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四，我从外地赶回老家过元宵节。那天大雪，我坐在长途大巴车上最后一排，戴着耳机昏昏欲睡。忽然周围景物模糊起来，待等我恢复神志，发现前排座位上多了两个人。准确来说，不是人，而是两位无常。一黑一白，黑的矮胖，白的瘦高，各戴一顶交通锥似的高帽，反着扒住椅背，长长的舌头几乎撩到我鼻尖。白无常尖着嗓子喊：“马先生，你的时……您能先把耳机拿下来吗？”

2022年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充实的一年。创作三年的《大医破晓篇》与《大医日出篇》先后顺利出版，两年前的练笔旧作《长安的荔枝》也发售了单行本，三本书的销售和口碑都还不错。在这个时节能有如此成绩，值得感恩。上半年我在家穷极无聊，划拉了一部戏谑小品《太白金星有点烦》，本只是网上发发，居然也赶在年尾前登上了《收获》冬季号，算是意外之喜。在这一年里，我感受最深的，是“缘分”二字。无论是外出签售，还是起意创作，无论是朋友相聚还是孩子上学，都得讲究缘分。万物皆有缘，万事皆随缘。所谓缘起性空，无可明了，冥冥之中，一切皆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这次我想换一换思路，不止是谈谈书本身，也想聊聊我与这些书的缘分。每年出版的书汗牛充栋，中国看书的人又浩如烟海——怎么偏偏是我，怎么偏偏会看到这一本书。这其中的因缘起灭，和书本身一样重要。1

大清同治五年的四月初五，是一个平常日子，平常到连《同治起居注》都一笔带过。但对于某个小人物来说，这一天却刻骨铭心。天色刚蒙蒙亮，就有一行十人匆匆进入紫禁城。他们在吏部司官的引导之下，先自东华门而入，跨过金水河，往西快走到协和门时停住了脚步。在路右，他们可以看到传说中那座巍巍的文华殿，而在路左，则是一排靠着南墙根的公署建筑。西边最尽头的那一间，即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内阁。不过此刻时辰太早，内阁无人当值。这十个人只得停留在廊下，垂手静待。他们不敢坐下，也不敢交谈，就这么互相挨着，一直挨到午初时分——也即上午十一点左右，终于有大人物们陆续抵达。先到的是肃亲王华丰，然后是工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谭廷襄，三位大人站在东侧一顺，有一搭无一搭地寒暄着。堂官忙着在大堂正位摆上一把空椅子，代表天子虚至。布设完毕后，吏部司官引导着那十个人走到堂前。先向正位恭敬地叩头，跪谢圣恩，然后起身转向东侧，等候诸位大臣验放。所谓“验放”，乃是清代官员就任前的一道手续。京官五品以下，地方官四品以下的新授官员，在上任前要来一趟紫禁城，在吏部尚书的引导下觐见天子，谓之“引见”。同治皇帝即位之后，把规矩稍微改了改。每个月的逢五、逢十日，攒够一批应觐官员，统一前往内阁。天子不会亲临，只是设一个虚位，由特派王大臣代为验明正身，然后外放出京。这个“验放”，只是走走形式罢了。这十位新官绝大多数都是外放知县，在京城里无足轻重。他们只要依次上前，报出自家的姓名、籍贯、年纪即可，两三句话搞定。几位大佬听得漫不经心，汇报的人也是敷衍了事，大家都想尽快把流程走完得了。前面七个人迅速报过，很快轮到第八个人。此人头发斑白，面色沧桑，两眼还有浓重的黑眼圈，一看昨晚就没好好睡。可他的眉宇间，却有抑制不住的激动，在堂下朗声自报：“卑职杜凤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今年五十三岁，得授广东广宁县令。”他的汇报没引起任何反响。本该坐在正位的皇帝根本没来；堂东侧的三位大佬正聊着剿捻的大事，根本没认真听；吏部司官只管礼仪流程；至于其他九位同僚，既非同窗，亦非同年，大家只是赶巧凑成一列，出了门天南地北，再无交集，谁会关心谁啊。尽管如此，杜凤治心中依旧心潮澎湃，不能自已，连黑眼圈都淡了许多。这两个黑眼圈，是昨天晚上熬夜熬的——不是辗转反侧夜不成寐，而是压根没睡。杜凤治昨夜发下的宏愿：“明天验放之后，我将正式开始官宦生涯，必须要开始写日记了。”于是他当即摊开一个崭新的日记簿，把自己之前的坎坷经历详细地回顾了一番，写了整整一个通宵，一直写到天亮才匆匆搁笔，赶去紫禁城接受验放。我们就趁着杜凤治还没回来的机会，翻开这本墨汁淋漓的日记，看看他为什么会兴奋到了这地步。杜凤治是绍兴山阴人，字平叔，号五楼，生于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折成公历是1814年6月11日，双子座。杜家不算大族，曾祖和父亲都在国子监里做过太学生，也算是个书香门第，但可惜一直没出过举人。他和千千万万名读书人一样，专心攻读八股，希冀一朝能够蟾宫折桂，从此走上人生康庄大道。可惜的是，清代浙江和现在一样，科举竞争得极其严重。杜凤治虽薄有才名，可想要在这个修罗场里脱颖而出，难度实在太大。他几次冲击未果后，在道光二十二年果断高考移民，把籍贯寄到了顺天府大兴县，和京城士子们一道竞争。是年杜凤治其实已二十九岁，但在报考单上，他把年龄偷偷改成了二十二岁。大概是天生娃娃脸，大家居然都没看出破绽。道光二十三年的癸卯科，杜凤治成功地在北京乡试杀出重围，成为举人。可惜在接下来的会试里，他要面对的不再是北京考生，而是全国遴选出来的精英。一番文墨搏杀之后，惨被淘汰。不过他的成绩不算太差，虽未入甲榜，总算在乙榜留下了名字。所谓乙榜，也叫副榜，是朝廷体恤落第的读书人，给他们留的一条出路。清代会试，平均每次会录取一百至三百名举人不等。这个榜单称为甲榜，经过殿试排名后，会细分出一甲二甲三甲。但还有一些举人，成绩与三甲相差仿佛，差一步没进榜，有点可惜。朝廷本着取士惜才的态度，单独为他们开列了一个乙榜，谓之“副榜贡生”。成了“副榜贡生”之后，落地举人们的出路就比较宽了。他们已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可以授予一些低级教职，比如府学正、县教谕之类，就业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考生坚持一定要考个正经出身，也可以。副榜贡生下一次参加制举，不必从省级的乡试考起，可以直接参加全国级的会试，也算是个小福利。大名鼎鼎的于成龙，就是崇祯十二年的山西副榜贡生。他一口气咽不下去，选择继续考，一口气从明末考到清初，堪称两朝考生，却始终未能杀进会试，最后只能去国子监学习，以监生身份抽中了广西罗城县知县，踏入传奇仕途。不过于成龙只是个特例。绝大部分副榜贡生终究还是意难平，觉得自己只要再努努力，一定有机会位列甲榜，风风光光去做大官。杜凤治也不例外，他距离成功，其实只差十几名的距离，为什么不再拼一下呢？可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光景里，杜凤治不无悲哀地发现，自己被这个“副榜贡生”耗光了一生的运气。道光二十七年的丁未科，杜凤治参加会试，凭借自身实力大败而归；三年之后的庚戌科，他赶上亲人去世，只能放弃；新君登基，于咸丰二年开了壬子恩科，杜凤治正要摩拳擦掌，却正赶上朝廷清查高考移民，他被迫把籍贯改回绍兴，又给耽误了。咸丰三年的癸丑科，他兴冲冲背起包裹离开绍兴家里，没几天哭着回来了——正赶上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南北为之阻断，京城去不得了。到了咸丰五年的乙卯科，杜凤治这才千辛万苦来到京城，参加人生第三次会试，可惜依旧未能入围。他对进士之途彻底绝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条出路——拣选。清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隐藏成就。如果一个举人累计参加了三次会试没中，即获得“拣选”资格，也有资格参加授官——当然，只能授予六品以下的低级官职。品级再小，好歹也是官啊！杜凤治拜着手指头数了数自家履历，癸卯科、丁未科、乙卯科，嗯……好，够三次了，成就达成。他决定放弃冲击会试，专心等着被拣选授官好了。杜凤治这种情况，在京城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候缺”。就是说你已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暂时还没有现成的官职授予你，需要安心等候铨选。吏部会按照候缺者的出身、资历和其他各种标准，把他们分成各种组别，称为“班”，再把不同的“班”做排序。比如杜凤治所在的班，就叫做“拣选举人班”。大清那么大，每个月都会有官员因为死亡、生病、退休、守孝或撤职调任的原因离任。一旦官职出缺，吏部就会按照这个班组排序，依次选官去填空截取——所谓“按部就班”是也。可杜凤治万万没料到的是，这拣选授官看似是条捷径，一脚踏进去才发现，竟是一个内卷到无以复加的残酷世界。这世界残酷到什么程度呢？只要简单地算上一笔账就行了。清代每一科参加会试的举人数量，平均一千两百人。会试三年一次，三次就是九年时间，再加上偶尔出现的恩科。哪怕只有10%的人能刷出“三次会试”的成就，每十年过去，至少会涌现出一百五十到两百个有“拣选”资格的候选人。别忘了，这还只是连续三科成就。科举不限年龄，像杜凤治这种累积参加三科的人，也不少，过往累积量很大。算下来，整个“拣选举人班”的每年动态数据，大约在三百到四百左右，而且每三年就会增加一次，越到后来，雍滞愈盛。而大清治下计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衙门。每年的出缺率大概在百分之二、三。每年能产生的职位空缺，大概在三十到四十之间。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差不多十个人争一个职位。不，不止是十比一。会试中式的考生，会分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位不必说，二甲三甲的进士们还要进行一次朝考，排名靠前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排名靠后者，则由吏部安排归班铨选，一部分会外放为知县。这部分外放知县，可不是简单的增加分母就完了。人家是正经金榜题名过的，竞争力比“拣选”要强得多。他们有一个专有的编组，叫做“进士即用班”。光听名字就知道了，不用排队，即来即用，一有空缺，即可上任。但他们还不算是最强力的。那些考入翰林院的庶吉士们，也称“庶常”。三年之后，他们要进行一次散馆考试。成绩优异的留任翰林院，其他人要么分发六部去实习，要么外放任职。这一部分人的编组，叫做“庶常散馆班”，排序比“进士即用班”还要优先，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做老虎班，谁也不敢阻路。除了这两个班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分组。比如“贡监先选班”、这是为国子监的监生准备的；比如“荫生特进班”，这是得了祖上荫庇特权的子弟，等等等等。这些人挑剩下以后，才会轮到杜凤治所在的“拣选举人班”来分。可想而知，狼与和尚多成了什么样子。目前最高记录是一位乾隆年的举人创下的，他生生候缺了三十年，仍未获职。而在咸丰年间，还有一个前代未有的新变化。因为太平天国的缘故，各地督抚的权势大涨。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往往会向朝廷直接保举基层的官员人选。这些人自然是不需要候缺的，优先级比老虎班还要靠前。一封荐书，直接走马上任，很多空缺的官职，就这么直接被空降兵截留了。可想而知，杜凤治面临的竞争局面，何等残酷，其难度比之当代北京摇车牌号不遑多让。咸丰一朝，已经卷到连正经进士候缺，动辄也要十几年光景才能补官。当杜凤治决定踏上这一条摇号选官之路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不是竞争，就是去留。在前代还没那么卷时，选人需要每个月都带着履历去吏部点卯，所谓“人文到部，按次铨选”，所以必须留在京城。后来候缺时间越来越长，朝廷体恤这些苦逼选人，准许他们可以申请回原籍，到了选期再来京城参加。（其实原本是可以缺席掣签的，吏部会把结果寄到家里，但后来担心冒名顶替，给取消了。）但大家都不是傻子。竞争这么激烈，只有留在京城，才能及时掌握第一手消息，谁会真的回老家候缺啊。这些挤在京城里头的选人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有自己的圈子和规矩，大家互通消息。这样一来，后来者更不愿意脱离主流圈子了。其时杜凤治已经四十二岁，在老家绍兴先后娶了第三任妻子。首任田氏和次任何氏已经病逝，只留下一个儿子；第三任娄氏，生二子二女。他在出发来京之前，信心满满地对妻子说：“明年我就回来，分别一年而已。就算回不来，我肯定也会派人把你们接去京城”。杜凤治有心归家，但眼下的形势没有别的选择，回家也是一样受穷，不如搏一搏富贵。他权衡再三，从咸丰五年开始淹留京城，专心经营候缺。他家境贫寒，只能借助在同乡家里，一干用度，全靠给别人代写书信维持。这一候，就从咸丰五年候到了同治登基，足足七年时间。其间娄氏一个人在绍兴含辛茹苦地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极为惨淡艰辛。有一次，娄氏给杜凤治写信：“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则支持实难，知君善愁，见信必数夜不寐，妾之罪也”，真是字字有血。杜凤治也是满怀愧疚，只得连连致书宽慰妻子：“一旦引见得用，则必早将全眷挈赴任所，可无家破人亡之惨。”可惜娄氏到底没等到丈夫授官，在同治元年凄然病逝。除了长子在当地娶妻生子之外，其他子女只得来到京城投奔父亲。其中最小的儿子，虚岁八岁，竟是第一次见到父亲。杜凤治见到子女之后，悲恸万分，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恰好同治皇帝登基，开了一个壬戌恩科，杜凤治一咬牙，决定去挑战另外一条选官途径——大挑。“大挑”是“拣选”的内卷产物，诞生于乾隆年间。当时因为选人太多，排队太长，所以乾隆额外开放了一条渠道，准许那些选人参加大挑，挑中者可以直接走马上任，无需排序，算是一条捷径。

这些砖身文字的原理也一样。工匠在烧砖时，会先把泥和好，放入模具，压成坯子。这时候的泥坯徒具砖形，质地却很湿润绵软。如果有人拿细长的竹棍或木棍在坯面写字，等坯子烧成砖头硬化之后，这些字痕便会留下来。

曾志说：“好家伙，你这一猜想，差点害我被开除党籍！”叶飞看了看他们俩，叹了口气，说：“当年参与建立闽东苏区的干部，除了我们三个，全部都牺牲了。”

闲来无事，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红十字会的八卦吧，得有一百多年那么久的老八卦，有点长，不过你们反正也没别的事对吧？中国最早得知“红十字会”的概念，是从清末开始。曾纪泽在考察英、法之后，特意写了篇介绍说：“舆旁绘十字架，盖以红布。剪十字之式缀于舆上，异夫亦剪十字缀于衣襟，则虽经历敌军不加害焉，此西洋之公例也。”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赤十字社积极参与战场救治，表现活跃，引起了中方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申报》从1898年5月到1899年4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红十字会的普及文章，让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个人道组织的设立意义与职能。受此风潮的影响，一个叫孙淦的大阪华侨，向驻日公使裕庚提交了一份申请，恳请总理衙门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总理衙门对这个想法十分赞赏，然后果断拒绝了他。一个小小华侨上书，想新添一个衙门？你好大面子！不过孙淦的努力，也不算白费，至少让大清官员们认识到红会是什么。到了1899年5月，清廷派杨儒去荷兰参加海牙减兵保和大会，主要大会一共四项议题：《和解公断条约》、《陆战战例条约》、《推广日内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和《禁用猛力军火声明》。其中《推广日内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日内瓦公约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正是国际红十字会提出来的。按照杨儒的意思，这项最好缓签，万一中国与外国交战，就得允许红十字会人员进入战场救护，而且交战双方有义务救助落水兵员，咱们人少舰弱，平白承担这个责任，怕是操作起来太复杂。他的意见发回国内，总理衙门研究了一通，回电指示：“这个红十字会的条约，还是得签！”

前两天我带孩子去公园玩，恰好碰到一个前同事也带着孩子去。俩孩子自来熟，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们两个大人乐得清净，站在旁边闲聊。聊完时政、体育、游戏、工作近况之后，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孩子身上。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而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们，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次来海南过年，我认识了一个隔壁家的老人，名字很罕见，居然姓“提”，云南昭通人。提老爷子今年快七十了，精神却健旺得很，说起话来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尤其是那一对圆眼，豁亮豁亮的，往你身上那么一扫，你甚至能感觉到皮肤麻酥酥，跟过电似的。老爷子好动不好静，没事就捏着俩核桃，围着小岛散步。我在岛上穷极无聊，又不想赶稿，也经常出去沿着海滩转，一来二去就跟他认识了。提老爷子走路有两个特点，一是双腿迈动频率不快，走得极稳当，双肩始终保持一条线；二是始终保持匀速，甭管是松软的沙滩、水泥堤坝、碎石子路还是满是杂草藤蔓的小丘陵，他都能保持一个速度，不快不慢，丝毫不为地形所拖累。往往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人家还悠然自得地朝前走着，大声奚落说你个年轻人还不如我老头子？走路不累的诀窍，是跟人聊天。提老爷子很健谈，我又最喜欢听人摆龙门阵，于是我们一老一中，就这么一边走路一边聊天。原来提老爷子当年是在地质队，常年在野外勘探，腿脚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提老爷子还挺得意地说：“我这个提姓，起源是汉代在昭通地区的一个县城，叫朱提县——汉代你知道不？（我听到这里，脸有点绿，又不敢抗议），那地方有座朱提山，盛产金银，所以当地人就以朱提为姓，有姓朱的，也有姓提的，都靠开矿为生。后来朱元璋登基，他们不敢姓朱，就都改姓提了。所以我们老提家，祖传就是跟矿产打交道。”

但是我一点也不打算教他《弟子规》。那种档次的东西即使搁在古代，也上不得什么台面，用现在的眼光看，更是迂腐不堪。事实上，不只是《弟子规》，古代给孩子用的大部分蒙学书籍，我都不打算让他太早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