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十二落地！独家对话杨利伟：羡慕他们仨，做梦都想重返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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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30日，杨利伟在北京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当记者同杨利伟面对面坐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双眼睛。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双从宇宙归来的眼睛，瞳孔中，仿佛仍然映射出星光点点。
|作者：杨学义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反推火箭成功点火后，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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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航天员在太空的这段日子，杨利伟和他们进行“天地通话”，给他们支招解难，分享着他们的忐忑和兴奋。看着三人执行出舱任务时，杨利伟内心激动不已，“说实话，我真的羡慕他们，甚至想象着，如果出舱的是我，要怎么操作？”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圆了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此后的18年里，他从未和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分开，也始终没有忘记那片让他心驰神往的星空。当《环球人物》记者同杨利伟面对面坐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双眼睛。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双从宇宙归来的眼睛，瞳孔中，仿佛仍然映射出星光点点。至今，这双眼睛依然在仰望他曾去过的地方，并憧憬着更遥远的未知，那是中华民族奔赴星辰大海的美好未来。在采访中，能与这样一双眼睛目光交流，《环球人物》记者感到一种充实的幸福。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发射升空。3个月以来，中国航天员再次融入那片美得令人窒息、让人魂牵梦绕的太空。大气层之外，他们成了瞭望地球的人。飞船行至北京上空时，聂海胜兴奋地拍下夜景，画面细节丰富，刚启用两年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清晰可见。网友纷纷在他的照片上“打卡”，圈出自己所在的城区，与“太空出差三人组”隔空互动。我们和杨利伟的交谈，也就从“出差三人组”在太空的家说起。
中国人在太空安家了
从2003年的神舟五号到2021年的神舟十二号，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年头。无论从感官上还是技术上，中国航天员的工作环境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第一次去飞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在返回舱里，没有进轨道舱，当时有这样的要求。后来，我们的航天员不仅在神舟六号时到了轨道舱，还在神舟七号首次实现出舱。再到后来，我们有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可以说这18年来，中国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在逐步扩展，从一开始6立方米的返回舱，到天宫一号15立方米的实验舱，现在的天和核心舱已经是50立方米了！”
2005年神舟六号升空后，航天员费俊龙翻了一个跟头，就让杨利伟羡慕不已，而现在的天和核心舱中，航天员骑车、跑步、打太极拳，都已不在话下。“我们分出了很多功能区域，工作、休息、就餐、个人卫生处理，像一个几室几厅的大房子。而明年，当我们再发射两个实验舱上去后，航天员可能不在一个房间里了，而是在一个套房里，空间会更大。”
空间的变化，地面上的人们也是肉眼可见。还记得2013年6月20日，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在指令长聂海胜和摄像师张晓光的协助下，进行了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我前两天碰到她，开玩笑说，以前只能说是小教室，现在再上去，就是大教室啦！”杨利伟的这句玩笑，很快变成了现实——2021年9月1日，央视《开学第一课》节目中，神舟十二号的3名航天员在宽敞的天和核心舱，为全国小学生奉献了一段精彩的太极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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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变大，时间也在变长。“从环境控制上，我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的飞船设计是飞1天、3天、5天，到了天宫一号、天宫二号时期，就可以在里面待30天了。现在的天和核心舱，又将时间延长到了3个月。”杨利伟说，未来每一个舱组将基本按照半年左右轮换，核心舱的使用寿命将不少于10年。
“时间和空间上更多更大了，我们就要考虑核心舱本身的保障条件，以前是携带式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现在空间站的核心舱就是再生式的。”杨利伟饶有兴致地介绍着，“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能够将人体排泄的尿液进行收集，循环利用率可达85%。“随着电解制氧、冷凝水收集与处理等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以后循环利用率可达90%以上。”
航天员的生活水平也会改善。“我那会儿第一次上去，连个加热装置都没有，现在不仅可以加热，上面的食品已达到上百种，新鲜水果也可以带一些上去。我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在上面可以一周吃得不重样。”
娓娓道来间，杨利伟说出一个让人兴奋的概念：“现在我们的核心舱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中国人，在太空安家了。
作为天和核心舱的第一批“住户”，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还承担着一个重要任务——“装修”，将中国人这个太空的家打扫干净。“他们工作量很大，光螺丝就要卸1000多个，手会起茧子。而之所以选择他们3个人，是有原因的。”杨利伟介绍起3位战友时，眼里放着光，那真是惺惺相惜、英雄重英雄的光彩，“海胜是我在航校的老同学，我们都是中国第一批航天员，他的性格比较稳当，掌握的知识很扎实，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是那种一步一个脚印的人。伯明也是我们这一批的，属于特别爱动脑筋的人，偶尔会有点小灵感、小冲动，非常聪明！洪波呢，是第二批的新航天员，这是他第一次上太空。两年前在酒泉的巴丹吉林沙漠做野外生存训练时，我俩是一组，他给我的印象是吃苦耐劳，身体素质非常好。”杨利伟说，3名航天员各有所长，很好地实现了互补，“海胜金牌指挥，伯明出谋划策，洪波埋头苦干”。3个月中，3名航天员出色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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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天和核心舱内的3名航天员通话。杨利伟动情地向总书记报告：“海胜同志已经57岁了，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伯明同志也55岁了，洪波同志年轻一些，也45岁了。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很好的状态，就是出于一种爱国责任和情怀。”
杨利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聂海胜已经两鬓斑白了，在飞行之前特意染了头发。“这是我要求的，同时还让他们把染发剂带了上去，3个月前黑着，3个月后头发白了，老百姓是不同意的”。说到这，杨利伟笑了：“每个人还带了一副老花镜上去。”顿了顿，他又说：“我们这一批人也许老了，但作为经验最丰富的中坚力量，依然要随时随刻准备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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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完成第二次出舱任务后，另一名航天员汤洪波打开了天和核心舱舱门，迎接战友凯旋。随即，他们和地面工作团队通话。地面这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
杨利伟听到了战友们兴奋愉快的声音，“对航天员来说，出舱任务操作复杂，体力消耗比较大。此时，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带着这种兴奋劲儿通话，更能反映现场的真实状态”。10天后，在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杨利伟向记者复盘了这次“天地通话”的科研价值。
战友们向他讲述着出舱情况。“在地面，我们每一次合练完成后，都会进行总结，然后对程序、流程进行优化。”杨利伟说，航天员之间的交流总是更顺畅一些，他在指挥中心看到航天员的操作，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哪个环节顺畅，哪个环节有困难。“7月4日第一次出舱时，有一些电缆、束缚带的缠绕和训练中不一致，因为在水槽模拟太空环境训练时，我们有3至4个潜水员做辅助，把很多电缆捋得很顺，这样就跟太空真实情况不是100%一致。”于是，杨利伟第一时间告诉训练部门调整训练编排。
虽然已走上领导岗位多年，但杨利伟一直坚持与战友们合练，无论是天和核心舱，还是神舟十二号，他都在里面体验了许多次。
从学生变成老师，最后成为校长
来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后，杨利伟分管了很长时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行政管理，“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放弃训练”。后来，他就分管了航天员的选拔、训练、管理工作，依然坚持与航天员一同合练，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备份航天员。在此期间，也有过一些机会摆在他面前，调整到外人看来更好的岗位，“但我不太想去”，杨利伟很坚决，他永远放不下心中的太空梦。
有一个日子，杨利伟至今都记忆犹新：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员大队成立。12名航天员一同在国旗下宣誓，摘下空军部队的飞行徽标，换上镶嵌着地球图案的金色航天标志。
“从飞行学院到空军部队，已经是很严苛的选拔过程，淘汰比例在70%以上。而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过程更严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空军部队里最优秀的佼佼者要彻底放下以往的辉煌，从零起步。“简单说，要完成学习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3个转变。”杨利伟将学习的过程称为“58级天梯”，即5年学习58门课程，重新锻造自我，“这相当于又念了一个本科，在飞行的基础上重新学习和补充大量太空中的知识”。
生理上，航天员要重点针对微重力等特殊环境进行严酷训练，这些都是常人难以完成的挑战，包括超重训练、失重训练、前庭功能训练、航空飞行和跳伞训练、野外生存训练等等。“难度最大的应该是超重过载训练，飞行员只在进行特技表演的时候面对过载，而且和航天员的方式不一样。从专业角度说，飞行员是头盆向的，最多就是几秒钟，而航天员是胸背向的，可能是几十秒甚至更长。”这是航天员公认最痛苦的一项训练，通常用离心机完成，“游乐场过山车的超重有2G到3G，而离心机训练会达到8G，高速运转中，练习者会面部变形。头盆向超重训练中，练习者大脑缺血眩晕，视力变差，甚至产生黑视；胸背向超重训练中，前胸后背像压了好几百斤重的巨石，心跳急剧加速，呼吸困难”。
心理上，航天员也要面临很多考验。长期在狭小密闭的空间生活，会有恐惧、孤独、烦躁等消极情绪；而长期在这样的环境进行高负荷工作，还会带来骨钙流失、肌肉萎缩等问题，必须经过训练调整适应。
航天员的心理素质十分强大——参加航天员选拔，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能够达到航天员选拔条件、具备拔尖飞行经验和工作经历的飞行员，必然已经30多岁了，杨利伟进入航天员大队时就是32岁。他们在原来的岗位拥有很好的前途，而选择成为航天员，就意味着要接受只有少数人能去太空的事实，有很大概率成为被竞争下去的“分母”。“我们谁都没有明说过，但我们知道从面对国旗宣誓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重新选择一个职业，而是选择了一份责任。”经过18年的历练，杨利伟和战友们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清晰。这么多年，他们就是这样携手走过来的，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考虑身上肩负的国家责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战胜了无数心理上的磨砺。
从1998年到今天，23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有了三批航天员，杨利伟也从第一批的被选拔者，变成第二批的选拔者，又成为第三批的领导管理者，“可以说，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最后变成一个校长，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三者的结合体，虽然是管理者，但他至今仍然坚持与队友们合练、参与航天员选拔。“算上我，现在一共有16名具备执行任务能力的航天员，这两年我们需要12个人去飞，每一次飞行都要有备份航天员。”杨利伟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一直在积累，今后几年即将进入一个收获期、爆发期，三批中国航天员皆已动员起来，准备出征。
三代航天员的变化与不变
作为亲历者，杨利伟眼中的三批航天员有明显变化和显著特征。
“第一批航天员是默默无闻。记得那时有人问我的职业，因为国外管这个职业叫宇航员，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航天员是干什么的。当时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我们就是让这个概念成真的。我们这批人的最大责任，就是圆梦。”
为了圆这个梦，第一批航天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奉献和牺牲。1996年，曾有两名飞行员吴杰和李庆龙按照预备航天员标准到俄罗斯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接受培训。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仅仅用8个月便完成了俄语强化训练。到训练中心后，他们向俄方提出一个要求，用一年时间完成四年的全部课程！经过反复请求，俄方开出条件：不能减少训练内容和降低难度。一年后，两人竟真的将全部课程学完，拿到加加林中心颁发的“国际宇航员证书”。杨利伟回忆起两位战友当年的细节：在北极圈的野外极限生存训练中，气温是零下四五十摄氏度，每人要生存三天三夜，但只带一天的食物，这本来就已达到人体极限，而两名中国航天员却连这点食物都省下来，带回国供科研人员研究。“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知道专家是否需要，但就是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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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批航天员，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杨利伟直接参与这个阶段的选拔工作，“记得有次去部队做调研，飞行员提的问题大多关于航天员训练，但开始有人问到航天员的待遇问题了”。起初杨利伟有点吃惊，但仔细一想，这也是人之常情，说明这一代人更务实、与周边环境联系更紧密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既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又有处理事情更加灵活、不蛮干的优点。”
而到了第三批航天员，又有了不同。在这批航天员中，要培养一定数量的科学家，所以很多人是从科研院所选拔出来的，“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学习，做事情讲究方法”。前不久，杨利伟和这批航天员参加疗养，看到这批航天员搞联谊活动时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少想法、构思，也是前辈从未有过的。“在航天城旁边有个小水塘，我们会在周围种一些菜。以前，我们拿水桶到池塘挑水浇菜，但这批航天员自制小水泵，通上电就喷水了。”
其实，杨利伟就是想寻找这样的航天员。“从苏联的加加林开始，国际上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有500多位，大部分我都认识。多年交流下来，我看到航天员身上虽然有很多共性，但受不同文化背景影响，各国航天员还是有差异的。中国航天员给人的印象是韧性强、吃苦耐劳，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优势。其他国家的航天员，国际合作程度比我们高一些。我的最大感受是，中国航天员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不断提高。”
记者追问：“主观能动性具体是指什么？”
杨利伟想了想，问：“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阿波罗13号》？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拍得很好。它反映的是美国宇航员遇到风险和突发情况，在与地面配合的同时，怎样利用掌握的知识，更好处理问题。”
“从选拔的角度讲，第三批航天员，包括以后的航天员，选拔层次、文化背景和人群来源会越来越丰富。”杨利伟介绍，第三批航天员选拔了科学家，不仅是为了适应将来空间站大量科学实验的需求，也是在丰富这个队伍的层次。“未来中国航天员的危机处置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会增强。”
毫无疑问，在这三批中国航天员身上，有一种不变的精神。比如，“我们那台超重训练的离心机中，有一个报警器按钮，只要训练者坚持不住，随时可以按下。但是23年来，从来没人按过”。杨利伟说，一走进航天员大队，就能看到“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几个醒目的大字，“这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魂！”
中国航天员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一件事情上：为国尽忠。杨利伟向记者细数着战友们的故事。在母亲重病卧床期间，聂海胜回家看望，但弟弟对他说：你来尽忠，我来尽孝。刘伯明在准备重要飞行任务期间，母亲去世了，家里都不忍心告诉他，“当时我硬是给他放了3天假，让他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送最后一程，回来后再继续好好飞行”。与杨利伟一同入选第一批航天员的邓清明，至今依然是备份航天员，23年来还没有飞行过，但依然努力训练，随时准备出发。
杨利伟自己也是这样，在执行神舟五号任务前夕，他的妻子张玉梅得了严重的肾病，需要治疗，家里还有儿子需要照顾。但张玉梅坚决地对他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她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独自去10公里外的医院，然后举着点滴坐公交车，回家照顾孩子。在杨利伟执行完神舟五号任务，成为家喻户晓的航天英雄后，不少人来到他父母家中，带去慰问品，开始老两口还拒绝，后来实在无力应付，就干脆躲到乡下去了。“我母亲说，不能因为她哪个地方做得不好，影响了孩子。其实，她也并不只是在乎我的形象，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我已经代表国家了，她在维护国家的形象。”
杨利伟认为，无论是航天员自身还是家属，“他们所做的并不只是对个人职业的支持，而是把这份职业升华成给国家做贡献，他们是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在自觉承担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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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双凝望太空的眼睛
正是出于这种信仰，杨利伟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国家。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2003年神舟五号首飞之前，在等待火箭发射的最后两个小时里，杨利伟的心率保持在76次/分钟，与他平时72—73次/分钟的心率相差无几。当时还没有中国人上过太空，面对前方未知的世界，杨利伟竟如此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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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伟说，之所以心率那么稳定，是因为将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心里充满了壮烈豪情：“即便有什么突发情况，为了国家、民族，贡献就贡献了，牺牲就牺牲了。”有个细节一直深深印在他脑海里：出征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给他壮行，他敬完军礼，转身往侧门走。马上到门边了，他又回过头，再次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其他首长挥手道别，这时，他看到胡总书记向前迈了两步，向他挥手的同时，眼睛里闪烁着泪光……这是祖国在送别即将出征的游子，游子一定会平安回来！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经过一天的太空遨游，神舟五号终于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经过一系列准备后，杨利伟顺利出舱。他曾经想象过这个场面，本来设计的出舱动作是向迎接他归来的首长和战友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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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刚出来，就愣住了。在荒凉的大草原上，人群黑压压挤成一片。记者一边拍照，一边兴奋地喊着：“中国万岁！”喊声并不整齐，还有些嘈杂，因为这不是提前安排的，而是在场的人自发的。现场本来有一条维持秩序的黄线，但杨利伟下来后，这条黄线不见了，工作人员、武警、警察……所有人都一起向杨利伟的方向跑去。一名曾常年驻扎国外的、人高马大的战地摄像记者都被挤趴下了，现场负责维持秩序的一名中将副政委被人群挤出去了，任他怎么喊，大家还是忍不住向前奔涌。
太高兴了！那一刻，不分职级高低、男女老少，大家都是以一名普通中国人的身份奔向杨利伟的。终于，一名离杨利伟最近的记者提醒他：“利伟，你赶快说句话！”杨利伟还在愣着，然后下意识地说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如果那个场景重来一次，让他深思熟虑地再说一遍，他还是会说这一句。“那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受，谁也设计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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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利伟人生中最难忘的场面之一。在每一次神舟飞船返回地球时，他看到战友们走出舱门，都会想起当时那个情景。他一直在思考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让大家一反常态，如此忘情呼喊？
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那时的杨利伟，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实现。神舟五号发射升空后，地面指挥刚告诉他能在舱内活动了，他就第一时间冲到了舷窗。那是中国人此前从未拥有过的视角，他代表全体中华儿女望向浩渺的太空。他最先望向的是地球，“那个时候你首先会感受到人类很伟大”。但当他的视线看到更远的宇宙，没了大气层的折射，星星不再闪烁，每一颗都明亮得耀眼，像黑色天鹅绒背景上的晶莹宝石。这时，他再望一望地球，又感觉人类很渺小。
杨利伟当时想了许多，情感是复杂的：既然人类渺小，文明为何可以在宇宙中生生不息？为何又能将自己乘坐的神舟五号这个重达8吨的庞然大物送上来？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脑海中这种关于生存和探索的思考更加强烈。入选中学课本的《太空一日》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在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种低频共振叠加了一个6G的超重负荷。杨利伟感觉五脏六腑就快被震碎了，这个过程持续了26秒。这段时间里，杨利伟只有一个想法：“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地面工作人员也很着急，与他朝夕相处的领导、专家和队友忍不住哭了出来。直到看见杨利伟眨了眨眼，并且报告：“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正常打开！”所有人才如释重负。
经历过这些，再站到外太空和地球之间，杨利伟的感触更加强烈：壮观的万家灯火下，是人类顽强的生命力。人类能在浩瀚宇宙中繁衍生息，中国能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不断发展，一定是有深刻原因的。到底是什么？这几年，杨利伟内心的答案越来越清晰了。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宇宙
“飞行任务完成后，我参加了很多活动，认识了很多英模人物，以及很多不同层次的人。”有一年，杨利伟来到“飞天”壁画所在地敦煌。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破例接待了他。“她拿出那么一大串钥匙，说：别人来了，我们不给看，但你来了，要看一看。”站在樊锦诗旁边，杨利伟感到她小小的身子里有着某种巨大的能量，她领着杨利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详细讲述每一个洞窟的精彩故事，杨利伟听得入迷了。“她也讲自己，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坚守几十年，就是退休了，还是留在那里搞研究。我很感动，这完全是一种伟大的默默奉献！”
洞窟壁画上，有“飞天”的仙女；而洞窟中，是实现飞天梦想的杨利伟，以及默默保护人类文明遗产的樊锦诗。那一刻，杨利伟突然顿悟了，那个在神舟五号上的疑问和谜团被解开：眼前的一切，就是人类、就是中国能在浩瀚星海中生生不息、不断繁衍的理由！
飞行在浩瀚太空时思索的谜题，竟在脚下千年的黄沙戈壁中得到答案，这是杨利伟没有想到的，也让记者忍不住和他探讨：“中国人深厚的乡土意识和奔向宇宙的浪漫探索，是矛盾而统一的吗？”杨利伟说：“中国人在不同的时期，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中国人有乡土情怀，讲究落叶归根，但同时中国人的探索精神由来已久，从来没有中断过。”比如他自己，回到地球的怀抱，他格外想念那片星空，“特别是看到我的战友们上去，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和骄傲的同时，也格外羡慕。尤其是想到当年留下了一些遗憾，我就更想上去”。而在太空中，他也格外想念祖国和家乡，“尤其是快下来的时候，近乡情更怯”。
他的战友也一样，身在遥远的太空，最关注的还是这片深深眷恋的神州大地，“这次他们拍照片，为什么就拍北京？而没有拍一个其他城市、其他地点的照片回来？这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民族烙印，无论飞到哪里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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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特别平凡的人，给杨利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年，一名正在驾驶的公交车司机猝死，在失去意识的最后阶段，他做完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等一系列动作，将车停在路边。“他在那一瞬间肯定没有想那么多崇高的东西，想的只是安全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我们可以说他伟大，也可以说他平凡。这也提醒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为了内心一些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做出很伟大的事情，包括牺牲。社会有不同层次和角色，有的很显赫，有的并不显赫，但只要心中有责任，呈现出的精神是一致的。中国航天员这个群体，有无数的鲜花和掌声托举着，大家有更多机会看到我们的闪光点。但我们更要关注和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的奉献和内心的责任，才是中国发展的原因。”
在每一次执行载人任务前，航天员都会来到酒泉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墓祭奠。杨利伟也愿意成为一个默默奉献的平凡人，永远不会停下把自己奉献给航天事业的脚步。他经常提到一名美国航天员约翰·格伦。1998年，77岁的格伦乘坐发现号航天飞机重返太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长的航天员。“他是作为研究对象重返太空的，希望我77岁或者更大的时候，也能被当成研究对象飞上去，这是我内心的渴望。”
“不到停航的那一天，我就不会停止训练的脚步！”杨利伟的内心依然有年轻时的冲动，“看到航天员中心的年轻人搞体能训练的时候，我也会说，我们这代人确实是没法比了，但是，”他笑了笑，接着说，“中心的百米纪录和4×100米纪录还是我保持的，我内心的坚持和追求没有丝毫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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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宇”，即时间；所谓“宙”，即空间。杨利伟和聂海胜等第一批中国航天员用鬓边白发和老骥伏枥的壮志雄心，诠释着时间；而中国人用凝聚无数勤劳和智慧、成功送往太空的天和核心舱，诠释着空间。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与实践。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上，杨利伟唱了一首根据李大钊文章《青春》谱写的歌曲：“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今后，无论是杨利伟，还是其他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后，都将继续演绎无穷无尽之“青春”。从此，中国空间站也承载了满满的乡愁，中国航天员奔赴星辰大海，既是征程，也是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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