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不小可
《情深缘起》终于播完了。从开播时的四点几跌到了现在了3.2分。撑到最后一集（48），终于念了那句核心台词“我们回不去了”。
然后好像突然开了16倍速——曼桢（才？）被祝鸿才强奸，曼璐知道以后，一口老血喷在镜子上、地上、相框上，喷得哪儿哪儿都是：这么大的出血量估计是不行了。
然后曼桢几秒钟就把祝鸿才捆绑起来（有这个力气刚才为什么不使？），他惊恐的眼神也暗示了结局：
再然后曼桢一把火把房子烧了：“一场意外大火，烧掉了旧日的枷锁，埋葬了制造悲剧的旧世界，也让我浴火重生……我自由了。”
不过说它烂尾并不准确，毕竟这部“情深缘起”是“从头烂起”的。
现在大家不太讨论“刘嘉玲54岁能不能唱《茉莉花》”“郭晓冬打不打得过蒋欣”这种话题了，因为但凡看了超过两集的人都能发现——这烂片的锅可不能全甩给演员的年纪与身材。 故事一开头就给顾曼璐顾曼桢这对姐妹花立好了顽强的（跑偏）人设，掰都掰不回来那种——
曼璐是上海滩头牌花魁，有着一个舞女的充分自觉，打算在上海滩里摸爬滚打练就一身钢筋铁骨： 曼桢是自力更生的进步青年，家有势利老母与失足家姐仍不忘上进赚钱补贴家用，妥妥一个民国樊胜美：
这姐妹俩的生存逻辑彼此矛盾又缠斗不休：姐姐争当花魁乐此不疲，妹妹却一心一意劝她从良，内心潜台词就是这句：姐姐，拉紧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
张爱玲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送这位曼桢小姐五个大字：天真得可耻。
可怕的一段情节：曼璐怀孕的消息传到她金主爸爸的耳朵里，把这个黑社会老大一样的人物激动得差点没从楼梯上滚下来：终于有儿子继承香火了！——一个正当盛年的大佬居然没有三妻四妾排着队抢着替他生猴子，而要靠一个人老珠黄的临过气舞女来传宗接代——看到这里又不免想把“天真得可耻”五个大字裱起来送给编剧。 不过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当大佬赶去医院看望曼璐，对她又是体贴又是允诺照顾她一辈子的时候，曼璐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是当她得知大佬是为了她的肚子才这么做，作为一个身世多舛多番漂泊不是岸的舞小姐，她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终于靠孩子有了避风港”，而是好一通捶胸顿足：你居然是为了孩子才对我好！我怎么就这么贱！你给我滚！妹妹也来补刀：为什么女人生下来的孩子要别人养，我来养！
这对从1920年代直接穿越百年来到2020价值观的倔强姐妹花，真让人看得脑仁疼。她俩并肩走在街上，观众只见左边一朵红牡丹，右边一朵白莲花，这不是新版《半生缘》，分明是《红牡丹与白莲花》。
既然都这样魔改了，干吗还要花钱买版权呢？拍出来自己也知道跟《半生缘》八竿子打不着，临播才心虚地改名《情深缘起》。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一枝桃花。”（《红玫瑰与白玫瑰》）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倾城之恋》）合着《半生缘》里这么些金句还不够，张爱玲十八卷大全集都得搬过来摘了又抄是吧？
总结来说，这部剧通篇的情绪都像曼璐喷血或者曼璐自扇耳光一样浓烈：
这不是《半生缘》，这完全是《半生缘》的反面，因为，《半生缘》通篇其实就是四个字：
含蓄，克制。
《半生缘》里有张爱玲自己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半生缘》里有张爱玲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影子。张爱玲说自己是“竹节运”，好一节坏一节：“幼年四年一期，全凭我母亲的去来分界。”1948年，母亲再度出国，她和姑姑一起搬到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那会儿她的日子不好过——母亲又一次离她而去，归期未有期；第一段婚姻结束，只为她留下一堆污名，她很难以真名在杂志上继续发表文章，为谋生计，只好以“梁京”作笔名，开始创作新的长篇小说《十八春》，也就是《半生缘》的前身。书名来自“算得你年交十八春”——是算命的常用的批命词，张爱玲信命书，她自己在《怨女》里也写过一个穿着件旧熟罗长衫的算命瞎子，批命道：“算得你年交十四春，堂前定必丧慈亲。算得你年交十五春，无端又动红鸾星……”
在那个前路已断后路未明的1948年，张爱玲开始动笔写这个她以往小说中罕见的温情故事。从前落笔时对主角毫不留情的刻薄谐谑退场，代之以温柔敦厚的轻抚——《十八春》是张爱玲首次尝试写通俗小说，也是一次对她喜欢的作家张恨水的靠近。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从前没有，以后也不再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张爱玲在顾曼桢身上，代入了自己。“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这是《十八春》里，世钧漏夜替曼桢去树林，找回她的红绒线手套。在曼桢眼里，手套是自己用惯的最好，人也是属于自己的最好——她的“这么个脾气”的原型不是别人，正是张爱玲自己。（参看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有提到）
张爱玲曾在信中反问好友：“我写过的严肃的作品的主角有几个正面人物？”巧了，《十八春》里的曼桢就是这凤毛麟角——明知自己最可能的出路不过是和当时的大部分女孩子一样，做个“女结婚员”，她却非要自立自强，打着一份工，夜里还要出去替学生补习，挤电车挤得丝袜都破了。这份强韧的反叛命运的个性，也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她母亲从小给她的教育，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遗产不可靠，教育才可靠。1937年，张爱玲虚岁18，年交十八春，正站在“出嫁”还是“升学”的十字路口。常年消失的母亲专程回国，就是怕她爹为了省学费匆匆将她嫁人了事（因为父母离婚时附带了一个条款是父亲必须承担女儿将来的留学费用）。回国后，母亲为她报名参加伦敦大学在上海的考试，花大价钱请外国补习老师。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的第二天，张爱玲刚刚参加完初试，回家路上遇到大世界轰炸已经很恐怖了，谁知到家后还被父亲直接找借口软禁半年（忤逆继母是借口，不想让她跟母亲出国读书才是真正目的）。《十八春》里曼桢被祝鸿才强奸后囚禁到生产，也有张爱玲这段被父亲软禁半年、中间还得了疟疾差点死掉的影子。饶是阻力如此大，张爱玲后来还是逃出家门，再次参加招生考试，以远东区第一名考进伦敦大学，因为战事出不了国才改入香港大学。不但如此，曼桢和世钧的这段初恋，也有张爱玲本人的影子。1948年的她，经济拮据，前途未卜，众叛亲离，但是总算，还有一段新的爱情滋润——他就是后来出现在《小团圆》里的“燕山”。燕山的部分原型是导演桑弧，这个大家早就对号入座过了，但往往只联想到《小团圆》，没有想到，《半生缘》里也有桑弧的影子。
第一个提出沈世钧的个性来自桑弧的，是台湾张学研究者符立中。他说：“张爱玲在书信中对桑弧的描写，相守之情溢于纸面。她在创作《十八春》时用的‘梁京’这个笔名都还是桑弧取的，不问缘由就用——她向来以文才自负，居然肯用桑弧取名天天见报——而且桑弧黝黑，并无燕山令人侧目的美貌。她所爱他的，当然是相知相惜。加上桑弧电影所显现出来的性情，友人对他的评语，都以诚挚低调为底色。我个人相信：桑弧的性情行为，受想行识，早已灌输进沈世钧的文学生命。”写《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来自桑弧提议，这一点毫无疑问，张爱玲在与友人通信中写得清清楚楚：“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果然如符立中所言，是“不问缘由就用”，而且从头到尾张爱玲本人官方盖章认定的笔名也只有“梁京”一个。至于“张爱玲在书信中对桑弧的描写，相守之情溢于纸面”——我相信为了避免对他人的影响，这部分描写在书信集出版时已被尽数删去——1000页的书信集里提到桑弧的只有两三处，对外人只说公事（讨论《哀乐中年》的创作），不言其他。1980年代张爱玲在大陆再度红极一时，桑弧被问及她时也只说“并无交情”，这是两人的心照，都不想拿对方来标榜自己，也都不愿给对方惹麻烦。但我相信张爱玲曾在私人信件里有更多提及桑弧的地方，因为看到宋淇写了这一句：“此信内容，关于……和桑弧事都不足为外人道。当然你也没有别人可说。”
即使书信集中不见，毕竟《小团圆》里还留下了对“燕山”的深情：“她觉得她是找补了初恋，从前错过了的一个男孩子。”“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更重要的是，《小团圆》里还有一段，提到了邵之雍（胡兰成原型）读到《十八春》时的反应：“她战后陆续写的一个长篇小说的片段都堆在桌面上……‘这里面简直没有我嚜！’之雍睁大了眼睛，又是气又是笑的说。但是当然又补了一句：‘你写自己写得非常好。’”《十八春》里已经没有胡兰成，但是却有张爱玲全新的爱情底色：温柔敦厚，诚挚低调。
1947年底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的《太太万岁》公映
胡兰成从张爱玲桌上的稿子堆里读到了《十八春》的故事，那么桑弧有没有读到呢？显然也是肯定的。张爱玲在通信中提到：“平淡而近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写《半生缘》的时候桑弧就说我现在写的淡得使人没有印象。”可见，是读到了的。1950年，《十八春》在《亦报》上连载结束，出版了单行本。
1950年的《亦报》
张爱玲曾想给《半生缘》改一个小团圆结局
1967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当年改稿子不比现在，打开个文档就能着手修订——张只能将自己手头仅有的一本旧版《十八春》拆散了，插入添写的稿纸，寄给《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先在《皇冠》杂志连载，1969年出版单行本。
改动最大的是结尾，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有意思的是，张爱玲在信中把当年的《十八春》自贬为“本来是赚稿费用的作品”，而改写，是因为“此后不忍让他淹没了”。可见她对这个通俗小说里的故事始终有情。《十八春》改写后本来想起名叫《惘然记》——意思昭然若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最后没有用《惘然记》而是用《半生缘》，则主要出于销路考虑，“半生缘”终究比较俗气一点。但“惘然记”这个名字也没有丢掉，1983年又被她用来命名自己全新的文集。好玩的是，张爱玲改写《半生缘》的时候还有意识地跟自己撇清关系。她在信中说：“写《半生缘》的时候，我总叫他们吃面。因为我最不喜欢吃面，等于说明，我不是这样想。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喜欢《半生缘》，不过对它的态度与对别的作品始终不同。”“三个人一同出去吃饭，因为要节省时间，一人叫了一碗面，草草地吃完了，便向郊外走去。”“许太太到他房门外搬取她的一只煤球炉子，顺便叫了他一声：‘世钧！许伯伯要做黄鱼羹面呢，你也来吃！’”“世钧在父亲的病榻旁吃着那油腻腻的炒面，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凄梗的感觉。”而张爱玲自己不喜欢吃面也是有官宣的，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写到离开上海前在西湖楼外楼吃螃蟹面：“他家的螃蟹面的确是美昧，但是我也还是吃掉浇头，把汤滗干了就放下筷子，自己也觉得在大陆的情形下还这样暴殄天物，有点造孽。”刻意撇清小说角色和自己的关系，可能是不希望读者附会吧。祖师奶奶有灵，见到我在这里附会她大概也要生气，不过我仍然相信《半生缘》于她本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下半生与友人的通信中，她很少提到早期“传奇”时代的作品，提及最多的只有《倾城之恋》和《半生缘》。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的时候她着重修改了世钧曼桢重逢的场面，因为“以前就不满意”。又提到，世钧与曼桢那句著名的对白“我们回不去了”，来自于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名著《无处还乡》（You can’t go home again）。另外，张爱玲自己说过《半生缘》里两对男女的感情纠葛模板来自于另一位美国著名作家马昆（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M. Pulham）。后来有学者专门对照了两本书来读，结果发现两者竟然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张赴美后还见到了马昆，两人关系不错，马昆主动帮张介绍出版社。转眼2012年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普汉先生》，倒还特意印上张爱玲的头像来作推广，也是蛮好笑的。
但即使是在给《半生缘》写了全新的结尾之后，张爱玲也没有完全满意。在她的计划中，她还准备给《半生缘》写一个“重圆”的结局：“《半生缘》我直到最后都极希望要改为重圆，唯一的可能是叔惠翠芝结合，世钧回来人已不在。因为小说里一向的惯用手法，谁都知道绝对不会离婚，要吊人胃口非常难，只有完全翻案，来个出其不意。”读书信集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震惊——这么些年了，这么多读者都对世钧曼桢的“回不去”耿耿于怀，何曾想得到作家本人也在暗中谋划着让他们“小团圆”——多少年的日子就这么浪费了，但是至少……真是——多少年不见了？震惊的还在于，这不就是1997年版电影《半生缘》的结局？世钧出门去接叔惠，翠芝一个人留在家里等，没想到却把叔惠给等来了，那边厢，错过了叔惠的世钧倒在他家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曼桢……叔惠翠芝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劈情操，小饭馆里，世钧和曼桢又在说着些一生一世的话，影片到此戛然而止。当年我看电影时，何尝不是在心里默认世钧曼桢重修旧好，叔惠翠芝也破镜重圆？就当他们是各自撇下家属私奔了罢！照理说，1996年筹拍此片时的导演许鞍华完全没有可能看到张爱玲这封“希望要改为重圆”的私信——她虽然是张爱玲文学继承人宋以朗的姐姐的同学，但宋以朗也要在父母（也就是和张爱玲通信了40多年的宋淇夫妇）去世后许久才开始整理她的来信，1995年绝对没有可能展示给许鞍华看。
迄今为止最好的《半生缘》改编
张爱玲如果看了《情深缘起》会气死吗？
知道有这个“重圆”结局的存在，我整个人都好了，再也不计较《情深缘起》带给我的伤害。回答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张爱玲如果看了《情深缘起》会气死吗？——我想不会的，因为她对于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件事，从来就不抱什么希望。上世纪70年代，香港RTV（丽的电视台，亚视前身）是第一个出面买《半生缘》电视剧改编权的，出价美金500（后来提高到港币4000成交）。张爱玲本来对自己作品影视改编的意见是更倾向于拍电影，因为电视剧制作成本低的关系很难拍出好东西来。不过那一次，RTV刚从TVB挖了个节目主任过去，他属意要拍《半生缘》，张爱玲听宋淇介绍说此人是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又很有诚意，也就同意了——此人正是圈内鼎鼎大名的钟景辉。（1976年3月份《半生缘》在RTV开播，一共25集。如今已经看不到。）后来别的电视台再来谈《半生缘》电视版权，宋淇就直接婉拒，说“张女士原则上不愿作品改编成电视”，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是原则问题”。据宋淇分析，因为电视剧不比电影，通常粗制滥造，常有赶拍性质。“《半生缘》的上海味道，40年代的布景、服装如不像样，这么温吞吞的故事说不定也因收视率不佳而停演，岂不扫兴？看了电视的人不用花钱，程度较低，多半不会为了电视节目而去买原作看。”再者，“《半生缘》绝非情节戏，写的是细腻的感情。观众心目中的标准文艺片，但原则上不能更动情节，加油加酱编剧者，非此道高手不可……”看起来，这道理《情深缘起》一定不懂。生前，张爱玲还曾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假如《半生缘》拍电影，她觉得，“可由一人兼饰姊妹俩”。
“我也觉得我跟姐姐长得不像。反而外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姐妹。”
即使是拍成电影，张爱玲也不轻易将《半生缘》假手于人。1995年7月她写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有个叫王家卫的导演寄了录影带过来（《阿飞正传》）给她看，但张没有放映机看不了，“无从评价”，王说想拍《半生缘》（后来又据说是谭家明导演想拍，请王家卫代问），而张爱玲对此的反应是：“半生缘我不急于拍片，全看对方过去从影的绩效。……不知道你们可听见过（王家卫）这名字？”她要是知道自己珍视的作品最终交到了平庸创作者的手里被搓扁揉圆变得面目全非，会说什么呢？我猜，她只会说：“我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全都置之度外。”毕竟她这一生，早已见过太多自己小说改编的烂片了。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碾碎的是烂片，留下的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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