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年的时光，有你的温度
2月24日，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学勤先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即将到来的3月，是他86岁的生日。他精通甲骨金文，钟情简帛玺印，60余载追寻文明根脉，让中国人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哲人其萎，追索不息；山高水长，精神永存。
李学勤
1933年3月-2019年2月24日
李学勤先生一生学术兴趣爱好广泛，对于许多学科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尤其致力于中国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各方面，被学术界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在广博的研究领域中，先生始终以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奥秘作为研究重心。近年来，他主要专注于战国竹简“清华简”的研究保护工作，并大力提倡“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他常说，作为历史学者，必须当好“历史关键的链环”。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
李学勤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是家中独生子。从小体质纤弱，儿时的他没有什么玩伴。好在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四岁之前已可识字读书。
父亲专门给李学勤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他用两年时间学完了小学教材，但因年幼，1941年进小学时仍需上三年级。课堂内容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上课之余，他阅读了众多的课外书籍，尤其是《科学画报》。
∆ 1933年12月版的《科学画报》
李先生的读书范围非常广泛，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经常不吃早饭或午饭，省吃俭用，去书店和书摊买旧书，看完后再卖掉，换买其他的书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印行了许多学术著作，李先生阅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甚至一度计划要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部图书搜集齐备。
1950年，17岁的李学勤就对甲骨文“动了心思”，为了搞清楚这些难懂的符号，他常常跑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并小有心得。
∆ 1950年代的清华大学
1951年，李学勤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先生，希望学习数理逻辑。李先生刚到清华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钱耕森等人曾应邀去他家玩，对于其藏书的丰富留下了深刻印象：“参观他的书房时，我们无不感到很惊奇！只见四壁都摆着一排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摆满了书，几乎全是中外古今的学术名著。因此，它并不像一个中学生的书房，也不像一个刚进大学的低年级的大学生的书房，倒像是一个研究生的书房，甚至倒像大学里一个年轻的老师的书房呢！”
∆ 金岳霖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清华大学变成一所工科院校。李先生没有和大多数的学生那样转到北大求学，而是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与编撰《殷虚文字缀合》，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
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筹建历史研究所，李先生又被选中，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等简牍帛书的发现，他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考古和古文字学方面。2003年，他离开了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研究所，回到了清华大学，为母校文科的重建竭尽心力。
∆ 2018年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帛书《胎产书》（局部特写）。
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简帛，从文字、历史到古代文明……李学勤始终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奔忙，他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还提出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比较考古学”等命题。近年来，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免遭秦火的战国竹简“清华简”的抢救、保护与研究工作中。
∆ 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清华园，图书馆老馆三层一个不大的工作间，记录下李学勤不知多少个日夜的拼搏。十年间，“清华简”每年出版一辑整理报告，“每次分配给团队成员整理的篇目，他都是最难的部分却第一个完成，而且是又快又好”。即便是最近一年多，一直与病魔搏斗的先生依旧笔耕不辍。就在一个多月前，先生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慢一点，可以慢一点。”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心疼这位“校宝”，多次劝他要慢一点，但对李学勤来说，对历史的敬畏，对历史学家身份的珍视，让他始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 “清华简”欣赏 〕
∆ 筮法
∆ 筮法（局部）
∆ 系年（局部）
李学勤先生将追溯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了解民族文化的传承，
作为自己的责任。
做学问对他来说，
是一项值得用
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
是一件痴迷的乐事，
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
《历史学，要“通俗化”》
作者/李学勤
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
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此外，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节选自《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内容/央视新闻整编自光明日报等
图/视觉中国、书法报、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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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监制/杨继红 主编/李浙 编辑/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