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泽 | 仪式的权力
专题导言
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
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美国历史学家、意大利历史研究专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C）院士，曾任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主席，布朗大学教务长。主要研究领域天主教历史、欧洲社会史、政治学和和意大利社会政治等，著有《教宗与墨索里尼》《将成为国王的教宗》等。
1810年9月15日，克里奥尔人（Creole）神甫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将他的教众召集到一个乡间教堂，号召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对墨西哥的殖民统治，由此拉开了一场血腥起义的序幕。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每年9月15日的晚上11点整——也就是伊达尔戈发出起义呼声的时刻——墨西哥的总统都会举着三色国旗，出现在墨西哥城中国家官（the National Palace）的阳台上。面对下方广场上聚集的欢庆的人群，他呼喊着节日的口号：“独立万岁！伊达尔戈万岁！莫雷洛斯万岁！华雷斯（Juarez）万岁！墨西哥万岁！”他回荡在广场上的每一声呼喊，都会得热情高涨的人群用雷鸣般的“万岁”声作出的呼应。接着，总统走到一旁，敲响宫殿的钟，继而国家大教堂的钟也随之响起。烟花照亮了天空；最后在空中出现了绚烂的烟花组成的国父伊达尔戈的脸庞，就像很多年前他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中喊出第一声“万岁！”一样。
从国家政党的大会到总统的就职典礼，从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到足球场上观众大声唱国歌，仪式遍布于现代政治生活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袖们使用仪式争权夺力，当权者们力保他们的权威，革命者们则拓展政治忠诚的新基础。所有这些政治人物，从暴动的领袖到维持现状者，都使用仪式来为支持他们的人创造出一种政治现实。现代国家的民众是通过参与仪式来认同那些更大的政治势力的，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只能借助象征形式得以表现出来。同时，也唯有通过政治仪式，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情形，因为我们唯有将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大简化，才能彻底地认识它。
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仪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仪式常常被认为只是一种宗教活动，而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将政治事务和宗教生活分离开，所以仪式被预设为只有在那些欠“发达”社会中还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不过，工业社会真的在权力的神圣化上独具一格吗？现代政治是官僚们理性行为的产物吗？政治忠诚是由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的吗？公众们认为他们与其领袖在本质上别无二致吗？在波利尼西亚（Polynesia），寺庙的统治者曾被视作神的子嗣，因为他们能散发出曼纳（mana）或超自然的力量。正是一张决定了他们与其臣属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仪式之网，使他们具有如此权势。虽然今天的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中不存在这种对世俗权力的超自然的合理化，但在公众看来，有权有势者仍然通过围绕着他们的仪式，控制着他们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内部的关系。如希尔斯（Shils）所言，政治仪式被那些受到功利主义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们赋予了一个“恶名”。这些知识分子被他们为政治世界所建构的理性模型遮蔽了双眼，看不到仪式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权力。
在本书中，我尝试指出为何仪式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都很重要，并探讨政治生活中使用仪式的多种方式。在此过程中，我反对那种认为政治仪式只是用于服务现状的普遍观点，政治仪式对政治的重要性要远胜于此。的确，国王用仪式巩固权威，但革命者也用仪式来推翻国王。政治精英借助仪式来合法化他们的权威，反对者则用去合法化的仪式予以反击。仪式或许是保守者的命之所系，但它也是革命的活力源泉。
政治、象征和仪式
政治通过象征来表达。在直接力量的运用中总会或多或少地涉及象征，同时，虽然物质资源对政治过程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分配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象征手段的影响。因此，要理解政治过程，就必须理解象征是如何进入政治生活的，政治主体是如何有意无意地操控象征的，以及这些象征方面是如何与政治权力的物质基础产生关联的。
象征参与政治的方式多种多样，本书只关注其中的一种：仪式。人类学家在公众眼中一直是一群研究稀奇古怪的仪式或者看似毫无逻辑的行为的人。但我的目标不是探奇揭秘，而是向一些令人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挑战，这些观点对我们自身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中，有很多政治观察注意到了仪式行为与政治相关，但严肃的讨论并不多见。它们仅仅把仪式视为那些更加重要的、“真实”的政治行为的装饰品。但事实上，仪式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难想象缺失了仪式的政治制度会是怎样。
本书认为仪式普遍存在于政治制度中。书中使用的案例主要来自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的无文字社会中，出于彰显核心主题的需要，尤为关注欧洲和北美的国家社会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运用仪式。本书一方面通过对遍及全世界的社会进行考察，以勉力提供一种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深入历史文献，对往昔社会中仪式的政治作用进行考察。我们旨在通过研究提炼出一种普遍的模式，对于现代官僚国家而言，这一模式是一笔不容忽视的遗产。
象征的权力
我主要讨论的是象征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宽泛地从讨论象征在人类社会和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半个世纪之前，一位睿智的法律学者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指出，所有的人类和机构的行为都是象征性的。阿诺德力图揭示出，人们在现代社会中遵循着务实的、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方式只是一种普遍的幻象。他宣称：“通常来说，社会更喜欢袖手旁观和粉墨登场，对现实目标兴趣不大。”一些指责阿诺德的学者不能接受人们受象征形式的影响比受功利计算的影响还大。结果，“知识分子的首要兴趣是证明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实际上原本就是理性的——要不然就是某种群体恶行的产物。”
不妨让我们倒回去一点，先讨论一下个人与其文化之间的关系。现实中的人与其说诞生自物质世界，不如说是由外在于个人的文化和经验所形塑而成的。个人生而便在这种文化之中，个人的经验则将其与他人和自然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外在世界将无穷的刺激施加于个人之上，而个人却不可能对它们作通盘处理。因此我们必须依靠自身的认知有所取舍，并且需要利用一些简化（或分类）系统，对选择出来的那部分世界进行缩减和重新排布，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它们。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象征系统提供的，我们作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分子了解这些系统，它们可以兼顾到社会的创造力和个人的特征。
这些象征系统铸就了一种“反恐之盾（shield against terror）”。它们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最基本的方式；它们让我们可以解释看到的世界，也就是解释我们是谁。这种象征过程令人侧目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性质。一般而言，人们并不清楚是他们自己把自身建构的对现实的象征性观念赋予世界，而是相信世界是以其自身感受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种看法或许有些幼稚，但它不可或缺。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观点的话，甚至早晨都无法起床。因为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我们对现实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建构出来的象征系统的产物，我们才能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所说的那样，“越过万物的边缘，望向最终的深渊。”
我们借助象征直面一个混乱不堪的经验世界——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自有其运行秩序。与其将我们的象征范畴视作人类的产物，不如将其客观化，借此就可以将其视作一种自然的产物，一种我们易于感知和认识的“事物”。事实上，我们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之间所作的区分，本身就是人为构建出的象征的产物，这种象征将事实世界从观念世界中分离了出来。
人们透过象征的镜头观察世界，并不意味着人类或者文化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各种象征系统，或说这些构想在物质世界中都是同样合理的。人们处理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实际形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当象征系统与难以管控的社会或现实力量发生龃龉时，象征系统内部就很有可能发生变化。此外，象征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象征世界不断重新界定的过程也不是偶然的。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及与其他社会的共存关系影响。虽然象征给予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但终究是人决定着象征的新老更替。
政治中的象征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一段诙谐的文章中提出，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景：在英国举行的一场盛大典礼上，聚集着公爵、上校、将军以及其他身份显赫的人。想象一下，随着魔棒一挥，他们的衣服都被除去，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在这种高贵的场合中会发生什么呢？卡莱尔继续发问：“难道有人能够画出一个赤裸裸的温德莱斯特公爵穿着一个光秃秃的‘上议院’？可以想象，画家会像是吸了毒气一样咳嗽不断、畏畏缩缩、不敢下笔。”这些大人物们的服装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如何发挥作用，即它们作为象征都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我们说一个人身上穿着权威，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仅是种隐喻。
我们通过象征认识到谁有权有势、谁无权无势，当权者通过操纵象征强化他们的权威。当然，无权无势者也可以通过努力穿上新的衣服，并除去有权有势者的衣服。用凯斯勒（Kessler）的话来说：“象征并不是所谓的现实政治的残存维度；它更不是一面可有可无的屏幕，供真实事物在上面投射着苍白而黯淡的影像。象征是真实的政治，以一种特殊的、往往是最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用象征手段创造政治现实的做法十分常见，很多政治职位的竞选者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创造一个象征，或更为常见的是将自己与一种流行的象征挂钩，是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有效手段，因为权力就体现为现实的构建。
一些政治观察家的想法远超于此，他们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梦想世界（dream world）”中，这是一种“幻象（illusion）”世界。他们对“真实（real）”世界和象征的幻想（phantom）世界进行了对比。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阴影下，承受着向元首献媚的效忠者的威胁，写下一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他警示人们：当独裁者们的权力来自于“他们所操控着的象征时，这些象征就会反过来建基于它们所引发的一整套相关之物之上”。勒纳总结道：“这些象征的权力是无与伦比的。人能支配思想，但象征能够支配人。”然而，当希特勒手法熟稔地操纵着象征鼓动德国人民参战时，丘吉尔、罗斯福和其他人也有力地构建出一套不同的象征来动员人们反对希特勒。
图为1938年，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演讲。[图源：user.guancha.cn]
现代战争依赖于一种国家忠诚感，但国家并无实形，只能通过象征被构想出来。正如米歇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言：“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能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人们赞同这种“宏大的虚构（master fiction）”，即世界被划分为一定数目的互不相容的国家；他们认为这些组成单元是事物本质的一部分，并假定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于这种世界的象征性概念，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国籍，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性别一样。在此意义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国家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象征不是在国家的现实中摆摆样子，而是构成国家的要素。
象征鼓动社会行为，阐明个体自身的意义。象征为人们理解政治过程提供了方法，因为政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象征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美国人根据总统或国会的行为形成自己的意见时，主要是基于官员对象征的操控以及他们自身的具体经验，这些具体经验本身就是通过一种象征过滤器而易于感知的。正因如此，一位关注美国总统的观察家总结道：“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理解象征如何在社会中实际运作，以及了解如何在行动中使用象征的艺术……它是统治人民而非统治理性主义者的艺术。”在选举总统时，我们选择的是“国家的首席象征制造者……”
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成员被囚禁期间，俄亥俄州人的爱国热情高涨，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人们是多么喜爱政治象征。当一名老板要求建筑工地上的工人把贴在安全帽上的美国国旗撕掉时，工人们坚决反对。正如一个工人所言：“帽子说出了你是谁……”当然，是上面的小星条旗说出了他们是谁。
这个关于国家忠诚的例子表明，现代政治依赖于人们对政治机构进行具化（reify）的倾向。诸如“政府”、“政党”或者“国家”这样的词并不能被视作象征结构，它们只是独立地存在于人们和他们的象征世界之外。对于儿童来说，以总统（或教师）这样的个人形象来构想权威，要比以国会这种集体形象来构想权威更为容易。与此相似，成年人使用“身体”的隐喻来构想国会，这使得他们把多样性的人群当作单个整体来对待。
或许印度人在渥太华找“政府”的故事，能够更清楚地解释这种观点。一个印度人被人领着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声称对政府事务负责，但他却从未遇到过“政府”本人，这令他无比沮丧，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政府”真是藏得太好了。
许多最有效的政治象征都具有一种明显的特性，那就是能够轻易地让人们把概念转化为具体事物。隐喻有助于界定政治世界就是一个证明。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横亘在欧洲的“铁幕”将另一边与“自由世界”隔离开来。同样，国旗不单是一块装饰布，还是一个国家的化身；正如国旗由国家来界定，国家同样由国旗来界定。
图为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图源：baike.sogou.com]
在有关现代国家政治的研究中，除了一部分重要作品除外，对象征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并不重视。在许多研究中，政治被简单解释为人们在争夺物质利益时达成的妥协。这些物质利益往往被认为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在其他研究中，人们被视作公共关系市场中的交易者，或者像一块白板，只会通过社会化过程，对其父母、同事或邻居的政治观点进行再生产。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对政治生活的象征维度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毫无疑问，这也与人们在检审自身的象征系统时面临的困难有关。因为人们是通过象征镜头观察世界的，对于他们而言，很难清楚地认识到那些象征是如何构成的并发挥着何种影响。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象征维度的研究比较落后，这归咎于现代社会科学对各种经验方法的偏重。无论是定量术语还是问卷调查和选举研究，用它们来研究象征并不能令人满意。对这些方法的强调，使得分析者们倾向于假设这样一种情形：那些政治生活中不能被简单定量化的方面是无足轻重的。为了促成这种恶性循环，以结果为导向的经验研究于是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政治取决于理性行为。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了这些研究路中的一些瑕疵：“利益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心理学分析过弱而社会学分析过强。对动机缺乏有效分析导致利益论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摇摆：狭隘肤浅的功利主义认为，人受到其自觉认识到的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的驱使；眼界稍宽但同样肤浅的历史主义则语焉不详地把人的思想说成是‘反应着’、‘表达着’、‘对应着’，‘源自于’或‘决定于’他们的社会义务。”
简而言之，人并不仅仅是物质动物，同时也是象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人具有一种难以解释的习惯，有时会希望甚至乐于为那些与其物质利益相左的理由而献身，即便这些物质利益受到七嘴八舌的反对者们的支持。人们通过象征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各种意义；对政治忠诚和政治行为的所有理解都据此事实而定。
认为象征和仪式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受到了大部分公众意见的反对。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政治生活的象征的和神秘的外壳绝非越发单薄，我以为事实恰恰相反，那外壳越来越厚。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到无法直接观察的世界中，只能通过抽象的象征手段与更大的整体产生关联。实际上，我们从未遇到过统治我们的掌权者，他们已经被高度象征化了。我们仅仅依靠一个人所穿制服的颜色决定是从后面拍拍他，还是从后面射杀他，就此而言，还有哪种政治环境比我们的政治环境更加依赖于象征？米歇尔·沃尔泽发现，随着国家领域的增长和官僚集团的壮大，政治已经“从具体的活动转变为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日常生活的幻想（fantasy of everyday life）了”。
界定仪式
在考察仪式在政治中的作用之前，应该先阐明“仪式”的意思。过于严苛的定义将仪式限定在宗教领域中，将其与超自然事物联系在一起；过于宽松的定义则将一切规则化的人类行为都标记为仪式。我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当然，在定义仪式时，我并不想去揭示什么是“真正的”仪式，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被研究的实体。我们倒不如说仪式是一种分析类型，帮助我们处理混乱的人类经验，将之整理成井井有条的框架。因此，对于仪式的定义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有多寡之别。我使用这一术语旨在围绕我的目标，阐明象征过程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起作用以及为何它很重要。
直到上一代的人类学家，仍然将仪式定义为一种具有文化规范、以象征为本质属性的重复性活动，目的在于影响人类事务（或者至少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作用于超自然领域。涂尔干（Durkheim）有关仪式的定义在早期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他将仪式与宗教实践联系在一起，认为仪式将世界划分成两个阶层：神圣阶层和世俗阶层。他声称仪式是“一些行动法则，规定一个人如何令自己的行动与神圣事物的表现保持一致”。
虽然在表面上涂尔干的观点将仪式行为与超自然领域联系在一起，但若细加考察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涂尔干而言，对神灵的崇拜是人类崇拜自身的社会和彼此关系的象征性手段。因此在终极意义上，神圣事物与其说是超自然的存在，不如说是人们受自身情感控制的相互依赖性，是人们的社会性安排。于是，仪式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能够处理超自然事物，而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人们表达其社会独立性的有力途径。
循此观点，我将仪式定义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实际上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类学家使用的定义。他们中有些人尽力在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之间作出区分。然而，我认为这种区分对于理解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言，只能帮倒忙。所以我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仪式这一术语。
仪式的特性
仪式行为有其自身形式上的性质。它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有其特定的展演场所和时间，这些程序和时空都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重复性的仪式行为有时看似冗长，但这些因素也正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
我之前指出，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缺乏这种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象征化赋予行为以更多的重要意义。借助仪式，可以认识、强化甚至改变对世界的信仰。正如卡西雷尔（Cassirer）所言：“离开典礼，自然一无所出。”仪式行为不仅赋予世界以意义，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有人写道：“通过仪式化的行为，内在事物变为外在事物，主观世界的图景变成社会真实。”
仪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它将过去和现在以及现在和将来关联在一起。这有助于我们处理两个人类面临的难题：一是通过提供一种连续性，帮助我们建构对自身的信心——20年前、现在和10年之后的未来，我无甚变化；二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也一直未变。梅尔霍夫（Myerhoff）写道：“仪式借助永恒不变的和潜藏着的形式，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从而消除了历史和时间。”
面对一个具有令人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是人类永恒的难题。人们尽力确定一种简单的和已知的现实，如此方能知道如何措其手足，以及明了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仪式的稳固性和永恒性，正为尝试着驯化时间和界定现实的人们提供一副安慰剂。
但是，即便仪式存在着一定的心理学甚至生理学基础，对其政治重要性的理解也要以认识到仪式如何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为前提。借由仪式，个人的主体经验和社会力量产生互动，并受到社会力量的形塑。人们通常参与在各种并非为他们所设计的仪式之中。即使人们发明了新的仪式，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已有的象征素材库，新仪式的出现并不依凭于发明者的心血来潮，而是取决于那些参与在新仪式之中的人们所存在的社会环境。
然而，仪式的权力则不仅仅源自其社会环境，也源自其心理学基础。实际上，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参与仪式之中会带来心理上的刺激，一种情绪上的激发；通过这些感觉，仪式构建我们的现实感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
这些心理特征在仪式的另一些特性中显露无余：频繁的戏剧性。实际上，阿诺德认为，人们正是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行为和世界产生联系：“因为一些埋藏在人性深处的神秘原因，每个人都不断地构想出一场接一场的戏，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主人公。陶然于在这些戏中粉墨登场、孤芳自赏，这一点任何人概莫能外。”或许在19世纪末的一份社会主义者的当地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提议：有人建议在维也纳的五一劳动节游行队伍行进路线旁搭建小平台，这样游行者就可以随时站到台子上看看他所在的游行队伍有多壮观。
图为1964年，莫斯科红场上进行的五一劳动节文艺表演。[图源：sputniknews.cn]
仪式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人们参与到戏剧之中，并看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仪式的戏剧性质并不只是界定角色，它还唤起情感反应。就像在剧场中，“各种灯光、舞美、姿态、行动和声音的刺激”控制人的情绪一样，诸如此类的因素帮助仪式产生强大的情感影响力。
在政治生活中，仪式戏剧也随处可见。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竞选者会在选举活动中举办一些这样的戏剧，而且让大众传媒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带入千家万户。实际上，竞选者常常和公众保持距离，大众传媒也没有刻意地安排戏剧性表演——这些表演中充满了精心编排的象征。
象征为仪式提供了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象征的本质和使用象征的方法中看到仪式的本质和影响。象征有三种重要的特性：意义的凝聚性（condensation）、多义性（multivocality）和模糊性（ambiguity）。
凝聚性是指单个的象征代表和整合了丰富的多重意义。无论象征是在语言意义还是形象意义——即表现为一种物理形式，如《圣经》或旗帜——上，都包含和集合了各种观念。在潜意识层面，因此也是在更有力的层面上，这些观念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作用，它们在个人头脑中聚合在一起。
与象征在仪式中的意义凝聚性紧密相关的是其多义性，即同一种象征具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凝聚性指的是这些不同意义的互动以及它们聚合成新的意义；多义性关注的是另一个方面：不同的人实际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种象征。在缺乏共识的情形下运用仪式构建政治团结时，这种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仪式的象征具有凝聚性和多义性这两种特性来看，也不难理解它常常具有模糊性：象征缺乏确切的意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可以用简单的表述形式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事物而言，象征并不是叙述它们的神秘方式。象征意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
我之前强调过一个事实，那就是仪式具有规范化的形式，而且与其说它来自于个体的心理活动，不如说是由社会呈现给个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仪式是天生因循守旧的力量。在形式、象征的意义和社会影响上，仪式都会发生变化：新的仪式出现，旧的仪式消亡。这种变化产生于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一言以概之，人们并不仅仅是仪式或象征的奴隶，他们也是仪式的支配者和创造者。正因为仪式是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方式，所以人们会创造和改变它们。
然而，即便仪式具有这种潜在的创新力，它也同时具有保守的倾向。正如任何一个研究西方宗教的学者都会知道的那样，仪式比文化中的许多部分都较少变数。实际上，仪式能够给予人们一种连续性感觉的能力，主要来自于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形式上的持久性。仪式的特殊规则所具有的影响力，正是其过往不断操演的结果。与以往仪式的经验相关的记忆对仪式的新规则有一种渲染力。由此，仪式兼具守旧的倾向和变革的潜力。吊诡地说，正是仪式形式的守旧性，使仪式在政治变革中潜力无限。
仪式的政治重要性
对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就算不是闲杂人等，也至多是个龙套演员。可以认为，严肃的政治分析家几乎不会将其注意力从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质——利益团体、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中转移出来，而把时间浪费在正眼看仪式上。
但是，这种“政治人”的形象忽视了文化和所有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作为理性的行动者，这种“政治人”只会对其客观环境斤斤计较，并尊奉自私自利的工具理性为其行动的圭臬。虽然我们生活在物理世界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力量的影响，但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象征机制来感知和衡量它们。我们通过象征进行交往，而在象征意义的沟通中，仪式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直言：“社会仪式创造出一种现实世界，缺少了这些仪式，这种现实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我们有可能理解并言说一些事物，但缺乏了象征行为，社会关系便不复存在。”
每个社会都有详述其起源和神圣化其规范的一套方法。其中有些社会是通过伟大的男人（西方社会缺乏女性的文化英雄），另一些社会则通过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无论是否具有历史根据，都包裹在一张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网中。在美国，儿童在成长中了解到清教徒、印第安人、奴隶、种植园的生活、文化熔炉（the melting pot）、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约翰·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实际上，儿童的社会观念就主要建立在这些象征所传递的意义之上。他们学到了什么是正确的行为规范，什么是成功的至理名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象征为理解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提供了道路，并为认同这些政治实体提供了方法（实际上是种强制力）。政治学家兰斯·班纳特（Lance Bennet）指出：“政治家们使用神话让公众受制于有力的象征。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神话确保现状无虞，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神话则记录变化的过程。在日常政治事务中，神话主导着大多数公众政策辩论。一旦神话主题和与神话相关的语言从政策话语中被扫地出门后，也就剩不下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了。大多数政治争论的分歧都集中在如何用神话去解决特殊问题上。”仪式实践是滋养这些政治神话的主要方法。在仪式庆典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构对政治世界和身处其中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的理解。
政治秩序的这种象征意义一旦被建构起来，就会抗拒（虽然不能免于）变化。然而，存在着两种相互抵牾的观点，一方认为人是理性的行动者，另一方强调在象征和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在前一观点中，个人政治意见的改变与理性的辩论和事实的编排有关。但是，对于理性辩论导致信仰变化这一观点早就有人持不同意见。中国古代的庄子在文章中曾写道：“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儒家学者早就理解仪式对于政府效能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在主观上权衡利弊后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他们所参与的仪式。统治者应该避免下命令，一位儒家学者认为，直接干政、侧重口谕的统治者常会令那些被统治者在心中暗生反意。在他看来，“因为仪式是非语言交际（non-verbal）行为，所以它们不会造成口舌之争。由此，可以利用它们促成意愿和行为的和谐，并避免唤起敌意；如果一个人发现他自己按照指定的要求参与到礼（li）[仪式]之中，就意味着他已经可以说是在事实上——与他人和平共处了，就像舞者要按照乐队演奏的节奏起舞一样，他也尽在仪式的摆布之中。”
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人们从投身仪式之中获得颇多满足。统治者们数千年来（实际上是自从有统治者以来）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仪式对于革命群体同样重要，他们必须诱发强有力的情感以动员人们起身反抗。托洛茨基（Trotsky）早年在苏联时就认识到这种仪式的必要性。他对教堂在日常仪式上的统摄力尤感不安，指出“理性主义者”在满足大众需求上软弱无能。托洛茨基转而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对戏剧性活动的渴望”，那是他们“在情感宣泄上的有力的、合理的需求”。
在下面四章中，我将通过探讨政治仪式如何运作来解释仪式的重要性：仪式如何有助于建立政治组织，仪式如何用于构建政治合法性，仪式如何在缺乏政治共识的情形中创造出政治一致性，以及仪式如何形塑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然后我会考察政治竞争者们如何使用仪式争夺权力，仪式如何被用于缓解或加剧危机，以及仪式如何服务于革命和革命政权。最后，我提出所有这些都和政治生活的本质有关。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仪式还有多重要？
〇本文节选自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一章“仪式的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2020年5月1日，莫斯科市剧院广场群众游行活动。[图源：sputniknews.cn]
〇专题策划人：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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