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童年：“虫草少年”上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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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波说
春天里的阿坝县，既漂亮，也危险。
从成都到阿坝县，开车9小时，半路下雪，我多花了一倍时间。
第二天下乡，车被冻住了，打不开门。这种情况，我也是头次遇到，于是向当地人求助。
当地人叫恩波，是位出租车司机。他给了两个解决方案：
方案A，等太阳出来，把冰晒化；方案B，打车，从县城到甲尔多乡，15公里，150元来回。
清晨的阿坝县零下6、7℃，路面结冰，牦牛走着都会劈叉，以我的车技，上了这种路，没有不翻的道理。
我选了B，花钱打车，比花钱修车住医院划算。
事后我觉得，其实这价不贵，15公里路，恩波开了一个小时，没坑我。
恩波说，阿坝这地方，生活节奏独特，三个季节在下雪，一个季节在挣钱。
5—8月，阿坝将迎来短暂暖季。蛰居已久的农牧民们，像候鸟一样，举家迁往隔壁的青海，到海拔更高的地方，之后几个月吃住在山上。5、6月挖虫草，7、8月挖贝母（以下统称挖草），9月天冷再回阿坝。
阿坝养活了无数虫草商人，“一斤虫草转手几次，卖回内地，一般的4万，顶级的要10多万。”
恩波说，听起来诱人吧？但，这钱并不好挣。
挣虫草钱，不光靠吃苦，也看运气。
在青海挖虫草，要花一笔不菲的“山头费”，才有入场资格。进去了，挣多挣少，或赔本回家，就看运气了。
“感觉和在云南赌石有点像。”我说。恩波点了点头，说，“我们这里的小孩，七八岁就跟爸妈上山了。”恩波说，“我小时也这样。”
恩波自认为吃不了苦，运气也差，所以选择了开出租。
虫草少年
甲尔多乡中心校校长泽尔丹说，恩波的话一点不夸张，“除了学前班，我们90%的孩子，都跟父母上山挖过草。”
早些年辍学率高，挖草是主因，“有的孩子去了，就不回来了。”
老师和名贵药材之间的生源争夺战，已持续多年。开学前后，是老师们最忙的时候，“全都去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去了。”
甲尔多乡向安村，一夜大雪后，男孩塔尔穷准备出门上学。
我说，你名字不好，发不了财，不如改成塔尔富。他反驳了我，说，藏人的名字，都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你去挖过草吗？”我问。
塔尔穷拨了拨炉膛的牛粪，腾起幽幽火光，回答我，“去过，两次了。”
塔尔穷，9岁，格向友谊村小二年级学生，挖草的老手。8岁的弟弟尕尔让，去年也跟着他，第一次上了山。
除了尕尔让，塔尔穷还有两个弟弟，6岁的甲央、5岁的旺白，每天在草原上追逐、打滚、撵牦牛。
挖草的季节，两个小弟会被寄养到亲戚家里，他们再大一两岁，也会跟家人一起去青海。
妈妈泽让吉，是这个五口之家的户主。这样的家庭结构，在高原不算少见。
泽让吉没上过学，不会汉语。她对儿子们的学习要求不高，能识字，学点汉语，将来可以和汉人做生意、交朋友就够了。
塔尔穷不喜欢挖草这份工作，到青海要坐7、8个小时车，他晕车。
虫草生长的地方，海拔四五千米，比家乡更高、更冷。住在山上的棚子里，四面漏风，吃不上热饭，睡不好觉，凌晨起，晚上归，弯腰伏地，一天下来，腰都要断了。
塔尔穷说，他喜欢念书，以后长大了，想当一名警察。
这些话，他没给妈妈讲过。他知道，要养活一家人，妈妈更辛苦。
不上学时，他会带着弟弟们，尽量帮妈妈多干点活。
“他学习很不错，适合读书”，“好好读，说不定以后能出去上大学。”家访时，老师们说。
老师轮番说了塔尔穷不少好话，这让泽让吉觉得，儿子们的未来，似乎还有一些更好的选项。
“我想他们长大了，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医生。”在泽让吉看来，这都是体面的职业。她给老师承诺，只要儿子好好学，她会把他们供上大学。
她说，挖虫草时，儿子可以留在学校，只在暑假时带他挖贝母。
塔尔穷上学记
常年生活在平地的人，对“地广人稀”这个词，很难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阿坝县人口约8万，却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地盘（约等于0.7个成都市），大小村庄，如稀疏的星辰散布在雪原上。
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里，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都是危险又漫长的旅程。
前年，塔尔穷到上学年龄了。
泽让吉打算送他到乡中心校念书，但她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从家里走到乡上，翻山绕近路，单程也要走2小时。
另一个办法，先送他念村小。在村小读完二年级，到10岁了，再去中心校住校。
高原孩子的童年很短暂，10岁，就算长大了，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甲尔多乡格向友谊村小，位于格玉村和向安村之间。
学校是一个小院，五间房，幼儿班加一二年级，共四个班。条件比中心校差很多，好在离家近，走路只要十多分钟。
泽让吉记忆里，村小存在至少有20年时间了。那曾是一排破旧的小木屋，校长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喇嘛，不上课时，常提着一个大口袋，在学校周围捡牛粪。
几年前，喇嘛校长退休了，泽让吉再没见过他。
偶尔会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来自成都或其它地方，给孩子们带来了书本、衣服和文具，为他们翻建了校舍，建起了食堂。
早安，雪原村小
穿过积雪的草原、结冰的道路，有的步行，有的搭父亲的摩托车…早晨，孩子们陆陆续续出现在村小门口。
最近大雪，路途艰难，每天到校学生数量都不一样，多的时候100来个，少时有80多个。
被高原紫外线刺伤的红色脸蛋、两道摇摇欲坠的鼻涕，长着冻疮的耳朵和手背，这是一个高原孩子的标准画像。
出门前，孩子们喜欢带个饮料瓶，也可能只是个止咳糖浆瓶子，灌了热水，用来暖手和解渴。
这种瓶子的保温时间很短，没到学校，就在路上凉透了。
趁还没上课，我在教室门口拦住几个孩子，和他们聊了会儿天。
东尕姐，10岁，她说，她去青海挖过两次贝母。
“你喜欢挖贝母吗？”我问。
“喜欢。”她说。
老师说，“不用怕，说心里话。”
“不喜欢。”
“不喜欢挖贝母，那你以后喜欢做什么？”
“我想当老师。”
托吉措，9岁，胆子和她的身材一样瘦小，一紧张就说不出话。
和东尕姐一样，托吉措也去过两次青海了。她也不喜欢青海，因为“太远了。”在山上搭棚子住，让她觉得害怕。
我问，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托吉措误解了“理想”的含义。她说，她想要一件冬天穿的棉衣，“山上（青海）太冷了。”
虫草和贝母，生长在4、5千米的高原之上、雪地之下，因为产量稀少而价格昂贵。
少有人知道，这些富裕阶层的滋补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粗糙的小手，从土里刨出来的。
上课
上课铃响起，孩子们走进教室。我跟了进去，里面温度并不比外面高。学校断煤一段时间了，“上学期最后两周，我们就没煤烧了。”
窗边的暖炉熄火了，一旁的纸箱里，仅有的一点燃料，废纸、树枝和牛粪，此时也见底了。
教室里，孩子们吸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
老师仁真卓玛把门窗关得严丝合缝，裹紧了衣服和头巾，开始给幼儿大班的孩子上课。
学校原本有4间教室，幼儿大班、小班，一、二年级各一个。前段时间新来两位老师，住不下了，就把其中一间小教室改成了女教师宿舍。
少了一个教室，大小班的孩子只能挤在一起上课。
大班孩子在做听写作业，小班孩子在教室后面的小凳上，手揣在兜里，端正地坐着，盯着前面孩子的后背发呆。
我的出现，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偷偷打量这个外来者。
尽管对我好奇，但没有人说话。礼貌和纪律，是他们在这里学会的第一门课。
仁真卓玛是新来的老师之一。此前5年，她在若尔盖一所条件更好的中心校教书。
和她一起到格向村小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尼美罗周、王秀泽仁。仁真卓玛上课时，哥哥带着弟弟，在宿舍的门口，打望着外面飘雪的天空。
下课，仁真卓玛到水池旁淘米，抽空为两个孩子做饭。
她说，今天这天气，已经算暖和了，“冬天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常把自来水都冻住。”
26岁的旦白，是格向村小六位代课老师之一，教体育和音乐。
他坦白，其实他不会乐器，也看不懂五线谱，但大家都说他唱歌好听，“上课嘛，我就教孩子们唱歌。”
教师办公室，一个十来平的房间，一张帘子，从中间把它隔成两半。
帘子这边，是办公室、教师厨房、广播室和会客厅。另一边，是三位男老师的宿舍。
旦白曾经是村小的学生，“那时学校条件更差，只有几间破房子，也没有围墙、厕所、厨房。”午饭是家里带的糌粑和血肠，天气一冷，就硬得咬不动，把他胃都吃坏了。
“下课，喇嘛校长就带我们去捡牛粪，给大家烧开水、取暖。”
旦白职高毕业回来时，校长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还舍不得走，他怕走了，这里的孩子就没人管了。
旦白说，“我给他说，我就留在这里吧。”
这是卓玛在村小当代课老师的第7年。
2012年，来格向村小报当代课老师时，卓玛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工资一千多元，在阿坝县，那也是很低的水平。
卓玛说，早些年，一到挖草季，大人都走了，孩子就留给了老师，“我们不光是老师，也当爸妈。”
卓玛决定留下来了，“我那时二十来岁，我想，我的路还长，不当老师了，还可以去打工、讨生活，能多带他们几年，就多几年吧。”
7年后，卓玛结了婚，从一个少女变成了母亲。打工、讨生活的念头也淡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再离开了。
卓玛的微信昵称，叫“佛祖的宠儿”。她说，人活着，应该有一颗慈悲的心。
“多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孤儿家庭在高原很常见。”代课老师德旺措，以自己的家庭为例，她的姐姐、姐夫已经不在了，留下5个女儿，和德旺措一家生活。
“在这些孩子眼里，老师就是他们的爸妈。”
我和老师们说话时，东周吉老人驮着一口袋干牛粪，走进学校，卸在厨房旁的煤仓里。
东周吉是格玉村村民，她的孙女东尕姐、达嘎，孙子求让在村小念书。
她听说学校用不上煤，怕孩子和老师吃苦受冻，隔三差五给学校送点燃料来。
围墙
体育课，旦白带孩子们跑了会儿步、练了列队，解散了队伍。
“以前我们有一个篮球架，可以带他们打篮球，现在篮板烂了，架子倒了，打不成了。”
孩子们自由活动，旦白打量着操场外白茫茫的草原。
白色的雪地里，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是一只流浪狗。
草原上流浪狗，常在学校周围聚集，天气暖和后，还会越来越多。流浪狗袭击孩子的事件偶有发生，有时在学校，有时在上下学路上。
旦白想修一个围墙，把操场围起来。“那样狗就进不来了。”但修围墙很花钱，现在还不现实。
扎姆吉是流浪狗的受害者之一，她鼻梁上那道浅浅的疤痕，来自一起流浪狗袭击事件——这是她身上最轻微的伤口。
受伤最严重的部位，是她的后脑，头皮连头发被扯掉一块，之后没有再长头发。
“几只狗一起咬她，脑袋、胳膊、腿全咬伤了，我们把她救出来时，她衣服都被血浸透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扎姆吉才回到学校。，“她回来后，性格内向了，胆子也小了，提到狗就害怕。”卓玛说，她一想起这件事就内疚。
“平时孩子们玩耍，老师都会在旁边看着。”她说，“扎姆吉被咬时，正好是中午休息，老师们都在吃饭。”
卓玛说，课间休息，砸石堆是孩子们最常玩的的游戏，在平地垒起一堆石头，站几米开外，比赛谁砸得更准。
扎姆吉就是玩游戏时被袭击的，她抛石块的动作，激怒了旁边的狗群。
（资料图片，摄2015年）
华尔丹，另一起流浪狗伤人事件的受害者。
“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狗追上时，另外两个小朋友跑掉了，他跑得慢，就被扑翻了。”
“狗一扑上来，先他下颚咬伤了，只差一点就咬到脖子。”
华尔丹挣扎着要跑，狗拖住他的大腿，隔着裤子，撕开了一个口子。
老师们很多次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石头，“一是怕引来流浪狗，二是怕他们伤到自己。”
但除了石头和一些体育器材，孩子们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玩具了。
一群惊慌失措的孩子，拥着一个男孩跑向老师。
卓玛担心的场景还是出现了，男孩砸伤了鼻子，弯下腰，鼻血滴滴答答流了一地。
卓玛说，“孩子们如果能有一些玩具，就不用玩石头了，小班的孩子上课，也不会那么无聊。”
比赛
我想起背包里还有一个布偶，几支卡通铅笔，准备送给孩子们。
旦白拦住我悄悄说，不能这样，玩具只有几个，分不均，没拿到的孩子会不开心的。
他组织了一次跑步比赛，把它们作为奖品发放，以示公平。这次比赛，全校孩子都参加了。
获胜者里，我又见到了塔尔穷。
塔尔穷赢了一支卡通铅笔，他很高兴。我说，下次来，可以再给他带点别的。
塔尔穷说，他想要个“抓球”。我没听懂。旦白给我翻译，他的意思是，想要一个足球。
8岁的仁真多杰，希望我下次来时，给他带一个篮球。
他很快又改变了主意，问，篮球可不可以换成飞机？
这一下午，直到我离开前，他找了我很多次，在两个选择间左右动摇，到最后，我也没有记住他到底想要啥。
8岁的择华甲，拿到了大奖，一只长颈鹿布偶。
他成了全校孩子围观的焦点和嫉妒的对象，站在人生的风口浪尖，他紧张得手足无措。
择华甲说，之前，他唯一的玩具是一个气球。他怕弄坏了，没舍得带到学校来。
5岁的泽华罗日，输掉了刚刚的比赛，他显得很伤心。他说，他想要一个小汽车，能上电池的那一种。
5岁的杨秀杰，想要一个公主洋娃娃。
“哪个公主？”我问。她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被狗咬过的女孩扎姆吉，她想要一根跳绳。
5岁的和西甲，在同学怂恿下，鼓起胆子来到我面前，他说，他想要一个摩托车，“很小的那种就可以。”
10岁的杰兰木措，想要一个芭比娃娃，跟电视里的一样。如果没有芭比娃娃，就换成兔子玩偶。
孩子们说着自己的心愿，一边认真地看我把它们记在本子上，然后排着队，挨个对我说，“谢谢叔叔。”
午餐
午饭，只有一个菜，牦牛肉烧卷心白，这属于国家营养午餐计划，免费。
对不少来自困难家庭的孩子来说，学校每天的免费午餐，可能是他们一天中吃得味道最好的一顿。
一个孩子端着饭盆，开心地从我面前路过。
2015年夏天，为了帮甲尔多乡中心校募捐电脑教室，我曾路过格向村小，当时也是午饭时间，我拍了这样一组照片。
那时的格向村小还没食堂，孩子们席地而坐，在地上吃饭。
卓玛说，这些年，在政府的关心，和爱心人士帮助下，村小的条件也在慢慢变好。
“最开始我们连厨房都没有，孩子们中午只能吃冷食”、“后来我们有了炉子，可以烧水，就给孩子们泡方便面吃。”
“再后来，我们有了厨房，他们总算是能吃上热饭了。”
2015年，这组照片在腾讯大成网上出现后，很快有爱心人士找到了学校，给孩子们建起了食堂。
就这样，孩子们有了一个有顶的餐厅、一张干净的餐桌。
食堂一分为二，一半放餐桌，一半当了仓库，堆放着拔河绳、皮球、标枪、毽子和垫子等体育器材。
这些东西一部分来自中心校，一部分是爱心人士捐赠。孩子们年龄小，除了皮球，很多器材还不能玩。
教室办公室，老师们也开始吃午餐，桌子上摆放的，是由面粉（或青稞面）做成的，类似油条的干粮。
这是老师从家里带来的，一次可以吃一个星期。大概是放太久的缘故，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变得很糟糕，韧性十足，难以嚼烂。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我，旦白又煮了一块牦牛肉。
肉短暂地在锅里滚了一圈后，旦白把它捞起来，递给我一把小刀，示意我切着吃。
我切开，里面是鲜红的肉，凝着血水。出于礼貌，我削了一块，嚼不烂，也吞不下去。
旦白说，这是高原吃肉的风格，这样吃，才有肉味。但在亲自尝过后，他也承认了，确实还差点火候。
卓玛说，再过一个多月，一年一度的虫草季又要来了。
这段时间老师们频频家访，“多数家长都说，放暑假前，不带孩子去挖草。”但这并没有减轻她的焦虑。
“我很担心，到时候教室里，还能剩多少孩子。”
“有时我也烦恼，如果我们教得再好一点，家长也能更支持我们一些。”
卓玛是汉语老师，“但我的汉语，也是中学才开始学习的。”她用汉语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听不懂，讲着讲着，又变成藏语教学了。
她非常渴望，我能帮她找一位汉语流利的支教老师，“最好是女老师，女老师宿舍挤一挤，还能再住一位。”
雪中送炭
下午，草原的积雪化了。学校旁的草地上，牦牛伏下头，啜饮低洼处的融水。
一辆货车开进了村小，从甲尔多乡中心校送出的煤炭到了。
煤不多，大约只有一吨，却是实实在在的雪中送炭，让教室里的暖炉，和孩子们的心情，都燃了起来。
寒冷的季节，终于快过去了。
下午4点半，放学时间，空中又飘起了雪花，天气预报说，晚上还会有大雪。
回家的路还很远，临别前，老师给孩子们检查衣服，围巾，叮嘱路上注意安全，避开流浪狗和汽车。
离家更远的孩子，家长们已经骑着摩托车在校外等候。这辆摩托车的前灯已经不见了，留下了新鲜的撞痕，看来这一路并不平安。
泽尔丹抱住孩子，把他扶上车去。
随着摩托车声远去，格向友谊村小又恢复了安静。
塔尔穷和尕尔让一前一后，走在回家路上。
旁边的小河已经解冻，积雪正在褪去，褐黄色的草原上，只留下零星的白色。再过一段时间，天气转暖，妈妈又该去青海了。不同的是，这次，将是她一个人去。
聊到这个话题，塔尔穷不说话了。我们又走了一阵，他说：
“等我们放假了，就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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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个暖手器；（注：预算为100人份，10人份备用，下同）
2、2吨无烟煤；
3、110件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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