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被社会学忽视的情感开始纳入其研究范畴，即社会学的“情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服务型经济的兴起大大推动了“情感转向”的研究进程，人类情感在商业化过程中日渐同工作、劳动及就业相勾连，情感劳动服务成为新兴职业的核心内容。本专题聚焦情感劳动中的“劳动”面向，借由情感研究投射劳动关系的权力与控制。专题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1-4）对情感劳动进行概念溯源与辨析，霍克希尔德提出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研究。主要著述包括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维历史轨迹》等。1990年，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韩炳哲（韩语：한병철，德语：Byung-Chul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韩炳哲（韩语：한병철，德语：Byung-Chul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米歇尔·福柯（Michel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米歇尔·福柯（Michel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陈怡含，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电影美学。一、理性、非理性与权力在现代主义的潮流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是焦点问题，表现了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霸权主义的批判。其实，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只是一开始理性与非理性的维度划分在西方哲学范畴之中，不是那么明显，不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激烈。因为理性的光辉一直笼罩在人们头上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直到叔本华、尼采的出现才让人不得不重估非理性的价值，自此，非理性在现代哲学范畴中频频出现，它与美学、信仰纠缠不清，与理性分庭抗礼，并成为西方哲学的两大范畴。何为理性？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哲学观念，是两千年来思想的主导，是大多数哲学家倡导的主流思想。胡塞尔曾经说过，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一切非理性其实都还是理性的。理性代表的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真理。自毕达哥拉斯起，理性精神已经初步形成，到了赫拉克利特，他提出的逻格斯统治了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历史，此后的哲学家们不断在此基础上加固其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对师徒的出现使理性的阵营进一步加固，他们要用理性来解释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形成和运动。苏格拉底认为理性不仅是宇宙万物能够正常运转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运转的目的。它体现的是人努力对现实的超越以达到一种更高的自由意志。到了柏拉图，他提出人除了生理上有追求不朽的本能，在精神上也会想追求不朽，那就是对于智慧和理性的追寻。因此，理性体现的是一个需要人长期学习的过程，是超越官能的快感而去寻求知识的世界，逐渐进阶的过程，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到了此时，人的灵魂就会回忆起自己在为人之前在理念世界之中掌握到的理性知识，心中产生一种对理性的向往。但是，在柏拉图对于理性的狂热追求之中，非理性的苗子也在逐渐抬头。比如在柏拉图竭力提倡的“迷狂”之中。在论诗人的创作之中，他就提到了诗人能够写出精妙绝伦的诗句，是“迷狂”作用的结果，这种“迷狂”是丧失了理智的时候，人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而这显然是和非理性有关的。虽然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但是对于诗人创作出来的“迷狂”诗歌他却赞赏不已。但是在柏氏的观念中，理想才是至高无上的，非理性只是附属，这种基调奠定了几千年来二者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理性逻辑化和概念化，笛卡尔、斯宾诺莎等都是理性主义的代表。尼采之前，想要找到一个非理性主义者，恐怕是不太可能的。到黑格尔的出现，西方理性主义出现了集大成者。在《小逻辑》中，他将非理性进行切割，融入理性之中，认为神秘的东西固然变幻莫测，也许是超出了知性之上，但是绝不能说它是不能被思维把握和接受的。这是黑格尔的高明之处，没有拒斥一方的存在，而是想着圆融和涵盖对方。这也是非理性的悲哀之处，处于理性包围之中的它，彻底地失掉了自己的面目和位置。并且为什么理性能够把非理性涵盖起来呢？自古希腊以来就对立的理性和非理性，大概在理性本身就暗含了非理性的存在，才能够发展出吸收了非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而尼采的出现对于理性主义的质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时代的改变让本已处于衰落阶段的欧洲理性主义处在岌岌可危的时刻。欧洲人在基督教信仰危机、理性和科学的危机之后并没有再找到什么救治良方，相反，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开始进入人们的心灵，敲打人们脆弱的内心。尼采出现在理性哲学高度发达的德国，这个孕育了理性主义的民族，也同时孕育了非理性主义的苗头。当叔本华打响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第一枪之后，尼采接过了旗帜。他抨击苏格拉底，认为其研究人生问题的方式十分理性，依靠着逻辑推理的手段，使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可是尼采并不认为如此，科学和知识所谓的普遍有效性在触及人生问题的时候只能惨败，对于人生的探索不可能来自于理性的、抽象的思维，而要凭借狄俄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以一种真实的、本能的、涌动着的欲望反对平静的、理性的日神精神。尼采还颠倒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往哲学家认为非理性要附属于理性的观念被尼采翻转，他认为理性是起源于非理性的，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都是以生命本能的非理性为基础。因此，考察一切的认知，道德乃至于审美活动都要和主体的生命联系起来，一切的概念、逻辑、抽象、理性都是本能支配的产物。尼采瓦解了理性主义，解散了欧洲传统哲学，一切的价值需要重估，一切的意义需要重定，这是这位非理性大师的暴虐之处，也是他的贡献所在，自此之后，哲学中多了一个必须考虑的维度，那就是非理性。酒神的狂欢。[图源：thepaper.cn/newsDetail]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一对基本哲学范畴，二者有多重区别。首先，二者表示两种不同的精神现象。理性指人精神世界内部清晰有序的精神现象；非理性则是指人精神世界内部混沌无序的精神现象。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认为理性是人心灵之中清晰明了的观念，而想象等非理性则是不恰当的观念，所以要以理性观念统摄人的心灵。其次，二者代表两种不同的精神表现形式、精神能力和力量。理性的精神表现形式是逻辑的、概念的、抽象的、判断的、推理的，是一种理论化的思维方式；而非理性的精神表现形式则是本能的、欲望的、潜意识的、直觉的。最后，二者产生的根源、反映对象、代表内容是不同的。理性来自于客体，反映对象是客体的本质规律；非理性来自于主体，反映对象是主体对于自我的认知，人的需要、愿望和要求。福柯继承尼采的思想，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在《疯癫与文明》里，对理性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是在这里，他把理性简单化，理性只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单一概念，而没有对理性的定义、内容、所指和历史变革进行质疑。理性只是作为疯癫（非理性）的对立面而存在。二者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到了后期，福柯看待理性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旨在为理性中心论进行解构，福柯关注的重心则在于揭示现代性的进程之中，理性对于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控制策略，由此对现代性的缺陷进行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生活的变化，物质的富足让人们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现代性的隐忧也随之而至，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成为哲学家工作的重心。福柯的工作指向了两种重要的思想倾向，即启蒙运动的理想世界和康德、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他试图表达这两种思想对于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的意义。启蒙运动扩大了理性的权力，确定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如前所述，叔本华、尼采对于理性的反思阻止了理性一路的高歌猛进，许多清醒的哲学家也开始进入到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之中。在福柯看来，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按照其晚期的看法，有两种分析权力的模式，即法律模式和战争模式。何为法律模式？即权力作为一种规章、规则和制度存在。人们总是力图把权力以法律条文的方式规定下来，把效果定义为服从。何为战争模式？即战争在双方之间进行，许多因素作用其间，不断发生关系的转换。这两种模式的不同在于后者是复杂多变的，而前者相对单一、简单。战争不同于法律条文，在战场上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战争的结果，而权力之间的博弈就像是一场战争的厮杀，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力与力的较量中决定生死。在福柯早期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模式，一方对于另一方简单的压制模式。而到了他后期的作品之中，这种讨论开始深化，渐渐转化为战争模式，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中，人们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将二者绝对对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理性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威地位，而对非理性进行压制和排斥。福柯早期也存在着这种简单化的倾向，知识和话语作为理性的帮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确定一种真假对立关系。这种求真意志的排他功能让福柯对知识、话语和真理都提出了质疑（后面会详细讨论），认为真理的名义已经遭到破坏。当看到真理这种排斥的功能之后，福柯要求解放非理性被主宰和被压制的地位，甚至要确立非理性的中心地位。自古希腊就初步形成的逻格斯的二元对立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即使是福柯的反对也是在这个二元模式之中进行的，仍然囿于一种合法—对抗的模式之中。福柯后期认识到这种分析模式过于空泛，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从《规训与惩罚》开始，他的后期思想初步体现，他在谈到规训时提到了这种权力的规训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都在进行，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他提出了“微观政治权力”这个概念，放弃了法律模式，转而对具体的权力关系展开分析。他开始关注权力关系的复杂、多变、特殊和差异。从福柯对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中，可以见到福柯权力思想的诉求。福柯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工作，梳理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思考理性，反思启蒙，追问理性发展的历史，由此发现理性的合法性地位的赋予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带着某种偶然性的因素。它们可以出现，但是也可以并不出现，所谓的元标准和合法性的建立，其实是人类给自己设定的线。而对各种具体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进程的考察和分析，其实就是要揭示所谓各种合法性的真理的建构过程。在福柯看来，理性在近代的飞速上升是通过科学思维、技术控制和政治组织三大合法性实现的。在这三种主要的合理性形式之间发生着种种的转化，理性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真理，没有哪一种既定的合法性代表了真理。所以，理性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通过克服堕落就可以恢复到启蒙理性。理性不能简单地视作一个整体，而要具体分析合理性的各种形式、不同的基础、不同的创造、彼此间的纠缠和对立。现代性进程中学科的诞生意味着理性以各种方式渗透至各个领域，妄图实现全面的控制。但是，理性的目的不单是压制和排斥，求知意志把排斥方归入到消极方面，把积极方纳入到认知领域，从而来认知自我的真相。可是认知总是伴随着两种存在的方式，而不单单只是理性的一面，理性在限定他者的时候，同时限定了自身，它始终无法逃脱非理性的存在。具体来看《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权力根据某些有效的策略，将种种不合常规的力量，把理性的他者（对立面）转换成维护理性的工具。我们的目光应该发生转移，从权力的压制效果转向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当然这种生产性的力量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当心理医院、学校、疗养院等机构产生之后，惩罚机制从生理性的疼痛变成了心理层面，肉体控制变得缓和，心理控制得以加强。这种方式的转变服从一种新的“关于肉体的政治经济学”。当现代社会对于性的态度变得宽容和开放，可是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这种宽容就是一种自由，相反，细细追究，会发现这种宽容背后的种种限制，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对于非理性的控制策略。所以，即使在现代社会之中，即使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轮番轰炸，非理性的大行其道背后依然含有理性的影子。就像在理性统治的两千年时光中，非理性也是无处不在的。非理性和理性如影随形。福柯说所谓的规训就是使肉体运作的微妙控制成为可能，使用一种温驯但是绝对有用的方式。规训意味着服从规范，针对不平顺的肉体，使其变得驯服。由此，权力不再依靠冷硬的法律规约和惩罚制度，它通过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而进行，在这种无形的规约之下，我们每个人自发地按照规则行事，变成自觉服从的主体。在这样的氛围之中，社会处处都是一个监狱，每个人都在提防着自己成为他者。在性的问题上亦是如此。对于理性而言，性错乱是个他者。性欲变成了当权者可以实施的一种手段，当权者将它关于性欲的知识变成真理。只是这关涉性欲的真理过于难堪，反而让人无法接受。比如，在关于性欲的宗教忏悔中，牧师要求犯错的人巨细无遗地说出每一个细节。权力感兴趣的并不是压制，而是通过压制来发现真理。我们要求性欲说出真相，到了最后揭示的是我们自身的真理，得到一种满足。这是一种由性知识而引发的快感。通常性被认为是本身欲望冲动的反映，是不受到理性控制的东西，因而它可以与权力相对抗，权力虽然竭力地想要征服性，但是并不能控制性。福柯扭转了这个看法，相反，他认为性是最温驯的，性欲成为权力实施的对象和工具，成为知识的对象和真理的领域。自从非理性从理性的阴影下抬起头，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维度。其实观察西方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理性的权威跟之前相比，确实存在遭受动摇的危机，但是非理性并没有像尼采期许的那样，能够彻底动摇理性的地位，甚至在福柯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绝望地发现现代社会早已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理性协同权力、知识、真理紧紧禁锢着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它不仅仅在压制，而且在聪明地改变着策略，以一种温和的、不知不觉的方式编织着牢狱，让人心甘情愿地进入其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无处逃脱的社会中，个人的主体性又该如何反抗呢？难道我们就要在福柯所描述的那座“全景敞视监狱”之中做一辈子的囚徒？然后给自己打造一个虚伪的美梦，假装其实我们真的是自我的主人？福柯在思考这个问题，孜孜以求着答案，他叫醒了沉睡的我们，迫使我们一起思考。二、真理、知识与权力福柯通过真理游戏、真理运作和话语建构对于将真理和知识打扮成一种客观的存在进行了解构和批判。在福柯看来，今天的真理只是一种真理的标准化形式，真正的真理不应该是给人的主体性带来约束的知识结构，而应该像尼采所说，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福柯继承了尼采的真理批判和知识批判，提出了“真理游戏”。他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真理是用来寻求自身快乐的手段，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建立一种知识结构，追求一种理念；到了基督教时期，体验自身快乐变成建构个人主体性的策略，使得古希腊、古罗马时候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生存美学失去了光辉；而到了现代社会，通过权力和道德的运作，将人们规范在各种规则制度的束缚之中，真理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统治力量所控制的一种论述策略。首先来看，尼采的真理说对于福柯的影响。尼采处于19世纪，一个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同当今科学不同，那个时期，科学意味着的是一种精神，为了求索和创新而不断辛苦努力的精神，而不同于今天的科学，今天的科学是一种学科知识，一种方法论研究的概念。这个19世纪的科学语境对于尼采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受启发于达尔文的学说，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取消了人的尊贵性，认为人不过是生物进化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在同低级动物的竞争中胜利，但是也并不是最高级的生物。由此观念出发，尼采认为人为了生存，首先要伪装自己，为了更高意义上的生存，人还要有愉悦之感。何为伪装自己？为了赢得生存的资格，人类要给自己设定一种永恒斗争的状态，在这种竞争中，人要努力成为胜者。如此残酷的现实之下，人们开始了遮蔽和伪装，来掩盖这种残酷的社会状态。那么，人又要如何来进行掩盖呢？尼采认为人的语言和精神活动是能够利用来改变社会生活的武器。所以，伪装就体现在了为了生存和愉悦，于是用语言、知识和真理的名义来活动，于是通过真理、知识这些宏大的概念，人给自身的存在构建了一系列的意义，假装真理的存在，由此不但遮蔽了人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存活下来的现实，而且使得人们能够在合理的外表之下给真理赋予一种神圣的地位。于是对于尼采来说，看似客观的知识，追求永恒的真理，其实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是人自己给自己找到的意义。这种走向真理和知识的路途之中，当人生是为了赋予意义而存在的时候，对意义的追寻过程其实丢失的是最本质的快乐。人们通过追求真理来获得安全感，通过知识来美化世界，可是生命本质意义上是斗争的和厮杀的，并没有那么的光明。尼采揭示了这一掩映的本质，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说明了知识是被发明和创造的。他转化了达尔文的观念，将之哲学化，在我足够长久地字里行间严密地看哲学家之后，我对自己说：人们还必须把有意识的思想的最大部分归在本能的活动中，而且甚至在哲学思想的情况下……正像出生的行动在遗传的全部前进和进展中不予考虑一样，“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一位哲学家的大多数有意识的思想是由他的本能秘密地引导……即使在一切逻辑和它们的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也有价值评价，更清楚地说，也有生理学上的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而尼采认为人如果要对这种状态进行反抗，那就要不断地进行斗争，在反抗中成为一个不驯服的人，一个超人，一个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度发达的人，从而为自由创造契机。尼采的思想高妙在于破除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真理策略。人并不是本质的、固定的存在，而是在时间与历史之中生成，历史不是朝着人的目的线性发展的，而是在斗争中生成的。尼采恢复了行动主义，在哲学思考中，他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结果，福柯承继于此，说，无论如何，尼采的出现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哲学话语的方式因他而发生了改变。以前，哲学话语是一个匿名的“我”，《形而上学的沉思》就带有主观的特征，然而读者仍可以代替笛卡尔。代替尼采说“我”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才在当代西方的全部思想中凸显出来。他继续破坏知识和真理的神话。在《真理与司法形式》中，福柯深入探讨权力和知识的复杂关系，反驳了启蒙理性哲学根深蒂固的主体性和黑格尔的目的论历史哲学，向我们描述了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即社会实践如何规定不同的真理标准，制定真理的程序和方法，塑造主体形式，制造知识对象和知识领域。知识和知识主体。历史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所有的事物才有了它的存在和不确定的显现，历史是我们的思想所无法规避的，或多或少构成我们的现代性本身。一切都是历史，《真理和司法实践》是关乎真理和知识的历史。在社会实践中，不仅仅生产着新的知识对象、观念、技术、工具，更生产着新的实践主体和知识主体。知识和知识的主体是在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如果权力是变动不居的，那么知识的主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监狱的诞生》中，作为社会不正常的人——犯人，在社会规训的实践之中产生。福柯将一切放置于历史之中，将一切与知识生产相关的因素都加以历史化，将知识、知识产生的主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都置于历史之中，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形成新的关乎“真理的历史”。福柯关注的是这一真理历史的复杂转换过程。真理产生于每个社会内部存在的场域，规定了一定的主体、对象和知识规则。各种力量在这个场域之内不断碰撞。“真理游戏”如尼采而言，是一种战斗，在这种战斗中，话语开始形成，不仅是合乎规则的语言的集成，也是游戏规则的集成。在话语之中，权力得以体现和彰显。“真理游戏”在福柯这里变成了一种规训，话语在权力中产生，变得顺从。真理的程序和方法。在所有生产知识的社会实践中，司法实践是一切真理的源泉，这种司法实践在当今社会依然行之有效。福柯分析了一部戏剧化的司法实践剧作，即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福柯消解了俄狄浦斯的欲望和无意识叙事，将其看作一个司法案例。到底是谁杀了谁，在对此的追问之中，来找寻真理的程序和方法。福柯构建了“一半法则”，一方面神宣布了真相，另一方面人要去找寻真相，寻回记忆。神的真相和人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才能证明俄狄浦斯王是有罪的。福柯反驳了俄狄浦斯王通常被人认为的是无知的、盲目的、健忘的，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而忽略了知识的重要性的说法。相反，他认为俄狄浦斯王知道很多的知识，他的权力建立在他的知识上。当他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的时候，他获得了权力。因此，他应该说是权力—知识的典范。那么前种说法体现了何种权力—知识观念呢？在前古典希腊时代，知识和权力不可分，到了古典希腊时代，这种统一体被打破。因此，索福克勒斯便处于新时代的开端，代表权力—知识联系的消失。从此，权力和知识变得势不两立，权力是无知的，真理是排斥权力的。比如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中，在知识中发现的真理不得有政治权力的存在，知识以放弃权力为前提，只有当哲学家变成哲学王的时候，这种对立才能消除。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阐述目的就在于通过理清这一神话谱系，重新建立知识和权力的联系。且证明了知识和权力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即使是一种对抗的形式。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所绘，约1805年。[图源：zh.wikipedia.org]发明与本源。尼采在讲述知识的产生时使用了“发明”一词。在其哲学体系中发明意味着不是原初的存在，而是创造出来的，因此是动态、斗争、偶然的。而形而上学在讲述知识产生时使用的“本源”(Ursprung)。本源就意味着一种原初存在的起点，它有固定的逻辑。福柯认识到尼采描述的知识主体和对象之间的斗争关系，知识对主体对象施加着暴力，主体对象和知识之间的决裂使得一个统一的、完全理性的主体消解。原来的构成知识和行动基础的主体性被一种权力和政治关系取代。主体的社会实践在各种斗争场域中对知识进行构建，知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各种力量碰撞的产物。当理性主体被动摇之后，知识的生发也就随之动摇。权力由此形成对知识的基础建构。司法实践和真理形式。真理形式是指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生产知识，寻找真理的方式、程序和手段。在此框架之内，知识得以产生，真理得以显现。通过区分三种真理形式，考验、调查和检察，阐明了一个新的真理的历史和真理的政治。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重新阐释中就指出，俄狄浦斯王查明真相的方式是调查、回忆、询问和检验等。这是一种理性的分析方式，不同于荷马的《伊利亚特》中，英雄时不时采取向神明发誓的方式。索福克勒斯之后，客观和中立的调查才成为获取知识的主要形式，而在之前则是经验化的，根据的是人的主观感觉。从13世纪开始，欧洲开始发生权力和政治的变革，君主制使王权能够参与到司法实践之中，政治权力开始介入其中，在世俗政治和宗教权力之间实行的一套行政管理技术提供了一套司法实践模式，客观调查成为主要的获得真理形式。从对知识所做的谱系学分析来看，知识的历史是断裂的，并不存在着一个传统哲学家宣扬的绝对真理。一个理性的、知识的纯净史无法解释调查的理性发展，只有将其看作一个不断变动的“游戏”过程才能解释这种现象。真理和知识的形式需要在历史的真理和知识的形式以及权力的变动中来考察。调查逐渐形成了探索真理的固定形式，处于权力关系和知识内容的联结点之上，是生产知识的形式，也是施展权力的形式。所以，没有固定的司法实践，也不存在固定的真理形式，更没有一个客观、中立的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知识和真理的产生伴随着的是权力的斗争和交替，新的知识的出现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秉持着这种观念，所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构建了一个全景敞视监狱。这种监狱形态存在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一个大的社会规训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每个人被抛入各种关系网之中，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每时每刻被权力所作用。并且这些权力构建了一种人文科学，冠之以现代人之名。这一现代的知识型权力遵循的真理形式是检察。何为检察？即在一种新的权力—知识的话语构建中，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是否符合这套权力—知识运作的标准。如果不同于人，就要去探讨自己、审判自己，进而改变自己。所以，其实在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是最深入和全面的。可是通过俄狄浦斯王构建的知识与权力二分的遮蔽，人们往往忽略了这种现状。而福柯的考察，展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中，是怎么通过真理和知识的运作来对人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全面的塑造和安排。这种分析扩宽了我们对现代性的认知，现代性的历史也是权力支配的历史。三、现代性与权力将福柯的“权力说”放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探讨是必须的。现代性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英国学者吉登斯曾这样定义现代性，即现代社会或者工业社会的缩影。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一种论述，也是最直白的一种论述。伴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的起点开启。在启蒙时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理性是人类思想的基础和本源。理性开始排斥一切非理性因素，也引发了自身危机，特别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非理性丧失了自我表达的途径，可是理性也由此陷入危机之中。韦伯意图将理性丰富化，分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由此形成了现代性的二元结构。从价值理性来看，与传统制度相比，人类确立的自由和民主的现代制度超越了神权和王权，而对自身人权的看重是一种进步。从工具理性来看，理性的高度发展将人的思想钳制，同时又束缚了人的自由。这种二元对立和矛盾的解决之道就是用价值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引导工具理性规避其缺陷。随着社会的变化，二元又逐渐走向多元，在吉登斯、福柯等人的理论创见中可见其端。比如吉登斯将现代性化为三个层次，即现代性的制度层次、理念层次和态度层次。制度是表层，理念是深层，态度是人对自由的追寻。但是，现代性越来越深入人们生活的时候，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不可小觑。不同于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福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前文已论述过，和马克思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他是从总体性的层面来进行分析，这是一种宏观权力的批判，而福柯的批评则是微观层面的。他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从而在看似进步的现代性中直指其黑暗之处。首先，福柯认为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从17世纪开始，权力已经开始作用于微观层面。这种微观权力不同于宏观权力，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它的运作是来自于规训技术。其次，微观权力的行使已经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福柯注意到劳动生产时的高度组织化特征。对于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劳动特点，福柯看到的是这种监视和控制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特征，它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规训权力关系的作用之下，一所全景敞视监狱开始形成。福柯存在于微观领域，依托于非政治机构，而普遍存在与家庭、医院等机构之中。最后，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消解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很是复杂。虽然是在权力的建构之中知识形成，但是知识也影响着权力，在知识之中也可以施予权力。比如说，知识的真理就代表了一种权力，科学也在施行着权力。因此，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模糊，一方面，科学背后渗透着权力，因而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在某种意义上渗透了科学性。这种认知无疑是深刻的。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摆脱了总体性的宏观视角，而深入到日常，掀起惊涛骇浪。但是这种分析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只从微观层面进行分析，而拒绝了宏观层面的分析，其实也掩盖了权力被谁控制的事实和为什么要控制权力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福柯依然触摸到了现代性的病症。福柯反对马克思的观点，将现代性的病症都归结给经济。他认为，19世纪开始，对社会的批评基本都是从经济出发，认为经济对于社会变革起着决定作用，但是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权力关系。人类思想的发展自有其逻辑，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对于思想的机械决定，不能一切都归于经济和资本。这种认知其实是正确的，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但是微观权力同时也不能摆脱经济和资本的左右，福柯并没有一概否定资本的价值，他充分认知到了其作用。比如在分析17、18世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候，认为人口流动和生产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原因，规训方法其实顺应了这种历史形式的发展。所以，福柯的权力和规训概念依托于各种各样的权力之间的互动和交叠，最后统一于资本的运作，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规训权力的方式的更新和变革。借助于规训权力，资本家成了现代社会的主人，资本家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需求、癖好、气质的权力模式，通过作用于个人肉体和社会总人口而得以实现。权力对于身体的作用是福柯的重要发现。在《规训与惩罚》中，公共刑罚的展示是通过血腥、暴力的手段来对身体进行直接的惩罚，这种惩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君主权威。到了18世纪中后期，酷刑逐渐被温和的刑罚所取代，人道主义的呼唤让刑罚显得温情起来。但是惩罚其实是以更普遍和精巧的方式嵌入到社会之中，转移到内在的灵魂中去。进入19世纪，精神病学、犯罪学等知识和技术进入到惩罚体系，以学科化的规范方式，对刑罚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学”，也就是规训。这种新的支配身体的方法和奴隶制、戒律等已经大大不同，而是把人作为了一种资源，使得身体变得顺从而有效，从而造就出有用的身体。而对身体实施规训的手段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等手段，形成了一个严格控制和训练身体的网状结构。对身体遭际的关注构成了福柯现代性诊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建构了“权力—身体—知识”三维体系，作为权力分析的基础，为身体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目的类似于康德，是要探寻人的自由之路。现代性的发展看似大大解放了人类，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工具理性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解放，现代性的分工劳作，将人固定在具体的地方，每天重复的是单调而无聊的劳动，长此以往，带来的是身体的疲劳和心灵的倦怠。这个社会没有以前糟糕，但是也不比以前更好，战争在减少，寿命在增加，生活很便利，可是价值的迷失和错乱却越来越严重。到底哪个更严重一些呢？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对人类更好，还是精神生活的迷乱对人类更差？人类始终无法进入一个彻底摆脱了痛苦的世界，即使终有一日不用去操心物质生活，可是精神生活的空虚又该怎么填补呢？所以，福柯消解现代性，反对宏大叙事，关注微观层面和人们的具体生活，主张多元和重建，正是要将人从现代性的危机之中解放出来。而他具体要怎样去超越现代性呢？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遍布方方面面，遍布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使用权力的能力，要想找到一个权力的统治者，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是双重身份，既是权力的帮凶，也是被权力压迫的人。所以，抽象地去谈论阶级斗争，从阶级矛盾中寻找斗争的根源，去区分敌人和朋友，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斗争主体，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我们都在相互反抗和互相倾轧。当斗争的主体模糊的时候，斗争又从何谈起呢？福柯将人类社会的斗争分为了几种类型，即宗教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马克思那里，经济斗争是最主要的，而在福柯看来，个体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政治斗争才是当代占据主导的斗争形式，所有无法忍受权力的人都可以投入斗争之中。而要具体地颠覆微观权力，必须一点点地进行，想要瞬间完成一场大的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颠覆权力必须是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是反规训的，是从主体原则中解放出来的。否则，反权力如果在权力范围内活动，即使获得了胜利，也只是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的产生，从而又回到了原地。所以，只有彻底放弃以规训为出发点的权力形式，才能获得一个新的自我，新的灵魂，新的生命。而这种能够改变每个个人的，就是自我在生存上追求的一种超脱的美学状态。这是福柯在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的发现。“现代性并不能‘从人的存有方面实现人的解放’，它迫使人去面对创造自己这一任务。”而人又该如何去创造自我呢？如何建立起一种超脱了规训权力的生存美学呢？在现代性的大框架之下，这或许是个无解的难题。福柯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的无处不在，但是对于宏观总体的排斥，使很多哲学家认为他的学说主张只能看到现象。在这个层面上，福柯说即使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政权，仍然不能指望它可以扫除存在于学校、医院等机构中的微观权力。其实，福柯后期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概念，可是福柯所主张的从古希腊中发现的生存美学能够在多大层面上发挥作用呢？会不会只是一个缥缈的主张，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后面会详细论述）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定福柯的贡献，他是无比清醒的，他对现代性的解剖，让我们透彻地看到了被启蒙思想家和现代主义精心遮蔽的现代性的另一面。韦伯等人孜孜以求的民主和自由的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残酷而精巧的牢笼”，束缚无处不在。四、启蒙与权力福柯曾说，从康德始，经过尼采，到哈贝马斯，很多哲学家直接或者间接地遇到过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启蒙到底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的形成？启蒙自文艺复兴时代初露端倪，与现代性直接相关。让我们来看现代启蒙哲学的发端者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三大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希望什么？此后他又提出终极问题，人是什么？1784年，康德发表《什么是启蒙运动》阐述自己的启蒙观。他总结了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在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一种不成熟的状态。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经过康德的论证，证明了人类其实有自由运用理性的能力，因此要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提出这样的口号其实针对的是中世纪漫长的宗教道德伦理的束缚，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希望人们能够潜心地信奉上帝，自然不希望人类有自己的意志，这样不利于上帝权威的建立。康德的提倡顺应了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理性和启蒙的倡导。康德充分拔高了这一启蒙理念，宣称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以外不需要其他的东西，人类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认为理性有着两种状态：私下和公开，服从领域和自由运用理性的领域。但是理性的服从和私下运用并不是启蒙，启蒙应该摆脱了任何的羁绊和制约个体的理性的自由运用。因此，康德的启蒙其实是要摆脱传统共同体和旧式的共同利益，对此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而目的则在于摆脱中世纪的枷锁，特别是宗教加之的束缚，来追求人自身的解放。他把启蒙看作人本身就该有的一种权力，一个过程。启蒙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启蒙的核心在于理性，即人类能够自由地运用自身理性来对现实进行掌控。康德的论证打开了一个大门，一切事物都必须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合法性的论证，在理性的法庭为自己的停留寻找证据，如果说《圣经》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就要加以说明这种说法的合法性。康德对于理性的考察在当时无疑是震撼的。中世纪神学对人类的控制和打击使人变成了神的侍从，而在人的身上发现的理性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拔高了人的地位，人自己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人生，不需要事事都靠神的指引，不需要神给人确定价值。所以，康德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谈论启蒙，没有启蒙，人或许至今还在神的威严之下沉浮，一个现代社会也不会建立，但是启蒙的光明背后总是伴随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将追求理性作为人最后能够走向自由的道路，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限制，抹杀的是人背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对于理性的追寻如前所述，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当它走向顶端的时候，最后也会遭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叔本华、尼采发现的非理性对于理性的打击开启了现代哲学。其次，公开而自由的运用理性是可行的吗？这是个矛盾的问题，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之中，康德或许自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当存在着一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区分的时候，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能够允许人自由地运用理性吗？如果允许的话，怎么会出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集体屠杀事件？屠杀执行人应该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拒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而不是盲目地服从上级的命令。也许在一个完全超脱的环境之内，否决了种种限制，自由地运用才能成为一种可能。最后，除公开的运用理性之外，私下运用理性又该如何理解呢？康德认为一个人在他的公职岗位上对自己理性的运用，就可以称之为私下运用。可是，现代社会之中，人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身份的混合，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教师，同时是一名学者，还可能是一个军事家。所以，当在自己的公职岗位上运用理性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运用呢？康德并没有预料到个体身份在今天的发展会如此复杂。但是公共理性和私人理性的划分却是康德的一大创见。这种划分对于社会新形态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康德虽然看到了个人权利的重要，他仍然宣称需要一个君主，并且认为君主并不是不可启蒙的。可是，对于君主该如何被启蒙？康德无力回答。这些对于启蒙的未完成问题激励后来者继续思考和反思。福柯十分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启蒙的思考。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发表，从对启蒙的概念入手，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和康德时代相比，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一个被摧毁了的西方世界，人类因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而对人性表示空前的怀疑，当人类在受到理性的启蒙之后，为何还会如此的残忍和暴烈？霍克海姆认为启蒙以知识代替了想象，但是在现实中，启蒙反而被架上了神坛，走向了反面；并且启蒙的目的是要让人在世界中居于主宰和中心的地位，但是人征服自然的结果导致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被“异化”和“物化”；理性并没有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相反，理性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束缚了人的自由，成为扼杀人的自由的力量。所以《启蒙辩证法》一书充分论证了启蒙的双重性，不仅看到了启蒙有光辉的一面，也看到了其毁灭自我的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将启蒙看作人类发展进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启蒙也在辩证中发展，不断地经过肯定和否定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进步的过程。霍克海姆和阿尔多诺继承了康德的理性是启蒙核心的观念，对其进行批判。但是他们的主张同时也带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否定了历史进步。霍克海姆承认启蒙对于历史发展起到的巨大作用，但其后来走向的是全面的批判和否定的道路，这种二元极端性仍然没有逃脱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非此即彼，这等于消解了“辩证法”的概念。其次，将理性的工具化当作理性本身来加以否定和批判，只看到了科技带来的灾难，而对其中蕴含的积极力量避而不谈。到了福柯，作为后现代的鼻祖，他在1984年撰写的《何为启蒙》中对于启蒙的反思更耐人寻味。这篇文章的基本工作是要消解康德的整个理论，消解启蒙和理性这两大关键词汇。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哲学思路。后现代哲学就是要消解一切价值，打碎一切价值。福柯承认康德问题的重要性。他首先强调康德研究的必要性，认为康德将现代哲学无法解答却又无法超脱的问题带入了思想史之中，此后的两个世纪的哲学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对此问题做出回答，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他消解了康德。福柯将康德的启蒙观念概括为是由“意愿”、“权威”和“理性的使用”三者之间原有关系的变化来确定的。康德在谈论启蒙的时候，将启蒙看作了一个出口，人能够从人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解脱出来，能够摆脱盲目从而进入自由运用理性的时代，这是自笛卡尔以来主体理性的发展。经过启蒙的改造，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相比又有什么差别呢，也就是说，启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人呢？问题在于当人处于一种未成年的状态之时，人们很容易把将人从这种蒙昧状态解救出来的东西当作一种权威。可是当人成熟之后，权威就反而变成一种要去抛弃的束缚。福柯自身并不表明对于启蒙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表态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接受理性，就是把启蒙留在了理性主义的藩篱中；如果批评理性，那么你要批评的对象就是理性作用之下的方面。所以福柯无意对于启蒙的总体性进行分析。相反，他认为首先应该把启蒙看作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指一种人们自愿做出的选择，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他认为康德的启蒙哲学带给哲学一种批判气质，而他将这种批判气质与自己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他说这种批判态度具有“极限态度”的特点，方法上是考古学的，目的上是谱系学的。所谓考古学是指这种批判并不算是要得出一个认知体系中的知识结构，而是要设法考察决定我们所思、所想和所为的话语结构。所谓谱系学是指不是从一种历史的必然中推出我们不可能认知的东西，而是从一种偶然性中得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那种可能性。因此，在这里，康德和福柯的批评哲学开始发生分歧，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要寻找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而是要进行历史的考察，寻找使我们建构成如今面目的各种事件。这样，福柯完成了启蒙的转变。他拒绝启蒙的绝对性，人们不必做出二必选其一的抉择，他避免了总体和彻底的方案，而进入到具体层面。这其实是他一以贯之的一种哲学态度。对启蒙的批判需要设置种种界限，为了自由而努力的我们应该为了获得自由而耐心劳作。所以，当福柯重提启蒙，重新考察康德的启蒙，消解康德的启蒙，目的当然不是简单地将其打散成碎片，二者都是为了人类能够进一步接近自由而努力。福柯的启蒙哲学为人类的自由的形式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的余地，而这种自由形式的获得存在于我们建构自身主体之中，这个自主的主体是福柯晚期哲学关注的重心，也和康德的哲学殊途同归。因为，他们思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启蒙是关乎是人的变化的，而在这种变化之中，人们关切的是在这种变化之中，人本身到底经历了什么。五、生存美学的生成福柯后期将目光聚焦于生存美学，这是他为现代人的困境找到的一条解决之路。同尼采一样，福柯认为只有依靠审美的人生态度反抗权力社会，只有通过生存美学的重建，才能为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提供解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手稿《主体解释学》中，提出了“生存美学”的概念。其中作为西方传统主体理论基础的“自身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关键，也是生存美学的最基本问题。其实在《性经验史》的写作中，这种生存美学已经开始被探讨。他曾说，《性经验史》的写作当然不仅仅是关乎性的，更是一种“自身的技术”。所以，生存美学的核心其实就是关乎“人自身”的，就是把审美创造当成人生的首要内容，以关怀自身为核心，将自己的生活当成一部艺术品，通过思想、情感、生活风格、语言表达和运用的艺术化，使生存变成一种不断逾越、创造和充满快感的审美享受过程。“关怀自身”的思想发端于古希腊，一直影响西方文化，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诞生打断了此思想的发展路径，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起，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又被变异化。福柯在《性经验史》中认为这种以“关注自身”为核心的生存美学被“主体性”所取代，而丧失了原本含义。古希腊、古罗马人只是将道德实践当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形式风格，并没有更深层次的道德教化的意味，目的是为了实现审美的快感。而福柯在考察了知识、权力、话语、真理之后，认为恢复这种“关注自身”的生存美学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必要的。其实，从福柯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提倡这种人生哲学的回归是一种必然，在他的人生中，就是对这种哲学的实践。对他来说，美学首先要是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要去努力践行这种追求。而这才是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动物，成为一个人的基本特点，人就是要审美地生存。图为米歇尔·福柯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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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丹尼斯·朗（Dennis

专题导言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鸣谢专题策划人：王碧晨No.1丹尼斯·布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第一章“定义权力的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No.2尼克拉斯·卢曼：《权力》，瞿铁鹏译，第一章“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No.3诺贝特·埃利亚斯：《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第七章“游戏模型”、第八章论“垄断机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No.4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劳动社会保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主要著作有《父权的式微——江苏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女性叙事与记忆》等。内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关键词劳动性别分工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唐晓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劳动、家庭与当代社会变迁，主要文章有《劳动，社会性别和社会》。内容提要作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同时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动员，城市“大跃进妇女”的就业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尤其是对性别问题、劳动制度与对政治权力运作形态的理解。引入国家—家庭—个人/妇女的关系视角，具体分析作为一种“泥饭碗”——廉价劳力蓄水池的妇女临时工/外包工就业体制如何在“全民就业”（铁饭碗）与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下建立起来，并进而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关键词家庭；国家；大跃进；泥饭碗；妇女解放一、问题指向与研究视角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女权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近现代中国妇女史。内容提要集体主义时期，为追求经济超速发展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生产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国家有意识地把性别化分工编织进大生产体制，由妇女无酬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再生产职责。国家对于妇女的家内劳动并非完全“看不见”，而是努力对家务劳动进行理论化，以确立家务劳动及其承担者在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女工、农妇、职工家属/家属工三个妇女群体与生产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对于她们家内劳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她们的政治地位。关键词家庭劳动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特别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Nicola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特别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巨大的内在危机的一种回应方式，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情境中，立足于“个人主体性”的“女性”逐渐浮岀历史的地表，成为当时的学界告别历史、走向未来的重要理论立足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步伐，更为成熟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被引进到中国，以看似边缘的亚文化的“性别”立场来讨论中国的主流历史书写/宏大叙事传统，特别是来质疑、重估甚至颠覆“十七年”（1949-1966）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得失，被认为不仅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而且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知识/价值如何“在地化”转化的成功典范。也基于此，“性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代中国学院的显学之一。然而，在看似不言自明的研究背后，一个基本前提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横亘着20世纪70年末的中国社会/文化转折的巨大鸿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的性别研究范式与“十七年”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之间，是否“天然”地存在着关联性？这样的分析是否能为性别研究和“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研究带来彼此推进的空间？我们今天不假思索地对两者进行关联性研究的合法性依据到底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要想确立对“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化/实践进行性别分析的有效性，如何“历史化”地清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性别”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与有限性，与此同时，“历史化”地重返“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有效把握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文化实践，进而在新的问题意识下重新建立两者之间的关联，事实上就成为关键所在。一、去历史化：可见的女性与不可见的历史将性别视角引入对“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考察，在当前学界已形成了以下一系列让人耳熟能详的、相当主流的研究成果，几乎成为一种“常识”。其一，作为以暴力革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著称，妇女从来不是以“妇女”本身的角色和身份被安置在革命序列中，妇女运动也从来不是以单纯的妇女解放口号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妇女和妇女运动显然是“不独立”的，是“依附于”并且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其二，妇女走出家庭而参加公共劳动，其实是国家把妇女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蓄水池”来对待，是一种工具性的“征用”，妇女由此产生出来的主体感和尊严感，是一种被建构之物，妇女走向社会、走向公共空间因而被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一个妇女被作为父权制象征的国家欺骗、利用甚至无情出卖的陷阱。其三，“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不能等同对待（左际平，第184-185页），“男女平等”被认为是导向了一种“不男不女”又同时“是男是女”的畸形女性形象，这种“铁姑娘”是一个蛰伏于男权标准的去性别化存在，而需要被否定。总而言之，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更多被视为是被国家意志所形塑的、缺少女性主体意识的，这一时期的妇女实践则是“国家”自上而下动员的单一路径产物，因而是一种“被解放”甚至是“伪解放”，以此为基础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性别”甚至在“人性”的维度上，显然也就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在上述这一系列观点中，可以发现，“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往往被刻板化为没有杂质和张力的一元化“强权性”存在，而与之相连的“国家”“革命”“阶级”“社会主义”等，则被不由分说地当作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女性”很大程度上被塑造为一个似乎毋庸置疑拥有讨论优先权的“重要”问题，一个获得了先验的政治正确性的符号，被理所当然地植入对“十七年”文学/实践近似于“一刀切”的诘问中。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关联上，性别研究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基于女性优先的立场研究，与其所要处理的“十七年”文化/实践之间，就必定会形成一种意料之中的紧张对立关系，也必然会在全面否定这一时期妇女运动实践及其文学呈现意义的基础上，使得“性别”立场获得颠覆，甚至取代原先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的合法性。以这样单一化、凝固化的“关联”对“十七年”文化/实践进行性别观照，显而易见，在鲜明的“性别”立场下，“女性”被本质化，“社会主义”则被原罪化了。这样的逻辑到底是内在于历史行进脉络的，还是外在于文学与历史实践的一种理论叠加？这样其实并没有充分在地化、知识化的知识生产，到底是推进了我们对于“十七年”文化/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传统的理解，还是造成了新的刻板化印象，而事实上人为抹去了这一时期文化与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答案显然是存疑的。而当这一系列看起来有着明显的观念先行痕迹因而很有问题的观点几乎常识化地成为我们看待这一时期文学/实践不言自明的起点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习焉不察性较之于结论本身，恐怕更有问题，也更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要深究一下上述逻辑架构得以脱颖而出并且被普遍认同的缘由的话，可以发现，它首先与盛行于性别研究中的对于主流历史一贯的批判方式有关。在通常激进的女性主义视野中，既有的历史本来就被视为是一种男权中心的历史，因而性别视角的引入，本来就被当作是一种对于压抑、贬斥女性的主流历史书写的批判、弥补甚至是颠覆；而作为结果，如何寻找“可见”的女性并肯定其历史贡献也总是成为研究者最主要的书写目标，这样的女性之于男性、边缘之于中心、弱者之于强权的挑战和替代似乎是女性主义者处理各种历史阶段的普遍做法，也正是性别研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所在。也因此，当我们总是从这样带有很强预设性、理论化的立场一厢情愿地进入对于历史和文学史的重构的时候，这种重构必然会因为更多停留在了抽象的观念意义上而导致“去历史化”的结果，也会因为使本来具备“革命”意义的“女性”范畴蜕变为理查德·罗尔蒂（Richard

专题导言今日谈及性别平等议题，“妇女解放”一词似乎沾染上了浓厚的年代色彩。这一问题虽或并入“女性/权主义”的讨论范围，讨论者也往往同意二者有各自的历史背景与接受路径。今人提起“妇女解放”可粗略分为两个语境，一是晚清至近代借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构建与推动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20世纪40年代起在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本专题专注于在后者的历史语境下，生命经验与政治话语的融合、摩擦与协商。专题第一篇将“妇女解放”视为问题提出。虽仅指向1949—1966的十七年，但很大程度辐射了整个专题的讨论范围。本专题的主要立场为，“妇女”与受形形色色政治话语中介的生活空间，关系并非某一方绝对或最终主导，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形塑。当然，在部分学者看来，“妇女”作为主体亦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专题第四至六篇就将集体主义时期的此作为问题提出，思考了不同年代下“妇女”在社会和国家话语中的建构。专题第五至九篇则具体聚焦受到解放与追寻解放的“妇女”主体生命体验，涵盖劳动、文化、婚恋等领域。策划者学识有限，这一部分角度并非穷尽，此框架亦无法涵盖该时期所有身在中国女性的生活。本专题最后四篇从不同角度回望这段岁月，其中有一手文献，也有二手文献，有论述，也有记叙，有亲历者，也有后来人。一手文献有两篇，第十一篇是妇女学学者李小江80年代发表，有学者称是“首次质疑中国妇女解放道路”，至今影响深远。第十三篇选自导演彭小莲对父母的追叙，其父被批为“胡风分子”而死，其母于90年代末离世。篇幅所限，遗憾未收录一手记叙。从另一角度来讲，本专题亦无意追求“真实”。特别鸣谢钰珏、Linshan、Zhaorui（时间顺序）No.1董丽敏，〈“历史化”性别：以“十七年”中国妇女解放为场域的考察〉，摘自《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何成洲、王玲珍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No.2Nicola

专题导言诊断，是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根据症状、体征、病史、病历及各类医疗检查结果等，对病人所患疾病及其病理原因作出的判断。诊断是医疗实作的基石和核心，既决定了对疾病的认识，也成为预后的判断基础。诊断既是一种分类，也是一个实作过程。笼统地说，诊断社会学关注医学诊断和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既包括一个诊室内发生的故事，也包括诊室外广阔的社会世界。为什么一个社会问题会被纳入医学诊断？诊断的结果如何被当前的技术所影响？诊断如何与种族、性别等因素作用，加剧现有的健康不平等？在此背景下，本专题一共选取了十篇和诊断有关的文章，大体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1-2篇文章关注临床上医生将病人还原为病理事实的过程，借助征候与症状、疾病与疾痛的比较，福柯和凯博文各自诠释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和带来的后果。第3-4篇文章则聚焦于社会因素对诊断产生的影响，曾凡慈以台湾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为例，揭示了诊断不只是通过生物医学确定病人是否罹患某种疾病的过程，更具有妥协与协商的一面；梁其姿则通过对麻风病的历史研究，展示了地域、性别对麻风病诊断的影响。第5-6篇文章在医学化的理论路径下，讨论了男科疾病与ADHD诊断的扩张与过度诊断问题。第7-8篇文章侧重诊断工具，以失智症和硅肺（尘肺病）诊断为例，探讨了技术在诊断中的作用。第9-10篇文章则试图将视野扩展至现代医学/生物医学（Biomedicine）以外的诊疗秩序。嘉日姆几将仪式医疗放入生活史中理解，分析了彝族毕摩如何通过“仪式过度”的诊断来重建治疗秩序。涂丰恩通过回顾现代诊疗空间定型以前，诊疗过程“众声喧哗”的明清时代，让我们重新思考医患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限于编者视野，本专题无法提供诊断社会学的全貌，如有偏颇与理解错误，还请方家批评指正。鸣谢专题策划人：见曜

专题导言诊断，是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根据症状、体征、病史、病历及各类医疗检查结果等，对病人所患疾病及其病理原因作出的判断。诊断是医疗实作的基石和核心，既决定了对疾病的认识，也成为预后的判断基础。诊断既是一种分类，也是一个实作过程。笼统地说，诊断社会学关注医学诊断和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既包括一个诊室内发生的故事，也包括诊室外广阔的社会世界。为什么一个社会问题会被纳入医学诊断？诊断的结果如何被当前的技术所影响？诊断如何与种族、性别等因素作用，加剧现有的健康不平等？在此背景下，本专题一共选取了十篇和诊断有关的文章，大体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1-2篇文章关注临床上医生将病人还原为病理事实的过程，借助征候与症状、疾病与疾痛的比较，福柯和凯博文各自诠释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和带来的后果。第3-4篇文章则聚焦于社会因素对诊断产生的影响，曾凡慈以台湾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为例，揭示了诊断不只是通过生物医学确定病人是否罹患某种疾病的过程，更具有妥协与协商的一面；梁其姿则通过对麻风病的历史研究，展示了地域、性别对麻风病诊断的影响。第5-6篇文章在医学化的理论路径下，讨论了男科疾病与ADHD诊断的扩张与过度诊断问题。第7-8篇文章侧重诊断工具，以失智症和硅肺（尘肺病）诊断为例，探讨了技术在诊断中的作用。第9-10篇文章则试图将视野扩展至现代医学/生物医学（Biomedicine）以外的诊疗秩序。嘉日姆几将仪式医疗放入生活史中理解，分析了彝族毕摩如何通过“仪式过度”的诊断来重建治疗秩序。涂丰恩通过回顾现代诊疗空间定型以前，诊疗过程“众声喧哗”的明清时代，让我们重新思考医患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限于编者视野，本专题无法提供诊断社会学的全貌，如有偏颇与理解错误，还请方家批评指正。鸣谢专题策划人：见曜

专题导言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专题导言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专题导言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专题导言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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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导言如果从今人奉为“五四”的进步史观，看前现代的包办婚姻，妇女尽是饱受压迫的被动接受者，那么如何从层峦叠嶂的史料中，重构妇女的声音？如贺萧曾说：“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随着性别研究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视野，21世纪的我们也有必要不断回到历史现场，重审今人不曾言明的预设。本专题聚焦所谓的“中华晚期帝国”（late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著有Surveiller

摘要他毫不隐讳地抛弃了所谓的工程模式以及其独立的专家，并且坚信学术研究是改革过程的一部分，而不应该孤立存在于这一过程之外。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经典立场，但它也遵循这样的观念：社会的进程是价值观的进程，因此社会科学要做到完全不受主观价值的影响，这不但是困难的，从逻辑上来说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大江健三郎（日语：おおえけんざぶろう，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日本当代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出生于日本四国偏僻的山村，在东京大学修读法国文学，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关于其子的作品包含了早期作品的《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与1990年发表的小说《寂静的生活》。一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10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10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二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从左到右分别为大江健三郎，大江光（子），伊丹由加理（妻）。大江光，作曲家，11岁师从田村久美子，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记忆力。1992年在“日本哥伦比亚”发行《大江光的音乐》，作为作曲家出道。他创作的歌曲简单、真诚、治愈，受到极大欢迎。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在2013年的一个反核集会上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6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分，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三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1970年11月25日“三岛事件”中鼓动自卫队员发动政变的三岛由纪夫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四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伊丹十三，日本演员、导演导演代表作包括《蒲公英》《女税务员》等。1992年5月，描述对抗黑道人物的女律师的《民暴之女》一部作品公开后，遭山口组后藤组组员袭击重伤。1997年12月20日，因日本写真周刊志“フラッシュ”的不伦疑惑报导，伊丹以死明证其清白，遂从东京麻布的高级公寓跳楼自杀。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我这样步入老年的人来说，谈论这样的主题，只能谈谈“应该这样做”一类的希望了，而像大家这样的年轻人，则要提出具体的构想，并努力使之实现。所以，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决心，我自己也要发言，我想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对话，都传达给日本的年轻人。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对于一个对日本和中国的人们共生的亚洲和世界的21世纪寄托着希望而写作至今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谢谢！〇本文为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27日清华演讲，转发自"社会理论"公众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翻译。〇封面图为流过大江健三郎家乡的日本爱媛县内子町大瀨村的小田川。[图源：atlasobscura.com]〇编辑/排版：悦怿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大卫•科泽（David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哲学（公共理论、国家理论）、中西政治思想（儒家政治思想、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政治转型、国家治理）。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公共预算。主要著作有《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译有《繁荣的治理之道》《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幸福、经济与政治：走向多学科方法》等。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现象学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重点研究方向包括政治记忆、政治仪式、政治象征和政治认同等，主要著作有《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等。刘骄阳，发文时作者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长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比较政治理论、全球化与政治发展。代表性专著《国家治理的逻辑》《地方治理的逻辑》《制度运行的逻辑》《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全球化》《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等。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共运。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中国发展战略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中国软实力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资本的全球治理》《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战略》《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等。翟桂萍，发文时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刘奕，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公共管理与法律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危机管理。主要著作有《公共危机系统管理》《礼仪教程》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立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非遗与公共文化研究、社会组织研究、民族志方法与海外民族志。代表作有专著《日常生活的文化与政治：见证公民性的成长》《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居住在文化空间里》等。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当前的学术界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来说都是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中国近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其间的发展方向又几经曲折，所以要认识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和现实状况是非常困难的。学术界在近些年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的成果，外文文献如Modern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董倩，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新闻学博士，曾作为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传播、当代媒介史。摘要本研究从上海里弄读报组的仪式化运作入手，探讨其对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意义。里弄读报组选择更能与组员共情的读报员，将以故事为蓝本的现实文本与以消息为蓝本的前景文本进行融合，在流动的日常生活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混杂着革命逻辑与生活逻辑的现实戏剧，制造出许多情绪流动的时刻，提醒其成员集体、国家和阶级的存在。在仪式的操演中，读报组通过图式与分类，将敌/我、新/旧、进步/落后这样的理解框架镌刻在人们关于政治现实的象征性建构中，导致了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作为一个模糊性象征，上海里弄读报组中介了个体选择与国家意志、情感与认知，进而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也由此连接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名目众多的社会运动，成为它们的转换器、发酵器，掀动起更广泛频繁的社会行动。新中国成立以来，读报组作为一种群众教育的重要手段，在上海的机关、学校和在里弄居民中普遍存在，但效果却不尽相同。机关、学校虽然都组织了读报组，但往往流于形式。首先，机关、学校人员不仅有看报的能力，而且有看报的习惯，是爱森斯坦所谓“阅读型公众”。代表性观点如“每个人都会看报，何必多此一举”，“这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在读报方式上“不能算是读报，只能算是看报；而且没有中心，报纸任凭选择，内容也由各人自己拣喜欢的看”。华东师范大学有很多小组“根据报纸随便读上一段，事前不选择、不准备，所读的材料不能完全配合同学的需要；读的人草率敷衍，听的人也就不起劲儿，讨论起来像蜻蜓点水式的扯淡一番，或者相对默然”。其次，他们在单位里本来就共同过着有组织的生活，有各种政治学习、业务学习，认为读报占用了工作时间。“读报是重要，但工作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报。”“看报是空闲的事”，“有了空才去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要读报，我们不看报不是也可以工作和学习吗？”有的干部将读报看作工具，认为读报的确能在中心运动中起作用，但片面地把读报工作看作突击工作，有中心任务来加把劲，过去就松懈下来。相形之下，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中下层民众来说，读报组的设立显得更为必要。相关研究也认为，在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中，读报组的发展更为突出。1949年以后，虽然新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扫盲工作，但是许多人还只是脱去了文盲帽子，看报仍有困难。他们要了解国内外大事，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开阔眼界，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就需要有人为他们读报。不同的档案材料与报纸新闻都反映出，识字班的建立多半与读报组有直接关系。从经济上考虑，有些读者没有能力单独订报，合订报刊也可以减轻每个人的经济负担，要向报社写信，也是几个人组织起来便当。读报组这种形式在上海里弄居民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它是互助的，所以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它又是灵活运用的，在方式上、时间上可以因地制宜，所以发展起来很快，不论男女老幼都乐于参加。里弄读报组与单位读报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原本远离政治的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娱乐、政治学习集中起来进行改造。对于上海基数巨大、自由散漫、关系复杂、利益多元的里弄居民来说，读报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期关于读报组的研究多从政治宣传、思想动员的角度来阐释读报的功能、影响，指出“读报组”是党报顺应“中国革命”逻辑，实践“群众路线”的产物。这些研究虽然认为“读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但其理论视野并未脱离党报理论的大致框架，也未探究读报对城市普通民众带来何种影响。近期的研究者使用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观察到更为多样的图景。杨丽萍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读报组看作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施者，把重点放在集体读报的政治效能上。周海燕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认为读报小组通过集体阅读、讨论和写作，形成了“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詹佳如聚焦于“读报组”这种阅读实践本身的特殊性——“集体”阅读，考察读者、文本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沙垚重点考察了农村俱乐部在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对集体读报的具体组织、运作以及反馈机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摹，显示出从重在宣传到关注接受的范式转变。但这些研究都将社会各群体的读报实践混为一谈，或者虽有所侧重（如“基层”“农村”“广大民众”），但是因其所指较为模糊，在征引材料时又与其他群体混同，导致在分析时或者高估读报组的政治整合功能（“塑造了社会成员全新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人格”），或者仅将其谨慎地称为“某种外在于自身的要求”，“某种构成性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的读报实践在具体展开方式、效能和意义生成机制、影响方面相距甚远，若要一概而论，就容易落入要么言之凿凿，要么语焉不详的窘境。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组织了五个街头读报组，利用每天中午休息时间向村子里的群众讲解时事。[图源：sohu.com]集体读报在党的宣传史上虽然有迹可循，甚至有一脉相承的理论指导，但对于自有成熟生活逻辑的城市居民来说，却是十足的新鲜事物。不管是党报理论、历史社会学抑或是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以往研究主要是将读报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的基层教育组织和形式，没有在更微观的层面上，探究在特定人群中读报组如何运作、意义的生成机制。要探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读报的传播情境中，普通智识的非单位人群的生活逻辑与政权的革命逻辑之间的冲突与调试，仪式的视角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一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任克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专家。现在一发生问题，就会被归结为体制问题，其实体制都是由机制构成的，当我们进入共产党的内部运作机制中去分析体制时，可能会发现现有体制有弊端，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而通过细致的梳理可以使体制避免成为官僚主义作为的替罪羊。社会动员是党的建设或者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运行机制，而作为一种党的社会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仪式则鲜有笔墨提及并总结。政治学习其实是共产党的一种统一思想、传送政令的有效政治动员机制。马丁·怀特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小群体与政治仪式》一书中对

图为孔子及其弟子。[图源：czci.org.cn]〇专题策划人：岂尘〇编辑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现象学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重点研究方向包括政治记忆、政治仪式、政治象征和政治认同等，主要著作有《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等。摘要政治仪式与政治记忆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诸多共通之处，两者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相辅相成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存在着两种政治记忆的刻写模式：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它们分别揭示出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经验如何进入政治记忆，并藉此转化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范式和常识，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在人类悠久的政治生活中，记忆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之一。保存、展示、重塑和解释记忆的实践活动在政治行为系统中充当着核心组件。政治仪式便是这种组件之一。在古代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是各种祭祀礼仪，属于政治仪式的范畴；戎是军事活动，无论是“春猎冬狩”的练兵仪式，还是“沙场秋点兵”的阅兵仪式，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其历史与祭祀同样悠久。世易时移，虽然现代社会掀开了政治仪式的神秘面纱，但并未将之视作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传统孑遗。事实上，政治仪式仍是一种政治权力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将自身的仪式原则和仪式经验通过操演过程，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范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各种群体性记忆概念（如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等）之间的边界争端不断，但在政治见解上达成了一种低度共识，即记忆活动中的主体——尤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诉求的组织、团体或实体等——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集合和筛选，彰显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图，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建构。我们将这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记忆称作政治记忆，它是往昔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和。政治记忆立足于“现在”，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往昔”的政治生活进行“引证”。政治仪式与政治记忆之间有共通之处，亦是按照某种标准处理“现在”和“往昔”的关系。仪式是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的界域严明、规则严格、重复操演的特殊行为，有着极其繁多的种类，政治仪式是其中具有政治意义或发挥政治作用的一种。就内容的涵括范围而言，政治仪式比政治记忆要单一、狭窄得多；同时，政治记忆完全包裹着政治仪式，缺乏政治记忆的指导和供应，政治仪式将无法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政治仪式需要从政治记忆中吸收必要的信息，但它也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主动性，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自成一体地传承和生产政治记忆。这种相互依存又并辔齐驱的内容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治仪式依赖政治记忆为生；另一方面，其本身又是政治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形式意义上，政治记忆与政治仪式之间的关系普遍而深刻。政治仪式一直都是政治记忆得以承继的重要途径，其规律性的重复行为、苛刻的程式需要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方法，能够令政治记忆在历史长河中得到较为完好地留存。此外，政治仪式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形态也佐证了其与政治记忆之间关系的普遍性。殊为关键的是，政治仪式通过与其承载内容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对系统性的实践原则和规范的强调，成为政治记忆的一种持存模式。这一模式得以成型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仪式和政治记忆在主题和诉求倾向上的一致性，使得两者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一种稳定的“行动—意义”结构。这种结构最为简明的形态之一是“政治仪式—政治秩序”，它类似于宗教系统中的“仪式—教义”结构或群体系统中的“仪式—信仰”结构：仪式作为这些结构中的基本构件，既突显出系统在意识层面上的“最本质的要素”，又在结构功能层面上“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从而维系了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政治仪式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转化时，遵循某种较为固定的模式，这一点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治记忆与其他类型的记忆相似，基本包括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逻辑次序：首先，唤起对某些特定时空的回忆；继而，重新组织或构建选定的内容，如为过去包裹具有新特征的外壳甚至注入全新的内涵；接着，对新的记忆进行固化，用各种方式将之保存并给予其存在的认同感；最后，将得到固化的记忆传继下去，主要通过在个人、群体和各种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刻写得以实现。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在唤起、重构和固化三个阶段中，政治记忆完成了其“常规性”的权力处理程序，即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生产活动；再生产意味着生产过程的重复、连贯和扩大，这主要是在政治记忆的刻写阶段来完成。我们将政治仪式中的记忆刻写模式分成两种：规范性刻写和事实性刻写。这两种刻写模式分别揭示出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和实践经验如何进入政治记忆，并藉此转化为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范式和常识，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政治记忆的规范性刻写规范性刻写指的是政治仪式将其基本原则镌刻在政治记忆之中。在此，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其操演过程中遵守的行动规范，而是对日常政治生活中具有范式意义和作用的系统性政治价值的特殊编码，描述的是本质性的政治权力关系。例如，中国古代的阅兵仪式和新中国的国庆阅兵仪式在行动规范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反映出的政治价值完全不同，所描述的权力关系也殊为相异。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超越了仪式实践的具体特征，表现为一套整体性和象征性的认知和理解标准。如果不掌握编码的规则或缺乏正确的解码程序，这套编码就是一团难以直接阅读和理解的杂乱符号。我们认为，政治仪式对政治生活的编码规则以合法性建构为旨归，而解读这些编码则需要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充当解码器，它将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原则转译为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被直接理解的政治价值或秩序。规范性刻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编码解码过程。首先，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以指向合法性建构为前提，对政治生活范式进行编码；其次，政治记忆的刻写作为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机制，对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进行解码，又将解码所得作用于政治生活的范式层面；最后，受到影响的政治范式继续成为新的编码对象。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为例，绝大多数总统在宣誓时都会将手放在一本《圣经》上，这种行为体现出的仪式原则对应的是美国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宗教范式，旨在获得宗教虔诚所赋予的神圣合法性和以基督徒为主体的民众信任所赋予的世俗合法性。在历次就职典礼向政治记忆的转化中，手扶《圣经》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原则不断被重新解读，比如它在合法性范畴上逐渐超越了基督徒受众（总统自身的宗教虔诚本身成为所有教徒和非教徒信任的理由），也超越了《圣经》自身（有些总统所使用的《圣经》具有特殊性，如小布什使用了华盛顿和老布什宣誓时使用的《圣经》，从特定对象中汲取了额外的合法性资源）。这种解读丰富了总统就职典礼中获取合法性资源的途径，甚至塑造了新的合法性认知，并继续影响着新的总统就职典礼——奥巴马不仅与林肯使用同一本《圣经》，而且就职演说的题目也取自林肯名句，成功地利用其肤色“优势”从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林肯那里汲取了大量合法性资源。图为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就职典礼，左手按住《圣经》宣誓。[图源：epaper.bjnews.com.cn]政治仪式自身的行动特征为理解这种循环过程提供了另一条思路：政治仪式的操演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既是一种共时性实践，也是一种历时性实践，能够反映出它与政治生活之间在两个时间维度上的复杂关联。这意味着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在编码时所汲取的符号资源既来自于现在，也来自于历史。总之，政治仪式的基本原则所对应的政治价值或秩序具有普泛的和超时空的性质，能够在范式意义上规约政治生活。这种规范性刻写在宗教仪式和宗教记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教义在宗教仪式中充当着基本原则，两者的结合在宗教记忆中的刻写表现为对宗教观念的塑造和维护，在价值和秩序层面体现为一种系统化的信仰，它既保持了宗教本身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同时也成功地显现出它的独立性，尤其是与世俗社会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一种宗教范式的生成。哈布瓦赫（Maurice

专题导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在文化角度，可以研究这些仪式所体现的价值观、信仰和文化符号等方面。在政治角度，可以研究这些仪式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仪式如何用来传达政治信息和影响社会。在象征学角度，可以研究这些仪式所传达的象征意义、符号和象征性行为等方面。通过仪式与象征的运作，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专题第一篇文章节选自《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并通过象征的权力进行表达。专题第二篇文章探讨了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认为政治仪式通过象征性行为和仪式化的规范，传递政治信息和权力意愿，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第三、四篇文章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研究中国政治学习仪式是怎样形成与发挥作用的：于国家威权政体层面，是一种基于小群体动员机制的治理术；对群众而言，则是一种集体情感于社会交往发挥的转换器。第五、六篇文章均选自《仪式与社会变迁》一书，两篇文章将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透镜，着重探讨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在民间层面，仪式是民众的生存技术；而在国家层面，仪式成为了一种权力技术的实践。最后一篇是学术沙龙的讨论成果，诸学者将仪式和仪式政治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讨论政治权力如何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七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研究了政治仪式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意义，提示我们应当将国家仪式具有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实践的双重旨归作为其特征并加以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No.1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再生产：政治记忆的双重刻写”，《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No.2马敏，“政治仪式：对帝制中国政治的解读”，《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4期。No.3任克强，“作为国家动员机制的政治学习——读马丁·

黄克武，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社会学引入中国晚清的时间范围大约是1900年到1911年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具有开拓性的时代。王德威先生曾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从晚清开始，有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交汇，中国社会开始了知识转型，由从前经学为主的知识结构转到以现代科学为主的知识结构。社会学引入中国时，被认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学科，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事实上，在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们并不知道社会学具体所指。“社会”属于王权统治之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帝制统治下，从未有社会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有“社会”这个词汇。我在研究晚清思想的过程中，注意到当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几位大师对于“社会学”的翻译问题。晚清是中国社会学开始的阶段，我试图从翻译的角度来谈历史转向的问题，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群”这些词汇的竞争以及社会学起源的问题。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后，很多人追问：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封建制度或者封建势力是否还存在？中国是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大问题。这也是1920、1930年代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辩论中，社会学是个非常关键的议题，社会学的引荐促成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迅速传播。有趣的是，当时参与论战的几乎都是左派思想家。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参与论战。胡适的名言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根本不愿意、也不认为可以对中国社会作概括式的研究。论战以后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是：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积极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由主义者完全不介入这种讨论，也不认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和自由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间有任何联系。这其实是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致命伤——没有注意到西方理论在中国嫁接的问题。胡适的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受赫胥黎的怀疑精神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影响，由此，他最重要的想法，即是“拿证据来”。而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中国社会形式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这基本上不可能拿出胡适所要求的“证据”。在自由主义观念之下，胡适所介于的社会学传统，其实是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统摄中国以前，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思想传统。社会和社会学的概念对中国近代思想变迁影响很大。首先，从地理上来说，社会观念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中国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中国社会是世界中的一个社会。第二是正当性基础的演变。中国传统正当性的基础是天，整个天给了中国政治传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社会观念引入之后，特别是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政治正当性基础变成了和历史社会相关的概念，而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第三是宇宙观的改变，尤其是从宋明理学和从汉代开始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转变到近代科学的宇宙观。斯宾塞的社会学传统引入中国的过程绕不开这几个人：翻译《天演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的严复、在《新民丛报》上译介斯宾塞思想的梁启超、译介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的章太炎。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晚清社会学界透过翻译来引介社会学的最重要思想倾向。晚清两种社会学倾向这里要谈谈“群”和“社会”的语汇竞争。晚清时期有大量留日学生，大量日本语汇通过他们涌入中国。严复的翻译是直接从西方翻译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和日本的翻译之间有强烈的竞争关系。然而，严复翻译的名词其余几乎全部湮没，其中包括了“群”。严复把society翻译成“群”，但后世典型的翻译却是通过日本而翻译过来的“社会”。西方的society通过日本的翻译转移到中国也有个过程。大约从1870年代开始，日本的思想家开始翻译society，试过不少词，包括“政府”，各种翻译在1870年到1880年之间已经在日本彼此打了一场硬仗。最后，日本学界达成一个共识，将society翻译成“社会”。“社会”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语汇，大约在唐代以后就存在了，但是到了1870、1880年代以后，“社会”才和西方的society之间形成对等的关系。这是“社会”透过日本到中国的情况。严复翻译之初，把society翻译成“群”。量化统计发现，1904年到1905年之间，中国学界基本上放弃了“群”，大量地用“社会”，有学者认为当时士绅势力的扩展使得对于日本词汇的接纳更加顺畅。我个人觉得，这是因为日本翻译的书刊数量太大，所以“社会”这个词汇大概在1905年以后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固定词汇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50号有一个“新释名”的专栏，详细解释了“社会”概念。严复于同年翻译了甄克斯“A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严霞，发文时为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摘要本研究通过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劳动管理制度和从业青年的工作经历的调查发现，工作的不稳定性不只是节约劳动成本、提升用工灵活性的灵活雇佣策略产生的后果，也是控制知识劳动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企业的相对绩效考核和“优胜劣汰”的劳动赏罚制度构成了一种新型内部劳动力市场，即“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在缺乏工作保障和资历存在高贬值风险的“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优胜劣汰”的劳动回报制度使工作岗位兼具“致富梦”和“青春饭”的两极化属性。互联网“大厂”青年被卷入无止境的绩效竞争中，在追逐“致富梦”和担忧工作沦为“青春饭”的双重驱动下自主提升劳动效能。不稳定性构成驱动知识劳动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机制。一、研究背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技术与服务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相关的企业和从业者数量成倍增长。2005年以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数量增加了120多万个，从业者从130万人增至487万人。在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获得资本青睐，摇身变成身价以千万计的行业精英。百度、腾讯、阿里等创业公司逐步发展为高市值的上市公司，持股老员工“一夜暴富”的故事成为互联网行业广为流传的“致富神话”。支撑“致富神话”的不仅是互联网行业在金融资本的助推下迅速发展带来的高额利润回报，还包括企业对员工“合伙人”身份的塑造。企业不只是根据工作时间和岗位固定薪资支付劳动报酬，员工收入的主要构成还包括与工作表现挂钩的绩效工资，以及随企业利润波动的股票和期权分红。“合伙人”的身份赋予员工分享利润的权利，也要求员工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企业试图将与员工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市场化的“合作关系”。企业与员工缔结的“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合作关系所制造的“机会”帮助一批青年人在行业红利下发家致富，在发达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在全球疫情和反垄断监管整治力度加强的背景下，互联网行业发展放缓。不稳定雇佣关系的风险和负面后果逐渐凸显。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关于“996”工时制、过劳、清退34岁老员工、裁员、毁约应届毕业生等热门新闻。大众逐渐认识到互联网行业高薪背后的高工作强度和高失业风险。尽管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岗位仍然让青年就业者向往。以国内39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为例，在公布2021届毕业生就业报告的28所高校中，有15所高校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占比超过20%。来自互联网大型企业的入职信仍然令毕业生欢喜雀跃。只是他们的喜悦之情中还夹杂着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担心这份工作不过是其生命历程中的一碗“青春饭”。“致富梦”让人心怀憧憬，“青春饭”令人焦躁不安。“致富梦”和“青春饭”的意涵不同，却都被互联网“大厂”青年（“大厂”是大型工厂的简称，原本指的是制造业的大型工厂。现在是指代互联网行业的大型企业的流行用语。用“厂”一词带有一定讽刺色彩，与互联网企业员工用“螺丝钉”形容其工作岗位，自称“IT”民工进行自嘲一样，是戏谑地表达不满的方式）用以指代他们相对高薪但不稳定的工作。为何互联网“大厂”青年用意义截然不同的词形容其工作？如何理解其工作的不稳定性及其形成机制？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笔者对互联网企业的管理策略和从业青年的工作经历进行了质性研究，对30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青年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此外，本文也通过二手文本资料收集和分析互联网行业与企业的发展史和管理策略。这类资料主要包括企业的公开年报、管理层的公开讲话、文章和书籍。二、文献回顾：工作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precarity）是21世纪雇佣关系的突出特征，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和劳动群体中。实际上，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在古今中外都不是新鲜事。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只是工业社会某个阶段出现的短期现象。在欧美国家，就业保障是工人争取来的权益，是资本为了留住有丰富经验的核心工人给予的特权。在我国，临时用工的出现也远远早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下的终身雇佣制。市场化改革后，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在我国依然极为普遍，并且与稳定的正规就业之间的待遇和机会差距在逐渐扩大。不稳定性之所以在最近二三十年作为标志全球劳资关系的重要特征，再次成为劳动研究的核心议题，原因在于不稳定的程度和波及的劳动者规模扩大。曾经在终身雇佣制度庇护之下的职业群体逐渐被置于“非升即走”和“末位淘汰”的竞争性聘任制下；平台经济等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的不稳定工作岗位。关于互联网行业下的劳动力研究更多聚焦于第二类新的不稳定劳动群体，即平台经济中的“零工”现象，涌现出一批关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劳动群体的深入研究。目前，对第一类具有较高劳动技能，设计和开发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品的高技能劳动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对该群体缺少关注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工作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对不稳定工作的定义。在界定不稳定工作时，以往研究主要从雇佣类别、雇佣时限、劳动权益和集体谈判能力几个方面界定。其中，雇佣类别和时限是最常见的用以界定不稳定工作的维度。非正规雇佣、弹性雇佣、临时雇佣是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短期的、灵活的、非正式的不稳定雇佣被视为有利于节约劳动成本的用工策略。雇佣类别的非正规化、短期化导致劳动者的权益难以保障、缺乏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降低了其议价能力。互联网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表面上并不符合以上不稳定工作的定义。从雇佣关系的正规性和合同期限来看，学历在本科以上的互联网“大厂”青年都与企业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通常为3～4年。从工作条件上看，其办公环境舒适、安全，劳动权益保护程度也高于其他低技能劳动者。单从雇佣关系的合规性和时效性上看，难以理解互联网“大厂”青年面临的工作不稳定性。互联网行业的工作不稳定性与传统的不稳定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企业来说，灵活聘用高技能劳动者未必是“低成本”的用工策略。不稳定的雇佣方式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才可能有利可图。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确保资本能随时招到足够的劳动力；第二个条件是劳动技能简单，培训成本低，新人只需短期培训即可上岗。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高技能劳动力多聚集于沿海发达城市。这为同样聚集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充足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后备军，满足第一个条件。但高技能劳动的培训成本高、时间长。灵活的、短期的雇佣并非一种低成本的用人方式，企业更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尽量留住老员工。既然如此，大型互联网企业为何宁愿承担提前辞退的劳动赔偿金和培训上的沉没成本，也要淘汰老员工？如何理解互联网企业常规化的“末位淘汰制”和周期性的“裁员”现象？互联网“大厂”青年的工作不稳定性的特征和形成机制是什么？过去基于较低技能劳动者的研究形成的分析视角无法完全解答以上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理解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的不稳定性需要从劳动成本视角转向劳动控制视角。互联网大型企业所采用的不稳定雇佣策略本质上是控制知识劳动的策略。由于工作内容复杂、工作岗位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企业无法对知识劳动进行完全标准化的管理。自主性是劳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为了激励劳动者更高效地发挥自主性，企业采用了“优胜劣汰”的绩效管理策略，给予高绩效者高额的劳动回报，同时淘汰末位的低绩效员工。“优胜劣汰”的策略制造并不断激化内部竞争，使员工处于持续提高劳动效率的状态。不稳定性既包含向上晋升流动的机会，也包含降级和被淘汰失业的风险。“致富梦”和“青春饭”是“优胜劣汰”的管理策略所形塑的不稳定工作兼备的两种属性。不稳定性也是知识劳动者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驱动力。下文将基于调查资料勾勒互联网“大厂”工作不稳定性的形成与特点，分析“大厂”青年对不稳定性的态度和应对策略。加班中的员工。[图源：unsplash.com]三、“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与不稳定性除了高薪之外，互联网企业的工作吸引高技能青年劳动者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工作自主性高和竞争相对公平。自主性高与以市场导向的去中心化的工作组织方式有关，竞争公平则是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和晋升奖励制度产生的结果。市场导向的工作组织方式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形塑了一个与传统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新型内部劳动力市场，即“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1.“莫比乌斯环形”劳动力市场莫比乌斯环是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和利斯廷在1858年提出的数学概念。把一个纸条扭转180度，将其首尾两面粘在一起就形成了莫比乌斯环。莫比乌斯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看似由两个平面构成，但你却无法明确分辨这两个面。因为纸条经过扭转粘贴后，实质上变成了一个单侧曲面。莫比乌斯环内外难辨的特点与后福特时代工作组织的边界模糊这一特征相契合。基于这一特点，萨贝尔用莫比乌斯组织（Möbius-Strip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王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方向）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讲师。研究领域有劳动关系、工会、劳动经济，译著有《比较产业与雇佣关系》。摘要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应用对“蓝领”和“白领”的工作均造成巨大影响。目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蓝领”工人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较多，而对知识型员工或“白领”工人的相关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且我国的相关研究极度缺乏。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对某企业及其外包企业中电子研发工程师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传统劳动过程不同，人工智能塑造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的关键并非在于将“技能与体力”相分离，而是将核心科学技术从知识生产的基本技能中抽离，从而呈现出“技术空心化”的状态。本研究发现这种“技术空心化”导致知识型员工工作自主性下降，技能从深向广重塑，以及“工程师精神”的弱化。一、问题的提出2017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报告指出，有60％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取代。2018年7月9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微软公司联合发布的《未来基石——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和角色》报告也指出，人工智能给“白领”和“蓝领”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拜人工智能所赐，当今传统的“脑”与“手”的职业界限已经被打破，转而根据例行流程在工作中的比重重新划分职业类型。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重塑劳动过程。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对“蓝领”的研究，而关于人工智能对“白领”或称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影响的研究数量较少，且我国的相关研究极度缺乏。布雷弗曼（1978）发现大机器工厂的“蓝领”在机器应用之下出现了技能与体力的分离，并预言脑力劳动也将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再分。然而，本研究在考察人工智能应用之下知识型员工的劳动过程时发现，他们的劳动过程不同于布雷弗曼的“去技能化”，而是呈现出核心科学技术被抽离的“技术空心化”特征，而且这一特征在塑造知识型员工劳动主体性等方面的作用也十分不同于“蓝领”的遭遇。本文以典型的知识型员工——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的影响。之所以选取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为研究对象，有如下考虑：首先，电子工程师的工作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电子行业近年来暴露出来的技术瓶颈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中兴、华为等公司遭遇的“芯片事件”；其次，电子工程师群体范围十分庞大，从电子厂车间的技术员到国家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都可称为电子工程师，而研发类的电子工程师是其中最典型的知识型劳动者，主要工作内容是进行知识生产。之所以选取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而非国家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前者身处劳资关系之中，与企业方是管理与被管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仅可以观察人工智能应用在工作流程等表象问题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考察表象背后劳资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主张在工作场所的劳动过程中考察知识型员工的主体性，并注重考察技术—劳动的互动。本文致力于拓展劳动过程理论，并在人工智能技术与知识型员工劳动互动关系的具体方面填补研究空白。二、文献回顾（一）技术进步与劳动过程理论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通过剖析早期机器大生产，认为资本出于获利的目的利用机器剥削并排挤工人（马克思、恩格斯，1975），由此提出劳动过程理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更先进的科技和资本更隐蔽的控制，布雷弗曼（1978）提出资本家应用机器致力于将一切脑力活动从体力劳动过程中分离出去，导致工人日益“去技能化”，并且通过劳动分工产生“局部工人”。后来的学者强调工人的主体性，其中弗里德曼（Friedman，1987）认为，资本家将管理分为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两种类型，对那些拥有专门技能、对企业获取利润贡献较高、集体抗争能力较强的核心员工采取灵活的责任自治策略，而对无技能半技能、反抗能力较弱的边缘员工则采取威严的直接控制策略。埃德沃兹（Edwards，1979）则将资本家的管理分为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三种类型。布若威（2008）认为工人面对资本控制不仅有抗争，也产生了主观认同。虽然后现代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强调身份、性别、文化、消费、家庭和教育制度等影响主体性的形成，但目前学界主流仍然认为考察工作场所的劳动过程是研究工人主体性的重要起点，甚至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工作场所之外的因素对塑造工人主体性的作用十分有限（谢富胜、李钟瑾，2013）。政治经济学为发展劳动过程理论融入了新的视角，这一派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多关注技术对劳动的剥削，而忽视了劳动政治与技术形成的复杂互动。劳动及相互嵌套的各种劳动政治体制对技术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技术反过来又通过劳动等级定位对劳动和生产体制产生影响（Streeck，1988；Lazonick，1990；王星，2011）。另外，“去技能化”不仅仅是劳动—管理双方相互争夺控制权的问题，还涉及国家等其他主体（Soskice，1999；Thelen，2004）。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劳动政治体制能够规制技能生产的路径走向（Hall＆Soskice，2001）。（二）人工智能对劳动影响的研究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科学，它可以表示知识、获得知识以及使用知识，从而通过计算机等技术模拟人的智能行为（Winston，1984；Nilsson，1984）。目前绝大多数的“人工智能”是指实现智能功能的应用型人工智能，只能解决特定领域的问题，并不能全面代替人类。电子研发领域涉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基于对认知机制的研究，融合了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数学（逻辑）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致力于模拟工程师的思维和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动化技术、软件程序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劳动过程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自动化是最为广泛的人工智能应用方向之一，而且历史悠久，它将一部分人类工作转移给机器完成，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操作方式。它通过机器的特殊优势与能力（速度、规模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这些工具可以补充人类工作，扩大可能性。因此，本研究也将关于自动化对劳动者影响的研究纳入文献回顾。目前关于自动化对劳动者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研究包括人工智能对就业、劳动力结构与规制的研究（Autor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黄丹，发文时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摘要本文基于劳动过程与加速社会的理论视角，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从业者的时间管理实践。本文认为，在后福特制时期，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对象，已经从时间的量与质，发展到时间的度，亦即一种特定的时间规范。本文以“竞速游戏”这一概念理论化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为了阐释这个机制，本文区分了个体时间、组织时间和社会时间，并分析了“个体时间赶超组织时间”和“个体时间赶超社会时间”两个交叉并存且包含张力的过程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竞速游戏”机制的顺利运转。一、导言“社会变化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时间越来越紧张。”就职于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陈曼曼在访谈中这样感叹。这大概是当下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一种普遍感受。较高的薪资水平、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宽松的管理方式，一直是互联网“大厂”吸引青年人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频繁爆出的“996”、猝死和35岁被迫辞退等新闻，使互联网“大厂”员工的真实工作境况呈现于公众眼前，引发了不少讨论。在访谈中，这些“大厂”青年向笔者透露，一方面，他们仿佛被拖入了一种“内卷”的游戏之中，忙不停歇地与同侪竞争，唯恐被不断加速的社会抛弃；另一方面，也对这种游戏心生厌倦，从而萌生了“我不玩了”、回归慢节奏的“躺平”的想法。可以说，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他们的感受和其他社会青年是一样的，让时间加速的“内卷”与让时间减速的“躺平”已经成了两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在网络语境中，内卷被普遍用来指代一种同侪之间的非理性的、盲目的竞争状态。实际上也颇有青年对内卷乐此不疲，“卷起来”成了他们一种自我激励的口号。“躺平”则是一种与“内卷”看似对立的生活态度。选择“躺平”的青年，游离在升职加薪的主流规范之外，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社会环境的各种要求）。在对互联网从业者的访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首先，虽然两种生活态度看似对立，却不妨碍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孙飞虎告诉笔者，“我有时候卷不动了，就会躺平一阵，完了继续卷”。可见，在他那里，“躺平”只是“内卷”的一种手段、一种调适。罗萨认为，现代社会种种回归慢节奏的减速现象，不过是为了更快地加速。其次，他们对“内卷”乐此不疲，起码并不十分排斥。王希在与笔者的访谈中，承认自己经常用“卷起来”的口号激励自己，并且在不断地“内卷”中获得了充实感和意义感。因此，互联网“大厂”员工们的“躺平”似乎只是为“内卷”积蓄力量，并且会自主和自愿地进入“内卷”的竞争之中。然而，厌恶工作而喜欢游戏似乎是人之常情。根据盖洛普2017年出版的《全球职场环境报告》，仅有10%的人热情地投入工作之中，而71%的人在应付工作，甚至有19%的人在消极怠工。与此相对，人们似乎越来越沉迷于游戏而不能自拔，全世界每年花费在游戏上的时间在逐年增长。这种情况在新生代身上尤为典型。相比于父辈，新生代就业者更加不愿忍受艰苦和单调的工作环境，更加抗拒职场中科层化的权威管理，而更愿意在游戏中消磨空闲时间，更喜欢游戏社区中的平等和团结的人际氛围。新生代的这些特征无疑已对传统工作的劳动和管理模式提出挑战。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国内很多互联网大企业开始积极地引入“游戏化管理”理念。既然游戏比工作更加吸引人，那么如果把工作从一种强制变成一场游戏，是否会让员工沉迷工作不能自拔呢？游戏化管理的原则是把角色、目标、竞赛、积分、奖励等游戏元素融入到组织设计、薪酬晋级、岗位晋升、绩效管理、业绩奖励、办公设施、信息管理等管理过程中。这些管理手段的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员工的“主体性”，包括提升工作主动性、加速能力成长、激发创新能力等，以最终提升工作效率和企业竞争力。游戏化管理试图塑造这样一种员工：没有任何命令去强制他工作，但他却把工作当成了游戏并积极投身其中。是否正是因为游戏化管理让互联网“大厂”员工开始把工作当作一场游戏而认真对待，并自主和自愿地进入“内卷”的竞争之中？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仿佛“时间加速了”。于是，为了避免在各种游戏情境中败下阵来，他们不得不随之让自己进入一种赶超他人的游戏之中。他们并没有因为工作游戏化而感到悠闲放松，反而感到高度紧张。那么，重新赋予工作趣味的游戏化，却让个体更深刻地感到“时间被加速”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游戏化与时间加速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关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聚焦于互联网大企业员工的时间管理实践，通过厘清自我时间管理与游戏化工作之间的关系，尝试揭示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本文的分析基于笔者2020年至2022年间对21位中国互联网大企业从业人员的长期观察和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11名男性与10名女性，年龄在22～35岁。这些互联网从业人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其中有一部分在2021年已经从互联网企业离职（本文所涉及的企业与人名均为匿名）。通过对这一群体的调查，本文试图以“竞速游戏”这一概念来理论化后福特制下的时间控制机制。二、时间控制机制的变化工作中的一切行为和事件都在时间中展开。因此，时间不仅是工作和组织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关键的实践领域，劳资双方围绕工作时间长度而展开的控制与反抗，构成了劳资斗争的主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八章“工作日”中引证了大量资料，描述了19世纪中期劳资双方为“规定工作日界限”而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间之所以成为一个斗争场域，是因为一切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上。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变化，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控制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时间控制形式正在浮现。李胜蓝和江立华认为，这种转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劳资双方分别针对劳动时间的量、劳动时间的质和劳动时间的灵活性而展开斗争。原理认为，在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中，以生产效率为导向的钟表时间正在让位于以反应速度为导向的“当下时间”。这些研究都注意到，在弹性工作制下，工人似乎获得了对劳动时间的支配权，但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卷入到一种比拼速度的游戏之中。然而，时间控制形式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新的时间控制的实现机制是什么？马克思和自治主义者关于劳资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个理论框架。1.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侯慧，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及统计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移民、精神健康、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社会问题导论》等。摘要与工业时代的劳工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知识劳工及其劳动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互联网UI设计师的调查表明，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机制，是互联网产业的金融化、知识技术的迭代化和工作的弹性化的结果，体现为资本的隐蔽劳动控制与劳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构。互联网企业经由项目制、弹性工作制度、绩效考核与组织文化，形塑知识劳工对加班的自愿性服从，从而掩蔽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剥削。在这一过程中,劳工尽管可以作出主动学习、跳槽、转行等应对策略，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自主性是有限制的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因此，应该重申互联网时代对知识劳工的劳动体制的反思，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构建一个共建共享的劳动体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发布并引起众多互联网企业员工的跟帖反馈。“996.ICU”意为“早上九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迟早生病住进重症监护室（ICU）”，项目旨在揭露实行“996”工作制的互联网企业，共同抵制行业普遍存在的高强度加班状况。一周时间内，有104家公司被写入“996公司名单”，国内一系列知名的互联网企业位列其中，可见，“加班”已经成为互联网知识劳工较为普遍的劳动状态。与普通的工人相比，互联网知识劳工似乎更具自主性与创造性，而这也成为学界对知识劳工核心特点的概括，有学者如梁萌进一步认为知识工人因为掌握着知识社会中稀缺的资源与生产手段——知识，故而可归为“资产阶级”。但在现实中，互联网知识劳工却展现出与此迥然相异的状况。面对如此学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亟须从互联网知识劳工生存的内部去寻找其特有的运行逻辑，以理解在不同的社会与技术背景之中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常态化加班何以形成，以及对知识劳工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互联网企业中重要的一类知识劳工——页面设计师（简称UI设计师，主要负责软件的页面设计）为分析对象，采用滚雪球的取样方法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从互联网企业知识劳工的劳动过程入手，着重分析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控制与知识劳工的自主性发挥机制，尝试揭示互联网知识劳工的劳动生态及“加班”背后的作用机制，为理解知识劳工的劳动生态与制度建议奠定实践基础。劳动控制与劳工自主性：理解互联网产业劳动体制的一个理论框架知识劳工（knowledge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特别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王程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涉及基础设施（如信息技术、医疗）的历史及其重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著有《正是河豚欲上时：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险》《知识资本全球化与我国科技创新》等。杨坤韵，发文时作者单位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摘要本研究以某外卖公司中程序员实习生的甘愿“被制造”为例，探讨了不稳定工作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发现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习惯于将自我物化为特定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或是被认为是职业发展“通行证”的技术等级，并认定只有在互联网企业中而非学校、国企或外企中才能成就这种进取自我。尽管“导师—实习生”的关系以及凸显男性气质的性别游戏也构成了游戏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们非但没有挑战，还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进取自我，即不断提升自己技术等级的逻辑。然而，在程序员实习生被循环和无感的时间所蒙蔽，以及私人生活被极大压缩的情况下，进取自我游戏的结果注定是大多数人的自我迷失。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理论家埃尔斯特（Elster，1988）曾历史性地指出，工作——拥有一份提供所得的稳定职业——可以带来许多金钱之外的好处（non

专题导言近年来，信息技术行业中的过度劳动问题屡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在2010年前后的创业潮中，超时劳动被视为创业精神的一部分。想要实现创业梦和创造传奇商业故事的创业者主动地将所有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但是，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过度加班、过劳死、996、ICU、裁员、35岁现象”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关键词。普通劳动者不再相信创业的神话，而是开始从雇佣/劳资关系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不稳定就业、超时劳动、劳动保护，这些都是劳工研究的传统议题。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劳工研究的聚焦点也历经多次转变。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研究是劳工研究的核心焦点。随着“80后”一代开始进城务工，劳工研究又开始关注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之后，随着“用工荒”现象的出现，职业学校学生等实习劳工成为新的亟待关注的群体。平台经济的兴起又将劳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外卖骑手、快递员、主播等平台劳动者。这样的转型也标志着劳工研究的对象从工厂延伸到了服务业劳动。对信息技术行业劳动者的研究延续了中国劳工研究的一些理论传统。对加班问题的分析，主要继承了两种思想传统。一是以布洛维的理论为核心的生产政体分析，从劳动力市场、国家干预、企业内的劳动过程控制技术出发，分析科技企业中的超时劳动生产政体，例如严霞（2020）的理论框架。二是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这对应着劳动过程理论中对主体性的讨论传统，强调劳动者如何被某种规范性的话语塑造，如同被洗脑般主动投入加班，例如王程韡和杨坤韵（2019）的分析。过去十年间，不稳定性（precarity）一词也成为西方社会学、尤其是劳工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中国的科技行业，企业的裁员和劳动者的跳槽相互呼应，是不稳定性这个词的最佳注解之一。严霞（2023）和我（李晓天，2022）的研究从劳动者的角度揭示了劳动者如何理解这种持续流动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持续流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不稳定性对劳动者有危害，对于劳动过程也构成干扰。对于企业来说，如何既实现灵活雇佣、又保证高流动性不干扰生产、还可以在短期内激励劳动者投入到工作中，是新时代的管理难题。这个专题集中了最近几年中文语境中对科技行业劳动者的一些讨论。前四篇文章（严霞，2020；王程韡、杨坤韵，2019；侯慧、何雪松，2020；黄丹，2022）聚焦加班问题本身，而且各自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发展出了独立的分析框架。王潇（2019）的研究挑战了软件工程师高度自主性的常识，从“相对去技能化”的角度关注软件工程师的劳动过程，是对中国劳工研究传统的延续与拓展。之后的两篇文章从不稳定性角度分析了科技行业劳动者的工作体验。本专题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这篇文章梳理了劳工研究的理论传统，总结了当前科技行业呈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以此呼唤更多未来的研究者关注科技行业的新现象与新议题。除此之外，英文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很丰富，这里推荐和科技行业的劳动过程、尤其是加班议题紧密相关的五篇文章。鸣谢专题策划人：李晓天严霞，发文时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科研博士后。摘要本文以一个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劳动控制为个案，分析“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与劳动者自主性的关系。“以自我为企业”的控制通过劳动者自主遵从市场机制进行自我经营,从而间接实现劳动控制。研发员工“以自我为企业”的自我控制既不同于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规范性控制，也不同于试图强化员工组织忠诚的责任自治。它是研发员工在生活型再生产与高技术产业劳动力市场的雇用方式均过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的“被迫同意”。面临双重就业风险和生活降级风险，研发员工不得不以市场理性经营个人的工作与生活，在劳动力贬值前最大化兑现劳动价值。一、引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逐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改革早期，我国以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加入全球产业链。2000年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在拉动创新驱动型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上发挥着引领作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9.3%增长至2019年的14.4%。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9%，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胡鞍钢、任皓，2017）。高技术产业在研发与自主创新上也取得了突出成绩。有效发明专利数在2000年仅有1443件，2018年则增加到425137件。2019年，我国在《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的国际专利申请量为58990件，跃居世界第一。在高端科技产品出口上，我国也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出口额占亚洲总份额的43.7%。此外，诸如华为、中兴、紫光、京东方等本土企业迅速崛起，逐渐掌握了5G、电子芯片等尖端核心技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随着高技术产业逐渐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对该产业的生产模式、劳动管理，尤其是诸如研发、创新等劳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学者认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具有任务复杂、结果不确定性大和劳动过程可视化程度低的特点。其劳动控制模式应以柔和、间接的管理为主（Drucker，1999）。柔和的管理策略突出公司与员工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减少劳资正面冲突（Benner，2002；Kelly，1999）。有学者大胆推断劳资关系在新的管理模式下将发生变化。当工作从谋生的工具转变成劳动者的自我实现媒介，人们将更在乎自我实现感和满足感等非物质性劳动回报（Bell，1973；Florida，2002）。以上论点在我国并非完全适用。2019年3月国内工程师发起的反对“996工时制”的线上活动揭示了他们对工作时间过长的不满。“IT民工”“程序猿”“搬砖的”等工程师用以自嘲的网络流行用语也突显出其理想工作状态与现实状况间的落差。有趣的是，他们对管理策略、工作自主性和令其不满的工作状态之间关系的诠释显得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否认“996工时制”是导致其工时过长的关键因素，承认多数加班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抱怨这些自主选择是“被迫的”。为了理解这种矛盾境况以及自主性与控制在研发生产中的实质关系，本文通过个案研究，从宏观社会经济制度、企业管理模式和员工主体性三方面探析研发劳动的控制机制。本文选取一家大型跨国企业A公司为个案。选择原因如下：首先，A公司的管理模式较为稳定和系统化，它在全球市场和国内外获批专利上的突出成绩也证明了其管理的有效性，为研究知识密集型劳动控制提供了成功案例。第二，A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代表性。它采用的强制绩效排名、利润共享式回报和末位淘汰等策略已被广泛用于高技术企业。此外，其管理模式也被作为中国企业争相学习的模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技术产业劳动控制的趋势。研究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4-2020年进行的70个深入访谈和收集的二手文本资料。二手文本资料包括官方发布的信息，关于A公司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的书籍、文章，以及员工在公司官网发布的博客和评论。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劳动控制的目的是削弱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者的自主性被视为生产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来源。资方管理策略的设计和变革也围绕如何处理劳动者的自主性展开。产业工人的集体反抗和知识型生产的兴起迫使资方不断调整管理策略，出现了责任自治、制造同意、规范性控制等赋予劳动者自主性的控制模式。在理解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学者仍持二元对立的视角，视自主性为控制的对立物。这种二元视角在理解研发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与控制的关系时存在局限。因此，本文将福柯的概念“以自我为企业”（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