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公众和领导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因为不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也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古代中国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历史，其实是非常乏味的：它只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变法之外，基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至少，远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后的世界历史对我们更为重要。更糟糕的是，太沉迷于中国历史，还会让我们从上到下都潜移默化地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某种程度上，权谋术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核心主线。对一个人的自我境界来说，最大的满足可能确实是赢得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权力太有快感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自我实现，恰恰是对社会和国家的最大伤害。权谋术是人治的核心逻辑，但不是法治的核心逻辑，甚至是法治的阻碍，因为法治的核心要义就是将权谋术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最小。而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来特别强调集体的表面之下，绝大部分个人都是“破坏性”的个人主义者：我们都希望别人遵守我们为他们定的规矩，但是，我们自己都不想遵守规矩，特别是别人订的规矩——有权力的人尤其如此。这一点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官场的各种乱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人民也不傻：既然有权力的人都不守规矩，那我们平民百姓又何必守规矩呢？因此，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只要不守规矩没有代价，那我们就不要守规矩。于是乎，在看起来似乎特别强调集体的中国，一遇到需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作出选择的时候，许多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个人利益。这背后的缘由是，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几乎都全部是强权驱使的结果。而一旦没有强权的驱使，而且集体需要个人做出牺牲的时候，我们没有个人自觉根基的集体主义便会烟消云散。太沉迷于中国历史导致闭目塞听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许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几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辉煌成就的王朝或国家绝不是只有中国一个，而是多达几十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间的崛起和扩张不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扩张逊色。而英国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间从欧洲的边陲崛起，并作为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国屹立不倒长达两个多世纪，就更是让人生畏。美国的南北战争之后的崛起固然可以大书特书，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过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骄人业绩。但是，在这些曾经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中，最后只有三十个左右的国家真正成为了全面的现代化国家。许多有过迅速崛起的辉煌历程的国家最后都沉沦了。现代化就像一个孤岛，而在试图游向这个孤岛的过程中，失败是多数，成功是少数。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要么还在原地踏步，要么困在漩涡中，甚至已经沉没。这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是绝对不能再失去一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机会的中国必须吸取的。太过迷恋中国自己的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中国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结果是，在追求一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还在无谓地重复支付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支付过的高昂学费，还在继续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弯路甚至歧路。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争夺话语权”。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对自己喊“我要话语权”的口号：那样只是自娱自乐，自欺欺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或事务中有“话语权”，就不能只关心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要想能够有水平地讨论别人的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先去了解别人。只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础上，并进而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而这种诊断和药方显然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而是建立在对世界的扎实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那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怎么办？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普都迫切需要转向。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与此同时，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少点中国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近现代史。缺少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科普而过于沉迷于中国历史已经使得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和领导人都懒得了解世界，也没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别是现代世界的形成。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与此同时，大大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有比较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比较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少走些弯路和歧路。

（阅读提示：如果不是先入为主或过度倾向性，只是从逻辑推论看待此文更佳。或者不看也罢）俄乌战争达成妥协的时间越早代价越小可能性越大，时间拖得越久达成的难度越大可能性越小，其间存在反向关系。因为有两个问题会随战争时间拉长愈加突出。一个是攸关方的更多介入，介入方越多，目标意图越复杂，作用于谈判方后形成制衡和羁绊。另一个是战火毁伤越严重，尤其超出了受打击方的自我恢复能力，就必须将责任落定于发动战争方，否则无法获得国民认可与反对派的攻击。同理，由于战争赔款数额随战争持续时间拉长而直线上升，直至国家不可承受之重，发动战争方只能硬挺以争取有利己方态势，直到无力再战之时，以承认战败认罚告终。简单讲，战争双方的决策者及其代表的国家，谁后退最关键一步，意味着谁因此崩盘，故只能进行生死对决。只是就战争目标和战场态势分析问题，俄乌战争早就到了以妥协结束战争的时候。因为俄罗斯的撤兵条件正在大幅缩水，核心问题已经减少到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去留，而这却是战前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俄方由最初不屑于谈判到主动而又积极寻求谈判解决问题，已经折射出战场态势，有些放风趋向更加明显。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俄罗斯将按期全面完成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或许有这样一种可能，俄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某一天单方面宣布全面完成了撤兵的目标。只是其间存在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不解除乌方武装又未达成协议，俄军撤到哪里？保持对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占领还是退出两个地区？只要不退出意味着战争无法截止，只要退出则无法向国民交待。从乌克兰方面看，虽然抗打击能力和反击能力都超出了几乎所有观察家的经验和认知能力，甚至整个战局正在向重演苏芬战争的方向发展，但俄军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也让其付出惨重代价，如果战争持续，因为俄军无差别攻击而来的伤亡将极其巨大（俄方也因此会受到战争罪指控），即使为了减少平民伤亡，降低人道灾难，也应当积极与俄方寻求妥协。但现实各方利益皆不支持妥协收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决定战争结局的也就在最初三天。贏了，世界会按照二战后的国际框架和秩序继续前行；输了，俄罗斯将不再是原来的俄罗斯，世界秩序也将重构。换句话说，冒险成功可保俄罗斯再辉煌很多年，无人敢触碰其军事大国地位，冒险失败那层窗户纸被捅破，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志猫儿雄过虎，落毛凤凰不如鸡。”也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冒险的结局直接影响着本国的当下和未来，也深刻影响着世界走向。正因为此我们要说，苏联解体是那块土地上发生的改变世界走向的大事件，目前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将成为那块土地上发生的第二次改变世界走向的大事件。既然我们认为战争双方难以走向妥协，只会以一方直接失败告终，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各方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