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勋章，首次颁授！专访李大钊之孙李宏塔：把“七一勋章”献给爷爷

被问及荣获“七一勋章”提名的感受时，李宏塔说自己“不够格”；当提到他的红色后代身份时，他说这不是荣耀，而是责任。

|作者：杨学义

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雄壮的《忠诚赞歌》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29名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党员获此殊荣。李大钊之孙李宏塔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

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这样描述李大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

不得不说，血缘是很奇妙的，这些描述用在李大钊之孙李宏塔身上，竟也如此恰当。但与鲁迅眼中的李大钊相比，李宏塔身上的谦和色彩更浓一些。当被《环球人物》记者问及荣获“七一勋章”提名的感受时，他说自己“不够格”；当提到他的红色后代身份时，他说这不是荣耀，而是责任；当记者就一些他从政时的闪光点提问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该做的，没什么”。

这种谦和的背后，是李宏塔放眼历史的格局和眼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树的各个典型都是响当当的。建党百年来，为了摆脱水深火热，中华民族的牺牲以千万计，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就有100多万名，更别提无名英雄了。就是在这次授勋的29人中，也有3人已经牺牲或去世了。”

·2021年6月18日，李宏塔在安徽合肥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张岩/摄）

在千千万万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员中，李大钊是个响亮的名字。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国家博物馆0001号文物便是他英勇就义时的绞刑架。李大钊牺牲后，其子李葆华继承父亲遗志，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水利部、安徽省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当李宏塔将沉甸甸的“七一勋章”挂在胸前，人们想到的是那句百年前响彻神州大地的呐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李大钊到李葆华，再到李宏塔父子，一部家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前赴后继英雄史诗的缩影。

“遇山不愁，逢水不惧”

多年后，李葆华回忆起童年，特别提到了1919年北京大学的暑假。当时“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李大钊带着全家从北京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大黑坨，但没有选择在离家较近的昌黎火车站下车，而是在滦州下车后，雇一条小船顺着湍急的滦河回家。在家住两天后，李大钊又带着李葆华来到昌黎五峰山，寄宿韩文公祠。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父亲之所以带我们乘船又上山，我想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水不惧’的人。”长大后，李葆华回忆那次经历，读懂了父亲的用心良苦。这段经历被李大钊写在《五峰游记》中。他抵达滦州后，凭吊起这里曾经发生的滦州起义，那是1912年当地新军为响应武昌起义掀起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以众寡不敌失败，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参谋长白亚雨（白毓昆）等殉难”。白毓昆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时的地理老师，意气风发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在校时，白毓昆就已看到学生请愿开国会是“与虎谋皮”，劝大家“留热血以供日后用”。滦州起义失败，白毓昆被捕后大义凛然地说：“吾既为我主义而来，吾自当为我主义而死。”李大钊后来多次回忆起恩师，在1917年路过其就义之地时感慨万千：“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

一批批革命者对少年李大钊影响颇深。1908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的李大钊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所谓“筑声”即荆轲好友高渐离为其壮行的击筑声，所谓“剑影”即荆轲藏于袖中的匕首。在水深火热的年代，李大钊早已做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在一篇短文中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右一）、蔡元培（左二）、蒋梦麟（左一）、胡适合影。

李大钊和家人被捕当天，李葆华正在清华大学好友家中，因此躲过一劫。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此时李葆华还不到18岁。没了父亲，李葆华要独自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挣扎。经过友人辗转护送，李葆华秘密赴日本留学，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国内，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遇山不愁，逢水不惧”的家风，帮助李葆华度过了最艰难的人生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在黄河，他带队历时4个月，行程1.2万公里勘察；在淮河，他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风餐露宿，挽起裤脚步行，最艰难时不得不租了3只毛驴驮着行李，在洪泽县走过30多公里的崎岖泥泞小路。在水利部主持工作的12年间，李葆华的足迹遍布长江、黄河、松花江、海河、淮河、珠江……航行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上，就像当年和父亲在滦河上漂流。

·在水利部任职期间，李葆华（左三）陪同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右二）视察工作。

李宏塔与共和国同龄，由于父母工作极为繁忙，才出生19天，他就被送到了一家市民托儿所，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在童年，李宏塔不但没享受过红色后代的便利，反而因为这个身份承受更多。

1965年，16岁的李宏塔报名参军，“那几年不仅长了好的身体，同时也磨练了意志”，回忆起青春岁月，李宏塔感慨万千。他被分配到江苏河口农场，成为农垦兵，每日犁地、播种、插秧、除草、沤田。部队粮食产量高，所以工作量更大，李宏塔身体瘦高，战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虾”，但他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稻谷，是战友中的佼佼者。几年间，李宏塔从未和战友说过自己的祖父是李大钊，只有个别领导知道，他则在内心以这个身份激励自己。部队3年间，他被评为劳动能手、神枪射击手、万米游泳能手。

1969年，李宏塔从部队退伍后，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成为一名工人。“那时厂子按‘连’分，化工厂是一连，生产毒性最强的六六六农药”，每天，他和工友们都戴着防毒面罩上岗。由于突出的成绩，李宏塔在1973年被厂里推荐上大学，3年后大学毕业，他仍然选择回到了厂里，继续耕耘在基层岗位。

直到1978年9月，李宏塔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之后才走上领导岗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就是敢担当、善作为

在1919年的那个暑假，李大钊带着李葆华来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寄宿，这是李葆华与父亲朝夕相处的一段时间。1000多年前，韩愈提出“气盛言宜”，认为作家的诗文之盛取决于精神力量、道德和学识。在韩愈祠堂，李大钊写下《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鲜明地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指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李大钊的这种实干精神，也传递给后人。

上世纪60年代初，李葆华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以非凡的政治勇气纠正了一些错误，不仅为4000多名被错划的右派平反，还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主政安徽期间，李葆华在当地留下轻车简从、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名声，当地群众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李青天”。

李宏塔说，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对他讲人生道理。相反，他总是用实际行动给孩子做出榜样，“在我们家，一向是身教大于言传”。1987年，李宏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第一次去北京开会时，他顺便看望了父母。一进家门，父亲很吃惊，问：“你怎么跑回来了？”李宏塔解释说自己到北京开会，顺便来家看看。李葆华开始批评儿子：“既然开会就要认真，领会会议精神，回去才能抓贯彻落实！你回家干什么？”李宏塔的母亲心疼儿子，在一旁打圆场，李葆华却继续教育儿子说：“民政工作，就是直接做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众的工作，一定要深入一线，真正了解群众生活。”后来，李宏塔理解了父亲的话：“他要求我不能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果别人带着我下去看，那看到的有可能不是真实情况。”

李宏塔将父亲的话记在心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被总结为“反方向工作法”。在安徽工作的几十年中，李宏塔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度过，调研的足迹遍布省里的每一个乡镇。为了看到真实情况，他每次下乡都不和当地打招呼。他的做法是，专挑车进不去的地方，然后就近寻找农户，让他们引路。为什么这样做？李宏塔说：“一般农村爱养狗，看到外村来的生人，狗就汪汪叫个不停，凶得很，外村人根本进不来。”而由一位乡亲引路，狗就不叫了，乡亲们也会放下顾虑，反映真实情况。这套自下而上的调研方法，能够真正发现存在的问题，“而如果让县里安排、陪同，往往会提前安排好村民，只给你看做得好的那几户”。

就是用这套方法，李宏塔发现并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一年，安徽南部一个山区县在夏季遭遇了洪涝灾害，民政厅及时发放了救灾资金和物资，但年底回访时，李宏塔没打招呼直接到了村里，群众纷纷围上来，说根本没人过问灾情。后来李宏塔才得知，这笔钱被县里补了财政的窟窿。

安徽是洪涝灾害频繁的省份。1998年，李宏塔走上省民政厅“一把手”岗位后，正值民政部提倡开展制定救灾预案工作。李宏塔率先提出在安徽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并亲自一个市一个县地跑，狠抓落实，还要求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结果，预案刚一做完，就发生了1998年特大洪水。安徽有备而战，灾民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后来，预案随着每年受灾后的经验教训加以完善。在调研中，李宏塔还发现一些执行不力的情况，于是制定监督管理体系，确保预案的执行。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李宏塔说，爷爷的愿望，现在已经实现了，“他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改变旧中国受人欺辱的状况，改变人民贫困面貌。现在，帝国主义不敢在我们面前挑衅了，我们国家也全部完成脱贫”。所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新时代应当有新的解读。李大钊是用写文章和演讲的方式，为水深火热的民族寻求出路，“但父亲和我都不是通过写文章的方式工作，所以我理解的这句话就是，敢担当、善作为。做事情要认真负责，该你做的事情要义不容辞，主动去做，而且要做得漂漂亮亮。”

·李葆华在家中的客厅，背后是李大钊遗像和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我们只有一个权力，为人民服务”

不少合肥老市民对李宏塔很熟悉。在他们眼中，李宏塔不是厅长和政协副主席，而是一位骑着自行车在街头穿梭的老大爷。时间久了，上班途中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民警和小贩也都认识他了。在安徽担任领导工作的前20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直到2004年，李宏塔才因年龄增大，办公地变远，换了电动车，他笑称自己“与时俱进”。

当时有人提醒过他，身为厅级领导，骑自行车上班会让副厅级领导“下不来台”，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称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至于其他领导，坐车只要符合规定即可。有一次，有人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因为他当天下楼发现车子被偷走了，而公交车人又太多，于是步行过来。这些都是人们经常问起他的，而他总是说，“我父亲当年在北京，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他总是这样，将别人眼中的“不寻常”诠释成“理所应当”。

·1983年，李葆华一家在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拍摄的全家福 。中排左三为李葆华，后排左二为李宏塔，前排左二为李宏塔之子李柔刚。

从1981年开始，李宏塔就已经是副厅级，按照安徽省政府1982年的规定，他这一级别的领导，可以住70—95平方米的住房，但他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这套住房在楼的最西面，冬冷夏热，一家三口在此蜗居。调到民政厅后，李宏塔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分房工作，有将近200套住房分了出去，但他从未给自己分过一套。由于房少人多，李宏塔每次都是按照“先群众、后干部”的老规矩办。1998年，面对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机会，李宏塔看到很多年轻同志住房差，还是主动放弃了机会。

省民政厅不少李宏塔的老下属说，当时年轻的同事都对李宏塔的住房分配心服口服，因为他带头约束自身，“他主动让出来一套，就能多一个年轻同志分一套”。“难道这个过程没有过挣扎吗？”《环球人物》记者问。李宏塔说：“在化工厂的那段经历，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群众。就拿我师傅来说，全家五口人挤一间半的小房子，连卫生间都是楼下公共的。所以我心里是有数的，作为机关工作人员，已经比一般群众强太多了。”在李宏塔的逻辑中，他要看齐的是老百姓，而不是领导干部。

·上世纪90年代，李宏塔来北京看望父亲，在家中客厅下围棋。

关心人民疾苦，是从李大钊就开始强调的。1915年8月，李大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与陈独秀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论辩。陈独秀有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呼吁国人唤起对爱国和自由权利的自觉，另一方面却悲观感慨：“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李大钊就对这种悲观论点进行反驳：“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李大钊寄希望于人民，称只有尽其在我，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重建民族和国家的任务。

李葆华曾回忆，中共北方区党委开办过第一个区委党校。1926年春，他参加了党校学习，赵世炎、陈乔年等纷纷授课，最后一课由李大钊主讲。他在课堂聆听了父亲教诲，内容主要以李大钊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为蓝本，后来毛泽东还将其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李大钊说：“农民约占总人口的70%以上……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中国人民虽然灾难深重，却拥有最强大的力量，这些教诲深深影响了李葆华和李宏塔的人生。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李大钊的仗义疏财是出了名的。当时他的工资每月有120块大洋，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但李大钊却经常因为资助他人过度，造成家里日常开销困难。还是蔡元培校长嘱咐会计每月在李大钊的收入里扣除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才保证了家庭开销。这一点也影响了几代子孙，李宏塔的同事回忆，每次单位组织的各类公益捐款，他都因捐款数额最大，名字排在第一位。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结束了在共青团系统的工作后，本有机会去地方任职，这样也更利于仕途。但当组织部门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想起了在共青团工作期间，亲身感受到民政系统的工作是直接服务于困难群众的，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政厅。“民政部门做的事就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他将工作归纳为三句话：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是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

一般人很难理解李宏塔的选择，其实这同样来自家庭传承。在李宏塔还是少年时，曾有人给家里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李宏塔拆开一袋就吃，李葆华下班发现后，立刻对李宏塔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只有一个权利，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他让家人将葡萄干退回，李宏塔吃过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

2008年，李宏塔的儿子李柔刚结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送了不少礼金。为了不影响当天氛围，李宏塔让婚礼正常进行，但第二天，每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收到了退回的礼金。如今，李宏塔的儿子已是不惑之年，现任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副教授。

当中国共产党进入下一个百年，李大钊家人的故事仍将延续。在和《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谈中，李柔刚详细地介绍了电子战、信息战等概念，以及当前国内外的相关情况。他深知自己在新时代所肩负的使命。李柔刚还记得1998年，正在读大三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对着党旗庄严宣誓的情形。当他说出最后8个字“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时，内心的震荡令他终生难忘。因为，那是曾祖父、祖父和父亲践行过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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