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achim涂思哲《东方Project》作为日本最具人气的ACGN作品，其作者太田顺也（ZUN）在东方Project系列作品《东方天空璋》中设计的登场人物摩多罗隐岐奈，则是近些年来东方作品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角色，摩多罗作为天台宗的神明，其原型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信仰。其拥有多重神格的特性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与关注。东方Project摩多罗隐岐奈PART01.图中间者即为摩多罗神古代印度人所信奉的诸多神明中，存在着摩多罗神身份之一的“地母神”。印度一直有着崇拜地母神的传统，对其的信仰来自于一种名为“度母”的大女神信仰。大女神崇拜的内容，就是原给社会最缺乏、需要也最突出的两项能力：“生殖力”和“生产力”。人们渴望更多的劳动力，壮大家族，也渴望有更多的食物和猎获。所以，大女神们多以丰乳肥臂，以及夸张性器官的形象面向当时的世人，而这形象有力的象征着诞生万物的伟大生产力、丰饶之力。不过有意思的是，摩多罗神虽然挂了一个印度名字，然而在那一群成为护法并被纳入佛教信仰的印度杂神中，却无法找到摩多罗的身影，就连梵语中都找不到这个词。虽然身为佛教护法，但佛教经典中也找不到其名字。所以，摩多罗神只能算日本天台密教所独有的守护神，和权现【注1】、明神【注2】（佛教对日本固有信仰的收编）性质类似。在摩多罗的诸多神格中，“障碍之神”和“被差别民之神”大概是最能吸引人们注意的。其中，“障碍之民”是ZUN自己创造的一个词语，指的是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主流文化所忽略在外的一批人。而最早一批的“障碍之民”便是和漂洋过海来的大和氏族起过冲突的原住民，如隼人、熊袭、国栖等等这些生活在九州、本州岛的蕃民后裔。这些原住民的文化逐渐和远洋而来的大和族文化融合，但暴力征服、驱逐之类的事件自然也不少。与此同时，随着文化融合和暴力冲突的不断演化，不服从大和朝廷统治的“河原民”、“山人海民”等边缘化民族、群体、组织，被逼迫生活在深山中、河滩头、海边上。这些“非主流”文化也注定了被排挤、歧视、疏远……从亚洲大陆来到日本的“渡来人”以及子孙后代也是如此，他们被称之为“归化民”【注3】，“高丽氏”与“秦氏皆”是这样。到近代，这种排挤疏远也再度演化为“部落民歧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现存还有三百万左右的部落民，为防止歧视，日本人将他们代代生活的聚落称为“同和地区”，更有“同和地区互助同盟”这样的互助组织存在。“部落”这一形式，世界各国皆有；而日本的部落则是在中世纪时期封建身份制度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7世纪中期到8世纪初，日本社会成员已被分为良民与贱民两种身份。当时的“良民”包括贵族，公民和被称为杂户的手工业者（杂户实际上更接近于贱民）；而“贱民”则包括陵户（看守天皇及皇族陵墓者）、官户（因罪没官之人）、家人（不能买卖的家内奴隶）及公私奴婢(可以自由买卖的家内奴隶）。中世纪，随着日本律令制（以皇室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崩溃，贱民阶层转而隶属于封建领主、神社和佛寺从而形成被称为“散所民”的社会集团。这便是日本部落的起源。其中贱民阶层中有一部分人拒绝隶属于某一封建领主，开始过着一种流浪不定的生活，往往被迫居住在河滩上，他们也被称为“河原民”。他们比“散所民”更受歧视，社会地位更为低下，近代“部落民”更多是指他们。中世纪良民和贱民身份的固定以及“散所民”集团的出现，是日本部落基本形成的标志，背景正是日本封建身份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日本部落是日本封建身份制度的产物。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日本又出现了“秽多”与“非人”这两种贱民称号，而前者从历史上看受过谒，是指“河原人”而言，此外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沦落为贱民的人；而后者则指外罚而被贬为非人的人，以及乞丐和从事埋葬死囚等“贱业”的人。“部落”即专指迄今仍遭受歧视的人们所集中居住的区域；他们的祖先便是中世纪到封建社会晚期一直处于封建身份制度最下层的贱民，即“秽多”和“非人”。近代“秽多”是贱民的主体占贱民人数的绝大部分，因而历史上有关“秽多”的身份规定最多，可视为日本封建社会晚期到近代贱民的缩影。PART02.说完日本的民俗文化，再让我们将视角转移到更宽广无垠的现实世界。3月10日，印度北方邦、旁遮普邦、北阿坎德邦、果阿邦与曼尼普尔邦选举计票开始进行。截至3月11日晚的结果显示，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北阿坎德邦、曼尼普尔邦、果阿邦获得过半数及以上席位，平民党（AAP）在旁遮普邦大胜国大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狂热的印人党支持者其中，印人党在北方邦获得连任的意义格外重大。在印度，如果一支政治势力能控制印地语带（北方邦、比哈尔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切蒂斯格尔邦、哈里亚纳邦），那它就大概率能在全国选举中问鼎总理宝座。而在印地语带中，拥有超过2亿人口的北方邦又是重中之重。这不仅因为该邦向人民院（下院）输送80个席位，还因为其被认为是印度文明和印度教文化的发祥地。对于主打文化民族主义牌的印人党和印度教右翼来说，获得这个宗教与文化大邦认可的重要性格外凸显。原本，印人党对北方邦的掌控坚如磐石，但2020年底升级的农民抗议和第二波新冠疫情却给印人党在该邦的执政前景添加了变数。在这种背景下，包括印人党在内的政治印度教右翼在北方邦投入了重注，一举逆转了不利局面，成为1985年以来首个在北方邦连任执政的政党。本次北方邦选举，也成为观察者们窥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魔力的绝佳窗口。“印度教徒特性”一词来自印度极右派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创办人萨瓦卡尔，他在1923年撰写了《印度教徒特性》一书，书中提及了印度教国家的概念，并解释所谓的印度教徒需要具备两种特性：一是以印度为祖国，第二则是要信奉源于印度教的宗教；除此之外，身为印度教徒必须在宗教、文化、历史以及语言等各方面具有共同性。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存在着种姓、宗教与种族冲突问题。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必须成为印度教徒所拥有的国家，才不会分裂，才会让印度在东亚甚至世界舞台上更有分量。而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印度教徒特性，一直以来都是印度的社会冲突根源之一。印度共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30%，可见印度主体民族非常不占优势。而数十年来，印度并没有形成一个印度民族的观念。在圣雄甘地时期，他崇尚各个民族和宗教彼此尊重，他也从不排斥任何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信仰，所有宗教一律平等。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爆发冲突的时候，甘地开始他的一次又一次的绝食，他的力量成功地使得印度的局势一度稳固。印度的政治家中也有许多人尝试创建一个超越民族和信仰的印度国家，形成新的印度民族。其中典型的如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尼赫鲁意图统一印度纷繁复杂的多民族状态，改革印度教，创建一个印度同一民族，但碍于印度社会发展严重不均衡的问题，成效始终不佳。尼赫鲁之后，印度的所有政治领袖再也没有人实验将所有印度人统一在印度民族这面大旗下，而仅仅是将信仰印度教的多民族整合起来，作为自己执政的基础。过去70年，甘地理念与尼赫鲁路线，是将穆斯林等其他民族一同视为印度的一分子，而如今莫迪正在打造的“新印度”却容不下他们。“现在是尼赫鲁路线与莫迪路线的斗争，”印度著名的社会运动家，也是独立机构印度平等研究中心的主任哈什曼德表示，莫迪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冲击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与印度圣雄甘地所倡议的世俗主义、民主与宪政。“过去70年是尼赫鲁路线，而莫迪路线想要主导未来的70年。”印度圣雄甘地的雕像，近年来屡遭不明人士捣毁，画像还被喷漆写上“叛徒”，甚至传出部分骨灰遭窃。更有愈来愈多人开始膜拜刺杀甘地的高德西；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下议院国会议员塔库尔，甚至公开赞扬高德西是一个爱国者。即使莫迪上任之后，虽然经常在公开场合对甘地表示敬意，但是其主要目的也都是希望在政治上为自己加分。因为莫迪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显然是与甘地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莫迪的政治生生涯里有一个永远无法抹除的污点，那就是2002年在他执政下的古吉拉特邦，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至少六百余人死于这起宗教冲突）。莫迪在事件爆发后没能控制情势恶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利用自己的职权推波助澜，这也让他一直被视为是这起冲突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美国也以此为由禁止他入境。在具有浓厚印度教色彩、且不讳言自己是印度教国族主义者的莫迪上任印度总理后，他身上的印度教色彩不但没有稍减，反而不断出现各种明里暗里为印度教推波助澜的作为。从2019年12月11日，印度正式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之后，印度各地的抗议与骚乱不止。这项法案以宗教为区分，排挤穆斯林难民取得公民身份，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再次推进，以单一意识形态，压迫印度教以外的少数族群。反对《公民身分法》修正案的不只有穆斯林，印度的在野政党、大学生、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家也都参与其中，抨击这一修正案破坏了印度宪法的世俗精神，而以宗教作为区别，更是违背了宗教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然而，特定的政治势力却持续将议题简化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信仰者之间的对立。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印度教徒特性为发展基础，他们将穆斯林视为入侵者，并提倡印度应该属于印度教徒所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反映在印度的当代政治上，则转化为三大目标──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夺取阿约提亚的土地兴建罗摩神庙、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法典。位于印度北方邦的古城阿约提亚，被印度教徒视为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记载的传奇英雄，也是印度教最重要的大神之一──罗摩（Rama）的出生之地，16世纪，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兀儿帝国统治下，兴建了巴布里清真寺。印度教徒相信，在巴布里清真寺下原本有一座罗摩神庙，1992年，极端印度教徒捣毁巴布里清真寺，这也成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长期冲突不休的问题。2019年11月，经由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将北方邦阿约提亚的争议土地判给了印度教徒，修建罗摩神庙，另外给予穆斯林一块土地来重建巴布里清真寺。罗摩神庙建于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之上，这就有着印度教至上的隐喻，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自印度独立以来，在印度宪法370条下，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一直享有高度的特殊自治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目标之一，是废除印度宪法370条，代表印度国土使用一个宪法，也斩断克什米尔独立的可能性。2019年8月废除宪法370条后，莫迪在新德里红堡的独立日演讲高喊：“一个国家，一个宪法！”至于制定全国统一的民法典，是因为印度现在仍有不同的宗教法，当“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确立，统一民法典就象征着以印度教为主流的价值与规范，透过民法典正式地制度化，达成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莫迪正在着力于重塑印度的“信仰精神”，将印度教及其延伸出的各种文化风俗作为自己手里的一张牌，每当遇到重大危机时，就拿出来使用，屡试不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自问世以来，社会和人文学界将它作为探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传媒和文艺界有时也会引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来说明很多群体性现象。似乎只要是处于不同地理和空间但理念契合的集合体，例如跨地区的社团和俱乐部等等，都可以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可能是因为“想象的共同体”这六个字听上去似乎非常简明、形象、有趣，很多套用这个概念的人往往忽视安德森对它的一个关键性解释：这个“共同体”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共同体”。它用想象出来的一致性掩盖了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和权力占有上的差异和矛盾，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有这么个“共同体”的成员一种虚假的平等感，构建一个集体身份，制造一个一致对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是这样解释的：第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分散的、相互没有个人联系的，但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媒介“想象”出一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第二，这个共同体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它一定是有边界的，因为在它之外存在着其他类似的共同体，由这个边界就产生出“主权”的概念。第三，这个“主权”的概念是至高无上的，它并非只是狭义的领土主权，而是这个广义的共同体作为集体本身就有一种基于想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第四，这也是本文要强调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中内部“平等的社群”（community）。安德森说：“即使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和剥削[关系]可能严重到了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程度，民族也总是被想象为一个上下融合的、消除了阶层区分的同伴关系。”在安德森以前，如何定义和理解民族和民族国家已经被很多学者探讨过了。安德森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民族或者民族国家有让人为它去死的权威和魔力。他认为以前的学者多半关心的是为什么人们会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名义去杀人，但这并不特别，因为在民族产生以前就有大规模杀戮异类甚至同类的历史。但为了一个共同体有大量的人愿意牺牲自我利益甚至去死，就像为情所困甚至殉情，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似乎是近代民族产生以后的事。个人为什么会愿意为了民族而牺牲，这种“基于政治的爱”(polit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