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学术领域也有“皮包公司”和“企业家”之别镜海心得｜袁毓林：回忆王维贤先生教导我们怎样取法乎上镜海心得｜罗言发：知之、好之、乐之镜海心得｜徐

《澳门语言学刊》2023年改版，隆重推出“70后学人风采”栏目！本栏目每期介绍4位语言学界的70后（含1970年）学者及其学术贡献，旨在提供展示平台，促进学术交流。今日特推送首期“70后学人风采”。《澳门语言学刊》“70后学人风采”栏目遴选标准与工作程序（2022年11月12日首次发布，现重发于下）一、遴选标准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有关“破五唯”的政策，此项遴选不考虑被提名人代表性学术成果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职称、学历、奖项、帽子和论著数量，也不考虑课题项目。1.

复杂的道理讲简单，简单的现象挖深意。丨徐

linguistics.fah.um.edu.mo通訊地址：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人文社科樓G050室。

事实发掘与理论建构之间应是互相牵引的关系丨徐

编者按：我中心吴芳博士与刘鸿勇教授新著《湘西凤凰苗歌译注及语言学研究》近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湘西苗歌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凤凰苗歌译注及语言学研究》是国内第一本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湘西凤凰苗歌的专著。全书研究湘西凤凰苗歌，是以凤凰县山江镇的现代苗歌为研究对象展开的。本期“镜海心得”栏目特推送刘鸿勇教授的《苗歌研究十年记》。苗歌研究十年记文丨刘鸿勇机缘巧合使得我的研究成果中出现了一本苗歌研究的专著。说这本书是机缘巧合，是因为2013年当我和我的学生吴芳开始调查湘西苗语的时候，压根就不敢想象十年后我们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当时我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系博士毕业，在华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工作还不满五年，意气风发，撸起袖子，立志于要把汉藏语四大语族都调查到。我博士论文调查的是四川凉山彝语，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后，将调查的重点锁定在粤北乳源县过山瑶所说的瑶语优勉方言。第一个机缘2013年9月，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吴芳出现在我研究生班里，随后我成为她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吴芳由于一直是英语专业，对苗语语言学完全陌生。我们便从余金枝老师的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开始，一页页地研读，加上我对乳源瑶语已经有了些调查，配合吴芳的母语者语感，我们很快找到了苗语语法中一些特别有趣、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例如连动结构、名词的类属前缀、大称标记、定语从句的语序、形名结构。第二个机缘2014年，在吴芳的老家勾良苗寨进行田野调查时，刚进入苗寨，就发现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中国苗歌第一村”这几个醒目的大字。我立马想到了凉山彝族的酒歌。我读博期间调查凉山彝语时，有幸结识了几位当地的歌手，她们教会了我一些彝族民歌。学唱那些歌曲，让我无比深刻地理解了民歌民谣在语言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没想到吴芳的家乡竟然是苗歌第一村，这么重要的资源，岂能轻易放过？我鼓励她申请了研究生课外科研项目，获批。第三个机缘吴芳硕士毕业后，在广东的一所中学当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我也就和苗语失去了联系。2015年，我开始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来自云南巍山的卜维美来澳大跟我念博士，她是我带的第一个博士，不敢马虎，于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云南巍山腊罗彝语的研究上。机缘巧合之下，2018年，吴芳辞去了收入可观的工作，来澳大跟我读博，研究计划报的是苗歌研究，在博士生面试的时候，她说博士毕业后，希望能把苗歌推广到苗族地区的中小学去。第四个机缘吴芳来澳门大学之后，我问起她苗歌项目，她说她已经收集了几十首苗歌，用国际音标转写好了，但不知道该如何分析。她拿给我看，厚厚的一沓，我尝试着分析歌词的句法结构，结果发现很多歌词连句子成分都切分不出来，几近崩溃。吴芳在一旁也是一脸的茫然。我知道她博士论文做不了苗歌。吴芳最终选择了句法语义的题目，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苗汉程度结构的对比研究》。现在想来，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选择。如果吴芳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苗歌，我充其量只能以论文指导老师的身份在学术规范上进行指导，内容方面无力指导。

凤凰的苗歌你歌没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支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支牛耳朵。这是我家乡看牛孩子唱歌比赛时一首四句头（编注：一般也写作“四角头”，即指四句一小节的苗歌）山歌，健康、快乐，还有点谐趣，唱时听来真是彼此开心。任何一个山中地区，凡是有村落或者开垦过的田土地方，有人居住或生产劳作的处所，不论早晚都可以听到各种美妙有情的歌声。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生产劳作更分门别类，随时随事唱着各种悦耳开心的歌曲。至于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即或是行路人，彼此漠不相识，有的问路攀谈，也是用唱歌方式进行的。许多山村农民和陌生人说话时，或由于羞涩，或由于窘迫，口中常疙疙瘩瘩，辞难达意。如果换个方法，用歌词来叙述，就即物起兴，出口成章，简直是个天生诗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天赋，一开口就押韵合腔。——摘自沈从文《湘西苗族的艺术》苗歌译注如沈从文先生在《湘西苗族的艺术》（1957）一文中所说，苗族人“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天赋，一开口就押韵合腔”，苗族同胞用音乐和苗语来表达情感和交流思想的水平非常高，苗歌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久以来，“苗族男女的歌声中反映的情感内容，在语言转译上受了一定限制，因之不容易传达过来”——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语言转译”的难题，即是指苗歌如何记录，如何翻译，如何介绍给各界人士？《湘西凤凰苗歌译注及语言学研究》（2022，以下简称《苗歌译注》）这本书，就是对“苗歌转译”问题的一个尝试性回答。《苗歌译注》的作者之一吴芳，她是土生土长的湘西凤凰苗族人，2018年负笈澳门大学读博时，她的导师也是本书作者的刘鸿勇老师问道：作为语言学研究者，我们能为苗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些什么？《苗歌译注》一书的两位作者，从两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是，用国际音标把苗歌非遗传承人龙炳兴、龙葵晓创作的50首现代苗歌记录了下来；二是，用语言学的方法，从音系、词类、构词法、句法的角度对苗歌进行描写和分析，解释了苗歌与日常口语中的苗语之间的种种差异。近十年间，两位作者深入湘西凤凰县山江镇、落潮井镇、吉信镇及麻冲乡的苗家村寨，实地采访了当地的苗歌传承人、苗歌歌手、苗歌和苗族语言文化的研究者，以及苗寨村民。在《苗歌译注》一书中，这些田野调查主要以受访人自述的形式呈现，以求客观地展现各阶层对苗歌的认识和理解。《苗歌译注》一书中，每一句苗歌，都由三行内容构成，第一行以国际音标标音；第二行以词为单位，进行对译；第三行则是对整句歌词的翻译。下这样的功夫，看似笨拙，却难能可贵而又管中窥豹般“再现”了湘西凤凰现代苗歌的语言魅力！这50首苗歌叙事性很强，串联起了苗族同胞一生的重要历程。在《苗歌译注》第二章中，这50首苗歌按照叙事内容的先后分成了6个主题：初遇、约会、求婚、婚礼、生辰、传承。这些重要的人生节点，激发了相应的内容创作，而如沈从文所说：“青年男女恋爱，更有唱不完听不尽的万万千千好听山歌”，歌师们也格外偏爱这一内容的创作，《苗歌译注》的50首苗歌中，有24首苗歌讲述的就是“初遇”阶段，青年男女的情愫萌发与心意试探。

看论文不妨先看其四分之一暂停下来：批判性阅读的一个窍门丨徐

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与徐杰、袁毓林、李德凤、吴长安等学长暨诸位年轻朋友密切接触，获得的新知、新感甚多，不能一一道来。其中印象最强烈的，是全院师生朝气蓬勃、一心向学的精神风貌，实事求是、简洁高效的做事风格，齐心协力、宽松包容的良好氛围。作为一个访问学者，我被这种精神和氛围所打动，内心竟然不由得涌出一股“英雄气”来！这几天参加“镜海语言学圆桌讨论会”，聆听徐杰老师的开幕词、人文学院老师暨澳门其他大学语言学同行的学术报告，主持陈忠老师在“长安语言学论坛”的讲座，茶余饭后，聊天交流，听到最多的话是徐杰老师反复倡导的“语言研究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本人深感认同。在此谈一点粗浅的感悟，作为访问的汇报。第一，“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强调学术研究要勇于进行理论提升，不能满足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语言材料的分析，甚至一般性的解释。这是一种学术理念，更是一种学术担当。我常跟学生讲，搞研究最要不得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更谈不上理论提升。这种研究没有主心骨，没有一条主线，其实就是没有学术理想、学术目标。所以我鼓励学生要往大刊物、专业刊物投稿，要让专家来检验自己的成果，而不是靠关系，发一个自己都不再想看的东西，评个职称，弄个什么奖，等等。徐杰老师把这种做学术的人比喻为“皮包公司”，非常形象、贴切。就本人的体会，“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也许是研究道路上最不容易的，只有具有一定的学术担当，才能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并且经得起研究过程中艰辛的考验。一位想当“企业家”的语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类似的念头，但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现在，徐杰老师把这个口号喊出来了。这需要识见，更需要勇气，还需要环境。第二，“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必须有专业领域的积淀和丰富的研究实践。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辛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但是必须有这个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徐杰老师强调悟性，我表示赞同。同时认为，悟性可能来自天才：有的人天生悟性高，善于悟出道理、发现规律。悟性也需要深厚的积淀、积累做基础。关键是要有勇于突破的欲望、勇气和勤于理论思考的习惯、韧劲儿。许多人都有以下的经历：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苦思冥想一个问题的解法，忽然有一天半夜或黎明，在朦胧中脑子里就冒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甚至结论！这恐怕是大脑神经在我们苦苦思索的过程中，把那条正确的线路给接通了（纯属感性，有待实验）。看似有如神助，恐怕还是要以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经典作品系统深入的掌握为基本条件。大脑中关于语言学基本理论、事实、方法的网格越密，问题投射上去得到的反应就越快、越准确、越清晰。所以，理论上的提升不能在一张白纸上进行，还要有艰苦、丰富的研究历程，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韧劲儿。第三，“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体现了一种学术精神，那就是勇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朱德熙先生关于“的”的研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经典范例：努力超越自己，将一个问题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理论不断提升，方法论不断完善。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先生在《说“的”》一文中，根据分布把北京话的“的”归纳为“的1”“的2”“的3”，其中“的1”是副词后缀，“的2”是状态形容词后缀，“的3”是名词化标记。到1980年，朱先生在《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中又进一步考察了它们在几个方言中的表现，发现大部分南方方言、一部分晋语方言中“的2”和“的3”的读音不同。朱先生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我们对北京话‘的’字所作的分析，可是只举了广州、文水、福州三种方言为例，概括的面不够广。”直到逝世前，朱先生还在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更系统的方案。他在《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这是朱德熙先生最后一篇论文，未完成）中说：“此文发表以后，我们关于方言‘的’字的研究搁置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重新捡起这项工作。……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考察方言里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定语位置上的状态形容词必须名词化的现象在方言里分布的面有多广，所以选择的方言点必须是‘的2’和‘的3’不同音的，而且合在一起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大方言区。”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一共举了10个方言的例子，同时从汉语史的角度观察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问题，发现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要名词化，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已经有所表现了。谈到“的”字的研究经历，朱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一九八O年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主要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说“的”》的分析。其实这篇文章里更重要的一点是发现了方言里状态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名词化的事实。不过当时对这件事的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想到应该回头去考察历史，看看这个现象在文献里是否有所反映。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跟写《说“的”》的时候没有想到应该要考察方言完全一样。就这样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搁置了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重新捡起这项工作的时候才去查考历史。结果发现历史事实跟方言情况完全一致，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时候也必须名词化。在对方言和历史都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来看北京话，不但纠正了过去分析中的错误，而且一些原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现象大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的’字研究进展之缓慢，自然跟工作不够勤奋，时间抓得不紧有关，可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乏清醒的认识。几十年持续地对一个问题加以关注和考察，不断超越自我，拓展视野，将共同语、方言、汉语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朱德熙先生“的”字研究的历程和经验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朱先生因此成为“创造出了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和方法、对汉语语法学具有独创性贡献”（袁毓林教授语）的语言学大师。概括一下：只要努力，每位语言学者都有可能走完最后的一公里。愿与诸君共勉。

我曾在“镜海心得#1”里提到，学术研究既要重视广义经验的积累（读书、听课，学术讨论等等），也要重视悟性的开发和善用。应该努力在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在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的基础上，敢于和善于在理论上把自己的结论推到宽视野、高格局、大框架的极致，甚至把话有意说过头，让结论具有可证伪性，走完学术探索漫长征途的这最后一公里，靠的主要就是悟性。日前陕西师范大学邢向东教授和我澳门大学同事陈忠教授在一个学术场合提到“语言研究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今天想说的是如果能走完学术研究的这最后一公里，我们就有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品牌和学术标签，就有可能成功实现从无资金、无人员、无办公场所的三无“学术皮包公司”转型升级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文化、有格局的，且可以将此代代传承的“学术企业家”，只不过经济企业家传给子女，而我们“学术企业家”则是传给学生，延续学术命脉。不然难免人走灯灭，曾经带给我们升职和奖金的论文和著作时间一长被一风吹散。学术皮包公司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到别人发表了什么我也来一篇凑个数。没有主题，没有特色。那样的做法虽然也“可能赚不少生活费养家糊口”，但是那注定是爬不高，走不远的，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承下去。企业家当然也可大可小，但是再小的企业家也有是理想、有格局、有胸怀、有企业文化的。跟皮包公司不是同一个类型。对企业家来说除了赚钱（我们是发表论文）外，还需要操心标签品牌（branding

精通多語的人比較聰明嗎？從小接觸不同語言能使大腦發展「贏在起跑線」嗎？為了尋找新的證據解答這些問題，澳門大學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開展了一個研究項目，建立多語言、多模態和多群體的大腦表層功能腦圖譜。澳大團隊招募市民以不同語言閱讀、說話、聆聽或進行同步傳譯，收集關於認知活動的數據。執行功能：大腦空中交通管制塔「跨語言處理中的執行功能:基於神經認知的研究」項目負責人、研究中心成員、人文學院翻譯傳譯認知研究中心主任李德鳳教授說，「智力」可以是指一個人的認知能力，包括控制思想、情緒和行為來實現目標的能力。這類高層次認知能力稱為「執行功能」，缺乏執行功能就無法有策略地思考和行動。左起:李麗青教授、張浩云教授、李德鳳教授、黄瑞松教授哈佛大學兒童發展中心的學者曾說，如果大腦是一個同時處理很多航班升降的機場，「執行功能」就是機場的空中交通管制塔，把來自四周的資訊按輕重緩急處理。李教授指出，執行功能主要有三種：一)抑制控制，即為達到目標而抑制衝動的能力，例如為健康而節食、為學習而放棄玩樂；二)工作記憶，即暫時儲存一些資訊來指導決策和行動，例如解決數學問題時記著題目；三)認知靈活性，即因應變化而調整行動，例如發現一間餐廳滿座後另覓地方用膳。這些執行功能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經年累月發展，是幼兒和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一環。「雙語優勢」存在嗎?有研究指出多語者的執行功能較強，例如能更有效地處理與本身認知有矛盾的資訊，該假設稱為「雙語優勢」，但缺乏確鑿證據。李教授說：「能說不同語言自然有助溝通、生活、學習和工作，但這個行為本身能否提高認知能力，學術界卻未有共識。過去很多研究的結果相互矛盾，而且可重複性較低。」此外，李教授指過往不少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執行功能會否受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所影響。「另一方面，執行功能分很多類，多語者即使可能某類執行功能較強，他們的其它執行功能可能與單語者的相若，甚至較差。」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張浩云說，雙語經驗並非一個絕對的分類變量。不同雙語者使用兩種語言的具體經驗存在很大差異。語言習得年齡、語言熟練度、語言優勢、在不同語言之間切換的頻率和情境等因素，都可能會調節雙語經驗和執行功能的關係。大腦表層語言功能圖譜多語者和單語者的執行功能到底有否差異？如果有，以不同語言聽、說、讀、寫會不會對執行功能有不同影響？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科技學院助理教授黄瑞松說，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澳大研究人員正在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建立一個多語言、多模態和多群體的表層腦圖譜，將包括逾千幅大腦皮層影像。黄教授說，全球各地的科學家都在繪製人和其它動物的各類腦圖譜。這些圖譜由不同掃描技術生成，顯示大腦不同的功能活動、基因表達、結構和各個腦區之間的聯繫。繪製大腦圖譜不單要掃描腦部，還要對影像作一系列處理和分析，包括對不同人的大腦地圖的配準與平均。目前大多數腦圖譜以「基於三維體積」的方法作配準，但近年有研究指出，經「基於大腦皮層表面」的方法處理的圖譜更能完整保留與大腦皮層激活和不同區域運接相關的細節。黃教授指出，「澳大大腦圖譜」正是以嶄新的「基於大腦皮層表面」的方法建構。澳大的多模態多語言圖譜項目涉及三種語言和三個研究階段澳門多語環境有利研究為甚麼在澳門推動這項研究？認知與腦科學研究中心成員、英文系副教授李麗青表示：「澳門是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多種教育模式並存，有利於招募不同語言和生活背景的研究對象。」現有類似的腦圖譜的分析對象多為英語使用者，澳大研究團隊則會招募約250名不同年齡層和語言背景的人士，讓他們以中文(廣東話和普通話)、葡文或英文閱讀、說話、聆聽或進行同步傳譯，期間研究人員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掃描他們的腦部，並以眼動追蹤設備收集認知活動數據。憑藉這些影像和數據，研究團隊將能探討單語者、雙語者和多語者大腦內與執行功能相關的神經表徵，也能分析人們作單語處理和跨語言處理(例如同步傳譯)、執行單模態和多模態任務(例如同時閱讀和聆聽)時，與語言不直接相關的腦區域的激活程度。研究團隊也會研究語言訓練會否影響執行功能的發展。李德鳳教授說，「澳大大腦圖譜」將於網上向全球的科學家開放，為各地的認知與腦科學研究提供基礎數據，研究成果也將有助進一步了解語言控制相關的認知與神經機制，為早期教育、語言教育、翻譯教育和預防腦退化等領域的研究提供借鑒。文：葉浩男‧圖：何杰平，部分由受訪者提供文章源自《澳大新語》2022年第26期

01题目：汉语意合条件句的若干问题02主讲人：张和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03主讲人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句法学、语义学、汉英比较等。近年来也关注“语言与逻辑”问题，尤其是汉语条件句。主持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与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出版专著、译著、教材各一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04时间：2022年11月25日（周五）

01题目：汉语方言的动词变音及其形态化特征02主讲人：辛永芬教授（河南大学）03主讲人介绍：辛永芬教授河南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杰出人才特区支持计划”特聘教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河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河南省首席专家及核心专家组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和国际中文教育04时间：2022年11月24日

澳门大学寓所注：本文是袁毓林教授参加“浙江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第八届学术研讨会暨王维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所做的大会报告。点击关注我们，获得更多信息。点击阅读原文前往中心网站

遴选形式：提名或自荐。学术界同仁均可提名，也可以自荐。本遴选标准和工作程序将通过“镜海语言学”和“追梦汉语”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推送。2.

第十六届国际闽方言学术研讨会16th

01题目：谈谈新出安大简《仲尼曰》对于校读传世古书的作用02主讲人：沈培教授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生的路最终能指向哪里，这句话已经能预判出个大势。前几天，倪永娟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纪念赵元任诞辰130周年|好玩儿最要紧——赵元任的正面与侧面”，让我们看到生于乱世的学者仍然保有的一颗童心。我们常常思考的问题：“什么事情能做一辈子呢？”答案就是赵元任先生那一份凡事觉得“好玩儿”的心态，如果没有这个心，学术大概是个痛苦的事。没有好玩儿的这个心，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干活上，则冷板凳始终是个冷板凳。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图一乐”上，则板凳冷不冷你从来不会在意。做事情需要及时性和连续性，俗语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又云：“一日不练自己知道，两日不练老师知道，三日不练观众知道”。没有乐趣，每天都是煎熬。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多年上下求道的经历里，纵观我所遇到的先行者们，他们都保有一颗心，一颗热爱他所做的事情的心。我大学时上过一个老师的语音学课，他课上随便使用四五种方言说话，国际音标张口就来跟玩儿似的，让学生感受到他对语音学的热爱。硕博阶段我上过很多讲得好的教授的课，他们眼里充满了在语言规律探求上的快乐和热爱，他们爱较真、爱求真。我听过众多学者的讲座，讲得好的都是充满人类对现在、过去、将来的思考，更展现出了对“道”的渴望。教我学习书法的老师，不求名利，追慕古法几十年如一日。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工具“玩”书法，用勺子蘸墨写的字，别人还以为是用毛笔写的。我的太极拳老师告诉我玄门正宗、一脉流传的心法，是“耍拳”而不是“打拳”，强调在玩耍的心态下练拳容易水到渠成，而不是记住今天拳打了多少遍。一个“乐”字能把所有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我们要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耍乐”和“悟道”中，而不是在“苦干”和“埋头”中。唯有热爱可以支撑你在求道的路上走到最后。本学期人文学院徐杰院长开讲座，引用前人说法“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我深以为然，看来世间的事情一理通百里明，大“道”是相通的。徐院长的“道”竟然跟我在书法、武术上“道”一致，让我大吃一惊。由此我看到了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学者，他们在孜孜不倦、耕耘不辍的做事方法之下，还藏有一颗对“道”如饥似渴、乐此不疲的心。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笔法诀》：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返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李世民说出了兵法、书法的关系，也说出了“道”和“术”的关系。书法上“形势”是术，“骨力”是道。一道可生万术，万术未必合一道。开始是实践和理论互为因果，然后实践又不断修正理论，最终用理论指导实践。大道至简，理论必须简约且能直接解决问题。追求“道”的路，必须要有好玩儿的心，否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究难见道的真身。热爱不论早晚，三岁知道热爱，三岁能抬头。三十岁知道热爱，三十岁能抬头。九十岁知道热爱，九十岁能抬头。常看见小孩拿着手机不放手，也看见退休老人手机不离手，更看见一公车上人人都是低头族机不离手，甚至有人上厕所不拿手机都难受。说明大家对手机、对社交媒体、对游戏的热爱是真的。把这个热爱放到想做的事情上，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打破旧有习惯，改变观念，清空自己，从小处做起，是能寻找回热爱的。传统教育喜欢孩子循规蹈矩，家长不喜欢孩子不务正业。学校让学生知道规矩，一般父母只教孩子守规矩。凡事过犹不及，弄不好反而压制了青年人的好奇心。极少人会告诉年轻人规矩的多面性。在保有年轻人好奇心和不破坏规矩的选择上，是可以有弹性而且应该有弹性。否则就会堕入千方百计把小孩变成模范然后又骂他不懂变通的怪圈。为人父母后才发现保护小孩的童心、好奇心、不循规蹈矩的心是何等的重要。然后反思自己作为成年人的不足，纠结于这把年纪是否可以找回童趣。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要变回去，一定要找回小时候的那个可爱的自己。本文与众多忘记了什么是好玩儿，什么是童趣，什么是耍乐的读者共勉。

01题目：语法化研究理论介评和方法运用(二)02主讲人：张秀松教授（江苏师范大学）03主讲人介绍：张秀松，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