少数人的强调，其实没有必要，自由就应该是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否则就容易像现代白左那样，弱者即正义，少数即正义。第二到第四点定义稍嫌有些抽象。第五点是什么样的公理呢？没有说明。在以“自由”为主题的箴言录里，似乎只有这两句比较符合自由的意义：“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自由不是阿克顿说的是“存在于幸福之外的其他世界的东西”。相反，自由与幸福密切相关。幸福是主观的欲望满足，到底什么或怎样才能让一个人幸福，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也没有权力来决定什么能让他更幸福。因此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这样才能让所有人更好地去追求幸福。阿克顿对自由的一些阐述是逻辑不一致的，甚至似乎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它只受更大的自由的限制。”这句话明显自相矛盾：自由本该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况且前半句还说了自由是“至高无上”之法律，怎么后面又来个“更大的自由”呢？这听着就好像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更平等？”阿克顿说：“有许多事情是政府所不能做的——即使是许多出于美好愿望的事情也不能做。政府必须把这些事情留给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去做。政府不能对人民实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包办政策，不能代替人民去发财致富，而让人民坐享其成。政府也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爷，对人民指手画脚。政府更不能强行改变或迫使人民信仰或放弃某种宗教。”这当然是对的，但他又说：“自由也蕴涵着这样一种理念价值：使老人安享天年，救治有疾患的孩子，拯救战争中失败的幸存者——因伤残废和绝望的士兵；自由也蕴涵着这样一些努力：尽最大的努力和花最大的代价去改造罪犯，而不是把罪犯送上绞刑架时去乞求刽子手廉价的可怜。”这种理念价值，可以肯定是非常白左式的自由观了。关于民主，阿克顿问道，“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让人民大众享有自由。哪里不存在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哪里就不存在强有力的自由。”但“直接民主是不受制约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则创造了相互制约的机制。因此，从原理上讲代议制民主要比卢梭的直接民主理论的水平高。”“有时自由的进步以牺牲民主为代价，这种道理并非总是能够被人察觉。民主并非是唯一的政府形式；如果政府是纯粹民主性质的，它就不会宽容，它就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每一阶级都应当享有并运用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因此，任何阶级都不应当主宰统治。”事实是不管民主与否，都可能与自由冲突。如果人民观念败坏，法律就不会保护财产权，因为民主将使人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制定法律，那么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律，都会成为人民谋取利益、互相掠夺的工具。阿克顿当然也主张保护财产权，他说这是法理学和法律的目标，还说财产而非良知是自由的基础。同时他又认为财富会创造不平等的法律、不公正的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特权。他说：“财富不是最神圣的权利。当一个富人成为穷人时，这是一个不幸，但它在道德上不是罪恶的。当穷人一贫如洗时，这就是一个道德上的罪恶，他会给社会和道德带来伤害。因此，作为最后的补救措施，穷人对富人的财富享有某些权利，只要这样做能使他们免于道德上和贫困上的堕落就行。”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穷人一贫如洗就是一个道德上的罪恶？到底是谁的罪恶呢？在野蛮的古代，富人或许多半是些依靠政治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比如“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算现代市场经济，也仍存在着不少依靠裙带关系致富的人，这些人当然是有罪的，罪名是掠夺。掠夺是零和博弈，一部分人的所得来自另一部分人的所失，应该说这些利用政治手段致富的人需要为社会普遍的贫穷负责。但如果因为这样就合理化劫富济贫，那么这对通过经济手段也是正当手段致富的人是不公平的，它将犯下同样的掠夺罪行。正确的做法是坚决保护财产权，制止和惩治掠夺行径，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穷人能够自由的迁徙、打工、做小生意，从而逐渐摆脱贫困，乃至发家致富。在一个财产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里，人们可自由成立互助会、保险公司和慈善机构等民间组织，可有效应对各种意外事故，也能够更有效率地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阿克顿强调良知的理念：“良知是人类必须坚守的不可或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人们完成其性格的塑造并发展出抵御榜样和众多法律条文之影响的能力来……良知自由是所有各种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良知是自由的基石。”良知当然重要，但现实中人们怀着良好的意愿去帮助穷人和弱者，结果却常常使穷人和弱者陷于更恶劣的境地，就因为他们采用了错误的手段。因此没有正确的知识，人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良善。把对自由的追求寄希望于唤醒人们的良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普及经济学知识，使人们认识到自由对个人幸福与社会繁荣的因果关系，才能真正赢得人们对自由的支持。否则，大众的良知只能成为擅长道德表演与煽动的知识分子与野心家实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阿克顿十分清楚权力对自由的危害，也主张对权力的严格约束，但分权制约只能延缓而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因为权力的属性是暴力强制，是侵略，它就是一个天然渴望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怪物。权力的势力范围是私人领域以外的“公共领域”，它可以通过许给群众福利，并与知识分子狼狈为奸，用各种花言巧语利诱、哄骗大众，以便把更多的私人服务纳入公共福利之中，不知不觉它就能成功地扩张、膨胀起来。因此对权力最好的制约也许就是——消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大约13分钟]文／乌里单刀对资本的偏见是全世界知识分子乃至普通大众最根深蒂固的偏见，多少人对这个人格化的描绘深信不疑：“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非常的恶毒，是无知或恶意的抹黑、栽赃和诬陷。实话实说，马克思当初的确看到了许多的暴力掠夺，也看到了国家作为暴力统治与剥削的工具的本质，然而他却把罪恶归之于资本，真不知道他是脑子短路还是进水了？！好比把金钱视为罪恶之源，强盗为了金钱而杀人放火，小偷为了金钱而偷窃，骗子为了金钱而欺诈，这是金钱本身的罪恶吗？不，金钱本身只是没有意志的物，人才有善恶之分。罪恶在于采取抢劫、偷窃和欺诈等暴力手段获得金钱的人（渣）身上，与金钱有何干系？同理，掠夺者通过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本，有罪的明明只是这些掠夺者，与资本又有何干系？那些栽赃在资本头上的罪名，用来形容那些垄断的暴力组织，反倒是十分的贴切。“资本”本来是指用于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要素（或称生产资料），又叫资本品。资本是通往更多消费品的中转站，社会中的资本越多，生产力越高，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就越多。那些做着小生意的小摊小贩，那些从事禽畜养殖的农户，以及经营着各行各业的商户和企业主，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他们没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没有五险一金，也几乎没有节假日。他们只有通过勤奋工作，为其他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才能获得报酬。如果他们对市场判断正确的话就能够积累资本，扩大经营和生产。但是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谁也不能担保他们的投资能够成功赚到钱。他们可能还在艰难的谋生，运气好一点的也只比打工收入高一些，只有那些极为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够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都谴责过商人和资本家的“贪婪”，只不过如索维尔所说：“贪婪”概念几乎从不用到“公家”身上，无论是就其所课税收的数量，还是其甚至对工人阶级家庭所课之高额税收方面，知识分子都不曾评价过公家“贪婪”。罗斯巴德也说过，另一种实践证明是可取的、能使国民顺从某人意志的办法是，使人们具有一种负疚的心理。攻击私人财富的增长为“贪得无厌”、“实利主义”或“极度的富裕”；攻击赚取赚取利润为“剥削”和“放高利贷”；指责互利交换为“自私”，由此，人们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把更多的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公家”那里。负疚心理使公众甘心情愿这样。或许某些同志会说，公家收上来的财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能一样吗？那就奇怪了，花个钱还需要找个中介？民众自己的钱不能自己直接花掉吗？来看看人们是怎么花钱的：人们花钱不是直接享受钱本身带来的服务，而是拿钱——这些钱是早前通过为其他人提供服务换来的——去购买我们同胞的服务，这样我们的同胞也得到了钱，接着他们就可以花钱去购买其他同胞的服务，其他同胞又得到了钱……你看，这难道不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所以为什么你要把钱给公家，然后再由公家把钱花在你身上呢？放个气还得脱裤子？知识阶层就是如此喜爱用双重标准看待社会事物：牛肉面涨两块钱是哄抬物价，口罩涨价几毛钱到几块钱也是哄抬物价，但是从农民手里花十几万块钱一亩收上来的地，转手以几千万一亩卖出去的行为，却从未有人指出是哄抬物价。知识阶层经常把商人骂做奸商，指责资本家唯利是图，但是同样的评价从来不会用在消费者身上，尽管消费者也同样唯利是图地不停寻找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并且只要找到更加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们就会无情的抛弃原来的商家，让这些商家亏本甚至破产倒闭。靠写作谋生的知识阶层，在同等条件下也总会希望自己的文章稿酬越多越好，这种“唯利是图”本就是人之常情，哪怕是因为故作清高、死要面子不承认，也依然否定不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却从不觉得自己“唯利是图”。他们中有些人成功地经营着自媒体，靠着读者的打赏和广告、甚至自己也在自媒体平台上卖货而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自己就是十足的商人和资本家，然而他们却一边靠着资本赚取利润，一边大骂资本的贪婪，何其分裂！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逃不过知识阶层的偏见。他们敌视市场、敌视工商业等这些能让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东西。人的行动学公理告诉我们，只要自由不受限制，人们总是会通过行动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想尽办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而生产与交易这些工商业活动就是人们改善自己生活和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唯一合法正当的手段。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现实经验的观察中，我们都能够明白，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白手起家，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摆脱贫穷，甚至创造出一个巨大而惊人的商业机构，进而让更多的穷人受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老话也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穷人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活动，包括从事任何不伤害他人权利的职业劳务并从中获得收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摆脱贫困，过上富足而体面的生活。市场的交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由此产生了同情友爱的道德情愫。这就是为什么孟德斯鸠会说，“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再重复一遍：是社会合作产生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维系了社会。说实话，贫困问题与社会和谐以及道德文明的问题很好解决，经济学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但是问题的解决方案太简单了也“有罪”：你们这些愚昧的大众，竟然不需要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帮助也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化就能和谐友爱地相处？那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又如何能够得到体现？《知识分子与社会》里的这句话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这种简单枯燥的原因，并不能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一个展示他们特殊才能的机会，也不能给他们提供通过谴责他人而展示自身美德的机会。”当然了，人的动机无法猜测，猜测别人的动机也是一种不妥当的行为。所以相信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是好同志，只是稍稍缺乏一些经济学知识。但如果以其真实的行动而非以其言辞来判断知识分子，那么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一方面批评行动人的不理性，批评“失灵”的市场，指出了“这届人民不行”；另一方面批评“公家”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指出了“这届公家不行”。于是呼之欲出的结论就是：“这届知识分子很行，按他们的想法来干吧！”等一下！公家的不作为（这里是指对个人权利保护不力，而非不干预市场）和乱作为不也是一种失灵吗？呼吁失灵的公家去纠正“失灵”的市场，你们是认真的吗？我们从未说过市场是完美无暇的机制，只是说市场机制能够比非市场机制更好地解决问题，你们却树起稻草人说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过你们中的“自由派”倒是非常聪明的为自己辩护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自己这样子真的很“双标”吗？《知识分子与社会》有这么一个事例：伊利诺伊州前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竞选美国总统，并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抗。《纽约时报》把史蒂文森称作“最好的一个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的研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这样描绘，“艾森豪威尔响亮的击败了史蒂文森”，这显示出“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反智主义”。不过，据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比齐罗斯所说，史蒂文森“可以做到几个月或者几年都不读一本书，还能够相当快乐”。不止一个人曾报道过史蒂文森对读书没兴趣，麦克只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没有人把哈利·杜鲁门看作知识分子，尽管他是一个如饥似渴的阅读者，他的阅读内容包括大部头的厚重书籍，如修昔底德以及莎士比亚的著作。他是“一位能用古拉丁语欣赏西塞罗著作的总统”，当弗雷德·文森大法官引用拉丁文的时候，杜鲁门能够指出其中的错误。然而，阿德莱·史蒂文森有辞令上的技巧、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哈利·杜鲁门却没有。知识阶层中的许多人，都将说话不加伪饰、直来直去的杜鲁门，看作仅比乡下佬稍多那么一点点文化素养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由其学识水平决定，而是要看他有没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有没有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可与喜爱！知识阶层的道德双重标准和偏见，除了表现为直接的歪曲和抺黑之外，还表现为对新闻事实有意的选择报道和信息过滤。比如：不断报道黑人或其他非白人族群在收入方面低于白人的数据，非白人族群住房抵押贷款申请比白人更多遭到拒绝的数据，或者在经济下滑期间非白人族群比白人更多遭到解雇的数据；与此同时，不去报道白人在所有这些方面也比另外一个非白人族群情况糟糕，例如亚裔美国人。甚至当所有这些族群的相关数据都掌握在手的时候，亚裔美国人也往往被影响力形同社论的“新闻”故事所筛选掉，因为一般社论的矛头都明确指向：白人种族主义是其他非白人种族陷入更低收入、更低职业地位以及遭遇其他不幸的根源。上面是美帝白左记者的做派，本朝记者也好不到哪去：当网约车出现人命案件时，各路媒体会铺天盖地的大肆报道。相反，当出租车发生同样的事故，媒体却毫无报道的兴趣，甚至视而不见。统计数据也能被筛选，无论是通过删除与所渴望之结论正好相反的数据（例如关于亚裔美国人的数据），还是通过限制数据发布——仅向那些在相关问题上所持立场与数据掌控者的立场相吻合的人发布数据。统计数据在源头上就被过滤了，甚至当这些数据是用纳税人的钱所资助的统计，其信息收集的表面目的是为全面掌握情况后的政策选择提供事实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在实际中却好像成了保护那种主流构想的手段。索维尔说道：我们也无需推测他们什么都知道却有意的在撒谎。看起来更可能是这种情形：一旦他们找到支持他们预设的统计数据，他们就没有动机去多走哪怕一步。对于索维尔的这句话，我只能表示：不要低估他们的无耻！上一篇：知识分子与语言腐败延伸阅读：1、知识分子的致命自负2、知识分子更需要经济学3、知识越多越反动4、做人要厚道，不要双标！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本文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大约15分钟]文／乌里单刀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托马斯·索维尔用了不少篇幅描述知识分子的辞令技巧。辞令技巧是一种表达能力，它是中性的工具，既可以用来传递正确的观念，也可以用来传播错误的知识。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有些是为了使他们的理论合理化，有些是为了操纵民意——知识分子常常利用辞令技巧是将一些词汇的含义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有人把这种辞令技巧称为语言腐败。语言腐败这个短语明显是个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纯粹只是稍稍缺乏理解力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些不公平，这里不妨把语言腐败当作一种事实的，而非价值的陈述来看待。也许最广为人知的语言腐败就是《1984》里的新话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不过语言腐败并没有专利权，它在民主国家同样得到了发扬光大。自由，按其本来意思，无非就是不受他人的限制，自己的人身财产由自己支配。但是架不住白左巧舌如簧，硬是把自由变成了另外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如：“免于匮乏的自由”。据说这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之一，不过这种“自由”已经成为一部分人必须拿出财产给另一部分人的义务了。为了保障穷人的“生存权”，社会有权力从我们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去补贴这些可怜的穷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为不相识因而也毫不相干的人的贫困负责任？是我们导致了他们的贫困吗？其次，张三自己不掏钱，抢劫李四的钱去帮助王五，这种你请客我买单、李四出钱荣誉却归张三的“慈善”是否道德？第三，民间自发自愿的慈善活动是否比国家强制的“慈善”更有效率地帮助穷人？第四，人的行动总是为了欲望满足，这些欲望要通过获得一定的财产才能得到满足，我们想要财产，也正是因为这些财产能满足我们的诸多欲望。只要行动自由不受限制，人们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比较优势法则”或“协作法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就算每项职业技能都不如别人，也一样能在分工协作中得到好处。所以工商业自由才能真正使穷人摆脱贫困，限制这些真正的自由只会让穷人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结果只能使其被动的接受“扶贫”。权利是自由的同义词，财产权是唯一的权利（身体是人最重要的财产），财产权不受侵犯的状态即为自由。不过，“权利”在白左的辞令技巧之下，几乎已经成为了“特权”的同义词。诸如此类的“权利”有：“最低生活工资”、“体面的住房”、“可负担的医疗保险”，等等，以及其他无数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正如索维尔所说：在知识分子众多涉及“权利”的主张中，对“权利”的基础既没有去质疑也没有去赋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被看作是其他人的义务，而那些“其他人”并没有同意去负担这些义务。“权利”的逻辑推论就是：宣布某人拥有一项权利，其他人就必须自动负担起一种义务。当第三方用“社会责任”或“社会契约”之类词汇描述希望人们做什么事情时，也运用了同样的原则，而将其他人是否同意去承担这些义务完全置之度外。总之，“权利”只是知识分子没有论据支撑的断言，实际上他们把自己转变成了既没有正当身份、又没有得到授权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民主”，如果仅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也能算做一个好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或人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这不就跟自由差不多嘛？但是“民主”，究其本质不过就是“多数决”而已。不过现在，民主在某些人眼里几乎已经等同于自由了，甚至于不只等同于自由，而是囊括了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比如上学不花钱啦，看病不花钱啦，养老也不花钱啦，等等。“社会”的黑历史，也许比“自由”二字更为悠久。米塞斯在其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一书中论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时说道：“社会”（society）一词及其相应的形容词“社会的”（social）有三层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一个表示社会的相互联系的抽象概念；第二，它是一个表示由个体本身所组成的联合体的具体概念；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之间，第三种含义被插入日常语言之中：在“人类社会”，“公民社会”等用语中，抽象的社会被人格化了。当谈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时，他（老马）从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的”一词。在谈论陷入危机的社会，是他指的是人格化的人类社会。但是，在谈论剥夺剥夺者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的社会，他指的是实际的社会联合体。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使用“国家”一词或与其相对应的词，因为这个词让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听起来不舒服，而马牌主义者最初不想失去这些人的支持。索维尔则提到：将人口统计指标在各种职业、各种机构或各种收入水平上的群体差异看作歧视的证据，这一行为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的观念：群体之间不能存在不同，或者说任何差别都是“社会的”错误，社会必须纠正他自己的错误或罪过。既然并没有某人能被称作“社会”，那么知识分子通常会向政府提出要求，要其修正社会错误。在索维尔这两段话里，“社会的错误”中的“社会”是人格化的社会，而负责修正错误的“社会”则是指向一个实体组织——政府。“社会正义”又是一个是被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漂亮词汇。但我们不禁要问：“社会正义”到底是谁的正义？为什么它又是正义的？因为穷，因为弱，所以正义的天秤要自然地倾向一边吗？这么说似乎冒犯了穷人和弱势群体，但穷与弱是相对的，如上面对“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分析那样，只有在保护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穷人才有机会变成富人，弱者才有机会变成强者。并且市场化的、竞争性的慈善行业，一定能够更好地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为了“社会正义”，所以要“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又是因为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但阶层固化不过是种统计把戏：通过统计一个时间段前后社会中的财富分布可以看出，永远是百分之几的富人占有社会上百分之几十的财富，然后得出结论：（同一批）少数人总是占据着最多的财富，而（同一批）多数人则总是处于贫穷之中。事实上富人的财富会缩水，甚至破产而沦为穷人，很多穷人的收入会增长从而进入中产阶层，那些刚参加工作的人则成为新的穷人，因此两个不同时期（比方说十年前后）的富人和穷人根本就不是同一批人！知识阶层不是运用他们的知识技能，去清晰区分统计范畴和真实的人之间的区别，反倒是运用他们的辞令技巧，使统计范畴上一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数字关系，与现实中的人们在各种范畴之间随着时间不断转移的关系相混淆，从而创造出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相对固定的阶层。况且收入根本就没有分配的问题，因为收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那些用欺诈、偷窃和抢劫手段得到财富的掠夺者，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为其他人提供了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劳务）而获得收入。这种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也是获得收入的过程。因此根本就没有独立于生产过程的收入分配。所谓的“收入分配”，不过是用以掩饰抢劫的辞令技巧罢了。“人民”，这个被随意玩弄的可怜虫，和“社会”差不多，它有时是指一种抽象概念，有时是表示个人本身组成的联合体，有时是指被代表的人民背后的代理人。这个词语在某些特定国家用得比较普遍。商业“权力”或经济“权力”是知识分子的又一个语言腐败，他们把消费者的自行选择包装成为一种商业上的“控制”：企业之所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市场”。为了保护消费者，政府需要施加“抗衡力量”。但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是完全不同的。政府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因为个体并没有权力去选择是否遵守政府的法律和法规；反之，消费者可以自由的选购商品，可以完全无视那些世界上最大的、因而可能最有“权力”的公司的产品。仅仅是在消费者更多的购买了某企业的产品后，就在辞令上将这家企业的经营硬是描述为其在行使“权力”，不过是为了剥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的权利，并掠夺他们的财产。知识阶层对左派和右派的二分法也大有文章。左与右最根本的区别也许在于，只有左派才具备一个极为粗疏的定义。而被称为做右派的那些人，只是针对左派的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反对者。近现代的政治左派，其共同目标就是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不管是极左派还是民主左派，他们都偏好一种代理性的决策制定，即由更高明的精英来当大众的代理人，用公共计划去取代个人计划。其中的差别仅在于，决策中共同目标的范围的大小，以及在政府权限之外，还能保留给个人的决策制定权的范围大小。除了对经济市场的政治干预外，民主党左派、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在普通人和像他们那样的精英之间，存在着理解力上的巨大鸿沟。尽管极左派与民主党左派都在积极意义上广泛使用人民、劳工、大众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但这些概念不过只是精英们借以利用的破幌子。各种极左运动者与民主党左派的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在20世纪20年代里就被民主国家左派的领导人自己公开承认。那时墨索里尼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被知识分子广泛追捧，而希特勒甚至在左派杰出知识分子中也拥有其崇拜者。直到30年代墨索里尼展开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开始在国内推进暴虐的反犹主义、在国外展开军事侵略后，这些极左体系才为国际社会所唾弃，也才为左派所谴责。但从那以后，这些极左就被描绘为“右翼”。白左为了“纯洁”队伍，与邪恶的法西斯划清界线，总是把希特勒的政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名称缩略为纳粹（Nazis），缩写之后，其社会主义的成分就被遮蔽了。知识分子不但能把好的词汇注入坏的内涵，还能把不好的言辞净化。他们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相同的事情，直到新词汇在媒体上取代了旧词汇。于是“懒鬼”被替换为“无家可归者”，“沼泽”被替换成“湿地”，“妓女”被替换成“性工作者”……言辞净化甚至成为了白左的“金蝉脱壳”之术。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大都自称“进步主义者”，后来进步主义的名声臭了大街以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自由主义者”，以逃离他们的前身所具有的内涵，“非常类似于人们通过破产来逃离其金融债务。”“自由主义”在美国持续了长期的统治，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30年代的新政开始，一直延续到60年代。在此其间，这些“自由主义者”一直在为实施其伟大的社会计划而奋斗着。不过“自由主义者”的信用再一次破产了。到了20世纪末，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称呼他们自己为“进步主义者”，这样又逃脱了自由主义多年来所获得的含义。“刚需”,意思是不想按照对方愿意售出的价格去交易，如果对方一味唯利是图、哄抬物价，那就呼叫神龙惩罚他。“反智主义”这个词貌似被知识分子用来使自己免受批评，它把反对知识分子的言行等同于反对智慧和知识。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并不是智慧的化身，恰恰相反，由于毋需为其言论负一丁点的责任，他们常常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好像还有：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为什么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这是知识分子说的！以及“变革”（变革就是好的？）、“多元文化”（不是掩护违法侵权的借口）、“重商主义”（损商主义）、“贸易保护”（贸易破坏）和“重农抑商”（抑制商业贸易，农产品如何销售？农民如何致富？）……够了，再写下去恐怕一万字都收不了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注意观察，看看生活中还有哪些语言腐败。上一篇：知识分子的致命自负延伸阅读：1、知识分子更需要经济学2、知识越多越反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本文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大约15分钟]文／乌里单刀知识分子，指的是一种职业种类，这种职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有作家和学者等等。这是托马斯·索维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这个定义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就是创造和传播各种社会理论和思想观念的人，他们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是指那些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力的人。一般知识分子与公知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其他人的想法，或者受制于其他知识分子的想法。普通大众很少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能理解的人更是少数，但马克思的结论极大的鼓舞了世界上数量极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传播影响了普通大众。在作为理念生产者的核心知识分子的周围，还围绕着许多被知识分子理念光辉所映照的外围人士，他们的角色是使用和传播这些理念。这些人包括教师、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幕僚、法官秘书，以及其他将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建立在知识分子理念基础之上的人们，他们都是知识阶层的一份子。知识分子自以为比大众更有智慧，掌握着比大众更多的知识。他们热衷于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甚至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对社会进行重新构想，并寻求公共决策权去实现其构想。其致命失误在于：他们在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优秀能力，并不代表他们在其他领域也同样有着这样的智慧和美德。或许知识分子的确掌握着比普通人更多的知识，但他们武断地否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为知识，比如那些涉及衣食住行等三百六十行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知识，以及各种生活常识。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寻常知识散布在社会大众之中，它的数量远远超过精英们的特殊知识。如果把这些寻常知识和特殊知识都纳入知识的概念中，那么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着这样一种极为深刻的观念：像他们那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拥有着远远超过普通大众水准的人均知识，因此他们应该得到权力去为大众做决策，指导他们做或不做什么。如索维尔所说：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知识分子这种致命的自负在其最终影响了公共决策，从上而下给社会强加以他们所偏爱的观念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最巨大的灾难是上个世纪由中央计划所导致的经济灾难。在这些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数以亿计的人因为暴政、战争和饥荒而丧命。这些代价巨大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让知识分子彻底抛弃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中不少人觉得那些灾难的原因不是由于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而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只要有了民主，知识不是问题，因为有“大数据”，“社会化生产”（生产要素公有化）仍然是可行的。但早在疯狂的社会工程们进行这项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实验之前，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就以逻辑推理证明了“社会化生产”的不可行，它的致命缺陷是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社会化生产”取消了价格，没有了价格，就没法计算哪一种生产要素组合出的不同生产方法更经济，即：没法计算某种生产方法是否能以更小的代价生产出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它的生产力必然低下，结果是导致普遍的贫穷乃至饥荒。还有一部分人虽然不认可“社会化生产”，但却相信市场本身是有缺陷的，市场会失灵，必须要由政府来纠正这些市场的缺陷，这正是当今世界相当普遍的干预主义思想。“市场失灵论”一是源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完美构想，二是由于错误地把政府干预造成的恶果归因于市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是教科书和媒体镶嵌在许多人脑子里的教条）。真实的世界是参差不一的，人生而不平等。人生来就有高矮胖瘦与美丑之分。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的人却出身贫寒：有的人天性聪慧，有的人生来愚笨；有的人勤奋刻苦，有的人却懒惰散漫。这些生来不平等的差别又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但都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同样真实的事实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生产量，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但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符合知识分子的构想，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构想不切实际，而是这个世界出了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一切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几乎永远不会错。那么应该由谁来纠正“社会”的错呢？他们给出的答案自然是：“政府”。知识分子不关心财富如何创造，经济如何增长，眼盯着贫富差距四个字，把工商业活动看做零和博弈，以为市场经济会自然地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穷人才有了勤劳致富和阶层跃升的机会。对经济市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正是现在进行时），就是以政治权力限制个人的自愿交易，使人们不能自由地分工合作，剥夺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手段，结果就会造成制度性的贫困和真正的阶层固化。知识分子缺乏经济学知识，甚至政治伦理学知识也只是半桶水，他们把自由分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并认为政治高于经济，经济要为政治服务，而非政治要为经济服务。但自由与自由之间是不可能互相冲突的，也没有哪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的说法，因为一个人的自由正是其他人自由的边界。如果某个自由高于另一个自由，那就不是真的自由，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政治为经济服务，是要通过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来保障市场不受干预。经济为政治服务，是打着“社会正义”和“民意”之类的名义设立各种法律和政策，以帮助各种压力集团谋取利益。这些利益从哪里来呢？要知道，法律并不生产利益，它要给一部分人某些东西，必须先从另一部分人那里拿走一些东西。知识分子把自由一分为二，以政治自由高于经济自由为理由，把特权包装成人权，堂而皇之地侵犯个人自由，然而他们还声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从未说过市场是完美的，只是说由个人来支配自己的财产，自愿地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更多的财富，社会才能够和谐发展、繁荣昌盛。这些结论不是经济学家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逻辑推理得出的事实。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是关于规律和法则的知识。社会是人的行动的共同体，其基本关系是交换关系。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分工合作，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由此产生人际间的相互关系，织造了把人们结合成社会的纽带。只有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社会成员之间才会产生同情、友爱和归属感等道德情愫。“这些情愫是我们人类最愉快和最崇高之经验的源泉。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点缀，由此把人从一般动物提升至真正存在的人。”这些道德情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是社会合作的果实，并且只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发扬光大。如果没有分工合作，“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得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因此，是社会合作产生了道德，而不是道德维系了社会。知识分子不了解经济学，也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以及社会依靠什么而存在并维系着。他们要么傲慢地坚持自己的偏见，拒绝去了解和学习经济学；要么就是缺乏理解能力，把经济学斥之为经济学家的价值偏好或主观的真理。知识分子，尤其是白左，巧言令色地煽动穷人和富人、消费者和商人、雇员和雇主，甚至女人和男人，以及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互相敌视和仇恨，是挥舞着“社会正义”的道德大旗去削弱维系社会的纽带，撕裂社会。尽管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基本能力的事务上，知识分子却热衷于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以求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并由此去制订或影响公共决策。决定知识分子如此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从权利角度看，人的确有在其财产权利范围内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也不必承担公共决策造成的后果。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批判社会来获得凌驾于社会其他人的道德权威，或者间接获得政治权力，又或者二者兼有。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那些有关收入分配、价格管制、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以及偏袒少数族裔的政治正确的法律与政策，结果总是使穷人和少数族裔等表面上的受益人的处境变得更差，但知识分子极少关心、也极少认真研究他们所呼吁的政策的实际后果。他们的行为，而非漂亮的言辞，表达了他们的真实偏好。由此看来，知识分子自诩为智慧和道德的化身，把反对他们观点的人诬蔑为反智和没有道德，不过是贼喊抓贼。索维尔在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主要被限定在现代民主国家，而在非民主国家，只有极少数的人把持着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观念。不过，他不知道在某些国家，一方面御用知识分子在垄断媒体上把持着一种传统的有毒观念，另一方面，外国的干预主义观念又通过互联网平台，被在野的知识分子当作先进文明传播给大众。这就造就了两个表面上截然不同，实质都是反市场经济的群体。而作为自由市场坚定的支持者们，正好被这两个群体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很明显，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是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不管中外，左与右的二分法都是极其混乱的。如果非要分成两个阵营，那就只能这样分：自由主义者与非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认识到：社会由个人组成，脱离了一个个的人，社会无从存在。个人自我负责，自己做决策，才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每个人都过得好了，社会才会好。非自由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无论其打着国家还是社会的招牌。他们认为其他人不理性，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必须要由更理性、更聪明的他们来为“社会”制定决策，规定社会其他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们想要或正在掌控着社会其他人的财产与自由。如果不是缺乏理解能力，那么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并不寻求控制他人、控制社会。自由主义也不是一种设计，因为设计是让其他人按照设计者的偏好而行动，而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偏好而行动。但某些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辞令技巧，贼喊捉贼，反过来指责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一种社会设计，是另一种控制。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知识分子的傲慢与自负本来就没有正确的知识来支撑，他们只能巧言令色，大搞语言腐败，颠倒黑白，如此便可浑水摸鱼，继续维持自己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无知与无耻，他们总要占一样，或者二者兼有。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0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在不少同志眼里，美国是资本主义的灯塔，也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模范。一些讨论有关市场经济的场合，美国也是某些同志参考的榜样。但美国真的像这些人想象的那样，足以担当起市场经济、自由与法治的模范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的著作巜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司法案例：根据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联邦政府有权控制多种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这种权力来自于国会授权，用于规制州际贸易，就如同宪法赋予了这种权力一样。然而，这部法律被用到了俄亥俄州的一位农民身上，这个人种植的最高法院所描绘的“小面积的冬小麦”，以供他自己和他的农场中的动物们消费。这个人耕种的土地有12亩，超过了农业部许可的种植面积；但是，由于他所种植的小麦根本没有进入州际贸易或州内贸易，于是他向联邦政府的权力提出了挑战——他不愿意让政府来告诉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该种植什么。但是，最高法院裁定，联邦的权威可以延伸到“不以任何贸易为目的、完全用于农场消费的农产品”。高等法院的判决理由如下：问题所涉及的这一法案（即《农业调整法》）的一个最初目的，就是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为了这个目的，就要限制其他的可能影响到市场的产量。很难否认这一因素。这些供家庭自用的小麦的产量及其变化，可能会对市场价格和市场条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点可能会在这种情形下发生：因为价格上涨，这些随时可能进入市场的小麦产品有了市场销路，那些原本供农户家留作自用的小麦就会流入市场，以在小麦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获取利益。此外，即便我们假定这些小麦绝不上市，假定它仅仅用来满足耕种者的需求，但即使这样，这些小麦也反映了一种本来需要在公开市场上去购买小麦的需求。种植者的需求可以在公开市场的购买中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庭自种的小麦与市场上的小麦存在着竞争关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小麦超种案：发生在1942年的“威卡德诉费尔本案”。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看了这个案例有什么感想，反正我当时的感想是：我靠！这个判决太扯淡了吧！自己的财产，只要没有用以侵犯别人，难道不是想怎么支配都行吗？你自己的地，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种多少种多少，只要不种到我的地里来，我都没有权利干涉你。你种出来的小麦，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卖多少钱，也都通通不关我的事。同样，我在我自己的地里种小麦、种多少亩，以及种出来的小麦是自己用还是拿去卖，关你屁事啊？为什么我就一定要买你或其他人种的小麦？法治，理应是通过法律去保护所有人的权利，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安定有序地运行和发展。如果法律不保护权利，而是保护利益，那么法律就会变成一种“合法”掠夺的工具，社会就会变成互相掠夺的丛林，释放出一场每一个人反对其他所有人的战争。既然你们种小麦的人为了获得更高的价格，可以借助法律去限制其他人生产小麦，那么我们生产各种工农业产品的，以及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同样可以借助法律去限制其他人生产同类的商品、提供同类的服务，以求获得更高的价格、更高的收益。这样一来，似乎每个人都从法律那里得到了好处，实际上这些好处根本就抵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坏处。因为，表面上他们都获得了更高的价格，但他们在购买其他人生产的产品时，同样需要支付更高的代价。相互掠夺的后果是，所有人的福利都受到了损害。让我们换一个做法：废除所有的行业准入，让人们自由地从事各种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自由地竞争，自然地形成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价格可能会比之前的垄断价格低一些，但由于同样一笔钱能够买到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消费会更旺盛，每个人都将卖出更多的产品，所以人们的收入一定不会比寻求法律垄断的时候要少。这一事实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率，然后价格进一步下降，形成良性循环。结果是所有人的福利都会不断地增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保护利益的结果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陷入混乱和不停的争斗之中。相反，如果法律保护的是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将是和谐的，社会将会变得繁荣和更加文明。小麦案例表现出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对财产权的侵犯，但美国法律对财产权的侵犯不止于此，还有白左的“社会正义”。美国有一家机构叫做“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这个机构哪怕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女性个体或其他少数族群个体遭到了企业的歧视，也可以根据企业雇员身份的统计数据而提起诉讼，比如说某企业的女性职员在企业雇佣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低于人口的男女比例，就会因涉嫌歧视而被告上法庭。这当然是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交易是双方的事，你愿意出售你的劳务，也要我愿意购买才行；选择是双向的，你选择了我，也要我选择你才行，否则岂不成了强买强卖？美国法律干涉自由和侵犯财产权的例子有很多，福利补贴什么的就不要说了，还有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价格管制等等。不只美国，事实是干预主义思想如病毒般在全世界流行，各国人民都把法律当作保护利益的工具，权利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牺牲品。问题是法律并不生产利益，如果法律要保护张三的利益，必然要从李四那里拿走相应的利益。简单来说，为了保护小麦种植者的利益，就必须禁止其他人种植过多的小麦，并且让所有人为购买小麦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及，为了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就必须限制进口，加关税，让所有人为了国产货而掏出更多的钱，等等。总之，因为市场是人们自由地支配财产与其他人进行分工合作和交换的一种体系，所以美国并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者说美国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受到暴力干预的市场经济，或裙带资本主义。法治是法律的治理而非人的治理，它是白左的“社会正义”的对立物，因为“社会正义”是根据白左的政治和道德偏好来选择的“社会正义”，而法律的正义则在于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但是，精英们一直有这样的倾向：将他们的构想强加于大众，如果有必要，甚至将其凌驾于广大同胞的意见之上，“一个更加平等（注：指结果的平等，以牺牲权利为代价）的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即使其公民喜欢不平等。”所以他们必然要使法律更不像法律，而成为能被有权力的精英临时决策的“法律”。实际上，那是很久以来一直被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所诱导的一个方向。知识分子一般来说偏爱代理“公共决策”的制定，而政府官员则要谋求更大的权力行使范围。二者一拍即合，狼狈为奸。这样一来，美国的宪法就越来越像一张手纸，法律条文也不再在为公众所熟知的意义上被理解，而是被法官根据其个人观念，用辞令技巧加以任意解释，法治就逐渐变成了人治。当然，对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批评它呢？这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么？不，正因为美国是世界上许多落后国家学习的榜样，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弄清楚美国繁荣富强的真实原因，否则不分是非黑白，一股脑全学过来，岂不是自找麻烦？尤其是某些国家，好的不学，因为“国情不同”；坏的就学得飞快，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结果就会越学越糟糕。经济学的真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通往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其对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成正比。美国繁荣富强的真实原因，正是由于它建立了充分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支撑，靠的是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也就是自由的观念。当干预主义思想如病毒般在全世界流行，白左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自由世界便逐渐的腐败堕落了。这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因此，学习美国，必须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明显，精华就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糟粕则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是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能够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怕不能繁荣富强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本文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3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似乎已经成为了某些同志信奉的绝对真理。他们质疑，在经济学领域没有绝对的真理。比如下图这位同志：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市场就不是万能的。因此，计划（公有制）和市场（私有制）各有各的优缺点，何不综合二者的优点，各取所长呢？世界上有没有不分时间、不分空间、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的永恒有效的经济学真理？为了这个问题，人们恐怕已经争论了成百上千年了。自然科学界好像没有这样的困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非常直观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实验来验证真理。在有关人的行动领域，却没有办法通过外部的经验事实和实验来验证经济学原理。但是在数学领域，一样无法通过外部的经验事实和实验对某个命题进行验证，人们却从来不会去怀疑，那些由数学公理推理出来的各种定理和命题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我们确切的知道一个物品的数量用1来表示，两个物品的数量用2来表示，那么两个物品的数量就是两个1的和，即1+1=2。无论在任何时间和空间，1+1=2无疑是绝对正确的真理。（那些说1+1在算错的情况下不等于2的同志，我送你一个字：“滚”！）和自然科学不同，人的行动学类似于数学，也是一种通过逻辑演绎，而非经验归纳出来的科学。人们可以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去观察到水的流动，也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实验来总结水的运动规律，从而得出“水往低处流”的结论。人的行动却没有这样的规律。人往哪里走，并不（完全）受客观事物的约束，而主要取决于人的目的。真实的世界纷繁复杂，人类没有能力像自然科学那样，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然后去观察其中一个条件如何变化，以此归纳出人的行动规律。关键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物质，人的行动学研究的是活生生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并不适用于人的行动学。行动学的理论大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人的行动公理：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呢？我们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也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调查，“你的行动有什么目的？”况且别人也不一定说实话，是不是？但我们可以通过内省来确定，自己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行动人。我们还可以通过理解来确定，别人的行动同样是有目的的，因为其他人也是行动人，和我们一样，具备同样的心智结构。有意思的是，任何想要反驳行动公理的行动，都将与其想要证明的命题相冲突，并且其行动反而证明了行动公理。因为“反驳行动公理”恰恰正是一个有目的的行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反驳行动公理。这种“反驳某命题就意味着预先假定其正确”的现象，叫做“践言冲突”。“践言冲突”，简单来说就是行动与陈述相矛盾。它的例子还有“我死了”，“我睡着了”，以及本文的标题“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等等。世界上真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吗？既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是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任何想要证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行为，都必须首先承认“世界上存在绝对的真理”，否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命题就是错误和无效的陈述。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惊悚！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欲望满足，是为了追求快乐和幸福。这个世界不可能有人以追求痛苦，而不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那些看来似是追求痛苦的人，做出自虐、自残和自杀的行动，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痛苦，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其它更大的痛苦，为了缓解、甚至彻底解除这些更大的痛苦，他们才选择了这些在其他人看来是非常极端的、不理性的行动。人的行动为什么总是为了追求快乐和幸福？目前人类还没有能力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终极给定的事实，无法再进一步追问和探究。行动意味着行动人要以一种更满意的状态去替换当下不那么满意的状态。为了达到这种更满意的状态，又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这就引申出手段的选择与取舍、手段与目的的因果关系、成本与收益等等概念，然后通过对这些概念展开的演绎推理，一步一步构建出人的行动学的理论大厦。既然人的行动公理是无法反驳的真理（事实是的的确确无法被证伪），并且以此公理作为基础进行的逻辑演绎过程正确有效，那么人的行动学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真理。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最发达的分支，当然也是正确无误的真理。凡是涉及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的行动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经济学原理在一切有关人的行动的领域都是普遍有效的。不管是一千年前，还是一百年前，抑或是现代，也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平民百姓还是公务人员，只要是一个行动人，他就必然会按照行动学法则而行动。无论如何，任何人都是为了欲望满足而行动，这样的满足当然是越大越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越小越好。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经济”。人的行动必然追求“经济”，否则将陷入贫困和痛苦之中。只有行动符合“经济”，人们才能在这个出厂设置为“稀缺”的世界中，更有效率、更节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自己。只有行动符合“经济”，人们才能更快、更多地创造财富，社会才能更加繁荣、进步和文明。平常时期要“经济”，紧急时期更要“经济”。只有保持“经济”，社会才能生产更多的物资，有了更多的物资，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度过紧急时期。否则，战时要枪没枪，要炮没炮，疫情时要口罩没口罩，要防护服没防护服，那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经济学原理并不会因为任何事物而失效，你承不承认，爱与不爱，它就在那里。就像如果工程师无视自然科学和数学几何学真理，那么根据其设计建造的建筑就会出大问题、大灾难。决策人无视经济学原理，无视真实的人性，设立和实施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政策，同样会招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并且这后果要由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承担。市场是万能的吗？这是经济学家及经济学爱好者时常会遇到的诘问。事实是并没有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这只是无知的人们树立的一个稻草人。市场也不是“一种”模式。如果非要说它是一种模式，那它就是一种自愿的分工合作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契约性的约束关系。基于人独有的理性，人们能够认识到分工合作的生产力比自给自足更高，并且可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不需要任何人强迫，人们也能够自发的组织起分工合作的体系。正是因为有了分工合作才有了社会，进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可以说，社会就是分工合作的共同体。而非市场的模式是一种非自愿的分工协作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支配性的约束关系，一部分人通过命令和强迫另一部分人而达成分工协作。市场与非巿场（或所谓的“计划”）对立，自愿与非自愿（或强迫）对立。不管是哪两种对立，都是互相排斥、互相冲突的一对矛盾。因此，“计划”+市场，或者“混合经济”其实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同一个行动，要么是你自己作主，自己做决策，自己做计划。要么是别人替你作主，代表你做决策、做计划。如果你要自愿地行动，那么就要排除他人的干预。如果有人用命令和强迫你，那么你的行动就不是自愿的。关键在于，如果某件事对人们有利，不需要强迫，人们也一样能够达成合作。如果需要强迫才能达成合作，那么这件事对被强迫的人们是否有利，则是个未知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强迫必然对强迫方有利。因为自由或权利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果某人或某集体有权力强迫你做一件事，当然也会有权力强迫你做更多的事，然后你就有可能失去所有的自由和权利。当你失去了自由，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与你无关的、八竿子都打不到的阿猫阿狗手里，你又哪儿来的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得到安全呢？记住了：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自由。市场并不是什么“大一统”，而是多中心、多模式，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了强迫，“计划”能做的，市场都一样能够做到。比如疫情中的隔离，各个社区、村镇完全可以在社区自治、村民自治的情况下，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行隔离措施。再者，凭什么说只有“计划”体制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呢？市场体制不是办不了大事，而是因为人的行动自由被限制了，所以才办不了大事。当“计划”体制垄断了那些“大事”，其他人都不许办，就会造成这些大事只有体制才能办的“事实”，从而实现了自我证明，即：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是暴力的“循环实证主义”。人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因为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行动人的欲望满足，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断言什么能使他们更快乐。中国有句老话：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外国也有一句老话：一个傻子给自己穿衣服，比任何一个聪明人来替他穿，要穿得更好。如果你抓住大街上任何一个人，问他是不是足够理性，能不能自己替自己做主，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社会上总有许多聪明人认为，虽然自己是理性的，但其他人却不一定理性，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来替那些不理性的人作主。先不说一个法律或政策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不理性的人”，而是所有的人。重要的问题是：谁有资格对他人的理性与否作出判决？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去选择有限的手段，尽力达到目的。行动面向着未知的未来，必然面对着不确定性，谁也没有办法能够保证自己的行动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用行动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理不理性，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总而言之，在市场上，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行动而负责，行动的结果是由自己而不是由别人承担。所谓的外部性，大多是产权不清的结果，谓之“公地悲剧”。非市场的话，每个人都被纳入“公共决策”的范畴，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此被统计成一个个数字，不管你愿意与否，都要为别人的决策承担后果。市场与非市场，自由与奴役，你选哪一个？

文丨乌里单刀每每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质量事故或伴随着人祸的天灾，并且迅速成为街谈巷议的社会热点时，常见的评论文章多数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评论：人性和制度。这些评论文章的内容总结起来主要就是指责人性的贪婪，痛惜制度的缺失，指出是坏的制度放大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只有好的制度能够抑恶扬善。因此要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才能防止和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先不管什么是人性，况且人性善恶的争论从古至今也没有争出个终极对错。但其实米塞斯一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早已终结了这一无聊的争论。“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总归是行动人欲望的满足。”至于满足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谁都无权决定什么会使他人更快乐。虽然米塞斯说，“对这一事实的确认，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无神论和宗教之间的对立无任何关系。”但下一句“有些人只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另一些人体会到他人的困难，而且把它视为自己的不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则证明了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利他是由于富有同情心的人们看到他人的困难，起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人的困境使自己不安，所以只有帮助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才能消除这种不安。通过帮助他人而使自己快乐，就是通过利他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既然人人利己，从目的上讲就无所谓善与恶了。因为追求快乐或幸福是唯一的终极目的，这一终极目的是一种基据（作为论据的事实），人的行动学对其持完全中立的态度而不加任何价值判断。人的行动学的研究对象是手段。它评价手段的唯一标准，是看选择的手段是否适于实现既定的目的（追求幸福）。行动学是价值中立的，对手段的评价只有适合与否，同样无关善恶。（评价善恶或正义与非正义是伦理学的范畴）。人的行动学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实现人的终极目的——幸福的最适合的手段。在市场经济里，通过和平的分工协作，人人都通过生产与交换取得自己需要的财富。交易是互惠互利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润，不是因为他的同胞身处困境或不幸，而是因为减轻或完全消除了同胞的不适之感。”“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处于不利地位是由于对未来缺乏远见。如果每一个人和市场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准确而及时预见未来，并据以行动，则大家都处于一种愉快的合作中。……但人终究不是全知的。”“有些社会问题，必须从整个市场制度的运行来判断。能够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正是以下这个事实：那些比别人能更好预测未来的人们更能赚钱。如果为了在市场变动中受害的人的利益而削减利润，则不仅不能改善供需状况，反而会使情况更糟。”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人的终极目的——幸福的最适合的手段，那么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实行了这个制度呢？答案是没有。所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历史上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大概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后的一二百年间，期间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是当时的人们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事实上，“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古老法律、习俗和偏见，并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行会陈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也正是他们贬低了征服者和剥夺者的威仪，并颂扬由商业活动产生的社会利益。假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观念未被经济学家彻底清除，那么任何一项伟大的现代发明都不能为我们所用。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而另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也强烈而有力的批评了19世纪的法国的诸多法律制度。他指出关税，贸易保护，补助金，补贴，优惠政策，累进所得税，义务教育，就业权，利润权，工资权，获得救济的权利，生产资料权，无息贷款，等等这些都是法律授权的掠夺行径。巴斯夏还批评了执照制度，“不管是谁，假如想当出庭律师，内科医生，……药剂师，印刷工，屠夫，甚至面包师，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所有这些，都是劳务的一种具体形态，然而，法律却禁止随便进入。于是，那些已经获得执照的人就可以肆意抬高他们的价格。最后就变成了，仅仅拥有这种执照本身，也具有很大价值，哪怕什么劳务也不提供。提供这些劳务必须具备相应的证书，对此，我无话可说。但是，说实话，最灵验的证书就是有人接受他们的劳务，并向他们付款。”好了，再来看看我们的社会评论作家是怎么呼吁完善制度的。他们以为，制定法律然后按法律办事就是法治，就是完善制度监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较好的治理便以为这些国家的制度都是好的。但制度不是笼统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由诸多法律法规构成的用以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必须区分发达国家制度里的哪些法律与良好的社会治理具有因果关系，否则就会不分精华与糟粕，把好的坏的东西都一起引进来。比如说他们呼吁的“加强监管”，几乎就是执行严格的行政准入制度，即更加严格的执照和牌照制度的同义词。他们不明白，个人权利的保护只能通过制止侵犯行为和事后的惩罚而实现，而限制个人进入某个行业恰恰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某人进入某个行业并不必然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法律应该制止那个特定的侵犯消费者权利的个人，而不应该打着维护消费者权利的旗号去限制个人从事某个行业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人的终极目的——幸福的最适合的手段，私有产权是其不可动摇的根基。越是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越是接近自由市场，这样的社会就越繁荣，人们的生活就越富裕和幸福。试问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富裕、更幸福呢？因此我们可以说，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就是好的法律。反之则是坏的制度，坏的法律。当前的情况常常是，对社会和平分工协作不利的坏制度被以“与国际接轨，学习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名义引进来，对社会和平分工协作有利的好制度则被以“不适合国情”为由拒之门外。而正是缺乏正确的经济学知识的社会评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常常在引进破坏社会和平分工协作的坏制度当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舆论鼓吹手，影响极坏。尽管他们可能怀抱着良好的愿望和真诚的善意。制度是由人们的观念决定的：“社会乃人类行动之产物。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有的某些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时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的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导，它将预先思考了事物付诸实践。”当然，人的观念也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每个人都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中。……一个真实的人作为家庭、种族、人民以及时代的一员而活着。同时也是一国的公民、社会团体的成员以及某个行业的从业者。他有时候受到一定的宗教、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政治思想的影响，他的行为受到他通过环境获得的意识形态的指导。”“然而，这些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人类思想的产物，当新思想成为旧观点的一部分或替代了被抛弃的观点的时候，意识形态就会改变。”并且，“许多思想是被人的自然环境刺激引起的反应，但是，这些思想的内容不是环境决定的。对相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个人以及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现实中确有一种力量对人们的观念进行着有意的塑造，并且这样的塑造似乎也十分的有效。他们通过塑造相应的意识形态而成功的维持着现存制度。但这并不能说明是制度了决定观念，因为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是执行制度的人有目的地对民众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观念决定了制度。因此，要建立并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或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制度，首先得从观念上着手，大力推广、普及人的行动学知识，尤其是其最重要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知识指引，就会像这些社会评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样，怀着良好的愿望去呼吁设立那些限制私有产权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那这便正好应了那这句话：“通往地狱之路，往往由善意铺就”。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文丨乌里单刀据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某位领袖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读书越多越糊涂；一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对此说明和解释为：第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读的是孔孟之道，孔学名高实秕糠，所以读书越多越糊涂。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将知识用于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资产阶级说话，所以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既不会因为是伟人说的就是正确的，也不会因为它是「坏人」说的就是错误的，正确与否只能交由逻辑来检验。但如果把违反行动学法则、干涉和限制他人自由以及侵犯他人财产的行动视为「反动」，那么读了错误的书，学了错误的「知识」，并以这错误的「知识」去指导自己的行动，自然可能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原本，人生于世上，为了生存和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必然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价值判断，采取相应的手段去行动。这一切就像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一样自然，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指导我们如何行动，也不需要知识分子教我们如何生活。人的欲望和需求无所谓好坏，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更好的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只要行动不受人为强制的阻碍，我们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采取自认为合适的手段去达成这些欲望和需求。这是我们作为人的理性所赋予我们的能力。理性不代表不会犯错。不会犯错的不是人，而是神。当经济学家以「人的理性有限」为由去鼓动法律（国家）去干预和限制人的行动时，这些同为「有限理性的人」的经济学家与国家官员又何德何能僭越神的角色？原本，一个人从婴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般都会从父母和社会那里学到一些关于物权的朴素的人生道理，比如「未经他人同意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不能偷窃也不能抢劫他人财物」。不能偷窃和抢劫他人财物，无疑是得到古今中外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偷窃和抢劫他人财物，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违法和犯罪行为。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抢劫是对的。然而，一些知识分子发明了许多使抢劫合理、合法化的「知识」，如阶级矛盾、剥削、贫富差距、无知之幕、社会福利、社会成本、知识产权、平等、博爱……这些怀抱美好愿望的国家主义者、社会工程师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人间天堂，与心怀鬼胎的权谋者不谋而合，共同树立了一尊新时代的神——Country。利用国家的强制力，他们把这些「知识」通过学校、报纸、书籍、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互联网灌输给了人们。于是，学生受了数年教育之后就难免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尽管他们对人的行动学法则和社会运行的本质一无所知。最坏的是，受了这些「知识」蛊惑的人们开始毫无廉耻的仇恨富人，鼓吹起合法化的掠夺。人类的嫉妒心引起的犯罪冲动终于有了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非黑白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正好应了那句话：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人生愚昧识字始」，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正如我的朋友老林说的那样：「未受教育时，人对天理是清澈明了的，受了教育后反而被蒙蔽了。」比如某部电视剧里，农民拿自己家的鸡蛋卖给贩子，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农民和贩子都对「投机倒把」不以为然：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财产交换，没有伤害其他任何人，有什么错呢？倒是受了教育的女记者义愤填膺，举报了鸡蛋贩子。不识字，没有知识仅仅是愚昧无知，干坏事也不会理直气壮。受了教育，接受了错误的「知识」，除了同样的愚昧无知，还会毫无廉耻的干起坏事，因为他们自以为接受了正确的教育，得到了正确的知识。当然不是说教育不好，更不是说知识和科学不好。人类近三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正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正确的经济学知识解除了对人的行动自由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限制的结果。但是现在，人的行动自由的敌人——干预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想仍然在流行肆虐。教育也早已成为这个世界普遍的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通过把谬误包装成知识和科学去毒害和驯化人们，使人成为不会思考和怀疑，只会复述被灌输观念的一部部「人形复读机」。这些「人形复读机」被反市场的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病毒所感染，只会机械的重复着「资本家剥削无产者，那睡是公民的义务，自由市场是丛林，自由主义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贫富分化，免费福利，人权，平等，博爱」等话语。毋须忌讳，我也曾是这样的「人形复读机」。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安装了强大的「杀毒软件」——奥派经济学与伦理学，基本清除了头壳里的病毒。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虽然看清了理论与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有时看到传播自由观念文章后面那一大批的曲解市场经济的评论，心情会郁闷到极点。还是朋友老林说的：「教育国家化之后，每一个怀揣天道者都成了肖申克，不得不与强大的国家机器作着艰辛无望的抗争。」（「怀揣天道者」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的「反动」）干预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由意志主义者有什么？除了正确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知识，我们一无所有。曾经有位老师批评说，有些奥派读者没有米塞斯的风骨。我觉得这话批评得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由意志主义者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少数中的少数，异类中的异类，注定了要在黑夜中踽踽独行。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勇气，没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自由意志主义者也难免会迷失在黑夜里，甚至堕落、败坏。不过，说到悲观，有谁会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米塞斯更能体会到身处危机与绝境中的那种悲观与绝望呢？米塞斯永远都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2019年11月14日题图：Claude

凭什么你节假日加班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加班费，或在家叹着暖气享受惬意的假期，却要求别人节假日正常上班、摆摊卖货，吹着寒冷的北风，不准涨价，以平时的价格把商品卖给你？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文丨乌里单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近年来，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发达，在各路公知的“启蒙”或鼓噪下，这一句口号日益为人们所知。然而，喜欢喊这句口号的人却又常常呼吁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等各种免费福利，而且一会儿要立法管制这个，一会儿要立法监管那个。不得不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人所呼吁的做法，无一例外，正是对私有财产的大规模的侵犯，与他们所喊的口号相悖。他们根本不知道财产权为何物，更不知道法律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什么是财产权？什么是法律？财产和法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19世纪法国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用缜密的逻辑、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了非常明析和有力的经典论文----《法律》。巴斯夏说，“生存、能力、吸收利用——换句话说，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从自然、从上帝那里获得了保卫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因为它们是构成或维系生命的三个基本因素。这三大因素是互为补充的，要理解它们，三者不可缺一。因为，如果我们不延伸我们的人身，那我们如何具备各种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扩展我们的能力，那又何来财产？”的确，如果我们自己的身体都不归自己支配，连呼吸、进食都成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生存？如果我们不能自由的采集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用于满足我们吃的、穿的和住的欲望的各种物品，我们也不能够生存。如果我们不能支配自己采集到的自然资源，不能支配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用于满足我们吃的、穿的和住的欲望的各种物品，我们同样也不能够生存。如果把人身看作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财产，而其他财产是人的能力的延伸，财产权不被侵犯就是自由的状态，那么财产权就是唯一的权利。巴斯夏又如何定义法律的呢？“法律乃是行使天赋之正当自卫权利的组织；它是用集体性暴力替代个人的暴力，它只能在它有权行使之范围内行使，只能做它有权做的那些事情：即确保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之安全，使正义之治降临于所有人。”“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保卫他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甚至可以使用暴力，那么，若干人也就有权团结起来，获得某种共识，组织某种集体性暴力，以正规化地提供这种防卫服务。”“因此，集体性权利的基本准则，其存在的理由，其合法性基础，乃在于个人之权利；据此，我们可以说，集体性暴力除了它所替代之个人性暴力的目的和作用之外，不可能具有其他的目的和作用。”“如果个人使用暴力侵害另一个体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的行为不可能是合法的，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运用集体性暴力摧毁某个人或某一阶层之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也不可能是合法的。”巴斯夏认为，“并不是由于人们制定了法律，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才得以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人们才去制定法律。”真是非常精彩又简明易懂的一连串论述！逻辑上，如果说A赋予B某个东西，首先A得拥有这个东西。我给你一颗糖，首先我得拥有这样一颗糖，不管这颗糖是我买来的还是抢来的。如果权利是由法律所赋予，那么法律的权利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假如法律什么都不做，自然，只要人们愿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都是可以的。则显而易见，如果说“权利是由法律所赋予”，那必定是因为法律先从人们手里夺走了这些权利！不过，我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与法律孰先孰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定法律的目的。我相信，所有人都不愿意被掠夺，因为就算是掠夺者本身，也不会希望自己的掠夺所得被另一个掠夺者抢去。但很明显，愿意通过掠夺取得财产的却不是所有人，至少我不是这样的人。虽然总有信奉丛林法则的人睁着双眼说瞎话，“人人都有一颗抢劫之心”。这种说法显然是诛心，或者以已度人，也不符合现实。现实中大多数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去生产和交换来取得财产收入的。就算是掠夺者，也不敢明目张胆声称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掠夺人们的财产，而总是打着各种充满欺骗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旗号。因此，所有人都不会不同意，或至少表面上不得不同意，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确保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之安全”。从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来看，法律是集体的防卫性暴力，只能针对侵犯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之安全的行为作出自卫反击。法律只能通过制止和惩罚不正义的行为来实现正义。“把法律的正当功能扩大到其正当的暴力范围之外，（法律）就不可能是正当的了。”事实上，“使法律得以存在的，不是正义，而是不正义。只有在不正义不存在之时，才能获得正义。”在假构的鲁宾逊一人世界里，因为不存在（第二个人）侵犯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之安全的行为，也就不存在防卫的暴力，没有制定法律的必要。假设突然多了一个人，如野人星期五。如果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同样不存在防卫性暴力的必要。正是在鲁宾逊和星期五发生冲突的那一刻起，在（不管是哪）一方侵犯另一方的攻击性暴力发生时，才同时激起了防卫性暴力，产生制定法律以制止和惩罚不正义的行为的欲望，使法律得以存在。让法律赋予人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等各种免费福利，正是把法律的正当功能扩大到其正当的暴力范围之外，所以这样的法律不可能是正当的。因为：“法律并不是一只自己会产奶的乳房，法律所分泌的乳汁除了取自社会外，不可能凭空自天而降。如果不迫使某个公民或某个阶层奉献出自己的财富，那么，国库是不可能用这些财富来造福于另一个公民或另一个阶层的。如果每个人拿出某些财富，然后又能获得同等数量的财富，那么，你的法律确实不是掠夺性的。然而，这样的法律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也根本不能促进收入的平等。法律要想成为实现平等的手段，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一个人那儿拿走财富，送给另一个人。而这恰恰就是掠夺的办法。”巴斯夏对掠夺对着非常清晰的定义：“如果财产未经其所有者的同意，未给予补偿，不管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欺骗，将该财产从拥有它的人手里，转移到并未创造它的某个人手里，我就要说，财产权受到了侵害，发生了掠夺行径。我觉得，这种行径，恰恰是需要法律予以查禁的，不管其发生在何时何地。如果法律本身就干下了这种它本来应当予以查禁的行径，我要说，它仍然是一种掠夺行径，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掠夺行径。”按照掠夺的定义，人们为了生存，占有和采集无主的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用于满足我们衣食住行等欲望的各种物品，自然没有侵犯谁的财产。法律以环保、动保等名义禁止、限制人们去占有、开发无主的自然资源，正是做了和它本应该做的相反的事情----不保护反而侵犯人们的财产权。法律以其本身名义占有无主的自然资源，本质上与野蛮时代的君主、帝王所做的并无二样，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市场经济下，人们利用自己财产去生产，用产品、服务去和其他人交换自己的生活所需，自然也没有侵犯谁的财产，也不需要什么人批准。张三卖产品给李四，或为李四提供服务，需要得到王五的批准吗？不需要。张三拿自己的私产去和李四交换，并没有妨碍到包括王五在内的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批准张三做或不做什么。到此为止，多数人是正常的，但是把王五替换成法律，多数人就蒙了。其实只要我们了解法律的定义和内涵就会知道，个人不能做的事情法律亦不能做。由个人来做的事情如果是侵权，由法律来做同样是侵权。因此所有的行政许可，包括各种生产牌照、经营执照、执业资格等各种限制人们生产和交换的行为，都是对财产权的侵犯。同样，不管张三拿自己的私产去和A国的李四还是B国的彼得交换，都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财产，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那么关税壁垒、补贴乃至禁止某些货物的进出口等等贸易保护法律就是对对财产权的侵犯。生产和交换是人们获取财产的经济手段，也是唯一合法的手段。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我们之所以愿意放弃自己的东西去交换别人的东西，一定是因为我们更需要别人手里的东西，并认为别人的东西比自己放弃的东西价值更高。每个人都想以更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些代价和利益都是主观的。只要人们觉得交易之后的处境优于交易之前，即收益大于成本，人们就会交易。交易是双赢的，交易也必然是自愿的。我们有权利以任何价格售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我们不愿意以某个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或购买别人的产品，说明卖出价格过低或买入价格过高。如果张三强迫李四以一百元一斤的价格买下他的大白菜，或者李四强迫张三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卖出他的大白菜，这能叫做交易吗？不，按照掠夺的清晰定义，违背当事人自愿的“交易”不是交易，而是掠夺！法律设置最低价格（如最低工资），或最高价格（如最高房租）等任何价格管制都是强买强卖的行为，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其他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然后交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你能呼吁法律提高自己的产品价格，压低别人的产品价格，为什么我不能呢？最终结果就是互相抢劫，“合法的掠夺”大行其道。最初是一小撮立法者进行合法的掠夺，然而，这将开启一个过程，那些遭到掠夺的阶层不会争取消灭法律之扭曲，而是拼命争取自己也参与掠夺。“似乎在实行正义的统治之前，每个人都必须体验一番残酷的报偿似的——有些是由于其邪恶，有些则是由于缺乏理解力。”并且，在很多人看来，法律即正义，法律上规定的东西就是正当合法的，于是他们就陷入混乱、陷入矛盾之中。普遍的合法掠夺使道德和法律对立起来，其结果是道德上的混乱：“如果法律与道德彼此冲突，公民将不得不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丧失道德感，要么不再尊重法律。”“合法的掠夺”也是当今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乱象的根源：“假如我们允许法律偏离其正当目的，不是保卫财产权而是侵害财产权，那么，每个人必将争相参与立法活动，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掠夺，或者是为了利用法律进行掠夺。政治问题就将总是压倒一切，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立法大厦的门前将争斗不止，大厦内的斗争也一样激烈。”总而言之，法律的正当目的是保卫财产权而不是侵害财产权。法律要通过对不正义行为的制止和惩罚，以防止不正义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消除不正义来实现正义。而不是直接去做那些正义的事情，比如救助弱者，为消费者鉴别不良生产者等等。法律要在人们受到侵犯时能够去制止，或者在事后惩罚这些侵犯行为。它不能在侵犯行为还未发生，就以保护一部分人的名义先去侵犯另一部分人的财产——“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为了保护一部分人的财产不受侵犯，首先要侵犯另一部分人的财产，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矛盾和荒谬的。据说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应该禁止人民拥有武器，甚至由法律垄断防卫性暴力（某些国家几乎没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原本我们为了更好的保护人身、自由和财产，行使防卫性的暴力，根据这种共识团结起来，组织起集体性暴力，以正规化地提供这种防卫服务。结果这种集体性暴力居然凌驾于赋予其正当性合法性的个人的防卫性暴力之上。这样的集体性暴力（法律）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从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来看，我们可以自由的组织起集体性暴力，正规化地为自己提供防卫服务。如果原先的防卫服务组织干起了与其目的相反的事，即侵犯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我们当然可以撤销这个组织。同时，如果我们可以自由的组织起集体性暴力，这些提供防卫服务的组织将是竞争性的，并且是市场化的。因此，只有理解了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才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注：黑体字部分文字摘录自下面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财产、法律与政府》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本文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愉悦感。

文丨乌里单刀中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最后导致贫穷的无产阶级与富裕的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米塞斯指出，「关于资本主义时代有着特殊的财富集中趋势的学说，纯粹是一种臆造，为它提供某种历史依据的尝试不仅是无望之举，而且会得出恰好相反的证据。」首先，收益递减定律限制着企业的规模，现代资本主义也在同样程度上发展出了使人能以小财富干大事业的企业形式。比如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是共有的，属于若干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可能本身也是股份公司，当它向社会发行股份以募集资本时，所有权就更加分散为众多的小股东持有，这些事实与资本集中学说截然相反。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增加财富唯一可能的办法是通过交换。只有在非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也就是武力至上的社会，强者可以通过暴力，弱者通过请愿来取得财富。当今世界并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就算是被誉为「灯塔」的美国，也有着大量的权力干预。强者或与政客勾结，或直接雇用说客游说政府，或利用媒体煽动「民意」；弱者则诉诸民主，以集会示威向政府施加压力。总之，二者都是利用政府的强制力去获取各种政策补贴与福利。通常来说，强者的影响力和掌握的话语权会比较大，所以人们把这种「资本主义」称「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不过，更应该称它们是暴力干预的市场经济或受束缚的市场经济。很多朋友会对一些美国富豪支持高税率的言论表示赞赏，然而这其实是富豪维持其地位的一种手段。因为高税率会打击那些中小企业，使他们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去扩张，失去成长为大企业的机会，当然也失去了威胁现存大企业的能力。而各种各样的执照、牌照，环保、动保、福利、食品药品安全以及知识产权等管制是严重阻碍普通人通过创业致富的拦路虎，比如对工商注册的场地场所的限制，禁止利用住宅进行工商业活动；对生产、经营场所面积和设备设施等作出严苛标准；对企业从业人员学历、执业资格的各种限制；以及对生产、经营流程各种详细苛刻的法律规定等等。这些管制毫无疑问会增加成本，加重企业的负担，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以及想要创业的潜在的竞争者，实际上制造了垄断从而维护了现有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地位。一些人误以为为市场经济辩护就是为资本家辩护，其实市场经济并不保护既得利益。资本家只有把资本投入到消费者较迫切需求的行业，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才能保持和增加他的资本，否则就会被消费者无情的抛弃，从而失去他的资本。因此，对市场的粗暴干预才是扼制了穷人的上升通道，使富者恒富、贫者恒贫，所谓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有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它认为社会的财富都是一定的，如果某些人占有的较多，其他人必定占有的较少。但在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财富不是静态不变的，交易是双赢的，大家的财富都会增加。某些人的富裕意味着其他人的贫穷，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这种假设也许适用于没有劳动分工的武力至上的社会，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富人也很难长期维持自己的财富。有句话说「人找钱难，钱生钱易」，好像钱会自动的「生出」更多的钱似的。其实不然，「财富不能增长，得靠人使它增长。为此需要企业家的成功行动。只有持续存在着、幸运的投资，资本才能进行再生产、结出硕果和保持增长。」从现实中我们也都知道，尽管在知识产权等权力干预的情况下，电子数码行业的技术革新非常快，智能手机等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如果企业跟不上消费者的需求，对未来的预测偏差太大，就会受到消费者的无情淘汰，资本家、企业家就会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也即失去资本。不管是企业家的投资还是资本家借给企业家的投资，从性质上说两者所冒的风险是一样的，放债人也会并且常常失去他的财富。真实世界永远不可能消除不确定性，「作为安全投资的永久性资本投资是不存在的。每一种资本投资都是投机性的，无法绝对有把握地预见它的成功。」富人有一种维持财富的方式：把财富转化成地产。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再是商人和企业家了，而是变成了地主，尽管他们之前在贸易和工业中致富。而没有寻求土地庇护财富的家族会很快就成为藉藉无名的穷人。不过，把财富转化成地产并不能增加他们的财富，而只是维持财富，并把它们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但是仅仅维持财富也有不小的难度，因为在没有增加而只是维持原有财富的情况下，如果每一代继承人都超过两人的话，这些财富也会不断地分散、摊薄。就算富人的后代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也不一定能通过成功的投资而补充他们所消费掉的资本，那么再雄厚的资本也会「坐吃山空」。所以，「从持续增长这个意义上说，世代昌盛的古老财富是不存在的。」最后，「相对贫困增长学说」是一种煽动嫉妒和仇恨的邪说。这个歪理邪说讲的是：原来大家都一样的贫穷，都是住狭小的单位宿舍，蹬自行车。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张三住上了相对宽敞的新式公寓，开上了廉价的国产小汽车，李四却住上了别墅，开着进口豪车。看到了李四的舒适豪华张三就越发感到自己的贫穷，所以相对而言张三更加不幸了，社会苦难变得更大。一个正常心理的普通人都会觉得这种理论是多么的荒谬。米塞斯对此评论道：「如果资本主义改善了每个人的经济地位，它没有将所有人提高到同一水平便是个次要问题。不能仅仅由于一种社会秩序帮助此人多于帮助彼人，就说它是坏的。如果我的生活变好了，那么其他人过得更好对我有什么害处呢？仅仅因为有些人变富，其中少数人变得很富，就要摧毁使大家的需要日益得到更好的满足的资本主义吗？」实际上，这个「相对的社会贫困日益增长的学说」，主要作用是通过煽动阴暗的嫉妒心来制造民众的不满，从而为各种干预市场的政策提供理由。所谓「社会贫困的日益增长」其实是指嫉妒心在日益增长，嫉妒的强度取决于嫉妒者与被嫉妒者的距离，距离太大，人就不会把自己同被嫉妒者比较，事实上也感觉不到嫉妒。但是距离越小，嫉妒就越大。这里的距离，不仅是收入的差距，还有空间的距离。比如我和马化腾的收入距离的确非常大，但我就可能会坦然承认我们之间能力上的差距而不去嫉妒他。相反，如果我的同学与我背景差不多，甚至学习成绩还没我好，毕业几年后收入却比我高两倍以上，那我就有可能嫉妒他，从而制造出一些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懒惰。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并不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只有非市场经济都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从而使「阶层固化」。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让你享受三观重建的快感。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本文略有删改，阅读全文需要6分钟左右]文/乌里单刀顾名思义，所谓应然，就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意思，而实然则是指“事物实际上是这样”。吉恩·卡拉汉在《真实的人的经济学》中说道：“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文丨乌里单刀假设有一个王国，国王立法规定必须使用方形的轮子，禁止使用圆形的车轮，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能证明「圆形物体滚动时受到的阻力更小」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吗？肯定不能。相反，这个王国的所有人还要承受不遵循科学带来的后果。不要以为上面这个假设很荒唐，现实中「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的王国离我们并不遥远。什么是科学？用一句话归纳，科学就是人类探索研究感悟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的总称。简单的说，科学理论是关于事物规律和因果关系的知识。那么科学理论是否正确与社会现实又有什么关系呢？科学理论仅仅是一种知识，你遵循与不遵循它都在那里。你就是要把轮子造成方形甚至三角形，谁也拿你没办法对不对？但你无法否定「圆形物体滚动时受到的阻力更小」这一知识的正确。以上说的是自然科学，其实关于人的行动科学也是一样的道理。人的行动学是类似于数学和几何学的科学，其最发达的分支是经济学，除了从它的演绎推理过程中找逻辑漏洞，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证实或证伪它，而社会现实恰恰不过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为什么现实（历史）经验不能证实或证伪经济学理论？有求知求真欲望的朋友可以去找米塞斯的《理论与历史》来读一读，这里不展开。当然，有些聪明人会说，奥派经济学是正确的，理论上也无法反驳。问题是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完全遵循奥派的经济学理论来施政啊？没有人应用的理论再正确又有什么用？不现实嘛！就像「不圆轮王国」那样，虽然现实中方形的轮子是不太令人满意，但是大家都在用啊。你们奥派就是太理想主义了，乌托邦！每当遇到这样的反（杠）驳（精）总是会让我郁闷三秒。程咬金还有三板斧呢，但这些聪明人只用一板斧就足以横行江湖了：国有企业虽然不好，但现实中哪个国家没有国有企业？公立教育虽然不好，但现实中哪个国家没有公立教育？公立医疗虽然不好，但现实中哪个国家没有公立医疗？自由贸易好是好，但是现实中哪个国家没有贸易保护？自由市场好是好，但现实中哪个国家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尽管理论如何如何，但是现实中却如何如何」是个万能句式，几乎可以杠遍天下无敌手。总而言之，不管你的理论有多么的正确，多么的漂亮，老爷的拳头比你的大，也比你的硬，就是不允许你这样，结果你只能那样，造成了既有现实之后，再以现实来否定你的理论。最终结论就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试问你服不服？的确，在垄断的侵犯性暴力之淫威下我们不服不行。但问题是，你姓赵吗？你属于拳头大的那一方吗？如果不是，你以现实否定理论，为他们辩护是不是很斯德哥尔摩？奴才为主子对其奴役的合理性而辩解，为这种奴役提供观念上的支持，继续维持现实，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不管理论多么正确，你当然有不相信它、不遵循它、不应用它的自由。你尽可以用最高的代价交换最小的收益；你也可以相信别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欲望和需求；你还可以相信没有利润机制，和你一样普通的人照样可以尽心尽力为你服务。但是你得明白，凡事有因必有果，由错误理论支持的法律和政策实施的不良后果，最后必然要由你我承担。不要以为你不应用科学理论，科学就不起作用。科学规律永远都在起作用，不遵循它和蔑视它的人们必然会受到它的惩罚。「尽管理论如何如何，但是现实中却如何如何」不过是「存在即合理」的变异。这句话表面上承认理论的正确，实际却以「不现实」为由否定之。聪明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果社会现实可以否定科学理论，那么社会还如何进步？观念（知识）先于行动，理论先于现实。观念只有被人认可才有可能被付诸行动，理论只有被人们接受才可能成为现实。正是因为人类不断地抛弃错误的理论，用更加正确的理论知识指导自己的知识，社会才得更加文明更加繁荣。假如古代人类也像现在的某些人这样「聪明」，以「不现实」的理由去否定科学，拒绝把正确的理论应用于现实，那么科学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实践，社会就永远在「现实」中原地踏步。现实（干预）拒绝理论，理论不能应用于现实，所以理论不现实、没有用，这明显就是以结论为前提的套套逻辑，错得太浅。2019年09月30日题图：Henri

文丨乌里单刀人的行动公理其实已经蕴含了交换的概念：人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欲望的满足，把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交换」成比较令人满意的状态。而交换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交换的目的不限于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爱心人士放弃闲暇时间从事公益活动所获得的精神上的满足，也是有目的的经济行为。交换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品交换，还包括物品状态的改变。例如，牺牲木棍与打火石以换取火焰，也算「交换」，这是广义的交换。从这些意义出发，米塞斯也把经济学称为交换学。广义的交换还有很多，除了上述火焰的例子，所有的生产都是「交换」：把自然资源交换成原材料，把原材料交换成半成品，再把半成品交换成成品。运输也是生产，是把某地的商品「交换」成另一地的商品的过程。这些交换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把现在财货交换成未来财货，而人有时间偏好，相比于遥远的快乐和享受，人们一般都喜欢现在的。因此人们总是认为现在同等数量财货的价值大于未来同等数量财货的价值，二者的差额就是利息。时间偏好是利息的来源。个人时间偏好表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时间偏好率，社会时间偏好率又决定并等于一个社会中的纯利率（又称「自然利率」）。经济体中随处可见现在财货对未来财货的时间市场，不仅是在借贷市场中存在，在所有的生产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自然利率」。在借贷市场上，我们把钱借给他人（如银行），是用现在的钱交换未来的钱。在生产上，资本家-企业家在现在投入资本，购买或租用土地、资本品以及雇用劳动力，从而购买未来从最终产品销售中获得收入的预期，是以现在财货交换未来财货。在自由市场上，由于资本家-企业家都会力图赚取利润而避免亏损，经济将趋向于一般均衡（注：一般均衡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资本回报率和长期利润率也将趋向于「自然利率」。狭义的交换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物品的交换。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这样的交换。比如某天早上，你在某餐饮店花8块钱吃了一碗老友粉，就是一种交换：你用8块钱和早餐店老板换得一碗老友粉；而早餐店老板则用一碗老友粉换得8块钱。你的8块钱又是从哪来的呢？如果你是个老板，那么这8块钱是你用自己的产品和顾客交换得来。如果你是个普通职员，那么这8块钱是你用自己的劳动服务和你的老板换来的。你的老板就是你劳务的消费者。交换是双赢的。市场上每一个人总是通过与他人交换产品和服务而获得利润，个人利益上不存在冲突，社会是和谐的。为什么交换是双赢的？为什么交换能获得利润？这得从主观价值论说起，价值不是如某些教科书说的那样是客观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它的需求，如果没有了人们对某物的需求，就算当初生产它时花费了多少成本，此物也照样一文不值。比如，随着手机的出现和普及，人们对寻呼机（又称BP机）的需求就逐渐消失了。假设当时（人们对寻呼机的需求消失之后）有人错误地预测了未来，仍在生产这些寻呼机，那么不管他付出了多少成本也不会有人去买。所有与整个寻呼机产业链有关的生产资料，如果是非专用要素，比如土地和劳动，就会投入其他行业；如果是专用要素，那就只能闲置或拆毁当废品回收。此外交换也不是等价的，不存在「等价」的交换。哪怕看来是一模一样、价格也相同的两个商品，在同一个人的眼里价值也可能不一样，他可能会更偏好某个颜色甚于其他颜色。更不用说不同的人对同一商品的评价了。逻辑上讲，如果双方均认为各自手里的商品价值是相等的、没有差别的，为什么还要交换？难道是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么？事实是，我们之所以愿意和别人交换，肯定是和自己手里的物品相比，我们更迫切需要对方手里的物品。为了更好的解释不等价交换，我们暂且把交易媒介——货币撇开，想象一个直接交换的例子。假设我喜欢萝卜，但我手上只有一棵白菜，而你喜欢白菜，但却恰好有一根萝卜。我们俩遇见的话会怎么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爱但手上没有货，就会促成我们之间的交换。交换之后，我得到了在我看来价值更高的萝卜，你得到了在你看来价值更高的白菜。皆大欢喜，我们双方都得到了更大的满足。这「更大的满足」就是利润，是我们各自对萝卜与白菜不同的价值评价之间的「差额」。只不过价值评价是主观的，这个「差额」不可以测量，也没有任何尺度能够测量。所以利润是心理上的，不同于会计学上以货币计算的利润。那我们交换的成本是什么呢？我为了得到你的白菜而付出的成本可能是我自己吃这根萝卜获得的满足，也可能是把它送给别人获得的满足。成本是我因放弃这根萝卜而放弃的诸多欲望满足中最迫切的那个欲望满足，又叫机会成本。简而言之，机会成本是我们所有的选择中价值评价第二高的选择，因我们选择了评价最优的选项而失去的次优「机会」。成本取决于我们的主观价值评价，与会计学中的成本无关。以白菜计算的萝卜的价格与我得到这根萝卜的客观成本无关。这根萝卜可能是我自己种的，也可能是捡到的或者别人白送的，不管我当初为了得到这根萝卜付出了多少代价，那已经是过去时，是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因此，成本与收益都是主观的。奥派经济学秉持彻底的主观主义，哪怕是功利主义计算也会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去计算他人的成本与收益。因此真正的财富是我们从商品（给我们的服务）中获得的满足，而这些财富可以从交换中产生，限制交换就是限制财富的产生。如果法律限制我用白菜交换你的萝卜，那么我们各自的欲望就都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将赚不到利润，财富的产生也就被阻止了。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保护国家经济命脉、保护国产、消除减少贸易逆差、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用法律去限制乃至禁止人们的交换。法律，成了各国政府毁灭财富的大杀器。交换如此重要，它是我们追求财富、满足欲望以及改善自身不满意境况的最佳手段。并且，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行动人欲望的满足。至于满足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谁都无权决定什么会使他人更快乐，谁也无权代替他人做选择并决定他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财产。为了使我们更好的追求快乐或幸福，我们必须拥有交换的自由，必须完全完整的支配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应违背我们的意志去限制我们的人身和使用自己财产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奥派经济学比任何其他经济学说更彻底更强烈地反对一切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也比任何其他经济学说更加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奥派经济学还是一门关于自由观念的学说。2019年04月03日—————上一篇：政策的经济计算何以不可能？题图：The

（图片来源于网络）[友情提示：阅读本文文字需要14分钟左右]原文以《自由市场，观念先行》为题首发于“张是之”公众号，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文/乌里单刀改革开放已逾四十年，中国从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空前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不仅中国人，就连许多外国人也搞不清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有人把它归功于“中国模式”，还有人说应该归功于“低人权优势”和“人口红利”，等等。以上这些归因是错误的，都是把相关性因素当作因果关系。事实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一个让人憋屈的现实是，无论中外，绝大多数人因为接受了错误的教育，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并因此常常把一些非市场的罪恶算到了市场的头上。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呢？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只是一个概念，是一种自愿的分工协作方式，是一种自愿的生产与交换的系统。它不是一个实体，如现实生活中的菜市场之类的市场。可以这么说，有交换的地方就有市场。就算是在干预无孔不入的地区，如朝鲜，人们也会冒着极大的风险而在黑市中进行交易，以便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迫切需求。与市场相对应的是非市场的方式。最极端的非市场的方式就是由国家来充当唯一的资本家与地主，把所有国民变成国家的包身工和农奴（不好意思，我说的还是朝鲜）。这样的分工协作无疑是非自愿的，所有的工作都由唯一的雇主，即国家来安排，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也是由国家分配给个人。个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服从国家分配；二是饿死。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虽然使人民普遍贫穷，但至少平等。平等倒是平等，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市民比农民更平等，平壤市民比其他市民更平等，干部比群众更平等，处级干部比科级干部更平等，局级干部比处级干部更平等……由于上个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许多人都觉得计划经济不可行，但完全的市场经济也行不通，必须要由政府来纠正市场的“失灵”。所以现在流行一种比较中庸的、计划+市场的协作方式，有人称之为混合经济，奥派则称之为受到暴力干预的市场经济，俗称权贵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那么纯粹的或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呢？市场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石的自愿分工协作的制度。可以这么说，一个充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就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不过可惜，历史上还未实现过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上，暴力干预市场的目的，必定要通过限制乃至禁止人们自由支配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手段才能够得以实现，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对私有财产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不同国家之间对私有财产的干预还是有程度之别的。大体上讲，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干预程度越低，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越好，市场的自由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快。一些经济学家把某些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美元—12700美元左右）后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陷阱，那也是这些国家自己挖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在放松部分管制后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公共部门。虽然改革后民间获得了部分工商业自由，激发了经济活力，社会也很快繁荣起来。但随着经济发展，国家的钱包也鼓了，大量的公共部门活得更滋润了。这些公共部门为了证明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必然要把一定的事务抓在手上，还会通过管制和干预更多的事务来扩张自己的部门，并且这种扩张是以侵蚀和压缩私营部门的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这些管制和干预不止包括福利与环保这两大杀器，还有各种各样的执照、牌照和特许（垄断）经营权，价格管制（包括最低工资），工团主义（工会），国有企业，各种政策补贴，产业扶持，贸易保护，汇率管制，货币政策，以及各种税……所有的管制和干预要么是以法律的名义合法的掠夺私有财产，如各种福利与补贴，要么是以各种理由限制人们支配与使用财产的自由，如限制人们拥有、生产和交换某些财产。前者的后果是直接减少了资本积累从而损害了生产，后者则直接抑制了生产。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停顿和倒退。除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公知说过，发达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是因为他们已经富裕到一定程度，所以对物质财富的欲望渐渐让位于公平、正义等精神上的追求。这种说法错得离谱。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了公平和正义，通过自己劳动得到的财富就不会轻易被人以各种合法的名义“拿”走，又怎么不会更加努力的追求财富呢？难道他们都富裕到每个人都住上大别墅，开上豪车了吗？难道他们都富裕到每家每户都买得起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了吗？难道他们都富裕到每年只用工作三个月，剩下九个月都是旅行和游玩了吗？……发达国家人民是不是得到了假的公平和正义？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就是以法律的名义掠夺他人来补贴自己。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法律给予自己特权，最终导致了所有人掠夺所有人，即相互抢劫的局面。为了他们的公平和正义，法律开启了更多的管制和干预，管制和干预又带来问题，这些问题又带来更多的干预（但他们会把问题栽赃给市场）。如此恶性循环，以至于在这个计划+市场的“混合经济”中，市场的因素越来越小，计划的因素越来越大。结果当然是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甚至停顿和倒退了。解决的办法是减少干预，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另一条路就是全面的管制和干预，即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行。因为它取消了市场，没有了货币，也就没有了价格。没有价格就无法进行经济核算。不能进行经济核算就无法知道赚了还是亏了，也就无法知道哪一种生产工艺更节约，更有效率。这样的生产方式必定是混乱和低效的，最终还是会走向崩溃，然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路上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二者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厦是否牢固，取决于它的基础是否牢固。市场的自由度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成正比。财产权就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一种权利主张。但大部分人没能正确地认识财产权，这是他们把暴力干预市场造成的问题归罪于市场的原因之一。人们发现和使用财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定纷止争，解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权利必然要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举个栗子，假如我用U型锁砸碎了你的汽车玻璃，甚至砸破了你的脑袋，虽然我不受干预的使用了我的U型锁，但是你的人身财产却遭到了我的暴力侵害，即你的权利遭到了我的侵犯。正确的权利观是，“我”有能力认识到“我”与其他人的权利，也具备自律的能力尊重他人的权利（动物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就不存在什么动物权利）。自由是权利的同义词，同样是普适性的。“自由的概念，只有在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有意义”。比如，我们不能说奴隶主是自由的，因为奴隶主与奴隶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自由的反面。因此，财产权意味着：任何人，包括任何打着集体名义的人都不能未经我们同意就把我们的财产“拿”走去补贴任何其他人，也不能限制我们用自己的财产去和任何地区的任何人进行交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采用任何一种适合的货币、以任何价格交换各自的财产。我们还可以到任何地方工作、生活和旅行，只要那里的人们愿意接受我们。对于无主物，如大自然资源，任何人都有权占有和利用。因为无主物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对无主物的先占先得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这样一个充分保护私有财产，自愿分工协作，自愿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就是一个实现了自由市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自由社会里，法律存在的唯一合法的理由是保护个人的人身财产不受侵犯。如果我们坚持逻辑一致的话，法律也没有特权强迫个人购买它的安保服务。一些人，如欧神，认为市场不能包含暴力。这句话的意义模棱两可，既可以说对，也可以说错，因为它没有对侵犯性暴力与防卫性暴力进行区分。市场是自愿生产与交换的分工协作方式，当然不能包括侵犯性暴力。因为侵犯性暴力是强迫的分工协作，是强买强卖，因而是非市场的，是市场的对立面。但法律是集体性的防卫性暴力，它的合法性来自个人的授权。“如果每个人都有权保卫他的人身、自由和财产，甚至可以使用暴力，那么，若干人也就有权团结起来，获得某种共识，组织某种集体性暴力，以正规化地提供这种防卫服务。”对于相信“社会契约”的朋友来说，应该不难理解这种组织集体性暴力的自由。如果原来的防卫机构无法胜任保护我们人身财产的责任，或服务质量太差，我们当然有权利解除契约，重新设立一个防卫机构来为自己服务。既然我们有权利设立一个机构，那么当然就有权利设立两个乃至多个竞争性的防卫机构来提供这些服务。这就是安保服务市场化。安保服务市场化岂不是价高者得？那穷人不是都没有办法得到正义了吗？回答是，市场对穷人和富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你去某个超市购买同样的商品，不会比富人少掏一分钱，也不会比穷人多付一分钱。至于贪赃枉法，自由市场能让我们拥有的监督与制衡手段，绝对不会少于垄断防卫性暴力时的情况。一定会有人质疑：你说的比唱的好听。事实上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根本就不现实嘛。你是不是乌托邦，太理想主义了？首先，我们从来没说过自由市场完美。稀缺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注定了人们必须克服痛苦的劳动负效用去生产以满足自己的诸多欲望。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难免的。所以不管实行什么制度，社会都不可能完美。我们只是说，相对其他方式，自由市场能更好的满足我们的各种欲望和需求。因为价值是主观的，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什么能让自己更快乐。只有在能够自由支配自己人身财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追求幸福。其次，现状如何不等于不能把理想实现为现实。正如几百年前，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在任何国家实现过，这是当时的现状，但是后来却成为了许多国家的现实。最后，制度总是由大多数人的观念所决定的。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如果观念的水位未到，就算以暴力强行实现某种制度，最终也会复辟倒退。尽管大多数人有关社会科学的观念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非给定不变，人们会寻求各种手段去突破这些“约束条件”。只有观念才能影响观念，决没有什么文化决定观念的事。东方文化更容易产生集体主义是个武断的说法。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福利主义及环保主义等集体主义，全部都是自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国内的。这些集体主义首先影响了知识分子，为他们所接受，然后他们又把这些观念传播给了大众。实际上，不管东方西方，只要能接触到正确的理论，受了错误教育的人们就有机会重新学习，认识和接受正确的观念。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想要实现自由市场，就必须坚定不移普及正确的知识，使大众接受自由的观念。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文章写得还行，请别忘了点个“在看”。以下是张是之老师创办的“一课经济学”课程，现已开通第三季，喜欢请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购买。零基础，无数学，你也可以学好经济学。逻辑彻底、让人折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助你打通经济学思维的任督二脉，享受三观重建的快感。

文丨乌里单刀假如没有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以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有利于资本家的制度，为市场经济说话就是为资本家说话。但其实，为市场经济说话与为资本家说话，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生活在19世纪法国的巴斯夏，为了实现自由贸易，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遗余力的为市场经济说话。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交易的本质是互相服务，所以彼此之间的利益是和谐共赢的。事实的确如此。想要消费，必先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正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人们才会主动去服务他人，以此换取报酬后，再去购买其他人的服务。也就是说，想要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必须先去满足他人的欲望。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主观上利己，客观上利他。市场就是如此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巴斯夏特别指出，「资本从生产总值中的绝对提取额随着资本日益积聚而增加，提取比例则下降；与此同时，劳动从中提取的相对比例增加，其绝对提取额增加得更多。资本缩减时则引起相反的效果。」因此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利益也是和谐的，这是当然的。新增的资本在拉长生产结构或扩大生产时，必然要与原有资本竞争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于是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提高了生产成本，同时增加的供给会降低价格，使利润越来越低并趋向平均水平。资本积累越多，对劳动的需求量越大。而相比其他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劳动是更稀缺的一种生产要素，所以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反之，资本缩减则意味着工人失业，工资水平下降。所以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是和谐的，是一种互利的关系。资本（品）是通向更多消费品的中转站，从石锄、石铲到铁锄、铁铲，再到现代农业机械，这些都是人类用于生产的资本（品）。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资本积累，我们才能使用现有的一切机器与工具，生产效率才得以极大提高，商品才会越来越丰富，普通劳动者也才得以享受以前连国王都享受不到的各种服务。劳动者的工资是由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发达国家工人的收入之所以高于发展中国家工人。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由大量资本支持的）更多更先进的机器与工具，提高了他们的边际生产率。资本家的以货币计算的资产看起来很惊人，但其实他用以消费的财富仅占一小部分，大部分资产都是为消费者服务的。如果他不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迫切需求，就会被消费者无情的抛弃，从而失去他的资本。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主权」：虽然从法律上说，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资本家，但如何支配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决定权却掌握在消费者的手里。但是，如果法律上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资本家就不能支配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去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求，那么「消费者主权」就会土崩瓦解。比如，法律以环保名义限制甚至禁止资本家利用他们的生产线生产燃油车，那么消费者将被迫使用「电动爹」，他们的真实的需求（燃油车）就得不到满足。反市场的人们总是一面指责资本家唯利是图，另一面抱怨上学难、看病难、房价高。但是他们却无法意识到，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意味着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机会，只要资本家能够满足这些消费者，就一定可以赚到盆满钵满。那为什么资本家却没有这样做呢？原因一定是资本家被限制进入这些领域，无法利用自己的资本去满足消费者，以至于「消费者主权」没有了用武之地。损害「消费者主权」的例子还有很多，聪明的读者可以举一反三，自行脑补。在一个行动不受限制的社会里，人人都能够利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积累自己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是银行账户里的定期存款，也可以是股票、基金和不动产等等。假如你自认为具备企业家才能，你还可以自己创业当老板，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资本品是生产资料，所有不是直接用于消费的商品都是资本品。以货币计算的若干资本品的总量就是资本。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一些资本，所以「人人都是资本家」并不是夸张的说法。为市场说话就是为社会所有人说话。一个更少干预的市场能让我们更好的利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财富，积累资本，再利用这些资本获取更多的财富。市场也照样会有贫富差距，这是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怪不了任何人。如果因为自己能力不及，赚得没有别人多而仇恨比自己富裕的人，并因而支持干预市场的政策，这其实是一种「见不得别人好」的病态心理。资本家虽然从市场中追逐利润，但厌恶风险与竞争是人的天性。消费者是无情的投票者，决定着资本家的盈亏。他们喜好无常，今天喜欢这个，明天更喜欢那个。他们永远不变的喜好是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好、更能满足自己欲望的商品。想要满足这样挑剔的消费者实在太难了，然而资本家的家产是否能维持并增加，却又取决于消费者，怎么办呢？一些奸诈的资本家不由得动起了歪脑子。比如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里，巴斯夏就描写了这样一个资本家：「贸易保护主义先生」。这位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不过，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于是无数法国人都喜欢向比利时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只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不喜欢这个样子。于是他便以「破窗理论」（实为谬论）向议员们游说，制定一项小小的精密的法律，禁止比利时铁进入法国，这样他便能以更高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也就能更快地富裕起来，从而扩大他的生产，雇佣更多工人……总之，好处多多。这样诉诸法律以谋求特权的资本家在现实中非常多见，他们或谋求直接的补贴，或谋求垄断经营权以阻止竞争。比如电动车补贴，禁售燃油车，出租车牌照等等。还有一些大资本家喜欢表演他们的道德，呼吁针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以便打击那些中小企业家，使他们没有办法积累资本去扩张，失去成长为大企业的机会，从而失去挑战这些大资本家的能力。如此一来，这些大资本家即可保住他们的财富与地位，高枕无忧了。但只有资本家才会利用法律谋取特权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医生、律师这样的高级白领到一般的蓝领工人，都有可能谋求垄断收益。他们会呼吁更严格的执业资格许可，利用准暴力机构——工会来阻止竞争，以获得更高的工资。归根结底，如果把法律限定在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上，那么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利用法律为非作歹。正是因为人们把法律当作追求利益的工具，那些动了歪念头的资本家与非资本家才得以实现他们的企图。再一次请出巴斯夏：「假如我们允许法律偏离其正当目的，不是保卫财产权而是侵害财产权，那么，每个人必将争相参与立法活动，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掠夺，或者是为了利用法律进行掠夺。政治问题就将总是压倒一切，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立法大厦的门前将争斗不止，大厦内的斗争也一样激烈」。是制止掠夺，还是加入掠夺者的行列？选择权在您的手中。题图：Frank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