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件事刷屏了，我们深度解读了她的密码
一个粤海街道，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这是深圳的一个缩影，也隐藏着深圳的密码。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
40年后的今天，这个昔日人口不到3万、GDP不到2亿的小渔村，已经成长为GDP高达2.69万亿、外贸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际化大都市。
支撑这一组炫目数字的背后，是遍布深圳的数百万家企业。
它们中间，既有根深叶茂的国有企业，也有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不少赫赫有名的外企也将总部落户于此；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微企业；既涵盖传统的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也涉足渐成气候的互联网、物流、科技产业，甚至一些全新的产业比如电子烟。
很难再找到一个与深圳气质类似的城市，能同时容纳如此多不同形态的企业，并且它们都有各自充裕的生存空间。正如一片广袤的森林，不仅有乔木、灌木、苔藓，还有猛兽、飞禽、昆虫，各得其所，蓬勃生长。
学界给“生物多样性”下的定义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越好，抵抗外界破坏和环境变迁的能力就越强。
套用这个概念，我们也许可以定义一下“企业多样性”：企业与环境形成的经济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经济过程的总和，包括资源、政策和创造力三个层次。企业多样性越丰富，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就越强，发展空间就越大。
40年来，深圳是如何从一块贫瘠之地，逐步变成企业多样性极其丰富的沃土？已经被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它，未来还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参天大树何以长成
在成长为参天大树之前，没有人能预知一株幼苗的命运。
1987年，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的任正非已经43岁了。在遭遇工作不顺后，他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从代理香港的交换机赚差价起步，华为开始自主做技术研发，不断开疆拓土，进军国际市场。
2013年，华为首超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爱立信。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5G技术更是引发世界瞩目。在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华为以7212亿元的营收排名第一。在8月10日《财富》最新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上，华为排名第49位。
比任正非大3岁的侯为贵，1985年被派往深圳创办内地与香港合资公司、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组装电话机。发现辛辛苦苦干一年才赚35万元，人均创收还不如一个修鞋的，于是第二年就成立了研究所，也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抓住了CDMA、小灵通和手机这三大机遇，中兴在通信市场表现抢眼。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联交所正式挂牌，标志着中国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在H股市场成功上市。2019年，中兴通讯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07.37亿元。
不是每个企业的创业人和创业史，都需要一个悲情的开头。
70后马化腾虽然在1998年才开始创建腾讯，但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的时代大潮。从做网上寻呼系统，到开通及时通信服务，再到QQ游戏的不断壮大、微信的异军突起以及在各领域的投资布局，二十年间，一个庞大的企鹅帝国已经成型。2018年，腾讯进行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全面转型“产业互联网”，以备战下一个20年。2019年全年腾讯营收3772.89亿元，净利润943.51亿元。在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的榜单上，名列第197位。
前浪奔涌，后浪不息。2006年，还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的汪滔创立了大疆，专门研发直升机飞控系统。从深圳莲花北村的民房里起步，从做航模卖配件过渡到完整无人机。2013年1月份发布“大疆精灵”之后，以其简洁易用的特性，迅速占领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处于垄断地位。2014年进军美国市场后，大疆依靠中国完整的工业链，以更低的价格、更高的技术水准，击败本土无人机巨头3D Robotics。而坐拥450亿身家的创始人汪滔，也成为了大家口中“中国最会赚钱的80后CEO”。
有意思的是，这4家公司都与粤海街道有关系：或发迹于此，或在此办公。在这片23.8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
过去10年，百度、阿里巴巴、小米等大公司纷纷把国际总部、研发中心设在这里，今日头条刚刚拿下粤海街道的地块建设大湾区总部。对深圳情有独钟的许家印，2017年也将恒大总部从广州搬进了粤海街道。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故事不只属于巨头。昔日一片烂泥塘的粤海街道有今日的辉煌，也只是深圳40年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深圳市累计共有商事主体340.6万户，其中企业213.7万户，个体户126.9万户。全市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53户，拥有企业159户，商事主体总量和创业密度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曾经出走的企业为何回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土地有限、矿产资源贫乏、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甚至连淡水都十分匮乏的深圳，各项生产要素并无明显优势。为什么这些企业还愿意选择来深圳？
海口市政协委员、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慧鹰的亲身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注解。
前段时间，袁慧鹰在深圳注册了一家公司。上午刚注册完，下午就接到了深圳市招商局的电话，告诉她因为在系统里看到她们在福田区注册了半导体公司，而福田区对半导体公司有政府补贴，麻烦她写一份商业计划书，看符合哪些补贴条件，由工作人员来协助申请。
听说袁慧鹰要考察办公室，政府工作人员立马开着公务车带她去看写字楼，一路上还详细介绍了相关优惠政策——福田区政府已从开发商手中购入写字楼作为政府物业，会根据企业的年产值、纳税额等指标，按照市场价的3折至7折租给企业。
袁慧鹰感慨，整个考察的过程让她切实感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五星级服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也让她感到敬佩。“他们对政策吃得特别透，几乎是问什么答什么。我和深圳市招商局一位处长交谈时，发现他对半导体行业了解得非常深入。”
更让袁慧鹰感到政府工作人员服务企业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的是，因为随口说了一句要到上海开公司上市的准备会议，那位处长马上热情地邀请她去深圳的创业板上市，并表示可以请深交所、券商和政府重点项目负责人来帮公司做上市前的分析辅导。
开办企业零成本；99.92%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94.05%的行政许可事项实现零跑动办理； 参保、公积金开户等“秒批”事项已达212个；全市95%以上个人事项和70%以上法人事项已实现掌上办理 …… “你从政府的办事速度，就能看出这座城市接纳创业者的诚意。”这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的感慨。
良好的营商环境，带来的效果也是显著的。7月29日，深圳市企业注册局最新出炉的商事登记数据显示，6月深圳市新登记商事主体53389户，同比增长31.5%，其中企业32658户，同比增长38.1%。1-6月深圳市新登记商事主体集中在第三产业，新登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17234户，同比上涨38.5%。不仅为“稳就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让深圳以GDP增速0.1%成为全国首个疫情后经济“转正”的一线城市。
深圳还有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成熟产业链，这也是“深圳制造”的比较优势。一个小案例是：前两年外迁到湖北的一家精密电子企业又回来了，原因很简单，在深圳一个配件2小时就能配齐，而在外省需要2个星期。
华强北无疑是深圳最受关注的一个地标。“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适应性强。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再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电子烟，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
以手机为例。目前，深圳手机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聚集了全球最密集、最完善的产业链。既有华为、中兴等世界级品牌，也有华星光电等著名产业关联公司，形成了全球手机“一站式”综合配套交易基地。发展过程中，整个产业链也从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开始，完成了从山寨模仿到自主研发、从国产品牌崛起到智能手机领跑的升级。
在这方面，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聚集作用不可估量，一家巨无霸企业就能带动大批企业。与之呼应的，深圳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也已经从某个单一产业转变到对整个产业链条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布局”。
如果说成立特区之初，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和相关的政策倾斜，让深圳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那么40年来，深圳又是靠什么赢得企业的青睐呢？
宏观层面，深圳有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有锚定高新技术产业的远见，有兼容并包的移民文化；微观层面，深圳有良好的市场氛围、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此外，在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权益保护等方面，深圳也做得更加出色。
新任务再出发
就像一个尖子生才会被老师叫去做更难的附加题，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2019年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而深圳的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毫无疑问，无论是40年间GDP增长近10000倍的发展成就，还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意识观念，深圳在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优秀的企业诞生于此，深圳已经形成了一种以企业为创新驱动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
回顾来路，深圳不是没有遭遇挫折，企业也曾外流。
从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但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
即使是这样，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基础雄厚的深圳还有许多“软实力”亟待提升。
一是缺少一流的大学，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二是缺乏创新型的金融体系；三是民生短板突出，比如基本教育供给不足，生活便利性、质量均偏低；四是国际化程度仍需继续加强。有分析认为，这些短板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优秀企业来深圳发展。
走过40年辉煌征程、一直引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定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去补齐这些缺陷，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