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担心蝗虫？
文 ✎ 李曙光
编辑 ✎ 成静卫
《资治通鉴》里曾有一段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生吃蝗虫的描述：“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大意就是，贞观二年唐朝闹蝗灾，李世民在皇宫里捉了几只蝗虫，当着众臣的面大声痛斥到：你们这些畜生，吃了老百姓的救命粮，我宁愿你们吃我的五脏，然后不顾大臣劝阻直接把蝗虫给嘎嘣生吞了。当年蝗灾就消失了。
显然蝗灾消退跟这位演技不错的太宗皇帝生吞蝗虫没什么关系，但蝗虫在中国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大灾难。
那种灾难曾经遮天蔽日，使饿殍遍野，甚至引起社会动荡，直到最近二十年中国才鲜有耳闻大的蝗灾。
不是偶然，不是上天庇佑，今天我们面对东非、印度蝗灾的这份淡定，是有人用毕生的负重前行换回的。
▵ 自2018年开始，沙漠蝗虫陆续在中东地区、非洲之角和印巴边境大规模爆发
▵ 人们在捕捉蝗虫
01
一场延续2000年的战争
中国不仅自古就有蝗灾而且非常严重。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写到：“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髙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
蝗灾是和水灾旱灾并列的三大灾害之一。
《汉书》记载公元前218年10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公元785年：“夏蝗东至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十数日不息，数千里间，草木皆尽，牛马畜毛，无有孓遗，饿殍枕道，白骨遍野。”《中国蝗虫》记载，民国十六年，“山东大蝗，受灾的地方，有六十九县，灾民七百余万。
在唐代289年中，有蝗灾的年份为42个，平均7年发生一次。也怪不得太宗皇帝如此痛恨蝗虫，要直接表演生吞的行为艺术。
▵ 蝗虫遍布田野
山东威海曾有一座“蝗神”庙，俗称虫王庙。因为古时候威海的农民对于遮天蔽日的蝗灾束手无策，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所以修庙宇供奉蝗神，祈求蝗神别再吃粮食了。
从公元前707年最早有蝗灾记载开始，一直到解放前，有记录的蝗灾达到八百余次。1846～1857年间，中国连续发生了12年蝗灾，波及18个省市地区，重者庄稼颗粒无收，青稞麦子荡然无存，草场寸草不生。
1929年的那次鲁苏皖十一省飞蝗大灾难损失达银一亿一千万元，让彼时动荡中的中国，雪上加霜。
有人可能会问，与其饿死为什么不能吃蝗虫呢？蝗虫是可以吃，但是当发生赤地千里的大蝗灾时，蝗虫只可以充一时之饥，等蝗虫吃完农作物，再向千里之外奔袭的时候，田地里一片荒芜，农民只能被饿死。蝗虫袭来，绝非像部分人主观认为的是一盘盘美味走过来。
▵ 油炸蝗虫
历朝历代都把治蝗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但古人的治蝗之术比较粗糙，只是用火烧或用工具捕，治标不能治本。历朝都有捕蝗人这种职业，县令会给捕蝗人粮食和钱财以做酬劳，如果捕蝗人工作时把粮食烧坏或者破坏了，官府会赔偿或者让你少交税。
古人治蝗的过程中对蝗虫有些观察，但是并不详尽，甚至有误解。比如明朝的徐光启画了张“蝗图”，第一次提出我国飞蝗发生地的特点及其地理分布，他认为：“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
清代的时候，人们发现蝗灾总是傍水而生，蝗虫炒着吃、烤着吃时的味道“与干虾无异”所以认为蝗虫是虾变的，有“虾子变蝗”的误解。
02
从治标到治本
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蝗灾上升为国家任务。在中国生态学研究的奠基人马世骏先生等老一辈生物学家、科学家毕生的努力下，通过对蝗虫的探索和认知，研究其生活习性，生活规律，提出了许多治标且治本的办法，才得以将中国的蝗灾消灭九成以上。
网络上提出的边区放养鸡鸭，组成“游鸡队”抵抗蝗虫大军，并不是解决中国蝗灾的主要方式，只能算是治标办法里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是根据新疆蝗区的特定环境而提出来的尝试。这种模式主要用于新疆、青海、河北的草原，防治的主要是西伯利亚蝗、小翅曲背蝗、雏蝗、戟纹蝗、牧草蝗。且鸡鸭吃的主要是没长翅的蝗蝻，对漫天蝗灾于事无补。
飞蝗是洲际性的农业大害虫，分布于亚、非、欧、澳州。已知有十个亚种，而在中国的主要是3个亚种：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
新中国治蝗之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①经验性的观察和人工捕打时期。②引进近代的科学知识，开展初步的研究。③研究与防治结合，一边用药剂治标，一边从根本上改造蝗区，根除蝗害。
这是个漫长的反复斗争的过程。
1952年初，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马世骏接到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科研任务：解决中国千百年来不能根治的蝗灾问题。
当时蝗灾依旧在我国肆虐，解放后的第一年十多个省市就发生了蝗灾。
马世骏在一没有经验，二没有物质基础的条件下带着学生和助手开始走遍飞蝗发生地，调查了蝗区的自然环境特点、飞蝗种群的数量动态和迁移扩散行为，又结合我国上千年来蝗灾的记录，搞清了蝗灾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科学研究并非一蹴而就，在前期的治蝗过程中苏联老大哥曾给予不少帮助。
苏联是最早使用药械灭蝗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也逐渐开始药械治蝗。从1951年6月开始，药械治蝗手段陆续开始推广。平均每架飞机的工作量相当于5万人工捕打。药械治蝗的治标法初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也给了马世骏等人后续进行深入研究的时间。
1956年，马世骏先生还曾亲自撰文感谢苏联老大哥。据马先生信中所述，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就派治蝗专家3人和TIO-2型治蝗飞机并携带666药粉到新疆为中国治蝗，解决了当时的困难。
1953年起苏联又连续三年派专家12人，nO-2型及AH-2型治蝗飞机32架，运来666药粉数十吨到新疆，四年治蝗面积达250万公顷，并参加治蝗人员训练班，培养治蝗技术干部。
马世骏先生最后写道：“我们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认真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科学家学习，在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下，沿着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前进。”
▵ 1953年，埃塞俄比亚，飞机向正在吞噬庄稼的蝗虫喷洒药物
药械虽然治标，但是农药会产生大量有害的物质，并且残蝗集中产卵，仍能达到较高的密度，再次形成蝗灾。马世骏等学者同时开始踏遍祖国山川，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寻求彻底根除蝗灾的办法。
华北科研所的曹骥在1951年提出：要想彻底解决蝗患，必须兴修水利以后，开垦蝗虫发生基地。
学者尤其儆、陈永林指出：飞蝗产卵和土壤的含水量和含盐量有着明显的关系，最适合的含水量范围沙土为：10%～12%，壤土为15%～18%，表土氯离子含量在0.2%～1.2%之间，为其适宜产卵的条件。
中国昆虫研究所在1954年提出：要想彻底改造飞蝗的发生地，需要拦洪蓄水，疏浚河道，控制水位，使蝗虫发生地有较长时间的淹水，把蝗虫卵全都淹死在土里，使其不适合蝗虫的生长。
03
“水文”治蝗战役打响
马世骏在1960年明确划分中国的四类蝗区：滨湖蝗区、沿海蝗区、内涝蝗区、河泛蝗区。四类蝗区发生地的面积占比分别为25.8%、41.8%、8.7%、23.7%，此举为后续的蝗害研究工作的深入打下了框架。马世骏、陈永林又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文献分析、追溯，发现蝗虫与黄淮平原的生成，特别是与黄淮平原上的水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世骏发现，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蝗虫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海蝗区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作用。在影响蝗虫生存的五大因素：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中。水文处于一个非常中心的地位，水在蝗区形成和蝗区变化过程中有着决定性影响。
于是，一个重要结论隐隐在马世骏的心头和中国生物学界逐渐清晰——彻底解决中国蝗害的办法集中在水文上。
一场浩大的改造蝗区，“水文”治蝗战役打响了。
1964年微山湖蝗区二级坝工程建成，湖滩的浅水区和泛水区全部漫水，这使得飞蝗的发生地转移到更远的湖滩外围。而通过这些外围土地改种水稻，实行稻麦两熟，使得蝗虫熟悉的生长环境发生改变，进行群落的演替，变成不适宜蝗虫的生态环境。
这就使飞蝗本来成片成片的大面积产卵场所，被分割成了点和线。
1970年随着微山湖的湖堤和土地大片绿化完成，飞蝗在此的产卵场所基本被消灭。
同样的经验被搬到了洪泽湖蝗区，洪泽湖蝗区通过在六十年代建设改造的水利工程，使得40多万亩的内涝蝗区不再受淹。并且种上水稻、棉花、油菜等作物改变微生群落环境，分割了过去大面积高密度的蝗区，使其变成零星的点和线，不能再成为成片的蝗灾。此后几年改造过的蝗区，蝗灾逐年减轻，到了1976年，已经达到了不需要防治的程度。
但是1977年和1978年，由于特大干旱，洪泽湖水位下降到11米以下，致使许多滩地露出。于是夏蝗便趁机而入，蜂拥向退水地带产卵。到了秋天，蝗灾大作，不得不又出动飞机洒药，才得以遏制住。到1979年洪泽湖水位达标之后，才再次变成不需防治的标准。
▵ 田地里的植物被蝗虫啃食
这也侧面说明了防治蝗害的关键是控制好蝗区的水文条件、湖水的水位。
1965年，马世骏等的巨著《中国的东亚飞蝗蝗区的研究》出版，阐述了我国蝗区的形成、特征及演变规律，并且说明改造蝗区的实施途径和经验，为改造蝗区，根治蝗害做出重大、科学的总结。
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后蝗虫研究工作一度中断。到了七十年代，陈永林、龙庆成等学者依旧不忘自己的使命，克服困难继续进行蝗害的研究和蝗区的改造。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国家统计显示，建国以来大部分灾害严重的老蝗区如：洪泽湖、微山湖、黄泛区、鲁豫交界的七十二大洼、黄海、渤海部分沿海蝗区，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内涝蝗区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经过了科学的塑造。
1950一1997年间 , 中国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公顷。使得蝗区面积比建国时的521万公顷减少70.6%。
进入21世纪，中国几乎不见蝗灾肆虐。
为祸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基本可以宣布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可防可控。
由于这些前辈科学家的努力，使得中国在消灭蝗灾的过程中，并不仅是喷洒有毒的杀虫剂，而是通过更科学的自然改造，从根源上遏制住了蝗灾。
以前的条件艰苦，没有电脑，马世骏先生等人终其一生踏遍祖国山川搜寻数据，近距离观测，才有了今日我们能握着手机调侃国外的蝗灾，而不用亲眼目睹遮天蔽日的蝗祸惨境。
鼠疫、蝗灾、天花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没有一个灾难是自动离去的，必须真的有人选择勇敢、选择孤独甚至选择献出生命。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功在千秋，便是如此吧。
马世骏、陈永林、龙庆成、尤其儆、曹骥......这些名字你或许不知道，但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他们的荫蔽，他们不该被遗忘。
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为科研奉献的大情怀，以及钻研基础学科的踏实精神，大抵是如今皆想一夜暴富的我们所缺少的。
加缪的《鼠疫》一书是这样结尾的：“里厄倾听着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嚣，但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鼠疫杆菌不会永远灭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被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给人类带去灾难和教训。”
参考文献：
《中国飞蝗研究及其治理的主要成就》，陈永林
《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蝗灾史研究》 马维强、邓宏琴
《我国东亚飞蝗的研究与防治简史》潘承湘
《感谢苏联专家对我们的伟大援助》 马世骏
《马世骏学术思想和贡献》 戈峰 欧阳志云
《面对蝗灾，唐太宗选择了生！吞！蚂！蚱！》 三蝶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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