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1](P2)

2009年12月27日,考古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其所产生的巨大轰动和影响,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肯定是前无古人,社会的参与和热议、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世上罕见,这种现象曾被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曹操墓的发现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和影响?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深思。时间转瞬间已经过去十年,这些年来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又有什么新发现?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和亲历者,笔者将对此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总结。

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规格与东汉晚期诸侯王墓基本相同，墓内发现的3枚东汉五铢钱，有“魏武王”铭刻石牌7件及物疏石牌51件，均不晚于东汉晚期或曹魏初期。因此可以判定其时代为东汉时代晚期至曹魏初期。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也是考古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考古学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逐步建立起来，考古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的理论与方法被日益广泛应用，使中国考古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姿多彩。在考古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把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要，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顺应学科发展，推进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从理论上到实践上，这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笔者拟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和个人的一些体会，对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略抒管见。

19世纪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以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阶段。甲骨文的发现，与竹简帛书、敦煌文书、故宫档案的发现，并列为20世纪我国历史文献的重大发现。面对甲骨文的古拙，文辞的简略，我们很容易会小看了使用这种文字的人，进而小看了商代文明，这是不当的。考古学与古文献学研究证明，商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文化已有很高的水平，原来怀疑是晚出的东西，不少都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存在的证据，比如干支的使用。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首先，有地理知识就得有地名，很难设想没有地名的地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识积累得越多，出现的地名也就越多。现在所发现的甲骨文，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地名上千。而商代必然还有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所以商代实际使用的地名应当更多。地名主要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它所体现的是大地上人文活动的积累。大量地名的出现，说明卜辞记录的人与“地”有关的事很多。学者们按地追踪，发现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相当大。比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命人贞卜，对象可以是太行山另外一侧某国的安危，也可以是陕西泾渭地区某国的凶吉。而“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则代表了更为遥远的人文地理区位。当然，甲骨文中许多地名已成为死字，我们今天只能看笔画样子，却读不出字音来，更不知是指哪块地方。它们是被历史淘汰了的文字，从而也终止了对它们所代表的地点的记忆。不过，甲骨文中也有些地名竟沿用到了今天，像洛、洹、沁、淄等。，就是洹字的老祖先。从到洹，形式上变了不少，但意思还是一样，这正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一个小证据。甲骨卜辞证明商代有异地同名现象，原因是地名源于族名，比如戈族住的地方就叫戈，共族住的地方就叫共。如果戈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的地方还叫戈。这个现象说明了文明早期人文地名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甲骨文的地名中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几样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一千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商代所谓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王玉哲先生曾提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看法：商代的国土不是一个弥合的整体，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四周远近散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在这些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存在着不听命于商朝甚至与商朝敌对的小方国，就是说，商朝的国土是疏而有漏，这是早期大地域国家的政治地理形态。这种疏而有漏的形态，到了秦汉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则是不被容忍的东西了。甲骨文拓片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声明：本刊为学术类公益平台，旨在推广优质多样的学术作品，但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文章的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嫌侵权，烦请联系后台删除。欢迎您向我们推荐优秀作品，以提升本刊的品质，原创或转载皆可。投稿方式详见公众号底部”投稿事宜“菜单。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考古研史”

内容简介《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是史学界第一部对商周家族作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商周时代的家族组织作为当时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等，皆可从家族组织形态及制度角度找到其形成之缘由与背景。对商周家族作全面、细致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商周社会形态演变的原因与规律，而且可以明确中国家族社会的历史渊源。《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家族形态”的内涵规定为家族内部的亲属组织结构、居住形式，家族成员的等级结构，家族内部的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家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功能。全书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上述家族形态的内涵分阶级、阶层做了断代研究，对家族形态的演化规律与发展趋势作了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本著作还进一步论述了商周家族对社会形态与国家结构形式及政体的影响，说明了家族形态的变化对以上诸方面发展、变化所起的内在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除对先秦文献作详细考证外，还充分利用了甲骨文、金文及侯马盟书等古文字资料，并在商、西周部分大量利用了有关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在对家族内部亲属组织结构的分类与亲属关系的分析上注意借鉴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张政烺先生评价此书“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所以理论严紧，论断高明，运用资料也丰富。由于古文献基础好，阅读使用不发生障碍。古文字学修养好，充分利用当时的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第一手资料，恰如其分，创获甚多。此外，这本书还运用了较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宗族问题，对于考古学界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行文严谨，学风正派，这都是很可取的。这本书所论问题，过去无人作深入系统研究，作者笔下处处胜过前人。当然不是说皆为定论，但搭好这个架子，日后讨论即有基础了。”李学勤先生在书面鉴定意见中指出，本书“是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书。家族在商周社会历史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家族形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商周社会的探讨抓住了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本书的贡献是很大的。……作者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广泛采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对材料作综合剖析，有不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每一部分都是能独立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近年来我国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朱凤瀚同志此书代表了这方面的新趋势，确系一部丰富而扎实的好书。”宋镇豪先生在为本书所作书评《中国上古家族新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1期）中对本书做了全面而深入的评析。《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于1992年9月获第二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3年10月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作者简介朱凤瀚

………………………１１３７探索中國特色的古代社會———朱鳳瀚談《商周家族形態研究》與中國古史研究

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以5月5日为“五五校友节”。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旦（渝校）于1946年夏从重庆北碚回到上海江湾校址，与沪校合并。由此，1947年之“五五校友节”隆重庆祝。

山东京杭大运河七级码头、土桥闸与南旺分水枢纽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