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务院机构改革》就《国务院机构改革》一事,谈谈“士农工商”在当代社会,分别指代什么?又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如何良性发展?作者:若玉三百六十行各有不同,但究其根本,可大至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哪怕是进入现代,依然如此。何为“士”?★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务员、体制内人员。何为“农”?★在古代,自然就是农业,但是衍生出来,应该指“创造财富”的工作,比如现在的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何为“工”?★在古代是指工匠,其作用是改进农具、工具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或者通过造弓箭、投石车等武器以保护我们财富。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发明家、科学家等。何为“商”?★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转移财富”的人,通过低买高卖,往来运输生产产品等方式,并从中谋利的人。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一下,当今社会,我们由于受到了某些思想的影响,并处于拜金主义横行的社会氛围中,所以一提到“商”,往往就会将其视为“资本家”,恨不得将其食肉寝皮,“挂路灯”。其实,“商”自古以来便存在,而且独占“士农工商”之一。这样一种纯以金钱分阶级的方式,与中华文化的观点毫不相关,甚至很容易造成社会撕裂,相互仇视,从而将社会引入无限的争斗之中。孔子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见其并非反对“富”,而是反对“不义之富”,其弟子子贡,富甲天下,倘若纯以金钱分阶级,恐怕难逃被“挂路灯”的遭遇。可是,这类“义商”却是我们所容许的。在中华文化之中,我们更多的是以“善恶”来分人,穷人里面有好有坏,富人里面依然如此。此外,那些极具迷惑性的,诸如古代的中国没有“商业”,没有“商品经济”的谎言,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可以轻易拆穿,比如吕不韦就是"转移财富"的高手,宋朝的商品经济亦是格外发达。我们知道,凡事都有轻重缓急,任何事情都必然存在一对主要的矛盾。在“士农工商”之中,当属“农”为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寡人之于国也》一文中,便可见一斑。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因为农业是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古代创造财富的主要行业,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粮草、人口,从而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外交……换句话来说,“农业是古代的实体经济”。故而,在《商君书•农战》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鞅将农业置于了极高的地位。“士工商”,在古代的作用应当是为农业服务的,即为了“创造财富”服务的。士,即公务员。其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创造财富的人能够通过勤劳致富,使转移财富的人获得适量的利益,使不劳而获的人没有钱拿。如此,方可鼓励财富的创造,实现国富民强。工,即发明家、科学家、能工巧匠等他们所要做的主要是改进生产工具(包括运输工具等),以提高生产效率,并为原材料运输、生产产品运送及售卖等提供便利。同时,也发展军事力量,比如造导弹、军舰,以捍卫我们的财富。商,即商人。他们的作用更多的是在运输原材料、生产产品等方面,从而促进生产产品的售卖、流通,以及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他们的收入更多的应该来自于运输的“辛苦费”,而不能出现远高于创造财富之人收入的情况。否则,会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沦丧,无人再甘于踏踏实实地创造财富,而全去钻研“经商之道”,钻研“转移财富”之道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是容许的,甚至褒赞的,而对马云这样的商人,却是嗤之以鼻的原因。因为前者是“义商”,华为在其领导下,成为了中华民族科技崛起的一张名片,成为了社会财富创造的一大源泉;而后者是“奸商”,是通过透支民众财富,从而转移财富以实现其巨富的“聪明的小偷”。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利于财富的创造,甚至反而会阉割社会创造的活力。但当今社会,我们所常见的风气是:鼓励“不劳而获”,鼓励“转移财富”,将这样一批巨富视为“成功人士”,并在这种拜金主义风气的熏陶下,人人从小就想当网红,想当老板,想当明星,而不想兢兢业业工作,不想吃苦了。为什么倪光南院士的身影显得孤独而落寞,而柳传志之流的形象却如此光鲜而耀眼?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源于舆论的不良引导,“不义而富”之人在利用其财货造势,企图让世人为其树德立碑;另一方面源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要知道任何一个导致巨富或巨穷的制度,都是存在改正的必要的。我们知道,“创造财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美国为什么会由盛转衰,其中之一便是因为其产业的严重空心化。人人都去玩金融,都想要不劳而获,都去钻研转移财富之道,自然就没有人愿意从事财富创造了。短期内,美国可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能力,维持其“寄生虫”的地位,但当有一天世界人民受够了“被寄生”的滋味后,他们的衰亡将是必然且致命的。金融能不能玩?当然是可以的。合理范围的“士工商”,可以很好地促进“农”,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金融集资,从而将这笔钱用于财富创造,即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生产上。这其中,决定“士工商”与“农”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条件之一,便是“农”所创造的财富,能否支撑起整个社会“士农工商”的消耗以及“农”的再创造。自2019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对于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并逐渐成为一方力量的中国,我们所面临的关于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和整个市场出现了低迷萎缩的情况,日益突出。此时此刻,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于“士”这一阶层而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迫于现实的压力,我们越来越需要的是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而非冗杂的机构和尸位素餐的人。这样的改革,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人被“解放”出来,从事财富创造;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财富创造(包括改良生产工具,或改善财富创造环境等方面)。除此以外,对“商”的限制和规范也应该加强,良好的经商环境,可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这样的“义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必须的。脱贫致富需要这样一批有能力、有智慧,更要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富人”来带领大家完成。“以商贱农”,“以商害农”,以玩金融而损害实体经济的行为是衰亡之兆,故不得不就当今之形势而深思熟虑之。在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车马未动,粮草先行”。顾名思义,打仗打的就是人口,人口的背后就是生产力。只要你的人口多,土地肥沃,自然就有钱、有粮、有人,就有了更多的胜算。可见财富的多寡,对于一场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和平年代,重视财富创造,鼓励更多的人进行社会生产,自然就显得尤为重要。精简机构是促进社会财富创造的第一步,若是再将“商”摆在正确的位置之上,使百姓能够真正地实现勤劳致富,则民族复兴之大业便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民意支持,于国于民而言,都是一大幸事。绞杀华为与不可复制的硅谷:无人愿说出的公开秘密(上)绞杀华为与不可复制的硅谷:无人愿说出的公开秘密(中)《国士之风》招贤令读书人如何维护国家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