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开庭！涉嫌非法拘禁，共19名被害人！揭露人发声→
“豫章书院”案重审3月31日在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开庭审理。
此次检方补充起诉，
在原来指控被告人
非法禁闭12名学生的基础上，
增加了7名被害人遭非法拘禁的内容。
发回重审后，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新增了2名。
另据多位知情人证实，
此前的3名原告人中，
一人已撤诉，一人已失联数月。
据 @萍乡市安源区法院消息，
5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
将择期宣判。
这次有两名原告人参与庭审，潮新闻记者也进入庭审现场旁听。
前一日，几位“豫章书院”受害者和支持者们从浙江、辽宁、河南、北京等地赶来，再次聚在一起。“我不是陪他们来等一个结果，我是为我自己等。”可可向潮新闻记者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被害人，没有参加此次诉讼，但从河南赶来表达自己的支持。
“其实挺慌的，看到他们的脸，那些施暴的瞬间历历在目。我觉得我一直都没有真的走出来。”步入庭审现场前，从浙江赶来的原告人初悟（化名）告诉记者，她一直期待这一天。何况，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战争”。
案件前情：为什么异地重审？
“豫章书院”全称为南昌市青山湖区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于2013年5月创办成立，由吴军豹担任理事长，任伟强担任校长。2017年10月，“豫章书院”被曝涉嫌非法拘禁学生等问题，并于同年11月终止办学。
潮新闻记者3月30日所摄豫章书院侧门。
2020年1月，南昌市青山湖区检察院指控“豫章书院”理事长吴军豹、校长任伟强，以及3名教师（教官）张顺、屈文宽、陈宾犯非法拘禁罪。青山湖区检察院起诉称，吴军豹、任伟强等人以关“小黑屋”的形式，先后禁闭学生240余人次，“禁闭时间三日至十日不等”。
2020年4月，“豫章书院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同年7月，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吴军豹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任伟强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张顺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屈文宽有期徒刑十一个月、陈宾免予刑事处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罗伟、陈某尧、贝贝（化名）等人关于民事赔偿、公开道歉等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罗伟、陈某尧以及一审被告人张顺、屈文宽均提出上诉。
2020年12月30日，南昌市中级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认定“原判事实不清”，将此案发回南昌市青山湖区法院重新审判。2021年3月，该案改由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判。3月31日9时30分，该案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开庭重审。
“异地审判主要是为了防止来自当地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干扰，有利于公正审判。从此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豫章书院’在当地的影响力较大，涉及到的社会关系较多。从案件公开透明的角度来讲，异地审判更能打消公众对于这方面的质疑。”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级律师胡东迁解释。
原告变动：有人加入，有人撤诉，有人失联
贝贝（化名）没想到，一审前曾留下合影的三名原告人，这次只剩下自己。余下两人，一人已撤诉，一人已失联数月。贝贝是“豫章书院”案第一名曝光者，向网络作者“温柔JUNZ（下称温柔，化名）”求助后，后者用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揭露了豫章书院中受害者的经历，从而引发社会关注。
“我算是部分走出来了吧，至少想清楚爸妈也是受害者，他们是被骗了。”贝贝是个“00后”，近年来一边工作一边参加自学考试，也通过咨询迈过了“心理关”。
3月30日，即将出席庭审的两名原告接受潮新闻采访。
曝光豫章书院，就是贝贝给自己的“心理疗法”。他回忆起此前听到一审判决的时刻，“证实他们是真的有罪，那刻我开始释怀了。”
2016年6月，读初二的贝贝被父母以旅游的名义，从大连带到南昌“豫章书院”。那时的他性情抑郁、有网瘾和厌学的情况。父母希望通过“改造”，让他变成“好孩子”。
关在小黑屋七天七夜、被龙鞭打到臀部发黑、发紫……等了三个月，贝贝才终于等到了一个独处机会。“我问了自己，是想出去、想死、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儿……”贝贝尝试喝下某种液体，被送去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醒来他却依然不敢对父母说实话，只说是误喝了，“自杀这个行为很严重的，不想要被关小黑屋的我只能说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说了实话，父母会不会相信我、带走我。或者他们会不会原本就是知情的，还是选择把我送进去。”
好在那次父母发现了贝贝的异常，把他从豫章书院接了出来。
“刚回家的那两个月我疑神疑鬼的，我知道他们会晚上来抓人。睡觉前，我会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甚至干脆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出门，让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贝贝告诉潮新闻记者，当时自己的安全感已然被击穿，两个月后寻求心理咨询才慢慢开始好转。
初悟的经历则要长得多，她在那里待了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发回重审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新增了2名，她就是其中之一。
“我一定要来现场。从2017年温柔和贝贝曝光豫章书院之后，我就一直在这个队伍里。这次重审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隐藏在背后的受害者，而是一名原告，我要为自己发声。”初悟坦言，逃离豫章书院后的这几年，她多次尝试自尽，治疗精神疾病时曾一次吞了100多片安眠药。
初悟告诉潮新闻记者，当时和父母看中豫章书院宣称教授琴棋书画的课程非常动心，来考察时觉得学生的状态和学校的氛围都不错，选择入学。
后来她才知道，乖巧不是学生的日常，在有人来访时被要求进入“乖巧模式”才是。渐渐她发现，“比我早来的学生总会来挑刺，有无故的体罚，老师也变得没那么和蔼了。”但为时已晚，当时她的学籍已转至豫章书院。
“早上六点起床，然后是站军姿、整理内务、吃早饭，然后是一节大课、三节小课，午饭和午休后又是四节课。记得最清的就是每晚都有考德仪式，主题就是惩罚犯错的学生。”离开豫章书院之后，初悟确诊了抑郁症，总说自己记性不太好。
但事情已过去近8年，她仍然能记得当天的完整日程，“按‘课程表’其实十点钟就可以睡了，但实际要看‘老师’和‘教官’的心情，他们如果心情不太好，我们就是出气筒，会遭殃了，会突然体罚、凌晨三四点会毫无预兆地紧急集合。”
初悟说，离开豫章书院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和父母之间没有什么交流，后来长大了就更觉得自己大了，有些情绪应该自己消化。
初悟是个“00后”，8年前离开豫章书院时，只有15岁。
距离豫章书院终止办学已经过去了五年半，至今仍有些人被“困”在了那里，包括那名失联的原告罗伟。
采访中，数位被访对象都提到罗伟。在温柔口中，“大家很难想象，在有些人的世界里只有这一件事。有个人会一个月跑去检察院好几次，全身心都是希望他们受到惩罚。这件事可能一年到两年才会有新的进展，对于他（指罗伟）来说，这一两年有多难熬？”
而这样一个对案件如此执着的人，这次为何没有来到现场？
“他失联了，我们都联系不上他，法院也联系不上他，他的父亲给他发消息，也是已读不回。”温柔告诉潮新闻记者，从去年11月起，罗伟就断了联系，大家至今一直还在试图和他取得联络，但发出的消息石沉大海。
核心诉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道歉？
被问到此次出席庭审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初悟想了想说，“道歉，我希望他们道歉，否则我对童年的自己没法交代。”
“今天我和初悟一起来到庭审现场。我们有三点诉求：一是要求吴军豹等人从业禁止，我们绝不能接受他们有可能换个‘马甲’再重开一家‘豫章书院’；二是要求他们公开道歉，不是给我们哪一个学生，而是给我们整个群体，包括那些一直为我们而努力的志愿者；最后才是赔偿。”庭审之前，贝贝向潮新闻记者透露。
贝贝的律师补充，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印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的通知，才有了提起“从业禁止”请求的可能性。此外，被害人主张公开道歉和物质、精神赔偿，但这几点，此前被告人都不愿意调解，庭审时可能会争议较大。
“我们希望做两点突破。一是增加吴军豹、任伟强等人的量刑；二是为被害人争取到公开道歉和赔偿。”贝贝的律师向潮新闻记者透露，对于是否增加量刑，可能成为本案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检察院补充起诉了7项非法拘禁犯罪事实，涉及赵彩惠等新的7名被害人。
为什么一定主张道歉？除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背后还藏着贝贝和温柔的另一层愿望。
“豫章书院的毕业生保守估计也至少在千人，但实际上愿意公开去做这件事的人比较少。但他们犯了这么大的错、做了这么严重的违法事件，总不能到最后连一个坚持的人都没有。有始有终，算是给自己和过去的经历一个交代。”贝贝告诉潮新闻记者，希望能用“豫章书院”的案例提醒更多受害学生如何维权。
“说实话，6年过去了，无论是受害学生还是志愿者，我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有人私信来问我，‘我的朋友被送进戒网瘾学校了我该如何去救他呢？’我会想，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一个豫章书院就花费了我们这么多人的6年。很多事情需要先例，我和贝贝都是从一无所知做起，所以我想对更多受害学生说一句‘不用怕’。”温柔向潮新闻记者透露，希望至少通过“豫章书院”案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震慑那些不法学校，通过曝光此类学校避免有更多的人被送进去；二是希望这6年的维权能成为“一个火苗”，照亮那些有过类似经历但至今走不出来的受害者，即使微弱。
如果对这次诉讼结果不满意，还会有下一步行动吗？
“先看今天的结果吧。虽然一审时被驳回了，但我这次还是怀揣着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能够被支持的希望。”踏入庭审现场前，贝贝告诉潮新闻记者，此前受疫情影响，一审及二审他与被告都没有碰面。昨天的庭前会议，是他离开豫章书院后第一次和被告人吴军豹见面，今天会是第二次。
“其实我挺平静的，昨天的庭前会议，反而是对方比较激动。”贝贝说。
豫章书院“吹哨人”奔走六年：还有许多“豫章书院”
3月31日，温柔带着留了一个冬天的长发、身穿绿色衬衫，出现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旁听席上，“去亲眼见证了，这耗费六年时光的一刻。”
“豫章书院”案重审异地开庭，这一天，距离温柔撰文揭露豫章书院虐待学生的罪行时隔近6年。
过去6年，他和数位志愿者四处寻找受害学生，想方设法收集证据，自掏腰包为受害者请律师、承担交通住宿费，最终促成了这场国内获立案的起诉戒网瘾学校第一案。
他一度为此遭遇威胁、网暴和质疑，“他们和你有什么关系？”温柔回答，“从我知道的那一刻，就和我有关系了。”
今天，温柔和受害者们没等来一个结果——庭审进行5个多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辩焦点集中在刑期、精神损害赔偿等，从庭审过程来看，目前我们对于结果是很悲观的态度。”代理律师尚满庆说。
休庭后，两位上庭的原告受害者情绪激动到无法说话。庭审期间，23岁的原告人湖州女孩初悟紧张到腹泻，中途离开，坐在旁听席，对着被告始终“愤怒又害怕”。温柔也感叹，“我有点承受不住了，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
开庭前，温柔既怀着些许期待，也在心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开拓了一个先例，让潜在受害者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这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人关注戒网瘾学校的问题，希望这些年我们的努力变成一株火苗，尽管微弱，也能成为他们走下去的动力。”
“从我知道的那一刻，就和我有关系了”
“他们一边说着为孩子好，一边源源不断地将他们送进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2017年10月26日，一篇题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长文引爆舆论。它以17岁男孩贝贝的经历为基础，揭示了豫章书院的魔鬼一面——以戒网瘾为名，对学生进行囚禁、虐待、殴打……
发文的人就是温柔，只比贝贝大两岁，是一位从业两年的网络作者。当时，他住在广东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屋。发文十天前，远在辽宁大连的贝贝通过知乎找到他，讲述了这段令温柔震惊的经历。
温柔一度不敢相信，经过约十天的资料搜集后，越来越愤怒——彼时，媒体上关于各种戒网瘾学校虐待学生的报道已有不少，2009年，杨永信的电击疗法曾遭到全国讨伐。
贝贝提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惩罚方式和电击疗法如出一辙，而那里还有100多位学生在遭受煎熬，温柔感觉“无法坐视不管”。
19岁的温柔也刚从童年噩梦中挣脱。他出生在河南一个不和睦的贫困家庭，父母每天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八九岁大时，父母离异，一年后，温柔多了个继母，遭到虐待，“在那个黑暗时刻，我特别希望能有个人来救我，可是没有。”
贝贝描述的一切，让温柔仿佛看见了那个身处黑暗中的绝望的自己，也想起了看电影《熔炉》时内心的悸动。他决定发起挑战，揭露豫章书院的罪行。
贝贝和温柔的聊天记录
文章的最后，温柔呼吁受戒网瘾学校迫害的学生们联系自己，“告诉我，你的遭遇和涉事学校，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的。”
只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温柔，内心却是迷茫和惶恐的，“因为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会写点东西的普通人，区区几万粉丝在偌大的互联网上连个水花都掀不起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让事情真的变好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文章招致的风暴远超温柔的想象。自那天起，他收到源源不断的求助私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条。”媒体采访也接踵而至，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时间睡觉。后来，他聚集起四五位志愿者，一同联络受害学生、整理资料、协助维权。
在志愿者和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共同的努力下，11天后，豫章书院主动申请停办，遣散了还在经受折磨的学生。12月7日，通过多位受害者的联合报案，豫章书院被正式立案调查，成为戒网瘾学校的第一案。
短暂的胜利和漫长的无力感
在短暂的兴奋后，温柔又被无力感抓住了——此后两年，“豫章书院”案陷入沉寂。
维权中，家长的不配合成为最大阻力，“他们阻止孩子报案，怕惹来麻烦，只想息事宁人。”志愿者们联系上五六十位豫章书院的受害学生，却很少有家长支持孩子的维权。
即便有受害学生愿意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也往往拿不出有效证据。豫章书院有各种严苛校规，比如，不允许带手机等录像设备、受罚后不允许和家人见面等，规避了学生留下证据的很多可能性。“学生们能提供的大多是缴费证据、和学校签订的协议、家长入股书之类的。”温柔回忆说，四五位志愿者找了七八天，都没找到一张能证明学生遭到虐待的照片。直到他们联系上一位已出国的女孩，聊了三天，女孩才想起自己有一张臀部被“龙鞭”（豫章书院的一种体罚工具）打得伤痕累累的照片。
期间，温柔和几位志愿者还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网暴。有人就职的公司连续接到骚扰电话、不堪其扰，最后被迫离职；有人因承受不住这种心理压力而尝试自杀；温柔收到过几张断手的漫画，对方威胁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消化着心理创伤，但此后，事件的进展一度令温柔感到悲哀，“没有一位豫章书院的负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2019年11月，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对吴军豹等5人批准逮捕，随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贝贝成为三位原告之一。
2020年4月底，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7月，该案一审判决，被告人吴军豹、任伟强等五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四人被判刑，另有一人免于刑事处罚。豫章书院理事长吴军豹、校长任伟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和二年零七个月。三名原告所提请的附带民事诉讼，即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和退回学费等，被驳回。
一审宣判的那一天，温柔凌晨两点就醒了。下午，他坐在旁听席，等了两年半的判决很快宣读完毕。走出法院时，南昌电闪雷鸣，温柔被困在一场突袭的暴雨中。他觉得结果不符合预期，但他比自己想象中平静，“我们没有彻底胜利，但也不算失败。”
对温柔而言，在国内第一次把戒网瘾学校负责人送上法庭，已经是意外之喜。“我们至少推动形成了抵制这种戒网瘾学校的社会共识，至少有十位家长和我说，‘后悔把孩子送去戒网瘾学校了’。”温柔说，“以前，无论孩子怎么哭诉，他们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还有多少个“豫章书院”？
近6年前，温柔曾在那篇引爆舆论场的长文中写道，“我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联合那些受害的孩子们，共同向这个庞大、根深蒂固的黑色产业发动进攻，把这些学校，一所一所，连根拔起。”
如今，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旷日良久、需要一代代人接力的战役。
豫章书院关停了。可温柔觉得，中国还有更多的“豫章书院”。
六年来，他收到来自几十所戒网瘾学校受害者的求助，最小的6岁，最大的30多岁。他时常面对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接受采访）两三小时前，就有人发微博私信给我说，‘我有个朋友被父母送去戒网瘾学校了，我该怎么救他？’”温柔无奈地说，“我也毫无办法。”
两年前，他曾为了一条求助信息远赴湖南。一个16岁男孩在戒网瘾学校上吊自杀，姐姐想要帮弟弟维权，悄悄联系了温柔。在这对姐弟的家，温柔却没有得到理睬，反而成为孩子的父母和学校谈判的筹码。“父母不让姐姐说话，和校方谈好了赔偿，根本没有维权的想法。”这对父母的漠然给温柔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之后，他持续一个月做不了任何事。
6年间，卷入此案的人都和温柔一样筋疲力尽，有原告撤诉，也有志愿者退出。但在艰难的过程中，事情也一点点地往前推进着。
2022年3月1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但温柔认为，目前，暴利驱动下，私人创建的戒网瘾学校大多处于畸形发展。“应该挑选专业的、有资质的人，公开透明、在接受社会监督和伦理审查的前提下去进行矫正教育。还需要严格规定招生的范围，得先界定清楚什么样的孩子需要送进矫正教育机构，而不是由家长来决定这个标准。”在温柔看来，很多孩子只是因为家长认为“不听话”而被送进去，但“家长就永远是对的吗？”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温柔、贝贝、初悟均为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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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潮新闻、@萍乡市安源区法院
编辑：邹沛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