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第163期:自信的中国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
《这就是中国》第163集自信的中国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演讲部分张维为: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他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自信的精神力量是战胜西方话语围剿的关键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的全面的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刻不容缓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和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存在太多的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的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的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它的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的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中国模式的魅力》,指出我自己走访百国之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当时就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分析了美国模式在美国国内的溃败及其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极为负面的影响,与国际上一些学者一起提出了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2010年,我提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2011年我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成了学术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一些媒体这样评论
10月21日 下午 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